Normal view

There are new articles available, click to refresh the page.
Today — 17 September 2025Reading

在世界游荡的女性20:Solo trip意大利:与艺术和建筑安全地共情了

为全球华人游荡者提供解决方案的平台:游荡者(www.youdangzhe.com)
这世界的辽阔和美好,游荡者知道。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欢迎联系客服邮箱wanderservice2024@outlook.com.

【和放学以后永不失联】订阅放学以后的Newsletter,每周三收到我们发出的信号:afterschool2021.substack.com 点击链接输入自己的邮箱即可(订阅后如果收不到注意查看垃圾邮箱)。如需查看往期内容,打开任一期你收到的邮件,选择右上角open online,就可以回溯放学以后之前发的所有邮件,或谷歌搜索afterschool2021substack查看。

截至目前,放学以后Newsletter专题系列如下:“在世界游荡的女性”系列、“女性解放指南”系列、“女性浪漫,往复信笺”系列、莫不谷游荡口袋书《做一个蓄意的游荡者》系列、“莫胡说”系列”《创作者手册:从播客开始说起》,播客系列和日常更新等。

大家好,本期放学以后信号塔由还在英国的霸王花木兰和荷兰的朋友茶茶共同轮值。先预告一下第57期播客《在经济下行期一起共读:感受微光抵抗石化》将于9月24日下周三北京时间零点更新,敬请期待!

这周日周一我休息,应剑桥听友的提议和邀请,我从莱斯特坐火车去剑桥游览了两日,除了最负盛名的剑桥大学,剑桥本身在温带海洋性气候影响下,就是一个郁郁葱葱的绿色小城,秋天逐渐变黄的橡树叶随风旋转起舞,长得酷似板栗实则有毒的马栗掉落街头满地,垂到地面的柳树随风时而轻柔时而猛烈摇摆,完全就是《哈利波特》里打人柳的原型。

我喜欢在田野林间散步,和听友一起发现免费疯长的野杏、山楂,黑莓,一起畅聊彼此的故事,交流观点和想法,再一起去剑桥河边散步,看游船穿过康河,晒一会偶尔出现的阳光,吹一会猛烈凉爽的秋风,淋一场急来急走的小雨,感受一下英国生活的日常。英国有着与荷兰一样的气候,人们喜欢打理美丽的花园,有时会分不清是在荷兰还是在英国,一些细节相同之处实在令人亲切熟悉,然而你看那些古朴的哥特风格的乡间小屋,就会清楚地知道,这是在英国。离开西班牙时我还在过阳光灿烂炎热尚未退却的夏天,所以对于英国的秋天,大风,凉爽,阴冷,时不时的下雨,我乐于体验,敞开怀抱迎接。

而茶茶去意大利时正值炎热的夏季,那时我也在考虑是否加入茶茶的行程,一起探索我尚未去过的威尼斯和弗洛伦萨。由于我在6月就已经被西班牙热到,7月又在米兰晒了几天,向热夏投降的我和茶茶分享,这个时间可能会太热,多注意防晒和补水。没想到茶茶不仅独自出发,还在游荡途中享受solo trip,结束行程没多久便发来了她的这篇游荡之旅。看完文章的我想说,别管天气热不热,别管有没有同行人,就去做你想做的事,去你还有热情和兴趣的地方,Follow your heart and enjoy yourself。

下面是茶茶的意大利solo trip游荡之旅,祝大家阅读愉快。

(游览剑桥时看到这句slogn:enjoy a big bold beautiful journey)

写在前面:

在突发奇想去意大利旅游的时候我正好处在burnout的爆发期里:已经被工作消磨了所有的意志,又因为搬新房一切都需要添置和维修,又因为家门口修路,很多东西都无法顺利送进我家,快递丢失,热水器反复故障,一切都把我往崩溃的路上逼,甚至对朋友聚餐和跳舞都失去了热情。

就像过敏需要远离过敏源一样,在欧洲的度假季,我决定推自己一把,完全从工作和日常生活里抽离,去另一个地方放空。

作为一个历史八卦和人文景点爱好者,决定去意大利是水到渠成的决定:雕塑、油画、建筑和历史积淀足够我忘记蝇营狗苟的一切。

没有找到同行者,我就一个人上路了。出发前在小红书被很多帖子吓到,但在去过意大利的女性朋友的鼓励下,我还是出发了!

事实证明:胆大心细的人享受世界。这是不变真理。有同伴当然很好,但如果有一个很想去的地方却没找到同伴,solo trip也不用害怕。

Solo trip意大利:与艺术和建筑安全地共情了

8月中下旬去了一周威尼斯+佛罗伦萨,然后我知道我完了。

不仅仅是意大利的美食和美景治愈了我,我也没想到能在这里完成一场充分地、安全地打开自己的心,接纳美学的洗礼。

我的航班是从荷兰埃因霍温早上10点出发去威尼斯的,很感激莫不谷收留了我一晚,得以顺利赶上航班(因为从我家去埃因霍温机场中间的铁路出发前一周出了毛病,经常无故取消火车)。

落地威尼斯,它立刻用炽热的阳光和蔚蓝的泻湖迎接了我:好晒!

(住宿房间的窗外)

千百根木桩支撑起的威尼斯岛像一块海上的浮萍,托举着凝固了的旧梦。

在这之前,我对意大利的印象是:宗教与世俗权力媾和,人是被绑架的牺牲品。但现实是:意大利在19世纪才完成了统一,在那之前,威尼斯是个共和国,实行的是贵族寡头政治。总督宫、圣洛克大会堂和威尼斯画派颠覆了我的刻板印象:在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国家里,他们想尽了办法实现(贵族之间的)权力平衡,还把宗教的干预关在门外,并且强调人的重要性。

(在圣洛克大会堂的大厅里,各种行业的工匠的雕刻绕了大厅一周,意思是国家的基石是由平民阶层铸就的)

总督宫和圣洛克大会堂的雕塑和绘画并不是为了纯装饰而作的,而是出于有目的的考量:富庶并不是由神赐予的,而是人创造的。我们敬神,是因为神赐予了我们力量去创造。

总督宫:但神最好别来管我们做事。

圣洛克大会堂:我们为威尼斯的工匠自豪。

威尼斯画派:神不神的,神活着的时候不也和人活在一起吗?

(总督宫大厅,丁托列托画的《天堂》,22米*9米。他画了几十年,颈椎都变形了,我不敢想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天顶上,是神为威尼斯女神加冕。是的,不是为哪一任总督或者主教,而是为威尼斯加冕。他们真的很为自己自豪。)

(总督宫的秘密投信口,可以跨级告密同事领导,但如果调查到头发现是诬告,就等着走叹息桥吧。于是没人敢诬告。

(大厅天花板上有一圈是历代总督的肖像。这块黑布画在这里意思是这一任总督因为想搞君主制被驱逐了,是威尼斯共和制度的敌人。威尼斯没有把它作为羞耻掩盖,而是大方把这件事展示出来。)

(这张画叫做《利未家的晚餐》,其实就是最后的晚餐,教堂托维罗内塞画的时候就说要放教堂里当教堂画的。一般的教堂画都很神圣,像丁托列托的《天堂》那种气质,但维罗内塞就不:明明是吃晚餐,又不是吃断头饭,哪有这么多庄严呢?于是在他的画上就出现了:狗,异教徒,黑人侍从,和楼后面的围观群众。教堂人员一看就疯了,叫维罗内塞改。但艺术家就不,只改了名字,不再叫最后的晚餐了,于是这画一点儿没改。不过不知道他最后收到了甲方的尾款没有。维罗内塞:人就是人啊,要画得有人气才行。宗教神圣?耶稣脑袋后面不是在发光了吗?)

在威尼斯的三天有无数的时刻,我好像能听见这个城市在说话。我知道这源于我自己的感受融合了一些想象,但有一天我在旅馆的天台上,看着夕阳打在砖红色屋顶的城市上,一个念头划过脑海:文艺复兴的时候,夕阳也是这么落下来的吧。只是那时候,丁托列托还在总督宫里对着墙画《天堂》,隔壁走廊第二个厅里,黑袍的议员还没停止密谋,几条巷子之外,金匠才要收起里亚托桥上的摊子。好普通的一天,普通到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的永恒在未来没有继续存在:教会衰落了,共和亡了。只剩下石头和油画默默无言。

那我们呢?我们的普通将如何湮灭?

然后我就在天台上默默哭了一下。

(那天在天台上看的日落)

佛罗伦萨比起威尼斯则承载了更多的故事。它太丰富了,以至于不管从哪个视角去看它,都是一场盛宴。从美第奇家族的角度,这是家族起源、兴盛和埋葬的故乡,把佛罗伦萨共和国变成了他们自己的舞台:暗杀,密道,权谋,不一而足;从艺术的角度,这座城市拥有过太多艺术家、工匠和科学家,在这里繁荣,在这里痛苦。

我提前一个月抢到了进入米开朗琪罗地下工作间的导览票。工作间在美第奇家族墓地的一间很小的地下室里。入口非常狭窄,室内不足10平米,两个很小的窗,在他工作的那个年代面对的是对面楼的墙:封闭、狭小、阴暗。他的炭笔素描直接画在墙上。

(这些草稿是他为了自己的雕塑画的。他画这些的时候,城外在爆发黑死病,而他自己,作为美第奇家族的背叛者却又被他们聘为家族圣堂的雕塑师,在这里一工作就是好几年。死亡的恐惧、恶劣的工作环境萦绕着他创作的所有时刻。而他把自己倾注在炭笔和凿子里,一下一下刻出自己生命的火焰。我相信他是真的因为知道自己的生命只能这样表达,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即使得不到亲人的认可,他也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其实我到佛罗伦萨的第一天是去爬的乔托钟楼,看了圣母百花大教堂。乔托钟楼好难爬啊,141级台阶,没有空调,又闷又暗又狭窄,很难爬。爬到顶的时候,我问Chatgpt:

-以前的人要敲钟也要这样爬上来吗?

-对,天天这样爬,一天好几次。

-很陡诶,还没有扶手,摔下去很容易死的。

-对,但这就是中世纪的生活。受苦首先是没办法,其次是很习惯,如果死了,就是死了。

(钟楼的阶梯是环绕型的,绕着钟楼外围一圈一圈爬上去,除了三个平台之外,只有手掌大小的透气窗,所以非常暗和闷。敲钟人或者维修员每天都要爬上爬下,我只能说佩服。)

(圣母百花大教堂最有名的穹顶,是靠那种木头架子搭到100多米高,再把工具一层层递上去修的。在这之前,设计师布鲁内斯基还用实木先搭了模型去招标。施工之前还花了好几年先发明了把工具运到高处的“升降机”。而穹顶壁画《最后的审判》是盖好后瓦萨里踩着悬挂的木板,爬上几十米高的脚手架,仰着头一点点画出来的。又是一名颈椎病受害者,但命大并没有出意外。这种高空作业出意外的比例太高了。)

一个我一直忽视的事实:在有现代卫生概念和工具代劳之前,人是那么地脆弱,生死是那么常见的、轻易的一瞬间。可能今天喝了一瓢河水,晚上就因为得了痢疾去世。所以他们才会依赖信仰来抵御生命无常的冲击,消解短暂的生命在这世上一闪而过却什么也没有留下的无意义感,需要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抬头看到教堂的尖顶,知道自己是被原谅和眷顾的救赎和宽慰,在黑暗无望的生活里,相信有一种力量能引领你继续前行。

PS:信仰是信仰,教会是教会。

在佛罗伦萨也呆了三天,临走前的最后一个白天,我去了圣十字殿堂——埋葬米开朗琪罗,马基雅维利,伽利略和其他名人的地方。对,他们都是佛罗伦萨人,但除了米开朗琪罗有遗嘱说自己想埋葬在佛罗伦萨,其他都没有留下遗愿想埋骨何处。

那天佛罗伦萨天气很好,早晨的阳光照着教堂庭院,一派托斯卡纳夏日的气息。主殿的大理石还很凉,我问Chatgpt,他们会开心自己埋在这里吗?gpt也说不上来。我在看过教堂角落里,伽利略最初的墓之后又回到了他在主殿的墓碑前:有天使和圣人环绕着他,还有守护和纪念的女神雕像。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高兴自己被埋在这,尤其是他一生都和教会闹得很不愉快,到死都没有被承认。对他的加荣他并不知道,哪怕是迟来的道歉他也收不到。这样的“纪念”不过是做给活人看的,是要拿他的痛苦和成就为这座城市贴金的,就好像他们从来都会嘉奖提出异议、坚持真理的人一样。真的很讽刺。

伽利略最初的墓是这样的,非常简单,和主殿的华丽对比明显

主殿外的过道上有一个女性的墓碑。没有铭文,什么都没有,就这样放在走廊里。特地查了chatgpt才知道了一点她的情况:

Giovanna Zampieri Altemps,19世纪意大利贵族女性,佛罗伦萨名门,嫁给了罗马名门Altemps。墓碑正中下方的刻文出自《雅歌》2:10,“起来吧,我的爱人,快来吧。”

她好像一个仙女飘然离尘世而去。活过,但世间再也没有她的踪迹。

当天晚上回到荷兰的家里也还久久无法平静。两个城市毫不吝惜地把美学和历史拍在了我脸上。我很懵,落不了地,并且确定了一件事:我一定还会回去。

最后附上美第奇最后的继承人,安娜玛丽亚路易莎的雕像照片。是她的遗愿要把所有收藏品和宫殿作为博物馆对大众展出并要求它们永远留在佛罗伦萨。没有她就没有今天能看到的一切。

谢谢她成就了我旅行的幸福。

女性去世界游荡,不仅拓宽了自己生活可能性的边界,也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女性朋友行动的勇气和力量。如果有正在世界游荡的女性朋友想分享自己的体验,加入到“在世界游荡的女性”系列创作中,欢迎来信给我们的邮箱 afterschool2021@126.com !也欢迎在游荡者平台(www.youdangzhe.com)多多分享,多多创作!

在世界游荡的女性19:十日入埃及记,我体会到的割裂感更加真实

在世界游荡的女性18:女子游荡天团,重新定义春晚!

