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民议会周五否决了祖克曼税。随后，为了安抚左翼人士，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养老金和社会最低福利方面做出让步。

作为公众人物，郑智化无疑挑战了中国公众对残障者的社会角色认知。“残障之声”作者“望星”写道，残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不便时，往往要用尽力气去解释、去证明、去忍耐，稍微语气重一点就容易被贴上“矫情”“情绪化”的标签，于是学会了压低声音、收敛情绪、努力成为“让人喜欢的受害者”；残障者被要求“值得被同情”、“励志”、但不能“愤怒“和“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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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仅仅25厘米的高度差，成了丈量文明社会的一道鸿沟，也显得国社“统一台湾红利”的宏大叙事，一时间暗淡无光。

10月25日，台湾知名歌手郑智化在微博炮轰深圳机场，“对残疾人的态度最没人性”。他当天搭乘回台湾的飞机，不巧停在远机位，机场虽派了升降机协助登机，但最终舱门仍比平台高出25厘米，导致轮椅无法推行。郑智化不满操纵升降机的司机，认为是他不愿抬高升降板，漠视其安全，“冷眼看着我连滚带爬进飞机”。

当晚，深圳机场官方解释称，为防止保障设备刮碰飞机，登机车和飞机舱门保持20厘米高度差，符合安全操作规范，并给出了立即整改措施，包括试点启用有坡度的登机连接装置。而当郑智化上机的监控视频从深圳地方官媒流出后，事态被指“反转”，一波网暴袭来，逼得郑智化不得不为“用词不当”道歉。

10月26日，郑智化登机监控片段被曝光，引发网友批评声浪，认为郑智化的说法言过其实。深圳机场随后回应视频并非官方发布，将核实视频流出情况。（图_网络）

视频显示，在僵持了一分半钟后，舱门内外，一位工作人员和一位空姐分别扶着郑智化起身，他借助拐杖撑地，两腿再被舱外工作人员先后抬进机舱。网暴者非但没有看出这份狼狈，反而抓住“连滚带爬”的字面意思，指责他“污蔑工作人员”甚至“故意抹黑大陆”。“4个工作人员围着他服务还要怎么样？”大量网民同情的对象立马转向“背锅的牛马”，而非一个愤怒直言的肢残人士。

郑智化使用的“连滚带爬”一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近期火遍两岸的那首《没出息》（改编自民进党立委王世坚的质询发言），“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用在这个语境里其实格外贴切。或许只有残障人士才最能理解郑智化的本意：丧失个人自主性的不体面和毫无尊严感。正如网友“左耳有一个耳洞”所言：残障人群需要的不是一群人围着转的“特权”，而是独自出行也可以不麻烦他人的“权利”。

残障的“社会模式”强调，障碍不是“个人的悲剧”、亦即身心损害的直接结果，障碍更多是由社会环境与制度安排的阻碍所造成的，它们排除了残障者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令他们被迫成为“依赖者”。公众对残障者的态度，也是极重要的社会因素之一。在填平舱门的高度差之外，如何将中国普通公众认知抬高到现代文明的基准线，显得尤为迫切。

打通机场无障碍的

最后一个台阶

什么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呢？不妨看看连续七年在全球十大无障碍机场评选中排名第一的日本东京羽田机场。

根据全日航空的官网介绍，日本国内50个机场都配备有帮助乘客登机的坡道装置，可以顺利克服登机平台和飞机舱门的高度差。而2010年启用的羽田国际航站楼，是日本首个在整体规划阶段全面采用无障碍设计的国际航站楼，2014年扩建部分安装了16台无台阶登机桥，在世界范围内属于首例。

日本国内多数机场配备了无台阶登机桥及登机坡道装置。（图_全日航空官网）

此外，所有礼宾人员均持有由专业协会颁发的 Care-Fitter 认证，可为行动不便旅客提供需求定制化的专业协助服务，包括引导、轮椅服务、登机支持、信息沟通等，确保旅客从地面交通、候机大厅、安检、登机直至机舱或抵达处的“无障碍”体验。

羽田机场号称为行动不便的旅客打造“无缝衔接的旅行”。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消除所有类型的高低差和地板缝隙，因为这些都会给轮椅旅客造成压力，并阻碍他们获得“无缝的门到门旅行体验”。因此，航站楼设计有中央大厅，方便所有旅客换乘其他交通工具，而对接的两条轨交线路也考虑了轮椅使用者，均安装了可移动式踏板，连接车厢和站台。

反观国内，郑智化在深圳机场的这番遭遇可谓普遍。视频博主、无障碍测评师“大程子好妹妹”曾经分享过，有一次搭乘春秋航空，提前预定了用以到达或离开客舱座位的WCHC_（WHEELCHAIR-S FOR CABIN SEAT）_类型轮椅，但到了机舱门口才发现不提供机上轮椅，空少反问她“能走一点”吗，得到否定回答后“场面一度陷入尴尬”，最后只能靠大程子的随行男友抱她到了座位。而下机时连升降机也没了，还是男友抱她走下一串台阶。大程子忍不住吐槽，“又是传统项目，大力出奇迹。”

视频博主“大程子好妹妹”分享了国内多家航司的无障碍搭乘体验。（图_视频截图）

要做到真正的无障碍，硬件设施、服务流程、人员素养缺一不可，机场地勤和航司人员需要协调配合到位。大程子对国泰航空在香港机场的表现给予好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工作人员对行动不便乘客的各类需求非常清楚，服务十分熟练，如同“家常便饭”。而且他们不会主动推她的轮椅，而是可以让她自己来，自己则走到前面引路。全程“无障碍”体验让大程子感慨，“终于感到自己不那么特殊、不那么麻烦，提出的所有需求ta们都能听懂，也都能得到响应，这就是最好的体验。”

