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ll Djamilia Prange de Oliveira
2025-10-20T11:37:50.274Z

《文尼察的最后一个犹太人》是最著名的大屠杀照片之一
(德国之声中文网)一名身穿长外套、头发浓密、脸颊凹陷的男子跪在堆着数十具尸体的乱葬坑边,目光黯然。一名士兵用手枪指着他的后脑勺。毫无疑问,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受害者身份迄今仍然是个谜,但凶手是谁已得到99%的确定。
德国历史学家尤尔根·马特乌斯(Jürgen Matthäus)表示,照片中的枪手摆出一副“随意的姿势”,同时表现出“表演性的冷漠”和“程序性的务实”,他很可能就是纳粹战犯雅各布斯·奥南(Jakobus Onnen),而这张照片很可能被纳粹当作战果。
尤尔根·马特乌斯是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前研究部门负责人,他的最新发现最近发表在由都市出版社(Metropol Verlag)出版的《历史科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上。
马特乌斯向德国之声表示:“这是了解大屠杀历史真相的一大进步。如果我可以概括的话,历史学家们现在真的在想,‘啊哈,我在这里真的突破了我们所知的极限’。”
这张名为《文尼察的最后一个犹太人》是最著名的大屠杀照片之一。它首次引起关注是在1961年,当时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以色列受审。不过,直到现在,人们对这张照片知之甚少,一些已知的信息后来被证明是不正确的。
长期被贴错标签的著名照片
据当时发布该照片的合众国际社 (UPI) ,这张照片是由来自芝加哥的大屠杀幸存者阿尔·莫斯(Al Moss)提供的。据报道,在1945年被美军解救后不久,他在慕尼黑收到了这张照片,并将其交给了合众国际社。
但这张照片长期以来一直被贴错标签。直到2023年,马特乌斯才发现这张照片并非像最初认为的那样是1941年至1943年期间在乌克兰城市文尼察(Vinnytsia)拍摄的,而是在距离基辅约150公里的别尔德切夫(Berdychiv)拍摄的。
这个错误是偶然被发现的。几年前,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收到了奥地利国防军士兵沃尔特·马特纳(Walter Materna)的战争日记,他于1941年驻扎在别尔德切夫。

这张照片的拍摄地后被证实是在距离基辅约150公里的别尔德切夫(Berdychiv)
日记中包含了这张照片的印刷版,但质量比之前已知的副本要好得多。日记背面写着:“1941年7月下旬。党卫军在别尔德切夫城堡处决犹太人。1941年7月28日。”
马特纳在同一天的日记中描述了数百名犹太人在别尔德切夫城堡的同一个坑中被杀害的场景,这进一步证实了犯罪现场并非在文尼察,而是在别尔德切夫的理论。
马特乌斯于2023年末在《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他对马特纳日记的研究成果。德国《世界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读者提供的线索
马特乌斯随后收到了一些声称认出凶手的读者提供的线索,其中一条来自一位退休的高中教师。他写道,这张“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几十年来给他的家庭带来挥之不去的阴霾,“因为照片上的一名党卫军成员与我妻子的一位叔叔——她母亲的兄弟——颇为相似……这位叔叔在事件发生期间作为别动队C的成员‘在现场’,”马特乌斯在《历史科学杂志》上写道。
这位“叔叔”就是雅各布斯·奥南,他于1906年出生于东弗里斯兰省蒂切尔瓦夫村(Tichelwarf)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该村靠近荷兰边境。他曾在哥廷根学习法语、英语和体育,并追随已故父亲的脚步成为一名教师。后来,他在维岑豪森(Witzenhausen)的德国殖民学校任教。

