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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世界受辩证法教育的影响，有不少人习惯上把什么都一分为二，甚至把平等和自由对立起来，说要平等就会妨碍自由。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自由不是抽象的，都是些具体的法律权利，比如说，恋爱自由、结婚自由，实际上是说跟相爱的人在一起并缔结婚约的法律权利。

再比如说，选举自由，实际上说的是投票选举的法定权利。1920年以前，美国很多州的女性公民没有选举权，也就是没有选举自由。那么，女性争取选举权、争取选举自由，也就是争取跟男性公民平等的法定权利、平等的选举自由。显然，在女性选举权问题上，争取自由和争取平等不是两个过程，而是同一个过程。再说具体点，就是对于传统弱势群体来讲，争取平等和争取自由，其实是同一个过程。所以，真正的平等跟自由并不对立

这里就有一个真平等和假平等的问题。那么，什么是真平等呢？用美国法院的话说，就是“向上拉平”(level up)。我们再举个中国的例子。1911年，中国推翻了帝制，成立了中国华民国，那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国人从臣民变成了公民。第二年，中国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选举，投票选出国会代表。当时只有男性公民有投票权，女性公民没有投票权。

1947年，中国举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女性公民第一次获得了跟男性公民平等的选举权。这是“向上拉平”的平等，是真平等。1949年以后，大陆不再有公民普选，男性和女性都没了选举权。这也是一种平等，如果用美国法院的话说，就是“向下拉平”（level down），这是一种假平等。

简单地说，“向上拉平”，即一个群体获得了本来没有的权利，这是真平等，真平等让人获得自由。相反，“向下拉平”，即一个群体丧失了本来拥有的权利，全民坠入权利洼地，这是假平等，假平等让人丧失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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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世界有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夸大美国左派的影响力。从各种民意调查和社会学研究看，美国总体上是个中间偏右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福利政策等方面，美国不但比欧盟和英国要右，而且比邻国加拿大也要右一些。

美国传统媒体，像报纸和电视等，既有左翼，也有右翼，并没有出现一派独大的现象。我所在的社区有个健身房，里面全天候播放右翼电视台FoxNews的新闻节目，开车到另一家健身房，可能就在播放自由派色彩较强的CNN。在无线广播领域，右派其实占主流，播客和油管兴起后，大致是左右平分秋色。

美国的左派势力主要是集中在大学校园。但大学教授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有限，没有多少美国普通人知道那些大学左派，更不知道他们写了些什么文章，有什么观点。他们在中国的知名度可能甚至大于在美国的知名度。像Noam Chomsky教授，美国朋友中很少有人知道他，反倒国内很多朋友了解他的政治观点。再比如，Elizabeth Warren教授，她从政后才逐渐对社会有了些影响力，但她一些比较激进的主张，像股票卖出前就收税，在民主党参议员中也没有多少人支持。

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像一个区块链，各地、各阶层、各族群、两党两派相互掣肘，很难左起来，也很难右起来，选民在中间偏右和中间偏左之间摇摆，大部分国会立法，如果参照欧洲和加拿大的标准来看，总体上属于中间偏右。即便像Bernie Sanders这种被认为是老左的参议员，他的主要政见，包括全民医保，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实现了，在英国和欧洲根本算不上左派。而且，因为国土广袤，各地传统差别很大，美国政治有很强的地域性。加州有些共和党人可能比阿拉巴马的有些民主党人还“左”。

至于跟中国的关系，美国左右两党两派都有不少主张合作的，也都有主张对抗的。比如，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是共和党右派，被中国政府猛烈抨击的前民主党众议院议长佩罗西是左派。所以，现实并不像中文世界有些人想像的那样，民主党左派就亲中，共和党右派就反中。美国的左右两派跟中国的左右两派完全是两回事，没有任何对应关系。中国的御用左派属于意识形态工作者和宣传工作者，跟前苏联东欧的同行是一个类别，但跟美国大学中的左派没有可比性，跟民主党的左派政客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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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了YouTube播客，欢迎读者免费订阅、收听、收看。文章会继续发表在Substack专栏。

