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节目盘点一下德国跟中国的关系，怎么样从合作共赢，走到今天面临崩塌。我们从《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导讲起。这篇报导的标题是“Why Germany Wants a Divorce With China”——“为什么德国想跟中国离婚？”

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跟德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同步。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大众汽车。在差不多40年时间，德国跟中国的经贸是全球化成功的典范，两个国家的市场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甜蜜的像一对新婚夫妻一样。

德国拥有中国工业化需要的高端技术和设备，比如汽车生产线、高铁设计制造工艺、精密机床和支撑现代工业的各种化工产品。中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还有迅速扩张的国内市场。德国需要中国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来消化它的工业产出；而中国则像一块干瘪的海绵，疯狂吸收德国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那时候的德国政客是全球自由贸易最坚定的传教士。他们相信，通过自由贸易，中国可以实现和平转型。这就是所谓的“以商促变”。当年，大众汽车在中国占据了半壁江山，西门子的设备遍布中国的工厂，巴斯夫的化工产品定义了中国制造业的底色，无数德国小企业也跟着进入中国市场。

那可以说是德国跟中国经贸关系的蜜月期。这段蜜月期持续了几十年。几十年间，在德国企业的利润表上，中国市场的贡献不仅份额巨大，而且看起来生死攸关。换句话说，就是德国企业严重依赖中国市场。

任何间方面的依赖都潜伏着危机。这几年，德国跟中国的甜蜜婚姻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变质。从幕后摩擦，逐渐发展到要撕破脸离婚。它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呢？

原因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企业通过合资、收购和强制技术转让，获得德国的核心技术以后，开始借助中国的国家主义模式消灭德国竞争对手。这种模式的核心，不是德国人习惯的市场竞争和质量驱动，而是用国家权力操纵市场，利用国家力量毁灭性压制对方，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

这跟德国企业熟悉的基于规则的市场竞争，完全是两码事。具体来说，中国企业成功逆袭 有三大原因，每个原因都离不开极权政治对市场的操控：

第一个原因，就是国家对企业的巨额补贴。《华尔街日报》在报导中提到德国的隧道挖掘机巨头海瑞克。中国先是进口海瑞克的盾构机，在获得制造技术之后，中国政府通过巨额补贴、贷款优惠、税收优惠，甚至直接注资，让中国产的盾构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全球抢单，把德国企业挤出市场。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半奴工制度。中国的极权制度确保中国工人低工资、低福利，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有着无可匹敌的优势。这几年，中国人常说的内卷，实质就是极度压榨本国劳动力。以前，只是对农民工这样，这几年经济下行，各行业都纷纷农民工化。中国企业依靠极权制度保障的极限压榨模式，把劳动力成本压缩到了极致。

第三个原因，就是中国企业之间相互挖墙角，不计成本倾销。因为国家补贴，中国制造业畸形发展，产能严重过剩；与此同时，因为极权制度保障对工人极限压榨，在财富分配中，国家拿绝对大头，国民拿绝对小头，普通中国人没有消费能力，中国市场无法消化自己的产品，只剩下向海外倾销一条路。为了生存，中国企业之间竞相压价，把利润压到最低，甚至赔本赚吆喝，寄希望于在自己倒下之前，对手先撑不住，死掉。

《华尔街日报》也提到德国的化学工业。化工业是德国的支柱产业之一，，近年正在遭受中国产品的重创。以PA6塑料为例，这是汽车制造和电器制造离不开的工业材料。在莱比锡附近的洛伊纳（Leuna）化工园区，中国产PA6塑料的市场份额在短短一年内从5%暴涨到20%。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产品的价格比德国本地生产的便宜20%。

问题在于，中国产品之所以能卖低价，并不是因为正常市场竞争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而是因为中国政府的补贴、中国极权制度保障的对本国工人的极限压榨。这是中国产品低价的奥秘。德国企业不是在跟中国企业竞争，而是在跟中国政府竞争。

近十年，中国的廉价商品像海啸一样涌入发达国家市场。最初，这些产品的目的地主要是美国。今年，川普政府的贸易战为中国商业设置了很多障碍。很多中国企业和卖家转向了欧洲。

《华尔街日报》报导了中国企业如何在欧洲化整为零，打快销游击战，形成影子物流。在英国，一位中国大妈在自家后院建了一座320平方尺的简易棚屋，专门为中国卖家提供影子物流服务。中国卖家不再仅仅依赖传统的国际物流，而是通过这些散布在欧洲各角落的中国移民，建立起了一个不孔不入的仓储和发货网络。

这种做法成为绕过监管的捷径。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欧盟在2025年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中国廉价小包裹的最大市场。一年内，从中国发往匈牙利和丹麦的货物量翻了四倍。对于欧洲零售商来说，这已经不是正常市场竞争，这是一场把市场规则漏洞钻到极致的超限战。

显然，德国跟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一样，本国企业和本国商家面临生存危机。德国政客反应迟缓，但面临本国企业的生存危机，跟移民危机等问题叠加，选民做出了选择。今年5月，德国政坛变天，默茨当选总理。默茨政府开始全面调整经贸、国防和移民政策。在经贸方面，可以说启动了一场德国企业的生存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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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经常听到中文世界有人讲“平庸的恶”或“恶的平庸”。这是汉娜·阿伦特的说法，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随波逐流干坏事，像希特勒时代的纳粹官员、像文革时代的红卫兵，像现在中国体制内的一些大大小小官员。

阿伦特对纳粹德国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她不是个有深度观察能力和深度思考能力的人，对很多事务的评论，都流于表面。在恶的问题上，也是这样。她有本书，名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犹太事务主管，组织杀害了很多无辜的犹太人。德国投降后，他逃到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绑架到以色列受审。

阿伦特旁听了审判，写了几篇文章，后来结集成书。她把艾希曼描绘成一个不善言辞、平凡普通，没有思考能力的人，说他组织杀犹太人，完全是执行纳粹德国的政策，在当时并不违法。

从后来披露的一些有关艾希曼的材料看，也从我个人对邪恶现象的观察来看，没有思考能力的不是艾希曼，而是阿伦特。她的整个叙事完全被艾希曼牵着鼻子走，所谓“平庸的恶”或“恶的平庸”，成了她为艾希曼总结的辩护词。

任何一位有经验的律师，都能识破被告这种把戏：假装无辜，假装头脑简单，假装体制的受害者，干坏事的是体制，不是他——他只是体制大机器上一颗小小的螺丝钉。阿伦特掉进艾希曼这种自我辩护的套路中，对艾希曼的表演和伪装照单全收，成了艾希曼玩弄于股掌之间的useful idiot。“平庸的恶”或“恶的平庸”就是阿伦特这么“思考”出来的。当然，这里的“思考”是加引号的。

更奇特的是，不少人把这当成深刻。中文世界一些知识分子这样做，尤其令人不解。中国这两代人经历了文革，现在又经历文革2.0版，体制内外各色人等，作恶都是争先恐后，一点都不平庸。在现实中，尤其是在中国的现实中，恶不但不平庸，而且相当积极，十分乖巧。很多看似平庸的人作恶，不是因为随波逐流，而是因为不甘平庸，想通过作恶的捷径往上爬。

在以前的节目中，我曾经给大家讲过“短语的奴隶”——slave of phrases。这是教育普及后出现的一个观察力萎缩现象。人们从书上看到一个词，一个短语，像“平庸的恶”“恶的平庸”之类，就被这个词，这个短语牵着鼻子走，成了短语的奴隶，不再观察，不再思考，不再用现实来矫正概念的偏颇。明明现实中的恶，一点都不平庸，但不少人一看到阿伦特说“平庸的恶”“恶的平庸”，就觉深刻，就放弃了自己的眼睛和头脑。

这些年，我在观察历史和现实时，越来越感到一种不安。用阿伦特“平庸的恶”来解释纳粹德国，解释毛时代的文革，解释土皇帝的文革2.0，解释无差别杀人的恐怖分子，虽然方便，但太轻描淡写，太虚假了。“平庸的恶”成了一块遮羞布，不但遮蔽了现实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恶，也掩盖了作恶者主动作恶的冲动和意图。

阿伦特去耶路撒冷看审判艾希曼。她看到被告席上是个唯唯诺诺、满口套话的中年男人。从这种浮皮潦草的观察，她得出结论，说艾希曼不是恶魔，他只是不思考，他只是盲目服从命令。阿伦特不知道，大部分有头脑的被告，在法庭上都是看起来唯唯诺诺、满口律师教的套话。这是被告席上的常态。何况艾希曼曾经是纳粹德国负责犹太事务的官员。他的头脑显然比阿伦特的要复杂一些。

一个人在放手作恶时的行为方式，跟他在被告席上的行为方式，完全就是两码事。就像一个杀人越货的劫匪，被抓获归案后，上了被告席，跟他端着枪抢银行的时候，会判若两人。这本来应该是观察人的基本常识，但阿伦特缺少这种常识。她用艾希曼在被告席上的言行，来推断他作为纳粹官员，组织灭绝犹太人时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没有比这更荒唐的思路了。

在纳粹体制中，艾希曼相当精明，在作恶方面极度乖巧。在执行灭绝犹太人的国策时，他 不是机械地服从，而是创造性地发挥。为了提高运输犹太人的效率，他主动设计方案，协调铁路，克服物流困难。甚至在战争后期资源紧张的时候，他仍然超额完成杀人指标。说这是“平庸的恶”，简直跟精神错乱差不多。

所谓“平庸”，不过是艾希曼在成为阶下囚之后，为了保命而精心设计的一张面具。他把自己伪装成一颗没有灵魂的螺丝钉。但他不是螺丝钉，他是作恶者。恶都是人主动作出来的。人不主动去作恶，世界上就不会有恶。这是能撬动“恶”这个问题的阿基米德支点。阿伦特的头脑中，没有这个支点。

在中国的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乖巧的恶”，就是为了乖巧地迎合上意，积极主动地去作恶。在文革中，他们发明出各种折磨人、羞辱人的方式方法；在新冠封城清零中，他们不断加码，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居民；在文革2.0中，他们主动出击，小题大做、无中生有，攻击文明的声音。他们不甘平庸，乖巧地作恶，从意图、出发点到结果，都是损人利己，甚至毁人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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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西部之行包括El Paso。El Paso是得克萨斯西部荒漠中的一座边城。格兰德河从这里流过，形成得克萨斯跟墨西哥之间的天然边界。河对岸就是墨西哥。一百多年前，一位美国将军，以一己之力，不顾《排华法案》的禁止，把500多名中国人和他们的家眷，从这里带进美国，让他们脱离了墨西哥叛军的枪口和绞索。

这段往事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今天，我们把这段被掩埋了一个世纪的往事，重新挖出来，从头到尾讲一讲。这是个关于战争、逃亡、忠诚、偏见、良知、报恩、契约精神和军人荣誉的故事。

现在一说得州的华人，很多人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休斯顿、达拉斯。但100年前，得州华人最多的城市，既不是休斯顿，也不是达拉斯，而是El Paso。

El Paso的很多华人，可能跟美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华人都不太一样，他们的爷爷、老爷爷来自中国，但他们的奶奶、老奶奶是墨西哥人。这些华人有个奇特的名字，叫“Pershing Chinese”——“潘兴华人”。

潘兴（John Pershing）是美国历史上最受尊崇的军队将领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美国远征军总司令。大家耳熟能详的几位二战名将——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巴顿、马歇尔，都曾经是潘兴将军的手下，可以说是潘兴将军的学生。

很多听众可能了解，从1882年到1943年，有61年时间，美国实施《排华法案》，禁止华人劳工入境，禁止境内的华人归化为公民。“潘兴华人”是怎么来的呢？

一边是战功卓著的美国名将，一边是在美国社会夹缝中生存的华人，这两个名字是怎么在El Paso这座荒漠边城连在一起的呢？为什么在排华法案最严酷的时代，500多名华人和他们的家眷，却能被美军用军车浩浩荡荡地接进美国？为什么一位美国将军为了他们，去跟美国总统和国会硬刚？

1881年5月，南太平洋铁路从加州修到El Paso，即将跟贯穿路易斯安那和得州的铁路连通。1200多名修建铁路的华工，跟着铁轨来到这片荒漠，很多人留下来，定居在这里，形成了得克萨斯最早的唐人街。第二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堵上了华人劳工合法入境的渠道。

既然不能合法进入，就会出现非法偷渡，就像前几年的“走线”一样。当时，中国还是满清帝国。大清国的走线客，先坐船到墨西哥，再坐火车北上，到达El Paso边境线另一侧的华亚雷斯落脚，等待时机偷渡进入美国。El Paso自然成了偷渡进入美国的第一站。

南太平洋铁路开通后的几十年，El Paso成了各种冒险家的乐园，汇聚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包括各个阶层的华人：有老实巴交的菜农，有精明的商人，也有开杂货店、洗衣店的小业主。

