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五四

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的命只有一条但各行各业都想要之间的矛盾。比如说福建漳州泡甜蜜素的杨梅，比如说双汇林可霉素严重超标的猪肉制品，比如说韭菜小葱浸泡硫酸铜，比如说金针菇娃娃菜浸泡甲醛焦亚硫酸钠，比如说打不开车门刹不住车的小米……这真是杀人不见血，灭口不留痕。尼采说，“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变得更强大。” 尼采死的早，活到今天，来我们这，他不敢说这话。

卖杨梅的买双汇，卖双汇的买韭菜，卖韭菜的买小米，卖小米的买杨梅……这真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其实这不是天道，这是地道，地地道道的底层互害。种杨梅的种蔬菜的种粮食的，赚得都是辛苦钱，也没几个钱，杀人放火的事他们肯定不会干，连打农药的钱，他们都想省下来，可是在这样已被严重污染的社会生态下，这样已经严重溃烂的社会体系里，他们不得不用，我们也不得不吃，都得活着，都得生存。

什么叫得？什么叫不得不？这就是从善如逆流，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傻逼横行乡里。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也不得不变换各种姿势，以求活下去，可这逼良为娼的社会里，总有人爱劝他人从良，就像每一家夜总会包厢的屏幕上，总是轮播着严禁卖淫嫖娼，每一家棋牌室都贴着禁止赌博。他们中有人看不见房间的大象，他们不是瞎了，他们是恐惧支配下的合谋性沉默，你帮他们拉开房间的窗帘，他们依然集体选择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我能理解这样的人，人人自危，人人自保，至少他们不恶心别人。

但他们当中还有多数人对厕所里的苍蝇也视而不见，甚至觉得这里鸟语花香。我只能怀疑他们是粪坑里的蛆虫，梦想有一天展翅高飞，成为厕所里的苍蝇。这些人让我想起一个人神共粪的故事：神仙要度蛆虫做人，蛆虫问，做了人，粪坑的屎都归我吗？神仙说，人不吃这个，蛆虫瞬间没了兴趣：连屎都吃不上，做人有啥意思？人永远得不到认知以外的资源，也永远跳不出认知以外的牢笼。就像这些蛆永远得不到认知以外的屎，即便成了苍蝇也永远飞不出认知以外的厕所。

就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张院长，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范副院长，最近刷到好几次两位的发言，真是珠联璧合不要璧联的一对，两个人看似不同，但实则是同一生物不同的生长阶段，院长已经展翅高飞，副院长还在粪里孤勇者。这两位的工作单位虽然叫中国研究院，但其实天天研究的是美国，这是典型的学术不端，这两位虽然拿着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但最爱的还是美国，他们天天批评美国，我们从小到大，听得最多的就是“批评使人进步”，他们天天让美国进步。更可恨的是，他们在让美国进步的同时，天天说中国的好话，麻痹中国人民，让中国人民沉迷享乐，让我们既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也无从下手解决问题，最后问题越来越严重，损害削弱了强大的母体，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两个孙子实在是坏透了。

他们居然还在节目里说，“世界上能够大口大口吃肉、大口大口吃蔬菜的，只有中国。”乍一听这是表扬的话，但越是表扬，我们越要警惕，仔细一想，还真是又一出阴谋诡计，在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特别是双汇的肉出了问题，杨梅出了问题，还有很多蔬菜也有泡药水的问题，你们他妈的让我们大口大口吃肉，大口大口吃蔬菜？戕害中国人民的身体，是何居心？尤其这个张院长，看着整天笑眯眯，真是笑里藏刀，笑里藏剑，贱气逼人一个。就这样的两个人，在中国居然还备受追捧，我忍不住要问，你们究竟是一群什么苍蝇，复旦大学赶紧搞个复旦大学中国厕所研究院，供他们翩翩起舞，缓缓蠕动吧。

南有复旦中研院，北有人大王重阳，人民大学有个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叫王文，王院长跟张院长的物种类型差不多，主要是帮助美国进步的，前阵子王院长说，不应该把“美”这个字用在美国的国名上，提议把“美国”的译名改成“米国”，或者“阿美利加国”，理由是“美”这个字太美好了，王院长显然是个文化人，我以为他会说不能叫美国，应该叫臭国，没想到他很客气的说了个米国。很多人觉得王院长说得很有道理，就像蛆觉得屎很美味一样，请问王院长，你要不要给蛆写一篇文章，不允许它们称屎为美味，应该叫米味，不过，这好像有点恶心人了，天天吃米饭，你把屎味称为米味，你吃得下屎，我们也吃不下米了。这一南一北两位院长的种种言行口气，实在是令人窒息，看着他们在臭气熏天的环境里如鱼得水如蛆得粪展翅高飞，真想叫他们一声所长，厕所的所。

这样顶尖大学的院长，就是这么个水平，很有必要让耿同学学术打假一下。只不过耿同学擅长发现的是房间里的大象，厕所里的苍蝇，他未必擅长拍。国内学术圈的腐败和造假，就像房间里的大象，大家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在，但却也习惯性视而不见了，等耿同学拉开了窗帘，人群稍微躁动了一下，其实很快就安静了，这天底下有什么是新鲜事呢？

“房间里的大象”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西方谚语，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概念，它指的是那些显而易见、巨大到无法忽视的真相或问题，却被人们心照不宣地集体忽略或回避的现象。在我们中国也有个类似的话，但意思却截然相反，“大象无形”，出自老子《道德经》，原文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它推崇的是一种超越具体形态、兼容并包的至高境界。“房间里的大象”和“厕所里的苍蝇”，看似不同，却也殊途同归，因为大象在房间里呆久了，肯定要拉屎，人们可以继续视而不见，时间久了，房间也就成了厕所，苍蝇也就满屋飞了，这是道德经的现代版：大象无形，大蝇希声。

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老师以前接受采访时说过，一个理想的知识分子，“要很在地，要有非常强的敏感性，神经要跟着现在的时代去跳动，你的出发点必须是现在的困惑，必须是大众的困惑。”这说的多好，这就是既要看见房间的大象，也要看见厕所的苍蝇。近期他在浙江大学演讲时谈到张雪峰，他说张雪峰的受欢迎，从来不是因为他 “对”，而是因为他 “有用”，虽然他没有直接批评张雪峰，但还是强调了大学教育应该是一种生命体验，不应该被简化。虽然我同意大学教育应该是丰富的生命感知过程，是美好又生动的理想人生体验，不能把大学生活简单换算成未来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等，但在生存压力巨大、试错成本极高的当下，对无数底层家庭而言，张雪峰的“报考指南”就是生存指南。

