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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痛定忆国涌，魂牵魄动心潮涌
作者：江棋生发表日期：2025.8.7
来源：江棋生主题归类：傅国涌CDS收藏：人物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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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早晨，照例打开微信。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手机荧屏上蹦出的第一条资讯，竟然是国涌遽然离去的噩耗！那是国涌兄长般的密友和挚友陈平于4点零5分发来的——
沉痛告知：傅国涌先生今日凌晨突发心脏病去世。我现在在太原机场等候前往杭州的飞机。
我随之心绪起伏，嘘唏不已。我对章虹说，国涌可比我小了近19岁，他真的是远远不该走啊！心情稍加平复后，我给陈平发微信道：天嫉国涌，无理可讲啊！请代我和章虹购置花圈，请代我们问候和抚慰国涌夫人；花圈挽带上请写八个字：天嫉国涌惟有痛兮。
7月9日上午7点47分，陈平发来在杭州殡仪馆拍摄的视频和照片（图1和图2）。视频中，极度悲恸的陈平俯身扶棺，凝视国涌，因痛彻心扉而几度嚎啕大哭。陈平的锥心之痛，使我内心的深深悲情竟日不散，难于自已。
图1陈平扶棺泣别国涌
图2我和章虹送的花圈
我和国涌结识于整整三十二年前。
1993年秋冬之际，国涌从山西大学六四政治犯丁俊泽夫人张叶那里获知我的联系地址，遂于家乡雁荡山脚下的第二个书房中，给我写了第一封信。自那之后，我俩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完全能够认定，对他作为志士和勇者所做的一切，包括数度身陷囹圄、被收审和劳教五年的磨难，我是十分清楚的。然而，我必须坦陈，我对他自1999年以来的人生历程，虽脉络在握、轨迹在心，但因过从由密而疏，故称不上了然于胸。所以这些天来，我只做一件事，下载和阅读雪花般浪涌而至的悼文和追思文，汇总和观看多种国涌的讲座与答问短视频，尽可能贴切知晓他生命之河的完整流程，尽可能如实把握胸怀志士之心、秉持勇者底色的国涌，是如何在艰难困厄之中，成就智者之作为、能士之事功的。
前些天，有人打来电话，语露不希望我写悼文之意。我对那个人说，国涌是我的好朋友，一位英年早逝的难得奇才，我能不写吗？再说，那么多人出自内心、发自肺腑地哀悼他，怀念他，痛惜他，你们就不该想想，那是为什么吗？
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能不忆杭州？杭州忆，最忆是国涌。
痛定忆国涌，魂牵魄动心潮涌——
一
我和国涌于1993年冬天建立通信联系后，很快成了素未谋面却无话不谈的笔友。1995年夏天，我和王丹、刘念春、王东海等朋友获得方冠青纪念基金会颁发的奖项，为此我给上述基金会写了答谢词[1]。是年8月9日，有朋友冒着风险给我带来了我和杭州王东海先生的奖状和奖金。我随即决定去次杭州，与王东海、王有才、陈龙德和国涌等持不同政见的朋友们见个面。1995年10月下旬，我只身南下。先到上海看望一直揪心牵挂我的朋友，再回常熟与家人和发小团聚。
11月2日，我在常熟给国涌打去传呼；随后的通话中，我告知国涌，将于明天下午到达杭州。
迄今为止，我有过五次杭州之行；其中两次到杭州，第一个与我碰面、留我夜宿其家的人，就是称我为兄的忘年之交——傅国涌。
1981年12月上旬，作为一名81届北航本科毕业生，我在写关于电扇空气动力学特性的毕业论文时，曾与同班同学杨康共赴上海华生电扇厂研学。期间我俩忙里偷闲，乘票价便宜但烟雾缭绕、深度呛人的夜火车去了杭州，开动双脚绕行了小半个西湖。
三十年前的1995年11月3日，我作第二次杭州行。当天下午，国涌在《浙江日报》社门口接到我后，为我叫了一辆黄包车，他骑自行车导航，一起到闸弄口他的家。我和他有缘相聚，他自然很高兴。不过，使他大喜过望的是，我给他带去了许多禁文的复印件，其中有魏京生入狱前在民刊《探索》上发表的多篇文章，有魏京生在狱中写给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人的信（发表于香港《明报》专栏），有陈子明的《1995年的中国政治反对派》，以及我与陈子明的商榷之文：《“立国之本”应无恙？——读陈子明的<十年改革反思>》[2]。
在他家吃过晚饭后，国涌夫人曹丽蓉去她父母处睡，我和国涌在他小小的租屋内过夜。当晚，我俩百无禁忌，尽情侃聊。我告知国涌，我和人大哲学系丁子霖、蒋培坤老师及张先玲、苏冰娴、徐珏、周淑庄等六四难属的深入交往，以及为忘年之交许良英先生的《宽容呼吁书》满城奔走征集签名事，我提到了茅于轼、邵燕祥、冒舒湮、赵中立和梁志学等先生。我还提到曾登门许先生的恩师王淦昌先生家，请他为我的母校——常熟市中学70周年校庆题词“学海无涯”事。
国涌则谈了当年22岁的他在八九风云中的难忘经历。他先提到1988年11月，已是乡村中学教师的他发起成立“中国一代人青年学术群体（简称“一代人”）之事。1989年4月下旬，他和几位“一代人”带着刚刚印出来的《一代人》创刊号，身背“纪念五四70周年文化与民主启蒙”的白字黑布，心怀希冀、热血涌动地奔赴北京。5月4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潮水般人群中，国涌和他的同道将纪念直幅高高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面。
国涌动情地说，他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有幸邂逅了他未来的妻子、当年的北师大一年级学生曹丽蓉的。他还笑着告诉我，当时他曾去人民大学抄过多篇大字报；怎么也想不到，他抄录的三篇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之名写的文章，作者居然正好是我。国涌言罢，我俩抚掌大笑。那三篇文章，一篇是4月27日公布的《反击4.26社论的十条口号》（附录一），第二篇是4月28日贴出的《四月学运与文革的十点本质区别》（附录二），第三篇是4月30日面世的《四月学运与四五运动》。
国涌和我一样，是八九之子。1989年9月9日，当局把我投入秦城监狱，关了一年半。于是，一个在初中一年级读过《红岩》的人，有了人生第一次宝贵的班房体验，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有些事情永远历历在目[3]。1989年12月2日，国涌在太原被抓，关在上马街24号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12月19日，被押送回浙江乐清县公安局看守所“收容审查”。1990年4月21日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获释。时隔三月后的7月30日，他又一次被关入乐清县公安局看守所。8月，当局终以“参与动乱”、“搞非法组织”和“办非法刊物”等罪名将他劳教两年，把他投入温州郊外黄龙山劳教所的“笼子”里。
国涌和我不一样的是，他是读书种子，而我不是。他嗜书如命，用节俭生活省下的钱，不假思索地去买相对便宜得多的二手好书，去淘别人以处理品名义出售的民国史料，如《孙中山全集》、《梁漱溟全集》等。我在11月3日当晚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鲜活如初：书满为患的穷巷陋室，成了国涌埋首品读、乐此不疲的殿堂。如今我更知道，我所读过的经史子集、民国史料、文学名著、武侠小说，不及他的百分之一。
第二天早上，国涌带我去西湖边散步。晚秋的西子湖畔，天朗气清，景色迷人。不多久，另两位八九之子王东海和陈龙德来了。东海宽眉大眼，豪爽好客；龙德孔武健硕，个性鲜明。我和他俩一见如故。三位杭州朋友早已商定，三联书店后面的湖畔诗社，是喝茶叙谈的好去处。很快，我们移步进入诗社，沏好东海拿来的龙井绿茶，以充分独立、自由的心态，开怀畅聊了三个小时。
中午时分，东海作东，我们在杭州老字号状元楼酒家喝绍兴黄酒，尝西湖醋鱼，食龙井虾仁，外加不能少的东坡肉。
下午，微醺中的我们先去章太炎纪念馆。杭州朋友的意愿，是让我能对这位民国先贤有个更为切近与生动的了解。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同年10月19日过世的鲁迅，在临终时曾对乃师章太炎作状似盖棺定论之评：“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在章太炎墓前和纪念馆里，28岁的国涌俨然已像一位很有造诣的民国史家，他侃侃而谈，我们三位驻足聆听。
之后，我们缓步穿行苏堤，经西泠桥，前往拜谒晚清烈士秋瑾之墓。在国涌心中，鉴湖女侠秋瑾的分量很重，他以崇敬、肃穆的口吻，缓缓向我们叙说这位巾帼英雄短暂而壮烈的人生。国涌还给我们背诵了秋瑾的一首诗《鹧鸪天》：
祖国沉沦感不禁，
闲来海外觅知音。
金瓯已缺总须补，
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
关山万里作雄行。
休言女子非英物，
夜夜龙泉壁上鸣。
最后，我们步上孤山。虽上孤山，但吾道不孤。争自由，求民主，要法治，合乎人类现代文明之道。我们四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台湾的中国人走上了这条道，东欧诸国走上了这条道，难不成，就差大陆的中国人走不上？
秋阳西下，暮色临近，我们在镌刻着“孤山”两字的台阶上合影留念（图3），相约第二天上午去西湖边的六公园喝茶。国涌说，他会打电话邀约王有才一起去。与东海、龙德分手后，我和国涌回到他家。
图31995年11月4日与杭州朋友同游孤山 左起：傅国涌、王东海、江棋生、陈龙德 照片原载我的《看守所杂记》第219页
11月5日，是我抵杭的第三天。在东方通讯公司打工的八九之子王有才请了假，早早就赶到了国涌家与我俩相见，然后三人前往湖滨六公园。
这一天，秋日与秋风唱和，秋水共长天一色；四季如画的西湖，更显楚楚动人之美。近处，香樟树荫下野鸽嬉戏；远眺，则断桥与保俶塔映入眼帘。
