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中国互联网炒作华为韬定律，官方宣传机器加上民间肉喇叭，一起吹奏，把很多中国人吹得晕头转向。华为自己说，韬定律是“指导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实现了晶体管密度与系统性能突破”。

新华社吹得调子更高，直接说“华为推出韬定律， 改写全球半导体规则”。

中文自媒体上，一些化妆成小女孩的大妈，还有一些用华为手机美颜，把自己美颜成大妈的大叔，都成了韬定律专家。中国本来就缺牛奶、缺牛肉，需要进口，估计这波吹过去，就更缺了。牛又让这伙人吹死了一大批。

很多人听到这些术语，什么“韬定律”、“时间缩微”、“几何微缩”、“逻辑折叠”，可能一下就晕了，佩服的五体投地。但一个有生活经验的人，尤其是有中国生活经验的人，遇到这种情况，就会警觉起来。因为这是中国骗子最常用的伎俩：先用一堆你根本搞不懂的大词把你弄晕，再给你画个大饼，很多人就乖乖往坑里跳。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看看一位美国专家和一位中国前业内人士是怎么说的。他们从华为的做法中，看到了什么。韬定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从这件事上，能吸取什么教训，在中国怎么样识别骗子。

先做个简单科普。华为半导体技术部总裁何庭波说，过去几十年，半导体行业主要依靠的是几何缩微，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摩尔定律——每隔18到24个月，晶体管的尺寸就缩小一半。这样，在同样大小的芯片上，就能塞进两倍的晶体管。但是现在，芯片制程已经做到了3纳米、2纳米，晶体管已经小到了原子级别，接近了物理极限。

一直到这里，何庭波说得都是事实。但问题出在后面。她说，华为提出了一个全新路径，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这就是所谓“韬定律”。这个“韬”字，是希腊字母τ 的中文译音，在英文字母中，对应的是T。在物理学中，经常用τ来代表时间常数。

以前在北大的时候，我还跟王太庆先生学过一年的希腊文。当时，能稀里糊涂跟英文对照着念《圣经·新约》。《新约》是希腊文写成的，当时的希腊文跟古典希腊哲学时代的希腊文已经有很大差别。现代希腊文，跟那时候的希腊文又不一样了。

离开北大以后，把学的那点希腊文，都还给了王太庆先生。但写文章的时候，偶尔会拿出个希腊词瞎跩，把读者搞晕。以前在国内写文章，就是这德性。

王太庆先生当年教我们希腊文，算上我，就四个学生，在他家里上课。他是个有学问的人，翻译过希腊文的书。他一边教我们，一边破除我们对希腊文的迷信，用时髦的话说，就是给希腊文“祛魅”。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真有学问的老师，都会教给学生“祛魅”。

人们看到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反应，是高大上，深不可测，用中文说出来，韬定律，听着更高大上，更深不可测。这就是华为要达到的效果。

听张庭波的意思，既然晶体管很难再做得更小了，那华为就另辟蹊径，改拼数据传输效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华为主要是走逻辑折叠的路径，而且在器件层面和系统层面都做了优化。逻辑折叠（logic folding），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不再把电路平铺在二维平面上，而是通过三维结构和先进封装，把电路像盖楼一样叠起来。原来在平面上相隔很远的模块，现在变成了上下楼或者背靠背，传输距离短了，传输延误自然就低了。

华为说，过去六年，它已经按照韬定律生产了381款芯片。五年以后，也就是到2031年，它不靠最先进的光刻机，用韬定律就能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也就是达到跟1.4纳米制程芯片同等的性能水平。

听到这里，有脑残可能已经开始欢呼了。但是，正常人肯定会问，别人都是用先进光刻机造先进芯片，为什么华为放着先进光刻机不用，偏要去土法炼钢呢？这才是核心问题。并不是华为觉得光刻机技术落后了，它才去土法炼钢，而是它买不到最先进的光刻机，人家不卖给它。为什么人家偏偏不卖给它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家跟中国政府绑定的公司，而中国政府自从土皇帝上台以后，选择了一条跟发达国家，尤其是跟美国，正面对抗的道路。

土皇帝选择跟发达国家对抗，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反制措施，就是高端技术禁运，不卖给中国先进的光刻机。可能有人会说，中国那就自力更生，自己造先进光刻机。问题是，中国眼下没有能力造出最先进的光刻机。以后能不能造出来呢？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有人说，很快就造出来了。有人说，两三年以后就差不多了。

那么，到底多少年，才能造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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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分析中国社会的问题，都会有人出来问：我们如何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呢？这个频道的节目，讲过很多个人怎么解决问题的思路。我关心的是个人怎么样在一个不伦不类的世界生存得更好一点。不过，要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必须先知道自己生活的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所以，才有对中国社会、对美国社会的分析。

不是每个听众都能领会这一点。中国有不少有志青年，遇到问题，不是先考虑自己怎么办，而是先替国家操心，考虑国家怎么办。这是党妈教育的产物，整个把正常人本来应该有健康思维给扭曲成了病态。

这些年，看到有那么多人头脑颠三倒四，在党妈给他们锁定的思维路径上，撞完东墙撞西墙。有的撞成了小粉红，有的撞成了反贼。撞成什么成色，有很强的偶然性。不管在具体问题上，他们是撞成了小粉红，还是撞成了反贼，结果是一样的，就是自以为是，“怀才不遇”，然后被社会淘汰，再然后就是愤世嫉俗，怨天尤人，成了受害者心态的受害者。

我从60后看到90后，都有不少这种类型的人。遇到问题，他们不想自己怎么做，怎么样避免让自己掉坑里，而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想国家应该怎么做，像中南海的脑替。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思维错位。一旦进入那种状态，人就废了。我把这种人叫“中国病人”，就是思维被党妈弄出毛病来的中国人。这里说的是思维病。

有部老电影，叫《English Patient》——《英国病人》，是讲二战期间的故事。有个英国士兵，在战火中被烧得面目全非，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连自己到底是谁，都说不清楚了，成了一个身份被彻底烧没了的人。人们只知道他是个英国人，是个病人。

几年前，一位做编辑的朋友徐谨，借用这部电影，创造了一个词“中国病人”。这个说法戳中了很多中国人那种不健康，不正常的思维方式。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有这种思维病，但这种病在中国人中特别流行。

这种思维病的一大症状就是：遇到问题，先替国家操心，而不是想自己该怎么办。他失业了，不是去找工作，不是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也不是去寻找其他出路，而是日思夜想，国家怎么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他买不起房，想的不是增加自己的收入，或者干脆换个活法，而是想国家怎么调控房价。

他自己月薪几千，甚至还在啃老，却整天操心国家怎么产业升级。他自己每个月交完房贷，就剩不下几个钱了，却整天操心国家金融风险；他连女朋友都找不找，却整天操心国家的战略机遇。他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不是想怎么样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处境，而是用一堆国家民族之类的政治口号填补精神空白。

大家可能对这种人不陌生。网上到处都是，生活中也有不少。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角色错乱。一个正常人，遇到问题的思考路径是，这事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能做什么？我有哪些选项？哪个选项对我最有利？这是一种从自我出发的健康思维。它的逻辑很清楚：人活在世界上，不管干什么，落脚点都要落到自己头上——自己怎么做？这才是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问题。这是行动力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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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节目，讲了中国男女性别失衡、高价彩礼、剩男剩女现象等强制独生子女政策的恶果。节目播出以后，收到大量留言，有问题，有故事，有争论，有不同意见。在以前的节目中，我说过，留言不只是对节目的反馈，也是节目的延伸。我觉得很多留言，比我能说的很多话更有价值。我们每个人看问题，都离不开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结构。有些问题，我有答案，有些问题，我没有答案，但经常会从听众留言中受到启发。

很多听众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一位听众说：“我是女生，是父母的二胎，2000年出头被领居举报，家里被罚了几千元，也打算终身不婚，毕业三年，努力工作攒了三十多万，加上父母资助的一些钱，准备留学国外，再也不回来。可能会选择在国外生孩子，但在中国绝对不会生育，始终记得疫情期间，警察威胁那个男生，他说我们是最后一代”。

另一位听众回复说：“我是男生，和你想法一样的。唉，可是如果生在正常社会的话，谁愿意背井离乡呢？”。

我想先对这两位听众说：谢谢你们讲出自己的故事和感受。你们说的这些，不是抱怨，不是矫情，是真实的人生经历，也是经历过之后的切身感悟。你出生，让你爹妈付出了代价，被政府罚款。这不是你的错。生孩子，从来不应该是父母的罪行。错的不是你父母，更不是你，错的是那个反人性的制度。

你花了三年时间，靠自己的努力攒下了三十多万，准备用这笔钱换一个不同的人生。这说明你很有毅力，头脑也很清醒。很多人遇到你的处境，会选择麻木，告诉自己算了，将就一下，凑合一下，认命吧。但是，你选择挣钱、攒钱改变自己的命运。

你说在中国绝对不生育。我能理解。这不是一时冲动，不是赌气，是一个经历过伤害的人，做出的理性决断。伤害你的不是哪个人，而是那个制度，那个国家。在那个国家，出生成了一种罪，成了一种被政府惩罚的罪行。虽然孩子是无辜的，但这种伤害，会伴随孩子的一生。

你愿意在国外生孩子，这说明你并不是对生命本身失去了热情，你只是不愿意让下一代在你经历过的那种环境中成长，不想让下一代再经历一遍你曾经受过的伤害。这是爱，不是冷漠。

这位听众已经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开端，愿她心想事成，早日实现自己的目标。

那位男生的回复，我反复看了好几遍：”如果生在正常社会的话，谁愿意背井离乡呢？”

这句话里有一种很深的悲哀。不是愤怒，不是控诉，就是一种平静的、无奈的悲哀。离开自己出生长大的国家，不是人的本能。人天生就想留在自己熟悉的地方，靠近自己熟悉的朋友圈，说自己的母语。很多人选择背井离乡，是因为对自己的国家失望，从那个国家得到的，除了伤害，还是伤害。远走他国，要付出很多代价，但留下来的代价更大。

这不是个别人的想法。在我收到的留言中，这种声音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年轻，受过教育，有能力，有积蓄，有出去的意愿，而且已经在付诸行动。他们本来应该是中国最应当珍惜的人。这些人勤奋，独立，有主见，有能力自己养活自己，不需要社会救济，不给别人添麻烦。他们是这个社会最有活力的细胞。

但他们选择了离开，原因不是他们心中缺少爱，缺少热情，而是因为他们在那个国家体会不到爱，看不到未来，看不到一个让下一代降生在那个国家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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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几个月，新华社突然特别关心中国人的婚姻问题，接连发了好几篇文章，题目都大同小异，就是批判结婚要彩礼，说是要”给彩礼做减法，给幸福做加法”。有篇文章，还提出要动用公检法，打击职业媒婆和婚介机构，切断所谓的”灰色利益链”。

这听起来好象很有道理，彩礼太高了，年轻人结不起婚，结婚的越来越少。根据中国民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第一季度，全国登记结婚的只有169.7万对，比去年同期下跌6.24%，只比疫情高峰时略高一点。在中国，大部分人还是先结婚，再生孩子。结婚的越来越少，生孩子的也越来越少。

新华社把结婚数量大跌，归咎于彩礼太高，高到让人结不起婚，要揪出兴风作浪的坏人。坏人是谁呢？就是媒婆。新华社暗示，是媒婆漫天要价，扰乱了婚姻市场；除了跑单帮的媒婆，还有有组织的媒婆，就是婚介机构。新华社说，是他们扰乱婚姻市场，哄抬彩礼，从中渔利。所以，揪出这些坏人，结婚的就多了。

彩礼真的是被媒婆抬上去的吗？其实，把新华社的几篇文章放一起看，就清楚了：连新华社自己都不相信这种说法。

5月11号，新华网有篇文章，标题是“一场婚礼，还在掏空三代人吗？”里面有一段，说出了高价彩礼最根本的原因。它是这么说的：“适婚人群男多女少是高额彩礼最基础、最根本的驱动力。尤其在农村地区，女性成为“婚姻市场”中的稀缺资源，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新华社承认，高价彩礼的根本原因是男多女少，不是媒婆兴风作浪。那么，到底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多少来呢？按照中国官方的人口统计，从80年代至今出生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整整3600多万。这比整个澳大利亚的人口还多，是台湾人口的1.6倍，相当于整个加拿大人口的80%。

这意味着什么呢？其实结论再简单不过了：这3600多万多出来男性人口，从一出生就注定了剩男的命运。

表面上看，他们是因为穷才娶不到老婆，因为能力不行才被迫单身。但底层原因是，中国根本就没有足够适龄女性人口能嫁给他们。这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而是从他们出生那一刻，就已经存在的问题，只是他们现在到了婚龄，问题才爆发出来，因为人数众多，成了重大社会问题。