在格兰德河对岸，墨西哥境内的华亚雷斯，也有着规模庞大的华人社区。生活在那里的华人，有些是本来要偷渡进入美国，但却最终留下来，就地谋生的劳工，有些是开杂货铺的店主，也有些是生意人。很多华人精明能干，日子过得比墨西哥本地人要好。这自然会招来一些当地人的羡慕、嫉妒、恨。羡慕、嫉妒、恨，这是人性，在任何地方、任何人群，都避免不了。

当年住在墨西哥的中国人大多是苦力和偷渡客，男多女少。他们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大多数娶墨西哥本地女子，他们的孩子就成了中墨混血。这当然更会加剧一些当地人的羡慕、嫉妒、恨。在正常情况下，虽然双方关系有点紧张，有点微妙，但总体上能和平相处。

这种微妙的平衡，在1910年代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打破了。这场风暴就是“墨西哥革命”。

第三世界的革命都少不了打家劫舍的草莽英雄。墨西哥革命的草莽英雄名叫Pancho Villa。革命了，每个人都要选边站，不是站墨西哥政府，就是站Pancho Villa的叛军。很多墨西哥的华人更倾向于站在墨西哥政府一边。很多人因此被叛军杀害。Pancho Villa的叛军不仅杀害当地华人，而且会灭门，把他们的墨西哥太太和孩子一起杀掉。

1916年3月9日，Pancho Villa干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他率领一小股叛军进攻美国，在新墨西哥的边城哥伦布镇，杀死了18名美国士兵和平民。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威尔逊，他下令驻扎在得克萨斯布利斯堡基地（Fort Bliss）的约翰·潘兴少将，率军进入墨西哥征讨叛军。

布里斯堡基地就在El Paso旁边，离哥伦布也只有一百多公里。哥伦布是个小镇，坐落在边境线上。边境线另一侧就是墨西哥的Puerto Palomas。几年前，我们骑车穿越美国的时候，曾经在哥伦布越过边境线，到Palomas吃了顿午饭。那里的广场上有Pancho Villa的雕像。我们还在他的雕像下面照了张相。

在那个年代，革命者和匪徒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潘兴将军率领一万多名美军，浩浩荡荡杀进墨西哥北部。但他很快发现，美军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不是Pancho Villa的叛军，而是后勤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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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每逢感恩节过后，会请助理给各地的朋友寄一本事务所的挂历，再附上我的一封信。Lee一直在那个名单上。

我来美国后，先工作了两年，后来去读学位。开学报到之后，学院有个新生招待会，备置了饮料和零食。新生在胸前贴上自己的名字，聚在招待处，吃喝谈笑。Lee在一堆身材高大的新生中略显瘦小，穿着普通，讲话一脸笑容，没有化妆。一个朴实的中西部女孩子。看我站在旁边，她伸出手说：“我叫Lee。”

握手寒暄之后，她问我是韩国人还是中国人。那个学校东亚面孔的学生主要来自这两个地方。我说是中国人，她就问Lee在中文中有什么意思。我说听发音，会有很多意思， 可以是梨，或者犁，也可以是李子、栗子，或者茉莉，还可以是美丽。她说，那就是茉莉吧，很有中国味道。但以后见了面，仍然叫她Lee。

第一学期，课业紧张，大多数日子在两点一线穿梭。在教室碰到Lee，寒喧几句，又各自忙碌。偶尔午饭时遇到，就多聊一会儿。那时候，她是国民卫队现役下士，每月有一个周末去军营训练，日子比我们更紧张。她的任务是驾驶黑鹰直升机，负责运送士兵和装备。

周五下课后，她开四个小时车去军营报到，训练两天，周日晚再开回学校上课。同学中还有另外两位预备役军人，但都是男生。一位戴眼镜，文质彬彬，曾在海军服役。有次聊天，他说服役时军舰曾在香港停泊，上岸逍遥，十分喜欢。另一位有菲律宾血统，曾在陆战队服役，个头不高，但像牛 一样结实。他言语不多，似乎不是太喜欢学校生活。

第二学期，学院贴出告示，说院刊要从学生中招几位编辑，招聘标准是看第一学期成绩，再加一篇命题作文。在走廊看告示的时候，碰到Lee。她问，你去不去应聘?我有点动心，但那篇命题作文也让我犹疑。我三十岁以后才用英文写作业，对这种语言充满隔膜。此前，虽然翻译过一些英文书，但翻译是一回事，写作是另一回事。

我问Lee是否参加，她说是。见我犹疑，她又说：“你也参加吧，即便选不上也损失不了什么，但不试一下，就不知道能不能选上。”我想，是啊，就决定参加了。Lee见自己有说服力，很高兴的样子，话就多起来，说同学中没有几个像你读过那么多福克纳、海明威 ，你肯定写得好。说得我有些飘飘然的感觉，但内心知道，读文学是一回事，写论文是另一回事。

作文比赛的结果出来了。Lee跟我都在榜上，对我来说是个惊喜，但Lee一直胸有成竹。

编辑部要审阅稿子，定期讨论，与Lee见面多起来。她做事很认真，但并不苛求。有时遇到语法、表述和引用格式问题 ，我会向她请教。编辑间常会有不同意见，争执不下，Lee跟我总是站在一方。偶尔，她会报怨个别编辑对作者过于苛求。编辑部的工作，如果认真做，每周要花十几小时。遇到交作业或考试，只好从睡眠时间中往外挤。Lee仍旧去军营训练，要比我们从睡眠中挤出更多的时间。有几次讨论 ，她看上去实在疲惫，坐在角落一言不发。

那年三月，伊拉克战争爆发。同学中很多人反战，也有不少人支持推翻萨达姆。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战火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但对于预备役军人来说，却随时可以发生在自己身上。菲律宾裔同学被部队召回，送到前线。他发回了一些战斗前后与战 友在一起的照片，学院张贴在布告栏中。

那时候，伊拉克似乎时常有战斗，每天电视上都公布阵亡美军士兵的名单。新闻说，前线兵员紧张，开始从国民卫队中抽调士兵。我问Lee，她说已经有一起训练的战友被送到伊拉克去了，不知道哪一天她就会接到命令。我们尽量避开这个话题，她似乎也不太担忧，反正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跟大部分同学不同，她从不说是赞成还是反对那场战争。

几个星期后，Lee接到了命令，要开赴伊拉克前线。学院在小教堂举行了一个送别仪式。她讲话仍然一脸笑容，说我们一起入学，但不能一起毕业了。送士兵去前线，爱国是主题。但同学和我只想让Lee平安回来。虽是道别，却不伤感，她脸上仍然是疲惫的笑容。那时候，不能理解为何他们要送一位女生去前线。

Lee走后的几个月，每次看到电视上在伊拉克阵亡士兵的照片和名单，就会想到她，为她担忧。战事时断时续，她的消息越来越少。后来，当地报纸报导了家乡去的军人在伊拉克的情况。在报导中看到了Lee的名字，她说：“到了前线，人生就变了，只想一件事，其他都不再忧虑了。”我们隔着半个世界，一边是战火，一边是和平，都知道那件事是指什么。

最后一学期，大家忙着找工作，为毕业后的生计奔波。编辑部招新人进来，老编辑离校前合影留念，还专门请来摄影师。毕业快二十年了，我的书架上一直放着那张照片，只是Lee不在上面。我们照像的时候，她正在伊拉克前线。当初，如果没有Lee鼓励，我也不会在那张照片上。

同学四散，我一路南下，流落到德克萨斯定居下来。一年后，Lee从伊拉克返回家乡，恢复了学业，毕业留在本地工作。我们相隔千里，偶尔通信问候。几年前，她打电话来，说正在奥斯汀出差，只是路程太紧，来不了休斯顿拜访。相距三个小时车程，算是擦肩而过。

Lee没有孩子。疫情前，她说想从加纳收养个孩子。如今，她也已经年近半百。不知道是否了却了那桩心愿。

感恩节过后，Lee收到挂历，每次都会来信感谢。 记得最清晰的是有一年，她说挂历很好看，但附信更令人感动，她珍藏起来，作为自己写信的样板。唉，那么多年过去了，经历了风风雨雨，甚至战火，Lee依旧本色，不吝惜给人美言和鼓励，真诚而朴实。

旧事随流水，转眼二十几年。青春过后，岁月催人老。念及当年，同学一场，青春还有些余音，还没有被生活压缩得面目全非。如今都成了往昔。人生如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有些美好的记忆挥之不去，让异乡人在漂泊中感到故人的温暖。

各位好，在得克萨斯西部转了两周，昨天回到生活世界的日常，继续读书读报，知己、知彼、知天下。在西部旷野中，一周不读报，心情会好很多。得州本地人很多是straight talker，说话直来直去。回家路上，在90号公路边的餐馆，一位服务员大妈，满头白发，身材纤细，声音悦耳。她名叫Betsy。吃饭的时候，电视正在放白宫新闻，她随口说了一句“that bonehead in high court”。这是得克萨斯老乡的土话，土得掉渣，同时又温文尔雅。

回到家，社区已经是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圣诞节快到了，街上一片喜庆色彩。看看新闻，美国这边，that bonehead in high court继续制造头条，很多新闻已经成了无意义的噪音。中国那边，红色基因土皇帝在宣布胜利，而中国政府发布的最新经济指标，却是寒风刺骨。

《华尔街日报》的标题说《中国经济指标在多个领域全面恶化》，路透社的标题说《中国经济陷入停滞，改革呼声高涨》,《欧洲新闻》的标题说《消费和投资下滑，中国经济失去动力》。

看一下内容，这些报导都不是标题党，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来自刚刚出炉的11月份中国经济核心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只增长了1.3%，这是过去三年中最差的表现。大家可能还记得，三年前，也就是2022年中国正处在新冠大瘟疫的高峰，全国到处封城清零，整个国家给弄成了一座大监狱。今年11月，中国人的消费增长只比那时候好一点。

不仅老百姓的消费萎靡不振，而且投资也断崖式下跌。尤其是房地产投资，今年前11个月，全国的房地产投资暴跌了15.9%。同时，工业产出增速也降到了15个月来的最低点。中国统计局的这些数字，本身已经包含不少水分。即便是这些注水的数据，也充分说明了中国经济正在进入寒冬。根据这些数字，路透社报导说，中国经济“广泛疲软”，《华尔街日报》直接说“全面恶化”，《欧洲新闻》说是“失去动力”。

从上面的报导和分析来看，这不是某个行业的局部波动，也不是暂时的市场调整，而是一场系统性的、全方位的经济下行。

今天，我们就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字和几家主流媒体的报导，来分析一下：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中国政府过去屡试不爽的刺激政策现在全面失效？更重要的是，在国内经济增长引擎几乎全部熄火的情况下，中国试图通过拼命出口，来把问题甩锅给全世界，这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出口——中国经济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还能维持多久？

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的说法。所谓“三驾马车”，是比喻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投资、消费和出口。投资、消费和出口，支撑了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经济增长奇迹。这三驾马车齐头并进，把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拉升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到了2025年冬天，如果仔细审视这三驾马车，就会发现，其中的两驾马车已经散了架，拉车的马不是已经累死在路上，就是已经气喘吁吁，再也跑不动了。只剩下一驾马车还在疯狂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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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我从家里出发，一路向西，开车穿过得克萨斯。第一站目的地是得州边境的Big Bend——大弯国家公园。

开车路上，我第一次听到滨崎步这个名字，知道了她是一位日本女歌手。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过她的歌，对她一无所知。我听新闻说，她本来11月29日要在上海开演唱会，但中国政府在开演前两天勒令她取消演出。观众和票房当然都没了。但她没有放弃，没有抗议，而是带着乐队，面对空无一人的剧场，像正常演出一样，从头到尾唱完了整场。

那天上路以后，一直下雨，过了得州中部的丘陵地带，雨停了。路两边的树木越来越低矮，光秃秃的山丘连绵不断。得州西部仍然是人口稀少的蛮荒之地。在Sonora的加油站，一位开施工卡车的墨西哥人，左侧腰带上挎着一把1911。他可能是左撇子。人很友好，看我从车上下来，点头示意。得克萨斯是open carry state，可以把枪带在外面。但大部分人不会这样。我从来没有open carry过，都是别在外套下面，或者放在随身的包里。

得州西部硬朗、孤绝。它的本色就是这样，不是刻意做出来的。这就像一个人的性格。在车上听到滨崎步的故事，觉得她就像得克萨斯西部人一样，硬朗、孤绝。于是，我开始补课。在一个休息站，我在YouTube Music上找到她的歌，看了几首歌词的英文翻译，开始一首接一首地听。

听着听着，我好象领会到，为什么她能干出“空场演出”这种事。这是她的性格，是她的为人处世的方式，是她的做事风格。She just did what she had to do。

