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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中国的“低人权”优势》：美国汉学家林培瑞为中国知名历史学者秦晖的新书《拯救民主》撰写的序言。
12月11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CT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发布了一份报告，称藏语正在经历“生存受到威胁的转变”。该机构将其原因归咎于官方政策转向、教育体系调整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共同作用。报告指出：“藏语正在经历一种令人震惊的转变，这种转变正在威胁藏语在西藏本地的生存。”
报告封面
ICT在报告中引用1987年十世班禅在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中央政府经常谈到在西藏学习和使用藏语的重要性，但却从未采取任何措施来确保其落实。”
报告同时提到，藏人曾用“拉玛鲁格（既非羊也非马）”形容藏语对话中夹杂汉语词汇的现象，并称当下“甚至已经超越了‘拉玛鲁格’”，认为威胁已从社会层面的语言混杂，演变为更系统的结构性挤压。
具体而言，在教育与升学环节，报告援引材料称，西藏“至少自2021年”起将高考考生分为A、B两类；其中B类考试科目不含藏语。报告还记录了2025年3月31日一些藏人通过中文社交平台呼吁恢复藏语要求的贴文，例如：“语言和文化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请在高考中恢复藏语”，以及“无论属于哪个民族……都应纳入教材，让孩子们学习自己的母语”。
报告列举多起“语言倡议”相关的打压案例：其称“2024年5月，中国当局拘留了藏族教育工作者更登丹增嘉措”，并提到与“语言保护协会”有关的多人被拘押，其中还有一名村干部“于2024年12月18日因伤势过重死亡”。
除学校体系外，报告还把数字平台视为新的限制空间：其称抖音等平台对藏语使用设置障碍，藏语受众的直播活动经常被迫夹用汉语。比如，报告提到一档面向藏语观众的歌唱比赛：主持人在抖音直播期间解释，若只说藏语，“抖音会关闭直播”。
此外，报告引用一名藏医在线问诊受限的表述：“由于禁止使用藏语，我被迫改用汉语”，并称因此停止在线问诊。
ICT将这些政策背后的动机归结为“以法治名义的统治”等方式推动“新中国国家认同”的一部分，并称相关做法正在让藏语在教育、就业与公共服务中“变得不再相关”。
相比之下，该机构表示，“流亡藏人的教育政策优先考虑全面发展的藏语教育”，并且称已经“建立一套以传统藏语教育为核心、现代教育为重要补充的教育体系。”他们更表示，“如果中国当局有意弘扬藏族文化和身份认同，他们可以从流亡藏人社群中汲取灵感。”
最后，ICT呼吁，中国当局“恢复以藏语为藏语学校主要教学语言的法律规定，保障藏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此外，他们也希望其他国家政府向中国当局施压，“对中国目前的藏族教育政策表示严重关切”，“在与中国的外交和人权对话中，特别要纳入保护藏语和藏族文化的内容。”
今年底，中国著名历史学者秦晖出版了他的新书《拯救民主》。美国知名汉学家林培瑞为该书作序。12月13日，知名国际关系期刊《外交家》刊登了林培瑞所撰写的序言《中国的低人权优势》。文章指出，目前西方世界往往误判中国模式及其与民主国家的互动，忽视了所谓“新冷战”中的结构性问题。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开篇指出，在过去几十年中，外界长期将中国的快速发展视为“奇迹”，并期待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会推动政治自由化。但秦晖的观察并非基于奇迹，而是基于现实：“数以亿计的低薪劳动者在一个没有自由媒体、没有本土工会、也没有独立法院的环境中长时间工作——但却拥有一支极其高效的警察力量。”
林培瑞引用书中观点表示，秦晖认为这种体制在某些条件下能够“极大加速经济增长”。他在文章中称，这种增长模式带来了财富，但大部分财富流向了政府、与之相联系的精英家庭及部分外国企业。
文章核心提出所谓的“低人权优势”，即一种制度性优势，而并非仅限于低工资：“当一个威权政府在包含一个或多个民主经济体的市场体系中运作时，它在经济竞争中具有优势。”在这种结构下，威权体制可以通过减少监管、压制异议、忽视环境与劳工权益等方式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在全球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原文中描述道，这种制度优势在与民主经济体交织的全球市场中尤为明显，因为“发达经济体一方面提供资本和产品市场，另一方面提供消费市场，而‘低人权’的合作伙伴则提供廉价劳动力和一个以威权政府来维持稳定的体系。”这种“共生”关系短期内令双方受益，却可能使民主一方面临长期被削弱的风险。
林培瑞补充，历史上类似现象也曾出现。例如，文章中提到一位秦晖当年同事的表述：“今天的中国在自然资源或技术方面并没有比较优势；我们的比较优势在于‘一种近乎奴隶劳动的制度’。”林教授这句话虽令人震惊，却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深层制度因素。
文章进一步指出，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存在偏差。在谈及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时，林培瑞援引秦晖观点称：“西方人说他们必须避免一场新的冷战，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身处其中——而且中国正在获胜。”西方往往未意识到，新冷战已在经济、技术与制度层面展开，而中国凭借“低人权优势”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此外，文章分析西方内部对中国的战略应对存在分歧。美国国内左派批评“新自由主义”要求改善工人福利，右派则反对“社会主义”寻求更多自由，但双方均未充分理解中国体制下既缺乏自由又缺乏福利的现实状况。“双方都未能充分理解，在中国，被剥夺权利的人群既缺乏自由，也缺乏福利。”这一观察表明，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战略评估仍然存在根本性误读。
林培瑞在序言中也回顾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对民主思想的接受与阻碍，指出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理念便曾在中国学生运动中萌芽，但随后遭遇多重政治阻力。文章中写道，清末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涛就曾赞赏西方法治理念，并强调“人民统治”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也有对应传统。
最后，林培瑞引述秦晖对民主前景的审慎评估：尽管全球民主面临挑战，但“根植于人性中的正义感并不会轻易改变，并将始终为我们提供希望的理由。”在表达对当前局势的忧虑同时，也留有希望的余地。
近日，战略风险研究公司和人权基金会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聚焦“全球人工智能研究合作与中国人权侵害风险”。该报告指出，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等多所西方高校，过去数年与多家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有合作。然而，这些实验室往往与“中国监控与安全系统”紧密相关。