青年们当然想把学习当作一种生命体验，但很多家庭，是把上大学当作一种活下去的机会且是唯一的机会。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供出来，这句话，很明显不是让你去大学体验生命的，是让你去救命的。对于很多的家庭和大学生而言，唯一的生命体验，就是活下去。项老师说，很多人感觉读书可以改变人生，又觉得读书改变不了。这不是矛盾，而是现实留给这些家庭的活路越来越窄了，对于很多家庭而言，读书可以改变人生，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唯一的出路，而读上书了，又不是百分百能改变人生，所以才会考虑专业，本质上考虑的是就业，这需要经验，这也就需要张雪峰，这也是张雪峰对于那么多家庭的重要性。

当大规模的学术造假被揭露，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的孩子是选了张雪峰的生存指南，而不是搞学术科研报效国家，不是不想让孩子回报社会，而是那条路，早已腐烂不堪，臭气熏天，很多孩子很难适应这些。我们的孩子不仅要适应各行各业的甜蜜素和添加剂，他们以后还要适应学习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添加剂和有毒物质，实在是无法让他们像项飙老师说的那样，体验生命，因为他们在现实中，体验的都是生存，荒野求生。

项飙说张雪峰的语言表达比较极端，或许是因为被光环笼罩的项老师感受不到社会压力的极端，之所以那么多人喜欢张雪峰，就是因为他给人们压抑无望的生活貌似带来了一丝光明，虽然我认为这些都是虚假希望，到最后依然摆脱不了被压迫和压榨的命运，这很可能就是大部分家庭和学生的唯一生命体验。项飙说要出去感受外面的风，花，草，鸟鸣，如果继续看手机，刷屏版，很可能会失去对生活中“真”的感受，可生活的真，对于很多家庭和个体而言，就是真累，真苦，真烦，他们不是不知道树的存在，不是不知道风的存在，不是不知道鸟语花香的美好，只是他们无心感受，他们审美无力，是理想向现实低头，生存，是生命的底层逻辑。

大学本应是美好的，厕所就不该美好了吗？生活处处都该是美好的生命体验，但到处都有人在苦苦挣扎，挣扎在生存线上。据说项飙老师曾在北京“浙江村”做了长达六年的田野调查，记录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状态 ，这多好，真希望项老师以后还会做这样的田野调查，少去一些所谓的高校名校，少见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院长校长，只是没查，认真查一下这帮学者，不论是师德还是论文，不论是作品还是人品，他们的征信加起来，恐怕都借不了一块免费的充电宝。

最近吃杨梅，吃出个滑天下之大稽的“真相”：原来那些泡过违禁防腐剂的问题杨梅，根本不是本土奸商赚黑心钱，全是万恶的“外部势力”搞的鬼。

有人上下嘴皮子一碰，就把一件是非立辨的事情，拔高成事关家国的敌我矛盾——

“先是草莓，接着是杨梅，再是荔枝，总感觉外部势力在害我中华果农”。

桩桩件件，全是外部势力蓄意“放大食品安全焦虑”，目的就是“打击我国农业”。

一颗有毒杨梅，都牵扯出国运兴衰了，这种脑补的本事，不去好莱坞写谍战片，真是屈才了。

在这帮“战略大师”眼里，泡药杨梅的水泥池子是特务半夜悄悄挖的，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间谍翻山越岭进来偷偷倒的，只差本地黑心贩子被抓现行、签字画押当场招供，都要硬掰成“外部势力逼良为娼”。

仿佛这帮作奸犯科的杂碎商贩，本来是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要不是“外部势力”拿枪顶着脑袋，根本不会赚这昧良心的钱。

那潜台词，分明写在脑门上了：你敢追问真相，就是收了美元的汉奸；你敢提出质疑，就是帮“外部势力”打舆论战。

这搅混水的本事，比麻将桌上出老千的还狡黠——自己偷换了好牌，揣着满兜赢来的钱，偏要一把扫乱整桌牌，拍着桌子喊“有人洗牌动了手脚”，害得满桌人晕头转向，搞不清到底是谁捣了鬼。

所有已公开的农残超标事件，如杨梅违规添加脱氢乙酸钠、冻干草莓检出禁用农药克百威、荔枝检出多菌灵超标、均系本土商贩为保鲜增甜、压缩成本而实施的‌不法行为‌，无一例经官方调查证实与境外势力有关。

国家安全机关通报的农业间谍案，针对的是‌亲本种子与农业数据窃密‌，而非农产品农药残留问题——二者在目标、手段与法律定性上，八竿子打不着。

有人会说，搭理这种脑残言论，是给它们脸了。问题是，这次它们的奇谈怪论，咋看都不像是信口一说。这种故意搅混水的坏，比随口瞎喷的蠢更可恨：蠢是没脑子，坏是有心眼，不应等闲视之。

这么多年摸出个最准的经验：但凡遇着点事，就扯上境外敌对势力，十有八九是不打算讲理了。

想来想去，把泡药杨梅扯上外部势力的，翻来覆去就以下三种下作玩意儿。

第一种，是揣着糊涂装明白的“爱国生意经”。

什么事都能往立场上扯，吃个水果都能吃出“天降大任”的使命感，只要你说一句杨梅有问题，“爱国”帽子立马就飞过来，张嘴就是“敌人想搞乱我们”，闭嘴就是“你这是资敌”。

连脱氢乙酸钠是什么都懒得知道，连新鲜水果能不能加防腐剂都搞不清，就敢对着追问者骂汉奸。你跟他讲事实说法规，他跟你讲立场说阴谋，爱国就是块万能砖头，哪里需要哪里搬，用来堵老百姓的嘴最顺手。

