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神棍政权把经济搞得一团糟，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2025年12月28日，首都德黑兰一处集市发生抗议。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到全国。1月8日，伊朗政府在全国断网，开始暴力镇压。一周内，外界估计至少有数千名抗议群众被杀害。

美国、欧洲从政府到民间，舆论大部分支持伊朗民众的抗议，谴责伊朗当局镇压。但美国和欧洲知识界，也有一种声音，虽然不敢直接说支持伊朗当局镇压，但转弯抹角，为镇压背书洗地，背刺抗议的伊朗民众。

我们举个例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位教授，名叫Hamid Dabashi。他在半岛电视台，说伊朗国内的抗议是以色列煽动的，以色列煽动伊朗人抗议，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加沙种族灭绝的关注。

这种说法的潜台词是：伊朗民众上街抗议神权政府，就等于是支持以色列；如果你支持伊朗民众的抗议，就等于帮以色列掩盖在加沙搞“种族灭绝”。

对于伊朗抗议的民众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羞辱。它把伊朗人当成傻子，等于说他们上街抗议，不是因为日子太苦，不是反抗神权压迫，不是争取自由，而是做以色列的提线木偶。

过去这几十年，一些在西方大学的温室中长大的学者，把反美国、反以色列当成是最高正义。在他们看来，只要伊朗政权是反美反以色列的，压榨一下本国人民，镇压一下本国人民的反抗，都不是大问题。

很多流亡的伊朗人、记者和受害者家属，在社交媒体上对Dabashi这种言论进行了猛烈抨击。有人用家暴打比方。家暴受害者要反抗，要离婚，Dabashi说：“这都是邻居挑拨离间的结果。”

有伊朗人指出，Dabashi说的，跟伊朗政府镇压民众抗议的理由，完全是一个调调。一遇到国内危机，民众抗议，伊朗的神棍政权就说，“这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Dabashi做为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实际上是躲在美国大学，为伊朗神权政府的宣传机器背书洗地。

Dabashi这种论调并不新鲜。在美国学术界，有个比他名声更大的教授，叫Eward Said，萨伊德。萨伊德发明了两个概念，一个叫“后殖民主义”，一个叫“东方主义”。他把美国和欧洲极左分子的“反帝反殖”意识形态，用一套概念包装成学术。二战以后，欧美学界时兴赶时髦，不管什么人弄出一堆什么新概念，都有人当成时尚追随。

萨伊德这种学术包装的意识形态垃圾，成了显学。他不满足于在学术界沽名钓誉，而是要为世界指明方向。

1979年，神棍霍梅尼革命成功，成了伊朗最高领袖。萨伊德用他的学术垃圾去迎合霍梅尼的神权政治，说那是被压迫国家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他不但为神权压迫洗地，而且抨击西方媒体妖魔化霍梅尼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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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说一说“斩杀线”（Kill Line）。前段时间，这个词在中文社交媒体上比较火，听着有点魔幻。我不打游戏，但听说过这么个词。在游戏中，对手生命值低到临界点，已经不堪一击，就能被一键击杀。这就是所谓“斩杀线”。

这个词能在中文世界火起来，推手是中国的舆论诈骗机器，就是党国的宣传喉舌。它编造的故事情节，大概是这样的：在美国，那怕你年薪十万、二十万，都是活在斩杀线边缘，一旦失业、生病，出点什么意外，人生就直接清零，妻离子散，流落街头。

昨天早上，看到朋友袁莉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国宣传机器为何炒作美国“斩杀线”》。她是资深媒体人，分析这个现象，说的很透彻：按照党国的宣传逻辑，美国的景象越是惨淡，中国人对当下困境的容忍度就越高。当下中国经济下行，看不到底部，这种宣传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中国老百提供一种情感慰藉，也是转移国外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

换句话说，这次炒作美国斩杀线，是中国舆论诈骗机器，对中国人的一次精准投喂。它斩杀不着不认识中国字的美国人，它斩杀的是中国人，更具体地说，它斩杀的是中国人的智商和判断力。

读了袁莉的文章，我忍不住也想凑个热闹，说说美国的斩杀线和中文媒体的斩杀线炒作。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对中国宣传机器这类炒作多少有点免疫力。从小到大，见得太多了。英语中有句大俗话：“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你骗我一次，我上当了，是骗子可耻；你骗我两次，我还上当，是我自己脑子有问题。党国宣传机器骗中国老百姓，不只骗一次两次，赶上它勤快的时候，一天就骗好几次。凡是脑筋还没锈住的，对那种舆论诈骗，多少都有点免疫力。所以，要想天天骗，还能得手，就要不断变换花样。

我们小时候，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宣传机器，简单粗暴，就是整天喊“社会主义好，东风压倒西风”，世界革命很快烧到西半球，解放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民。我们饿得肚子咕咕叫，听着听着，也信了。要是不信，它肯定让你比饿肚子还难受。

那时候，我五六岁，对毛主席的想象，就是他老人家整天坐在天安门上吃好的，一三五吃白面馍馍，二四六吃肉包子。村民平时吃地瓜面窝窝头，家家户户都一样。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吃点肉。邻村有个乞丐，来要饭，到哪家要，要到的饭都一样，没什么油水。有一阵没来，村民猜测，他是不是死了。后来他又出现了，人还好好的，就是出了点事。

前一阵，他出门要饭，到一户人家，家里没人。他看到锅台上，有一碗白花花的东西，以为是肥肉，就三下五除二，吃下去了。谁知道哪不是肥肉，是猪大油。他吃了一碗猪大油，回家上吐下泻，一个礼拜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吃饭了，也就不需要出门要饭了。所以，消失了一阵。

那时候，一碗猪大油，在村里都是罕见的奢侈品。但我们老觉着，得去拯救水深火热火中的美国人民。

后来毛主席死了，才知道美国人吃的比我们好，说吃肉就吃肉，不但这顿有吃的，而且吃了这顿还有下顿。更要命的是，家里还有个叫电冰箱的神器，把后天吃的饭都存好了。

再后来，美国大使馆只要开门办公，门前大街上就开始排起长龙，排队的都是要来美国，申请美国签证，跟排队抽奖一样。

改革开放了几十年，普通中国人也有肉吃了，很多城市中产也过上了小康生活。但好日子不太长，就出了个土皇帝，撸起袖子穷折腾，眼看经济开始肚皮朝天，城市中产财富缩水，据说几年就缩水了200万亿人民币。很多人十年、二十年的努力，房价一跌，都成了泡影。那种感觉肯定好不了。这时候，人最需要的是精神鸦片。

有需求，就有供给。党国宣传机器发现，有中文肉喇叭在滴滴答答吹美国斩杀线，就如获至宝，全网推广。各种追流量的民间肉喇叭紧跟，瞬间就炒作起来。不管翻来覆去怎么炒，都是对着墙内觉得日子越来越难过的中国人喊话，翻译成人话，就一句：“你们别抱怨了，偷着乐吧，美国人的日子比你们更难过，一不小心，就流落街头”。

前面我们说那句英文大白话：“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这说的是正常社会的正常人。但中国不是个正常国家，中国社会也不是个正常社会，而是个官方舆论诈骗机器全天候运转的国家。生活在这种国家，很多老百姓，被骗一次，他上当，被骗两次，他还上当，一天骗他好几次，他仍然上当。

美国有没有穷人？当然有，而且还不少。美国有没有从中产返贫的家庭？当然有。下面我们就分别说说各路中文肉喇叭热炒的，斩杀线下的美国穷人和“消失的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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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5日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傍晚，17岁的高中生达妮拉·弗雷泽（Darnella Frazier）带着表妹茱迪娅上街买零食。茱迪娅刚过9岁生日，穿着一件瘦小的长袖绿色T恤，胸前印着一个大写的“LOVE”。在离家不远的芝加哥大道和38街路口有家店面，紫红色的遮阳篷上面挂着同样颜色的招牌“杯食”。这家便利店兼卖副食和各种风味的零食、小吃、冷热餐饮。店主马赫穆德·阿布马亚利（Mahmoud Abumayyaleh）是中东裔，人缘不错，一些老主顾叫他“麦克”。店员大都是年轻人，跟达妮拉年龄相仿。“杯食“地处明尼那波里斯市南郊，属于治安问题较多的区域。马赫穆德腰后挎着手枪，他既是店主，也是店里的保安。

达妮拉经常光顾“杯食”。“去过几百次，可能上千次”——十个月后，她在法庭上对陪审团说。“杯食”还有一位黑人常客，名叫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长得高大粗壮。马赫穆德和很多店员都认识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泰迪熊”。纪念日晚上，马赫穆德提前离店。不久，弗洛伊德来店里买烟。19岁的店员克里斯多夫·马丁（Christopher Martin）收款后，怀疑他用的是一张20元假钞，报告了值班经理，经理打电话报警。

几分钟后，警察驱车赶到现场，在街边一辆汽车中找到弗洛伊德，命令他下车，反铐后把他带到停在“杯食“门口的警车边。弗洛伊德不愿进入警车，开始挣扎。两名警官把他从司机一侧塞进后车门。弗洛伊德在车中继续挣扎。三名警官从乘客一侧的后车门把他拖出来，肚皮朝下按倒在地上，用膝盖顶住他的脖子和后背。这时是晚上8点21分。达妮拉和表妹正走到警车和“杯食”之间的人行道上。她把表妹送进店中，回到警车旁，掏出手机录下警察制服弗洛伊德的场景。弗洛伊德被三名警官压在地上，动弹不得，反复说“我不能呼吸……我不能呼吸……” 路人开始聚集围观。几分钟后，他们听到弗洛伊德喊“妈妈、妈妈、妈妈……”他的妈妈两年前在得克萨斯的休斯顿市去世了。

马赫穆德在回家路上接到电话，一位女店员在电话中哭喊，说警察正在店门口杀人。他问是怎么回事，女店员只是喊“他们在杀他，他们在杀他。”马赫穆德让店员报警，把现场录下来。弗洛伊德趴在地上，已经不再出声，脖子被卡在坚硬的路面和警官的膝盖之间。有人冲警察喊，放开他吧，这样会弄死他。一名站在路边的女子对警察说自己是消防员，看样子那人快不行了，要马上放开他，给他测一下脉搏。据她后来在法庭证人席上回忆，一位警官对她说：“你要真是消防员，应该知道别乱管闲事。”

救护车赶到现场后，救护员让警察放开弗洛伊德。至此，他已经被压制在地上9分29秒。警察把膝盖从弗洛伊德脖子上移开，救护员发现他已经没有脉搏，瞳孔也已经放大，失去了生命迹象。那天晚上，人们从新闻中得知那名用膝盖压住他脖子的警官名叫德里克·沙文（Derek Chauvin）。

达妮拉收起手机，发现她表妹站在身后，目睹了刚刚发生的一幕。带表妹回家后，达妮拉把录制的视频帖到脸书上。案发第二天，明尼阿波里斯市警察局发布声明，称一名40多岁的男子涉嫌犯伪钞罪，拒捕被制服，警官发现他有发病迹象，叫来救护车，被送往医院后死亡。与此同时，达妮拉的现场视频已经传遍社交媒体，无数愤怒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明尼阿波里斯市警察局发布更正声明，称正根据新发现的证据对事件展开调查。随即，四名涉案警察被开除。同一天，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发表联合声明，介入对弗洛伊德案的调查。

民众的示威抗议迅速蔓延，遍及2000多个城镇。据“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6月12日的报告估测，全国参加示威的人数超过1500万，成为民权运动后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凯瑟家庭基金会”估测参加示威的民众高达2600万。在一些城市，和平抗议演化成暴力骚乱。抗议蔓延到首都华盛顿，总统川普威胁动用《叛乱法》调遣军队维稳，遭到国防部高层文武官员公开反对。

明尼苏达检方以三项罪名起诉沙文。第一项是二级谋杀。与一级谋杀不同，在二级谋杀案中，被告的动机并不是杀死受害人，而是在犯另一项重罪过程中致人死亡。所以，二级谋杀也称为“非故意谋杀”或“重罪谋杀”。检方要证明沙文犯了二级谋杀罪，不需要证明他有杀死弗洛伊德的动机，只需要证明他暴力伤害弗洛伊德；因为伤害罪是重罪，在犯伤害罪的过程中导致弗洛伊德死亡，二级谋杀罪就可以成立。第二项罪名是三级谋杀。跟二级谋杀一样，三级谋杀也不需要证明杀人动机，但罪名成立的门槛比二级谋杀更低：检方不需要证明沙文犯了其他重罪，只需要证明他知道长久用膝盖顶压脖子可以致命，却不顾后果施暴，漠视弗洛伊德的生命。第三项罪名是二级过失杀人，即被告的行为严重过失，至人死命。

被正式起诉后，沙文试图跟检方达成认罪协议，承认三级谋杀罪，愿意坐十年牢，条件之一是司法部将来不再依据联邦法追诉他，条件之二是在联邦监狱服刑。在美国的监狱系统中，联邦监狱的条件比各州监狱好的多。当地政府期望能通过沙文主动认罪尽快结案，以平息街头动荡。因为认罪条件涉及联邦法，所以认罪协议必须经过司法部批准。上报到司法部后，协议被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否决。当时，全国各地的示威风起云涌，巴尔担心州政府刚刚起诉，联邦检察官的调查还没有完全展开，就跟沙文达成认罪协议轻判，不但无法平息民众的愤怒，反倒会火上烧油。而且，案发地汉尼宾县的检察官正把案件移交给州检察官，巴尔想让州检察官做出是否达成认罪协议的决定。明尼苏达州检察官接手后，决定不再跟沙文谈认罪协议，将依照起诉的三项罪名为审判做准备。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也继续依据联邦法律对案件进行调查。

整个夏天，全国各地的抗议时断时续，抗议者跟警察发生大量冲突。正值总统大选，竞选活动与抗议活动相互交织，两位候选人都试图利用弗洛伊德事件获得选民支持。离大选越近，民众越被大选吸引。大选之后，川普总统不认输，美国社会几乎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总统权力交接上，对弗洛伊德事件逐渐淡忘了。

在民众注意力集中于大选的半年多时间，明尼苏达州检察官紧锣密鼓地为案件搜集证据、寻找目击证人和专家证人。同时，沙文的辩护律师也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专家作证，以证明弗洛伊德不是死于沙文的伤害，而是死于心脏病发作和吸毒。

二、9分29秒

2021年3月，法庭开始审判的准备工作。第一步是挑选陪审团。跟美国大部分州一样，明尼苏达州刑事案审判的陪审团由12名成员组成。法庭从汉尼宾县居民中随机抽选了300多名候选人。双方律师从中挑选出正式陪审员和替补陪审员。12名正式陪审员中包括三名黑人男子、一名黑人妇女、两名多种族混血妇女、四名白人妇女和两名白人男子，年龄从20多岁到60多岁不等。

在刑事案中，12名陪审员必须一致同意，才能给被告定罪。所以，选择陪审团对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而言至关重要。只要有一名陪审员反对，沙文就无法被定罪。所以，检方要排除任何有明显种族歧视或无条件支持警察的候选人；辩方要排除任何痛恨警察和无条件支持“黑命也是命”的候选人。疫情期间，法庭不允许民众到法院现场旁听审判，主审法官彼得·卡黑尔（Peter Cahill）特许媒体全程现场转播，但要求媒体在审判期间对陪审团员的身份保密，在转播时不得显示陪审员的画面。

彼得·卡黑尔已经在汉尼宾县法院担任了14年法官。担任法官前，他曾经做过刑事辩护律师和检察官。3月29日，法庭开庭审判，卡黑尔法官向陪审团宣读指示，强调陪审团的职责是判定事实，在法庭上认真听取证人的证词，要排除在法庭外得到的信息，完全根据常识对控辩双方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做出判断。每天庭审结束前，卡黑尔法官都对陪审团说：“晚安，记住不要看新闻。”

检方派出四名律师出庭，其中两名是职业检察官：州助理检察长艾琳·艾尔德里奇（Erin Eldridge）和马修·弗兰克（Matthew Frank）。他们负责在法庭上质询一部分证人。在审判中挑大梁的两名律师都不是现任职业检察官，而是明尼苏达州总检察长为本案任命的特别检察官。第一位特别检察官是斯蒂夫·施莱彻（Steve Schleicher），正式职业是私人律师，早年曾担任过13年联邦检察官。

施莱彻除了负责质询关键证人外，在法庭上的重头戏是做结案陈述。他在长达1 小时43分钟的结案陈述中强调，这场审判的被告不是弗洛伊德，也不是警察队伍，而是涉嫌犯罪的前警察沙文。沙文之所以被起诉和审判，“不是因为他的身份，而是因为他的行为。”他用膝盖把弗洛伊德的脖子顶在坚硬的地面上，导致他窒息而死，这种行为“不是执法，而是伤害。” 施莱彻解释刑事案定罪的法律标准——“排除合理怀疑”，说这是法律中最高的标准，但法律并不要求排除了“所有怀疑”或“不合理的怀疑”才能给沙文定罪。他向陪审团解释说：“不合理的怀疑不是基于常识，而是基于胡思乱想。法律并不要求你们接受那种胡思乱想。”他请求陪审团运用常识做出判断。

第二名特别检察官是黑人律师杰瑞·布莱克威尔（Jerry Blackwell）。他为本案义务工作，负责审判的开场陈述、对关键证人的质询、对辩方律师结案陈述的反驳。换言之，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较量是由他的发言开场，由他的结语告终。在开场陈述中，布莱克威尔为检方的指控定下基调——“9分29秒”，那是沙文警官把膝盖顶在弗洛伊德脖子上的时长。他对陪审团说：“你们将看到那9分29秒发生了什么，在这场审判中，你们将听到的最重要的数字是9.29。”在反驳辩方律师的最后陈述中，他对陪审团说：“有人告诉你们，弗洛伊德先生死了，弗洛伊德先生死了，是因为他的心脏太大……现在，你们看到了，也听到了所有证据，你们知道了真相。事实真相就是乔治·弗洛伊德之所以死了，是因为沙文先生的心太渺小。”

