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有一期，我们讲了中国人一个历史悠久的的绝活，就是建墙。古代建长城，到了互联网时代，也要在网上建道墙，把自己的世界分成墙内墙外。从墙内看墙外的世界，如果只看官方宣传喉舌和各种民间肉喇叭，肯定会得出一个结论：美国要完，日本要完，欧洲要完。

墙不只是阻挡中国人的视野，而且也塑造中国人的三观和行为方式。很多从墙内出来的人，到了国外，也是背着墙出来，仍然是那种墙民世界观。他们来到美国，看美国媒体，发现美国真是太乱了，真得快要完了，跟墙内喉舌、肉喇叭说的一样，社会撕裂，种族对立，政客相互攻击，党派相互拆台，政治冲突不断，民众动不动就上街抗议…能不完吗？

几年前，有位在国内炒美股发了财的中年人，第一次来美国。问他对美国的观感，他说美国太乱了，治安不好，未来不好说。他应该算是比较有钱，而且是炒美股挣钱，但他对美国的观感，仍然是一个字“乱”。他能接触外界信息，不会只看墙内喉舌的宣传，也有钱有资源，这样的中国人看美国也是“乱”字当头，说不定要完，何况社会底层的中国人呢？

美国不是今天才这么“乱”。用中国人的标准衡量的话，“乱”是美国的常态。美国媒体报导的那些“乱象”，在美国一点都不新鲜，历史上层出不穷，现实中也司空见惯。但美国是不是真要完了呢？

中国这几代人有个执念，就是要赶上美国，超过美国。赶超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己强大起来，二是对方烂下去。墙内宣传喉舌也是抓住这两点编制出一套宏大叙事，这就是中国人都熟悉的“东升西降”。

这种宣传口号，其实一点也不新鲜。同一个宣传套路，只是换个包装，喊了好几代人。毛主席时代，叫“东风压倒西风”。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东风”把中国人压得，饿死了上千万。毛一死，国门一开，中国人猛然发现，原来“西风”吹来的国家比“东风”这里发达得多，生活水平高出好几个时代。

很多中国人，尤其是习惯了“大一统”和“稳定”思维的中国人，看到美国四年一大选、两年一小选，国会整天吵架扯皮，总统满嘴跑火车，街上动不动就抗议，就觉得美国“太乱了”。按照中国人对“乱”的本能恐惧，一觉得乱，自然就觉得“要完”。

这些年，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在中文世界，有很多人，无论是反美的还是崇美的，虽然骨子里都很看重美国，但又很少有人真的愿意花时间去学习和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的社会、历史和政治。他们对美国的理解，大部分来自墙内宣传喉舌、中文自媒体、各种民间肉喇叭、好莱坞电影，还有一些中文媒体的二手报道。

但是，如果了解一点美国历史，再看美国今天的政治冲突，比起它过去经历的几个剧烈动荡期，顶多算是“毛毛雨”。这个国家从建立之初，就充满了各种深刻的矛盾。但恰恰是这些矛盾，提供了巨大的张力，成了它不断变革和发展的动力。

明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华尔街日报》开设了一个专栏，名叫“USA250”，专门讲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各种发明创造、各种政治现象，能读英文的听众，可以去读一下。如果能读进去，肯定会对美国当今的社会和政治有更理性的认知。

“USA250”最近一篇文章分析了美国社会从建国到今天，一个一以贯之的核心矛盾，就是——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今天，我们就以这篇文章为蓝本，结合中文世界的情况，来讲讲这个持续了近250年的矛盾，如何塑造了今天的美国。这对于我们看清当下美国的“乱”，至关重要。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土皇帝“东升西降”那种说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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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了，说点有意思的，说说朋友圈。一个人到底能维持多大的朋友圈？一百两百，一千两千，还是上万？这在有互联网以前不是个问题。一个人交往的范围有限，面对面交朋友，连酒肉朋友都算上，也不至于多的数不过来。有了互联网以后。尤其是有了社交媒体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Facebook、微信，朋友圈可以成百上千，成千上万。这里还不是说粉丝，只是说朋友圈。

但是，一个人真能维持那么大的朋友圈吗？人的所有行为都受到大脑限制。即使一个人想有成千上万个朋友，他的大脑能容纳得了吗？

上周看报纸，《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专门讲这个问题。人的大脑进化到今天，能维持的真正朋友圈，仍然有个人数上限。即使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们也无法突破这个上限。那么，这个上限到底是多少呢？是十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我们下面慢慢讲。

社交媒体不是个真实世界，而是个虚拟世界，a virtual world。它制造了很多假象。朋友圈就是它制造的一大假象——一个人，朋友圈有几百人、上千人、上万人，好象他就有几百、几千、几万个朋友。这是社交媒体制造的假象。

社交媒体朋友圈的朋友，大部分只是一个数码。现代心理学表明，即便一个人想交几千几万个朋友，他的大脑也没有那种能力。不仅如此，社交媒体上的朋友圈越大，反倒让人在现实生活中，越没有朋友，越觉得孤独。

这种现象在社交媒体流行之前。其实已经存在。只不过，那时候大部分人的交往圈子没有多大，感觉不到这种反差。有些社交圈子很大的人，像一些电影明星，在社交媒体流行之前，他们就有这种感觉：周围人来人往，好像有很多朋友，但其实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有明星还因为这种事儿自杀。

好莱坞有位喜剧演员，Robin Williams。他演艺生涯相当成功，有无数粉丝，无数朋友。大约十年前，他突然自杀了，生前留下一句话：“我曾经以为人生最惨的是孤单。现在知道，那不是最惨的；人生最惨的是，身边人来人往，却让你觉得孤单。”身边人来人往，好象朋友无数，但其实又都不是朋友，夜深人静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是孤单一人。

社交媒体兴起来之前。普通人没有机会过这种身边人来人往的生活。只有电影明星、政客身边人来人往。社交媒体兴起来之后，每个人都可以在虚拟世界建个朋友圈。普通人有了这种机会，好象朋友突然多起来了。但是，在社交媒体这种虚拟世界，连人来人往都说不上，顶多算有些互动。甚至，大部分连互动都没有，只是一个数码对另一个数码，连朋友圈的大头像，很多都是经过数码处理的。

数码不是朋友。朋友需要有温度、有感觉。而我们的大脑能容纳的，这种有温度、有感觉的朋友，数量有个上限。

《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就是根据近年的研究，揭示了那个看不见的朋友圈上限。这也可以说，是普通人社交能力的上限。不管一个人的社交能力有多强，很难突破这个天花板。这就像是我们大脑进化出来的一个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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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中国有1亿多人翻墙出来看世界。最近，党国清网，很多翻墙软件失灵，墙暂时翻不成了。说翻不成墙是暂时的，因为技术问题，永远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翻墙软件更新之后，就又可以翻了。

建墙是中国的悠久传统，也是中国人最擅长的绝活。古代中国人建长城，从秦始皇一直建到明朝。互联网时代，中国又在网上建墙，被外界称为“The Great Firewall”—— 网上“防火长城”。这道网上防火长城，把中国跟世界隔开，把中国互联网变成一个大局域网。中国人要看世界，要用真正的互联网，不得不翻墙。

上期节目中，我们介绍周有光先生。他说文明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像水一样流动。水都是从高处往低处流。文明也有高低之分，会像水一样从文明高地，流向文明洼地。在互联网时代，中国为什么动用巨量人力物力，建网上长城，把中国跟外界隔开，把中国人的世界分成墙内墙外？一个简单的答案：中国是个文明洼地。

文明洼地才需要建墙，把自己围起来，阻挡先进文明流入，延续国民的愚昧。只有国民保持愚昧，才能继续吸“5000年历史”、“民族复兴”之类精神鸦片，党国才能继续放开手脚，不拿他们当人，继续极限压榨他们。中国的统治阶层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建墙把中国围起来，把中国人当家畜一样圈养，不把他们当成有头脑的，对是非善恶有分辨力的成年人，而是把他们当成没有头脑，没有分辨能力，没有判断能力的巨婴。

党国把中国建成了“墙国”，把国民变成了坐井观天的“墙民”。墙国墙民，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那些翻墙出来的中国人，之所以可赞，就在于他们身在墙国，但是不甘心做墙民，而且知行合一，主动翻墙出来，看更广阔的世界。

有句话，据说是中国作家巴金说的：“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一个人无法决定自己生在什么地方，生在什么国家。做为中国人，一出生就在墙内，自己决定不了。这是一种天生的无辜。这是巴金说的“奴在身者”。但是，一个中国人，如果长大成人之后，习惯了墙内被圈养的生活，觉得那种生活是天经地义，而且主动去当党国的肉喇叭，做帮闲，做帮凶，像五毛、自干五之类，这种人就是巴金说的“奴在心者”。这种“奴在心者”不可怜，这种人只配被鄙视。

中国的问题，不是有亿万“奴在身者”，而是有亿万“奴在心者”，有亿万跟墙国相互匹配的墙民。正是这亿万墙民，让中国有别于其他专制独裁国家。墙国墙民，可以说构成了一种接近“完美“的独裁。牛津大学有位老先生，名叫Stein Ringen。他是挪威人，但在牛津大学教书。他有本书写中国，书名就叫《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完美的独裁：21世纪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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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下有很多让人头疼的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借用一位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老先生的话：“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世界”。

说起对当代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几个人物，每个中国人都能随口说出几个来，但有一位，大部分中国人说不上来。但中国人从小到大，哪怕只念过小学一年级，都离不开他的发明。这个人就是周有光。他发明了汉语拼音，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的生活每天都离不开汉语拼音，都离不开周有光先生的发明。

今天，我们不是讲汉语拼音，而是讲周有光老先生离世前，留给中国人的一句话。周先生1906年出生，2017年去世，活了111岁；他一生跨越了满清帝国、中华民国、红色中国，曾经留学日本，在经济学、语言学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他饱经沧桑，经历过军阀混战、毛氏文革、邓氏改革开放，晚年又见证了土皇帝开倒车。2013年，他已经是107岁高龄。在一个访谈中，他嘱咐中国年轻人，“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

他说：“你只要看看世界，只要把眼光放大，眼光一放大，许多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世界。”这是老先生的原话，可以说是他一生的治学心得。说到自己，他很谦虚，但谦虚中透着智慧。他说：“我没有什么旁的本事，稍微有点小小创造，就是因为我看到了世界，拿国际的知识来补充中国的知识，就很容易得到成果”。

老先生说这话的那一年，中国的土皇帝刚上台，还没有把舆论禁锢得密不透风，一潭死水，国内主要媒体，包括官方的《中国青年报》、《人民网》，对周先生这个谈话，都做了报导。我看到之后，深有感触，借题发挥，总结出一幅对联：“从中国看世界，坐井观天；从世界看中国，海阔天空”。

我本人智力平平，没有智慧，但多少有点学习能力，喜欢向有智慧的人学习，向比我有见识的人学习。学到好的、有价值的，自己有点心得，偶尔也做做知识搬运工。以前是用文字搬运，现在与时俱进，除了文字，也用音频和视频搬运。这期节目，就把周有光先生的智慧，搬运到油管上来，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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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三位经济学家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一位是美国西北大学教授Joel Mokyr——乔尔·莫基尔。莫基尔的研究跟中国有关。这个频道的听众可能还记得，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的研究，也跟中国有关。在第94期节目中，我们曾经介绍过阿西莫格鲁的文章《中国经济正从头部腐烂》。那期节目已经有近50万人观看。

