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河北石家庄元氏县街头的一次自行车擦碰，让张捍军一家踏上了一段漫长的“司法马拉松”之路：从1995年到2024年，先后六次开庭、四次发回重审，依旧悬而未决。究竟是一次寻常纠纷，还是牵扯人情与权力的离奇冤案？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里，张捍军为了“无罪”奔波至今，却始终被困在灰色地带。当正义迟到三十年，它还是正义吗？本文试图还原这起普通人听来匪夷所思的案件，追问其中错综复杂的幕后力量。也许，了解张捍军的故事，就是在思考每个人与法治之间的距离。
文｜李宇琛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冀中平原，春天往往来得迟。早春二月，河北石家庄的北风偶尔还带着寒意。一天傍晚，空气中有隐隐的凉气，张捍军骑着一辆旧式自行车，吱呀作响，车后座上还带着妻子和孩子。他们正要赶往县医院，不料一道身影突然从旁边冒出，也骑着自行车，撞到了他们的车把。
两辆车在那狭窄的街角“咔哒”一声轻碰，很快失去平衡，两个女人翻身而下，随即爆发了口角。
被撞的人，正是元氏县妇幼保健院的胡姓院长——在当地不算公开显赫，但也颇有能量和关系。另一个女人，则是那辆旧式自行车后座上的年轻母亲，病恹恹的，也许正因为身体不适，听到对方咄咄逼人，忍不住顶了两句，争吵就这么展开。
本来，多数街头纠纷只是一时呛声，往往争到最后也就是互骂几句，或坐下来商量给点医药费。可偏偏双方的性格都不让步，尤其是那位胡院长，一口咬定对方“故意冲撞”。
几分钟后，有路过的好心人看不下去，上前硬将两人分开，一段小冲突到此算是暂且结束。张捍军带着妻儿默默离开，心里虽窝着火，却也没想到这会变成一桩天大麻烦。
仅过了几天，张捍军便收到当地派出所的通知：
他被指控“故意伤害”，且还“结伙作案”。
这罪名看起来就很吓人，似乎他不是骑车带家人去医院，而是带着同伙在街头打群架。派出所旋即展开侦查，又很快得到检察院批捕令。张捍军在一头雾水里，就被戴上了“犯罪嫌疑人”这顶沉重的帽子：
谁能想到，老婆孩子还可以跟自己结成犯罪团伙？
回想起来，这个节奏多少有些匪夷所思：自行车擦碰虽可能造成对方轻伤，但直接升格成“故意伤害罪”，逻辑未免跳得过快。
可在当时的元氏县里，胡院长在妇幼保健院一手遮天，还与不少机关人员保持良好关系。她虽然只是一院之长，文化程度也不高，可能量却不可小觑。她自称“头部遭到重击，出现蛛网膜下腔出血，肾部挫伤，昏迷半小时以上”，然而：
这些“医疗诊断”源自几个与其交情匪浅的医务人员之手。
让人咋舌的是，这些诊断最后居然全被法院认定为重伤依据。简单说，案子初步走向了“张捍军把胡院长打成重伤，理当坐牢”的方向。
于是，在1995年年底，元氏县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张捍军三年有期徒刑。那一刻，一家陷入绝望：一个小小街头纠纷，怎就落到坐牢的地步？更诡谲的是，他和妻子都坚称“根本没打对方，连过激的举动都称不上，只是推搡和言语冲突”，可这份法院判决里，却列举了一连串“证据”，包括胡院长的病例、法医鉴定结论、几位证人的证言。
只不过，这些证言有的出自文盲之口，却被写得绘声绘色；有的出自胡院长的下属或好友，看似公正却颇可疑，更别提“昏迷半小时”的时间是否有人现场证明。至于那关键的CT片胶片、脑脊液化验单？
原件，却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
张捍军不服，向石家庄中院提起上诉。令他略感欣慰的是，中院审查认为确有重大疑点，决定撤销原判，发回元氏县法院重审。
可怎知，这仅仅是这漫长审判的开始。接下来三年里，元氏县法院一次次“重审”，却每一次仍维持同样的罪名和三年刑期；石家庄中院则一次次发回，理由永远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他们始终像抡着一个圆圈，谁也不真正戳破那一连串疑点的核心：
两级法院你来我往，先后四次发回重审。
当时有人调侃：“是不是要把张捍军当皮球踢到下辈子？”