在世界游荡的女性17: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也可以靠『你是你』这件事情游荡世界

在世界游荡的女性16:在美国看见的伊拉克女性

在世界游荡的女性15:游荡的十年,是理想的十年

在世界游荡的女性14:一趟寻找美食与欢愉之旅

在世界游荡的女性12:在游荡的途中和偶遇的同路人畅聊

在世界游荡的女性11:在芬兰,在北欧,崭新的,美好的,冷冽的,热气腾腾的,和阴魂未散的

在世界游荡的女性10:埃及,普吉和夜郎活在21世纪

在世界游荡的女性9:莫不谷的滔滔生活和金龟换酒

在世界游荡的女性8:热烈的海岛和女性在这个世界的“归属”

世界游荡的女性7:一次济州岛之行意外引发的觉醒、凝固和群体讨论

在世界游荡的女性6:脱离长期生活的环境,才能有机会感知自我

在世界游荡的女性5: 人和动物还可以这么活

在世界游荡的女性4: 霸王花和莫不谷从巴黎发给你的10张明信片

在世界游荡的女性3:不再成为国家的受害者

在世界游荡的女性2: Run了就能脱离有限游戏吗?

在世界游荡的女性1:她从墨尔本的来信和我在阿姆斯特丹的回信

为全球华人游荡者提供解决方案的平台:游荡者(www.youdangzhe.com)
这世界的辽阔和美好,游荡者知道。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欢迎联系客服邮箱wanderservice2024@outlook.com.

【放学以后文章&书籍&其它】

解锁放学以后《创作者手册:从播客开始说起》:https://afdian.com/item/ffcd59481b9411ee882652540025c377

解锁莫不谷《做一个“蓄意”的游荡者》口袋书:
爱发电:https://afdian.com/item/62244492ae8611ee91185254001e7c00微信公众号:《放学以后After school》(提示安卓用户可下载“爱发电”app,苹果用户可把爱发电主页添加至手机桌面来使用,目前爱发电未上线苹果商店)

Newsletter订阅链接:https://afterschool2021.substack.com/(需科学/上 网)

联系邮箱:afterschool2021@126.com (投稿来信及合作洽谈)

为全球华人游荡者提供解决方案的平台:游荡者(www.youdangzhe.com)

小红书:游荡者的日常

同名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afterschool2021

同名微信公众号:放学以后after school

欢迎并感谢大家在爱发电平台为我们的创作发电:https://afdian.com/a/afterschool

播客收听平台:【国内】苹果播客(请科学/上网)、爱发电、汽水儿、荔枝、网易云、小宇宙、喜马拉雅、、QQ音乐;
【海外】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nipd、Overcast、Castbox、Amazon Music、Pocket Casts、Stitcher、Radio Public、Wordpress

Yesterday — 16 September 2025Reading

MP Materials, Intel, and Sovereign Wealth Funds

16 September 2025 at 19:10

We have a ChinaTalk meetup this coming Thursday in SF. Sign up here if you can make it!


Uncle Sam is taking a bite out of companies left and right. Today, we’re going to focus on MP Materials —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nswer to China’s restrictions on rare earth material exports to America.

To discuss, ChinaTalk interviewed Daleep Singh, former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ow with PGIN; Arnab Datta, currently at Employ America and IFP; and Peter Harrell, former Biden official and host of the excellent new Security Economics podcast.

Today, our conversation covers:

  • How China achieved rare earth dominance,

  • The history of rare earth mining and refinement in the US,

  • What the MP Materials and Intel deals do, and whether they can succeed,

  • The key ingredients for successful industrial policy and imagining a sovereign wealth fund.

Listen now on your favorite podcast app.

Broken Markets

Jordan Schneider: Why do deals like MP Materials even need to happen in the first place?

Daleep Singh: Critical minerals markets are broken for three main reasons.

First, there’s concentrated market power. China refines 70 to 90% of most minerals that we need to power clean energy,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defense systems. They have enormous market power — not just over supply, but also pricing, standards, and logistics. No market can be resilient if one player dominates the entire market ecosystem.

Second, there’s extreme price volatility. Prices for minerals like lithium, nickel, or rare earths swing far more violently than oil and gas. For producers, this creates asymmetric risk — if you undersupply the market, you may lose some profit. If you oversupply, you may go bust. That asymmetry deters the investment we need to expand supply when quantities are low and prices are high, preventing the market from clearing.

The third problem is that we don’t really have market infrastructure for critical minerals. For oil, we have futures exchanges, benchmark prices, and deep liquidity. For most critical minerals, we don’t. Transactions are opaque, bilateral, and heavily distorted by state intervention, especially China’s. Markets don’t provide price discovery, and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don’t have hedging tools. Investors lose confidence in these markets and walk away.

All together, we have chronic underinvestment, chronic gaps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nd chronic vulnerability to geopolitical shocks. Those are the problems.

Jordan Schneider: Daleep, let’s dig deeper into the market infrastructure piece. What does this mean in practice — that it’s not like WTI, Brent, or something similar?

Daleep Singh: If you’re a producer, you need tools to manage price volatility. When prices fall dramatically, you need the ability to continue generating revenue to stay liquid. You need futures markets and option markets that you can use to hedge against downside price risk. Right now, if you’re a critical minerals producer for most of the minerals that matter for our economic security, you don’t have that option.

You also need price discovery — to know where prices are in the market. We really don’t have genuine price discovery from any of these markets. China can decide, just by virtue of its dominance in supply, where it wants the price to settle. If it wants that price to settle at a level that wipes out the competition, that’s its choice. That’s not a market.

Arnab Datta: One quick piece to add is that the market infrastructure problem Daleep mentioned was really an intentional strategy by China. In addition to very robust industrial policy that provided substantial subsidies to producers and refiners, they stepped into the market infrastructure gap that was retreating in the West, particularly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hen you saw liquidity leave Western markets partly because of regulations passed during that time, China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hey built exchanges and benchmark contracts on Chinese exchanges so they could control that market infrastructure and how these prices were constructed.

Peter Harrell: I’d add two important pieces.

First, America’s dependence on China for rare earths is actually a relatively new problem. Historically, going back several decades, the US actually produced, mined, refined, processed, and manufactured plenty of rare earths in the 1950s, 1960s, really through the 1980s and into the 1990s.

Isadore Posoff, WPA. Source.

It was in the 90s and 2000s — the era of peak globalization — where China successfully expanded its rare earth refining in particular. You saw Chinese firms begin to outcompete American firms, and a real decline in US manufacturing related to this consolidation of Chinese control. This isn’t because the US never made rare earths. This is really a problem of economics that emerged in the 90s and 2000s.

Second, we saw just a couple of months ago the critical risk that dependency on China for rare earths gives us, because it became part of the trade war Trump launched with China. Back in April, China retaliated by threatening to — and then actually — cutting off its exports of rare earths to the US, which had the potential to really impact manufacturing here. It became much less of a hypothetical long-term risk and much more of an immediate threat that could actually hurt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ear term because of how China responded to Trump’s trade war in April.

Arnab Datta: Just to add to the WTI comparison — if you think about how WTI is priced, it’s a physically cleared contract. You’re purchasing a barrel that will be delivered at Cushing, Oklahoma. The pricing incorporates pipeline transport, logistics, and a whole infrastructure of traders, logistics providers, and port managers — all of that goes into the price of that physically delivered barrel at Cushing.

That’s something we just don’t have in the context of many of these newer metals markets. It’s very difficult to properly price a material when the only analog you have is a Chinese benchmark that potentially has very different constraints and ver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Strategic Resilience Reserve

Jordan Schneider: This became very acute a few months ago when Trump imposed tariffs. Something that peopl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in Washington for literally 20 years — China using its role in the global rare earth export market to punish countries for doing things they don’t want — finally manifested. Trump walked back, and now we have this as a central thing that China and the US are tussling over.

Peter, Daleep, you guys aren’t dumb. You knew this was an issue. People have been writing about this for a very long time. What is the activation energy required in the 21st century to do the kind of industrial policy necessary to really change the dynamics on an issue like rare earths? Why have we only seen small, half-formed efforts until spring and summer 2025?

We have a Washington that has talked about the problem for a very long time now starting to spend nine and ten figures to address it in a more direct way than the incremental efforts folks had been pursuing. Peter, talk us through this deal. What came out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the DoD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Peter Harrell: As you said, this isn’t a new problem. Policymakers have been aware for more than a decade that there was US dependency on China for rare earths. The Chinese had cut off their exports of rare earths to Japan back in 2011 or 2012. We’d actually seen the Chinese execute this playbook once before on an allied country.

This isn’t a new problem, and it’s not that there were no efforts to deal with this issue prior to the deal that the Defense Department announced in July. There were some efforts — previous grants, including to MP (the company that got the deal in July) to try to restart manufacturing and processing of rare earths in California where there’d been a longtime US mine. Actually, the mine had reopened in 2017.

There had also been some grants to other companies and universities to look at other ways of mining and processing rare earths — for example, to extract them from mine tailings in West Virginia. There had been some government money to try to sponsor innovation to reduce dependencies on rare earths, maybe create magnets and other products that you need rare earths for but without actually needing the rare earth elements.

There had been some policy processes and policy money put into trying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But there were a couple of challenges with those prior efforts. First is just the scale of the effort. Frankly, the way Washington works, until there is a very acute crisis, it can be hard to mobilize the scale of effort that is actually needed to solve it. These prior efforts were much smaller in dollar spend and scope because the crisis seemed less acute. That’s just a political reality of how Washington works.

Second, this is a very complex issue. I don’t even think this new DoD deal with MP is going to be the whole solution. It’s going to require several parts. It is, in fact, a very complex issue.

Third, related to mobilization: solving a problem like this is going to cost money. You get into big debates about who should pay for it — should US taxpayers come up with the money, or should you make the private sector bear these costs? That adds to why it takes time. It’s not that there was nothing — there was some foundation that this deal is now building on. Not that there was nothing before, but Daleep, I’d welcome you defending our work together i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Daleep Singh: Jordan, I appreciate you suggesting that we’re not dumb. That’s nice — we don’t always get that. But look, there have been piecemeal efforts to funnel public money toward private sector companies that could help produce minerals we need. What we haven’t done is fix the market. That’s where we are now.

I started thinking about reimagining the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into a Strategic Resilience Reserve for 21st-century vulnerabilities.

When prices crash and China continues to flood the market, we have this recurring problem of producers going bankrupt.

A Strategic Resilience Reserve could be a buyer of last resort or provide bridge financing to companies that are solvent but illiquid. That’s what could allow producers to keep producing during downturns and keep production capacity alive.

What can we do about investors not having confidence in these markets? If you don’t have futures markets and hedging markets, and refiners can’t lock in predictable revenues, could a Strategic Resilience Reserve step in with tools like selling a put option that allows you to make money when prices fall? Could it provide a price floor or some type of demand guarantee? The point is: can you create enough certainty for private capital to keep flowing?

What do you do about concentration risk? Even with a deal like MP, no country is going to mine its way to self-sufficiency when we’re up against what China has. But we do have producers and miners in places like Canada, Australia, and Finland. They’re hesitating to expand production because they know China can tank prices tomorrow.

An SRR, if we got that authorized, could provide demand backstops and offtake agreements. Could it intervene in the market so that producers in allied countries know they’re not going to go bankrupt if Beijing floods the market? That’s the idea we’ve started to develop over time — probably with some mistakes — to change the market itself rather than a series of ad hoc transactions that don’t alter the economics.

Jordan Schneider: SRR — a Strategic Resilience Reserve — a topic we’ll get to in a few moments. I’d also like to say in defense of the last 20 years of American policymaking that this was a latent threat, and the trajectory of US-China relations that made this become an actual threat has manifested relatively recently.

The fact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as able to “get away” with imposing semiconductor export controls, implementing big tariffs, essentially banning Chinese electric vehicles, and a handful of other tariffs without triggering this response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is is only a problem in the context of the US-China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out that relationship souring, then we just get to use some subsidized magnets and the world moves on.

Peter, what was your thinking about trying to inch forward with more and more aggressive economic tools while seeing things bubbling up in terms of new Chinese legislation but not wanting them to hit back for the efforts you were making?

Peter Harrell: When I think about how one can solve a problem like our dependency on China for rare earth elements — and then we can unpack what this deal will and will not do —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several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policy tools that you need to mesh together to solve the problem.

We’ve had this history in American industrial policy over the past decades where we’ve focused almost exclusively on what you might think of as supply-side industrial policy. We’ve given grants to companies to build a factory or a mine to do something. In some cases, that can be sufficient because the problem we need to solve is one of startup costs. It costs more to get something off the groun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can provide a capex incentive to help get it off the ground.

But when you look at China’s dominance of rare earths — where they not only have already spent a lot of capex, but their operating expenses are lower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y control the market infrastructure — if you want to break China’s control here, you can’t solve it simply with our own capex.

You also need to think about the market infrastructure, as Daleep says, and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what the demand side looks like. If US operating costs for producing rare earths are going to be higher than they are in China, you have to find some demand for that higher-cost US product. Otherwise, US companies are going to keep buying Chinese products because the Chinese products are going to be cheaper.

You need to create a market infrastructure that’s going to ensure stable demand for the US-made product. Layering these things together — these different sets of policy tools to address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hain — is not something the US government has done in a long time. You have to get your reps in and spend some time in the gym before you can do it.

Daleep Singh: Peter and I used to sit in the part of the White House that was straddling econom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For most of us, very early on in the term we understood — especially as Russia’s forces were mounting on Ukraine’s border — that we’re going to be in this incredibly contested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China and Russia have now made it very clear and revealed they’re going to challenge the US-led order everywhere. Because today’s great powers are nuclear powers, our expectation became that this competition is going to play out mostly in the theater of economics, energy, and technology.

The question was, if we’re going to prevail, how can we harness the financial firepower of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financial system to advance strategic objectives? Do we have the right tools, do we have the right institutions to overcome this short-term profit motive that drives most of what’s going on on Wall Street? The answer is no. As time went on and we started to have time to breathe, we started to think about new ideas. That’s where the Strategic Resilience Reserve came up. We also started to think about whether the US should have a sovereign wealth fund. These are all ideas trying to solve the same problem: the private sector systematically underinvests in exactly the kind of projects that matter most for our economic security and for our national security.

Can the Deal Create a Market?

Jordan Schneider: What does this MP Materials deal do? What is interesting and exciting about it? And why is it not the systemic solution that Daleep craves to manifest?

