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外地的张枫，在社交平台反复刷新求助帖——“工作走不开，求上海陪诊师带行动不便的母亲就医”，字里行间满是焦虑；一千多公里外的广州，实习公寓里的杨晓正对着空调滴水声发呆，手机突然震动，屏幕亮起陪诊师发来的提醒：“检查当天带点糖防低血糖。”两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在不同城市的夜晚，因不同面向的同一种需求与陪诊师产生了交集。
幸运的是，张枫很快就找到了一名陪诊师。这位陪诊师从小区门口的准时接送到全程的流程引导、候诊时的轻声讲解，再到缴费取药的细致安排，每个环节都让异地子女的焦虑得到缓解。而小杨在做完无痛胃肠镜检查后，是陪诊师将麻醉醒来后的她轻轻扶起，这份陌生环境里的妥帖照料，让她第一次意识到，医院里还有这样一群人，能成为陌生人的“临时家属”。
生活在城市里的老人越来越多，有陪诊服务总是好的。上海，这座国内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城市，近期出台《老年人助医陪诊服务试点方案》，开始系统性尝试培育规范的养老服务机构和专业的陪诊师队伍，探索服务流程、收费标准及监管机制。政策支持将专业陪诊纳入养老服务补贴，为困难老人兜底；鼓励区街购买服务，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低偿陪诊；同时引导公益资源参与。这种“政策兜底+社会协同”的设计，既回应了老龄化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就医痛点，也为破解陪诊行业的标准缺失、服务碎片化等问题提供了区域性实践路径。
但上海的探索只是起点。全国范围内，陪诊需求早已突破老年群体：年轻人因工作繁忙选择陪诊、异地患者需要流程帮手、特殊检查的陪同规定，都让服务受众日益多元。然而市场扩张的背后，行业面临着从业者资质参差、标准不统一、法律责任模糊等挑战。
上海针对老年群体的规范化探索，与全国的多元需求形成对照。前者试图通过政策引导、资源整合，解决老龄化带来的特殊问题；后者则在市场驱动下，不断拓展服务边界。如何将上海的制度探索经验与全国的多元实践结合，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完善服务规范，让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人都能获得可靠的陪诊服务，成为亟待破解的课题。当陪诊服务既能托底老年人的就医尊严，又能满足各年龄段的现实需求，或许才真正实现了从零散服务到公共产品的蜕变。
等候的病人（图：视觉中国）
近六百万老人如何更好地就医？
在上海，像张枫的母亲这样需要助医陪伴的老人并不少见。这是因为，上海正在逐渐“老”去。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7%，称之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称之为中度老龄化社会；超过21%，称之为重度老龄化社会。而上海早在1979年就已经迈入老龄化。历经四十余年，截至2024年年末，上海65岁及以上户籍人口已达452.14万，占比29.4%；60岁及以上人口更达577.62万。这相当于约每三位上海户籍居民中就有一位老年人。
与此同时，数据预测显示，上海户籍老年人口2025年将增至585万，2031年前后达到峰值600万，其中高龄老人（80岁以上）2035年将突破180万。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患病率高且疾病复杂，对医疗服务需求远超常人。然而，在现实的就医过程中，老年群体却面临着重重困境。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发布的《陪诊服务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超两成受访者不熟悉就诊流程或对医院布局陌生，近两成存在信息沟通障碍或因年龄、行动不便而就医困难。患者认为陪诊服务最适用人群集中在行动不便者、高龄独居老人和不熟悉医院环境者。
《2024老年友善医疗微改造需求洞察报告》则指出，超九成受访老人需要陪诊，主要依靠配偶和子女，但过半受访者认为老年友善医院建设亟待提升，人工服务不足、医院指引不清晰是突出问题。
就诊细节的背后，其实是多重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米莉向南方周末分析陪诊服务兴起时提到，推动陪诊服务这一职业发展与养老保障体系不足、少子化家庭结构密切相关；城市化进程中，随子女迁城的老人因环境陌生导致就医困难加剧；医院数字化和诊疗精细化更增加了操作门槛；而医疗资源集中导致大医院就诊流程繁杂，加上检查项目众多、院内引导机制缺失，进一步推高了自主就医的难度。
