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布什时代的副总统迪克.切尼发表声明：我将把票投给贺锦丽，这不是党派之争，而是为了保卫共和，因为在“我们国家248年的历史上，从没有一个人比川普对我们的共和国构成更大的威胁。他试图盗窃上次大选，被选民抛弃之后，不惜用谎言和暴力保住权力….所有公民都有义务把国家置于党派之上，奋起保卫我们的《宪法》”。

第一次对迪克·切尼产生敬意，不只是他声明中说的“保卫共和”的高大上理由，而且是他作为父亲对女儿的爱。爱女儿、爱共和，甚于爱被川普绑架的共和党。川普和拥趸绑架了共和党，这是美国政治的悲哀。正直的人能做就是不让川普进一步绑架美国的民主，绑架已经有248年历史的共和国。

日前，迪克·切尼的女儿丽兹·切尼宣布支持贺锦丽，并在得克萨斯奥斯丁说，她父亲也会打破党派界限，投贺锦丽一票。今天，迪克·切尼的声明印证了女儿的说法。

迪克·切尼跟女儿都是共和党世家。因为政见分歧，川普和拥趸对丽兹·切尼极尽羞辱打压之能事。抛开党派不论，只是从父亲的角度，如果我有女儿，有人对她这样，我会倾尽所有，让他失败，让他在余生为自己的恶行后悔，直到进棺材入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迪克·切尼此举，让人肃然起敬。

迪克·切尼的声明：

"In our nation's 248-year history, there has never been an individual who is a greater threat to our republic than Donald Trump. He tried to steal the last election using lies and violence to keep himself in power after the voters had rejected him.

He can never be trusted with power again.

As citizens, we each have a duty to put country above partisanship to defend our Constitution. That is why I will be casting my vote for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https://apnews.com/article/liz-dick-cheney-kamala-harris-trump-tim-walz-texas-tribune-festival-17304eb4f0c3faeabbc37c5da4b6bf51

今年暑假，一位高中生来打零工，她话不多，人很聪明，同事都很喜欢她。几周前，她说要请一星期假，去路易斯安那。她说男友病了，住在路易斯安那的医院，她要去陪伴他一周。这是普通美国高中生的世界。他们十几岁时体验和见识的人生，很多中国人到二三十岁才有机会体验，后者不是什么保守，只是发育成长迟缓而已。

美国大学校园中，本地长大的学生无论从外表还是从言行，大部分比中国来的同龄留学生要成熟。我家小儿上大学时，问他有没有交中国来的同学朋友，他说没有，因为他们看着像初中生，见面不知道说什么好。这跟我在中国时的见闻吻合：中国家长整天害怕自己的孩子知道这知道那，把他们放在温室里养，这只是迟滞他们的身心发育而已。

下一代最悲催的无非是重复上一代的路径。中国的大妈大叔这一代很多患有感情缺失和性压抑综合症，他们的人生目标似乎是要把自己的缺失和压抑传给下一代， 让他们的孩子精神和肉身都像他们那样无聊、无趣，被同学当成weirdo。自己活成那样，也就罢了，大环境小环境都恶劣，命运使然。但要让下一代重复自己的路径，这就悲催了。

很多中国来的第一代移民家长习惯于把圆滑世故当成熟，反倒看美国学生不成熟，觉得他们太单纯。在美国长大的年轻人中，是否成熟至少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价值观成形，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准则，不需要事无巨细再由家长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更不需要家长告诉他们跟谁交男朋友女朋友。二是有领导力(leadership）—— 对同龄人有亲和力、向心力，可信可靠。

就第一点而言，大部分中国学生的价值观主要来自党国教育灌输，似乎还没形成经过自己判断力选择的稳定价值观，而且有偏离现代文明社会准则的倾向，很多刚到美国的留学生跟本地社会格格不入。关于第二点，在我有限见闻中的美国高中、大学，自发学生群体中，有领导能力的几乎找不到中国来的学生，他们的成熟度不够，缺少亲和力，没有领导同龄人的能力。在这方面，美国长大的第二代华裔学生强得多。

在教育习俗的层面上，美国学校相当注重从小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和动手能力，这是身心成熟必不可少的能力。就此，一位写繁体字的推友评论：“美國孩子的獨立自理能力，跟東亞那種溫室小花根本不在同一個緯度上。小學開始就已經有各種各樣的 project 要做，從小就鍛鍊不做做題家。初中起可以自己選科。跟東亞不同，這裡的中學生不是被動的坐在一個班房裡等不同科目的老師來「喂哺」，而是主動的去不同老師自己的教室。”

一些中国家长把“心眼多”“不吃亏””冷漠““自私”“世故”等人性本能当成“成熟”的标志，不知道年轻人要去经历、去吃亏、去动手动心、去帮助别人，身心才能“成熟”起来，才能让周围的人觉得可信可靠，才会在同龄人中有感召力。这是美国社会理解的“成熟”，但像“leadership”这么重要的成熟标志，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无所知，连这个概念都没有，可以说是太“单纯”了。到美国后，有些家长能活学活用，但有些背着井出来，也把孩子放在井里。家长的认知对孩子的人生影响很大。有些中国孩子长大后能突破家长的眼界，但很多突破不了。

这些年，偶尔听一些从中国移民到加州的家长说要离开自由化的加州，搬到保守的得州，有助于他们的孩子成长。但得州的“保守”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比方说，未成年生育。南方几个保守州，十几岁女生怀孕生育的人口比例远远高于加州：得州名列全国第八，名列第一的是比得州还保守的密西西比，加州连前十名都排不上。https://usnews.com/news/healthiest-communities/slideshows/states-with-the-highest-teen-birth-rates?slide=12 。曾有一位中国移民来的家长，上高中的女儿跟同学怀孕了，他很脑火，来打听能不能告对方强奸。得州法律不管两个未成年之间的性事。

很多年前给人打工时，曾有位同事，家里是老得克萨斯人。他做过检察官、律师、脱口秀演员，当时他太太还在做县检察官。儿子18岁，他带儿子去脱衣舞厅过生日，算是家传成年礼。转眼他儿子现在都人到中年了。

疫情时，我们州长趁脱衣舞厅都关门，把进门年龄从18岁提高到了21岁。当时，人们脸上都戴着口罩，也没人去脱衣舞厅。而且，脱衣舞厅生意早已经不像多年前那么主流了，跟很多实体生意一样，门前冷落，不少搬到了网上。州长越来越不好管了。但不管怎么管，这里跟加州一样，年轻人把有经历、敢吃亏、正直、理性作为成熟的标志，把自私、冷漠、不合群的同侪叫做weirdo。

去年底，在日本走完四国遍路，去台北小住。一位吃冰激凌的国小女生画了一张铅笔画，送给我说：“祝刘叔叔新年快乐”。转眼2024过了一大半，不管世界怎么起伏跌宕，每个人总有属于自己的快乐要追求。这些年，经常想起奈保尔那段关于现代文明中“追求快乐”的话：

“这种文明之所以对远近无数人充满吸引力，核心在于追求快乐的观念……它的内涵如此丰富：个人、责任、选择、睿智的生活、职业精神、追求完善和成就。这是个包罗万象的观念。它无法被削减成一个固化的体制。它不会促发盲从狂热。但我们都知道它存在，因为它的存在，那些僵化的体制终将灰飞烟灭。”

两个半世纪前，现代文明的先知先觉为未来世界立言，把追求快乐跟生命、自由并列为三大不可让度的权利，被后世称为“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二十世纪以降，以生命、自由、追求快乐的自然权利为核心的“美国信条”逐渐成为超越国家、种族、文化的“现代文明信条” (Creed of Modern Civilization)，成为一种普世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

在台北，遇到阴天下雨，午后的天色犹如黄昏。躲在室内，喝杯劳动人民的Ka Va Lan， 读几页书。阅读是比认字更难掌握的一种技能。现在基础教育普及，不认字的人越来越少，但掌握了阅读技能的人并不见得比以前多出很多。简体字中文教育讲究灌输和死记硬背，但不怎么教阅读技能，背熟关键短语和答题套路，考试考完了，拿着简单的课外文章，还是不知道怎么读。

学校大量产出这种擅长考试的封闭心灵。心灵封闭的人阅读不是学习新知识或新思路，而是为了印证已经被灌输到他们头脑中的东西——经常是一些偏见和执念，结果是越读偏见越固化，头脑越僵化，眼界越狭窄。学会阅读，才能打破这个自愚自虐的精神闭环。

这种认字但不会阅读的现象在国内学生和老师中比较普遍，学历跟阅读能力不匹配。看周树人一百年前写的话，就像写今天的境况：“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

周树人说，在那种国家大事只会让人对人性丧失信心的环境中，对一个车夫的片段记忆却对他形成灵魂的威压，甚至榨出他“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教他惭愧，催他自新，增长他的勇气和希望。

小时候上中学对这些话似懂非懂，背完中心思想，也不知道这些话对正常人生意味着什么。后来看康德，说卢梭让他学会了尊重普通人，隐隐想到周的那件小事，算是多少理解了一点其中的含义。

但更深入的体会还是来美国以后，幸运的是没有局限于学校和公司的小圈子，接触到各种社会生态中的普通人，体会到他们身上有我和以前的圈子没有的品质，知道了以前那种傲慢和偏见是封闭心灵的产物。

说起来，都是一些琐碎小事。但我们都生活在日常的琐碎和小事中，正是那些很多习惯于自我才俊化和栋梁化的人瞧不上的日常，体现出人性的丰富和多彩，也正是在这些日常中，我们才有机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不致于轻易被国家大事和高大上理念压缩成理念单层人。

回头看，以前的阅读都是像一些种子，在一个大致正常的社会生态和身心状态中就能发出芽来。 大千世界，人海茫茫，我们各自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追求自己的快乐，不让别人垄断界定我们是谁的权利，这是现代文明人的证明。

八年前，美国有了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四年前，美国有了第一位女性副总统。今年大选，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创造历史的时刻——选出第一位女性总统。这个国家有无限的可能性。这是美国的魅力所在。

往回看105年，美国妇女还没有宪法保护的选举权。1920年6月，田纳西州成为美国舆论的焦点，各方势力围绕国会通过的保证妇女选举权的宪法第十九修正案展开角力。 此前，已经有35个州的议会批准这项修正案，而要将其正式写入宪法必须至少有36个州批准。

那一年也是大选年，支持妇女获得与男性平等选举权的活动家、政客、社会名流云集田纳西首府纳什维尔，促使田纳西州议会在夏天批准修正案，把妇女选举权变成宪法权利，以便全国的妇女能及时做选民登记，在十一月的大选中投票。

当时，田纳西参议院已经通过批准投票，只剩下田纳西州众议院，96名议员中，48名赞成，48名反对。 众议院投票那天，赞成的议员西装领子上别着一朵黄玫瑰，反对的议员领子上别着一朵红玫瑰。最年轻的议员Harry Burn只有24岁，他领子上别着一朵红玫瑰。但在唱票时，他喊“Aye”（赞成），取下领子上的红玫瑰，从口袋拿出一朵黄玫瑰别上。第十九修正案从此进入美国宪法，女性公民投票权成为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

Harry Burn的赞成票引发众怒，暴民威胁要干掉他。州长派保镖去加强保护。为了避免正面冲突，他从议会的窗户爬出去，躲在议会图书馆的阁楼上。第二天，谣言四起，说Harry Burn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他发表了一个简短的书面声明，说：“我相信女性公民投票是一种权利。我相信我们有法律和道德义务批准。我知道儿子听母亲的建议永远是最保险的，我母亲希望我投赞成票。”

有政客的太太跑到Harry Burn母亲家，劝说她出面，说服儿子改投反对票。不少邻居也风言风语，嘲讽她可怜。她说：“用不着那些人可怜。我为儿子感到骄傲。”

多年后，Harry Burn的后人发现了母亲写给他的那封信。信中大部分是拉家常，只有寥寥数语提到投票：“为女性选举权投一票，别再让她们犹疑彷徨......” 在当时田纳西的政治环境中，她肯定感受到儿子的政治压力。信中专门提到Harry Burn走入政界的引路人Herschel Chandler的一个发言。

Chandler是州议会参议员，在那个发言中，他说都是些“不生孩子的低端妇女”在争取选举权，要强加到“田纳西的良家妇女头上”。他要代表那些在家摇摇蓝的孩子妈妈，不会代表那些穿低领短裙的另类妇女。上个月，媒体曝出川普选择的竞选搭档万斯贬低一些职业女性是“childless cat lady”（“不生孩子的猫女”），不禁让人想起百年前田纳西反对女性投票权的Chandler。

显然，Harry Burn的母亲厌恶Chandler那个发言，但她也知道，Chandler是能影响儿子政治前途的田纳西政界大佬，投赞成票可能会付出很大的政治代价。

100多年过后，田纳西仍然被认为是个保守的州，但在历史关键时刻，它的母亲和儿子都站在了正确的一边。如今，不仅田纳西政府和选民为他们骄傲，而且整个美国都在纪念那个历史性时刻。

密西西比州议会直到1984年才批准“第十九修正案”，尽管只有象征意义，总算翻过了本应在几代人之前就翻过的历史一页。我等今天在美国享有的文明秩序都是一代代先知先觉付出生命、自由、幸福的代价，经过持之以恒的勇敢促成的。 这是一个永不止息的进程，一旦停止了，美国文明就会开始衰败。

女性获得投票权一百来年，但实际投票率近四十来年才赶上男性。 可喜的是，赶上之后一直比男性高。

美国的制度并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国父设计好了，人人不逾矩，自动运转。美国独立建国248年，历次社会变革大都是通过三种渠道的交互作用而达成的：一是国会立法，二是法院判决，三是社会运动。

比如，妇女争取选举权，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运动，无数司法诉讼，最后于1920年由国会立法，各州批准，成为宪法修正案。 再比如少数族裔今天享有的民权和平权，经历了多年全国性的抗争、各种刑事和民事诉讼，最后于1964年由国会立法，成为《民权法案》。

在这个社会变革的体制中，如果去掉社会运动，很难想象只靠国会和法院，美国会有今天不同阶层、性别和种族的公民享有的平等和融合。这三种渠道缺一不可。 从这个角度看，目前美国变革的道路仍然是大致畅通的，没有被左右两种极端势力堵死。

美国有保守的一面，这没有错。但它不是一个墨守陈规的国家，而是处在不断打破陈规的进步中，就像传统保守主义者George Will说的那样，是一种“进步的保守主义”，不是停滞的保守主义。

美国主要报刊曾有几位相当出色的传统保守派专栏作家，像Charles Krauthammer，David French, Peggy Noonan和以前介绍过几次的George Will。他们的学识和价值观令人仰慕，完全不同于这些年沉渣泛起的冒牌货。可惜，时光不饶人，他们或者已经步入人生暮年，或者已经去世。我本人读的比较多的是George Will，很喜欢他的语言风格。

George Will有句名言：“美国的保守主义就是古典自由主义”。几年前，他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发文“When American conservatism becomes un-American”（当美国的保守主义变得不美国了），指出目前一些美国自封的保守主义者其实是宣扬「基督教威权主义」，他们的统治楷模是匈牙利的Viktor Orban——一种有浓厚历史怀旧色彩的打着基督教旗号的暴政。 这恰恰是美国国父们立宪革命所反对的那种暴政。

《理性》杂志发过一个对George Will的访谈。 他一直讲美国的传统的保守主义就是古典自由主义——在我看来，这符合历史事实。 《理性》是一本保守主义色彩深厚的刊物，它的办刊宗旨是“自由精神，自由市场”。 这显然不同于那种维护等级制度和教会权威的欧洲保守主义。

这些年在美国奔走的一些所谓保守主义者鼓吹的那种意识型态更接近欧洲式保守主义，一种父权为核心的等级制，比如福音派的教会原教旨主义、极右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维护白人工人阶级经济特权的民粹主义等。 这些意识形态化的运动都违反了美国传统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 简体字中文世界的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把这些东西当成美国的保守主义宣扬，把保守主义跟古典自由主义对立起来，令人费解。

说美国的过去是“保守主义”，在特定的语境中没有错。 但那只是美国的一个侧面，这个国家有更广阔的图景：美国独立是一场革命，不管同时代人还是后世也称之为“革命”。 革命后的土改、打破贵族对财富的垄断、排除神权政治、保证国家的世俗性质、解放黑奴、扩大选举权等在当时都不保守，而是相当激进，至少是相当“进步”。

总体上看，美国这248年基本上是一个制衡的进步主义历程，或者像传统保守主义者George Will说的那样，是一种“进步的保守主义”。 那种往后看的浪漫保守主义或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保守主义在大部分历史时段不是主流，近年的反弹也主要是发生在乡镇和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在大城市和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中既无其势也无其功。

George Will讲”进步的保守主义”对我们理解美国历史和眼下的社会有很大启发。 他说，那种拒绝进步的保守主义一直被进步主义拖着跑，越拖越边缘化。

这些年，George Will反复警告，目前美国的冒牌保守主义其实是反美国传统的，也是反古典自由主义的，其实是走旧欧洲贵族那种政教合一的经济/政治/宗教既得利益集团的保守主义道路。这种势力的政治偶像是匈牙利的奥班和俄国的普京，也就是能维护他们经济/政治/宗教利益的强人。他们在川普身上看到了希望。但幸运的是，美国不是俄国，更不是匈牙利。

今年大选，共和党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大差别：共和党的前总统、前副总统、前众议院议长、前前党主席都不凑场；民主党能走得动的前总统、前副总统、前众议院议长、前主席满堂会。看到这种反差，不需要什么政治-法律知识，有一双普通人的眼睛就可以了。共和党空前分裂，民主党空前团结，得出这种结论也不需要多少思维能力，只需要通正常人的常情常理就可以了。

我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没有党派归属，更无所谓党派忠诚，投票选举主要是看候选人个人的能力、人品，还有另一个党的对手是不是太烂；政策取向都在其次——美国两党弄来弄去弄了100多年，尤其是近半个多世纪，各自的政策取向大致稳定，为了选举推出一些标语口号式所谓政策，这里减点税，那里加点税，民主党朝三暮四，共和党朝四暮三，忽悠完了，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而且，美国的地方政治和全国政治是两回事。地方选举中，选民不认识，更不了解大部分职位的候选人，只好按党派投票。在川普之前，得克萨斯州县的地方选举中，除了一次有民主党朋友参选，我基本是投共和党候选人。

我也不属于美国的劳工阶层，虽然认识那个阶层的一些人。民主党现在要增加的各种福利大部分跟我没有关系。但评论各党派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作为，要尊重基本事实，这是出发点。

美国普通民众现在享有的几乎所有福利：联邦退休（社安）金、最低工资标准、每周40小时工作制、退休人员医保、低收入家庭医保等，几乎都是民主党牵头立法，民主党总统签字成为法律。从小罗斯福到现在，每一次推出这些立法都步履艰难，拖着不让改革的几乎都是民主党中“保守”一方和共和党。

1970年代后，政治气候变幻，共和党不得不转向，吸引底层选民，不是靠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而是靠激发他们的宗教热情、排外冲动和对少数族裔的恐惧。

简体字中文世界一些自称保守主义的人缺少基本历史知识，但习惯于按意识形态教条和标语口号站队，经常把常识性的东西搞反了。比如，有简体字知识分子说共和党代表底层利益。历史和现实都是，共和党忽悠底层一靠宗教，二靠种族，三靠排外，并不靠经济利益。

不幸的是，在美国民众中，越穷越信福音派，越穷越种族歧视，越穷越排外 — — 越穷越认为是少数族裔、外国人导致他们贫穷。这是美国政治中极右势力的民间土壤。正常理智的人不会相信，共和党靠忽悠这种东西能解决底层问题或维护底层的利益。

我在美国生活的二十五年，大部分是在得克萨斯，很多东西是入乡随俗，不赞同民主党的很多做法。近距离见识了某些代表得州的国会众议员和前众议员的做派以后，知道那里面充满政治混混，只要能捞钱捞选票，让他/她说什么，他/她都说，两党都有。但从全国看，毕竟两党在政策取向上有比较明显的分野。

简体字的山寨布尔什维克教育培养的是政治单层人，精神世界像一层纸。 只要在那种环境长到成年，几乎没人幸免。离开那种环境后，有人开始学习政治文明，让精神世界丰厚一些，能容纳不同层面，但这个过程并不轻松愉快，需要否定旧的自我。但也有很多人不学习，继续做政治单层人，投入美国社会的政治单层人怀抱，把极右的意识形态垃圾当学术理论宣扬。

有人也念美国正经的政治理论书，但普遍问题是搞不清一些基本观念的语境和政治修辞意义，像“州权”、“自由”、“爱国”、 “法律与秩序”、“社会主义”、“传统生活方式”、 “昂格鲁-撒克逊传统”等在美国历史和现实政治中都有作者不便说出口的含义——不是每一本书的作者都对自己和对读者诚实。