这群人蠢吗？未必，就是坏得淌脓——拿着爱国当护身符，帮着坏人坑自己人，还觉得自己在替天行道。

第二种，是奸商利益代言人。

泡药杨梅到底是谁干的，它们比谁都清楚——就是本地那些中间商，为了多放一周、多赚一倍，什么禁药都敢往池子里倒，比卖假药的胆子还大。

可它们偏不许有人去揭这个盖子，偏要把脏水一股脑泼给“外部势力”，像偷了钱包的小偷，反倒指着路人大喊“抓小偷”，趁乱把赃物藏得干干净净。

反正境外势力看不见摸不着，扣帽子亦不用成本，只要把水搅浑，就能把本土的烂事全盖住，黑心钱就能接着赚。

你说它信这阴谋论吗？它才不信，而是帮着坏人捂盖子，反正最后烂的是整个水果市场，坑的是老百姓，赚得盆满钵满的是它自己。

第三种最可恨，是试图推卸监管责任的“太平官”。

监管出了大窟窿，禁药禁不住，超标查不严，百姓一质疑，它们不反思自己失职渎职，反倒先跳起来喊“这是外部势力搞破坏”——监管不到位不是我们的错，而是敌人太狡猾。

所有案子都是咱们自己的执法部门查出来的，溯源追到黑作坊，半根境外势力的毛都没捞着。

怎么不说你们手里的抽检设备，是外部势力给动了手脚？怎么不说你们制订的规则，是外部势力逼你放水？

出了问题就把“外部势力”这面大旗一扯，是典型的‌替罪羊修辞‌，本质是逃避行业监管治理责任。

这群货色还攒出一堆歪理当挡箭牌：“抛开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

这话本是科学常识，但被错误用于否定所有农残风险。关键区别在于：‌检出微量合规残留 ≠ 检出超量或禁用残留‌。

若以“微量无害”为由拒绝抽检、拒绝追责，等于默许“只要不超标就可乱用”的潜规则。

而你跟它说“这药本来就不让用”，它跟你说“合规都经过毒理测试”；你跟它说“超标十几倍吃了伤身”，它跟你说“微量残留吃不死人”。

鄙人当着你的面，往你饭碗里撒0.01克砒霜，是不是也能拍着胸脯说“抛开剂量谈毒性，这点量死不了，你嚷嚷就是耍流氓？”

国家什么时候允许违禁防腐剂泡新鲜水果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2763）的核心定位，是给合规农药划定安全红线，绝不是给违禁农药、非法用药开绿灯。

‌“微量残留不等于有害”适用于合法使用场景，但对非法添加毫无解释力‌。消费者担忧的是“不知情的高风险暴露”，而非“科学剂量下的理论风险”。

还有更扯淡的：“显微镜下本来就没有干净食物”。正规合规的鲜果，本身就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消费者完全可以放心食用，不需要用“微镜下没有干净食物”来为违规操作开脱。

现代监管本来就不追求绝对无毒，追求的就是“禁药真禁，限量真限，出事真追责”，给老百姓留一个能踏实下嘴的底线罢了。

大众反对的从来不是合规残留，反对的是偷偷用禁药、玩命超剂量、吃坏没人管，什么时候说过要追求绝对零残留了？

你咋不说咱们出口欧盟的水果，准入标准比国内严得多，咋就能做到合格率一直处于高位？不是管不住，是根本不想管——内销监管松，违规成本低。

最恶心的是拿“害果农”当大棒。说曝光问题毁了果农生计，可真正把老实果农往绝路上逼的是谁？

果农规规矩矩种一季，成本比黑心货高一半，结果全行业跟着挨骂卖不出货，这时候你不去骂奸商，不去补监管漏洞，反倒骂曝光者和质疑者，岂不跟凶犯拿无辜人质挡子弹，还有脸说为了人质好一个样？

真正害果农的，从来不是提出问题的人。恰恰“外部势力阴谋论”会抵消正常的监管努力，阻碍问题解决，最终伤害的是整个水果产业。

真正的危机，从来不是什么“外部势力”放大焦虑，是“质疑=害农=不爱国”的话语陷阱，给人的嘴巴安上拉链，大家不敢说话，黑心商贩就能继续闷声赚黑钱，失职监管者就能继续混日子。

泡药杨梅的毒素，不会因为扣个“境外势力”帽子就变成大补丸，就像鞋底沾的狗屎，不会因为你说这是“外部势力”的大便，就不臭、不粘脚了。

靠这招遮丑，不如干脆把所有问题都推给月球引力——反正外星人也不会跳出来跟你对质，还能顺便显得自己洞察力超群，比随便拉个“外部势力”当背锅侠格局大多了。

一边赚着黑心钱、当着太平官，一边还要立起“忧国忧民”的牌坊，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坏的下作玩意儿么？

有这类杂碎存在，还颇具蛊惑力，且经常屡试不爽，那么必然会误大事，国家和社会好不了的。

行业顽疾

5月22日，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

《中国新闻周刊》在此前对一位留神峪煤矿矿工的采访中了解到，他所在的作业区域并未标注在煤矿图纸上，属于隐蔽工作面作业，被称为“暗面”；与之相对，经正常报批、公开作业的区域则被称为“明面”。他介绍，“暗面”长期处于隐蔽状态。遇到检查时，矿上会提前用砖和水泥将“暗面”封堵，检查结束后，再将其打开。

由于在“暗面”工作，这位矿工从未被配发定位卡——这是下井工人必须随身携带的电子标签，定位卡配合井下信号接收器使用，相关信号会传输至调度室，用于确认井下人员位置和紧急呼叫。

而据《中国应急管理报》报道，此次事故所涉的下井人员中有103人未按规范佩戴人员定位卡。另外，矿方提交的井下图纸与巷道真实面貌存在偏差，无法准确指引搜救方向。救援人员升井后反馈，井下部分地点在图纸上根本没有标注。现场指挥部只能不断增派人手，在一条条巷道中反复“过筛子”式搜救。“你们这就是‘阴阳图纸’！”现场调度指挥人员说。

“暗面”问题已成为此次事故的关注焦点。秦建林（应受访者要求为化名）长期从事煤炭开采，他对《中国新闻周刊》直言，“暗面”的问题是行业顽疾，监管部门并无识别的技术难度。在他看来，留神峪煤矿的悲剧，不仅源于非法开采，更在于对矿工生命的漠视，“矿上这些管事儿的，瞒着政府检查，现场监管不到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暗面”是一套独立系统

《中国新闻周刊》：矿企开采“暗面”的动机是什么？

秦建林：煤炭多数是上亿年形成的，不管是“明面”还是“暗面”，赋存的都是同一个煤层，开采出来的煤质量没有区别。核心的区别在于，“暗面”往往超出了矿井自身的采矿范围，属于超层越界开采。

正常的采矿相当于花钱买菜，但超层越界就像跑到别人家去拿东西，除了给工人发点工资，完全没有成本，本质上就是盗采国家资源。但这种盲目开采极其危险，因为越界到了不是自己的地盘，你根本不知道前方的采空区里存不存在积水和有害气体。