美国南方老乡的善良在城市中不容易感受到。他们以纯朴的方式表达友善。Theroux来南方旅行写成书，最深印象之一是当地人总是拿出吃的给陌生人，怕他们饿着。有一年圣诞节，我开车去海边，陷进沙滩，一位老人开皮卡，把我的车拖出来，给他钱答谢，他不收。告别时，他说“圣诞快乐”，停顿一下，又说“节日快乐”。

老人讲了一辈子“圣诞快乐”，肯定习惯了，但一说出口，也许觉得我可能不过圣诞节，马上又说“节日快乐”。这种随处可感的善意和体贴令人异乡人感动，也感慨——想及一些中国来的基督教友对说“节日快乐”捶胸顿足，这可能就是文明程度差距吧。文明程度和学历高低实在不同，跟信什么教更没有关系。

年轻一些的时候，甚至人到中年，经常忽视生活中这些善意，甚至用恶意去看世界，以为是犀利或深刻。年龄会改变人。像得克萨斯演员Tom Lee Jones演绎的得克萨斯故事中说的一样：“Age will flatten a man”（No Country for Old Men）。大意是说，“年纪会磨去人的棱角”，尤其是恶意的棱角吧。觉得年纪大了些，变化之一就是，知道学习体会周围人和陌生人表现的善意和体贴，开始珍惜这些善意和体贴。以前不在意的一些事，现在觉得宝贵了。

曾经有位下属，UT Austin毕业，刚工作不久，家里没有钱，开一辆破旧的Camry。几年前，国内来了几位实习生，租住的地方离她住的公寓不远。周末，我请她把他们捎到我家来玩。

那天，她开着一辆半新的Lexus E350把他们拉过来。我说，你换车了，很漂亮啊。她说，没有，那是她妈妈的车，她觉得客人坐这车会舒适一点。她父母住在城市的另一端，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区，也不是有钱人家。这种普通人身上表现的善意和体贴是超越语言、文化的，让人感受到人间情意的珍贵。

更年轻一些的时候，不在意这些，错过了很多人生中宝贵的人和事。Age flattens a man。曾经有过的大大小小棱角，大部分都磨平了，反倒开始珍视年轻时错过的那些。从云端落到地上，更加珍惜人间温情。

几年前，一位以国内做企业的朋友说，他们的竞争模式主要是拼员工单位工时，就是企业A让员工一天干10小时，企业B就让干12小时，再出个企业C敢让员工干14小时，996就是这么竞争出来的，但国内的人才/技术现状和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位置，除了这么拼，好象也没有其他办法。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拼到极限前，竞争对手先倒下。

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奥秘在于它那种不拿大部分国民当人的制度，就是把国民当畜生使用，用废即弃。被体制温室圈养的白脸小农学者发明各种概念、短语、理论吹嘘中国模式的优越性，绕来绕去，无非是农民工模式支撑着中国产品的竞争力。

社会金字塔上面几层尝到了农民工模式的巨大甜头，正把它推广到其他行业，使越来越多行业的从业人员农民工化。这几十年，中国社会的特点就是把一切都弄到极端，比如做生意要把价砍到最低，雇人做工要把人榨干，连科技行业都弄成996，甚至把农民工制度扩展到高校科研和教学行业，把一群博士当农民工使，美其名曰竞争上岗，或竞争留岗。

农民工模式的特点是用废即弃。前段时间，看到有人贴两位海归博士的遭遇，一位被“引进”后降职自杀，另一位被解聘后回家养孩子。三年前， 复旦大学甚至闹出被农民工化的海归科研人员杀党委书记的命案。有人说，中国高校是在学美国的tenure-track制。但中国高校的做法跟美国高校的tenure-track不是一回事：在美国没有大学把好几个博士放到一个tenure-track 上，告诉他们几年后只留一个转tenure，博士上了tenure-track只有跟自己竞争，没有其他同事在同一条track上参与竞争。