这期节目，我们介绍刚获奖的这位经济学家，莫基尔，他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有哪些启发。这几年，不管是在中文世界，还是在英文世界，有个无法回避，但很令人困惑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否正在走向终结？或者，更具体讲，中国眼下的经济困境是正常的周期性现象，还是制度性的短暂繁荣之后，正在陷入长期停滞？

莫基尔和阿西莫格鲁的理论，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上面的问题。

有近40年时间，中国经历了历史上少见的经济增长。高楼拔地而起，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几亿人口摆脱了贫困。有人据此总结出“中国模式”，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前几年，中国的土皇帝直接宣布“东升西降”。中国要主宰世界，似乎势不可挡。

但是，好景不长。这三年，风向突变，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以往政府一刺激，就能增长几年。现代，几轮政府刺激之后，是房地产崩盘、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民营企业信心崩塌、年轻人失业率创纪录、消费市场持续萎靡…

任何经济体，任何国家，经济增长都会周期性起伏。这是正常现象。中国眼下的经济下行，是属于这种正常的周期性起伏呢？还是预示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转向？

如果是正常的周期性波动，短期内就可能强劲反弹，恢复增长。如果是更深层次的结构性转向，则意味着，加入世贸后20年的短暂繁荣期已经落幕，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个历时至少数十年的漫长停滞期。

要解开这个“中国经济走向之谜”，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当下的数据和政策。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不可靠，不能作为判断经济形势的唯一依据，这基本是外界的一个共识。即使是相对可靠的数据，经济也只是社会的一个部门，它不能孤立运行，必须依靠其他部门运行，受政治、文化、教育、法律、习俗等方方面面的影响。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可能有一个经济之外的底层代码。这个代码出了问题，经济照样可以短期内高速增长，但增长不可持续，短期高增长之后，是长期停滞。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这样。

莫基尔的研究，就是要解开经济增长的底层代码，寻找西方近300年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揭示一些国家在短暂繁荣之后陷入长期停滞的深层原因。

读莫基尔，跟读阿西莫格鲁一样，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中国经济的局势，判断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我在以前的节目中，曾提供大家，看中国问题，包括中国经济，要分清“常态”和“例外”。如果孤立地看过去四十年，中国改开时段的经济增长，会误以为这是中国历史的长期趋势，增长是中国的“常态”。但如果把过去40年，尤其是加入世贸后的20多年，放到中国历史和红朝历史上看，就会看到，这个时段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历史常态，而是一个脆弱的“例外”。这三年，中国陷入经济增长困境，也并不是例外，而是向中国历史“常态”的回归。

这是由中国社会，中国这个国家的底层代码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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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上有几个高危职业，像矿工、消防员、一线施工爆破人员。这十来年，红色基因土皇帝反腐，把官员也变成了高危职业。这三年，中国经济下行，财政入不敷出，各级政府更无法无天，加码搜刮，杀鸡取卵，又创造了一个新兴高危职业——企业老板。

很多企业老板，不是逃离，就是躺平，毕竟身家性命，比挣钱重要。有些跑得慢的，躺得不够平的，不但丢了企业，也丢了性命。过去几个月，墙内墙外的中文媒体都有些报导。

国外媒体也注意到这种现象。昨天，《经济学人》刊登长篇报导，标题开门见山：“The sinister disappearance of China’s bosses”——“险恶失踪的中国老板们”。这篇报导还有个副标题：“Detentions, public shaming and suicides intensify the country’s corporate gloom”——“拘留、公开羞辱、自杀，加剧了中国企业的阴霾”

两个月前，中国财经作家吴晓波感叹，短短三个月内，就有四五位知名企业家自杀，这在当代中国企业史上十分罕见。知名企业家自杀了，媒体还会报导，外界还能知道；而更多不知名的企业家自杀了，外界连知道都不知道，媒体上也不留下任何痕迹。

吴晓波提到的几个自杀的知名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曾经被监察委拘留。中国政府的文件把这种不经司法机关核准的拘留，叫做“留置”。所谓“留置”，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随便抓人。这几起知名企业家自杀案，都发生在他们被“留置”之后。

进入下半年，中国企业老板被“留置”的案例，有增无减。9月22日，芯片公司“臻镭科技”宣布，老板郁发新被监察机关“留置”。一周后，又宣布被“解除留置”。郁发新不仅是企业家，还是浙江大学教授，头顶上有几个耀眼的光环：“军工半导体专家”、“顶尖科学家”、“著名企业家”。这样一位在中国半导体行业举足轻重的人物，一周内被留置，又被解除留置，整个过程，像个儿戏，充满了随意性，充满了不确定性。

大部分普通中国人可能觉得，“留置”跟自己没有关系。但对于中国的企业老板而言，“留置”却已经成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词。一旦被留置，等于成了别人案板上的鱼肉，轻则保不住企业，重则保不住性命。因为它绕开常规司法程序，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不可预见性，直接把人投进一个深不见底的法律黑洞。

中国知名企业家接二连三自杀，郁发新突然被“消失”，又突然被解除“消失”，都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无数类似案例中，被媒体报导的几个。他们的险恶遭遇，揭示了当下中国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企业家正在成为一个高危的职业。他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下行的寒冬，更要命的是那个红色基因绞肉机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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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这个频道开播9个月，收到了听众15000多条留言。很多听众讲了自己的故事，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却有着同样精彩的人生。今天，我讲一段自己的故事。跟很多听众比起来，我的人生比较平坦。

几年前，我们一伙人骑自行车穿越美国，每天晚饭后，在营地大家围到一起，轮流讲自己的故事。骑到得克萨斯的时候，有两位队友Debrah和Cathy，说想听我讲讲自己的故事。Debrah住在纽约，Cathy在俄亥俄一所大学教书。

得克萨斯中部是起伏的山丘地带，被称为“Hill Country”——“山丘国度”。过了圣安东尼奥，Debrah又问我的经历，我说我的人生比较平坦，缺少精彩故事。Cathy在一旁笑着说：“Ah, As flat as the Texas Hill Country”——“嗯，跟得克萨斯的山丘一样平坦”。平常Cathy说话不多，但总能说到点子上，话中充满张力。“跟得克萨斯的山丘一样平坦”，算是平坦中有些起伏吧。有起伏，就有张力。

我是1984年高中毕业，考不上正经大学，被分配到教师进修学校，培训两年，去中学教书。那时候，中国到处缺中学老师。因为中学老师收入低，社会地位也不高，大学毕业生不愿当老师。中学是个死气沉沉的世界。看到周围的同事，他们每天的生活，我不想像他们那样过一辈子，想教两年书就离开。但是去哪里呢？对于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来讲，出路并不多。

那时候，我想不管怎么样，先把英语学好。我跟学校的一位英语老师学英语，他是归国的印尼华侨，英文水平比其他英语老师要高。我也参加自学考试，想拿一个本科文凭，但没能毕业，放弃了。一位听众在留言区说，她参加过自学考试。而且拿到了文凭。听到这种经历，觉得很亲切。

后来，我决定考研究生。那个年代，有不少通过考研改变自己命运的年轻人。但那条路并不平坦。越到社会底层，各种人为的障碍越多。最后坚持下来的往往不是那些最聪明的人，也不是起点最高的人，而是最有勇气、最有毅力的人。很多天分比我高、条件也比我好的人，遇到阻力就放弃了，一生憋闷在他们不喜欢的地方，每天重复不愿过的生活。转眼，大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

那时候，基层单位领导权力很大。我们要考研究生，领导不干。我们当地有个“英语角”，大家星期天聚到一起练习英语，相互鼓劲，也切磋对付领导的办法。英语角离省立图书馆不远。我们也经常去图书馆抄书。当时，很多书买不到，我们在图书馆阅览室借出来抄，时间长了，就有了手抄本。那时候，大家的想象力比较丰富，不管以前是学什么的，干什么的，考研的时候，都想报自己感兴趣的专业。一位农业大学毕业的兄弟，是研究葡萄的，但他对社会学感兴趣，报考了南开大学的社会学专业。毕业后，去了北京工作。

一位跟我一样没念过本科的兄弟，报考山东医学院，也考上了。放到现在，都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图书馆阅览室的条件很差，夏天没有空调，只有电风扇。有些去看书的人，还大声讲话。那位考医学院的兄弟，脾气有点火爆。有次，我们一起看书，有对男女在阅览室大声说话，他让他们小声点。可能那个男青年，觉得在女友面前没面子，要过来打架。这位兄弟从书包里掏出一把半尺长的尖刀，站起来就迎了上去。那个要打架的青年，马上没话说了。

英语角有位兄弟，是我的人生楷模。他只念过大专，考研究生考了三年，去了北大。前两年，他并不是没考上，而是考上了领导不放档案，人走不了。他的用功程度可以说是头悬梁锥刺股，这么强大的动力来源于不愿重复周围人的生活。那种逆来顺受的生活像一潭死水，让青春窒息，让灵魂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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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前，这个频道有期节目，分析中国这代年轻人是不是还有机会。节目播出后，不少听众留言，讲了自己的故事。有出身贫寒的农村女孩子，不懈努力，冲破难以想象的人生逆境，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海外；有工厂的打工仔，祖母曾是小企业家，父辈却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沦落到社会底层；他立志不重复父辈的生活，从零开始，奋斗到英国。也有正在默默上进的普通人家的孩子，还有当年坐小船逃离越南的华侨。这些故事一个比一个精彩。昨天选了10个故事，贴到社区，欢迎大家去读一读。每个听众讲的，都比我说的好。

有听众读了这些故事以后，评论说：“這些留言真的是用生活的經歷描繪的，有血有淚感動人心，卻也鼓勵大家，帶給人們希望。生命是一首歌，唱著唱著就過去了。 希望是上天給予的禮物，帶著希望前行，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那些故事中，有位听众特别谦逊，说自己是个“没出息的失败者”，“在路上放弃了”，“活成了一潭死水”。

我想对这位听众说，一个人是不是失败，是不是有出息，不是用努力的结果来衡量的，一个有清醒自我认知的人，不可能是失败者，不可能没出息。我节目中讲的没出息的人，是指那些虚荣、自大、自欺欺人、一脑袋强国鸦片的人。从你的故事中，看不到那种人的影子。

这位听众的故事，让我想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一位孤苦伶仃的老渔民，开一只小船，去海上捕鱼，好不容易捕到一条大鱼，用小船拖着往回走，被一群鲨鱼盯上，把他捕到的那条鱼吃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他回到码头的时候，唯一的收获，就是精疲力尽，还有那副鱼骨架。

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读这本书，现在偶尔还翻出来读几页。这不是个成功的故事，但这更不是个失败的故事。这个故事给人的激励和安慰，一点不比那些励志的成功故事少。它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在面对不可抗拒的命运时，所展现出的全部尊严。

每个人的境遇是不一样的，付出同样的努力，有的人得到了预想的结果，有的人得不到。有的人在这件事上得到了，但在另一件事上得不到。人生没有办法排除这种机缘偶合。这不是没出息，更不意味着失败。