《中国新闻周刊》：工人们反映遇到检查时，会临时砌墙把“暗面”封闭起来，检查结束再打开，是否属实？

秦建林：井下的喷浆技术非常成熟，就像地面的山体绿化一样快。“暗面”的轨道运输巷道断面通常只有3米乘4米或3米乘5米，十来个平方米，用喷浆进行封闭，只需要10到20分钟就能完成。可以说，“暗面”已经形成一套独立的系统。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频繁的封堵和开启，会带来怎样的安全隐患？

秦建林：非常致命。巷道一堵上，风就进不去了，形成无风或微风状态，极易造成瓦斯积聚。而且，还要临时断电，检查结束再把电打开，这在井下叫“一风吹”。墙一打开，风瞬间涌进去，提供了充足的氧气，加上里面已经积聚的高浓度瓦斯，此时如果工人有任何违规操作产生高温火源或火花，瓦斯爆炸的三个条件瞬间凑齐，就会引发爆炸。

脱离监管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矿井都要求配备监控摄像头、人员定位卡（GPS）等设备。既然有全天候的数据监控，超100人下井且不带定位卡，这些异常是如何在系统里“隐身”的？

秦建林：按制度，工人入井必须经过检身，没带定位卡绝对不能下井。但现实是，矿上领导有可能直接放话“不用带卡了，直接下去”。如果是全覆盖的视频监控，100多人不带定位卡，一眼就能看出来异样。

为什么监管没发现？因为隐蔽工作面根本就没有铺设电话线，也没有安装视频探头。矿方只把正规大巷等“有证照的地方”的数据上传给监管部门，没视频覆盖的地方就彻底脱离了监管。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视频探头脱离监控，多开一个工作面，通风量这些硬性指标怎么办？

秦建林：全靠造假图纸来掩盖“五假五超”（即假整改、假密闭、假数据、假图纸、假报告，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超层越界、证件超期）问题。

一个矿井的设计风量上限是相对固定的，比如120万吨产能的矿井核定用9000立方米/分钟的风量上限。如果私开工作面，原本一条巷道需要的风量就会被严重分摊，导致风量不足。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相关部门对煤矿的检查频率是怎样的？通常采取什么样的检查方式？

秦建林：相关部门现在基本每周都有检查，且不限时间，采取的是“四不两直”（即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他们的车牌号录入了矿上的门禁系统，可以直接开车进矿。矿上是三班倒，早上8点半、下午4点半、夜间12点半换班，他们不会固定在哪个班次来。有时半夜也会突击检查，工作人员换了衣服就直接下井。

《中国新闻周刊》：既然检查频率高，且不打招呼、无规律地直接下井检查，专业人员难道看不出隐蔽工作面的破绽吗？

秦建林：来检查的人如果只看图纸，“明面”一切都对得上。但是，破绽其实非常明显。井下是轨道运输，地下的基本框架如何、是否有真的投入生产、巷道投入使用了多长时间，专业人员下井，一眼就能看出破绽。为了隐藏“暗面”刚铺的砖，和用了好几年的砖，你说你看不出来新旧程度的区别吗？

至于一些煤矿在临检时是否提前接到通知，我认为可能存在上下通气的现象。我觉得，有的主管部门看不看得出来，在于主观意愿。

记者：李沁桦
编辑：徐天
运营编辑：肖冉

1

按国家规定，每座煤矿的井口都要设入井人员公示牌，功能只有一个，告诉地面上的人此刻地下有多少条命。

山西沁源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的公示牌上，当晚写的是124。

井下实际有247人。

另外123个，在企业的入井登记系统里查不到任何有效信息，没有姓名，没有工号，没有任何记录。他们就以这种方式，待在地底下。

2026年5月22日19时29分，留神峪煤矿瓦斯爆炸，已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

2

留神峪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安全档案里。

2024年4月，这座矿被列入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等级为高瓦斯，意味着矿内瓦斯浓度长期超出安全阈值，任何一个明火或电气火花都可能引爆。

2017年至2025年，留神峪煤业共被行政处罚六次，罚款累计逾51万元。其中2025年两次被罚，处罚事由分别是工人未穿反光服入井、猴车急停保护装置失效，两次合计罚款5万元。

今年1月，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其列为B类煤矿，需重点监管。

穿透该矿股权，实际控制人任铁柱是长治本地人，早年靠拉煤炭跑运输积累第一桶金，后来建立通洲集团，以煤、焦、电、化为主业，旗下资产规模约百亿。

2025年全年两次处罚，罚金合计5万元，对于一家资产百亿的煤炭集团而言不值一提。至于高瓦斯预警和B类煤矿的帽子，并未警醒监管者和矿主。

3

山西与煤，牵扯得很久。

山西已探明煤炭储量约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大同、阳泉、长治、临汾的煤田，有些厚达数十米，往深处延伸，还有更多。有记录的大规模采煤可追溯至汉代，唐宋之后更为普遍，到了明清，山西煤炭已供应华北大半地区的日常燃料。从晋中、晋北一路南下的运煤商路从未间断。

1949年后，主要煤矿归入国家统一管理，大同矿务局、阳泉矿务局、潞安矿务局各守一片。矿工拿工资、分粮票、吃食堂，事故发生是工伤，有组织负责，有班组要交代。

真正复杂的局面从1980年代开始。乡镇企业政策放开，大量以承包形式存在的小煤矿重新涌现，山西最多时有数千座中小煤矿，散布在太行山和吕梁山两侧的沟沟壑壑里。一个村，一个乡，几十个人，一部绞车，一条竖井，就开挖了。安全投入由矿主自行决定，瓦斯监测仪不是标配，通风系统极为简陋。

2002年之后，煤价加速上涨，特别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需求，山西煤每吨从几十元涨到几百元，有些年份翻倍不止，"煤炭黄金十年"的说法从那时候起在山西流传。一座中型私矿的年净利润可以从几十万涨到数千万，山西煤老板遂成专有名词，煊赫一时。

4

与之相对，那十年里山西煤矿事故频发，伤亡惨重。

据公开数据：2002年，山西省煤矿事故死亡501人，2003年496人，2005年495人，连着几年，每年将近五百条命从井下消失。

2004年，国务院开始清查官员参股煤矿，设定申报期限，主动退出者免责，期满被查出者从重处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亲赴山西督查，公开表示山西安全生产积弊已深。

后有评论称，申报退出者不少，留下来换了更隐蔽方式的，也不少。

5

2009年，山西煤炭行业大变动开始。

山西省政府宣布全面推进煤炭资源整合与企业兼并重组，目标是在省内形成3个亿吨级特大型煤矿集团和4个5000万吨级大型集团。全省两千余座中小煤矿，一律并入大型国有企业，不愿意的按资产评估价格强制收购，限期完成，资质不达标者一律关停。