而机场之外更广阔的公共空间，出行障碍在国内更是无处不在：没有缓坡的人行道、全是台阶的商场大门、只有扶梯没有直梯的商场、还有各色间隔狭窄“添堵”的路障和石墩……近年随着无障碍理念的普及，人们越来越多地理解，为什么中国至少6000万轮椅使用者（包括8500万残障者中的肢残者以及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街上见到的却如此之少。

2019年，知名无障碍推行者、公益人文军47岁不幸去世，原因是通行坡道被车辆占用，绕道地下车库时，他掉进入口处一个两米多的深坑，而周围没有任何警示标识。2021年，类似的一桩悲剧甚至入选了最高检“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知名残疾公益人士陈某某乘坐电动轮椅车经过深圳宝安区某路口时，因人行道无障碍设施破损从轮椅摔落，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9年7月7日，北京“截瘫者之家”创办人文军因无障碍通行坡道被占用，在绕道地下车库时，意外跌入深坑去世。（图_网络）

根据2023年通过实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建设无障碍环境的目的是“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国家需要采取措施，为残疾人自主安全地通行道路、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等提供便利。这里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公众忽视的关键词就是“自主”。

与无障碍法规配套的是一系列标准体系。今年5月，中国民航局刚刚发布了《运输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环境规划建设指南》，系行业内首个全方位指导文件，“确保旅客出行全链条无缝衔接”。其中提出，要实现无障碍设备与服务的有效衔接与贯通，消除服务断点。在“无障碍设施设备的规划要点”一节提到，“若不可避免存在高度差，则需要设置斜坡、自动扶梯、电梯等设施辅助通行。例如，飞机舱门与登机桥活动端接驳处要确保轮椅使用者顺畅通行。”

然而，正如《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所广为诟病的，这套“软法”体系充斥着“应当”、“鼓励”而非“必须”条款，缺乏强制约束力，而且以行政处罚为主，不具备“可诉讼性”。只有检察机关能够提起公益诉讼，普通公众和社会组织没有司法救济的渠道。在执法检查有限的情况下，法规执行效力堪忧。

在残障人士眼中，一个小小的坡道装置，用于机上餐车推行时习以为常，用于轮椅使用者通行便利，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原因就在于，前者属于生产运营环节，后者是附加的服务保障，在没有强制标准的情况下，“人工抬扶”始终是“可接受的替代方案”。这也是为什么，在深圳机场的整改措施中，对于无法靠接廊桥的航班，将现场保障人员数量从1名增加至2名的做法，甚至优先于研发测试的坡道装置被提出。

《障碍政治》一书的作者、两位亲身参与残障权利运动的英国社会学家麦克·奥利佛_（Michael Oliver）和柯林·巴恩斯（Colin Bames）_曾指出，对很多残障者来说，“照顾”这个概念既是恩赐也是压迫，必须反思使障碍者被迫成为“依赖者”的政策，从而构思让身心障碍者走向“自立生活”的政策。他们特别主张残障的“社会模式”，所有的残障友善设计并不是对身体损害的补偿，而是保证每个人被有尊严对待的基本权利。

台湾人何须唱《感恩的心》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_（CRPD）便深受残障权利运动影响，采用人权模式看待残障，要求国家确保残障人士在社会各领域平等参与，特别是通过“合理便利（reasonable accommodation）”与“无障碍（accessibility）_”双轨机制来实现。

2022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审议中国政府定期报告后，在结论性意见中提出，中国尚未从残疾的医学和福利模式转向人权模式，建议中国将提供合理便利纳入所有相关法律和政策，包括规定起诉和获得补救的途径；而拒绝提供合理便利应当被视作一种歧视残疾人的形式。

“合理便利”的意思是，政府、雇主、学校、交通系统、企业等都有责任根据具体需要，在可负担范围内内尽最大努力，调整规则、环境或服务方式，让残障人士能够平等地参与和使用。而判断“合理”的重要标准之一是和残障者本人充分协商。

针对郑智化的网暴者的态度，其实折射出“助残”意识在中国依旧深入人心。大部分人缺乏残障权利认知：将残障者自动放在需要“被帮助”和“被保护”的位置上，其实是在弱化残障者的主体性，同时固化了双方的不对等。这种潜意识也很容易走调，认为因残障身份获得“特殊照顾”必须心怀感恩，否则就是“得便宜卖乖”，仿佛提供帮助不是一种既定的法律义务，而是额外的道德馈赠。

这样的公众认知与国家意识形态一脉相承。每年五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全国助残日”，今年已是第三十五个年头。从2014年起，残障倡导组织“有人公益”每年都会发布倡议书，建议将其更名为“中国残障人日”，头号理由便是“促进公众逐渐从关注残障人的福利赐予，转向关注残障群体权益的保障，转变态度，尊重残障人的固有尊严。”

正因为社会环境的不友善，残障人士很少主动开口维权。比如，残障人士牛某某近期接受《红星新闻》采访称，工作人员一般会用机场轮椅把他送到飞机上，“都是空少和空姐把我抬上去的”，而有些机场会拒绝让独立出行的残障人士单独上飞机。深圳市民罗洪坚曾讲到，有次乘坐地铁，因为车厢底板与站台之间的宽缝隙，轮椅翻了。“地铁站是有踏板的，但是他们没有拿出来用，我摔倒不能说和地铁没有关系，但是我没有去找他们麻烦。”

作为公众人物，郑智化无疑挑战了中国公众对残障者的社会角色认知。“残障之声”作者“望星”写道，残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不便时，往往要用尽力气去解释、去证明、去忍耐，稍微语气重一点就容易被贴上“矫情”“情绪化”的标签，于是学会了压低声音、收敛情绪、努力成为“让人喜欢的受害者”；残障者被要求“值得被同情”、“励志”、但不能“愤怒“和“维权”。