不少简体字读者把这些都读成了观念世界的政治单层词，从概念到概念，想象出一个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并不真实存在的美国。第一代移民很容易保持从墙内带来的这种精神世界单层人状态，不是做政治单层人，就是做经济单层人，像一张纸，除了正面，就是反面，没有任何厚度。

政治单层人往往成为意识形态极端分子，把政治-宗教宣传品当历史，把标语口号当理论；经济单层人只为了挣钱活着，一切都围着多挣点儿转。这种状态扼杀了人性的丰富性。毁掉自己的也就罢了，有些狂热分子的目标是把别人的人性丰富性也毁掉。

正常人尽一份力，确保那些政治和经济单层人中的狂热分子失败，实际上是维护人性。让精神世界丰富一点，避免生活在自己反对的人和势力的阴影中，变成他们的阴影的一部分。

2020年是美国妇女在全国范围内获得选举权100周年。在11月3日举行的大选中，女性选民把唐纳德·川普总统赶出了白宫。选后民调显示，乔·拜登获得55%的女性选票，比川普高11个百分点。而在男性选民中，拜登落后川普2个百分点。^[i]女性公民是美国最后一个获得选举权的群体。1870年，《宪法》增加第十五修正案，保障黑人男性的选举权。整整半个世纪后，《宪法》增加第十九修正案，美国女性公民的选举权首次获得宪法保障，但妇女选民的投票率长期低于男性选民。1980年大选，女性选民的投票率首次超过男性选民，此后一直领先。^[ii]

《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保障所有人享有法律的平等保护。改变不平等的现状有两种方式，一是“向上平等”，二是“向下平等”。弱势群体获得了跟优势群体平等的权利，比如妇女本来没有投票权，后来有了投票权，属于“向上平等”。反之，则是“向下平等”。问题在于，强势群体往往把“向上平等”看成零和游戏，认为弱势群体是在抢夺他们的权利和特权，因此拒绝变革。这种强弱冲突发生在每一次弱势群体争取权利的进程中，把法院、国会、街头变成没有硝烟的战场。历史上，有些“向上平等”是通过国会立法实现的，有些则是通过法院判决达成的。前者如女性公民的选举权，后者如妇女堕胎权。因为法院判决往往受现有法律和判例的束缚，平等权往往以十分曲折的方式体现在判决中。

1860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在竞选期间收到一封信，发信人是个名叫格蕾斯·贝戴尔（Grace Bedell）的11岁女孩子，说看到父亲拿回家的林肯照片，脸太瘦了，建议他留胡子：“我有四个哥哥，他们有的会投票给您，如果您能留胡子，我会劝别的哥哥也为您投票。您脸太瘦了，留胡子会看起来好得多。所有女士都喜欢大胡子，她们会劝自己的先生投票给您，那样您就能当总统了。我父亲会投票给您。如果我是男生，也会投票给您……”^[iii]林肯听从了贝戴尔的建议，留起胡子，成了今天人们在照片上看到的形象。直到60年后，美国的女性公民才在全国范围内获得选举权，那时候，格蕾斯·贝戴尔已经71岁。

根据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一款，规范和管理选举事务属于各州的权限。 1797年，新泽西州议会立法赋予女性公民选举权，但10年后又立法废除，只允许白人男性投票。1870年2月，当《宪法》增加第十五修正案保障黑人男性的选举权时，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州的女性公民有选举权，只有怀俄明地区的法律允许妇女居民投票，但那时怀俄明还没有成为美国的一个州。1890年，怀俄明被美国接纳为州。如果不计妇女选举权曾经昙花一现的新泽西州的话，怀俄明成为美国第一个保障妇女选举权的州。此后20多年间，西部各州的女性公民陆续获得选举权，东部、中西部和南方的大部分州则依然禁止女性公民投票。直到1920年《宪法》增加第十九修正案，新泽西女性公民的选举权才在相隔113年后失而复得。

1831年，托克维尔访问美国时观察到：“在美国，妇女的独立性无可挽回地丧失在婚姻关系中。那里的未婚女性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束缚都少，但一结婚就受制于更严格的家庭义务。父亲家是未婚女儿自由快乐的安乐窝，但一嫁到丈夫家就像住在修道院。这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可能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完全对立，相反，美国妇女是从前者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后者。^[iv]妇女不仅在家庭中处于丈夫的附属地位，而且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也是如此：“美国妇女从来不管家庭外的事务、经营生意或参与政治生活；另一方面，她们也从来没有被强迫下地干粗活或从事需要重体力才能干的工作……”^[v] 当时，美国是个农业社会，国土主要局限于东部和东南部。此后半个世纪的西进、内战和第二波工业革命使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变，很多妇女不再满足于做丈夫的附庸，权利意识开始觉醒。

内战后，联邦政府向大量迁徙到西部边疆的家庭赠送土地。大部分去边疆闯荡的是年轻家庭，地多人少，为了在严酷的环境中立足，很多妇女不得不走出家庭，像男性一样下地劳动或经营生意。她们脱离了相对固化的传统社会，在扩展权利方面，遇到的阻力小一些，政治地位随之提高，有机会开风气之先。在环境严酷的边疆地区，地方政府的一个现实的考虑是，如果年轻女性不去，或者去了呆不下去，年轻男性也不会去，去了也呆不住。

很多女性权利是因为这类现实考虑才变成法律。一旦有的州开风气之先，相邻的州会跟进：如果自然条件差不多，这个州的权利多一些，日子好过一些，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居住。在缺少人口和劳动力的情况下，这种吸引力是发展经济、增加税收的方便法门。政府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吸引来了更多的人，更多土地得到开发，就有了竞争优势。西部不仅成为国土扩张的地理边疆，也成了扩展妇女权利的政治前哨。

在西部狂飙突进的同时，东部和南方社会继续在传统的轨道上运转。大部分东部传统州，像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新泽西等，跟南方各州一样，都是最后一批承认妇女选举的权的州。传统权力结构稳固，陈规旧俗根深叶茂，改变的动力不足，变革来得就慢。

1868年7月9日，《宪法》增加第十四修正案，承诺所有人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一些女性公民认为，第十四修正案保护她们跟男性公民平等的选举权。当年11月总统大选，新泽西州近200名女性公民去投票，但她们的选票被当作废票处理。妇女权益活动人士准备4年后再来一次。1872年11月5日总统大选，纽约州15名女性公民去投票站投票，两星期后，她们被拘捕。法庭允许她们交500美元保释金回家候审，但一位名叫苏珊·安东尼（Susan Anthony）的女性公民拒绝交保。1873年6月17日，联邦法院开庭审判苏珊·安东尼非法投票案，去法院旁听审判的包括美国前总统梅拉德·费尔莫（Millard Fillmore）。^[vi]

审判结束，沃尔德·亨特（Ward Hunt）法官宣判被告有罪。按法庭惯例，在判刑前，亨特法官问：“罪犯是不是有话要说？”苏珊·安东尼说：“法官大人，我有很多话要说，因为在您的有罪判决中，您把我们政府所有的关键原则都踩在了脚下。我的自然权利、我的公民权利、我的政治权利、我的司法权利，统统都被无视了。夺走了我最基本的公民权，把我从公民贬低到臣仆的地位。不只是我个人，而是我这个性别的所有人，因为您法官大人的判决，都沦为这个所谓政府形态下的附庸。”^[vii]

亨特法官反复打断她的陈述，强调法院是按照现有法律判决她有罪。苏珊·安东尼礼貌地回绝亨特法官，坚持讲完。《宪法》第六修正案承诺，被告有权利得到“公正的陪审团及时和公开的审判”。这是普通法沿袭千年的传统。13世纪初诞生的《大宪章》中，即有“被同侪合法审判”的表述。^[viii]在美国的法律实践中，“公正的陪审团”经常被称为“同等人士组成的陪审团”，即跟被告社会地位差不多的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

苏珊·安东尼被审判时，法律只允许白人男性公民担任法庭陪审团成员，而且亨特法官拒绝安排陪审团审理本案。苏珊·安东尼说，这对她是不公平的：“自从去年11月我被捕以来，这是我个人，也是我这个被剥夺了选举权的群体中的任何人，第一次被允许面对法官或陪审团为自己辩护几句……审判我的法律全部由男人制定、由男人解释、由男人管理、重男轻女；一位美国公民行使了‘公民投票的权利’，被法官大人定罪，只是因为那个公民是个女人，不是个男人。”^[ix]

直到1937年，纽约州才允许女性公民担任州法院陪审团成员；直到1957年，国会通过《民权法案》，女性公民才获得在联邦法院担任陪审团成员的权利；直到1975年，最高法院才判决妇女在法院担任陪审团成员的权利受《宪法》保护。那时候，距离苏珊·安东尼审判已经有102年。

亨特法官判处苏珊·安东尼罚款100美元。她当庭表示，不会交一分钱。按照法律，罪犯拒交罚款，法庭要判处监禁，直到交上罚款为止。苏珊·安东尼期望以这种方式被亨特法官判监，由此可以向美国最高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让案子进入最高法院的程序。但亨特法官不给她上诉的机会，没有判她监禁，只是指派执法官去收罚款。执法官到现场搜查之后，无功而返，报告说没有找到现金，也没有发现可以依法没收的物品或不动产。^[x]执行罚款的事不了了之。法院不再继续追究苏珊·安东尼的刑事责任，按当时联邦法院的程序，也不存在上诉到最高法院的途径。

女性通过法院争取投票权，苏珊·安东尼并不是孤案。弗吉尼亚·马奈尔（Virginia Minor）是密苏里人，1872年她去做选民登记，准备在当年的总统大选中投票，因为她是女性而被拒绝。马奈尔依据第十四修正案起诉负责选民登记的官员，在州法院输了官司后，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1875年3月29日，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一致判决，《宪法》既没有赋予女性公民选举权，也没有禁止女性公民投票，具体决定权在各州，所以，密苏里州只允许男性公民投票的法律不违反《宪法》。在判决中，法院区分了公民权和选举权，认为马奈尔是公民，有公民权，但公民权并不必然包含选举权，妇女跟儿童一样，有公民权，但没有选举权。^[xi]

马奈尔案的判决意味着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司法道路走不通。显然，最高法院主张，赋予妇女选举权是州议会和国会的工作，法院管不着。1878年，马奈尔案宣判5年后，有国会议员提案增加《宪法》修正案，保护妇女选举权，以失败告终。19世纪末，美国各州公立义务基础教育普及，女性的识字率越来越高，印刷媒体遍及各地，西部各州妇女陆续有了选举权，社会没有像一些保守人士担忧的那样阴阳颠倒，乾坤大乱，家庭分崩离析。西部的榜样带动了中西部、东部和南方各州妇女为自己争取公民权利而抗争。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先驱伊丽莎白·斯坦顿（Elizabeth Stanton）曾经说：“勇气是妇女的最好保护。” 这句话揭示的道理在此后的美国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验证。

法院诉讼失败和国会立法受挫之后，女性公民的抗争转向街头。但街头抗议和请愿不像法院诉讼那样和平，经历了无数次绝食、监禁、殴打、判刑、罚款。一些妇女权益活动人士认为，要引起社会关注，需要激发普通人的良知。随着示威活动升级，她们在街头被警察殴打，被捕后绝食抗议，在监狱被强插食管进食，甚至被监狱当局虐待。^[xii]

各种抗争和镇压事件被媒体频繁报导，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普通国民的良知开始经受考验。很多人意识到，把一半成年国民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问题会越来越大。美国妇女的抗争和社会良知都达到了临界点，更多的州修宪赋予妇女选举权。1920年，美国《宪法》增加第十九修正案时，妇女已经在一多半的州获得选举权。

女性公民有了选举权，才能有效地参与政治进程，改变托克维尔描述的“从来不参与政治生活”的状况。如果没有发言权，她们跟她们的孩子的命运都掌握在那些有发言权的人手里。不过，获得选举权，在政治进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是决定自己命运的第一步。对于女性来讲，决定自己的命运也包括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

（节选自《为幸福而生：小人物在法律秩序中追求平等权利的历程》，注释节略。）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但在一些社会-文化问题上被一群有恋枪癖和恋胎癖的宗教极端分子绑架，一到选举，右翼中的极端势力就忽悠选民按枪、堕胎、上帝站队，向最封闭、最落后、最排外、最矇昧地区底层民众的精神世界看齐，给人一种超现实的错乱感。

一些简体字新移民从墙内跑出来，到了开放社会，现代文明的方方面面有那么多值得学，一辈子都学不完。但这些才俊却放着那么多好的不学，专门逐臭：信基督教，专拣福音派民族主义这种美国教会中的垃圾信；自称搞民主，却专拣美国政治中反人性的极右翼垃圾吞。逐臭好像已经成了他们的第二本能。为什么呢？

在美国越封闭落后的地方，越流行恋枪癖和恋胎癖。穿越美国骑行时，在得克萨斯西部的桑德森镇，路边餐馆的女招待腰里别着一把枪，态度冷漠粗鲁。我们随队的一位阿拉巴马来的支援人员说他活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粗鲁的女招待，一顿饭功夫，他说了五六遍“粗鲁”。

我们给镇上的浸信会捐助，换取他们提供伙食。牧师吹嘘他跟警长是铁哥们儿，毫不掩饰地嘲笑墨西哥人。牧师的夫人告诉我们，路上遇到有人求助，不要停下来。封闭的环境培育封闭的心灵，从腰间挎枪的餐馆女招待到牧师一家，无不散发出一种开放社会少见的粗鲁、冷漠和绝望。

对枪的想象是一回事；现实中的枪是另一回事。我本人拥枪，长枪短枪都有好几支，也支持自卫，但厌恶极右分子和政客的恋枪癖表演。所谓用枪反对政府压迫是一种想象。现实是那些恋枪癖分子从来不敢主动招惹FBI、警察和美国军队，他们杀害的大都是些学生、老师、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受害者没有压迫他们。

至于一些简体字知识分子想像有了枪，政府就不敢强拆了，只说明他们内心的怯懦和认知的低劣——反抗是一种意志和勇气，对自由人来讲是一种本能。对于懦弱如大部分简体知识分子的那个人群，即便家里有大炮，他们也不敢反抗。这不是说他们应该去暴力反抗或牺牲，而是说应该像正常人一样面对真实的自己和现实。

有些简体字知识分子凭想象把极右势力的恋枪癖吹嘘成“昂格鲁-撒克逊武德”。不少简体字青年相信这种不着边际的扯淡。现实是，连美国的主流右翼都不好意思扯什么“昂格鲁-撒克逊”。

几年前，美国众议员的极右议员马昭莉·格林（Marjorie Greene）和几名同好议员曾经要成立弘扬“昂格鲁撒克逊政治传统“的决策团。媒体披露之后，当时的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称之为“本土主义狗哨”。他发推特表示：“美国是建立在人人平等和以诚实、勤劳获得成功的理念上面，不是建立在身份、种族和宗教上面。共和党是林肯的党，是为所有美国人争取更多机会的党，不是本土主义的狗哨党。”

在遭到共和党内外广泛谴责之后，国会极右小团体弘扬“盎格鲁萨克逊政治传统”的计划胎死腹中。可见所谓“昂撒”的论调在美国政治语境中已经成为过街老鼠类的东西，连共和党自己都不再容忍这种意识形态垃圾。搞不懂为什么简体字世界一些人对诸如此类的过时的“狗哨”情有独钟，当正统吹捧。

美国的恋胎癖和恋枪癖是同一伙宗教狂热分子，用劳动人民能理解的语言讲，大概相当于基督教中的塔利班。一个曾经教过的学生问，为什么反堕胎的人如此珍惜生命却同时反对控枪减少滥杀无辜的机会。我说，宗教狂热分子的精神世界都是颠三倒四的，共同特点是利用政治把自己的宗教信条强加给别人。

介绍过好几次脱口秀宗师George Carlin，他经常调侃宗教狂热分子精神世界的颠三倒四：福音派反堕胎打“挺生命”（prolife）旗号，Carlin说，他们貌似最关心还没生的胚胎，一生出来，却觉得你活该自生自灭。福音派反堕胎，也反全民医保，反控枪，不生不行，但生了病死打死没事。这种精神错乱，让Carlin一说，又生动又清晰。

 “政府不是解决办法，政府才是问题。”——罗纳德·里根总统

 “社会主义是他们用来攻击过去20年人们取得的所有进步的一个唬人名称。他们把公共权力称为社会主义，把社会保障称为社会主义，把银行保险金制度称为社会主义……他们把几乎所有能帮助大众的东西都叫社会主义。”—— 哈利·杜鲁门总统

昨天，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在新泽西召开记者招待会，指责对手贺锦丽要在美国搞“共产主义”，这跟他在2020年大选中的做法一致。在美国政治中，“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是两个修辞色彩极强的象征性词语，二者大致通用，没有教科书上那种区分和具体含义。

一、“社会主义的特洛伊木马”

2020大选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是反社会主义。

川普总统称竞选对手拜登为“社会主义的特洛伊木马”。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纳·麦克丹尼尔（Ronna McDaniel）发言，称“民主党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川普的竞选顾问金波丽·吉尔佛耶（Kimberly Guilfoyle）讲：“拜登、贺锦丽及其社会主义同志们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曾被川普总统任命为驻联合国大使的尼基·黑利（Nikki Haley）指责“民主党要把美国变成社会主义。” ^[1]显然，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中，“社会主义”是一个脏字。

在美国的党派政治中，尤其是在竞选中，要听明白政治人物讲话，除了要听他们说什么，还要看他们想说什么——候选人竞选要把自己的主张用选民能产生共鸣的语言包装起来，用具有号召力的口号动员选民。反“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动员口号。一百多年来，在美国政治生态中高举反“社会主义”旗帜的主要是三种势力。一是维护原始资本主义的经济势力。他们把最低工资、工人退休金、失业救济、全民医保等政府干预措施都称为“社会主义”。二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把无神论、堕胎、世俗化、严格政教分离、妇女平权等都称为“社会主义”。三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们把族裔平等、跨种族通婚、有色人种移民都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美国大选中，共和党给民主党候选人贴“社会主义”标签已经有百年历史。大萧条期间，胡佛总统称竞选对手小罗斯福为社会主义者。小罗斯福总统上任后，着手刺激经济，增加政府投资，保护劳工权益，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设立社安金，使退休人员和家属老有所养。政治对手把这一系列“新政”措施统称为“社会主义”，将其与苏联社会主义相提并论。纽约前州长艾尔·史密斯（Al Smith）指责罗斯福“新政”将把美国变成苏联式全权社会主义 ：“我们只能有一个首都——不是华盛顿就是莫斯科。我们只能有一面旗帜，不是星条旗，就是苏联不敬神的红旗。我们只能有一首国歌，不是《星条旗》，就是《国际歌》。”^[2]

二战结束后，世界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相互敌对的阵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方面泾渭分明、势不两立。在美国政治中，“社会主义”不再只是一个脏字，而且变成一个令选民恐惧的名称。冷战期间，用“社会主义”攻击对手在美国政治中有广泛的民意基础。1949年，盖勒普曾做过一个民调，发现只有15%的美国民众对社会主义有好感。因为85%的民众对“社会主义”没有好感，甚至心存厌恶和恐惧，所以攻击政治对手搞社会主义，自然是行之有效的竞选策略。

冷战初期，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说：“社会主义是他们用来攻击过去20年人们取得的所有进步的一个唬人名称。他们把公共权力称为社会主义，把社会保障称为社会主义，把银行保险金制度称为社会主义……他们把几乎所有能帮助大众的东西都叫社会主义。”^[3]这是冷战初期共和党竞选策略的一个写照，也是右翼保守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之一。2020年大选，川普团队继承了共和党的这一党派和意识形态传统，攻击拜登和民主党搞社会主义，炮火主要集中在两个议题，一是“全民医保”，二是“绿色新政”。

在近百年的美国政治中，曾经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政策包括最低工资制、社保退休金制度、退休人员医保（Medicare）、低收入家庭医保(Medicaid)、失业保险金等。小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克林顿、奥巴马等民主党总统提出的几乎所有经济、医保、民生政策都曾经被贴上“社会主义”标签。

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中，对于共和党候选人来讲，攻击“社会主义”是赢得选举的策略；对于高收入阶层来讲，反对“社会主义”是为了少交税，但对于大部分普通收入和低收入选民来讲，美国政治中的反社会主义主要是个政治动员口号。事实上，美国社会的低层民众受益于大部分被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政策，比如最低工资、失业保险、社保、退休医保等，却反对这些政策。很多选民投票并非出于理性认知，而是根据党派站队，按照标语、口号选择立场。

