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几位朋友聚会聊天，说到学位这个话题。在座的两个人有博士学位，其中包括我。我是文科，另外那位朋友是理工科，都算是不错的学校毕业。我们那个年代，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是念书改变命运，但我们两个博士，后来都没有靠博士学的专业谋生。如果一直做博士学的专业，在美国大概率现在连工作都没了。

不是我们不喜欢博士学的专业，而是生活跟念书是两回事。念书只是人生的一个时段，就像是连续剧中的一集，但不管念到多高的学位，总有毕业的那一天。毕业了，人生还是要继续。除非家里有花不完的钱，走出校门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谋生，怎么样养家糊口。当然，可以做博士后。但博士后收入微薄，而且职位大多是临时性的，经常是一两年换个地方。除非是天才，一般人念完了博士，已经30来岁，有家庭，有孩子，需要养家糊口，过稳定一点的生活。

如果我们俩一直死磕自己的博士专业，只盯着对口的工作找，可能早就被行业淘汰了。这是个非常残酷的现实。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博士，看到了这个现实。在我们那个年代，不管怎么说，读博士是为了“向上流动”，从小城镇流向一二线城市，从中国流向美国。而今这个年代，教育泡沫越吹越大，学位贬值，对于很多人来说，读博士，可能成了人生的一个陷阱。

这几年，一些美国大学也意识到了博士泡沫问题，开始主动削减博士招生人数。这个趋势，今年开始加速。川普政府削减了不少联邦拨款，一些大学借这个机会，砍掉了很多博士招生名额。比如说，哈佛很多专业要砍掉75%的博士名额。哈佛不是行动最快的大学，有些大学早就宣布要减少博士招生。

与此同时，中国的大学正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大幅扩招博士，只是上海交大一个学校，明年就要招5000名博士，而它本科生才招4000名。去年，中国招收的博士生数量已经高达17万，在校博士生数量已经高达67万。按这几年每年增长10%推算，明年，全中国高校招收博士生的数量可能接近20万，远远超过美国。

美国不像中国那样，大学招博士，要先经过教育部批准；也不像中国那样，博士招生数量，教育部有统一的统计口径。所以，美国没有一个确切的博士招生数据，只有一个大致的博士学位授予数据。这几年，美国每年授予博士学位5万多个。而中国大学在5年前，授予的博士学位已经超过6万，3年前已经超过8万。

有人可能说，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博士也应该比美国高4倍才对。这种说法体现了一种对美国博士招生的无知。美国大学不是只面向美国人招收博士生，而是面向全世界招收博士生。2023年，美国大学超过一半的工科博士学位，是授予了国际学生；在数学和电脑专业，70%的博士学位，授予了国际学生。美国大学的博士教育，完全是国际化的。在这方面，中国大学的博士教育，跟美国相比，形成鲜明反差。中国大学的博士生，几乎清一色都是中国人。而且，中国最优秀的学生，大都选择来美国念博士。中国大学招收的博士，大部分是美国大学挑剩下的。

一个是面向全世界招博士生的大学系统，一个是几乎清一色招中国学生的大学系统，用两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比照中美两个国家博士生的数量，没有意义。中国大学疯狂扩招博士，不是因为10几亿中国人需要那么多博士，也不是因为中国劳动力市场能消化那么多博士，而是中国这种计划体制人为推动的，跟大跃进一个逻辑。因为违反市场规律，结果也会跟大跃进一样，泡沫破裂，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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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说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这几年，经常听人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分裂。至于怎么个分裂法，可能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有的国家突破了历史的笼子，在政治、文化上，出现崭新的气象，现代文明越来越深化。有的国家，现代文明化反复难产之后，又难产了一次，重新回到历史的笼子中。

中文世界对这种回到历史笼子的国家，肯定不陌生，因为中国就这种国家。改革开放，还没深化到制度层面，国家又回到了皇帝-太监的统治方式。俄国也是这德性。折腾来折腾去，折腾成了普习金一家亲，在历史笼子中自娱自虐。

这几年，有两个国家政坛的变化，让人看到一股从历史笼子中走出来的新气象。一个是意大利，一个是日本。三年前，意大利选出了第一位女总理梅洛尼；上个月，日本选出了第一位女首相高市早苗。

意大利和日本，传统上政坛都是一片Macho，是老男人和他们儿子的游戏，按部就班，论资排辈。它们很多国民的精神世界，已经突破了历史的笼子，但政坛格局严重滞后。因为政坛近亲繁殖，性别、年龄都成了妨碍新人脱颖而出的枷锁，各种武大郎粉末登场，干一年下台，甚至干几个月就下台。

二战以后80年，意大利总理平均执政时间是一年多一点，给外界的感觉是年年换总理。从2011年到2022年，意大利换了8个总理。过去十几年，结束意大利总理走马灯游戏的是它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梅洛尼。她2022年10上台，已经干了三年。她的支持率不但比几个前任要高，而且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领导人要高。

在国际舞台上，梅洛尼也表现不凡。她果断中止了前任跟中国的搞一带一路合作，真刀真枪援助乌克兰，高调抨击普京，主张增强北约军事实力。她也能搞定川普，搞定欧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梅洛尼刚上台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她干不长，跟前任一样，干一年就不错了。但她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才能，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今年10月，高市早苗成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我做过一期节目，专门讲这个事件。当时，一下就想到意大利的梅洛尼，但没展开讲。两个人都不是政治世家出身，都在普通家庭长大，都有比较强的保守派倾向。最重要的是，她们都能在论资排辈的老男人政坛脱颖而出。这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时的政坛格局。

有比较，就有优劣。对照意大利，看俄国；对照日本，看中国。一边是突破本国历史惯性的女总理、女首相，一边是顺着本国历史惯性加速的土沙皇、土皇帝——很可能玩成末代土沙皇、末代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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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我们结合这两周的几则媒体报导，来分析中国正在经历的“极权制度陷阱”——国家越膨胀，民生越艰难。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眼看着国家越来越强大，但我每天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了。

在正常国家，国力越强，国民生活越好，国力和民生这两条曲线，应该是同步向上的。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正常。

这些年，中国的综合国力，比如说，它的制造业、军事力量、全球影响力，在图表上呈现出一条陡峭的上升曲线；而中国的民生福祉，比如说，普通人的收入、对生老病死的安全感、对未来的信心，却同时呈现出一条掉头向下的曲线。

短期经济发展过后，国力和民生这两条曲线分道扬镳，持续向两个极端延伸，这是极权国家摆脱不掉的制度困境。为什么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觉到，国家越来越强大，但自己的小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原因就在这里。

一位家住北京的作者高雨莘，投书《纽约时报》，讲了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昨天，《纽约时报》刊登出来，引起很大反响。这篇文章的英文标题是“The China That the World Sees Is Not the One I Live In”。直译过来就是：“世界看到的中国，并不是我生活的那个中国”。

那么，世界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只看这两周的新闻，中美两国元首会谈，美方在贸易问题上做出让步；中国掌握了舰载机电磁弹射技术，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号”正式服役；中国在人工智能和高端芯片领域弯道超车，赶超美国指日可待；中国的电动汽车席卷欧洲、东南亚，势不可挡…

从纸面上看，中国的国力正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成为全世界唯一有能力在经济、军事和科技上全面挑战美国的国家。

但一位生活在北京的普通人高雨莘，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中国，感受到的中国，却跟外面的世界看到的那个强大的中国，形成巨大反差。在自己每天“生活的那个中国”，她看到的，是窗外小学每周一准时伴随国歌举行的升旗仪式，是街道两旁整齐的银杏树和“热爱祖国”的宣传标语。在这些井然有序的表象之下，她感觉到的，却是“一股悄无声息的绝望在暗流涌动”。

她跟很多中国人一样，曾经为祖国感到骄傲。感到骄傲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感情。在中国经济腾飞时段，中国人自然为中国感到骄傲，这是人之常情，根本不用宣传标语提醒他们。但是，中国那个国力跟民生都蒸蒸日上的时段，显然已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眼下这个政治空前高压，经济增长乏力的时段。

时代变了，大环境变了，人心肯定跟着变。用高雨莘文章中的原话讲就是，对于很多曾经为中国感到骄傲的中国人来说，那种“骄傲已难以唤起。在日常生活井然有序的表象下，一股悄无声息的绝望在暗流涌动。社交媒体和私下交谈中反复出现一个主题是：对失业、降薪和生计艰难的担忧。”这是高雨莘文章中的原话。

为什么会这样呢？按照人间常情常理，国家越来越强大，国民应该越来越富裕，日子应该越来越好过，老百姓应该越来越有安全感，对未来应该越来越有信心。但现实却是，中国很多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窘迫，日子越来越艰难，对未来越来越焦虑。

国家的形象和老百姓对生活的体感，冰火两重天。存在这种强烈反差，是国家出了问题，还是中国老百姓的感觉出了问题？

高雨莘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认为是国家出了问题。她这篇文章的中文版，有个更直白的标题：“外强中干的祖国让中国人感到绝望”。祖国越强大，普通人的生活越窘迫。不是普通中国人的感觉出了问题——普通中国人的感觉是正常的，是国家出了问题。国家的问题，用四个字概括，就是“外强中干”。

不少听众可能知道“外强中干”这个成语的来历。这个成语已经有2600多年历史，至今还有生命力，因为它至今还反映现实。尤其是这十年，一听到这个成语，让人自然想到北京的红色基因土皇帝。从性格到做派，他都跟这个成语的主人，春秋时代的晋惠公，有极强的家族相似性，在很多方面，两人简直像同一对爹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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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社交媒体上，经常遇到有人问：你都在美国住了那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老关心中国的事？道理是这样的，可以从两个层面讲。一是人性的层面，二是中国人的层面。

从人性层面讲，就是做为一个人，会有好奇心。这是正常人性。有好奇心，人才会求知，这就是人们通常讲的“求知欲”。没有好奇心，没有求知欲的人，给人的感觉就是傻吃迷糊睡，浑浑噩噩，行尸走骨。

说到“行尸走骨”，我年轻的时候，还闹过一个笑话。一位老先生，让我给他校对手稿。其中有一句话，“行尸走骨”。我们语文课上学的是“行尸走肉”，我以为他写错了，就把“骨”改成了“肉”。结果，他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语文课，说“行尸走骨”或“走骨行尸”是中文的正宗说法，“行尸走肉”是后来才出现的，而且没有“行尸走骨”生动。老先生的那堂语文课，一辈子忘不了。

每个人天生有好奇心，可能小时候差别并不大。看小孩子，都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只要注意观察，都能看到这一点。人类有文字纪录的历史几千年，很早就体会到这一点：没有好奇心，就不可能创造知识、学习知识。比如说，2500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每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因为每个人天生都有好奇心。

虽然每个人天生都有好奇心，但后天却差别很大。有人很早就把好奇心弄没了，有人一直保持到老，活到老，学到老。有的人刚刚二三十岁，你跟他们接触，感觉已经老态龙钟，心态像七老八十一样，混吃等死。有的人已经七老八十，但精神世界充满活力，仍然在学习新东西，体验新生活，心态跟年轻时候一样。这就是好奇心的神奇力量。

既然好奇心是人性，如果一个人没了好奇心，说明人性就有点残缺不全了。很多外国人对中国充满好奇，有人去过中国，有人没去过中国，没见过会好奇，见过了会刺激更多好奇。这是正常人性。

很多中国人也对美国充满好奇。有了对美国的好奇心，才会看美国电影，读关于美国的书，听关于美国的播客，飞到美国看一看。有人走马观花，看了几天，几个星期，好奇心就没了。有人越看越好奇。这是好奇心和求知欲的个体差异。

也有不少中国人，天生有好奇心，但童年时代，头脑就被家长格式化了，一上学，再被学校格式化一遍。等到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好奇心就没了。一说到外面的世界，一说到美国，他们立即产生条件反射，跟党国给他们头脑中塞的信息垃圾挂钩。党国教育格式化他们的头脑，从他们头脑中删除的，就是他们天生的好奇心。