而郑智化后续揭批南京、上海、甚至“政治敏感”的新疆机场安检，对其金属支架腿和拐杖的“刁难”“举世罕见”，很快被“有心”的爱国网友上升为“别有用心”地攻击政治制度，乃至反问他是不是“台独”。评论员“大V”项立刚从指责残障者“不懂感恩”进一步延伸到“台湾人毫无感恩之心”，批评郑智化作为知名统派人士“对大陆就是索取和轻视”，恰恰是“长期以来的惠台（政策）让很多台湾人内心非常扭曲……到了极为极端的程度”，连连感慨“这些年我们吃了大亏，以后还要吃大亏。”

“郑智化不是唱《感恩的心》长大的。”推广残障肯定疗法的心理咨询师余静直白地写道。在这背后，确实体现出社会政治文化的殊异。

有趣的是，就在事件同期，各大官媒纷纷转载《新华社重磅发布：两岸统一后有哪些利好》，以呼应10月24日中国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的“壮举”。该评论文章写道，“统一后，有强大祖国作后盾，台湾同胞民生福祉会更好，发展空间会更大，更加安全、更有尊严”，从后文来看，这里的“尊严”特指“作为大国公民的尊严”，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而只有统一后，台湾同胞才能“共享民族荣耀、共享大国尊严”。

这难免让人想起啼笑皆非的一幕：某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一位乘坐轮椅的随行人员，在众目睽睽之下，由四个中方工作人员抬着，一步一步从漫长的台阶缓慢上移。而2019年，当天获颁国家勋章的袁隆平，也是被“三人大轿”抬进人民大会堂东门大厅。该网友犀利地指出，这条铺着红毯的石阶，即使空间再宽阔、预算再充足，也不会有一寸留给身障者体面行动的无障碍通道，“毕竟这可是通往权力之路。”

2019年9月29日，袁隆平由几名随行人员抬举进入人民大会堂东门大厅，准备参加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图_网络）

事实上，过往报道显示，残障人士进入大会堂有专门的入口和坡道。或许在“上位者”眼中，抬座反而是“无上尊荣”的体现。而官方泄露的郑智化上机监控视频也好，强求“感恩”的网暴言论也好，无非是对“权力的傲慢”又一个最微小的佐证。

眼见郑智化事件舆论风波愈演愈烈，28日央视网评论员文章试图“拨乱反正”，提出“郑智化的身份、言论风格乃至地域背景与无障碍出行这一普遍议题无关”，“健康的公共讨论应当‘对事不对人’”，“不苛求完美表达，而珍视问题的曝光”。显然，郑智化遭遇的舆论困境，也并非残障者特有的遭遇。

当我们回顾残障权利运动的目标，我们更能理解“郑智化事件”的意义所在：不只是重新定义障碍，更是要打造一个有潜力改变社会的政治运动，帮助重建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更公平正义的社会——不论损伤性质、损伤程度、年龄、性别、种族或性倾向为何。

撰文_陈竹沁

编辑_赵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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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的主业是读宋史，一般来说，我用这样的话作为开头，就是要单纯地讲一个宋代的历史小故事。

北宋真宗年间，开封有百姓跟人争夺财产，纠缠不清，于是就给开封府写状纸，要求官府来定夺。

百姓可能在争夺财产的时候受了一些委屈和不公，所以情绪很激动，写状纸的时候既不讲规矩，也不讲政治，在文字里面把宋真宗比作桀纣这样的暴君。开封府接到状纸以后，吓了一跳，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济纠纷的案子，该怎么判就怎么判，结果因为状纸上的这句话，就变成了一件“大不敬”的政治案件。

开封府不敢隐匿，只能上报给宋真宗，请他亲自来定夺。

宋真宗也是当过开封府尹的人，处理这种案子也算是得心应手，拿到之后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让宫人把这起案件的核心诉求部分抄录下来交给相关部门判决，然后将百姓的原始状纸给藏了起来。

别人问他为什么，宋真宗解释说：“百姓的目的是争财产，并没有其他要造反、要指斥乘舆的意思在里面，这么写状纸，无非就是一时气愤情绪失控而已。我要是把这个状纸交给相关部门，不但他想要申诉的事情不会得到办理，相关部门反而还要去追查他大不敬的罪过。”【百姓意在争财，其实无他，若并其状付有司，非惟所诉之事不得而直，必先案其指斥乘舆之罪。——宋·俞德邻《佩韦斋辑闻》卷一】

这段话的闪光点在哪里呢？

就是宋真宗作为一个权力最大的人，他在自己遭受到最底层百姓责备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分得清什么是诉求，什么是情绪。

同时，他以皇帝的身份，选择收起情绪，为百姓解决最直接的诉求。

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故事，就是我发现最近几年来，但凡遇到有维权的人，不管是郑智化这样的明星也好，还是其他一些普通人也罢，只要他们一维权，就有人在他们的措辞和行为里面挑刺，寻找那种可以“一击制胜”的大漏洞。

你哪个词用得不准确，你哪句话有夸张，统统给你找出来，然后集中火力攻击这个问题，直把你说得千疮百孔、不知道先回答哪个问题，最后只能以道歉来认输。

想解决的问题没解决，反而落得一身的指责。

还有一些深谙其道的人，更是知道怎么引火力，人家一个“指斥乘舆”的字都没说过，想方设法也要给人添上一个政治背景，然后硬生生把一个维权的事情搞成一个政治阴谋。

明明是一个改善无障碍通行的契机，硬生生地搞成了一个“不良艺人”批斗大会。

我公众号后台还有人给我分析，说郑智化这人看到了前几天的决议之后，故意要搞事的。朋友，你岁数小，很少听他的歌，你觉得能够写出这样歌词的人，会是要在这种时候搞事的人吗：