这些矛盾交织成老年群体的就医痛点，也让陪诊服务从市场自发行为走向制度探索。
陪诊服务，即由专业人员陪同患者就诊，提供从预约挂号到取药的全流程助医支持。与普通家属陪伴不同，提供这项服务的陪诊师更擅长高效衔接就诊环节——他们能快速完成挂号、缴费、取报告等事务性工作，用专业术语与医生精准沟通病情，甚至为老人整理清晰的用药提醒。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就推出了“患者导航”计划，专门帮助特殊群体跨越就医障碍。国内的探索则充满波折，2006年扬州曾出现退休医生陪诊，但因争议很快停摆，直到2015年后互联网打破地域限制，保险平台引入服务，再到疫情后老龄化加剧，行业才真正迎来发展期。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我国累计注册1048家陪诊相关企业和机构，其中超七成为2022年以来注册。
据相关行业研究咨询机构统计，2023年我国陪诊服务人次达434.3万，较2022年增长20%，折射出社会需求的井喷式增长。
上海的陪诊服务探索早有铺垫。2023年上海出台政策鼓励关注特殊困难老人的需求，要求各区为特殊困难老人提供居家安全、精神慰藉及其他个性化服务，帮助解决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实际困难。随后，部分街镇积极响应，有的推出含助医服务的居家颐养计划，有的则将陪诊纳入居家养老服务菜单。
与此同时，上海开放大学与市养老服务行业协会启动“养老服务陪诊师”免费公益培训，针对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等养老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开展涵盖诊前、诊中、诊后全流程的课程培训。参训学院培训考核合格后，获得由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颁发的“上海养老服务陪诊师”证书。这是陪诊服务向“职业体系”的初步转型。
2025年年初，上海经过上述探索后公布《老年人助医陪诊服务试点方案》，开始探索进入老年人陪诊服务的制度化阶段。上海的9个试点区将围绕三大方向展开实践：一是明确服务的基础方向，涵盖陪诊全流程服务内容并推进陪诊人员的专业化培训；二是构建管理的机制方向，涉及收费标准制定及特殊群体保障等；三是强化服务的保障方向，包括信息化平台建设、志愿者互助体系构建及行业标准化推进。
这一探索的背后，是城市对社会保障逻辑的深刻思考。过去，社会保障主要聚焦“看病贵”的费用问题；如今，上海将重心转向解决“看病难”的服务短板，从保障基本生存需求，升级为守护老年人的就医尊严。陪诊服务看似微小，却承载着城市对民生细节的深度关怀。
正如米莉所说，陪诊服务重构了医疗资源的公共性实现方式，虽然只是一个小切口，但却能看出社会的文明程度。
当一座城市开始思考如何让老人在就医时少一些奔波、多一份体面，本质上是在将“尊严就医”的理念注入社会保障体系。这种服务的价值已超越表面的流程协助——它通过整合医疗资源、养老服务和社区力量，推动城市治理向更精细的方向迈进；以适老友好的城市形象，为吸引人才增添温度砝码；更在培育银发经济的过程中，悄然进一步提升着城市的竞争力。
事实上，由于较早出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上海在老年人口保障上有着各种探索。自2009年起在黄浦、长宁等区启动“老年友好城市”试点，通过细化社区适老设施标准、整合养老资源，较早构建了“机构—社区—居家”三位一体的养老服务网络。如今，上海还在意定监护制度、康复辅具租赁服务模式等方面持续探索，同时试点“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让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积累的时间可折算为未来养老服务。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催生许多更细分的老年照护需求，民政部门就是要不断回应这些需求，努力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老年人生活幸福、健康长寿。”上海市民政局局长蒋蕊此前受访时说。
养老是社会的共答题
张枫至今仍记得手忙脚乱的那一天。母亲身体不适，他在外地无法及时赶回，只好在社交平台上匆忙找了个陪诊人员。等事情告一段落，他才知道，上海一些区已经能在政务小程序“随申办”上预约陪诊服务。虽然平台价格比私下联系的略高，但明码标价，还能看到陪诊师的资质信息，甚至能通过手机同步关注到母亲的就诊动态。这让他不禁感慨：原来现在城市服务已经进步到这个程度了。
