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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做缪斯：爱、战争与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者
简介：
原书名：Farewell to the Muse: Love, War and the Women of Surrealism
作者：惠特尼·查德威克 Whitney Chadwick
前言
1982年初夏，我和丈夫以及他十几岁的女儿开车前往东萨塞克斯郡，拜访画家罗兰·彭罗斯（Roland Penrose）。当时我正在撰写第一本关于超现实主义女艺术家的书，这次拜访是应邀请前往法利农场，罗兰于1949年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美国摄影师李·米勒在此定居，他的许多艺术藏品至今仍存放在那里。
Roland Penrose：1900-1984，英国艺术家、历史学家和诗人。他是肖像画家James Doyle Penrose之子，母亲Elizabeth Josephine Peckover则是富有的贵格会银行家佩科弗勋爵的女儿，他同时也是现代艺术的主要推动者和收藏家。
当我们驱车向南驶向海岸时，我翻看着那一堆我为了与罗兰见面而精心准备的问题。罗兰有着传奇的一生，他曾是两位开创性艺术家瓦伦丁·布埃（Valentine Boué）和李·米勒（Lee Miller）的丈夫，也是从巴勃罗·毕加索、琼·米罗（Joan Miró）到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和亨利·摩尔（Henry Moore）等其他艺术家的密友。作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艺术家、作家和先锋派的赞助人，罗兰是超现实主义的历史见证者；我只能希望通过几个小时的采访来重塑他的经历。我参考了书籍，也借鉴了我的叔叔们讲述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活的故事，来试图将一个迷人历史时代的零散线索编织在一起，这些尝试偶然会让我感到沮丧。
一小时后，我们在弥漫着玫瑰和金银花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牲畜棚气味的轻柔微风中，进入了穆德尔斯格林Muddles Green这个小村落。远处是广袤的苏塞克斯丘陵Sussex Downs，点缀着嬉戏的羊羔和温顺却警觉的母羊。村庄由几处零散的农场和许多为抵御恶劣天气而建的坚固的房屋组成。
我们把车停在路边，找到了法利农场，推开一扇嘎吱作响的大门，走进了花园。花园四周是砖墙，一座优雅的18世纪建筑正面俯瞰着这里，盛开的绣球花、成熟的树木和蔓延的金银花藤蔓让它显得柔和。1八十多岁、相貌英俊的罗兰在门口迎接了我们。
在屋内，他带着我们穿过一间间摆满了画作的房间，这些画作色彩斑斓、光线充足，都是从艺术家朋友和超现实主义同仁那里购得的杰作。多亏罗兰慷慨地允许这些作品在书籍和博物馆曲库中复制，其中许多作品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一边走，他一边指出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并分享关于创作者的轶事。
我们的主人在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著名画作《塞莱斯大象》（1921年）的大幅海报前停了下来，为给我们展示复制品而非原作而道歉。他解释说，在把这幅画捐赠给伦敦泰特美术馆后，他一直为失去这件维系着他与艺术家长久友谊的作品而哀伤。最终，他在入口大厅里挂了一幅复制品。我之所以会记住这个轶事，部分原因是看到恩斯特的海报让我想起了我用来装饰一连串破旧研究生公寓的那些海报——唉，都是复制品而非原作——以及它们在我学生时代给我带来了多少鼓舞，又如何激励我走上了艺术史学者的职业道路。
尽管我所研究的艺术史在每一个房间里都变得鲜活起来，但法利农场终究不是博物馆，而是一个艺术、家人和朋友以及公共和私人历史深度交织的地方。在这座错落有致的农舍里，布拉克Braque、毕加索、恩斯特等人的画作与孩子们的涂鸦、毕加索童趣十足的素描、家庭纪念品、非洲面具以及一批达到博物馆收藏级别的霍皮族卡奇纳玩偶（Hopi Kachina dolls）（后者是马克斯·恩斯特在急需用钱时卖给罗兰的）相互穿插。这里有瓦伦丁和李的照片和画作，也有两人的少量作品。