一九九七要解放香港

日不落帝国向中国投降

有人搞台独 没人来帮忙

放眼看大陆 遍地是台商

……

伟大的祖国挥挥手

中国中国一定强

我之所以会想起宋真宗说的这段话，就是觉得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要求一个维权者做到百分百完美，但凡有一点小问题，都要对维权者发起攻击，质疑他们的行为，质疑他们的动机，甚至给人贴上一些万劫不复的标签。

维权的人，也就是受了委屈的人，情绪激动是难免的。我们身边绝大多数受了委屈的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百分百情绪稳定、处理事务能够百分百标准，口不择言的情况比比皆是。

前不久那个被逆行者撞了，反而遭受对方网暴的男生，你们还记得吗？他在面对对方一个接一个陷阱提问的时候，一直面无表情地重复“我听交警的”，被很多人视为最标准的处理方式。

他为什么能够获得那么多赞，还不是因为他这样的人少之又少。绝大部分人在面对这些刁难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掉进对方的陷阱。

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些“绝大部分人”，何必非要在人家的语句里面去挑刺、从而全盘否定对方的维权行为呢？

而且人家就是一个维权而已。

大家设身处地地想想，以你我的身份地位，今后是我们去维权的机会大，还是别人在我们身上维权的机会大。你把维权者的渠道给堵死了，对你自己的好处在哪里呢？

宋真宗作为一个皇帝，在自己面对百姓“污蔑”的时候，尚且能够如此淡定地直击问题核心，我们身边有些人啊，明明不是宋真宗，皇帝都不急的时候他急得火烧火燎的。

火苗子烧得老高，高得都可以点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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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客官，兄弟我的三本书《宋朝阐史官》《南渡之君》《靖康之败》都在下面的俩可爱小链接里，欢迎各位客官精准扶贫。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周四晚在其社交平台“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发文，呼吁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废除冗长辩论制（filibuster），以便不受民主党阻挠通过临时拨款法案，结束联邦政府持续31天的停摆僵局。

中美领袖釜山会谈，双方似乎都比较满意，至少，理论上把一场贸易大战推迟了一年，美方有了稀土，降低了对华关税，虽然之前预计的中方更关切的台湾问题并没有提及。谁输谁赢？仍然是一个问题，不过是让损害最小化，但中方明显的感觉松了一口气，而且，北京似乎通过这次特习会，获得了某种认证，从此可以中美并列了，从官媒的报道，习近平主席讲话的语气，透露出的就是这样一种信息。

这是一场从起点就失控的司法进程。

当刑讯逼供的办案人员自己反被查处，当明知没有管辖权的公检法仍坚持将案件“办到底”，我们看到的已不仅是个别人员的违法，而是地方司法系统的全面失序。

程序正义与证据裁判双双失守，2000万移民款争议的背后，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司法黑洞。

一份因“程序违法”被二审撤销的判决，在发回重审后，竟在管辖权这一根本问题上再度陷入迷雾；

一句检察官“无新证则撤诉”的公开承诺，在数月等待后，等来的只有庭前会议上的“零证据”与程序空转。

一边是法治底线被不断洞穿，一边是司法权力在程序之外恣意狂奔。

当正义的守护者沦为秩序的破坏者，当法庭成为非法行为的延续，我们不得不追问：这起悬而未决的案件，究竟卡在证据不足的现实里，还是困于地方司法生态某种不愿言说的“潜规则”中？

湘乡，正以其司法沉疴，为我们呈现一个值得全国警醒的样本。

连续72小时不眠、被迫喝马桶水求生——在湘乡警方的刑讯下，张怡被迫签下一份她至今无法释怀的“认罪书”。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这起本应归属深圳管辖的普通民事纠纷，竟在湘乡公检法的“通力合作”下，被强行扭曲为一起刑事诈骗案。

自从3年前遭遇刑讯逼供后，在北大研究生张怡（化名）的噩梦中，小黑屋的烟雾、淋浴间的冷水和禁闭室的强光，交织成一个无法醒来的混沌空间。

在那间三四平方米的房间里：地上爬满蟑螂和蚂蚁，马桶的恶臭充斥空气，房顶高倍探照灯24小时照射着她，室内温度达50多度，口渴了只能喝马桶里的水……

在这个禁闭室里，她被连续关了16天。

因卷入一起移民诈骗案，张怡于2022年7月28日14时被湖南湘乡民警从安徽合肥家中带走，最终被带至湘乡市公安局龙洞派出所，在“小黑屋”内被关押至30日14时。其间，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她不断遭受来自办案民警的刑讯逼供，整整72小时没合过眼。

随后，张怡被关押至湘乡市公安局执法大厅。经历连番审讯后，因她不愿认罪认罚，7月31日又被警方带到当地某宾馆内监视居住16天。其后，张怡“终于”被送到了湘潭市看守所，但等待她的却是另一场长达16天的禁闭。

近日，在湘乡市人民法院召开的庭前会议上，张怡不得不再次当众提起这段痛苦的回忆。与此同时，本案中存在的刑讯逼供、管辖权异议等问题也再度引发关注。庭前会议上，本案另一名被告人郑雄煜还当场举报，办案民警廖一鸣违法取走其银行卡内资金120万元。

湘乡市法院表示，将对非法证据和管辖权等关键问题继续审查。

此前，湘乡市法院曾于2024年4月24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张怡有期徒刑11年6个月。8月8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原审审判程序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然而，该案因管辖问题迟迟未能开庭。