Arnab Datta: One thing this deal does is treat the problem holistically. Peter mentioned that you need a mix of supply and demand side tools. The administration deserves credit for using the DPA, 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 in a robust way. They are applying a toolkit that includes loans, equity investments, price floors, and a guaranteed contract for offtake for the finished product. That’s just a recognition. Ultimately, if we’re going to deal with this problem over the next one year, five year, ten year, decades, we need a robust toolkit and we need a mechanism by which we can address these very challenges.

Jordan Schneider: Arnab, briefly, who did this? This is very sophisticated, impressive work. It’s a lot of puzzle pieces which haven’t been put together in a very long time.

Arnab Datta: It was done through the Defense Department. It pairs a number of different authorities. I would say the most creative, atypical interventions were through 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 — this is Title 3 of 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 It has very wide authority attached to it. Peter did a recent piece in Lawfare examining this, but it basically allows you to engage in a number of different transaction typ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building our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There’s also some capital from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Capital. That’s where the loan is coming from.

One thing to keep in mind is that some of these appropriations are not spoken for. Over time you could imagine funding coming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DoD from the national defense stockpile. They’re going into this with the commitment and a very clear interest and effort in continuing with this deal. But there are some risks and there’s also some structural challenges with this deal that I’d be happy to go into as well.

Jordan Schneider: Peter, give us the flip side. What doesn’t this accomplish and solve?

Peter Harrell: Let’s first walk through what this deal is, because there was some news last month when it came out. I think a lot of the news focused on the fact that the Defense Department, as a piece of this deal, was taking equity in MP Materials, which now looks like a precursor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going out and taking equity in Intel and maybe a whole bunch of defense companies and everything else. I think that was the piece that attracted the news. But the deal is a fairly complicated deal that has a couple of different parts.

Part one of the deal is the government gave MP Materials, this mining company, some loans and then some cash as part of the equity stake to expand its mine in California, not that far from Las Vegas — Las Vegas is the nearest big airport to this mine, but it’s in California. To expand production at the mine and then relatedly to expand and build a new facility to take some of the rare earths being produced in this mine and to manufacture them into magnets, because what we need is not raw rare earths. What you need are magnets that go into motors and turbines and all kinds of other things. There’s almost no magnet manufacturing in the US and in fact, previously this mine had been producing rare earth ore and then selling it to China to be made into magnets there.

《日月浮沉》— copperplate print by Liu Kuo-sung 劉國松. Source.

Part of this is a capital injection to MP to expand the mine and to build some magnet processing — expand some magnet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re doing that with both a debt and equity stake.

Another part of this deal is the Defense Department set a price floor for the raw rare earths, where the Defense Department has guaranteed that when MP is mining and doing initial processing for the raw rare earths, it now has a guaranteed minimum price, which by the way, is about twice what the current Chinese market price is.

That’s how you guarantee that it’s economical for MP to make this stuff over the next ten years. Because DoD said, “Even if the market price is $54,” which is about what I think it is today, “We’re going to guarantee a price of $110 per kilogram. We’ll pay you the difference between $54 and $110 per kilogram.” You have this price floor for the minimally processed rare earths. Then on the magnet side, DoD also said, “We’ll buy all of your magnets. You can produce these magnets for the next ten years, and we’ll buy all of them.”

There are some interesting pieces, such as if DoD and MP jointly agree that some of the magnets can be sold to buyers other than DoD, then there will be some profit sharing and other provisions. But it’s actually a pretty complicated deal with interrelated parts, which very clearly does ensure the viable business for the next decade of MP. MP gets capital injection. MP gets a guaranteed price floor for its rare earths concentrates — minimally processed rare earths. And then MP has a guaranteed buyer for its magnet.

MP is taken care of for the next decade and will be able to scale up production of both the minimally processed rare earths and probably of magnets.

But that doesn’t mean we have a market here. What we have is a market for MP.

That’s where I think there’s some interesting questions about this deal. Are we right to bet all in on MP as a national champion, or should we be thinking more systemically about the markets and less about how we guarantee the success of this particular firm? Arnab, I know you have a lot of thoughts on that piece of it.

Arnab Datta: We have a forthcoming article on the topic. We’re hoping to get it into Alphaville there, but they’re working it up the chain. We’re not fully signed off.

Jordan Schneider: In this piece, Peter and Arnab, you point out that this is similar to Chinese industrial policy circa Mao era, not the version 2.0. You’re picking one winner. And by the way, this company is probably not the best managed company in the world, as opposed to the way that China does it, where you have lots of firms fight it out to be the top dog.

Once you whittle it down to not one, but five or seven, then you start really turning on the jets and pouring on the money to secure your position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As Daleep alluded to, this is also a concern with Intel.

For what it’s worth, I do think that manufacturing at the leading edge probably doesn’t support as many entrants as opposed to just building some mines and making some batteries. But, there does seem to be some tricky incentives and a lot of risk that their head of mining doesn’t go to a Coldplay concert with their head of HR or something. Daleep, where are you on this as an approach?

Daleep Singh: It makes me think of Intel a lot and I realize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very different markets, but I have the same take on it. Let’s actually pivot for a moment to Intel. There definitely needs to b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both of these markets. With leading edge semiconductors, we don’t produce any of them. Intel’s the only US firm capable of making them. But it has no customers and without customers, Intel can’t scale its unit cost efficiency — remains low and its competitiveness lags. Market forces aren’t going to solve that problem, nor will it solve the problem for MP.

But what gets interesting is instrument choice. What I worry about is ad hoc improvisation about what tools of industrial policy to use for particular sectors with a different context and a different kind of problem to solve. What I come back to is the systematic stuff. We do need a playbook, a governance structure, a doctrine for industrial policy. Start with the strategic objective. What problem are we trying to solve? Whether it’s MP or Intel or any other company, what is the market failure? Is it a shortfall of demand? Is it a capital constraint? Is it a cost differential? Is there a coordination problem? Is there some national security externality?

Then the third step is: pick the policy instrument that remedies the failure. Don’t default to equity injections or subsidies if the problem is demand, for example. Can you actually intervene? This goes to Peter’s analysis on MP. Does the intervention sustain competition and does it avoid a single point of failure? I would try to avoid substituting a foreign monopoly for a domestic point of failure. Can you tie the support to milestones, objective milestones, so that you can claw back the support you’re giving from taxpayers if they underperform? Can you sunset the support to avoid permanent dependence?

The last thing is how are you measuring the strategic return? What is the metric for success with this deal? It can’t just be for financial gain. How are we going to measure the benefit in terms of resilience, security, technological edge? That’s what’s missing for me. Maybe it’s out there somewhere, I just haven’t heard it.

Arnab Datta: I’d add to that a couple of things. This is a national champion that’s crowned without contest. We do have a pretty robust, vigorous competitive process folding out right now in the magnets space. There are other companies. MP Materials has the Mountain Pass Mine, but it has never produced a commercial magnet. It has not sold a rare earth magnet at commercial scale. When you think about the challenges that go into selling commercially — automotive is a major purchaser of these magnets — you need to get your production facility warranted. That’s a long process. There’s no sense right now — we don’t know they could get warranted for automotive. They might not. It’s a very challenging process.

Subscribe now

We do have competitors that are innovating. There’s a company, Niron Magnetics, that’s based out of Minnesota, they’ve produced a rare earthless magnet. This is the best of America in my opinion. You’re innovating yourself out of this vulnerability. I don’t know if Niron can scale at this point to the commercial scale that we need. But I also don’t know about MP Materials. When you start to get into some of these policy questions about is this intervention in this single company the right one, it raises a lot of secondary thorny issues.

This is a bet on vertical integration for rare earth magnets, that’s what they’re trying to build here. With MP Materials, that might be a good thing. A lot of the Chinese champions are vertically integrated, but there’s also a world where vertical integration on its own creates its own vulnerabilities. We see this a lot in the metals space where when we need to increase production because of some challenge, it’s not the vertically integrated producers that are responding quickly to price swings. It’s the marginal producers, the independent producers. This is something very common in metals markets. It’s something very common in the oil sector as well. These are really important policy questions.

My biggest concern globally with this deal is I don’t know what that reasoning is. It’s possible there are very well thought through reasons, but these are things that need to happen with some kind of a process that has technocratic democratic legitimacy to it. That’s why Daleep talking about the systemic solution i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we do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se decisions are made in that context. I am not opposed to equity investments of all kinds. I think it’s an important tool for the government to have. It lets you push the risk frontier for your investments. If you’re a program, it lets you participate in the upside. But that needs to be done in a very thoughtful way. It’s a very powerful tool and we need to think about whether we are inculcating the things that make the American system dynamic — competition,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aleep Singh: Can I ask Jordan, what is the exit strategy from the MP deal? Is it tied to production capacity or profits? How is the government going to sell down its public stake if at all?

Peter Harrell: The SEC filings talk about the government taking the stake.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in addition to the price floor, the guaranteed offtake agreement for the magnets. A belt and suspenders approach also guaranteed MP an annual profit of $140 million a year, which the government will pay as a cash payment if it’s not generated from the operations of the company. Presumably the government is intending to hold its equity for at least the ten year duration of the other elements of this deal. But there’s no specific language in the SEC filings about the government’s exit plan. It’s about the equity and then the duration of these other parts of the deal, which is a decade.

Arnab Datta: It’s structured as a ten year deal. I think ultimately the expectation is that the price floor and the offtake agreement will end at that point. But there’s no protection against the dependence. How do we stop this from becoming something that’s permanently dependent on this subsidy? It’s not clear.

It also doubles down on the Chinese market infrastructure. The benchmark that they are using is the Asian metals benchmark. That brings in the risk of manipulability too. China can bleed DoD for hundreds of millions more by flooding the market. How long is Congress expected to continue appropriations for that? These are not paid for. The one thing that was very clear in the 8-K is that they don’t have appropriations for all of this. How long can we expect Congress to keep paying? I think it is a very reasonable question as well.

Maximalist Industrial Policy

Jordan Schneider: I want to have this strategic question. What are reasonable goals over a three-year, five-year, or 10-year horizon when it comes to rare earths in particular. More broadly, what types of things would you want the Strategic Resilience Reserve to touch on?

Arnab Datta: There are a couple of key objectives that we’re trying to build here.

First, can we build a governance structure that is independent, technocratic and driven by market realities and not by political exigencies or other factors?

Second, can we build that robust toolkit that we talked about earlier for different markets? Rare earths we’ve talked about have particularly unique needs. They’re smaller than some of the bigger metals markets. We can’t be sure that you need a futures market for every rare earth that is on the market. But that’s a major goal as well.

Third, I would say the explicit purpose of what we’re trying to do here is build that competitive market. Are you supporting the buildout of a market infrastructure that is tied to market dynamics that US and allied producers face? Are we doing lending with intermediaries that can engage in more trading activity because they’ve got the leverage that left the market in the 2000s and 2010s, as I described? That’s an important piece of it because over five to ten years, if we can have a more stable market infrastructure for US and allied producers that reflects the costs they face, the logistical challenges they face, ultimately you’ll have a better stable foundation in place for those producers to compete.

Jordan Schneider: Beyond solving the market plumbing for things that would fall into strategic resilience, what is the big bold version of the systemic and thoughtful way to do the sorts of things that we’ve seen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with MP and Intel and we’ve seen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with the CHIPS Act and the IRA?

Daleep Singh: The maximalist version is a sovereign wealth fund. If you believe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systematically underinvests in projects that we need most for economic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n we’re not going to invest as a country at pace and scale to build fusion plants, dozens of semiconductor fabs, next-generation lithography, 6G telephony, or advanced geothermal. We’re also not going to invest enough in old economy sectors where we need to blun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Think about shipbuilding, or, lagging-edge chips, or mining.

What all of these projects share in common is that they require a lot of upfront capital and they require a decade or more of patience to generate a commercially attractive return. You need a huge tolerance for risk and uncertainty. The private sector venture investors, in particular, but also corporate America, are not likely to touch these in the size that we need them to because they’ve got plenty of other opportunities to make faster, higher, less risky returns. That’s why we have this valley of death right between breakthrough research and commercial scale.

I think the maximalist way to solve this problem is to create a flagship investment vehicle that gives the US patient, flexible capital, that can step in where markets won’t and that can crowd in private investment and back projects with genuine strategic value. That’s the case for a sovereign wealth fund. It’s not about picking winners, though. It’s about picking supply chains and technologies where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our economic resilience are at stake.

It’s premised on the idea that left to itself,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is not designed to maximally align with our national interests. We need to intervene.

Jordan Schneider: I remember first reading you and Arnab’s piece on this a few years ago and thinking that was unlikely, but now Trump is into it. I wonder if it wasn’t called a golden share if he would have been as excited about this concept. But you do enough one-off ones and then you also learn that there are mistakes in the one-off ones and that you aren’t getting a systemic solution. It can go both ways. Either you give up on the project entirely or, given that the broader strategic purpose for these things keeps rearing its ugly head, you start to think in a larger and more systematic way at attacking these problems.

Let’s go level down. How are we funding this? What’s our governance structure? How’s the democratic involvement?

Daleep Singh: Whether you’re focusing on the MP deal or the 10% stake in Intel or the 15% revenue share from Nvidia or the golden share in Nippon, the point is we have a choice. Either we can improvise and experiment or we can develop a framework. Because I think the problem with improvisation is that if we just reach for different levers — an equity stake here, a profit share there, a golden share somewhere else — if we don’t have an overarching framework for why we’re using these tools and when and how and to what extent, I worry that this has the makings of a political piggy bank and a national embarrassment.

I understand some degree of experimentation is going to be needed. We haven’t done industrial policy in 40 years, and the muscles have atrophied. I get it, let’s take small steps and learn from those steps and then recalibrate. But I’m not in favor of ad hoc capitalism with American characteristics because that’s inevitably going to pick favorites and distort incentives.

You’re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 How do you govern a sovereign wealth fund or a Strategic Resilience Reserve the right way? How do you fund it? On the sovereign wealth fund idea, my thinking is we’re asset rich as a countr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wns about 30% of the land. We have extensive energy and mineral rights. We own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We have infrastructure assets all over the country. We’ve got 8,000 tons of gold that’s valued at 1934 prices. We’ve got $200 billion of basically money market assets that are sitting idle. The question is, are we maximizing the strategic bang for the buck on those assets? I would say no. That’s one potential source of funding.