Hopi Kachina dolls：亚利桑那州原住民霍皮人所做玩偶，通常用于仪式上。
我们走到由亨利·摩尔标志性的石雕《母子》坐镇的石板庭院，眺望远处丘陵上由白垩雕刻而成的古老的威尔明顿巨人，凝视着这片丘陵。端详着这个新石器时代的人像，它伸展的双臂握着长棍，我想起了我们在室内看到的绘画和照片。
随着午后时光的流逝，我们聊起了我的研究、罗兰的生活，以及我们在伦敦、巴黎和纽约的共同好友。当我向他询问李的摄影作品时，他建议我联系《Vogue》杂志的出版商康泰纳仕（Condé Nast），李曾为该杂志工作，但他对前妻作为摄影师只字未提。2当我谈到想研究那些曾是超现实主义圈子一员却常被忽视的女性作品时，罗兰友善而坚定地摇了摇头。“你不应该写一本关于这些女性的书，”他说——考虑到他与两位女艺术家共度的岁月，这多少让我感到惊讶。
我可能挑了挑眉以示不解。现在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而不是30年代，女性艺术家和作家的历史已经过了让人觉得激进的时候。“她们不是艺术家，”罗兰说，此时，瓦伦丁·彭罗斯《女性的礼物》（Gifts of Women）（1951年）中与诗歌相伴的梦幻而萦绕人心的摄影蒙太奇，以及李·米勒拍摄的战争受害者的震撼照片在我脑海中浮现。“当然，这些女性很重要，”他接着说，“但那是因为她们是我们的缪斯。”而她们将永远是缪斯——我记得当时我这样想——想象着她们永恒飘荡于远远低于她们的情人和同事——毕加索、米罗、恩斯特、曼·雷（Man Ray）等人所在之圈的——但丁地狱的圈内。
Dons des féminines（Gifts of Women）：一本由毕加索插图，瓦伦丁著诗的合作作品。详见网页：https://www.moma.org/collection/works/29866
回到伦敦后，我翻阅了罗兰最近出版的图文回忆录《剪贴簿》（Scrap Book）（1981 年），试图理解当天的矛盾之处，以及当话题涉及他的妻子们时，罗兰隐晦的矛盾态度。3 那天在法利农场看到的作品——包括瓦伦丁和李的作品——即使在我们回到伦敦很久以后仍留在我的脑海中。它们融入了《女性艺术家与超现实主义运动》这本书，这本书因那次难忘的访问而成型，也融入了后来的书籍、目录和文章中。尽管第一本书中有一章是关于作为缪斯的女性，其他章节则是关于她们作为艺术家的生活和工作，但直到后来我才充分意识到迷人缪斯和专注专业艺术家这两种角色根本不相容。
后来我第一次采访英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莱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时，我询问她对超现实主义缪斯这一主题的看法。“我觉得那是胡说八道，”她以当事人事后结论的清晰口吻干脆地回答道，“我没时间当任何人的缪斯……我忙着反抗家人，忙着学习成为一名艺术家。”4她的话让我想起，罗兰在回忆他与瓦伦丁的关系时，曾称她为“他的加斯科涅缪斯”，接着又形容她是一个像闪电般闯入他生活的迷人尤物。尽管这个形象最初在我脑海中引起共鸣，被视为超现实主义者对‘奇妙闯入现实’信念的恰当隐喻，但事实证明，它对我试图解开瓦伦丁神秘诗意愿景的含义，或探寻莱奥诺拉·卡林顿对凯尔特神话和藏传佛教的兴趣几乎没有什么帮助。
20世纪80年代初，在巴黎，李·米勒作为曼·雷的情人比作为战地记者更为人所知；瓦伦丁·彭罗斯的诗歌，包括她的战争诗，在英语国家几乎无人知晓； 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还没有举办过大型的博物馆回顾展。在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之交期间，书籍、电影、会议和展览开始还原历史真相。李·米勒的战争照片被整理、印刷（其中许多是由她的儿子安东尼·彭罗斯Antony Penrose首次印刷）并出版。莱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的短篇小说选集，以及她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精神崩溃并逃离欧洲、情人马克斯·恩斯特被捕的第一人称叙述，都被重新翻译成英文出版。5展览和书籍让更多人了解到克劳德·卡洪（Claude Cahun）和苏珊娜·马尔赫贝（Suzanne Malherbe）的抵抗活动。弗里达·卡罗的作品也在全球的展览、书籍和文章中广泛传播，她也成为了备受尊崇的人物，并兵因此引发了国际现象。