官方给出两条理由。其一，国有大矿安全投入充足，事故率远低于中小私矿；其二，国有化从根本上断绝官员参股、官商勾结的路径，因为国有企业股权结构不为个人私下入股留口子。

部分矿主们不答应。媒体上出现了一批质疑整合是否合理的报道和讨论。

争议归争议，整合如期推进。

6

小矿消失，大矿扩张。但矿难并没有消失。

2009年2月22日凌晨2时17分，古交市屯兰煤矿发生瓦斯爆炸，78人遇难。这座矿属于山西焦煤集团旗下西山煤电公司，是正儿八经的国有企业，而这一年的秋天，大整合才正式宣布启动。

2010年3月28日，山西王家岭煤矿透水，153名矿工被困井下，历经8天8夜，115人获救，38人遇难。王家岭当时是一座正在建设中的新矿，尚未正式投产，控股方同样是国有企业。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整合完成之后，山西煤炭事故死亡率确实大幅度下降。2009年202人，2011年74人，2013年75人。此后，除2021年之外，其它年份省级全年矿难死亡汇总数据未见系统整理。

7

沁源县四面环山，沁河发源于此，植被覆盖率在山西省内属于高位，山里的松林曾在抗战期间掩护过游击队。1940年代，沁源军民以围困战对抗驻扎日军，坚持两年半，被称为"英雄的沁源"。

英雄之名留在那里，山也还在那里，只是地底下慢慢变了。

1980年代采矿活动扩大之后，采空区造成地面局部塌陷，水系受到干扰，历年环保督察通报里，有沁源县采矿活动影响生态、水体和土地的记录。

挖了几十年之后，地下越来越空，地上慢慢变了样，但煤炭仍年年在为山西贡献GDP。谁来开，怎么开，出了事怎么算，这些问题在几十年里被反复追问，又被反复搁置。

8

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留神峪煤业现为山西通洲集团控股子公司。山西通洲煤焦集团官方微信公众号显示，集团由任铁柱1995年组建，是集原煤开采、洗煤、炼焦、化工、旅游开发、物流、三产服务为一体的民营企业。

据工人日报社主办的中工网报道，后来任铁柱乘着中小煤炭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煤炭资源整合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东风，采取入股、控股、买断、合资等多种形式，先后整合并购了安铭煤矿、五七煤矿、聪子峪煤矿、致远煤矿、新店上煤矿、晋杨煤矿，并对上述煤矿进行改扩建。

如此看来，任铁柱通过一番精心腾挪，才没有被国有企业合并。

中工网的这篇报道写于2014年。

2014年，也是山西另一份账簿翻开的年份。

7名省部级干部在这一年内先后落马，媒体称之为"塌方式腐败"，一省同年倒下如此多省级以上官员，此前的全国反腐纪录中未曾出现。

接近调查情况的人士称，这七人几乎都与煤焦领域私营富商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往来。

9

247个下了井的人里，有多少来自外地，多少是本地人，目前没有完整的公开信息。

那123个名字没有进入入井系统的人是谁，雇用关系为何在正式档案里不存在，截至目前，也没有获取解释。

他们进井前，有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一座高瓦斯矿，此前六次被罚，今年一月刚被评定为B类煤矿，不得而知。

5月24日，救援指挥部在现场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控制，全省随即对全省煤矿启动安全生产大检查。

每次矿难之后，程序大致如此。

2009年到2026年，这十几年里，山西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一路下降，所有人都以为最坏的时代过去了。但2026年5月22日那晚，留神峪一次爆炸，82人没能上来。

井口那块公示牌，还写着124。

当年的“郑副市长”，今天可否出来走两步？

文 / 呦呦鹿鸣黄志杰

在昨天文章里，我分析了一个诡辩术，并把这句话写到了标题里：“如果诡辩话术继续大行其道，‘药水杨梅’必将涛声依旧”。

文章发出后，我又想：该不会“毒杨梅”事件在当地早就被揭露过了吧？

于是，又缓缓查找了一番。

果然，找到了。

15年前，2011年6月8日，浙江慈溪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食品安全1号警示”：慈溪市工商分局、农业局、食品药品监管局联合对慈溪市场上的福建龙海杨梅进行抽检后发现，7个批次的杨梅中有8种农药残留物，并请消费者近期慎食福建龙海杨梅。

这8种农残分别是：敌敌畏、乐果、毒死蝉、水胺硫磷、百菌清、氯氟氰菊酯、氯氰菊酯、三唑磷。尤其是水胺硫磷，毒性很高。检测单位在两个批次的杨梅里都检测出了它，其中一个批次超标15倍。

此后，宁波等地市场对福建龙海产的杨梅发出“谢绝令”。从下图可见，当时的宁波果品批发市场挂出横幅“接上级有关部门通知，福建杨梅停止销售”：

龙海隶属福建漳州，正是2026年5月福建电视台“第一帮帮团”调查药水杨梅的地方，也正是龙海的杨梅协会会长，这几天呼吁，“恳求消费者给果农一条生路”。

新闻调查已显示：当地违规添加脱氢乙酸钠防腐剂的和甜味剂，已经是长期、普遍行为。

2026年的新闻说明，2011年的警示和“谢绝令”，并没有起到作用。

问题来了：为什么会起不到作用呢？为什么龙海杨梅一直在一个坑里趴着就是不爬出来？

这时，我又查到一篇《海峡导报》的新闻：《多部门对杨梅抽样调查：龙海杨梅可以放心吃》，发布于2011年6月16日。这篇新闻报道说，浙江慈溪警示之后，漳州市农业局联合龙海市农业、工商、质监、食品药品监督局以及公安等部门，对龙海的杨梅市场进行随机抽样检查。

新闻是这样写的：“龙海市负责农业的郑副市长（没错，新闻里没有写郑副市长的名字）介绍说，从昨天的随机抽样检查来看，龙海的杨梅是安全的。”

最关键的是下面三段，为确保准确，我没有变动一字：

“我们龙海的杨梅在浙江的销量一直都很好，而浙江当地的杨梅也即将上市，我们不排除当地有恶意的商业炒作行为。”郑副市长说。

……

曾宝树是龙海浮宫溪东农场的杨梅种植大户，他告诉导报记者，虽然有听说浙江慈溪检测出龙海的杨梅有农残，“肯定是有人在恶意炒作，不过并没有影响到龙海的杨梅市场，客商还在正常收购。”