所以，听到有人问，为什么你都不在中国了，还老讲中国？我的第一反应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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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在国内跟一位朋友喝酒。喝到半夜，说起孩子来，他开始䜣衷肠。他有个女儿，在美国留学。他说，那是他大女儿，他还有个小儿子，还在上小学。他在体制内工作，他太太做生意。他们喜欢孩子，不想只要一个，但如果生二胎，可能他的工作就保不住了。

他太太生了二胎，是个儿子。但他们一直不敢告诉女儿，那是她弟弟，怕她在外面说漏了嘴，惹出祸来。他们给女儿说，那是农村亲戚的孩子，寄养在他们家，跟她做伴，以后可以在城里上学。他们夫妻对朋友也是这么说。朋友们也不知道那个男孩是他们的儿子，当然在户口上，也不是他们的儿子。

直到她女儿到美国来上学，他们才把实情告诉她，说那不是你表弟，那是你亲弟弟。多年以后，等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他们才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一家人。

那个连生孩子都要偷偷摸摸的国家，据说正在东升西降。

前面一期节目，我们讲中国人口结构性坍塌造成的社会危机。危机的爆发看似突然发生，但在爆发前却经历了一个持续的酝酿过程。细心的听众可能还记得，我们曾引用海明威的名句“gradually, then suddenly”，来描述这个现象。

经济学上有个“多恩布什法则”（“Dornbusch’s Law”），讲的也是危机从缓慢酝酿到突然爆发的规律。Rudi Dornbusch是位经济学家，他的原话说的很直白：“危机的到来，比你想象的要漫长，但是危机一旦到来，发生的比你想象的要快。”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从拍脑袋定调、开始实施，经过40多年酝酿，到眼下爆发不可逆转的人口危机、社会危机，这个过程完美地验证了“多恩布什法则”。中国人口的结构性坍塌，还有这种坍塌导致的社会危机，比几乎所有权威机构的预测，来得都快。

就在几年前，世界银行还预测中国人口要到2029年才会出现拐点，人口才会开始减少; 中国社科院预估，是到2027年，中国人口才会出现拐点; 就连《经济学人》比较悲观的预测，也认为中国人口至少能撑到2025年，才会出现拐点。

但拐点在三年就发生了。2022年，中国人口开始减少，一发而不可收，连减三年。去年，也就是2024年，中国人口一年就减少了139万。根据上面那些权威机构的预测，中国人口减少的趋势在未来几十年将不断加速。

人口减少可以说是中国的“灰犀牛”——只要睁开眼看，肯定能看到，因为它个头巨大，太显眼，不需要专业知识，就可以看到，就可以做出判断：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4-2-1家庭代际结构，四个祖父母、两个父母、一个儿女，肯定会导致人口越来越少。但它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而是会发生在代际更替之际。

比人口问题减少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人口的结构性坍塌，就是我们前面一期节目中分析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社会丧失活力，无力供养已经过了劳动年龄的老年人，养老体制难以为继。

有人说，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也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们曾经分析过，其他国家，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是个缓慢的渐进过程，经历了上百年，至少是几十年时间，在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之后，才发生的。而中国从轻度老龄化社会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只用了20来年时间，而且是“未富先老”。

同样是家里4个老人，2个年轻人，如果一家老人有钱，另一家老人没钱，这两家年轻人的养老负担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是老龄化的两个国家，如果进入老龄化的速度不一样，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样，并不一定有可比性。党国强制的独生子女政策，人为斩断人口的自然生育规律，造成出生率断崖式下降，人口年龄的结构性坍塌，跟单纯随经济发展而出现的自然生育率降低现象，没有可比性。

在中国，畸形人口结构造成的社会危机，罪魁祸首不是经济发展，而是40多年前武断出台的那个强制“一胎化”政策。

很多中国人有一种误解，以为中国如果不强制“一胎化”，人口早就爆炸了。这种误解的直接来源是党国的宣传洗脑。为了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党国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宣传人多的坏处，用“人口爆炸”这种语言恐吓民众。“人口爆炸”的说法不是党国发明的，而是西方学者发明的。

但这种说法，一提出来，在西方就受到广泛质疑。我们下面会讲“人口爆炸”论在西方的遭遇。在这里只提一句，就是在西方，它是一种理论假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从来没有成为政府制订政策的科学依据。但这样一种假说，到了中国就成了独家真理，不容质疑，而且直接变成了有史以来最激进的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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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年前的清明时节，我跟好友去沈阳为早逝的同学苗强扫墓。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我们住在46楼。班里十几个同学，他才华最高，八十年初上大学的时候，就发表诗歌。

那时候，北大比较开放。我们宿舍四个人中，只有一个有本科学位。苗强念过本科，但没拿到毕业证。他是在兰州大学中文系念的本科。毕业前，他把系里的团支部书记打了一顿，下手重了一点，学校要严肃处理。虽然没有开除学籍，但不给毕业证了。

二十一年前的早春，他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德克萨斯漂泊。不久，他生前出版的诗集《沉重的睡眠》获得了艾青诗歌奖。

苗强比我大两岁，是老大哥。他大学毕业后，在报社当记者，上研究生前走南闯北，见过不少世面。很多事情，包括教授交代要做的事，我往往先看他怎么做，再自己去做。他酒量很大，喝半瓶二锅头还能下楼行走，抽烟也不少。

刚入学的时候，六四过去不久，上面通过一位教授压下来，让我们写文章，批判李泽厚，说他是文化界的黑手。虽然那时候，还没见过李泽厚老师，但我们几个都是念李老师的书成长起来的，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事。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写。记得苗强说，这种东西，写了就是一辈子的污点。教授催了两遍，我们磨洋工，最后也没有一个人写。教授也放弃了。

很多年以后，在科罗拉多李泽厚老师家见到他，说起这件事。他一笑置之，说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当局把他当成黑手，他并没怎么参与六四。中国学界恩恩怨怨，有才华的人往往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在那代学者中，李泽厚老师才华出众，成就也出众，成为一些不甘平庸的平庸之辈羡慕嫉妒恨的对象，借政治风口做文章。可能是这吧。

那时候，北大研究生宿舍是夜晚十点半熄灯。苗强很用功。全楼熄灯后，他经常点上蜡烛，看书写作到深夜。我们曾一起在烛光下翻译叶芝的诗剧《The Shadowy Waters》——《幽暗之水》。我由英文译成中文，他再推敲润色，逐字逐句修改。那时候没有电脑，在方格子稿纸上划的纵横交错，改了好几遍，终于读起来像诗了。

那是个关于爱情和命运的神秘故事。海面笼罩在“不朽、温和而高傲的阴影”中，这是追逐超越尘世的爱情，必经的“幽暗之水”。两艘漂流在幽暗水域的船；一段不知道何处能靠岸的航程。“幽暗之水”也是“睡眠之水”，蕴含的神秘力量，可以意会，难以言传。诗中有几句说：“那些劈开睡眠之水的人，能让喋喋不休的舌头，变得跟石头一样沉重，他们的智慧一半在于沉默”。

毕业的时候，译稿被人民文学一位编辑拿走，就没了下文。后来兴趣有变，也不再过问了。多年后，在苗强的诗中，读到《幽暗之水》中熟悉的意象。叶芝是我们共同喜欢的诗人，他诗中的很多意象塑造了我们的感性。

那时候，我也喜欢帕斯捷纳克和艾伦·坡。读帕斯捷纳克的《人与事》，就是从苗强那里拿的。那天黄昏，我说要回老家，问他有什么书适合在火车上看。他从一堆书中翻出一本《人与事》，递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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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有本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其中有个人物，叫Mike。这家伙曾经破产过，跟人打交道缺少安全感。有人问他，是怎么破产的。他用了三个字回答：“Gradually, then suddenly”。

《太阳照样升起》是1926年出版的，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过去99年中，这句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话，被广为引用。它说出了所有灾难爆发的规律，长期缓慢酝酿，然后突然爆发。股灾是这样，金融危机是这样，经济危机是这样，中国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社会危机也是这样。

独生子女政策曾经是中国的国策，实施了30多年。这也是缓慢酝酿危机的30多年。危机，在这两年突然爆发。面临婚姻市场崩塌、养老金即将消耗殆尽、人类历史上最脆弱的四二一家庭结构、低靡的出生率，很多还没彻底麻木的中国人，突然发现正身处这场前无古人的人祸当中。

Gradually, then suddenly。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历的是gradually, 现在看到的是suddenly。

一个多月前，人口学家易富贤在推特上说，中国“在人口上男：女是119：100，男性严重过剩；而在本科生招生上男：女却是59：100，女生提升到不愿“下嫁”的高地，在婚姻市场上严重“过剩”。妇女数量在快速下降，而25-29岁未婚女比例又从2000年9%飙升到2023年43%，此趋势还在加速。两个圈的交集（婚姻）越来越小，结婚和出生持续下降。”

我读了以后，回应说：“中国每次高瞻远瞩，都是一场巨大人祸，人民公社是这样，独生子女政策也是这样。”“高瞻远瞩”的独生子女政策，曾经被宣传喉舌誉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两代人之后，却被冷酷的现实证明，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史诗级人祸。在中国现行的苏俄式极权制度下，这种人祸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回顾这70多年的中国历史，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规律：每当中国政府祭出‘高瞻远瞩’的旗号，为国家“顶层设计”未来的时候，总会带来一段短期的甜头，但紧随其后的，总是祸及几代人的巨大灾难。从大跃进、文革，到独生子女政策，到新冠封城清零，没有一次例外，没有一场全国性灾难不是人祸。

跟大跃进、文革、新冠清零不一样，我们今天讲的这场史诗级人祸，后果是不可逆的，经历好几代人，都无法恢复。

这几年，中国人口趋势越来越明显，武断颟顸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进入“历史清算时刻”。人们看到，它的危害，不再仅仅是“人口少了”这么简单，而是像病毒传导链一样，在整个中国社会肌体中，形成了一条环环相扣、自我强化、不断恶化的灾难性数据链。

这条数据链上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出生人口的性别结构严重扭曲，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用劳动人民的大白话说，就是男多女少，达到了惊人的119:100。这意味着，在中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了好几千万。这个窟窿是怎么来的？我们必须追溯到它的源头——婴儿出生时的性别比。

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出生性别比，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正常区间，大概在103:100到107:100之间。也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婴，对应会出生103到107个男婴。这是自然选择的一种精妙平衡。任何显著超出这个范围的数据，都指向一个原因：非自然的人为干预。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大规模的、持续的、针对女婴的性别选择性流产。

那么，在中国，这个数字变成了什么样？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在独生子女政策执行最严格、最暴力的那些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在2004年，冲到了121:100的历史最高峰。

这是个灾难性数字，它注定了20年后爆发的这场史诗级人祸。但在当时，人们能看到的只是很多家庭的个人悲剧。每当有100个女孩幸运地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有121个男孩出生。无数女婴被人为消失。按照大自然的奇妙安排，她们本应来到这个世界上，却被父母“消失”掉了。这背后是无数被独生子女政策扭曲的人伦悲剧，是无数女性的血泪、无数家庭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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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美国的选举日。晚上，各地投票结果出炉，最引人注目的是，民主党赢了新泽西州长、弗吉尼亚州长、纽约市长。有人预言民主党翻身了，有人看到纽约选出社会主义市长，预言说对共和党有好处。有朋友问，这些预言靠不靠谱。答案很简单：从一次地方选举预言全国政治如何如何，从来就没靠谱过。

这期节目，我想结合这次选举，说说中文世界的一种比较突出的政治现象。

我在美国经历了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川普第一任、拜登、川普第二任，每个总统执政都做对了一些事，都做错了一些事。但中文世界有很多政治二极管，他们不是把政客当政客看，而是跟政客建立感情纽带，把他们支持的政客当成爹妈般的亲人，把他们反对的政客当成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在启蒙时代，这叫政治不开化。海外中文媒体上一些反共人士，刚脱离墙内的封闭环境，不是先虚心学习，让自己开化起来，而是拿自己造反的不开化反共产党的不开化，反来反去，还是不开化。