2020年大选期间，疫情肆虐，医保成为选民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建立全民医保制度是美国政治家百年来的梦想。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1912年竞选总统时就提出全民医保构想。1945年，杜鲁门总统正式敦促国会立法，建立全民医保系统，这大致跟英国和西欧建立全民医保的进程同步。但杜鲁门总统的计划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挠，被指责为搞“社会主义”，不了了之。肯尼迪总统在任期间，重启杜鲁门总统的医保计划，但来自国会的阻力仍然十分强大。当时，美国有56%的65岁以上老人没有医保，靠微薄的社保退休金难以负担昂贵的医疗费用。1965年7月，约翰逊总统签署社安法修正案，增加政府主导的低收入医保（Medicaid）和老年人医保（Medicare）。自此，美国低收入家庭和65岁以上的老人获得政府医保。显然，这是删减版的全民医保，但至少美国的老人实现了病有所医。

虽然解决民众医保问题大都是民主党主导立法，但共和党总统和国会也在不断扩大政府医保的覆盖范围。比如，尼克松总统把“老人医保计划”扩展到65岁以下的残疾人和肾病晚期患者；小布什总统将其扩展到65岁以下的肌肉萎缩症病人。这些疾病会让患者失去工作能力，经受巨大痛苦，而且治疗成本昂贵。身患这些疾病已经十分不幸，如果因为没有钱得不到医治，则更加不幸。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国民不应该有这第二种不幸。政府有责任为不幸患病的国民提供帮助，这是负责任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的共识，跟“社会主义”不相干。

二、“政府才是问题“

里根总统有句格言: “政府不是解决办法，政府才是问题。”^[4]任何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都会出现问题，产生违背政策目标的副作用，在极端状况下，甚至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如果单纯从这方面讲，里根的话有道理。担任总统前，他致力于反对退休人员医保和低收入医保。担任总统后，他反对政府干预，经常把政府为民众提供社会保障和苏联式制度通称为“社会主义”。

里根总统关于政府的评论只说出了部分真理。政府会出问题，但政府无所作为，社会就会出更大的问题；没有政府不断解决问题，各种社会问题就会积累成堆，达到临界点，最终爆发。基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负责任的政府会主动实施一些政策，避免社会问题演化成社会灾难，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上世纪大萧条期间，小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扩大基建投资，建立社会安全网，以防止经济衰退导致大量人口流离失所，造成欧洲式社会主义革命和法西斯主义兴起。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历史学家讲，罗斯福“新政”拯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不过，吊诡的是，美国的右翼保守势力称他为“社会主义者”。^[5]

自小罗斯福总统以来，给民主党候选人贴“社会主义“标签，已经成为每次总统大选中可以预见的情节。比如，在最近几次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都会抨击奥巴马医保为“社会主义”。1965年以来，低收入家庭和和老年人享有政府医保，很多雇主为员工购买私人医保。但并不是所有雇主都为员工提供医保福利。很多自雇人员、没有雇主医保的员工和他们的家庭面临一个巨大困境：他们的收入没有低到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低收入医保，但又负担不起昂贵的私人医保，或只能负担得起投保条件苛刻的私人医保。美国曾有数以千万计的国民处于这种医保困境。2010年3月，奥巴马总统签署“买得起医保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 ，俗称“奥巴马医保”（Obamacare），通过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强制投保等措施，使2200万美国人获得医保。

奥巴马医保存在很多问题和漏洞，对于很多家庭来讲，保费仍然相当昂贵，需要进一步改革，由更优的医保方案取代。川普任总统前两年，试图废除奥巴马医保，尽管国会两院都由共和党控制，但没有成功。最大的障碍是他和共和党人提不出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对于负责任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来讲，问题不是废除奥巴马医保，问题在于提出一个能替代奥巴马医保的更好的医保计划。川普执政四年，没有提出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

美国医保系统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管理成本最高、医护成本最高，而美国人的寿命预期却排在世界各国第46位，跟巴拿马、古巴相近，大幅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在缺少有价值的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废除奥巴马医保会导致上千万人失去基本医疗保障，尤其在疫情期间，必然会造成巨大的防疫隐患。

2020年3月4日，《华尔街日报》刊登题为“新冠疫情应对计划暴露美国医疗体系缺陷”的报导，称国会议员和联邦官员对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感到震惊，拟采取紧急行动弥补医疗体系的漏洞，比如费用高昂、为数众多的人没有保险、员工病假期间没有收入等。这些漏洞严重影响了防疫。^[6]

竞选期间，川普攻击拜登被民主党左派绑架搞“社会主义”，但这种攻击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跟冷战时期成长起来的老一代人不同，美国年轻人对“社会主义”这个词不再有条件反射式的反感和警惕。所以，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尤其是全民医保构想，获得大量年轻选民支持。一些民主党左翼的年轻政客则倡导向其他发达国家学习，建立类似于西欧和北欧那种高税收、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为普通民众提高福利。他们的政策主张一般包括实施全民医保、提高富人和公司税收、减免公立大学收费等。

冷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不再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禁忌或令人恐惧的名称。据2018年盖勒普民调，18-29岁的年轻选民中，有51%对社会主义有正面看法，45%对资本主义有正面看法。每增加一个年龄段，对社会主义有正面看法的比例就下降10个百分点左右。65岁以上的老年选民对社会主义有正面看法的只有28%。很多年轻选民把右翼势力攻击的“社会主义”当成吓唬小孩的怪物，或冷战时代的遗产。^[7]当然，他们抱有好感的是那种西欧和北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前苏联、古巴、委内瑞拉或中国式的全权社会主义。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美国建立起了基本的全国性社会安全网，比如社保退休金、失业救济、退休人员医保、低收入医保等。右翼保守势力一直把社会安全网称为“社会主义”。不过，比起西欧和北欧的国民福利制度，美国的社会安全网相当薄弱，而且充满漏洞，既得利益盘根错节，党派政治包袱沉重，改革举步维艰。如前所述，虽然现有医保政策覆盖了65以上老人和低收入家庭的基本医疗，但工作年龄的中产阶级承担了沉重的医疗费用负担，致使一些中产家庭反倒买不起医保。“奥巴马医保”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效果无非是在漏洞百出的昂贵旧体制上打了一个巨大的昂贵补丁。

在2020年民主党初选中，一些候选人主张医保应当成为一项公民权利。比如，桑德斯倡导全民医保，贺锦丽主张全民享有政府医保。拜登采取中间路线，倡议将政府的退休人员医保（Medicare）向全民开放，但65以下民众必须自费购买。这谈不上社会主义，甚至达不到西欧和北欧民众70年前达到的医保水平。

2020年7、8两月，皮尤民调显示，赞同政府提供全民医保的美国民众，从59%上升到63%。民主党支持者中88%赞同全民医保，比一年前上升了5%；共和党支持者中也有34%赞同全民医保，比一年前上升了4%。考虑到这种民意，川普在医保政策上的失误无疑是他败选的重要原因之一。^[8]

又值美国大选，川普的政策取向并没有增加实质性的新内容，只是攻击贺锦丽要把美国变成“共产主义”国家，是否能说服只够的中间选民，令人怀疑。

（部分内容选自《大选年：制度与灵魂》，注释节略。）

2011年，时为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在访谈中说，天朝的体制是“Fool's Errand”（“傻蛋事业”），注定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天朝实行的山寨版的苏俄制度会毁掉经济发展成果。这本应是经历过20世纪风云变幻的现代人的常识认知，但常识在中国是稀缺资源。

天朝经济还在蒸蒸日上时，神州才俊弄出一些反常识呓语，比如独裁才能发展经济。十几年前，天朝阔了，花大钱买了些洋五毛专家，又花小钱养了批土五毛专家，弄出“中国模式”这种不伦不类的“理论”。因为过于反常识和反现实，只流行了几年就消停了。钱一少，洋五毛就散了，只剩下一群土五毛还在舔盘子。

二战后，东亚几个国家或准国家，除天朝和北朝鲜外，都经历了经济起飞和民主化。民主化或者跟经济起飞的前半程同步，或者跟经济起飞的后半程同步。跟经济起飞相伴随的还有国民精神世界的现代文明化，认同民主、自由、宽容等现代文明价值观。从这些年趋势看，天朝的经济起飞大致在前半程就夭折了。

基于个人观感，跟日本韩国台湾相比，天朝的最大问题是封闭，不止是国家和社会封闭，而且人的精神世界更封闭；不是只底层群众封闭，大学的知识阶层也封闭。这十几年，每次去国内，最大的感觉就是封闭，说给国内朋友听，他们没有同感，觉得已经相当开放。精神世界封闭得太久，对世界已经丧失了常识认知。

日韩台，会看到根深蒂固的传统如何影响普通人的言行，但听他们说事，精神世界大致跟现代文明世界同步，比如说对待同性恋、对待选举、对待异性、对待不同意见等。听大部分中国朋友说同样的事，缺少这种同步感，不管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党国，他们的三观好象只是党国宣传的一个变异品种，跟世界脱节。

几年前，天朝折腾出大瘟疫，封闭变成了物理世界的现实，一些朋友才恍然大悟。其实，跟日韩台相比，天朝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只是为了发展经济，多少开了些吃喝玩乐吹牛的空间。大瘟疫的非常状态把已经成为日常的封闭推向了极端，人们才有了感觉。常年累月的社会封闭和精神世界封闭让大部分人失去了感觉。

多年前，还曾梦想退休后去中国教教英语或什么的，后来不再异想天开了。那种人跟人的关系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比二十多年前出国时还糟糕。比如，看到不少老师把学生当成他/她的仆人或随从，像是学生的所有者（owner）；他们很多也不知道人跟人正常交往的边界在哪里，看到很多在涉及异性间交往时，他们分不清日常交往或友谊跟情爱约会的区别，搞出一些在成年人看来的儿童式行为方式；很多老师对别人的私生活和个人交往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

这都是些封闭社会养成的人际交往恶习，那种氛围令人相当压抑。我等已经习惯了开放社会自由自在的生活，只想远离那种封闭环境中唧唧歪歪的怪异行为方式。

二十五年前到美国后，曾经有很多年没去故国。第一次回去，想十几年过去了，经济蒸蒸日上，普通人的精神世界总会跟着开放一点吧。生活世界的现实证明，我错了。在很多方面，经济发展没有让社会更开放，也没有让天朝普通人的精神世界更开放，反倒加固了封闭的围墙，不只是外在的围墙，而且是精神世界的围墙，都更高更厚了。

新冠封城时，一位国内朋友（不是在学校温室中的博士教授，而是很接地气的朋友）说，经济发展把大部分中国人都驯化了。在封闭环境中，才能把人或动物驯化。驯化后的精神世界是个封闭的精神世界。天朝经济熄火后，不知道它的知识分子有没有能力启动一个“去驯化”的过程。只有打破封闭，才有希望现代文明化。

看东亚几个国家，现代文明化成功的日韩台，都经历了经济腾飞、政治民主化、国民精神的现代文明化。北朝鲜三者都没有，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国家。中国经历了经济起飞，阻挠政治民主化和国民精神现代文明化，发展成张牙舞爪的畸形庞然大物，自残自噬，政府威胁国民，全国威胁周边，经济起飞难以为继，重蹈现代文明化难产夭折的宿命。

1988年首尔奥运会后，韩国迅速完成民主转型，产业升级大致同步，经济继续腾飞，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台湾经历过类似的民主转型和产业升级大致同步进程。2008年北京奥运后，天朝的改开路径调头，民主转型的道路都堵死了。几年后，红色基因土皇帝上台，各种倒行逆施急剧加速，走上跟现代文明世界正面对抗的不归路。产业升级随之流产。

2020前，天朝大致靠着改开和入世形成的惯性维持运转。但商界和政商界的先知先觉从2013年起已经闻风而动，大规模跑路，不到两年，天朝外汇储备流失万亿美元，相当于总额的四分之一。那波过后，后知后觉开始零零星星地跑路。到瘟疫起来再跑的，大部分属于不知不觉或要赚最后一块铜板的铤而走险者了。

回头看这几十年，天朝大致走过了这么一条路径，跟它过去100多年的路径律一样：在关键的历史结点上，面对不同道路，它总是选择最差的一条。唐德纲前辈曾指出过这个天朝宿命律：在现代化的三大路径中（英美、德法、苏俄），天朝选择了苏俄路径。改开进行到经济起飞，本来又是一次现代文明化的机会，但它又选择了一条最差的路径，就是选择跟美日欧现代文明世界对抗，加固苏俄制度，全面清算改开成果。

天朝的现代文明化又一次难产，不是从这几年开始，而是2008年奥运会时已经有了明晰的难产迹象。这几年已经是难产后的失血状态。跟以往每次难产一样，大批国民返贫，承受旷日持久的困苦和动荡。

看中国，要牢牢记住孙中山闹革命时对中国人的分类：有先知先觉，有后知后觉，还有不知不觉——为数众多的后知后觉的地板下面还有为数更多的不知不觉的人群，构成反现代文明统治坚如磐石的底盘。

为什么要民主？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曾从人性的角度来解释民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人行正义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但是人行不义的倾向则使民主成为必需。”（《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

历史的大部分时段平淡无奇，但遇到人事荟萃的结点，则一时精彩纷呈。2020年和2024年美国大选年堪称这样的历史结点，集中爆发的一系列事件，像一枚枚棱镜，折射出这个国家制度和灵魂的斑斓光谱：陈旧而坚韧的程序设计、善恶混杂的强大历史惯性、政党和政客试探的底线、民众的非理性政治冲动、法院对司法职责的坚守和无奈、律师的职业操守和法律炼金术、底层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激发的政治和宗教狂热……

国家就像组成国家的人民一样，有良善、美好、光明的一面，也有邪恶、丑陋、晦暗的一面。美国建国的理想是人人平等，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但在建国后很长的历史时段中，国民因财富、种族、性别和出身等差异而事实上被分为三六九等，享有的权利和尊严参差不齐。为了实现建国理想，一代一代美国人不但在法庭、国会、街头抗争，而且经历了惨烈的内战。

1861年3月4日，林肯总统在他第一任就职演说中，呼吁国民不要因政治分歧而相互敌视，要服从“天性中的善良天使”，践行所有国民平等、自由的共同理想，维护联邦。“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一定不要成为敌人。我们友情的纽带，或许会因情绪激动而绷紧，但绝不可折断。我们天性中的善良天使终将再次拨动记忆的神秘琴弦，从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每一处战场和爱国者墓地到每一个生灵和家庭，都汇入联邦的合声。” （亚伯拉罕·林肯第一任总统就职演说）

林肯总统就职后一个月，南方为了维护奴隶制，武力脱离联邦。经过四年内战和政治争斗，付出了62万士兵和一位总统的生命代价，有色人种才在宪法层面上获得与白人平等的权利。内战的后遗症持续至今。虽然叛军在战场上被打败，但战后一个半世纪，南方的威权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在文化、政治和法律上从未停止抵抗和反击。^[2]

传统上，戴各种面纱的威权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局限于南方和中西部一些农业州和落后地区，作为内战的遗产在地方政治中发酵。比如，1923年，三K党成员克里夫德·沃尔克(Clifford Walker)在乔治亚州竞选州长成功，推行种族主义政策。他认为有色人种移民摧毁了美国传统，所以提出一个著名主张，就是在美国周边建一道钢铁围墙，防止移民进入。^[3]

1958年，阿拉巴马法官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竞选州长，输给三K党支持的竞选对手。四年后，他卷土重来，比对手更狂热地支持种族隔离，称“不但现在要隔离，明天要隔离，而且永远隔离”。^[4]华莱士赢了选举。担任州长期间，华莱士亲自出马阻挡被州立大学录取的黑人学生进校，在校园跟联邦司法部的执法人员对峙。1968年，华莱士竞选总统，赢了南方五个州的1000万张选票。

沃尔克和华莱士的极端排外和种族主义主张在南方选民中很有市场，但一直无法进入全国政治的主流。这体现了美国民主的“护栏”功能——制度设计有效地阻挡了政治中体现人性恶的那部分言行过度蔓延。如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所言，人有行正义的能力，这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但是人也有行不义的倾向，这使民主成为必需。前者是我们天性中的“善良天使”，后者是限制我们天性中不堪的一面的制度“护栏”。^[5]

二战以后，美国朝野和主流党派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形成诸多共识，史称“自由派共识”。美国社会进一步开放，最高法院判决南方实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种族隔离政策违宪，国会通过《民权法案》，底层民众和有色人种的实际权利不断上升。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中的晦暗势力持续反弹、聚集、抵抗、反击。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在低层民众中流行，文化保守主义兴起，政治保守势力跟宗教保守势力逐步合流。从尼克松开始，参加大选的总统候选人公开采用南方地方政治中的一些做法，比如打白人至上主义擦边球，把反堕胎、反同性恋等宗教信条政治化，用富有煽动性的极端语言激发民众的愤怒和怨恨情绪，散布各种反联邦政府和丑化政治对手的阴谋论等。

2016年大选，川普借助社交媒体，把南方政治中的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因素发挥得淋漓尽致，获得竞选成功，承袭了乔治·华莱士半个世纪前失败的事业。美国政治进入了“善良天使”隐匿的幽晦时段，美国民主中的制度“护栏”不断经受冲撞和考验。2017年8月，川普就任总统刚过半年，弗吉尼亚州的夏洛特斯威尔暴发了包括新纳粹在内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示威，与反示威的民众发生冲突，造成人员伤亡。川普在讲话中，把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反对他们的民众相提并论。2020年9月末，在总统候选人第一场电视辩论中，川普拒绝谴责白人至上主义，并让极右组织“骄傲男孩”“先退一步、做好准备”。^[6]

半个多世纪前，马丁·路德·金博士（Martin Luther King）曾把“拯救美国的灵魂”作为民权运动的格言。夏洛特斯威尔事件发生后，乔·拜登（Joe Biden）在《大西洋月刊》发文“我们正经历为这个国家的灵魂而战”，指出“如果以前不清楚，现在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7]2018年5月，历史学家约翰·米查姆（Jon Meacham）出版著作《美国的灵魂：为我们的善良天使而战》，以史为鉴，回顾了从内战到民权运动中，历届美国总统的积极作为。米查姆的著作引起广泛共鸣，登上《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销量榜首，读者包括乔·拜登。^[8]

乔·拜登决定参加总统竞选后，把“为美国的灵魂而战”作为他竞选的主题。在2020年8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重申：“这场竞选不只是为了赢选票。而是为了赢人心，也就是美国的灵魂。”^[9]与此同时，川普的竞选团队也打出“拯救美国的灵魂”口号。对于竞选双方而言，2020年大选成为美国的“灵魂之战”，对于很多普通民众而言，2020大选年成为寻找灵魂之年。^[10]幸运的是，美国没有在2020年失去灵魂。

四年后，81岁的乔·拜登已经无力竞选连任，退出竞选并支持副总统贺锦丽接棒，得到民主党支持。跟2020年大选一样，2024年大选不仅是一场选票之争，而且仍然是一场美国的灵魂之争。（部分内容选自《大选年：制度与灵魂》，注释节略。）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只有一句话：“一支管理良好的民兵为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近半个世纪，这句话成为美国法学界和政界论战的焦点之一。在法学界，短短几十年间发表的解读第二修正案的论文比此前200年的总和还多；在政界，第二修正案的热度更高。2010年，奥巴马总统提名艾丽娜·卡根做最高法院大法官，需要参议院核准。有80多名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员找她问话，问得最多的问题就包括她怎么看第二修正案，有没有拿过枪，有没有打过猎。

卡根被任命为大法官后，请最高法院的打猎高手安东宁·斯伽利亚大法官教她打猎。两人的政治倾向和法律观点相左，卡根被认为是自由派，斯伽利亚是有名的保守派。2016年2月去世前，斯伽利亚大法官数次带卡根大法官去猎鸭子。在怀俄明的山中，卡根大法官猎杀了平生第一头鹿。她没有因为学会打猎而改变对第二修正案的看法，更不会赞同斯伽利亚大法官对第二修正案的解读，但她显然充分意识到了第二修正案和枪支问题在美国政治和法律议题中的位置。

一

第二修正案诞生于1791年，在历史上，它曾经是一条几乎被法学界和政界遗忘的《宪法》修正案。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解读这条修正案的法学论文屈指可数，联邦法院涉及第二修正案的判决也寥寥无几。宪法学家亚当·温克勒认为，第二修正案在当代美国法学界和政界火起来跟1960年代兴起的持枪权运动有关：“当今美国人熟悉的持枪权运动是一种相对新兴的现象，尽管个人持枪权是我们最悠久的宪法权利之一。”在美国的制度框架下，一场政治和文化运动必须借助相应的宪法工具才能把诉求变成规范。第二修正案就是持枪权运动借助的宪法工具。