这一天，又正好是我47周岁生日，我的谈兴油然而来，灿然倍增。我对杭州朋友说，在八九学运和民运中，我对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虽已不感冒，但认知上并不到位。六年后的今天，我有了“四个平等”来对应邓的“四个坚持”。
这就是，我以“宪法面前，各党平等；市场机制面前，各所有制平等；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科学规范面前，各种学说平等”来对应邓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我笑着说，两种泾渭分明的不同主张，大可以比一比幺。四位朋友认真听了，颔首微笑，点头称是。
那天，国涌和东海谈了自己对“非暴力抗争”和“公民不服从”的切身体悟；龙德则话语很少，“我们去做就是了！”。在北大攻读过硕士学位的王有才，肚子里有干货，也有谦谦君子之风；尽管他普通话说得不怎么样，口头表述也不刮辣松脆[4]，但丝毫不影响他在很多问题上与我们达成基本共识。
那天中午，有才请客。在隆达饭店的小包厢里，大家为同道的相逢相识，为我的47岁生日，举杯同庆。
相聚不易，饭后我们都到东海家，继续聊。吃过东海夫人程云惠做的可口晚餐之后，又聊到十点，国涌、龙德、有才各自回家，我就在东太平巷东海家住下了。
11月6日上午，国涌和龙德来到东海家，陪我在附近一带杭州老城区随便走走。当地人说的杭州官话，对我来说并不难懂。在街边树荫下，我还观老头下棋，并忍不住支了招。苏杭之间就是吴越之间，相似和共通之处颇多；但就民风和习性而言，我觉得杭州人要硬朗和强悍些。
当天晚饭前，徐水良先生到了东海家。水良曾两度入狱，第一次班房从1975年11月坐到1979年1月，第二次则从1981年坐到1991年。他和国涌夫人曹丽蓉、王有才都是浙江富阳人，因此王有才下班回家吃完晚饭就赶过来了。水良是1963年考入浙江大学的，与许良英先生既是浙江老乡，也是浙大校友。我从已经告别马克思主义的许先生那里，听说过水良的坎坷人生和理论兴趣；这次面对面的坦率沟通，使国涌和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处境相当困顿，已萌生去国之意。
1998年秋，水良在即将赴美前到首师大我的家中，与我话别。水良去国27年来，一直比较活跃。应当说，对他的不少独立见解，我是认同的。而且，我也和他一样，做不到“没有敌人，没有仇恨”。一个最新的例证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我对乌克兰人的敌忾同仇、誓死抵抗，深以为然，强烈共鸣。只可惜，水良念兹在兹的抓特务使命，终成病态式癖好，众多同道纷纷对他避而远之，我也不例外。
就我与国涌的亲身经历而言，在非暴力抗争者中，的确混有特务、线人之类的宵小之徒，如我遇到过的卢广文，国涌领教过的曾“对他分外热情”的浙江线人。但他们毕竟为数甚少，不能看着看着，就生草木皆特之感，觉得他也像，你也像，碰头时低头刷手机的那位，更像。
夜深了，国涌和朋友们各自回家，东海要我一直住到离杭那天。
11月7日，又是和国涌、东海、龙德形影不离地整天相处在一起；至诚相待，袒露心扉，人生一大幸事也。
11月8日上午，国涌、东海、有才把我送到杭州城站火车站，依依惜别。
二
11月21日，已被关了近二十个月的魏京生被正式逮捕。
11月24日，国涌就写了一篇关于魏的短文，并开始与东海、龙德商议发公开信事。11月27日上午，国涌起草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封公开信——《无条件释放魏京生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晚上定稿并完成15人签名后，和龙德、有才去电信局发传真给《中国人权》主席刘青。
翌日公开信的发布，导致签名者被监控的程度陡然加剧，终于12月15日晚上，国涌、东海、龙德和吴高兴四人在浙江临海被抓，关押在临海紫沙岙的公安局收审所。
当时被搜走的国涌的署名文章有八篇：
《民主阶段论》、《民运四题》、《从我做起：论和平抵抗》、《纪念费巩先烈被害五十周年倡议出版费巩全集》、《把人的权利还给人》、《从阶级到政策》、《由昏君贪官和明君清官说起》、《国、共的某些共同点》。
此外，还搜走了他起草的《无条件释放魏京生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公开信，及打算于明年春天向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的《政治改革建议》。
被搜走的其它文章复印件有七篇，其中有《肯尼迪基金会给丁子霖的信》、胡绩伟的《新春放语》及我的三篇文章：《诉诸公民意识争取首要人权》[5]、《立国之本应无恙？——读陈子明<十年改革反思>》、《六四6周年感言》。
12月19日，吴高兴被临海公安局“收容审查”，东海、龙德被押回杭州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收容审查”；国涌则被押回乐清“收容审查”，第三次踏入
乐清县公安局看守所。收审通知书上写的罪名是：非法串联活动。国涌读了通知书，淡定地在其上写下一行字：
未经全国人大立法的收审是违宪、非法的，本人拒绝签字。
国涌他们再次蒙难后，我和朋友们作了公开声援。12月30日，我给国涌夫人曹丽蓉写了一封信。一年多后公开发表时，我加了标题：拒绝谎言：灵魂的生存权[6]。信的全文及作者导读如下——
作者导读：浙江的持不同政见者王东海、陈龙德、傅国涌已经失去人身自由一年多了。他们是因为拒绝谎言、说了真话而被“劳动教养”的。陈龙德先生后来因酷刑摧折而被迫跳楼以致严重伤残，但至今仍被无理关押。8年前，在八九民运被血腥镇压之后不久，三位先生就被投入了监狱及劳教营地。出狱以后，他们不改初衷，秉持人权和民主理念，为维护人的尊严和追求社会公正而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早在1996年6月被处以“劳教”惩罚之前，他们就曾多次被警方传唤和短期羁押。1995年12月30日，我就他们被拘一事去信国涌的妻子曹丽蓉女士。现将此信公诸于世，以表示我对他们的敬意和思念之情。
——1997年6月22日
小蓉：
几个公民当“出头鸟”，大胆行使言论自由权，当局很不高兴，居然罗织罪名，以所谓“非法串连”的名义剥夺了他们的人身自由。这虽然没有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东海、龙德、国涌他们也都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但当局如此下手，还是十分可愤的。
人，当然要求吃饱穿暖，但决不成立“我吃故我在”。人的存在起码是“我思故我在”，否则与动物如何区分？而思与说又是内在关联的，只思不说难谓思，也最终无法思。拒绝谎言、要说真话是人的天性。拒绝谎言，才有灵魂的生存权；说出真话，才有灵魂的发展权！维护人的尊严，缺了它们不行。事实上，作为正常人，谁没有这种要求？现在只不过被多少加以压抑、麻痹、扭曲罢了。12亿大陆中国人，目前已有较为勇敢的几十人、几百人公开站出来说真话、揭露谎言，他们为全社会树立了一种新的行为模式，体现了一种健康的公民意识和公民心态，是中国社会自我解放中最具自为性和建设性的因素之一。
你我都知道，中国有一位老作家（巴金）为说假话的事难过了几十年。他后来有决心说真话了，但还是不太敢，至少还不敢公开说出谴责六四屠杀的真话。我看他现在还是有点难过：灵魂尚缺乏自由，人格尊严还有缺陷。但我相信他终究会把真话完全说出来。以肉体的受制为代价来争取灵魂的解放，最后达于身体、灵魂均能自由的合乎人道、天理的境界，是中国大陆之外的人类已经走出来的路。我相信中国人也想、也敢、也能走通这条路。对人格尊严和正当权利的渴望并不只是西方人的专利，而是现代人类的共性。
就在我们这片土地上，除了常常见到听天由命的等待和苟活的无奈，我们不也同样见到国人的权利渴求在闪光、在涌动吗？因此我想，现在公开站出来发出声音的几十人、几百人，目前当然像是“没有士兵的将军”，但不会太久，每个中国人都将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敢于行使自己的权利。现在，率先喊出“别来虚的假的，让我们生活在真实中”的先驱者还在遭受政治迫害，但痛苦基本上只限于身体上、物质上的了，灵魂上、精神上的自我折磨一去不复返了，在道义上、良知上，在对未来的信心上，迫害者都已远远落于下风。
东海、龙德、国涌他们是浙江人的骄傲。他们是很普通的人，是勇于发出自己心声、行使自己权利的普通人。他们不是为了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出来“折腾”的，他们的目的是争取一种保障人权、维护公正、约束权力的新的游戏规则和机制的建立，而他们自身的去留也将被新的规则所决定。
新年将至，新东西是关不住的，东海、龙德、国涌他们是关不住的。请自珍自重，并代问杭州的朋友们好！
江棋生
1995年12月30日
1996年1月12日，关在杭州、乐清和临海三地的四位志士收审“结业”，同时获释。同年春天，国涌的万字长文《从我做起：论和平抵抗》刊发于《北京之春》1996年4月号上，这是他在海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4月19日，他打电话给我，心情有些激动地向我致谢。这是因为，去年11月8日我离杭时，随身带走了该文打印稿，后来我托人把文稿带到纽约，交给了《北京之春》主编胡平。
三
1996年5月28日，东海、龙德、吴高兴、毛国良、叶文相、付权、赵万敏等七位“六四政治犯”[7]就推倒六四事件的官方定性，发布了龙德起草的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5月28日当天，东海和龙德被抓。
1996年5月中下旬，随着六四7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当局对国涌不断加剧的骚扰，使他在杭州住不下去了。5月27日，他动身回老家雁荡山。由于龙德没把他的名字放进公开信，他得以避开一劫，在家乡待到6月12日。在那半个来月中，国涌在时时牵挂、忧心关注同道安危的同时，奋笔疾书，完成了三篇两万字长文的初稿：一是《民主为何导向反民主》，二是《民主与专政》，三是《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此外，还修订了他于7年前完成的两万字长文：《1989，人民不会忘记》。