民主选举不是选伟大领袖，而是选不是有这种毛病，就是有那种毛病的人。有位读者说：“每次选举都得在2个烂苹果中选，这样的制度还玩不玩的下去啊…”

这是一种很恰当的比喻。民主就是在烂苹果中做选择。只有中国那种没有选择的制度才会出金光闪闪的伟大领袖。从历史来看，民主的烂苹果=国民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过日子。金光闪闪的极权伟人=一场接一场人祸——从大跃进、文革、独生子女政策，到集中力量发展某个产业，然后咣叽一声，连人口都断崖下坠。民主的烂苹果政客，让国民不用经历那种断崖下坠。

所以，恰恰是在烂苹果政客中做选择，民主才玩得下去。一旦选出金光闪闪的伟人来，民主才危险。一旦多数国民开始膜拜金光闪闪的伟人，民主就玩不下去了。

我在美国经历的五位总统，都是这种烂苹果，只是烂的程度不一样。他们都做对了一些事，也都做错了一些事。因为通胀、物价、南部边境失控、非法移民问题，去年大选，民主党大输。川普上台以后，南部边境和非法移民问题得到控制，现在美国人最大的不满是物价，生活成本太高。

这次投票，民主党在新泽西、弗吉尼亚、纽约都打民生牌，尤其是控制生活成本，共和党在得州也打民生牌，结果表明，都打对了。民主党的候选人抓住了选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物价上涨太快，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得州这次投票公决州宪法修正案，大部分条款以绝对多数通过。这些条款几乎都跟民生相关，尤其降低房产税、限制涨税，获得两党选民和多数中间选民的支持。

上周末公布的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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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转眼就11月了，好象今年什么都还没做，已经快过完。11月的第一个周末，美国几家民调机构公布了10月末的民调结果，主要媒体都做了报导。虽然具体数字不完全一样，但几家民调显示的趋势是一样的：民意在变，川普总统的支持的率大幅下滑。虽然他本人嘴上说，自己的支持率很高，但八成也能体会到民意如流水。

美国的主要民调都有媒体冠名，但一般都不是媒体自己做的，都是媒体委托专业民调机构来做，结果并不反应媒体的倾向。这期节目，我们结合三家民调结果，来看美国民意的变化。为了简便期间，我们只说冠名媒体的名字，第一家是NBC，第二家是《华盛顿邮报》和ABC，第三家是《经济学人》。

把这些数据放在一起，能大致浮现出一幅眼下美国的政治图景：选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在哪些问题上，选民不再支持川普？从去年大选到现在，民意在哪些方面摇摆最大？在哪些方面变化不大？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男性、女性、上学多的，上学少的，白人、黑人，这些不同的选民群体，哪些摇摆最大，哪些变化最小？为什么？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分析过，美国是个建立在理念之上的国家，人人生而平等，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美国的建国理念。这种理念体现在制度设计上，就是宪政和民主。美国这个国家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宪政，在于它的民主，还有支撑宪政和民主的建国理念。

宪政相当于国家的护栏，用老百姓的放来说，就是不让车开到沟里去。车可能会撞到护栏，可能会刮蹭，甚至可能会撞坏某些护栏，但在美国建国后的249年中，这道宪政护栏修修补补，仍然在发挥作用。

有人看到有车撞了护栏，就喊护栏没用了。没用的不是护栏，是这些人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如果他们真想看护栏没用的地方，或者真想看根本就没护栏的地方，应该看俄国，看中国，看北朝鲜；看美国，是看错了地方。

宪政发挥护栏的作用，但一个国家只有护栏是不够的。社会、经济、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活力。美国这个国家的活力来自民间，体现在政治制度上，就是它的民主。每四年一大选，每两年一小选，政客要看民意，民意体现在选票上。没有选票，上不了台。丧失了民意，只能下台。

这个道理大部分中国人都懂，都会说，而且都说的很形象，很好听：民意能载舟，也能覆舟。从《荀子》开始，中国人就把民意比作水，把政权比作船，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种话已经说了2300年，但说了白说，说了2300年都没折腾出“载舟-覆舟”的法治轨道。说到最后，成了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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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有两样关键东西，都不是天生的，一是专业知识，二是人生阅历。这两样东西，都是要通过学习，通过亲身经历，才能学到手，一个人不管天生多聪明，如果不去学，不去经历，用聪明弥补不了专业知识的不足，更弥补不了人生阅历的欠缺。

庄子有句话，说“人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人生是有限的，大部分人活不过百岁，但知识是无限的，再勤奋，再虚心的人，也只能学到冰山一角，何况很多人既不勤奋，也不虚心。

很多人离开学校，就停止了学习，活到退休，认知还停留在学生时代。很多人从小学就被家长、老师逼着做题、背答案，童年、少年就开始厌学，上大学除了很窄的专业技能，什么也没学到，因为对知识、对世界，甚至连对自己，都已经没了好奇心。

至于人生阅历，有很强的个人性，对塑造一个人的见识和思路举足轻重。生活世界的很多事，如果自己没有经历过，再聪明也白搭，只有虚心听有阅历的人讲，边听边去经历，至少在头脑中经历，才能获得这笔人生财富。

不少朋友经常问我读什么书。多年前，曾经有位同事向我推荐艾比克泰德的《手册》，跟孔子的《论语》差不多。艾比克泰德是罗马人，比孔子晚500年，本来是奴隶，后来成了智者，教了很多学生。

到今天，美国很多家长教育孩子，还经常用一句话，说人长了两只耳朵，才一张嘴，不是没有原因的。聪明的人会多听少说，听进去的至少要比说出来的多一倍。据说，这句话就出自艾比克泰德。可惜的是，在现实世界，不少人两只耳朵都是摆设，偶尔用一下，随时都在用的，只有那张嘴。

艾比克泰德早年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很多话就是对身处至暗时刻的人讲的。这几年，中文世界很多人感到压力倍增：政治高压、经济下行、社会失序，机会窗口在关闭，年轻人被逼着“内卷”。整个国家像套上了一条不断勒紧的绳索，勒得所有人都喘不过气来。

有人选择逃离，有的人选择逃避，有的人干脆放弃，选择躺平。但无论哪种选择，心底的“无力感”“失控感”，都挥之不去。房价眼看着在降，工资却一直不涨，甚至收入也在下降，而人们对眼前这一切都无能为力，感觉到人生不再由自己掌握，而是被巨大的力量裹挟着，不知道下一步被裹到哪里。

这种感觉，不是当今中国独有。翻开历史看一看，大部分时段，都算不上好时候。坏时候、不好不坏的时候，是历史的常态。好的时段，反倒是历史的例外。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这样。过去几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东西方冷战结束，全球化兴起，国际国内各种因素，都十分有利，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在这个时代长大的人，自然会觉得开放、增长是理所当然，是中国的常态。但是，如果把这个时段放到历史中看，它其实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例外，并不是常态。

中国历史的常态，不是停滞，就是失序，或者停滞跟失序并行，就像这十年一样。中国经济虽然发展了几十年，但它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大部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没有走出历史的笼子，而是仍然按历史惯性走。各行各业很多有见识的中国人，看到了这一点。

崔健有句话概括的好：“该变的都没变，不该变的都变了”。

“该变的都没变”，这是它停滞的一面。但跟历史上停滞的帝国不一样，它还有另一面，就是“不该变的都变了”，维系道德人伦、礼义廉耻的传统规范，都被打碎了。社会处于失序状态，大部分人随波逐流，很多不愿随波逐流的人感到迷茫。

而有坚固人格内核的人，既不会随波逐流，也不会让自己迷失在失序的世界中。当外部世界失去秩序，他们会在精神世界建立内在的秩序。

这几年，经常听到有人抱怨，自己起点太低了，大环境太恶劣了，不管怎么努力，都没有机会。我们今天讲的两个人，可以肯定的是，当今很少有人比他们的起点更低，条件更恶劣。一个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艾比克泰德。他生来就是奴隶——当代中国人，不可能起点比奴隶还低。从奴隶起步，他成了对罗马帝国，对欧洲和美国影响最大的几位哲学家之一，不仅罗马皇帝把他当成老师，近代的启蒙思想家读他的书，而且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佛逊也读他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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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29日。外面北风呼啸，气温一天降了30华氏度。这种天，适合做播客。我们从推特上的一个帖子说起。有位推主，网名叫Dr. Wang，我们暂且叫他“王医生”。他的帖子质量很高。这个频道有期节目《你为何老是被人渣盯上》，好象是第90期，就受到王医生一段推文的启发。

今天看到他发的一个帖子，是关于中药注射剂的。他说：“目前中国国内中药注射剂品种有119个，仅有8家企业有中药注射剂上市后所谓的‘评价’情况说明……”在帖子结尾，他嘱咐大家：“为了你的健康，拒绝中药注射剂！”

我在王医生的帖子后面写了句回应：“中药可以检测中国人的开化程度。”

一直到新冠疫情前，墙内媒体还可以报导中药注射剂的危害。有些标题甚至相当尖锐，甚至出现“谋财害命”这种语言。比方说，流传很广的一篇报导“饶毅痛批中药注射剂：这是伪科学！谋财害命！”那时候，一些专家还敢说出自己的看法。饶毅是北京大学神经科学教授。他说：

“西医是典型的现代科学，跟科学是完全一致的。各个地方，包括汉族所在的地方，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传统的医学，这些医学如果跟科学不一致，以后也会改过来，所以不存在独立于现代医学的另外一条医学的路径。

让传统的医学科学化，需要一个过程。2016年诺贝尔医学奖屠呦呦就是从中医中药里面得到的线索，但她做的所有研究都是现代科学，现代科学可以从中医里拿到线索造福全人类。

不管是什么样的医学方法，叫中医也好，叫西医也好，两点核心是没有变，一是治疗效果，二是副作用不能太大。如果任何医疗方法，希望避免经过这两点的检验，那不仅是伪科学，那是谋财害命。

中医中药里面有合理成份，但是中医中药在今天有相当不合理的方法，现在有一批中药厂要大量向全国推销中药，甚至在全中国有每年几千亿的销售是中药注射剂，这是伪科学，这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

因为中医中药原来是不做注射的，如果你要西医的做法，大规模向市场推同样一种药，那就要经过科学标准，西医这些药能推，他要经过动物实验、人体实验严格检验，说有什么效果，这些结果要可靠，要进行批准才可以做。

不能存在一些号称是以中药作为成份，做成注射剂，又不经过科学检验，但是要求大规模推广，因为是钻了两边的空子，把西医要求的严格方法绕过去了，把中医要求的不能大量推广也绕过去了，这种做法是商人做法。它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它是为了谋财害命。”

以上是饶毅的原话。从这段话，结合当时中国媒体的报导，我们看到中药注射剂谋财害命的本相。它用注射这种现代医学的方法用药，却不遵循现代医学的研发、检测、临床试验程序，在化学成分不明，副作用不明的情况下，直接拿病人做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很多病人因此丧命，数十万病人出现不良反应。因为出事太多，中国政府叫停了一些品牌，但大部分仍然在使用。

中药历史悠久，但中药注射剂只有80多年历史，是八路军在太行山发明的。当时，八路军在敌后根据地，根本没有医学研发条件，但缺医少药，不得不土法炼钢，弄出一种名叫“柴胡注射剂”的药物，把中药柴胡熬成液体，注射到病人、伤员的静脉中。没人知道，这种柴胡注射剂到底治好了多少人，到底治死了多少人。这种创造发明的唯一原因，就是缺少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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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节目，我们讲了从中国到北美的地下芬太尼产业链。今天，我们讲一讲，美国境内的合法芬太尼产业链，一些处于灰色地带的医生和药厂，还有一位相当传奇的山东老乡，来美国后，如何从研究生、科学家、专科医生，变成绝命毒师。