亚当·温克勒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宪法学教授，他的著作《枪战：美国围绕持枪权的论战》以最高法院2008年判决的“华盛顿特区诉海勒案”为主线，回顾了第二修正案的历史、当代持枪权运动的兴起和法学界围绕第二修正案解读展开的论争。(Adam Winkler, Gunfight: The Battle Over the Right to Bear Arms in America, W. W. Norton & Company, First Edition, 2011)《枪战》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法理学著作，它采用非虚构历史叙事的风格，揭示了在控枪问题上一系列被学界和大众长期忽略或误解的史实。虽然问世已经11年，这部著作对于读者深度了解当今美国围绕控枪问题的争论一点都没有过时。

在2008年以前，联邦法院一直将第二修正案解读为禁止联邦政府解除各州民兵的武装；历史上，法学界对这种解读也鲜有争议。变化起始于1960年代。当时，“全国步枪协会”的发展目标开始从提高民众使用枪支的技能、推广打猎等转向反对政府控制枪支，采取的主要策略之一是重新解读第二修正案。1965年，“美国律师协会”征文，题目是“如何解读第二修正案讲的人民拥有和携带枪支的权利”。芝加哥律师罗伯特·斯布莱切的文章获奖，他立论的主旨是找回第二修正案的原义，主张“国父”起草第二修正案时不仅意在保护各州武装民兵的权利，而且也保护个人拥有和携带枪支自卫的权利。在当时，这是一种十分新颖的观点。1971年，斯布莱切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联邦第七巡回法院的法官。

斯布莱切的文章在《美国律师协会会刊》发表后，几位法学家和律师开始跟进，把第二修正案解读为保护个人持枪权，但整个1960-1970年代，主流法学界并没有接受这种理论创新。转折点发生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据《枪战》中引述的数据，那20年间涌现出125篇讨论第二修正案的法学论文，其中大部分主张第二修正案保护个人持枪权。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法学家成为这场理论创新运动的学术弄潮儿，格兰·雷诺兹是其中之一。1995年，雷诺兹回顾说：“过去五年左右发表的第二修正案文章无疑比此前的两百年还多”。“全国步枪协会”从不避讳对第二修正案学术研究的资金支持，一些发表相关文章的律师则直接受雇于步枪协会。

进入21世纪，对第二修正案流行了200年的传统解读在法学界逐渐被“个人持枪权”解读所取代，反对这种理论创新的“保守”声音越来越微弱。吊诡的是，在解读第二修正案时做出这种激进理论创新的学者把自己称为“保守主义者”，并以坚持“原旨主义”为自己辩护。作为一种方法论，原旨主义主张，在解释宪法时，要寻找立宪者的“原本意图”。在1970-1980年代，原旨主义的理论旗手是横跨学界、政界和法律界的安东宁·斯伽利亚。1982年，里根总统任命斯伽利亚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支持把第二修正案解读为“个人持枪权”的律师和学者并不全是“保守主义者”。唐·济慈是位民权律师，也是自由派一翼支持重新解读第二修正案的主要人物。他从自己打民权官司的经历了解到，对于一些受到暴力威胁的弱势群体来讲，只有拥有枪支才能保护自己。1963年夏天，民权运动高涨，济慈是耶鲁大学法学院一年级学生，暑期去北卡莱罗纳帮助当地律师打民权官司。一位黑人女客户收到三K党的威胁，因为当地警察对三K党违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不敢报警。济慈自己有枪，夜晚带着一只M1步枪和一把左轮手枪去那位女客户家门口守卫。那段经历使他相信，拥有枪支自卫应当成为一种宪法权利，受《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

1983年，济慈在《密西根法学评论》发表论文《手枪禁令与第二修正案原义》，追溯了美国独立后各州保护持枪权的历史，并从个人持枪权角度解读第二修正案。他认为条文中讲的“人民的权利”不只是各州组织民兵的集体权利，也是公民的个人权利。这一主张确立了重新解读第二修正案的基本法理思路，成为此后很多第二修正案法学论文的立论蓝本，也奠定了25年后最高法院判决“哥伦比亚特区诉海勒案”的方法论基础。

不过，在论文发表后的几年中，济慈的观点并没有在主流法学界引起反响。1989年，《耶鲁法学评论》发表著名法学家森福德·莱文森的论文《令人尴尬的第二修正案》，批评精英法学界无视济慈对第二修正案的解释，认为第二修正案跟第一修正案一样，包含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在莱文森看来，承认第二修正案保护个人持枪权并不等于给挺枪派提供一个宪法避难所，就像第一修正案保护个人言论自由，但并不意味着立法限制任何言论都违反《宪法》。他主张，法律必须在宪法保护的个人持枪权和公共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法院在审理持枪权案件时也必须做出这种平衡。跟济慈一样，莱文森在法学界被认为是自由派。时至20世纪末， 在从个人持枪权角度解释第二修正案方面，一些左翼进步派跟很多右翼保守派殊途同归。

2003年，在经过数十年的学术准备和舆论酝酿之后，持枪权运动发起司法诉讼的时机成熟。挺枪组织筹集了足够资金，找到合适的律师，在首都华盛顿特区挑选出六名原告，在联邦法院起诉特区当局的控枪法律违反第二修正案。当时，华盛顿特区有着全国最严格的限枪措施，禁止民众拥有和持有手枪。六名原告之一是位名叫迪克·海勒的法院保安警，他上班时要佩戴手枪，但下班后在家里却不能存放手枪。他向市政府提出在家里存放手枪自卫的申请，被拒绝。显然，挺枪派的律师在选择原告和被告上下了大功夫。

二

如前所述，对第二修正案的传统的解读是它保护各州民兵的持枪权，这是一种集体权利，不是个人权利。200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海勒案中做出反传统的解读，首次判决第二修正案不仅保护民兵的集体持枪权，也保护民众的个人持枪权。

斯伽利亚大法官撰写的判决书主要从两个方面追溯第二修正案的原义。一是从句法入手分析条文的字面意义，二是从历史入手探讨立法者的原始意图。从字面上看，第二修正案的条文由两个从句组成。“一支管理良好的民兵为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是引导从句，“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是操作从句。如果把引导从句理解成是对操作从句的限定，显然整句话都是在讲民兵。反之，如果认为引导从句并不限定操作从句，那么前半句讲民兵的集体权利，后半句则可以讲个人权利。

传统上，法学家、法官和律师认为第二修正案的前半句和后半句是限定和被限定的关系，“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讲的是民兵，不是讲个人。随着持枪权运动的兴起，一些法学家和律师开始把第二修正案的两个从句解读为非限定关系，认为“一只管理良好的民兵”只是讲了一个保护持枪权的理由，而不是限制持枪权的范围，在语义上并不限定“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这一核心内容。海勒案的判决采纳了上述非限定关系解读，主张“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中的“人民”不只是指民兵，而是包括所有人。这一解读这意味着，在第二修正案诞生217年后，最高法院第一次把民众的持枪权确认为受宪法保护的个人权利，而不只是民兵的集体权利。

海勒案的判决书洋洋洒洒40多页，不仅分析了第二修正案条文的句法和语义，而且列举了大量历史事实支持其反传统的解读。五名大法院支持判决，形成多数；四名大法官反对判决，其中约翰·史蒂文斯大法官和斯蒂芬·布莱耶大法官撰写了比判决书篇幅更长的反对意见，几乎是逐条反驳判决书的主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史蒂文斯大法官列举了跟斯伽利亚大法官列举的历史事实相反的历史事实，当然也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历史上，每一条重要立法都经过支持方和反对方的激烈辩论，双方都会寻找对自己的主张有利的证据和理论，而且美国各州情况差异巨大，处理同样的问题，各州做法也不尽相同。所以，从历史中找依据，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一种现行的解读或做法，往往都能找出一大堆史料。

更为复杂的是，在持枪权问题上很多被大众广为接受的历史观念夹杂着各种传奇，历史事实和人们对历史的想象纠缠不清。比如说，内战后，大批联邦军队和南方叛军的退役军人西进谋生。那也是枪支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萨缪尔·考尔特改进了左轮手枪的设计和制造工艺，他不仅是枪支发明家和制造商，也是营销天才，把新式左轮枪包装成普通人主持正义的标配和独立不羁的个人主义象征——一把左轮枪消除了人跟人的体力差别。“上帝创造了人，萨缪尔·考尔特让他们平等”成为时代流行语。牛仔驰骋的狂野西部成为美国民众国家想象的重要内容，也成为各种文学艺术作品长盛不衰的题材。

据发明“美国梦”说法的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观察，无法无天的自由是最具美国特色的民众想象之一。在没有法律的蛮荒西部，牛仔用左轮枪立法，靠开枪主持正义，这种自主自立的英雄人格成为美国民众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通俗文学、大众媒体和后来兴起的电影、广播、电视在个人主义精神跟枪之间建立了紧密的文化纽带。伴随这种历史想象产生的是民众对西部自由持枪的印象：持枪不受限制，每个人都可以靠枪把正义掌握在自己手中。

不过，对历史的想像是一回事，历史事实是另一回事。温克勒在书中引述的大量专业历史研究成果显示，跟民众的想像相反，西部一些城镇有着当时美国最严格的控枪法律。以亚里桑那的墓碑镇为例，那里被称为“西部最邪恶的地方”，在大众文化中以无法无天著称。历史事实是，墓碑镇政府在管辖范围内实施严厉的控枪法令，禁止民众携带枪支上街，违者罚款25美元，这在当时的西部不是笔小钱。象墓碑镇一样，100多年前西部很多城镇的控枪法比当今美国任何地方的控枪法都严厉。狂野西部的枪支暴力也不象大众文化中渲染的那样频繁发生。牛仔是社会底层男性从事的行当，每天的工作是管牲口，大部分牛仔从未见过枪战，更不用说自己开枪了。历史学家理查德·申克曼甚至说：“死在好莱坞西部电影中的人比死在真正西部边疆的还多。”

在西部边疆开发时代，没有律师和法学家批评各地的控枪措施违反第二修正案，也没有严肃的出版物认为立宪一代的“国父”反对控枪。事实上，控枪法律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已经存在，美国革命的直接导火索就是英国要没收殖民地居民的枪支，革命的结果是脱离英国统治，独立建国。独立后，各州纷纷立法加强对枪械的管理和对民众持有枪支的管控，要求民兵必须登记拥有的枪支，并将火药保存在安全的地方。

国会专门针对民兵问题为《宪法》增加修正案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氛围和立法者的认知。各州对英国的高压记忆犹新，担心联邦政府有了强大的军队会用来镇压人民，收缴各州民兵的武器。基于这种心态，国会只允许联邦政府维持规模很小的正规军队，并确保各州武装民兵的权利。历史上，这被主流法学界认为是第二修正案立法的初衷。1812年，英国军队入侵美国，弱小的联邦军队和各州缺少训练的民兵不堪一击，节节败退，首都华盛顿被英军焚毁。那场战争证明依赖民兵保卫国家是异想天开，国会改弦更张，立法让联邦政府建立高达万人的正规军。那时离《宪法》增加第二修正案不过20来年。

由此看来，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段，法学家和律师普遍忽略第二修正案并非出于偶然——它算不上一条成功的修正案。1812年的美英战争已经证明它达不到试图达到的立法目标；它反对的强大的联邦军队早已成为事实，联邦政府也获得了各州国民卫队的指挥权。在这一点上甚至可以说，历史已经证明第二修正案有关民兵的立法意图是失败的，当然更不反映当代美国的现实。不过，塑造人们观念的往往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对历史的想象。当代持枪权运动借助民众的历史想象把几乎被遗忘的第二修正案重新挖掘出来，借助于法学家的理论创新赋予它新的生命，使它最终在海勒案的判决中形成新的宪法规范。

三

跟森福德·莱文森一样，温克勒在《枪战》中试图走一条中间路线，主张第二修正案保护个人持枪权跟政府合理控制枪支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在《宪法》框架内并存。他指出，这正是美国的立宪者在枪支问题上的做法：“国父们把持枪权铭刻在美国宪法的第二修正案中，但他们也支持严格控制枪支的法律，那些法律的严格程度甚至很难在当今的美国人中获得支持……在美国，控枪跟枪的历史和第二修正案一样悠久。”

历史上，控枪的立法和执法职责由各州行使。随着自动武器小型化、汽车的普及和贯通全国的公路网开通，跨州犯罪兴起。歹徒的火力有时比地方警察还强大，作案后迅速驾车到另一个州，而跨州执法障碍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国会开始立法制订全国统一的控枪规范，并授权联邦政府执法。因为美国各州情况差异巨大，联邦控枪法律必定是妥协的产物，顶多是为民众持枪设置一个底线标准。在底线之上，各州仍然制订和执行自己的控枪法律。

一般而言，大城市治安问题突出，尤其是涉枪犯罪比较多，所以人口密集的州对枪的控制趋于严格；而以农村和小城镇居民为人口主体的州，治安问题不突出，控枪法律则比较松散。不过，挺枪和控枪的争执并非只是出于治安的考虑。当代美国的控枪问题往往跟种族冲突、意识形态、党派斗争、宗教狂热等纠缠在一起，被政界、学界和宗教界一些人士非此即彼地极端化。这种极端化也反映在对海勒案的解读中，挺枪派和控枪派双方经常按照对立的意识形态从判决书中各取所需。

海勒案之前，美国民众的持枪权受各州法律保护，大致是一种源自普通法的个人权利。尽管海勒案借助第二修正案把这项普通法权利变成了宪法权利，它并没有完全否定控枪的合法性，只是要求控枪的法律必须尊重个人持枪自卫的宪法权利。至于一些论者把海勒案当作司法原旨主义的胜利，并在司法原旨主义跟保守主义之间划等号，则经不起推敲。遵守历史文本的原义并不必然意味着保守。相反，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激进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往往是以遵守原旨的面目出现，即所谓原教旨主义。在法律和司法中，追溯原旨往往导致推翻传统判例的激进判决，有时候这种激进带有进步主义色彩，有时候则带有固步自封或走回头路的色彩。

海勒案的判决说不上走回头路，也跟斯伽利亚大法官主张的“原旨主义”不符。著名保守派法学家和联邦法院法官理查德·波斯纳甚至称海勒案是“伪原旨主义”。他在保守派刊物《新共和》刊登评论，说这个判决“在方法和结果上都成问题，证明了最高法院在判决宪法案件时随心所欲地行使裁量权，加进太多意识形态佐料。”他坚持法院对第二修正案的传统解读，认为立宪者意在保护各州民兵武装的权利不受联邦政府侵犯，跟保护个体公民持枪自卫的权利没有关系。这意味着斯伽利亚大法官的判决书对第二修正案的解读无非是假借“原旨主义”的名义往《宪法》中填私货，增加了宪法条文原义中没有的东西。

波斯纳法官针对他所批评的“伪原旨主义”，提出一种比较包容和开放的“原旨主义”——要解读《宪法》，必须理解“国父”立宪的初衷，即把《宪法》作为一个活的文本，让后世在变动的社会环境中对条文做出符合现实的解释。他主张，法官维护立宪者的这一初衷才是真正的“原旨主义”。根据美国的制度设计，立宪者把司法权交给法院，就是期望法官能够解读《宪法》，而不是背诵条文。美国立宪时还是个人口稀少的农业社会，立宪者不可能预见到当代美国面临的所有问题，比如现代枪支巨大的杀伤力、大城市的涉枪犯罪、大规模枪击案等。如果期望用200多年前立宪者对枪支和社会管理的理解来解决当今美国遇到的枪支问题，显然流于荒谬。

在笔者看来，海勒案的判决既不是“伪原旨主义”的产物，也不像波斯纳法官所批评的那样“随心所欲”。毋宁说，它表明了最高法院试图挽救一条僵死的宪法修正案的捉襟见肘的努力。如温克勒在《枪战》中所提示的，这种司法努力在当代美国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近几十年法学界的论争为它做好了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准备。第二修正案最初的立法意图——确保各州民兵武装以抗衡联邦军队——早已完全脱离现实，但美国民众对个人持枪的热情并没有过时，而且时而升温。海勒案试图穿越时间隧道将第二修正案移植到当代美国的社会土壤中。

法律史家劳伦斯·弗里德曼曾把法律比作社会的镜子。美国四分之三的民众相信，持枪权是宪法保护的个人权利，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民众认为持枪是民兵的集体权利。同时，大多数民众也支持政府对持有枪支进行合理的控制，只是对于怎样控制才算“合理”存在很大分歧。海勒案无法消除这些分歧，只是把这半个世纪以来多数美国民众对持枪权的态度以司法判决的方式规范化，原则上在确认个人持枪权受第二修正案保护的同时，肯定政府有权在《宪法》允许的界线内立法控制枪支。

海勒案判决后的十几年，美国进入校园枪击案频发时段。2022年5月，得克萨斯州乌瓦尔迪镇一名18岁青年闯入一所小学，枪杀了19名小学生和2名老师。一时民情汹涌，控枪呼声高涨。在国会两院，民主党提议立法加强对购枪者的背景审查、把购买半自动步枪的合法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禁止有过暴力犯罪纪录的人获得枪支等。而共和党议员在控枪问题上莫衷一是：一些完全反对控枪的议员称，不能把大规模校园枪击案作为侵犯第二修正案权利的借口，他们提议给学校老师配枪、增强保安和警力；另外一些共和党议员则支持采取温和的控枪措施。乌瓦尔迪惨案发生一个月后，国会通过了美国近30年来第一个控枪法案，严格限制有暴力前科的人获得枪支，加强对21岁以下购枪者的背景审查，允许法院授权执法人员没收有暴力倾向者的枪支等。显然，这个法案是两党妥协的产物，也是国会试图平衡民众持枪权和政府控枪权的产物，在原则上跟海勒案的判决并不矛盾。

只要美国民众的持枪热情不减，民间、政界和法学界围绕持枪权的争论就会持续下去。对于海勒案的判决在法律上的对错是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十分清楚：这个判决把本已过时的第二修正案跟当代美国社会联系起来，使陈旧的宪法条文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新生。至少在这一点上，斯伽利亚大法官是成功的，只不过这不是刻舟求剑式的司法原旨主义的胜利。恰恰相反，海勒案体现了一种以原旨主义为名的司法能动主义，它复活的不是第二修正案条文的原义或立宪者的原始意图，而是通过重新解读给它注入了反映当今美国社会现实的新的意义和意图。借用弗里德曼的镜子比喻，我们可以说，海勒案的判决是当代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尽管可能是一面扭曲的镜子”。（节选自《为幸福而生：小人物在法律秩序中追求平等权利的历程》，注释节略。）

2020年大选，Trump不是跟Biden竞选，而是跟No Trumpers竞选。今年大选，Trump也不是跟Harris竞选，而仍然是在跟No Trumpers竞选。这个 No Trumpers阵营分布在各个阶层，有不同的政治光谱，但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不要Trump。这个对手是Trump自己制造出来的，就像他的影子，处处跟着他，但处处跟他作对，成了他竞选的梦靥。

川普不是没有机会摆脱这个梦靥。

从跟拜登电视辩论到共和党开大会，是川普突破No Trumper困境的黄金窗口，现在看也是最后的窗口。当时，不少No Trumpers觉得拜登没有希望再赢选举，准备接受川普重新上台的现实，但他们对川普有个期望，就是他至少能向中间靠拢，团结共和党中的温和派，包容中间选民的诉求。

川普的团队貌似也在帮助他做这方面的努力，他也开始在公开场合说些团结和包容的话，让不少中间选民看到希望。但是，共和党代表大会一开，刚刚升起的希望就化成泡影。有两件事是关键：

一、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川普选择万斯做竞选搭档。这等于告诉共和党中的温和派和中间选民：“别自作多情了，老子不在乎你们！” 这种姿态等于给No Tumpers重新吹响了集结号，把刚刚对他产生一点希望的中间选民又推回到No Trumpers的阵营中。

二、共和党这届党代会，本党的前总统、前副总统、前前党主席均不出席。川普把儿媳妇弄成党主席，把党代会开成他们家的私家party。这意味着党内分裂不但没有缓解，而是加深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共和党进一步MAGA化，很多传统共和党人被边缘化。

这种自残式操作让川普本来有利的竞选局面仅仅两周就折腾出了败相。党代会结束，叠加拜登退选因素，No Trumpers阵营迅速集结起来，而且貌似声势比2020年大选更高涨，更知道怎么把川普摁地上撕。才10几天，就把他的副手万斯撕得只剩裤衩。两天前，亲共和党的福克斯新闻问川普：很多共和党人不理解为什么选万斯，能不能向观众确认，万斯是正确的人选？川普说不上来，吞吞吐吐，说万斯重视家庭，喜欢小孩。

昨天，在芝加哥举办的全美黑人记者协会对川普的访谈中，记者又问题了万斯的问题。川普的回答令观众吃惊：有没有万斯无所谓，副总统对选举没什么影响，有他没他都一样。从这种回答可以看出，川普知道万斯已经成为他竞选的负资产，但是婚礼都举行了，蜜月都度了一半，再换新娘，谈何容易？遇到人问，他只好说：“反正结不结婚，都不影响过日子。”