所以，高价彩礼的根本原因不在媒婆，也不在民俗，而是经济学最基本的供需规律在婚姻市场上的体现而已。婚龄人口中，男性过剩，女性稀缺，尤其是农村地区，男性严重过剩，女性严重稀缺。体现在婚姻市场上，自然是女性议价，男性付钱。

经济规律这东西，媒婆改变不了，党妈打击媒婆更改变不了。打击媒婆只会让农村婚姻市场信息更不透明，让农村小伙子更难找到对象，让那些消息闭塞的农村家庭被骗得更惨。新华社开的这个药方，别说治标不治本了，它连标都治不了。

高价彩礼的根源在男多女少，问题是男多女少又是怎么造成的呢？为什么世界上其他国家，不管是发达还是落后，东方还是西方，都不存在男多女少的问题，只有中国才有这个问题呢？而且还这么严重。

根子在四十年前，具体说，就是出在那个自称高瞻远瞩、实际上是鼠目寸光的强制一胎化政策。那个政策严厉实行了30多年，导致3600多万本该出生的女孩，被刻意消灭在子宫中。如果按照大自然的安排，没有被终止出生，她们能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话，现在已经进入了婚育年龄。

在自然状态下，人类不分种族，出生时的男女性别比是稳定的——每出生100个女婴，会有大约103到107个男婴。这是生物学规律。男婴比女婴多出3%-7%，是因为男婴的死亡率略高于女婴。成长到婚育年龄以后，男女数量会自然趋于平衡。

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除中国以外，都是这样。随便举个例子，日本婴儿的男女性别比是1.06，100个女婴对应106个男婴；韩国是1.07，台湾跟日本一样，也是1.06；美国稍微低一点，是1.05，都在正常范围内。

因为在成长过程中，男孩死亡率略高于女孩，受这个自然规律的影响，这些国家15到64岁的成年人口性别比，基本都是1比1，达到男女平衡。65岁以后，因为女性平均寿命比男性长，又会出现女性老人多于男性老人。这都是自然规律。

再来看看中国。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最新发布的政策简报，1980年代以前，中国婴儿性别比处于正常范围。比如说，1970年代，是1.06，也就是当时每出生100个女婴，会有106个男婴出生。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每年攀升，在2004年达到惊人的121，也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婴，就有121个男婴出生。2024年以后的十年间，这个数字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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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的北京之行，得到了什么？一些商业方面的意向，还承诺都算不上，是否能落实，还取决于后续的谈判。目前为止，外界能看到的，是习近平的高规格接待和一句警告：”如果处理不好，将导致冲突甚至战争。” 他说这话，到底想干什么？

访问已经结束，政界、学界、商界都有人出来做评论。要理解川普这次北京之行，需要对中美关系的现状有个基本定位。中国跟美国现在是处于一种什么关系呢？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可以说，是一种谁都想分手，但谁也离不开谁的新冷战状态。这是近十来年形成的趋势。川普改变不了这个趋势，习近平也改变不了，何况双方都不想改变。

但不想改变冷战状态，并不等于不需要暂时叫停一下，得到喘息的机会，做出调整。双方各自去风险是必须的，不得不继续，甚至在某些领域可以脱钩，但眼下，甚至在可预见的将来，双方都难以承受脱轨的后果。为了防止关系脱轨，双方都觉得需要增加一些护栏。

这是中美关系的基本面。有人对川普之行寄予厚望，事先买美股，买A股，说明忽视了这个基本面。访问刚结束，美股和A股都跌跌不休。中美国关系的基本面注定了，这次访问雷声大，雨点小。不管川普在北京说什么、去之前说什么，回来以后说什么，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不可能有大的改变，对台湾的政策，也不可能有大的改变。

川普这次访问是财政部长贝森特筹划的，不是国务院筹划的。跟川普随行的是一个宠大的商务团队，几乎囊括了美国主要大公司的当家人。这次访问的基调就是能谈生意谈生意，棘手问题用外交辞令糊弄过去，就是所谓搁置分歧。这样做，目的很明确，就是缓解紧张关系，稳定局面，不让中美关系短期内继续恶化。

访问期间，川普的表现一反常态。他在国宴上老老实实念稿子，习近平当面警告“如果处理不好，将导致冲突甚至战争。” 他像小学生一样老老实实听着，一点没有跟西方国家领导人打交道时那种趾高气扬的派头。有记者纳闷，原来川普也懂外交礼仪，也能懂礼貌。关键是看他跟谁打交道。他的行为方式本来就是，见人说鬼话，见鬼说人话。有这种表现也不奇怪。

川普自己说的几大成果，比如向中国卖波音飞机，卖大豆、卖石油，都处在意向阶段。他去访问前，说中国会买500架波音飞机，但访问完了，改成买200架。中国商务部说，这200架也还没有谈妥。川普说，中国会买几十亿美元的美国大豆。但这事更没谱。他第一任时，中国就承诺要买美国大豆，但也是雷声大雨点小。至于中国买美国石油，这种战备物资，更不知道到猴年马月才能谈出个眉目来。

很多媒体报导这次访问的成果，常见的标题是“低于预期”“没有任何重大成果”“没有具体成果”。没有重大成果就对了。在新冷战状态，双方只求间歇性停火，如果谁期待有重大成果，说明预期有问题。在贸易、稀土、芯片这些双方有共同利益的地方，暂时停火，已经算是成果。导致双方冷战的真正关键领域：政治制度、价值观、台湾、南海，这些问题无解，不可能解决。

所以，可以把这次川普的北京之行归结为一次“缓和关系之行”，或者说“踢皮球之行”，暂时缓和一下，各自度过眼下的难关。对川普来讲，这个关口就是中期选举。贸易战和伊朗战争的影响已经传导到物价，因为物价上涨，多数选民不支持伊朗战争，共和党胆战心惊，害怕中期选举丢掉国会。川普的当务之急是稳住物价，尽快结束伊朗战争。贝森特说，考虑对中国3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原因就是在这里。

不过，川普期望中国向伊朗施压，结束战争，可能会落空。结束伊朗战争，让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当然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但中国的对美政策，从来不只考虑经济利益。中国跟伊朗虽然不是同盟，但肯定乐见伊朗在海湾拖住美国，也乐见美国通货膨胀再起来。只有美军焦头烂额，经济一地鸡毛，才能跟习近平“东升西降”的世界观对得上号。

习近平也不掩饰这一点，在国宴上抛出”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东升西降”的美式说法。用习近平自己的话，完整地说出来，就是“东升西降””如果处理不好，将导致冲突甚至战争”。在国宴上，他当着川普的面，直接发出这种威胁。“如果处理不好“，将导致战争。“谁处理不好呢？”这种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当然是说如果美国处理不好，将导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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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国内社交媒体上正流行一个梗，叫电线杆上的乌龟。十来年前，我把这个得克萨斯梗带到微博上，这几年前在推特上，去年在油管做节目，也说过这个梗，没想到现在流行起来。

最初，那个梗是这么说的：“人生最大的悲哀是让人弄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硬做自己本来做不了的事，又自我感觉良好。得克萨斯俗话把这种人叫做“post turtle”（木桩子上的乌龟）或“a turtle on a fence post”（“篱笆桩上的乌龟”）。乌龟凭能力爬不到桩子上去，而是靠别人把它弄到那上面。得州人民喜欢用它来损某些政客。”

后来在推特上，又多说了几句：“如果桩子上有只乌龟，肯定不是自己爬上去的——它没有这能力——而是有人把它放上去的。问题是，它在上面不知道干什么好，又下不来，只能凭本能折腾，等待自由落体。”

去年在油管上做节目，也说到这个梗，是在102期，当时是讲中国的土皇帝。很高兴看到这个梗在中文世界传播开来。有听众留言说，一看到抖音和B站上到处传”电线杆上的乌龟”，就想到了我那期节目。

今天，说说这个梗的来历。

我第一次听到”Post Turtle”这个说法，是在2008年。那年美国大选，麦肯跟奥巴马竞选总统。麦肯找Sarah Palin做搭档。有一天午饭，跟一位得州老乡聊起来，说到Sarah Palin。那位老乡说：“She’s a post turtle”——“那是只篱笆桩上的乌龟”。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就问他。他说，篱笆桩子顶上趴着只乌龟，肯定不是它自己上去的，而是被人放上去的。有些政客就是这样，自己凭能力上不去，能混到高位，完全是被人硬放在了那个位置。所以，说他们是Post Turtle——桩上乌龟。

这个梗因为太形象了，很有画面感，一听就能记住。后来，土皇帝上台，干了些莫名其妙的事，又想起了这个梗，就在微博上写了那个帖子。

再后来，微博被封号了，我开始写推特。推特还好，到现在没被封。同一个博主，说同一个梗，墙内被封号，墙外没事。不是因为墙外没有“桩上乌龟”，而是在墙外，你可以把Post Turtle叫Post Turtle，而在墙内，你把桩上乌龟叫桩上乌龟，封号是小事，弄不好就是寻衅滋事罪。

去年，做油管做节目的时候，我把“桩上乌龟”改成了”桩上龟公”。这是听取了一位读者的建议。“乌龟”太直白了，”龟公”更形象。汉语中说“公”，都带点尊敬的意思。那期节目说的是中国伟大领袖和土皇帝，要表示一下尊重。”龟公”也是”公”，是对乌龟的尊称。用到”伟人”身上，要用尊称，不能直接说乌龟。

这个梗在中文世界传播了10来年，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一只得克萨斯乌龟在中文世界的旅行。中国网民发挥聪明才智，不断给它升级。本来是篱笆桩子，越升越高，最后升级成了电线杆。本来是只乌龟，个头不断放大，最后升级成了一头猪，整个梗就变成了“电线杆上的猪”。

得州农村到处是牧场。牧场周围一圈木桩子，一米多高，拉上铁丝网，防止牲口往马路上跑。牧场上有不少乌龟。有些农村小孩闲得无聊，看见乌龟，捡起来，往木桩子上一搁。乌龟肚皮让木桩子撑着，四条小腿悬空，上，上不去，下，下不来，就趴那儿，在空中乱划拉。小孩乐一阵，跑了。乌龟最后只能靠地心引力，自由落体，回到地上。

在得州，开车经过牧场，偶尔就能看到这个景象。你一看就明白，乌龟不是自己爬上去的——它没有这个能力；它在上面什么也干不了，只能靠本能乱划拉。小孩把乌龟放到木头桩子上，算是恶作剧。但是，现实中，有脑子进水的政客，把一个无能之辈放到高位，可能就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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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骑行回来后，第一件事是收拾车子。把车架、轮胎、链条冲洗干净，给链条上润滑剂。长途骑行，必须带又最容易忘记带的东西，就是润滑剂。第一次骑台湾环岛的时候，忘了带。有天下雨，在雨中骑了一会。雨一停，链条开始吱吱作响。路边有个修摩托车的铺子，进去上了一点机车润滑油，撑了两天，才找到卖自行车润滑剂的铺子。

这次在冲绳，上路第一天就遇到下雨，发现又忘了带润滑剂。在那霸找到一家车铺，买了一瓶。很流行的一个牌子Finish Line。在家里，我是喜欢用Muc-Off，挤出来跟牛奶一样，润滑效果很好。可惜那家车铺没有。

这些年，自行车润滑剂也是不断升级。以前都是直接用家里车库门升降机的润滑油，直接往车子链条上喷，骑着感觉也不错，就是清洗的时候麻烦。后来升级了，开始用Dry Lube，主要就是容易清洗，链条不会太脏。但有个缺点，就是在下雨天骑一会儿，润滑效果就大降，就得重新上润滑剂。

日本的道路比较干净，但毕竟骑了两个月，需要给车子做一次彻底清洗，好好保养一下。在东京有小布的专卖店，请机械师做了安全检查。他顺带擦了一下链条。看上去不算脏。但仔细看，其实角角落落有不少灰尘泥沙。人在路上骑的时候不觉得，回来一看，才知道这辆车一路吃了不少苦头。

骑车这事很简单，不管有多少理想，多少情怀，最后都要落实到这些具体小事上：链条是不是润滑，刹车灵不灵，轮胎有没有气，路上带的水够不够，有没有吃的。这些小事最考验一个人的常识。在路上，哪个小地方出了问题，就骑不成了。理想、情怀救不了你。只有把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做好了，关键的时候才不会掉链子。真实世界很硬核，也很诚实。