诚实、勇敢地审视自己，剖析自己，是一种十分宝贵的品质。你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意，觉得心灵受到煎熬，正是因为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你知道自己的困境，坦诚面对自己的弱点，没有把一切都推给外部环境，而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种自我反思需要很大的勇气。有这种勇气的人，很可能只是暂时被困住，但他们跟那些怨天尤人，在幻觉中自我麻痹的人，有着云泥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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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接着前两期的话题讲。中国民间有句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上期节目，我引用了孔子一句话：“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都是鸟选择树筑巢栖居，哪有树选择鸟的？” 有人说，孔子这种老古董，早就过时了。道理是这样的，只要愚蠢还没过时，古老的智慧就不会过时。

孔子是鲁国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鲁哀公十一年，就是公元484年，距离现在2509年。到那年为止，孔子已经离开鲁国，周游列国14年。他说“都是鸟选择树，哪有树选择鸟的？”可以说是基于自己周游列国的经历，有感而发——“都是人选择国家，哪有国家选择人的？”

在孔子以后的2500年中，中国人的选择越来越少，不但受到大一统的政治禁锢，受到内陆帝国的地理禁锢，也受到无处不在的心理禁锢。后世的中国文人，偶尔感概一下，说“良禽择木而栖”，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孔子时代“择木而栖”的自由。

现代中国人重新获得“择木而栖”的自由，是在被西方打开国门之后。但好景不长，毛时代，重新闭关锁国，有才能的中国人，不是被打倒批臭，就是被肉身消灭，幸存下来的，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毛一死，中国有才能的人，又开始获得“择木而栖”的自由，无数有志之士，纷纷移民到西方各国定居，从1970年代末的涓涓细流，发展到当今的浩浩荡荡。

当今世界，类似于孔子的春秋时代，但很多中国人仍然是一种内陆帝国心态，党国也利用这种心态愚弄他们。但当今咨询发达，如果不是心甘情愿被愚弄，有正常智力的人，不可能完全跟外面真实的世界隔绝。简单地说，愚民教育只能愚弄那些心甘情愿被愚弄的人。在以前的节目中，我曾经说过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人爱上当受骗，仔细看一下他们的行为方式，其实是嗷嗷待骗——很多人是每天准备好自己，等待被愚弄，等待被洗脑。

在人说要在中国启蒙，要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个人要改变，是因为他觉得有改变的必要，也有改变的动力。你不可能改变一个觉得没必要改变，也没动力改变的人。一个觉得有必要改变，也有动力改变的人，会主动去寻找改变的途径。虽然中国的互联网有防火墙，但只要稍微努力一下，还是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何况，翻墙并不是什么难度很多高的动作，也不需要花多少钱。

鸟选择树，但井底之蛙不但不会选择，还会嘲笑自由飞翔的鸟。

每个国家都需要人才，关键是能不能吸引到人才，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得看它那棵树，对鸟有没有吸引力。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和美国的人才政策，会看得比较清楚。鸟会选择适合自己的树，往有吸引力的树上飞。看看全世界的人才都去了哪里，人们就知道哪里的树有吸引力。

没有吸引力的国家也需要人才。那么，要吸引人才，又没有吸引力，怎么办呢？中国的做法是，给钱、给好处。这跟美国是两种不同的人才政策。

借用孔子的话，可以说，美国的人才政策是“让鸟自己选择树”，中国的人才政策是“树选择鸟”。我们用前些年中国有代表性的国际人才政策，像“千人计划”，来说明这种区别。从2008年到2018年，“千人计划”实行了10来年，后来又出现“小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各个省市还照猫画虎，推出各种名目的地方特色“人才计划”。

“千人计划”确实吸引了不少从中国出来留学、工作、海归的科学家和学者，有些是全职回国工作，有些是半职，有些是退休以后发挥余热。表面上看，这是一种主动出击、成果斐然的吸引人才的模式。政府拿出真金白银，提供优厚的科研经费、安家费，甚至是超规格的实验室和研究团队，目标明确，就是要用钱、用好处“买”回那些在海外已经事业有成的高端人才。

用孔子的比喻，这就像一棵没有吸引力的树，主人在上面做好窝，放好米，然后选择他需要的鸟来。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这是一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府行为。它能在短期内迅速聚集一批已经在海外取得成就的人才，在各种科研指标上，比如论文发表数量、专利申请数量上，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果。

我们说，这是个“树选择鸟”的体制，主要有两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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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节目中，我们分析过，在很多事情上，为什么普通人经常看走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部分人被每天发生的个别事件，牵着鼻子走，看不清时代的发展趋势。人生、世事、社会、经济、政治、人心，都是一个持续过程，不是一个一个单独事件。

看中国，比看美国，更容易看走眼。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也解释过，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原因是，中国有一个美国没有的巨大产业，就是舆论诈骗业。从官方到民间，这个产业的发达程度，可能仅次于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

官方有专门部门，有巨额投资，有数不清的专职工作人员，从事舆论诈骗，尤其是政治舆论诈骗。听众都知道宣传部，从北京到各个县都有这个部门。用老百姓能听明白的话来说，宣传部就是个“吹牛撒谎部”，工作职责就是“舆论诈骗”。

除了官办的舆论诈骗行业，中国的自媒体也是个舆论诈骗的集散地。假消息、假信息满天飞，有些是为了骗流量、骗钱，有些是官办舆论诈骗机构养的五毛，还有些是既骗不来流量，也骗不到钱的自干五。

本来，普通人看问题，就容易被个别事件牵着鼻子走，看不清自己生活的这个历史时段的发展轨迹和发展趋势，加上中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无处不在的舆论诈骗产业，普通人看中国，就更难看出个眉目了。

怎么看眼下的中国？其实，有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中国的有钱人在干什么？有钱人并不是每个都聪明，但聪明的比例远远高于没钱的穷人。而且，穷人中的聪明人，很多会发挥聪明才智，让自己脱离贫穷。聪明才智，加上努力和运气，一些穷人就变成了有钱人。这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很多人由穷变富，走过的道路。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创造了大量有钱人，他们不但用赚的钱投资，而且借钱投资。当时有个说法，就是闭着眼投资，都能赚钱。这么说虽然有点夸张，但形象地反应了那个时代的机会和氛围。不但中国自己制造的有钱人大举投资，而且外资也纷纷涌入中国。

但是，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十年，趋势逆转。反应最快的是外资。大家可能还记得，大约10年前，李嘉诚开始甩卖在中国的不动产和生意。国外私营部门对中国的投资，也开始呈现下降趋势。最近3年，则是出现断崖式下降。根据中国外汇管理局的数字，到去年第二季度，中国新增外资变成了负数，是负148亿美元。

过去几十年发财的中国有钱人，大部分在眼界和认知方面，有各种局限。反应在对趋势的把握上，比外资要慢一拍，当然要比既懂中国，又懂世界的李嘉诚，慢好几拍。但慢归慢，一旦反应过来，不少人就会跟进。跟进的人多了，就形成趋势。

我们看看这3年，中国的有钱人群体，有什么趋势呢？去年6月，日本最大的财经媒体之一，《日经新闻》有篇报导，标题直奔主题：“中国涌现富豪逃离潮，首选目的地美国”。这篇报导说，2023年，有13,800名中国富豪移民海外，2024年会达到15,200人。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2025年。

这3年，中国成为全球百万富翁流失最多的国家。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说过，这个星球上最稀缺的两种人力资源，一是有专业才华的人才，二是有钱的富人。跟富人一起流失的，是投资、消费，还有普通人的工作。

中国红色基因的一大舆论诈骗产品，就是制造了很多仇富的脑残。他们仇恨有钱人，不明白一个基本道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计，都是有钱人直接或间接创造的。有钱人都跑光了，他们的工作和生计，也就没了。

《日经新闻》报导的逃离中国的富人，主要是指那些净资产至少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人，很多人的财产在3000万美元至10亿美元之间。他们离开中国，不是净身出门，而是带走巨额财富。

他们在中国有着光鲜亮丽的人上人生活，为什么要逃离呢？《日经新闻》说，是因为一场正在酝酿的“完美风暴”。暴风雨来临之际，嗅到危险信号的人，会利用手中的资源，寻找避风港，寻找庇护所。这几年，中国出现几大不利因素，促成了这场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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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讲一讲中国跟美国的一场争夺战。这场争夺战的核心，不是领土，不是石油，不是芯片，而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人才。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

有次在国内，跟一位朋友聊天，聊到美国。他对中国各种阶层的人，都接触过不少，也看过不少关于美国的书，但他不属于崇美派，而且他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有些怨言。记得，当时他说过一句话：只要不是太愚蠢的中国人，基本都是崇美派，很多反美的，大部分是愚蠢，小部分是假装，嘴上反美，但都想方设法把钱和孩子弄到美国去。

“听其言，观其行”，这是中国人的古老智慧，也是正常人的人间常识。《论语》中记述了一段孔子的自白。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用大白话说，就是“我年少无知的时候，对人的态度是，听他说什么，就信什么。无数次上当受骗以后，现在对人的态度是，不但听他怎么说，还要看他怎么做。”

很多在中国高调反美的人士，不是拿着美国护照，拿着美国绿卡，就是把钱和孩子都放到美国。一个人相信未来在什么地方，就会把钱和孩子放在什么地方。他可以嘴上反美，糊弄点党国给的好处，忽悠一下中国的认知金字塔底盘，靠这种舆论诈骗混吃混喝。只有年少无知的人，或者生理成年但心理停留在年少无知时段的巨婴，才会听他们说什么，就信什么。

前一段看到一个说法，说中国官府的最优质资产，不是国企，而是数以亿计的蠢货。这么说，不太厚道，却是这个历史时段，生活在中国，一个没法回避的现实。有人把这种现象，归结到教育。当然不能排除教育的因素，但比教育更重要的是“人间常识”。在墙内，只要你还没有丧失基本的人间常识，你的认知就已经超过了一多半中国人。

十几年前，我有次去北京，一位很好的老同学招待吃饭，叫上了他的侄子。那年，他侄子清华毕业，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华为工作，一是去美国念研究生。他侄子问我，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虽然他说话不像小粉红，但显然是没少受官方宣传，还有胡锡进、司马南之类舆论诈骗的影响。那时候，华为在中国，在世界上，都是如日中天，给他的工资也很高。他好象比较动心。他父母就是普通职员，家里也没有钱。他觉得去华为一上班，就能挣钱，去美国还受种族歧视。他问我怎么看？

我说，我没有看法。但你自己可以简单看一下：你班里的同学，父母有钱的，父母当官的，他们毕业都去哪里了。他说，都去美国了。我说，这不是什么复杂问题，你知道往哪里看，知道跟谁学、向谁看齐，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他后来去加州念研究生，毕业以后在硅谷工作，成家立业，已经有好多年了。

他就是中美人才竞争中的沧海一粟。自从1970年代末，中国对外开放，中美人才竞争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最近10来年，中国出了红色基因土皇帝，选择跟美国正面对抗，两个国家进入事实上的冷战状态。人才竞争，有了人才争夺战的味道。但这是一场不对称的争夺战，比在其他任何领域，都不对称。

不管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最反应一个国家实力的，是它吸引人才的能力。这是一种综合能力，也可以说反应了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人文、语言、政策等方面的综合生态。过去这一百年，美国具有最适合全世界人才成长的综合社会生态。最近几十年，美国吸引了大量从中国来的人才，各个领域都有。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市场潜力巨大，给很多人提供了快速成才，快速赚钱的机会，这是中国在急剧扩张期，拥有的一个巨大优势。但这个优势弥补不了综合社会生态的恶劣。那种社会生态不适合专业人才的成长，尤其是跟美国的社会生态相比，不在一个健康水准线上。