滨崎步显然不是那种糖果型女歌手。她的声音充满了瑕疵——你能听到她声带边缘的撕裂感，但这正是她歌声的迷人之处。她是用生命在撞击难以突破的极限。她的歌词写满了绝望、孤独，还有，更重要的是，绝望之后的重生。

她的歌声，她的空场演出，让我想到一个我崇尚的人生原则：“我们决定不了别人做什么，但我们能决定自己怎么做。”

她决定不了中国政府做什么，但她能决定自己怎么做——对着满场空座，完整地演出已经排演好的节目。有一股晦暗的力量，不让她的歌声被听到，她无法控制那股力量，但她决定自己一如既往，唱出自己的歌声。

“I do what I have to do.”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绝大多数人做事，是为了得到反馈——为了掌声，为了门票收入，为了面子。一旦这些没了，动力就熄火了。

但滨崎步展示了一种叫做“举重若轻”的境界。 面对一切到位之后却被取消演出这样沉重的打击，她像掸去衣服上的灰尘一样，表现出来的态度是：“随他去吧，我继续唱。”

这种轻盈，来自于强大的内心世界。她不需要把力量展示给谁看，因为她自己就是力量的源头。

跟滨崎步的举重若轻相比，中国政府的表现像群举轻若重的猴子。

一场商业演出，一位流行乐歌手。 在正常国家，这本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但在那个虚张声势的国度，这似乎变成了天塌下来的大事。党国如临大敌，发公文、拉警戒线、派警察维稳，好像如果不取消这场演唱会，政权明天就会崩溃一样。

这不禁让人想起土皇帝带给中文世界的那个梗——200斤。本来是个无能、自卑、虚弱的人，却吹嘘自己扛200斤麦子不换肩。不知道这是人还是骡子？

昨天登山，看到一队骡子驮着些铁皮盒子下山，看着也没有200斤。

那个自称200斤的，连100斤也扛不起来，所以他才看什么都觉得重。因为他内心虚弱，看什么都重得要命，看个乒乓球，都当成重磅炸弹，如临大敌。

看着这帮人费尽心机去对付一个女歌手，去对付她的歌迷，我只觉得替他们累，替他们难受。那种感觉，就像看一群猴子抬自己抬不起来的杠铃，龇牙咧嘴，丑态百出，还以为自己在展示神力。

更荒诞的剧本发生在演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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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娱乐完了政治，我们今天讲一个有点沉重的话题：中国这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老百姓本来忙着工作、创业、致富，买房买车奔中产，为什么突然出现大面积民心崩塌，不再相信明天会更好，而是普遍为明天忧虑，拐点发生在哪一年？从过去十年形成的趋势，尤其是这几年不断加速的趋势，可以判断下面十年会怎么样？普通人应该怎么应对？

这个频道的很多听众人在国内，可能已经切身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的悲观气氛，感受到周围越来越多的人陷入焦虑，陷入迷茫。经济失去了动力，国家失去了方向，像一辆发动机熄火，方向盘失灵的汽车，正在惯性的驱使下往沟里滑。我们在海外，看中文社交媒体，看英文媒体报导，也有同样的感受。

这是不是只是你个人的感受、我个人的感受，或者只是个别记者的观察呢？越来越多的数据，包括中国政府自己发布的数据，表明这并不是个别人的感受、个别人的观察，而是中国的现实已经形成这样的趋势。前段时间，我看到哈佛大学一位社会学家，跟中国几所高校合作，在国内展开的抽样调查。调查结果跟我们对中国的感觉合拍，也佐证了一些英文媒体对中国的报导。

在以前的节目中，我给大家讲，看历史不能被单独事件牵着鼻子走，而是要看一个时段形成的趋势。这期节目，我们就根据哈佛学者跟中国高校的抽象调查、一些英文媒体的报导，还有中文世界很多人的经历，来讲讲中国的发展趋势。过去十来年，这个趋势越来越清晰，而且它很可能会按照惯性再持续十年，甚至更长。

对于每一位身处中国的人，对于虽然身在海外，但仍然对中国的亲朋师友有牵挂的人，了解这个趋势，才能顺势而为，积极应对，才能避免完全被时代拖着走。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不一样的。在任何时代，都会有认知能力超强的先知先觉，有通过学习提高认知的后知后觉，也有彻底丧失了认知能力的不知不觉。

大部分人是通过学习，通过经验教训，来提高认知，就是上面说的“后知后觉”。我想，这个频道的大部分听众，跟我一样，属于“后知后觉”。连孔子都把自己列到“后知后觉”这一类。

在认知方面，孔子是把人分成四类。第一类是“先知先觉”，就是他说的“生而知之者”——一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还不会说话，就能为人类指明方向。第二类是“学而知之者”，就是能主动去学习，主动提高认知的人。孔子说他自己就属于这一类。

但他把“后知后觉”做了细分，因为大部分人没有那么主动，而是遇到了问题，才会去学习。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困而学之者”——虽然普通，但没把自己活成普信男、普信女，而是虚心向比自己强的人学习，通过学习提高认知。

当然，还有一种人，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困而不学”，彻底丧失了认知的动力、认知的能力、认知的意志，傻吃迷糊睡，进入“不知不觉”的境界。

一些中国人喜欢说“难得糊涂”。“难得糊涂”本来是明白人自我调侃的一种说法，它对明白人才有意义。明白是明白人的常态，糊涂一下才难得。糊涂是糊涂人的常态，对他们来讲，糊涂一点都不难得，明白才难得。

所以，“难得糊涂”是个符合明白人身份的说法。符合糊涂人身份的说法，不是“难得糊涂”，而是是“难得明白”。不过，糊涂人本来就糊涂，把明白人说的话硬扣到自己头上，张冠李戴，也符合他们的糊涂状态。

跟很多听众一样，我是“困而学之者”，属于“后知后觉”中比较靠后的那一种。从孔子的说法，我们可以领悟一个道理——即使是在“后知后觉”中，认知也分先后。有人明白得快，有人明白得慢。像我是比较慢的。慢点关系也不大，重要的是要知道听明白得快的人怎么讲，知道看明白得快的人怎么做。

早在2019年，就有中国知名企业家说，那年是过去10年中最差的一年，但是未来10年中最好的一年。那时候，很多中国人还在贷款买房，贷款买车，拼命工作奔中产，希望靠努力尽快实现财富自由。那位企业家的话，没有多少中国人听得进去。转过年来，那句话，就应验了。而且从那时到现在，这6年，每年都在应验那位企业家的话——一年一年过去，中国经济没有更好，只有更坏。

这是每个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离不开的大环境。回头看已经过去的十年，再依据这十年形成的趋势，大致可以看到下一个十年的景象：对于99%的普通中国人来讲，明年不会更好，只会更坏。

大家看历史，很多重大事件，都是刀光剑影，炮火轰鸣，人头落地。这种历史看多了，就会形成一种印象，或者说先入之见，以为历史拐点都会伴随刀剑炮火，大起大落。真实世界的历史并不像书本上写的那么富有戏剧性。很多重大历史转折并不是在炮火轰鸣中完成的，而是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悄然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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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到了，进小区的车排起长龙。这是个家庭团聚的日子，空气中开始弥漫着烤火鸡的香气。在所有节日中，可能感恩节是最大白话的——Thanksgiving，不需要解释，不需要查字典，一听就知道什么意思。但这个听着再平凡不过的节日，却隐含着阅历沉淀后成熟的人生智慧。

可以说，感恩，是成长的第一道门槛。一个孩子什么时候才算真正长大了？是年满十八岁？是拿到驾照？还是赚到第一笔工资？

在美国，很多年轻人高中毕业后，选择入伍当兵。在那之前，他们从未离开过家，像一直在父母温室中生长的花草。在新兵训练营（Boot Camp）那几个月，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经历身心的磨砺：原本在家里唾手可得的舒适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严苛的纪律，凌晨被叫醒，每天是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这时候，很多家长会收到孩子从军营写来的信。这可能是这些孩子人生中写给父母的第一封信。打开信，父母读到的，除了报平安的话，后面往往都有一句“thank you so much for everything you’ve done for me” ——“感谢你们为我做的一切”。这成了新兵的共同语言。读到这句有些笨拙的感恩的话，父母知道，孩子长大了。成熟的人，才会感恩。

这些曾经叛逆的孩子，开始意识到，他们理所当然享有的很多东西，冰箱里永远都有的食物、浴室里永远都有的热水、每天热气腾腾的晚餐…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当孩子开始意识到，他本以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不再理所当然，而是由父母在外面辛苦工作，由父母的爱支撑起来的，这时候，他就长大了。

感恩，是成熟的标志。

我们长大了，离开父母，独自面对世界的风风雨雨，在有些深夜为生计发愁，在职场上默默吞下委屈，在筋疲力尽的时候强做笑脸…经历了这些以后，我们才开始懂得父母当年有多不容易。这种迟到的理解，滞后的感恩，往往伴随着遗憾，伴随着懊悔。

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最难跨越的一道心理关卡，往往是对父母“不完美”的接纳。我们小时候不懂事，眼光总是盯着自己没有的，在不如意的时候，甚至嫌弃自己的父母，羡慕别人孩子的父母——他们有文化，上班坐办公室；他们有钱，能给孩子买新衣服、新鞋子；他们说话有水平，穿的也体面。

我们可能在内心深处无声责备自己的父母，嫌他们没有文化，嫌他们只会干粗活，嫌他们挣钱少，嫌他们没钱给自己买新运动鞋，嫌他们不能给自己提供好一点的条件…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比父母聪明，带着无知和傲慢，嫌弃给予我们生命,带给我们一日三餐，为我们遮风挡雨的人。

多年以后，我们自己也有了孩子，也步入了中年，也经历了生活的重压，才体会到父母曾经历的挣扎和心酸。他们在单位无数次忍受白眼，只为了保住一份养家糊口的薪水；他们为了省下几块钱，让我们吃顿好的，在菜市场挨个跟小贩讨价还价。

他们给我们的，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却是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好的。小时候，我们不知道，对我们人生有意义的，不是那些我们可望不可及的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而是父母能拿出来的最好的。

经常听人说，爱是无私奉献。爱当然离不开奉献和给予。但那不是爱的全部，也不是爱最难的部分。感恩节之际，我想说说另一种父母之爱，就是“放手”。“放手”甚至比“给予”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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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又虚度了一个周末。照常划艇钓鱼，走路举重，吃吃喝喝，跟朋友聊聊天。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继续娱乐政治，说说美国版西门庆、王婆跟中国官二代千金联袂主演的一场大戏。这个频道有些听众是跟孩子一起听，这期节目，还是让孩子跳过去吧。

上周，美国的主流和非主流媒体，同时爆出一个大瓜，主角是横跨官学商三界的大咖Larry Summers。萨默斯曾经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事发时，他仍然担任哈佛大学教授，还有一些大公司的董事。

事情的起因是，美国众议院决定公开一部分爱泼斯坦案文件。很多听众可能知道爱泼斯坦案。这人是美国当代最有名的皮条客——也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有名的皮条客，为很多名人拉过皮条，包括比尔·盖茨，还有后来当上总统的川普。川普第一任时，爱泼斯坦因为涉嫌组织未成年人性交易，被抓捕起诉，不久在监狱中死亡，狱方说是自杀。

去年，川普竞选总统的时候，保证他当选以后，公布爱泼斯坦文件。但他今年当上总统以后，改口说文件中没什么东西，不再公布，引起他的基本盘不满。一直到现在，仍然在发酵。上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像挤牙膏一样公布了一些文件，包括爱泼斯坦的一些email。人们发现萨默斯跟爱泼斯坦交往密切，关系不一般。他向爱泼斯坦请教，如何跟一位中国官二代千金上床。

这位被萨默斯盯上的中国官二代千金，在公开的邮件中，名字被隐去。她的身份非常特殊。虽然媒体没有直接点名，但根据邮件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披露的细节，比如中国籍、哈佛大学博士、伦敦政经学院副教授、父亲是中国副部级高官……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人——金刻羽。

这几年，金刻羽在西方媒体上特别活跃，她以著名经济学家面目出现，高调为党国辩护。她出身不凡，父亲是中国财政部前副部长，也是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

2015年，中国挑头搞亚洲投资银行，美国决定不参与。萨默斯在媒体上公开抨击美国的做法。当时，很多中文媒体大幅报导，标题特别吸引眼球。比如说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亚投行见证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萨默斯谈亚投行：美国一意孤行的苦果”、“萨默斯：亚投行见证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亚投行开门红为美国敲响警钟”、“美国坚持不加入亚投行，前财长萨默斯怒斥国家不作为”…

萨默斯为美国操碎了心，指责美国不响应中国号召加入亚投行，他抨击美国不作为。爱泼斯坦邮件公布以后，人们才发现，萨默斯的痛心疾首可能另有原因。三年后，他向爱泼斯坦敞开心扉，求教如何跟亚投行行长的千金上床。现在，外界知道，这才是他头脑中的作为，其他作为不作为，都是些高大上名词包装。