在美国，医生是个高收入职业。有一首很有名的乡村歌曲《Mammas Don’t Let Your Babies Grow Up to Be Cowboys》。这首歌流行了半个多世纪。《妈妈们，别让你的孩子长大了当牛仔》。不当牛仔，可以理解，因为干活辛苦，挣钱少，而且经常上路赶牲口，一年到头不在家。那么，不当牛仔，长大了当什么呢？这首歌也说的很清楚：

“妈妈们，别让你的孩子长大了当牛仔，别让他们弹吉他、开旧卡车，要培养他们当医生、当律师…”在美国社会，医生和律师被认为是两个高门槛、高收入行业，念医学院或法学院成为很多父母对子女的期待，也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

我们今天，就讲一位山东来的医生的故事。在主角出场前，我们先讲一位配角。他的名字叫约翰·考奇（John Couch）。John Couch在31岁时,实现了他的医生梦。从乔治亚医学院毕业后，他完成了执业医生资格考试，经过好几年住院实习和临床培训，获得行医执照，正式成为一名医生。

1997年，考奇医生来到阿拉巴马州的海滨小城Mobile，开了一家诊所，挂牌“阿拉巴马疼痛专科医生”。年轻的考奇医生兢兢业业，在患者中建立了不错的声誉。

诊所开业7年后，迎来了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中国医生。他名叫阮秀禄，生于山东济南，1988年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第二年赴美深造，在读书做研究期间，发表了100多篇高质量的科研论文。

虽然大部分美国医生收入丰厚，但医学研究却是繁重清贫的工作。阮秀禄决定转型做医生。他在2003年拿到阿拉巴马州的行医执照。国外医学院毕业生，在美国拿到行医执照的并不罕见，但阮秀禄医生的传奇之处在于，他考取了8个临床专科证书，创下美国医生个人拥有专科证书的纪录。

阮医生加入考奇的诊所以后，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他比考奇更有商业头脑，不但扩展了诊所的经营，而且在诊所旁边开设了一家药房，患者拿到处方后直接去药房取药，肥水不流外人田。管理诊所跟行医是两种不同的技能。阮医生不仅是医学方面的专业奇才，而且也有把诊所和药房收益最大化的天赋。

他的搭档考奇医生，多才多艺，是位出色的吉他手，而且有自己的乐队，取名 “Midlife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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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说说上周发生的几件事。这几件事放到一起，给人山雨欲来的感觉。这几件事不是跟中国人有关，就是跟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有关。

第一件事，是被美国通缉的中国毒枭张志东，逃亡了半个地球以后，被抓获落网，引渡到美国。他的毒品生意在墨西哥和美国，但他的毒品供应链源头在中国。第二件事，就是美国在委内瑞拉周边，完成军事集结，川普威胁对委内瑞拉境内目标进行军事打击。委内瑞拉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南美州欠中国贷款最多的国家。这20来年，中国总共借给委内瑞拉500多亿美元。因为委国经济崩溃，现在还欠多少没还，外界并不清楚。一般估计，至少还有一半没还。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多年，成了制造业出口大国，也成了犯罪出口大国。中国的官方喉舌中共党员疫苗不吹嘘中国的制造业出口，但不会报导中国的犯罪业出口。西方媒体也是这几年才开始大幅报导中国的犯罪业出口。中国出口的主要是三种犯罪，第一是电信诈骗，第二是走私人口，第三是贩毒。

我曾经在“诈骗国度”那期节目中，分析过为什么诈骗业在中国异常发达，成了中国市场的刚需。以前，中国诈骗业的主要针对中国人，所谓中国人骗中国人，没有引起外界注意。但这些年，因为诈骗业大举出口，开始危害全世界，成了西方舆论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一周前，美国和英国采取联合行动，没收了中国公民陈志140亿美元的比特币资产，还有他在英国的所有财产。美国司法部以洗钱等罪名起诉陈志。陈志躲在柬埔寨，从事诈骗业。很多中国人收到的诈骗电话，就是他在柬埔寨的诈骗公司打来的。中国人都知道缅北中国人经营的诈骗园，大都是陈志诈骗模式的翻版。那些诈骗园是借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起家的。

中国向世界出口的第二大犯罪产业，是走私人口。也是一周前，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几个州的警察联合行动，抓捕了一批在美国走私人口的中国人。他们属于中国人在美国成立的全国性犯罪组织，主要犯罪活动是组织偷渡，开按摩院，经营色情产业。

关于陈志诈骗案和国土安全部破获中国人口走私团伙案，我看到的美国主要媒体都在显著位置做了报导。

几天前，美国媒体报导了另一件情节曲折的中国人犯罪大案，揭开了中国出口的第三大犯罪产业，就是制毒贩毒。

中文世界都知道美国枪支泛滥，每年很多人死于枪击，但在美国，毒品的危害远大于枪支。2022年，美国有11万人死于吸毒；同一年，有48000人死于枪支，其中有27000人是开枪自杀。也是在同一年，美国有42800人死于车祸。这意味着，美国死于毒品的人数，比死于枪支和车祸的人数加起来还多。

美国的毒品有三大来源地，一是南美州，二是墨西哥，三是后起之秀中国。目前，在美国泛滥的几大毒品，主要有可卡因、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其中，可卡因主要来自南美州；海洛因、冰毒，主要来自墨西哥；芬太尼主要来自墨西哥和中国。跟传统毒品可卡因、海洛因相比，芬太尼制造成本低，毒性强，成为毒品犯罪的新宠，迅速占领市场。

可卡因和海洛因都是从植物中提取。要提炼可卡因，必须种古柯树；要提炼海洛因，必须种鸦片。但制造芬太尼，只需要在实验室用化学品合成就可以，而中国是这种化学品的主要供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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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几天前，高市早苗当选日本首相，成为日本宪政史上第一位女性最高领导人。有人说她是右翼，有人说她是极右。今天，我们先不讲她的政治倾向。我们讲一下她当选日本首相，这个现象本身，给外界传递出的信息。尤其是跟邻国的土皇帝相比，日本的第一位女首相，传递出的巨大信息反差。

高市早苗出生于1961年，年轻时比较叛逆，做过重金属乐队鼓手，喜欢骑重型摩托，可以说活力四射。她的学生时代，也正是日本活力四射的时段。

一位在日本做律师的朋友说，日本公路上的重型摩托越来越少了，说明年轻人的活力不如以往。这几年，我有几次在日本、台湾骑车、徒步。日本公路上的重型摩托的确比台湾少，当然比美国更少。而且，在公路上遇到的很多骑手，是中老年人，年轻人不多。

激情、活力，带一点点叛逆，这本来是年轻人应当有的样子。年轻是人生起步时段最宝贵的财富，如果没有激情、没有活力，没有一点叛逆，老实讲，等于人生刚开始，就白活了。

19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以后，对年轻人的打击是最大的。在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经济泡沫破裂，缺少财富积累，被深深套牢，又看不到未来的年轻人，是受冲击最大的群体。

30多年中，日本政界似乎也成了被套牢的一代，躺平-挣扎-得过且过-再躺平-再挣扎-再得过且过。整个日本似乎成了一个被套牢的国家。

高市早苗当选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会不会是个解套的契机呢？现在做一个完全肯定判断，为时尚早。但从这几天，日本民众的反应来看，高市早苗至少让很多年轻人看到了解套的希望。

根据《读卖新闻》的民调，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高达71%，其中她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当中，支持率高达80%，比她的前任高出5倍。她的前任，石破茂，在40以下年轻人中的支持率只有15%。

不仅在年轻人中，高市早苗拥有压倒性的支持率，而且在40-59岁的中年人中，她的支持率也高达75%，比前任高出2.5倍。她的前任石破茂，在这个年龄段的中年人中，支持率只有29%。

高市早苗跟外界对日本政治人物的刻板印象，形成鲜明反差。上面的民调数字似乎也在表明，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和中年一代，似乎不愿继续被套牢，不愿继续生活在过去30年的死板轨道中。

高市早苗年轻时的经历——重金属乐队鼓手、爱好重机摩托，还有她狂放不羁的生活方式，加上一些跟年轻选民和中年选民情绪合拍的主张，让她脱颖而出。她鲜明的个性和叛逆经历——先是叛逆传统，然后又叛逆反传统，在日本那种高度秩序化的“建前”（tatemae）社会，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高市早苗面临很多挑战，她的执政能力有待经受考验。在这方面，各种媒体都有分析，有猜测，也有预估。几个月之后，这些分析大部分会被证实或证伪，人们只需要一点耐心，就可以看到。

不过，有一点，现在就可以确凿无疑地讲，那就是，这样一位有个性的女性当选日本首相，所传递出的明确信息：一个人的价值，是多维度的，你可以有激情、有爱好、有野性的一面，这跟你最终承担严肃的社会责任，甚至成为国家领导人，并不冲突。

这对感觉自己被套牢，感觉压抑、迷茫的年轻人，自然充满吸引力。“活力四射”“出格”“叛逆”“直言不讳”，跟在体制内取得成功，不是非此即彼，不是二选一。你不需要为了进入体制，从小就变得循规蹈矩，装模作样，老奸巨猾，彻底磨平自己所有的人生棱角。这无疑是对“个性价值”的肯定。

从人口结构上讲，日本是个老龄化社会。在这个老龄化社会，一个曾经叛逆，曾经“酷”过的女性，依然能登上政治阶梯的顶峰。这说明，日本还没有老到彻底丧失生命力，尤其是跟那个土皇帝统治下的邻国相比。

看一眼北京那个面无人色的土皇帝，他手下那群面无人色的老男人，那种上去就不下来的原始落后的统治方式，给外界，给中国人，尤其是给中国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传递出什么信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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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有一期，我们讲了中国人一个历史悠久的的绝活，就是建墙。古代建长城，到了互联网时代，也要在网上建道墙，把自己的世界分成墙内墙外。从墙内看墙外的世界，如果只看官方宣传喉舌和各种民间肉喇叭，肯定会得出一个结论：美国要完，日本要完，欧洲要完。

墙不只是阻挡中国人的视野，而且也塑造中国人的三观和行为方式。很多从墙内出来的人，到了国外，也是背着墙出来，仍然是那种墙民世界观。他们来到美国，看美国媒体，发现美国真是太乱了，真得快要完了，跟墙内喉舌、肉喇叭说的一样，社会撕裂，种族对立，政客相互攻击，党派相互拆台，政治冲突不断，民众动不动就上街抗议…能不完吗？

几年前，有位在国内炒美股发了财的中年人，第一次来美国。问他对美国的观感，他说美国太乱了，治安不好，未来不好说。他应该算是比较有钱，而且是炒美股挣钱，但他对美国的观感，仍然是一个字“乱”。他能接触外界信息，不会只看墙内喉舌的宣传，也有钱有资源，这样的中国人看美国也是“乱”字当头，说不定要完，何况社会底层的中国人呢？

美国不是今天才这么“乱”。用中国人的标准衡量的话，“乱”是美国的常态。美国媒体报导的那些“乱象”，在美国一点都不新鲜，历史上层出不穷，现实中也司空见惯。但美国是不是真要完了呢？

中国这几代人有个执念，就是要赶上美国，超过美国。赶超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己强大起来，二是对方烂下去。墙内宣传喉舌也是抓住这两点编制出一套宏大叙事，这就是中国人都熟悉的“东升西降”。

这种宣传口号，其实一点也不新鲜。同一个宣传套路，只是换个包装，喊了好几代人。毛主席时代，叫“东风压倒西风”。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东风”把中国人压得，饿死了上千万。毛一死，国门一开，中国人猛然发现，原来“西风”吹来的国家比“东风”这里发达得多，生活水平高出好几个时代。

很多中国人，尤其是习惯了“大一统”和“稳定”思维的中国人，看到美国四年一大选、两年一小选，国会整天吵架扯皮，总统满嘴跑火车，街上动不动就抗议，就觉得美国“太乱了”。按照中国人对“乱”的本能恐惧，一觉得乱，自然就觉得“要完”。