洗完车是娱乐时间，上上网，看看新闻。这几年，新闻的娱乐性越来越强。不是新闻变了，也不是世界变了，而是自己心境变了。昨天《华尔街日报》有两篇写中国的文章。一篇比较长，标题是“Xi’s China: Dazzling Technology, Military Muscle—and an Economic Mess”——“习近平的中国：眼花缭乱的技术和军力，经济却一地鸡毛”。文章说的都是事实，读完了却有一点魔幻现实主义的感觉。

土皇帝治下的中国，呈现出一个极其撕裂的国家形象。表面上光鲜亮丽，势不可挡：航母、导弹、战机、核武库、新能源、AI、电动车。政府把巨额资金砸到这些领域，来证明领袖英明、制度优越，正在全面赶超美国。

但中国老百姓对经济的体感，还有外界对中国经济的观感，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房地产崩盘、民众财富蒸发、年轻人找工作难、普通家庭不敢花钱、消费低靡、传统制造业一片萧条。

面子跟里子相互分裂。外表看，油光满面，里面却破败不堪。看到这条新闻，想到一个我们山东老乡的故事。《孟子》中有个段子——先秦诸子，个个是段子高手。有人说，读古书读不下去，其实拿来当段子读，就不那么难了。《孟子》中有个流传很广的段子，叫“齐人之福”，说齐国有个人，家里有一妻一妾。齐国在现在的胶东，是山东最富裕的地区。战国时代，齐国也是个大国，盛极一时，后来被秦国灭掉了。

那是2300年前，齐国这位才俊，家里能娶妻纳妾，显然不是穷人。但好象也没有正经事干，可能就是个纨绔子弟，把爹妈传下来的家业糟蹋得差不多了。手头越来越紧，又要在妻妾面前摆谱耍威风，只能靠吹牛撒谎。他每天出门，回来都是吃得满嘴油光。妻妾问他，今天又跟谁吃饭了。他说，当然都是达官贵人轮番请客。

每天都是达官贵人请客，就是不见他请客，从没有个达官贵人到他家来吃饭。他老婆多了个心眼，有一天见他出门，就在后面偷偷跟着，看到底是去谁家吃饭。跟了半天，也没见街上有谁搭理她老公。最后，跟到了一片坟地，见她老公向上坟祭祀的人乞讨。吃了一座坟地不够，还要换场子，再吃另一座坟。

当然，坟里埋的可能是达官贵人——能拿酒肉上坟的，八成是大户人家。他跟妻妾说每天到达官贵人家吃饭，也不全是吹牛撒谎。

《孟子》这个故事写在2300年前，但拿来隐喻今天的中国，居然非常贴切。今天的中国，我把它叫做“齐人中国”，也可以叫“土皇帝中国”。外表看，它油光满面，航母、芯片、机器人、AI、电动车，肉喇叭每天开足马力，吹嘘土皇帝多么英明，中国多么强大，美国已经衰弱。土皇帝把13亿人，当成他的妻妾，都是他吹牛撒谎、摆谱耍威风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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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在日本骑行，从冲绳到九州，从下关沿日本海到金泽、富山，然后到东京，骑了900多英里，合1500来公里，里程不如三年前从九州到北海道远，路上也不像三年前那么匆匆忙忙，主要是走上次没走过的路线，大部分时间在乡村和小城镇。

每次在日本徒步、骑行，都对这里的秩序有很深的感受。尤其是在乡下和小城镇，处处能感受到当地人那种“生怕打扰到别人”的体面。这种秩序和体面，不是外部强加的，没有警察和摄像头时刻监控，而是一种普通人日常践行的生活方式。

我骑行过18个国家，要说哪个国家的司机最耐心，日本绝对是第一。日本的公路比较窄，骑行在路上，后面经常有汽车慢慢跟着，保持安全距离，不强行超车，从未遇到有司机对我摁喇叭。在乡镇的餐馆、客栈，甚至在路边的便利店，虽然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但常常能感受到那种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和完全不用设防的松弛感。

正是这种善意和松弛感，加上独特的文化传统，还有便宜的日元，吸引来了大量外国游客。虽然中国政府间歇性发作政治歇斯底里，用惩罚本国游客的方式跟日本赌气，限制中国人到日本旅游，但今年前几个月，来日本的外国游客仍然创下历史记录。即便是在鸟取、松江、萩市这些比较偏僻的小城市，街上也能遇到来自欧美和澳洲的游客。

大部分外国游客都很有礼貌，有些还能说简单的日语。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外国游客多了，什么奇葩都跟着来。各种奇葩中，最招眼的是一些不要脸的网红。中文世界出过几个这类货色，像两年前的那个铁头，还有那个油头四六分。这些玩意儿的共同特点，是把别人的礼貌当成软弱，把文明当成好欺负。他们把自己的野蛮、粗鲁当成流量收割机，为了流量，专捡不三不四的事干，什么缺德干什么。

这两年，不少跨国收割流量的网红纷纷往日本跑，有些专门干出格的事，故意挑战社会秩序，骚扰本地人。总体上讲，日本社会对这些人比较宽容，偶尔遇到烂人，只要不烂到家，一般也不至于报警。但有些为了流量不惜作死的网红，得寸进尺。美国网红Johnny Somali就是这么个货。

凌晨一点半，他闯进一家餐馆，举着手机一边录视频，一边把音乐开到最大。人家员工正辛辛苦苦打工，劝他小点声，他装听不见。大白天，他戴着口罩闯进大阪的一处建筑工地，工人赶他走， 他大喊：“福岛！福岛！” 大家都知道，2011年福岛发生地震和海啸，造成核电厂重大事故，有3000多居民丧生。这货在大阪冲工地上施工的工人喊“福岛、福岛”，显然是故意搞事。

最恶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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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中文网络上流出一段视频。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正在上课，讲课的是数学家程艺教授。一名学生突然把水杯扔向讲台。

视频流出后，最先引起关注的有两点：一是称赞程艺教授的临场反应。二是批评那位学生的行为。程艺教授的临场反应可圈可点，他没有简单粗暴地训斥那名学生，没有激化冲突，而是迅速降温，稳住课堂秩序，让学生把水杯捡起来，冷静下来以后再听课。那位学生照着做了。程艺教授开导了几句，恢复上课。

社会舆论大都是批评这名学生。因为画面很直观：老师正在讲课，他突然把水杯扔向讲台。这显然是一种严重破坏课堂秩序的行为。有人问：中科大少年班不都是些神童天才么，怎么会这么暴躁？听着课就情绪失控，而且还扔东西？是不是被爹妈和社会惯坏了？

也有人批评少年班这种学制，认为让少年儿童进大学，缺乏跟同龄人一起成长的环境，很容易造成心理健康问题。

但是很快，这名学生的一些同学开始在网上发声，讲了这个事件背后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故事。这些故事解释了他为什么会情绪失控，也解释了事件发生后，为什么程艺教授会在课堂上那么开导他，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从网上传出来的说法看，这名少年班学生的妈是个控制狂，一个control freak。这里有几个细节，比如说，他妈长期在学校陪读，甚至坐在课堂后排盯着孩子上课。有些老师不允许家长进入教室，她妈就会站在门外，透过门窗观察孩子的动向。

有人爆料说，他妈每天给这孩子的基本生活费只有15元，想多要点钱就得靠奖励。怎么奖励呢？他妈定下了指标，就是得在课堂上举手提问，或者举手回答老师的问题。每举手一次，奖励15元，每天封顶75元。这得每天举手5次，才能挣到最高奖赏。

还有人爆料说，他妈不只是把孩子的生活费跟课堂表现挂钩，还控制孩子的社交、手机、课外活动。他妈甚至要求，孩子参加课外活动不能只凭兴趣，而是必须能换学分，能带来明确的收益。

这些最初不为外人所知的信息爆出以后，舆论开始反转。很多人开始同情这名学生，把抨击的矛头指向了他妈。如果上面这些说法属实，他妈显然是个控制狂，对孩子全程监控，把孩子的课堂行为计件化、货币化，彻底剥夺孩子的自主性。她不是在培养孩子，而是在摧残孩子，在把控制狂常见的心理疾病传播给孩子。

控制狂常有哪些心理疾病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有焦虑症、强迫症、自恋，还有缺少自尊。

很多中国家长喜欢对孩子说：“我都是为你好”。这是控制狂的口头禅。父母为孩子好，这是人类的天性，是一种本能，连大部分哺乳动物都有这种天性，都有这种本能。把一种本能行为挂嘴上，要求孩子服从，这就是控制。他们控制孩子，是为了按照自己的剧本把孩子塑成可以展示、可以炫耀的成果，打造成他们家里的面子工程。

有人说这是父母的无私奉献。这不是什么无私奉献，而是极端自私，用摧残孩子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控制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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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晚上，亚洲航空公司有架客机从重庆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在重庆机场登机以后，一位挎古奇包的女乘客，大声打电话。一旁有乘客请她小声点。那位古奇女乘客开始跟人吵架。空乘人员来劝阻，她说自己是中国人，要会说中国话的空乘来处理。一位能讲中国话的地勤人员来了以后，这位古奇女乘客继续胡搅蛮缠。

最后，她被警察带下飞机。航班因此延误1个多小时起飞。这位女乘客在警局写下保证书以后，被释放回家。奇葩的是，她通过一个帐号在网上公布了保证书。这份保证书相当惊艳，很有水平，可以在《人民日报》发表。如果将来中国成立巨婴博物馆，可以做为珍贵的历史文献收藏。

在这里，我们先对这份保证书，做个病理学分析。警察把她从飞机上带走，带到警局写保证书。保证什么呢？无非是让她保证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有问题，涉嫌违法，以后不再犯这毛病。但这位古奇女写的保证书，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满篇错别字，歪歪扭扭，根本不像方块字，像一堆满地乱爬的癞蛤蟆。

好不容易辨认出来每只癞蛤蟆对应的方块字，勉强读成句，越读越不像保证书，而是一份伸冤书。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全宇宙都在针对我，我比窦娥还冤。用两句话来概括，就是我落到这地步，第一怪同机乘客不听我讲电话，第二怪空乘英语太好，中文太差，不满足我的要求。

在飞机已经向跑道滑行的时候，她大声讲电话。邻座的乘客让她小声点，她冲人发飙。空乘来劝阻，她说她是中国人，要用中国话沟通。这有她妈什么好沟通的。本来就是她的问题，在飞机就要起飞的当口，她或者老老实实闭嘴，或者被请下飞机。这是航空安全的基本规则。

保证书里，有句话，是画龙点睛之笔。她说：“其实事情不大，原本空乘安抚我们，帮我们调换座位，删照片问题就解决了。” 在飞机就要起飞的当口，她冲邻座乘客发飙，说人家给她录像。别人给她录像的原因是，她大声讲电话，别人劝她小声点，她不但不听，反倒跟人吵架。这种奇葩，谁不想录下来，将来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进入巨婴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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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沿着海岸一路向北，南风在背后吹着走。骑得太爽，晚上住在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灯下喝酒听歌。有首比我还老的的歌，叫《别了，安吉丽娜》，除了Bob Dylan自己唱，还有Joan Baez演唱的版本，流传最广。Baez嗓音甜美，歌声悠扬而舒缓，冲淡了歌词的忧伤。现在听，充满了60年代的怀旧情调——1965年，我还没出生，其实是想象中的怀旧。语言、音节、旋律、意象有超越时空的魔力。

Dylan的版本是他年轻时一贯的风格。一些评论家嫌他嗓音不好。他说知道自己嗓音一般，但他唱的是故事，观众爱听。他的一些歌也有其他噪音更好的歌手演唱，但结果大都是观众不爱听。Joan Baez的《Farewell, Angelina》是个 例外。

几年前骑车穿越欧洲，初秋骑到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有天黄昏，坐在库莎达希的街灯下，来杯土耳其咖啡，想起Dylan的《再来杯咖啡吧》（One More Cup of Coffee）。

在这首歌的油管留言中，曾令我感动的是位土耳其歌迷。他说，长途车颠簸在山路上，日出照进山谷，耳边响起这首歌：“One more cup of coffee for the road/One more cup of coffee before I go/To the valley below…” 他禁不住流泪。在人生某个时刻，我们都走向下面的山谷。

几年前的深秋，去犹他山中徒步。结束后，搭朋友停在目的地的车回山上的营地。他是路易斯安那人，父母是法裔农户，在农村养豬种地。他从小讲法语，五岁起开始学英语，长大后参加美國空军，退役后在法国生活了20多年，娶了法国太太，中年离婚，跟少年时的恋人结合。

他车中有这首《再来杯咖啡吧》，Bob Dylan在法国小镇写的名曲。一位乡村暴力家庭的女孩子爱上路过的青年，但青年无感。歌中青年说，这女孩的忠诚是对上面的星空，而他要往下走，去谷地。Bob Dylan走过很多常人没走过的角落，不是那种在工作室吸大麻创作的歌手。显然，这首歌曾打动过那位犹他山中同行的朋友。