那个访谈中，因为川普表现太差，不时引起观众起哄和嘲笑，他的竞选团队不得不要求提前结束。以往都是川普的手下给他擦屁股，这次川普不得不给万斯擦屁股了。据说，万斯是川普的小儿子和被福克斯新闻开除的Tucker Carlson向川普倾情举荐的，众多共和党人不理解为什么会选择万斯，因为他在几位候选人中是最差的一位。

今天，从俄国传来川普不愿听到的消息。俄国宣布释放三名美国人，包括被判处16年徒刑的《华尔街日报》记者，美国和德国等也释放几名判刑的俄国人。美俄“交换人质”并不罕见，自冷战时期就有。值得关注的是眼下的时机。普京貌似想对美国大选两边押注，为选后继续跟民主党政府打交道做铺垫。如果没有这种考量，普京可能不会在选前给拜登政府送分，施放这种“善意”。

川普不久前公开称，普京不会跟拜登谈判，只有选他当上总统，普京才会释放美国人质。美国选情白热化之际，普京选择施放美国人质，媒体又把川普这些话扒出来，问完万斯，问川普。显然，普京并不在乎把川普置于这种尴尬境地。貌似是，七月的选情变化让普京觉得，川普当上总统的机会已经降低到必须两边押注的程度。

这十几年，川普对普京一往情深，但普京有自己的算盘。在川普选情陷入被动之际，俄国释放美国人质回家，等于给贺锦丽助选，给川普选情雪上加霜。普京是个邪恶的独裁者，但在国际舞台上并不愚蠢。如果川普上台，普京就会迎来春天。

直到半个月前，不少人相信是这样。这半个月，选情有反转迹象。普京不得不调整思路：如果贺锦丽上台，他不得不接受现实，提前开始做铺垫。毕竟，关系不能到了用的时候再去建立。普京至少懂得这个道理，没有混到不管美国谁当总统都要拿他挂起来当沙袋打的境界。

本周已经有三家知名机构发布2024年大选民调，包括Fox News、Bloomberg/Morning Consult、Economist/YouGov。这三家民调显示的选情趋势一致：川普稳中向好，跟中国经济差不多；贺锦丽火箭蹿升，跟美国股市差不多。

这些民调也显示，今年大选的选民分布情况和投票意向跟2020年大选一致：川普占优势的三大选民群体：男性选民、老年选民、大学以下文化程度的选民。贺锦丽占优势的三大选民群体：女性选民、年轻选民、大学毕业或以上文化程度的选民。

这里给读者提醒一句：民调不是选举结果的预报，而是选民情绪的晴雨表，它会随无数因素不断变化，直到投票那一天。所以，对美国大选有些基本知识的人一般不会根据几次民调预测大选结果。媒体做的公开民调追求媒体效果，也会有统计误差，看这类民调时，头脑中要有这根弦。

除了这类公开民调外，两党的竞选团队也做内部民调，但不会向外公开。外界只能从两党候选人竞选策略的变化来判断他们内部民调的情况。举个简单易懂的例子，候选人在内部民调落后的情况下，会选择攻击性策略，大量推出有关对手的负面消息；在领先的情况下，一般不会花太多资源干这种有可能得不偿失的事。

拜登退选10天，贺锦丽的团队集中火力打击川普的软肋——万斯，推出大量关于万斯的负面消息，快速让他变成川普的负资产。这种做法效果显著。拜登退选时，贺锦丽遥遥落后于川普。仅仅过了一周，几家民调都出现反转。是否能巩固这个战果，取决于贺锦丽的团队如何从正面塑造她的形象，让选民相信她的执政能力。现在看，她的团队竞选能力超出外界的预期，但要稳固反转后的局面，她的团队必须树立选民对她执政能力的预期。否则，反转就可能昙花一现。毕竟，中间选民不喜欢每天都拿负责消息攻击对手的候选人。

这几个民调也显示，川普遇刺未遂对他支持率的影响已经降至～0。那个事件发生距今还不到20天。事件发生后，大部分英文媒体上的评论分析，短期内川普的支持率会飙升，但会是暂时的，选民的这类情绪波动来得快，去得也快。现在看，这个情绪波动周期大约1-2周。上周开始，不少英语脱口秀节目已经把“川普的耳朵”当成搞笑素材。

情绪（mood）不等于感情或情感（passion）。政治是一种汇集理性和情感的“实践智慧”（pratical intelligence），这一点西方政治学从始祖亚里士多德就强调。“实践智慧”这个短语就是他发明的。成功的政客都知道什么时候诉诸人群的理性，什么时候诉诸人群的情感。在政治活动中，理性可以是情感的奴仆（休谟），但并不等于没有理性，而是理性与情感交织，这跟变化无常的情绪不一样。

美国的民主到现在248年，就是这么玩过来的，长期看，比任何独裁国家都理性得多。“实践智慧”是理解美国政治的关键词。为什么大部分说起来头头是道的大学专家一遇到具体政治问题，言行像傻球？答案就在“实践智慧”这个短语中。

刺杀未遂事件发生后，一些英文媒体也分析，川普民调暂时飙升会促使民主党内的倒拜登人士加紧劝退活动。后来发生的事，读者都知道了。尽管英文媒体有时也会错，但讲美国的政治问题一般不会像中文媒体那么离谱。

除了本党铁盘和一些政治狂热分子，大部分普通选民只有短期记忆，对他们来讲，投票是一种感情活动。民调会不断波动，直到投票那天。谁能赢今年大选，仍然没人知道。从往届大选看，劳工节以后可能多少会看出点眉目。那些信誓旦旦说知道谁肯定赢的，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贺锦丽旋风能持续多久，取决于她和竞选团队的能力，也取决于美国和国际上一些事件的发展。不过，时间不等人。如果她的上升热度持续到三周后民主党开代表大会，川普将相当被动。如果过了劳工节，贺锦丽仍然在摇摆州持续领先，川普要反转的难度就相当大了。

“追求幸福” 跟自由、平等一样，是启蒙时代的核心理念。

近半个多世纪，一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借创世-堕落的宗教范式虚构美国历史，把过去的美国想象成黄金时代，把当今的美国描写成被自由派、少数族裔、移民败坏的时代。这种神学化的历史观不符合美国法律和司法的历史事实。美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i]

一、常识理性

说起启蒙运动，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著名启蒙格言“Sapere aude”，即“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1794年，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甚至把自己的自然神学著作取名《理性时代》，这可能是英语世界中“理性时代”这一短语的由来。不过，潘恩讲“理性时代”，主要是用常识理性阐述他的自然神论主张，跟后世用“理性时代”指称启蒙运动没有直接关系。^[ii]事实上，直到1910年美国哲学史家希本（John Hibben）出版《启蒙运动哲学》，英语世界才开始用“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指称康德和潘恩生活的那个历史时代。^[iii]西方学界现有的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历史概念，直到二战后才逐渐成形，标志性的著作是德裔美国史学家彼得·盖伊（Peter Gay）分别于1966年和1969年出版的两卷本《启蒙运动解读》。^[iv]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界对启蒙运动的阐释大致由哲学家主导，法兰克福学派、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流派先后登场，批判启蒙运动，尤其是批判启蒙理性，在学术界和大众文化界风行一时。同一时期的史学家则相形见绌。这种状况在近二十年发生逆转，对启蒙运动的哲学批判逐渐退潮，还原启蒙运动历史面目的史学研究则是硕果累累。其中史学家约纳森·伊兹瑞尔（Jonathan Israel）的启蒙运动三部曲和丹·艾德尔斯顿（Dan Edelstein）的启蒙谱系学著作等，已经成为启蒙运动研究的当代经典。^[v]

跟20世纪下半叶哲学家对启蒙运动的批判不同，当代史学家大都站在为启蒙运动辩护的立场，对美国革命中的激进与保守等问题也有不同于20世纪很多哲学家的认知。比如，里奇·罗伯岑（Ritchie Robertson）在其著作《启蒙运动：追求幸福，1680-1790》中，强调启蒙运动感性的一面，即在生活世界追求幸福。这种追求成为美国革命的理想，反应在《独立宣言》中，“追求幸福”被明确作为跟生命和自由并列的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vi]

Read more

离大选投票还有整100天，两党阵营大致成形。过去一周局面出现反转迹象。本来川普跟拜登电视辩论后，因为拜登噩梦般的表现，民主党阵营处于散架边缘，川普气势如虹。拜登上周日宣布退选，推出贺锦丽，民主党没有出现外界预期的混乱，而是迅速集结，调整竞选策略，现在看相当有效。

川普阵营可能被电视辩论后的有利局面冲昏了头脑，违背共和党多数代表意志，在党代表大会上推出万斯做竞选搭档。而且，面对变局，显然没有做过预案，措手不及，已经被动了一周，到今天还在滑梯上，不知道抓手在哪里。

今天，亲共和党的福克斯新闻发布民调，显示双方势头在中西部几个关键摇摆州出现反转。拜登退出竞选时，贺锦丽在威斯康辛、宾夕法尼亚、明尼苏达、密西根等州落后于川普。刚过一周，福克斯的最新民调显示，在威斯康辛、宾夕法尼亚、明尼苏达三个州，贺锦丽已经领先川普，在密西根州，两人持平。（福克斯新闻做的图片有误，应是47% 比47%。）

这个民调结果出乎不少人的意料，因为在一周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如果川普的民调继续下滑，蹬掉万斯可能就会从传言变成现实。川普把共和党代表大会开得像他们家的party，儿媳妇成了党主席，家人和亲信纷纷登台表演。同时，共和党的前总统、前副总统、前主席都缺席。这种共和党内分裂是前所未有的，开会热闹过后，所有分裂的后遗症开始一个一个爆发出来。这是川普阵营竞选有可能致命的弱点。

川普一手制造了这个局面：除了家里人和MAGA铁盘以外，党内不是对立面就是三心二意的同僚，在这种条件下，竞选之路充满坎坷。本来，共和党内普遍期望，川普在代表大会上推出一位比较温和的竞选搭档，以团结全党，争取中间选民。但这种希望落空。川普选择的万斯，在很多问题上比他还极端，不但无助于团结共和党，而且加深了分裂，更谈不上争取无党派的中间选民。过去一周表明，万斯成了川普竞选团队的负资产。

党内初选，川普迎合MAGA选民，有他们的支持就够了，但大选是另一种游戏。MAGA选民在共和党中占多数，有他们支持，川普可以轻松赢初选。但这样做的代价很高，疏远了很多无党派的中间选民，他们不满意MAGA的极端主义。共和党和民主党选民各占选民人数的大约30%，这意味着约四成选民属于无党派的中间选民，他们是影响选举结果的决定性力量。

从过去一周的情况看，贺锦丽竞选团队比拜登团队能力要强一些，能抓住川普阵营的弱点，集中火力攻击，不像拜登团队那样被动防御川普的攻击。比如，贺锦丽团队猛攻川普阵营的软肋——万斯，借他的“childless cat ladies”言论和“couch fxxcker”轶闻，真真假假全方位利用舆论把他塑造成一个weirdo，同时把川普边缘化，给人印象是川普借了万斯的光，两人放一起，成了一对weirdos。这显然是针对年轻选民和女性选民的很有效的竞选策略。

拜登刚退选时，这里曾经讲，川普赢了2016年大选，并不是因为希拉里太弱；川普输了2020大选，也不是因为拜登太强。所以，他是输是赢跟对手的强弱没有必然关系。民主党刚推出贺锦丽时，很多人评论说，她太弱。其实，那会儿没有人知道她是强是弱。她可能不是一个很强的候选人，但也说不上太弱。她需要的是激发选民的热情，纠正拜登团队的错误，让民主党选民和倾向于民主党的中间选民看到赢的希望。只要能做到这一点，2020大选的反川选民统一阵线就可能会重新集结。

上周，她的竞选团队显然做到了这一点。从过去八年几次选举的情况看，她不需要做2016年强大的希拉里，她只需要做2020年不那么强的拜登。至于川普会怎么反转，要看他竞选团队的能力了。拜登已经为他的错误付出代价，做了纠正；川普正在为他的错误付出代价。这是上周看到的情况。可以肯定的是，下面100天将会热闹非凡。

巴黎奥运会开幕表演在中文世界引发一些怪异的评论：表演不气派、演员不漂亮云云，比较中国特色。一位美国记者推特上发帖，提及2008年北京奥运的往事。当时，演唱《歌唱祖国》的女童因为被认为长相不够漂亮而被安排用替身上台假唱。一位推友回帖评论说：“你歌唱祖国，祖国嫌你长得丑上不了台面”。“祖国”为了要面子可以不要脸，就是严复说的“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其实，那个被中国人认为不漂亮的女童很可爱，他们之所以能干出那种不伦不类的事，显然是因为他们的审美出了问题。那个女孩子长大后成立了自己的乐队，最近从北卡莱罗娜大学毕业。

昨天下午，一边修纱门，一边听几位大V在油管讲故事，其中有段节目讲到一位国内导演说，他们拍片子主要针对的观众群是城乡结合部的更年期大妈。看来那位导演对市场把握的相当精准，因为这个群体最能反映大部分中国观众的审美趣味，介于农村老太太和三线城市居民之间，稍微加点佐料就能把大部分一二线城市居民的趣味包容进去。这是大部分中国观众审美水准的现实，他们对有点provocative风格的巴黎奥运开幕式评论怪异，也不奇怪，无非反映了中国观众审美水准的常态。

Provocative（挑逗或冲击观众的舒适区）是一种当代艺术风格。这种风格的作品不仅在艺术馆展出，而且成为城市街头雕塑的时尚，正常社会的男女老幼见怪不怪。但大部分中国人久居鲍鱼之肆，审美趣味和价值观都比较独特，跟正常社会比较隔膜，受不了这种挑逗和冲击，甚至害怕他们的孩子看了这种作品就去未婚先孕，爱上同性，找医生变性。这可能跟中国人被党国教育得整天害怕吃不上饭差不多吧——一种独特的集体心理。

更怪异的是一些中文山寨基督教徒的评论，说是巴黎奥运版《最后的晚餐》表演亵渎了他们的宗教。基督教在历史上还不存在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奥林匹克运动。而且，《最后的晚餐》是15世纪艺术家达芬奇创作的艺术作品，是宗教题材的艺术，不是宗教。15世纪也是世俗化突飞猛进的时段，史称“文艺复兴”，就是破除教廷控制的基督教神权对思想的禁锢，复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传统。那是个艺术创新和思想解放的时代。

一些中文山寨基督教徒比党国的G点还多，动不动就是别人亵渎了他们的宗教。这可能就是宗教社会学上讲的跨文化初信者特有的狂热和狭隘吧。我1980年代末在山东受洗，有不少基督徒朋友，开开耶稣玩笑都正常，很少像网上看到的一些自称基督教徒的中文才俊这么狭隘的。很多年前到美国，开始去过几家大陆和台湾移民为主体的华人教会，难以忍受那种蒙昧和狭隘，加上牧师和会众表现的各种初信狂热症状，后来再也不去了。好在，现代社会已经不是一家教会垄断真理。

当代欧美主流基督教的教会大部分比较宽容。不是基督教天然就比其他宗教宽容——它直到17世纪初才停止火刑烧思想异端——而是过去几百年西方政治文明化让基督教不宽容就生存不下去。没有宗教势力会去主动放松独断，就像没有独裁者会主动放弃独裁，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在西欧和美国，任何宗教都必须在法律下运转，不得不宽容，不只是基督教这样，其他宗教也不得不这样，否则就有被关门风险。上周，德国刚关闭了一所挑动仇恨、宣扬不宽容的清真寺。

各种宗教信徒中都有一些极端分子，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动不动就声称别人亵渎了他们的宗教。基督教福音派中有不少这种神棍，第一代中国移民弄的山寨基督教中，这种才俊密度更高。在西欧和美国，基督教被启蒙主义、民主宪政和现代法治驯化了几百年，不敢再玩暴力了，顶多打打嘴炮。伊斯兰教不少信徒仍然把暴力当家常便饭，自暴与被暴相结合，把一些地区折腾得鸡犬不宁。世界不安宁，各种宗教中的极端分子功不可没。面对世俗文化和前卫艺术创造，基督教中的极端分子和伊斯兰教极端分子貌似可以分享同一个表情包：苦大仇深。

本来，正常人看运动会开幕表演不就是为了高高兴兴，搞笑娱乐一把？何必这么苦大仇深？巴黎的开幕式至少表演的好玩有趣，比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张艺谋弄大批肉身木偶跳集体操强多了。更不用说嫌小朋友歌手长得不够好看，把另一名小朋友弄上台假唱的恶心事。芸芸众生平日为生活奔波，遇到开运动会好玩有趣轻松愉快一把，要欣赏，多少要有点审美趣味和生活趣味。显然，很多中文世界的观众，尤其是中文山寨基督教徒，在审美趣味和生活趣味上都出了问题，有异于生活世界的现代常人。

封闭的社会产生封闭的心灵，面对开放的现代世界处处格格不入。不是世界错了，是他们的心灵和眼界封闭得太久了，眼睛只看到西洋景，心灵已经打不开了。

这是本老书了，但值得所有年龄段的人读，好在是很轻松的阅读——轻松的是文字，讲的道理却很有份量。同样的道理会给年轻人上进的力量，让中年人彷徨，让老年人懊悔。书中有句话：“人们司空见惯的是，用虚度一生来等待人生真正开始”。去年骑行穿越日本时，路上想起这句话。如果我们不在当下活出想活的人生，流逝的时间对我们来讲就是虚无的混沌，真正属于我们的人生就像一位陌生人跟我们擦肩而过。

时间是天地之谜，也是人生之谜。有一本更老的书，曾经想解开这个谜：“时间是什么？无人问起时，我有所知；要张口解释时，却浑然不知了。”  （《忏悔录》第十一部，第十四章，第17节）奥古斯丁的时间之问让人想起大约同时代的陶潜的小诗：“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生活世界，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消磨时光，但消磨时光是生活世界的假象 —— 不是人消磨时光，而是生命被时光消磨，变得面目全非，成为走骨行尸，直至生机被消磨殆尽，肉身化为尘土，灵魂不知所终。古希腊人称这种消磨生命的时间为chronos。“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这是人生不可抗拒的宿命，海德格尔称之为“被抛入世界”、“向死而生”。

为了抗拒这种被时间消磨的无意义的命运, 人发明了宗教、哲学、法律、秩序等，被统称为文明，但时间像氧化剂锈蚀钢铁一样消磨文明，让曾经璀璨的文明失去生命力，变成遗迹和废墟。在所有文明的创造中，最无奈也可能是最恒久的发明是艺术，以审美和诗意抗拒无法逃脱时间生存的宿命，在无意义的时间延绵中寻求有意义的时刻。

古希腊人把这种时刻称之为Kairos，它不只是一个无可奈何地到来的时间节点，而是人在生命中创造的有意义的时刻，它可以是一个瞬间，一个梦境，也可以是一些记忆的碎片。艺术创造这样的时刻，让生命变得比锈蚀生命的时间更顽强、执着，延绵不断。

人生被无意义的时间(chronos)消磨，这是我们的宿命；在当下活出有意义的时刻（kairos），知其不可而为之，以此抗拒生活世界的虚无，人生才不至于像陌生人一样跟我们擦肩而过。

一、现代政治秩序中的法治

在建立现代政治秩序方面成功的国家都是相似的，不成功的国家各自有不成功的缘由。有些国家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百年经历一轮兴衰。另有国家步入轨道后，长盛数百年而不衰。严复曾观察这种现象，称前者以贵治贱，上下交失，乱象频出，可谓苟且之治；后者行宪政法治，体制稳固，权力交接有序，民众有选票而无需暴力造反。^[2]在建立现代政治秩序方面，纵观成功的“先进”国家，无不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国民接受并认同法治所承载的现代价值观和政治理性；二是国民在关键历史时刻有能力做出明智的政治决断。反观不成功的“后进”国家，无不是现代价值观和政治理性阙如，国民对合理政治秩序或茫然不知或一知半解，于关键历史时刻做出不明智的政治决断，在现代文明化进程中逆水行舟。

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法治与有效政府、民主问责一起作为现代成功国家政治秩序的要件。^[3]不过，同时具备三者的国家为数不多，列国中大多或具其一，或具其二。问题在于，为何只有欧美少数国家发展出一种兼备法治、民主问责与有效政府的现代政治秩序？依照福山的菜谱式方法，或许要归结为历史的机缘。但法治、民主问责和有效统治的政府之间并非是互不相干的三条线索，而是在历史事实和知识谱系方面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与民主问责和有效政府一样，法治反映了选择这种政治秩序的人们的生存方式，体现了国民自由自主的价值观和成熟的政治理性。在西方文明的某些特定国家产生这种价值观和政治理性，可能是历史的机缘，但缺少相应的价值观和政治理性，一个国家可以有强大的政府，却难以产生法治和民主问责，更无从建立三者兼备的现代政治秩序。^[4]