6月13日傍晚，国涌回到杭州。第二天，重情重义的国涌就去龙德家里，看望龙德的家人；去东海父亲家，安慰老人家。不仅如此，他还给杭州公安局的政保[8]人员打电话，质问他们，问他们何时释放东海和龙德。
然而不久之后，东海和龙德就被延长收审一个月。接着他俩被“劳动教养”，东海劳教一年，所外执行；龙德劳教三年，被投入杭州乐山劳教所[9]。
国涌的二姐傅彩茗，一直十分关心国涌的生存状况。此时国涌在杭州，处境十分逼仄，几无立锥之地。二姐要国涌尽快去太原见她，一起商量以后怎么办。国涌于6月18日与王有才告别，6月20日在大雨滂沱中前往城站火车站，登上绿皮列车，取道北京去太原。
1996年6月21日中午，国涌抵达北京站。他先去前门附近的天安大厦找中学好友张铭和徐新，由于他俩去北戴河避暑了，于是就赶到西钓鱼台附近，在地矿招待所办了入住手续后，就去首师大找我。
分别7个多月后，国涌千里迢迢来京，我们全家在北洼路的一家餐厅为他接风。他称章虹为“嫂子”，上初中二年级的江枫则叫他“傅叔叔”。席间，他动情地谈了东海和龙德的又一次遭难，说了小曹与他的风雨同舟和二姐对他的多方关顾。我向他介绍了我与胡绩伟、王若水、包遵信、孙长江、宗凤鸣和鲍彤女儿鲍简的直接交往事，以及今后打算去见李锐、鲍彤、张显扬等先生事。此外，我特意对超爱读书、不爱运动的国涌说起我与王丹、吴学灿在首师大打乒乓球，及我在首师大露天泳池中畅游蛙泳、仰泳、自由泳和蝶泳一事。听者国涌，惟有一笑，未见心动。后来知道，他是偏师突进，不理会“德智体全面发展”；在中学读书时，体育可以不及格，数学差强人意，但在人文学科中，则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晚饭后，我们带他来家。走进北洼路上首师大的小西门，我指着眼前的一排平房告诉国涌，其中一间曾是电视政论片《河殇》解说词的一位主要撰稿人王鲁湘的陋室，我们在19楼13层2号的阳台上，能和他互相喊话。1993年，他和夫人胥继红在彭德怀曾待过的挂甲屯村买了小房，就搬过去了。去年，他又去颐和山庄住了，与我的人大校友吴小军为邻。国涌对我说，1988年《河殇》热播时，21岁的他在家乡当中学语文老师。8年前，他与青春好友一起看《河殇》时，真有热血沸腾之感。
进我家门后，国涌的第一要务是翻检书架。见到普林斯顿学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有些复本，他就要了几本。临走时，他借去《八九学运回顾与反思》和胡平的《中国民运反思》，说回旅馆连夜阅看。后面的几天里，国涌打算密集拜访一些他早就想见的人。他说，他要见许良英先生、丁子霖和蒋培坤老师、包遵信先生、胡绩伟先生、徐文立先生和魏晓涛等。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动身去中关村科学院黄庄小区912楼见许良英先生。事后他告诉我，他乘电梯到了七层后，敲错了门，他听着名字就挺感别扭的何祚庥开了门，对他说：是隔壁704室。许先生开门后，引国涌到书房落座。国涌与许先生已有信件来往，许先生的台州口音，在他听来近乎乡音，很亲切；而许先生夫人王来棣先生是温州平阳人，便更多了一份乡情。国涌和两位先生相见甚欢，聊得很好。近中午，许先生下厨煮他的招牌饭：汤圆、馄饨一锅烩，款待国涌同乡。饭后，许先生谈兴未尽，留国涌继续谈到下午二点来钟。
按照约定，国涌从中关村过来，与我在人民大学东门口汇合，我带他去静园一号楼43号丁子霖老师家。
人大东门口，是7年前的1989年春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听“北京之音”的地方。广播站是人大学生自治会办的，设在紧挨东大门的学三楼中。许先生和王先生，也曾多次从黄庄缓缓走来，汇入静静收听广播的黑压压人群中。进人大校园后，我特意带国涌绕行，途经学五楼和学六楼，再去静园。我告诉国涌，学五楼是当年远志明、荣剑、徐辉等86、87级博士生的宿舍楼，学六楼则是我和吕益民、夏洪跃、杨念群、王东京等88级博士生的宿舍楼。国涌当然知道，远志明是《河殇》解说词撰稿人之一；国涌说，他还读过荣剑写的关于民主和批判新权威主义的文章。
学六楼往北一点，就是学生食堂。1989年4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宣言》就张贴在其朝西的大墙之上，宣言是88级博士生同学吕益民、李刚剑、赵哲起草和发布的。我对国涌说，当年4月27日深夜，灯火通明的学生食堂史无前例地备下了丰盛的夜宵，免费招待徒步游行近百里归来的人大学子——那人心互激、同频共振的一幕，我记忆犹新，不可磨灭。国涌说，当年他进人大校园抄大字报的地方，就是这里。
离开学生食堂走向静园的路上，国涌告诉我，今天许先生和他谈了整整五个小时。许先生不作保留、不带委婉地谈了他对顾准、魏京生、包遵信、陈子明、王军涛、刘晓波、周舵、袁红冰、陈小雅等人的看法。我对国涌说，我也当面听过许先生对许多人的直言评说。国涌和我，都亲身见证了许先生的正直不阿、心口如一。当然，许先生的见解不一定都是对的，但他确实是一位俯仰无愧天地、并世不多出的耿介之士。
很快就到了7年来一直牵动人心、再也难于平静的静园。那天上午，我打电话向丁老师介绍了国涌，加上先前我和她说过我与国涌在杭州相聚一事，她和蒋老师十分欢迎国涌的到访。国涌进门后，在六三之夜罹难、生命定格在17岁的蒋捷连遗像前默哀，鞠躬。然后安静地坐定，听丁老师叙说刻骨铭心的丧子之痛和六四死难者家属的不屈抗争。丁老师留我们在那里吃晚饭，我建议吃蒋培坤老师拿手的无锡拌面。蒋老师不仅美学功底了得，厨艺也的确高人一筹。我对国涌说，我曾在锡北重镇张泾丁、蒋老师自建的微缩版江南园林——连园中，吃过蒋老师烹饪的、至今觉得十分馋人的酒呛红烧肉。当晚我们临走时，丁、蒋老师把他俩写的一篇长文打印稿送给了国涌；那篇长文是：《魏京生，让人们践踏你的苦难吧！》[10]
6月23日上午，我带国涌去紫竹大厦见魏京生的弟弟魏晓涛。晓涛毕业于复旦大学，但怎么看，他都不像一个读书人。晓涛与我早已相熟，常有往来；加上他说话痛快，口无遮拦，国涌从他嘴里听到了许多外人听不到的故事，还见到了和晓涛搭伴过日子的香港《明报》记者戴萍。中午，晓涛请我们在附近一家餐馆吃饭。国涌不喝酒，我和晓涛对饮二锅头，大啖肘子肉。下午，国涌在旅馆读书、读文章。
6月24日早上，国涌来找我，在首师大19号楼的楼梯口遇见刘念春的妻子储海兰，两人遂一起来我家。当天下午，国涌赶往东城的煤渣胡同拜访《人民日报》社原社长胡绩伟先生。国涌后来告诉我，他在那里得到了面慈目善的胡先生友好的接待，但先生夫人的脸色和她说的话，则让他不舒服。当晚，他为了明天行程的方便，搬到中央民族学院附近去住。
6月25日一整天，他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地奔走出访。早上，他去民院家属区的刘念春、储海兰家，看望刘青和念春的老母亲，“一个慈祥的老太太”(国涌语)。念春已被关押一年多了，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祖孙三代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当天上午，他移往北师大附近去住。下午，国涌在北师大南门口见到陈子明的妻子王之虹，两人进校园后，到北师大图书馆对面的草坪长椅上落座，在尾随王之虹而来的便衣眼皮底下，作了简要的交谈。
紧接着，他去塔院包遵信先生家。如同许良英先生在国涌进门后一定要他喝酸奶一样，包先生则要国涌先喝一听水蜜桃饮料再说。曾经主编过《读书》杂志和“走向未来丛书”的包先生，他的名字对国涌来说，早已如雷贯耳。国涌进门后，见到了两年前凛然写下“我们被我们坚持的正义所鼓舞”，然说话平实、语气谦和的包先生;更见到了顶层接近天花板的高高书架，上面放着的密密麻麻书刊中，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尤使他心生艳羡。
辞别包先生后，他又进了北师大。他的夫人曹丽蓉曾就读于该校教育系，为此他先前已六进北师大:1989年春夏之交，他四进北师大;1990年取保候审一百天期间，他两进北师大。今天下午和晚上，他又两进北师大。作为温州乐清人的他，在里面的小餐馆吃北方风味的炒面片，觉得很香，很香。
6月26日早上，国涌去白纸坊徐文立先生家。在十分洁净的居室中，徐文立、贺信彤夫妇热情地接待了他;不仅和他作了有益的交流和沟通，还留国涌吃了中午饭。国涌临走时，徐文立将胡绩伟先生在海外发表的近作《论民主与和平》复印件送给了他。国涌后来与我说起的他对徐文立先生的印象，和我自己去造访后留下的，十分一致。当天下午，国涌和从北戴河归来的张铭、徐新去了顺义，两位好友都在那里买了房。在中学时代就结成“精神死友”的三位同窗，碰上这次难得的团聚机会，吃过晚饭后大家全无睡意，于是作彻夜长聊，直至拂晓方呼呼睡去。
6月27日下午，睡醒后的国涌赶去八九圣地之一的北大三角地。在那里附近的书店买了《东方》杂志和《潘光旦文集》，再到黄庄一家小餐馆吃过晚饭后，遂去许良英先生家，向他和王来棣先生道别。没想到，许先生谈兴甚浓，竟和他聊了三个多小时，直到王先生忍不住提醒之后，国涌辞别许先生，到附近一家小旅馆过夜。
6月28日早上，国涌先到北京站买了当天去太原的火车票，再去天安大厦给我打电话道别。国涌对我说，他去太原主要是和二姐商议他的谋生事，以便能暂时安顿下来。我请他代问他二姐好，代问太原朋友们好。吃过中午饭后，他乘车赴太原。
未曾想，国涌此去，谋生未成，反被政治黑洞吞噬。与我道别还不到一个月的7月26日，外电传来了他再次蒙难的消息:他和陈平在太原被抓。以言治罪的野蛮刀锋，两个月前在杭州刺向了东海和龙德，这次又在太原刺向了国涌和陈平。
国涌和陈平被关押116天之后的11月19日，他俩接到太原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96)749号《劳教决定书》，国涌被劳教三年，陈平劳教一年。决定书对他俩所作的指控和加罪，乃是对公民言论自由权毫无遮掩的践踏，从而也给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言论史提供了一份相当典型的书证:
傅国涌曾于一九九0年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被劳动教养。解教后仍不思悔改，继续书写《1989，人民不会忘记》、《民主阶段论》、《民运四题》、《从我做起:论和平抵抗》等具有反动内容的文章。其中《从我做起:论和平抵抗》于一九九六年四月发表于境外反动刊物《北京之春》，其在文章中叫嚣要“结束一党专政”，“废除四项基本原则”等。一九九六年六月，傅从浙江流窜至太原后，秘密勾结陈平共同书写了反动文章《维护宪法尊严》，二人几易其稿连同上述四篇文章共印制了八十余份，正待寄发之际，被当场抓获，并从陈平家缴获大量境外反动资料及文章。
国涌因言获罪，在大墙之内、铁窗之下待了两年零三个月。在此文后面要提到的国涌自传第一卷(初稿)中，他对铭记一生的囹圄生涯有详尽的记述，此处不赘。
1998年10月24日，当深秋的晨曦微露时，将要重获自由的国涌就醒了;他5点多钟起了床，把全部行李收拾停当。8点多钟，在拿到所谓《解除劳动教养通知单》[晋政劳教并字(太)第3391号]后，缓缓走出太原市镇城劳教所沉重的大铁门。在大门口等候已久的二姐彩茗，深情地迎上前去，带国涌上了她的车。
当天晚上，国涌的患难之交——陈平、王莉莉夫妇在山西省社科院的家中，
动手包饺子为国涌接风洗尘，并请八九之子葛湖、贾永华伉俪早早过来，与历难归来的国涌一起相聚。
四
国涌重获自由之后的一段时间，过起了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生活。当然，我俩之间的通讯联系恢复了。
国涌重获自由之后的一段时间，也是六四10周年的巨大阴影逐步迫近的时候。1999年春节前夕，我们全家回常熟过年。我们从首师大家里出发，到夜宿卧铺火车的全程，都有尾巴如影附体。到无锡后，我们在章虹大妹家过夜;再由我弟弟来锡载我们回常，都被一路尾随。入住常熟小东门外仓河沿章虹小妹家后，就是三班倒、全天候、24小时被监控和跟踪。
能被严密“保护”，安全自然绝无问题，但实在是太不自由了。过完春节我在照例快回北京时，突然有了要甩掉尾巴的冲动——全然不是出于要实施什么秘密计划，而是纯粹出于内心对自由的渴望和呼唤。2月24日天蒙蒙亮时，我潜行离屋，在小东门外横街与接应我的年轻朋友汇合，取道太仓、浏河，安抵上海宝山区的顾村。第二天下午，我临时起意作第三次杭州行。
那时，国涌不在杭州，龙德还被关着。我要见几位杭州朋友，但不可再打电话。晚上8点，我步出杭州火车站，特意登上一辆双层巴士的上层，在美丽的夜色中缓缓西去。我将按脑中熟记的地址直接找人;这样做虽然麻烦，但是自由。当晚，我摸到了吕耿松家，给了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他在附近一家他熟悉的小旅馆，用他的名字给我开了房间。耿松连夜骑车去王东海、朱虞夫、祝正明家，通知他们明天与我相聚。随后的26、27号两天，我与王东海、朱虞夫、吕耿松、祝正明等朋友畅怀晤谈，合影留念(图4)。
图 4 1999 年 2 月 27 日与杭州朋友同游临安钱王陵 左起:吕耿松、江棋生、朱虞夫、王东海、祝正明 照片原载我的《看守所杂记》第 218 页
28日下午，我乘火车离开杭州去南昌，当晚夜宿洪城。第二天是3月1号，我漫步初次光顾的南昌街头，去了闻名遐迩的滕王阁。下午4点，就登上南下的列车赴广州。3月2日上午在羊城乘中巴车去深圳，我想见见分手多年、相互牵挂的人大校友。
控网恢恢，疏而不漏。我3月2日中午才到深圳，第二天上午，我的身后就出现了让人讨厌的尾巴。但我还是见了10年前经受历史风云洗礼的夏洪跃、王晨阳、袁跃、梁兴安、杨松贺、邵国焕、赵哲等校友;此外，夏洪跃还带我去了《深圳法制报》社，见了何清涟女士。3月6日下午，尾巴变脸为劫汉。我在蛇口码头打算去珠海时，被以莫须有的名目抓扣，将我关押在赤水湾派出所，让我在狭小的留置室内，无眠待旦、独处了20多个小时。第二天下午，由北京来人把我带往桂林、广州等地“公费旅游”。12天之后的3月19日，把我带回北京;晚上，我回到家中。
两个月之后的1999年5月18日深夜，我因发布《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告全国同胞书》等纪念六四10周年的活动，被刑事拘留;19日上午，被投入地处半步桥44号旁门的北京市看守所。
2003年5月17日上午，我在失去自由整整四年后，步出北京市第二监狱。当天晚上，在外媒密集电话采访我的时候，国涌用不停拨号的方式，愣是挤了进来，和我畅聊了近一个小时，中间提到了他和樊百华编著的《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11]。
半年多后的2003年12月14日，崔卫平请我到她在小西天附近的家，将一本崭新的《脊梁》递给了我。很快，我就读到了王天成和国涌写我的情真意切、令人动容的文字(图5)。卫平对我说，国涌是一个真人，一个可信可交的好后生。当天我到家后，就给国涌打电话，说我已拿到他编著的《脊梁》，明年1月回家乡常熟过完春节后，就会去杭州与他相聚。
国涌在《脊梁》中写我的内容，后来我加了标题“捍卫汉语世界中人存在的尊严”(图6)，收入了我的《看守所杂记》[12]一书中。上述标题之语，出现在国涌文章(附录三)结尾处，是我的人大校友、也是国涌的朋友——八九之子胡春霖(网名任不寐)的提法，国涌作了援引。
图 5 国涌在《脊梁》中写我的文字，从第 323 页起
图 6 国涌写我的文字，后载于我的《看守所杂记》 第 299 至 301 页
五
2004年1月下旬，我和章虹回常熟过年。春节过后依诺践约，作平生第四次杭州行。
1月30日下午，我和章虹到达杭州。与我分别七年半多、和我一样经大墙之劫的国涌，早早就等候在汽车客运北站，满脸笑容地迎接心友的到访。国涌与我劫后重逢所生成的时空热流，把那天的阴冷寒湿驱赶得无影无踪。
随后，国涌带我们去耶稣堂弄7号5单元611室——2002年后国涌、小曹的新家。与我一别八年有余的小曹，早已买好了菜肴，沏好了龙井，铺好了客房，笑盈盈地欢迎我们。
他俩的新家与我住过的1995年的租屋相比，已远不可同日而语。国涌此生的第三个书房——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书房，就设在这里。小曹请她家乡富阳的木工定做的多个书架，顶天立地;书架之上，春秋诸子、道家经典、理学心学、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世界史册、汉译名著、苏格拉底、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爱因斯坦……，更不必说清末、北洋、民国时期的各种史料，林林总总，叹为观止。
小曹下厨之前，我们四人聊天。小曹说了她和国涌1993年结婚之后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度过的几多不眠之夜。小曹的语气相当平和，但我清晰感知到她心绪的起伏和涌动。而章虹对小曹10多年来的遭际与艰辛，不仅有同样的亲身体悟和无法忘怀的切身感受，还深知小曹更为不易。章虹去探监，是从首师大东门口的花园桥，到地处豆各庄的北京市第二监狱，中间只有短短30公里左右的路途，只及杭州到太原1300多公里的零头。小曹带着三岁小傅阳的探监，则须迢迢千里，远赴相隔2600多里地的太原市镇城劳教所;进了那里，一家三口蹲在地上吃方便面，因为那里，连张板凳都不给。
小曹离开厅堂去厨房之后，国涌深情地叙说了她的不容易，不简单。国涌在“笼子”里的岁月中，每每想起小曹无怨无悔的担当和付出，就会想到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于是国涌的眼前，就仿佛出现了漫天风雪中西伯利亚荒蛮原野上前行的、那些纤弱而高贵的背影，她们正不顾一切，坚贞不渝地走向服苦役、带脚镣的丈夫身边。
那天晚上，小曹从厨房出来，面带微笑端着她精心炒得的杭帮菜，正面走向他的夫君，走向她和夫君的朋友。接着，她打开孔乙己爱喝的绍兴黄酒。我记得，我们四人都喝了，只是国涌喝得最少，我喝得最多。
晚饭后，国涌说起他的《金庸传》就是在这里写成并出版的;而在这里动笔写的《叶公超传》、《百年寻梦》和《追寻失去的传统》三部书稿，也已完成或接近完成。
现在我更知晓，国涌坐拥书城，在这里还写成和出版了《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发现廿八都》、《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过去的中学:人生最关键阶段的教育和学习》、《历史深处的误会:近代历史的大人物小细节》和《偶像的黄昏》等七部书稿。而《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和《鲁迅的声音:鲁迅演讲全编》两部书稿，虽迟至2007年才得以出版，但也是在这里完稿和编定的。
现在我还知道，北京的丁东、邢小群伉俪和王东成先生，太原的赵诚先生，南京的范泓先生等，也都住过耶稣堂弄7号5单元611室。
第二天早餐后，国涌带我和章虹去西湖边的一处茶室，栖居杭州的温克坚邀我们在那里相聚。克坚是浙江义乌人，年轻的经济学人，在天涯社区的“关天茶舍”中，有他相当活跃的身影。他不仅就不锈钢老鼠事件、孙志刚事件等公开发声，还做了文化衫分发，参与多种线下聚会和讲座。他通过晓波和我取得了联系，虽素未谋面，但他热情诚邀，我们欣然允之。写到这里，我必须提及克坚的一次孤勇之举:儒雅有加的他在2017年仲夏只身犯险，径闯沈阳的一家被严密把控的医院，想要与生命垂危的晓波见上一面。
克坚请我们吃过午饭后，大家沿湖边走边聊，途经被毁的苏小小墓和武松墓之墓址，及徐锡麟墓、陶成章墓、陈布雷墓等多处历史名人之墓。犹记得，每到一处，国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对相关史料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声色俱佳地一一交代明白。当晚，克坚安排我和章虹住进了湖边的一家宾馆——杭州新新饭店。克坚说，他曾请刘军宁、廖亦武、王怡等朋友在这里住过。
2月1日上午，国涌、克坚邀我和章虹再作西湖游。西湖是国涌十分心仪的地方，也是他不时安顿灵魂的地方。在国涌和克坚的提议下，我们四人饶有兴致地走向一公园——当年的杭州微型海德公园[13]。在那里，我们目睹了令人鼓舞的场景，听到了普通国人的心声。尤其是我，当我见到那么多敢言布衣的无惧面容时，不由得感叹连连，连连感叹。当听到一位老者激动、大声地说出“5000年来我们都没享受过做人的尊严!”时，我们皆为之动容，点头称许。