可就在这样的循环里，他被关押、取保、走程序，等到1998年，已经过了足足三年多。石家庄中院也实在看不下去，在最后一次发回时：
专门写了一份函，把关键问题列得明明白白。
函里提到：第一，胡院长口述的“昏迷半小时”毫无旁证；第二，蛛网膜下腔出血必然伴随长时间昏迷，却并无病例记录；第三，胡院长自称“十三天水米未进”，可体温单却记着她每天大便一次；第四，医嘱和用药在卷宗里相互冲突……但凡要往深究，这里面可能是严重医疗文书造假、甚至构陷的可能。
在这份点破症结的函件下达后，元氏县法院突然放慢脚步。1998年7月，再次开庭后没多久，本案就被：
打入冷宫。
换了说法，就是元氏县法院既没宣判，也没宣告无罪，似乎把这起案子当作不愿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干脆封锁起来。他们的一些内部人也许清楚：要真翻案得罪的人太多，于是“拖字诀”才是上策。张捍军则陷入更漫长、更可怕的黑洞——没有结果，也意味着他始终头顶“刑事嫌疑人”的标签，进退不得。
一桩简单的自行车碰撞，演化成了“司法马拉松”：从1995年到2024年，中途经历了多少次审理、发回、再审、再发回，时间太久：
连法院院长都换了七任。
张捍军在这二十多年里，人生轨迹完全被拖垮。他的单位原先好歹给他留了编制，但因为“背着官司”，工资多年一分钱没涨，职级更不可能晋升；俩儿子长大后考公、考编，往往到了政审环节就被刷下来，理由无非“你父亲有故意伤害罪嫌疑”；妻子还因此：
丢了工作，只能在家收破烂贴补家用。
一说起这案子，张捍军单位领导只回一句“等法院判完了再说”；朋友和邻里也多是唯恐避之不及，生怕卷进什么漩涡。
更让人叹息的是，胡院长背景之深，其实早就露过端倪。
据张捍军所述，胡院长小学文化程度，走出学校就成了那个年代（xxx）小将。她在全国各地进行（xxxxx）：
“我记得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学校组织我们到前仙村小学操场听她的演讲。我清清楚楚记得，她说一九六九年（xx）到了（xx）城，在（XXX）上看到了（XXX）站在（XXX）城楼上检阅（xxx）。她以此为资便游走全县各个学校大肆宣扬，名声大震，因此走上了仕途。”
妇幼院与张捍军家一墙之隔，胡院长说，他家的住房影响了妇幼院的规划，曾多设法把他家赶走，没能如愿，便心存不满。
胡院长曾派人：
推倒他家的围墙，拆掉伙房，还贴封条霸占房子。
张捍军告到元氏县法院，判决妇幼院停止侵权，恢复原状并赔偿五百元。
可这场官司赢得似乎毫无意义，胡院长压根没履行。县法院送达执行通知也没用，最后她把原本生效三个月的判决硬推入二审程序，通过所谓：
找上面关系。
这几乎已说明，彼时的胡院长绝不是等闲角色，一个电话就能把生效裁判翻进另一个程序里。再结合她在自行车冲突案里对证据与关系网的运用，就不难理解张捍军为何三十年喊破嗓子，却始终像对着一个沉默的黑洞。
如此黑白颠倒，若在更健全的法治环境中，应当能被及时纠正。可事实是，此案在1998年后被数任院长放置不管，仿佛大家心照不宣：只要不判，不宣，也就没人来深挖。对张捍军来说，这种长年累月的“悬置”，更像是一种：
慢性酷刑。
他想上访，往上级部门反映，跑过无数次，却总在“我们会交回元氏法院处理”的话术里碰壁。媒体偶有介入，也常常被莫名其妙的原因拦下。十几年过去，眼看孩子都长大了，却仍时不时听到周围人指指点点：“他当年打人打得挺重，还没彻底了结……”
直到2022年，河北省高院官网上线了“大法官留言”渠道，张捍军在走投无路之际留下一封长信，描述自己被卡了二十多年的司法困境。或许是时移世易，这次留言终于得到了高院关注，中院也被督促着去“督办”这桩陈年旧案。元氏县法院只好又把当年那摞积灰的卷宗翻出来。有人以为，这一次应该能一鼓作气将案件审查到底——到底当年胡院长的蛛网膜下腔出血是真是假，该不该还张捍军一个无罪？
结果却峰回路转。2023年年底，元氏县法院一纸裁定：
案子已过追诉时效，终止审理。
这看似是给案件一个了结，但对于张捍军而言，纯属晴天霹雳：
他要的并不是“你没法追究了”，而是明明白白的“你没罪”。