在安那托利亚骑过伊兹密尔的山区时，曾重读那位歌迷的留言，如身临其境：“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从伊兹密尔回家乡卡斯塔莫努的路上。当时我坐在长途车上，不知道转了多少弯，终于到了山顶。 我在车的播放列表上看到这首歌，就开始听。太阳即将升起， 我不知道汽车走了多远，经过最后一道弯，广阔的平原呈现在眼前，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平坦山谷， 那一刹太阳升起来，温暖了整个大地。 我无法摆脱这首歌。下到山谷， 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们 在山谷里， 我眼里涌出泪水，可能是因为快乐，也可能是 因为我仍然不知道的原因， 但我觉得我明白了一些事情， 我觉得我属于它——写给所有能用爱感受这些事情的人。”

最初计划那次骑行，路线并没有土耳其，后来似乎有一个声音不断在我耳边说“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安那托利亚…”可能偶然读到的那位不相识的土耳其听众的留言让我觉得安那塔利亚是片有情的天下。

Dylan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很多作家不服。他的文字表达能力在大部分职业作家之上，加上作家没有的旋律。文人诗衰落后，歌词代替了诗歌的大部分功能。Dylan的语言相当干净，直击灵魂，不像很多文人一样，三分灵魂，七分娇饰，甚至没有灵魂。

那个初秋的黄昏，在库莎达希的街灯下喝土耳其咖啡，去油管上看到那位土耳其歌迷的留言还在那里。随手拍了一张眼前的咖啡。旅途都是这种蒙太奇一样的片段，如梦如幻。有一天，无所事事，把这首歌译成了中文：

你甜美的呼吸

天空珠宝般闪亮的眼睛

你挺直的背，柔顺的头发

散在枕头上

但我心中无感

没有情，没有爱，也没有感激

你的忠诚的不是对我

而是对上面的星空

上路前再来杯咖啡吧

离开前再来杯咖啡

我要去下面的谷地

你老爸无法无天

不干正事

他会教给你旁门左道

怎么看人下手

他盯紧自己的地盘

陌生人插不进来

他加碗饭都要喊叫，嗓门震颤

上路前再来杯咖啡吧

离开前再来杯咖啡

我要去下面的谷地

你妹妹看到了未来

跟你妈和你一样

你没上学，是个文盲

架子上没有书

你的快乐没有边界

你的声音像草雀

但你的心像大海一样

神秘、幽暗

上路前再来杯咖啡吧

离开前再来杯咖啡

我要去下面的谷地

人跟人能走到一起，除了共同的爱好，还有相差不大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人生经历不同，都体现在日常细微之处，但重要的是有着共同的趣味。年轻时看《判断力批判》，康德把趣味当成重要哲学话题，不解。人生进入后半程，才体会到一点意思。

中国有些高危职业，在里面混，一不留神就被灭掉。有些职业高危不奇怪，像当官，哪个当官的被灭掉都不奇怪，因为现在这种红色基因皇帝太监体制，本来就是台绞肉机，绞来绞去是常态，按下暂停键是例外。但有个行当成了高危职业，说起来有点讽刺。这个行业就是脱口秀。

今天，说说脱口秀和池子，有些成人语言。我知道，这个频道有些听众是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听。这一期，孩子就跳过去吧。

脱口秀是一种喜剧艺术。脱口秀演员，叫stand-up comedian，意思就是一个人在台上，面对观众说段子，逗大家乐，有点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单口相声。本来，中国有不少很有喜剧天份的脱口秀演员，有一阵脱口秀也搞得很火，但经过几轮打压，审查不断加码，整个行业有点奄奄一息的意思。

有些演员被封杀，有些演员自己退出。最近在海外很火的池子，以前在中国更火，但三年前，因为他在北美演出的时候，说了几个段子。中国政府觉得受了刺激，就把他全网封杀。沉寂三年后，池子复出，在日本、台湾、新加坡做环大陆巡演。环大陆，当然是环中国大陆。

很多人把池子看成是异类。为什么？因为中国盛产“小镇做题家”、“好孩子”、“牛马”、“韭菜”，池子这种独立不羁的人，简直就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没有被驯化。那些小镇做题家、好孩子、牛马，最大的特点，就是已经被驯化出了第二本能。小镇做题家的第二本能是找标准答案，好孩子的第二本能是听话、顺从，牛马的第二本能是闷头干活。

但池子没有被驯化，他的头脑没有被格式化出听话、服从的第二本能。相反，他对驯化有一种本能的警觉和反抗，拒绝被驯化。

在中国，驯化是系统性的，从娃娃抓起，家长、幼儿园阿姨、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都是这台驯化大机器上的螺丝钉。网络时代，这种驯化无孔不入，政治-经济、胡萝卜大棒二合一。胡萝卜就是算法加流量，大棒就是政治高压线加封杀。算法和流量决定谁能赚大钱，权力决定谁能说话，能说什么话。

池子拒绝了墙内这种二合一驯化。做到这一点，已经够牛的了。但他最牛的地方，还不是拒绝墙内的驯化，而是到了海外，依然保持清醒，也拒绝海外的政治-经济驯化。

可能有人会问，怎么海外还有驯化？海外是另一种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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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年代，房地产行业有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任志强、王石、许家印、张欣/潘石屹夫妇。任志强因为政治原因被判刑18年，许家印正在受审，估计判刑不会比任志强轻。前段时间，有传言说王石被边控；最近几天，甚至有传言说，王石被抓。他本人已经出来辟谣，至少现在还有发微博的自由。

当年中国房地产业这几个叱咤风云的人物，能全身而退的，好象只有张欣/潘石屹夫妇。这不是靠运气，而是靠认知和决断力。

上星期，《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是专访张欣。我读了以后，很感慨，也很受启发，想介绍给大家。前几天，趁着天气好，一直在路上骑车。今天下雨，休息一天，给大家讲一讲。这篇专访给人一个很大启发，一个知名企业家能从中国全身而退，关键在于对局势和趋势有清醒的认知，知道什么时候要进取，什么时候要放弃，能未雨绸缪，提前布局，而且要有壮士断腕的决断力。

在那个访谈中，张欣说：“如果你今天去北京，仍然能看到光鲜亮丽的新建筑。但光鲜亮丽之下，是机会被夺走的悲哀。” 短短几句话，她用了三个“悲哀”——“sad“。她说：“我对中国的现状感到悲哀，十分悲哀。这代人拥有难以置信的机会建设了中国，现在却眼睁睁看着它迅速走下坡路。自由的空间越来越窄，言论被噤声，人身自由都受到限制。特别令人悲哀。”

这是她对当下中国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建立在对中国的正确认知之上的——企业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正在走下坡路，而且看不到尽头。用我一位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当今中国，虽然算不上乱世，但是个危世——危险的危，危机的危。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讲，危世比乱世更凶险，当务之急是脱离险境，而不是保全资产。这种认知，这种决断力，让张欣能在纽约的办公室心怀悲悯回顾中国曾经有过的美好年代。而缺少这种认知，缺少这种决断力，让王石连人身自由都可能保不住。

张欣的人生经历比较传奇。她是1965 年在北京出生。15 岁开始在香港的工厂流水线上打工。打了5年工，攒下了点钱，去英国留学。到了英国，继续打工，不是在工作，而是在炸鱼薯条店。几年后，她拿到了萨塞克斯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学位。

1995年，张欣回国，遇到潘石屹，两人结婚，共同创办了 SOHO中国。此后20年中，他们公司总共建了5000万平方米的大楼，建筑风格具有强烈的现代感，改变了北京呆板的天际线。但张欣的眼光不只是盯在当时中国的建筑市场，而是做出前瞻性判断，同时在国外布局。2008 年金融危机后，她大举收购海外资产。她也能赶在中国房地产市场降温前果断抛售大量中国资产。

即便是这样，她在五年前也不得不断臂求生。2021年，黑石集团曾出价40亿美元收购SOHO中国，但被中国政府叫停。整个交易泡汤。因为中国政府禁止买卖，加上中国房地产崩盘，当年能以40亿美元成交的资产，如今价值可能只剩下一个零头了。纸面上，她跟潘石屹仍然是SOHO中国的大股东，但对于这种账面资产，张欣一句话，说出了实质：在无法自由买卖和转让的情况下，账面上的“所有权”就失去了意义。

财富是一种所有权。如果你只是名义上拥有这种财富，但政府不让你卖，这种所有权就是虚的，无法兑现的，没有太大意义。说到这里，想起来很多年前在法学院上Property课的时候，教授反复说，property的意思不是财产，而是right to property——财产权。而财产权是靠法律来厘定，靠法院来保护。中国的法律顶多算党国的婢女，法院顶多算党国的丫鬟。在党国至高无上的权力之下，它们自己都保不住自己，哪还能保护企业家的财产权呢？

读张欣这个访谈，一个很大的感慨，就是我们这代中国人，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兴衰周期。从毛泽东死后，文革结束，曙光乍现，到差不多20年的蒸蒸日上，整个国家充满生机。用张欣的话来说，就是“空气中都弥漫着乐观的气氛”。然后，就是一波一波开倒车，政治成了绞肉机，经济陷进泥潭，企业家信心崩塌，老百姓实际收入下降。

高楼大厦都还在，但企业家做大做强的机会，普通人家的孩子阶层递升的机会，已经被权力和既得利益阶层堵死了。

记者问张欣，中国政府搅黄了黑石集团收购SOHO中国的交易，她是不是很愤怒？她说不愤怒，只是感到悲哀。这种悲哀，很多60年代出生的人，这几年都能感觉到。60后这代人，经历了中国难得一遇的经济繁荣期，然后又急速下滑。年轻的时候，曾经充满希望，相信我们不仅是在努力改变个人命运，积累个人财富，也是在改变中国，推动历史进程，让中国变得更富有，更开放，更文明，让中国人活得更像人。

但这些年，中国重新走上了皇帝太监化的道路。这让人感到深深的悲哀。这代人一砖一瓦创造的繁荣，短短几年内就迅速滑坡，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血正在化为乌有，而每个人都无能为力。那个曾经充满机会，充满可能性的中国，正在奄奄一息。在断气之前，它会拉着很多人为它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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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美国司法部公布了一起窃密案。有对在美国生活了20年的中国夫妇，加入了美国籍。两口子都是高学历，在美国大医院从事研发工作。几年前，因为窃密被起诉、判刑。服完刑以后，美国法院取消了他们的公民身份，理由是他们犯的罪行具有“道德败坏”性质。

人在美国，公民身份曾经是一把相当安全的保护伞。这几年发生的一些案件，包括这对中国夫妇的案件，表明这把保护伞不再那么安全了。这期节目，我们就讲讲这背后的原因和来龙去脉。

在美国的外国人，一般是拿非移民签证，身份相当脆弱。如果违法犯罪，有时候甚至是犯一些在中国人看来根本不算事的轻罪，美国政府就可以取消签证，把人驱逐出境。即使是拿到了绿卡，如果违法犯罪，美国政府也可能会取消绿卡，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把人驱逐出境。

很多人以为，一旦归化成美国公民，就安全了，因为美国政府很少取消公民身份。取消公民身份，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开除国籍。传统上，这种事很少发生。但这几年，开始出现重大变化。美国政府要求法院大量取消已经归化入籍的外国人的公民身份。

前面讲的那对中国夫妇，就撞到了枪口上。他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

一本美国护照有很高的含金量，拿到它并不容易，要过好几关。很多外国人来美国，是从学生签证开始，念完书，经过实习，再转成工作签证，申请到绿卡，拿到绿卡五年后，才有资格申请公民。前前后后加起来，很多人要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过最后一关，拿到美国护照。

那对来自中国的夫妇，是在中国念的学位，直接拿工作签证来美国工作。但从他们来美国工作，到归化成公民，拿到美国护照，也花了差不多十年时间。两个人都从事医疗研发，都是美国顶尖医疗机构的研发科学家。科研是他们的职业，但是，他们做了一件跟科研不相符的事，就是窃取了美国雇主的商业机密，拿去中国换钱。

干这种事，如果是永久居民的话，肯定会被吊销绿卡。但这次美国司法部更进一步，要求法院取消他们的公民身份。法院审理的结果，是他们当初不符合归化成公民、加入美国籍的法律要求，对已经批准的公民申请，予以取消。为什么法院判定他们不符合入籍的要求呢？法院说，原因就是，他们犯下的罪行，涉及“道德败坏”，属于Crime Involving Moral Turpitude，简称CIMT。