萨默斯邮件门曝光以后，一些中文媒体开始八卦，加入很多想像。英文媒体，不管是主流还是非主流，大部分报导还是依据邮件的内容，没有展开想象力。萨默斯有没有跟金刻羽上床，我对这种话题不感兴趣。上床了又能怎么样？不上床又能怎么样？到底是谁引诱谁，谁想利用谁，引诱到哪一步，利用到哪步，是半推半就，还是半推不就，看客自己去发挥想象力。那不是这期节目的话题。

我感兴趣的是，美国、中国，这两个世界大国的学界和官场、著名大学和官办机构，是怎么沆瀣一气，把学术研究、国家利益弄成包装男盗女娼的遮羞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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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推特上说，中国经济开始在滑梯上运行，可以预见的是，经济越差，土皇帝越折腾。毛时代有句名言，叫“越穷越革命”，后来有人加了一句，说“越革命越穷”。用今天话来说，就是经济越差越折腾，越折腾经济就越差。在国内，当然是折腾中国老百姓，在国外跟发达国家对抗，也是以折腾中国老百姓为主。在土皇帝的统治理念中，中国人就是它手中用来跟发达国家对抗的工具。

中国威胁发动台海战争，嘴上威胁，空中威胁，海上也威胁，已经威胁了几十年。这几年年，日本不再迁就中国这种威胁，前首相安倍晋三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新首相高市早苗在议会重申这个主张。邻国整天威胁要发动战争，日本不可能置身事外。这是人间常识。

但日本这么说，中国的土皇帝没面子，要给日本点颜色看，他的“杀手锏”就是把中国人当工具抛出去。红朝这七十多年，每次党国忽悠“爱国”，结果都是一场家暴。这次也不例外。它要求中国的航空公司取消飞日本的航班，施压游客退订在日本的酒店，发动官方和民间大大小小的肉喇叭，制造“谁去日本旅游，谁就是汉奸”的恐怖气氛。

中国人去日本旅游，大部分是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乘坐日本航空公司航班的不多。据《南华早报》说，中国七家飞日本的航空公司，取消了近50万张预订去日本的机票。很多中国旅行社不得不取消已经预订的旅行团行程。在日本接待中国旅行团的大部分也是中国人开的公司。中国这种做法，肯定会对日本旅游业有影响，但影响不像中国宣传的那么大。受影响更大的是对中国的航空公司、中国的旅行社，还有中国人自己。

这是中国土皇帝的绝活，就是他一跟那个国家过不去，就会精准打击中国人。在外面碰了壁，丢了面子，一定要对中国人家暴。

土皇帝刚上台的几年，中国经济靠改革开放的惯性发展。中国航空业也跟着水涨船高。但再大的经济体，也经不住全方位的反常识、反人性折腾。航空业是经济活动的晴雨表。2020年，中国新冠大瘟疫失控，土皇帝野蛮封城，航空业大头朝下，陷入全面亏损。疫情以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航空业随着经济上行，迅速恢复，只有中国航空业，继续随着经济下行，加大亏损，到现在已经连续亏损了5年。

本来国际航线比较赚钱，中国七家飞日本的航空公司，至少可以在日本航线多赚点钱，减小国内航线的亏损。但它们成了这次土皇帝家暴的第一波牺牲品。50万张退票，加上后面取消的航班，很多公司维持运营的现金流，可能就断了，只剩下继续向银行贷款一条路。

过去十来年，大批中国人去日本旅游，受益的不只是日本，也是中国。去日本的中国游客，养活了一个主要由中国人经营的庞大产业链。从专门申请签证、组团的旅行社，到在日本开民宿、开免税店、做地接服务的中国人老板和中国人员工，都是这条产业链上的环节。

在这方面，日本媒体和中文媒体都有过报道。很多中国游客去日本，旅游走马观花，以购物为主。他们购物消费的特点，主要就是在中国人的商业闭环中流转，比如说，住中国人开的民宿，去中国人开的免税店购物。这跟其他国家的游客不太一样。中国游客在日本花的钱，相当大一部分是流到了在日本的中国人的口袋。

土皇帝现在这一刀砍下去，先感觉到痛的，是七家中国航空公司，很多中国旅行社，还有很多在日本做生意的中国人。

中国土皇帝在搞建设方面，是个弱智，但在搞垮经济方面，是个天才。他要惩罚日本，先精准打击中国航空业，先折腾中国人。党国从来没拿中国人当人对待，而是把中国人当工具使用。毛时代是把中国人当炮灰，当革命工具；改革开放年代，变成把中国人当赚钱工具；土皇帝上台以后，直接把中国人当出气的工具——他每次在国际上吃瘪，都要在国内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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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几位朋友聚会聊天，说到学位这个话题。在座的两个人有博士学位，其中包括我。我是文科，另外那位朋友是理工科，都算是不错的学校毕业。我们那个年代，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是念书改变命运，但我们两个博士，后来都没有靠博士学的专业谋生。如果一直做博士学的专业，在美国大概率现在连工作都没了。

不是我们不喜欢博士学的专业，而是生活跟念书是两回事。念书只是人生的一个时段，就像是连续剧中的一集，但不管念到多高的学位，总有毕业的那一天。毕业了，人生还是要继续。除非家里有花不完的钱，走出校门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谋生，怎么样养家糊口。当然，可以做博士后。但博士后收入微薄，而且职位大多是临时性的，经常是一两年换个地方。除非是天才，一般人念完了博士，已经30来岁，有家庭，有孩子，需要养家糊口，过稳定一点的生活。

如果我们俩一直死磕自己的博士专业，只盯着对口的工作找，可能早就被行业淘汰了。这是个非常残酷的现实。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博士，看到了这个现实。在我们那个年代，不管怎么说，读博士是为了“向上流动”，从小城镇流向一二线城市，从中国流向美国。而今这个年代，教育泡沫越吹越大，学位贬值，对于很多人来说，读博士，可能成了人生的一个陷阱。

这几年，一些美国大学也意识到了博士泡沫问题，开始主动削减博士招生人数。这个趋势，今年开始加速。川普政府削减了不少联邦拨款，一些大学借这个机会，砍掉了很多博士招生名额。比如说，哈佛很多专业要砍掉75%的博士名额。哈佛不是行动最快的大学，有些大学早就宣布要减少博士招生。

与此同时，中国的大学正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大幅扩招博士，只是上海交大一个学校，明年就要招5000名博士，而它本科生才招4000名。去年，中国招收的博士生数量已经高达17万，在校博士生数量已经高达67万。按这几年每年增长10%推算，明年，全中国高校招收博士生的数量可能接近20万，远远超过美国。

美国不像中国那样，大学招博士，要先经过教育部批准；也不像中国那样，博士招生数量，教育部有统一的统计口径。所以，美国没有一个确切的博士招生数据，只有一个大致的博士学位授予数据。这几年，美国每年授予博士学位5万多个。而中国大学在5年前，授予的博士学位已经超过6万，3年前已经超过8万。

有人可能说，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博士也应该比美国高4倍才对。这种说法体现了一种对美国博士招生的无知。美国大学不是只面向美国人招收博士生，而是面向全世界招收博士生。2023年，美国大学超过一半的工科博士学位，是授予了国际学生；在数学和电脑专业，70%的博士学位，授予了国际学生。美国大学的博士教育，完全是国际化的。在这方面，中国大学的博士教育，跟美国相比，形成鲜明反差。中国大学的博士生，几乎清一色都是中国人。而且，中国最优秀的学生，大都选择来美国念博士。中国大学招收的博士，大部分是美国大学挑剩下的。

一个是面向全世界招博士生的大学系统，一个是几乎清一色招中国学生的大学系统，用两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比照中美两个国家博士生的数量，没有意义。中国大学疯狂扩招博士，不是因为10几亿中国人需要那么多博士，也不是因为中国劳动力市场能消化那么多博士，而是中国这种计划体制人为推动的，跟大跃进一个逻辑。因为违反市场规律，结果也会跟大跃进一样，泡沫破裂，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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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说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这几年，经常听人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分裂。至于怎么个分裂法，可能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有的国家突破了历史的笼子，在政治、文化上，出现崭新的气象，现代文明越来越深化。有的国家，现代文明化反复难产之后，又难产了一次，重新回到历史的笼子中。

中文世界对这种回到历史笼子的国家，肯定不陌生，因为中国就这种国家。改革开放，还没深化到制度层面，国家又回到了皇帝-太监的统治方式。俄国也是这德性。折腾来折腾去，折腾成了普习金一家亲，在历史笼子中自娱自虐。

这几年，有两个国家政坛的变化，让人看到一股从历史笼子中走出来的新气象。一个是意大利，一个是日本。三年前，意大利选出了第一位女总理梅洛尼；上个月，日本选出了第一位女首相高市早苗。

意大利和日本，传统上政坛都是一片Macho，是老男人和他们儿子的游戏，按部就班，论资排辈。它们很多国民的精神世界，已经突破了历史的笼子，但政坛格局严重滞后。因为政坛近亲繁殖，性别、年龄都成了妨碍新人脱颖而出的枷锁，各种武大郎粉末登场，干一年下台，甚至干几个月就下台。

二战以后80年，意大利总理平均执政时间是一年多一点，给外界的感觉是年年换总理。从2011年到2022年，意大利换了8个总理。过去十几年，结束意大利总理走马灯游戏的是它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梅洛尼。她2022年10上台，已经干了三年。她的支持率不但比几个前任要高，而且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领导人要高。

在国际舞台上，梅洛尼也表现不凡。她果断中止了前任跟中国的搞一带一路合作，真刀真枪援助乌克兰，高调抨击普京，主张增强北约军事实力。她也能搞定川普，搞定欧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梅洛尼刚上台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她干不长，跟前任一样，干一年就不错了。但她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才能，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今年10月，高市早苗成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我做过一期节目，专门讲这个事件。当时，一下就想到意大利的梅洛尼，但没展开讲。两个人都不是政治世家出身，都在普通家庭长大，都有比较强的保守派倾向。最重要的是，她们都能在论资排辈的老男人政坛脱颖而出。这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时的政坛格局。

有比较，就有优劣。对照意大利，看俄国；对照日本，看中国。一边是突破本国历史惯性的女总理、女首相，一边是顺着本国历史惯性加速的土沙皇、土皇帝——很可能玩成末代土沙皇、末代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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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我们结合这两周的几则媒体报导，来分析中国正在经历的“极权制度陷阱”——国家越膨胀，民生越艰难。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眼看着国家越来越强大，但我每天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了。

在正常国家，国力越强，国民生活越好，国力和民生这两条曲线，应该是同步向上的。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正常。

这些年，中国的综合国力，比如说，它的制造业、军事力量、全球影响力，在图表上呈现出一条陡峭的上升曲线；而中国的民生福祉，比如说，普通人的收入、对生老病死的安全感、对未来的信心，却同时呈现出一条掉头向下的曲线。

短期经济发展过后，国力和民生这两条曲线分道扬镳，持续向两个极端延伸，这是极权国家摆脱不掉的制度困境。为什么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觉到，国家越来越强大，但自己的小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原因就在这里。

一位家住北京的作者高雨莘，投书《纽约时报》，讲了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昨天，《纽约时报》刊登出来，引起很大反响。这篇文章的英文标题是“The China That the World Sees Is Not the One I Live In”。直译过来就是：“世界看到的中国，并不是我生活的那个中国”。

那么，世界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只看这两周的新闻，中美两国元首会谈，美方在贸易问题上做出让步；中国掌握了舰载机电磁弹射技术，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号”正式服役；中国在人工智能和高端芯片领域弯道超车，赶超美国指日可待；中国的电动汽车席卷欧洲、东南亚，势不可挡…

从纸面上看，中国的国力正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成为全世界唯一有能力在经济、军事和科技上全面挑战美国的国家。

但一位生活在北京的普通人高雨莘，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中国，感受到的中国，却跟外面的世界看到的那个强大的中国，形成巨大反差。在自己每天“生活的那个中国”，她看到的，是窗外小学每周一准时伴随国歌举行的升旗仪式，是街道两旁整齐的银杏树和“热爱祖国”的宣传标语。在这些井然有序的表象之下，她感觉到的，却是“一股悄无声息的绝望在暗流涌动”。

她跟很多中国人一样，曾经为祖国感到骄傲。感到骄傲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感情。在中国经济腾飞时段，中国人自然为中国感到骄傲，这是人之常情，根本不用宣传标语提醒他们。但是，中国那个国力跟民生都蒸蒸日上的时段，显然已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眼下这个政治空前高压，经济增长乏力的时段。