You could also create new revenue streams to fund the vehicle. If you think that the US has too much Wall Street and not enough Main Street, that we financialize the economy into a series of boom-bust asset cycles, then let’s raise revenues from financial activities that serve no strategic purpose. I would say high frequency trading, for example, and fund vehicles that are explicitly designed to advance our national interests.

Jordan Schneider: As long as we stay away from fixed income.

Daleep Singh: Exactly. That’s untouchable. But the most appealing approach is the most straightforward one: ask Congress, be straight up about it. Ask Congress to seed the fund, authorize its existence as an independent federally chartered corporation authority. This is too important to leave entirely to the executive branch and have Congress set a clear mandate in terms of the objectives, the metrics for success, the oversight, the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which Arnab was pointing at earlier. It’s a shame we didn’t do this ten years ago when our cost of capital was near zero. That would have made this effort far more affordable. But this is about our long-term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We don’t need to try to time the market.

Arnab Datta: One model that we think about a lot at Employ America is the Federal Reserve. The Federal Reserve has an independent board still, knock on wood. But that’s a structure that is well insulated from political day-to-day activities. It is not a 51-49 majority power structure. It has staggered terms, which, in my opinion, lends itself to depoliticization that’s helpful and has served us well over time.

In terms of the congressional point that Daleep made, we have had a version of this. We’ve worked with Senator Chris Coons’ office since 2020 on his proposal to establish an Industrial Finance Corporation. This is modeled off of the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that we had in the 30s, 40s, and 50s. We had then-Senator Vance on as a co-sponsor. I don't think the political viability of something like that is small. The way we structured that was we appropriated capital to it as a backstop against the borrowing that the corporation could do itself. This corporation could go out and raise capital by raising bond capital and then deploy that capital towards these investments that Daleep mentioned.

One value add about that is you don’t need to compete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on the rate of return, but you can generate a rate of return. Ultimately that type of a structure could pay for itself. There are a lot of technical accounting rules related to how you would structure that, particularly the Federal Credit Reform Act would come into play. But that is a structure that I think could be viable over time and we have the money to do it. Ultimately because a lot of these investments would be productive over 5, 10, 20 years, I think it would pay for itself.

The Right Tools for Intel

Jordan Schneider: I can’t let you guys leave without a few more Intel takes.

Arnab Datta: I’ve seen two separate conversations happening. One is on the legality of this and another on the policy justification. Peter did an excellent piece in Lawfare that came out a couple of days ago. This is possibly legal in a very technical sense, but does probably violate the spirit of the CHIPS Act in that the CHIPS Act is intended to incentiviz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s — they are giving this money to Intel but relinquishing most of those requirements. Earlier, we talked about milestones that companies should have to meet. Intel had a bunch of milestones attached to this money. They couldn’t get it all until they reached those milestones. They now have this capital, but they don’t have to meet those milestones. I think that’s a big problem.

Separate from the legality of the policy proposal here, why was this the best way, best thing for Intel? It’s not clear. As Daleep mentioned earlier, they need customers. An equity investment is not going to help them in that sense. For all I know, the share price could go down and our investment could go down because they can’t find customers. I think it’s a big problem that we’re not approaching the question of how can we make Intel more competitive? We seem to be approaching it in an ad hoc way — how can we get the best for our dollar in the form of a deal, an equity deal.

Daleep Singh: That’s my main concern — the right tools here. I agree with the intervention, but the right tools have to come from the demand side. Procurement guarantees, offtake agreements, sourcing mandates — all of those ideas make a lot of sense to me. It’s not clear how the equity injections fill the demand gap.

When you make upfront equity investments, you are foregoing optionality. I would have liked to see warrants or options that are tied to success. In general, I think policy support should be conditional. Conditional on whether you’re reducing unit costs or diversifying customers or hitting your production capacity targets. I do like the idea of clawbacks. The government has lost a lot of optionality with an upfront common equity injection. Maybe there’s a lot in the fine print that we don’t understand, but that’s what I found lacking.

Peter Harrell: I just echo what Daleep and Arnab said. The specifics of this deal are troubling. The idea of policy support, financial support to have onshoring of US semiconductors — clearly needed, clearly broad, bipartisan support. The idea that we shouldn’t be dependent on TSMC, the Taiwanese semiconductor firm for leading edge manufacturing, I think also has bipartisan and sensible policy support. You want to have some competition and some optionality at the leading edge of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But what this deal did was take a grant in which Intel was getting $11 billion in exchange for Intel investing — call it $80 billion in fabs over the next decade. Intel was going to get the $11 billion in tranches as it built the fabs. If it failed to build the fabs, there was going to be a clawback. Now Intel is getting about $9 billion of the dollars in exchange for the stock. Plus they have to complete building certain DoD specialty lines.

Most of the obligations to build fabs went poof, and they got the cash in exchange for stocks.

I get why Intel might have done it. They get cash that’s largely unrestricted. They dilute their existing shareholders, but they probably decided the cash is worth it for us to do whatever we want with it. Reasonable call from Intel.

Arnab Datta: I’m also thinking about warrants. They’re using, in all likelihood, something called other transactions authority to legally justify the use of this deal. Other transactions authority is an incredible gift to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to be able to design very diverse mechanisms for policy here. In my opinion, wasting it on this equity investment that has little attached to it is a real mistake. They could put some effort into something creative that did go to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about customers, and they’re squandering it, in my opinion.

Jordan Schneider: I think what you all said makes sense under a normal presidency living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2025. The way Intel survives is it gets customers, and the way it gets customers is Trump terrifies CEOs. If 10% of the company is what Trump can do to terrify CEOs, then all right, we’ll see. When we were talking earlier about MP Materials, it’s really not rocket science. You could have a beauty pageant with five different companies all trying to mine different places and have something. There’s one horse in this race and at a certain point you have to hope that they can execute as long as the demand’s there.

My sense and hope is that having a golden share owning 10% — Trump will care and be more invested and put more of his cycles and wrath into rounding up a handful of people who are going to spend the time to deal with Intel and help them get back on track. Regardless of whether it was warrants or a grant or equity, whether or not Intel is able to catch back up to TSMC is going to be a function of execution. And a president turning the screws on US fabless customer companies to play ball with Intel. The fact that Trump is caring about this and is focused on this, I would not have priced in completely from the get-go. He was literally talking about having to fire Pat Gelsinger — probably the only man who could, the person who I trust more than anyone else on the planet to actually execute this right who doesn’t work at TSMC currently. I’m more bullish on this than you guys are.

Arnab Datta: Can I offer one pushback on that, Jordan? One thing I would say is yes, there is a tremendous focusing mechanism — companies will, you saw this with MP where just a few days after the announcement Apple signed a big deal with them, a $500 million deal. The thing I would say is at some point the market has to trust that Trump’s commitment to this company will continue. President Trump is not going to be president forever. Intel is not going to be operating only on a four-year timeline. At some point Intel is going to require commitments from other companies and at some point they might turn and say this guy’s not going to be president anymore. We’ve got someone else to please here.

Certainly I take your bullish case. But Intel can’t survive only on that. They need an outside market and they need potentially capital from external sources down the line. At some point we’re going to be in a post-Trump world and it could look very different for Intel.

Mood Music:

Before yesterdayReading

#104 美国枪战:第二修正案

15 September 2025 at 12:12

枪是美国政治、美国社会特有的主题。上周,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Charlie Kirk被刺杀。他在犹他州一所大学演讲的时候,凶手从200码外开枪,击中他的颈部,不久宣布死亡。Charlie Kirk生前大力支持民众拥有枪支,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

2023年3月末,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发生校园枪击案,3名9岁的学童和3名老师遇害。一周后,Charlie Kirk在犹他州盐湖城演讲。有观众问他,每年有很多人被枪打死,这种代价是不是值得?Charlie Kirk回答说:“I think it's worth to have a cost of, unfortunately, some gun deaths every single year, so that we can have the 2nd Amendment.”——“每年都有人被枪打死,我认为,不幸的是,这个代价值得,这样我们才能拥有第二修正案。”

Charlie Kirk遇刺是个不幸的悲剧。他已经不在人世,是非功过由世人去评说。上期节目,我说了自己的看法。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只要不突破人性的底线,都是正常的。这里再强调一点:不管他生前说过什么,主张过什么,在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用杀人来解决观念争端,都是不折不扣的野蛮行为。

这期节目,我们讲一讲美国拥枪权和第二修正案的前生今世,还有围绕第二修正案争论的来龙去脉。作为一名枪支拥有者,我支持拥枪权,支持第二修正案,但同样支持把第二修正案的本义和最高法院的解读搞清楚。

可以说,第二修正案不只是一条宪法修正案,不只是一句法律条文,而是一场贯穿几代人的法律枪战。

近半个多世纪,枪成为美国宗教、政治和文化保守派的图腾,也是共和党候选人团结选民的一面鲜明旗帜。反对政府控制枪支的保守选民,有效地把选举变成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公投,形成共和党最稳固的基本盘。大部分民主党候选人虽然支持控枪,但提出的具体措施和政策主张往往轻描淡写,否则就会失去很多中间选民的支持。毕竟在美国,枪不只被看作一件武器,更重要的是,枪被很多国民当作自我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标志性符号,甚至被当作个人自由的象征。

在当代美国,持枪权经常被称为“第二修正案权利”(The Second Amendment Right)。《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只有一句话:“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一支管理良好的民兵,为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

近半个世纪,这句话成为美国法学界和政界论战的焦点之一。在法学界,短短几十年间发表的解读第二修正案的论文比此前200年的总和还多;在政界,第二修正案的热度更高。

2010年,奥巴马总统提名艾丽娜·卡根(Elena Kagan)做最高法院大法官,需要参议院核准。有80多名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员找她问话,问得最多的问题就包括她怎么看第二修正案,有没有拿过枪,有没有打过猎。

卡根被任命为大法官后,请最高法院的打猎高手安东宁·斯伽利亚(Antonin Scalia)大法官教她打猎。两人的政治倾向和法律观点相左,卡根被认为是自由派,斯伽利亚是有名的保守派。

2016年2月去世前,斯伽利亚大法官有好几次,带卡根大法官去打猎,主要是打野鸭子、打鹿。在怀俄明山中,卡根大法官猎杀了平生第一头鹿。她没有因为学会打猎而改变对第二修正案的看法,更不会赞同斯伽利亚大法官对第二修正案的解读,但她显然充分意识到了第二修正案和枪支问题,在美国政治和法律议题中的位置,还有枪支对普通美国人无所不在的影响。

Read more

💾

#103 政治刺杀案后的狂欢

13 September 2025 at 06:58

两天前,保守派活动人士Charlie Kirk在犹他州遇刺。事件刚上新闻,就有听众建议我说一说。我不知道说什么,主流媒体报导都是语焉不详,事件的基本事实,当时连FBI和警方都搞不清楚,我更不可能知道。

今天早晨,嫌犯刚刚归案,是个22岁的当地年轻人。他的作案动机,前因后果,外界仍然不清楚。

每次这类事件发生,都是媒体、自媒体的绝佳流量窗口,第一波出来的,大部分是做同一件工作,就是给观众摁情绪按钮。

网络时代,无数人一天到晚耍手机,盼望各种重大事件发生。这种事一发生,他们马上脱掉衣服,露出满身的情绪按钮,到处找媒体,找自媒体给他们摁。

理性的人会静下来想一想,连FBI,连警方都还不知道的事实,媒体、自媒体怎么可能知道?带着情绪按钮去耍新闻,去找自媒体摁一摁,除了刺激情绪以外,什么也得不到。

Charlie Kirk今年31岁,他是在犹他州一所大学校园演讲的时候,被刺杀的。凶手从200码以外开枪,击中他的颈部。他被击中的时候,他的太太和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1岁,都在下面的观众席上。

过去两天,FBI忙着抓凶手,一些媒体和自媒体忙着给FBI指明方向,无非是指向各种阴谋论。左派说是右派干的,右派说是左派干的。像样的政客说些永远不会错的话,不像样的政客利用这个事件煽动情绪,加剧社会分裂。

一些政治极端分子,当然更不会错失这个机会,甚至叫嚣“war” ——战争。

极端政治把一些平常看着还算正常的人变成鬼。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幸灾乐祸,据说还有人庆祝。立场左右,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不能没人性,不能反人性。在一个有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不管言论怎么样,观点怎样,不能把人杀了。

Charlie Kirk是个公众人物,是喜欢他,还是厌恶他,还是觉得无所谓,都是正常的。

我不喜欢他的很多观点,甚至厌恶他的一些说法,但我欣赏他表达观点的方式,就是去大学校园,跟年轻人面对面辩论,而不是诉诸暴力,威胁对方。他被子弹击中的时候,不是在作案,而是在演讲。

事件发生后,Steven Pinker教授在推特上说:“Speech is not violence. Violence is not speech.”——“言论不是暴力,暴力不是言论”。

如果不喜欢Charlie Kirk的言论,不管什么原因不喜欢,都无可厚非。不喜欢,可以不理睬,也可以跟他辩论,甚至可以用恶毒的语言骂他,但不能把他杀了。

作为一个普通人,不喜欢他,厌恶他,也不能看着有人把他杀了,就去庆祝,更不能去当杀人凶手的拉拉队。

我想,这是民主社会的一条做人底线。

社交媒体时代,也是谣言时代。只要是公众人物,都会有无数谣言伴随他们。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会主动编造谣言,一些无脑观众会兴高采烈地传播谣言,让正常人防不胜防。我很尊重的一位作家Stephen King,也没有幸免。

Read more

💾

Why Robots are Coming

12 September 2025 at 19:20

8VC is hosting a meetup for ChinaTalk this coming Thursday. Sign up here if you can make it!


Ryan Julian is a research scientist in embodied AI. He worked on large-scale robotics foundation models at DeepMind and got his PhD in machine learning in 2021.

In our conversation today, we discuss…

  • What makes a robot a robot, and what makes robotics so difficult,

  • The promise of robotic foundation models and strategies to overcome the data bottleneck,

  • Why full labor replacement is far less likely than human-robot synergy,

  • China’s top players in the robotic industry, and what sets them apart from American compan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 How robots will impact manufacturing, and how quickly we can expect to see robotics take off.