人人必须生存于国家的特定时空之中。国家为国民提供保护，维持和平与秩序，但同时又拥有对国民生杀予夺的巨大威力。它既可以是国民生命财产的保护神，也可以是吞噬国民生命财产的利维坦。民众如何在享有国家保护的同时，又能自由自主地、有尊严地生存，而不至于沦为国家权威的受害者，在政府高压之下丧失自由自主的作人尊严，这是过去百余年法治理论与实践一以贯之的主题。比如，被誉为现代法治观念之父的戴希（Albert Venn Dicey，1835-1922）认为法治有三个要素: 第一、政府惩罚民众必须依据法律，而不是政令或官员好恶。第二、民众与官员之间的争端须由中立的法院依法律裁决。第三、民众的基本权利，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源于自然法，而不取决于任何人造的宪法、宣言或政府的保证。^[5]显然，三个要素均是围绕民众与国家的关系。当代英国法官宾汉（Thomas Bingham，1933-2010）对法治的经验描述将戴希的法治三要素具体化：第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二、法律透明开放、结果具有可预测性；第三、法律具体清晰、不需要依个案酌情处理；第四、官员有明确的权限，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职权；第五、法律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生命、财产、安全、个人自由等）； 第六、法律提供经济、合理、可行的解决纠纷的渠道； 第七、独立的司法、公正的程序、公平的审判。^[6]

当今世界，有基本符合以上特征的体制成熟的宪政自由主义法治国家；有符合部分特征的体制较为单薄的威权型法治国家；也有正在体制草创阶段的初级法治国家; 还有不得法治其门而入的无法无天国家。^[7]至少在政治修辞学层面上，实行法治似乎已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共识。^[8]有些国家甚至为实行法治定出时间表。^[9]而对何为法治，世界却缺少共识。各国因传统与政体有别，统治者居心各异，民智开启程度不等，而对法治的理解南辕北辙。

二、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对法治的简约化

法治是是现代政治秩序中民众生存方式和价值观的制度体现。它依存于特定的政治秩序生态和现代价值观的意义世界，不是可以附到任何政治制度上的皮毛。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从不同方向将法治简约化。前者视法治为政治工具，把法律作为权力的奴婢，把立法和司法作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部件，阉割了法治所承载的现代价值观和政治理性。后者把法治非政治化，试图从法治中排除政治决断的因素，把立法和司法看作纯粹程序性技术活动。

法治不只是国家权力的延伸或统治手段，也不只是立法和司法程序。威权主义把法治简约成统治术。但法治不仅是术，更重要的是道。世界上任何一个法治比较完备的国家无不是“法以载道”。法治所载的这个“道”，就是一种自由自主的现代价值观和对国家世俗性及合法性的政治认知。而将法治简约为“术”，则著眼于法家式的法律惩罚功能。即便在“术”的层面上，也残缺不全---它取消了法律的保护功能，与现代法治枳橘有别。威权主义的法治观在统治术上做文章，只得法治的皮毛，而失法治的骨肉，更无法治的灵魂。如此国家则徒有宪法而无宪政，虽法律多如牛毛，束缚手足，钳制口舌，但鲜有法治。严复曾称这种法律为“乱国之法”， 只求利于统治者，而不便于国民，因而悖于天理人性，与合天理人情的“治国之法”背道而驰。^[10]而支撑“治国之法”的天理人情即是与法治不可割裂的现代价值观的意义世界。

Read more

我有好多年不关心理论了。上世纪末离开中国前，译完卡尔·施米特两本书，就放到一边了，有十来年不关心中国的事，尤其是学术圈子。十几年来往不多，人和世事变化都很大。后来，听说一些国内青年才俊拿施米特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合理性，去看了一下强世功等的大作，还不如当年张春桥拿马克思短语论证毛泽东思想高明。跟朋友开玩笑，说神州才俊玩施米特的Ausnahmezustand（非常状态）玩成了常态，拿施密特的药当饭吃，弄出些颠倒错乱的东西。

施米特说，谁能决定Ausnahmezustand，谁就有主权。从他的文字看，好像进入非常状态顶多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例外，要尽快恢复法律程序，也就是恢复正常状态。中国貌似是耍政治Ausnahmezustand耍上瘾，常年累月处于把法律当儿戏的非常状态，讲点法律闷声发大财的时段反倒成了例外，估计连施米特也想象不到世界上还有这等造物组成的权力结构。毛时代弄无产阶级专政和当今土皇帝弄红色基因专政，也用不着什么理论去justify，该打倒的打倒，该消灭的消灭，该靠边站的靠边站。强世功这些人搬施米特忽悠，跟穿皮鞋赶牛耕地 一样奇艺。

在1920-1930年代的语境中，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很有价值，比如说，他讲法律解决不了政治问题——议会、宪法等以法律程序形式存在的东西，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都是政治决断的结果，不是法律程序运作的结果。

在红色基因专政的中国，法律本来就是摆设，程序本来就可有可无，连党的组织程序都可以因人而异，根本不存在施米特批判的魏玛共和国那种用法律程序代替政治决断的现象。法律解决不了政治问题，但同样，政治也解决不了法律问题。在法律和程序都被权力踩到鞋底下搓着玩的国度，一些伪学者做施米特短语的奴隶，里里外外都不伦不类。

在中国，上面说了算的人说的很清楚，无论是毛专政还是红色基因专政，追求的都是把政治的“非常状态”常态化，随时宣布谁是敌人，该关的关，该判的判，公帐私帐一块算。施米特专门说，他讲的非常状态中的“敌人”是指公敌，是打败的对象，不是消灭的对象。为了强调这一点，他还专门引用希腊语。看不到这跟毛专政弄出来的阶级敌人和当今红色基因专政弄出来的秦城合家欢有什么关系。

另外，施米特在知识结构上有个短板：他不熟悉英国和美国的政治/法律架构和运作，论述大都基于欧陆国家语境，尤其是魏玛德国的政治/法律状况，那是个比较特殊的时空，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政治语境，不仅跟当代红色基因中国没有可比性，跟英国和美国的政治/法律也缺少可比性。

在中国，把秦政、毛政和红色基因专政正当化也用不着施米特：毛不知道施米特，但隔三差五决断一下，上百万阶级敌人和上千万国民就灰飞烟灭了。当今土皇帝的红色基因专政能不能青出于蓝，鬼才知道。反正现在中国人民至少在数量上比毛时代已经翻了一番，即便东施效颦一下，在数量上也能伟大一倍。

很多国内朋友认为“法治”是个法律问题。这是对现代社会和法治的很大误解。无论从本质上讲还是从现象上讲，法治是个政治问题。在这一点上，施米特看得很准，至少比德国的自由派理论家看得准，他推崇霍布斯，因为霍布斯有类似的思路。

法律程序有其边界，边界之内，大部分时候可以有所作为，但对边界之外的事务，它鞭长莫及。 即便施米特理论是魏玛特殊语境的产物，但透过他的理论看美国事务，也可以看到一些被自由派忽略的东西。在美国历史的重要关头（独立、立宪、内战、废除奴隶制、妇女投票权、大萧条等），美国最高法院往往或者站在错的一边，或者无所作为。

美国历史固然离不开法律、司法，但也离不开政治决断——有时候是政客在行政系统和国会决断，有时候是人民在街头决断。美国的建国、立宪等都是政治决断，有明确的反既定法律程序的性质——按照当时的英国法，美国的国父都应该上绞刑架。宪法从无到有，就是立宪，这不是个法律程序问题，而是个政治决断问题。

内战后，改变美国历史的一些重要立法（第十四修正案、投资打通东西两岸铁路线、提供联邦土地办州立大学等）都是在内战和战后重建时期共和党在国会独大的时候通过的——当时南方各州的民主党议员或者退出国会，或者被国会驱逐。国会立法后，要求南方各州必须赞同才能重新加入联邦，南方各州当选的议员必须宣誓支持新宪法条文才能进入国会。没有政治决断，国会和法院玩不转那段历史。

一些朋友喜欢谈论一种抽象的高大上的宪政理论，那是个想象的理念世界，现实中并不存在。现实政治中的很多问题错综复杂，有些可能无解，超出了从业人员的知识范围和专业能力。但无论如何，宪政法治从无到有，是个创世纪的过程，没有政治决断，只能做梦。

个人感觉，世界充满了偶然性，政治更是充满了偶然和意外。同样玩议会政治，各个国家的结果都不一样，各有各的命运。我们无非是从各自很有限的知识和阅历来做自己有限的理解。在魏玛的语境中，施米特提出一个当时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宪法玩不转了怎么办？之所以无法回避，是因为魏玛的政府、议会和法院的确都已经玩不转了。

小结一下：宪政法治并不是像电脑一样，被写好程序，安装到国家头上和人民头脑中，开机自动运转，所有国家都出现过“宪法从无到有”或“宪法玩不转了”的时段，就是施米特说的“政治决断”时刻。他的理论有特定的语境。不管对他的理论和身世怎么理解，中国的千年帝国后遗症加毛氏专政和习氏红色基因专政，自成一球，跟魏玛共和国是两个世界。大部分现象里里外外都没有可比性。至于能赋予宪政法治第一推动力的政治决断，中国的官民连做那种梦还没有进入场景。

前些年有不少洋五毛忽悠“中国模式”，其中有个加拿大人Daniel Bell，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叫“贝淡宁”，从清华忽悠到山大，又从山大忽悠到港大。他到处宣讲，说当今中国继承了儒家传统，任命官员和领导人是举贤任能，实行的政策能放眼未来，惠及后代，不像西方，通过选举上台的都是些无能之辈，是庸人治国，急功近利，不对未来负责。前些年，他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了本书。一位老师辈的学者十分推崇，他大概看到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觉得肯定好，曾向我介绍。

我跟那位老师虽然道不同，但很尊敬他，不好说什么，只是提了一句：贝淡宁说的两种制度下官员的素质高低，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事实问题，只需要比较一下这两百年中国的皇帝、主席、总书记和美国的总统就可以了，再比较一下现在中国的省委书记和美国的州长，素质高低都是明摆着，不需要弄理论就能看清楚。

对一种有关社会的理论最有力反驳往往不是另一种理论，而是社会现实，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面对的事实。党国花大钱、耗费无数人力物力论证社会主义好，但毛氏社会主义把上千万中国人变成饿鬼，幸存下来的很多人到现在还有后遗症——去自助餐见了好吃的就抢。那种“理论”本质上是宣传，因为跟事实不符，甚至跟事实相反，所以更确切地说就是“舆论诈骗”。

Read more

北大历史学系的阎步克老师在一篇文章中把中国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家国天下”称为“聒噪”。他认为，不同价值观塑造不同的人格，进而形成不同的制度喜好：“在启蒙思想家看来，能最大限度保障每个人权利的制度就是最好的; 法家是国家主义者，认定最能强国强军、最便于管控编户的制度就是最好的; 孔子崇礼乐，这意味着最有利于繁荣文化、发展文明的制度就是最好的; 孟子讲民本，这意味最尊重民意、最保障民生的制度就是最好的。 各人会倾向哪一判断尺度呢？ 为什么倾向这个而不是那个呢？ 事关环境、职业、阶级、利益等，甚至事关与生俱来的个人天性，比如说，权威人格与自由人格就会有不同抉择，你喜欢什么制度，很可能就是你人格的投射。”

这是很了不起的见解，也是很诚恳的表白。“家国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鸦片。借这种“聒噪”自我感动，沽名钓誉，是不少传统文人的基本功，曾被顾炎武批评为“媚世”，到了现代的文人化“学者”中更是形成风气，甚至传到海外。这几年，有位住美国的中文老先生，名叫许倬云，在中国名声大噪。读他的文字，立即想到顾炎武说的“媚世”，很难读下去。尤其是跟我比较熟悉的余英时先生的文字相比，判若云泥。

同样都是住美国的华裔，余英时先生的文字有风骨，像顾炎武说的为文但不为文人。许倬云先生的作品正相反，没有风骨，没有见识，只是学一些文人的媚世大法，自怜自艾，造作出家国情怀来凑——他都在美国住到90多岁了，还哭哭啼啼家国情怀，世上还有比这更自欺欺人的伪饰？

可悲的是，余英时先生的著作在中国被禁，而许倬云先生的媚世文字却大行其道。中华文明废墟化至此，这种现象算是又增加了一个注脚。许先生退休前在美国教书，大概不会对美国学生讲他在中文世界讲的那些话 ，那种腐儒媚世术在美国没有市场。至少，他写英文作品都是老老实实，中规中矩，但一写中文，顾炎武批评的中国文人的媚世毛病就出来了。

在中文知识分子媚世成风的时代，阎步克老师的这篇文章尤其可贵，读后给人激励，促人警醒。他是有风骨的学者。其实，在中国那种文明已经废墟化的社会，大部分时候，知识分子不做人并不是被党国拿枪顶着不得已，而是自己主动选择不做人，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自己选择媚世，做精神软体动物。“你喜欢什么制度，很可能是你人格的投射。” 把这个已经被中国知识界遗忘的人间常识挑明，勇敢地说出来，令人无比敬佩。

很多年前，我敬佩的另一位北大老师说，对历史上的思想家会有不同的理解，但归根到底，怎么理解一种思想取决于你希望自己做什么样的人。回想那个读书年月，最大的收获就是这种让人长心智的启蒙，不是像电脑硬盘一样又在头脑储存了多少概念、短语、人名、书名、原理和名人名言。

孟子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在那个叫中国的时空，做豪杰往往代价太大，但至少可以做个“凡民”，不主动去向桀纣之世献媚。几天前，跟一位朋友说，不管做什么职业，学者也好，管道工也好，做人的基准线就是不允许自己成为邪恶势力手中“有用的蠢货”。在中国文人化的“学者”圈子中，“家国天下”之类大致是媚世的bullship bingo游戏，无非是腐儒包装起来的小粉红爱国，要做极权的臣妾，对红色基因投怀送抱，又不好意思直接投，一边唱着家国情怀的高调，一边半推半就。

红色基因控制和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得心应手的小工具：一是用中国漫长的历史给他们建个笼子，把他们关在里面，关得服服帖帖，俯首帖耳；二是把爱国当成巴甫洛夫铃铛，当需要他们帮腔的时候，就摇一摇，有应声而至的效果。有了这样两个小工具，加上暴力恐吓，党国成功地驯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甚至把他们驯化出自我分泌家国情怀鸦片的第二本能，遇事总能半推半就地主动做工具人。

我十分认同阎步克老师的见解，厌恶“家国天下”包装的各种媚世聒噪。从个人经历讲，接受现代文明价值跟继承华夏传统没有什么矛盾。我中文书英文书都念了一些，中国和美国都生活过不短年头，越来越觉得那种所谓中西文明冲突是中国文人为自己的不争气编造的借口——他们缺少深度学习的能力，学不会现代文明价值和秩序，在制度建设层面反复失败，就编出“中国跟西方有文明冲突”这类借口来掩盖自己的无能。在现实世界，越是不学无术、坐井观天的中国才俊，越是夸大跟现代文明冲突。

我用英语写公文，用汉语写书写文章，喜欢现代文明的人文和制度，但我读的儒家书可能比一多半自称儒家的中国人读的都多，我使用汉语可能比一半从未使用过英文的中国人要熟练。从我个人的经历讲，接受现代文明的人文与政制并不影响对华夏文明充满亲情与敬意。但这种亲情与敬意并不等于我看那个时空中存在过的什么都好。那里有很多渣子，人渣也不少。学习和接受现代文明有助于让人辨识好坏，看清那些裹着各种文化包装纸的假货。

在当今中国这个奇特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先戒掉“家国天下”的精神鸦片，把文明当文明，把野蛮当野蛮，拒绝向桀纣之世献媚，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文明化才有希望。

阎步克：你喜欢什么制度，很可能是你人格的投射  https://mp.weixin.qq.com/s/MXEgSRvMiNoCh-rTjrOKLg。

从大西洋岸边的“荷兰之角”出发，沿莱茵河溯流而上，两天就可以骑到德国。

在荷兰的最后一夜，住在小镇梯尔一对老夫妇开的客栈。男主人是老爷车爱好者，家里有一辆1970年代的黄色甲壳虫。老人谈起旧汽车来，眉飞色舞。他得知我来自得克萨斯后，说荷兰有人专门从得克萨斯收购废弃的老爷车，千把美元买入，运到欧洲，翻新后卖几万欧元。在得克萨斯开车，路过一些村镇，经常会看到废弃在路边锈迹斑斑的旧汽车，原来欧洲有人在做变废为宝的生意。

男主人把我的自行车推到后院储藏室，带我去房间。一楼是他们的卧室、厨房、餐厅和起居室，二楼有两间客房，出租给过路的旅客。那天，只有我一个人住。房间不大，最起眼的是窗边一面巨大的电视屏幕，跟简朴的家居陈设有点格格不入。他说：“你看英语节目的话，有CNN。”我说：“不常看电视，能上网就好。”他说：“有WIFI，网名是我的名字，密码是我太太的名字。”

窗外是他们的果园和菜园，后院的绳子上挂着他们洗晒的衣服和床单。日落后，晚风从敞开的窗子吹进来，闭目躺平，床单上散发着阳光和苹果树的气息，清新而干爽。

第二天一早，女主人准备了早餐。她比男主人更健谈，说桌上的蔬菜和水果都是自家种的，有西红柿、黄瓜、草莓、李子、桃子、苹果。他们本来住在乌特勒支，退休后搬到小镇，三个女儿都出嫁了，偶尔回家来看他们。两人有时开着那辆甲壳虫老爷车去看女儿、外孙和外孙女。

她说：“现在视力不如从前了，不愿开车。将来有了全自动驾驶，我们设置好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的家，告诉汽车，哪天去哪个女儿家，汽车就自己开车着去，不用我们再看路了。”我说：“也可以骑车去啊，荷兰真是骑行的天堂！比在美国骑车感觉安全多了，还有街上各种肤色的人群，比以前想象的更多样化、更友善。”她说：“这不是世界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么？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给我们带来智慧和财富。我们交很多税，政府把路修好，我们老了，政府照料我们。穷人不会因为没有钱就流落街头，没有后顾之忧，人心就会和善。”

Read more

很多国人有一种错觉，说美国人懒，工作不如中国人勤奋。这不太符合本人在中国和美国工作的经验和见闻。在美国，雇主不能随意压榨职工的工时，但美国职工的单位工时产出比中国职工要高出很多。从数字上讲，美国劳工的生产率比中国劳工高，看一下硅谷的利润、工时和杭州的996就知道了。

几年前，《哈佛商业评论》登过一篇文章，讲过度工作对工人身心健康的损害（失眠、抑郁、酗酒、糖尿病、记忆衰退、心脏病…)，100多年前，美国各地开始限制工时，也是出于对工人身心健康方面的考虑。中国工人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也有身心，996的结果只能是提前报废，是35岁还是45岁报废，因人而异。

一位在国内做企业的朋友说，中国企业的竞争模式主要是拼员工单位工时，就是企业A让员工一天干10小时，企业B就让干12小时，再出个企业C敢让员工干14小时，996就是这么竞争出来的。你要胜出，必须工时比996更长，看谁在达到极限前先撑不住。在这种经营环境中，看到国内职场35岁就成了人力废品，一点不奇怪。但这有个极限，好象几年前已经接近了那个极限。如果在其他方面没有长进，就不会再有发展。

还有那些送外卖的年轻人。那种工作强度，正常人能坚持几年？报废之后，大家还需要生存，身心有病都需要治疗。公司卸掉包袱，把他们推向社会，再招进新一批996。以前，年轻劳动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时候没问题。这个条件没了，把报废的农民工赶回农村自生自灭也不如以前灵了，所有问题都会出来。

上个月，BBC报导，中国廉价电商Shein的供应商仍然让工人每周工作75小时。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g67w73nxqxo。敲骨吸髓式拼员工单位工时压成本是中国产品的低价竞争力秘诀。BBC把这当新闻报，但这实在算不上新闻，几十年如一日，一直是这样。前些年经济好的时候，还有榨出更多工时的空间，企业从996到007比着榨，都盼着国内竞争对手受不了先完蛋，出口是盼着外国竞争企业受不了先完蛋。

中国公司按月给工人发工资，看上去不少，但上帝和魔鬼都在细节中：一个月让工人干多少小时？从纺织品到手机、电动车，它的竞争力归根到底在这里。尤其是产业链条比较长的产品，像电动车，从采矿到冶炼、加工、组装经过无数环节，每个环节都往死里拼单位人工工时，价格自然低得可怜。不只是农民工这样，杭州的996们和无数程序员，如果计算单位工时，每小时收入低得可怜。当下中国经济不景气，企业为了生存更是把这种拼工时的游戏玩到极端。