时代变了，大环境变了，人心肯定跟着变。用高雨莘文章中的原话讲就是，对于很多曾经为中国感到骄傲的中国人来说，那种“骄傲已难以唤起。在日常生活井然有序的表象下，一股悄无声息的绝望在暗流涌动。社交媒体和私下交谈中反复出现一个主题是：对失业、降薪和生计艰难的担忧。”这是高雨莘文章中的原话。

为什么会这样呢？按照人间常情常理，国家越来越强大，国民应该越来越富裕，日子应该越来越好过，老百姓应该越来越有安全感，对未来应该越来越有信心。但现实却是，中国很多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窘迫，日子越来越艰难，对未来越来越焦虑。

国家的形象和老百姓对生活的体感，冰火两重天。存在这种强烈反差，是国家出了问题，还是中国老百姓的感觉出了问题？

高雨莘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认为是国家出了问题。她这篇文章的中文版，有个更直白的标题：“外强中干的祖国让中国人感到绝望”。祖国越强大，普通人的生活越窘迫。不是普通中国人的感觉出了问题——普通中国人的感觉是正常的，是国家出了问题。国家的问题，用四个字概括，就是“外强中干”。

不少听众可能知道“外强中干”这个成语的来历。这个成语已经有2600多年历史，至今还有生命力，因为它至今还反映现实。尤其是这十年，一听到这个成语，让人自然想到北京的红色基因土皇帝。从性格到做派，他都跟这个成语的主人，春秋时代的晋惠公，有极强的家族相似性，在很多方面，两人简直像同一对爹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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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社交媒体上，经常遇到有人问：你都在美国住了那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老关心中国的事？道理是这样的，可以从两个层面讲。一是人性的层面，二是中国人的层面。

从人性层面讲，就是做为一个人，会有好奇心。这是正常人性。有好奇心，人才会求知，这就是人们通常讲的“求知欲”。没有好奇心，没有求知欲的人，给人的感觉就是傻吃迷糊睡，浑浑噩噩，行尸走骨。

说到“行尸走骨”，我年轻的时候，还闹过一个笑话。一位老先生，让我给他校对手稿。其中有一句话，“行尸走骨”。我们语文课上学的是“行尸走肉”，我以为他写错了，就把“骨”改成了“肉”。结果，他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语文课，说“行尸走骨”或“走骨行尸”是中文的正宗说法，“行尸走肉”是后来才出现的，而且没有“行尸走骨”生动。老先生的那堂语文课，一辈子忘不了。

每个人天生有好奇心，可能小时候差别并不大。看小孩子，都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只要注意观察，都能看到这一点。人类有文字纪录的历史几千年，很早就体会到这一点：没有好奇心，就不可能创造知识、学习知识。比如说，2500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每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因为每个人天生都有好奇心。

虽然每个人天生都有好奇心，但后天却差别很大。有人很早就把好奇心弄没了，有人一直保持到老，活到老，学到老。有的人刚刚二三十岁，你跟他们接触，感觉已经老态龙钟，心态像七老八十一样，混吃等死。有的人已经七老八十，但精神世界充满活力，仍然在学习新东西，体验新生活，心态跟年轻时候一样。这就是好奇心的神奇力量。

既然好奇心是人性，如果一个人没了好奇心，说明人性就有点残缺不全了。很多外国人对中国充满好奇，有人去过中国，有人没去过中国，没见过会好奇，见过了会刺激更多好奇。这是正常人性。

很多中国人也对美国充满好奇。有了对美国的好奇心，才会看美国电影，读关于美国的书，听关于美国的播客，飞到美国看一看。有人走马观花，看了几天，几个星期，好奇心就没了。有人越看越好奇。这是好奇心和求知欲的个体差异。

也有不少中国人，天生有好奇心，但童年时代，头脑就被家长格式化了，一上学，再被学校格式化一遍。等到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好奇心就没了。一说到外面的世界，一说到美国，他们立即产生条件反射，跟党国给他们头脑中塞的信息垃圾挂钩。党国教育格式化他们的头脑，从他们头脑中删除的，就是他们天生的好奇心。

所以，听到有人问，为什么你都不在中国了，还老讲中国？我的第一反应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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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在国内跟一位朋友喝酒。喝到半夜，说起孩子来，他开始䜣衷肠。他有个女儿，在美国留学。他说，那是他大女儿，他还有个小儿子，还在上小学。他在体制内工作，他太太做生意。他们喜欢孩子，不想只要一个，但如果生二胎，可能他的工作就保不住了。

他太太生了二胎，是个儿子。但他们一直不敢告诉女儿，那是她弟弟，怕她在外面说漏了嘴，惹出祸来。他们给女儿说，那是农村亲戚的孩子，寄养在他们家，跟她做伴，以后可以在城里上学。他们夫妻对朋友也是这么说。朋友们也不知道那个男孩是他们的儿子，当然在户口上，也不是他们的儿子。

直到她女儿到美国来上学，他们才把实情告诉她，说那不是你表弟，那是你亲弟弟。多年以后，等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他们才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一家人。

那个连生孩子都要偷偷摸摸的国家，据说正在东升西降。

前面一期节目，我们讲中国人口结构性坍塌造成的社会危机。危机的爆发看似突然发生，但在爆发前却经历了一个持续的酝酿过程。细心的听众可能还记得，我们曾引用海明威的名句“gradually, then suddenly”，来描述这个现象。

经济学上有个“多恩布什法则”（“Dornbusch’s Law”），讲的也是危机从缓慢酝酿到突然爆发的规律。Rudi Dornbusch是位经济学家，他的原话说的很直白：“危机的到来，比你想象的要漫长，但是危机一旦到来，发生的比你想象的要快。”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从拍脑袋定调、开始实施，经过40多年酝酿，到眼下爆发不可逆转的人口危机、社会危机，这个过程完美地验证了“多恩布什法则”。中国人口的结构性坍塌，还有这种坍塌导致的社会危机，比几乎所有权威机构的预测，来得都快。

就在几年前，世界银行还预测中国人口要到2029年才会出现拐点，人口才会开始减少; 中国社科院预估，是到2027年，中国人口才会出现拐点; 就连《经济学人》比较悲观的预测，也认为中国人口至少能撑到2025年，才会出现拐点。

但拐点在三年就发生了。2022年，中国人口开始减少，一发而不可收，连减三年。去年，也就是2024年，中国人口一年就减少了139万。根据上面那些权威机构的预测，中国人口减少的趋势在未来几十年将不断加速。

人口减少可以说是中国的“灰犀牛”——只要睁开眼看，肯定能看到，因为它个头巨大，太显眼，不需要专业知识，就可以看到，就可以做出判断：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4-2-1家庭代际结构，四个祖父母、两个父母、一个儿女，肯定会导致人口越来越少。但它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而是会发生在代际更替之际。

比人口问题减少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人口的结构性坍塌，就是我们前面一期节目中分析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社会丧失活力，无力供养已经过了劳动年龄的老年人，养老体制难以为继。

有人说，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也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们曾经分析过，其他国家，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是个缓慢的渐进过程，经历了上百年，至少是几十年时间，在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之后，才发生的。而中国从轻度老龄化社会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只用了20来年时间，而且是“未富先老”。

同样是家里4个老人，2个年轻人，如果一家老人有钱，另一家老人没钱，这两家年轻人的养老负担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是老龄化的两个国家，如果进入老龄化的速度不一样，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样，并不一定有可比性。党国强制的独生子女政策，人为斩断人口的自然生育规律，造成出生率断崖式下降，人口年龄的结构性坍塌，跟单纯随经济发展而出现的自然生育率降低现象，没有可比性。

在中国，畸形人口结构造成的社会危机，罪魁祸首不是经济发展，而是40多年前武断出台的那个强制“一胎化”政策。

很多中国人有一种误解，以为中国如果不强制“一胎化”，人口早就爆炸了。这种误解的直接来源是党国的宣传洗脑。为了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党国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宣传人多的坏处，用“人口爆炸”这种语言恐吓民众。“人口爆炸”的说法不是党国发明的，而是西方学者发明的。

但这种说法，一提出来，在西方就受到广泛质疑。我们下面会讲“人口爆炸”论在西方的遭遇。在这里只提一句，就是在西方，它是一种理论假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从来没有成为政府制订政策的科学依据。但这样一种假说，到了中国就成了独家真理，不容质疑，而且直接变成了有史以来最激进的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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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年前的清明时节，我跟好友去沈阳为早逝的同学苗强扫墓。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我们住在46楼。班里十几个同学，他才华最高，八十年初上大学的时候，就发表诗歌。

那时候，北大比较开放。我们宿舍四个人中，只有一个有本科学位。苗强念过本科，但没拿到毕业证。他是在兰州大学中文系念的本科。毕业前，他把系里的团支部书记打了一顿，下手重了一点，学校要严肃处理。虽然没有开除学籍，但不给毕业证了。

二十一年前的早春，他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德克萨斯漂泊。不久，他生前出版的诗集《沉重的睡眠》获得了艾青诗歌奖。

苗强比我大两岁，是老大哥。他大学毕业后，在报社当记者，上研究生前走南闯北，见过不少世面。很多事情，包括教授交代要做的事，我往往先看他怎么做，再自己去做。他酒量很大，喝半瓶二锅头还能下楼行走，抽烟也不少。

刚入学的时候，六四过去不久，上面通过一位教授压下来，让我们写文章，批判李泽厚，说他是文化界的黑手。虽然那时候，还没见过李泽厚老师，但我们几个都是念李老师的书成长起来的，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事。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写。记得苗强说，这种东西，写了就是一辈子的污点。教授催了两遍，我们磨洋工，最后也没有一个人写。教授也放弃了。

很多年以后，在科罗拉多李泽厚老师家见到他，说起这件事。他一笑置之，说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当局把他当成黑手，他并没怎么参与六四。中国学界恩恩怨怨，有才华的人往往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在那代学者中，李泽厚老师才华出众，成就也出众，成为一些不甘平庸的平庸之辈羡慕嫉妒恨的对象，借政治风口做文章。可能是这吧。

那时候，北大研究生宿舍是夜晚十点半熄灯。苗强很用功。全楼熄灯后，他经常点上蜡烛，看书写作到深夜。我们曾一起在烛光下翻译叶芝的诗剧《The Shadowy Waters》——《幽暗之水》。我由英文译成中文，他再推敲润色，逐字逐句修改。那时候没有电脑，在方格子稿纸上划的纵横交错，改了好几遍，终于读起来像诗了。

那是个关于爱情和命运的神秘故事。海面笼罩在“不朽、温和而高傲的阴影”中，这是追逐超越尘世的爱情，必经的“幽暗之水”。两艘漂流在幽暗水域的船；一段不知道何处能靠岸的航程。“幽暗之水”也是“睡眠之水”，蕴含的神秘力量，可以意会，难以言传。诗中有几句说：“那些劈开睡眠之水的人，能让喋喋不休的舌头，变得跟石头一样沉重，他们的智慧一半在于沉默”。

毕业的时候，译稿被人民文学一位编辑拿走，就没了下文。后来兴趣有变，也不再过问了。多年后，在苗强的诗中，读到《幽暗之水》中熟悉的意象。叶芝是我们共同喜欢的诗人，他诗中的很多意象塑造了我们的感性。

那时候，我也喜欢帕斯捷纳克和艾伦·坡。读帕斯捷纳克的《人与事》，就是从苗强那里拿的。那天黄昏，我说要回老家，问他有什么书适合在火车上看。他从一堆书中翻出一本《人与事》，递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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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有本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其中有个人物，叫Mike。这家伙曾经破产过，跟人打交道缺少安全感。有人问他，是怎么破产的。他用了三个字回答：“Gradually, then suddenly”。

《太阳照样升起》是1926年出版的，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过去99年中，这句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话，被广为引用。它说出了所有灾难爆发的规律，长期缓慢酝酿，然后突然爆发。股灾是这样，金融危机是这样，经济危机是这样，中国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社会危机也是这样。

独生子女政策曾经是中国的国策，实施了30多年。这也是缓慢酝酿危机的30多年。危机，在这两年突然爆发。面临婚姻市场崩塌、养老金即将消耗殆尽、人类历史上最脆弱的四二一家庭结构、低靡的出生率，很多还没彻底麻木的中国人，突然发现正身处这场前无古人的人祸当中。

Gradually, then suddenly。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历的是gradually, 现在看到的是suddenly。

一个多月前，人口学家易富贤在推特上说，中国“在人口上男：女是119：100，男性严重过剩；而在本科生招生上男：女却是59：100，女生提升到不愿“下嫁”的高地，在婚姻市场上严重“过剩”。妇女数量在快速下降，而25-29岁未婚女比例又从2000年9%飙升到2023年43%，此趋势还在加速。两个圈的交集（婚姻）越来越小，结婚和出生持续下降。”