那天下午，克坚和两位年轻的《自由评论》网友来到新新饭店，带着录音设备对我作面对面采访，其时国涌也在座。所形成的访谈录，发表于《民主中国》2004年3月号，我加的标题是:公民意识、公民行动与中性互动[14];访谈录后来收入我的《一生说真话》一书(图7)。三位采访者问了我15个问题，其中第11个问题和我的回答全文如下:
问:您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什么看法和期望?
答:前面我已经说过，出来后，我受到很大的鼓舞，这很大部分来自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说期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实践上紧走几步，最少要跨出半步。走向共和已经100多年了，知识分子总不能把争取共和实现民主的责任都推到民工头上去么。有人自称拥有自由主义信念，甚至有的人已经“吃透了”自由主义理论，但在实践中却半步也不走。有些事情，明明风险很小，也不愿去做一做。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至少要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人，这并不需要他们去承担过大的风险。特别是那些学术地位很高，自由主义理念已经掌握得“很透彻”的人，出来说两句真话，即便是敏感话题，也没有什么风险，为什么这都做不到?不写文章，说句话总可以吧?不说话，签个名总可以吧?今天国涌也在场，2001年《南方周末》、《书屋》、和《今日名流》遭到当局整肃时，知识界一声也不吭。国涌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沉默的耻辱”。后来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出来，写下了“每人心中的一句话”，表明心迹，表明“立场”。他们这么做，风险不大，但影响很大，意义很大。六四15周年纪念日快到了，对中国当代史上这样一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日子，应当有更多的人写下“每人心中的一句话”。
在中国这样的境况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应比普通人要多一点担当，起码要向胡绩伟、李锐、鲍彤、张思之、蒋彦永学习，说真话，尤其要说官方不爱听的真话。
我认为，行动改变未来，但行动首先改变现在。你有所行动，改变了自身，同时也就改变了环境——在别人眼里，你的状态就是他的环境。
图 7 我回答克坚的第 11 个问题时，如实夸了国涌 相关答问载于我的《一生说真话》第 286 页
2月2日一整天，国涌、克坚陪我们游尚未正式开园的西溪湿地。我们穿行于福堤与绿堤，走河渚街，经深潭口，进秋雪庵……;一路上，我们边赏景观鸟，边在潺潺流水声中，听国涌大聊洪钟、陈继儒，神侃高士奇、章次白，因此走了远远不止三万步。
当天傍晚，我们一起去看望受尽磨难、四年多前走出高墙的龙德。龙德因腿残而拄拐杖，身上之沧桑留痕，让人心痛和心酸;但他心志依旧，神情坚毅——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浙江真汉子。
2月3日上午，国涌和克坚来新新饭店，送我们去杭州汽车客运北站。在冬去春来的时光节点上，我和章虹挥别两位难得的后起之秀、青年才俊，结束难忘的首尾五天杭州之行，启程返回常熟。
在这里，有必要略微交代一下迄今为止我的最后一次杭州之行——第五次杭州之行。
那是2012年的深秋，应连襟邓知飞的外甥女史晓瑜之邀，我和章虹与两位常熟挚友自驾游到杭州。在杭城逗留两天后，去百岁棋王谢侠逊的家乡温州平阳，到八九之子殷蔚鸿(程凡)家中作客。继而赴福建龙岩，与表哥苏汝华全家团聚;再由表侄苏谊强带路，到永定古竹乡的高头东村(江姓村落)及湖坑乡的南溪村(苏姓村落)土楼里寻根，平生头一次毕恭毕敬给祖父江树棠扫了墓。
接下去，途径南靖华侨农场，造访母亲好友的女儿江满娘一家，带着她从地里刚摘的几串重达80来斤的红皮香蕉，奔最后目的地——厦门。在那里，先探亲再访友:先与表弟苏道传一家相聚，再和八九大学生对话团成员，我的博士生同门师兄、恩师黄顺基的弟子徐辉重逢于厦门大学。返回途中，捎徐辉至福州郊外，留下与榕城擦肩而过的遗憾。进入浙江，在西施家乡诸暨过夜。最后，在霜叶红于二月花、阳澄湖大闸蟹正肥的初冬，回到常熟。
六
自1999年开始，国涌决定作有限转身，逐步从异议人士的抗争转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发声。2001年《脊梁》出版后，他就成了独立的职业撰稿人，大量文章发于开明程度相对最高的官媒:《南方周末》、《新京报》、《东方早报》等。厚积薄发、健笔如椽又不知疲倦的国涌，还给《南方都市报》的“每日专栏”写“民国故事”，每个工作日一篇，每周五篇，一连写了九个多月。
国涌写《脊梁》时，他的有限转身之念已立，但笔锋仍丝毫未变，依旧是：无视禁区，直抒胸臆。故《脊梁》一书，锚定在境外出版，也只能在境外出版。不难看出，《脊梁》之后，他给自己的写作立了两条规矩:
1、拿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真的，善的，美的，且必须是独立思考的结晶，有创见，有新意。
2、笔触所及，逼近禁区，不碰红线，以便能在国内正式出书，在国内纸媒发文，在网上的发声不轻易被删、被禁(即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被404)。
与国涌在杭州一别5个月后，他给我寄来了他的新书《百年寻梦:傅国涌历史随笔》(图8)。
图8国涌赠我《百年寻梦》
在《百年寻梦》出版之前的2003年，国涌的《金庸传》已经问世。不过，我是一个武侠小说盲。不仅如此，那时的我还相当瞧不起武侠小说。故此，国涌以平视目光，对传主金庸的生命历程作了立体、多维、详实的考察与辨识后，别具一格写成的《金庸传》，并没有引起我应有的关注。然而，《百年寻梦》在手后，我是几乎手不释卷就把它读完了。
此后的国涌，一发不可收拾地接连有新著问世。
国涌尝说:“我对山外世界的想象不再停留在秦皇汉武、水浒三国，也不再停留在郁达夫、沈从文或拜伦、雪莱，我开始为古希腊以来一代代智者的思考所折磨，我渴望融入他们的阵营中，与他们站在一起。”我相信，这是他的真诚心愿，也是他对自己抱有信心的坦然流露。
有限转身后的国涌，其百年寻梦的第一程，是著书立说。以我对国涌心志、精神和才华的了解，他在浸润和观照民国史时，是决然会带有“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的，也是定会以独立史民之身另辟蹊径、开启山林的。而他由此而觅得的历史随笔，必将是因洞悉而有创见，因富含审美张力而意趣盎然的。
20多天来，读过国涌的朋友、读者、弟子一篇篇从心底奔涌而出的悼念、追忆和追思文，和在短视频上与富含底蕴、激情风趣的国涌一次次零距离亲密接触之后，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国涌将站立的身姿作有限的偏转，不是因畏囚而苟且，不是因悲观而躺平。而是这种偏转，能使他的异秉天赋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可使他的历史癖好得以最大程度的满足。
在“明白自身的局限、找准自己的位置”后，国涌把学者使命、思者睿智、作家才华融为一体，把自己毅然开启的“独立思想者，自由撰稿人”之人生旅途，演绎得异彩纷呈，卓而不凡。谁都知道，一个人能著作等身，当属凤毛麟角。不过以我之见，对国涌来说，著作等身并不是最主要的。他的别开生面，匠心独运;他的思想闪光，开窗醒世，才是他人生标志性的重要奉献。
2017年，在环境所限和志趣所向的合力作用下，国涌转向百年寻梦的第二程:由“著书”而“课童”;投入“母语教育”，躬身亲育童子。在我看来，他在洞见现有教育之软肋和死穴后，精心打造小小的教育方舟，把孩子们浴于爱和美，把他们带向大自然和全世界，乃是他起而行的必然之举。
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天不假年，他的“智者之作为、能者之事功”，定将还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拓展和斩获。
行文至此，我得实话实说，我一直未有调整自己身姿的想法。2006年夏天，经林培瑞先生的推介，我被聘为自由亚洲电台的特约评论员，且一干就是19年。这表明我的姿态是:冲击言禁，直言不讳地说官方不爱听的真话，及听不进去的真话。由于深知国涌的有限转身来之不易，我很自然地对做人基本道德之召唤作了回应，将我们之间的联系松弛下来，以便国涌在按他的心愿和方式去践行他的寻梦时，尽可能少受莫须有的干扰与搅和。好在国涌和我之间，存在心有灵犀的默契——他对我的用意心知肚明。于是，我俩之间过从之由密而疏，就静悄悄地、人所不察地发生了。
当然，由密而疏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原因，那就是:国涌之忙，难于想象。2013年夏秋，我儿子江枫的婚礼定于当年12月8日在常熟举办，我邀请国涌和小曹一定参加。身在杭州的国涌很快抱歉地回复我:档期早已排满，无奈分身乏术。
应邀前来出席江枫婚礼的朋友，有来自美国加州的童屹，有莫少平、冯晓玲伉俪、徐辉、刘芝凤伉俪、陈平、马少方、季风、浦志强、温克坚、蒋亶文、陆明霞、殷蔚鸿、陈青林、孟元新、马少华、林江、焦国标等，还有我的北航同班同学王宝奇、孙瑞山。在我心中，国涌和小曹的缺席，从此长为人生一憾事。
我徜徉过国涌的第三个书房，但我没去过他后来拥有的第四和第五个书房。在2013年1月30日许良英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与他话别之后，我也再未与他见过面。不过，我对此十分释然。我明白他的心志，懂得他的魂魄，体悟他想充分发挥自己天赋的夙愿。并且，我从国涌和我之间心灵和思想交流的二传手陈平那里，清楚地知晓:他对我所持守的选择，一如既往地与他在《捍卫汉语世界中做人的尊严》中表述的那样，非常理解和尊重。