渐渐地，我了解到超现实主义圈子里其他女性的故事，她们在战争和混乱时期的经历从未被讲述，在那些法国沦陷、巴黎被德国军队占领、数千枚炸弹落在伦敦时的艰难岁月里，她们生活中往往没有男性，从而她们是在女性朋友的支持下度过。我一直在想她们在混乱和战争中的生活经历，直到另一场展览，这些碎片才被重新拼凑成一个新的谜题。
当《暮光之城：超现实主义、摄影和巴黎》（Twilight Visions: Surrealism, Photography and Paris）2010年1月在纽约开展时，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的展厅里挤满了人。6他们前来，不仅仅是出于对作品的好奇，更是因为这些特别的照片和电影生动地唤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几十年里巴黎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此外，它们还与那些曾威胁到艺术自由、超现实主义和巴黎这座城市生存的历史和政治事件产生了共鸣。
Twilight Visions: Surrealism and Paris：该展出作品曾于2009年集结成册由加州大学出版，可搜寻到电子版。该展览大多为男性作品但对象多为女性，因而引发下一段的作者思考。
展览节选
看着那些20世纪2、30年代的先锋巴黎代表照片，我脑海中浮现出许多问题。我想知道这些照片对这些女性自身意味着什么，对她们的生活经历又意味着什么。我想知道她们第一次看到这些照片时在想些什么；当她们独自又或者和女性朋友们一起观阅这些由超现实主义同好和恋人举办的展览时，一同走过如今满是德国士兵和沉重靴子声的熟悉街区时，她们是如何体验巴黎这座城市的。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在一个由著名男性定义的先锋运动背景下，年轻、有抱负的女性意味着什么，而这些男性的教育、哲学和文学背景往往与他们年轻的恋人及同伴不同。
David E. Scherman, Lee Miller, War Correspondent, c. 1944
大卫·E·舍曼、李·米勒，战地记者，约1944年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带来的恐惧、流亡、失去以及精神崩溃的噩梦，许多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既没有婚姻的保障，也没有为人母和家庭的保障，她们的身份和所处的社会位置往往被男性伴侣所排斥。她们本人对这种传统也嗤之以鼻。为了个人和专业逐渐走向成熟，许多人会在与其他女性的友谊中找到支持并结合成新的关系形式。
超现实主义者的革命是随着布勒东在1924年发表第一部《超现实主义宣言》宣告开始的，它开启了一个几乎所有事物——从政治到艺术再到性——都有待讨论、争辩和质疑的时期。正是超现实主义的这一方面，在抗议活动盛行的那些年里，吸引了身为大学生的我：越南、柬埔寨、女权主义、黑人民权运动。还有那种“异国情调”，很快就吸引我前往法国，1968年，在那里，我看到超现实主义诗歌和革命口号并列张贴在巴黎大学的墙上，当时学生们发动骚乱，几乎推翻了政府。在我成长的纽约西部中产阶级郊区，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将疯狂与创造力联系起来，没有人谈论过推翻政府的必要性，也没有人质疑过女性在革命文化中的角色。
随着越来越多的超现实主义选题，我开始想办法将超现实主义者中有关性别和伴侣关系的个人问题与影响并塑造这些问题的政治和历史背景联系起来。我在超现实主义者的男性作品中发现了许多潜在的资料来源，深入探究女性政治生活和奉献的作者却寥寥无几。当我收到一位巴黎朋友的电子邮件时，我震惊不已。这位朋友自1967年起就是画家莱奥诺尔·菲尼Leonor Fini的密友，自她1996年去世后一直管理着她的遗产和档案。他在邮件中告诉我，他在菲尼的文件中发现了一批未知且未发表的信件。7这些信件记录了菲尼和莱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之间的通信。8这些信件写于战争初期卡林顿的情人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被捕入狱后的几个月，它们近乎逐日展现着一个可怕世界。
莱奥诺尔和莱奥诺拉（她们被称为“两个莱奥诺尔”）在我理解的充满矛盾的超现实主义缪斯与成熟艺术家关系里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我急于尽快读到那些信件，于是教学和写作一有间隙，就飞到了巴黎。一天后，我拖着时差未倒的疲惫身躯，前往位于皇家宫殿附近的那座18世纪建筑，战争结束后莱奥诺尔·菲尼回到巴黎，就一直在此生活和工作。