这些年，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在中文世界，有很多人，无论是反美的还是崇美的，虽然骨子里都很看重美国，但又很少有人真的愿意花时间去学习和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的社会、历史和政治。他们对美国的理解，大部分来自墙内宣传喉舌、中文自媒体、各种民间肉喇叭、好莱坞电影，还有一些中文媒体的二手报道。

但是，如果了解一点美国历史，再看美国今天的政治冲突，比起它过去经历的几个剧烈动荡期，顶多算是“毛毛雨”。这个国家从建立之初，就充满了各种深刻的矛盾。但恰恰是这些矛盾，提供了巨大的张力，成了它不断变革和发展的动力。

明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华尔街日报》开设了一个专栏，名叫“USA250”，专门讲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各种发明创造、各种政治现象，能读英文的听众，可以去读一下。如果能读进去，肯定会对美国当今的社会和政治有更理性的认知。

“USA250”最近一篇文章分析了美国社会从建国到今天，一个一以贯之的核心矛盾，就是——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今天，我们就以这篇文章为蓝本，结合中文世界的情况，来讲讲这个持续了近250年的矛盾，如何塑造了今天的美国。这对于我们看清当下美国的“乱”，至关重要。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土皇帝“东升西降”那种说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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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了，说点有意思的，说说朋友圈。一个人到底能维持多大的朋友圈？一百两百，一千两千，还是上万？这在有互联网以前不是个问题。一个人交往的范围有限，面对面交朋友，连酒肉朋友都算上，也不至于多的数不过来。有了互联网以后。尤其是有了社交媒体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Facebook、微信，朋友圈可以成百上千，成千上万。这里还不是说粉丝，只是说朋友圈。

但是，一个人真能维持那么大的朋友圈吗？人的所有行为都受到大脑限制。即使一个人想有成千上万个朋友，他的大脑能容纳得了吗？

上周看报纸，《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专门讲这个问题。人的大脑进化到今天，能维持的真正朋友圈，仍然有个人数上限。即使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们也无法突破这个上限。那么，这个上限到底是多少呢？是十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我们下面慢慢讲。

社交媒体不是个真实世界，而是个虚拟世界，a virtual world。它制造了很多假象。朋友圈就是它制造的一大假象——一个人，朋友圈有几百人、上千人、上万人，好象他就有几百、几千、几万个朋友。这是社交媒体制造的假象。

社交媒体朋友圈的朋友，大部分只是一个数码。现代心理学表明，即便一个人想交几千几万个朋友，他的大脑也没有那种能力。不仅如此，社交媒体上的朋友圈越大，反倒让人在现实生活中，越没有朋友，越觉得孤独。

这种现象在社交媒体流行之前。其实已经存在。只不过，那时候大部分人的交往圈子没有多大，感觉不到这种反差。有些社交圈子很大的人，像一些电影明星，在社交媒体流行之前，他们就有这种感觉：周围人来人往，好像有很多朋友，但其实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有明星还因为这种事儿自杀。

好莱坞有位喜剧演员，Robin Williams。他演艺生涯相当成功，有无数粉丝，无数朋友。大约十年前，他突然自杀了，生前留下一句话：“我曾经以为人生最惨的是孤单。现在知道，那不是最惨的；人生最惨的是，身边人来人往，却让你觉得孤单。”身边人来人往，好象朋友无数，但其实又都不是朋友，夜深人静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是孤单一人。

社交媒体兴起来之前。普通人没有机会过这种身边人来人往的生活。只有电影明星、政客身边人来人往。社交媒体兴起来之后，每个人都可以在虚拟世界建个朋友圈。普通人有了这种机会，好象朋友突然多起来了。但是，在社交媒体这种虚拟世界，连人来人往都说不上，顶多算有些互动。甚至，大部分连互动都没有，只是一个数码对另一个数码，连朋友圈的大头像，很多都是经过数码处理的。

数码不是朋友。朋友需要有温度、有感觉。而我们的大脑能容纳的，这种有温度、有感觉的朋友，数量有个上限。

《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就是根据近年的研究，揭示了那个看不见的朋友圈上限。这也可以说，是普通人社交能力的上限。不管一个人的社交能力有多强，很难突破这个天花板。这就像是我们大脑进化出来的一个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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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中国有1亿多人翻墙出来看世界。最近，党国清网，很多翻墙软件失灵，墙暂时翻不成了。说翻不成墙是暂时的，因为技术问题，永远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翻墙软件更新之后，就又可以翻了。

建墙是中国的悠久传统，也是中国人最擅长的绝活。古代中国人建长城，从秦始皇一直建到明朝。互联网时代，中国又在网上建墙，被外界称为“The Great Firewall”—— 网上“防火长城”。这道网上防火长城，把中国跟世界隔开，把中国互联网变成一个大局域网。中国人要看世界，要用真正的互联网，不得不翻墙。

上期节目中，我们介绍周有光先生。他说文明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像水一样流动。水都是从高处往低处流。文明也有高低之分，会像水一样从文明高地，流向文明洼地。在互联网时代，中国为什么动用巨量人力物力，建网上长城，把中国跟外界隔开，把中国人的世界分成墙内墙外？一个简单的答案：中国是个文明洼地。

文明洼地才需要建墙，把自己围起来，阻挡先进文明流入，延续国民的愚昧。只有国民保持愚昧，才能继续吸“5000年历史”、“民族复兴”之类精神鸦片，党国才能继续放开手脚，不拿他们当人，继续极限压榨他们。中国的统治阶层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建墙把中国围起来，把中国人当家畜一样圈养，不把他们当成有头脑的，对是非善恶有分辨力的成年人，而是把他们当成没有头脑，没有分辨能力，没有判断能力的巨婴。

党国把中国建成了“墙国”，把国民变成了坐井观天的“墙民”。墙国墙民，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那些翻墙出来的中国人，之所以可赞，就在于他们身在墙国，但是不甘心做墙民，而且知行合一，主动翻墙出来，看更广阔的世界。

有句话，据说是中国作家巴金说的：“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一个人无法决定自己生在什么地方，生在什么国家。做为中国人，一出生就在墙内，自己决定不了。这是一种天生的无辜。这是巴金说的“奴在身者”。但是，一个中国人，如果长大成人之后，习惯了墙内被圈养的生活，觉得那种生活是天经地义，而且主动去当党国的肉喇叭，做帮闲，做帮凶，像五毛、自干五之类，这种人就是巴金说的“奴在心者”。这种“奴在心者”不可怜，这种人只配被鄙视。

中国的问题，不是有亿万“奴在身者”，而是有亿万“奴在心者”，有亿万跟墙国相互匹配的墙民。正是这亿万墙民，让中国有别于其他专制独裁国家。墙国墙民，可以说构成了一种接近“完美“的独裁。牛津大学有位老先生，名叫Stein Ringen。他是挪威人，但在牛津大学教书。他有本书写中国，书名就叫《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完美的独裁：21世纪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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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下有很多让人头疼的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借用一位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老先生的话：“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世界”。

说起对当代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几个人物，每个中国人都能随口说出几个来，但有一位，大部分中国人说不上来。但中国人从小到大，哪怕只念过小学一年级，都离不开他的发明。这个人就是周有光。他发明了汉语拼音，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的生活每天都离不开汉语拼音，都离不开周有光先生的发明。

今天，我们不是讲汉语拼音，而是讲周有光老先生离世前，留给中国人的一句话。周先生1906年出生，2017年去世，活了111岁；他一生跨越了满清帝国、中华民国、红色中国，曾经留学日本，在经济学、语言学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他饱经沧桑，经历过军阀混战、毛氏文革、邓氏改革开放，晚年又见证了土皇帝开倒车。2013年，他已经是107岁高龄。在一个访谈中，他嘱咐中国年轻人，“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

他说：“你只要看看世界，只要把眼光放大，眼光一放大，许多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世界。”这是老先生的原话，可以说是他一生的治学心得。说到自己，他很谦虚，但谦虚中透着智慧。他说：“我没有什么旁的本事，稍微有点小小创造，就是因为我看到了世界，拿国际的知识来补充中国的知识，就很容易得到成果”。

老先生说这话的那一年，中国的土皇帝刚上台，还没有把舆论禁锢得密不透风，一潭死水，国内主要媒体，包括官方的《中国青年报》、《人民网》，对周先生这个谈话，都做了报导。我看到之后，深有感触，借题发挥，总结出一幅对联：“从中国看世界，坐井观天；从世界看中国，海阔天空”。

我本人智力平平，没有智慧，但多少有点学习能力，喜欢向有智慧的人学习，向比我有见识的人学习。学到好的、有价值的，自己有点心得，偶尔也做做知识搬运工。以前是用文字搬运，现在与时俱进，除了文字，也用音频和视频搬运。这期节目，就把周有光先生的智慧，搬运到油管上来，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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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三位经济学家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一位是美国西北大学教授Joel Mokyr——乔尔·莫基尔。莫基尔的研究跟中国有关。这个频道的听众可能还记得，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的研究，也跟中国有关。在第94期节目中，我们曾经介绍过阿西莫格鲁的文章《中国经济正从头部腐烂》。那期节目已经有近50万人观看。

这期节目，我们介绍刚获奖的这位经济学家，莫基尔，他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有哪些启发。这几年，不管是在中文世界，还是在英文世界，有个无法回避，但很令人困惑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否正在走向终结？或者，更具体讲，中国眼下的经济困境是正常的周期性现象，还是制度性的短暂繁荣之后，正在陷入长期停滞？

莫基尔和阿西莫格鲁的理论，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上面的问题。

有近40年时间，中国经历了历史上少见的经济增长。高楼拔地而起，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几亿人口摆脱了贫困。有人据此总结出“中国模式”，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前几年，中国的土皇帝直接宣布“东升西降”。中国要主宰世界，似乎势不可挡。

但是，好景不长。这三年，风向突变，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以往政府一刺激，就能增长几年。现代，几轮政府刺激之后，是房地产崩盘、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民营企业信心崩塌、年轻人失业率创纪录、消费市场持续萎靡…

任何经济体，任何国家，经济增长都会周期性起伏。这是正常现象。中国眼下的经济下行，是属于这种正常的周期性起伏呢？还是预示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转向？

如果是正常的周期性波动，短期内就可能强劲反弹，恢复增长。如果是更深层次的结构性转向，则意味着，加入世贸后20年的短暂繁荣期已经落幕，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个历时至少数十年的漫长停滞期。

要解开这个“中国经济走向之谜”，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当下的数据和政策。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不可靠，不能作为判断经济形势的唯一依据，这基本是外界的一个共识。即使是相对可靠的数据，经济也只是社会的一个部门，它不能孤立运行，必须依靠其他部门运行，受政治、文化、教育、法律、习俗等方方面面的影响。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可能有一个经济之外的底层代码。这个代码出了问题，经济照样可以短期内高速增长，但增长不可持续，短期高增长之后，是长期停滞。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这样。

莫基尔的研究，就是要解开经济增长的底层代码，寻找西方近300年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揭示一些国家在短暂繁荣之后陷入长期停滞的深层原因。

读莫基尔，跟读阿西莫格鲁一样，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中国经济的局势，判断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我在以前的节目中，曾提供大家，看中国问题，包括中国经济，要分清“常态”和“例外”。如果孤立地看过去四十年，中国改开时段的经济增长，会误以为这是中国历史的长期趋势，增长是中国的“常态”。但如果把过去40年，尤其是加入世贸后的20多年，放到中国历史和红朝历史上看，就会看到，这个时段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历史常态，而是一个脆弱的“例外”。这三年，中国陷入经济增长困境，也并不是例外，而是向中国历史“常态”的回归。

这是由中国社会，中国这个国家的底层代码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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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上有几个高危职业，像矿工、消防员、一线施工爆破人员。这十来年，红色基因土皇帝反腐，把官员也变成了高危职业。这三年，中国经济下行，财政入不敷出，各级政府更无法无天，加码搜刮，杀鸡取卵，又创造了一个新兴高危职业——企业老板。