中国学什么都学走样，把大部分职业农民工化，用废即弃。但博士用废了不会回农村，在户口、子女入学、买房、退休、医保等都跟就业挂钩的情况下，目前这套用几年就把人赶走的做法既不专业，也不人道，只是为了一时好用，给他们制造比农民工更不确定的未来。

比这更可悲的是一些博士念书念成夹头青年，对社会丧失了基本观察和思考能力。三年前，那位被复旦用废了抛弃的数学博士拿刀杀领导，事件发生后，一些还没被用废抛弃的博士，说美国也是评不上tenure就走人。这种论调不但反映了他们认知的粗糙，也反映了一种心态：在比没有人性的方面，总是把美国拉上，说是学美国，虽然学成四不像，无限度地向不把人当人的方向倾斜；但在好的方面，比如专业评审、排除行政和党派干扰等，就装聋作哑。

中国高校版的农民工制度为大批博士制造了不确定的未来。如果有大批30-40岁的博士，人生一多半的时间在念书做科研——不管那些科研有没有价值，到了中年被用废即弃，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一种相当可怕的社会现象。今年初，中国的教育部说，全国有在校博士生61万人。以前处于经济上行期，官府财政能养很多可有可无的岗位，如今财政入不敷出，先砍教育经费，很多博士的命运跟农民工一样——被用废即弃。经济危机缩短了用-废周期。

几年前，《哈弗商业评论》登过一篇文章，讲过度工作对工人身心健康的损害（失眠、抑郁、酗酒、糖尿病、记忆衰退、心脏病…)。100多年前，美国各地开始限制工时，也是出于工人身心健康方面的考虑。中国职工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也有身心，加码使用的结果只能是提前报废，是35岁还是45岁报废，因人而异。

报废之后，大家还需要生存，身心有病都需要治疗，但往往是求助无门，徘徊在绝路边缘。以前，中国的年轻劳动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今，国家迅速老龄化，把报废的农民工赶回农村自生自灭也不如以前灵了，况且各行各业被报废的农民工化的从业人员将会浩浩荡荡……所有社会问题都会出来。

一位做出版的朋友说：“想起雷宾南先生把‘宪法惯例’翻译为‘宪德’，最初很难理解，后来才想通，雷宾南先生太知道中国人缺啥了；遗憾的是，就是到今天，德性也是中国学界太多人无从理解的俩字。”那位朋友的思考相当有价值，跟一些从概念到概念、分不清理论假设和实体的学者不一样，他更注重现实和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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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这两千多年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不管是民主，还是专制，都有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反对武断颟顸、傲慢任性的统治，因为它导致灾难。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现在的美国法院，讲到行政权力的时候，“武断任性”（arbitrary and capricious）这两词重复了无数遍，婆婆妈妈，不厌其烦。

权力这个东西，集中也好，分散也好，都能干好事，也都能干坏事。所以，是集权好还是分权好，在具体干哪件事上，本身是分辨不出来的。必须超越孤立的事件，放到历史纵深中才能比较出优劣。

从亚里士多德起，西方人发现，历史上的人造灾难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武断任性、傲慢颟顸决策的结果。有些“武断颟顸”几次，政治共同体就散架了。但大部分“武断颟顸”的决策不会有那么严重的直接后果，不至于一下就完蛋，而是日积月累，像失血一样，一刀下去，不会致命，多少流点血，然后是另一刀，还没愈合，再来一刀……遍体鳞伤之后，会到一个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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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世界流行两种思维：一是凡事非此既彼，二是凡事想走捷径。比如，你说提高民众的精神世界重要，他就认定你讲制度不重要；你说川普有问题，他就认定你是民主党或共产党，要搞社会主义；你说民主党的一些政策缺少common sense，他说认定你是川粉——这些人都是标语口号、名词概念的奴隶。