报告封面截图
具体而言，这些大学与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存在共同发表、联合项目与资金链条交织的问题。报告直言，这类关系“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具有高度风险，因为中国政府“系统性地部署监控技术”，以锁定维权者、少数族群与政治异见者，并将技术系统转化为压制工具。
报告梳理了2020—2025年间中国“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资助记录和机构文件”，并点名多项西方公共资助在论文致谢与合作网络中反复出现，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英国研究与创新署/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以及欧盟“地平线欧洲”计划等。同时，这些论文中也出现了企业与行业组织的身影，例如亚马逊、丰田，以及在标准制定上扮演角色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在风险机制的解释上，报告强调中国国内法律与监管环境“从结构上削弱了中国机构的独立性”。它列举《国家安全法》（2015）、《国家情报法》（2017）、《网络安全法》（2017）、《数据安全法》（2021）等，认为这些法律将组织与个人置于协助国家安全工作的义务之下，并且中国的学术或研究机构也不存在“实质性的例外”，因此很难保证这些研究项目不被用于军事或侵犯人权的项目。
报告选取了两家机构作为案例：之江实验室与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其中，之江实验室被描述为“由国家资助的”高性能计算、光学与追踪技术中心，2021—2023年获超过12.5亿美元地方财政支持，并与被美国制裁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等防务—监控体系深度交织。报告提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参与建设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用于汇聚检查站、手机与生物识别数据并标记“可疑”对象；在新疆，该系统与大规模拘押、强迫劳动和数字监控有关。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则被写作“专注于具有明确警务用途的计算机视觉与城市管理平台”，并与华为、中国公安系统机构以及科大讯飞、商汤等被指涉新疆监控争议的企业存在合作或交流。报告还举例其研究与项目涵盖姿态估计、追踪、分割等方法，认为这些技术“可以轻易被改造并用于大规模人员监控”。
在“看似中性”的学术合作如何转化为风险这一点上，报告列出若干合作方向：多目标追踪、步态识别、红外微弱目标检测、光学相位移技术等，认为当这些方法进入与公共安全、城市治理、乃至新疆警务与国家安全平台相连的机构时，便可能成为监控系统的“基础构件”。
报告将矛头指向治理缺口：现行“可信研究/科研安全”框架多聚焦间谍、知识产权与商业风险，却往往忽略人权问题，而一些人工智能伦理机构也被批评长期保持沉默。
最后，报告给出五项建议，包括将人权纳入尽职调查、强制披露国际合著与机构协议、对高风险伙伴设置契约性限制、强化伦理机构的跨境责任，以及扩展国家层面的“可信研究”定义。该机构呼吁国际社会应尽快采取措施，堵上人权这一人工智能治理中最大的“缺口”。
中国宣布对原产于欧盟的猪肉征收4.9%至19.8%的反倾销税后，西班牙农业部说，相关税率“可以接受”。
据法新社报道，西班牙农业部长普拉纳斯（Luis Planas）在马德里受访时说，作为欧洲最大的猪肉及其制品出口国，西班牙猪肉出口商面临的平均税率为9.8%，低于整体平均水平约19%，“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数字”。
在欧盟去年6月宣布考虑对中国电动车加征最高38.1%的惩罚性关税后，中国随即对欧盟猪肉发起反倾销调查，并在今年6月将调查期限延长半年。
中国商务部星期二（12月16日）发布公告，裁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猪肉征收4.9%至19.8%反倾销税，大幅低于9月实施的15.6％至62.4％临时税率。相关反倾销措施将自星期三（17日）起实施，为期五年。
西班牙肉类行业协会Anice主任阿洛伊西奥（Giuseppe Aloisio）则认为，相关措施不公平。“一个一向表现良好的行业，无缘无故受到惩罚，这是出乎意料的。”
他还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我们的行业被用作一场与我们毫不相关的贸易争端，即电动汽车争端中的谈判筹码。地缘政治背景显而易见，我们认为将贸易紧张转嫁到食品产业链上，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
面对中国国内消费疲弱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中共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官员说，扩大内需是明年排在首位的重点任务，并称近几个月消费和投资增速有所放缓，需要持续加力扩内需。
据新华社星期二（12月16日）报道，上周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备受瞩目。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官员会后第一时间接受中央主要媒体采访，深入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这位不具名的官员在回答关于内需发展情况以及提振消费、扩大投资的空间和动力相关问题时说，扩大内需是明年排在首位的重点任务。今年中国内需总体保持稳健，前三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71%。提振消费政策成效明显，扩大有效投资扎实推进。
官员说，注意到近几个月消费和投资增速有所放缓，需要持续加力扩内需。
官员称，明年要把握消费的结构性变化，从供需两侧发力提振消费，并说明当前中国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一些领域商品消费增速放缓，但文旅、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供需更加适配。
同时，要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持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大力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壮大家政、旅居康养等万亿级消费新增长点。要有效释放消费需求潜力，持续清理不合理限制措施，支持有条件地区推广中小学春秋假，把职工带薪错峰休假落实到位。打造“购在中国”品牌，释放入境消费巨大增量空间。
官员也说，明年要着眼惠民生增后劲，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当前投资出现下滑，但中国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改善民生等方面还有不少短板弱项。要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统筹提振消费和扩大投资，加快建设停车场、充电桩、旅游公路等消费基础设施，提高养老、托育、医疗等民生类投资比重，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着力扩大有效投资。