根据张怡的说法，湘乡公安、检察院、法院对本案并无司法管辖权，因为案发地均不在湘乡。而根据办案民警的透露，该案能立在湘乡完全是本案被害人肖某出钱策划的结果。

“办案过程中，公安机关存在欺诈勒索、收受贿赂、违法办案、刑讯逼供、虚设管辖权等问题。”为此，张怡的父亲张建设（化名）曾多次在网上实名举报湘乡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易伟强、龙洞派出所原所长万琪俊等人违法办案，致使其女儿蒙冤获刑。

其后，万琪俊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洗钱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45万元；其余多名参与违法办案的民警也均被调查处理。然而，易伟强仅被免职了事，未被追究任何刑事责任。

3天3夜没合过眼

3份笔录不翼而飞

那段刑讯逼供的经历，对于张怡来说至今历历在目。

2022年7月28日14时，张怡被湘乡警方从合肥家中带走，一路戴着手铐乘坐高铁到达湘乡，被关押至龙洞派出所的“小黑屋”里。办案和看守人员在里面不间断地抽烟，呛得人呼吸困难， 她在木板凳上坐了一整夜。次日8点左右，警方开始对她进行前后长达15个小时的审讯，并录了3份笔录。

根据张怡的描述：7月30日清早，让已连续两晚没有睡觉，整个人昏昏沉沉的，无法继续审讯。当时，龙洞派出所原副所长易清彪对她说，“我很不满意你的口供”，然后让人把她带到楼上一间淋浴室冲冷水澡。“该男警官全程都站在在门口，并将淋浴室的门半敞开着，看着我洗。”

冲完冷水澡后，张怡被带到二楼某房间。“办案民警厉汝城拿出有罪供述材料让我背诵，期间因身体发抖、精神涣散，无法完成背诵任务，被其殴打辱骂。”张怡说，在背了数小时后，当天下午2点，她被带到湘乡市公安局一楼执法大厅审讯室，录制提前背好的笔录。

张怡说：“审讯前，厉汝城多次威胁我，一会有同步录音录像，必须按照上午背诵的内容回答。审讯开始后，办案民警将提前准备好的U盘插入电脑。其实就是还没开始审讯，笔录都已经写好了。”

其后，张怡又被强制在审讯室的审讯椅上坐了一晚。至此，她连续3天3夜都没合过眼。

值得注意的是，7月30日这份“背诵”的笔录，在案卷里为张怡第一份笔录，此前她在龙洞派出所录的3份笔录均不见踪影。案卷显示，张怡于7月30日到案，当天16时收到刑事拘留证。

这意味着，从7月28日14时从家中被带走，至7月30日14时录笔录，张怡“消失”了整整3天。对此，王殿学在本次庭前会议上提出，办案人员此举构成非法拘禁。

7月31日，在把张怡送往看守所的路上，押送民警接到电话后迅速折返湘乡，并把张怡带到湘乡某宾馆内进行了长达16天的监视居住。后来根据警方的说法，是因为当天下午对其变更了羁押措施，由刑事拘留改为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期间，万琪俊联合情妇肖凤英对其威胁，又将张建设“控制”在张怡监视居住旁的宾馆，强迫张怡和张建设退合同款1300余万至万琪俊个人账户，并手写给道歉信及认罪书。

直到8月16日，张怡才被万琪俊和肖凤英二人送往湘潭市看守所，开始了另一场16天的禁闭。

张怡称，当时和她一起被送进看守所的人有好几个，但只有她被无理由关押至禁闭室。其后，经过其不断向驻所检察官举报，于9月1日被调至女监区第11监室。

二审认定程序违法

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23年11月20日至21日，张怡所涉的移民诈骗案在湘乡市法院公开审理。在此之前，该案曾因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被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

湘乡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显示，这起移民诈骗案中，郑雄煜和张怡虚构马来西亚“王室成员”虚假身份、可以提供新加坡移民服务等事实，在深圳、杭州、湘乡骗得被害人信任后，与其签订移民服务协议，以收取咨询服务费、保证金的名义，骗取钱财合计2000万元。

庭审中，检方认为，此案郑雄煜是主犯，张怡是从犯，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诈骗罪追究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张怡辩称，本案并非诈骗，而是合同纠纷，她只是代为收款，并且在双方发生争议时已及时处理退款事宜。张怡的辩护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殿学也认为，此事只是民事合同纠纷，在庭审中对张怡作无罪辩护。

最终，湘乡市法院于2024年4月24日作出（2022）湘0381刑初54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郑雄煜犯诈骗罪，获刑14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被告人张怡犯诈骗罪，获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张怡及其辩护人曾多次就管辖权问题提出质疑，认为本案发生地点与湘乡无任何刑事管辖连接点，且“该案属民事合同纠纷，不构成刑事案件”。

王殿学认为，案涉相关事实（包括汇款行为）均发生在广东深圳，两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住在合肥、北京，根据刑事案件地域管辖规定，湘乡市法院没有审判管辖权。

对此，湘乡市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予以驳回，理由是郑雄煜、张怡陪同被害人肖某在湘乡期间仍然实施了诈骗行为，湘乡市属于犯罪地。同时，湘潭中院已出具书面决定指定湘乡市法院审理该案。

一审后，郑雄煜和张怡均提出上诉。2024年8月2日上午，该案在湘潭中院二审开庭。

庭审中，王殿学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同时就警方办案过程中的程序问题提出系列质疑（包括张某的3份笔录缺失、办案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等），要求进行非法证据排除。

王殿学说，案卷中关于张怡的不利供述均是在刑讯逼供后违背意愿作出，系非法证据；张怡从合肥家中被带走以及进入看守所后，遭受了“用家人威胁、被书砸肩膀、推搡辱骂、无理由关禁闭室、喝马桶水”等刑讯逼供。

