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报》这篇特别报道开头写道，中国中部的河南省会郑州，十月初的夜幕降临。横跨马路连接巨大厂区K区的天桥，原本几乎空无一人，突然间挤满了人。很快，日班结束时离开iPhone组装线的工人流像极了高峰期火车站拥挤的走廊。他们分散到战略性设置在那里的食摊之间，在霓虹灯下摆满炒面和包子。另一些工人则走着相反的路，接替夜班生产。
结束了工时的刘和马（两人都是18岁）正走向宿舍楼。《世界报》选择只使用受访者的姓氏（因为这些姓氏很常见，他们不会被认出来），因为当地政府官员和便衣警察一直跟踪我们，并恐吓了我们的一些受访者。
刘和马在九月初相遇，当时他们被分配到iPhone 17 Pro Max的生产线上，负责将中央处理器及其电路固定在智能手机中。在那里，他们使用自动螺丝刀拧紧零部件。刘出于好奇数过：他每天重复相同的动作约1300次。
刘和马都不确定他们刚开始的恋情在11月中旬之后会发生什么，因为他们将在工作满三个月拿到工资后离开富士康。“这份工作结束后，我会去别处再找一个”，刘说。“工厂的生产线太压抑了，这份工作没有未来。我们只在工资高的时候才待在这里。我会拿到奖金后再决定去哪里。不幸的是，我不能为了感情而牺牲薪水”，这位年轻人在离他女朋友不远的地方坦言。他将离开贫穷的家乡河南，可能会去江苏，一个位于上海以北的沿海省份，那里的工资更高，工作更稳定。
在此之前，这对恋人跟这个季节里“iPhone城”——这座拥有十五年历史、世界上最大的iPhone工厂——的大多数工人一样，都紧紧盯着这三个月的奖金。这笔奖金已成为管理工人的核心要素。为了适应苹果公司生产的强烈季节性，富士康实施了极端灵活的工作制度，使得在生产节奏放缓时无需留住工人，从而避免在淡季支付工资、社会保险和与年资相关的加薪。
季节性工人
为此，工厂提供了较低的基本工资，通常为每月2100元人民币（255欧元，即法定最低工资，略低于郑州平均工资的一半）。薪酬只有通过加班，尤其是承诺留岗三个月后发放的奖金才变得有吸引力。
富士康和苹果将iPhone工人变成了季节性工人，就像采摘葡萄的农业工人一样。这种节奏符合美国公司的商业和营销日历：每年，在苹果老板库克（Tim Cook）著名的9月新款iPhone发布会之后，销量就会达到顶峰，为中国的“光棍节”（又称“双十一”）、美国的感恩节（两者都在11月）以及最重要的圣诞节等消费高峰期做铺垫。
长期关注iPhone工人状况的中国劳工观察（China Labor Watch）创始人李强对《世界报》解释说，“这就是两家公司之间的关系模式，他们的‘商业模式’，它不是以人为本的：富士康只在需要时才使用临时工，就像苹果只在需要时才使用富士康一样。”
李强就此强调，这种分包关系使苹果公司摆脱了对其组装产品的中国工人的责任，同时没有真正损害其形象。他的非政府组织最近对郑州工厂进行了一项调查，结论是超过一半的工人是通过中介机构安排的临时工——尽管中国法律理论上将这种做法限制在企业劳动力总数的10%。
中国最大的私营雇主
尽管存在这种不稳定性，但这种奖金制度使得富士康在许多工人眼中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雇主。许多来自内地的农民工在三个月后会离开，去别处寻找制造业工作，也有人会回到田间劳作。
一位在工厂附近一家大众餐馆吃完一碗面条的40岁女士对《世界报》表示，她和她的弟弟、丈夫三年来每年都来这里工作这三个月。她10岁和12岁的两个孩子留在了他们的家乡登封，距离这里约一百公里。她在8月份签订了合同，当时的奖金是9100元，接近最高值。“我等到11月底，很多人会那时离开”，她说。
苹果公司在198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制造Macintosh，但于2004年关闭了其在美国的最后一家工厂。在2007年推出其智能手机时，它将大部分组装外包给了富士康，这家台湾公司因此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雇主。
但随着北京成为华盛顿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地缘政治问题又叠加了美国就业问题。早在2011年2月，苹果创办人乔布斯（Steve Jobs）就坦诚地告诉时任总统奥巴马：“这些工作不会回来了。” 然而，如今承诺将工厂迁回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仍然执着于“美国制造”iPhone的梦想。
贸易紧张局势
在中国，富士康最初在东南沿海靠近香港的深圳工业区组装iPhone，但随着该地区的发展，工资也随之上涨。为了保住苹果的合同，这家承包商开始寻找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
2010年，地方补贴说服这家台湾集团选择郑州作为新工厂的所在地。事实上，河南省为它铺了红地毯：提供2.5亿美元贷款（2.15亿欧元）、税收减免、市政资助的宿舍，以及对附近机场的大规模建设——零部件从那里运来，智能手机从那里运走。远离沿海的河南是一个欠发达的地区，却是中国人口第三多的省份，提供了较低工资的劳动力储备。
尽管郑州的工厂比深圳更靠近工人原籍地，但它并不适合带孩子居住。“工人必须牺牲个人生活，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厂。这些做法在他们心中滋生了不满，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或其他地方的劳工则觉得他们的工作被‘偷走了’，所以说，双方都不满意”，中国劳工观察的李强观察到。
在2016年至2017年的活动高峰期，该工厂长期雇佣了30万工人。但随着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在贸易紧张局势下富士康在印度开设工厂以降低其对中国的依赖风险，对劳动力的需求有所减少。导致郑州工厂的工人数量现在可能只剩下15万，而大约20%的iPhone现在在印度制造。
一些宿舍楼已空置在那儿
这对该地区是一个沉重打击。手机在2015年占河南出口的60%以上，但到2023年只占46%。在市区，一些宿舍楼空置了，附近的餐馆关门了。“以前，下班时，如果一个工人在人群中掉了鞋，根本不可能找回来”，一位在工业区入口附近经营小诊所的医生回忆道。在一家临时工中介机构，一位招聘人员表示，一些求职者担心被安排上夜班。她还说，“这份工作太单调了，很多人坚持不下去。有些人来抱怨。我们就告诉他们为了奖金要坚持三个月。”
在宿舍楼下的一家理发店里，朱（一家小型招聘机构的老板）在等待理发时有很多话想诉说。理发店周围有小超市，还有按摩店，黑暗中的女孩们向孤单的工人招手。朱曾亲身经历了2022年郑州的工人骚乱，当时相关视频传遍了全世界。当时，随着工厂和宿舍里新冠病例激增，这个拥有20万工人的园区被封锁，但许多人因害怕感染而逃离，徒步返回家乡。
地方当局曾承诺提供奖金以吸引其他人来工作，但这些工人被困在园区内，食物供应极差。由于承诺的工资没有兑现，工人们在街上反抗身穿白色防护服的警察。随后，政府官员要求军队退伍老兵和共产党员前来富士康重新启动生产，因为这关乎当地经济。
朱说，即使是今天，尽管富士康和苹果缺乏社会承诺，当局仍然为他们做了大量工作，这与2024年在郑州开设工厂并提供稳定工作（尽管高度自动化的汽车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低于智能手机）的比亚迪不同。朱详细描述了在河南的每个县，当地劳动局如何组织集会来帮助富士康招聘。他依旧相信苹果离不开中国。“iPhone依赖中国，因为中国人工作努力又听话”，朱解释说。“你被告知：‘你是上夜班，你就是上夜班。’ 现实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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