当我沿着优雅的中央楼梯爬上她位于五楼的工作室时，我想起了那些曾走过同样楼梯（这里没有电梯）的非凡人物：政治家和艺术家、作家和演员、电影制作人和外交官、诗人和怪人。在那间天花板很高、光线充足的工作室里，仍然摆放着莱奥诺尔用过的结实的工作台和木制画架。自她去世后的这些年里，巴黎屋顶的景色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那三十来只曾给她带来欢乐和激情的猫咪的死亡还是展现了时光的流逝。那群猫中唯一的幸存者静静地睡在角落里的小床上；当我挠它头时它睁开一只眼，发现不是莱昂诺尔后又蜷缩成了一团。
我终于将那些信件捧在手中，不过不是在莱昂诺尔的工作室而是在拉丁区中世纪部分的一个私人档案库中，这个区域比第一区的皇家建筑早了几个世纪。9我坐在一扇俯瞰内院的窗户旁——旁边放着放大镜、铅笔和法语词典——在出示了介绍信并签署文件后，我慢慢打开了送到我手中的盒子，取出了里面第一张泛黄纸张。
我原以为我已充分了解这些信件的背后故事。我曾用了几个月来钻研法国那些年的历史。我也反复阅读了莱奥诺拉的短篇小说和她的自传回忆录《底层》，其中详细记述了马克斯被捕后的事件——包括她精神崩溃，几个月后逃往西班牙，在桑坦德一家疗养院被强制收容并遭受残酷对待，以及她从“看守”手中逃脱，投入毕加索的一位墨西哥朋友的怀抱，这位朋友安排了一场仓促的婚姻，并利用他的外交护照将她迅速带离欧洲，送往纽约。
自20世纪80年代初初次见面后，在很多个场合里我们都探讨过她生活的细节。因为我们曾一起筹备展览和出版作品，我还到纽约拜访过她，她选择在那里生活，甚至在狭小的地下室公寓里作画，她选择这样的住处是因为它们让她感到“脚踏实地”；在墨西哥城时尽管朋友们曾严重警告她当地谋杀和绑架频出，她仍在街上拦出租车，因为她说“墨西哥人不会杀害让他们想起母亲的老妇人”；在马萨诸塞州沿海地区，她教我用当地鳕鱼和火红辣椒制作墨西哥菜肴韦拉克鲁斯风味鳕鱼。
然而在信面前这一切都显得意义不大。尽管我熟悉那些事，可面前桌上的信附有罕见却真切的即时感。这些信件几乎每天都有，每一封都带着努力保持理智的紧迫感，给人一种日记或个人日志的感觉。它们是一位孤立无援、惊恐愤怒的叙述者写给挚友的，既具描述性又很私密。它们记录了日常生活得同时也讲述了另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展现了一位年轻女子的决心，她与爱人与家人与社群隔绝，却在恐惧和孤立面前依旧坚定着不去崩溃。
她们所描绘的世界既不是巴黎超现实主义者的世界，也不是依靠女性激发男性想象力的世界。相反，她们描绘了一个令人痛苦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与现实世界平行且相互交织，在现实世界中，一位年轻女子通过和挚友的书信往来来与失落和恐惧作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她将悲痛和恐惧转化为艺术。我开始想着写一本书，去深入探究战争年代女性之间的特殊友谊——这本书既会借鉴她们的作品，也会探讨她们身为艺术家和作家的生活以及与经历战争之间的关系。10
一年后我获得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院的奖学金，这让我可以投身于一个跨学科的学者和艺术家群体中。彼时叙利亚战争正酣，中东地区从阿富汗到伊拉克都在动荡不安。当我谈及超现实主义时，同事们就会问我关于一战后那段时期以及二战时欧洲对法国艺术家和作家的影响。在我看来，缪斯女神已化作战士，而我现在想要写的书，就是关于她们之间的女性友谊，以及这些友谊在那个她们作为艺术家、超现实主义者和女性时挑战生活的时期所发挥作用的故事。
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院：前身为1999年并入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原哈佛附属女子学校），现为哈佛大学规模最小的学院。