如今，杨浦、松江等区已搭建起线上陪诊平台。以杨浦区为例，市民只需打开“随申办”杨浦旗舰店的“养老E顾问”专区，就能完成陪诊预约、查看服务评价。这些便捷服务的背后，是资源整合的深度实践。
杨浦区联合上海市养老服务行业协会等10家单位成立陪诊服务联盟，去年7月发布《陪诊师从业指南》等两项团体标准，将市场服务、医疗资源、技能培训串联成完整链条。在人员培养上，该区与上海开放大学、养老行业协会合作开展培训。
这正是上海助老陪诊服务的特色所在——通过“政策兜底+社会协同”模式，政府将陪诊纳入补贴范围，为困难老人和特殊群体提供兜底保障；同时整合学校、企业、养老机构等多方资源，引导志愿者参与服务培训。多方力量协同发力，为破解老年人就医难题探索出一条新路径。
以杨浦区陪诊服务平台为例，面向老年群体的“长者陪诊”按服务时长阶梯定价：2小时168元、3小时238元、4小时298元，此外还提供代办问诊、代买药、取报告、助行等延伸服务。平台服务范围不仅覆盖老年群体，也为孕妇、白领等人群开设专项陪诊，异地就医需求同样纳入服务体系，每项服务均根据内容和时长明码标价。然而，这样的定价体系也引发过争议——此前媒体报道中有不少老人反映，标准化服务费用对部分退休群体而言仍显偏高，如何平衡服务质量与普惠性，成为亟待解决的矛盾点。
因此，上海正在探索“保基本，广覆盖”的多元资金模式：将专业陪诊服务纳入养老服务补贴，为低保、低收入等困难老人兜底；鼓励试点区、街镇通过购买服务，为80岁以上的高龄、独居老人提供低偿普惠服务；同时引导社会公益慈善资源参与资助。
其实，早在上海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上，钱菊英、周锋等多名上海市政协委员递交了一份《关于规范陪诊服务，健全就医保障体系的提案》，其中就探讨了“将部分陪诊服务纳入基本医保”的可行性，建议通过“基本医保+商业保险+自费”的组合支付模式，既满足市场需求，又推动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型。
对此，上海市卫健委回复称，基本医保因制度定位暂不覆盖陪护费等生活服务，但商业保险已形成补充——多家机构在重疾险、医疗险中嵌入陪诊增值服务，消费者可直接购买相关权益。这一回复揭示了当前政策框架下的现实选择：在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前提下，通过市场机制激活多元供给。
2024年，在行业研讨会上宝山区吴淞中心医院门诊办公室主任王萍也提到，当前院内陪诊需求呈现显著增长态势，覆盖全院多个临床科室。需求主体主要为两类人群：一是因子女工作繁忙而缺乏陪同的老年患者，二是有特殊服务需求的VIP患者。目前医院尚未建立专业化陪诊服务体系，相关工作主要由志愿者、居委会工作人员承担，服务内容以代配药等基础事项为主。
谈及医院暂未独立招聘陪诊人员的原因，王萍认为主要受制于人力成本压力，公立医院在经费预算上存在现实困难。她同时提出可行性思路：可参照医院保安、护工的管理模式，通过与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合作购买陪诊服务。此外建议引入基本医保与商业保险协同机制，若能合理设定保费标准，将更有利于该模式的推广实施。
长期关注陪诊行业的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勇认为，这一举措有助于推动陪诊行业规范化，促使行业建立更完善的服务标准和质量监管体系。同时，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和普惠性，让更多老年人受益，扩大陪诊服务的市场需求，吸引更多资源投入行业，促进其健康可持续发展。
放眼国际，美、日、韩三国在陪诊服务领域的探索同样值得借鉴。美国通过《患者导航员推广和慢性病法案》，以政府资金支持“患者导航员”项目，服务范围从医院延伸至社区，覆盖慢性病管理全流程；日本将部分基础陪诊纳入医保，养老企业如Duskin推出分级护理体系，培养“护理大师”提供全天候、个性化服务；韩国首尔针对独居青年、独居老人、离异家庭等“一人户”家庭，推出援助政策，集中投资预计超过5.5万亿韩元，2021年11月启动安心就医服务，“一人户”家庭可通过电话预约医疗服务，并提供代挂号、缴费、办理住院或出院手续、取药等多项服务。
情感劳动提供者
破解“看病难”，关键在人，陪诊行业也不例外。在上海开放大学与市养老服务行业协会联合开展的“养老服务陪诊师”培训中，课程内容早已超出简单的陪同范畴。除了基础的陪诊流程教学，还涵盖医疗机构信息查询、医保常识、老年人心理护理、医患沟通技巧，甚至包括陪诊服务规范与法律责任等专业知识。
上海开放大学非学历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陪诊师的培训内容涉及到跨学科跨领域的专业技能，不仅需要熟悉陪诊服务基本流程、医疗就诊流程及注意事项，还要懂得老年人心理护理及陪诊沟通，并兼顾职业道德与职业技能。只有长期从事为老服务岗位的人员，才能够通过短期培训胜任陪诊师这一工作。