相比检方的强大阵容，沙文的律师团队显得单薄，只有埃里克·尼尔森（Eric Nelson）和他的助理艾米·沃斯（Amy Voss）两位律师。尼尔森是刑事辩护律师，跟其他十几位本地律师轮流担任明尼苏达警察协会法律辩护基金的法律顾问，为被指控违纪、违法的警察处理法律事务。沙文不是有钱人，不能像有钱人那样花大钱请大牌律师。从3月8日在法庭挑选陪审团到4月20日宣判，尼尔森在法庭上给人孤军奋战的感觉。他的助理律师并没有参与质询证人或做结案陈述。4月19日庭审最后一天，尼尔森自己做了3个小时的结案陈述，告诫陪审团不要被视频等表面证据和检方的专家所误导，请求他们全面考量所有证据，裁断弗洛伊德不是死于沙文的执法行为，而是死于心脏病发作和吸毒。

检方传唤了38名证人，包括现场目击证人、专家证人、急救员、消防员、警察等，还有弗洛伊德的弟弟和女朋友。年龄最小的目击证人只有9岁，年龄最大的是61岁。被告传唤了7名证人，包括前警察、验尸官、医学专家等。

传唤专家证人作证，检方的目的是证明沙文长久用膝盖顶住弗洛伊德的脖子是导致他死亡的重要原因。按照法律，要证明起诉的三条罪状成立，检方不需要证明沙文的行为是导致弗洛伊德死亡的唯一原因，只需要证明是重要原因。法庭上，检方的专家向陪审团解释，弗洛伊德死亡的原因是心脏缺氧，而导致他心脏缺氧的是沙文用膝盖把他的脖子顶在地上，令他无法呼吸。相反，沙文传唤的专家要在法庭上证明弗洛伊德死于心脏病发作和吸毒。专家要说服陪审团，除了专业知识和口才以外，还要诉诸常识。在这方面，沙文传唤的专家显然比检方的专家任务更为艰巨。

这场审判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双方的专家证人，而是几位普通的目击证人。最令人难忘的是这些普通人面对陪审团作证时体现出的人性。任何法律和司法制度要正常运转，必须仰赖参与者的正常人性和对事实真相的追求。

审判的第二天，出庭作证的几位证人中有四位在案发时未成年，其中两位作证时仍然不满18岁。法官不允许媒体在转播时出现这四名证人的画面，只允许转播他们的声音；他指示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质询未成年证人时可以隐去他们的姓，不用称呼“先生”或“女士”，而只叫他们的名字。

布莱克威尔负责质询达妮拉。他播放事发当晚的监控录像，画面中三名警察把弗洛伊德制服在街面上，达妮拉把她表妹送进“杯食”，然后回到现场用手机录视频。布莱克威尔问她为什么这么做。达妮拉说，觉得警察那样不对劲，想记录下来，但不想让表妹看到这种暴力场景。她坦言，自己平时很内向，不愿跟人交往，但看着被压在地面上的那个人痛苦挣扎，忍不住要把场景录下来。“我看到了自己的父亲，看到了自己的兄弟，堂兄堂弟，他们都是黑人。被压在下面挣扎的可能是他们。” 布莱克威尔问，有没有听到弗洛伊德说什么。达妮拉说，他在求救，说不能呼吸，喊妈妈…妈妈。她向陪审团诉说事后的挣扎：“有很多夜晚睡不着，反复请求弗洛伊德原谅，后悔没有多做一点，去制止警察，或许能救他一命。”跟另外几位现场目击证人一样，达妮拉讲到此处泣不成声。

在几位证人中，9岁的茱迪娅语气最冷静。事发当晚，达妮拉把她送进“杯食”，但她不想让表姐自己在外面，就跟一些顾客出来，回到街上。她对陪审团说：“我觉得难过，很生气，他们伤害他，让他没法呼吸。”布莱克威尔问，警察是什么时候放开弗洛伊德的？茱迪娅说，救护车来了，急救员对警察说“放开他”，警察才放开他。

审判的第三天，检方传唤查尔斯·麦克米林（Charles McMillian）作证。负责质询的是助理检察长艾琳·艾尔德里奇。麦克米林61岁，是目击证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跟9岁的茱迪娅一样，小学三年级文化。在作证时，看到弗洛伊德痛苦中叫喊妈妈的视频画面，老头在证人席上失声痛哭，说觉得“太无助了”，眼看一个人被弄死，什么也做不了。他是社区的老居民，认识沙文警官，有时候见他开车巡逻路过，还打招呼。他回忆，救护车把弗洛伊德拉走后，他对沙文说：“五天前，我祝福你下班平安回家，碰到别人我也祝福人家平安回家。但今天，我看你就是个人渣。”

案发时，收到20元假钞报警的19岁店员克里斯多夫·马丁做证时说，他跟母亲就住在街边的楼上，出事后他先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别下楼。看到弗洛伊德被窒息的场景，他双手抱头，不知所措。“不敢相信，觉得自己有罪”。助理检察长马修·弗兰克问：为什么？马丁说：“如果我当时拒收那张20元钞票，后来这些都可以避免。”当时他拿不准真假，只是怀疑。按照店里的政策，如果店员误收了假钞，要自己垫付。“但我还是收了，如果真是假钞，就自己垫上。但收了以后，我又怀疑自己。”在证人席上，马丁尽量少说话，可以看到他在努力控制感情波动。从法庭出来，他面对记者不再掩饰，自责而泣，说因为自己的失误，成了害死弗洛伊德那个多米诺骨牌上的一个环节。

法律不只是法条和司法程序，也不只是专业理论，在法庭审判中，常识往往比理论更有说服力，而普通证人的证词往往比专家的知识更能打动陪审团。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布莱克威尔告诉陪审团，他们听取了45位证人的证词，但最重要的是常识——常识是没有出场的“第46位证人”:“你们实实在在地听了证人席上45位证人的证词，但还有第46位证人。这位证人在你们来法庭之前就已经在向你们作证……这也是在你们回到陪审员室审议时向你们说话的唯一证人。女士们，先生们，这位证人就是常识。常识。”

证人席上的几乎每一位目击证人都被负罪感所困扰。前联邦检察官格莱恩·克什纳（Glenn Kirschner）评论说，弗洛伊德并不是沙文暴行的唯一受害人，暴行也伤害其他有良知的民众，尤其是现场目击者。目击证人的恐惧、震惊和负罪感体现了这种伤害。

审判期间，“杯食”再度成为民众和媒体的关注点。审判进入第二周，CNN记者在店中遇到一位来修手机的明尼那波里斯居民，名叫特蕾希·寇文（Tracie Cowan）。她要了份炸鱼，边吃边等。电视上正播放证人作证的场景。看到弗洛伊德趴在“杯食”门口街上生命最后几分钟的视频，特蕾希说：“令人悲哀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干这种事，真能下得了手……太悲哀了，太悲哀了。”一边说，一边流泪。

普通人在言谈中表露的人性是一个社会最终的希望。制度和传统对维护良善的社会生活无比重要，但离开正常人性，什么制度和传统都玩不转。在这场审判的证人席上和许多关注这场审判的民众身上，人们看到的是被嘈杂的政治冲突掩盖的宝贵人性。

4月19日，控辩双方做完结案陈述，法官给陪审团做出评议指示。下午4点，陪审团进入秘密评议时段。这类波及深远的案件，三项罪名都事关重大。根据以往经验，外界估计陪审团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审议证据，针对每一项指控的罪名，分别做出沙文是否有罪的裁断。同时，明尼那波里斯对宣判后可能出现的示威和骚乱严阵以待。市政府加强警力，州长调动国民卫队上街巡逻，并授权在紧急情况下借调邻州警力进驻执法。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第二天下午3点，媒体传出消息，说陪审团已经做出裁断。审议过程只花了10小时左右，比外界估计的快了很多。一小时后，法庭复庭。

离法庭不到10公里的“杯食”门前已经聚集了数百民众。在场的《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听到有人喊：“安静，要宣判了！” 卡黑尔法官开始宣读陪审团的裁断：沙文被指控的三项罪名全部成立，被定二级谋杀罪、三级谋杀罪和二级过失杀人罪。每宣读一项定罪，人群就爆发出一波欢呼，伴随着哭泣。宣读完判决后，法官问每位陪审员这是不是陪审团真实的裁断。陪审员一一回答说是。法官感谢陪审团，称赞他们不仅为明尼苏达州履行了担任陪审员的公民职责，而且是履行了“重量级的陪审员职责”。

“杯食“门口的人群中有一位名叫詹妮弗·陶德的妇女对《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说：“现在是愈合伤口的时候。悔改、问责、尊重。没有悔改，伤口就难以愈合。” 一场公正的司法审判只是愈合创伤的开始。它提供了一个契机，但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多次契机，都被有意或无意地错过了。警察过度使用暴力和结构性歧视在美国由来已久。时至今日，在明文法律和政治层面容易解决的问题大都或者得到解决，或者正在着手解决，但是，不易解决的问题解决起来的难度一点也没有减少。近七十年，法律和政治上的制度性歧视大多被废除了，但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结构性歧视仍然根深蒂固。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习俗、偏见和潜规则影响着执法人员的行为。美国改变种族隔离的法律，经历了近一个世纪，要在社会生活层面移风易俗，可能需要更长久的时间。

这场审判前，达妮拉刚过18岁生日。宣判后，她在脸书让写道，等待判决结果的那一小时太紧张了，心跳加速；听到有罪判决，她痛快地哭了一场，“正义终于得到伸张”。判决后，人们回顾案件的前后经过，禁不住问：如果没有达妮拉录下视频并公之于众，结果会怎样？沙文今天可能仍然是明尼那波里斯的警官。

刑事案审判在法律上会有输赢，但暴行一旦发生，没有赢家。对于受害者来说，法律正义永远是迟到的正义。对于谋杀案的受害者来说，即便法院做出公证判决，只有生者才有机会欢呼正义得以伸张。判罪后的几周内，法庭将给沙文量刑。尽管三项罪名全部成立，但因为都基于同一事实，所以在确定刑期时不会数罪并罚，而是根据刑期最高的二级谋杀罪量刑。明尼苏达州的量刑标准建议二级谋杀罪判刑12年半，但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最高可判40年。

2021年6月25日是法庭判刑的日子。按照法庭惯例，彼得·卡黑尔法官问德里克·沙文是否有话要说。沙文感谢法官，转身朝旁听席说，他想向弗洛伊德的家人表示哀悼，希望以后的进程能让他们心里有平安。沙文讲完后，卡黑尔法官宣判，他被判处22年半徒刑。长达22页的量刑书解释了为何刑期比明尼苏达量刑标准建议的12年半长出10年。卡黑尔法官在法庭上强调了两点，一是沙文作为警察执法犯法，本来的职责是保护民众，却利用职务杀人；二是沙文的行凶手段太残忍，用膝盖顶住弗洛伊德的脖子长达9分29秒。

宣判后，彼得·卡黑尔法官说，这是场令人痛苦的审判：“我想坦承，知道所有家庭，尤其是弗洛伊德有家人，遭受的深切、巨大的痛苦。请接受我们的同情，我知道，也能听到你们经受的痛苦。整个汉尼宾县，明尼苏达州，甚至整个国家，都经受了这种痛苦。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弗洛伊德家人的痛苦。”

那是一段6年前的往事。有些往事还没有成为往事。

选自刘宗坤《为幸福而生》。

每到岁末年初，华尔街都会玩一个猜谜游戏：中国下一年的 GDP 到底要增长多少？前几天，Goldman Sachs猜测，说2026年中国经济会增长4.8%。但是，如果你在中国生活得长一点，对中国官场有一点了解，可能会觉得这种精确到小数点的猜测有点滑稽。

在正常市场经济体，GDP是一个反应总体经济活动的指标。但在中国，GDP是政府制定的一个目标数字。中国政府自己定下一个目标，然后不惜一切代价，动用各种手段去实现那个目标。而且，更重要的是，无论外界怎么猜，中国国家统计局最后总能让GDP达到政府制定的目标。

以2024年为例，中国政府说目标是GDP增长“5%左右”。第二年初，统计局一锤定音，说增长了5.0%，一点不多，一点不少，跟党中央定的目标严丝合缝。

官方数字看着很漂亮，但很多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很多民营企业家，他们对经济的体感却是寒意刺骨：收入在下降，工作越来越难找，房价跌跌不休，生意难做，很多店铺关门。有人说，实际增长可能只有2%到3%，甚至是负增长。

中国经济到底增长了多少？可能连中国统计局自己都搞不清楚，因为各个省报上来的基础数据，大都是经过层层编造的，跟地上的现实脱节。当然，每个省的脱节程度可能不一样。这是中国官场的常识。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就说过，他不相信统计局的数字，更看重铁路货运量这类不容易造假的数据。

不过，今天我们不是讨论中国GDP数据的真假问题。我们要讨论一个更实质的问题，也是更可怕的问题：即使退一步说，假定中国统计局的数字是真的，中国经济真的增长了 5%，这一定是好事吗？

一位在中国工作多年的美国金融专家给出了一个颠覆常识的答案：增长5%，不但不是好事，反而是中国经济在泥潭中越陷越深的证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这些年的增长，大部分是靠债务驱动的“无效投资”堆出来的。用更容易理解的话来说，这是一场借新债还旧债、用无效生产硬凑数字的“庞氏骗局”。

这位专家就是Michael Pettis。要了解中国经济，绕不开Michael Pettis这个名字。我一直关注他的文章、访谈，还有推文，特别看重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专家也不少，我为什么特别关注他呢？主要有两大原因。

第一，他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里，隔着太平洋看报表、玩模型的远程理论家。他对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金融市场的肌理，掌握宝贵的第一手经验。从 2002 年起，他就在中国教书。先是在清华大学，后来长期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担任教授。他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看着这个国家平地起高楼，然后高楼开始烂尾，出现坍塌迹象。他也是依据第一手观察，最早预测中国经济坠入陷阱的专家之一。

第二个原因，他不是那种只会掉书袋的书呆子。在进入学术界之前，他曾在华尔街投行工作多年，有着丰富的实操经验，特别是对主权债务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危机做过很多研究。

这种背景，能让他看穿金融游戏背后的猫腻。当大部分美国专家还在为中国宏大的基建工程欢呼时，他却在计算这些工程背后的现金流能不能覆盖利息；当很多专家在为中国亮眼的GDP增长数字鼓掌时，他却在分析每一块钱的增长背后，背负了几块钱的债务。

有这种背景的专家，做出的分析，往往比那些只会给中国唱赞歌，或者一路唱衰的中国崩溃论患者，要可信得多，也冷峻得多。

早在至少15 年前，Pettis就对中国经济做出了极其犀利的诊断。那时候，中国经济如日中天，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奇迹”。Pettis已经看到了繁荣背后的阴影。

他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可以概括为一个简单的逻辑链条：政府通过压低老百姓的收入，来补贴生产和投资。

这听起来有点抽象。用老百姓容易理解的话说，就是在中国，政府通过压低工资、保持极低的存款利率、维持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变相把财富从老百姓手里，转移到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手里，转移到基建项目上。

结果就是，普通老百姓手里的钱太少，导致国内消费严重不足。在正常的经济体中，居民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通常在60%左右，美国甚至接近 70%。 而中国呢？这个数字长期徘徊在38%到40%之间，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

老百姓买不起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去哪儿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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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5日，白宫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新定位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两大转向。不管你赞同不赞同，喜欢不喜欢，这是未来三年，甚至可能在更长的时段，美国将要实施的国家战略，将会对中国、对台湾、对整个东亚、整个世界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报告提到中国21次，提到台湾8次，但不再提One China，不再提“一个中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后盾是它的军事实力。国防部还没有发布相应的“国防战略报告”，但早在2025年年中，国防部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发展国防安全战略声明”——State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2025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国防部声明强调的战略重点跟白宫的《国家安全战略》完全吻合。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把战略重心从欧洲和中东，转移到西半球和印太地区，用更通俗，更具体的话来说，就是逐渐从欧洲和中东撤出，把军力集中到美国本土、美国周边，尤其是加勒比海，集中到西太平洋，尤其是中国周边的第一岛链。

白宫《国家安全战略》发布后两周，美国国会研究处——Congress Research Service，简称CRS，发布“焦点报告”，供国会立法参考。国会“焦点报告”的标题直奔主题：“国家安全战略对国防部的潜在影响：优先布局西半球和中国”

美国政府的做法，并不总是先制定好战略，然后去按照战略实施，而往往是边画图纸边施工，边制定战略边实施。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同时，美军已经在加勒比海部署集结，报告发布不到一个月，就把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捕捉到纽约审判。委内瑞拉政府一夜之间被斩首，从中国、俄国在拉丁美洲的反美基地，变成被美国操纵的政权。

其实，在抓马杜罗之前，美国政府在拉丁美洲已经有一年的操作，战略转向逐渐清晰，就是把中国和俄国势力赶出美洲，不允许敌对国家在美国的后院兴风作浪。美国的操作手段仍然是传统的胡萝卜加大棒。有些拉美国家迅速转向。

巴拿马政府宣布退出一带一路，并支持美国公司从中资手中购买巴拿马运河港口的运营权。玻利维亚政府终止了中国公司的锂矿开采权，中国公司投资20亿美元的两座锂矿停产。墨西哥政府对中国产品加征50%关税。墨西哥跟美国之间，有北美贸易协定。美国提高中国产品关税以后，很多中国公司搬到墨西哥设厂，试图绕开美国的关税。墨西哥针对中国产品加征50%关税，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美国市场，不得不替美国堵住关税漏洞。

《国家安全战略》发布以后，不同背景的人做出了不同的解读。一些人表示失望，因为美国政府不再把推广民主作为战略重点，而是更注重国家利益，更注重用经济手段和军事实力压制对手。不少人也批评，美国正在抛弃欧洲，削弱北约，这可能会给俄国以可乘之机。

这种批评并不是没有道理。事实上，在撰写国家安全战略的同时，美军已经开始从欧洲撤军，把精锐的101空降师，从罗马尼亚撤回本土，只在罗马尼亚保留1000名左右军人。自从2022年俄国入侵乌克兰后，101空降师一直有至少一个旅，轮替驻守罗马尼亚。