很多企业老板，不是逃离，就是躺平，毕竟身家性命，比挣钱重要。有些跑得慢的，躺得不够平的，不但丢了企业，也丢了性命。过去几个月，墙内墙外的中文媒体都有些报导。

国外媒体也注意到这种现象。昨天，《经济学人》刊登长篇报导，标题开门见山：“The sinister disappearance of China’s bosses”——“险恶失踪的中国老板们”。这篇报导还有个副标题：“Detentions, public shaming and suicides intensify the country’s corporate gloom”——“拘留、公开羞辱、自杀，加剧了中国企业的阴霾”

两个月前，中国财经作家吴晓波感叹，短短三个月内，就有四五位知名企业家自杀，这在当代中国企业史上十分罕见。知名企业家自杀了，媒体还会报导，外界还能知道；而更多不知名的企业家自杀了，外界连知道都不知道，媒体上也不留下任何痕迹。

吴晓波提到的几个自杀的知名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曾经被监察委拘留。中国政府的文件把这种不经司法机关核准的拘留，叫做“留置”。所谓“留置”，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随便抓人。这几起知名企业家自杀案，都发生在他们被“留置”之后。

进入下半年，中国企业老板被“留置”的案例，有增无减。9月22日，芯片公司“臻镭科技”宣布，老板郁发新被监察机关“留置”。一周后，又宣布被“解除留置”。郁发新不仅是企业家，还是浙江大学教授，头顶上有几个耀眼的光环：“军工半导体专家”、“顶尖科学家”、“著名企业家”。这样一位在中国半导体行业举足轻重的人物，一周内被留置，又被解除留置，整个过程，像个儿戏，充满了随意性，充满了不确定性。

大部分普通中国人可能觉得，“留置”跟自己没有关系。但对于中国的企业老板而言，“留置”却已经成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词。一旦被留置，等于成了别人案板上的鱼肉，轻则保不住企业，重则保不住性命。因为它绕开常规司法程序，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不可预见性，直接把人投进一个深不见底的法律黑洞。

中国知名企业家接二连三自杀，郁发新突然被“消失”，又突然被解除“消失”，都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无数类似案例中，被媒体报导的几个。他们的险恶遭遇，揭示了当下中国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企业家正在成为一个高危的职业。他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下行的寒冬，更要命的是那个红色基因绞肉机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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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这个频道开播9个月，收到了听众15000多条留言。很多听众讲了自己的故事，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却有着同样精彩的人生。今天，我讲一段自己的故事。跟很多听众比起来，我的人生比较平坦。

几年前，我们一伙人骑自行车穿越美国，每天晚饭后，在营地大家围到一起，轮流讲自己的故事。骑到得克萨斯的时候，有两位队友Debrah和Cathy，说想听我讲讲自己的故事。Debrah住在纽约，Cathy在俄亥俄一所大学教书。

得克萨斯中部是起伏的山丘地带，被称为“Hill Country”——“山丘国度”。过了圣安东尼奥，Debrah又问我的经历，我说我的人生比较平坦，缺少精彩故事。Cathy在一旁笑着说：“Ah, As flat as the Texas Hill Country”——“嗯，跟得克萨斯的山丘一样平坦”。平常Cathy说话不多，但总能说到点子上，话中充满张力。“跟得克萨斯的山丘一样平坦”，算是平坦中有些起伏吧。有起伏，就有张力。

我是1984年高中毕业，考不上正经大学，被分配到教师进修学校，培训两年，去中学教书。那时候，中国到处缺中学老师。因为中学老师收入低，社会地位也不高，大学毕业生不愿当老师。中学是个死气沉沉的世界。看到周围的同事，他们每天的生活，我不想像他们那样过一辈子，想教两年书就离开。但是去哪里呢？对于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来讲，出路并不多。

那时候，我想不管怎么样，先把英语学好。我跟学校的一位英语老师学英语，他是归国的印尼华侨，英文水平比其他英语老师要高。我也参加自学考试，想拿一个本科文凭，但没能毕业，放弃了。一位听众在留言区说，她参加过自学考试。而且拿到了文凭。听到这种经历，觉得很亲切。

后来，我决定考研究生。那个年代，有不少通过考研改变自己命运的年轻人。但那条路并不平坦。越到社会底层，各种人为的障碍越多。最后坚持下来的往往不是那些最聪明的人，也不是起点最高的人，而是最有勇气、最有毅力的人。很多天分比我高、条件也比我好的人，遇到阻力就放弃了，一生憋闷在他们不喜欢的地方，每天重复不愿过的生活。转眼，大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

那时候，基层单位领导权力很大。我们要考研究生，领导不干。我们当地有个“英语角”，大家星期天聚到一起练习英语，相互鼓劲，也切磋对付领导的办法。英语角离省立图书馆不远。我们也经常去图书馆抄书。当时，很多书买不到，我们在图书馆阅览室借出来抄，时间长了，就有了手抄本。那时候，大家的想象力比较丰富，不管以前是学什么的，干什么的，考研的时候，都想报自己感兴趣的专业。一位农业大学毕业的兄弟，是研究葡萄的，但他对社会学感兴趣，报考了南开大学的社会学专业。毕业后，去了北京工作。

一位跟我一样没念过本科的兄弟，报考山东医学院，也考上了。放到现在，都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图书馆阅览室的条件很差，夏天没有空调，只有电风扇。有些去看书的人，还大声讲话。那位考医学院的兄弟，脾气有点火爆。有次，我们一起看书，有对男女在阅览室大声说话，他让他们小声点。可能那个男青年，觉得在女友面前没面子，要过来打架。这位兄弟从书包里掏出一把半尺长的尖刀，站起来就迎了上去。那个要打架的青年，马上没话说了。

英语角有位兄弟，是我的人生楷模。他只念过大专，考研究生考了三年，去了北大。前两年，他并不是没考上，而是考上了领导不放档案，人走不了。他的用功程度可以说是头悬梁锥刺股，这么强大的动力来源于不愿重复周围人的生活。那种逆来顺受的生活像一潭死水，让青春窒息，让灵魂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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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前，这个频道有期节目，分析中国这代年轻人是不是还有机会。节目播出后，不少听众留言，讲了自己的故事。有出身贫寒的农村女孩子，不懈努力，冲破难以想象的人生逆境，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海外；有工厂的打工仔，祖母曾是小企业家，父辈却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沦落到社会底层；他立志不重复父辈的生活，从零开始，奋斗到英国。也有正在默默上进的普通人家的孩子，还有当年坐小船逃离越南的华侨。这些故事一个比一个精彩。昨天选了10个故事，贴到社区，欢迎大家去读一读。每个听众讲的，都比我说的好。

有听众读了这些故事以后，评论说：“這些留言真的是用生活的經歷描繪的，有血有淚感動人心，卻也鼓勵大家，帶給人們希望。生命是一首歌，唱著唱著就過去了。 希望是上天給予的禮物，帶著希望前行，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那些故事中，有位听众特别谦逊，说自己是个“没出息的失败者”，“在路上放弃了”，“活成了一潭死水”。

我想对这位听众说，一个人是不是失败，是不是有出息，不是用努力的结果来衡量的，一个有清醒自我认知的人，不可能是失败者，不可能没出息。我节目中讲的没出息的人，是指那些虚荣、自大、自欺欺人、一脑袋强国鸦片的人。从你的故事中，看不到那种人的影子。

这位听众的故事，让我想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一位孤苦伶仃的老渔民，开一只小船，去海上捕鱼，好不容易捕到一条大鱼，用小船拖着往回走，被一群鲨鱼盯上，把他捕到的那条鱼吃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他回到码头的时候，唯一的收获，就是精疲力尽，还有那副鱼骨架。

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读这本书，现在偶尔还翻出来读几页。这不是个成功的故事，但这更不是个失败的故事。这个故事给人的激励和安慰，一点不比那些励志的成功故事少。它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在面对不可抗拒的命运时，所展现出的全部尊严。

每个人的境遇是不一样的，付出同样的努力，有的人得到了预想的结果，有的人得不到。有的人在这件事上得到了，但在另一件事上得不到。人生没有办法排除这种机缘偶合。这不是没出息，更不意味着失败。

诚实、勇敢地审视自己，剖析自己，是一种十分宝贵的品质。你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意，觉得心灵受到煎熬，正是因为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你知道自己的困境，坦诚面对自己的弱点，没有把一切都推给外部环境，而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种自我反思需要很大的勇气。有这种勇气的人，很可能只是暂时被困住，但他们跟那些怨天尤人，在幻觉中自我麻痹的人，有着云泥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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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接着前两期的话题讲。中国民间有句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上期节目，我引用了孔子一句话：“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都是鸟选择树筑巢栖居，哪有树选择鸟的？” 有人说，孔子这种老古董，早就过时了。道理是这样的，只要愚蠢还没过时，古老的智慧就不会过时。

孔子是鲁国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鲁哀公十一年，就是公元484年，距离现在2509年。到那年为止，孔子已经离开鲁国，周游列国14年。他说“都是鸟选择树，哪有树选择鸟的？”可以说是基于自己周游列国的经历，有感而发——“都是人选择国家，哪有国家选择人的？”

在孔子以后的2500年中，中国人的选择越来越少，不但受到大一统的政治禁锢，受到内陆帝国的地理禁锢，也受到无处不在的心理禁锢。后世的中国文人，偶尔感概一下，说“良禽择木而栖”，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孔子时代“择木而栖”的自由。

现代中国人重新获得“择木而栖”的自由，是在被西方打开国门之后。但好景不长，毛时代，重新闭关锁国，有才能的中国人，不是被打倒批臭，就是被肉身消灭，幸存下来的，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毛一死，中国有才能的人，又开始获得“择木而栖”的自由，无数有志之士，纷纷移民到西方各国定居，从1970年代末的涓涓细流，发展到当今的浩浩荡荡。

当今世界，类似于孔子的春秋时代，但很多中国人仍然是一种内陆帝国心态，党国也利用这种心态愚弄他们。但当今咨询发达，如果不是心甘情愿被愚弄，有正常智力的人，不可能完全跟外面真实的世界隔绝。简单地说，愚民教育只能愚弄那些心甘情愿被愚弄的人。在以前的节目中，我曾经说过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人爱上当受骗，仔细看一下他们的行为方式，其实是嗷嗷待骗——很多人是每天准备好自己，等待被愚弄，等待被洗脑。

在人说要在中国启蒙，要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个人要改变，是因为他觉得有改变的必要，也有改变的动力。你不可能改变一个觉得没必要改变，也没动力改变的人。一个觉得有必要改变，也有动力改变的人，会主动去寻找改变的途径。虽然中国的互联网有防火墙，但只要稍微努力一下，还是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何况，翻墙并不是什么难度很多高的动作，也不需要花多少钱。

鸟选择树，但井底之蛙不但不会选择，还会嘲笑自由飞翔的鸟。

每个国家都需要人才，关键是能不能吸引到人才，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得看它那棵树，对鸟有没有吸引力。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和美国的人才政策，会看得比较清楚。鸟会选择适合自己的树，往有吸引力的树上飞。看看全世界的人才都去了哪里，人们就知道哪里的树有吸引力。

没有吸引力的国家也需要人才。那么，要吸引人才，又没有吸引力，怎么办呢？中国的做法是，给钱、给好处。这跟美国是两种不同的人才政策。

借用孔子的话，可以说，美国的人才政策是“让鸟自己选择树”，中国的人才政策是“树选择鸟”。我们用前些年中国有代表性的国际人才政策，像“千人计划”，来说明这种区别。从2008年到2018年，“千人计划”实行了10来年，后来又出现“小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各个省市还照猫画虎，推出各种名目的地方特色“人才计划”。