曾先生说，龙海的杨梅一直受到浙江客户的青睐。“再过一星期，我们龙海的杨梅就基本下市了，但这几天浙江的客商还是络绎不绝，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我听浙江的客商说，浙江的茶山梅在端午节前后上市，可能是受我们龙海杨梅的冲击，而采取的恶意抵制。”

请注意，这三段话里提出了两大关键词：恶意炒作、恶意抵制。

而同期《海峡都市报》的报道为《问题杨梅产自龙海？尚无证据》。这篇报道则引用了“漳州市农业局卢局长”（没错，又一个在新闻中不公布名字的地方干部）的话说：“我们不排除这其中可能存在商业炒作的嫌疑”。“农业局表示，在今年5月下旬杨梅采摘期前，农业局曾进行过抽检，并未发现慈溪方面所反映的这么严重的问题。”

在当地这些人眼里，发现农残的人都是恶意的，而且，他们也不承认杨梅有问题。

如果漳州方面这位“郑副市长”所说属实，那么，慈溪市工商分局、农业局、食品药品监管局以及食品安全委员会就是“恶意”的，甚至伪造了检测结果。

相信谁？

我选择相信慈溪方面。因为无法相信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敢见诸报端的副市长，以及局长。

漳州方面在2011年毒杨梅事件中的诡辩和拒不承认事实，给后面这些年的地方杨梅市场生态，打了一个样。

如何呢？又能怎？

恶意炒作、恶意抵制，是多么常见的词汇。相关词汇还包括：恶意返乡、恶意讨薪、恶意取款、恶意滞留、恶意维权、恶意降价……

这种“恶意”一以贯之，诡辩也一以贯之。

如果15年前的毒杨梅事件能够触动漳州的监管体系，摒弃“总有刁民想害朕”的思维，完善并加强监管，15年后的今天，漳州的杨梅也不至于这番模样。

正是在这样一次次的“不了了之”之后，食品安全问题始终没有被根治。

当然，进步仍然是有一些的。在新闻调查铁证如山的背景下（我们要给福建电视台“第一帮帮团”栏目组点赞），这一次，漳州方面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虽然仍然有“请消费者给果农一条生路”这类诡辩，但至少，大家都承认了新闻披露的事实本身。

在昨天的文章里，我写了一段话：操作中，给杨梅加药水的收购商、批发商，但本质上，断了果农生路、让消费者陷于食品危险之中的，是“选择性执行”的监管体系，是让一个监管体系选择性执行而不受惩罚、难以纠正的制度。

毒杨梅被曝光了，地方上就去抓那些放药又撞上记者的商贩，但我认为，只要负责监管没有被问责，毒杨梅就一定会卷土重来。

当年的“郑副市长”，今天可否出来走两步？

呦呦鹿鸣20260523

呦呦鹿鸣后台的话：

很可惜，昨天的文章似乎被雪藏了。

从后台看，接送到这篇推送的订阅读者，只有之前的十分之一。甚至我自己的微信号，都没有接收到推送。好在，还有2640位朋友转发，不至于让文章失去传播，湮没无闻。

对于昨天的公众号推送机制，我有些疑惑。这篇文章的赞赏率、点赞率、转发率、评论率、划线率数字，都已经清楚明白地证明：这是一篇难得的深度原创文章。大数据应该很容易判断。不说大力推荐吧，怎么反而连作者自己的订阅读者都被限制了呢？

移动互联网时代瞬息万变，把握起来还真不容易。

微信公众号是迄今为止对深度内容创作者最友好的平台，我自己也在这里坚持13年了原创了。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愿平台坚持初心，支持作者与订阅者形成便捷链接，尽量让订阅的读者能接收到作者的推送。如果公众号能把自身特点坚持下去，若干年后再回首，定是一桩美谈。如果他也被其他一些浮躁平台所影响，放弃了自己已被广为认可的调性，那很可能就是自毁长城了，岂不可惜？

近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破获一起利用工作便利条件，非法买卖公民公积金信息案件，犯罪嫌疑人王某等10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经查，犯罪嫌疑人王某曾任职于某信息技术公司，利用维护公积金相关系统的便利条件，非法获取了一批公民的公积金缴存信息，并通过社交网络向贷款中介、理财公司兜售，宣称 “信息真实、可核验、可精准定位客户资质”。

经进一步查证，王某等人累计向他人出售公民公积金信息500余万条。

经审讯，王某对其非法获取并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王某等人因非法获取和买卖公民个人信息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特别提示

公积金信息一旦泄露或被非法买卖，极易被不法分子用于精准电信诈骗、套路贷、虚假征信包装等违法犯罪活动，对公民的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造成严重威胁。

网警普法

0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提供公民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即属于“情节严重”；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造成被害人死亡、重伤、精神失常或者被绑架等严重后果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公民公积金账户信息，属于受法律严格保护的公民财产信息和敏感个人信息，非法获取、买卖、提供此类信息的行为，可能面临刑事追责。

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请妥善保管个人公积金账户信息，切勿随意泄露或交由他人使用，发现非法买卖公民信息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本来今天感觉心境还可以，想写一篇小说题的，但写了开头，发呆很久，那种平和的气息就消失了。

思考一下，还是继续社会话题：

先发几个视频，

潮新闻报道的，8000倍超甜添加剂。

大江浮点的报道，酸甜杨梅，竟是化学药水泡出来的。

几点看法：

一是，

我昨天的文章为何说这是底线

开篇讲的是人道主义。例举了几则没有人道主义的现象，食品上例举的有315曝光的用双氧水漂白风爪，用拉过化学原料的油罐车拉运食用油等等。

现在这个用8000倍超甜添加剂侵泡杨梅，也是违背人道主义，

工人直言，自己是一口也不敢碰。

而这些侵泡完的杨梅发到了哪里？都发到了浙江和上海。

二是，

这个杨梅的事情我昨天开始关注，最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市场监管部门的对记者说，我们自己也很心痛，你这边查完才走那边又开始泡了，总不能天天守着。

说实话，我看完后能理解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恶说辞，的确不能天天守着，但问题是，你不能天天守着，你不知道这些被添加剂侵泡的杨梅流向市场后给人体带来的损害有多大吗？