美国政府一直敦促北约国家，尤其是北约大国，像德国、法国，增加军费，分担更多北约的开销，这不是从川普政府开始，而是每届美国政府都在敦促。但没有多少效果。这届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和相应的军事部署表明，现在不再只是敦促，而是制造既成现实，逼迫北约盟国增加军费。

无情的现实，加上乌克兰战争的前车之鉴，开始产生效果。德国首先增加军费预算，先是把军费提升到北约要求的最低标准，达到GDP的2%，争取在2029年达到GDP的3.5%。

《国家安全战略》发布一个多月，华盛顿各个智库纷纷做出分析、解读，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人赞扬，有人批评。作为非专业人士，每次发生重大事件，或发生重大政策转向，我会先去听各方的专业人士怎么说，听赞成意见，也听反对意见，至少让子弹飞一阵，再做出自己的判断。刚听到一声枪响，就做出反应，等于是放弃了理性，让本能反应代替了理性判断。

社交媒体兴起来以后，靠本能反应大呼小叫，成了时尚。社交媒体上嗓门最大的，不是理性的声音，而是本能的尖叫。在中文世界，这种现象更突出。在涉及中国、台湾问题时，再加上官方以制造误导性虚假信息为手段的资讯战，一些所谓解读，实际上是有指向的误导性宣传。很多人不加甄别，被各种误导性信息带着跑，听到美国安全战略强调“西半球”，强调“门罗主义”，就大呼小叫：“美国要实行孤立主义了，要退回美洲了，要放弃台湾了，要拿台湾做交易了。”

这期节目，我们就看一下，美国2025《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到底说了些什么？尤其是，美国这次战略大转移，到底要把军力往哪里部署？它是只回防西半球，加固本土和周边的“堡垒”，还是同时打造一个进攻性“前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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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节目做个科普，什么是“程序正义”？美国抓了马杜罗以后，中文世界出现了一个热词，就是“程序正义”，这可能是从英文“procedural justice”翻译过来的。但仔细听一听，中文世界一些人讲的“程序正义”，又跟美国法律中的“procedural justice”，不是一回事，不少是张冠李戴。

因为中国特色的教育问题，很多人不会思考，经常是把一些概念，用联想串起来，以为那就是思考。这种概念串串，处理不了现实世界的复杂信息。他们学几个概念短语，不分场合语境，就到处乱扣。这几天，这些概念串串上，又加了一个词“程序正义”。

这里有个根本问题，“程序正义”这种说法，主要是政治哲学和法理学上的一种探讨，它有个隐含的前提，就是存在一个可操作的法律系统。美国抓捕马杜罗，不是个纯粹政治哲学或法理学问题，更不是纯粹司法程序，它涉及国际关系、行政决策、军事行动，还有国家间博弈，这些远远超出了政治哲学、法理学和司法程序的领域，用一个抽象概念去硬扣这么复杂的现实，不是扣不上，就是张冠李戴。

我们简单说一下，在美国法律体系中“程序正义”是什么意思，可能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按照一般的说法，Procedural Justice在美国法律中有四大支柱，分别用四个字母表示“VRNT”。V就是Voice,就是普通人有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有正常渠道参与立法和决策过程。这一点是由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来保障的。R就是Respect，所有人都被有尊严地对待，不能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不能权贵有权贵的法律，穷人有穷人的法律。N就是Neutrality，法院和执法当局必须对所有人一碗水端平，司法判断和执法过程要透明，不能黑箱操作。T就是Trustworhiness，决策要有可信度，能让人们相信，立一部法律，推行一项政策，是为了国民的福祉。

这是美国法律体系中，“程序正义”的意思。看不出来，“程序正义”这个概念跟美军抓马杜罗有什么关系。

中文世界不少人是直接从政治哲学中，知道了“程序正义”这个词，拿来到处扣，并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更奇葩的是，有些人把“程序正义”跟“结果正义”对立起来说。中国一些介绍美国政治哲学和法理学的学者，也犯这个毛病。美国的政治哲学和法理学，从来不把“结果正义”跟“程序正义”对立起来——如果“结果不正义，说明程序有缺陷”，需要纠正程序的缺陷。这是个常识性问题。

程序本身无所谓正义不正义，它只是大家都必须遵守一些规矩和流程，程序的正义性来自程序以外，包括按照程序做出现的结果。

中文世界比较熟悉的政治哲学家John Rawls，罗尔斯，对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在《正义论》中，他把程序正义分成三种情况来讲。

第一种情况，是Perfect procedural justice，“完美的程序正义”。完美程序正义的一个要点就是必须先搞清楚什么样的结果，才是公平的、正当的，能保证实现这种公平、正当结果的程序，才是正当程序。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再好的法律，也无法保证结果永远公平，永远正当。

第二种情况，是Imperfect procedural justice，“不完美的程序正义”，它也知道什么样的结果是公平的，正当的，但没有相应的程序来保证实现公平、正当的结果。这可能比较符合美军抓马杜罗事件。一个把国家搞成垃圾场的暴君，被抓去审判，这个结果大快人心，是公平的，正当的，但并没有一个正当程序来保证实现这个结果。罗尔斯把这种情况叫“不完美的程序正义”。

第三种情况，是Pure procedural justice，“纯粹程序正义”，它不讲结果，只讲程序，只要不违反程序，哪怕结果是场灾难，结果违反天理人伦，都没有问题。这可能是中文世界一些人对“程序正义”的理解。

听众也可以看看自己对程序正义的理解，属于罗尔斯说的哪一种情况。

中文世界一些人因为不了解“程序正义”的内容和复杂性，就望文生义，以为不折不扣地遵守程序，才叫“程序正义”。他们把极为复杂的程序正义，简单化地理解成罗尔斯说的第三种，就是“纯粹程序正义”。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头脑简单，却指责别人“双标”。

在现实世界，一个正常人跟一个偏执狂的区别，并不是正常人不知道原则，而是除了知道原则，还知道怎么把原则具体运用到复杂的现实当中。而偏执狂只知道原则，没有把原则运用到复杂现实中的能力。这种现象在哪个国家都有，但中文世界特别多，可能跟中国的夹头教育有关，上学上到高中毕业，头脑已经变成个标准答案复读机，上到大学毕业，头脑已经变成个写满标准答案的操作系统。

正常人会把抽象的原则运用到现实世界的具体事情上去，这是成年人具备的一种基本能力。但在中国教育中，这是一种稀缺能力。为什么在中文世界讲点跟现实有关的道理，往往比干体力活还累，跟这种普遍存在的认知障碍有关。很多中国人缺少把原则运用到现实世界复杂事实上的能力，只会背诵原则，背诵概念，背诵标准答案，他们一条原则打遍世界——抽象原则就是他们的标准答案。

把原则运用到具体事实上，正常人基于常识，就可以做到。比如说，生活中，我们对别人应该一视同人，这是一条为人处世的原则，但我们对不同的人，还是会区别对待，在大的原则下，掌握不同的标准。

说个更具体的例子，对别人一视同仁，这是条原则，但正常人对家人跟对同事，肯定行为标准不一样。那些不分场合，不分语境，动不动就指责别人“双标”的，也不会对他妈、对他媳妇、对她老公、对他孩子、对他老板、对他情人、对他情敌，都用绝对一致的标准。如果他们真言行一致，真那么做，正常人会把他们当二傻子。

这不是生活常识么？为什么一涉及稍微抽象一点的概念，就连常识都没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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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美军活捉马杜罗，表示不爽的，除了中国、俄国、古巴，还有中文世界一群反贼。中国外交部“表示震惊”，予以强烈谴责”。后来，可能觉得“震惊”这个词泄露了国家机密，等于承认自己无能，美军这么重要的军事行动，它事先一点情报都没掌握，还说自己“震惊”。

你说它真一点都不知道吧，他还专门派了个特使去给马杜罗送行。那天晚上，马杜罗除了他媳妇和保镖以外，见的最后一个人，就是中国土皇帝的特使。中国外交部的特使给马杜罗送完行，马杜罗一走，外交部的发言人又说“震惊”。

马杜罗都给押到纽约法院过堂了，中国外交部才反应过来，不敢再“震惊”了，开始表示“关切”。这时候，中国政府才想起来，赶紧让自己的银行盘点一下，委内瑞拉欠了多少钱。

老朋友以没了一个，中国当然不爽，这都在情理之中。同样不爽的，还有中文世界一群反贼。他们跑到推特上、脸书上唧唧歪歪，脑瓜跟个概念拨浪鼓似的，左拨浪一下“国际法”，右拨浪一下“世界秩序”，没几下，就把自己拨浪成了中国政府的编外肉喇叭：美国悍然违反国际法，破坏国际秩序，侵犯委内瑞拉主权，这样下去，天下要大乱了。

这群活宝平常高喊民主口号，反共反得口吐莲花，恨不得明天就坐直升机空降中南海，该接班的接班，该做国师的做国师。谁能想到，美军活捉马杜罗这么有喜感的事，却弄得他们一脸苦大仇深。

新年在不明白播客做客，我说很多反贼，在精神世界从来就没离开过党妈的怀抱，跑到海外喊反共口号，嘴上都挂着党妈的奶头乐。说了才三天，这群活宝就又把党妈的奶头乐含嘴里了：美国抓马杜罗违反国际法、破坏国际秩序、侵犯主权，就差跟着中国外交部“震惊”一下，再“关切”一下了。

为什么说这是群“活宝”？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脑瓜不像正常人。比方说，正常人是比着路画地图，开车除了看地图，还要看路面。这群活宝开车，只按自己小脑瓜中画的地图开。而且只开直线。咣当一下，开沟里去了，就唧唧歪歪：“美国又把路修错了”。

现实中的路跟他们那个概念拨浪鼓脑瓜中的地图对不上，他们不是检讨自己的地图画错了，而是闭着眼睛喊：“路修错了”。世界上的路，只要没按他们小脑瓜中的地图修，就都是修错了。世界当然不会按这些概念拨浪鼓运转，所以，对他们来说，世界总是错的，他们活一辈子也看不见世界对一次。

我们来具体看看，这群概念拨浪鼓脑瓜中的“国际法”和“世界秩序”是怎么回事。“国际法”是个大箩筐，是由一堆条约、协议，加上约定俗称的惯例组成的大杂汇，经常是相互矛盾，相互冲突，每个国家各取所需，在其他国家容忍的范围内，维持大致平衡的局面。这就是 “世界秩序”。

有听众说，你学过法律，能不能说说美国抓马杜罗是不是违反国际法？我学过一点法律，但一知半解，更不懂国际法。很多年前，我只是上过一学期的国际法课。记得第一堂课，教授说的一句话：“国际法不是法，至少不是你们理解的法。”

他还做了一些解释，说没有一部法律叫“国际法”，也没有一个执法机构，去执行国际法，国际法院的判决和仲裁，能不能得到执行，要看当事国家的情况。国家之间的很多准则是历史形成的惯例，相互签订条约，把惯例明文化，就成了“国际法”。

表面上看，二战后的“世界秩序”是由“国际法”维持的。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毕竟二战以后，战胜国通过条约、宪章、宣言，把一些规则和准则明文化。但这只是表面。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二战后建立的规则和准则之所以能维持，民主之所以在世界上占据半壁江山，不是因为独裁者觉得《联合国宪章》写得好，一觉醒来，良心发现，归顺了联合国，而是因为美国和盟友打赢了二战，把法西斯干趴下了，后来又赢了冷战，把苏联熬散架了。

没有民主阵营的强大武力做后盾，用中文世界有些人喜欢批判的一个词来说，就是“强权”——如果没有民主阵营的强权，二战后的“世界秩序”，早就不存在了。离开民主阵营强大的武力做后盾，民主早就被独裁消灭干净了，所谓“国际法”、“世界秩序”之类，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是先靠武力打赢了二战，才有了二战后的世界秩序，而且这个世界秩序是靠民主阵营的强大武力维系的。苏联阵营垮台，也不是因为有国际法，而是因为美国和民主阵营强大的实力，尤其是强大的军事实力。这不是二战后世界运转的常识么？但概念拨浪鼓缺少的就是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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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好。昨天半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让美军从被窝里掏出来，跟他媳妇一起，打包装机，运到了美国，以贩毒罪，被起诉审判。

这十几年，国际舞台上，有几个很有喜感的人物，马杜罗总统是其中一个。

美军深入另一个国家，活捉总统，是个重大国际事件。但这个事件，因为捉的是马总统，从头到尾充满了喜感。更具喜感的是，当晚中国土皇帝还派特使，来客串，友情出演。就在马总统被美军活捉前3个小时，他刚刚会见了邱小琪特使，还有中国驻委国大使和外交部几个官员，一伙人谈笑风声。

美军在委国周边海域已经集结了好几个月，各种迹象表明，军事行动已经进入收官阶段。几天前，媒体报导说，马杜罗正跟美国谈判，商量到第三国安度晚年的条件，他还发帖说，欢迎美国石油公司来委内瑞拉采油。

中国土皇帝可能是怕马杜罗怂了，派特使来给他打打气，顺便给委内瑞拉指明方向：“老马，你得挺住，中国人民是你的坚强后盾。毛主席早就说过，美帝是纸老虎。有我们卖给你的反舰导弹，美国军舰肯定不敢靠近。有俄国同志卖给你的防空导弹，美军飞机肯定不敢来飞。”

估计马杜罗怎么也得感动一下，至少当天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想必美军也不敢来打搅中国特使睡觉。

见完中国特使，马杜罗就坐车到军营睡觉去了。他不敢住在总统府，经常是睡一晚，换一个地方。那天晚上，他睡在首都加拉加斯戒备森严的军事基地。三小时后，美军直升机就降落在他睡觉的营房，把他从被窝里掏出来，打包装机，连夜送到停泊在加勒比海上的硫磺岛号两栖登陆舰上。

美军抓马杜罗，动用了150多架战机，分别从陆上和海上20个基地起飞。乘直升机活捉马杜罗的，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Delta Force。整个行动，从策划、演练，到最后实施，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抓捕过程中，美军遇到小股火力抵抗，迅即被摧毁。一架直升机轻微受伤，不妨碍飞行，美方没有人员伤亡。

三更半夜，委内瑞拉首都人民被爆炸声惊醒。那时候，邱特使可能觉还没睡沉。三小时前，他这一握手，马杜罗就人间蒸发了。估计邱特使回国汇报工作，领导都不敢跟他握手了。邱特使这手有点太神奇了。当今天朝当官，最怕的就是，突然被人间蒸发。

这件事，找专业编剧，编喜剧都编不出这么有喜感的剧本。马杜罗2013年上台，跟中国土皇帝上台的时间差不多。他公交汽车司机出身，紧跟领导查韦斯。当上总统以后，他在两方面展现出很高的天赋：一是喜剧表演。我每次在电视上看见他，就想到赵本山。这是他第一大天赋。他第二大天赋，是从中国借钱，一口气借了好几百亿，还把中国公司弄到委内瑞拉修高铁。

美国要收拾马杜罗，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磨刀霍霍向猪羊，怎么看，都到了收官时刻。这当口，中国土皇帝派特使，去友情陪演，成了见最后一面。刚见完，人就让美军捉走了。这有点蠢得超出常规。用得州土话说，马杜罗和他的中国老朋友都“蠢得跟电线杆子似的”——dumb as a post。

中国土皇帝说，委内瑞拉是“全天候朋友”。美军在加勒比海集结，要收拾马杜罗。中国的宣传喉舌说：“委内瑞拉电话直通北京，王毅表态反对霸权，川普还敢动手吗？”又说：“川普摊牌后，委内瑞拉拨通中方电话，王毅给马杜罗吃下定心丸”。

现在看，王毅的确给马杜罗吃了颗定心丸，把他定在委内瑞拉，等美军来抓。

这一阵，中国的民间肉喇叭也嘀嘀嗒嗒吹。有个长得像男青年的女军事专家，叫李莉，看名字才知道她性别。她说委内瑞拉有俄国的先进防空导弹，还有中国的先进反舰导弹，美军不敢轻举妄动。猛一听，她说的也不错。委内瑞拉部署了俄国制造的S-300防空导弹。据说，这种导弹能同时追踪100个目标，把美军的F-16、F-35打下来，不费吹灰之力。

委内瑞拉也的确部署了中国制造的JY-27防空雷达系统，还有射程350公里的C-802反舰导弹，据说能把美军的航空母舰打到海底喂鱼。

有这么多先进的大杀器，不知道委内瑞拉军队为什么一个也没用。美军开着直升机，长驱直入，一会就把它总统抓走了，中国造的先进雷达好象什么也没看见，俄国造的先进导弹好象一颗也没发出去。这也太不给中国的军事专家长脸了。人家一个女专家，为了挺你们家总统，脸都长成男青年了，你一颗导弹也不发，这算怎么回事啊。太不给人面子了。

三更半夜，委内瑞拉首都爆炸声一响。副总统找不到总统了，在电视上给美国发话：“你把我们总统弄哪儿去了？给发个视频，让我们看看他还活着。”

川普没发视频，发了张马杜罗的照片。照片上，马总戴着个大眼罩、两只耳朵上套着个大耳罩，手脖子上戴着手铐，右手还拿着一瓶矿泉水。猛一看，还以为他在玩最新款VR游戏。

最绝的，是马总穿得那套浅灰色耐克休闲装，松松垮垮，腰上还耷拉着一根黑绳。仔细一看，黑绳还系了个活扣，是当裤腰带用的。那种松弛感，绝对是吃了王毅的定心丸。

不知道，他裤腰带上那个活扣，是他自己系的，还是抓他的美军给他系的。反正，这时候，也用不着讲究了，能不掉裤子就行。反正到了纽约法院，还得脱光了检查。

这稀松平常的姿态，跟马总统在群众大会上喊反美口号的光辉形象，有点对不上号。

吃反美这碗饭，不仅需要嗓门，也需要点智商。马总这辈子，最缺的就是智商这玩意儿。他光知道向中国同志借钱，不知道学中国同志的看家本领——要一年干掉俩国防部长加一挂上将。他这次床上被活捉，八成是委内瑞拉军方里应外合。马总单靠嗓门大，在台上表演了12年，能熬到现在，已经是奇迹。