如果说刑事追诉的时效可以把嫌疑一笔抹消，那么当事人二十多年所承受的创伤和代价又该如何偿还？就在他准备上诉时，中院也立刻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此终止裁定，再度把案子发回。对外人而言，只觉得荒诞：又发回？当真要从头来过？
这才有了2024年12月的第六次开庭。庭上，辩护人试图申请提级审理或异地审理，因为在元氏县这块地方纠缠太久，已难言公正。但法庭仍在坚持本地继续审理，具体结果如何，依旧难以预料。
法律，本该是定分止争、主持公道的最后一道防线，怎会在如此一桩不算复杂的纠纷上，耗掉了三十年？
我可以将之比作卡夫卡《审判》的现实版：当司法程序被权力或人情阻挠，法槌和卷宗就成了形式化的摆设，真正的审理进入永恒的拉锯。
石家庄中院屡次发回，根源不在于他们看不懂案情，而是冥冥中有只大手，让真相无法戳破。元氏县法院也许有办案人员看得透彻，可他们明白动真格就要得罪一系列后台，自己仕途也许会被连累。于是，最稳妥的方式就是：
或一判到底，让中院继续发回；或干脆不判，晾着案件直到相关人等都退休离职。再然后等时效将其覆盖。
所有责任都能被时间吞没。
张捍军的个人命运，只是这些权力角力之下微不足道的棋子。当他一次次试图申诉、上访、找媒体，发现自己永远处于被“踢皮球”的状态。他像在法律迷宫里奔走，却时常撞上“此路不通”。他的家庭更无奈：妻子的下岗，两个儿子事业受阻，这些本来该属于一个普通家庭的幸福生活，全被三十年的空转消磨殆尽。身边也有好心人劝他：“要不就算了吧，别再折腾了。”可他放不下，“无罪是无罪，为什么要用一纸‘过了诉讼时效’来敷衍？”他要一个清白。
那些关心此案的人也会好奇：难道就没有更高层的司法机关能揪出当年的问题吗？毕竟，这类造假病历、伪证之事，一旦彻查，胡院长等人难辞其咎。可三十年过去，风云变幻，许多关键证据和当事人早已不见踪影。当初可能有“护犊子”嫌疑的领导，也早退休或调走。再者，一旦翻出旧账牵扯太广，某些人未必乐意掀起惊涛骇浪。当年的民事案和强拆住房也一样——就算判张捍军赢了，可谁去执行？这是一个荒诞而又真实的司法现状：当事情牵涉多方利益，最便捷的处理方式往往就是拖：
拖久了，当事人自然疲软，社会也遗忘了真相。
说来也神似古今许多冤案的影子：清末时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也曾错判连连，最后靠舆论与朝廷介入才得以翻案；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吃人”的社会，也可以视作对种种体制性的黑暗隐喻；卡夫卡构筑的“荒诞官僚体系”在这里活生生地显现。只是换了个时空，换了一群人，但套路如出一辙：当外力足够强大，法制就可能变形，当事人的悲剧就没完没了。
人们常说“正义不会缺席，只会迟到”，可若迟到的代价是三十年，是否真的还能称之为正义？
反观案件里每一次发回、每一次重审，都像一次循环往复的仪式。某些法官或许心底有数，但是：
表面文章必须做足。
开庭、举证、采信所谓鉴定，形同走过场。最讽刺的是，张捍军若真的有罪，他应该被关完三年刑期就结束了；若无罪，那当年第一次判决就存在严重问题。而现在他处于既不是服刑、也不被宣告无罪的诡异状态中：在社会眼里依然是“有案底的人”，在法律文本里却悬而未决。这种尴尬的身份扭曲，更是对当事人尊严的一种漫长摧残。
这或许比真坐牢还难受。真坐牢，关三年就能出来，他却被困了三十年，哪怕随处走动，梦魇也徘徊不去。
如今，案子再度回到元氏县法院，照往常规律，也许又会经历一番漫长耽搁。要么再下一纸“终止审理”之类的裁定，要么干脆继续发回。张捍军还在苦等，他说自己已经老了，可还想给儿子们一个交代；那些年收破烂攒下的微薄积蓄，大多也花在了各种“申诉费”、往返路费上。
放在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我们总期待法治能给每个公民以及时的答复，可多少像张捍军这样的案子，却被层层关系束缚，变成永远的遗忘。三十年换了几代审判长，那摞卷宗在档案室里泛黄。有人说这是一个“死循环”，除非有极大外力介入，否则难见终局。
至于那一直逍遥法外的“胡院长”，是否还健在？是否早已悄悄退居幕后？对方当年证言造假、病例疑云，也许都被埋进了时光里。