这里需要强调一句，美国法律中并没有“道德败坏罪”，但是，很多罪行涉及道德败坏问题，具有道德败坏性质。有意思的是，这类涉及道德败坏的罪行，在中文世界很多人看来，有些根本不是什么大事，比如说，在中国新移民中发生比较多的家暴，打老婆，打孩子。当然，现在也有打老公，打爹妈的。在中国很多地方，只要不打出毛病来，可能都不算刑事犯罪。但在美国很多州的法律中，家暴是一种涉及道德败坏的罪行。

一旦所犯的罪行涉及道德败坏问题，申请绿卡、申请公民，就会泡汤；已经批准的绿卡和公民身份，也可以被取消。可以说，涉及道德败坏类的犯罪，是很多新移民，尤其是中国的新移民，没有意识到的一个法律深渊。中国人善于变通，喜欢打擦边球，但很多被中国人当成是打擦边球的行为，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在美国法律中却是重罪，而且是涉及道德败坏的重罪，足以让人身败名裂，失去在美国的一切，包括好不容易得到的绿卡和公民身份。

这些年，不少在美国大公司、大医院、科研机构工作的中国研发人员和工程师，纷纷出事，被美国司法部起诉、被法院判罪。最常见的两项罪名，一是窃取商业机密，二是电信欺诈。这两项都是重罪，而且都是涉及道德败坏的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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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就四月了。从二月末走到四月初，从冲绳走到九州，已经满满一个月时间。

南九州这地方，山连山，很少有平地。骑行在山路上，曲曲折折，上上下下，你会有一种持续的压迫感：视野被环绕的群山压缩，被峭壁和树木阻断，你很少能看到远处。山中只有一条路，绕过一座山，是另一座山。在你觉得山后面永远是山的时候，眼前突然呈现出一个宽阔无边的世界，那就是大海。

从鹿儿岛北上，到熊本，是历史上萨摩藩的土地。中间500里山路，隔着两座活火山。一座是樱岛火山，一座是阿苏火山，都是常年冒着烟，像一种压抑的存在，安静、隐忍，却随时可能喷发。

这种地理，会塑造人。压抑，但又渴望突破。隐忍，但又随时会走向极端。萨摩藩走出来的人，很多都带着这种气质。

山中季节晚一拍。白居易有句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骑车穿越九洲群山的时候，这里的春天比白居易诗中的春天还晚一步。山外樱花已经盛开，山中的樱树还在含苞待放。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知更鸟在枝头鸣叫，会给人带来欢快的新生感。那是大自然一年一度的馈赠。但骑行在九州大海环绕的群山中，却常常觉得那种新生的感觉，轻飘飘的，就像早晨的雾气，太阳升起来，越过了枝头，雾气就消散了。

整个三月都在路上。三月的最后一天，我走在长崎的街上，想起一句很有名的话：“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这是T.S. Elliot《荒原》中的第一句。“April is the cruelest month”。这句话突然把我在九州的感觉连在了一起，也把九州的两个人物和他们呈现给我们命运连在了一起。

在世界上，长崎最有名的人物是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蝶々。那不是个历史人物。最早，她是小说中的人物，后来成了歌剧中的人物。那篇小说写得并不高明，普契尼改编成歌剧以后，才把它点石成金。

蝴蝶夫人的名字，叫蝶々，是末代武士的女儿。任何曾经辉煌过的阶层到了末代，都免不了落魄的命运。末代武士的女儿，蝶々，十几岁做了艺伎。

那时候，日本已经开关，长崎是脱亚入欧的前沿。一位美国海军的军官，名叫Pinkerton，随军舰来到长崎，跟蝶々相遇。两人相爱结婚，在俯瞰港口的山坡上租了一栋房子。不久，Pinkerton要随军舰回美国。离开前，蝶々问他何时能回来。他说，等春天知更鸟筑巢的时候，他就会回来。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一年，两年，三年。知更鸟年年春天来筑巢，却不见Pinkerton回来。他在美国娶了太太，托美国驻长崎的领事转告蝶々，让她不要再等了。那位领事去找蝶々传信，看她一片痴情，就不忍心把实情告诉她。蝶々托领事给Pinkerton捎信，说他们的孩子已经快三岁了。

当初，她为了跟Pinkerton结婚，背着家里人偷偷信了基督教。亲戚知道后，到婚礼上大闹。她跟亲戚断绝了来往。周围的人都说，她的美国丈夫不会回来了。整座城市，只有蝶々自己相信，Pinkerton会回来，跟她团聚。

终于有一天，蝶々在家门口看到，那艘美国大船出现在海面上，由远而近，缓缓进了港口。她把家收拾得整整齐齐，换上最好的衣服，等待Pinkerton到来。她等了一夜。第二天，Pinkerton来了。但不是跟蝶々团圆，而是要带走他们的孩子。蝶々给孩子蒙上眼睛，让他走出门外。她自己回到房间，拿出父亲留给她的短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前面交待过，她的父亲是末代武士。

第一次读这篇小说的时候，读到这个情节，不知不觉就想到了九州最著名的末代武士——西乡隆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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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路上，看新闻说，张雪峰去世了，才41岁。很多人悼念他，一些学生和家长曾经从他的建议中受益。也有人兴高采烈，奔走相告。虽然张雪峰说过打台湾他捐5000万这类半吊子话，头脑中有不少被党妈灌输的垃圾，但他并不是个大奸大恶的人，何况他的建议的确帮助过不少人。

这么一个人，年纪轻轻，突然死了，女儿才九岁，怎么说都有点不幸，不知道有什么值得高兴的。那些兴高采烈奔走相告的人，想过没有呢？你声讨他，厌恶他，都没有问题，但你奔走相告的不是一个网红的死讯，是你自己灵魂的死讯。

我也不喜欢他的一些半吊子言论，也不欣赏他说话的方式。但实在不理解，一个人这么年轻就死了，有什么值得活着的人高兴的。

这些天在路上，想张雪峰这种现象：为什么他能在中国火起来？为什么很多人怀念他？很多人骂他？这种现象说明了中国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今天就说说我对这个现象的看法。不是说张雪峰这个人——我不了解他这个人，而是他代表的这个现象。我在中国和美国都生活过好多年。在讲中国现象的时候，经常把美国作为一个背景。在讲美国的时候，也经常把中国作为一个背景。我们每个人讲问题，都有自己的角度。从这两个国家，两个社会的生活经验出发，对比着看，这是我的个人角度。

张雪峰是中国特色社会的特色产物，也可以说，他是中国社会基本盘的天花板。这里说的基本盘，是个中性词，没有褒贬的意思，更不是单纯指收入，而是包括一个人的认知结构、信息来源、行为习惯这些基本面。

在以前的节目中，我说中国是个金字塔型社会，一个巨无霸底盘支撑着金字塔尖尖的顶端，那个底盘就是中国的基本盘。基本盘的信息来源相对单一，比如说官方宣传、抖音短视频、微信鸡汤，还有各种应试套路。他们的风险偏好相当低，在人生选择和职业选择上，不敢试错、不敢跨界，这跟能力有关，也跟脆弱的社会地位有关。他们的价值观是利益导向，有用的才是有价值的，没用的就是没有价值。从小时候开始，他们对规则的理解就是怎么应付考试。

这是中国社会基本盘的特征。张雪峰是这个基本盘的天花板。他不是教人怎么改变游戏规则，而是教人如何在现有规则下做一个好至少是在当时看起来的最优选择。他讲的都是有用的，帮人解决的都是报考哪所大学、报什么专业这类具体问题。他为这些问题提供确定答案，化解家长的对不确定性的焦虑。他的工作不是挑战规则，而是揭示潜规则，优化路径。

他口才相当出色，也很有头脑，精准地抓住了家长对子女前途的焦虑，对症下药，满足了中国社会基本盘的强烈需求。这是他火起来的原因。那么，为什么中国家长，尤其是身处社会底盘的家长，会这么焦虑呢？在美国，家长也关心子女的升学问题，也有一些小公司为学生升学提供指导。但在美国属于小众，出不了张雪峰这样的现象级网红。原因在哪里呢？

答案很简单，也很残酷：因为中国人的试错成本太高了，高到让几乎所有人都选择放弃试错的权利。一旦选错，可能就再没有纠错的机会，人生和事业就完了。所以，在当下中国，很多选择，比如说报考大学、选专业，就像押注一样。选择如同一场赌博。面对选择，中国人普遍充满焦虑。这跟美国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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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继续在日本骑行。路上，一边骑车一边听广播，享受日本交通新规生效前的最后自由时光。从4月1日起，日本的交通新规就禁止骑车戴耳机了。今天讲讲IMF，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总的一组数据和《华尔街日报》的一篇分析。这些数据显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连年萎缩。2021年，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达到峰值，土皇帝正式宣布“东升西降”。但是话音还没落，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就掉头向下，已经连续萎缩了四年，不但占全球经济的份额连续四年萎缩，跟美国经济的比值也在连续四年萎缩。

不是说中国经济仍然每年增长5%么？不但比美国增长快，而且增速仍然领先世界么？怎么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会连续四年萎缩呢？而且最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中国经济增长比美国快，怎么跟美国经济的比值也会萎缩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是个政治性组织，它汇总的数据也是中国自己公布的。这个数据并没有挤掉中国统计局的水分，而是原汁原味的中国统计局数据。如果挤掉统计局水分的话，过去四年的数据更令人震惊，跟中国宣传机器的舆论诈骗和中文肉喇叭的鼓噪完全是两回事。

我在节目中反复讲，要看懂世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被个别事件牵着鼻子走，而是看一个历史时段的趋势。历时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基本已经终结。拐点发生在最近五年。大家还记得，2020年中国武汉爆发新冠大瘟疫，迅速蔓延世界，把世界经济拖进泥潭。受新冠瘟疫影响，当年世界经济萎缩了4%左右。美国经济萎缩了3.5%，GDP降幅创下1946年以来的纪录。

在疫情初期，中国用与世隔绝的方式，暂时控制住全国性蔓延。第二年，也就是2021年，全世界都在新冠瘟疫中挣扎，中国经济却一枝独秀，GDP增长8.1%。中国GDP占世界经济的份额达到18.5%，跟美国经济的比值达到76%，也就是说超过了美国经济的3/4。那是中国经济的高光时刻。那年，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习近平博士，正式宣布“东升西降”。中国超过美国似乎指日可待。按照海内外一些专家的测算，中国经济总量最快将在2025年超过美国，再慢也不会等到2030年以后。

但是，2025年已经过去了。中国经济不但没有超过美国，反而跟美国经济的差距越拉越大，从2021年相当于美国经济的76%，下降到2025年相当于美国经济的63%。按照过去四年形成的趋势，2030年中国经济也没有希望超过美国，更大概率是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中国土皇帝官宣“东升西降”五年以后，再回头看，2021年是中国经济达到峰值，然后掉头向下的拐点。从2022年开始，中国GDP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开始萎缩，连续萎缩四年后，已经从18.5%萎缩到了16.5%左右。再提醒一句，这还没有计算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水分。而同样是在过去四年中，那个被土皇帝判定已经日薄西山的美国，占全球经济份额不仅没有萎缩，反而逆势扩张，从24%扩张到26%。

这种变化当然有美元加息、汇率波动的因素，但这些外部因素并不是根本性的。如果只是停留在汇率因素这一层，就低估了这场宏观变局的惨烈程度，生活在中国的人，也会错判未来十年对自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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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绳骑行了400多公里，路上经常告诉自己，要慢一点，再慢一点。冲绳本岛是个狭长的岛屿，从南到北直线距离135公里，但海岸线曲曲折折，如果每个海岬都要去，绕一圈将近500公里。这十来天，经历了狂风大作，乌云密布，雷鸣阵雨，也经历了蓝天碧海，还有残波岬和边户岬的惊涛骇浪。

在其他地方骑行，如果想住窗口面朝大海的房间，是一种奢华，但在冲绳是一种日常。这里的很多房子，都是建在海边，窗口朝着大海。沿东岸骑行，可以在房间看日出，在西岸骑行，可以在房间看日落。

绕冲绳骑了一圈，每天的印象叠加，最大的感觉：这里是整个日本最不像日本的地方。过去几年，我曾经在日本骑行了3000多公里，徒步走了2000来公里。三年前，从九州骑到北海道，两年前走完了四国遍路，去年又走了东海道和中山道。

跟那几次骑行、徒步的所见所闻所感不一样，在冲绳处处可以体会到一种“大杂烩”，就像是本地餐馆的小炒Chanpuru。冲绳列岛占日本国土面积不到1%，它是最后一块并入日本而且今天仍然属于日本的国土。在冲绳环游，看路边的招牌，当地人的穿衣打扮，言谈举止，处处能感受到是在日本，同时也处处能感受到太多不属于传统日本的基因。