我读了以后，回应说：“中国每次高瞻远瞩，都是一场巨大人祸，人民公社是这样，独生子女政策也是这样。”“高瞻远瞩”的独生子女政策，曾经被宣传喉舌誉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两代人之后，却被冷酷的现实证明，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史诗级人祸。在中国现行的苏俄式极权制度下，这种人祸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回顾这70多年的中国历史，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规律：每当中国政府祭出‘高瞻远瞩’的旗号，为国家“顶层设计”未来的时候，总会带来一段短期的甜头，但紧随其后的，总是祸及几代人的巨大灾难。从大跃进、文革，到独生子女政策，到新冠封城清零，没有一次例外，没有一场全国性灾难不是人祸。

跟大跃进、文革、新冠清零不一样，我们今天讲的这场史诗级人祸，后果是不可逆的，经历好几代人，都无法恢复。

这几年，中国人口趋势越来越明显，武断颟顸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进入“历史清算时刻”。人们看到，它的危害，不再仅仅是“人口少了”这么简单，而是像病毒传导链一样，在整个中国社会肌体中，形成了一条环环相扣、自我强化、不断恶化的灾难性数据链。

这条数据链上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出生人口的性别结构严重扭曲，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用劳动人民的大白话说，就是男多女少，达到了惊人的119:100。这意味着，在中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了好几千万。这个窟窿是怎么来的？我们必须追溯到它的源头——婴儿出生时的性别比。

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出生性别比，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正常区间，大概在103:100到107:100之间。也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婴，对应会出生103到107个男婴。这是自然选择的一种精妙平衡。任何显著超出这个范围的数据，都指向一个原因：非自然的人为干预。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大规模的、持续的、针对女婴的性别选择性流产。

那么，在中国，这个数字变成了什么样？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在独生子女政策执行最严格、最暴力的那些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在2004年，冲到了121:100的历史最高峰。

这是个灾难性数字，它注定了20年后爆发的这场史诗级人祸。但在当时，人们能看到的只是很多家庭的个人悲剧。每当有100个女孩幸运地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有121个男孩出生。无数女婴被人为消失。按照大自然的奇妙安排，她们本应来到这个世界上，却被父母“消失”掉了。这背后是无数被独生子女政策扭曲的人伦悲剧，是无数女性的血泪、无数家庭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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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美国的选举日。晚上，各地投票结果出炉，最引人注目的是，民主党赢了新泽西州长、弗吉尼亚州长、纽约市长。有人预言民主党翻身了，有人看到纽约选出社会主义市长，预言说对共和党有好处。有朋友问，这些预言靠不靠谱。答案很简单：从一次地方选举预言全国政治如何如何，从来就没靠谱过。

这期节目，我想结合这次选举，说说中文世界的一种比较突出的政治现象。

我在美国经历了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川普第一任、拜登、川普第二任，每个总统执政都做对了一些事，都做错了一些事。但中文世界有很多政治二极管，他们不是把政客当政客看，而是跟政客建立感情纽带，把他们支持的政客当成爹妈般的亲人，把他们反对的政客当成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在启蒙时代，这叫政治不开化。海外中文媒体上一些反共人士，刚脱离墙内的封闭环境，不是先虚心学习，让自己开化起来，而是拿自己造反的不开化反共产党的不开化，反来反去，还是不开化。

民主选举不是选伟大领袖，而是选不是有这种毛病，就是有那种毛病的人。有位读者说：“每次选举都得在2个烂苹果中选，这样的制度还玩不玩的下去啊…”

这是一种很恰当的比喻。民主就是在烂苹果中做选择。只有中国那种没有选择的制度才会出金光闪闪的伟大领袖。从历史来看，民主的烂苹果=国民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过日子。金光闪闪的极权伟人=一场接一场人祸——从大跃进、文革、独生子女政策，到集中力量发展某个产业，然后咣叽一声，连人口都断崖下坠。民主的烂苹果政客，让国民不用经历那种断崖下坠。

所以，恰恰是在烂苹果政客中做选择，民主才玩得下去。一旦选出金光闪闪的伟人来，民主才危险。一旦多数国民开始膜拜金光闪闪的伟人，民主就玩不下去了。

我在美国经历的五位总统，都是这种烂苹果，只是烂的程度不一样。他们都做对了一些事，也都做错了一些事。因为通胀、物价、南部边境失控、非法移民问题，去年大选，民主党大输。川普上台以后，南部边境和非法移民问题得到控制，现在美国人最大的不满是物价，生活成本太高。

这次投票，民主党在新泽西、弗吉尼亚、纽约都打民生牌，尤其是控制生活成本，共和党在得州也打民生牌，结果表明，都打对了。民主党的候选人抓住了选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物价上涨太快，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得州这次投票公决州宪法修正案，大部分条款以绝对多数通过。这些条款几乎都跟民生相关，尤其降低房产税、限制涨税，获得两党选民和多数中间选民的支持。

上周末公布的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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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转眼就11月了，好象今年什么都还没做，已经快过完。11月的第一个周末，美国几家民调机构公布了10月末的民调结果，主要媒体都做了报导。虽然具体数字不完全一样，但几家民调显示的趋势是一样的：民意在变，川普总统的支持的率大幅下滑。虽然他本人嘴上说，自己的支持率很高，但八成也能体会到民意如流水。

美国的主要民调都有媒体冠名，但一般都不是媒体自己做的，都是媒体委托专业民调机构来做，结果并不反应媒体的倾向。这期节目，我们结合三家民调结果，来看美国民意的变化。为了简便期间，我们只说冠名媒体的名字，第一家是NBC，第二家是《华盛顿邮报》和ABC，第三家是《经济学人》。

把这些数据放在一起，能大致浮现出一幅眼下美国的政治图景：选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在哪些问题上，选民不再支持川普？从去年大选到现在，民意在哪些方面摇摆最大？在哪些方面变化不大？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男性、女性、上学多的，上学少的，白人、黑人，这些不同的选民群体，哪些摇摆最大，哪些变化最小？为什么？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分析过，美国是个建立在理念之上的国家，人人生而平等，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美国的建国理念。这种理念体现在制度设计上，就是宪政和民主。美国这个国家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宪政，在于它的民主，还有支撑宪政和民主的建国理念。

宪政相当于国家的护栏，用老百姓的放来说，就是不让车开到沟里去。车可能会撞到护栏，可能会刮蹭，甚至可能会撞坏某些护栏，但在美国建国后的249年中，这道宪政护栏修修补补，仍然在发挥作用。

有人看到有车撞了护栏，就喊护栏没用了。没用的不是护栏，是这些人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如果他们真想看护栏没用的地方，或者真想看根本就没护栏的地方，应该看俄国，看中国，看北朝鲜；看美国，是看错了地方。

宪政发挥护栏的作用，但一个国家只有护栏是不够的。社会、经济、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活力。美国这个国家的活力来自民间，体现在政治制度上，就是它的民主。每四年一大选，每两年一小选，政客要看民意，民意体现在选票上。没有选票，上不了台。丧失了民意，只能下台。

这个道理大部分中国人都懂，都会说，而且都说的很形象，很好听：民意能载舟，也能覆舟。从《荀子》开始，中国人就把民意比作水，把政权比作船，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种话已经说了2300年，但说了白说，说了2300年都没折腾出“载舟-覆舟”的法治轨道。说到最后，成了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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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有两样关键东西，都不是天生的，一是专业知识，二是人生阅历。这两样东西，都是要通过学习，通过亲身经历，才能学到手，一个人不管天生多聪明，如果不去学，不去经历，用聪明弥补不了专业知识的不足，更弥补不了人生阅历的欠缺。

庄子有句话，说“人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人生是有限的，大部分人活不过百岁，但知识是无限的，再勤奋，再虚心的人，也只能学到冰山一角，何况很多人既不勤奋，也不虚心。

很多人离开学校，就停止了学习，活到退休，认知还停留在学生时代。很多人从小学就被家长、老师逼着做题、背答案，童年、少年就开始厌学，上大学除了很窄的专业技能，什么也没学到，因为对知识、对世界，甚至连对自己，都已经没了好奇心。

至于人生阅历，有很强的个人性，对塑造一个人的见识和思路举足轻重。生活世界的很多事，如果自己没有经历过，再聪明也白搭，只有虚心听有阅历的人讲，边听边去经历，至少在头脑中经历，才能获得这笔人生财富。

不少朋友经常问我读什么书。多年前，曾经有位同事向我推荐艾比克泰德的《手册》，跟孔子的《论语》差不多。艾比克泰德是罗马人，比孔子晚500年，本来是奴隶，后来成了智者，教了很多学生。

到今天，美国很多家长教育孩子，还经常用一句话，说人长了两只耳朵，才一张嘴，不是没有原因的。聪明的人会多听少说，听进去的至少要比说出来的多一倍。据说，这句话就出自艾比克泰德。可惜的是，在现实世界，不少人两只耳朵都是摆设，偶尔用一下，随时都在用的，只有那张嘴。

艾比克泰德早年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很多话就是对身处至暗时刻的人讲的。这几年，中文世界很多人感到压力倍增：政治高压、经济下行、社会失序，机会窗口在关闭，年轻人被逼着“内卷”。整个国家像套上了一条不断勒紧的绳索，勒得所有人都喘不过气来。

有人选择逃离，有的人选择逃避，有的人干脆放弃，选择躺平。但无论哪种选择，心底的“无力感”“失控感”，都挥之不去。房价眼看着在降，工资却一直不涨，甚至收入也在下降，而人们对眼前这一切都无能为力，感觉到人生不再由自己掌握，而是被巨大的力量裹挟着，不知道下一步被裹到哪里。

这种感觉，不是当今中国独有。翻开历史看一看，大部分时段，都算不上好时候。坏时候、不好不坏的时候，是历史的常态。好的时段，反倒是历史的例外。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这样。过去几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东西方冷战结束，全球化兴起，国际国内各种因素，都十分有利，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在这个时代长大的人，自然会觉得开放、增长是理所当然，是中国的常态。但是，如果把这个时段放到历史中看，它其实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例外，并不是常态。

中国历史的常态，不是停滞，就是失序，或者停滞跟失序并行，就像这十年一样。中国经济虽然发展了几十年，但它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大部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没有走出历史的笼子，而是仍然按历史惯性走。各行各业很多有见识的中国人，看到了这一点。

崔健有句话概括的好：“该变的都没变，不该变的都变了”。

“该变的都没变”，这是它停滞的一面。但跟历史上停滞的帝国不一样，它还有另一面，就是“不该变的都变了”，维系道德人伦、礼义廉耻的传统规范，都被打碎了。社会处于失序状态，大部分人随波逐流，很多不愿随波逐流的人感到迷茫。

而有坚固人格内核的人，既不会随波逐流，也不会让自己迷失在失序的世界中。当外部世界失去秩序，他们会在精神世界建立内在的秩序。

这几年，经常听到有人抱怨，自己起点太低了，大环境太恶劣了，不管怎么努力，都没有机会。我们今天讲的两个人，可以肯定的是，当今很少有人比他们的起点更低，条件更恶劣。一个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艾比克泰德。他生来就是奴隶——当代中国人，不可能起点比奴隶还低。从奴隶起步，他成了对罗马帝国，对欧洲和美国影响最大的几位哲学家之一，不仅罗马皇帝把他当成老师，近代的启蒙思想家读他的书，而且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佛逊也读他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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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29日。外面北风呼啸，气温一天降了30华氏度。这种天，适合做播客。我们从推特上的一个帖子说起。有位推主，网名叫Dr. Wang，我们暂且叫他“王医生”。他的帖子质量很高。这个频道有期节目《你为何老是被人渣盯上》，好象是第90期，就受到王医生一段推文的启发。

今天看到他发的一个帖子，是关于中药注射剂的。他说：“目前中国国内中药注射剂品种有119个，仅有8家企业有中药注射剂上市后所谓的‘评价’情况说明……”在帖子结尾，他嘱咐大家：“为了你的健康，拒绝中药注射剂！”

我在王医生的帖子后面写了句回应：“中药可以检测中国人的开化程度。”

一直到新冠疫情前，墙内媒体还可以报导中药注射剂的危害。有些标题甚至相当尖锐，甚至出现“谋财害命”这种语言。比方说，流传很广的一篇报导“饶毅痛批中药注射剂：这是伪科学！谋财害命！”那时候，一些专家还敢说出自己的看法。饶毅是北京大学神经科学教授。他说：

“西医是典型的现代科学，跟科学是完全一致的。各个地方，包括汉族所在的地方，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传统的医学，这些医学如果跟科学不一致，以后也会改过来，所以不存在独立于现代医学的另外一条医学的路径。

让传统的医学科学化，需要一个过程。2016年诺贝尔医学奖屠呦呦就是从中医中药里面得到的线索，但她做的所有研究都是现代科学，现代科学可以从中医里拿到线索造福全人类。