官员进一步说，要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优化实施“两重”项目，靠前实施具备条件的“十五五”重大项目，发挥重大工程牵引带动作用。要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落实好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铁路、核电等领域重大项目，引导民间投资向高技术、服务业等新赛道拓展，以更实举措增强民间投资信心。
此外，官员在回答关于明年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关问题时称，今年中国首次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时隔14年再次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发挥了重要作用。
官员说，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明年中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在政策取向上，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
加拿大官方透露，希望与中国开展更紧密合作，阻止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流入北美。
据彭博社报道，加拿大政府芬太尼事务主管布罗索（Kevin Brosseau）受访时说，寻求与中国合作并非针对中国政府本身。“问题在于部分中国企业，尤其是化工企业，从事了相关行为，而中国政府在规范和禁止前体化学品方面已采取了大量行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以芬太尼走私为由，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虽然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数据显示，从加拿大流入美国的芬太尼数量相对有限，但加拿大政府仍在今年2月任命布罗索，牵头制定全面打击芬太尼的行动方案。
布罗索称，在他获任命前后，加拿大官员已重新启动与中国合作遏制芬太尼的对话。此外，政府还推出总额13亿加元（12亿新元）的边境安全计划，包括部署新型直升机、无人机和监控塔。
尽管如此，特朗普仍指控巨量芬太尼经由美加和美墨陆地边境流入美国，并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25%的紧急关税，随后又将对加拿大的基础关税税率提高至35%，但符合《美墨加协定》的大多数商品可获豁免。
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10月31日的三年期间，美加边境及附近地区芬太尼的月均查获量为3.5磅，而美墨边境的月均查获量则超过1600磅。不过，今年4月和5月，美国北部边境地区因个别大案，查获量一度明显上升。
今年一次集中执法行动中，加拿大境内共查获386公斤芬太尼和270公斤前体化学品，数量超过今年迄今美国执法部门在美加边境查获量的10倍。
美国情报机构将中国列为非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和压片设备的主要来源国，其次是印度。布罗索则指出，前体多来自亚洲，但成品芬太尼主要在北美生产；流向美国的芬太尼多在美国和墨西哥制造，加拿大境内使用的则主要在本国生产，成品芬太尼在南北边境之间的跨境流动“非常有限”。
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二（12月16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提高了相关要求，正推动国有航运企业中远集团在一项价值228亿美元（293.88亿新元）的港口交易中取得控股权。这项交易涉及位于巴拿马运河附近的两个具争议性的港口。
路透社星期三（12月17日）转述《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此前已就有关港口达成交易的贝莱德，以及意大利航运巨头Aponte家族旗下的地中海航运公司，曾对向中远集团提供同等股权持开放态度。
不过，报道补充称，随着中国方面提出新的要求，相关谈判目前已陷入僵局。
美中两国高级国防官员本周在华盛顿举行会晤，这是两国在寻求稳定关系之际，重启两军沟通的最新迹象。
据美国战争部官网发布的新闻稿，12月15日至16日，美国战争部主管中国大陆、台湾和蒙古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史密斯（Alvaro Smith），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与中共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叶江举行会晤，进行美中防务政策协调会谈。
史密斯重申美国战争部支持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更广泛的两军沟通，以在整体上促进战略稳定，并加强危机去冲突（crisis deconfliction）和降级管控（de-escalation）。
史密斯解释称，此类沟通渠道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美中实现稳定和平、建立相互尊重关系的持续努力一致，并有助于巩固相关进展。
他还重申，美国在印太地区有重要利益，但范围明确且合理，美国战争部已做好准备维护这些利益。
据《南华早报》报道，有关会谈传统上每年举行一次，在北京和华盛顿轮流举办，为双方提供提出关切并协调全年进一步接触的沟通渠道。
© Dakota Santiag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随着中日紧张关系持续加剧，中国外长王毅说，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以“存亡危机事态”为幌子，悍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教训决不能重演。
据央视新闻报道，王毅上星期五（12月12日）至星期二（16日）访问阿联酋、沙特、约旦，行程结束后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他在访问中向上述三国介绍台湾问题的历史事实和法理经纬，表明中国坚决反对日本现职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
王毅说，三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
他提到，相互支持彼此维护好核心利益，这是中阿友好的历史基础和政治底色。阿拉伯民族同中华民族一样，都受过殖民统治压迫，更能对中国感同身受。“阿方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正当立场，也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维护，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深入人心。”
王毅指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正是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幌子，悍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教训决不能重演。全世界所有珍视和平国家都要高度警惕军国主义、法西斯势力的抬头，都要坚决阻止试图为殖民侵略张目的言行。