历史上，冲绳曾经是整个东亚最开放的地方，是各国贸易通商的桥梁。它夹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过去一个半世纪，再加上美国。这决定了冲绳的命运，像是东海上一艘随风浪起伏的木船，经常是身不由己。

到达冲绳机场，第一件事就是先把自行车装好，细雨中骑着去那霸老城。樱花季节已经过去了，路边的樱树已经长出长长的叶子。街道上，扑面而来的是那种冲绳特有的混搭感，用冲绳方言中最传神的那个词来讲，就是Chanpuru——杂烩小炒，尤其是Goya Chanpuru——苦瓜小炒，有苦瓜、豆腐、鸡蛋、豆芽、五花肉，还有午餐肉。

一盘小炒，囊括了从东南亚到中国、日本，还有美国的食材。苦瓜是东南亚传进来的，豆腐是中国和日本的传统食材，午餐肉是美军带进来的。把苦瓜、豆腐、鸡蛋、豆芽、五花肉和午餐肉，放锅里猛火快炒。这是地道的冲绳家常菜，也是冲绳的灵魂底色，有着来自万国的文化基因。

在冲绳骑行，跟在日本其他地方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本地人，尤其是本地年轻人，大部分能说英语。在偏远的北部山区，客栈主人都能说英语。这么高的英文普及率，只有在东京和大阪这些大城市才能相比。这种语言生态，当然跟过去80多年美军深度嵌入当地社会分不开。

冲绳人有自己的语言。但据说，只有老人还在说冲绳话，日常生活中，年轻人说的是冲绳口音的日语。因为我日语是幼儿园水平，没法评论冲绳口音。

说到美食，冲绳有点像西班牙的圣塞瓦斯蒂安。无论是在那霸街头，还是在美国村，还是在东岸的小镇，都能吃到万国美食。骑行路上，我除了吃日本餐，也吃西餐。曾经两次吃Pizza，一次在热闹非凡的美国村，一次在东岸的金武町，口味都相当地道。金武町那家是个小店。店主是对年轻人，看着像夫妻。先生是厨师，会说意大利语。他曾经去意大利留学，专门学意大利厨艺。

冲绳的居酒屋有着大部分日本本土居酒屋没有的风味，就是小炒——Chanpuru。那种大火现炒的风味，在其他地方的日本餐馆很少能吃到。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锅气”。这几年，每次去台北，朋友都会带着去热炒店。那种锅气十足的风味，那种人声鼎沸的氛围，在冲绳可以体会到一些。

可以说，混搭就是冲绳的灵魂。它不但能混搭本地家常菜，还能混搭美国快餐。这里有一种特色快餐，叫Taco Rice——塔可饭。Taco本来是墨西哥风味的美国快餐，用墨西哥卷饼，卷上肉酱、奶酪和生菜。但冲绳人发明的Taco Rice没卷饼，而是把肉酱、奶酪和生菜盖在米饭上。这就是Taco Rice。

这道菜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当地餐馆针对美军士兵的口味，就地取材，把米饭和Taco混搭在一起。一开始，主要是美军士兵吃，后来流传开来，如今已经成了冲绳的特色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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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在日本骑车。路上休息，看新闻，说是伊朗挨炸了。一开始，也没怎么当回事。美军已经在海湾地区集结了好几个星期，集结了海湾战争以来最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轰炸伊朗，只是时间问题和规模大小的问题。

骑到地方，再看新闻，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被炸死。在第一波空袭中，一起被炸死的还有40多名伊朗军队将领和政府高官，包括国防部长、革命卫队司令、国家安全顾问等等。对于这类屠杀本国人民的独裁分子来说，炸弹就是正义。

网上一片欢呼。也有哭丧的。除了几个穿黑罩袍的伊朗大妈，还有胡锡进和无数小胡锡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又挂了一窝——不是挂了一个，是挂了一窝。当然，“中国人民”是加引号的。

投宿的地方，街上有个Pizzeria。Pizza是骑行的理想食物。骑了一天，经常是最想吃Pizza，热量和营养都足够。而且，日本的Pizza，随便一家，，都做的美国的大部分Pizza店好吃。那家Pizzeria门外挂着一面意大利国旗，老远就能看见。要了一面意大利香肠披萨，一杯Orion生啤酒，看着窗外的海上日落，喝一杯。

Orion Beer是冲绳啤酒，口味一流，跟Pizza是绝配。来冲绳的话，一定不能错过。

根据CENTCOM（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战报，在第一天，美国和以色列国防军出动数百架战机，总共轰炸了2000个目标。EA-18G电子战飞机瘫痪了伊军的雷达网络，F-22、F-35隐形战机在第一时间摧毁了伊军的防空系统，然后，F/A-18和F-16长驱直入，执行了大量常规轰炸任务。

另外，还有四架B-2“幽灵”隐形战略轰炸机从美国本土起飞，轰炸了伊军的地下导弹设施。因为B-2不用部署到离前线近的基地，很难被第三方卫星追踪，加上优异的隐身性能，可以实现最大限度的突防。利用空中加油，B-2能连续飞行30多个小时，往返突袭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目标。去年，B-2轰炸机已经光顾过伊朗上空，轰炸伊军的地下核设施。

开战第一天，以色列出动了大约200架战机，执行了700架次的作战任务，投下1200多枚弹药。

除了有人驾驶战机，美军还首次在实战中投入了大量低成本自杀式攻击无人机。这些无人机，配合从军舰上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分担了大量以前需要战机执行的高危险任务。

跟以往的袭击不同。这次是在大白天进行了，用中文世界熟悉的语言讲，就是光天化日之下。

中国有个说法，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干杀人放火的事，都选在夜晚。现代战争也是这样。普京入侵乌克兰选在凌晨3:40分。美国抓捕马杜罗是在当地时间凌晨2:00。前面两次海湾战争，美国都是选择在当地时间凌晨2:30左右发动攻击。去年，美军轰炸伊朗核设施，选在凌晨2:10。

美军凌晨发动攻击太有规律了，以致于连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都深信不疑。根据美联社报导，哈梅内伊一到晚上就躲进地下防空洞，只有白天才到地面活动。不难理解，他和手下手的人相信，抓住了美军空袭的规律，晚上要格外小心，但一到白天，就可以平安无事，该干什么干什么。美军晚上是真老虎，但是一到白天，就变成纸老虎。看来哈梅内伊是真信了。

过去几个月，中央情报局和摩萨德。一直在追踪哈梅内伊的行踪，掌握他的活动规律。其中就包括他这种正好跟老鼠相反的活动规律：晚上钻洞，白天出来，到地面上活动。2月28日。以色列情报部门得到情报，说哈梅内伊上午8点在官邸跟一大批政府高官和军队将领开会。美以联军当机立断，决定一反常规，在他们开会的时候轰炸。

从战机发射的导弹，一分钟之内同时命中三处目标，哈梅内伊和手下根本来及逃跑，伊朗党政军高层被一锅端。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有个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大国博弈，可以打代理人战争，也可以搞经济制裁，把对手踢出SWIFT结算系统。但是，很少有国家直接斩首，把对方的现任元首进行肉体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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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代年轻人注定是烂尾的一代。

去年春天，大型国有企业“中国核工业集团”招聘，收到120万份求职简历，创下了历史记录，空缺的岗位是多少呢？是1,730个。录取比例是150:1，约等于0.7%。这比进哈佛大学念本科还难。哈佛本科的录取率是25:1，相当于4%。这家国有企业招工，淘汰率比哈佛还要残酷6倍。

过去20年，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一大显著变化，就是所有类型的企业，国企、民企、外企、甚至个体工商户，吸收的就业都在大幅减少。减少的幅度和减少的速度都相当惊人。根据中国统计局的统计，2006年，也就是20年前，国有企业吸收了 36.5%的就业。去年，2025年，国有企业只吸收了 20.7%的就业。20年间，下降幅度高达43%。这是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就业在过去20年，经历了一个抛物线形反转。2006年，民营企业吸收了23%的就业。2018-2019年达到高峰，吸收了45%的就业，然后，就是一路下跌，到2025年，民营企业吸收的就业已经减少到31.8%。短短6年，下降幅度高达30%。这个就业数据反映了民营企业在中国的兴衰历程。最近8年，民营经济在党国打压下，逐渐进入寒冬。

过去20年，外资企业跟民营企业一样，吸收的就业也经历了一个抛物线形反转。2006年，外资企业吸收了4.7%的就业。2013年，外资企业吸收的就业达到峰值，占7.7%。这比民营企业早5年达到峰值。达到峰值12年以后，也就是2025年，外资企业吸收的就业已经下降到3.8%，几乎腰斩。这个抛物线也完美地反映了党国对外资企业的打压，比打压民企要早几年，也反映了外资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恶化，比民企更敏感。

中国的个体户就业，也经历了民企和外企经历的抛物线，只是时间点不一样。2006年，中国个体户吸收了10%的就业。2020年达到峰值23%。5年后，也就是2025年，个体户口就业已经下降到12%，几乎回到20年前。短短5年，下降幅度高达48%。这条抛物线忠实地反映了过去5年中国草根经济的命运：简单说，就是疫情和愚蠢的清零管控，摧毁了中国的草根经济。

国企就业、民企就业、外企就业、个体户就业，全面萎缩，中国老百姓怎么谋生呢？只有一类就业蓬勃发展。这就是“灵活就业”，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打零工。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口从8年前的不到1%，猛增到去年的31%。31%是统计局的数字。有专家估计，远不止31%，中国的实际灵活就业人数可能高达40%以上。

我们姑且采用统计局的数字。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口在20年前，也就是2006年，是23%。然后一路下降，到2017年，降到0.98%。然后调头，一路飚升，到2025年，升至31%。短短8年，上涨幅度高达3,000%。

统计局说，中国有大约2.4亿人属于灵活就业，主要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网络主播、家政服务、钟点工、小摊贩等。他们中有极少数能赚大钱，像一些千万粉丝的网红，但大部分收入不如国企、民企和外企工作，五险一金更没有保障。

2025年，全国有1200多万大学生毕业。因为学校普遍造假，他们的就业率是个谜。但从学校内部人员的说法和一些毕业生在网上披露的求职遭遇来看，应届毕业生就业低靡。统计局说，中国16-24岁城镇青年的失业率，去年12月是16.5%。这个数字不含在校生，而且每星期工作一小时，就算就业。用这种统计方式，很多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的人，被统计进入了灵活就业。一星期工作一小时，跟失业有什么区别呢？

中国经济进入长期停滞、零工经济兴起、城镇青年失业率高企，越来越多的人处于半失业状态、城市中产的孩子加速农民工化，这是中国正在经历的现实。从这10年的情况看，趋势相当清楚，中国经济正在系统性制造烂尾的一代。缔造这种局面的，就是被定于一尊的“反市场土皇帝经济学”。

这期节目，我们就看一下，从遍布全国的烂尾楼到温水煮青蛙式烂尾的一代，支撑这个绝望链条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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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国人相信中国比台湾发达，中国的生活水平比台湾高。这就跟相信驻马店比上海发达，海南的生活比上海高一样。为什么会有中国人相信这种违反常识的东西呢？这应该归功于中国一个异常发达的产业。

中国最发达的产业是什么？可能有人会说是电动车、太阳能、高铁之类。今年春节，央视弄了些机器人玩具上台表演，据说表演一会，要向机器人公司收上亿元广告费。一些中国人一看，可能又觉得遥遥领先了。所以，过完年，再问中国最发达的产业是什么？不少中国人会说是机器人产业。当然，他们不知道，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玩具产业。

中国最发达的产业不是制造业，而是舆论诈骗业。当年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有句名言：政权要靠两杆子：笔杆子和枪杆子。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都要靠这两杆子。枪杆子不用说，毛自己已经说的很清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笔杆子就是宣传，用老百姓能听明白的话来说，就是舆论诈骗。

中国的舆论诈骗业高投入高产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绝对遥遥领先。几代人骗下来，已经把无数国民变成了嗷嗷待骗的巨婴。婴儿饿了要吃奶，就嗷嗷哭，有个成语描述这种现象，叫“嗷嗷待哺”。中国人被党国舆论诈骗几代人之后，已经养成了受骗的第二本能，如果有两天不受骗，就会出现受骗饥饿症状，开始嗷嗷叫，求党国骗他们一下。这就是嗷嗷待骗。中国成语本来就博大精深，党国让它更大更深。

针对台湾的舆论诈骗，是党国舆论诈骗业的重点项目，这些年出了几个明星。像上个月，美军活捉了马杜罗以后，那个在电视上自己抽自己嘴巴的李毅。以前，没见过这家伙的光辉形象。第一次见，就看到他给自己脸上来了一巴掌，动作挺熟练的。但他那张脸，实在不像张脸，怎么看都像相扑运动员的屁股。