“千人计划”确实吸引了不少从中国出来留学、工作、海归的科学家和学者，有些是全职回国工作，有些是半职，有些是退休以后发挥余热。表面上看，这是一种主动出击、成果斐然的吸引人才的模式。政府拿出真金白银，提供优厚的科研经费、安家费，甚至是超规格的实验室和研究团队，目标明确，就是要用钱、用好处“买”回那些在海外已经事业有成的高端人才。

用孔子的比喻，这就像一棵没有吸引力的树，主人在上面做好窝，放好米，然后选择他需要的鸟来。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这是一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府行为。它能在短期内迅速聚集一批已经在海外取得成就的人才，在各种科研指标上，比如论文发表数量、专利申请数量上，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果。

我们说，这是个“树选择鸟”的体制，主要有两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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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节目中，我们分析过，在很多事情上，为什么普通人经常看走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部分人被每天发生的个别事件，牵着鼻子走，看不清时代的发展趋势。人生、世事、社会、经济、政治、人心，都是一个持续过程，不是一个一个单独事件。

看中国，比看美国，更容易看走眼。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也解释过，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原因是，中国有一个美国没有的巨大产业，就是舆论诈骗业。从官方到民间，这个产业的发达程度，可能仅次于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

官方有专门部门，有巨额投资，有数不清的专职工作人员，从事舆论诈骗，尤其是政治舆论诈骗。听众都知道宣传部，从北京到各个县都有这个部门。用老百姓能听明白的话来说，宣传部就是个“吹牛撒谎部”，工作职责就是“舆论诈骗”。

除了官办的舆论诈骗行业，中国的自媒体也是个舆论诈骗的集散地。假消息、假信息满天飞，有些是为了骗流量、骗钱，有些是官办舆论诈骗机构养的五毛，还有些是既骗不来流量，也骗不到钱的自干五。

本来，普通人看问题，就容易被个别事件牵着鼻子走，看不清自己生活的这个历史时段的发展轨迹和发展趋势，加上中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无处不在的舆论诈骗产业，普通人看中国，就更难看出个眉目了。

怎么看眼下的中国？其实，有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中国的有钱人在干什么？有钱人并不是每个都聪明，但聪明的比例远远高于没钱的穷人。而且，穷人中的聪明人，很多会发挥聪明才智，让自己脱离贫穷。聪明才智，加上努力和运气，一些穷人就变成了有钱人。这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很多人由穷变富，走过的道路。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创造了大量有钱人，他们不但用赚的钱投资，而且借钱投资。当时有个说法，就是闭着眼投资，都能赚钱。这么说虽然有点夸张，但形象地反应了那个时代的机会和氛围。不但中国自己制造的有钱人大举投资，而且外资也纷纷涌入中国。

但是，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十年，趋势逆转。反应最快的是外资。大家可能还记得，大约10年前，李嘉诚开始甩卖在中国的不动产和生意。国外私营部门对中国的投资，也开始呈现下降趋势。最近3年，则是出现断崖式下降。根据中国外汇管理局的数字，到去年第二季度，中国新增外资变成了负数，是负148亿美元。

过去几十年发财的中国有钱人，大部分在眼界和认知方面，有各种局限。反应在对趋势的把握上，比外资要慢一拍，当然要比既懂中国，又懂世界的李嘉诚，慢好几拍。但慢归慢，一旦反应过来，不少人就会跟进。跟进的人多了，就形成趋势。

我们看看这3年，中国的有钱人群体，有什么趋势呢？去年6月，日本最大的财经媒体之一，《日经新闻》有篇报导，标题直奔主题：“中国涌现富豪逃离潮，首选目的地美国”。这篇报导说，2023年，有13,800名中国富豪移民海外，2024年会达到15,200人。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2025年。

这3年，中国成为全球百万富翁流失最多的国家。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说过，这个星球上最稀缺的两种人力资源，一是有专业才华的人才，二是有钱的富人。跟富人一起流失的，是投资、消费，还有普通人的工作。

中国红色基因的一大舆论诈骗产品，就是制造了很多仇富的脑残。他们仇恨有钱人，不明白一个基本道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计，都是有钱人直接或间接创造的。有钱人都跑光了，他们的工作和生计，也就没了。

《日经新闻》报导的逃离中国的富人，主要是指那些净资产至少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人，很多人的财产在3000万美元至10亿美元之间。他们离开中国，不是净身出门，而是带走巨额财富。

他们在中国有着光鲜亮丽的人上人生活，为什么要逃离呢？《日经新闻》说，是因为一场正在酝酿的“完美风暴”。暴风雨来临之际，嗅到危险信号的人，会利用手中的资源，寻找避风港，寻找庇护所。这几年，中国出现几大不利因素，促成了这场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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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讲一讲中国跟美国的一场争夺战。这场争夺战的核心，不是领土，不是石油，不是芯片，而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人才。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

有次在国内，跟一位朋友聊天，聊到美国。他对中国各种阶层的人，都接触过不少，也看过不少关于美国的书，但他不属于崇美派，而且他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有些怨言。记得，当时他说过一句话：只要不是太愚蠢的中国人，基本都是崇美派，很多反美的，大部分是愚蠢，小部分是假装，嘴上反美，但都想方设法把钱和孩子弄到美国去。

“听其言，观其行”，这是中国人的古老智慧，也是正常人的人间常识。《论语》中记述了一段孔子的自白。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用大白话说，就是“我年少无知的时候，对人的态度是，听他说什么，就信什么。无数次上当受骗以后，现在对人的态度是，不但听他怎么说，还要看他怎么做。”

很多在中国高调反美的人士，不是拿着美国护照，拿着美国绿卡，就是把钱和孩子都放到美国。一个人相信未来在什么地方，就会把钱和孩子放在什么地方。他可以嘴上反美，糊弄点党国给的好处，忽悠一下中国的认知金字塔底盘，靠这种舆论诈骗混吃混喝。只有年少无知的人，或者生理成年但心理停留在年少无知时段的巨婴，才会听他们说什么，就信什么。

前一段看到一个说法，说中国官府的最优质资产，不是国企，而是数以亿计的蠢货。这么说，不太厚道，却是这个历史时段，生活在中国，一个没法回避的现实。有人把这种现象，归结到教育。当然不能排除教育的因素，但比教育更重要的是“人间常识”。在墙内，只要你还没有丧失基本的人间常识，你的认知就已经超过了一多半中国人。

十几年前，我有次去北京，一位很好的老同学招待吃饭，叫上了他的侄子。那年，他侄子清华毕业，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华为工作，一是去美国念研究生。他侄子问我，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虽然他说话不像小粉红，但显然是没少受官方宣传，还有胡锡进、司马南之类舆论诈骗的影响。那时候，华为在中国，在世界上，都是如日中天，给他的工资也很高。他好象比较动心。他父母就是普通职员，家里也没有钱。他觉得去华为一上班，就能挣钱，去美国还受种族歧视。他问我怎么看？

我说，我没有看法。但你自己可以简单看一下：你班里的同学，父母有钱的，父母当官的，他们毕业都去哪里了。他说，都去美国了。我说，这不是什么复杂问题，你知道往哪里看，知道跟谁学、向谁看齐，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他后来去加州念研究生，毕业以后在硅谷工作，成家立业，已经有好多年了。

他就是中美人才竞争中的沧海一粟。自从1970年代末，中国对外开放，中美人才竞争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最近10来年，中国出了红色基因土皇帝，选择跟美国正面对抗，两个国家进入事实上的冷战状态。人才竞争，有了人才争夺战的味道。但这是一场不对称的争夺战，比在其他任何领域，都不对称。

不管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最反应一个国家实力的，是它吸引人才的能力。这是一种综合能力，也可以说反应了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人文、语言、政策等方面的综合生态。过去这一百年，美国具有最适合全世界人才成长的综合社会生态。最近几十年，美国吸引了大量从中国来的人才，各个领域都有。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市场潜力巨大，给很多人提供了快速成才，快速赚钱的机会，这是中国在急剧扩张期，拥有的一个巨大优势。但这个优势弥补不了综合社会生态的恶劣。那种社会生态不适合专业人才的成长，尤其是跟美国的社会生态相比，不在一个健康水准线上。

这就有了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大量中国专业人才跑到美国发展，美国的大学、高科技公司，充满了中国研究人员、中国工程师。

中国不是不想吸引人才。它也想，问题是，个别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没法改变整体社会生态不适合人才成长的现实。吸引人才，是一种综合能力，只是政策层面的优待，改变不了综合能力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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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频道开播9个月了，上传了106期节目，这是第107期。按照油管老师的说法，前100期是写作业，每上传一期节目，就是交一篇作业。交完100期作业，大概相当于结业了。这是个学习过程，什么都是从头开始学。我以前是文字写作，跟做音频、做视频是两种不同的技能。在开YouTube频道之前，去向几位YouTube和影视界前辈请教，得到最大的教益，就是要在构思和底稿上下功夫。一位每期上百万观看量的前辈直接说，底稿的质量决定节目的质量。

当然，每个播主的风格不一样。有的播主思路特别敏捷，口才特别出众，不需要详细的底稿，做出来的节目也很精彩。我很羡慕有那种才华的播主，但也知道自己没有那种才华，只能从打基础开始，一步一步从文字转型到音频、视频，尽量缩短这个learning curve，别让这条学习曲线拉得太长、太平。

9月1号，交完了100篇作业，去Washington DC参加朋友的“不明白节”。然后，去科罗拉多野营、徒步。最初的计划是拍一些野营和徒步的节目，讲一些沿途的故事。但路上得了感冒，有朋友说可能是流感，咽喉发炎，差不多一周时间，没法顺畅讲话，录制的一些内容，还没有整理出来。

交完了100期作业，有听众建议庆祝一下。本来去科罗拉多野营、徒步，也是为了庆祝一下，在营地回答一些听众的问题。这些年，去落基山野营、徒步，有时候骑自行车，喜欢找偏远一点的营地，不愿去车水马龙、游人如织的地方，像Aspen，像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这些地方，你在任何时候去，都有数不清的游客，遇到周末或节假日，像赶集一样。

这几年，在科罗拉多比较喜欢去的地方是Trappers Lake，海拔在2900米-3000米之间，周围的营地和徒步路线，都没有多少人。没有电、没有网，方圆几百里，山林中的鹿、麋鹿、野山羊、黑熊可能比人还多。以前去那里野营的时候，好几天没法上网，白天徒步走上20公里，晚上回到营地，在电脑或手机上写点东西。这次有了Starlink，可以上网了，网速相当快，准备在营地回答听众的问题，人却出了症候，说话不利索。

平常野营的时候，如果白天气温不太低，在太阳底下，我会去周围的河里洗澡。我车上有个淋浴帐篷和简陋的沐浴器，随时带着15加仑水，在没有河的地方，可以支上帐篷，一般六、七加仑水，就可以简单沐浴一次。前些年，只要有阳光，白天气温不低于50度，就可以在室外淋浴。冷水澡洗完之后，擦干换上保暖的衣服，全身舒畅温暖。

20几岁的时候，我在山东，一年四季洗冷水澡。后来到了北京，冬天比山东冷一些。在北大46楼的厕所，外面下着雪，接一盆自来水，从头上浇下去，然后是另一盆，短暂的皮肤刺痛之后，是热血沸腾的感觉。那时候比现在更有活力，也更有毅力。

到美国以后，随时随地都有热水，都可以洗热水澡。洗冷水澡的习惯就中断了。三十年前，一位特别聪明的北大同学，她本科就考上了北大。北大毕业，来美国留学。离开北京前，她说来美国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每天可以洗上热水澡。那时候，在北大，学校的澡堂子不是每天都开。赶上澡堂子开门，要冲个热水沐浴，经常要排队。