这些女性不仅重新定义了自己作为艺术家的生活，并且在许多情境下还重新定义了在政治活动、艺术、战争和超现实主义背景下女性友谊的意义。那些照亮她们私密生活并记录她们集体行动的诗歌、绘画、信件、照片和日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凡世界的迷人景象。作为视觉艺术家和作家，女性之间的关系基本不会受到当代社会学著作或女性友谊心理学的影响，而是更多地被虚构的浪漫关系影响； 例如，莱奥诺尔·菲尼（Leonor Fini）和莱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都对热拉尔·德·内瓦尔（Gérard de Nerval）的小说情有独钟，她们的信件常常以一种让人想起内瓦尔、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等作家小说的语言，表达出强烈的情感纽带。摄影师克劳德·卡洪（Claude Cahun）和她的生活伴侣苏珊娜·马尔赫贝（Suzanne Malherbe）将政治抵抗变成了一种行为艺术形式，并成功诱导了泽西岛的德国占领军们，使之相信该岛已成为一个大规模抵抗运动的根据地。李·米勒从《时尚》杂志的时尚摄影转向成为一名随军记者，跟随法国的盟军部队，这经历让她用摄影见证了布痕瓦尔德和达豪集中营的解放。
Claude Cahun： 1894-1954。原名Lucy Renee Mathilde Schwob ，法国超现实主义摄影师 、 雕塑家和作家。
Suzanne Malherbe：1892-1972。又名Marcel Moore，法国插画家、设计师和摄影师。
这些女性之间的信件充满了爱与激情、恐惧与绝望、分离与渴望。这些情感不仅塑造了她们成熟的作品，也影响了她们离开巴黎和超现实主义圈子后多年的情感生活。20世纪50年代初，莱奥诺拉·卡林顿带着孩子住在法国西南部的热门度假地洛泽尔度假时写信给莱奥诺尔·菲尼。在信里她用几句话总结了过去的岁月，唤醒了两位十年未见的女性间的友谊能量。当时住在墨西哥、自1940年以来首次访问法国的莱奥诺拉写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一直希望你能再次回到这里。我一直温柔地爱着你，吻你，莱奥诺拉。”11
对其他人来说，战后的几十年带来了新的、有些甚至难以解决的问题。瓦伦丁·彭罗斯和李·米勒在那些年里得到罗兰的支持，两人都与罗兰一起住在苏塞克斯和伦敦。那些年里，在遭遇战争创伤和破坏之后，她俩都努力创造新生活并取得了不同的成功。两人都在法利农场去世（李享年70岁，瓦伦丁80岁），她们的骨灰撒在了农场的古树之下。这是对超现实主义者之间友谊和社群力量的致敬；这是对两位女性所展现出的勇气和意志的见证，她们在战争阴影下的生活中，努力重新协商并定义了情感与心理边界。即便她们过世已久，她们的故事，以及其他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者的故事依然能引起许多共鸣。
注释：
1.法利农场现在是李·米勒档案馆的所在地并且向公众开放，只要预约即可参观。
2. 1977年李·米勒去世后，她儿子才开始冲印存放在法利农场阁楼纸板箱里的4万张底片。当康泰纳仕出版物在其档案中又发现2万张底片后，这个数字跃升至6万张。如今构成李·米勒档案馆藏品的首批照片出现在罗兰·彭罗斯的图文回忆录《剪贴簿》中，该书由泰晤士和哈德逊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正是李和罗兰的儿子安东尼·彭罗斯及其妻子苏珊娜建立了李·米勒档案馆，如今它已成为历史学家、学者和作家的重要资源。
3.彭罗斯的作品剪贴簿。
4.卡林顿，Down Below《地下》，收录于《恐惧之屋：地下笔记》。卡林顿首次在《地下》一文中讲述了她离开法国的旅程，该文最开始以英文发表于超现实主义期刊《VVV》第4期（1944年2月），后由洛娜从法语翻译而来。她还与朋友和同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细节，包括本文作者。
5.卡林顿，《恐惧之屋》。
6.《利希滕斯坦，暮光之城：超现实主义、摄影和巴黎》是本次展览的配套书籍。
7.莱奥诺尔·菲尼生平与作品的权威传记是彼得·韦伯Peter Webb的《Sphinx: The Art and Life of Leonor Fini.斯芬克斯：莱奥诺尔·菲尼的艺术与人生》。
8. Ibid. 这些信件是在巴黎的书信与手稿博物馆查阅到的，该博物馆随后因被指控存在欺诈性投资行为而关闭。博物馆收藏的古代手稿和历史信件中，包括莱奥诺拉·卡林顿在战争期间写给莱奥诺尔·菲尼的信件，以及安德烈·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副本，后者的购买价格接近200万欧元。
9. 阿里斯托菲尔档案Aristophil Archives，巴黎书信与手稿博物馆。
10.这一选择是任意的，并不全面。超现实主义者中的其他女性，包括努什·艾吕雅Nusch Eluard，也积极投身于战争和/或抵抗运动。
11. 莱奥诺拉·卡林顿致莱奥诺尔·菲尼的信（1952年），莱奥诺尔·菲尼档案，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