这几年，中国舆论诈骗业出了位明星，叫张维为。还有个后起之秀，叫沈逸。两个人都是复旦大学教授。不知道为什么复旦现在老出这种活宝，整个跟收垃圾的差不多，专门收这种人渣。本来不错的一所大学，也算是名校，弄成这样，可惜了。

很多中国人相信他们比台湾发达，他们的生活比台湾人好，离不开这类舆论骗子。去年，台湾GDP增长8.63%，人均接近4万美元，比中国高出差不多3倍。中国的党中央要求GDP增长5%，统计局照章办事，精准凑出5%。当然，外界没几个人相信。实际增长，可能只有2%左右。跟在国内做生意的朋友说起来，他们觉得实际上没下降2%就不错了。

即便是采用中国连年注水的数据，中国人均GDP也只相当于台湾的1/3。刨除统计水分以后，实际上可能更低。单纯就人均GDP来讲，中国跟台湾的差距，就是注水的中等收入国家跟实打实的发达国家的差距。

这种差距也反映在国民的实际收入上。我们可以看两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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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白宫有个早餐会，川普总统跟一些州长共进早餐，有共和党州长，也有民主党州长。早餐会上，川普正在讲话，有白宫幕僚悄悄告诉他，最高法院做出重大判决，宣判他的关税非法。川普当场发飙，骂这个判决“disgrace”—— “不像话”。他对在座的州长说，他还有其他办法收关税。

川普早餐也没吃好，就匆匆离开，召集幕僚开紧急会议。几个小时后，他召开记者会，除了例行骂法官以外，还说了自己下面要怎么做，已经收的关税，会不会退款。

最高法院这个判决是一枚重磅炸弹。判决书长达170页，6位大法官赞同判决，3位反对。因为这个频道不是讲美国法律课，我们在这里不对判决书做详细分析，我们主要是讲一讲，这个判决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川普踢到了法律钢板上，他下面会怎么做。

我们先来理清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美国总统到底凭什么加征关税？总统的权力来自宪法，但美国《宪法》写得很清楚，加征关税的权力在国会，不在总统。国会可以立法，授权总统在特定情况下征收关税。比如说，1974年，国会通过的《贸易法》中，有122条款和301条款，就有这种授权。历史上，美国总统也都使用过这种授权，针对某些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不过，这种授权都附加了严格的条件，并不是给总统开一张空白支票，让他想加征多少就加征多少，想对哪个国家征，就对哪个国家征。

川普刚上台的时候，我在节目中就分析过他的执政路数，就是绕开国会立法，用行政命令治国。他要跟全世界打贸易战，不分敌友，不分轻重缓急，同时开火。这种蛮干，要走国会立法，虽然共和党掌握参众两院多数，也过不了国会这一关。

他需要一个能让他随时随地、想征多少就征多少的关税“核按钮”。在美国的法律框架中，这个目标本身就不切实际，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他的法律团队必须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他们就翻出了一部冷门法律——《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简称IEEPA，对其中一些条款，做出了超常规的大胆解释。

这部法律是干什么用的呢？它本来是上世纪70年代，国会为了应对伊朗人质危机制定的。它赋予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后，冻结敌国资产、实施经济制裁的权力。在这部法律中，压根就没有出现过“关税”（Tariff）这个词。这也不奇怪，都成了敌国了，直接禁运、制裁，哪还有功夫收关税？

但是，川普上台不久，就引用这部法律，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原因是“非法毒品流入”，还有“巨大贸易逆差”。这样，他就可以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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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不少评论。有人说谷爱凌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想，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但可能打偏了靶子。原因包括两点：

第一点就是，利己主义本身没有错，除了圣徒和骗子，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只不过正常人利己，都有个边界。超过了社会约定俗成的边界，正常人就不会接受，就会嗤之以鼻。

第二点，她的利己一点都不精致。精致的利己主义之所以精致，恰恰就在于知道边界在哪里，不会明目张胆跨越边界，更不会粗制滥造出一个让正常人觉得太虚假的人设。从她的国籍到她团队给她编各种故事、各种话术，正常人一听就是假的，假到让人反感。

所以，她那种利己主义，说不上精致，而是一种粗鄙到无底线的利己主义，本质上跟中国大妈抢自助餐没什么区别，只是包装得更昂贵。从网上的评论来看，很多中国人欣赏这种东西，因为他们自己的利己主义比这还粗鄙。

还有一种评论，说体育无国界，她不是代表哪个国家比赛，而是代表全人类。道理是这样的，只有上帝和骗子才代表全人类。

体育当然没有国界，但运动员有国家。这跟前些年在中国和美国两边通吃的一些科学家一样。他们的口号是科学无国界，但出事以后，人们发现他们实际上干的是捞钱无国界，科学是只是他们捞钱的幌子。像哈佛大学化学系那位系主任，在中国捞了钱，藏着掖着，在美国偷税漏税，被起诉判刑，身败名裂之后，跑清华大学深圳分校发光发热去了。

这类利己主义说不上精致。精致的话，就不会拿法律当儿戏了。拿法律当挡箭牌，也比拿法律当儿戏精致一点。“别拿法律当挡箭牌”，这好象是中国外交部大妈说的。毕竟人家比抢自助餐的大妈要精致那么一点点。

不管是哪个社会阶层，哪个行业，利己主义本身没有错，但利己的时候，至少知道边界在哪里，至少包装得稍微可信那么一点点，别让正常人一看就虚假得产生生理性不适。

这种“粗鄙的利己主义”之所以让人产生生理性不适，是因为它破坏了做人的基本体面，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吃相太难看。

如果只是追求个人利益，在美国并不会引起反感。美国文化并不排斥利己主义，相反它认可个人利益，认可每个人的self-interest，但self-interest有个边界，就是不能违反社会的公序良俗。这一点，托克维尔看得很清楚。在《美国的民主》中，他说美国人推崇一种Self-interest properly understood——“理解恰当的个人利益”。

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理性的利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但一个理性的人，为了长远利益，会牺牲一部分当下的贪婪，会遵守规则，不越过边界。而粗鄙的利己主义，说白了，就是一种短视的贪婪，把当下利益最大化，钻空子钻到极端，两头通吃，甚至多头通吃。

不管是运动员，还是科学家，这种粗鄙的利己主义，无非是抢自助餐大妈的升级版。大妈抢自助餐，逻辑很简单：我花了钱，就要尽量多拿，不管我吃不吃得下，也不管别人有没有得吃。

正常人厌恶这种吃相，但不少中国人欣赏这种吃相，因为他们自己的吃相比这还难看，他们的利己主义比这还粗鄙。

我以前学哲学的时候，北大一位老师讲尼采，他说：“你怎么理解尼采，最终取决于你想做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其实最终都是取决于我们想做个什么样的人。

很多中国人欣赏谷爱凌那种粗鄙的利己主义，是因为他们潜意识中渴望成为那个钻空子赚大钱的人。他们羡慕的是那种无视规则，打破边界、既要又要，两头通吃的特权。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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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冬季奥运会还没开完，有位运动员在美国媒体上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她就是中国人熟悉的谷爱凌，英文名字叫Eileen Gu。她是位相当出色的运动员，商业上也极为成功。但舆论关注的不是这方面，能在冬奥会拿奖牌的运动员，都相当出色，很多商业上也很成功。舆论关注的是她跟中国政府的关系。

上周，《华尔街日报》爆料，中国政府在她和另外一名美籍运动员身上花了高达1亿元巨资——她不只是在中国商业成功，而且涉嫌拿中国政府的钱。同时，她跟中国政府相互配合，拿法律当儿戏，在公民身份上瞒天过海——她是美国公民，却代表中国比赛，而中国严厉禁止双重国籍。

四年前，有人问她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她说“我在美国是美国人，在中国是中国人”。这四年，她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左右逢源，赚的盆满钵满。运动员凭借自己的能力赚钱，这无可厚非。但《华尔街日报》的爆料显示，谷爱凌远不只是个运动员商业成功的故事。它已经演化成一出充满谎言、贪婪、法律双标和群体心理病态的荒诞剧。

跟四年前的北京冬奥会不一样，这次米兰冬奥会，她在美国激起了左右两派媒体的全面反感；一个享受着美国宪法权利的美国公民，违反中国自己的法律，代表中国队参赛，通过中国政府，收割连基本福利都匮乏的中国韭菜。

有很长一段时间，谷爱凌的团队精心编织一种叙事：她的成功是商业成功，是市场对她天赋和魅力的认可。她赚的每一分钱，似乎都来自路易威登、保时捷、红牛这些商业巨头。这种叙事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你超级优秀，你赚大钱，天经地义。

然而，《华尔街日报》的报导撕开了这种伪装。北京市体育局在网站上意外泄漏了2025年的预算文件。文件显示，仅仅在2025年，北京体育局在谷爱凌和另外一名美籍运动员朱易身上的预算就高达4800万元。过去三年，预算总额高达1亿元。文件泄漏不久，就被北京体育局删除。显然，官方不想让民众知道这个秘密。

《华尔街日报》把这笔高达1亿元的巨资叫做“Hidden Government Funding”——“隐秘的政府资助”。

这不是商业赞助，而是中国政府的钱，就是中国纳税人的钱。拿这种钱，性质就完全变了。这不是市场选择，而是政府购买；不是商业代言收入，而是通过中国政府收割中国韭菜。这个报道让谷爱凌故事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美国舆论和公众眼中，商业成功无可厚非，但拿中国政府的钱是另一回事。

很多美国人觉得，她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运动员，而是一个直接受雇于中国政府的“外国代理人”。北京体育局的文件曝光后，迅速被官方删除，墙内社交媒体上的讨论也被禁言，这种欲盖弥彰的操作，在美国媒体看来，坐实了舆论的指责：这笔交易不太光彩。

左派右派、大报小报，从严肃的财经媒体到八卦小报，甚至一脸严肃的《National Review》（《国家评论》），纷纷开火，斥责这种不光彩的行为。

当今美国，政治极化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议题能让左派和右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达成共识。然而，谷爱凌做到了。她用一种奇特的方式，同时触犯了美国社会的两条底线：右派的爱国底线、左派的社会正义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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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前，中文世界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常听到有人说，美国不能待了，要走。川普选上总统的时候，听有些人这么说。几年前，拜登选上总统的时候，也听有些人这么说。高市早苗当日本首相以后，好象这种现象又传到了日本的中国人社区。

这么说的，几乎都是从中国出来的第一代移民，有些还不是移民，就是些拿学生签证的在校生，也有拿工作签证的打工仔。他们也没说要去哪里，只是说要离开美国，离开日本。

说归说，在现实中，好像能合法待下去，又有体面工作的，没见有几个离开的。看实际行动，他们人生中唯一主动离开过的国家，只有中国。如果他们言行一致，真离开美国，离开日本，能去的地方，八成也只有中国——转了一圈又回去了，就像那位已故著名诗人的儿子一样。

人要对自己诚实一点——绝大部分说要离开美国、离开日本的中国人，并没有自由选择居住国的能力——他们选择来美国生活，来日本生活，当然是觉得美国、日本比中国好，但能不能呆下去，并不是他们说了算，而是取决于美国政府、取决于日本政府，也取决于他们自己在美国、在日本的谋生能力。

对自己诚实一点，这是很多中国人，包括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最缺少的品性。对自己不诚实，就是自欺，加上中国文人自怨自哀的表演型人格，结果就是，奇葩现象层出不穷。像那位诗人的儿子，先是跑到欧洲，抨击中国没有自由。然后，再跑回中国，抨击西方没有自由。

这跟自由不自由没什么关系，就是表演型人格爆棚。跑到西方抨击中国，再跑回中国抨击西方，都是为了满足那种表演型人格的需求，因为这样才能把自己插到聚光灯下面。缺少独立人格，又不甘平庸，聚光灯就是一切。

一些小有名气的中国人，可能在中国是个人才，至少周围有圈年轻人簇拥着，但到了美国，什么也不是，要从零开始，因为这里人才太多，全球人才都往这里聚。有人受不了这种虚荣感落差，像以前的甘阳老师，来美国念学位，却觉得自己是思想大师。结果连学位也拿不到，学术门槛都进不了，只好回中国去当大师，忽悠保守主义，继续逗弄中国青年。

这些年，从中国出来的不少人是甘老师这种心态，待在美国不受待见，但是他们又没有甘老师的名气，回国也不受待见。其实，都是些没有什么天份的普通人。为什么就不能放下虚荣心，对自己诚实一点，像个正常人一样，脚踏实地地生活呢？