前一阵，听Andrew Huberman的播客，说这些年，美国兴起泡冷水浴。冷水会刺激人的大脑神经分泌dopamine，就是多巴胺。多巴胺让人感觉满足，觉得快乐。人的神经系统和心理机制远比我们理解的要复杂。一个健康的人，很多满足、很多快乐，是通过经历痛苦来获得的。就像在冬天洗冷水浴。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没有热水浴的条件。但一个健康的人，从净水浴中得到的满足和快乐，那种强度、那种刺激，是热水浴赶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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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好，今天说说鸦片。中国现代史是从鸦片开始的。一开始，鸦片是舶来品，要大量进口，从晚清折腾到民国，终于禁掉了。但另一种不需要进口的土特产鸦片，却一直生意兴隆，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人的刚需。这里说的是精神鸦片。

一百多年前，卡尔·马克思说过一句中国人很熟悉的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用功做过学问，写过好几本大部头，像《资本论》，但读的人不多。他流传最广的是些金句，出现在书的“导言”、短文和时评中。放到现在，跟博客、网红贴子差不多。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当然是说“精神鸦片”。人活着，都需要一点精神鸦片，但一成瘾，麻烦就大了。

马克思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在他死后，一种冠上他名字的“主义”，从西欧传到东欧，在俄国开花结果，在亚非拉泛滥成灾，跟纳粹主义一道，成了20世纪对人类祸害最深重的两大人祸。中国没有幸免，先是做苏联跟班，一旦做大，就成了苏联以外另一个大规模灾难的震源。

就在各种马克思主义席卷全球，大量收割欧洲知识分子的时候，一位头脑清醒的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1955年出版了一本振聋发聩的书，书名就叫《知识分子的鸦片》。阿隆一针见血：一些西方知识分子看到资本主义的毛病，对现实不满，渴望扮演救世主，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当成精神鸦片，沉醉在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宏大叙事中，为世界指明方向，完全无视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制造的人间惨剧。

阿隆说“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的鸦片”，这包不包括中国知识分子呢？我的答案是：包括，也不包括。

说“不包括”，是因为在中国，真正骨子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可能比大熊猫还稀有。1949年之后的两三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人人都得学马列，都得政治学习，都得思想汇报，但绝大多数人，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政治风浪中求生的伪装。为了生存，他们背诵那些自己根本不信的教条，完成一项不得不干的差事。

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列宁主义和毛主义，讲组织纪律，标准答案都在中央文件中，需要你造反，你就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得砸烂旧世界，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需要你忠诚党魁，就得跳忠字舞，就得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这种烂污政治，跟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多少关系。

如果有人较真，搬出《资本论》，搬出马克思的书，来评论毛共的做法，在“反右”和“文革”的绞肉机里，他根本活不下来。那些最虔诚马克思主义信徒，往往是第一批被他们信仰的绞肉机体制绞碎的祭品。中国知识分子中，不缺少鸡贼，但搬出马克思主义来，拿自己生命祭刀的，没有几个。

改革开放这代知识分子，只要有点头脑，也不会相信“消灭私有制”这种马克思主义屁话。如果真有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必然会反对“改革开放”，因为所谓改革开放，就是复活私有制，跟世界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这跟正宗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背道而驰。

如果真有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他也肯定会猛烈批判极权独裁，批判禁锢言论。这都是马克思年轻时候干过的事。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理想是“国家的消亡”，是人的自由解放，而不是“民族复兴”、“大国崛起“之类的国家主义。这类口号本身，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官方宣传的那套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苏联政治教科书的陈年翻版，是列宁主义，是阉割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以后，用来维护独裁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苏联自己都分崩离析三十多年了，中国官方的“马克主义”，还在抄苏联教科书的作业，顶多是加了点“中国特色”的佐料。

这种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雷蒙·阿隆所说的那种能让人产生幻觉、飘飘然的西方知识分子的“鸦片”，它更像是一剂意识形态毒药。它不提供任何精神慰藉，只要求绝对服从，绝对忠诚。党国给中国知识分子灌这副意识形态毒药，谁要是不喝，或者喝了以后，没有假装表现出“中毒”后的忠诚症状，谁就会有被边缘化，甚至有被清除的危险。

所以，今天在中国，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从党魁到党员，从教授到学生，有一个算一个，不是政治投机分子，就是自欺欺人的骗子。

马克思主义是很多西方知识分子的鸦片，但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国知识分子另有鸦片。他们的鸦片是中国土特产，比马克思主义更古老，更源远流长，更具迷惑性，也更难戒断。

中国知识分子的鸦片有个高大上名字，叫“家国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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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几乎每年夏天，我都会去落基山宿营，有时候是在七月、八月，有时候是在九月。得克萨斯地盘跟法国差不多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超过1200公里，开车要不停地开，从日出开到日落，可能还出不了得州。

早晨从得州西南部的家出发，朝西北方向走，过了Fort worth，公路上的车越来越少，公路两边的原野越来越空旷，树木越来越少。在这样的路上开车，时间会变得模糊。你感觉自己一直在往前开，但窗外的景色却似乎一直没有变化。

这片广袤的土地，在今天，布满了牧场、农田和油井。但在150年前，这里却是卡曼奇人的天下。当时，从东部来这里定居的白人把天空的满月称为“卡曼奇月亮” (Comanche Moon)。这个名称凝聚了一段长达百年的血与火的历史。

卡曼奇是个印第安部落，曾经主宰整个美国南部大平原，被誉为“平原之王”。他们是天生的马背上的民族，骁勇善战，被历史学家称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轻骑兵。

当年，得克萨斯从墨西哥独立以后，面对的主要军事威胁，一是来自墨西哥，二是来自卡曼奇。1840年，卡曼奇人发动大规模突袭，从得克萨斯中部，一直打到墨西哥湾，令白人定居点和港口损失惨重，史称“The Great Raid of 1840”。

除了大规模突袭以外，卡曼奇人对白人定居点的小规模偷袭更是屡见不鲜。“卡曼奇月亮”，就是他们发动袭击的信号。在明亮的月光下，卡曼奇骑兵像草原上的狼群一样，悄无声息地出现在白人定居点周围，瞬间席卷一切。他们屠杀成年人，抢走小孩、马匹、牲口和财物。卡曼奇人的勇猛和凶残，是几代得克萨斯拓荒者的噩梦。

如今，这些都成了历史。得克萨斯已经见不到卡曼奇人的影子，只有一些地名，保留了卡曼奇的一点历史遗迹。得克萨斯有卡曼奇县、卡曼奇镇，也有以卡曼奇酋长命名的村子，从路边匆匆闪过的路牌上可以看到。

开了一天车。黄昏的时候，到达Amarillo，在Big Texan Motel住下来。收拾一下，到隔壁的Big Texan Steakhouse吃晚饭。夕阳把天空染成一片壮丽的橙红色。The Big Texan Steakhouse——大得州人牛排店，本身就是一部活的公路史。它1960年开张，最初开在富有传奇色彩的66号公路上。上世纪70年代，40号州际公路建成，取代了这一段66号公路。大得州人牛排店也随着搬到了40号公路旁的新址，但那种传统的老派西部风格却一直保留至今。

这里的招牌菜，就是那份重达72盎司，也就是整整两公斤的巨无霸牛排。店规很简单：如果顾客在一小时内吃完牛排和配菜，那么这顿大餐就完全免费，算是老板请客。自从1960年开店以来，已经有超过6万人参加了这项牛排大战，有近一万人成功吃完，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牛排挑战英雄榜上。

Big Texan刚开店的时候，以物美价廉份量足著称，深受牛仔喜爱。牛仔体力消耗大，干一天活，来大吃一顿。66号公路上有很多驾车旅行的外州人。据说，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围观牛仔狼吞虎咽吃牛排，成为店中一景。开店两年后，一个热闹的周五晚上，一群牛仔来店里吃牛排。店主Bob Lee，突发奇想，搞了一个吃牛排大赛。每人交5美元，放开吃，谁吃的最多，就是冠军，拿走所有收上的来的钱。Winner takes all。

那天晚上的冠军吃掉了4块半牛排，每块1磅，总共是4.5磅，合72盎司。于是，72盎司成了Big Texan吃牛排比赛的标准。

几年前开车路过的时候，曾在这里晚餐，只吃得下16盎司的牛排，还有炸山牡蛎。山牡蛎不是牡蛎，而是牛蛋，就是牛睾丸。当地人把它当配菜，下酒吃。

餐厅大堂每晚都有艺人演唱。那次演唱的是两位乡村艺人。主唱是位戴黑色牛仔帽的老人，怀里抱着把吉他，一位拉小提琴的年轻人跟在他身后，挨桌跟客人寒暄。他们唱的都是些乡村歌曲。老人来到我桌前问，先生喜欢听什么？我说”Amarillo by Morning”。老者说”That’s something w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就弹唱起来，一曲过后，满堂风霜。

时隔几年之后，再次来到Big Texan。大堂已经客满，要等20分钟。我去了旁边的酒吧，要了一份16盎司的带骨肋排，外加一杯本地酿造的“响尾蛇I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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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是美国政治、美国社会特有的主题。上周，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Charlie Kirk被刺杀。他在犹他州一所大学演讲的时候，凶手从200码外开枪，击中他的颈部，不久宣布死亡。Charlie Kirk生前大力支持民众拥有枪支，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

2023年3月末，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发生校园枪击案，3名9岁的学童和3名老师遇害。一周后，Charlie Kirk在犹他州盐湖城演讲。有观众问他，每年有很多人被枪打死，这种代价是不是值得？Charlie Kirk回答说：“I think it's worth to have a cost of, unfortunately, some gun deaths every single year, so that we can have the 2nd Amendment.”——“每年都有人被枪打死，我认为，不幸的是，这个代价值得，这样我们才能拥有第二修正案。”

Charlie Kirk遇刺是个不幸的悲剧。他已经不在人世，是非功过由世人去评说。上期节目，我说了自己的看法。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只要不突破人性的底线，都是正常的。这里再强调一点：不管他生前说过什么，主张过什么，在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用杀人来解决观念争端，都是不折不扣的野蛮行为。

这期节目，我们讲一讲美国拥枪权和第二修正案的前生今世，还有围绕第二修正案争论的来龙去脉。作为一名枪支拥有者，我支持拥枪权，支持第二修正案，但同样支持把第二修正案的本义和最高法院的解读搞清楚。

可以说，第二修正案不只是一条宪法修正案，不只是一句法律条文，而是一场贯穿几代人的法律枪战。

近半个多世纪，枪成为美国宗教、政治和文化保守派的图腾，也是共和党候选人团结选民的一面鲜明旗帜。反对政府控制枪支的保守选民，有效地把选举变成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公投，形成共和党最稳固的基本盘。大部分民主党候选人虽然支持控枪，但提出的具体措施和政策主张往往轻描淡写，否则就会失去很多中间选民的支持。毕竟在美国，枪不只被看作一件武器，更重要的是，枪被很多国民当作自我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标志性符号，甚至被当作个人自由的象征。

在当代美国，持枪权经常被称为“第二修正案权利”（The Second Amendment Right）。《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只有一句话：“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一支管理良好的民兵，为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

近半个世纪，这句话成为美国法学界和政界论战的焦点之一。在法学界，短短几十年间发表的解读第二修正案的论文比此前200年的总和还多；在政界，第二修正案的热度更高。

2010年，奥巴马总统提名艾丽娜·卡根（Elena Kagan）做最高法院大法官，需要参议院核准。有80多名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员找她问话，问得最多的问题就包括她怎么看第二修正案，有没有拿过枪，有没有打过猎。

卡根被任命为大法官后，请最高法院的打猎高手安东宁·斯伽利亚（Antonin Scalia）大法官教她打猎。两人的政治倾向和法律观点相左，卡根被认为是自由派，斯伽利亚是有名的保守派。

2016年2月去世前，斯伽利亚大法官有好几次，带卡根大法官去打猎，主要是打野鸭子、打鹿。在怀俄明山中，卡根大法官猎杀了平生第一头鹿。她没有因为学会打猎而改变对第二修正案的看法，更不会赞同斯伽利亚大法官对第二修正案的解读，但她显然充分意识到了第二修正案和枪支问题，在美国政治和法律议题中的位置，还有枪支对普通美国人无所不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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