看一下韩国企业走过的路，可能会对中国企业有点启发。韩国产品在美国相当有竞争力，很多是在美国本地生产，也有很多是在韩国生产。多年前，韩国人也觉得美国人不如他们勤奋。这可能跟东亚人对“勤奋”的理解有很大关系。韩国直到1960年代还出现吃饭难问题，“勤奋”意味着在贫困线上挣扎。那本来不是一种正常的人生状态，但常年生活在那种状态，就形成了变态的“勤奋”观，看到按时上下班也能过好日子，就觉得不勤奋。但当勤奋的韩国挨饿时，要靠懒惰的美国人空运粮食才能吃饱。

如今韩国成了发达国家，在美企业也做得红红火火，韩国企业家已经脱离了大号乡镇企业家的三观，长了见识，不再是穿皮鞋的小农，知道了上一辈津津乐道的所谓“勤奋”其实不是一种正常生活状态。但他们的企业生产率和利润都比“勤奋”年代要高出很多。这就是现代世界，一个白脸小农需要脱胎换骨式进步才能理解的世界。

很多中国识字分子（王朔语），包括很多专家博士教授，可能在专业技能上说得过去，但大致停留在白脸小农的精神世界，看不懂现代文明是怎么回事。至于把勤奋等同于吃苦，在中国那种敲骨吸髓式压榨的不正常社会是老百姓的不得已，放在正常社会则无非是一种自愚自虐而已。在中国职场，35岁就成了人力废品。这种变态竞争的社会代价和经济代价有多高？假定一个职工35岁被解雇，他的余生在职业和生活不确定中度过，可能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这相当于敲骨吸髓之后把人丢弃，让整个社会承担代价。社会为之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企业对一名员工敲骨吸髓十几年赚到的利润。

用人间常识判断，在短期内，这种敲骨吸髓的经营方式会让个别企业有强大的竞争力，就像战争一样，随时把丧失战斗力的士兵抛弃；但长期看，它将毁掉整个人力资源市场——跟任何资源一样，人力资源是有限的。事实上，看看杭州的996，兴的快，衰的也快。而没有996的硅谷，仍然是硅谷。

辨别中文世界各种反常识说法的一个捷径，就是把他们放到现实的具体现象中。比如说，硅谷工人比杭州的996工人懒？勤奋的中国常被懒惰的美国卡脖子？对世界和西方国家这种鼠目寸光的认知在晚清就盛行，说西方人无非掌握了一些奇技淫巧，但天朝皇民勤劳勇敢，在道德上完胜。这种自愚自虐传到现在一点没变。

像中国这种不把大部分国民当人的体制，制度性保障对劳动力用完即弃，它的中低端产品有巨大成本优势，在这方面，没有正常国家能跟它竞争。好在世界上有国界，各国会把关税壁垒越筑越高，保护本国企业和劳动力。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做法不是把本国劳工更当人一点，而是更不当人，把成本压得更低。可以预见的是，各国会相应地把关税提得更高。

很多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都给中国指出一条正路，就是提高劳工的收入，逐渐消化产能过剩的问题。但中国朝相反方向走——自己制造问题，让其他国家消化它的问题。那是条死路，能走到现在都是奇迹。

一直到1967年，美国南方有16个州禁止白人跟有色人种通婚。在一些传统白人的意识中，只要白人妇女跟有色人种发生性关系，必定是被强奸无疑。内战后，南方400万黑奴成为自由公民，男性黑人获得选举权。当时，美国大部分州的妇女，不论肤色黑白，没有选举权，在经济上也不能自立，处于依附状态。南方白人社会对获得自由的“半文明化”前黑奴男性充满恐惧，尤其是对“黑人男性非礼白人妇女"的想象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i]国会第一位女参议员蕾贝卡·弗尔顿（Rebecca Felton）是南方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关键人物之一，但她反对保护黑人选举权，称让黑人男性选举将导致他们“强奸白人妇女”。^[ii] 弗尔顿支持私刑处死涉嫌非礼白人妇女的黑人：“如果动用私刑才能保护妇女最宝贵的贞洁不受凶残的人类野兽侵害，我支持私刑，如果有必要，就每周执行一千次。”^[iii] 

历史上，南方各州均立法禁止跨种族通婚或同居，涉案男女可以被判1-7年徒刑。1881年，阿拉巴马黑人托尼·佩斯（Tony Pace）跟白人女子玛丽·考克斯（Mary Cox）同居，被州法院双双判处2年徒刑。按照阿拉巴马法律，黑人与白人发生性关系最高可判7年徒刑，佩斯和考克斯各获刑2年，属于从轻判罚。两人不服，一级一级上诉。阿拉巴马最高法院维持原判，认为放任跨种族性关系会导致“杂种人口和文明退化”。^[iv] 两年后，美国最高法院宣判，支持阿拉巴马州法院的判决和禁止跨种族婚姻的法律，认为涉案的白人、黑人男女都是各判两年，同等惩罚，所以不违反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v]今天看来，那种判决不是法律的平等保护；而是法律的平等不保护。

一、弗吉尼亚

一位18岁的女孩子爱上家乡一起长大的24岁小伙子，两人去京城结婚，婚后回到家乡，双双被拘捕，唯一的罪名是相爱结婚，法庭给他们定罪，被分别判一年徒刑，为了避免坐牢，两人选择了流放，到异乡讨生活。这听起来像发生在古代的故事，但这起案子发生在1950年代末的弗吉尼亚州卡罗林县，那里离首都华盛顿大约120公里。

1958年，美国大约有一半的州仍然禁止白人跟有色人种婚恋，弗吉尼亚是其中之一。弗吉尼亚州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可以追溯到1691年的殖民地时期。按照普通法认定婚姻合法性的原则，在结婚地合法的婚姻，在其他地方也合法。1878年，为了防止州内跨种族情侣去跨种族婚姻合法的州结婚，弗吉尼亚州议会立法避开普通法的这一悠久传统，并加重处罚力度：在允许跨种族结婚的州缔结的跨种族婚姻，弗吉尼亚不予承认，违者可以判最高五年徒刑。1924年，弗吉尼亚再度立法，通过《种族纯正法案》（Racial Integrity Act），填补漏洞，重新确认禁止跨种族婚姻和相关处罚，并增加实施细则。^[vi]

梅尔德丽·杰特（Mildred Jeter）11岁时第一次遇到理查德·拉翁（Richard Loving）。那年理查德17岁，到梅尔德丽家听她哥演奏阿帕拉契亚民间小调。理查德一半英国人，一半爱尔兰人，生性憨厚，是位泥瓦匠，干活之余，唯一的业余爱好是赛车，经常跟梅尔德丽的哥哥一起参加比赛，有时候能赢钱。梅尔德丽一半黑人血统，一半切诺基印第安人血统。弗吉尼亚法律禁止跨种族婚恋。不过，少男少女未必知晓那种陈旧的法律，情窦初开，只遵守相爱的自然法则。梅尔德丽没念完高中，但天生聪明，性情温柔，细腻耐心。她身材苗条，家人和朋友都叫她“芸豆”。理查德叫她“豆子”。^[vii]

1958年6月2日，理查德和梅尔德丽开车去首都华盛顿结婚。在市政府登记后，他们从电话薄中找到一位牧师，请他主持了简单的仪式。梅尔德丽的父亲和哥哥作为证婚人。婚后，他们回到家乡，借住在梅尔德丽父母家楼下一间卧室，把结婚证镶在镜框中，挂在床头的墙上。理查德用积蓄买了一亩地，准备盖房子，跟梅尔德丽独立生活。理查德知道他们在弗吉尼亚领不到结婚证，但他不愿让新娘忧虑。梅尔德丽以为去首都结婚是因为那里手续简便。理查德和梅尔德丽两人都不知道的是，弗吉尼亚不仅禁止他们结婚，而且可以给他们定罪、判刑。

拉翁夫妇结婚回乡不久，县检察长伯纳德·马洪（Bernard Mahon）接到群众举报，说理查德和梅尔德丽非法结婚。马洪正式请求县法院批准拘捕两人，指他们的行为“破坏了弗吉尼亚州的和平与尊严”。^[viii]跨种族婚恋在弗吉尼亚属于严重罪行。1938年，曾经有一位名叫萨缪尔·布拉纳汉（Samuel Branahan）的弗吉尼亚人，娶了格雷丝·莫勒（Grace Mohler）为妻，被群众告发到州政府，说莫勒是白人，但布拉纳汉看着有黑人血统。南方各州在跨种族婚恋方面的限制标准并不统一。有的州宽松一些，规定少于八分之一有色人种血统就可以跟白人结婚，有些州则要求少于十六分之一有色人种血统，在当时政府文件和个人记录不完善的情况下，事实上很难确认混血新郎或新娘到底有多少分之一的有色人种血统。案件到了法庭，法官和陪审团除了看被告的长相，往往要依据证人的证词来判断，可靠性难以确定。^[ix]

在限制跨种族婚恋方面最严格的是弗吉尼亚等州，禁止任何曾有过非白人血统的人跟白人结婚。《种族纯正法案》把人种一分为二：除了白人就是有色人，在判别是否白人时，遵循绝对纯正的“一滴血”原则，即血统中只要曾有一滴有色人种的血就会污染所有后代，不能再算白人。《法案》只提供了一个例外：白人跟印第安人的后代中，如果印第安人血统少于或等于十六分之一，可以算作白人。^[x]布拉纳汉和莫勒被人告发后，县检察官起诉两人结婚时做伪证，隐瞒新郎血统。新娘莫勒说自己不知道新郞祖上是黑人，以为他是白人，虽然长得有点黑，但是比一些公认的白人还白一点。法庭采纳了莫勒的证词，把她作为骗婚受害者，没有给她定罪。新郎布拉纳汉说，自己是纯正白人，没有黑人血统，但检察官传证人作证，说他们知道布拉纳汉祖上是黑人。最终，布拉纳汉被定罪，婚姻被法院解除，法庭判处他一年徒刑，但缓刑30年，条件是他承诺永不跟莫勒或任何其他白人女性同居。^[xi]

二战后，联邦政府开始在军队中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一些州对跨种族婚恋的限制也开始松动。但弗吉尼亚没有改变。1948年5月，一位名叫克拉克·汉密尔顿（Clark Hamilton）的海军退役青年跟白人妇女弗洛伦丝·哈蒙德（Florence Hammond）结婚，婚后不久，两人搬家到马里兰州生活。新娘的父母本来准许了女儿的婚事。但婚后，新娘母亲说自己做了个梦，梦见女婿是黑人。她专程去阿拉巴马州，找到女婿的父母，验证了梦境。回到弗吉尼亚后，她报案说女婿骗婚，隐瞒种族身份，要求法庭解除婚姻。新娘的父亲提供证词，说两人谈恋爱的时候，看着汉密尔顿挺白，但婚后女婿眼看着一天比一天黑。汉密尔顿被从马里兰引渡到弗吉尼亚受审。当时，拘留所和监狱都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黑白嫌犯和犯人分别关押。因为汉密尔顿长相像白人，拘留所把他跟白人嫌犯关押在一起。^[xii]

检察官认定，新娘是被骗婚，对新郎的种族身份不知情，所以决定不予起诉，但以重罪起诉新郎。法庭给汉密尔顿定罪，把他判处三年徒刑。跟十年前的布拉纳汉案一样，弗吉尼亚法庭决定给汉密尔顿缓刑，条件是他必须离开弗吉尼亚。这对他来讲不是问题，因为他和新娘本来就已经生活在马里兰州。经此波折，他大概也不在乎将来是否能够回到弗吉尼亚看望岳父母了。^[xiii]

二、判罪与放逐

理查德和梅尔德丽去首都华盛顿结婚的时候，弗吉尼亚仍然是布拉纳汉和汉密尔顿被判刑时的法律。他们婚后一个月，凌晨两点左右，两人在睡梦中被强光手电筒照醒，床边是卡罗林县的三名警察。警长问理查德：“你咋跟那女人睡一张床？”梅尔德丽说：“我们是夫妻。”理查德没搭话，指了指墙上的结婚证。警长说：“那玩意儿在这里没用。” 警长命令他们起床，穿上衣服，把他们带到拘留所，送到男号和女号，分别关押。^[xiv]

第二天，理查德由亲戚保释回家。他想把妻子保释出来，狱方警告他，胆敢那么做，就再把他抓起来。梅尔德丽被关押了5天，直到法庭正式安排听审。那座拘留所建于1900年，只有一间女号。卡罗林县犯罪率很低，主要罪案是贩卖高度私酒。被拘捕的嫌犯一般会被保释，即便关押期间，看管也不严格，有时候甚至会派嫌犯去邮局取信件。平时，县里的妇女犯罪更稀少，那几天，女监房只住着梅尔德丽和几只老鼠。^[xv]

1958年7月17日，法庭安排预审，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嫌犯理查德·佩里·拉翁系白人，伙同有色人梅尔德丽·朵罗丝·捷特，以结婚为目的，非法恶意离开弗吉尼亚州，并图谋返回，于1958年6月2日在州外，即哥伦比亚特区，缔结婚姻，然后回到弗吉尼亚州卡罗林县，以夫妻名义同居，破坏了我州的和平与尊严。”^[xvi] 年轻的助理法官爱德华·斯戴尔（Edward Stehl）安排大陪审团决定是否以重罪起诉。二十多年后，斯戴尔法官的大女儿大学毕业，跟一名黑人青年相爱结婚。斯戴尔不认女婿，拒绝出席婚礼，并禁止女儿跟她丈夫进家门。斯戴尔法官去世后，他的遗孀说，大女儿的婚事“伤透了她父亲的心”，“把他彻底毁了”。生前，斯戴尔法官在遗嘱中彻底剥夺了大女儿的继承权。^[xvii]

理查德和梅尔德丽的律师是卡罗林县大名鼎鼎的弗兰克·比兹利（Frank Beazely）。他不仅是县里最有名的律师，而且是州巡回法院法官里昂·贝扎尔（Leon Bazile）的朋友。贝扎尔法官负责审理拉翁案。在成为法官前，贝扎尔是州议会议员。在美国大部分州，各级州法院的法官由民选产生，但弗吉尼亚不同，各级法院法官由州议会投票指定，最高法院法官任期12年，上诉法院和巡回法官法官任期8年。任期届满，州议会重新投票决定是否续任。

贝扎尔的法官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以性格乖张和严苛的种族隔离观著称。1948年，弗吉尼亚的公立基础教育黑白分校，按照联邦法院的判决，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可以严格分开，但在教学条件等方面要大致平等。当地的黑人学校师资短缺，开不了科学和数学课。为了避免联邦法院判决黑白学校不平等，他建议白人学校暂时取消科学和数学课程。当地学校接受了他的建议。因为贝扎尔法官的一些判决和观点比较极端，在他巡回法院法官第一任期届满时，州议会很多议员不愿延续他的法官任期。在议会辩论时，不少议员明确表示反对，但他得到一位议员的全力支持。那位议员就是弗兰克·比兹利。最终，贝扎尔法官在比兹利议员的全力帮助下得以续任。比兹利拯救了他的法官生涯，贝扎尔自然对比兹利敬畏三分。^[xviii]

按照弗吉尼亚法律，拉翁夫妇有要求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但他们放弃了行使那项权利。一般而言，在有事实争议的情况下，陪审团可以确定事实。在本案中，检方的证据确凿：两名被告一是白人，一是有色人种，专程去首都华盛顿结婚，婚后回到弗吉尼亚，违反了《种族纯正法案》。而且，当地的陪审团也不会同情他们。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审理和判决的职责都落到贝扎尔法官身上。比兹利律师建议两人认罪，以换取从轻处罚。如果被判有罪，他们将面临最高5年徒刑。^[xix]

1959年1月6日，理查德和梅尔德丽当庭认罪。贝扎尔法官宣判：“本庭接受被告认罪，判处被告各监禁一年。本庭决定将这项判决缓期25年执行，条件是两名被告立即离开卡罗林县和弗吉尼亚州，25年内不得一起或同时回到上述州县。”这等于以流放25年为代价，换取免于坐牢。贝扎尔法官问理查德和梅尔德斯，是否有话要说。两人先后说没有。考虑到贝扎尔法官严苛的判决风格和种族观，他在拉翁案中可谓从轻判决。显然，比兹利律师功不可没。理查德和梅尔德丽支付了36.29美元的法庭费用，离开家乡弗吉尼亚卡罗林县，去首都华盛顿投奔亲戚。^[xx]

华盛顿与弗吉尼亚只有一河之隔，理查德每天开车穿过波托马克河上的大桥，到河西的弗吉尼亚打工。三年间，他们生了三个孩子。理查德的母亲是接生婆。当时，卡罗林县的很多产妇靠乡村接生婆接生，医生太贵，而且经常比婴儿来得慢。理查德的母亲随叫随到。每次临产前，梅尔德丽回到卡罗林县，住在婆婆家里，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是由婆婆接生。

按照贝扎尔法官的判决，理查德不得跟妻子同时回到弗吉尼亚。但长久不能跟亲人在一起，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对拉翁夫妇是一场煎熬。1959年复活节，他们终于熬不住了，铤而走险，回到家乡跟父母过节。警察闻讯赶到，拘捕了他们。比兹利律师赶到法庭，向贝扎尔法官求情，说都是他的错，他理解错了法院的判决，给了两人错误的建议，致使他们违反禁令，一切都是他的错。贝扎尔法官当庭释放了拉翁夫妇，把他们赶出弗吉尼亚。^[xxi]

三、申诉

1963年，梅尔得丽在电视上看到民权运动和国会辩论《民权法案》的新闻。她给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写信，问这个法案是不是能让她和丈夫合法回老家。不久，她收到司法部的回信，说正在讨论的法案本身不会直接解决她合法婚姻的问题，但工作人员已经将她的信转给法律援助组织“全美公民自由联盟”（ACLU），并向她提供了联系地址。梅尔德丽按地址给“全美公民自由联盟”写了一封求助信。

亲爱的先生：

我给您写信是讲我们面临的难处。五年前，我先生跟我在首都结婚。然后，我们回到弗吉尼亚生活。我先生是白人，我是一半黑人、一半印第安人。当时，我们不知道弗吉尼亚有法律禁止不同种族的人结婚。所以，我们被抓起来，在一个名叫鲍灵格林的小镇受审。我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讨生活。

问题是，我们不被允许回去探亲。法官说，如果我们下面30年回家乡，就要坐一年牢。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在那里生活，但我们只想偶尔能回去探亲访友。我们有三个孩子，请不起律师。

我们给司法部长写过信，他建议我们联系您。如果可能，请帮帮我们。希望尽快收到您的回信。

此致

理查德·拉翁先生和夫人^[xxii]

全美公民自由联盟安排弗吉尼亚律师伯纳德·寇恩（Bernard Cohen）处理拉翁夫妇的案子。那年，寇恩从法学院毕业不久，不到30岁，在波托马克河西岸的亚里山大里亚镇做律师，没有民权诉讼经验。最初的犹疑过后，他决定帮助拉翁夫妇，打电话约两人面谈。因为拉翁夫妇被禁止同时进入弗吉尼亚，不能一起到寇恩在亚里山大里亚的办公室，寇恩跟他们约在首都华盛顿见面。

理查德和梅尔德丽两人都比较内向，有陌生人在场，理查德很少说话，几乎都是由梅尔德丽讲，虽然她的话也不多。寇恩给他们解释案子的前景：一开始在弗吉尼亚州法院，不可能赢，必须让案件进入联邦法院系统，一直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才有希望打赢。整个过程可能会拖好几年时间。而且，还有一个技术性障碍要克服——因为他们的判决是在1959年1月做出，已经过了上诉期，不能直接上诉。克服这个障碍最简单的办法是，他们回到弗吉尼亚，再次被捕，重新启动审判和上诉程序。^[xxiii]

拉翁夫妇不愿走那条路，他们有三个孩子，如果他们被捕，不但会断了生活来源，三个孩子也不知道跟谁生活。法院申诉的复杂性远超出理查德的预期，他本以为律师会帮他们很快搞定。但延续了两百多年的法律和风俗，难以在一朝一夕改变。理查德和梅尔德丽已经为相爱和结婚付出背井离乡的代价，不想再把几年前被拘捕、被审判的经历重新经历一遍。寇恩理解两人的决定，答应他们会想其他办法。他决定在缓刑问题上找突破口。因为贝扎尔法官给拉翁夫妇判了一年徒刑，以离开弗吉尼亚25年为条件，缓期执行，相当于缓行25年，两人仍然在缓刑期间，所以从法律上讲，仍然没有结案。^[xxiv]