高市早苗11月7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称，“台湾有事”可能成为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这一言论被解读为日本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引发中日持续一个多月的外交风波。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
据中新社报道，《条例》旨在促进全民阅读，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增强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条例》共六章45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明确总体要求。明确全民阅读促进工作指导思想，规定构建全民覆盖、普惠高效的全民阅读促进体系，强调提高出版质量，推出更多优秀出版物，推动形成全社会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二是加大全民阅读推广力度。鼓励开展内容健康向上、展现文化底蕴、形式丰富多样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培育全民阅读活动品牌，做好优秀出版物推介，引导公民阅读优质内容。规定每年4月第四周为全民阅读活动周。支持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扩大活动影响力。
三是提升全民阅读服务质量。科学合理规划建设全民阅读设施，鼓励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公共服务机构等设立相应阅读设施。规定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政策措施支持实体书店发展，鼓励实体书店改善阅读条件、开展阅读活动。支持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相结合，要求数字阅读服务提供者加强内容管理，推送优质数字阅读内容。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依法参与提供阅读服务，建设公共阅读空间，开展旧书交换流通，丰富全民阅读场景。
四是强化全民阅读保障措施。扩大全民阅读覆盖面，重点扶助农村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全民阅读。强化对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等的阅读保障，规定提供适宜读物、开设阅读课程、支持全民阅读无障碍设施建设、优化适老服务标准等措施。明确制定乡村阅读计划，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Prosecutors in Los Angeles have filed murder charges against a son of Rob and Michele Reiner, the Hollywood couple who were found dead in their home with multiple stab wounds on Sunday.
Nick Reiner, 32, is facing two counts of first-degree murder and could be sentenced to life in prison if found guilty. He will be brought to court to formally face charges after he is "medically-cleared" by prison officials, District Attorney Nathan Hochman said.
During a news conference on Tuesday, Mr Hochman also said no decision had yet been made about whether to seek the death penalty.
Rob Reiner directed several iconic films in a variety of genres, including This is Spinal Tap, Misery and A Few Good Men.
Michele Singer Reiner was an actress, photographer and producer, and the founder of Reiner Light, a photography agency and production company.
Their son Nick Reiner is facing two counts of first degree murder, "with a special circumstance of multiple murders," according to Hochman. That enhancement could lead to a stiffer sentence if he is later found guilty.
District Attorney Hochman said he also is accused of using a "dangerous and deadly weapon, that being a knife".
The suspect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medical testing to ensure that he can attend court. He is expected to appear before a judge later on Tuesday for an arraignment hearing, where he will be able to enter a plea of guilty or not guilty.
LA Police Department Chief Jim McDonnell also spoke during the news conference, describing how the case has reverberated throughout the city.
"This case is heartbreaking and deeply personal, not only for the Reiner family and their loved ones, but for the entire city," he said.
"We extend our deepest condolences to everyone affected by this tragedy."
Getty ImagesDuring the news conference, officials declined to say how the suspect was located, attributing his arrest to "good, solid police work".
District Attorney Hochman added that it is too early to say whether any "mental illness" played a role in the crime, and speculated that it could come up at trial.
"If there is evidence of mental illness, it will appear in court, in whatever details the defence seeks to present," he said.