第三世界的反美政客，靠的都是表演，但演技都是代际退化。想当年，委内瑞拉第一代伟大领袖查韦斯，绝对是“综艺天王”。他直接在电视上开节目，那叫一个挥洒自如，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一会儿唱西洋歌剧，一会儿唱披头士，一会儿跟村里大妈连线唠家常。委内瑞拉人民对他，那是真爱。他唱一完一曲，观众那是真喝彩。他把经济搞垮了，委内瑞拉人民都跟着高兴，这就是革命领袖的魅力。

轮到马杜罗，这人除了长得高，肚皮大，没什么特点。个人魅力没了，只剩下个头大，腰粗，嗓门大。他学查韦斯亲民，但才艺不够，只会喊口号：“美国，你有种就来抓我啊！你他妈来抓我啊！怎么还不来啊？”喊完口号，顶多带着他媳妇跳跳萨萨舞。

但时代不一样了，查韦斯表演才艺的时候，国际油价正在风口上，只要能出油，猪都能飞起来，委国老百姓分点油钱，日子还过得不错。

马杜罗的运气就没那么好。油价一跌，加上这人实在太无能，除了找冤大头借钱，什么也不会，委国老百姓吃饭都成了问题，大批逃亡国外。就算铁杆革命群众，肚子一饿，感觉也不一样了。肚子饿得咕咕叫，也没心思看一个身材臃肿的大叔，在台上扭腰跳舞。

马杜罗跟查韦斯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夺权有术，治国无能。查韦斯赶上了油价高涨的风口，成了一头“风口上的猪”，马杜罗运气不咋地，风口一过，成了一头“自由落体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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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那天，在不明白播客做客。主持人问到焦虑问题。年轻时候的很多焦虑，后来回头看看，都不值的。年轻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人生充满了无数可能性，就算栽个大跟头，还能从头再来。没什么好焦虑的。该焦虑的应该是七老八十的土皇帝，还有那些不知道明年是不是还能回家吃饭的贪官污吏。从他们的行为方式看，他们比大部分中国人都焦虑。

很多人焦虑，表面上看是因为土皇帝、因为川普、因为普京，因为经济不好，但仔细看看，直接原因，是他们自己。一个很简单的现象，他们控制不了自己刷手机的时间，一天到晚泡在手机上，专门看那些让他们焦虑的垃圾信息：第三次世界要打起来了，中国要打台湾了，川普要当国王了，美国民主完蛋了，欧洲完蛋了，日本完蛋了…

如果一个人管不住自己，专门看这种垃圾信息，因为看太多，把自己弄焦虑了，这叫缺少自律。连自己刷手机的时间都控制不了，一个人还能控制什么，他不焦虑才怪呢。

在日常生活中，正常人多少都会有点焦虑。适度的焦虑是正常的，但正常人能控制自己的焦虑，不让焦虑失控。比方说，正常人觉得焦虑，会寻找焦虑的源头，会发现是因为忍不住刷手机，刷垃圾信息。发现了焦虑源，正常人就会去控制刷手机的时间。

这是自律。有自律的人，就能控制焦虑。没有自律的人，就会陷入焦虑，不但自己焦虑，而且把焦虑传播给别人。

这是我在网上，在生活中，看到的现象。

一个人焦虑到一定程度，就会在头脑中自编自导自演灾难片。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都能让他自编自导出一部灾难片来。俄乌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一些人自编自导普京要扔原子弹，看看当时网上，到处是这种垃圾论调；土皇帝要表演强大，要制造恐惧，就去台海军演，有人就自编自导自演武统台湾，把自己变成党国舆论诈骗链条上的一个免费肉喇叭。川普在他自己的社交帐号贴一张戴王冠的AI制图，一些人就自编自导川普要当国王，要取消选举，结束美国民主。

一个普通人，如果没有自律，整天刷手机，去看这类垃圾信息，自己头脑中就会变成灾难片电影院，一睁眼就放灾难片，半夜做梦还是灾难片。

心理学上，这叫catastrophizing——“灾难化思维”。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扭曲，是一种cognitive distortion。有些人，遇到负面事件，面对不确定性，他没有运用理性去分析的能力，于是，一下就想象出一个灾难性结果，觉得一切都要完蛋了。这种灾难性思维，会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两个后果：一是精神过度焦虑；二是行动力瘫痪。世界没有完蛋，他自己先完蛋了。

Francis Fukuyama，就是福山，最新一期播客的标题就是”Don’t Catastrophize”——“不要灾难化”，意思是说，不要在自己头脑中自编自导自演灾难片。很多灾难是人们自己想象出来的。看看那些陷在政治焦虑中不能自拔的人，大都是在想象中，把政客的一个动作，一句话，演义成一场巨大灾难。

福山那期节目，是讲美国、讲川普的。前面说的那个例子，年初的时候，川普贴了一张带王冠的图。很多专栏作家说，不得了了，川普要当国王了，以后别想再选举了，美国民主要完蛋了。我当时想，他要当国王，就让他当吧，让他当当试试。

那时候，好象福山也有点演灾难片的意思。但一年后，他现在说“不要灾难化”，不要在想象中演灾难片。如果那时候，你跟着川普，跟着一些专栏作家，跳进焦虑状态，不是白焦虑了么？

姜文有句电影台词，我很欣赏，放到这里，说不定能治疗一下有些人的焦虑，就是“让子弹飞一会”。给自己一点耐心，给别人一点时间，别放弃理性，别跟着羊群去焦虑。

在中文世界，党国花大钱制造信息垃圾，目的是为了舆论诈骗。普通人能做的，就是把垃圾当垃圾，把诈骗当诈骗。除非你是从事垃圾处理行业，否则，就把垃圾装袋子扔了，别去整天刷手机，翻垃圾筒，咀嚼来咀嚼去。

岁末年初，你可以想象过去一年，那些曾经让你焦虑过的事情，那些让你自编自导自演灾难片的事情，现在看，有多少是因为刷手机太多，刷出来的，有多少是因为咀嚼垃圾信息太多，咀嚼出来的。

知道了焦虑的源头，如果行动力还没完全被过度焦虑毁掉，就行动起来，少刷手机，少看垃圾信息。把时间花到一些具体的事上，花到让自己高兴的事上，多关注那些让自己生活更有意义的东西，让自己活得更像人的东西。

就我个人来说，2025年跟其他年头没什么差别。春天去日本徒步，走了东海道和中山道。本来下半年，想去欧洲骑行，结果肩膀受伤，取消了。这件事倒让我焦虑了几天。后来，改成去落基山宿营，去得克萨斯西部徒步，回来就到年底了。

2025年学着做播客，刚刚入门，学了很多新东西。这是最大收获。

在几期播客中，我跟大家分享过一些跨越时空的生活智慧。比方说，斯多亚学派的说法。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是好是坏，你控制不了；你能控制的，是你自己做什么，怎么做。我很欣赏这种思考方式：先分清哪些是你能控制的，那些是你无法控制的；别在那些你无法控制的事情上浪费呼吸，集中精力做你能做的事。有事情做，对自己做的事情有信心，就没功夫焦虑了。

另外，我想说的一点，政治不是心理脆弱的人玩的游戏。如果对政治感兴趣，要先学点基本知识，给自己一点基本训练，知道什么时候engage，什么时候disengage。知道什么时候disengage，跟知道什么时候engage，同样重要。

很多没有这种政治训练的人，偏偏对政治有异乎寻常的兴趣，一天到晚都处在engage状态，就像开车永远挂在高速档上一样，很快就会burn out。要学会disengage，把自己跟政治新闻适当隔离，头脑要reset，要refresh。否则，不但会焦虑，还会抑郁，还会panic，后果就是认知扭曲，把政客的一句话，一个动作，想象成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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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每到年末，很多人会下个决心，许个心愿，希望明年能做成想做的事。美国人把这叫New Year’s Resolution。比如说，要减肥减多少斤，减多少磅，要戒烟、戒酒，要读完几本书，要赚到10万、20万，要每天跑5000米，要对人更和善，等等等等。

新年新决心，新年新希望。之所以如此，往往是因为我们对当下的自己不太满意。到了年末，我们会在潜意识中对自己说：“一年又过去了，自己也没什么长进，想做的事都没做成，自己还是原来那个自己，还是不够好，还是那么多缺陷，有时候甚至讨厌自己。新年到了，明年不能再这样，必须有所改变，变成自己希望成为的人。”

仔细想一想，我们新年下的决心、许的心愿，往往是建立在对自己过去的否定上面。回顾一下过去五年、十年，我们那些基于自我否定的新年决心、新年心愿，有多少真正实现了呢？又有多少一月份还没过完，就已经烟消云散，只留给我们更深的挫败感？

这个新年，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角度，换一种做法呢？不去费力修正过去，也不在焦虑中透支未来，而是坦然拥抱生命中已经发生的一切——包括那些痛苦、那些失败、那些我们不愿面对的时刻，不愿提及的伤痛。

有人可能会问，这不就是认命吗？

真是这样吗？我们从尼采的一个New Year’s Resolution讲起。1882年新年，尼采用一句简单的拉丁文讲了自己的新年决心：“Amor fati”，翻译成中文，就是“爱你的命运”。

在中文世界，听到“爱你的命运”这种说法，很多人可能马上想到的是无奈，就像一个被生活打趴下的人，叹口气说：“唉，这就是命，我认了。”

但在尼采的世界，这句话绝不是让你认命，绝不是让你躺平，更不是让你逆来顺受。恰恰相反，这是一种高贵、坚韧、富创造力的生命姿态。

尼采的“Amor fati”，重点不在fati，不在“命运”，而在Amor，在“爱”。这不是被动接受命运，而是主动的、有点疯狂的去“爱命运”。在《快乐的科学》中，尼采写下一一段像誓言一样的话：爱命运，不管世界多么丑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多么痛苦，他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说“是”的人。当说“不”成了一种时髦，他选择对命运说“是”。

这是一种强者的境界。强者不是被动接受命运，而是主动爱命运；弱者怨恨命运，但被动接受命运。“怨恨心理”是弱者的精神毒药。他们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得到想要的东西，就去贬低他们得不到的东西，去怨恨强者。

这种怨恨心理发展到极致，就会创造出一整套“奴隶道德”：把现实世界中的强者、财富、健康、快乐污名化，把软弱、温顺、服从、贫穷伪装成美德。这是一种懦夫哲学。

强者爱命运，不会想象出一个虚无缥缈的更好的世界，一个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世界，不会用这种精神鸦片麻醉自己。他专注于这个独一无二的、充满缺陷，充满挑战的现实世界。他不会抱怨：“我怎么这么倒霉？”“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他会说：“能抽到的烂牌，都抽到了，好吧，现在看我怎么把这副烂牌打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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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在网上，经常遇到一些要救国救民的中国人。工作都没有着落，连自己小区的物业都搞不定，随便一个小领导就能骑到他脖子上习惯性小便失禁，他还整天“国家战略”“大国博弈”，蹲厕所都忘不了在手机上给中国指明方向，给美国指明方向，给全世界指明方向。

哪个国家的方向，他都知道，就是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不管你讲什么，他们都能想到中国怎么办，美国怎么办，日本怎么办，台湾怎么办…他们想不到的一个问题，也是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怎么办？”或者说，就是“怎么样救自己？”，用更直白的话来说，就是“怎么样活得更像个人？”

只有立志活得更像人的中国人多到一定程度，中国才会有根本改变。这个过程不可能反过来。

中国人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先国家，后个人，国家无限大，个人无限小，小到不再是个人，而是头牲口——这种反人性的思维方式，是很多中国人头脑中的肿瘤。这十几年，党国不断为这这颗肿瘤打激素，让它越长越大。

我们这期节目，就给这种头脑照照X光，希望更多的人能拿起手术刀，切除这颗肿瘤。

用哲学语言来讲，就是中国人要想活得像人，需要一场认知哥白尼革命，不再把自己跟国家捆绑在一起。肉身离不离开中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精神世界，斩断把自己跟国家捆绑在一起的那跟锁链。

个人不能选择自己出生的国家，不能选择自己成长的时代，但成年以后可以选择自己干什么。对很多中国人来讲，当务之急，就是抛弃那堆国家民族之类的屁话，先做有健全人格的人。做不成人，什么都谈不上。

这就是中国人急需的一场“认知哥白尼革命”。这词儿听着挺学术，其实特简单。在哥白尼之前，欧洲人相信“地心说”，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心，太阳和所有星星，都围着地球转。到了16世纪，欧洲的观测工具和运算技术，都提高了，哥白尼发现，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而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人并不是个静止的观察者，而是跟着地球运转轨道不停移动。

为什么这叫哥白尼革命？因为哥白尼把颠倒的认知纠正过来了。

现代文明的诞生跟认知的哥白尼革命同步。现代文明人的诞生离不开这场认知革命。换句话说，把颠倒的认知纠正过来，才能做成现代文明人。

康德的批判哲学在认知领域进行了一场“哥白尼革命”。康德之前，经验主义哲学认为我们的头脑，就像一面镜子，自然世界映照在我们头脑中，形成认知。康德发现，认知过程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被动的照镜子，而是我们头脑中存在先验的认知结构。不是人为自然世界照镜子，而是人为自然立法。这是一场认知的哥白尼革命。

我们用“哥白尼革命”的典故来说中国人的认知现状。在个人跟国家的关系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脑子里，装的还是政治“地心说”——国家就是宇宙中心，个人永远围着国家给他规定的轨道转，个人永远为国家而活。在这方面，中国人急需一场哥白尼革命，把被颠倒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纠正过来：不是个人为了国家而活，而是国家为了让个人活得好，才有存在的价值。

要做个现代文明人，第一件事，就是斩断党国套在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锁链。那条锁链把中国人像狗一样拴在国家的门框上。这里说的不是捆绑中国人肉身的锁链，而是捆绑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锁链。这跟中国人在什么地方，没有关系。一些朋友在国内，但精神世界并没有被党国的锁链拴住。有些人离开了中国，甚至离开了很多年，但头脑、价值观、行为方式，仍然死死地被党国的链子拴在中国的门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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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是12月26日，圣诞节过后第一天。街上又开始热闹起来，商店又开门了，到处大甩卖。圣诞过后，就是新年。大家还沉浸在节日气氛中。节日气氛，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快乐。圣诞快乐、新年快乐——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快乐。这是说正常国家的正常人。

在遥远的东方，有个建墙把自己围起来的大国，叫“东大”，也叫“墙国”——不是强大的强，而是围墙的墙，活生生把这个圣诞节过成了一场“战役”。这场战役的进攻方，是坐拥几百万军队、几百万警察、肉喇叭的土皇帝和他的太监军团。而被攻打的是个头戴小小红帽、身穿大红袍，在平安夜给小朋友送礼物的白胡子圣诞老人。

一方是真刀真枪的专政机器，另一方是个童话中的人物。怎么能打起来呢？这比“关公战秦琼”还他妈的穿越。我们今天，就戏说一下“土皇帝大战圣诞老人”。

侯宝林有个相声，叫《关公战秦琼》，关公，关云长，是三国时代的人物，秦琼是隋朝末年、唐朝初年的人物，两个人相差几百年。京剧中有出戏，叫《千里走单骑》，说的是关公，过五关斩六将，投奔刘备的故事。侯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讲了个段子，说有个戏班子，到山东唱戏，唱的就是关云长《千里走单骑》。

当时的山东军阀是韩复榘。这人干正事是个窝囊废，干什么，什么烂尾，但他很有政治头脑。韩复榘去看戏，戏班子正唱《千里走单骑》。他看得不耐凡，说“这是唱得什么玩意儿，把管事的叫来。”

戏班子管事的，相当于现在的剧团经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韩复榘问他：“关公是哪里人？”管事的说是“山西人”。韩复榘说：“山西人，为嘛到山东来打仗？有我们的命令吗？你知道他是谁的人吗？他是阎锡山的队伍。你在山东唱戏，为嘛不唱我们山东的英雄？我们这里有好汉秦琼，秦叔宝，你为嘛不唱呢？”

人家唱戏的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犯不着得罪军阀。管事的就问韩复榘，爱听什么戏，他爱听什么，就给他唱什么。韩复榘也不知道自己爱听什么戏，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戏。但这人政治神经极其敏感，看戏也要政治挂帅。他问：“是关公的本事大，还是秦琼的本事大？”

这下把管事的问住了。关公跟秦琼两个人物相差几百年，一半是历史，一半是传说，谁他妈知道谁的本事更大？管事的也不敢乱讲，就说：“他俩没比过。”韩复榘说：“今天就让他俩比比，来个关公战秦琼。”

这下真把管事的给难住了——根本就没有这么出戏。但管事的又不敢说韩复榘不懂历史，不懂艺术，只好承认：“这出戏，我们不会唱啊。”韩复榘不依不饶，开始发飙、威胁，说：“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唱，那就什么都别唱了，我也不给钱了，你们也别走了。饿你们三天，看你们会唱不会唱。”

说到这里，我们插一句：当今中国的土皇帝和他的太监系统折腾了十几年，大家是不是对韩复榘这个调调很熟悉啊？这十来年，中国的电影、电视、相声、脱口秀，都被无数不懂历史，不懂艺术的韩复榘管起来，只要不按他的意思编，你们就全都别唱了，全都别演了，全都别赚钱了。不服？不但搞掉你的饭碗，把你连人也一起搞掉。

韩复榘点唱《关公战秦琼》。戏班子管事的只好去求演员上台唱。演员当然觉得奇葩，问管事的：“你是不是吃多了，撑糊涂了？”但他们也不敢得罪韩复榘，只好硬着头皮，让唱刘备的演员扮成秦琼，临时胡编乱造，让秦琼跟关公一见面就打，把关公打跑了完事。但上台以后，演员总不能一见面就打，总得唱几句。关公唱：“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边界？”“秦琼唱：“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关公唱着唱着就说出了实话：“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是不打，他不管饭。”

韩复榘成了笑料。这当然是相声中的韩复榘。现实中的韩复榘要比这有文化，而且他也不是土生土长的山东人，而是河北人。我的一位老师曾经听过韩复榘在学校训话，他当时是在泰安念中学。据他说，韩复榘讲话，温文尔雅，跟传说中的笑料是两回事。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韩复榘至少比现在中国的土皇帝要有文化。不过，话又说回来，当年的军阀，哪个不比现在的土皇帝有文化？