他们也喜欢抱着走捷径的心理看日本、韩国、台湾，梦想跳过政治制度和民众精神的现代文明化这一关，弯道超车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迄今为止，成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后发国家，都经历了完整的“现代文明化”进程，这至少包括物质层面的现代文明化和国民精神-政治制度层面的现代文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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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中文世界流传经济学者高善文的演讲。我听了一个多小时，他是位认真和有现实感的专家，从就业、物价、房地产等各种数据的对比中证明过去三年中国经济实际年增长率只有2%左右。

这印证了很多人对中国经济的感觉，所谓年增长5%，完全是统计造假的结果。根据高善文的研究，过去三年，中国GDP增长大约被统计局累计高估了10%。一位推友算了一下，说挤掉水份，中国现在GDP其实只有117万亿（人民币），而不是统计局公布的130万亿。而失业人数也比公布的多出4700万人。

这些去掉水份的数字还是有点可怕。即便按统计局灌水的数据，中国占世界的GDP份额已经连续两年下降。2021年，中国土皇帝宣布“东升西降”。当年，中国占世界GDP份额为18.3%。2022年，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开始掉头向下，从18.3%降到17.7%，2023年进一步下降到16.9%。同时，中国跟美国的GDP对比从2021年的～75%下降到2023年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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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就像一部好莱坞大片，两党候选人是主角，广大选民算是群众演员，有序幕，有情节，有铺垫，有高潮，有悲剧，也有喜剧。它在全世界上映，观众遍及每个国家。除美国以外，观众人数最多的国家可能是中国。

每次大选，中文世界就会热闹起来。不过，很多中文观众看电影有自己的特点，就是喜欢分好人、坏人。这种习惯也影响到看美国大选和美国政治：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代表正义事业，谁代表反动派，分得一清二楚。这么一来，中文世界看美国大选，看着看着，经常就吵起来了。吵还不解气，就开骂。有些人干脆连吵这步都省略了，直接开骂。

美国虽然历史不长，但它的社会、政治、人文却纷繁复杂，经历了248年，层层叠叠累积起来，像地层一样。我们要有相应的眼光，一层一层地去看，一层一层地去发掘，避免听到一种说法，就做出简单结论，按标语口号站队。

正常人的价值观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左一点的，右一点的，进步一点的，保守一点的，中国一点的，美国一点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遇到不同的事情，我们在做评判时，这些不同的价值会有不同的优先顺序。这不是“双标”，而是因为现实世界纷繁复杂，不存在一个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标准或原则，不需要人思考，背诵下来，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直接套上去看是非对错就可以了。那种一以贯之，纯之又纯的单一原则世界，其实很可怕，等于把我们丰富的精神世界单层化，把自己变成一个单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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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城市街头的游客大多来自欧盟，有些美国人、东南亚人、韩国人、印度人和非洲人，已经见不到国内来的旅游团，但偶尔会遇到中国留学生。骑到海德堡的当晚，慕名去奈卡尔河对岸大学山上的“哲学家小径”，从那里可以俯瞰奈卡尔河和海德堡老城。上山观景的人群中有两位国内来的女生。她们在荷兰留学，暑假期间乘火车游历欧洲列国。两人本来不认识，在海德堡街头遇到，结伴上山看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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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大选，不管支持谁还是反对谁，结果都超出很多人的期望，也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共和党不仅赢了总统选举，而且赢得了参众两院多数。

每个人都会有错的时候。只有上帝和骗子才永远对。对于普通人来讲，比出错更有意义的是尊重现实，理解为什么错了。经济学家凯因斯说，事实变了，人的看法会跟着改变。每个人的认知都会产生偏差，正常人会按照现实进展调整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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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大选，美国民主经受了严峻考验。