© Haiyun Jia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房地产巨头万科公布一份修订后的票据展期方案供债权人投票，试图再次争取支持以避免违约。
据彭博社报道，根据提交给上海清算所的文件，对于星期一（12月15日）到期的20亿元人民币（约3.66亿新元）中期债券，持有人可在12月22日上午10时初始宽限期结束前对提案进行表决。
万科最初提议将该债券的本金和利息兑付均延后12个月，但这一方案被债权人否决。
万科在星期二（12月16日）的声明中表示，公司拟在下周一前支付原定于12月15日到期的6000万元利息。上述宽限期间未偿付本金按照3.00%计息，展期期间的新增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同支付。
这家背负500亿美元附息债务的公司还寻求将本息兑付日之宽限期由五个工作日延长至30个交易日，以争取更多谈判时间。
万科将于周四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讨论最新方案。议案需要持有本期债务融资工具表决权超过总表决权数额90%的持有人同意后方可生效。如果初始宽限期结束时既未付款也未达成其他协议，债券持有人可宣布违约。
报道称，万科的困境凸显了中国在房地产危机进入第五年之际所面临的更广泛挑战。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整体上对受困房企变得不再耐心。在许多城市，新建住房价格继上月录得一年中最大跌幅后，11月继续环比下滑。
© Mario Tama/Getty Images
如果从“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角度思考农村居民包括住房在内的财产制度改革，那么很多解决困境的思路，完全可以拓展得很宽大。
撰文丨任大刚
“中国人不会因为给点福利就变懒。”
一年来，经济学者李稻葵教授一直在强调这个观点。最近在《财经》杂志举办的一次论坛上，李教授再次重申：
财政上思路一定要转变，（要）减税免费，要补的是消费，中国人非常非常非常勤奋，不会被这点福利养懒的，动不动（担心）老百姓养懒怎么办，我们以后跟欧洲、拉美一样，不可能，中国人聪明得很，中国人勤奋得很，这点福利，人家不会变懒的。
李教授这段话里所说的提高福利，有三层意思：
其一，这是提振中国经济活力的方法之一。
最近两三年，上上下下一直在想办法刺激消费，有人觉得福利兜底不够，导致居民不敢消费；有人觉得可以给农村居民提高养老待遇，其养老金可以马上转变为即期消费，其子女减轻了赡养负担，他们可以大胆消费。李教授认为，此举可以拉动内需、增加企业销售和税收，形成“多赢”效果。
其二，是缩小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上的差距。
李教授在2025年在多个场合讲到，希望把农村居民的基础养老金从目前的每个月200元左右，逐步提高到1000元或1500元，甚至2000元的水平。
图/AI生成
其三，是回应提高低收入者养老待遇的质疑。
有的学者担心两个问题：第一，钱从哪里来？李教授的回答是，将农民养老金提升至每月1000元，年支出约1.25万亿元，占中国年度财政支出比例较低（2025年1—10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86,490亿元）；第二，直接给老百姓“发钱”，会不会把中国人“养懒”了？李教授认为，中国人很聪明，很勤奋，不会被“养懒”。
勤奋的劳动者不仅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奇迹的关键创造者，即便是今天，他们也是全世界最辛苦的人群。
资料显示，依据2025年人社部新规，中国职工年工作日为365天减去104天休息日和13天法定节假日，合计248天。按每日8小时标准计算，制度层面的年劳动时间为1984小时。
但事实上，实际中加班现象非常普遍。
2023年，有报告称，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达49小时，折算成年劳动时间约2548小时；2025年另有报告显示，中国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长46.1小时，人均年工作时间接近2350小时。不同统计口径下实际年工时，基本处于2350至2548小时这一区间。
不同的报告都显示，中国劳动者年劳动时间在全世界的排名，始终稳居全球前列，多数统计中仅次于墨西哥，或位居全球首位。
图/AI生成
比如OECD（经合组织）相关统计及多个全球劳动时长报告显示，墨西哥年工时约2128小时；而韩国、日本等曾以工时久闻名的国家，2023年年均工时分别比中国少578小时和839小时；欧美发达国家工时更是大幅低于中国，美国约1779小时，德国仅1300余小时，不足中国实际工时的六成。
又比如根据ILO（国际劳工组织）的最新统计，在167个有数据的国家中，周平均工作44小时以上的国家共有9个，分别是中国、不丹、阿联酋、蒙古、印度、文莱、马来西亚、伊朗和哥伦比亚。
可以说，中国劳动者是世界主要成功经济体中，最勤奋的一群人。而40年来，最勤奋中的最勤奋者，无疑属于来自中国农村的劳动力。中国劳动者的不懈努力，使中国经济总量和国民财富在40年中，实现了数十倍的增长。
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会有人“未雨绸缪”，担心世界上最勤奋的人会因为有些福利提升，就变得懒惰了？哪怕是变得像以“过劳死”著称的日本员工那样“不勤奋”，中间都还有数百小时的差额需要躺平才能填补（日本为1598小时）。
李教授关于提高福利的言论，主要是指提升农村老人的福利待遇。
2024年底，农村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数约1.26亿，他们每人每月可以领到143元养老金。各省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叠加补贴，如苏州达705元/人·月，嘉兴达680元/人·月，黑龙江叠加省级补贴后达163元/人·月，四川调整后最低标准为173元/人·月。
城镇企业退休人员约1.2亿，退休金额差距较大。从地区和缴费档次来看，北京国企职工若缴费33年，60岁退休后月养老金约7363.4元；武汉灵活就业人员按社平工资全额缴费25年，55岁退休月养老金约3054.5元；郑州个体工商户按最低档缴费25年，60岁退休月养老金约2413.3元。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规模在2250万至2700万区间，2025年全国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约4860元。地区和职级差异明显，三线城市工作35年的普通科员，基本养老金大概4500—5500元/月，基层乡镇职级低的人员可能仅4000—4800元/月；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因社平工资高，这类退休人员月收入能达到8000—10000元。另外，加上法定的职业年金后，他们每月还能多领几百到一千多元。
比较而言，三类领取养老金的人群中，农村居民养老金最低。
图/图虫创意
在发展中国家，巴西实行全民统一积分制养老金体系，农民和公务员适用同一套标准，其农村相关养老金约合人民币1700元/月；泰国的“500泰铢养老计划”，虽约合人民币100元，但结合当地物价，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替代率可达35%，而我国农村居民养老金替代率不足20%；我国农村养老金和印度等少数低收入国家处于同一梯队，印度非正规就业者（包含大量农民）的养老金替代率约18%。
中国农村户籍的劳动力，不仅在改革开放前为国家建设作出巨大贡献，他们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力量，是几乎一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力军，为完成原始积累做出杰出贡献，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应该有更好的福利。