比起今年圣诞节，墙国上演的“土皇帝大战圣诞老人”，《关公战秦琼》已经算不了什么了。至少关公和秦琼都曾经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物。圣诞老人连真人都不是，只是个让小孩子过节欢乐的童话人物。

今年平安夜，从上海、北京几个一线城市，一直到十八线小县城，警灯闪烁，如临大敌，围剿圣诞老人。整个国家，像个一不小心，就吓尿裤的“边缘型人格障碍” 患者，提前给裤裆塞上纸尿裤，接上输尿管，就怕关键时刻把持不住，心头一紧，尿一裤。而把这个号称“宇宙第一自信大国”吓到预防尿裤的，居然是个给小朋友送礼物的和善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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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转眼之间，又过了一年。去年圣诞节，这个播客上线开播。那时候，我从日本徒步回到得克萨斯不久，坐在麦克风前，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短视频的世界，会不会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听一位过时的大叔唠叨，讲中国、讲美国、讲人生世事。那时候，不知道这个小小的频道能走多远，能坚持多久。

开播一年，今天早上，我打开后台，看到这一年有630万次观看，总观看时长是110万小时。比观看量和观看时长更重要的，是一年中收到24000多条听众留言。很多听众讲了自己的故事，说出自己的内心感受。

听众的留言不只是对节目的反馈，更是节目的延伸。播主创作内容，上传节目，听众通过留言，跟播主一起再创作。在这个动荡不安、充满荒诞的年代，播主跟听众一起创作、再创作，共同提升认知、重建精神家园。这是开播客一年最大的收获。

今天的周年回顾，我想把贯穿这一年所有节目的那根主线，那个一脉相承的主题，再拎出来，跟大家好好讲一讲。去年开篇两期节目，讲了圣诞的故事，有个硬核信息，就是“不要怕”。那时候，新冠大瘟疫的阴霾还没有完全散去，放开后经济复苏的泡影已经破灭，川普第二任即将开始，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今天，我们经历了2025年的风风雨雨，看到了世界的更多侧面，我们要传递的硬核信息，仍然是“不要怕”，但我想给这个主题加一个听起来有点沉甸甸的前提，就是“看清真相”。完整的说出来，就是“看清真相，不要怕”。

去年圣诞节，我讲马槽的故事。为什么讲那个故事？因为在中文世界，有个代代相传、摧残人性的谎言，就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这句话，就像一条无形的鞭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抽打着每一个家庭。它让年轻的父母，从孩子出生那一刻起就陷入焦虑，它让孩子们的童年充满了跟他们年龄不相称的压力；它让人们觉得，人生就是一场短跑，起跑慢了一秒，这辈子就完了。

圣诞节，最能打动人心的，恰恰是那个输在起跑线上的故事。耶稣的爹妈没有钱，他降生的时候，爹妈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只能躲在马棚中过夜。他妈在马棚中分娩，用破布包一下，把他放到马槽里。马槽就是他的摇篮。人生起跑线不可能比这更低了。

《福音书》讲述马槽的故事，反复说的一句话是“不要怕”(don’t be afraid，fear not)。

耶稣的妈妈是个出身穷苦的女孩子，在她恐惧担忧，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不知所措的时候，有天使降临，对她说“不要怕”。当牧羊人在黑夜的旷野中担惊受怕的时候，有天使降临，对他们说“不要怕”。

每个人面对未知和不确定性，都会有无力感，会担忧，会害怕，这是人性，说明我们是正常人，对周围环境有正常的反应。身边的朋友、家人、老师，可能会帮助我们克服这种恐惧，克服这种焦虑。但比朋友、家人、老师更重要的是，我们心中要有一个“天使”。每当我们害怕、担忧、恐惧的时候，要静下心来，倾听自己内心发生的那个声音：“不要怕”。福音书说，这是天使的声音。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句看似励志的话，在中文世界制造了多少恐惧，制造了多少焦虑。很多父母、很多孩子，因为人生起跑线太低而自暴自弃。每个圣诞节，都给我们一次机会，静下来想一想，一个人的起跑线再低，也不可能比爹妈一无所有，降生在马槽中更低了。

但是，就是这个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儿，一个木匠的儿子，几十年后，彻底改变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叙事逻辑，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重新定义了人类文明。

我们现代人相信人人生而平等，至少人生要有差不多平等的起跑线。但生活世界的现实是，每个人都生而不平等。不但在家庭、社会地位、金钱方面不平等，而且在体力和智力方面也不平等。向上看，我们每个人都输在了起跑线上。

正是因为现实世界人人生而不平等，所以我们才要追求平等。这就是文明。这就是那个降生在马槽中的孩子，长大以后带给世界的文明。

我们的起跑线在是高是低，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了的。我们能决定的是起跑，凭着耐力跑下去，让自己远离起跑线。这才是人生的意义。

过去一年，我不止一次在节目中提到那些一出生就被爹妈遗弃的生命。细心的听众可能还记得其中的几个故事。2020年奥运会，在女子游泳比赛中，一位名叫Margaret MacNeil的加拿大运动员获得了100米蝶泳冠军。听她的名字不像中国人，但她出生于中国江西。一出生就被爹妈遗弃在街上，在孤儿院长到一岁，被加拿大家庭收养。

2017年世界体操锦标赛上，一位名叫Morgan Hurd的美国运动员获得女子个人全能冠军。听这个名字也不像中国人，但她出生在中国广西，也是一出生就被爹妈遗弃，在孤儿院长到两岁时被美国家庭收养。她的养父母并不富裕，为了供她练体操，要打好几份工。

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有位女同学。她出生在中国北方农村，她爹妈把钱和精力钱都花在她弟弟身上。但她在村里上小学，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第一。她第一次骑自行车出村子是去乡里上初中。她比那辆自行车高不了多少，每天出门都是逆水行舟。

初中毕业，她考上了县里的高中。她人生第一次坐汽车，就是去县城上高中。高中毕业，她考上了北大。人生第一次坐火车，就是去北大上大学。北大毕业后，她来美国念研究生，那是她第一次坐飞机。我来美国后，跟她通电话，得知她去了哈佛做研究，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

我小时候在北方农村，知道雨后的乡村泥泞路上骑车有多艰难。如果她哪天一闪念放弃了，辍学后可能就跟无数农村的女孩子一样，让父母找个婆家，被计划生育干部威胁，或者去城里打工，一切听天由命。

这就是她们的人生起跑线，低得不能再低。如果我们只是把眼光放在起跑线上，我们看到的就只是不幸。但从她们的经历中，我看到的是，在人生中途，她们已经远离了起跑线。这才是人生的意义。

有人说，这是幸存者偏差。问题是，你为什么不努力去做个幸存者？为什么在努力之前，已经把自己放到失败者行列了呢？做个失败者，不需要努力，只需要心安理得地吸“幸存者偏差”这种精神鸦片就够了。

从去年圣诞到今年圣诞，我们讲“不要怕”，其实是在告诉大家一个人生的底层道理：除非你自己愿意，除非你自己完全放弃了，否则，出身和起点，根本无法定义你将来离起点有多远。

一直记得一位听众的留言。他说，不管自己抽到的牌有多烂，都尽量把它打到最好。你抽到一手好牌，赢了一局，这并不说明你有多高明。你抽到一手烂牌，尽量把它打到最好，这才是值得过的人生。

人们不只是怕输在起跑线上，而且也怕输在半途中。在24000多条留言中，不少听众讲自己在人生半途中的遭遇。事业拼搏到中年，被互联网大厂裁员；贷款买的房子，价格已经跌到银行贷款以下；大学毕业，满怀信心要干一番事业，却连专业对口的工作都找不到…这个时段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海里游泳。以前，觉得离海岸很近，旁边还有一艘大船；现在，抬头一看，海岸线却越来越远，而旁边那艘大船也正在下沉。

这是个远离海岸线，也看不到方舟的年代。人们无助、恐惧，并不是无缘由的，并不是因为人们心理脆弱，而是因为令人恐惧的现实。恐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因果。

在节目中，我曾经引用诺贝尔奖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的理论，分析中国这种“榨取型国家”的现状和未来：绝对权力颟顸武断，导致经济从“头部腐烂”，扼杀了维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文化”。

经济增长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制度产物。当制度变成了赤裸裸的榨取，增长的引擎必然熄火。资产贬值、收入下降、裁员潮、信任崩塌，都是可以预见的结局。

本来的城市中产，眼看着自己辛苦奋斗二十年买的房子，价值腰斩，首付跌没了，还要背几十年的债，他们当然会怕。刚毕业的大学生，看着招聘会上几千人抢一个月薪三千的岗位，看着通往未来的路被堵死了，他们当然会怕。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勤劳不再能改变命运，甚至不管怎么努力，都注定要返贫时，他们当然会怕。

在土皇帝治下，法律不再是普通人的保护伞，而是变成打击对手、抢夺财产的凶器；普通人存在银行里的钱，莫名其妙地取不出来；烂尾楼的受害者反而成了维稳对象。改革开放年代默认的社会契约失效了，人与人之间、人与体制之间退化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每个人成了随时被捕猎的潜在猎物。生活在这座巨大的丛林中，人们感到无助，而无助感是恐惧的温床。

恐惧成了这个时代的因果。令人恐惧的时代是因，人们的恐惧感是果。理解了这个因果关系，你才能驾驭自然产生的恐惧感，才能战胜恐惧，把那种令人窒息的情绪，转变成理性的、可计算、可对冲的风险。你才会冷静地问自己：“在这个我无法控制的下行螺旋上，我该如何重置自己的坐标？如何保存自己？”

对于普通人来讲，在这种大环境下，明智的做法是，尽快从增值模式转入生存模式。害怕不是答案，看清现实真相，才是生存的第一步。看清真相，才能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提高自己的生存技能，打造自己在关键时刻能求生的小船。

这艘在关键时刻能求生的小船，就是那些你头脑中、你身上无法被剥夺的东西。比如说，你的认知能力——你能不能看穿被各种虚假宣传有意掩盖的现实真相？比如说，你的谋生技能——你有没有一种离开某个公司、某个平台，甚至离开某个国家，还能生存的手艺？再比如，你跟真实世界的可靠连接——你有没有可靠的朋友，有没有可靠的社群？

再比如，被很多人忽视的一条，你有没有在压力下多勇敢5分钟的毅力？在压力下，尤其是在权力恐吓下，勇敢1分钟，靠本能冲动就够了，但1分钟的勇敢，往往什么也改变不了；要给生命带来转机，需要多勇敢5分钟。你有没有多勇敢5分钟，再多勇敢5分钟的意志？人生能不能有转机，这才是关键。

如果说过去一年中，这141期节目，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那就是撕开各种官方和民间噪音营造的假象，让生活世界的真相呈献出来。真相不是死的，而是有生命，有力量的。它就像地壳的板块一样，一旦发力，就会引发地震，引发海啸。这就是为什么坏人害怕真相，邪恶的政权掩盖真相。

恐惧，来源于对未知的想象。就像小孩子害怕黑夜，不敢进黑洞洞的房间。不是因为房间里真有吃人怪兽，而是因为他看不见房间里有什么。黑暗激发了他的想象力，让他想象出房间里藏着吃人怪兽。但是，当一个成年人，走过去，找到电灯开关，摁下开关，灯亮了。孩子没有看到怪兽，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那一瞬间，恐惧消失了。

我们这一年做的所有节目，就是在按动那个认知开关，让本来黑洞洞的房间，被灯火照亮，让更多人看到房间里到底有什么。这其实就是马克斯·韦伯说的“祛魅”。

我们给权力祛魅。人们的很多恐惧源于对权力的迷信和崇拜。通过对一些事件的分析，我们看到，看似不可一世的权力背后，其实是深刻的自卑与不安。看似强大的维稳机器，恰恰说明了极权制度的虚弱。当你看清了皇帝的新衣，你对他就不再是恐惧，而是蔑视。

我们给所谓“成功”祛魅。在过去的增长时代，我们把财富看作是能力的证明。在退潮时段，我们看到很多假装穿着体面的成功人士，原来是在裸泳。

我们也给未来祛魅，揭穿“历史必然进步”的谎言。现实是，明天不一定会更好。相反，明天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坏，历史可能会倒退，就像中国这十几年那样。但接受现实，并不是向现实投降，而是冷静地看清现实的真相，知道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至少在眼下无法改变的。我们能做的，是接受不可改变的，集中有限的精力和资源，去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

我们分析为什么中国的国运在发生逆转。这不是因为中国人的运气不好，也不是因为美国的打压，而是因为中国这种榨取型制度发展到了尽头。房间里没有怪兽，只有堆积如山的桌子、椅子，而它的主人还在驱使全家人拼命造更多的桌子、椅子。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作为普通人，当你看清了这一点，看清了自己眼下的困境，并不是因为个人不努力，这并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这种榨取型制度难以避免的结果，你可能就不再因为无法改变的大环境而自我折磨，而是尽量想办法，怎么样顺势而为，度过难关，而且为将来更险峻的难关做好准备。

我们也分析了美国民主的韧性。一年多前，一些英文主流媒体曾经把2024年称为“终极选举年”。川普第二任给美国，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有人开始问：“美国民主是不是能活过2025年？”到了年末，我们可以说：“美国民主活过了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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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节目盘点一下德国跟中国的关系，怎么样从合作共赢，走到今天面临崩塌。我们从《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导讲起。这篇报导的标题是“Why Germany Wants a Divorce With China”——“为什么德国想跟中国离婚？”

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跟德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同步。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大众汽车。在差不多40年时间，德国跟中国的经贸是全球化成功的典范，两个国家的市场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甜蜜的像一对新婚夫妻一样。

德国拥有中国工业化需要的高端技术和设备，比如汽车生产线、高铁设计制造工艺、精密机床和支撑现代工业的各种化工产品。中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还有迅速扩张的国内市场。德国需要中国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来消化它的工业产出；而中国则像一块干瘪的海绵，疯狂吸收德国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那时候的德国政客是全球自由贸易最坚定的传教士。他们相信，通过自由贸易，中国可以实现和平转型。这就是所谓的“以商促变”。当年，大众汽车在中国占据了半壁江山，西门子的设备遍布中国的工厂，巴斯夫的化工产品定义了中国制造业的底色，无数德国小企业也跟着进入中国市场。

那可以说是德国跟中国经贸关系的蜜月期。这段蜜月期持续了几十年。几十年间，在德国企业的利润表上，中国市场的贡献不仅份额巨大，而且看起来生死攸关。换句话说，就是德国企业严重依赖中国市场。

任何间方面的依赖都潜伏着危机。这几年，德国跟中国的甜蜜婚姻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变质。从幕后摩擦，逐渐发展到要撕破脸离婚。它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呢？

原因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企业通过合资、收购和强制技术转让，获得德国的核心技术以后，开始借助中国的国家主义模式消灭德国竞争对手。这种模式的核心，不是德国人习惯的市场竞争和质量驱动，而是用国家权力操纵市场，利用国家力量毁灭性压制对方，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

这跟德国企业熟悉的基于规则的市场竞争，完全是两码事。具体来说，中国企业成功逆袭 有三大原因，每个原因都离不开极权政治对市场的操控：

第一个原因，就是国家对企业的巨额补贴。《华尔街日报》在报导中提到德国的隧道挖掘机巨头海瑞克。中国先是进口海瑞克的盾构机，在获得制造技术之后，中国政府通过巨额补贴、贷款优惠、税收优惠，甚至直接注资，让中国产的盾构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全球抢单，把德国企业挤出市场。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半奴工制度。中国的极权制度确保中国工人低工资、低福利，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有着无可匹敌的优势。这几年，中国人常说的内卷，实质就是极度压榨本国劳动力。以前，只是对农民工这样，这几年经济下行，各行业都纷纷农民工化。中国企业依靠极权制度保障的极限压榨模式，把劳动力成本压缩到了极致。

第三个原因，就是中国企业之间相互挖墙角，不计成本倾销。因为国家补贴，中国制造业畸形发展，产能严重过剩；与此同时，因为极权制度保障对工人极限压榨，在财富分配中，国家拿绝对大头，国民拿绝对小头，普通中国人没有消费能力，中国市场无法消化自己的产品，只剩下向海外倾销一条路。为了生存，中国企业之间竞相压价，把利润压到最低，甚至赔本赚吆喝，寄希望于在自己倒下之前，对手先撑不住，死掉。

《华尔街日报》也提到德国的化学工业。化工业是德国的支柱产业之一，，近年正在遭受中国产品的重创。以PA6塑料为例，这是汽车制造和电器制造离不开的工业材料。在莱比锡附近的洛伊纳（Leuna）化工园区，中国产PA6塑料的市场份额在短短一年内从5%暴涨到20%。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产品的价格比德国本地生产的便宜20%。

问题在于，中国产品之所以能卖低价，并不是因为正常市场竞争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而是因为中国政府的补贴、中国极权制度保障的对本国工人的极限压榨。这是中国产品低价的奥秘。德国企业不是在跟中国企业竞争，而是在跟中国政府竞争。

近十年，中国的廉价商品像海啸一样涌入发达国家市场。最初，这些产品的目的地主要是美国。今年，川普政府的贸易战为中国商业设置了很多障碍。很多中国企业和卖家转向了欧洲。

《华尔街日报》报导了中国企业如何在欧洲化整为零，打快销游击战，形成影子物流。在英国，一位中国大妈在自家后院建了一座320平方尺的简易棚屋，专门为中国卖家提供影子物流服务。中国卖家不再仅仅依赖传统的国际物流，而是通过这些散布在欧洲各角落的中国移民，建立起了一个不孔不入的仓储和发货网络。

这种做法成为绕过监管的捷径。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欧盟在2025年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中国廉价小包裹的最大市场。一年内，从中国发往匈牙利和丹麦的货物量翻了四倍。对于欧洲零售商来说，这已经不是正常市场竞争，这是一场把市场规则漏洞钻到极致的超限战。