同时，王殿学还就湘潭中院指定湘乡市法院审理此案提出质疑。审判长当庭回复称，“湘潭中院仅对本案的级别管辖给予指定，从未对地域管辖进行指定”，关于地域管辖异议，庭审后会审查。

二审中，在辩护人提出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笔录缺失和刑讯逼供的情况并要求将非法证据排除后，合议庭在开庭半小时后，宣布休庭十分钟。继续开庭后，法院旋即宣布休庭。湘潭中院在庭上表示，将对非法证据和管辖权进行核查。

一周之后，湘潭中院于8月8日作出（2022）湘03刑终244号刑事裁定书：撤销一审判决，发回湘乡市法院重新审判。裁定书显示，湘潭中院认为“原审审判程序违法，可能影响公正审判”。

刑讯逼供收受贿赂

办案民警锒铛入狱

“这是一起花钱买通公安而制造出来的冤案，是典型的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

张怡的父亲张建设（化名）向有关部门递交的举报信称：2022年6月，肖某某通过妻子冯某等多人账户，拆分支付所谓的移民合同款，被发现涉嫌洗钱、偷逃税款，肖某某公司在境外多次违法被罚。此外，冯某参与非法代孕组织材料造假等也被举报。

他认为，肖某某公司及家人违法行为被发现后，涉及合同违约责任，合同违约金额高达2000万元，为了不用承担违约责任，肖某某、冯某夫妇伙同唐某某（肖某某表哥）买通湘乡公检法，参与策划并实施了这起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的案件。

相关媒体报道显示，冯某、肖某某、唐某某三人以办案经费为由向龙洞派出所原所长万琪俊行贿数十万元，唐某某通过当地律师李某疏通关系，向湘乡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和湘乡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易伟强等行贿。

“作为代收款方之所以被牵连，是因为冯某、肖某某怕移民事情败露，但为了要回已转出的移民款，于是通过精心设计陷害代收款人。”张建设说。案卷材料显示，2022年7月8日，本案被害人肖某某曾向深圳市公安局南山派出所报案，但未获立案。

万琪俊被调查前的录音也显示，易伟强指使他违法办案“吃完原告吃被告”“代收款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但易伟强安排硬扯也要将代收款人扯进案子里，要搞回（移民合同款）2000万”。

2025年3月27日，张建设第三次公开实名举报易伟强，称其收受肖某某、冯某巨额贿赂，滥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指挥下属策划管辖、制造冤案。

公开举报视频发出后，当地纪委的回应称：万琪俊等办案人员收受贿赂，是以办案经费名义收受的钱财，但易伟强收受的钱财是万琪俊从唐某某那里收到钱财中转手给他的，目前为止并没有构成犯罪，因为“这些钱财真实来历（他）并不知晓”！

其后，易伟强被免职；万琪俊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洗钱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45万元；其余多名参与违法办案的民警也均被调查处理。

管辖争议愈演愈烈

重审未出现新证据

2025年10月28日，在湘乡市法院召开的庭前会议中，管辖权争议、刑讯逼供、程序违法等问题再度成为本案争论的焦点。

最新消息显示：对于本案管辖权问题，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5月29日作出（2025）湘刑辖74号指定管辖决定书，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指定湘乡市法院依照刑事第一审程序对该案进行审判。

根据这份决定书，湘乡市法院准备重新启动对该案的审理程序。

对此，张怡及其辩护人王殿学均认为，湖南高院适用“管辖不明”的法律规定并不合适，因为案涉的主要行为均发生在深圳，并非管辖不明。

王殿学律师还指出，至今未见到湖南省公安厅指定管辖的法律文书，之前湘乡市侦查机关在没有管辖权基础上取得的证据，均属于非法证据。

对此，庭前会议中湘乡市检察院临时回应：经刚刚核实，湖南省公安厅也作出了指定管辖的决定书。

“即使现在公安厅作出指定管辖，也无法弥补之前没有管辖权取证的非法性。而且，在本案的管辖问题上，存在侦查人员受贿、被害人行贿的犯罪行为，侦查人员之一万琪俊目前已被生效判决判处有期徒刑，湘乡也明显不宜管辖，也不应指定湘乡管辖。”王殿学说。

据介绍，湘乡市法院在庭前会议上也证实，二审裁定认定的“程序违法”主要是指管辖权存在问题，即湘乡市法院不具备地域管辖权。

“其实在原一审开庭之前，湘乡市法院也认为其不具有管辖权，并于2023年3月16日将案件依法退回检察院，但湘乡市检察院拒不接收。”王殿学认为，湘乡市检察院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

今年3月4日，熊楚文曾表示，案件将由公安机关再补充侦查，“看证据，如果证据不足就撤案”。然而，从二审裁定发回重审至今，已经过长达15个月的补充侦查，检方至今依然未能提供新的证据。

庭前会议上，王殿学再次提出因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要求进行非法证据排除。

据介绍，湘乡市纪委在回复实名举报时曾确认：在本案中，易伟强及多名办案民警存在收受钱财的行为，证人唐某某存在参与行贿办案人员的事实。此外，万琪俊的判决书也显示，办案民警廖一鸣、证人唐某某存在与本案有关的违法犯罪内容。

对此，湘乡市法院表示，将对非法证据和管辖权等关键问题继续审查。

当天，郑雄煜还现场举报廖一鸣侵吞其银行卡内的巨额资金，申请湘乡市检察院、法院对此进行调查。

郑雄煜反映称，2022年7月被刑事拘留后，他有一张被廖一鸣扣押的银行卡并未出现在扣押清单中。后来在配合湘乡市纪委调查万琪俊时，他发现那张银行卡内的120余万元已被全部取走。