你要给农村老人增发养老金，钱从哪里来？有的朋友不无疑虑地问，他们认为，搞不好会额外增加税费，增加普通人的额外负担。
的确，改革要赢得公众支持，就不能以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填补另一部分人，否则改革阻力重重。
李教授的办法是减少基建投资。
不可否认，中国过去对基建一直有较高的投入，在造就了全世界极高水平的基建的同时，也为招商引资，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
但同时也要看到，长时间大规模的基建投入，形成了极大的路径依赖和特殊的利益格局。
由于良好的基建曾经带来过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直到今天，很多地方仍热衷于搞基建，可以说，把正常应该发放给底层老百姓的养老钱，也用于搞实际必要性并不大的基建。结果基建完工后，企业用处不大，老百姓用不起，养护成本居高不下。
正常情况下，投资和消费应该有一种动态平衡，经济才能健康发展。而基建作为一种投资，过大的投资规模，反过来压缩了居民消费占比。最终的结果是，无论如何刺激消费，效果都不大，除了捂紧钱包不敢消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所获不多，消费不起，形不成真实需求，反过来制约生产端，导致“内卷”更加严重。
如果要明白为什么消费不振，看看现在很多地方车行稀少的高速公路，空驶的高铁，宽阔的绿化带，人迹罕至的公园、湿地，等等，大概能明白一大部分原因。也就明白了李教授为什么说要减少基建投资。
不可否认，中国近年来基建已经从“铁公鸡”逐步转向交通网络升级、能源体系重构和5G基站、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平台等等，但不可否认，这些新领域仍然存在大量可以压缩的空间，照样可以“挤”出大量资源，用于底层民众的民生。
这不是额外征收税费，而是李教授说的财政上转变思路。
图/AI生成
另一个是落实农村居民的财产权利，同样可缓解养老问题。
农民养老成为问题，说到底还是因为穷困。而穷困的原因，根本上是没有财产。今天虽然房地产下行，但城市居民最重要的财产，仍然是房产；而农民处于宅基地上的房屋，因为事实上不可交易，跟集体宿舍没有本质区别，除了居住功能，实际上不是一种可资充分利用的财产。
7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衰败的农村重获生机第一步：宅基地国有化》，其中提到——
宅基地和耕地两者占有情况和使用性质千差万别：一者在过去很长时间很少变动地界，一者经常变动地界；一者事实上拥有相对的永久使用权，一者使用权时限最长也就30年；一者占全部土地的极少数，一者占全部土地的多数；一者用于生活，一者用于生产。
因此可以说，宅基地既不承担“耕者有其田”的道义，也不承担“耕地红线”的现实需求。
宅基地具有的独特性以及经过确权，其集体所有性质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变更宅基地的土地性质便于其上市交易，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农村宅基地可以上市流通后，将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
其一，毋庸置疑，农村居民的房产必定获得极大的增值机会，农民将第一次获得城市化的巨大红利。
其二，城市资本将有序下乡，不仅为农村发展带来资本和就业机会，而且更为先进的居住理念，更为文明的现代人文理念、房屋和公共设施的建筑风格必将逐渐在农村发芽开花，衰败的农村，完全可能重新焕发生机。
图/AI生成
其三，由于住房市场有更多的供给，必定对平抑城市房价起到巨大作用。
第四，城市居民可以有更多的的投资渠道。
第五，在城市商品房已经上缴了70年土地出让金，实际上已经相当于缴纳房地产税，要再次征收房地产税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向转变为国有土地的农村宅基地在其转让环节征收房地产税，更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第六，农村小产权房尽管被视为非法，但毕竟是社会财富，而不是毒品，也不是坑人的假冒伪劣产品，且数量惊人，随着农村宅基地的国有化，它应当获得合法化的机会，也可以合法地上市交易，但前提是缴纳房地产税。
在这个过程中，谁是利益受损者呢？没有。它既可以维系和发展革命道义，也使参与各方——政府和城乡居民从中获得巨大利益。
农民有了可以自由交易的房产，事实上就有了钱，养老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吗？这个时候，真正需要照顾的，就只是极少数，而不是上亿老年农民了。
我甚至认为，如果从“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角度思考农村居民包括住房在内的财产制度改革，那么很多解决困境的思路，完全可以拓展得很宽大。
我也知道，现在不少研究“三农”问题的文化学者很反对农民拥有完整的财产权，他们想当然地以为，农民一旦拥有了包括土地房屋这些与城市居民一样的财产权，农民就会流离失所，社会就会动荡不安，集体经济就会崩溃，他们就没有乡愁了。
但试问，城市居民买卖房屋自由，何以没有流离失所？何以城市国有资产还在快速扩张？既然城市无房户可以得到公租房照顾，何以农村不可以提供公租房（而且还便宜得多）的照顾？
既不为提高农民养老待遇提供政策建议，也不让农民拥有可以自行处置的财产权利，如此困住农民以为可以高枕无忧，这些号称最关心农民的“三农”学者，居心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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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ecutors in Los Angeles have filed murder charges against a son of Rob and Michele Reiner, the Hollywood couple who were found dead in their home with multiple stab wounds on Sunday.
Nick Reiner, 32, is facing two counts of first-degree murder and could be sentenced to life in prison if found guilty. He will be brought to court to formally face charges after he is "medically-cleared" by prison officials, District Attorney Nathan Hochman said.
During a news conference on Tuesday, Mr Hochman also said no decision had yet been made about whether to seek the death penalty.
Rob Reiner directed several iconic films in a variety of genres, including This is Spinal Tap, Misery and A Few Good Men.
Michele Singer Reiner was an actress, photographer and producer, and the founder of Reiner Light, a photography agency and production company.