显然，德国跟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一样，本国企业和本国商家面临生存危机。德国政客反应迟缓，但面临本国企业的生存危机，跟移民危机等问题叠加，选民做出了选择。今年5月，德国政坛变天，默茨当选总理。默茨政府开始全面调整经贸、国防和移民政策。在经贸方面，可以说启动了一场德国企业的生存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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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经常听到中文世界有人讲“平庸的恶”或“恶的平庸”。这是汉娜·阿伦特的说法，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随波逐流干坏事，像希特勒时代的纳粹官员、像文革时代的红卫兵，像现在中国体制内的一些大大小小官员。

阿伦特对纳粹德国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她不是个有深度观察能力和深度思考能力的人，对很多事务的评论，都流于表面。在恶的问题上，也是这样。她有本书，名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犹太事务主管，组织杀害了很多无辜的犹太人。德国投降后，他逃到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绑架到以色列受审。

阿伦特旁听了审判，写了几篇文章，后来结集成书。她把艾希曼描绘成一个不善言辞、平凡普通，没有思考能力的人，说他组织杀犹太人，完全是执行纳粹德国的政策，在当时并不违法。

从后来披露的一些有关艾希曼的材料看，也从我个人对邪恶现象的观察来看，没有思考能力的不是艾希曼，而是阿伦特。她的整个叙事完全被艾希曼牵着鼻子走，所谓“平庸的恶”或“恶的平庸”，成了她为艾希曼总结的辩护词。

任何一位有经验的律师，都能识破被告这种把戏：假装无辜，假装头脑简单，假装体制的受害者，干坏事的是体制，不是他——他只是体制大机器上一颗小小的螺丝钉。阿伦特掉进艾希曼这种自我辩护的套路中，对艾希曼的表演和伪装照单全收，成了艾希曼玩弄于股掌之间的useful idiot。“平庸的恶”或“恶的平庸”就是阿伦特这么“思考”出来的。当然，这里的“思考”是加引号的。

更奇特的是，不少人把这当成深刻。中文世界一些知识分子这样做，尤其令人不解。中国这两代人经历了文革，现在又经历文革2.0版，体制内外各色人等，作恶都是争先恐后，一点都不平庸。在现实中，尤其是在中国的现实中，恶不但不平庸，而且相当积极，十分乖巧。很多看似平庸的人作恶，不是因为随波逐流，而是因为不甘平庸，想通过作恶的捷径往上爬。

在以前的节目中，我曾经给大家讲过“短语的奴隶”——slave of phrases。这是教育普及后出现的一个观察力萎缩现象。人们从书上看到一个词，一个短语，像“平庸的恶”“恶的平庸”之类，就被这个词，这个短语牵着鼻子走，成了短语的奴隶，不再观察，不再思考，不再用现实来矫正概念的偏颇。明明现实中的恶，一点都不平庸，但不少人一看到阿伦特说“平庸的恶”“恶的平庸”，就觉深刻，就放弃了自己的眼睛和头脑。

这些年，我在观察历史和现实时，越来越感到一种不安。用阿伦特“平庸的恶”来解释纳粹德国，解释毛时代的文革，解释土皇帝的文革2.0，解释无差别杀人的恐怖分子，虽然方便，但太轻描淡写，太虚假了。“平庸的恶”成了一块遮羞布，不但遮蔽了现实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恶，也掩盖了作恶者主动作恶的冲动和意图。

阿伦特去耶路撒冷看审判艾希曼。她看到被告席上是个唯唯诺诺、满口套话的中年男人。从这种浮皮潦草的观察，她得出结论，说艾希曼不是恶魔，他只是不思考，他只是盲目服从命令。阿伦特不知道，大部分有头脑的被告，在法庭上都是看起来唯唯诺诺、满口律师教的套话。这是被告席上的常态。何况艾希曼曾经是纳粹德国负责犹太事务的官员。他的头脑显然比阿伦特的要复杂一些。

一个人在放手作恶时的行为方式，跟他在被告席上的行为方式，完全就是两码事。就像一个杀人越货的劫匪，被抓获归案后，上了被告席，跟他端着枪抢银行的时候，会判若两人。这本来应该是观察人的基本常识，但阿伦特缺少这种常识。她用艾希曼在被告席上的言行，来推断他作为纳粹官员，组织灭绝犹太人时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没有比这更荒唐的思路了。

在纳粹体制中，艾希曼相当精明，在作恶方面极度乖巧。在执行灭绝犹太人的国策时，他 不是机械地服从，而是创造性地发挥。为了提高运输犹太人的效率，他主动设计方案，协调铁路，克服物流困难。甚至在战争后期资源紧张的时候，他仍然超额完成杀人指标。说这是“平庸的恶”，简直跟精神错乱差不多。

所谓“平庸”，不过是艾希曼在成为阶下囚之后，为了保命而精心设计的一张面具。他把自己伪装成一颗没有灵魂的螺丝钉。但他不是螺丝钉，他是作恶者。恶都是人主动作出来的。人不主动去作恶，世界上就不会有恶。这是能撬动“恶”这个问题的阿基米德支点。阿伦特的头脑中，没有这个支点。

在中国的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乖巧的恶”，就是为了乖巧地迎合上意，积极主动地去作恶。在文革中，他们发明出各种折磨人、羞辱人的方式方法；在新冠封城清零中，他们不断加码，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居民；在文革2.0中，他们主动出击，小题大做、无中生有，攻击文明的声音。他们不甘平庸，乖巧地作恶，从意图、出发点到结果，都是损人利己，甚至毁人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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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西部之行包括El Paso。El Paso是得克萨斯西部荒漠中的一座边城。格兰德河从这里流过，形成得克萨斯跟墨西哥之间的天然边界。河对岸就是墨西哥。一百多年前，一位美国将军，以一己之力，不顾《排华法案》的禁止，把500多名中国人和他们的家眷，从这里带进美国，让他们脱离了墨西哥叛军的枪口和绞索。

这段往事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今天，我们把这段被掩埋了一个世纪的往事，重新挖出来，从头到尾讲一讲。这是个关于战争、逃亡、忠诚、偏见、良知、报恩、契约精神和军人荣誉的故事。

现在一说得州的华人，很多人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休斯顿、达拉斯。但100年前，得州华人最多的城市，既不是休斯顿，也不是达拉斯，而是El Paso。

El Paso的很多华人，可能跟美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华人都不太一样，他们的爷爷、老爷爷来自中国，但他们的奶奶、老奶奶是墨西哥人。这些华人有个奇特的名字，叫“Pershing Chinese”——“潘兴华人”。

潘兴（John Pershing）是美国历史上最受尊崇的军队将领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美国远征军总司令。大家耳熟能详的几位二战名将——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巴顿、马歇尔，都曾经是潘兴将军的手下，可以说是潘兴将军的学生。

很多听众可能了解，从1882年到1943年，有61年时间，美国实施《排华法案》，禁止华人劳工入境，禁止境内的华人归化为公民。“潘兴华人”是怎么来的呢？

一边是战功卓著的美国名将，一边是在美国社会夹缝中生存的华人，这两个名字是怎么在El Paso这座荒漠边城连在一起的呢？为什么在排华法案最严酷的时代，500多名华人和他们的家眷，却能被美军用军车浩浩荡荡地接进美国？为什么一位美国将军为了他们，去跟美国总统和国会硬刚？

1881年5月，南太平洋铁路从加州修到El Paso，即将跟贯穿路易斯安那和得州的铁路连通。1200多名修建铁路的华工，跟着铁轨来到这片荒漠，很多人留下来，定居在这里，形成了得克萨斯最早的唐人街。第二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堵上了华人劳工合法入境的渠道。

既然不能合法进入，就会出现非法偷渡，就像前几年的“走线”一样。当时，中国还是满清帝国。大清国的走线客，先坐船到墨西哥，再坐火车北上，到达El Paso边境线另一侧的华亚雷斯落脚，等待时机偷渡进入美国。El Paso自然成了偷渡进入美国的第一站。

南太平洋铁路开通后的几十年，El Paso成了各种冒险家的乐园，汇聚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包括各个阶层的华人：有老实巴交的菜农，有精明的商人，也有开杂货店、洗衣店的小业主。

在格兰德河对岸，墨西哥境内的华亚雷斯，也有着规模庞大的华人社区。生活在那里的华人，有些是本来要偷渡进入美国，但却最终留下来，就地谋生的劳工，有些是开杂货铺的店主，也有些是生意人。很多华人精明能干，日子过得比墨西哥本地人要好。这自然会招来一些当地人的羡慕、嫉妒、恨。羡慕、嫉妒、恨，这是人性，在任何地方、任何人群，都避免不了。

当年住在墨西哥的中国人大多是苦力和偷渡客，男多女少。他们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大多数娶墨西哥本地女子，他们的孩子就成了中墨混血。这当然更会加剧一些当地人的羡慕、嫉妒、恨。在正常情况下，虽然双方关系有点紧张，有点微妙，但总体上能和平相处。

这种微妙的平衡，在1910年代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打破了。这场风暴就是“墨西哥革命”。

第三世界的革命都少不了打家劫舍的草莽英雄。墨西哥革命的草莽英雄名叫Pancho Villa。革命了，每个人都要选边站，不是站墨西哥政府，就是站Pancho Villa的叛军。很多墨西哥的华人更倾向于站在墨西哥政府一边。很多人因此被叛军杀害。Pancho Villa的叛军不仅杀害当地华人，而且会灭门，把他们的墨西哥太太和孩子一起杀掉。

1916年3月9日，Pancho Villa干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他率领一小股叛军进攻美国，在新墨西哥的边城哥伦布镇，杀死了18名美国士兵和平民。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威尔逊，他下令驻扎在得克萨斯布利斯堡基地（Fort Bliss）的约翰·潘兴少将，率军进入墨西哥征讨叛军。

布里斯堡基地就在El Paso旁边，离哥伦布也只有一百多公里。哥伦布是个小镇，坐落在边境线上。边境线另一侧就是墨西哥的Puerto Palomas。几年前，我们骑车穿越美国的时候，曾经在哥伦布越过边境线，到Palomas吃了顿午饭。那里的广场上有Pancho Villa的雕像。我们还在他的雕像下面照了张相。

在那个年代，革命者和匪徒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潘兴将军率领一万多名美军，浩浩荡荡杀进墨西哥北部。但他很快发现，美军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不是Pancho Villa的叛军，而是后勤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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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每逢感恩节过后，会请助理给各地的朋友寄一本事务所的挂历，再附上我的一封信。Lee一直在那个名单上。

我来美国后，先工作了两年，后来去读学位。开学报到之后，学院有个新生招待会，备置了饮料和零食。新生在胸前贴上自己的名字，聚在招待处，吃喝谈笑。Lee在一堆身材高大的新生中略显瘦小，穿着普通，讲话一脸笑容，没有化妆。一个朴实的中西部女孩子。看我站在旁边，她伸出手说：“我叫Lee。”

握手寒暄之后，她问我是韩国人还是中国人。那个学校东亚面孔的学生主要来自这两个地方。我说是中国人，她就问Lee在中文中有什么意思。我说听发音，会有很多意思， 可以是梨，或者犁，也可以是李子、栗子，或者茉莉，还可以是美丽。她说，那就是茉莉吧，很有中国味道。但以后见了面，仍然叫她Lee。

第一学期，课业紧张，大多数日子在两点一线穿梭。在教室碰到Lee，寒喧几句，又各自忙碌。偶尔午饭时遇到，就多聊一会儿。那时候，她是国民卫队现役下士，每月有一个周末去军营训练，日子比我们更紧张。她的任务是驾驶黑鹰直升机，负责运送士兵和装备。

周五下课后，她开四个小时车去军营报到，训练两天，周日晚再开回学校上课。同学中还有另外两位预备役军人，但都是男生。一位戴眼镜，文质彬彬，曾在海军服役。有次聊天，他说服役时军舰曾在香港停泊，上岸逍遥，十分喜欢。另一位有菲律宾血统，曾在陆战队服役，个头不高，但像牛 一样结实。他言语不多，似乎不是太喜欢学校生活。

第二学期，学院贴出告示，说院刊要从学生中招几位编辑，招聘标准是看第一学期成绩，再加一篇命题作文。在走廊看告示的时候，碰到Lee。她问，你去不去应聘?我有点动心，但那篇命题作文也让我犹疑。我三十岁以后才用英文写作业，对这种语言充满隔膜。此前，虽然翻译过一些英文书，但翻译是一回事，写作是另一回事。

我问Lee是否参加，她说是。见我犹疑，她又说：“你也参加吧，即便选不上也损失不了什么，但不试一下，就不知道能不能选上。”我想，是啊，就决定参加了。Lee见自己有说服力，很高兴的样子，话就多起来，说同学中没有几个像你读过那么多福克纳、海明威 ，你肯定写得好。说得我有些飘飘然的感觉，但内心知道，读文学是一回事，写论文是另一回事。

作文比赛的结果出来了。Lee跟我都在榜上，对我来说是个惊喜，但Lee一直胸有成竹。

编辑部要审阅稿子，定期讨论，与Lee见面多起来。她做事很认真，但并不苛求。有时遇到语法、表述和引用格式问题 ，我会向她请教。编辑间常会有不同意见，争执不下，Lee跟我总是站在一方。偶尔，她会报怨个别编辑对作者过于苛求。编辑部的工作，如果认真做，每周要花十几小时。遇到交作业或考试，只好从睡眠时间中往外挤。Lee仍旧去军营训练，要比我们从睡眠中挤出更多的时间。有几次讨论 ，她看上去实在疲惫，坐在角落一言不发。

那年三月，伊拉克战争爆发。同学中很多人反战，也有不少人支持推翻萨达姆。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战火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但对于预备役军人来说，却随时可以发生在自己身上。菲律宾裔同学被部队召回，送到前线。他发回了一些战斗前后与战 友在一起的照片，学院张贴在布告栏中。

那时候，伊拉克似乎时常有战斗，每天电视上都公布阵亡美军士兵的名单。新闻说，前线兵员紧张，开始从国民卫队中抽调士兵。我问Lee，她说已经有一起训练的战友被送到伊拉克去了，不知道哪一天她就会接到命令。我们尽量避开这个话题，她似乎也不太担忧，反正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跟大部分同学不同，她从不说是赞成还是反对那场战争。

几个星期后，Lee接到了命令，要开赴伊拉克前线。学院在小教堂举行了一个送别仪式。她讲话仍然一脸笑容，说我们一起入学，但不能一起毕业了。送士兵去前线，爱国是主题。但同学和我只想让Lee平安回来。虽是道别，却不伤感，她脸上仍然是疲惫的笑容。那时候，不能理解为何他们要送一位女生去前线。

Lee走后的几个月，每次看到电视上在伊拉克阵亡士兵的照片和名单，就会想到她，为她担忧。战事时断时续，她的消息越来越少。后来，当地报纸报导了家乡去的军人在伊拉克的情况。在报导中看到了Lee的名字，她说：“到了前线，人生就变了，只想一件事，其他都不再忧虑了。”我们隔着半个世界，一边是战火，一边是和平，都知道那件事是指什么。

最后一学期，大家忙着找工作，为毕业后的生计奔波。编辑部招新人进来，老编辑离校前合影留念，还专门请来摄影师。毕业快二十年了，我的书架上一直放着那张照片，只是Lee不在上面。我们照像的时候，她正在伊拉克前线。当初，如果没有Lee鼓励，我也不会在那张照片上。

同学四散，我一路南下，流落到德克萨斯定居下来。一年后，Lee从伊拉克返回家乡，恢复了学业，毕业留在本地工作。我们相隔千里，偶尔通信问候。几年前，她打电话来，说正在奥斯汀出差，只是路程太紧，来不了休斯顿拜访。相距三个小时车程，算是擦肩而过。

Lee没有孩子。疫情前，她说想从加纳收养个孩子。如今，她也已经年近半百。不知道是否了却了那桩心愿。

感恩节过后，Lee收到挂历，每次都会来信感谢。 记得最清晰的是有一年，她说挂历很好看，但附信更令人感动，她珍藏起来，作为自己写信的样板。唉，那么多年过去了，经历了风风雨雨，甚至战火，Lee依旧本色，不吝惜给人美言和鼓励，真诚而朴实。

旧事随流水，转眼二十几年。青春过后，岁月催人老。念及当年，同学一场，青春还有些余音，还没有被生活压缩得面目全非。如今都成了往昔。人生如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有些美好的记忆挥之不去，让异乡人在漂泊中感到故人的温暖。

各位好，在得克萨斯西部转了两周，昨天回到生活世界的日常，继续读书读报，知己、知彼、知天下。在西部旷野中，一周不读报，心情会好很多。得州本地人很多是straight talker，说话直来直去。回家路上，在90号公路边的餐馆，一位服务员大妈，满头白发，身材纤细，声音悦耳。她名叫Betsy。吃饭的时候，电视正在放白宫新闻，她随口说了一句“that bonehead in high court”。这是得克萨斯老乡的土话，土得掉渣，同时又温文尔雅。

回到家，社区已经是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圣诞节快到了，街上一片喜庆色彩。看看新闻，美国这边，that bonehead in high court继续制造头条，很多新闻已经成了无意义的噪音。中国那边，红色基因土皇帝在宣布胜利，而中国政府发布的最新经济指标，却是寒风刺骨。

《华尔街日报》的标题说《中国经济指标在多个领域全面恶化》，路透社的标题说《中国经济陷入停滞，改革呼声高涨》,《欧洲新闻》的标题说《消费和投资下滑，中国经济失去动力》。

看一下内容，这些报导都不是标题党，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来自刚刚出炉的11月份中国经济核心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只增长了1.3%，这是过去三年中最差的表现。大家可能还记得，三年前，也就是2022年中国正处在新冠大瘟疫的高峰，全国到处封城清零，整个国家给弄成了一座大监狱。今年11月，中国人的消费增长只比那时候好一点。

不仅老百姓的消费萎靡不振，而且投资也断崖式下跌。尤其是房地产投资，今年前11个月，全国的房地产投资暴跌了15.9%。同时，工业产出增速也降到了15个月来的最低点。中国统计局的这些数字，本身已经包含不少水分。即便是这些注水的数据，也充分说明了中国经济正在进入寒冬。根据这些数字，路透社报导说，中国经济“广泛疲软”，《华尔街日报》直接说“全面恶化”，《欧洲新闻》说是“失去动力”。