这就有了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大量中国专业人才跑到美国发展，美国的大学、高科技公司，充满了中国研究人员、中国工程师。

中国不是不想吸引人才。它也想，问题是，个别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没法改变整体社会生态不适合人才成长的现实。吸引人才，是一种综合能力，只是政策层面的优待，改变不了综合能力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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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频道开播9个月了，上传了106期节目，这是第107期。按照油管老师的说法，前100期是写作业，每上传一期节目，就是交一篇作业。交完100期作业，大概相当于结业了。这是个学习过程，什么都是从头开始学。我以前是文字写作，跟做音频、做视频是两种不同的技能。在开YouTube频道之前，去向几位YouTube和影视界前辈请教，得到最大的教益，就是要在构思和底稿上下功夫。一位每期上百万观看量的前辈直接说，底稿的质量决定节目的质量。

当然，每个播主的风格不一样。有的播主思路特别敏捷，口才特别出众，不需要详细的底稿，做出来的节目也很精彩。我很羡慕有那种才华的播主，但也知道自己没有那种才华，只能从打基础开始，一步一步从文字转型到音频、视频，尽量缩短这个learning curve，别让这条学习曲线拉得太长、太平。

9月1号，交完了100篇作业，去Washington DC参加朋友的“不明白节”。然后，去科罗拉多野营、徒步。最初的计划是拍一些野营和徒步的节目，讲一些沿途的故事。但路上得了感冒，有朋友说可能是流感，咽喉发炎，差不多一周时间，没法顺畅讲话，录制的一些内容，还没有整理出来。

交完了100期作业，有听众建议庆祝一下。本来去科罗拉多野营、徒步，也是为了庆祝一下，在营地回答一些听众的问题。这些年，去落基山野营、徒步，有时候骑自行车，喜欢找偏远一点的营地，不愿去车水马龙、游人如织的地方，像Aspen，像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这些地方，你在任何时候去，都有数不清的游客，遇到周末或节假日，像赶集一样。

这几年，在科罗拉多比较喜欢去的地方是Trappers Lake，海拔在2900米-3000米之间，周围的营地和徒步路线，都没有多少人。没有电、没有网，方圆几百里，山林中的鹿、麋鹿、野山羊、黑熊可能比人还多。以前去那里野营的时候，好几天没法上网，白天徒步走上20公里，晚上回到营地，在电脑或手机上写点东西。这次有了Starlink，可以上网了，网速相当快，准备在营地回答听众的问题，人却出了症候，说话不利索。

平常野营的时候，如果白天气温不太低，在太阳底下，我会去周围的河里洗澡。我车上有个淋浴帐篷和简陋的沐浴器，随时带着15加仑水，在没有河的地方，可以支上帐篷，一般六、七加仑水，就可以简单沐浴一次。前些年，只要有阳光，白天气温不低于50度，就可以在室外淋浴。冷水澡洗完之后，擦干换上保暖的衣服，全身舒畅温暖。

20几岁的时候，我在山东，一年四季洗冷水澡。后来到了北京，冬天比山东冷一些。在北大46楼的厕所，外面下着雪，接一盆自来水，从头上浇下去，然后是另一盆，短暂的皮肤刺痛之后，是热血沸腾的感觉。那时候比现在更有活力，也更有毅力。

到美国以后，随时随地都有热水，都可以洗热水澡。洗冷水澡的习惯就中断了。三十年前，一位特别聪明的北大同学，她本科就考上了北大。北大毕业，来美国留学。离开北京前，她说来美国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每天可以洗上热水澡。那时候，在北大，学校的澡堂子不是每天都开。赶上澡堂子开门，要冲个热水沐浴，经常要排队。

前一阵，听Andrew Huberman的播客，说这些年，美国兴起泡冷水浴。冷水会刺激人的大脑神经分泌dopamine，就是多巴胺。多巴胺让人感觉满足，觉得快乐。人的神经系统和心理机制远比我们理解的要复杂。一个健康的人，很多满足、很多快乐，是通过经历痛苦来获得的。就像在冬天洗冷水浴。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没有热水浴的条件。但一个健康的人，从净水浴中得到的满足和快乐，那种强度、那种刺激，是热水浴赶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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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好，今天说说鸦片。中国现代史是从鸦片开始的。一开始，鸦片是舶来品，要大量进口，从晚清折腾到民国，终于禁掉了。但另一种不需要进口的土特产鸦片，却一直生意兴隆，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人的刚需。这里说的是精神鸦片。

一百多年前，卡尔·马克思说过一句中国人很熟悉的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用功做过学问，写过好几本大部头，像《资本论》，但读的人不多。他流传最广的是些金句，出现在书的“导言”、短文和时评中。放到现在，跟博客、网红贴子差不多。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当然是说“精神鸦片”。人活着，都需要一点精神鸦片，但一成瘾，麻烦就大了。

马克思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在他死后，一种冠上他名字的“主义”，从西欧传到东欧，在俄国开花结果，在亚非拉泛滥成灾，跟纳粹主义一道，成了20世纪对人类祸害最深重的两大人祸。中国没有幸免，先是做苏联跟班，一旦做大，就成了苏联以外另一个大规模灾难的震源。

就在各种马克思主义席卷全球，大量收割欧洲知识分子的时候，一位头脑清醒的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1955年出版了一本振聋发聩的书，书名就叫《知识分子的鸦片》。阿隆一针见血：一些西方知识分子看到资本主义的毛病，对现实不满，渴望扮演救世主，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当成精神鸦片，沉醉在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宏大叙事中，为世界指明方向，完全无视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制造的人间惨剧。

阿隆说“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的鸦片”，这包不包括中国知识分子呢？我的答案是：包括，也不包括。

说“不包括”，是因为在中国，真正骨子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可能比大熊猫还稀有。1949年之后的两三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人人都得学马列，都得政治学习，都得思想汇报，但绝大多数人，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政治风浪中求生的伪装。为了生存，他们背诵那些自己根本不信的教条，完成一项不得不干的差事。

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列宁主义和毛主义，讲组织纪律，标准答案都在中央文件中，需要你造反，你就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得砸烂旧世界，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需要你忠诚党魁，就得跳忠字舞，就得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这种烂污政治，跟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多少关系。

如果有人较真，搬出《资本论》，搬出马克思的书，来评论毛共的做法，在“反右”和“文革”的绞肉机里，他根本活不下来。那些最虔诚马克思主义信徒，往往是第一批被他们信仰的绞肉机体制绞碎的祭品。中国知识分子中，不缺少鸡贼，但搬出马克思主义来，拿自己生命祭刀的，没有几个。

改革开放这代知识分子，只要有点头脑，也不会相信“消灭私有制”这种马克思主义屁话。如果真有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必然会反对“改革开放”，因为所谓改革开放，就是复活私有制，跟世界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这跟正宗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背道而驰。

如果真有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他也肯定会猛烈批判极权独裁，批判禁锢言论。这都是马克思年轻时候干过的事。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理想是“国家的消亡”，是人的自由解放，而不是“民族复兴”、“大国崛起“之类的国家主义。这类口号本身，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官方宣传的那套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苏联政治教科书的陈年翻版，是列宁主义，是阉割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以后，用来维护独裁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苏联自己都分崩离析三十多年了，中国官方的“马克主义”，还在抄苏联教科书的作业，顶多是加了点“中国特色”的佐料。

这种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雷蒙·阿隆所说的那种能让人产生幻觉、飘飘然的西方知识分子的“鸦片”，它更像是一剂意识形态毒药。它不提供任何精神慰藉，只要求绝对服从，绝对忠诚。党国给中国知识分子灌这副意识形态毒药，谁要是不喝，或者喝了以后，没有假装表现出“中毒”后的忠诚症状，谁就会有被边缘化，甚至有被清除的危险。

所以，今天在中国，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从党魁到党员，从教授到学生，有一个算一个，不是政治投机分子，就是自欺欺人的骗子。

马克思主义是很多西方知识分子的鸦片，但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国知识分子另有鸦片。他们的鸦片是中国土特产，比马克思主义更古老，更源远流长，更具迷惑性，也更难戒断。

中国知识分子的鸦片有个高大上名字，叫“家国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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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几乎每年夏天，我都会去落基山宿营，有时候是在七月、八月，有时候是在九月。得克萨斯地盘跟法国差不多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超过1200公里，开车要不停地开，从日出开到日落，可能还出不了得州。

早晨从得州西南部的家出发，朝西北方向走，过了Fort worth，公路上的车越来越少，公路两边的原野越来越空旷，树木越来越少。在这样的路上开车，时间会变得模糊。你感觉自己一直在往前开，但窗外的景色却似乎一直没有变化。

这片广袤的土地，在今天，布满了牧场、农田和油井。但在150年前，这里却是卡曼奇人的天下。当时，从东部来这里定居的白人把天空的满月称为“卡曼奇月亮” (Comanche Moon)。这个名称凝聚了一段长达百年的血与火的历史。

卡曼奇是个印第安部落，曾经主宰整个美国南部大平原，被誉为“平原之王”。他们是天生的马背上的民族，骁勇善战，被历史学家称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轻骑兵。

当年，得克萨斯从墨西哥独立以后，面对的主要军事威胁，一是来自墨西哥，二是来自卡曼奇。1840年，卡曼奇人发动大规模突袭，从得克萨斯中部，一直打到墨西哥湾，令白人定居点和港口损失惨重，史称“The Great Raid of 1840”。

除了大规模突袭以外，卡曼奇人对白人定居点的小规模偷袭更是屡见不鲜。“卡曼奇月亮”，就是他们发动袭击的信号。在明亮的月光下，卡曼奇骑兵像草原上的狼群一样，悄无声息地出现在白人定居点周围，瞬间席卷一切。他们屠杀成年人，抢走小孩、马匹、牲口和财物。卡曼奇人的勇猛和凶残，是几代得克萨斯拓荒者的噩梦。

如今，这些都成了历史。得克萨斯已经见不到卡曼奇人的影子，只有一些地名，保留了卡曼奇的一点历史遗迹。得克萨斯有卡曼奇县、卡曼奇镇，也有以卡曼奇酋长命名的村子，从路边匆匆闪过的路牌上可以看到。

开了一天车。黄昏的时候，到达Amarillo，在Big Texan Motel住下来。收拾一下，到隔壁的Big Texan Steakhouse吃晚饭。夕阳把天空染成一片壮丽的橙红色。The Big Texan Steakhouse——大得州人牛排店，本身就是一部活的公路史。它1960年开张，最初开在富有传奇色彩的66号公路上。上世纪70年代，40号州际公路建成，取代了这一段66号公路。大得州人牛排店也随着搬到了40号公路旁的新址，但那种传统的老派西部风格却一直保留至今。

这里的招牌菜，就是那份重达72盎司，也就是整整两公斤的巨无霸牛排。店规很简单：如果顾客在一小时内吃完牛排和配菜，那么这顿大餐就完全免费，算是老板请客。自从1960年开店以来，已经有超过6万人参加了这项牛排大战，有近一万人成功吃完，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牛排挑战英雄榜上。

Big Texan刚开店的时候，以物美价廉份量足著称，深受牛仔喜爱。牛仔体力消耗大，干一天活，来大吃一顿。66号公路上有很多驾车旅行的外州人。据说，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围观牛仔狼吞虎咽吃牛排，成为店中一景。开店两年后，一个热闹的周五晚上，一群牛仔来店里吃牛排。店主Bob Lee，突发奇想，搞了一个吃牛排大赛。每人交5美元，放开吃，谁吃的最多，就是冠军，拿走所有收上的来的钱。Winner takes all。