那么一个问题来了，这些化学药水侵泡的杨梅，流通到上海，浙江，然后那些孩子吃了，对身体的损害当地是一点也看不到啊！

也就是说，这不是一句我们也很心痛就可以说过去的。

这是需要重罚，重判，对待这种违背人道主义的行为是需要毫不留情的。

因为在这些商家的意识中压根就没有丝毫的人道，为了利益可以肆意侵害他人的人身健康。

三是，

食品安全才是一个社会的基石。

你不能说，有能力的人吃特供，大多的人的身体就不重要了，如果不把普通人的人身健康当作一回事，而是曝光一次，还有另一个，这么循环往复，到最后不健全的不仅仅是人的灵魂了，连身体都是残缺的。

我现在出门在外，最大的苦恼就是饮食，因为你无论吃什么都不放心，不如自己在家里摘着菜，自己一点点全流程看着下锅才安心。

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你走任何地方，都不安心的时候，那么这该是怎样的氛围？

修车即便熟人也要宰你一刀，去车检即便被宰也没有维权的出口，基本的食品安全，几乎隔三差五都能看到触目惊心的毒害。

那么问题来了，这基本的秩序伦理，道德原则都沦丧至此，还有脸说什么其他的美丽吗？

四是，

我因为对浙江宣传的基本盘正名，说了几句不同的看法，因为我是第一个写的，也是顶着风险反驳的，反驳到我写完就收到了叔叔，哦，不，阿姨的电话预警。

那么问题来了。

我还是那句话，

“沉默的大多数从来，也不该是一个褒奖的词汇，因为你遇见了恶沉默下来，看见了不公选择沉默，只一味对个体的言行大加批判，这也不该是一个“朴素”的表现，而是小精明，实则无骨气。一个国家如果每个人都沉默，都顾大局，那么这个国家的恶就不会被人说，也就失去了基本的纠错。试问一句，如果每个人都做了沉默的大多数，是不是说，这是在鼓励大家遇见恶就忍着？”

文明是看到恶要及时杜绝，而非是所谓文化上的遇见恶也要坚韧下去。

谢谢！

凤凰网《风暴眼》出品

文 | 吕银玲 刘畅

爆料投诉邮箱:all_cj@ifeng.com

5月4日下午5点左右，身在外地的小莎忽然接到爷爷从老家浏阳官渡打来的电话：一公里外的烟花厂爆炸了。

爷爷在电话里说，当时他在厨房做饭，突然听到接连两声巨响，震得树和地板都晃动起来，他冲出门，从自家房前望去，一团巨大的、翻滚的白色蘑菇云正从树丛后狰狞地蹿起，迅速蔓延至空中。

村里的人都跑了出来，惊恐地张望，“这么大的爆炸不是好玩的”，有人嘀咕。不少邻居慌忙开车逃离，爷爷和几个没走的人，一起躲到了大树下。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爆炸声像年三十凌晨最密集的鞭炮，断断续续，不肯停歇，一片片灰烬从天上簌簌落下来。

受访者供图

腾起蘑菇云的，是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下称“华盛烟花厂”），这座“世界花炮之都”里的一家老牌企业。截至发稿，这场灾难已夺走26条生命，另有61人受伤。

浏阳烟花，支撑着全球市场的半边天，更是当地近三十万人的生计所系。凤凰网《风暴眼》从多位当地人处了解到，这里的年轻人靠着父辈在车间里填药、插引线，走出大山。如今，他们四散在各地，远远地为家乡的产业发展捏了把汗。

01 “玻璃碎裂，邻居失联了”

5月4日下午4点40分左右，一声巨响撕裂了浏阳市官渡镇兵和村惯常的宁静。华盛烟花厂的车间发生了爆炸，强烈的冲击波瞬间将周边的建筑推倒、震碎。

央视的航拍镜头下，厂房与民房交织的区域一片狼藉，多处屋顶被掀开，墙体歪斜倒塌。浓烟尚未完全散去，专业的救援队伍深入核心区域，在复杂的废墟间持续搜寻生命的迹象。

爆炸发生后的两个多小时里，兵和村被持续的巨响笼罩。直到晚上7点左右，小莎的爷爷才从躲藏的大树下慢慢走出来，回到家中。

眼前的景象让他怔住了：家里所有的窗户都被气浪冲开，去年才新铺上的厚重瓦片，从屋顶上“哗”地落下，碎了一地。屋子里到处是灰尘，墙上的镜子也碎了。

身在长沙的李芸，5日早上看到手机里跳出的伤亡数字时，手控制不住地发抖。她的母亲、亲戚和朋友们都住在官渡。4日下午，他们都听到了那几声“非常大的爆炸声”，所有人吓得从屋里跑了出来。一位朋友的家离爆炸点只有几百米，家里的玻璃被震得粉碎。

“昨天一共炸了五下。”李芸说，现在，她的家人们都暂时躲到了浏阳市区，因为害怕家里的房子会倒塌。

小莎和李芸一直与家人们保持着联系。邻居们一遍遍拨打在厂里工作的亲人的电话，但大多时候无人接听。

李芸只是从家人处听到一些零碎的消息：“朋友家那边有个老奶奶腿被砸伤了，已经送去浏阳医院。还有一个是被倒下来的桂花树压住，树着了火……”

图片来源：新华社

据此前报道，61名伤员被送至两家医院进行紧急救治，年龄较大为68岁，年龄较小的有20多岁，多为骨伤伤员。当地已配备精干力量进行救治，长沙相关专家已赶赴医院指导伤员救治工作。

根据5月5日下午长沙市政府新闻发布会的最新通报，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的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完成，救援人员共救出7名被困者。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图片来源：央视

目前，现场工作重点已转向伤员救治、现场风险管控、事故原因调查和善后处理。官方通报显示，送医的61名伤员正在接受治疗，其中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同时，为防止次生灾害，现场仍在进行风险研判和危险区域保护工作。

02 花炮出口重镇，5月初赶工

自唐代起，浏阳便有烟花产业开始萌芽。这份缘分，在清康熙年间已成规模，到了光绪朝，浏阳花炮已沿着湘江、出洞庭，远渡至香港、澳门乃至南洋，成了海外华人节庆时夜空里最熟悉的一抹绚烂。

产业的根，最初深植于千家万户的作坊里。90年代末的“花炮革命”，推动家庭作坊上山集中、合伙建厂，完成了向工厂化生产的关键一跃。如今，产业已形成研发、生产、物流、文旅的完整链条。