从上面的报导和分析来看，这不是某个行业的局部波动，也不是暂时的市场调整，而是一场系统性的、全方位的经济下行。

今天，我们就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字和几家主流媒体的报导，来分析一下：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中国政府过去屡试不爽的刺激政策现在全面失效？更重要的是，在国内经济增长引擎几乎全部熄火的情况下，中国试图通过拼命出口，来把问题甩锅给全世界，这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出口——中国经济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还能维持多久？

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的说法。所谓“三驾马车”，是比喻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投资、消费和出口。投资、消费和出口，支撑了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经济增长奇迹。这三驾马车齐头并进，把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拉升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到了2025年冬天，如果仔细审视这三驾马车，就会发现，其中的两驾马车已经散了架，拉车的马不是已经累死在路上，就是已经气喘吁吁，再也跑不动了。只剩下一驾马车还在疯狂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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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我从家里出发，一路向西，开车穿过得克萨斯。第一站目的地是得州边境的Big Bend——大弯国家公园。

开车路上，我第一次听到滨崎步这个名字，知道了她是一位日本女歌手。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过她的歌，对她一无所知。我听新闻说，她本来11月29日要在上海开演唱会，但中国政府在开演前两天勒令她取消演出。观众和票房当然都没了。但她没有放弃，没有抗议，而是带着乐队，面对空无一人的剧场，像正常演出一样，从头到尾唱完了整场。

那天上路以后，一直下雨，过了得州中部的丘陵地带，雨停了。路两边的树木越来越低矮，光秃秃的山丘连绵不断。得州西部仍然是人口稀少的蛮荒之地。在Sonora的加油站，一位开施工卡车的墨西哥人，左侧腰带上挎着一把1911。他可能是左撇子。人很友好，看我从车上下来，点头示意。得克萨斯是open carry state，可以把枪带在外面。但大部分人不会这样。我从来没有open carry过，都是别在外套下面，或者放在随身的包里。

得州西部硬朗、孤绝。它的本色就是这样，不是刻意做出来的。这就像一个人的性格。在车上听到滨崎步的故事，觉得她就像得克萨斯西部人一样，硬朗、孤绝。于是，我开始补课。在一个休息站，我在YouTube Music上找到她的歌，看了几首歌词的英文翻译，开始一首接一首地听。

听着听着，我好象领会到，为什么她能干出“空场演出”这种事。这是她的性格，是她的为人处世的方式，是她的做事风格。She just did what she had to do。

滨崎步显然不是那种糖果型女歌手。她的声音充满了瑕疵——你能听到她声带边缘的撕裂感，但这正是她歌声的迷人之处。她是用生命在撞击难以突破的极限。她的歌词写满了绝望、孤独，还有，更重要的是，绝望之后的重生。

她的歌声，她的空场演出，让我想到一个我崇尚的人生原则：“我们决定不了别人做什么，但我们能决定自己怎么做。”

她决定不了中国政府做什么，但她能决定自己怎么做——对着满场空座，完整地演出已经排演好的节目。有一股晦暗的力量，不让她的歌声被听到，她无法控制那股力量，但她决定自己一如既往，唱出自己的歌声。

“I do what I have to do.”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绝大多数人做事，是为了得到反馈——为了掌声，为了门票收入，为了面子。一旦这些没了，动力就熄火了。

但滨崎步展示了一种叫做“举重若轻”的境界。 面对一切到位之后却被取消演出这样沉重的打击，她像掸去衣服上的灰尘一样，表现出来的态度是：“随他去吧，我继续唱。”

这种轻盈，来自于强大的内心世界。她不需要把力量展示给谁看，因为她自己就是力量的源头。

跟滨崎步的举重若轻相比，中国政府的表现像群举轻若重的猴子。

一场商业演出，一位流行乐歌手。 在正常国家，这本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但在那个虚张声势的国度，这似乎变成了天塌下来的大事。党国如临大敌，发公文、拉警戒线、派警察维稳，好像如果不取消这场演唱会，政权明天就会崩溃一样。

这不禁让人想起土皇帝带给中文世界的那个梗——200斤。本来是个无能、自卑、虚弱的人，却吹嘘自己扛200斤麦子不换肩。不知道这是人还是骡子？

昨天登山，看到一队骡子驮着些铁皮盒子下山，看着也没有200斤。

那个自称200斤的，连100斤也扛不起来，所以他才看什么都觉得重。因为他内心虚弱，看什么都重得要命，看个乒乓球，都当成重磅炸弹，如临大敌。

看着这帮人费尽心机去对付一个女歌手，去对付她的歌迷，我只觉得替他们累，替他们难受。那种感觉，就像看一群猴子抬自己抬不起来的杠铃，龇牙咧嘴，丑态百出，还以为自己在展示神力。

更荒诞的剧本发生在演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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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娱乐完了政治，我们今天讲一个有点沉重的话题：中国这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老百姓本来忙着工作、创业、致富，买房买车奔中产，为什么突然出现大面积民心崩塌，不再相信明天会更好，而是普遍为明天忧虑，拐点发生在哪一年？从过去十年形成的趋势，尤其是这几年不断加速的趋势，可以判断下面十年会怎么样？普通人应该怎么应对？

这个频道的很多听众人在国内，可能已经切身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的悲观气氛，感受到周围越来越多的人陷入焦虑，陷入迷茫。经济失去了动力，国家失去了方向，像一辆发动机熄火，方向盘失灵的汽车，正在惯性的驱使下往沟里滑。我们在海外，看中文社交媒体，看英文媒体报导，也有同样的感受。

这是不是只是你个人的感受、我个人的感受，或者只是个别记者的观察呢？越来越多的数据，包括中国政府自己发布的数据，表明这并不是个别人的感受、个别人的观察，而是中国的现实已经形成这样的趋势。前段时间，我看到哈佛大学一位社会学家，跟中国几所高校合作，在国内展开的抽样调查。调查结果跟我们对中国的感觉合拍，也佐证了一些英文媒体对中国的报导。

在以前的节目中，我给大家讲，看历史不能被单独事件牵着鼻子走，而是要看一个时段形成的趋势。这期节目，我们就根据哈佛学者跟中国高校的抽象调查、一些英文媒体的报导，还有中文世界很多人的经历，来讲讲中国的发展趋势。过去十来年，这个趋势越来越清晰，而且它很可能会按照惯性再持续十年，甚至更长。

对于每一位身处中国的人，对于虽然身在海外，但仍然对中国的亲朋师友有牵挂的人，了解这个趋势，才能顺势而为，积极应对，才能避免完全被时代拖着走。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不一样的。在任何时代，都会有认知能力超强的先知先觉，有通过学习提高认知的后知后觉，也有彻底丧失了认知能力的不知不觉。

大部分人是通过学习，通过经验教训，来提高认知，就是上面说的“后知后觉”。我想，这个频道的大部分听众，跟我一样，属于“后知后觉”。连孔子都把自己列到“后知后觉”这一类。

在认知方面，孔子是把人分成四类。第一类是“先知先觉”，就是他说的“生而知之者”——一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还不会说话，就能为人类指明方向。第二类是“学而知之者”，就是能主动去学习，主动提高认知的人。孔子说他自己就属于这一类。

但他把“后知后觉”做了细分，因为大部分人没有那么主动，而是遇到了问题，才会去学习。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困而学之者”——虽然普通，但没把自己活成普信男、普信女，而是虚心向比自己强的人学习，通过学习提高认知。

当然，还有一种人，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困而不学”，彻底丧失了认知的动力、认知的能力、认知的意志，傻吃迷糊睡，进入“不知不觉”的境界。

一些中国人喜欢说“难得糊涂”。“难得糊涂”本来是明白人自我调侃的一种说法，它对明白人才有意义。明白是明白人的常态，糊涂一下才难得。糊涂是糊涂人的常态，对他们来讲，糊涂一点都不难得，明白才难得。

所以，“难得糊涂”是个符合明白人身份的说法。符合糊涂人身份的说法，不是“难得糊涂”，而是是“难得明白”。不过，糊涂人本来就糊涂，把明白人说的话硬扣到自己头上，张冠李戴，也符合他们的糊涂状态。

跟很多听众一样，我是“困而学之者”，属于“后知后觉”中比较靠后的那一种。从孔子的说法，我们可以领悟一个道理——即使是在“后知后觉”中，认知也分先后。有人明白得快，有人明白得慢。像我是比较慢的。慢点关系也不大，重要的是要知道听明白得快的人怎么讲，知道看明白得快的人怎么做。

早在2019年，就有中国知名企业家说，那年是过去10年中最差的一年，但是未来10年中最好的一年。那时候，很多中国人还在贷款买房，贷款买车，拼命工作奔中产，希望靠努力尽快实现财富自由。那位企业家的话，没有多少中国人听得进去。转过年来，那句话，就应验了。而且从那时到现在，这6年，每年都在应验那位企业家的话——一年一年过去，中国经济没有更好，只有更坏。

这是每个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离不开的大环境。回头看已经过去的十年，再依据这十年形成的趋势，大致可以看到下一个十年的景象：对于99%的普通中国人来讲，明年不会更好，只会更坏。

大家看历史，很多重大事件，都是刀光剑影，炮火轰鸣，人头落地。这种历史看多了，就会形成一种印象，或者说先入之见，以为历史拐点都会伴随刀剑炮火，大起大落。真实世界的历史并不像书本上写的那么富有戏剧性。很多重大历史转折并不是在炮火轰鸣中完成的，而是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悄然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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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到了，进小区的车排起长龙。这是个家庭团聚的日子，空气中开始弥漫着烤火鸡的香气。在所有节日中，可能感恩节是最大白话的——Thanksgiving，不需要解释，不需要查字典，一听就知道什么意思。但这个听着再平凡不过的节日，却隐含着阅历沉淀后成熟的人生智慧。

可以说，感恩，是成长的第一道门槛。一个孩子什么时候才算真正长大了？是年满十八岁？是拿到驾照？还是赚到第一笔工资？

在美国，很多年轻人高中毕业后，选择入伍当兵。在那之前，他们从未离开过家，像一直在父母温室中生长的花草。在新兵训练营（Boot Camp）那几个月，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经历身心的磨砺：原本在家里唾手可得的舒适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严苛的纪律，凌晨被叫醒，每天是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这时候，很多家长会收到孩子从军营写来的信。这可能是这些孩子人生中写给父母的第一封信。打开信，父母读到的，除了报平安的话，后面往往都有一句“thank you so much for everything you’ve done for me” ——“感谢你们为我做的一切”。这成了新兵的共同语言。读到这句有些笨拙的感恩的话，父母知道，孩子长大了。成熟的人，才会感恩。

这些曾经叛逆的孩子，开始意识到，他们理所当然享有的很多东西，冰箱里永远都有的食物、浴室里永远都有的热水、每天热气腾腾的晚餐…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当孩子开始意识到，他本以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不再理所当然，而是由父母在外面辛苦工作，由父母的爱支撑起来的，这时候，他就长大了。

感恩，是成熟的标志。

我们长大了，离开父母，独自面对世界的风风雨雨，在有些深夜为生计发愁，在职场上默默吞下委屈，在筋疲力尽的时候强做笑脸…经历了这些以后，我们才开始懂得父母当年有多不容易。这种迟到的理解，滞后的感恩，往往伴随着遗憾，伴随着懊悔。

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最难跨越的一道心理关卡，往往是对父母“不完美”的接纳。我们小时候不懂事，眼光总是盯着自己没有的，在不如意的时候，甚至嫌弃自己的父母，羡慕别人孩子的父母——他们有文化，上班坐办公室；他们有钱，能给孩子买新衣服、新鞋子；他们说话有水平，穿的也体面。

我们可能在内心深处无声责备自己的父母，嫌他们没有文化，嫌他们只会干粗活，嫌他们挣钱少，嫌他们没钱给自己买新运动鞋，嫌他们不能给自己提供好一点的条件…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比父母聪明，带着无知和傲慢，嫌弃给予我们生命,带给我们一日三餐，为我们遮风挡雨的人。

多年以后，我们自己也有了孩子，也步入了中年，也经历了生活的重压，才体会到父母曾经历的挣扎和心酸。他们在单位无数次忍受白眼，只为了保住一份养家糊口的薪水；他们为了省下几块钱，让我们吃顿好的，在菜市场挨个跟小贩讨价还价。

他们给我们的，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却是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好的。小时候，我们不知道，对我们人生有意义的，不是那些我们可望不可及的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而是父母能拿出来的最好的。

经常听人说，爱是无私奉献。爱当然离不开奉献和给予。但那不是爱的全部，也不是爱最难的部分。感恩节之际，我想说说另一种父母之爱，就是“放手”。“放手”甚至比“给予”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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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又虚度了一个周末。照常划艇钓鱼，走路举重，吃吃喝喝，跟朋友聊聊天。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继续娱乐政治，说说美国版西门庆、王婆跟中国官二代千金联袂主演的一场大戏。这个频道有些听众是跟孩子一起听，这期节目，还是让孩子跳过去吧。

上周，美国的主流和非主流媒体，同时爆出一个大瓜，主角是横跨官学商三界的大咖Larry Summers。萨默斯曾经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事发时，他仍然担任哈佛大学教授，还有一些大公司的董事。

事情的起因是，美国众议院决定公开一部分爱泼斯坦案文件。很多听众可能知道爱泼斯坦案。这人是美国当代最有名的皮条客——也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有名的皮条客，为很多名人拉过皮条，包括比尔·盖茨，还有后来当上总统的川普。川普第一任时，爱泼斯坦因为涉嫌组织未成年人性交易，被抓捕起诉，不久在监狱中死亡，狱方说是自杀。

去年，川普竞选总统的时候，保证他当选以后，公布爱泼斯坦文件。但他今年当上总统以后，改口说文件中没什么东西，不再公布，引起他的基本盘不满。一直到现在，仍然在发酵。上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像挤牙膏一样公布了一些文件，包括爱泼斯坦的一些email。人们发现萨默斯跟爱泼斯坦交往密切，关系不一般。他向爱泼斯坦请教，如何跟一位中国官二代千金上床。

这位被萨默斯盯上的中国官二代千金，在公开的邮件中，名字被隐去。她的身份非常特殊。虽然媒体没有直接点名，但根据邮件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披露的细节，比如中国籍、哈佛大学博士、伦敦政经学院副教授、父亲是中国副部级高官……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人——金刻羽。

这几年，金刻羽在西方媒体上特别活跃，她以著名经济学家面目出现，高调为党国辩护。她出身不凡，父亲是中国财政部前副部长，也是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

2015年，中国挑头搞亚洲投资银行，美国决定不参与。萨默斯在媒体上公开抨击美国的做法。当时，很多中文媒体大幅报导，标题特别吸引眼球。比如说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亚投行见证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萨默斯谈亚投行：美国一意孤行的苦果”、“萨默斯：亚投行见证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亚投行开门红为美国敲响警钟”、“美国坚持不加入亚投行，前财长萨默斯怒斥国家不作为”…

萨默斯为美国操碎了心，指责美国不响应中国号召加入亚投行，他抨击美国不作为。爱泼斯坦邮件公布以后，人们才发现，萨默斯的痛心疾首可能另有原因。三年后，他向爱泼斯坦敞开心扉，求教如何跟亚投行行长的千金上床。现在，外界知道，这才是他头脑中的作为，其他作为不作为，都是些高大上名词包装。

萨默斯邮件门曝光以后，一些中文媒体开始八卦，加入很多想像。英文媒体，不管是主流还是非主流，大部分报导还是依据邮件的内容，没有展开想象力。萨默斯有没有跟金刻羽上床，我对这种话题不感兴趣。上床了又能怎么样？不上床又能怎么样？到底是谁引诱谁，谁想利用谁，引诱到哪一步，利用到哪步，是半推半就，还是半推不就，看客自己去发挥想象力。那不是这期节目的话题。

我感兴趣的是，美国、中国，这两个世界大国的学界和官场、著名大学和官办机构，是怎么沆瀣一气，把学术研究、国家利益弄成包装男盗女娼的遮羞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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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推特上说，中国经济开始在滑梯上运行，可以预见的是，经济越差，土皇帝越折腾。毛时代有句名言，叫“越穷越革命”，后来有人加了一句，说“越革命越穷”。用今天话来说，就是经济越差越折腾，越折腾经济就越差。在国内，当然是折腾中国老百姓，在国外跟发达国家对抗，也是以折腾中国老百姓为主。在土皇帝的统治理念中，中国人就是它手中用来跟发达国家对抗的工具。

中国威胁发动台海战争，嘴上威胁，空中威胁，海上也威胁，已经威胁了几十年。这几年年，日本不再迁就中国这种威胁，前首相安倍晋三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新首相高市早苗在议会重申这个主张。邻国整天威胁要发动战争，日本不可能置身事外。这是人间常识。

但日本这么说，中国的土皇帝没面子，要给日本点颜色看，他的“杀手锏”就是把中国人当工具抛出去。红朝这七十多年，每次党国忽悠“爱国”，结果都是一场家暴。这次也不例外。它要求中国的航空公司取消飞日本的航班，施压游客退订在日本的酒店，发动官方和民间大大小小的肉喇叭，制造“谁去日本旅游，谁就是汉奸”的恐怖气氛。

中国人去日本旅游，大部分是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乘坐日本航空公司航班的不多。据《南华早报》说，中国七家飞日本的航空公司，取消了近50万张预订去日本的机票。很多中国旅行社不得不取消已经预订的旅行团行程。在日本接待中国旅行团的大部分也是中国人开的公司。中国这种做法，肯定会对日本旅游业有影响，但影响不像中国宣传的那么大。受影响更大的是对中国的航空公司、中国的旅行社，还有中国人自己。