那天晚上的冠军吃掉了4块半牛排，每块1磅，总共是4.5磅，合72盎司。于是，72盎司成了Big Texan吃牛排比赛的标准。

几年前开车路过的时候，曾在这里晚餐，只吃得下16盎司的牛排，还有炸山牡蛎。山牡蛎不是牡蛎，而是牛蛋，就是牛睾丸。当地人把它当配菜，下酒吃。

餐厅大堂每晚都有艺人演唱。那次演唱的是两位乡村艺人。主唱是位戴黑色牛仔帽的老人，怀里抱着把吉他，一位拉小提琴的年轻人跟在他身后，挨桌跟客人寒暄。他们唱的都是些乡村歌曲。老人来到我桌前问，先生喜欢听什么？我说”Amarillo by Morning”。老者说”That’s something w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就弹唱起来，一曲过后，满堂风霜。

时隔几年之后，再次来到Big Texan。大堂已经客满，要等20分钟。我去了旁边的酒吧，要了一份16盎司的带骨肋排，外加一杯本地酿造的“响尾蛇I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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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是美国政治、美国社会特有的主题。上周，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Charlie Kirk被刺杀。他在犹他州一所大学演讲的时候，凶手从200码外开枪，击中他的颈部，不久宣布死亡。Charlie Kirk生前大力支持民众拥有枪支，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

2023年3月末，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发生校园枪击案，3名9岁的学童和3名老师遇害。一周后，Charlie Kirk在犹他州盐湖城演讲。有观众问他，每年有很多人被枪打死，这种代价是不是值得？Charlie Kirk回答说：“I think it's worth to have a cost of, unfortunately, some gun deaths every single year, so that we can have the 2nd Amendment.”——“每年都有人被枪打死，我认为，不幸的是，这个代价值得，这样我们才能拥有第二修正案。”

Charlie Kirk遇刺是个不幸的悲剧。他已经不在人世，是非功过由世人去评说。上期节目，我说了自己的看法。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只要不突破人性的底线，都是正常的。这里再强调一点：不管他生前说过什么，主张过什么，在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用杀人来解决观念争端，都是不折不扣的野蛮行为。

这期节目，我们讲一讲美国拥枪权和第二修正案的前生今世，还有围绕第二修正案争论的来龙去脉。作为一名枪支拥有者，我支持拥枪权，支持第二修正案，但同样支持把第二修正案的本义和最高法院的解读搞清楚。

可以说，第二修正案不只是一条宪法修正案，不只是一句法律条文，而是一场贯穿几代人的法律枪战。

近半个多世纪，枪成为美国宗教、政治和文化保守派的图腾，也是共和党候选人团结选民的一面鲜明旗帜。反对政府控制枪支的保守选民，有效地把选举变成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公投，形成共和党最稳固的基本盘。大部分民主党候选人虽然支持控枪，但提出的具体措施和政策主张往往轻描淡写，否则就会失去很多中间选民的支持。毕竟在美国，枪不只被看作一件武器，更重要的是，枪被很多国民当作自我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标志性符号，甚至被当作个人自由的象征。

在当代美国，持枪权经常被称为“第二修正案权利”（The Second Amendment Right）。《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只有一句话：“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一支管理良好的民兵，为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

近半个世纪，这句话成为美国法学界和政界论战的焦点之一。在法学界，短短几十年间发表的解读第二修正案的论文比此前200年的总和还多；在政界，第二修正案的热度更高。

2010年，奥巴马总统提名艾丽娜·卡根（Elena Kagan）做最高法院大法官，需要参议院核准。有80多名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员找她问话，问得最多的问题就包括她怎么看第二修正案，有没有拿过枪，有没有打过猎。

卡根被任命为大法官后，请最高法院的打猎高手安东宁·斯伽利亚（Antonin Scalia）大法官教她打猎。两人的政治倾向和法律观点相左，卡根被认为是自由派，斯伽利亚是有名的保守派。

2016年2月去世前，斯伽利亚大法官有好几次，带卡根大法官去打猎，主要是打野鸭子、打鹿。在怀俄明山中，卡根大法官猎杀了平生第一头鹿。她没有因为学会打猎而改变对第二修正案的看法，更不会赞同斯伽利亚大法官对第二修正案的解读，但她显然充分意识到了第二修正案和枪支问题，在美国政治和法律议题中的位置，还有枪支对普通美国人无所不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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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前，保守派活动人士Charlie Kirk在犹他州遇刺。事件刚上新闻，就有听众建议我说一说。我不知道说什么，主流媒体报导都是语焉不详，事件的基本事实，当时连FBI和警方都搞不清楚，我更不可能知道。

今天早晨，嫌犯刚刚归案，是个22岁的当地年轻人。他的作案动机，前因后果，外界仍然不清楚。

每次这类事件发生，都是媒体、自媒体的绝佳流量窗口，第一波出来的，大部分是做同一件工作，就是给观众摁情绪按钮。

网络时代，无数人一天到晚耍手机，盼望各种重大事件发生。这种事一发生，他们马上脱掉衣服，露出满身的情绪按钮，到处找媒体，找自媒体给他们摁。

理性的人会静下来想一想，连FBI，连警方都还不知道的事实，媒体、自媒体怎么可能知道？带着情绪按钮去耍新闻，去找自媒体摁一摁，除了刺激情绪以外，什么也得不到。

Charlie Kirk今年31岁，他是在犹他州一所大学校园演讲的时候，被刺杀的。凶手从200码以外开枪，击中他的颈部。他被击中的时候，他的太太和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1岁，都在下面的观众席上。

过去两天，FBI忙着抓凶手，一些媒体和自媒体忙着给FBI指明方向，无非是指向各种阴谋论。左派说是右派干的，右派说是左派干的。像样的政客说些永远不会错的话，不像样的政客利用这个事件煽动情绪，加剧社会分裂。

一些政治极端分子，当然更不会错失这个机会，甚至叫嚣“war” ——战争。

极端政治把一些平常看着还算正常的人变成鬼。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幸灾乐祸，据说还有人庆祝。立场左右，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不能没人性，不能反人性。在一个有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不管言论怎么样，观点怎样，不能把人杀了。

Charlie Kirk是个公众人物，是喜欢他，还是厌恶他，还是觉得无所谓，都是正常的。

我不喜欢他的很多观点，甚至厌恶他的一些说法，但我欣赏他表达观点的方式，就是去大学校园，跟年轻人面对面辩论，而不是诉诸暴力，威胁对方。他被子弹击中的时候，不是在作案，而是在演讲。

事件发生后，Steven Pinker教授在推特上说：“Speech is not violence. Violence is not speech.”——“言论不是暴力，暴力不是言论”。

如果不喜欢Charlie Kirk的言论，不管什么原因不喜欢，都无可厚非。不喜欢，可以不理睬，也可以跟他辩论，甚至可以用恶毒的语言骂他，但不能把他杀了。

作为一个普通人，不喜欢他，厌恶他，也不能看着有人把他杀了，就去庆祝，更不能去当杀人凶手的拉拉队。

我想，这是民主社会的一条做人底线。

社交媒体时代，也是谣言时代。只要是公众人物，都会有无数谣言伴随他们。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会主动编造谣言，一些无脑观众会兴高采烈地传播谣言，让正常人防不胜防。我很尊重的一位作家Stephen King，也没有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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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中国这几代人，有个很清晰的规律，就是中国一出雄才大略的“伟人”，中国人的苦日子就来了。我们这代人，出生的时候，中国有个姓毛的伟人，整天伟大的不得了，又是红太阳，又是舵手。小时候，在农村，没见过大船，还不知道舵手是什么玩意儿，但红太阳，只要不阴天，就出来。太阳一出，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饿的慌。吃不饱，营养不良，自然反应就是饿。

后来，毛主席终于死了。他老人家一死，我们很快就吃饱了。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眼界一天天开阔。从温饱到小康，从农村到城市，苦日子离得越来越远。但没想到，人过中年，中国又冒出个“伟人”，还是被领导硬提拔上去的个“伟人”。不知道，人类历史上，哪个伟人是被领导“提拔上去的”？

一个人没有能力，靠拍马溜须拼爹装孙子，被领导看中，硬放到那个位子上，得克萨斯土话把这种人叫“Post Turtle”—— “桩上龟公”。

Post turtle 这个典故，我以前在微博上也讲过。来美国后有好多年，没用中文写过正经东西，听说读写能力都有点退化。在微博上，我第一次讲Post Turtle这个典故的时候，直接翻译成“桩上乌龟”，听着比较直白，但有点粗俗。一位读者重新翻译了一下，说是“桩上龟公”。这个说法让我眼前一亮，简直做到了“信达雅”，“龟公”也是“公”，是对龟的尊称。用到“伟人”身上，要用尊称，符合古典汉语的表达习惯。

一说“公”，会想起蔡桓公来。在DC不明白节上，有听众问，现在还值不值得“润”。记得我就提到了蔡桓公。扁鹊遇到蔡桓公，不润还有个好啊？扁鹊是我们中国“润族”的古代先驱。

以前国内初中语文课本中有这篇故事。扁鹊是战国时代的名医，他主要是在齐国行医。去见国王蔡桓公——蔡桓公就是齐桓公。蔡桓公召见扁鹊。国王召见医生，肯定是找人家来看病。扁鹊也尽医生的职责，说“看脸色，您老人家有点小病，及时治疗，不会有大问题。”但蔡桓公这人死要面子，假装五个自信，说“寡人无疾”——“我没病”。

国王都说自己没病了，医生也只能闭嘴。扁鹊一走，蔡桓公跟手下说：“医生都是专门给没病的人治病，显示自己有能耐。”

过了一阵，扁鹊又见到蔡桓公，再次尽医生的职责，说：“你老人家的病已经从皮肤发展到肌肉，不及时治疗，还会更严重。”蔡桓公听了，有伤面子，有伤自信，当然不高兴。

又过了一阵，扁鹊第三次见到蔡桓公，说：“您老人家这病已经到了肠胃，再不治疗，事儿就大了。”蔡桓公听了当然更不高兴。

不久，扁鹊第四次见到蔡桓公，什么也不说，扭头走开了。

假装自信，死要面子的人，有个特点，就是你说出专业意见来的时候，他好象自信满满：他对了，你错了；但你一旦不说了，让他放开折腾，他反倒没那么自信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所谓“自信”，都是装出来的，都是为了面子假装自信。蔡桓公就是这种货色。

扁鹊见了他三次，每次都尽医生的职责，告诉他有病。但他每次听到都不高兴。第四次的时候，扁鹊不说话了，扭头走开。

不说话，扭头走开，这是戳破假装自信的秘方。不管他们是假装五个自信，还是八个自信，如果你是专业人士，遇到这种装X的蠢货，你什么也别说，扭头走开。你一走开，他们假装出来的自信就会露馅。读古代这些小故事，我们能学到不少这种道理。

扁鹊一走开，蔡桓公就赶紧派人去找他，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了。扁鹊是位专业人士，从医生的专业角度，解释他为什么不在蔡桓公面前说话了。原因很简单：蔡桓公的病已经深入骨髓，他没法治了。”