事实上，国涌和我之间尽管存在身姿的差异，但始终都有一个共同的基底，那就是:追求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应当说，对于这一点，国涌和我之间更为心有灵犀。
自1992年深秋我在不经意间触碰到一个物理学课题之后，我就成了一个难以救药的半职持不同政见者。为此许良英先生当面批评过我，希望我“多一点社会责任感”，但我没有听进去。我的内心，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对自己轻语:我的物理学研究成果，将在我的人生价值中占比最大。我身上一介自由公民的勇气，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上有所显现。但我要坦率地说，我身上更多的，却是一介独立学者的勇气:敢于叫板整个世界物理学界。我依凭自己的两项研究成果，只身向相关领域的世界级物理学家发起挑战。在我的专著《物理学分立对称性新论》[15]中，我对自己的两项成果作了如下描述:
1、由于我发现赝矢量事实上并不存在，因此必然导致下述结论:弱相互作用中，左右对称并未失效(宇称守恒并未破坏)，而是依然成立(宇称依旧守恒);
2、物理学中已有100多年历史的“时间反演”，被普遍误认为是时间方向的倒转。而我则确认:所谓“时间反演”，只是两种不同计时方式之间的变换，即顺计时与倒计时之间的变换而已。
第一项成果，是挑战空间反演物理学中的重要定论。第二项成果，则是挑战时间反演物理学中的重要定论。
七
这些天雪花般浪涌而来的悼文，我基本上都会在第一时间读之、存之。温克坚于7月8日发布的悼文《隐者傅国涌开窗归去》，我当然更是这样，见着就细读了。克坚在文中动情叙说了他与国涌交往的第一手资料，读来真实可信，令我沉思良久——
回观国涌1988至1998的十年寻梦，他走的是一条因鸣成囚、悲壮可歌的志士和勇者之路。
在皇权专制时代和极权时代，敢于直言发声者会面临坐牢和砍头的风险。皇权专制时代，因鸣而死者屡见不鲜，因鸣成囚者数不胜数。大臣言官批了逆鳞，文人士子“口出狂言”，平头百姓“妖言惑众”，分情节轻重，或被砍头，或被囚禁。
极权时代，加在因鸣而死和因鸣成囚者头上的罪名，叫做“反革命宣传煽动”。亦分情节轻重，或被处死，或被囚禁。如载入史料的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九莲……，及更多湮灭无闻、“情节严重”的，则被枪毙。而以言获罪、因鸣成囚者，则多了去了，他们或被劳改，或被劳教，或被就地“群众专政”。进入后极权时代，因鸣而死，方告终结;但因鸣成囚，仍不绝于缕，其中就有国涌、陈平和我，还有许许多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及被不幸遗忘的国人。国涌在21岁到31岁的青春年华中，踏上了一条光荣荆棘路，这是他一生中最受磨难、最具华彩的旅途。国涌自己说过，他点亮自己和富有价值的人生，主要得益于他有两个支撑点:一是他打小就酷爱读书，二是他蹲过五年“笼子”。克坚高度评价国涌所践行的十年寻梦，对此我是完全认同的。只是我觉得，克坚把国涌的这段历程说成“独一无二”，似不够贴切。
检视国涌自1999年开始的百年寻梦，期间他“一次次攀登人类思想的高峰”，及2017年开启的躬身育童，他带领孩子们与自然和世界对话，共享他“用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沧桑建立起来的精神空间，在这里一起眺望世界”，似更合特立独行之义，别人难于效仿，更罕有人能与之相匹。
我个人以为，十年寻梦与百年寻梦，是国涌一脉相承的两段生命历程，互相补充、交相辉映。
在国涌的生命历程中，还有一件事是我应该提及的，那就是:17年前的2008年，国涌受洗成为基督徒。
因为我和许良英先生一样，信奉斯宾诺莎和爱因斯坦所认为的“那个存在于事物的有序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所以我对他的受洗未加点赞。然而，我的确很理解他的选择，且特别欣赏他的身上，没有属灵的傲慢与偏见。
我一直比较费解和纳闷的是，有些在后极权制度下坐过牢的基督徒，嗓门显得特别大，喜欢把他们的信仰抬得比天还高;其中更有甚者，天天把“两个凡是”用于川普(特朗普)的伟光正:凡是川普说的，都是对的;凡是川普做的，都是棒的。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你赞美和力挺川普，这没问题;但不能因此而搞“两个凡是”啊。
在我看来，不是只有华国锋搞“两个凡是”，才是不可取的;任何人搞“两个凡是”，都是不可取的。在我看来，不是只把“两个凡是”用于毛泽东，才是不对头的;把“两个凡是”用在谁的身上，都是不对头的。请恕我在此斗胆直言:即便把“两个凡是”用于上帝或佛祖，恐怕也不会处处灵光，永远都对。
与“两个凡是”异曲同工的，是“唯有”说。有些基督徒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宇宙中别的地方全无真理，“唯有基督里有真理”。对于这句独占和垄断真理的霸凌话语，我想说的是: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认啊。
我上面的这些话，当然也不一定就是对的。我只是愿意坦陈和探讨，希望是非能更明一些而已。
推己及人，我以为国涌在投身历史学术研究时，即便再用心去做，也难于保证所得到的结论是完全正确、免于质疑的。国涌多次说过，任何人，任何伟大人物，都是可以批评的。这当然包括他自己在内。仿陈寅恪先生之语，我想说:国涌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国涌之结论，或有时而可商。因此我认为，崔卫平和国涌在对鲁迅的评价上出现歧见，并当面、当众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是正常健康的学术论争。就国涌的《主角与配角》，张耀杰先生提出明确的不同意见，这同样是正常健康的学术论争。可惜的是，不知为何当时国涌未对耀杰的商榷作出回应。而如今，却又断断无法回应了。
我在这篇追忆文章的开头部分，说国涌自1999年以来的人生历程中，其实志向未变、底色依旧。现在，我要给出自己的依据:
不少朋友都知道的——
一是他于2001年8月中旬，在海外的《民主论坛》发表了署名文章《沉默的耻辱》[16]。我的一位先前对国涌的人生历程未曾清晰了解的朋友，她在今年8月1日读到国涌34岁时写的这篇文章时，胸中的震撼之感，油然而生。她对我说:这是她最近有机会读到的国涌文字中，最让她产生与他精神相接、清晰感受到他的“脊梁”的文字。
在文章最后定稿的今天早上，我重读国涌《沉默的耻辱》后，决定在这里一字不碰地把它全文照录。因为我认为，这篇醒世短文，精当有力，至今我也写不出比它更好的东西。国涌《沉默的耻辱》全文如下:
沉默的耻辱
傅国涌
1947年5月，上海《文汇报》、《新民报》晚刊、《联合晚报》三报被封，储安平在《观察》公开发表文章抗议。1948年7月，南京《新民报》被封，王芸生立即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论抗议，紧接着，毛健吾、曹聚仁等24位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人士站出来，发表了《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爲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全国舆论一片哗然。这些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早已消逝的风景，依然久久地感动着21世纪的我。
犹忆两年半前，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方法》月刊横遭腰斩时，仅仅名列顾问及编委会名单的学界名流就多达50位。这些平时动辄洋洋万言、名高望重，到处发言、挂名，“一言而为天下法”的衮衮诸公，却没有哪怕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句话、提出一点质疑。《方法》就这样消失在一个鸦雀无声的春天。
今年春、夏之交，噩耗频传:继《南方周末》等报刊遭到整顿后，又传来了《书屋》的不幸消息。周实、王平两位办刊人双双被调离编辑部。曾经让千百万国人激动、亢奋过的《南方周末》，如今是好一派奼紫嫣红、莺歌燕舞。这是灵魂的阉割——虽然没有停刊，却比停刊更可怕。在黑暗无边的年代里，人们心中的一盏盏灯就这样熄灭了。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期待着听到一种声音:正义的声音，期待着那些常常在遭遇厄运的报刊发表宏篇大作的名流学者们，能站出来说几句心里话——几句真话。尽管我也清楚说了也没用，但重要的乃是说的本身，重要的是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对此，爱因斯坦留下了一句千古不灭的名言——
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爲是非常恶劣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此时此刻，我们的沉默不仅是一种耻辱，而且是对侵犯言论自由恶劣行径的纵容。正是在一次次这样的纵容中，《方法》消失了，如今《南方周末》、《书屋》、《今日名流》等又连遭毒手。
我不无天真地认爲，如果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都能对这种卑劣行径发出自己的声音，直接说出自己的良心判断，不仅对出局和受到各种形式处置的编辑、记者们是一种精神的安慰与鼓舞，也是对言论自由原则的捍卫。在本质的意义上说，它将使我们从巨大的恐惧、外在的恐惧、以及内在的自我恐惧与卑怯中解放出来。对自由主义而言，重要的不是那些停留在纸上的苍白理论，而是守护最基本的做人准则，并在生活中躬身践行。如果在生活中选择犬儒主义的态度，甚至以种种似乎无懈可击的理由爲自己可耻的沉默辩护，那么还有什么面目自称自由主义者、用什么来支撑所谓的自由主义信念呢?