32岁的宋枫，就出生在这样的传统烟花重镇。从他的爷爷那辈起，家族便与烟花打交道。家里曾有个小厂，在2008年左右关停，后来父母去了更大的花炮厂做管理。

在他的记忆里，这个行业总是在“整改”的循环中往复：附近的小厂、中厂陆续关闭，只剩下几个大厂；而最近几年，连不少大厂也时常无事可做，陷入漫长的停工。

更深的阴影来自安全。他告诉凤凰网《风暴眼》，从小到大，每隔几年，附近总会有邻居被炸伤，甚至炸死，“前前后后已经10来人了”。他的父亲在厂里负责安全管理，每天巡查，严防死守。宋枫说，即便如此，在以前，工人为了图省事，有时还是会多领药物，违反“少量多次”的规定。“以前的管理比较粗放，现在严格多了。”

多位当地人的印象中，近年来，浏阳烟花行业的事故相比于过去，已经有明显减少。

即便如此，在这日日与火药打交道的行当里，仍难以彻底杜绝安全事件。

这场爆炸，就发生在宋枫最熟悉的生态里。事故发生后，他和在烟花厂工作的母亲讨论：出事的华盛烟花厂，爆炸点离居民区很近。“按道理，药物仓库肯定得放在山上，远离居民区。这个地方应该只是个成品仓库，放点成品，不该发生这么大规模的爆炸。”他顿了顿，推测道，“它是不是违规堆放了药物或者原材料？”

图片来源：央视

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不过，宋枫的困惑，指向了这个庞大产业的另一面。作为“世界花炮之都”，浏阳的烟花产业集群2025年总产值超过505亿元，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它占据国内约六成的市场，贡献了全国七成的出口份额。

这样一个毛细血管深入社会肌理的支柱产业，其生产节奏与全球订单紧密挂钩。宋枫提到，尽管在“五一假期”期间，但该厂员工并没有放假。可能是因为，5月正是赶工的时候，“可能要赶美国国庆（独立日）的那波大订单”。他分析，“到了6月中下旬，浏阳就开始放高温假，就不能再继续生产了。”

涉事的华盛烟花厂，正是出口导向的企业，美国是其核心市场之一。这家成立于2000年的公司，是行业里的老牌企业，其国际客户中有约50%分布在美国和加拿大。为了巩固并扩大在北美市场的知名度和销售，其关联公司湖南浏阳花炮有限公司（前身为湖南华盛烟花有限公司）于2009年6月29日以“浏阳花炮”为名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花炮行业首家海外上市企业。经过多年发展，其客户网络已覆盖欧洲、美洲、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然而，光鲜的另一面是，就在今年2月，该公司因作业人员将氧化剂与还原剂在称料间违规混存，被应急管理局罚款1.5万元。

事实上，当地为安全生产投入了巨大努力：推行“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关键工序机械化率超80%；构建覆盖全域的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接入数万个摄像头，实现“人防+技防”。一些龙头企业还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可实现5秒内异常报警。

2025年1月7日，湖南省浏阳市一家花炮生产企业，机械臂在烟花产品流水线上作业。图片来源：新华社

但隐患似乎从未根除：2025年11月，颐和隆烟花厂发生爆燃；更早的2019年12月，碧溪烟花厂的重大爆炸事故曾造成严重伤亡。

如今，当地从业者将再一次面对新一轮的安全挑战。

03 “烟花养大的孩子”，为生计着急

烟花美丽而又爆裂。在当地人眼中，这个行业同样如此——它危险，却是数十万家庭赖以生存的根基。

爆炸发生后，当地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沉痛的教训正在行业里蔓延。

不少人想起曾与浏阳齐名的花炮主产区——江苏建湖。2009年，那里发生一起3死4伤的重大事故后，当地政府最终在2011年“壮士断腕”，将全县花炮企业全部关停并转。如今，浏阳人心中升起同样的焦虑。

“没有人能真正理解，烟花对于浏阳人的意义。”不止一位当地人对凤凰网《风暴眼》这样说道。

或许可以通过一系列数字去理解：浏阳烟花产业直接带动约30万人就业，覆盖从生产到燃放的整条产业链。它每年发放的劳务报酬约200亿元，从业人员人均年收入超过6万元，有效支撑了数十万家庭的生计。

但生活是更具体的。

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是被烟花养大的孩子。”李芸记得，小时候附近也有烟花厂爆炸，听到一声巨响后，妈妈抱着她，爸爸抱着弟弟，往厂外跑。她直到现在心里还是有点阴影。但家里的长辈90%都是一直在花炮厂做事，烟花产业是养活一家人的生计来源。

她对凤凰网《风暴眼》说，家里父母辈都是靠着烟花供孩子读书。父亲很多次都和她说，“压力太大了不想做烟花了”，但是没有办法，“不靠烟花，还能去做什么？”

对于浏阳农村的许多人来说，这的确是个现实难题。当地农民可选择的方向有限：除了在本地烟花厂做工，可能只能从事烤烟或花木等农业零工、或在乡镇做保洁、保安、搬运等低门槛服务。

烟花行业，是其中收入最高、时间最灵活的选项。

小莎的家乡官渡镇，一个村里可能就有两个烟花大厂。“我们那边无法出来务工的基本都在花炮厂工作，有二十多岁的也有六十多岁的。”她有个叔叔是炒火药的，月薪9000元，“这相当于在用命炒，家里劝他不要干，但为了养家里老小，他还是干了下去。”

宋枫算了一笔更直观的账：“浏阳一家人在花炮厂做事，两夫妻可以收入20多万，这个水平可以比得上一线城市很多打工人了。”他提到，从事高危险装药环节的男工，月收入能达到五六万，但工作只能在凌晨两点到早上七点之间进行，“非常辛苦”。

从小在浏阳农村长大的西雨，身边绝大多数亲戚、邻里，祖祖辈辈都是靠烟花产业讨生活。“烟花产业是一条完整的民生产业链：从最基础的扯筒子、做引信，到加工、生产、仓储、运输，上下游连着几十万人的饭碗。”她说，“过去，村里家家户户有扯筒子的机器，老人、妇女在家就能做零活，不用背井离乡，还能照顾老小。这是最实在的谋生出路。”

如今，她陷入深深的担忧：现在正是《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新国标落地第一年，行业压力很大，马上又是高温假期，“现在出现爆炸事件，接下来长时间全面停产，厂里的工人没有收入，做原材料加工的散户没了活计，全家的生计就断了。”

“安全问题绝对是重中之重”，西雨对凤凰网《风暴眼》说，“但也希望从业者能吸取教训，给那些靠力气、靠手艺养家的普通人留下一条安全的谋生路。”

根据浏阳市官方规划，当地正着力构建多元化的现代产业体系，试图拓宽就业渠道。然而，对于许多当地农民和老人而言，产业转型依然任重道远。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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