Their son Nick Reiner is facing two counts of first degree murder, "with a special circumstance of multiple murders," according to Hochman. That enhancement could lead to a stiffer sentence if he is later found guilty.
District Attorney Hochman said he also is accused of using a "dangerous and deadly weapon, that being a knife".
The suspect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medical testing to ensure that he can attend court. He is expected to appear before a judge later on Tuesday for an arraignment hearing, where he will be able to enter a plea of guilty or not guilty.
LA Police Department Chief Jim McDonnell also spoke during the news conference, describing how the case has reverberated throughout the city.
"This case is heartbreaking and deeply personal, not only for the Reiner family and their loved ones, but for the entire city," he said.
"We extend our deepest condolences to everyone affected by this tragedy."
Getty ImagesDuring the news conference, officials declined to say how the suspect was located, attributing his arrest to "good, solid police work".
District Attorney Hochman added that it is too early to say whether any "mental illness" played a role in the crime, and speculated that it could come up at trial.
"If there is evidence of mental illness, it will appear in court, in whatever details the defence seeks to present," he said.
© Michael Loccisano/Getty Images
© Tom Brenn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Getty ImagesThe UK is set to rejoin the Erasmus scheme, the BBC understands, five years after announcing that it would end its participation as part of the Brexit deal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The EU provides funding through the scheme for people to study, train or volunteer in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for up to a year.
The UK replaced it with its own Turing scheme in 2021, which funds similar placements worldwide.
The government said it would not comment on ongoing talks.
Prime Minister Keir Starmer had suggested in May that a youth mobility scheme could be part of a new deal with the EU.
The Erasmus scheme was scrapped in the UK in December 2020, when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its post-Brexit trade deal with the EU.
Boris Johnson, prime minister at the time, said it was a "tough decision", but the scheme had become "extremely expensive".
He said it would be replaced by the Turing scheme, which has operated since then.
Both schemes are open not just to university students, but also to people doing vocational courses, as well as apprentices and people training at college or school.
In 2020, the last year in which the UK participated in Erasmus, the scheme received 144m euros (£126m) of EU funding for 55,700 people to take part in Erasmus projects overall.
The UK sent out 9,900 students and trainees to other countries as part of the scheme that year, while 16,100 came the other way.
Glasgow, Bristol and Edinburgh were the three universities to send the most students, and Spain, France and Germany were the most popular countries which UK students went to.
In the 2024/25 academic year, the Turing scheme had £105m of funding, which paid for 43,200 placements, with 24,000 of those being in higher education, 12,100 in further education and 7,000 in schools.
The majority (38,000) were from England, with 2,900 from Scotland, 1,000 from Wales and 1,200 from Northern Ireland.
Ministers who introduced the Turing scheme in 2021 said it was designed to benefit more people from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s and provide greater support for travel costs than the Erasmus scheme did.