不管是什么样的医学方法，叫中医也好，叫西医也好，两点核心是没有变，一是治疗效果，二是副作用不能太大。如果任何医疗方法，希望避免经过这两点的检验，那不仅是伪科学，那是谋财害命。

中医中药里面有合理成份，但是中医中药在今天有相当不合理的方法，现在有一批中药厂要大量向全国推销中药，甚至在全中国有每年几千亿的销售是中药注射剂，这是伪科学，这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

因为中医中药原来是不做注射的，如果你要西医的做法，大规模向市场推同样一种药，那就要经过科学标准，西医这些药能推，他要经过动物实验、人体实验严格检验，说有什么效果，这些结果要可靠，要进行批准才可以做。

不能存在一些号称是以中药作为成份，做成注射剂，又不经过科学检验，但是要求大规模推广，因为是钻了两边的空子，把西医要求的严格方法绕过去了，把中医要求的不能大量推广也绕过去了，这种做法是商人做法。它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它是为了谋财害命。”

以上是饶毅的原话。从这段话，结合当时中国媒体的报导，我们看到中药注射剂谋财害命的本相。它用注射这种现代医学的方法用药，却不遵循现代医学的研发、检测、临床试验程序，在化学成分不明，副作用不明的情况下，直接拿病人做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很多病人因此丧命，数十万病人出现不良反应。因为出事太多，中国政府叫停了一些品牌，但大部分仍然在使用。

中药历史悠久，但中药注射剂只有80多年历史，是八路军在太行山发明的。当时，八路军在敌后根据地，根本没有医学研发条件，但缺医少药，不得不土法炼钢，弄出一种名叫“柴胡注射剂”的药物，把中药柴胡熬成液体，注射到病人、伤员的静脉中。没人知道，这种柴胡注射剂到底治好了多少人，到底治死了多少人。这种创造发明的唯一原因，就是缺少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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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节目，我们讲了从中国到北美的地下芬太尼产业链。今天，我们讲一讲，美国境内的合法芬太尼产业链，一些处于灰色地带的医生和药厂，还有一位相当传奇的山东老乡，来美国后，如何从研究生、科学家、专科医生，变成绝命毒师。

在美国，医生是个高收入职业。有一首很有名的乡村歌曲《Mammas Don’t Let Your Babies Grow Up to Be Cowboys》。这首歌流行了半个多世纪。《妈妈们，别让你的孩子长大了当牛仔》。不当牛仔，可以理解，因为干活辛苦，挣钱少，而且经常上路赶牲口，一年到头不在家。那么，不当牛仔，长大了当什么呢？这首歌也说的很清楚：

“妈妈们，别让你的孩子长大了当牛仔，别让他们弹吉他、开旧卡车，要培养他们当医生、当律师…”在美国社会，医生和律师被认为是两个高门槛、高收入行业，念医学院或法学院成为很多父母对子女的期待，也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

我们今天，就讲一位山东来的医生的故事。在主角出场前，我们先讲一位配角。他的名字叫约翰·考奇（John Couch）。John Couch在31岁时,实现了他的医生梦。从乔治亚医学院毕业后，他完成了执业医生资格考试，经过好几年住院实习和临床培训，获得行医执照，正式成为一名医生。

1997年，考奇医生来到阿拉巴马州的海滨小城Mobile，开了一家诊所，挂牌“阿拉巴马疼痛专科医生”。年轻的考奇医生兢兢业业，在患者中建立了不错的声誉。

诊所开业7年后，迎来了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中国医生。他名叫阮秀禄，生于山东济南，1988年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第二年赴美深造，在读书做研究期间，发表了100多篇高质量的科研论文。

虽然大部分美国医生收入丰厚，但医学研究却是繁重清贫的工作。阮秀禄决定转型做医生。他在2003年拿到阿拉巴马州的行医执照。国外医学院毕业生，在美国拿到行医执照的并不罕见，但阮秀禄医生的传奇之处在于，他考取了8个临床专科证书，创下美国医生个人拥有专科证书的纪录。

阮医生加入考奇的诊所以后，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他比考奇更有商业头脑，不但扩展了诊所的经营，而且在诊所旁边开设了一家药房，患者拿到处方后直接去药房取药，肥水不流外人田。管理诊所跟行医是两种不同的技能。阮医生不仅是医学方面的专业奇才，而且也有把诊所和药房收益最大化的天赋。

他的搭档考奇医生，多才多艺，是位出色的吉他手，而且有自己的乐队，取名 “Midlife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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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说说上周发生的几件事。这几件事放到一起，给人山雨欲来的感觉。这几件事不是跟中国人有关，就是跟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有关。

第一件事，是被美国通缉的中国毒枭张志东，逃亡了半个地球以后，被抓获落网，引渡到美国。他的毒品生意在墨西哥和美国，但他的毒品供应链源头在中国。第二件事，就是美国在委内瑞拉周边，完成军事集结，川普威胁对委内瑞拉境内目标进行军事打击。委内瑞拉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南美州欠中国贷款最多的国家。这20来年，中国总共借给委内瑞拉500多亿美元。因为委国经济崩溃，现在还欠多少没还，外界并不清楚。一般估计，至少还有一半没还。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多年，成了制造业出口大国，也成了犯罪出口大国。中国的官方喉舌中共党员疫苗不吹嘘中国的制造业出口，但不会报导中国的犯罪业出口。西方媒体也是这几年才开始大幅报导中国的犯罪业出口。中国出口的主要是三种犯罪，第一是电信诈骗，第二是走私人口，第三是贩毒。

我曾经在“诈骗国度”那期节目中，分析过为什么诈骗业在中国异常发达，成了中国市场的刚需。以前，中国诈骗业的主要针对中国人，所谓中国人骗中国人，没有引起外界注意。但这些年，因为诈骗业大举出口，开始危害全世界，成了西方舆论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一周前，美国和英国采取联合行动，没收了中国公民陈志140亿美元的比特币资产，还有他在英国的所有财产。美国司法部以洗钱等罪名起诉陈志。陈志躲在柬埔寨，从事诈骗业。很多中国人收到的诈骗电话，就是他在柬埔寨的诈骗公司打来的。中国人都知道缅北中国人经营的诈骗园，大都是陈志诈骗模式的翻版。那些诈骗园是借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起家的。

中国向世界出口的第二大犯罪产业，是走私人口。也是一周前，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几个州的警察联合行动，抓捕了一批在美国走私人口的中国人。他们属于中国人在美国成立的全国性犯罪组织，主要犯罪活动是组织偷渡，开按摩院，经营色情产业。

关于陈志诈骗案和国土安全部破获中国人口走私团伙案，我看到的美国主要媒体都在显著位置做了报导。

几天前，美国媒体报导了另一件情节曲折的中国人犯罪大案，揭开了中国出口的第三大犯罪产业，就是制毒贩毒。

中文世界都知道美国枪支泛滥，每年很多人死于枪击，但在美国，毒品的危害远大于枪支。2022年，美国有11万人死于吸毒；同一年，有48000人死于枪支，其中有27000人是开枪自杀。也是在同一年，美国有42800人死于车祸。这意味着，美国死于毒品的人数，比死于枪支和车祸的人数加起来还多。

美国的毒品有三大来源地，一是南美州，二是墨西哥，三是后起之秀中国。目前，在美国泛滥的几大毒品，主要有可卡因、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其中，可卡因主要来自南美州；海洛因、冰毒，主要来自墨西哥；芬太尼主要来自墨西哥和中国。跟传统毒品可卡因、海洛因相比，芬太尼制造成本低，毒性强，成为毒品犯罪的新宠，迅速占领市场。

可卡因和海洛因都是从植物中提取。要提炼可卡因，必须种古柯树；要提炼海洛因，必须种鸦片。但制造芬太尼，只需要在实验室用化学品合成就可以，而中国是这种化学品的主要供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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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几天前，高市早苗当选日本首相，成为日本宪政史上第一位女性最高领导人。有人说她是右翼，有人说她是极右。今天，我们先不讲她的政治倾向。我们讲一下她当选日本首相，这个现象本身，给外界传递出的信息。尤其是跟邻国的土皇帝相比，日本的第一位女首相，传递出的巨大信息反差。

高市早苗出生于1961年，年轻时比较叛逆，做过重金属乐队鼓手，喜欢骑重型摩托，可以说活力四射。她的学生时代，也正是日本活力四射的时段。

一位在日本做律师的朋友说，日本公路上的重型摩托越来越少了，说明年轻人的活力不如以往。这几年，我有几次在日本、台湾骑车、徒步。日本公路上的重型摩托的确比台湾少，当然比美国更少。而且，在公路上遇到的很多骑手，是中老年人，年轻人不多。

激情、活力，带一点点叛逆，这本来是年轻人应当有的样子。年轻是人生起步时段最宝贵的财富，如果没有激情、没有活力，没有一点叛逆，老实讲，等于人生刚开始，就白活了。

19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以后，对年轻人的打击是最大的。在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经济泡沫破裂，缺少财富积累，被深深套牢，又看不到未来的年轻人，是受冲击最大的群体。

30多年中，日本政界似乎也成了被套牢的一代，躺平-挣扎-得过且过-再躺平-再挣扎-再得过且过。整个日本似乎成了一个被套牢的国家。

高市早苗当选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会不会是个解套的契机呢？现在做一个完全肯定判断，为时尚早。但从这几天，日本民众的反应来看，高市早苗至少让很多年轻人看到了解套的希望。

根据《读卖新闻》的民调，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高达71%，其中她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当中，支持率高达80%，比她的前任高出5倍。她的前任，石破茂，在40以下年轻人中的支持率只有15%。

不仅在年轻人中，高市早苗拥有压倒性的支持率，而且在40-59岁的中年人中，她的支持率也高达75%，比前任高出2.5倍。她的前任石破茂，在这个年龄段的中年人中，支持率只有29%。

高市早苗跟外界对日本政治人物的刻板印象，形成鲜明反差。上面的民调数字似乎也在表明，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和中年一代，似乎不愿继续被套牢，不愿继续生活在过去30年的死板轨道中。

高市早苗年轻时的经历——重金属乐队鼓手、爱好重机摩托，还有她狂放不羁的生活方式，加上一些跟年轻选民和中年选民情绪合拍的主张，让她脱颖而出。她鲜明的个性和叛逆经历——先是叛逆传统，然后又叛逆反传统，在日本那种高度秩序化的“建前”（tatemae）社会，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高市早苗面临很多挑战，她的执政能力有待经受考验。在这方面，各种媒体都有分析，有猜测，也有预估。几个月之后，这些分析大部分会被证实或证伪，人们只需要一点耐心，就可以看到。

不过，有一点，现在就可以确凿无疑地讲，那就是，这样一位有个性的女性当选日本首相，所传递出的明确信息：一个人的价值，是多维度的，你可以有激情、有爱好、有野性的一面，这跟你最终承担严肃的社会责任，甚至成为国家领导人，并不冲突。

这对感觉自己被套牢，感觉压抑、迷茫的年轻人，自然充满吸引力。“活力四射”“出格”“叛逆”“直言不讳”，跟在体制内取得成功，不是非此即彼，不是二选一。你不需要为了进入体制，从小就变得循规蹈矩，装模作样，老奸巨猾，彻底磨平自己所有的人生棱角。这无疑是对“个性价值”的肯定。

从人口结构上讲，日本是个老龄化社会。在这个老龄化社会，一个曾经叛逆，曾经“酷”过的女性，依然能登上政治阶梯的顶峰。这说明，日本还没有老到彻底丧失生命力，尤其是跟那个土皇帝统治下的邻国相比。

看一眼北京那个面无人色的土皇帝，他手下那群面无人色的老男人，那种上去就不下来的原始落后的统治方式，给外界，给中国人，尤其是给中国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传递出什么信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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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有一期，我们讲了中国人一个历史悠久的的绝活，就是建墙。古代建长城，到了互联网时代，也要在网上建道墙，把自己的世界分成墙内墙外。从墙内看墙外的世界，如果只看官方宣传喉舌和各种民间肉喇叭，肯定会得出一个结论：美国要完，日本要完，欧洲要完。

墙不只是阻挡中国人的视野，而且也塑造中国人的三观和行为方式。很多从墙内出来的人，到了国外，也是背着墙出来，仍然是那种墙民世界观。他们来到美国，看美国媒体，发现美国真是太乱了，真得快要完了，跟墙内喉舌、肉喇叭说的一样，社会撕裂，种族对立，政客相互攻击，党派相互拆台，政治冲突不断，民众动不动就上街抗议…能不完吗？

几年前，有位在国内炒美股发了财的中年人，第一次来美国。问他对美国的观感，他说美国太乱了，治安不好，未来不好说。他应该算是比较有钱，而且是炒美股挣钱，但他对美国的观感，仍然是一个字“乱”。他能接触外界信息，不会只看墙内喉舌的宣传，也有钱有资源，这样的中国人看美国也是“乱”字当头，说不定要完，何况社会底层的中国人呢？