20世纪东、西方的人类都曾经历过极权主义的漫漫长夜。哈维尔一语洞穿了它得以继续运行下去的奥祕——
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当那些“非常恶劣和不幸的情况”发生时，正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默不作声，助长了这种恶劣的气焰，使恶行得以在人间肆无忌惮。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都不仅仅是受害者。
人类已跨入第3个千年。为了良知不再蒙羞，为了真理不再哭泣，我们还能再沉默下去吗?强权无法抹杀、谎言无法遮掩人类对言论自由理想的追求。始终捍卫人文精神的《书屋》、曾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的《南方周末》、率先为曹海鑫冤魂呼号过的《今日名流》，……将永在我们的心中。他们多年来对言论自由的贡献必将载入史册。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我谨以一个公民的名义，以这篇无力的短文向周实、王平等民族脊梁表达至深的敬意。
二是他在2001年编著出版禁书《脊梁》后，2008年再冒政治风险，编著禁书《林昭之死》(图9和图10)，在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版。
三是在2008年12月9日问世的《零八宪章》首批303位签名者中，国涌的名字赫然在目。这，还用我再多说什么吗?
四是他对百年中国言论史倾注心力、探微知著之后，在2012年把目光投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极权时期的言论史，编辑《东方》、《方法》和《书屋》文选，并加以锐评。
五是他于2023年1月28日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许良英先生十年祭》[17]。在文中，国涌点明了爱因斯坦给许先生带来的最大震撼是: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见解，如“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及“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从，而我们不应该作国家的奴隶”等。在文中，国涌突出强调了“那些以每个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为中心的价值”，表明了他要“全力追求这些价值”的不变心志。
图9我家中存有之国涌的部分著作
图10朋友从香港给我带来国涌编著的《林昭之死》书中第一篇文章，是他的《林昭四十年祭》
大部分朋友可能还不知道的——
一是他已写下了全书十章、共25万字的书稿《许良英传》。一位有幸读过书稿电子版的杭州朋友对我说，国涌写的许先生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他如实写出了许先生的台州风骨、智者风范，写出了一位人生跌宕起伏，虽遭受碎骨之痛然一生不说假话、只是服膺真理的人，一个从临海张家渡括苍山下走出去的始终诚实的人。那位朋友还说，在他看来，在分量和质地上，《许良英传》远超《金庸传》和《叶公超传》。
二是他已写成46万字的《林昭:中国的复仇女神》。
三是他于2022伏案半年写下30多万字的自传(第一卷)《一代人(1988—1998)》初稿。
受国涌之托保存《林昭:中国的复仇女神》和《一代人(1988—1998)》书稿的朋友说，在这两部书稿中，都是国涌漠视禁区、直言不讳的心声;它们是国涌“胸怀志士之心、秉持勇者底色”的不二背书。
四是他于2025年5月16日敲定的《活的文字》——为陈平新书所写的序言。《活的文字》可以称之为他留下的、准备交付发表的最后文字，虽然只有区区2466个字(包括三段引文在内)，但国涌的雁荡心志跃然纸上，石头底色尽显无遗。
顺便说一句，国涌计划的自传第二卷和第三卷，应分别是《山外青山·著书记》和《山外青山·课童记》。我有幸对《一代人(1988—1998)》的部分内容已先睹为快，因而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他能写得自传第二卷和第三卷，它们也必定是他人生血肉的真切展现，是他精神世界的生动描摹。然而，他走得如此突然，如此匆匆，竟把满腹心语永远藏之天国、无传后世了。
国涌由1988至1998的十年寻梦，到1999至2025的百年寻梦，生生不已，至死未休。然则，什么是国涌的梦?他的梦，明明白白写在《脊梁》一书的结束语中(图11)。那就是:文明中国取代野蛮中国。国涌的梦，不是他一个人的梦。1988年热播的六集电视政论片《河殇》，其首集被冠以“寻梦”之名;君可见，河殇之梦，不正是“文明中国取代野蛮中国”之梦吗?
无悔寻梦、英年早逝的国涌，是一个在现代文明史上留下不灭身影和宝贵遗产的人。我相信，多少年之后的人们，还会触摸、知晓和对话那个雁荡少年、温师学人、八九之子、劳教之囚、异见人士、傲骨史民和育童恩师，会缅怀和记住那个勉力实现生命价值最大化的独立思想者，自由撰稿人。国涌身上放射出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图11国涌说，文明中国取代野蛮中国仍是二十一世纪未竟的使命
国涌啊，你在去年曾面对东京听众，不无得意地朗声笑着说:“我已活过了鲁迅”。但是，无论如何，你走得太急，走得太早了。现在，我可得让你知道，7月9日上午，杭州殡仪馆中，离你咫尺之遥的陈平，一边双手扶棺痛哭，一边捶胸顿足“数落”你:国涌，你可真不够兄弟啊，你年纪轻轻，怎么能，昨天还没说走，今天就走了呢?
国涌啊，在活得更久这一点上，你是远不如为兄的我——我已妥妥地活过了胡适。而你满打满算，也就59岁，还不到一个甲子。即将77岁的我，在7月7日万分惊异地得知你突然离世的噩耗后，我和章虹在第一时间告知了丁子霖老师。89岁高龄的丁老师，头脑清楚，握笔能书，但失聪严重。我们是发手机短信告诉她的。稍后，我们收到了她的短信回复。那个29年前到她家里作客的、当年才29岁的年轻人，丁老师记得。她心痛地说:“傅氏是个不错的正派人，他走得太早，可惜了。”丁老师对人作评，不给面子，更不溢美。丁老师着眼于做人的人格，说国涌“是个不错的正派人”，这个评价，不低。
在手机短信中，丁老师还特意对我们说:“对于我们这些受不公正对待的人，进入老年后要尽量对自己好一些。”7月9日，我们离京赴黑龙江避暑后，丁老师又发短信对我们说，等你们回来见面时，我再讲皇帝的新衣故事给你们听，再请你们到万柳中路吃点好吃的，把身体养养好。
国涌啊，天人永隔，隔不了我与你的心相通;肝肠虽断，断不了我与你的心抱拥。你的在天之灵将能见证:在文明中国取代野蛮中国的未竟事业中，我的余生，定会和你的朋友、你的万千读者和你的两千弟子在一起，矢志不渝，勇毅笃行;先是开窗，再是开门。
2025年7月中旬至8月上旬写于哈尔滨、绥芬河、镜泊湖畔满清流放地宁古塔
2025年8月7日定稿于候鸟生活·绥芬河旅居营地[18]
参考文献与注释:
[1]江棋生.中国社会正在自我解放——致方冠青纪念基金会.原载《北京之春》1995年11月号，后载于我的《一生说真话》第131-133页.华盛顿:劳改基金会，2009.
[2]江棋生.“立国之本”应无恙?——读陈子明的《十年改革反思》.载于我的《点燃良知的烛光》第388-394页，香港:九江文化出版公司，2014.
[3]江棋生.有些事情永远历历在目.载于我的《一生说真话》第15-33页，华盛顿:劳改基金会，2009.
[4]刮辣松脆，常熟话，意思是:干干脆脆。
[5]江棋生.诉诸公民意识争取首要人权.原载《北京之春》1994年7月号，后载于我的《一生说真话》第90-108页.华盛顿:劳改基金会，2009.