1865年3月，内战结束前夕，林肯总统在前线跟格兰特将军长谈，提到在内战最困难的时候，他常默念国务卿威廉·赛沃尔德（William Seward）的话：“这个共和国总有刚好够用的德性拯救共和，有时候多一点都没有，但仍然足以度过危机。”^[1]

一个半世纪后，美国度过了另一场危机，这场危机结束前后，人们再一次看到，这个国家有一种历经磨难和摧残而没有被斩断的理性、法治和专业传统。在任何时代，政治德性都是稀有资源，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刻，联邦和各州行政系统的职业传统和各级官员的政治操守又一次拯救了共和国。

2020年大选前后，特朗普在联邦法院和几个州的州法院发起60起诉讼。2020年11月27日，联邦第三巡回法院在一项驳回特朗普阵营上诉的判决中指出：“自由公正的选举是我们民主的血脉。”^[2]

在美国的选举制度中，县政府是选举的基层组织和管理部门，掌管建立投票系统、购买投票设备、招募选举工作人员、组织选民投票，统计选票、认证选举结果等事务。

美国有3069个县和几十个功能相当于县的行政区划，每次大选相当于同时举行至少3069场规则和程序不完全相同的选举。各县按照州法律组织和管理选举，但在实施细节和具体程序方面享有较大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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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竞选从党内初选起，到大选投票日结束，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大量资金。募集竞选资金就成了一位候选人不可或缺的政治能力。事实上，党内初选就是从候选人募集第一笔捐款开始。即便候选人要申请联邦政府提供的公共竞选经费，也必须先满足一个条件，即已经在至少20个州募集到10万美元资金，而且每个州不得少于5千美元。

联邦政府提供的公共竞选经费数额有限，而且对使用有严格限制。所以，有实力的候选人大多选择不申请联邦政府的公共经费，而是自己从民间募集竞选资金。来自民间的竞选资金有三类，分别是硬钱(hard money)、软钱(soft money)和暗钱(dark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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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87岁时接受BBC访谈。主持人请他讲几句能够传之后世的话，就像死海古卷一样，千年之后人们发现了还觉得有价值。罗素说：“我想从两个方面讲，一个是智力方面，一个是道德方面。在智力方面，我想对未来的人说，你学习任何东西，或者思考哲学，只问你自己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事实呈现的真相。不要让你愿意相信的东西带歪了，也不要让你以为相信了就会有良善社会效果的东西带歪了。只看事实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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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要投票必须满足四个条件：一，必须是美国公民；二、必须是选举所在地的居民；三，必须年满18岁；四，必须在本州规定的期限之前做选民登记——在美国50个州中，只有北达柯他州不要求选民登记。不过，满足了以上四个条件，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投票，各州对投票权还会施加不同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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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栏作者跟微信公众号“辉煌对你说”没有任何关系。那个公众号发布的任何跟本专栏相同的内容，全部为剽窃和抄袭。欢迎使用微信的本专栏作者向微信管理方举报这种令人不耻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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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先驱杰弗里·辛顿获得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开了一个简陋的记者会，说得到获奖消息时，“我正在加州一家廉价旅馆，没有网络，电话信号也不太好。本来今天要去做核磁共振，现在不得不取消了。” 辛顿的潇洒人生，令人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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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两党政治。自林肯时代起，民主党跟共和党总统轮流执政，两党在国会的席位交替增减，此消彼长。在这种极为稳固的格局之下，难以出现长期一党独大的局面，独立候选人和第三党也难成气候，在政治上或者依附于共和党，或者依附于民主党。任何人进入政界，无论其初心和理想如何，必须削足适履，或者适应共和党的诉求和政治生态，或者适应民主党的诉求和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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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隆达，有亡命天涯的感觉。那是座断崖之城，曾被罗马人和摩尔人各统治数百年，街巷散落着罗马和阿拉伯的遗迹。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时，曾是游击队和盗匪出没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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