人工智能支持的面部识别软件高度准确地确定凶手是雅各布斯·奥南
1931年,他加入了纳粹党的准军事组织冲锋队(简称SA),一年后转入党卫队(SS)。党卫队是纳粹统治下的一支精锐警察部队,最初是希特勒的贴身卫队。1941年6月初,雅各布斯·奥南加入了别动队C,该别动队在东欧屠杀了数十万犹太人。
“他加入了冲锋队,后来又加入了党卫队。他在哥廷根学习时期显然受到了纳粹学生运动的影响,当时纳粹学生运动非常盛行,尤其是在哥廷根。这就是人们可以观察到的纳粹化。”马特乌斯说道。
人工智能助力
雅各布斯·奥南从未受到调查,因为他1943年8月在战斗中阵亡。此外,他的妹妹销毁了他寄来的大量信件,让后人无法利用这些信件找寻事件真相。
尽管面临诸多障碍,人工智能专家仍积极参与,并使用基于人工智能的面部识别软件,高度准确地确定了凶手的身份。为此,识别出照片上亲戚的中学老师提供了用于比对的照片。
马特乌斯说,“跨学科合作越多越好,尤其是在人文学科领域……大屠杀研究是一个跨学科领域。”这种合作可能涉及艺术史学家、技术专家、音乐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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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豪集中营:一座大型雕塑矗立在达豪集中营纪念馆前。这座纪念馆位于慕尼黑郊外,是当年纳粹政权设置的第一个集中营。希特勒上台几周后,那里就关押了第一批囚犯。达豪集中营为后来在第三帝国修建的其它集中营树立起榜样。虽然当时并不是按照死亡集中营来设计,但在达豪被杀害的政治异见者的数量超过其他任何一个集中营。
“万湖会议”会址:这座位于柏林万湖(Wannsee)湖畔的玛里尔别墅(Villa Marlier)在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展开的大屠杀计划中起到关键作用。1942年1月20日,纳粹在在这座别墅里召开了“万湖会议”,讨论了“最终解决欧洲犹太人的问题”。1992年,这座别墅被改建为“万湖会议”纪念馆。
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这里是纪念欧洲范围内600万名被屠杀犹太人的地方。建筑过程耗时两年,于2005年5月12日正式揭幕。位于柏林议会大楼附近的这片碑林由2711个大小不一的水泥方墩组成。参观者可以自由穿梭其中。他们的脚下是一座地下纪念展览馆。
受迫害同性恋者纪念碑:在离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不远的地方,另一座混凝土材质的纪念碑是为了纪念1933年至1945年间遭到纳粹迫害的成千上万的同性恋者。这座4米高的纪念碑上有一个窗口,从屏幕上人们可以看到循环播放的同性之间亲吻的影片。这座纪念碑于2008年5月27日落成。
纳粹党代会场文献中心:纽伦堡从1933年到二战正式爆发前一直是“纳粹党”最大的宣传集会的举办地。一年一度的纳粹党代表大会以及有多达20万人参加的集会都是在这个占地11平方公里的会场举行的。如今一直未完工的大会堂建筑已经变成了文献中心和博物馆。
德国抵抗运动纪念地:位于柏林的本德勒大楼(Bendlerblock)是刺杀希特勒行动的指挥中心。1944年7月20日,冯-施陶芬伯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上校等领导的抵抗运动小组试图刺杀希特勒,但最终失败。刺杀行动的部分负责人当天就在这里被枪决。今天,这里成为纪念德国抵抗运动的场所。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位于下萨克森州的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在成为集中营之前,最初是作为战俘营建立的。生病的战俘被送到这里,很多人死于疾病。5万名死者中,有一个小姑娘的名字叫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后来公开的她的日记让全世界都记住了这个女孩的名字。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纪念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Buchenwald)建立于1937年7月,是纳粹在德国图林根州魏玛附近所建立的集中营,也是德国最大的劳动集中营。从1937年到1945年4月总共有约27万人曾被关押在这里。1945年美军解放该集中营之前,这座集中营里有64000人遭杀害。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遗址现在是受害者纪念馆。
辛提人和罗姆人受害者纪念碑:2012年,德国联邦议院对面建成了一座公园,纪念被纳粹政权杀害的50万辛提人和罗姆人。在一个水池周围,罗姆人诗人斯皮内利(Santino Spinelli)用英语、德语和罗姆语写下了 “奥斯威辛”这首诗。诗中写道:“憔悴的脸,死寂的眼,冰冷的唇,破碎的心,不再呼吸,没有言语,没有眼泪”。
作为纪念物的“绊脚石”:20世纪90年代,德国艺术家德姆尼希(Gunter Demnig)开启了一个反思历史的文化项目。他在犹太人受害者生前居住地门口的路上嵌上这种黄铜砖。上面刻着受害者的名字和死因。超过4.5万块“绊脚石”分布于德国和其他17个欧洲国家。这也构成了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分散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形式。
慕尼黑“褐宫”:位于慕尼黑布林纳街45号的“褐宫”(Braunes Haus)曾是“纳粹党”的全国总部,其名称来自于纳粹党员制服的颜色。1943年10月及其后的盟军空袭中,褐宫被炸毁。1947年废墟被清理留空。2015年,在褐宫原址的位置建成了纳粹历史文献档案馆。
许多受害者身份不明
如今,枪手的姓名和个人情况已清楚。但是,尽管照片中受害者的脸很清晰,但其身份依然不明。许多案例也是一样。马特乌斯表示,这并不奇怪,因为纳粹故意不列出在东欧被枪杀者的姓名——这与西欧被驱逐者的情况不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通过越来越多的努力来识别受害者,查明其身份。这些人是谁?很多工作是由幸存者完成的,根据照片、回忆录和证词进行身份确认,例如亚德瓦谢姆犹太人大屠杀基金会和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马特乌斯说。
这位历史学家仍然“谨慎乐观地”认为,有朝一日,跨学科合作、集体智慧和人工智能将能够识别出这张照片中的受害者,并为大屠杀研究开辟许多新的机会。
他说,“如果这张照片可以做到,那么信件和日记也有可能。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意愿,不仅仅是政治阶层,还有个人和家庭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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