张怡也提出，廖一鸣还曾扣押郑雄煜两名助理的工资卡，并在一周内分25次将卡内的13万元钱取走，其中有3万元转至万琪俊个人银行卡内。万琪俊判决书显示，这13万元均被万琪俊拿走，法院认定为贪污公款。

对此，熊楚文称会后将进行审查并追赃，追回后会赶紧将钱退还给受害者。

后记：

张怡的遭遇，不仅仅是个体的悲剧，更是一面映照司法生态的镜子。

从“消失的三日”到“禁闭的十六天”，从冷水澡逼供到背诵认罪剧本，这起案件暴露出的已不仅是个别人员的违法行为，而是从侦查到管辖的全面程序性失控。当“北大研究生”的身份都无法成为免于刑讯逼供的护身符时，我们不得不思考：普通公民的权利防线又该如何守护？

此案中，程序正义的失守与证据规则的架空，共同构成了一个危险的司法样本。它警示我们，一旦权力的运行脱离法治的轨道，任何身份的公民都可能沦为程序暴力下的受害者。

如今，案件虽已重回法庭，但对非法证据与管辖权的审查，不仅关乎张怡一人的清白，更关乎一地司法公信力的修复，以及公众对法治最基本的期待。

我们记录此案，是希望这样的“遭遇”终成历史的尘埃；我们追问真相，是相信正义的实现，绝不能以正义之名，行不义之事。

近日，刘女士（化姓）向红星新闻反映，在一次前往三亚的出差途中，她被时为某单位宣传处助理员的邵某某强奸。刘女士报案后，警方立案侦查。

案发10个月后，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下文简称“城郊检察院”）下达《不起诉决定书》，认为邵某某与刘女士发生关系时“并未违背刘女士的意愿，不构成强奸罪，邵某某没有犯罪事实。”刘女士申诉后，三亚市人民检察院（下文简称“三亚检察院”）复查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邵某某违背刘女士意志强行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邵某某不构成强奸罪。

刘女士曾是上海宽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宽娱公司”）的一名项目经理。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服务平台，宽娱公司为B站(bilibili.com)的主办单位。2024年6月，宽娱 公司以考勤问题将刘女士辞退。刘女士表示，她已申请了劳动仲裁，目前在调解阶段。

而与邵某某一案，刘女士称将继续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的立案告知书，受访者供图

男方饭局后称“酒醉”

对女方做出不雅举动

2023年8月，因合作项目工作对接，刘女士添加了邵某某微信。

2023年11月，刘女士得知双方合作的项目获奖，颁奖典礼将在三亚举办。刘女士询问邵某某是否前去领奖。聊天记录显示，邵某某回答“我们去！”12月1日，邵某某给刘女士发信息：“我们这边vvvip参加”。刘女士告诉记者，她的领导也对这次活动很重视，让她出差陪同接待。

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显示，邵某某当时为某单位宣传处三级助理员。

12月8日，刘女士乘飞机前往三亚，邵某某也于同一天到达。据《不起诉决定书》，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12月9日上午，刘女士陪同邵某某去了免税店等地游览。20：30左右，邵某某打电话邀请刘女士参加夜宵饭局。

饭局上有邵某某和他的同事及活动接待方等人员。刘女士回忆，在座的女性只有她和韦某，两人前往三亚前经邵某某介绍互加了微信。饭局上，刘女士觉得韦某对她很友善。

刘女士告诉记者，饭局上她没有喝酒，饭后邵某某对刘女士说他不想去第二局，让刘女士帮他解围，打车带他走，刘女士同意了。

据三亚检察院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下文简称《通知书》），在车上，邵某某提出自己喝醉了。下车后，邵某某将手搭在刘女士肩膀上，刘女士将其送回邵某某自己的房间。

12月8日，刘女士乘飞机前往三亚，邵某某也于同一天到达。据《不起诉决定书》，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12月9日上午，刘女士陪同邵某某去了免税店等地游览。20：30左右，邵某某打电话邀请刘女士参加夜宵饭局。

饭局上有邵某某和他的同事及活动接待方等人员。刘女士回忆，在座的女性只有她和韦某，两人前往三亚前经邵某某介绍互加了微信。饭局上，刘女士觉得韦某对她很友善。

刘女士告诉记者，饭局上她没有喝酒，饭后邵某某对刘女士说他不想去第二局，让刘女士帮他解围，打车带他走，刘女士同意了。

据三亚检察院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下文简称《通知书》），在车上，邵某某提出自己喝醉了。下车后，邵某某将手搭在刘女士肩膀上，刘女士将其送回邵某某自己的房间。

刘女士告诉记者，把邵某某送回房间时，她将房门开到了最大。

据《通知书》，进入房间后，邵某某亲吻刘女士的嘴唇，抚摸其隐私部位，欲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

刘女士说，当时她大喊“邵老师你醉了”想想你的妻子和孩子”，邵某某的手机一直在响。中途邵某某去关门，刘女士想趁机逃脱未果，直到她喊“我会报警！”邵某某才停下来，说他喝多了，一时冲动，向刘女士道歉。邵某某告诉她，是韦某一直在打电话。刘女士当时认为，韦某可能是意识到不对，想“救”刘女士。

刘女士表示，由于邵某某当时道歉了，考虑到当时没有实质性行为发生，且担心同为女性的韦某也陷入险境，于是她告诉邵某某，只要他不欺负韦某，她会当作这件事情没发生过。

进入女方房间两次发生性关系

男方涉嫌强奸被拘

《通知书》显示，韦某多次给邵某某打电话“闹酒疯”，刘女士和邵某某因此离开房间，邵某某下楼处理韦某的事。

刘女士告诉记者，她离开邵某某房间后，强撑着走进电梯前往自己房间所在的楼层，一出电梯就双腿一软倒坐在电梯门口，又踉跄着回到自己房间里。她想要报警，“但又顾虑对方身份、我的工作以及韦某的安全，犹豫不决。”