1963年11月6日，在贝扎尔法官对拉翁夫妇做出判决将近五年后，寇恩向法庭提交动议，请求取消当初的判决。他提出的两大理由是：第一，把弗吉尼亚公民放逐25年，这种惩罚过于残酷，给当事人带来难以言喻的艰辛；第二，因为结婚遭到惩罚，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和弗吉尼亚《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法庭上，贝扎尔法官用怪异的眼光审视着寇恩，没有当庭做出裁决，说要研究一下。当时，贝扎尔法官已经老态龙钟，精力不济，经常在审判时打瞌睡，法院的同事和下属有时候看到他的领带垂在午饭盘子里。他的老伙计，弗兰克·比兹利律师仍然生龙活虎，在审判时遇到贝扎尔法官入睡，他会走到法官席前，用拳头敲着桌子把他叫醒。当寇恩律师递交动议的时候，离贝扎尔法官退休还有一年多。他一研究就是几个月，寇恩打电话询问了几次，动议没有下落。^[xxv]

第二年六月，梅尔德丽写信给寇恩律师：“希望您还记得我们。您接了我们的案子。过了这么久，没有一点消息，我们已经不再抱希望。”寇恩同样失望和沮丧。贝扎尔法官对他的动议置之不理，一直拖下去，让他束手无策。困扰中，他去母校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向一位宪法学教授请教。在教授办公室，寇恩遇到另一位毕业不久的年轻律师菲利普·赫奇考普（Philip Hirschkop）。赫奇考普那年28岁，在纽约市做律师。他听完寇恩的介绍，说这种情况下可以向联邦法院提交动议，请求三名联邦法官对程序进行审议。知识就是力量。赫奇考普有着寇恩没有的联邦法院诉讼知识。他主动提出来帮助寇恩。在回纽约的班机上，赫奇考普提笔在一个信封的背面起草联邦法院动议，开始了两位律师的合作。他们有很多共同点：都是在纽约出生长大，都是犹太人，都是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毕业，都热心民权诉讼，而且都是初出茅庐，没有经验。^[xxvi]

1964年11月，寇恩在赫奇考普的帮助下在联邦法院递交了动议。联邦法院召集了两名巡回法院法官和一名地区法院法官审议。案子被贝扎尔法官拖了一年之后，终于柳暗花明。弗吉尼亚州不得不正视这两位名不见经传的律师了。州总检察长出面，跟法官和两位律师召开电话会议。三方达成口头协议，允许拉翁夫妇回到弗吉尼亚，但不能回家乡卡罗林县，可以在邻县居住。州总检察长答应，不会主动执法，去拘捕拉翁夫妇；如果当地有群众举报，舆论沸沸扬扬，他不得不执法时，会提前一周通知他们，让他们有时间收拾家当离开弗吉尼亚。拉翁夫妇从首都华盛顿搬到跟卡罗林县相距不远的邻县小镇居住。当地群众没有举报他们。^[xxvii]

联邦法院审议后做出裁决，给弗吉尼亚州法院90天时间审理寇恩提交给贝扎尔法官的动议，如果90天内不作为，联邦法院将接手这起案件。美国有两套法院系统，一是联邦法院，对联邦法事务有管辖权；二是州法院，对联邦法院没有管辖权的所有事务有管辖权。因为两套法院系统相互独立，各有自己的管辖权，一般而言，联邦法院不愿插手州法院的事务，除非案情涉及美国《宪法》问题。在拉翁案中，联邦法院试图做出某种平衡：案件已经被贝扎尔法官拖了一年，给州法院90天时间审理，如果再过90天还不审理，说明州法院无意审理本案，放弃了对本案的管辖权。这样，联邦法院可以顺理成章地接手案件。^[xxviii]

在联邦法院做出裁决后的第89天，即90天期限的倒数第二天，贝扎尔法官终于做出裁决。他坚持6年前的判决结果，重申拉翁夫妇非法结婚，犯下重罪，被驱逐出弗吉尼亚是罪有应得。在裁决书中，贝扎尔法官除了引述法律和判例，还对他的种族观做出宏观的理论阐述：“全能的上帝创造了种族：白人、黑人、黄人、马来人、红人，把他们放在不同的大陆上，如果不是人为干扰上帝的安排，根本不会有跨族婚姻。上帝把种族分开，这个事实说明他不想让不同种族相互混杂。”^[xxix]

这个判决结果一点也不意外。寇恩和赫奇考普把贝扎尔法官的判决上诉到弗吉尼亚最高法院，这是必经的程序，他们并不期望能赢。他们的目标是最终回到联邦法院系统，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1966年3月，弗吉尼亚最高法院宣判，维持贝扎尔法官的有罪判决，但认为量刑过重，应允许理查德和梅尔德丽在弗吉尼亚生活，条件是两人不能同居。

据一名当时担任弗吉尼亚最高法院法官的助理回忆，资深法官们不愿碰这个敏感话题，一个方便的做法是把球踢给州议会，而他们知道州议会不会改变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因为支持跨种族婚恋合法化的议员在州议会中形不成多数。不过，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不得不对本案做出判决。在那之前，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已经废除了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但弗吉尼亚跟加利福尼亚是不同的政治和司法生态。^[xxx]

四、“这太不公平了”

寇恩和赫奇考普迅疾将弗吉尼亚最高法院的判决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1966年12月12日，最高法院决定受理上诉。

在美国最高法院上诉案中，经常会有一些专业组织和专家向法院提供法律意见，有的支持原告，有的支持被告，这种法律意见被称为“法庭之友意见书”（Amicus Curiae）。在拉翁案上诉到最高法院后，先后递交“法庭之友意见书”支持拉翁夫妇的包括“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及附属的“法律辩护基金会”，还有“日本裔美国公民联盟”、“天主教全国跨种族正义协会”、“天主教全国社会行动协会”等。这些组织在意见书中认为，弗吉尼亚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违反《宪法》，敦促最高法院推翻弗吉尼亚法院的判决，废除妨碍婚恋自由的法律。虽然美国当时仍然有16个州禁止跨种族婚恋，但只有北卡莱罗纳州的总检察长递交了一份6页的“法庭之友意见书”，支持弗吉尼亚州政府。^[xxxi]

1967年4月10日，最高法院开庭辩论。作为原告，拉翁夫妇可以出席最高法院的律师辩论。但他们不愿抛头露面。理查德和梅尔得丽都很内向，出身于普通农户，不善言辞，文化水平不高，不懂法律，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只想在家乡作为合法夫妻安静地生活，养儿育女，不像罪犯一样被政府抓捕、审判、判刑。弗吉尼亚法律把他们的孩子视为玷污了白人纯正血统的“杂种”；代表州政府的律师为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辩护，主要理由就是为了防止生出心理不健康的“混血杂种”。寇恩律师理解拉翁夫妇的决定。他问理查德，有什么话想对大法官说，他可以在法庭上替他讲。理查德说：“寇恩先生，告诉法庭我爱我妻子，只是我不能跟她在弗吉尼亚生活，这太不公平了。”^[xxxii]

法庭上，赫奇考普首先做陈述。他主张弗吉尼亚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把人按种族划分，是“种族隔离和奴隶制的最丑陋遗产”，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有大法官问：有多少州实行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赫奇考普回答：16个州，马里兰刚刚废除这类法律，但俄克拉荷马州和密苏里州废除这类法律的提案在州议会没有通过。赫奇考普强调，禁止跨种族婚恋的初衷并不是像弗吉尼亚州所申辩的那样，是为了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而是为保护白人种族的纯正，尤其是白人妇女的种族纯洁。

赫奇考普律师把弗吉尼亚最早的跨种族婚恋禁令追溯到17世纪的殖民地时期，最初这种法律并不禁止白人男性跟黑人女性生育后代，而是只禁止白人女性跟黑人男性婚恋。1924年，弗吉尼亚议会修法，把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提案称为“维护白人种族纯正提案”，最后形成法律时被称为《种族纯正法案》，只禁止白人跟有色人种结婚，并不禁止有色人种之间相互跨族结婚。赫奇考普律师总结说，这类法律的最大错误在于“剥夺了黑人的尊严”，不只是把跨种族婚恋入刑违反平等保护条款，而且整个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都违反平等保护条款。他请求最高法院推翻弗吉尼亚法院的判决，废除弗吉尼亚法律中禁止跨种族婚恋的全部条款。^[xxxiii]

寇恩律师的申诉围绕弗吉尼亚法律违反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展开。他的陈述更注意细节，也更人性化，指出弗吉尼亚不但给拉翁夫妇定刑事罪，把他们判刑，驱逐出州境，而且给他们施加的民事惩罚也很不公道，事实上剥夺了他们一家人的财产继承权：“拉翁夫妇有权利在晚上入睡时知道，如果早晨醒不过来，他们的孩子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可以继承他们的遗产，他们有权利在晚上入睡时确保，如果一个人早晨醒不过来，另一个可以继承对方的社安金。”因为弗吉尼亚法律剥夺了他们做合法夫妻的权利，他们不能像其他夫妻那样相互继承联邦政府的社安金，他们的孩子也不能继承他们的遗产。这相当于剥夺了他们受第十四修正案保护的正当程序权利。^[xxxiv]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二款规定：“任何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权或豁免权的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几十年后，在最高法院辩论同性婚姻合法化时，代理同性伴侣的律师跟寇恩律师一样，也是从同样的民事伤害角度展开申辩。^[xxxv]

寇恩律师信守他对理查德的承诺，替他讲了他要对法庭讲的话：“我们不管怎么阐述这个问题，不管怎么阐述正当程序的法理，或者强调其中哪一点，没有人能比理查德·拉翁讲的更好，他跟我说：‘寇恩先生，告诉法庭我爱我妻子，只是我不能跟她在弗吉尼亚生活，这太不公平了。’我想，这个朴实的普通人有着根本的公平和自由秩序的观念，他作为一个泥瓦匠能清楚也讲出来，我们希望法院能一如既往地把这一点体现在正当程序条款的判决中。”^[xxxvi]

不管是《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还是正当程序条款，关键都在于保证每个公民被政府公平和公道地对待。20世纪60年代已经是卫星上天的时代，但法律却禁止一对相爱的人在一起生活，唯一原因是他们不属于同一个种族。这种陈规是旧时代偏见的制度性遗传，不但违背现代职业律师和法官对《宪法》的理解，而且冲击着普通人的良知和公平感。

在赫奇考普和寇恩律师做申诉时，听众席前排坐着一位日本裔律师，他是“日本裔美国公民联盟”的法律顾问威廉·丸谷（William Marutani）。丸谷生于华盛顿州，父母是日本移民，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他正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念书。罗斯福总统发布9066号行政命令，他被迫中断学业，跟家人一起被送到加州关押西岸日裔居民的集中营。释放后，他应征入伍，加入美军情报机构，参与战后对日本的占领。1950年，丸谷考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做律师。在拉翁案中，丸谷深度参与了案件的准备进程，他不但代表“日本裔美国公民联盟”起草、递交了支持拉翁夫妇的“法庭之友意见书”，而且请求法庭允许他做简短陈述。法庭答应了他的请求。

丸谷既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而是日本裔美国人。他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说从人种角度讲，他可能是法庭上唯一一个确凿无疑的纯种族人，在日本隔绝的岛国，他的祖先没有跟其他人种混血的机会，但白人不同，经过欧洲历史上无数次人种混杂，已经很难讲有任何纯粹的白种人。丸谷指出，弗吉尼亚州声称，禁止跨种族婚恋是为了保持“公共道德纯粹，维护种族纯正和种族自豪感，防止出现杂种血统公民”，但法律只禁止白人跟其他种族通婚，其他种族之间可以随意结婚，法律并不在乎其他种族的血统纯正和自豪感。所以，弗吉尼亚法律不是为了维护各种族的纯正，而是为了维护白人至上。丸谷的陈述虽然简短，却激发了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和另外几位大法官对其他少数族裔法律地位的兴趣，不但向他提出问题，而且还引述他陈述的事实质询弗吉尼亚州政府的律师。八年后，丸谷成为宾夕法尼亚州法院法官。^[xxxvii]

代理弗吉尼亚州政府出庭申辩的是助理检察长罗伯特·麦克亚温（Robert McIlwaine）。跟赫奇考普、寇恩和丸谷等代理或支持拉翁夫妇的新手律师不同，麦克亚温此前已经数次代表弗吉尼亚州在最高法院辩论。二战和朝鲜战争中，他在海军服役，战后在哈佛法学院和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1954年，他成为弗吉尼亚州助理检察官时，正值最高法院判决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废除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政策。在那之后十几年，他几度在最高法院为州政府的学校种族隔离政策辩护，但每次都输了。

最高法院已经在布朗案中推翻了普莱希案确立的“隔离但平等”原则，要为弗吉尼亚州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辩护，麦克亚温的法律工具箱中能使用的工具并不多，其中一件是《宪法》第十修正案。第十修正案规定，《宪法》未授予联邦政府、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自主行使。这就是俗称的“州权”，即各州政府在州内事务上的自主权，包括立法自主权。麦克亚温申辩，根据第十修正案，婚姻属于各州管辖的事务，所以，弗吉尼亚州有权立法禁止跨种族婚恋。不过，几位大法官对这种结论有疑问，因为州权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必须受到《宪法》的约束，即州议会的立法不能违宪。^[xxxviii]按照《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各州不得拒绝给予其辖区内居民法律的平等保护，未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而且，最高法院有权对各州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做审核，这是最高法院自1803年起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确立的司法审核权。^[xxxix]

麦克亚温助理检察长申辩，跨种族家庭面临比同种族家庭更大的社会压力，州政府有权禁止这种婚恋，就像有权禁止一夫多妻、乱伦一样。首席大法官沃伦的小女儿嫁给了一位犹太教青年。他问麦克亚温，跨宗教婚恋也比同宗教的家庭面临更大社会压力，州政府是不是可以禁止不同宗教的人结婚？麦克亚温回答说，他认为州政府不能禁止跨宗教婚恋，但跨种族婚恋面临的压力比跨宗教婚恋大。为此，他引述了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艾尔伯特·高顿（Albert Gordon）的著作《通婚：论跨宗教、跨种族、跨民族婚姻》，说跨种族婚姻的失败率高。^[xl]一位大法官问，是否正是由于法律禁止才导致跨种族婚姻的失败率高？麦克亚温回答：不是因为法律禁止，而是因为社会的态度，尤其是社会对混血儿的态度。他再度引述高顿教授的著作，说混血儿是“跨种族婚姻的受害者，是跨种族父母的牺牲品”。^[xli]

麦克亚温助理检察长在申辩中反复强调州政府保护儿童身心健康的义务。虽然弗吉尼亚州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叫《种族纯正法案》，但麦克亚温的辩护听起来像是《儿童保护法案》。在1924年立法的时候，种族-优生学和白人至上主义大行其道，最高法院“隔离但平等”的判决仍然有效，立法保护白人血统纯正属于名正言顺。但时至1967年，那种社会生态和法律土壤已经不存在了。几位大法官先后对麦克亚温的申辩提出疑问，他的回答捉襟见肘。在1967年，按立法者的原初意图为1924年的《种族纯正法案》辩护似乎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五、追求幸福的自由

1967年6月11日，最高法判决前夜，拉翁夫妇在家忐忑不安。理查德想喝醉，万一输了官司，也不至于太痛苦。他喝一瓶没感觉，再喝一瓶，跟平时不一样，不管怎么喝，人都清醒着。理查德曾跟一位朋友说，输了官司也不会跟梅尔德丽分开，顶多是带三个孩子再回首都华盛顿谋生，过五六年再去法院申诉一次。 ^[xlii]

第二天，最高法院宣判，判决弗吉尼亚州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和正当程序条款，予以废止，全国16个州的类似法律同时失效。《判决书》明确指出，“婚姻自由长久以来被认为是自由人有秩序地追求幸福必不可少的个人权利”，“是基本人权，是我们存在和生存的根基……根据《宪法》，跟不同种族的人结婚或不结婚的自由属于个人，政府无权干涉。” ^[xliii]

接到寇恩律师的电话，理查德和梅尔德丽才安定下来。那时候，离他们去首都华盛顿结婚，回家乡被抓捕、审判、判刑、驱逐出弗吉尼亚已经9年了。寇恩和赫奇考普在华盛顿开记者招待会，请他们参加。理查德不愿见记者，在梅尔德丽的劝说下，才答应开车前往。理查德穿着平日穿的白衬衣，敞着领口，挽着袖子；梅尔德丽换上一件蓝花白底的短袖连衣裙。他们沿着熟悉的公路往华盛顿赶，9年前他们被贝扎尔法官驱逐，沿着同一条公路逃离弗吉尼亚。这是他们第一次见记者。理查德很拘谨，说：“我只是想回弗吉尼亚，盖栋房子，生养孩子……平生第一次，我能在弗吉尼亚搂着爱人，叫他妻子了。”梅尔德丽比理查德放松，她平静地说：“我觉得自由了。那曾经是个巨大的重负。”^[xliv] 短暂的记者会后，他们手牵手离开，回到家乡卡罗林县，在9年前结婚时买的地上盖了一栋房子。

梅尔德丽的两位律师对她评价很高。多年以后，赫奇考普回忆说，梅尔德丽相当聪明， 讲话不多，但写信、言谈和思维远超过她的教育水平；理查德基本不讲话，看上去像个红脖子，如果不是爱上梅尔德丽，被判刑驱离家乡，谁也不会想到，他能主动去争取民权。^[xlv]每个受欺凌的人在生命的某个节点，为了保护珍爱的人和追求基本的公道，都可能被迫做抗争的英雄。档案中保存的梅尔得丽给律师写的求助信，字迹工整漂亮。他们流离失所时，偶尔偷偷回老家，三个孩子还小，有时候藏在奶奶家，有时候藏在姥姥家、舅舅家。最高法院的判决卸去了弗吉尼亚法律强加给梅尔德丽的人生重负，她对ABC电视网的记者说： “我想，跟相爱的人结婚是任何人不应当干涉的权利，是上帝给的权利。” ^[xlvi]

最高法院宣判8年后的一个夜晚，理查德开车跟梅尔德丽回家。一个醉鬼开车撞上他们的车子。理查德不幸去世，终年41岁；那年，梅尔得丽36岁，一只眼睛在事故中失明。她独自在理查德盖的那栋房子里把三个孩子养大。2007年，拉翁案判决40周年，理查德去世32年，美联社记者在那栋旧房子找到梅尔德丽。她说：“我没做什么。都是上帝的工作。”被问到亡夫，她说：“他一直对我好。”^[xlvii] 次年5月2日，梅尔得丽去世，终年68岁。三个月后，父亲是黑人、母亲是白人的混血儿巴拉克·奥巴马（Barak Obama）被民主党正式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在当年11月4日的大选中当选美国总统。1961年，奥巴马出生时，美国还有20多个州禁止跨种族婚恋。从1881年最高法院判决佩斯诉阿拉巴马案，到1967年最高法院判决拉翁诉弗吉尼亚案，跨种族婚恋在全国范围内从非法到合法，在最高法院走过了84年的漫长历程。

梅尔德丽生前一直跟寇恩律师夫妇保持来往，偶尔走访见面，像朋友一样。在1960年代，不是每一位弗吉尼亚律师都有勇气打这个官司。在弗吉尼亚州法院打官司和在美国最高法院上诉期间，寇恩不断接到骚扰和威胁电话。一天早晨，寇恩太太发现有人往他们的汽车油箱里灌了糖。那是传说中破坏汽车发动机的民间配方。在梅尔德丽去世前一年，寇恩接受全国公共电台（NPR）采访，说：“他们都很纯朴，对争取民权的原则不感兴趣……他们只是相爱，想有在弗吉尼亚作为夫妻生活的权利，不受官府干涉。我告诉理查德这个案子很可能要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时，他目瞪口呆，不敢相信。” 2020年10月12日，寇恩去世，享年86岁。^[xlviii]

拉翁案是20世纪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最重要案件之一，也是卡罗林县法院的里昂·贝扎尔法官一生中判的最著名的案子。贝扎尔法官去世后不到三个月，最高法院推翻了他的判决，而且在《判决书》中完整地引用了他关于全能的上帝不想让不同种族融合的阐述。那段文字已经跟最高法院的判决一起被广为传布，成了宗教偏执和人性晦暗的见证。当年在放逐中，拉翁夫妇命运的转折始于梅尔德丽写信给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诉说冤屈。最高法院宣判拉翁案的第二年，1968 年6月6日，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遇刺身亡。

最高法院宣判拉翁案后，16个禁止跨种族婚恋的州先后开始修改法律。直到2000年，阿拉巴马州《宪法》仍然保留着禁止白人跟有色人种结婚的条款。那年，在废除这一条款的全州公投中，近60%的选民投了赞成票。^[xlix]

2004年，一位名叫肯·塔纳比（Ken Tanabe）的设计师提议将每年6月12日最高法院判决拉翁案的周年日约定为“拉翁日”，即跨种族有情人的情人节。这一天既是庆祝和纪念的日子，也是和解和面对真相的日子。（选自《为幸福而生——小人物在法律秩序中追求幸福的历程》，注释等有删节。限期免费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