Listen now on your favorite podcast app.

Tesla is spending what Chief Executive Elon Musk called “staggering amounts of money” on gearing up for mass production. Above, robots assemble Model S sedans at the electric car maker’s 5.3-million-square-foot plant in Fremont, Calif.
Robotic arms at Tesla’s factory in Fremont, California. Source.

Embodying Intelligence

Jordan Schneider: Ryan, why should we care about robotics?

Ryan Julian: Robots represent the ultimate capital good. Just as power tools, washing machines, or automated factory equipment augment human labor, robots are designed to multiply human productivity. The hypothesis is straightforward — societies that master robotics will enjoy higher labor productivity and lower costs in sectors where robots are deployed, including in logistics, manufacturing, transportation, and beyond. Citizens in these societies will benefit from increased access to goods and services.

The implications become even more profound when we consider advanced robots capable of serving in domestic, office, and service sectors. These are traditionally areas that struggle with productivity growth. Instead of just robot vacuum cleaners, imagine robot house cleaners, robot home health aides, or automated auto mechanics. While these applications remain distant, they become less far-fetched each year.

Looking at broader societal trends, declining birth rates across the developed world present a critical challenge — How do we provide labor to societies with shrinking working-age populations? Robots could offer a viable solution.

From a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 robots are dual-use technology. If they can make car production cheaper, they can also reduce the cost of weapon production. There’s also the direct military application of robots as weapons, which we’re already witnessing with drones in Ukraine. From a roboticist’s perspective, current military drones represent primitive applications of robotics and AI. Companies developing more intelligent robotic weapons using state-of-the-art robotics could have enormous implications, though this isn’t my area of expertise.

Fundamentally, robots are labor-saving machines, similar to ATMs or large language models. The key differences lie in their degree of sophistication and physicality. When we call something a robot, we’re describing a machine capable of automating physical tasks previously thought impossible to automate — tasks requiring meaningful and somewhat general sensing, reasoning,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real world.

This intelligence requirement distinguishes robots from simple machines. Waymo vehicles and Roombas are robots, but dishwashers are appliances. This distinction explains why robotics is so exciting — we’re bringing labor-saving productivity gains to economic sectors previously thought untouchable.

Jordan Schneider: We’re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the vision of unlimited intelligence — white-collar jobs can be potentially automated because anything done on a computer might eventually be handled better, faster, and smarter by future AI systems. But robotics extends this to the physical world, requiring both brain power and physical manipulation capabilities. It’s not just automated repetitive processes, but tasks requiring genuine intelligence combined with physical dexterity.

Ryan Julian: Exactly. You need sensing, reasoning,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world in truly non-trivial ways that require intelligence. That’s what defines an intelligent robot.

I can flip your observation — robots are becoming the physical embodiment of the advanced AI you mentioned. Current large language models and vision-language models can perform incredible digital automation — analyzing thousands of PDFs or explaining how to bake a perfect cake. But that same model cannot actually bake the cake. It lacks arms, cannot interact with the world, and doesn’t see the real world in real time.

However, if you embed that transformer-based intelligence into a machine capable of sensing and interacting with the physical world, then that intelligence could affect not just digital content but the physical world itself. The same conversations about how AI might transform legal or other white-collar professions could equally apply to physical labor.

Today’s post is brought to you by 80,000 Hours, a nonprofit that helps people find fulfilling careers that do good. 80,000 Hours — named for the average length of a career — has been doing in-depth research on AI issues for over a decade, producing reports on how the US and China can manage existential risk, scenarios for potential AI catastrophe, and examining the concrete steps you can take to help ensure AI development goes well.

Their research suggests that working to reduce risks from advanced AI could be one of the most impactful ways to make a positiv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They provide free resources to help you contribute, including:

  • Detailed career reviews for paths like AI safety technical research, AI governance,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AI hardware,

  • A job board with hundreds of high-impact opportunities,

  • A podcast featuring deep conversations with experts like Carl Shulman, Ajeya Cotra, and Tom Davidson,

  • Free, one-on-one career advising to help you find your best fit.

To learn more and access their research-backed career guides, visit 80000hours.org/ChinaTalk.

To read their report about AI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visit http://80000hours.org/chinatalkcoord.

Jordan Schneider: Ryan, why is robotics so challenging?

Ryan Julian: Several factors make robotics exceptionally difficult. First, physics is unforgiving. Any robot must exist in and correctly interpret the physical world’s incredible variation. Consider a robot designed to work in any home — it needs to understand not just the visual aspects of every home worldwide, but also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There are countless doorknob designs globally, and the robot must know how to operate each one.

The physical world also differs fundamentally from the digital realm. Digital systems are almost entirely reversible unless intentionally designed otherwise. You can undo edits in Microsoft Word, but when a robot knocks a cup off a table and cannot retrieve it, it has made an irreversible change to the world. This makes robot failures potentially catastrophic. Anyone with a robot vacuum has experienced it consuming a cable and requiring rescue — that’s an irreversible failure.

The technological maturity gap presents another major challenge. Systems like ChatGPT, Gemini, or DeepSeek process purely digital inputs — text, images, audio. They benefit from centuries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at we take for granted — monitors, cameras, microphones, and our ability to digitize the physical world.

Today’s roboticist faces a vastly more complex challenge. While AI systems process existing digit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hysical world, roboticists must start from scratch. It’s as if you wanted to create ChatGPT but first had to build CPUs, wind speakers, microphones, and digital cameras.

Robotics is just emerging from this foundational period, where we’re creating hardware capable of converting physical world perception into processable data. We also face the reverse challenge — translating digital intent into physical motion, action, touch, and movement in the real world. Only now is robotics hardware reaching the point where building relatively capable systems for these dual processes is both possible and economical.

Jordan Schneider: Let’s explore the brain versus body distinction in robotics — the perception and decision-making systems versus the physical mechanics of grasping, moving, and locomotion. How do these two technological track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hich one has been leading and which has been lagging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Ryan Julian: Robotics is a fairly old field within computing. Depending on who you ask, the first robotics researchers were probably Harry Nyquist and Norbert Wiener. These researchers were interested in cybernetics in the 1950s and 60s.

Norbert Wiener, founder of cybernetics, in an MIT classroom, ~1949. Source.

Back then, cyberneti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theory, and control theory were all one unified field of study. These disciplines eventually branched off into separate domains. Control theory evolved to enable sophisticated systems like state-of-the-art fighter plane controls. Information theory developed into data mining, databases, and the big data processing that powers companies like Google and Oracle — essentially Web 1.0 and Web 2.0 infrastructu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amously went into the desert. It had a major revolution in the 1980s, then experienced the great AI winter from the 80s through the late 90s, before the deep learning revolution emerged. The last child of this original unified field was cybernetics, which eventually became robotics.

The original agenda was ambitious — create thinking machines that could fully supplant human existence, human thought, and human labor — that is, tru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founding premise was that these computers would need physical bodies to exist in the real world.

Robotics as a field of study is now about 75 years old. From its origins through approximately 2010-2015, enormous effort was devoted to creating robotic hardware systems that could reliably interact with the physical world with sufficient power and dexterity.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were basic but challenging — Do we have motors powerful enough for the task? Can we assemble them in a way that enables walking?

A major milestone was the MIT Cheetah project, led by Sangbae Kim around 2008-2012. This project had two significant impacts — it established the four-legged form factor now seen in Unitree’s quadrupedal robots and Boston Dynamics’ systems, and it advanced motor technology that defines how we build motors for modern robots.

Beyond the physical components, robots require sophisticated sensing capabilities. They need to capture visu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world and understand three-dimensional space. Self-driving cars drove significant investment in 3D sensing technology like LiDAR, advancing our ability to perceive spatial environments.

Each of these technological components traditionally required substantial development time. Engineers had to solve fundamental questions — Can we capture high-quality images? What resolution is possible? Can we accurately sense the world’s shape and the robot’s own body position? These challenges demanded breakthrough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sensor technology.

Once you have a machine with multiple sensors and actuators, particularly sensors that generate massive amounts of data, you need robust data processing capabilities. This requires substantial onboard computation to transform physical signals into actionable information and generate appropriate motion responses — all while the machine is moving.

This is where robotics historically faced limitations. Until recently, robotics remained a fairly niche field that hadn’t attracted the massive capital investment seen in areas like self-driving cars. Robotics researchers often had to ride the wav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ppening in other industries.

A perfect example is robotic motors. A breakthrough came from cheap brushless motors originally developed for electric skateboards and power drills. With minor modifications, these motors proved excellent for robotics applications. The high-volume production for consumer applications dramatically reduced costs for robotics.

The same pattern applies to computation. Moore’s Law and GPU development have been crucial for robotics advancement. Today, robots are becoming more capable because we can pack enormous computational power into small, battery-powered packages. This enables real-time processing of cameras, LiDAR, joint sensors, proprioception, and other critical systems — performing most essential computation onboard the robot itself.

Jordan Schneider: Why does computation need to happen on the robot itself? I mean, you could theoretically have something like Elon’s approach where you have a bartender who’s actually just a robot being controlled remotely from India. That doesn’t really count as true robotics though, right?

Ryan Julian: This is a fascinating debate and trade-off that people in the field are actively grappling with right now. Certain computations absolutely need to happen on the robot for physical reasons. The key framework for thinking about this is timing — specifically, what deadlines a robot faces when making decisions.

If you have a walking robot that needs to decide where to place its foot in the next 10 milliseconds, there’s simply no time to send a query to a cloud server and wait for a response. That sensing, computation, and action must all happen within the robot because the time constraints are so tight.

The critical boundary question becomes: what’s the timescale at which off-robot computation becomes feasible? This is something that many folks working on robotics foundation models are wrestling with right now. The answer isn’t entirely clear and depends on internet connection quality, but the threshold appears to be around one second.

If you have one second to make a decision, it’s probably feasible to query a cloud system. But if you need to make a decision in less than one second — certainly less than 100 milliseconds — then that computation must happen on-board. This applies to fundamental robot movements and safety decisions. You can’t rely on an unreliable internet connection when you need to keep the robot safe and prevent it from harming itself or others.

Large portions of the robot’s fundamental motion and movement decisions must stay local. However, people are experimenting with cloud-based computation for higher-level reasoning. For instance, if you want your robot to bake a cake or pack one item from each of ten different bins, it might be acceptable for the robot to query DeepSeek or ChatGPT to break that command down into executable steps. Even if the robot gets stuck, it could call for help at this level — but it can’t afford to ask a remote server where to place its foot.

One crucial consideration for commercial deployment is that we technologists and software engineers love to think of the internet as ubiquitous, always available, and perfectly reliable. But when you deploy real systems — whether self-driving cars, factory robots, or future home robots — there will always be places and times where internet access drops out.

Given the irreversibility we discussed earlier, it’s essential that when connectivity fails, the robot doesn’t need to maintain 100% functionality for every possible feature, but it must remain safe and be able to return to a state where it can become useful again once connectivity is restored.

Jordan Schneider: You mentioned wanting robots to be safe, but there are other actors who want robots to be dangerous. This flips everything on its head in the drone context. It’s not just that Verizon has poor coverage — it’s that Russia might be directing electronic warfare at you, actively trying to break that connection.

This creates interesting questions about the balance between pressing go on twenty drones and letting them figure things out autonomously versus having humans provide dynamic guidance — orienting left or right, adjusting to circumstances. There are both upsides and downsides to having robots make these decisions independently.

Ryan Julian: Exactly right. The more autonomy you demand, the more the difficulty scales exponentially from an intelligence perspective. This is why Waymos are Level 4 self-driving cars rather than Level 5 — because Level 5 represents such a high bar. Yet you can provide incredibly useful service with positive unit economics and game-changing safety improvements with just a little bit of human assistance.

Jordan Schneider: What role do humans play in Waymo operations?

Ryan Julian: I don’t have insider information on this, but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when a Waymo encounters trouble — when it identifies circumstances where it doesn’t know how to navigate out of a space or determine where to go next — it’s programmed to pull over at the nearest safe location. The on-board system handles finding a safe place to stop.

Then the vehicle calls home over 5G or cellular connection to Waymo’s central support center. I don’t believe humans drive the car directly because of the real-time constraints we discussed earlier — the same timing limitations that apply to robot movement also apply to cars. However, humans can provide the vehicle with high-level instructions about where it should drive and what it should do next at a high level.

Jordan Schneider: We have a sense of the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 the different technological trees you have to climb. What is everyone in the field excited about? Why is there so much money and energy being poured into this space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o unlock this future?

Ryan Julian: People are excited because there’s been a fundamental shift in how we build software for robots. I mentioned that the hardware is becoming fairly mature, but even with good hardware, we previously built robots as single-purpose machines. You would either buy robot hardware off the shelf or build it yourself, but then programming the robot required employing a room full of brilliant PhDs to write highly specialized robotic software for your specific problem.

These problems were usually not very general — things like moving parts from one belt to another. Even much more advanced systems that were state-of-the-art from 2017 through 2021, like Amazon’s logistics robots, were designed to pick anything off a belt and put it into a box, or pick anything off a shelf. The only variations were where the object is located, how I position my gripper around it, what shape it is, and where I move it.

From a human perspective, that’s very low variation — this is the lowest of low-skilled work. But even handling this level of variation required centuries of collective engineering work to accomplish with robots.

A pick-and-place robot aligns wafer cookies during the packaging process. Source.

Now everyone’s excited because we’re seeing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how we program robots. Rather than writing specific applications for every tiny task — which obviously doesn’t scale and puts a very low ceiling on what’s economical to automate — we’re seeing robotics follow the same path as software and AI. Programming robots is transforming from an engineering problem into a data and AI problem. That’s embodied AI. That’s what robot learning represents.

The idea is that groups of people develop robot learning software — embodied AI systems primarily composed of components you’re already familiar with from the large language model and vision-language model world. Think large transformer models, data processing pipelines, and related infrastructure, plus some robot-specific additions. You build this foundation once.

Then, when you want to automate a new application, rather than hiring a big team to build a highly specialized robot system and hope it works, you simply collect data on your new application and provide it to the embodied AI system. The system learns to perform the new task based on that data.