刘女士称，由于此前邵某某接触了她的内裤，12月10日凌晨1点40分，刘女士在外卖平台下单一次性内裤，将原先的内裤保存起来，想留作证据。随后，刘女士穿着自己的睡裤和T恤躺在床上等外卖。据《不起诉决定书》，经鉴定，刘女士的内裤上检测出了邵某某的体液。

过了一会儿，刘女士听到有人敲门，以为是韦某，开门却发现是邵某某。邵某某称他是来道歉和解释的，刘女士让邵某某进了门。

三亚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受访者供图

《通知书》显示，12月10日凌晨1：56，邵某某来到刘女士房间门口，刘女士让其进入房间。二人闲聊后，邵某某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

据刘女士讲述，起初邵某某一直解释、道歉。中途外卖的一次性内裤到了，邵某某拿过刘女士的手机对外卖员说他去拿，随后帮刘女士拿回了外卖。回到刘女士的房间后，刘女士称性侵发生。刘女士说，过程中她挣扎着拽着裤子，指甲撕裂了。对方力气很大，她被吓懵了，哭着请求对方停止。

而据《通知书》，邵某某第一次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后在刘女士房间内留宿。约2小时后，邵某某与刘女士发生第二次性关系，其间邵某某用手机拍摄了一段视频。事后，刘女士提出邵某某没有戴避孕套，让他去买避孕药。邵某某通过外卖平台买药给刘女士服用后，二人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随后邵某某返回自己的房间。

刘女士则表示，邵某某两次侵犯她的时间间隔并没有2个小时之久，邵某某看着她吃了药后便离开了，二人没有一起躺在床上。

检方认为在案证据无法证实存暴力胁迫

证人称认可结论，当事女方称还将维权

刘女士说，吃完药后她昏睡过去。早上七点左右，她被荨麻疹痒醒。刘女士表示，当时她很恐惧，想到邵某某的职位，而她独自出差在外，犹豫该在三亚报案还是返回上海再报案。

刘女士指甲盖撕裂、起荨麻疹，受访者供图

12月10日，刘女士照常出席了活动。

12月11日凌晨，刘女士向警方报案，并于11日下午接受了司法鉴定。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的《立案告知书》显示，刘女士被强奸一案，经查，警方认为符合立案标准，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落款日期为2023年12月12日。

三亚市人民医院的急诊病历显示，2023年12月12日凌晨1点，刘女士前往该院急诊科就诊，主诉被咬伤右乳腺疼痛2天，诊断为“右乳腺人咬伤”，建议“按时间表注射人用狂犬病疫苗”。

案发10个月后，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下达了《不起诉决定书》。

《不起诉决定书》显示，邵某某因涉强奸罪，于2023年12月12日被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刑事拘留，2023年12月17日被天涯分局取保候审，2024年2月9日被检察院取保候审。

根据《不起诉决定书》，城郊检察院认为，案发当晚邵某某确实与刘女士发生了两次性关系，但天亮后二人共同出席了活动，期间两人都为上台领奖的对方拍照并发送给对方。

城郊人民检察院认为，邵某某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时并未违背刘女士的意愿，不构成强奸罪，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起诉。

对此，刘女士哭诉：“活动当日现场有多家媒体，我怕在我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这个事情闹大了，对我的工作有影响，也让公司牵连其中。我当时强压着不适完成了我的工作，我以为这是一种敬业的表现。没有想到，被当成自愿的表现，说我没有异常。”她指出，邵某某当时猛拽她的睡裤，裤子上应该有撕扯的痕迹，已将其作为证物提交给警方。

刘女士由于不服检察院的《决定》，向三亚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2025年6月2日，三亚检察院下达了《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

据《通知书》，韦某作证称，她认为刘女士想“拿捏“邵某某。而邵某某提供的手机录像显示，在第二次性行为过程中，未出现明显异常情况，无法体现出刘女士存在不情愿的状态。

三亚检察院认为，在本案中，虽然刘女士的陈述及相应视频监控反映，刘女士曾表现过神情压抑的情况，但综合审视全过程，在案证据不能证实邵某某在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时采用了胁迫或暴力手段。就目前证据而言，不能认定邵某某涉嫌强奸罪。

三亚检察院指出，经复查，刘女士提出的“城郊人民检察院程序违法未保障当事人知情权，未保障诉讼代理人阅卷权，未听取被害人意见”属实。对此，三亚检察院将通过反向审视程序，向城郊人民检察院提出整改意见。

刘女士告诉记者，在派出所，警方曾向其出示邵某某拍摄的视频。她看到视频画面漆黑，只有些许声音。她表示，她无法确认这段视频中录到的声音是否是其本人。就算是她，当时她因恐惧、精疲力竭，无法大声呼救。对于韦某的说法，刘女士称“感到震惊”。

10月27日，韦某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据其了解，

该案司法机关已经结案，当时的嫌疑人无罪。“我非常认可（公检法的结论），不想评价刘女士其人。”记者欲进一步向其求证更多细节时，韦某挂断电话，不再接听。同日，记者联系邵某某，表明来意后，其称“你找错人了”，随后挂断电话，不再接听。

27日，《不起诉决定书》所载邵某某案发时任职单位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目前该单位已没有“教育宣传处”，现在的名称“不方便透露”，记者所述的情况可通过官网所示途径向相关部门举报，具体情况以对外宣传科室口径为准，但无法提供宣传科室联系方式。10月30日，上述单位另一工作人员表示，“有（邵某某）这个人。”但该工作人员称不便接受采访。

红星新闻记者王语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