[6]江棋生.拒绝谎言:灵魂的生存权.原载《北京之春》1997年9月号，后载于我的《一生说真话》第136页。
[7]1989年六四之后，签名七君子王东海、陈龙德、吴高兴、毛国良、叶文相、付权和赵万敏都被判刑，且都被关押在浙江省第四监狱直属中队。
[8]政保，政治保卫的简称;现已改名为“国保”——国内安全保卫的简称。
[9]在乐山劳教所中，龙德被奉命“管住这个反革命”的劳教人员施虐，且遭到高压电棍毒打，因此以死抗争，愤而跳楼。摔断一条腿骨后，仍被关押至1999年5月27日才获释;刑拘加劳教，整整被关了三年。一个铮铮铁汉，从此终生不娶。
[10]丁子霖，蒋培坤.魏京生，让人们去践踏你的苦难吧!.《世界日报》，1996年2月12日.
[11]傅国涌、樊百华.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香港:开放杂志社，2001.
[12]江棋生.看守所杂记.香港:开放杂志社，2005.
[13]海德公园(HydePark)，伦敦最知名的皇家公园。园内有著名的“自由论坛”，又称“演讲之角”，公民可以在此自由地公开发表言论，进行即兴演讲。[14]江棋生.公民意识、公民行动与中性互动.《民主中国》，2004年3月号.[15]江棋生.物理学分立对称性新论.武汉:汉斯出版社，2022.
[16]傅国涌.沉默的耻辱.《民主论坛》，2001年8月18日.
[17]傅国涌.许良英先生十年祭.“国语书塾”微信公众号，2023年1月28日.
[18]黑龙江绥芬河市，离开海参崴仅仅200公里出头。1860年，沙皇俄国把海参崴强行“租”去。两年之后的1862年，强盗们将“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海参崴，改成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征服东方。1937至1938年间，斯大林苏联在海参崴进行系统性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实施了惨绝人寰、罄竹难书的大屠杀，惨遭杀害、无辜罹难的中国人将近3028万，其中包括被流放到北极圈劳改营后，死于冻饿的绝大部分人。在曾经的这块故土上，中国原住民几乎悉数绝迹;华人生活过的印痕，从此了无踪影。对反人类的海参崴大屠杀，我们岂能无视?岂能选择性遗忘?我们应当像记住其它大屠杀一样，把它记住;无论有没有照相馆，都要，把它记住。记住，不是为了凝聚和深化仇恨，而是为了杜绝惨剧的重演，去寻求文明战胜野蛮的根本之道，去创建能使惨剧发生的概率趋于零的制度机制。
附录一
反击4.26社论的十条口号
江棋生
作者导读: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臭名昭著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我于第二天草拟了十条口号，交给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并抄成大字报张贴于人大校园。
一、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殴打学生，依法惩办打人凶手
二、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特权，立法取消官员坐“奔驰”的权利
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依法惩处动乱的根子官倒和腐败
四、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终身制，立法办理八十岁以上官员的退休手续
五、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愚民政策，立法让《世经导报》转为民办
六、必须旗帜鲜明地建设廉政，立法公布部级以上官员财产及享受特权情况(住房、汽车、厨师、保姆、警卫、别墅……)
七、必须旗帜鲜明地保护人权，立法惩处任何违宪侵权行为
八、必须旗帜鲜明地公正评价胡耀邦，依法反对任何污辱和贬低胡公的言行
九、必须旗帜鲜明地捍卫宪法，依法行使公民结社自由的权利
十、必须旗帜鲜明地保护公民和平请愿的权利，依法取消须经公安局批准的侵权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1989 年 4 月 27 日
附录二
四月学运与文革的十点本质区别
江棋生
作者导读:此文是针对《人民日报》4·26 社论对四月学运的诬陷而写，于 1989 年 4 月 28 日张贴于人大校园。
附录三
捍卫汉语世界中人存在的尊严
傅国涌
天成深情地写了三个他所熟悉的“先自由起来的人”，但今天江棋生和胡石根他们都为自由而失去了自由。在没有自由的土地上，这是为争取自由所付出的必然代价。同时我也相信即使在高墙内，铁窗剥夺的只是他们的人身自由，他们的灵魂依然是自由的。
在这三个“先自由起来的人”中，我只熟悉江棋生先生。关于他，我早就想写点什么了。他被黑暗再次吞没已近两年，我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也近九年了。
从两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他被抓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刻起，我和许多朋友又何曾忘记过这位可以信赖的良师益友。天成说“我个人失去了尊敬的兄长与挚友”，我心中的悲恸和他完全相同。
我和棋生先生的交往始于一九九二(应为一九九三)年，那时只知道他是八九的学生，曾在秦城关押，失去了学业和工作，还想当然地以为我们是同龄人。直到一九九五年冬天他到杭州，我才知道他比我大十九岁。虽然我们都亲切地叫他“老江”，但他看上去却还那么年轻。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天我到浙江日报社门外去接他的情景，虽然我们从未谋面，我也没有见过他的照片，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一个温文儒雅、眉宇间却不无英武之气的知识分子。
一九九九年五月的一个下午，也就是老江被抓不久，北京市公安人员在杭州当地公安人员的陪同下找到我，说是了解江棋生的情况，主要是问他三年前有没有给我看过一篇“李晓平”写的文章。他们千里迢迢到杭州取证，我当时就预感到老江这次在劫难逃了。随后，就是漫长的等待，等待着奇迹发生，我们热爱的朋友江棋生能早日回到他亲人的身边，回到我们中间。这样的奇迹终究没有发生，而陆续传来的是江棋生被逮捕的消息、开庭的消息。开庭一年多了，也就是二十世纪即将告终的时候，尘埃落定，当局以莫须有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江棋生判刑四年。他的起诉书、判决书所列举的第一条“罪名”中都出现了我的名字，指控他曾给我散发过一篇“李晓平”的文章。这样一条罪名即便是在以言治罪史上也是罕见的。
江棋生先生被抓前没几天，我刚收到他寄给我的一本书，两年来每当我翻开这本书，我就会想起他。这本书中有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的文章，也有李慎之、徐友渔关于哈维尔的文章。每次读哈维尔的文字，也总让我想起江棋生。其实，江棋生先生就是以哈维尔为榜样，十几年如一日，践行了“无权者的权力”，“说出真话，拒绝谎言”，他的作为早已超越了一个书斋知识分子的角色，成为大时代中一个让野蛮的独裁者畏惧的自由知识分子。
棋生先生出生于江苏常熟，“司农常熟万姓荒”，那也是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的家乡，一个典型的江南人。年轻时经历过上山下乡，种过田，放过电影，杀过猪。七七年恢复高考，三十来岁的他考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业是空气动力学。后来他曾在清华大学分校任教，还赴英国做过访问学者。一九八九年春天的民主浪潮来临时，他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当时人大校园不少精彩的大字报就出自他的手笔，十二年前我曾在人大校园抄阅过，后来才知道是他写的。
凭棋生先生的才干和热忱，很快他被选为首都高校对话代表团的常委，还担任了人大学生自治会常委，分管声名远播的人大广播站。六四枪响之后他本可幸免，却因拒绝检讨与悔过，终于入狱十七个月。在秦城监狱的那段日子是刻骨铭心的，他说起敲水管“发电报”的故事，生动感人。从此他失去了学业，也没有工作。
但他对理想矢志不渝，多年来以一个公民的身份行使宪法赋予他的神圣的言论自由权利，写了大量传播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理念的文章，做了大量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事情，如帮助寻访六四难属，分送人道救助款等。他虽是学物理出身，却文理兼通，有着深厚的人文素养。文笔清新，见解深刻，常常一针见血。他仪表堂堂，思维敏捷，逻辑严密，口才便捷，也难怪当年被选为对话代表。
一九九八年九月，他与丁子霖、林牧等先生倡议发起公民运动，并作为发言人。一九九九年他倡议同胞纪念六四10周年，因而又一次失去了自由。江棋生先生自称是“先自由起来的人”，他为中国社会树立了一种新的行为模式，这就是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与责任。
在我看来，江棋生先生知行合一，热情追求理想，光明磊落，不图私利，与这个时代多少蝇营狗苟之辈形成了巨大的人格反差。凡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鲜有人不对他怀有敬意的。说他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表率，当之无愧。让我们听一听他在法庭上掷地有声又充满人子之情的最后陈述吧——
今天，是1999年11月1日，再过短短两个月，人类就将跨入2000年;今天，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已经得到举世公认;今天，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已经初步实现了民主。然而，也就是在今天，在中国北京，却还在上演一幕世纪末的现代文字狱!这是中国的耻辱，人类的耻辱。
我坚定地相信，结束这种历史、洗刷这种耻辱的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怨无悔。我不过是先走了一步。我敢说，我所追求的“拒绝谎言、说出真话”，我所向往的“凭良心行事、过真实生活”，我所期待的“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我所憧憬的“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至上”的社会，谁不追求?!谁不向往?!谁不期待?!谁不憧憬?!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江棋生站在法庭上无所畏惧地发出了二十世纪末最真实的声音。他是一介书生，也是一个硬朗的男子汉，却是一个从来没想过要颠覆一个街道办事处的人。我们的民族将为拥有江棋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感到骄傲，我为拥有江棋生先生这样的朋友感到此生不虚。今天他依然为理想而受难，这只能是民族蒙羞史上的又一页。我同意一位朋友的话——“中华民族应该感谢江棋生，是他在捍卫汉语世界中人存在的尊严。”
(此文原载香港开放杂志社2001年出版的《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第323页，2005年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版我的《看守所杂记》时，国涌这篇文章，和童屹、王丹的相关文章一起收入了该书的附录中，国涌文章的标题是我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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