This would be exciting enough if it worked for just one task. But we’re living in the era of LLMs and VLMs — systems that demonstrate something remarkable. When you train one system to handle thousands of purely digital tasks — summarizing books, writing poems, solving math problems, writing show notes — you get what we call a foundation model.

When you want that foundation model to tackle a new task in the digital world, you can often give it just a little bit of data, or sometimes no data at all — just a prompt describing what you want. Because the system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across many different tasks, it can relate its existing training to the new task and accomplish it with very little additional effort. You’re automating something previously not automated with minimal effort.

The hope for robotics foundation models is achieving the same effect with robots in the physical world. If we can create a model trained on many different robotic tasks across potentially many different robots — there’s debate in the field about this — we could create the GPT of robotics, the DeepSeek of robotics.

Imagine a robot that already knows how to make coffee, sort things in a warehouse, and clean up after your kids. You ask it to assemble a piece of IKEA furniture it’s never seen before. It might look through the manual and then put the furniture together. That’s probably a fantastical vision — maybe 10 to 20 years out, though we’ll see.

But consider a softer version: a business that wants to deploy robots only needs to apprentice those robots through one week to one month of data collection, then has a reliable automation system for that business task. This could be incredibly disruptive to the cost of introducing automation across many different spaces and sectors.

That’s why people are excited. We want the foundation model for robotics because it may unlock the ability to deploy robots in many places where they’re currently impossible to use because they’re not capable enough, or where deployment is technically possible but not economical.

Jordan Schneider: Is all the excitement on the intelligence side? Are batteries basically there? Is the cost structure for building robots basically there, or are there favorable curves we’re riding on those dimensions as well?

Ryan Julian: There’s incredible excitement in the hardware world too. I mentioned earlier that robotics history, particularly robotics hardware, has been riding the wave of other industries funding the hard tech innovations necessary to make robots economical. This remains true today.

You see a huge boom in humanoid robot companies today for several reasons. I gave you this vision of robotics foundation models and general-purpose robot brains. To fully realize that vision, you still need the robot body. It doesn’t help to have a general-purpose robot brain without a general-purpose robot body — at lea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s building humanoids.

Humanoid robots are popular today as a deep tech concept because pairing them with a general-purpose brain creates a general-purpose labor-saving machine. This entire chain of companies is riding tremendous progress in multiple areas.

Battery technology has become denser, higher power, and cheaper. Actuator technology — motors — has become more powerful and less expensive. Speed reducers, the gearing at the end of motors or integrated into them, traditionally represented very expensive components in any machine using electric motors. But there’s been significant progress making these speed reducers high-precision and much cheaper.

Sensing has become dramatically cheaper. Camera sensors that used to cost hundreds of dollars are now the same sensors in your iPhone, costing two to five dollars. That’s among the most expensive components you can imagine, yet it’s now totally economical to place them all over a robot.

Computation costs have plummeted. The GPUs in a modern robot might be worth a couple hundred dollars, which represents an unimaginably low cost for the available computational power.

Robot bodies are riding this wave of improving technologies across the broader economy — all dual-use technologies that can be integrated into robots. This explains why Tesla’s Optimus humanoid program makes sense: much of the hardware in those robots is already being developed for other parts of Tesla’s business. But this pattern extends across the entire technology economy.

Jordan Schneider: Ryan, what do you want to tell Washington? Do you have policy asks to help create a flourishing robotics ecosystem in the 21st century?

Ryan Julian: My policy ask would be for policymakers and those who inform them to really learn about the technology before worrying too much about the implications for labor. There are definitely implications for labor, and there are also implications for the military. Howeve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shows that most new technologies are labor-multiplying and labor-assisting. There are very few instances of pure labor replacement.

I worry that if a labor replacement narrative takes hold in this space, it could really hold back the West and the entire field. As of today, a labor replacement narrative isn’t grounded in reality.

The level of autonomy and technology required to create complete labor replacement in any of the job categories we’ve discussed is incredibly high and very far off. It’s completely theoretical at this point.

My ask is, educate yourself and think about a world where we have incredibly useful tools that make people who are already working in jobs far more productive and safer.

China’s Edge and the Data Flywheel

Jordan Schneider: On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you outlined, what are the comparative strengths and advantages of China and the ecosystem outside China?

Ryan Julian: I’m going to separate this comparison between research and industry, because there are interesting aspects on both sides. The short version is that robotics research in China is becoming very similar to the West in quality.

Let me share an anecdote. I started my PhD in 2017, and a big part of being a PhD student — and later a research scientist — is consuming tons of research: reams of dense 20-page PDFs packed with information. You become very good at triaging what’s worth your time and what’s not. You develop heuristics for what deserves your attention, what to throw away, what to skim, and what to read deeply.

Between 2017 and 2021, a reliable heuristic was that if a robotics or AI paper came from a Chinese lab, it probably wasn’t worth your time. It might be derivative, irrelevant, or lacking novelty. In some cases, it was plainly plagiarized. This wasn’t true for everything, but during that period it was a pretty good rule of thumb.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I’ve had to update my priorities completely. The robotics and AI work coming out of China improves every day. The overall caliber still isn’t quite as high as the US, EU, and other Western institutions, but the best work in China — particularly in AI and my specialization in robotics — is rapidly catching up.

Today, when I see a robotics paper from China, I make sure to read the title and abstract carefully. A good portion of the time, I save it because I need to read it thoroughly. In a couple of years, the median quality may be the same. We can discuss the trends driving this — talent returning to China, people staying rather than coming to the US, government support — but it’s all coming together to create a robust ecosystem.

Moving from research to industry, there’s an interesting contrast. Due to industry culture in China, along with government incentives and the way funding works from provinces and VC funds, the Chinese robotics industry tends to focus on hardware and scale. They emphasize physical robot production.

Xiaomi’s “Dark Factory” 黑灯工厂 autonomously produces smartphones. Source.

When I talk to Chinese robotics companies, there’s always a story about deploying intelligent AI into real-world settings. However, they typically judge success by the quantity of robots produced — a straightforward industrial definition of success. This contrasts with US companies, which usually focus on creating breakthroughs and products that nobody else could create, where the real value lies in data, software, and AI.

Chinese robotics companies do want that data, software, and AI capabilities. But it’s clear that their business model is fundamentally built around selling robots. Therefore, they focus on making robot hardware cheaper and more advanced, producing them at scale, accessing the best components, and getting them into customers’ hands. They partner with upstream or downstream companies to handle the intelligence work, creating high-volume robot sales channels.

Take Unitree as a case study — a darling of the industry that’s been covered on your channel. Unitree has excelled at this approach. Wang Xingxing and his team essentially took the open-source design for the MIT Cheetah quadruped robot and perfected it. They refined the design, made it production-ready, and likely innovated extensively on the actuators and robot morphology. Most importantly, they transformed something you could build in a research lab at low scale into something manufacturable on production lines in Shenzhen or Shanghai.

They sold these robots to anyone willing to buy, which seemed questionable at the time — around 2016 — because there wasn’t really a market for robots. Now they’re the go-to player if you want to buy off-the-shelf robots. What do they highlight in their marketing materials? Volume, advanced actuators, and superior robot bodies.

This creates an interesting duality in the industry. Most American robotics companies — even those that are vertically integrated and produce their own robots — see the core value they’re creating as intelligence or the service they deliver to end customers. They’re either trying to deliver intelligence as a service (like models, foundation models, or ChatGPT-style queryable systems where you can pay for model training) or they’re pursuing fully vertical solutions where they deploy robots to perform labor, with value measured in hours of replaced work.

On the Chinese side, companies focus on producing exceptionally good robots.

Jordan Schneider: I’ve picked up pessimistic energy from several Western robotics efforts — a sense that China already has this in the bag. Where is that coming from, Ryan?

Ryan Julian: That’s a good question. If you view AI as a rac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 a winner-take-all competition — and you’re pessimistic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West’s ability to maintain an edge in intelligence, then I can see how you’d become very pessimistic about the West’s ability to maintain an edge in robotics.

As we discussed, a fully deployed robot is essentially a combination of software, AI (intelligence), and a machine. The challenging components to produce are the intelligence and the machine itsel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 aren’t particularly strong at manufacturing. They excel at design but struggle to manufacture advanced machines cheaply. They can build advanced machines, but not cost-effectively.

If you project this forward to a world where millions of robots are being produced — where the marginal cost of each robot becomes critical and intelligence essentially becomes free — then I can understand why someone would believe the country capable of producing the most advanced physical robot hardware fastest and at the lowest cost would have a huge advantage.

If you believe there’s no sustainable edge in intelligence — that intelligence will eventually have zero marginal cost and become essentially free — then you face a significant problem. That’s where the pessimism originates.

Jordan Schneider: Alright, we detoured but we’re coming back to this idea of a foundation model unlocking the future. We haven’t reached the levels of excitement for robotics that we saw in October 2022 for ChatGPT. What do we need? What’s on the roadmap? What are the key inputs?

Ryan Julian: To build a great, intelligent, general-purpose robot, you need the physical robot itself. We’ve talked extensively about how robotics is riding the wave of advancements elsewhere in the tech tree, making it easier to build these robots. Of course, it’s not quite finished yet. There are excellent companies — Boston Dynamics, 1X, Figure, and many others who might be upset if I don’t mention them, plus companies like Apptronik and Unitree — all working to build great robots. But that’s fundamentally an engineering problem, and we can apply the standard playbook of scale, cost reduction, and engineering to make them better.

The key unlock, assuming we have the robot bodies, is the robot brains. We already have a method for creating robot brains — you put a bunch of PhDs in a room and they toil for years creating a fairly limited, single-purpose robot. But that approach doesn’t scale.

To achieve meaningful impact on productivity, we need a robot brain that learns and can quickly learn new tasks. This is why people are excited about robotics foundation models.

How do we create a robotics foundation model? That’s the crucial question. Everything I’m about to say is hypothetical because we haven’t created one yet, but the current thinking is that creating a robotics foundation model shouldn’t b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creating a purely digital foundation model. The strategy is training larger and larger models.

However, the model can’t just be large for its own sake. To train a large model effectively, you need massive amounts of data — data proportionate to the model’s size. In large language models, there appears to be a magical threshold between 5 and 7 billion parameters where intelligence begins to emerge. That’s when you start seeing GPT-2 and GPT-3 behavior. We don’t know what that number is for robotics, but those parameters imply a certain data requirement.

What do we need to create a robotics foundation model? We need vast amounts of diverse data showing robots performing many useful tasks, preferably as much as possible in real-world scenarios. In other words, we need data and diversity at scale.

This is the biggest problem for embodied AI. How does ChatGPT get its data? How do Claude or Gemini get theirs? Some they purchase, especially recently, but first they ingest essentially the entire internet — billions of images and billions of sentences of text. Most of this content is free or available for download at low cost. While they do buy valuable data, the scale of their purchases is much smaller than the massive, unstructured ingestion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There’s no internet of robot data. Frontier models train on billions of image-text pairs, while today’s robotics foundation models with the most data train on tens of thousands of examples — requiring herculean efforts from dozens or hundreds of people.

Subscribe now

This creates a major chicken-and-egg problem. If we had this robotics foundation model, it would be practical and economical to deploy robots in various settings, have them learn on the fly, and collect data. In robotics and AI, we call this the data flywheel: you deploy systems in the world, those systems generate data through operation, you use that data to improve your system, which gives you a better system that you can deploy more widely, generating more data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We want to spin up this flywheel, but you need to start with a system good enough to justify its existence in the world. This is robotics’ fundamental quandary.

I want to add an important note about scale. Everyone talks about big data and getting as much data as possible, but a consistent finding for both purely digital foundation models and robotics foundation models is that diversity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scale. If you give me millions of pairs of identical text or millions of demonstrations of a robot doing exactly the same thing in exactly the same place, that won’t help my system learn.

The system needs to see not only lots of data, but data covering many different scenarios. This creates another economic challenge, because while you might consider the economics of deploying 100 robots in a space to perform tasks like package picking...

Jordan Schneider: Right, if we have a robot that can fold laundry, then it can fold laundry. But will folding laundry teach it how to assemble IKEA furniture? Probably not, right?

Ryan Julian: Exactly. Economics favor scale, but we want the opposite — a few examples of many different things. This is the most expensive possible way to organize data collection.

Jordan Schneider: I have a one-year-old, and watching her build up her physics brain —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t properties of things and watching her fall in various ways, but never the same way twice — has been fascinating. If you put a new object in front of her, for instance, we have a Peloton and she fell once because she put her weight on the Peloton wheel, which moved. She has never done that again.

Ryan Julian: I’m sure she’s a genius.

Jordan Schneider: Human beings are amazing. They’re really good at learning. The ability to acquire language, for example — because robots can’t do it yet. Maybe because we have ChatGPT, figuring out speech seems less of a marvel now, but the fact that evolution and our neurons enable this, particularly because you come into the world not understanding everything... watching the data ingestion happen in real time has been a real treat. Do people study toddlers for this kind of research?

Ryan Julian: Absolutely. In robot learning research, the junior professor who just had their first kid and now bases all their lectures on watching how their child learns is such a common trope. It’s not just you — but we can genuinely learn from this observation.

First, children aren’t purely blank slates. They do know some things about the world. More importantly, kids are always learning. You might think, “My kid’s only one or two years old,” but imagine one or two years of continuous, waking, HD stereo video with complete information about where your body is in space. You’re listening to your parents speak words, watching parents and other people do things, observing how the world behaves.

This was the inspiration for why, up through about 2022, myself and other researchers were fascinated with using reinforcement learning to teach robots. Reinforcement learning is a set of machine learning tools that allows machines, AIs, and robots to learn through trial and error, much like you described with your one-year-old.

What’s been popular for the last few years has been a turn toward imitation learning, which essentially means showing the robot different ways of doing things repeatedly. Imitation learning has gained favor because of the chicken-and-egg problem: if you’re not very good at tasks, most of what you try and experience won’t teach you much.

If you’re a one-year-old bumbling around the world, that’s acceptable because you have 18, 20, or 30 years to figure things out. I’m 35 and still learning new things. But we have very high expectations for robots to be immediately competent. Additionally, it’s expensive, dangerous, and difficult to allow a robot to flail around the world, breaking things, people, and itself while doing reinforcement learning in real environments. It’s simply not practical.