这样的专业要求，反映了上海近年来在陪诊师队伍建设上的探索。一方面，通过公益培训为社区输送专业人才，课程设计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从诊前预约挂号，到诊中协助沟通，再到诊后用药指导，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另一方面，各区积极搭建平台，比如杨浦区成立陪诊服务联盟，并结合陪诊服务平台对陪诊师进行统一管理，确保服务质量。这些努力，正在推动陪诊从零散的临时工作，逐步走向职业化、专业化。
市场的反馈印证了这种专业化趋势的必要性。《陪诊服务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社区居民对陪诊师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
从本质上来讲，陪诊师的工作属于“情感劳动”。他们既是就医信息的整理评估者，也是患者就医的代理人、医患之间的协调者。劳动过程中，患者的主体性表达与陪诊师的自主性呈现有机结合，充满多层表演、情感互动和关系建构。很多陪诊师会通过亲属性的话语、复合化的形象塑造来建立与客户的关系，但同时也会遵循行业禁忌，比如不打听客户隐私、不干涉客户决策，保持一种亲密有间的社会关系。
在米莉看来，在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向社会化养老转型的过程中，它用专业化服务替代了道德绑架——当双职工子女不再因无法陪诊而背负“不孝”的心理压力，当独居老人能通过规范服务获得就医支持，这种“责任外包”机制实际上化解了亲情与道德的博弈困境。更重要的是，它让弱势群体的就医尊严被看见——陪诊师不仅是流程协助者，更是情感陪伴者，通过语言转化、情绪疏导等“情感劳动”，将“医者仁心”的内涵从身体治疗延伸至心灵照护。
“这位陪诊师做事细心，比我想象的好很多，有她陪着我妈，我在外地也能踏实些。”张枫说，因为工作走不开，他无奈之下给母亲请了陪诊师。就诊当天，他一直悬着心，时不时就打开手机查看消息。很快，他的手机里陆续收到新动态：陪诊师发来母亲到达医院的照片，告知检查排队情况，还仔细转述医生诊断内容。看到陪诊师把流程安排妥当，偶尔还发来母亲状态不错的照片，张枫心里的担忧才慢慢消散。
这种跨越地域的需求共性，在不同城市的从业者身上得到了印证。朱恒宇就是众多陪诊师中的一员。三年前，她陪着生病的丈夫从老家四川达州来到广州，在医院跑上跑下的日子里，渐渐摸清了看病的门道。一开始在病友群帮人跑腿代问诊，后来干脆把这当成了兼职工作。
朱恒宇在服务前，会提前准备好患者的材料，还会帮忙规划异地就医的食宿交通，协调挂号对口医生，减少患者前期的等待时间，提高就医效率。有一次，她遇到一个从外地来的患者，只带着一叠零散的检查单。朱恒宇花了三个晚上梳理病史资料，提前预约病理会诊，硬是把原本需要两周的就医流程压缩到了三天。“很多人不了解要准备哪些材料，到医院才发现连第一步都走不通。”她感慨道。
陪诊看起来是跑腿的体力活，实则更需要“走心”。在朱恒宇看来，陪诊不是简单的体力活，除了解决实际问题，陪诊师还是患者情绪上的依靠，在焦虑无助时，陪伴本身就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价值，正在突破传统认知，被更多元的人群所需要。
起初找陪诊纯粹是杨晓的无奈之举，她做无痛胃肠镜检查必须有人陪同，这段经历让她真切体会到陪诊师的重要价值。当时她独自在外实习，身边除了同事几乎没有熟人，而同事很难为了陪她看病请半天假。小杨在小红书上偶然发现陪诊师这个职业，最终选择了一位陪诊师。
对于这位陪诊师，杨晓的期待很实在：一方面希望对方了解医院的就诊流程，能带着自己少走弯路，顺利完成挂号、检查等一系列操作；另一方面，也盼着陪诊师能在检查结束后，用专业知识帮自己讲解检查报告，让自己能清楚了解身体状况，不至于对着报告一头雾水。
然而，体验过后的杨晓却陷入矛盾。她认可陪诊师带来的便利，却不愿推荐给家人。这种纠结的背后，是陪诊行业目前面临的现实困境：私人从业者水平参差不齐，服务价格差异巨大，标准化服务仅仅在一些城市开始了探索，且归根到底难以替代亲人陪伴的温度。
行业成长迷局
陪诊服务在现代就医场景中逐渐成为特殊群体的 “刚需”，以上海为代表的地区已开启规范化探索，但在全国范围内，这个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暴露出诸多成长阵痛。
如今，朱恒宇日常除了陪护自己的家人，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小红书上发布服务信息，并亲自陪伴患者穿梭在医院。咨询量就像天气，时晴时雨——多的时候一天能收到十来个问询，少的时候只有两三个，数量总不那么稳定，但她依旧认真回复每一条消息，期待能帮到需要陪伴就医的人。