说起正常人，不得不说一下李泽厚先生。李先生也是在六四以后离开中国，到美国来生活。不管是论学术成就，还是论名气，他都比甘阳老师高出几个数量级。但他来美国之后，不装模作样，不假装大师，更不乞求施舍，而是从头做起，凭专业能力谋生，教书写作。退休以后，在落基山下度过晚年。

几年前，听到李先生去世的消息，很难过。十多年前，我曾经把自己的一本小书寄给他。很意外的是，竟收到他的回信。信中都是夸奖和鼓励的话。他也寄来自己的著作《哲学纲要》，书中夹着一张明信片，说“投桃报李，谨奉拙作”。那是2011年末的事了。

李先生对他的同辈学者有不少批评，但对我这个学术不入门的后生却不吝美言，让我感动。

有一年夏天，我开车去科罗拉多，顺道去李先生家拜访。那时候，他还很健康。虽然已经80多岁，但思路像年轻人一样敏捷。在他家里，看到他沙发边的茶几上放着我那本小书，心里感到意外，又忐忑不安。不管那是他老人家有心还是无意，它所体现出来的长者风范，都足以令我学习一生。

李先生是智者，不是学匠。至今仍然记得他评论中国那些左派的话：哪是什么新左，分明都是老左！

李先生对我最大的启发在两个地方。一是他在八十年代初就讲，历史充满了偶然性，很多必然性的东西是理论家的虚构；二是他强调革命理论跟革命实践不是一回事——马克思跟苏联不是一回事，跟中国更不是一回事，卢梭跟法国革命也不是一回事。在八十年代有这种认知的中文学者不多。

六四以后，我在北大上学，上面通知下来，让我们写文章批判李泽厚。同学当中，观点不一样，专业方向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但都知道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拖着不写，上面催了两次，还是没人写，也就放弃了。那年月，北大上上下下还多少有点自尊，多少有点非之心和羞恶之心。

后来，听说别的学校有人写。连是谁，我们都懒得问，反正是些不要脸的玩意儿。

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倡“告别革命”，引起很多误解。他肯定不是说“告别美国革命”意义上的那种革命，而是说，要告别那种中国式的革命，就是流氓无产阶级砸烂秩序的那种革命。他老人家看得清楚，那类革命除了不择手段破坏秩序，什么也不会，他们不但砸烂不合理秩序，而且也砸烂合理秩序。破坏秩序是流氓无产者的第二本能。

到美国后，李先生曾讲“吃饭哲学”，有些青年才俊嘲笑他庸俗，觉得自己比他高明。但三十多年过后，再回头看，那些嘲笑他的才俊，不只是信奉吃饭哲学，而且吃相也不咋地。在洞察人生世事、待人接物、活得更像人方面，他们连给李先生提鞋都不配。

李先生在政治上不激进，但他头脑中也没有守旧的辫子。100多年前，北大曾经有个英国文学教授，叫辜鸿铭。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跟风割辫子，但他继续留辫子，被进步人士嘲笑。他不为所动，说割脑袋后面的辫子容易，割脑袋里面的辫子难。当今中国人脑瓜后面早就没了辫子，但很多人脑瓜里面还留着根辫子——不但留着辫子，而且缠着裹脚布。

以前我说过，大部分中国人，包括很多嘴上挂着民主标语口号的，头脑里都藏着个小胡锡进，一到关键时刻，就露出来。现在看，那种说法是高估他们了。经过最近一系列折腾，可以说大部分中国人，包括很多嘴上挂着民主的，头脑里都藏着个小牢A。

当年辜鸿铭说，中国人割脑壳后面的辫子容易，但脑壳里面的辫子却割不掉。到现在也没割掉。

最近听赵鼎新老师的一个访谈，很受启发。他有个听起来政治不正确的观察。在访谈中，他说美国向全世界推广民主，跟苏联向全世界推广共产革命一样，大都以失败告终。这听着政治不正确，却是现实。现实不会按政治正确的逻辑运转，现实按照现实的逻辑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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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刚刚过去一个多月，中国、日本、美国都发生了几件大事。美国斩首委内瑞拉，活捉马杜罗；中国也不甘落后，习主席斩首解放军，端掉军队高层；日本众议院提前选举，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取得历史性2/3多数。

把这些事放到一起看，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短期内，台海无战事。这两天在北京刚开完的对台工作会议，印证了这一点。整个会议的调门很低，不再像去年那样喊叫“祖国必然统一”，而是放软身段，改成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

翻译成人民群众的语言，就是歇斯底里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不发导弹了，要搞搞新意思，两岸一家亲，心灵契合，跟谈恋爱一样，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是明显的政策调整，从主动进攻转向维稳管控。去年的对台工作会议，明确说是要“塑造祖国必然统一大势”。那种表述具有强烈进攻性和压迫感，表明中国要主动出击，通过各种手段改变现状，人为制造统一的趋势。结果当然就是台海局势紧张。

今年的对台工作会议，调子大变，主题成了“维护和平稳定”。这跟美国和日本对台海的表述，几乎一样了。美国和日本的台海政策，都是维持现状，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如果不是中国威胁在台海发动战争，日本首相也不会有“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说法，美国的国家战略报告也不会把第一岛链作为投放军力的重点。

这种表述和语调的调整，说明中国今年对台工作的优先任务是防控风险、避免局面失控。这意味着，中国不再把统一作为短期目标，而是要营造一个防止进一步分裂的外部环境。在频繁武力威胁之后，说是要跟台湾搞“心灵契合”，这听起来有点滑稽，但它恰恰说明了，中国已经意识到，以往的对台政策失灵，需要做出调整。

武力威胁没有用，经济胁迫也没有用，现在要挥舞“文化纽带”，要打“情感认同”牌，要开通民间交流的渠道。这都是些柔性操作。

本来“武统台湾”主要就是一种恐吓宣传，是典型的大内宣。这种宣传，有个服务的目标，就是在国内保住权力。虽然这种恐吓式宣传违反常识，但很有效果，至少是把很多人的常识吓没了。一旦人们恢复常识，就不会被这种宣传蒙蔽。道理很简单：一个70多岁的土皇帝，斩首了自己的军队高层，然后要指挥这支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军队，面对实力比它强大的军事同盟，去打一场人类历史上难度最高的登陆战——这得疯到什么程度，才会相信打这么一仗，有利于他保住权力呢？

别说一支几百万人的军队，就是个几千人的公司，老板把CEO、CFO、CTO、整个董事会、一半中高层经理，连锅端，公司运营就会瘫痪，在市场上会被竞争对手碾压。这本来是个常识，但一些知识分子好像念书越多，常识越少，不知不觉就成了替土皇帝宣传武统台湾的肉喇叭。

有人分析说，土皇帝把懂军事的将军都干掉了，只剩下一群哈巴狗，这增加了他贸然决定发动战争的机会。这种说法要成立，有个前提，就是土皇帝高估解放军的战力，同时低估战争的后果。

这个前提成立不成立呢？从这些年习的行为方式看，他很清楚解放军这些将领几斤几两，军队的战力如何。更重要的是，他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就是保住权力。他也看透了中国社会基本盘的德性，只要拿他们当二傻子骗，当奴才折腾，当牛马使唤，隔三差五给他们吸一点武统台湾的精神鸦片，就能把权力最大化。在对付中国人方面，他一点都没有误判。他在内部夺权和权力自保方面相当理性，所有的颟顸武断，都是服从保住权力这个目标。保住权力是他的最高优先级，是他的终极理性。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反复讲，独裁政治的核心逻辑，就是保住权力。外界经常被极权政府的宏大宣传、军事威胁，还有所谓战狼外交迷惑，而忽略了独裁分子最底层的政治理性。把中国的“武统”宣传，放在独裁的政治理性上看，至少在现阶段，“武统”显然是个被高估的“伪命题”，或者说，它是个土皇帝为了扩大权力、保住权力，而使用的政治工具。它服务于一个更高的政治目标，而不是个在短期内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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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日本政坛发生大地震，众议院提前选举，高市早苗首相领导的自民党获得历史性胜利，二战以后第一次，单独一个党获得众议院2/3议席，成为绝对多数。这个选举结果给了高市首相前所未有的选民授权，她未来几年的政策，不仅会重塑日本，更会直接冲击中国，改变整个东亚未来几十年的格局。

一些评论家喜欢把高市首相跟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相比，称她为“日本铁娘子”。从个人风格上讲，她很强势，这没有错。但她上台之初，局面并不乐观：虽然个人性格强势，但她的自民党在议会却是弱势——席位不过半，必须跟其他党联合，才能执政。

就任首相刚刚三个月，她做出了一个真正强势的决定，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在选举之前，全世界的媒体——从日本的《读卖新闻》，到英国的《金融时报》，再到美国的《华尔街日报》，都不约而同地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她的举动：“赌一把”。

这是一场豪赌。赌输了，她将成为日本战后无数个短命首相中的一个，黯然下台，自民党甚至可能会分裂；赌赢了，她将获得前所未有的选民授权，带领日本彻底走出战后体制，重新成为一个拥有完整主权的正常国家。

昨天，选举结果一出来，各大媒体的标题不约而同地变成“她赌赢了！而且是大获全胜！”

这期节目中，我想讲的是，这个选举结果，不仅仅是高市早苗个人的胜利，也不仅仅是自民党的胜利，而是预示了日本即将迎来的巨变。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除了她个人的政治前途，除了自民党的执政地位，高市早苗真正押注的，是日本的国运。

而且，如果我们把视线稍微拉长一点，拉回到130年前的甲午年，你会发现一种惊人的历史宿命：130年后，日本跟中国，再次坐到了赌桌的两端，开启了新一轮的国运对赌。

130年前，甲午战争前夜，大清帝国貌似庞大，实则内部从头烂到脚，老佛爷把持绝对权力，体制僵化，民众愚昧；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虽然国力还比较弱，但已经确立宪政，快速向现代文明迈进。那场国运对赌，赌的是体制效率、学习能力和文明成色。

2026年的今天，中国达到强力极权的巅峰，权力集中程度超过皇权时代，整个国家从官到民，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远。从今天，大致可以看到十年以后，都是令人窒息的停滞，甚至倒退。这跟日本在民主选举中爆发出来的活力和求变浪潮，形成鲜明对比。

即使是跟130年前相比，中国土皇帝出有个致命的短板——他的权力没有合法性来源。这让他时刻处于被推翻的恐惧之中。出于恐惧，他把官僚系统变成一部自残绞肉机。只是在军队中，虽然是和平年代，被他干掉的将军，比俄乌战争打了四年，双方加起来被敌人干掉的将军还多。

而高市作为日本首相，权力既不是来自血统，也不是来自暴力，而是来自众议院超过2/3多数议席，来自选民的授权。按照The Japan Times的分析，这是日本国民经过深思熟虑后，对旧式和平主义的唾弃，是授权一位强势领导人，积极保卫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宪政民主生活方式。这种公民社会自下而上的决绝，是中国当下的土皇帝和很多太监人格的国民难以理解的。

日本众议院总共有465个席位，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从选前的198席，增加到316席——狂卷118席；而主要反对党从选前的172席，下跌到49席，输掉118席，可以说是兵败如山倒。

自民党独占465席中的316席，超过2/3的绝对多数，除了修宪之外，大部分政策即便遭到参议院反对，也可以推行。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政坛从未有过的景象。哪怕是当年权倾一时的安倍晋三和小泉纯一郎，也不曾做到过。

当年，安倍和小泉领导的自民党要获得众议院2/3多数，不得不跟公明党合作。而公明党的理念，在很多方面跟安倍和小泉相左。公明党主张和平主义，可以说是自民党推行强硬安保政策的刹车片。过去几十年，自民党想往右走，公明党就把它往左拽；自民党想对中国强硬，公明党就让它软下来。

但这次选举，刹车片失灵了——公明党和立宪民主党组成地反对派联盟，雪崩式惨败，丢掉118席。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现在可以自己掌握方向盘，自己踩油门。不象以前那样，首相需要跟执政联盟共同掌握方向盘，更不需要跟以前那样，首相一边踩油门，执政联盟和反对党一边踩刹车。

对这一点，《华尔街日报》的评论非常精准：“这场压倒性的胜利，赋予了高市前所未有的权力，让她可以放手推动经济重振计划，更重要的是——那扇通往修宪的大门，已经被彻底撞开了。”

修宪必须参众两院分别以2/3多数通过，才能交付全民公决，选民半数以上同意，才能正式通过。眼下，离那一步还隔着几道障碍。但通向那个目标的大门，已经打开了。

在这次选举中，日本的几个老牌反对党，包括共产党，遭遇毁灭性打击，几乎名存实亡。为什么？日本的英文报纸《The Japan Times》说得非常透彻。它说：“这不仅仅是自民党的胜利，这是选民对旧式反对党的彻底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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