Having humans demonstrate tasks for robots is somewhat more practical than pur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But this all comes down to solving the chicken-and-egg problem I mentioned, and nobody really knows the complete solution.

There are several approaches we can take. First, we don’t necessarily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Some recent exciting results that have generated significant enthusiasm came from teams I’ve worked with, my collaborators, and other labs. We demonstrated that if we start with a state-of-the-art vision-language model and teach it robotics tasks, it can transfer knowledge from the purely digital world — like knowing “What’s the flag of Germany?” — and apply it to robotics.

Imagine you give one of these models data showing how to pick and place objects: picking things off tables, moving them to other locations, putting them down. But suppose it’s never seen a flag before, or specifically the flag of Germany, and it’s never seen a dinosaur, but it has picked up objects of similar size. You can say, “Please pick up the dinosaur and place it on the flag of Germany.” Neither the dinosaur nor the German flag were in your robotics training data, but they were part of the vision-language model’s training.

My collaborators and I, along with other researchers, showed that the system can identify “This is a dinosaur” and use its previous experience picking up objects to grab that toy dinosaur, then move it to the flag on the table that it recognizes as Germany’s flag.

One tactic — don’t start with a blank slate. Begin with something that already has knowledge.

Another approach — and this explains all those impressive dancing videos you see from China, with robots running and performing acrobatics — involves training robots in simulation using reinforcement learning, provided the physical complexity isn’t too demanding. For tasks like walking (I know I say “just” walking, but it’s actually quite complex) or general body movement, it turns out we can model the physics reasonably well on computers. We can do 99% of the training in simulation, then have robots performing those cool dance routines.

We might be able to extend this framework to much more challenging physical tasks like pouring tea, manipulating objects, and assembling things. Those physical interactions are far more complex, but you could imagine extending the simulation approach.

Jordan Schneider: Or navigating around Bakhmut or something.

Ryan Julian: Exactly, right. The second approach uses simulation. A third tactic involves getting data from sources that aren’t robots but are similar. This has been a persistent goal in robot learning for years — everyone wants robots to learn from watching YouTube videos.

There are numerous difficult challenges in achieving this, but the basic idea is extracting task information from existing video data, either from a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looking through the human’s eyes) or third-person perspective (watching a human perform tasks). We already have extensive video footage of people doing things.

What I’ve described represents state-of-the-art frontier research. Nobody knows exactly how to accomplish it, but these are some of our hopes. The research community tends to split into camps and companies around which strategy will ultimately succeed.

Then there’s always the “throw a giant pile of money at the problem” strategy, which represents the current gold standard. What we know works right now — and what many people are increasingly willing to fund — is building hundreds or even thousands of robots, deploying them in real environments like factories, laundries, logistics centers, and restaurants. You pay people to remotely control these robots to perform desired tasks, collect that data, and use it to train your robotics foundation model.

The hope is that you don’t run out of money before reaching that magic knee in the curve — the critical threshold we see in every other foundation model where the model becomes large enough and the data becomes sufficiently big and diverse that we suddenly have a model that learns very quickly.

There’s a whole arms race around how to deploy capital quickly enough and in the right way to find the inflection point in that curve.

Jordan Schneider: Is Waymo an example of throwing enough money at the problem to get to the solution?

Ryan Julian: Great example.

Jordan Schneider: How do we categorize that?

Ryan Julian: Waymo and other self-driving cars give people faith that this approach might work. When you step into a Waymo today, you’re being driven by what is, at its core, a robotics foundation model. There’s a single model where camera, lidar, and other sensor information from the car comes in, gets tokenized, decisions are made about what to do next, and actions emerge telling the car where to move.

That’s not the complete story. There are layers upon layers of safety systems,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nd other checks and balances within Waymo to ensure the output is sound and won’t harm anyone. But the core process remains: collect data on the task (in this case, moving around a city in a car), use it to train a model, then use that model to produce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Self-driving cars have been a long journey, but their success using this technique gives people significant confidence in the approach.

Let me temper your enthusiasm a bit. There’s hope, but here’s why it’s challenging. From a robotics perspective, a self-driving car is absolutely a robot. However, from that same perspective, a self-driving car has an extremely simple job — it performs only one task.

The job of a self-driving car is to transport you, Jordan, and perhaps your companions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in a city according to a fairly limited set of traffic rules, on a relatively predictable route. The roads aren’t completely predictable, but they follow consistent patterns. The car must accomplish this without touching anything. That’s it — get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without making contact with anything.

The general-purpose robots we’re discussing here derive their value from performing thousands of tasks, or at least hundreds, without requiring extensive training data for each one. This represents one axis of difficulty: we must handle many different tasks rather than just one.

The other challenge is that “don’t touch anything” requirement, which is incredibly convenient because every car drives essentially the same way from a physics perspective.

Jordan Schneider: Other drivers are trying to avoid you — they’re on your side and attempting to avoid collisions.

Ryan Julian: Exactly — just don’t touch anything. Whatever you do, don’t make contact. As soon as you start touching objects, the physics become far more complicated, making it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machines to decide what to do.

The usefulness of a general-purpose robot lies in its ability to interact with objects. Unless it’s going to roam around your house or business, providing motivation and telling jokes, it needs to manipulate things to be valuable.

These are the two major leaps we need to make from the self-driving car era to the general robotics era — handling many different tasks and physically interacting with the world.

Jordan Schneider: Who are the companies i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t folks should be paying attention to?

Ryan Julian: The Chinese space is gigantic, so I can only name a few companies. There are great online resources if you search for “Chinese robotics ecosystem."

In the West, particularly the US, I would divide the companies really pushing this space into two camps.

The first camp consists of hardware-forward companies that think about building and deploying robots. These tend to be vertically integrated. I call them “vertical-ish” because almost all want to build their own embodied AI, but they approach it from a “build the whole robot, integrate the AI, deploy the robot” perspective.

In this category, you have Figure AI, a vertical humanoid robot builder that also develops its own intelligence. There’s 1X Technologies, which focuses on home robots, at least currently. Boston Dynamics is the famous first mover in the space, focusing on heavy industrial robots with the Atlas platform. Apptronik has partnered with Google DeepMind and focuses on light industrial logistics applications.

Tesla Optimus is probably the most well-known entry in the space, with lots of rhetoric from Elon about how many robots they’ll make, where they’ll deploy them, and how they’ll be in homes. But it’s clear that Tesla’s first value-add will be helping automate Tesla factories. Much of the capital and many prospective customers in this space are actually automakers looking to create better automation for their future workforce.

Apple is also moving into the space with a very early effort to build humanoid robots.

The second camp focuses on robotics foundation models and software. These tend to be “horizontal-ish” — some may have bets on making their own hardware, but their core focus is foundation model AI.

My former employer, Google DeepMind, has a robotics group working on Gemini Robotics. NVIDIA also has a group doing this work, which helps them sell chips.

Among startups, there’s Physical Intelligence, founded by several of my former colleagues at Google DeepMind and based in San Francisco. Skild AI features some CMU researchers. Generalist AI includes some of my former colleagues. I recently learned that Mistral has a robotics group.

A few other notable Western companies — there’s DYNA, which is looking to automate small task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hey’re essentially saying, “You’re all getting too complicated — let’s just fold napkins, make sandwiches, and handle other simple tasks.”

There are also groups your audience should be aware of, though we don’t know exactly what they’re doing. Meta and OpenAI certainly have embodied AI efforts that are rapidly growing, but nobody knows their exact plans.

In China, partly because of the trends we discussed and due to significant funding and government encouragement (including Made in China 2025), there’s been an explosion of companies seeking to make humanoid robots specifically.

The most well-known is Unitree with their H1 and G1 robots. But there are also companies like Fourier Intelligence, AgiBot, RobotEra, UBTECH, EngineAI, and Astribot. There’s a whole ecosystem of Chinese companies trying to make excellent humanoid robots, leveraging the Shenzhen and Shanghai-centered manufacturing base and incredible supply chain to produce the hardware.

When Robots Learn

Jordan Schneider: How do people in the field of robotics discuss timelines?

Ryan Julian: It’s as diverse as any other field. Some people are really optimistic, while others are more pessimistic. Generally, it’s correlated with age or time in the field. But I know the question you’re asking: when is it coming?

Let’s ground this discussion quickly. What do robots do today? They sit in factories and do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with very little variation. They might sort some packages, which requires slightly more variation. Slightly more intelligent robots rove around and inspect facilities — though they don’t touch anything, they just take pictures. Then we have consumer robots. What’s the most famous consumer robot? The Roomba. It has to move around your house in 2D and vacuum things while hopefully not smearing dog poop everywhere.

That’s robots today. What’s happening now and what we’ll see in the next three to five years falls into what I call a bucket of possibilities with current technology. There are no giant technological blockers, but it may not yet be proven economical. We’re still in pilot phases,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o turn this into a product.

The first place you’re going to see more general-purpose robots — maybe in humanoid form factors, maybe slightly less humanoid with wheels and arms — is in logistics, material handling, and light manufacturing roles. For instance, machine tending involves taking a part, placing it into a machine, pressing a button, letting the machine do its thing, then opening the machine and pulling the part out. You may also see some retail and hospitality back-of-house applications.

What I’m talking about here is anywhere a lot of stuff needs to be moved, organized, boxed, unboxed, or sorted. This is an easy problem, but it’s a surprisingly large part of the economy and pops up pretty much everywhere. Half or more of the labor activity in an auto plant is logistics and material feed. This involves stuff getting delivered to the auto plant, moved to the right place, and ending up at a production line where someone picks it up and places it on a new car.

More than half of car manufacturing involves this process, and it’s actually getting worse because people really want customized cars these days. Customizations are where all the profit margin is. Instead of Model T’s running down the line where every car is exactly the same, every car running down the line now requires a different set of parts. A ton of labor goes into organizing and kitting the parts for each car and making sure they end up with the right vehicle.

Ten to twelve perc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is logistics. Another fifteen to twenty percent is manufacturing. This represents a huge potential impact, and all you’re asking robots to do is move stuff — pick something up and put it somewhere else. You don’t have to assemble it or put bolts in, just move stuff.

Over the next three to five years, you’re going to see pilots starting today and many attempts, both in the West and in China, to put general-purpose robots into material handling and show that this template with robotics foundation models can work in those settings.

Now, if that works — if the capital doesn’t dry up, if researchers don’t get bored and decide to become LLM researchers because someone’s going to give them a billion dollars — then maybe in the next seven to ten years, with some more research breakthroughs, we may see these robots moving into more dexterous and complex manufacturing tasks. Think about placing bolts, assembling things, wings on 747s, putting wiring harnesses together. This is all really difficult.

You could even imagine at this point we’re starting to see maybe basic home tasks: tidying, loading and unloading a dishwasher, cleaning surfaces, vacuuming...

Jordan Schneider: When are we getting robotic massages?

Ryan Julian: Oh man, massage. I don’t know. Do you want a robot to press really hard on you?

Jordan Schneider: You know... no. Maybe that’s on a fifteen-year horizon then?

Ryan Julian: Yeah, that’s the next category. Anything that has a really high bar for safety, interaction with humans, and compliance — healthcare, massage, personal services, home health aid — will require not only orders of magnitude more intelligence than we currently have and more capable physical systems, but you also really start to dive into serious questions of trust, safety, liability, and reliability.

Share

Having a robot roving around your house with your one-year-old kid and ensuring it doesn’t fall over requires a really high level of intelligence and trust. That’s why I say it’s a question mark. We don’t quite know when that might happen. It could be in five years — I could be totally wrong. Technology changes really fast these days, and people are more willing than I usually expect to take on risk. Autopilot and full self-driving are good examples.

One thing the current generation of robotics researchers, generalist robotics researchers, startups, and companies are trying to learn from the self-driving car era is this: maybe one reason to be optimistic is that because of this safety element, self-driving cars are moving multi-ton machines around lots of people and things they could kill or break. You have people inside who you could kill. The bar is really high — it’s almost aviation-level reliability. The system needs to be incredibly reliable with so much redundancy, and society, regulators, and governments have to have so much faith that it is safe and represents a positive cost-benefit tradeoff.

This makes it really difficult to thread the needle and make something useful. In practice, it takes you up the difficulty and autonomy curve we talked about and pushes you way up to really high levels of autonomy to be useful. It’s kind of binary — if you’re not autonomous enough, you’re not useful.

But these generalist robots we’re talking about don’t necessarily need to be that high up the autonomy difficulty curve. If they are moderately useful — if they produce more than they cost and save some labor, but not all — and you don’t need to modify your business environment, your home, or your restaurant too much to use them, and you can operate them without large amounts of safety concerns, then you have something viable.

For instance, if you’re going to have a restaurant robot, you probably shouldn’t start with cutting vegetables. Don’t put big knives in the hands of robots. There are lots of other things that happen in a restaurant that don’t involve big knives.

One of the bright spots of the current generalist robotics push and investment is that we believe there’s a much more linear utility-autonomy curve. If we can be half autonomous and only need to use fifty percent of the human labor we did before, that would make a huge difference to many different lives and businesses.

Jordan Schneider: Is that a middle-of-the-road estimate? Is it pessimistic? When will we get humanoid robot armies and machines that can change a diaper?

Ryan Julian: It’s a question of when, not if. We will see lots of general-purpose robots landing, especially in commercial spaces — logistics, manufacturing, maybe even retail back of house, possibly hospitality back of house. The trajectory of AI is very good. The machines are becoming cheaper every day, and there are many repetitive jobs in this world that are hazardous to people. We have difficulty recruiting people for jobs that are not that difficult to automate. Personally, I think that’s baked in.

If, to you, that’s a robot army — if you’re thinking about hundreds of thousands, maybe even millions of robots over the course of ten years working in factories, likely in Asia, possibly in the West — I think we will see it in the next decade.

The big question mark is how advanced we’ll be able to make the AI automation. How complicated are the jobs these machines could do? Because technology has a habit of working really well and advancing really quickly until it doesn’t. I’m not exactly sure where that stopping point will be.

If we’re on the path to AGI, then buckle up, because the robots are getting real good and the AGI is getting really good. Maybe it’ll be gay luxury space communism for everybody, or maybe it’ll be iRobot. But the truth is probably somewhere in between. That’s why I started our discussion by talking about how robots are the ultimate capital good.

