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刻版“铁达尼号”、“天下第一水司楼”、“大庸古城”，这些听起来宏大而高端的项目，在中国文旅市场正面临惨淡结局。

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在丘陵起伏的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一艘尚未完工的巨型游轮搁置在郪江岸边的船坞中。船体周围还搭着脚手架和起重机，而外壳已斑驳生锈。有博主将它视为有“废墟感”的探险场所，进入船体拍摄视频。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这艘按原型等比复刻的“铁达尼号”游轮2014年启动建造，计划投资10亿元（人民币，下同，1亿8700万新元），原定2017年首航。但目前游轮只完成90％的钢外壳工程，至今未启动内部装修。

大英县政府今年3月在官方平台回复网民询问“铁达尼号”项目是否会烂尾时说，投资方资金断链，项目暂时停建。

重金打造“铁达尼号”却面临烂尾的大英县，常住人口约37万，去年地区生产总值（GDP）约221亿元，在遂宁市区县排名垫底。

无独有偶，在距离大英县约600公里的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2016年的GDP仅约73亿元，却在同年砸下2亿元开建“天下第一水司楼”，也因资金问题一度停工。

同样是经济欠发达的偏远地区，同样是吸睛的高投入文旅项目，都未能如预期带动地方经济，反而走向停滞甚至烂尾的结局。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教授唐任伍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对一些县城或偏远地方来说，没有条件发展制造业、晶片这类硬核项目，文旅这种弹性空间比较大的软项目，是当地官员更可能做出成绩的地方，但问题在于官员一心想凸出当届政府政绩，没有对项目进行充分论证。

他说：“（项目）能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值不值得？有什么影响？都没有考虑。”

尽管独山县水司楼项目2024年被贵州省国资委实控的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和格美集团接盘，改造为酒店，但这个2020年才脱贫的县级地区至今仍在收拾当年留下的烂摊子。

中共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披露，时任县委书记潘志立盲目举债打造“水司楼”、“世界最高琉璃陶建筑”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他被“双开”（开除中共党籍和公职）时，独山县债务高达400多亿元，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

独山县政府在近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债务风险的表述从“总体可控”变为“有效缓释”。今年报告还强调，当地坚持“新官”勇理“旧账”，全力抢抓“一揽子”化债政策，积极有序化解重点领域债务风险。这表明独山县债务风险虽趋缓，但完全消化还需要较长时间。

独山县和潘志立并不是孤例。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2018年开工的“瑶汉养寿城”，如今同样陷入烂尾。时任县委书记邓晓强在2022年被“双开”，2024年被判有期徒刑19年。

中共今年在全党展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地方政府不顾自身资源禀赋和财政能力，为突出政绩盲目上项目等问题，频繁被点名批评。

中纪委4月12日通报，原贫困县四川省昭觉县定制推广三首文旅宣传歌曲，预算共计149万元；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安排其直属事业单位湖北艺术职业学院定制推广一首预算300万元的文旅宣传歌曲。

唐任伍指出，砸钱做文旅宣传和砸钱上文旅项目背后本质一样，都是为凸显政绩、未经论证作出的决定，这与现行的考评体系密切相关。

台湾开南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教授张执中受访时提到，问题根源在于对“晋升阶梯”的追求。

他指出，尽管中央不断强调正确政绩观，但对地方和基层干部来说，政绩指标没变，追求政绩的方式就很难变。官员要在一定时间内，寻求清晰可辨识的政绩，经济发展、建设项目通常就成为追求的目标。

张执中补充说，这些项目在规模与资金投入上可能较大，但执行层面常常未经充分论证和系统评估，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或预期与实效严重偏离，就容易烂尾。

据网易数读2021年统计，中国有63个城市打造“小圣托里尼”，62个城市推出“小京都”等仿制景观，文旅项目同质化问题严重，近年来兴起的古镇项目更是同质化的集中体现，游客也陷入审美疲劳。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4中国古镇旅游发展报告》显示，过半受访者认为古镇间存在一定相似性，38.5%的受访者感觉古镇缺乏独特之处。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徐剑认为，古镇商业形态高度同质化，是因为对地方来说，直接复制粘贴别人的、不用去琢磨自己的文化IP，成本最低也更容易推行。

他说：“这种形式一开始可能还是会吸引人，但后续比较缺乏消费动力。一个地方的文旅IP不能凭空塑造，要根植于本土生活。”

据中国古城与文化研究院统计，中国古城古镇超过2800座，不少已经沦为“空城”。综合企查查、天眼查等多家企业信息平台数据，中国2万7000余家古城镇相关旅游企业中，近四成处于清算、停业、歇业等异常状态。

其中，耗资24亿元打造的湖南张家界大庸古城试营业四年累计亏损超过10亿元，濒临破产。

古城运作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张坚持去年6月接受中国央视《焦点访谈》采访时，将问题总结为“跟风”。他说：“看人家古城古镇搞得好，总认为自己造一个出来。”

唐任伍指出，这也是典型的错误政绩观。“实际就是更看重短期政绩，希望能通过一个工程快速凸显自己。”

中国房地产繁荣时期，一些地方政府在推动大型文旅项目时，往往会引入资金实力雄厚的房地产开发商参与，被外界形容为“文旅搭台、地产唱戏”。

一家从事城市规划建设及咨询业务的公司工程师程伟（化名）受访时说，中国各地2016年左右掀起文旅小镇潮，其实是政府想通过文旅发展绑定地产，从而快速卖地，实现地方财政收入。

《2019中国文旅产业投融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总体文旅投资市场达1.78万亿元，文旅综合体和文旅小镇占比90.34%，平均项目投资额80亿元。

而爆雷的项目也多以文旅综合体和文旅小镇为主。中国互联网上2021年热传的一篇文章《特色小镇死亡名单》指出，至少有100个文旅小镇烂尾倒闭。业内人士指出，这个数字现在可能已翻倍。

程伟说，在这种合作模式下，政府和开发商通常各有心思，政府想通过少量的基础建设吸引后者接招，开发商则期待政府把周边的基建配套做完善，提升自己拿到的土地价值。“本质是双方想通过卖地和卖房一次性获利，最后可能双方诉求都没得到满足。”

不过，戴德梁行研究院副院长张晓端并不完全认同。她受访时说：“一个好的项目，地产和文旅运营是相得益彰的，两者结合有它的价值所在。但运营是有门槛的，应该由更专业的团队去运作。”

恒大集团旗下的文旅集团曾投建了恒大童话乐园、恒大文化旅游城等一系列大型项目，销售额在三年间由2017年的约280亿元飙升至2020年的逾1000亿元，一度成为文旅领域佼佼者。但随着恒大爆雷，旗下在建项目几乎陷入烂尾。

张晓端说，受宏观经济影响，中国消费复苏较慢，但假期旅游热情相对较高，好的文旅项目仍然有机会，但对投资方来说，投入会更谨慎，后续运营也要更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