作为一名个人陪诊师，朱恒宇凭借着耐心和细心，收获了不少患者的好评。但这位颇受认可的陪诊师也坦言，自己从未接受过系统培训，经验不仅来自一次次陪诊实践，更源于长期陪护家人的经历。在照顾患病亲人的过程中，她熟悉了医院的每个角落，也深谙患者和家属的焦虑与无助，这些都成为她从事陪诊工作的重要积累。在全国范围内，像小朱这样单打独斗的个人陪诊师不在少数，他们凭借个体的善意温暖患者，却也折射出行业底层的结构性问题。
从整体市场供需来看，陪诊服务需求旺盛，供给端却并不规范。从业者身份多元，既有医疗相关工作者、服务行业从业者、医药领域人员，也有部分来自教育、销售等行业。不少人因具备医疗知识、资源对接能力或服务经验而转向陪诊领域，但原职业背景的差异导致服务水平参差不齐。
其中，有一类从业者是从医药代表转行，他们凭借药品和医疗资源信息占据一定优势地位。一位业内人士直言：“新入行的陪诊师如果单打独斗，几乎没有竞争力。”新人往往只能加入私人团队或陪诊公司，依靠平台派单，但平台派单量极不稳定，收入难以保障，甚至出现“新人靠平台一周能有一单陪诊都不错了，还不如去送外卖”的情况。
认知偏差进一步扰乱了市场秩序。许多人通过广告甚至医院黄牛了解陪诊服务，对“走绿通”“挂专家号”"的过度关注，反而给了黄牛可乘之机。当患者把陪诊需求简单等同于“找关系”，真正规范的服务反而被边缘化。
深入行业内部，资质认定的混乱是一大隐患。目前，陪诊师相关的技能证书种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不少培训机构大力推荐的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颁发的医疗陪诊顾问证书，以及中医药教育协会颁发的陪诊师证书，称这些证书“全国通用，含金量极高”。
某培训机构负责人介绍：“我们的课程是线上学习、线上考试，学员需解锁每个章节，完成课后练习，全部章节解锁完，才能进入模拟练习，不断刷题。课程学习进度需要完成100%，才能参加考试，最后拿到的是培训证书。现在陪诊还没有职业等级证书。”
然而，培训并非陪诊师从业的“必选项”。此前有媒体调查发现，大多数机构在审核陪诊师入驻条件时，并不强制要求提交陪诊服务相关证书，少数机构也只是表示“有证书优先”。河南相关部门的相关调查就指出，省内陪诊师队伍中具备医疗背景的专业人士较少，难以提供专业化的咨询服务。
实际上，在职业认定方面，陪诊师尚未获得官方正式认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中并无相关名目。尽管此前发布的新职业中，“社群健康助理员”榜上有名。“为患者提供预约挂号、缴费、取药、办理住院手续等协助服务”就是其职责之一，但二者仍存在差异。不过，浙江、上海和成都等地已经开始积极探索陪诊服务人员的认证工作，为行业的规范发展积累经验。
法律层面的空白，更是给行业发展带来了巨大风险。虽然行业内已达成陪诊师不得从事诊断治疗的共识，但对于陪诊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仍缺乏明确且统一的规范。
邓勇指出，目前陪诊服务主体多元，导致服务标准不统一，个人与小型机构专业能力不足、管理漏洞频出，进而引发恶性竞争，扰乱市场秩序。部分陪诊师选择将服务重心聚焦于诊疗流程，刻意避免介入诊疗内容。但这种模式依然有潜在的风险。邓勇分析道：“可能存在对患者病情变化判断不足，无法及时提供有效帮助的情况；若陪诊师对诊疗流程不熟悉或操作不当，也可能影响患者就医；此外，在遇到突发医疗状况时，可能因缺乏专业知识而应对不力。”
要打破当前的困局，构建完善的制度框架迫在眉睫。有专家建议，国家应尽快建立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明确从业标准；推动建设统一的陪诊服务平台，整合各方资源，便于患者选择和监管。行业协会需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制定收费参考标准和服务质量评估体系，引导行业有序竞争。企业要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服务的专业化水平，积极与医院、社区等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上海正在进行的系统化探索，或许能提供一种思路。但米莉也提醒，陪诊服务的特殊性在于其对信任关系的依赖，全国统一平台可能难以满足各地的差异化需求，或许更适合在城市或区域范围内，结合本地医疗资源和人文特点逐步推进。在刚需与乱象的博弈中，陪诊行业的规范化发展，既需要顶层设计的智慧，也离不开脚踏实地的实践。
• （文中张枫、杨晓和朱恒宇为化名，南方周末实习生袁嘉婧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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