过了五天，蔡桓公觉得身体疼痛，派人去找扁鹊看病，没找到人。扁鹊早就跑了，已经从齐国“润”到秦国去了。不久，蔡桓公就病死了。

这些年，中国好象“润”了不少扁鹊，还没润的，也不说话了。按照中国古代智慧，蔡桓公的病大致已经发展到倒数第一、倒数第二个阶段。

本来是说“龟公”，说着说着，就说到蔡桓公那里去了。有点跑题。

回到“龟公”——“桩上龟公”（Post Turtle）是得克萨斯贬损政客的土话。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得克萨斯农村到处是牧场。很多牧场用木头桩子，拉上铁丝网，围起来，防止牲口往马路上跑。牧场上有不少乌龟。一些小孩喜欢恶作剧，专门挑个大的乌龟，把它放到木头桩子顶上。这成了本地农村一景。

木桩子上有只乌龟，肯定不是它自己爬上去的——它没有这能力，而是被人放上去的。问题是，它被人一放到那个位子上，就下不来。它不但没有能力自己上去，而且没有能力自己下来。它只会在木头桩子上，凭本能折腾，等待自由落体。这就是得克萨斯老乡Post Turtle（桩上龟公）这个典故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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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在首都华盛顿参加不明白节。周四一早出发，搭Uber去机场。车里有比较浓的清洁剂和香水混合味，隐隐约约有点烟味。香水可能是为了掩盖烟味。

大妈很健谈，嗓音有点沙哑，就是那种喝酒抽烟的嗓音。她说她儿子在陆军，是军医，曾派驻阿富汗，前几个月被派到墨西哥边境驻守。她儿子在军队，挣钱不多。她开Uber，帮儿子养四个孩子。

她问我去哪里？我说去DC。她说，现在DC很安全，有国民卫队巡逻，不用怕被偷了抢了的。那是得州老乡对两岸大城市的印象。

飞到华盛顿DC，从机场坐Metro去酒店，车厢只有两三个人。上次来DC是2020年夏天，那时候是川普当总统，白宫周围有很多人抗议；时隔5年，还是川普当总统，街上没有了抗议的人群，有了巡逻的国民卫队。国民卫队一般是3人一组，只配带随身手枪，都是些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看得出来，他们刚从高中毕业不久。

晚上，朋友建议去Butterworth’s吃晚餐。媒体说，这家餐馆是“MAGA's haute new hangout” （MAGA的全新高级聚会场所）。这是家不错的法国餐馆，烤鸭胸、烤牛骨髓都很美味。纽约来的朋友看餐桌上吃饭的，吧台上喝酒的，个个都像MAGA，跟纽约餐馆很不一样的风景。

从晚上7:30到11点，整座餐馆熙熙攘攘。吃饭的，喝酒的，还有在门外面抽烟的，除了我们，还有一位女士，是亚洲面孔，其他都是白人，只有一位服务员是黑人。一些年轻白人梳着川普儿子Eric Trump那种发型，从前面看，当然不是川普儿子，从后面看，活脱脱就是个Eric Trump。可能他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在不明白节上，认识了一些朋友，以前都听说过名字，但是第一次见面。去了季风书园，那里是个很珍贵的购书和文化交流场所。晚上，在街头第一次看到DC警察和国民卫队抓人。吃完晚餐，跟朋友们往酒店走。看到前面围了一群人，有警车，有警察，有穿军装的国民卫队。两名警察在用手铐，烤一位姑娘，大概有八九名国民卫队军人，默默站在四周。正常情况下，他们没有权抓人，可以协助警察抓人。

那位姑娘喊：“Are there humans out there?”听得出，她情绪很激动。有朋友问，警察为什么抓那位姑娘？一位围观的路人说：她向国民卫队吐口水。

参加不明白节的听众大部分是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年轻人，也有DC的外交官和智库成员。一些年轻人从外州飞来DC，比较远的像加州、得州、中西部一些州。也有人从加拿大飞过来。我想，大家花时间，花钱，来到这个场合，聚到一起，听讲座，交流，是为了活得更明白一点。讲座的内容，不明白播客可能会陆续播放，让更多的，没有机会到现场的听众听到。

整个一天的节日，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那些现场志愿者，大部分是女生。也有男生，但是跟女生相比，男生好象太少了。很敬佩这些志愿者的无私、热心，还有她们的勇气。在敬佩之余，也忍不住问一句：“男生都去哪了？”来参加节日的不只一位嘉宾有这种感慨。为什么做义工的大多数是女生呢？

在不明白节，主持人袁莉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时代我们应当如何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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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是9月1日，美国劳工节。北京时间已经是9月2日。再过一天，北京就要阅兵了。据说，是为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日本签订投降书是在1945年9月2日。美国和大部分盟国是把9月2日这一天叫“对日战争胜利日”（Victory Over Japan Day, 简称V-J Day），日本也是把9月2日称为“战败纪念日”或“投降纪念日”。但当时的中华民国和苏联，把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定在签署投降书的第二天，即9月3日。

中共夺取政权后，于1951年把9月3日确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但并不大张旗鼓纪念。直到1991年，中国国务院重新把9月3日确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当时中国政府的宣传基调已经从中日友好，开始转向打反日爱国牌，宣传喉舌重新把抗战和钓鱼岛拿出来炒作。

201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把9月3日确立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时反日爱国已经成了定期上演的政治表演节目。第二年，也就是2015年9月3日，中国元首在北京阅兵，庆祝这个纪念日70周年。10年后，同一位中国元首，要在北京再来一次，而且规模更大，调门更高。

这期节目，我们就在看一看，在一层被精心编排的政治光环之下，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一个政权，是如何一步步把那场不属于自己的胜利，篡改成了为自己权力加冕的政治仪式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东京湾，当地时间上午8时，美国海军的密苏里号战舰升起星条旗。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时，那面国旗悬挂的白宫的旗杆上。8:05，尼米兹海军上将乘坐小艇抵达密苏里号；8:15，中华民国代表徐永昌上将及随行5人抵达；其后，分别代表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国家的代表，陆续抵达。8:43，美国远东陆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登上密苏里号；8:53分，日本投降代表团11人抵达。5分钟后，美军牧师引领受降仪式前的祷告。

当地时间9:00，受降仪式正式开始。一张水兵用的餐桌上，铺着绿色军用毯子，毯子上摆着投降书和一个自来水笔架。麦克阿瑟将军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站在他身后的是密苏里号舰长Albert Kaiss将军、美国陆军的Jonathan Wainwright将军和英国远征军的Arthur Percival将军。Wainwright将军和Percival将军都曾做过日军的战俘。

讲话结束后，麦克阿瑟将军指示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签字的是外相重光葵。1932年春天，重光葵在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中，失去了一条腿。他拄着拐杖走到桌子前，拿出自来水笔，准备签字，却发现笔没有墨水。他向盟军代表借了一支笔，在投降书上签下“重光葵”三个字。随后，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军方签字。

9:08，麦克阿瑟将军代表盟军和同盟国签字受降。他先后用了6只笔。他把第一支笔和第二支笔，赠送给曾经做过日军战俘的Wainwright将军和Percival将军，把另外几只分别赠送给西点军校、美国海军学院、他的太太和他的副手Courtney Whitney将军。麦克阿瑟之后，尼米兹上将代表美国签字；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华民国签字。另外7位来自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的代表，陆续签字受降。

在亚太战场上，对战胜日军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国，付出最大牺牲的是中国，不是后来的那个红色中国，而是被红色中国推翻的那个中华民国。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国民政府领导抗战，“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苦撑8年，军人伤亡高达322万人。

80年后的今天，这段本来十分清晰的历史，在红色中国，却被系统性地模糊、涂抹、颠倒、篡改。当年躲在陕西边远地区窑洞里，“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那股政治势力，如今却做出民族救世主的姿态，自诩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它的元首十年前开始以抗战胜利者的姿态，在北京检阅那支为打内战而生，趁日本侵华而坐大的军队。明天，这出自编自导自演的无厘头剧目要再上演一遍。

130年前，严复曾经写下一段话“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这80年，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从小心翼翼地回避那场胜利，到遮遮掩掩地改写那段历史，再到毫无心理负担地炫窃取的胜利，用偷来的皇冠为自己政治加冕。这条脉络清晰地勾勒出了一部始于作伪、终于无耻的政治神话编造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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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有期节目，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对中国经济的诊断。大家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已经有24万人观看，也引来大量五毛。五毛分两类，一类是有组织的水军，一类是没组织的自干五。有组织的，有些是学校毕业找不到工作，干拿钱发帖的合同工，有的是监狱囚犯，发帖减刑，换牢饭。

认定有组织的五毛比较容易，他们一般没有污言秽语，因为组织对他们有要求，污言秽语，会被YouTube直接过滤掉，干了白干，领不到钱，也减不了刑。他们的帖子千篇一律，都是复制剪贴，改几个字，绕过YouTube的自动过滤功能。

另一类五毛就是自干五，这是中文世界最愚蠢的一个群体，党国不拿他们当人，但他们自愿当党国的免费肉喇叭，拿不到钱，也没有刑好减，只是因为从小被教育夹头，把脑袋夹扁了，成年以后也不能恢复原状，到处顶着个扁瓜脑袋，杠来杠去，像些动画片中的异形。

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要做事，最重要的就是知道怎么安排时间，把时间花在值得做的事情上，不在不值得做的事情上浪费时间，更不在不值得的人身上浪费呼吸。我刚开始上社交媒体的时候，浪费了很多时间，后来经过学习，知道必须迅速分辨信息有没有价值，及时过滤。现在，不管多长的帖子，基本读第一句，就立马判断有没有价值。尤其是五毛帖，每个字都散发着五毛味，看第一句，就知道怎么回事，一秒之内，拉黑隔离，不给他们回来再浪费另一秒钟的机会。

有播主说，五毛来起哄，也会增加流量，提高油管推荐权重。可能吧，但留言区垃圾太多，会埋没听众有价值的留言。我是把留言区当成节目的延伸，是听众对节目的再创作，不只是反馈。我爱读听众讲自己的故事，说自己的感受，谈自己的感想。留言的价值不在长短，不在数量，有价值的留言，哪怕只有几个字，只有一句话，也会像金子一样闪光，让人眼前一亮，让人产生共鸣。不想让这些宝贵的留言淹没在五毛倾倒的垃圾中。

那期节目在录制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观众来看。阿西莫格鲁的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十年前就被介绍到中文世界，记得第一次看到中文学者介绍这本书，是在包刚升老师那里。包老师是位很有眼光的学者，他带着问题讲《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能讲到点子上，不像一些青年才俊，背诵一堆概念短语，说话一头雾水，不知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3年前，阿西莫格鲁发表那篇短文《中国经济从头部腐烂》，用他的理论，分析中国的经济。有人说他片面。说这种话的才俊，根本不知道理论是什么东西——任何理论都是片面的，都在特定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说谁的理论片面，谁的观点片面，跟说球太圆了一样，等于什么也没说。

理论要解释世界，同一种现象，可以由不同的理论解释，但每一种理论的解释力不一样。有些理论解释力强，符合现实发展的趋势，让人觉得有道理；有些理论解释力弱，很快被现实证伪，让人觉得鼠目寸光，只能糊弄一时。