张捍军仿佛是一位想要获取通行证的旅人，却被告知：“前面已有很多人在排队，你等着吧。”
等了半辈子，却连队尾都还没摸到。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件民事纠纷演化出的刑案，非要这么反复？为什么明明漏洞百出，却没人纠正？可所有疑问到了现实层面，只能换回一声长叹。
也许，这桩普通人听来匪夷所思的案件，还会继续荒诞下去。也许某一天，上级法院真的拍案而起：我们彻查！到那时，当年的人证物证又是否能找齐？也有人寄希望于媒体和互联网：“只要舆论够大，就能把盖子掀开！”但在信息泛滥的时代，这起“元氏县三十年未决案件”能获得多少聚光灯？多少轰轰烈烈的新闻，三五日便被下一个热点替换。
久而久之，风过无痕，人们仍然相信正义只是迟到。
倘若一切依旧，张捍军只能继续和他的家人守在那个寒冷的角落，等待法律的最终说法。可正义若要再来，也许他已白发苍苍，孩子也步入中年，他多年被搁置的冤屈又如何弥补？
当法院因多重关系牵制而无法发力，反而成为“踢皮球”的场所时，老百姓就只能进退维艰。
如果拿《聊斋志异》里的各种阴阳怪谈来类比，仿佛只有走到“鬼神出面”那一步，才能惩治作恶者，还无辜者一份清白。可这是21世纪的中国，理应：
相信法治，而不是神鬼。
对观者而言，这件事越看越荒诞，却又带着一抹揪心的冷静：倘若法律能被随意“关系化”，谁又能保证自己哪天不会踏进另一个无底洞？
每一个荒诞的案件，都在提醒整个社会：明面上的法治建设若只能停留于口号，而对具体的冤屈与舞弊束手无策，终究会动摇公众对公平正义的信任。几十年过去，他手里拿不出一纸正式的无罪判决书，也领不到任何赔偿，更别提重回人生正轨。天大地大，却容不下他一个普通人想讨回公道的执念。
这正是本案最令人心惊的地方：它没有电光火石的惊天阴谋，也没有轰动全国的大案背景，只是一点人情权力的暗流，就把一个家庭彻底绞入三十年的泥沼里。
或许多年后，当历史翻过这篇，只有泛黄的卷宗和破败的庭审记录，才能见证当年那辆自行车撞击引出的荒诞剧。有人会写进教科书说：“你看，这就是当年司法改革前夕的某种顽疾啊。”
可那时，张捍军还活着吗？还在排队吗？
当然，我们仍希望有奇迹。希望某一天，能有一个有担当的法官或某位领导，将这个案子彻底调查，把当年的伪证、造假、权力干预都拔出水面，给张捍军一个堂堂正正的结论：或许是无罪，或许另有真相，但无论如何必须透明清晰，经得起推敲。
这才是法律应有的终局。
只是，这个奇迹会不会在迟到三十年后，继续迟到四十年、五十年？谁也不敢打包票。
而我能做的，大概就是将这荒诞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更多人：当一个司法案件进入“马拉松”状态，法律的正义性已在一次次发回与拖延中被耗尽。当事人早就筋疲力尽，旁观者也看得麻木不仁。
只有将真相公之于众，让更多人质疑、呼吁，才有微薄的可能让这个死局破开一丝缝隙。卡夫卡的审判固然阴郁，但是：
这里的现实，远比小说更具杀伤力。
若我们不对这类现象保持警醒，它就可能成为常态，吞噬更多人的命运。
时至今日，元氏县那条街或许已经拆迁改建，春寒料峭的风里也许早有新的商铺和车流。胡院长当年咄咄逼人的模样，年轻母亲的苍白面色，围观群众七嘴八舌的劝架，都成为模糊的回忆。可那桩在档案室躺了几十年的案件还没有盖棺定论，程序依旧空转。
翻案需要排多长队？没有人知道。也许在某个冬天，一纸判决才姗姗落下，或许会再次引得世人一声叹息：真相来得太迟了。
但愿这样的荒诞，不再被复制，但愿每一桩纠纷都能依法及时落幕，给当事人公道和尊严；但愿所有的“马拉松”审理都能尽早结束，让正义不再被时间侵蚀。世界依旧车水马龙，但愿下一次的自行车擦碰，只是普通的民事纠纷，而不是谁的人生悲剧起点。毕竟，三十年说长不长，却已经能毁掉多少希望？我们期待的法治，应该让每一个人免于这样的苦难。
愿这场绵延三十年的司法马拉松早日落幕。
写于2025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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