美国不是今天才这么“乱”。用中国人的标准衡量的话，“乱”是美国的常态。美国媒体报导的那些“乱象”，在美国一点都不新鲜，历史上层出不穷，现实中也司空见惯。但美国是不是真要完了呢？

中国这几代人有个执念，就是要赶上美国，超过美国。赶超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己强大起来，二是对方烂下去。墙内宣传喉舌也是抓住这两点编制出一套宏大叙事，这就是中国人都熟悉的“东升西降”。

这种宣传口号，其实一点也不新鲜。同一个宣传套路，只是换个包装，喊了好几代人。毛主席时代，叫“东风压倒西风”。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东风”把中国人压得，饿死了上千万。毛一死，国门一开，中国人猛然发现，原来“西风”吹来的国家比“东风”这里发达得多，生活水平高出好几个时代。

很多中国人，尤其是习惯了“大一统”和“稳定”思维的中国人，看到美国四年一大选、两年一小选，国会整天吵架扯皮，总统满嘴跑火车，街上动不动就抗议，就觉得美国“太乱了”。按照中国人对“乱”的本能恐惧，一觉得乱，自然就觉得“要完”。

这些年，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在中文世界，有很多人，无论是反美的还是崇美的，虽然骨子里都很看重美国，但又很少有人真的愿意花时间去学习和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的社会、历史和政治。他们对美国的理解，大部分来自墙内宣传喉舌、中文自媒体、各种民间肉喇叭、好莱坞电影，还有一些中文媒体的二手报道。

但是，如果了解一点美国历史，再看美国今天的政治冲突，比起它过去经历的几个剧烈动荡期，顶多算是“毛毛雨”。这个国家从建立之初，就充满了各种深刻的矛盾。但恰恰是这些矛盾，提供了巨大的张力，成了它不断变革和发展的动力。

明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华尔街日报》开设了一个专栏，名叫“USA250”，专门讲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各种发明创造、各种政治现象，能读英文的听众，可以去读一下。如果能读进去，肯定会对美国当今的社会和政治有更理性的认知。

“USA250”最近一篇文章分析了美国社会从建国到今天，一个一以贯之的核心矛盾，就是——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今天，我们就以这篇文章为蓝本，结合中文世界的情况，来讲讲这个持续了近250年的矛盾，如何塑造了今天的美国。这对于我们看清当下美国的“乱”，至关重要。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土皇帝“东升西降”那种说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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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了，说点有意思的，说说朋友圈。一个人到底能维持多大的朋友圈？一百两百，一千两千，还是上万？这在有互联网以前不是个问题。一个人交往的范围有限，面对面交朋友，连酒肉朋友都算上，也不至于多的数不过来。有了互联网以后。尤其是有了社交媒体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Facebook、微信，朋友圈可以成百上千，成千上万。这里还不是说粉丝，只是说朋友圈。

但是，一个人真能维持那么大的朋友圈吗？人的所有行为都受到大脑限制。即使一个人想有成千上万个朋友，他的大脑能容纳得了吗？

上周看报纸，《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专门讲这个问题。人的大脑进化到今天，能维持的真正朋友圈，仍然有个人数上限。即使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们也无法突破这个上限。那么，这个上限到底是多少呢？是十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我们下面慢慢讲。

社交媒体不是个真实世界，而是个虚拟世界，a virtual world。它制造了很多假象。朋友圈就是它制造的一大假象——一个人，朋友圈有几百人、上千人、上万人，好象他就有几百、几千、几万个朋友。这是社交媒体制造的假象。

社交媒体朋友圈的朋友，大部分只是一个数码。现代心理学表明，即便一个人想交几千几万个朋友，他的大脑也没有那种能力。不仅如此，社交媒体上的朋友圈越大，反倒让人在现实生活中，越没有朋友，越觉得孤独。

这种现象在社交媒体流行之前。其实已经存在。只不过，那时候大部分人的交往圈子没有多大，感觉不到这种反差。有些社交圈子很大的人，像一些电影明星，在社交媒体流行之前，他们就有这种感觉：周围人来人往，好像有很多朋友，但其实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有明星还因为这种事儿自杀。

好莱坞有位喜剧演员，Robin Williams。他演艺生涯相当成功，有无数粉丝，无数朋友。大约十年前，他突然自杀了，生前留下一句话：“我曾经以为人生最惨的是孤单。现在知道，那不是最惨的；人生最惨的是，身边人来人往，却让你觉得孤单。”身边人来人往，好象朋友无数，但其实又都不是朋友，夜深人静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是孤单一人。

社交媒体兴起来之前。普通人没有机会过这种身边人来人往的生活。只有电影明星、政客身边人来人往。社交媒体兴起来之后，每个人都可以在虚拟世界建个朋友圈。普通人有了这种机会，好象朋友突然多起来了。但是，在社交媒体这种虚拟世界，连人来人往都说不上，顶多算有些互动。甚至，大部分连互动都没有，只是一个数码对另一个数码，连朋友圈的大头像，很多都是经过数码处理的。

数码不是朋友。朋友需要有温度、有感觉。而我们的大脑能容纳的，这种有温度、有感觉的朋友，数量有个上限。

《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就是根据近年的研究，揭示了那个看不见的朋友圈上限。这也可以说，是普通人社交能力的上限。不管一个人的社交能力有多强，很难突破这个天花板。这就像是我们大脑进化出来的一个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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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中国有1亿多人翻墙出来看世界。最近，党国清网，很多翻墙软件失灵，墙暂时翻不成了。说翻不成墙是暂时的，因为技术问题，永远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翻墙软件更新之后，就又可以翻了。

建墙是中国的悠久传统，也是中国人最擅长的绝活。古代中国人建长城，从秦始皇一直建到明朝。互联网时代，中国又在网上建墙，被外界称为“The Great Firewall”—— 网上“防火长城”。这道网上防火长城，把中国跟世界隔开，把中国互联网变成一个大局域网。中国人要看世界，要用真正的互联网，不得不翻墙。

上期节目中，我们介绍周有光先生。他说文明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像水一样流动。水都是从高处往低处流。文明也有高低之分，会像水一样从文明高地，流向文明洼地。在互联网时代，中国为什么动用巨量人力物力，建网上长城，把中国跟外界隔开，把中国人的世界分成墙内墙外？一个简单的答案：中国是个文明洼地。

文明洼地才需要建墙，把自己围起来，阻挡先进文明流入，延续国民的愚昧。只有国民保持愚昧，才能继续吸“5000年历史”、“民族复兴”之类精神鸦片，党国才能继续放开手脚，不拿他们当人，继续极限压榨他们。中国的统治阶层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建墙把中国围起来，把中国人当家畜一样圈养，不把他们当成有头脑的，对是非善恶有分辨力的成年人，而是把他们当成没有头脑，没有分辨能力，没有判断能力的巨婴。

党国把中国建成了“墙国”，把国民变成了坐井观天的“墙民”。墙国墙民，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那些翻墙出来的中国人，之所以可赞，就在于他们身在墙国，但是不甘心做墙民，而且知行合一，主动翻墙出来，看更广阔的世界。

有句话，据说是中国作家巴金说的：“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一个人无法决定自己生在什么地方，生在什么国家。做为中国人，一出生就在墙内，自己决定不了。这是一种天生的无辜。这是巴金说的“奴在身者”。但是，一个中国人，如果长大成人之后，习惯了墙内被圈养的生活，觉得那种生活是天经地义，而且主动去当党国的肉喇叭，做帮闲，做帮凶，像五毛、自干五之类，这种人就是巴金说的“奴在心者”。这种“奴在心者”不可怜，这种人只配被鄙视。

中国的问题，不是有亿万“奴在身者”，而是有亿万“奴在心者”，有亿万跟墙国相互匹配的墙民。正是这亿万墙民，让中国有别于其他专制独裁国家。墙国墙民，可以说构成了一种接近“完美“的独裁。牛津大学有位老先生，名叫Stein Ringen。他是挪威人，但在牛津大学教书。他有本书写中国，书名就叫《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完美的独裁：21世纪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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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下有很多让人头疼的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借用一位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老先生的话：“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世界”。

说起对当代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几个人物，每个中国人都能随口说出几个来，但有一位，大部分中国人说不上来。但中国人从小到大，哪怕只念过小学一年级，都离不开他的发明。这个人就是周有光。他发明了汉语拼音，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的生活每天都离不开汉语拼音，都离不开周有光先生的发明。

今天，我们不是讲汉语拼音，而是讲周有光老先生离世前，留给中国人的一句话。周先生1906年出生，2017年去世，活了111岁；他一生跨越了满清帝国、中华民国、红色中国，曾经留学日本，在经济学、语言学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他饱经沧桑，经历过军阀混战、毛氏文革、邓氏改革开放，晚年又见证了土皇帝开倒车。2013年，他已经是107岁高龄。在一个访谈中，他嘱咐中国年轻人，“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

他说：“你只要看看世界，只要把眼光放大，眼光一放大，许多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世界。”这是老先生的原话，可以说是他一生的治学心得。说到自己，他很谦虚，但谦虚中透着智慧。他说：“我没有什么旁的本事，稍微有点小小创造，就是因为我看到了世界，拿国际的知识来补充中国的知识，就很容易得到成果”。

老先生说这话的那一年，中国的土皇帝刚上台，还没有把舆论禁锢得密不透风，一潭死水，国内主要媒体，包括官方的《中国青年报》、《人民网》，对周先生这个谈话，都做了报导。我看到之后，深有感触，借题发挥，总结出一幅对联：“从中国看世界，坐井观天；从世界看中国，海阔天空”。

我本人智力平平，没有智慧，但多少有点学习能力，喜欢向有智慧的人学习，向比我有见识的人学习。学到好的、有价值的，自己有点心得，偶尔也做做知识搬运工。以前是用文字搬运，现在与时俱进，除了文字，也用音频和视频搬运。这期节目，就把周有光先生的智慧，搬运到油管上来，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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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三位经济学家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一位是美国西北大学教授Joel Mokyr——乔尔·莫基尔。莫基尔的研究跟中国有关。这个频道的听众可能还记得，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的研究，也跟中国有关。在第94期节目中，我们曾经介绍过阿西莫格鲁的文章《中国经济正从头部腐烂》。那期节目已经有近50万人观看。

这期节目，我们介绍刚获奖的这位经济学家，莫基尔，他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有哪些启发。这几年，不管是在中文世界，还是在英文世界，有个无法回避，但很令人困惑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否正在走向终结？或者，更具体讲，中国眼下的经济困境是正常的周期性现象，还是制度性的短暂繁荣之后，正在陷入长期停滞？

莫基尔和阿西莫格鲁的理论，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上面的问题。

有近40年时间，中国经历了历史上少见的经济增长。高楼拔地而起，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几亿人口摆脱了贫困。有人据此总结出“中国模式”，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前几年，中国的土皇帝直接宣布“东升西降”。中国要主宰世界，似乎势不可挡。

但是，好景不长。这三年，风向突变，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以往政府一刺激，就能增长几年。现代，几轮政府刺激之后，是房地产崩盘、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民营企业信心崩塌、年轻人失业率创纪录、消费市场持续萎靡…

任何经济体，任何国家，经济增长都会周期性起伏。这是正常现象。中国眼下的经济下行，是属于这种正常的周期性起伏呢？还是预示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转向？

如果是正常的周期性波动，短期内就可能强劲反弹，恢复增长。如果是更深层次的结构性转向，则意味着，加入世贸后20年的短暂繁荣期已经落幕，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个历时至少数十年的漫长停滞期。

要解开这个“中国经济走向之谜”，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当下的数据和政策。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不可靠，不能作为判断经济形势的唯一依据，这基本是外界的一个共识。即使是相对可靠的数据，经济也只是社会的一个部门，它不能孤立运行，必须依靠其他部门运行，受政治、文化、教育、法律、习俗等方方面面的影响。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可能有一个经济之外的底层代码。这个代码出了问题，经济照样可以短期内高速增长，但增长不可持续，短期高增长之后，是长期停滞。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这样。

莫基尔的研究，就是要解开经济增长的底层代码，寻找西方近300年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揭示一些国家在短暂繁荣之后陷入长期停滞的深层原因。

读莫基尔，跟读阿西莫格鲁一样，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中国经济的局势，判断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我在以前的节目中，曾提供大家，看中国问题，包括中国经济，要分清“常态”和“例外”。如果孤立地看过去四十年，中国改开时段的经济增长，会误以为这是中国历史的长期趋势，增长是中国的“常态”。但如果把过去40年，尤其是加入世贸后的20多年，放到中国历史和红朝历史上看，就会看到，这个时段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历史常态，而是一个脆弱的“例外”。这三年，中国陷入经济增长困境，也并不是例外，而是向中国历史“常态”的回归。

这是由中国社会，中国这个国家的底层代码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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