我之所以把阿西莫格鲁3年前那篇文章《中国经济从头部腐烂》，介绍给大家，是因为这3年中国经济，基本上是按照那篇文章中说的运转。党国的五毛组织是把它当成了崩溃论。这说明无毛和他们的领导都是些白痴，根本没听明白那期节目在说什么。阿西莫格鲁不是中国崩溃论患者。他分析的大部分失败国家，都有过短期成功时段。短期成功过后，大都陷入长期停滞，死水一潭。那不是崩溃，而是溃而不崩。读阿西莫格鲁，很容易得出这种结论。

一位读过阿西莫格鲁的听众，指出了这一点。他留言说：“《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刚出中译本的时候，就买来看了。序言部分写的更是精彩，在朋友圈也推荐了这本书。我猜中国经济的未来很可能是后一种情况，即“溃而不崩”，但这种情况的杀伤力更大，因为持续时间会很长，至少20-30年，那么一整代人的人生就完全毁了。当仔细思考中国的模式为什么难以短期内、非激烈模式改变的原因后，就会明白，中国的落后是思想和文化的落后，比前苏联真的差太多了” 。

这位听众的评论一语中的。顺便说一句，就是要记住一种理论的主要原理并不难，初中生都会背，难的是能用一种理论分析现实问题。这是最难的，很多人念完博士，还不会。这位听众很难能可贵的是，不只是读阿西莫格鲁，准确地把握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理论精髓，而且能用其中的理论分析中国面临的困境，做出很有洞察力的判断——“溃而不崩”。

我赞同这个判断。

“溃而不崩”是大部分失败国家的常态——内部持续腐烂，但作为物理实体仍然有很强的韧性持续下去。国家温水煮青蛙，可以煮好几代人。跟很多人想像的不一样，那种前苏联式的瞬间崩塌，发生结构性解体，是失败国家的例外，不是失败国家的常态。失败国家的常态是“溃而不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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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我们从一位听众的问题说起。

这位听众在推特上问：“老师，00后这一代人在这片土地还有机会吗?” 这是个困扰很多人的问题。相比于60后到90后，中国社会为00后这代人提供的机会的确要少得多。经济进入下行期，而且很可能长期下行；政治进入荒诞期，除了间歇性歇斯底里一下，就是铁屋子的日常。极权政治+老人独裁是各种独裁中最劣质的搭配。

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段都说不上好时候。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个短暂的例外。现在，至少改革开放的红利一时半会还糟蹋不完。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现在都还算不上过去两百年中国最坏的时候。生在历史的好时段，还是生在历史的坏时段，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我们自己能决定的是，我们怎么看这个时代，怎么保持清醒的判断，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做什么。

从这个角度，我回复那位推友说：“有没有机会看个人，不看哪片土地，也不看哪代人。”

另一位推友显然不这么看，他反问：“是吗？ 49年到76年有什么机会？”他大概以为，只有眼睛看到的，手能摸的到的，马上就能一把抓住的，才叫机会。这可能是对机会的最大误解。机会不是人生到了某个时段，自动出现的一个环节。

很多年轻人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整个教育过程都是被动的。就像产品生产过程的一个部件，从一条流水线，被推到下一条流水线，然后被从教育流水线上推出来，成为一个肉身产品，再被推进公司的一个职位。那不叫机会，那只是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只要你是个合格产品，只要是流水线不出故障，就会被自动推到下一个环节。

但现在流水线出了故障，不再是每个合格的教育产品都能自动被推进工作环节了。在流水线运转顺利的时候，大部分人不需要分清楚机会跟环节的区别。现在流水线运转不畅了，自动环节没了，正是看清什么是真正机会的时候。

任何机会都有一个时间维度。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真正的机会出现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上，而不是现成的摆在我们眼前。要抓住机会，必须先准备好自己。如果准备充分，加上天时地利，甚至可以自己创造机会。

那位推友用反问句问：“49年到76年有什么机会？”那个时段当然充满了机会，只是他跟大部分人一样，不知道机会有个时间维度，每个想抓住机会的人，都需要时间来准备好自己。他可能只看到毛死了以后，改革开放了，才有机会。但他没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各个阶层都有无数人在耐心准备自己，毛一死，是那些已经准备好自己的人首先创造了机会，抓住了机会。这些创造机会，抓住机会的人知道，机会有个时间维度，真正的机会是在未来某个时间节点上。

改革开放挑大梁的、挣大钱的、在各行各业功成名就的，大都是49年到76年成长起来的人。但是，同时，那些打砸抢的、下岗的、被用废即弃的，也是那个年龄段的人。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时代，但可以选择自己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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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周日，说点轻松的。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离不开三样东西：阳光、空气，还有钱。阳光和空气，大自然免费供应，但我们生活中的其他几乎所有东西，都要花钱来买。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钱。看一个人的能力怎么样，人品怎么样，有时候会看走眼，但是只要你有机会看他对钱的态度，看他怎么样处理钱的问题，往往会看得很准。

这几十年，我们中国人对钱的态度，发生了巨变。我们年轻的时候，有部很火的电视连续剧，叫《编辑部的故事》。现在看来，那个剧发挥了生活启蒙的作用。其中有句台词，“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简单的大白话，成了后面三十多年整个中国社会的共识。

这句话说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大家为了谋生，为了更好的生活，都要去挣钱。而要挣钱，我们大部分人就要去工作。但问题是，一天只有24小时，除去吃饭、睡觉、娱乐、谈情说爱、处理各种杂事，真正能用来工作的时间非常有限。无论是8小时，10小时，还是996，都有一个生理和物理极限。

所以，人们都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尽量多挣点钱。这就引出了一个我们每个人，从填报高考志愿到选择职业道路，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学什么专业，干什么职业，才能挣钱比较多？美国医生收入高，很多老中家长喜欢让孩子念医学院。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念医学院。

今天早晨，起来看CNBC，这是家以播报财经、商业新闻为主的媒体。看到一个很吸引眼球的标题“30-year-old makes over $300,000 a year in a hospital—without going to med school“（“年仅30岁，没念过医学院，却在医院挣到年薪30万美元”。这是个普通女孩子的故事，讲她怎么样规划自己的职业，花最少钱，念性价比最高的学校和专业，工作后怎么样掌握职业主动权，怎么样及早获得财务自由的故事。

这个女孩子的故事很长知识，也很励志。看完以后，我临时决定，录期节目，跟大家分享。

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刚刚30岁，年薪超过30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大约210万。能挣到这个年薪，即使在美国，也妥妥进入了高收入群体。更关键的一点是，她没有去念让很多学生背上巨额贷款的医学院、法学院，也没有去念MBA。她念了一个短平快的硕士。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Chabely Rodriguez。她的故事，就像一个精心设计的人生剧本，充满了智慧、规划和执行力。下面，我们就来剖析这个故事，看看普通人，普通人家的孩子，能从她的经历中，学到哪些人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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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他被誉为“最善良的法官”？｜法律是为了惩罚，还是救赎？他用一生给出了答案｜法律的天平与人性的天平｜从水果小贩的儿子到享誉世界的法官｜In Loving Memory of Judge Frank Caprio (1936-2025)

前天，一位美国法官去世了。这两天，线上线下，无数人在悼念他。不只是美国人悼念他，世界各地的人都悼念他；不只是法律界悼念他，很多社会底层的普通人，也在悼念他。

美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位法官去世后，有这么多人悼念。他不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而是罗德岛一位市政法院的普通法官。这是美国司法系统中是最基层的法院。

人们怀念他，人们悼念他，不是因为他是最厉害的法官，而是因为他是“最善良的法官”。他就是Frank Caprio法官。他在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市政法院做了38年法官。他每天审理的不是大案要案，而是些交通罚单、停车违章之类的小案子。

说到这里，听众可能会问，为什么一个在地方基层法院审理小微案件的普通法官，能获得这么高的声誉，被世界各地无数人爱戴？为什么他的离去，让那么多人素昧平生的人，感觉像失去了亲人一样？

一位悼念他的网友说出了答案：“在这个日益冷漠和分裂的世界上，他用法槌，敲响了人性的钟声。”

几年前，Caprio法官得了胰腺癌，做完化疗后，CBS电视网一位记者去访谈他。他比在法庭上穿着法官袍审理案子的时候，更谦卑。他说：“我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地方法院法官，尽力做善事。仅此而已。我尽力去体谅站在法庭上的每个人，他们都有各自的处境。我记得父亲对我说的话：有人站在你面前，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你就想象一下，如果换成是你站在那里，你希望法官怎么对待你？”

他不只是一位判案的法官，也是一位教授理性、责任和人间常识的老师，一位传播悲悯、尊严和希望的布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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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上，除了吵吵闹闹，也能学到不少东西，尤其是人生经验，但得从遍地信息垃圾中，甄别出有价值的信息。

昨天上推特，看到一位推友发帖说：“学会说话， 张嘴就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 相信我，你的生活不会差。做为一个中年人， 我现在觉得，这是我最需要学习的技能。”这是那位中年推友的话。我早就过了早年，仍然觉得这是个很难得的人生感悟。

我们从中国出来的人，很多“不会说话”，缺少说话的技能。大部分父母不教，学校也不教，各行各业，整个社会，到处是说话粗鲁，不知道怎么跟人交流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另一位推友转发了那个帖子，并加上了一段评论，她说“我认同。华人，男性，理工科。中英文语言能力是个大问题，写，说，全有。连带情商，一张口就得罪人。可能是应试教育的副产品。以前是完全是靠学历支撑。现在不说没有用了，但是这几年都看到了，prompts在把人脑可及的流程不断侵蚀。在99.9%同等竞争上，学会说话有绝对的优势。”

看到这段转发的评论，我回应说：“AI时代，谁擅长communication，就是沟通、交流，谁就是赢家。这些年的很多热门技能会被淘汰，但人跟人、人跟机器，包括人跟AI，communication是关键，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技能。可惜这是中国教育的短板，很多相当聪明的中国毕业生没有这种技能。”

那位转发的推友是理工科背景，但她专门谈到一些理工出身的同行，说他们“张口闭口就骂文科生”，连她自己也被骂过“文科生”。这种现象在网上比较多见，都是些匿名的键盘状元，从小一路做题做到大学毕业，可能还念过研究生、博士，但一出专业，头脑就不太好使了。

英语世界，有些博士自嘲，说博士这个词，就是Ph.D.，意思是Permanent Head Damage（“永久性大脑损伤”）。一些理工科做题家，没念过博士，只念完了本科，就提前患上了“Permanent Head Damage”综合症 。

一些理工科很有成就的朋友，在大学当教授的，在公司做研发的都有，大都读点历史、文学方面的书，很会跟人打交道，很会用家常话跟人交流，在网上，在现实中都很有人缘。从来没有听他们说过文科生如何如何。

文科生、理科生，都有高智商、高情商，性格也很阳光的学生，也都有只学到一点皮毛，就把自己放到鄙视链上端的二货。一般来说，一个人是不是有能力，是不是有智慧，跟他学的专业没有必然联系，但跟他的天赋、悟性、家庭教育，还有努力程度呈正相关。

有些学生本来挺聪明，被逼着做了十几年题，脑子就做坏了，上了大学，说话做事，给人夹头青年的感觉。他们不知道怎么跟人交流，不知道怎么跟人沟通，遇到不同思路，看到不同经验事实，就骂别人“文科生”。这暴露了他们缺乏交流能力，也暴露了他们的头脑僵化，精神世界相当于“理工科孔乙己”。