It is not yet clear what will happen to the Turing scheme once Erasmus is reintroduced for UK students.
AFP via Getty ImagesAt least 15 civilians have been confirmed dead in Sunday's shooting attack at Bondi beach.
Many were attending an event to mark the first day of the Jewish festival of Hanukkah.
Authorities have confirmed that two rabbis, a Holocaust survivor and a 10-year-old girl were among the victims.
This is what we know about those identified so far:
Authorities confirmed that a 10-year-old girl, named by her family to local media as Matilda, was among the dead.
Irina Goodhew, who organised a fundraiser for the girl's mother and said she was the child's former teacher, wrote: " I knew her as a bright, joyful, and spirited child who brought light to everyone around her.'
The Harmony Russian School of Sydney also confirmed that she was one of its students.
"We are deeply saddened to share the news that a former student of our school has passed away in the hospital due to injuries sustained from a gunshot," the school wrote on Facebook.
"Our thoughts and heartfelt condolences go out to her family, friends, and everyone affected by this tragic event … Her memory will remain in our hearts, and we honor her life and the time she spent as part of our school family."
Meanwhile her aunt spoke to ABC news and said that Matilda's sister, who was with her when she was shot, was struggling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loss.
"They were like twins — they've never been separated," she told the ABC.
SuppliedKnown as the "Bondi Rabbi", Eli Schlanger, 41, was one of the key organisers of Sunday's event. He was head of the local Chabad mission, an international Hasidic Jewish organisation based in Brooklyn.
The death of the British-born father of five was confirmed by his cousin, Rabbi Zalman Lewis.
"My dear cousin, Rabbi Eli Schlanger @bondirabbi was murdered in today's terrorist attack in Sydney," Zalman wrote on Instagram. "He leaves behind his wife & young children, as well as my uncle & aunt & siblings … He was truly an incredible guy".
In a post on its website, Chabad said Schlanger's youngest child was just two months old.
"He was the most godly, humane, kind, gracious human being I think I've ever met," Alex Ryvchin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of Australia Jewry, told reporters at Bondi on Monday morning.
The death of French national Dan Elkayam was confirmed by Frances's Foreign Minister Jean-Noël Barrot.
"It's with immense sadness that we have learnt that our compatriot Dan Elkayam was among the victims of the terrorist attack that hit Jewish families gathered on the beach at Bondi in Sydney," he wrote on social media. "We mourn with his family and loved ones, with the Jewish community and the Australian people."
According to his LinkedIn profile, Elkayam worked as an IT analyst for NBCUniversal and had moved to Australia last year.
He was also a keen footballer, and "an integral member" of our premier league squad, the Rockdale Ilindin Football Club in west Sydney wrote on its Facebook page.
He was "an extremely talented and popular figure amongst team mates. Our deepest and sincerest condolances to Dan's family, friends and all that knew him. He will be missed," the club wrote.
Alexander Kleytman was a holocaust survivor who came to Australia from Ukraine.
"I have no husband. I don't know where is his body. Nobody can give me any answer," his wife Larisa Kleytman told reporters outside a Sydney hospital late on Sunday.
"We were standing and suddenly came the 'boom boom', and everybody fell down. At this moment he was behind me and at one moment he decided to go close to me. He pushed his body up because he wanted to stay near me," she told the Australian.
Chabad wrote on X that Alexander "died shielding her from the gunman's bullets. In addition to his wife, he leaves behind two children and 11 grandchildren."
The couple shared some of their life story with Jewish Care in 2023.
"As children, both Larisa and Alexander faced the unspeakable terror of the Holocaust," the health organisation wrote in its annual report.
"Alex's memories are particularly harrowing; recalling the dreadful conditions in Siberia where he, along with his mother and younger brother, struggled for survival."
Former police officer Peter Meagher was working as a freelance photographer at the Hanukkah event when he was killed, his rugby club confirmed.
"For him it was simply a catastrophic case of being in the wrong place and at the wrong time," Mark Harrison, the general manager of Randwick Rugby Club, wrote on its website.
"'Marzo, as he was universally known, was a much loved figure and absolute legend in our club, with decades of voluntary involvement, he was one of the heart and soul figures of Randwick Rugby."
The club said he had spent almost four decades in the NSW Police Force where he was "hugely respected by colleagues".
"The tragic irony is that he spent so long in the dangerous front line as a Police Officer and was struck down in retirement while taking photos in his passion role is really hard to comprehend," the club said.
Reuven Morrison migrated to Australia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the 1970s as a teenager, according to an interview he gave to the ABC exactly a year ago.
"We came here with the view that Australia is the saf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the Jews would not be faced with such anti-Semitism in the future, where we can bring up our kids in a safe environment," he told the national broadcaster.
Confirming his death, Chabad said that he was a longtime resident of Melbourne, but that he "discovered his Jewish identity in Sydney".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whose main goal was to give away his earnings to charities dear to his heart, notably Chabad of Bondi," the organisation wrote on X.
© Billy Hicke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 Louise Delmotte/Associated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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