If you want to think about what would happen if we had really advanced robots, just think about what would happen if your dishwasher loaded and unloaded itself or the diaper changing table could change your daughter’s diaper.

A good dividing line to think about is that home robots are very difficult because the cost needs to be very low, the capability level needs to be very diverse and very high, and the safety needs to be very high. We will require orders of magnitude more intelligence than we have now to do home robots if they do happen. We’re probably ten-plus years away from really practical home robots. But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 and therefore the military implications we talked about — it’s baked in at this point.

Jordan Schneider: As someone who, confession, has not worked in a warehouse or logistics before, it’s a sector of the economy that a lot of the Washington policymaking community just doesn’t have a grasp on. Automating truckers and automating cars doesn’t take many intellectual leaps, but thinking about the gradations of different types of manual labor that are more or less computationally intensive is a hard thing to wrap your head around if you haven’t seen it in action.

Ryan Julian: This is why, on research teams, we take people to these places. We go on tours of auto factories and logistics centers because your average robotics researcher has no idea what happens in an Amazon warehouse. Not really.

For your listeners who might be interested, there are also incredible resources for this provided by the US Government. O*NET has this ontology of labor with thousands of entries — every physical task that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has identified that anybody does in any job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gets very detailed down to cutting vegetables or screwing a bolt.

Share

Jordan Schneider: How can people follow this space? What would you recommend folks read or consume?

Ryan Julian: Well, of course you should subscribe to ChinaTalk. Lots of great revised coverage. The SemiAnalysis guys also seem to be getting into it a little bit. Other than that, I would join Twitter or Bluesky. That is just the rest of the AI community. That’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original, raw content from people doing the work every day.

If you follow a couple of the right accounts and start following who they retweet over time, you will definitely build a feed where, when the coolest new embodied AI announcement comes out, you’ll know in a few minutes.

[Some accounts! Chris Paxton, Ted Xiao, C Zhang, and The Humanoid Hub. You can also check out the General Robots and Learning and Control Substacks, Vincent Vanhoucke on Medium, and IEEE’s robotics coverage.]

Jordan Schneider: Do you have a favorite piece of fiction or movie that explores robot futures?

Ryan Julian: Oh, I really love WALL-E and Big Hero 6. I prefer friendly robots.

Enjoy this deleted scene from WALL-E:

Mood Music:

#102 真假伟人秀

11 September 2025 at 10:33

回头看中国这几代人,有个很清晰的规律,就是中国一出雄才大略的“伟人”,中国人的苦日子就来了。我们这代人,出生的时候,中国有个姓毛的伟人,整天伟大的不得了,又是红太阳,又是舵手。小时候,在农村,没见过大船,还不知道舵手是什么玩意儿,但红太阳,只要不阴天,就出来。太阳一出,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饿的慌。吃不饱,营养不良,自然反应就是饿。

后来,毛主席终于死了。他老人家一死,我们很快就吃饱了。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眼界一天天开阔。从温饱到小康,从农村到城市,苦日子离得越来越远。但没想到,人过中年,中国又冒出个“伟人”,还是被领导硬提拔上去的个“伟人”。不知道,人类历史上,哪个伟人是被领导“提拔上去的”?

一个人没有能力,靠拍马溜须拼爹装孙子,被领导看中,硬放到那个位子上,得克萨斯土话把这种人叫“Post Turtle”—— “桩上龟公”。

Post turtle 这个典故,我以前在微博上也讲过。来美国后有好多年,没用中文写过正经东西,听说读写能力都有点退化。在微博上,我第一次讲Post Turtle这个典故的时候,直接翻译成“桩上乌龟”,听着比较直白,但有点粗俗。一位读者重新翻译了一下,说是“桩上龟公”。这个说法让我眼前一亮,简直做到了“信达雅”,“龟公”也是“公”,是对龟的尊称。用到“伟人”身上,要用尊称,符合古典汉语的表达习惯。

一说“公”,会想起蔡桓公来。在DC不明白节上,有听众问,现在还值不值得“润”。记得我就提到了蔡桓公。扁鹊遇到蔡桓公,不润还有个好啊?扁鹊是我们中国“润族”的古代先驱。

以前国内初中语文课本中有这篇故事。扁鹊是战国时代的名医,他主要是在齐国行医。去见国王蔡桓公——蔡桓公就是齐桓公。蔡桓公召见扁鹊。国王召见医生,肯定是找人家来看病。扁鹊也尽医生的职责,说“看脸色,您老人家有点小病,及时治疗,不会有大问题。”但蔡桓公这人死要面子,假装五个自信,说“寡人无疾”——“我没病”。

国王都说自己没病了,医生也只能闭嘴。扁鹊一走,蔡桓公跟手下说:“医生都是专门给没病的人治病,显示自己有能耐。”

过了一阵,扁鹊又见到蔡桓公,再次尽医生的职责,说:“你老人家的病已经从皮肤发展到肌肉,不及时治疗,还会更严重。”蔡桓公听了,有伤面子,有伤自信,当然不高兴。

又过了一阵,扁鹊第三次见到蔡桓公,说:“您老人家这病已经到了肠胃,再不治疗,事儿就大了。”蔡桓公听了当然更不高兴。

不久,扁鹊第四次见到蔡桓公,什么也不说,扭头走开了。

假装自信,死要面子的人,有个特点,就是你说出专业意见来的时候,他好象自信满满:他对了,你错了;但你一旦不说了,让他放开折腾,他反倒没那么自信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所谓“自信”,都是装出来的,都是为了面子假装自信。蔡桓公就是这种货色。

扁鹊见了他三次,每次都尽医生的职责,告诉他有病。但他每次听到都不高兴。第四次的时候,扁鹊不说话了,扭头走开。

不说话,扭头走开,这是戳破假装自信的秘方。不管他们是假装五个自信,还是八个自信,如果你是专业人士,遇到这种装X的蠢货,你什么也别说,扭头走开。你一走开,他们假装出来的自信就会露馅。读古代这些小故事,我们能学到不少这种道理。

扁鹊一走开,蔡桓公就赶紧派人去找他,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了。扁鹊是位专业人士,从医生的专业角度,解释他为什么不在蔡桓公面前说话了。原因很简单:蔡桓公的病已经深入骨髓,他没法治了。”

过了五天,蔡桓公觉得身体疼痛,派人去找扁鹊看病,没找到人。扁鹊早就跑了,已经从齐国“润”到秦国去了。不久,蔡桓公就病死了。

这些年,中国好象“润”了不少扁鹊,还没润的,也不说话了。按照中国古代智慧,蔡桓公的病大致已经发展到倒数第一、倒数第二个阶段。

本来是说“龟公”,说着说着,就说到蔡桓公那里去了。有点跑题。

回到“龟公”——“桩上龟公”(Post Turtle)是得克萨斯贬损政客的土话。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得克萨斯农村到处是牧场。很多牧场用木头桩子,拉上铁丝网,围起来,防止牲口往马路上跑。牧场上有不少乌龟。一些小孩喜欢恶作剧,专门挑个大的乌龟,把它放到木头桩子顶上。这成了本地农村一景。

木桩子上有只乌龟,肯定不是它自己爬上去的——它没有这能力,而是被人放上去的。问题是,它被人一放到那个位子上,就下不来。它不但没有能力自己上去,而且没有能力自己下来。它只会在木头桩子上,凭本能折腾,等待自由落体。这就是得克萨斯老乡Post Turtle(桩上龟公)这个典故的来历。

Read more

💾

作为哈利波特和成为哈利波特

我有一天第一次做荷兰语写作考试的真题,考试时间是100分钟,考过的朋友都和我说时间特别紧张,最后一秒还在写,差点写不完,结果我做真题的时候60分钟内就全写完了,写完有点恍惚,不知道该不该接着学了。感觉之前的紧张学习和感受到压力的情绪都错付了。本来严阵以待如临大敌披甲上阵,结果对方派来了喜羊羊。

于是开始吃东西,上网冲浪,像一直原本紧绷的气球突然被飘飘然举到半空(这篇文章发出的当天,就是我去参加B1荷兰语写作考试的当天,祝我幸运,我后面的每一天还是在精心准备和做真题),然后在冲浪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张图:

还看到图片的评论区说:“没有被幸福家庭爱过的小孩会长成东亚人的样子”

我就分享给了霸王花。

霸王花秒回我:“我是哈利。”

一个人怎么就能立刻断定自己就是哈利了呢?

我想起来俩人之间的共性:霸王花和哈利都有“寄人篱下”的童年。我们有在放学以后第56期播客里讨论“寄人篱下”的经历会给一个人带来多可怕且深远的影响:让人无法有安全感,无法理所当然认可自己的存在,无法尊重并提出自己的需求,很怕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需求之于别人是麻烦,继而很难有主动性和真正自发的积极性。

倘若这种模式长期持续,人就很容易有“灾难性思维”:微小的事情也会被当做自己的灾难,动辄陷入绝望,孤绝,觉得自己孤立无援的状态。

而倘若我把这个图片分享给很多没有寄人篱下,就在自己家庭长大的华人女性朋友,我也有极大的可能收到“我是哈利”的回复。

因为即使在自己的家庭里,很多女性也被迫活成了“寄人篱下”的状态。父母视女儿为麻烦,为累赘,为“赔钱货”,为“羞耻”,为工具,为理财产品,为养老保障。没有一个真正提供过爱意,支撑,安全感的家,人就很容易把问题归结于自身,而非向外去探索原因。

很多时候问题的根源在于暴虐的成年人,不公的系统,吞噬一切的威权。但是四处漏风的家庭成长的小孩,会把一切归结于自己。把父母的争吵归结于自己,把抑郁窒息疲累的自己也归结于自己。

可是问题并不在于自己。

而庆幸的是,答案在于自己。

一个愿意去问问种种问题的根源在于哪里,继而找到应对方案的自己,只能在于自己。

如此多人喜欢《哈利波特》这部作品,尤其是前两三部,就是因为哈利没有永久停留在姨妈姨夫家的楼梯间里。他走了出来,被猫头鹰的信件召唤了出来,走出了楼梯间,去往了霍格沃茨,从一个孤绝地怀疑自己和舔舐自己的人,成长为一个像赫敏一样勇敢的,有主动性的人。

在霍格沃兹,哈利有朋友老师校长的爱,还能学习魔法,参与竞争,合作和冒险,进行自我拯救和拯救它人,楼梯间就会在生命中后退,生命的空间会被这些崭新的爱意和成就感填满。

但是之于华人女性可怕的是,从窒息的家庭中短暂逃离,很多又走入了像炼狱一样的学校。霸王花和我讲述过的她的初中,我看李雪琴讲述过的她的高中,我有同学曾经上过的教室里满是摄像头的河北衡水,老师比乌姆里奇可怕可憎甚至可恨,学生被驯化成严丝合缝的机器,成为服从的最小单位,被鼓励相互之间的举报倾轧,继而把每个学生变成鼓励无缘的孤岛。

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像楼梯间里的哈利一样思考,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人很容易就作为哈利,在自我被卷地为牢的世界里,让灾难螺旋式上升在心里扎根。

但是很难成为后来的哈利,垃圾的土地没有为勇气勇敢探索提供土壤和水分空气。

在东亚生活,在简中生活,作为哈利波特太水到渠成了,成为哈利波特则难如登天。

所以很多人就算了。

我记得在第56期播客里霸王花问我天天想这些不累吗?

对所有的压迫,驯化,漠视和不公都想问一问为什么和凭什么,对自己天天问一问自己真的想要什么,此刻当下和之后都想要什么?这是人活在世界的“真问题”,我不能不问。

因为我不想算了。

“算了”不是放过自己,是全然地放弃自己。

我不仅不放弃自己,我也不打算放过世界。我要让安然欺负压迫别人的人和势力没那么舒服,我想让它们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我很多时候心中满怀“恶意”地想“:我就要做那个针,那颗刺,那尖锐的鲠,我要是sharp本身。

但是走在美丽的环境和蓊郁地自然里“恶意”就会退却,我又决定还是我不能把我的时间浪费给那些恶人。我要把我的时间给树,给花,给云,给我自己,和能画出的飞马和神奇。

打败伏地魔和偷辆飞车环游魔法世界,对成为哈利波特同等重要。

怎么成为哈利波特呢?

从楼梯间里走出来,从乌姆里奇的教室里走出来,找到自身命运悲剧的真正加害者,认清加害者,别拿无数个假原因搪塞自己,反击加害者,远离加害者。很多时候问题就在于,人特别喜欢“认贼作父,认父贼为天神,认男贼为爱侣,认家贼为血亲,认直言说出加害者的人为不共戴天之仇敌”。人只要对痛苦忠诚,对加害者崇拜,让步,绥靖,姑息,楼梯间和乌姆里奇就永恒在那里。也同样人只要不再欺骗自己,不再纵容对自己的加害,下定决心从加害者构建的房间里走出来,run起来,人就会对自己有珍视和敬意,接下来有理由也有勇气保护自己,捍卫自己想要守护的世界。

同时别害怕这个世界,就算是用偷的车游荡也要出门。出门寻找一下自己的渴望,看看什么让自己欢愉,自由,幻想,流连忘返。

祝你在作为哈利波特后,有决心成为哈利波特。

祝你在被抑制压缩后,有渴望反弹膨胀自我解放。


最后,在我把这篇文章写完并发给霸王花看后,她压抑了将近20年的对加害者的蚀骨之恨在夜晚爆发,终于选择将近20年后,在自己的朋友圈曝光垃圾的恶行,给加害者迟来的一箭复仇。我还计划做一个公益网站“垃圾中老登曝光网”(域名打算用boomlaodeng),可以让华文圈所有女性匿名曝光各个中老登的恶行恶状,自己出口恶气,让垃圾社会性死亡,还能避免新的受害者。

看大家有无需求,如果有需求的话我就去购买域名让chatgpt和cursor一起帮忙搭建网站。当然如果有会搭网站的朋友,也可以拿走此创意直接自行搭建或者联络我一起,无论任何方式我都会来帮忙把这个网站广而告之地扩散出去。以及倘若想要让网站长久存在下去,我还可以帮助一起发起众筹,筹集这个网站域名购买,每年域名续费和维护费用,让我们群策群力地把这个公益网站做起来!

这是我发起的微小的凤凰社,欢迎各位格兰芬多成员的加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