不知道怎么跟人沟通，是中国文科、理科毕业生的共同短板。这是一种社会技能缺陷。以前，这种缺陷，虽然会影响一个人的职场表现，但在多数情况下，不至于让一个人被彻底从职场淘汰。但AI正在改变这种状况。一个人的沟通能力，不再是锦上添花的加分项，而是成为一种必备的核心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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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好，今天讲个比较严肃的话题：“中国经济正从头部腐烂”。这个说法不是我发明的，而是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一篇文章的标题（China’s Economy Is Rotting from the Head）。这篇文章发表在2022年10月，当时，中共刚开完20大，极权达到登峰造极，但很多人盼着新冠疫情结束后，中国经济再度起飞。那种期望很快落空。

两年后，阿西莫格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经济在泥潭中越陷越深。阿西莫格鲁获奖，迎来了广泛赞誉。中国政府意识到不能再无视他的理论，便发起了一场有点滑稽的网上批判运动。一些贴着学者标签的洋五毛，其中也有几个“出口转内销”的“假洋鬼子五毛”，开始发言，写文章，批判阿西莫格鲁的理论，用陈词滥调指责他“唱衰中国”、“抹黑中国”、“不懂中国”。

阿西莫格鲁的分析，都把它的底裤扒下来了，它还花钱雇些真真假假的洋五毛，嚷嚷人家不懂它。所以说，那场批判有点滑稽。

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也是最残酷的裁判。从2022年到今天，仅仅过去三年，中国经济从头部往下加速腐烂，每一年，每一个季度，都在无情地印证着阿西莫格鲁当初的观察。从房地产连环爆雷，到失控的地方债务；从青年失业率高到不敢公布，到民营企业家信心集体崩塌；从消费持续降级，到整个社会信用日益枯竭，一直到杀鸡取卵，逼微利企业和低收入群体交社保。三年中发生的这一切，都让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阿西莫格鲁对中国经济的诊断，并追问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经济，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段，中国经济以一种让西方世界既羡慕又困惑的速度强劲增长。这促生了一种时髦理论，就是独裁专制的、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效率和创新上，可以超越自由市场经济。传统上，现代世界有个共识，就是经济长期繁荣，国家长期稳定，是宪政、法治、民主加自由市场的产物。但中国三十多年的强劲经济增长，似乎创造了一个现代世界的例外，不要宪政，不要民主，不要法治，不要自由市场经济，照样可以经济繁荣，国家稳定，而且比宪政、法治、民主加自由市场的国家，增长更快，更繁荣，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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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中国的孩子在干什么？看到推特上有个说法：“有钱人家的孩子暑假去日本旅游，没钱人家的孩子暑假看《南京照相馆》。” 这当然是嘲讽那些带孩子去电影院看《南方照相馆》的家长。

中国电影不分级，只要能进电影院，不管是你是50，15还是5岁，都能看任何电影。所以，国内制作的电影，大部分都被剪辑到符合5岁小孩的智力。以前比较开放的时候，还有少数漏网的电影，值得看。这些年好象没有能漏网的了，能通过审查的，几乎都是对成年人智商和审美的羞辱。

下个月，中国的元首要阅兵庆祝抗战胜利。这本身就是个黑色幽默，抗战胜利跟他没什么关系，跟他爹也多大关系，他那个党、他爹那个党，在整个抗战中，都在搅局。当年国府依托美国援助，浴血抗战。美军和国军都付出了巨大牺牲，最终靠两颗原子弹，结束了战争。但战争一结束，这个党就靠上苏联，打内战，一直把国府打到台湾，苟延残喘。

如果不是篡改历史太离谱的话，他庆祝胜利，也应该庆祝打内战胜利。毛时代就是这么做的，打内战胜利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庆祝一次。我们小时候，都参加过，但从没有庆祝过抗战胜利，因为那个胜利跟毛主席，可能只有点毛关系。那时候，离抗战和内战还不远，经历过的人都还活着，虽然也篡改历史，但可能不好意思篡改的太离谱。

现在土皇帝要阅兵，庆祝抗战胜利。了解一点历史的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这当口，《南京照相馆》这种反日主旋律电影出炉，正常智力的人，不需要思考，也知道，它属于借政治风口发财的商业炒作。

但跟其他商业炒作相比，它这种炒作有点下作，就是为了发财贩卖仇恨。骗子买假货，毒贩卖毒品，它卖仇恨，都是为了钱。有推友转帖了那个导演的一些言论，基本上是些红领巾少先队的口号。听几句，就知道他拍的电影是怎么回事。他能拍电影，即便智力高不到哪里去，也不至于低到那种程度。他把自己调到仇恨波段，假装跟蠢货共情，是为了赚蠢货的钱。他追求的是票房，贩卖的是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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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中国海军的军舰跟中国海警船在南海互撞，成了大新闻。它们本来打算夹击一艘菲律宾巡逻艇，但没夹着。那艘菲律宾巡逻艇，成了吃瓜观众，船员用手机把中国舰只互撞场景录了下来。中国军舰个头大，把中国海警船的船头整个撞碎了，无法继续航行，可能还有人员伤亡。

这些年，从媒体报导来看，中国海军在南海和周边海域的操作，有个特点，就是行为鲁莽，手法拙劣，缺少经验，出事只是个时间问题。但谁也不会想到，是以自己撞自己的方式出事。

菲律宾把录的视频放到了网上，各大英文媒体和墙外中文媒体，都对事件做了详细报道。全世界都在围观，中国官方的反应，都是老套路，先是隐瞒，把胡锡进骂菲律宾的帖子也删掉了。瞒不住了，就吹牛撒谎，丧事喜办。中国海警局的发言人说，它的船操作既专业又规范，既正当又合法，维护了领土完整，只字不提撞船的事。

中国官方有一种绝技，叫“丧事喜办”，就是用吹牛撒谎来掩盖无能和失败，把一起严重事故，弄成黑色幽默。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奇葩操作，也不是中国独门秘籍。中国在亚洲的大号难兄难弟印度，也精通这项绝活。

5月份，印度跟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发生军事冲突。巴基斯坦说打下来6架印度战机。上周，印度空军司令说，不是巴基斯坦打下了6架印度战机，而是印度打下了巴基斯坦6架战机，光F-16就打下来好几架。美国军方表示，不知道有F-16战机在巴基斯坦被击落。巴基斯坦国防部长指责印度空军司令撒谎，说可以请独立机构到两国，现场数数谁的战机少了几架。

很多中国人瞧不上印度。但是，如果仔细看一下，这两个国家在行为方式和国民精神状态方面，有着惊人的“家族相似性”。它们就像是一对同父异母的兄弟，长相不一样，经济状况也差别很大，但却有着共同的家族遗传病和性格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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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讲一个发生在加州，震动了全美国的案件。美国各大电视网、主要纸媒、各家通讯社，都做了报导。其中《华尔街日报》的报导最为详细。这个故事从一个被虐待后送医院救治的婴儿开始，牵扯出22个孩子和一对神秘的中国移民夫妇。它发生在加州Arcadia一栋豪宅中，媒体顺藤摸瓜，揭开了一条跨国灰色产业链内幕。

Arcadia是洛杉矶城郊的一座富裕城镇，近十几年吸引了大批有钱的中国移民，他们在这里买下很多房产。

今年5月6日，洛杉矶一家医院收治了一名两个月大的婴儿。婴儿就诊时，昏迷不醒，被诊断为颅内出血。医院怀疑婴儿受到虐待，果断报警。

警察按照医院提供的地址，来到一栋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宅。豪宅内的景象让他们震惊：除了就医的那名婴儿，还有15个幼童，他们都剃着平头，由6名保姆照看。这看着不像一个正常的家庭。警方检查了监控录像，看到的画面令人不安：蹒跚学步的幼童被保姆打脸、打屁股、体罚。

警察顺着线索，又在洛杉矶地区的几处住所中，找到了另外6个孩子。加上Acadia豪宅中的那15个，还有医院里的那个，总共22个孩子。豪宅的主人是一对中国移民夫妇。女主人是张女士，38岁——报导中都是用她的英文名字Silvia Zhang，她的中文名字不详。男主人是宣先生，65岁——报导中都是用他的拼音名字Guojun Xuan，他的中文名字也是不详。

张女士说这22个孩子都是她的，她喜欢大家庭。警察检查了孩子的出生证明，上面也都写着母亲是张女士，父亲是宣先生。但有个问题，让警方觉得蹊跷：这些孩子都是在短短几年内出生，而且出生在美国不同的州。从生理上讲，这是不可能的——张女士不可能在几年内生出22个孩子。初步调查后，警方说，这22个孩子中，有1到2个是张女士生的，其他都是由分布在不同州的代孕母亲生的。

警察发现15个孩子的那栋豪宅，不仅是张女士和宣先生的家，而且还是一家名为“Mark Surrogacy Investment”（“马克代孕投资”）的总部。而张女士就是经营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华尔街日报》的报导说，她来自中国，2011年跟一位比她大40岁的男人，生过一个孩子，并移民到美国。后来，两人离婚。宣先生来自中国新疆，他的房产经纪公司跟一家中国公司合作，曾在洛杉矶一带买卖过100多栋房产。

根据监控录像，警方确认那名颅内出血的婴儿，遭到保姆虐待。肇事保姆是56岁的Li Chunmei，从名字判断，来自中国。监控录像显示，她剧烈摇晃孩子头部，并抽打孩子。那位保姆目前在逃。警方已经发出通缉令。

但这显然不是一起普通的虐待孩童案。警察逮捕了张女士和宣先生。当地政府迅速把所有孩子带离，安置寄养。这起案件涉及不同的州，而且涉嫌贩卖人口，复杂诡异，超出了地方警察独立处理的范围。警察紧急联系联邦调查局（FBI）介入调查，调查的重心从虐待孩童案，转向贩卖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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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聊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老是被人渣盯上，为什么有些人的孩子老是被人渣盯上？先给大家念一段话：

“小时候母亲说，当你遇到困难时，如果吓得两腿发软，一心想逃跑，你会输得很惨。相反，如果你敢对困难说——‘有种你就过来’，勇敢面对，你受到的伤害反而会少。打架也好，生病也好，无论什么事，畏畏缩缩，你就输定了。”

这句话不是我写的，是出自日本作家伊坂幸太郎的作品《再见，黑鸟》。我第一次看到这段话，是在推特上。当时，有位网名叫Dr. Wang的推友，转帖了这段话。我看过以后，深有感触，忍不住在下面评论了一句：

“沉稳但不胆怯、勇敢但不鲁莽，能让大部分人免于伤害。大大小小的人渣在找伤害对象时，都是挑选容易的目标——最容易的目标，是那些胆怯的人或鲁莽的人。”

今天，我们把这个话题展开讲一讲。

“人渣”这个词是个大箩筐，统称那些主动伤害别人的“孬蛋”，美国人叫scumbag。“人渣”这种叫法可能听起来“政治不正确”，但这里本来就不是个“政治正确”播客。这里更关心的是语言要准确反应现实，只要现实中有人渣，语言把人渣叫“人渣“，这是语言的基本功能。

“人渣”是一种现象描述，不是终身定性。有些“人渣”可以选择改过自新，变成正常人。但这不取决于你我，这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我更关心的是，普通人如何防范“人渣”，尽量避免被他们恶意伤害。

“人渣”的行为特点是主动找茬，欺凌别人，伤害别人，但要伤害谁，他们是有选择的。我们先来看一看，“人渣”是如何挑选目标的？他们的“选择算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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