这是中国土皇帝的绝活，就是他一跟那个国家过不去，就会精准打击中国人。在外面碰了壁，丢了面子，一定要对中国人家暴。

土皇帝刚上台的几年，中国经济靠改革开放的惯性发展。中国航空业也跟着水涨船高。但再大的经济体，也经不住全方位的反常识、反人性折腾。航空业是经济活动的晴雨表。2020年，中国新冠大瘟疫失控，土皇帝野蛮封城，航空业大头朝下，陷入全面亏损。疫情以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航空业随着经济上行，迅速恢复，只有中国航空业，继续随着经济下行，加大亏损，到现在已经连续亏损了5年。

本来国际航线比较赚钱，中国七家飞日本的航空公司，至少可以在日本航线多赚点钱，减小国内航线的亏损。但它们成了这次土皇帝家暴的第一波牺牲品。50万张退票，加上后面取消的航班，很多公司维持运营的现金流，可能就断了，只剩下继续向银行贷款一条路。

过去十来年，大批中国人去日本旅游，受益的不只是日本，也是中国。去日本的中国游客，养活了一个主要由中国人经营的庞大产业链。从专门申请签证、组团的旅行社，到在日本开民宿、开免税店、做地接服务的中国人老板和中国人员工，都是这条产业链上的环节。

在这方面，日本媒体和中文媒体都有过报道。很多中国游客去日本，旅游走马观花，以购物为主。他们购物消费的特点，主要就是在中国人的商业闭环中流转，比如说，住中国人开的民宿，去中国人开的免税店购物。这跟其他国家的游客不太一样。中国游客在日本花的钱，相当大一部分是流到了在日本的中国人的口袋。

土皇帝现在这一刀砍下去，先感觉到痛的，是七家中国航空公司，很多中国旅行社，还有很多在日本做生意的中国人。

中国土皇帝在搞建设方面，是个弱智，但在搞垮经济方面，是个天才。他要惩罚日本，先精准打击中国航空业，先折腾中国人。党国从来没拿中国人当人对待，而是把中国人当工具使用。毛时代是把中国人当炮灰，当革命工具；改革开放年代，变成把中国人当赚钱工具；土皇帝上台以后，直接把中国人当出气的工具——他每次在国际上吃瘪，都要在国内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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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几位朋友聚会聊天，说到学位这个话题。在座的两个人有博士学位，其中包括我。我是文科，另外那位朋友是理工科，都算是不错的学校毕业。我们那个年代，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是念书改变命运，但我们两个博士，后来都没有靠博士学的专业谋生。如果一直做博士学的专业，在美国大概率现在连工作都没了。

不是我们不喜欢博士学的专业，而是生活跟念书是两回事。念书只是人生的一个时段，就像是连续剧中的一集，但不管念到多高的学位，总有毕业的那一天。毕业了，人生还是要继续。除非家里有花不完的钱，走出校门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谋生，怎么样养家糊口。当然，可以做博士后。但博士后收入微薄，而且职位大多是临时性的，经常是一两年换个地方。除非是天才，一般人念完了博士，已经30来岁，有家庭，有孩子，需要养家糊口，过稳定一点的生活。

如果我们俩一直死磕自己的博士专业，只盯着对口的工作找，可能早就被行业淘汰了。这是个非常残酷的现实。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博士，看到了这个现实。在我们那个年代，不管怎么说，读博士是为了“向上流动”，从小城镇流向一二线城市，从中国流向美国。而今这个年代，教育泡沫越吹越大，学位贬值，对于很多人来说，读博士，可能成了人生的一个陷阱。

这几年，一些美国大学也意识到了博士泡沫问题，开始主动削减博士招生人数。这个趋势，今年开始加速。川普政府削减了不少联邦拨款，一些大学借这个机会，砍掉了很多博士招生名额。比如说，哈佛很多专业要砍掉75%的博士名额。哈佛不是行动最快的大学，有些大学早就宣布要减少博士招生。

与此同时，中国的大学正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大幅扩招博士，只是上海交大一个学校，明年就要招5000名博士，而它本科生才招4000名。去年，中国招收的博士生数量已经高达17万，在校博士生数量已经高达67万。按这几年每年增长10%推算，明年，全中国高校招收博士生的数量可能接近20万，远远超过美国。

美国不像中国那样，大学招博士，要先经过教育部批准；也不像中国那样，博士招生数量，教育部有统一的统计口径。所以，美国没有一个确切的博士招生数据，只有一个大致的博士学位授予数据。这几年，美国每年授予博士学位5万多个。而中国大学在5年前，授予的博士学位已经超过6万，3年前已经超过8万。

有人可能说，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博士也应该比美国高4倍才对。这种说法体现了一种对美国博士招生的无知。美国大学不是只面向美国人招收博士生，而是面向全世界招收博士生。2023年，美国大学超过一半的工科博士学位，是授予了国际学生；在数学和电脑专业，70%的博士学位，授予了国际学生。美国大学的博士教育，完全是国际化的。在这方面，中国大学的博士教育，跟美国相比，形成鲜明反差。中国大学的博士生，几乎清一色都是中国人。而且，中国最优秀的学生，大都选择来美国念博士。中国大学招收的博士，大部分是美国大学挑剩下的。

一个是面向全世界招博士生的大学系统，一个是几乎清一色招中国学生的大学系统，用两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比照中美两个国家博士生的数量，没有意义。中国大学疯狂扩招博士，不是因为10几亿中国人需要那么多博士，也不是因为中国劳动力市场能消化那么多博士，而是中国这种计划体制人为推动的，跟大跃进一个逻辑。因为违反市场规律，结果也会跟大跃进一样，泡沫破裂，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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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说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这几年，经常听人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分裂。至于怎么个分裂法，可能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有的国家突破了历史的笼子，在政治、文化上，出现崭新的气象，现代文明越来越深化。有的国家，现代文明化反复难产之后，又难产了一次，重新回到历史的笼子中。

中文世界对这种回到历史笼子的国家，肯定不陌生，因为中国就这种国家。改革开放，还没深化到制度层面，国家又回到了皇帝-太监的统治方式。俄国也是这德性。折腾来折腾去，折腾成了普习金一家亲，在历史笼子中自娱自虐。

这几年，有两个国家政坛的变化，让人看到一股从历史笼子中走出来的新气象。一个是意大利，一个是日本。三年前，意大利选出了第一位女总理梅洛尼；上个月，日本选出了第一位女首相高市早苗。

意大利和日本，传统上政坛都是一片Macho，是老男人和他们儿子的游戏，按部就班，论资排辈。它们很多国民的精神世界，已经突破了历史的笼子，但政坛格局严重滞后。因为政坛近亲繁殖，性别、年龄都成了妨碍新人脱颖而出的枷锁，各种武大郎粉末登场，干一年下台，甚至干几个月就下台。

二战以后80年，意大利总理平均执政时间是一年多一点，给外界的感觉是年年换总理。从2011年到2022年，意大利换了8个总理。过去十几年，结束意大利总理走马灯游戏的是它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梅洛尼。她2022年10上台，已经干了三年。她的支持率不但比几个前任要高，而且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领导人要高。

在国际舞台上，梅洛尼也表现不凡。她果断中止了前任跟中国的搞一带一路合作，真刀真枪援助乌克兰，高调抨击普京，主张增强北约军事实力。她也能搞定川普，搞定欧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梅洛尼刚上台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她干不长，跟前任一样，干一年就不错了。但她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才能，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今年10月，高市早苗成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我做过一期节目，专门讲这个事件。当时，一下就想到意大利的梅洛尼，但没展开讲。两个人都不是政治世家出身，都在普通家庭长大，都有比较强的保守派倾向。最重要的是，她们都能在论资排辈的老男人政坛脱颖而出。这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时的政坛格局。

有比较，就有优劣。对照意大利，看俄国；对照日本，看中国。一边是突破本国历史惯性的女总理、女首相，一边是顺着本国历史惯性加速的土沙皇、土皇帝——很可能玩成末代土沙皇、末代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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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我们结合这两周的几则媒体报导，来分析中国正在经历的“极权制度陷阱”——国家越膨胀，民生越艰难。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眼看着国家越来越强大，但我每天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了。

在正常国家，国力越强，国民生活越好，国力和民生这两条曲线，应该是同步向上的。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正常。

这些年，中国的综合国力，比如说，它的制造业、军事力量、全球影响力，在图表上呈现出一条陡峭的上升曲线；而中国的民生福祉，比如说，普通人的收入、对生老病死的安全感、对未来的信心，却同时呈现出一条掉头向下的曲线。

短期经济发展过后，国力和民生这两条曲线分道扬镳，持续向两个极端延伸，这是极权国家摆脱不掉的制度困境。为什么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觉到，国家越来越强大，但自己的小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原因就在这里。

一位家住北京的作者高雨莘，投书《纽约时报》，讲了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昨天，《纽约时报》刊登出来，引起很大反响。这篇文章的英文标题是“The China That the World Sees Is Not the One I Live In”。直译过来就是：“世界看到的中国，并不是我生活的那个中国”。

那么，世界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只看这两周的新闻，中美两国元首会谈，美方在贸易问题上做出让步；中国掌握了舰载机电磁弹射技术，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号”正式服役；中国在人工智能和高端芯片领域弯道超车，赶超美国指日可待；中国的电动汽车席卷欧洲、东南亚，势不可挡…

从纸面上看，中国的国力正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成为全世界唯一有能力在经济、军事和科技上全面挑战美国的国家。

但一位生活在北京的普通人高雨莘，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中国，感受到的中国，却跟外面的世界看到的那个强大的中国，形成巨大反差。在自己每天“生活的那个中国”，她看到的，是窗外小学每周一准时伴随国歌举行的升旗仪式，是街道两旁整齐的银杏树和“热爱祖国”的宣传标语。在这些井然有序的表象之下，她感觉到的，却是“一股悄无声息的绝望在暗流涌动”。

她跟很多中国人一样，曾经为祖国感到骄傲。感到骄傲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感情。在中国经济腾飞时段，中国人自然为中国感到骄傲，这是人之常情，根本不用宣传标语提醒他们。但是，中国那个国力跟民生都蒸蒸日上的时段，显然已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眼下这个政治空前高压，经济增长乏力的时段。

时代变了，大环境变了，人心肯定跟着变。用高雨莘文章中的原话讲就是，对于很多曾经为中国感到骄傲的中国人来说，那种“骄傲已难以唤起。在日常生活井然有序的表象下，一股悄无声息的绝望在暗流涌动。社交媒体和私下交谈中反复出现一个主题是：对失业、降薪和生计艰难的担忧。”这是高雨莘文章中的原话。

为什么会这样呢？按照人间常情常理，国家越来越强大，国民应该越来越富裕，日子应该越来越好过，老百姓应该越来越有安全感，对未来应该越来越有信心。但现实却是，中国很多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窘迫，日子越来越艰难，对未来越来越焦虑。

国家的形象和老百姓对生活的体感，冰火两重天。存在这种强烈反差，是国家出了问题，还是中国老百姓的感觉出了问题？

高雨莘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认为是国家出了问题。她这篇文章的中文版，有个更直白的标题：“外强中干的祖国让中国人感到绝望”。祖国越强大，普通人的生活越窘迫。不是普通中国人的感觉出了问题——普通中国人的感觉是正常的，是国家出了问题。国家的问题，用四个字概括，就是“外强中干”。

不少听众可能知道“外强中干”这个成语的来历。这个成语已经有2600多年历史，至今还有生命力，因为它至今还反映现实。尤其是这十年，一听到这个成语，让人自然想到北京的红色基因土皇帝。从性格到做派，他都跟这个成语的主人，春秋时代的晋惠公，有极强的家族相似性，在很多方面，两人简直像同一对爹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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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社交媒体上，经常遇到有人问：你都在美国住了那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老关心中国的事？道理是这样的，可以从两个层面讲。一是人性的层面，二是中国人的层面。

从人性层面讲，就是做为一个人，会有好奇心。这是正常人性。有好奇心，人才会求知，这就是人们通常讲的“求知欲”。没有好奇心，没有求知欲的人，给人的感觉就是傻吃迷糊睡，浑浑噩噩，行尸走骨。

说到“行尸走骨”，我年轻的时候，还闹过一个笑话。一位老先生，让我给他校对手稿。其中有一句话，“行尸走骨”。我们语文课上学的是“行尸走肉”，我以为他写错了，就把“骨”改成了“肉”。结果，他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语文课，说“行尸走骨”或“走骨行尸”是中文的正宗说法，“行尸走肉”是后来才出现的，而且没有“行尸走骨”生动。老先生的那堂语文课，一辈子忘不了。

每个人天生有好奇心，可能小时候差别并不大。看小孩子，都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只要注意观察，都能看到这一点。人类有文字纪录的历史几千年，很早就体会到这一点：没有好奇心，就不可能创造知识、学习知识。比如说，2500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每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因为每个人天生都有好奇心。

虽然每个人天生都有好奇心，但后天却差别很大。有人很早就把好奇心弄没了，有人一直保持到老，活到老，学到老。有的人刚刚二三十岁，你跟他们接触，感觉已经老态龙钟，心态像七老八十一样，混吃等死。有的人已经七老八十，但精神世界充满活力，仍然在学习新东西，体验新生活，心态跟年轻时候一样。这就是好奇心的神奇力量。

既然好奇心是人性，如果一个人没了好奇心，说明人性就有点残缺不全了。很多外国人对中国充满好奇，有人去过中国，有人没去过中国，没见过会好奇，见过了会刺激更多好奇。这是正常人性。

很多中国人也对美国充满好奇。有了对美国的好奇心，才会看美国电影，读关于美国的书，听关于美国的播客，飞到美国看一看。有人走马观花，看了几天，几个星期，好奇心就没了。有人越看越好奇。这是好奇心和求知欲的个体差异。

也有不少中国人，天生有好奇心，但童年时代，头脑就被家长格式化了，一上学，再被学校格式化一遍。等到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好奇心就没了。一说到外面的世界，一说到美国，他们立即产生条件反射，跟党国给他们头脑中塞的信息垃圾挂钩。党国教育格式化他们的头脑，从他们头脑中删除的，就是他们天生的好奇心。

所以，听到有人问，为什么你都不在中国了，还老讲中国？我的第一反应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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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在国内跟一位朋友喝酒。喝到半夜，说起孩子来，他开始䜣衷肠。他有个女儿，在美国留学。他说，那是他大女儿，他还有个小儿子，还在上小学。他在体制内工作，他太太做生意。他们喜欢孩子，不想只要一个，但如果生二胎，可能他的工作就保不住了。

他太太生了二胎，是个儿子。但他们一直不敢告诉女儿，那是她弟弟，怕她在外面说漏了嘴，惹出祸来。他们给女儿说，那是农村亲戚的孩子，寄养在他们家，跟她做伴，以后可以在城里上学。他们夫妻对朋友也是这么说。朋友们也不知道那个男孩是他们的儿子，当然在户口上，也不是他们的儿子。

直到她女儿到美国来上学，他们才把实情告诉她，说那不是你表弟，那是你亲弟弟。多年以后，等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他们才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一家人。

那个连生孩子都要偷偷摸摸的国家，据说正在东升西降。

前面一期节目，我们讲中国人口结构性坍塌造成的社会危机。危机的爆发看似突然发生，但在爆发前却经历了一个持续的酝酿过程。细心的听众可能还记得，我们曾引用海明威的名句“gradually, then suddenly”，来描述这个现象。

经济学上有个“多恩布什法则”（“Dornbusch’s Law”），讲的也是危机从缓慢酝酿到突然爆发的规律。Rudi Dornbusch是位经济学家，他的原话说的很直白：“危机的到来，比你想象的要漫长，但是危机一旦到来，发生的比你想象的要快。”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从拍脑袋定调、开始实施，经过40多年酝酿，到眼下爆发不可逆转的人口危机、社会危机，这个过程完美地验证了“多恩布什法则”。中国人口的结构性坍塌，还有这种坍塌导致的社会危机，比几乎所有权威机构的预测，来得都快。

就在几年前，世界银行还预测中国人口要到2029年才会出现拐点，人口才会开始减少; 中国社科院预估，是到2027年，中国人口才会出现拐点; 就连《经济学人》比较悲观的预测，也认为中国人口至少能撑到2025年，才会出现拐点。

但拐点在三年就发生了。2022年，中国人口开始减少，一发而不可收，连减三年。去年，也就是2024年，中国人口一年就减少了139万。根据上面那些权威机构的预测，中国人口减少的趋势在未来几十年将不断加速。

人口减少可以说是中国的“灰犀牛”——只要睁开眼看，肯定能看到，因为它个头巨大，太显眼，不需要专业知识，就可以看到，就可以做出判断：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4-2-1家庭代际结构，四个祖父母、两个父母、一个儿女，肯定会导致人口越来越少。但它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而是会发生在代际更替之际。

比人口问题减少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人口的结构性坍塌，就是我们前面一期节目中分析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社会丧失活力，无力供养已经过了劳动年龄的老年人，养老体制难以为继。

有人说，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也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们曾经分析过，其他国家，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是个缓慢的渐进过程，经历了上百年，至少是几十年时间，在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之后，才发生的。而中国从轻度老龄化社会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只用了20来年时间，而且是“未富先老”。

同样是家里4个老人，2个年轻人，如果一家老人有钱，另一家老人没钱，这两家年轻人的养老负担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是老龄化的两个国家，如果进入老龄化的速度不一样，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样，并不一定有可比性。党国强制的独生子女政策，人为斩断人口的自然生育规律，造成出生率断崖式下降，人口年龄的结构性坍塌，跟单纯随经济发展而出现的自然生育率降低现象，没有可比性。

在中国，畸形人口结构造成的社会危机，罪魁祸首不是经济发展，而是40多年前武断出台的那个强制“一胎化”政策。

很多中国人有一种误解，以为中国如果不强制“一胎化”，人口早就爆炸了。这种误解的直接来源是党国的宣传洗脑。为了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党国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宣传人多的坏处，用“人口爆炸”这种语言恐吓民众。“人口爆炸”的说法不是党国发明的，而是西方学者发明的。

但这种说法，一提出来，在西方就受到广泛质疑。我们下面会讲“人口爆炸”论在西方的遭遇。在这里只提一句，就是在西方，它是一种理论假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从来没有成为政府制订政策的科学依据。但这样一种假说，到了中国就成了独家真理，不容质疑，而且直接变成了有史以来最激进的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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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年前的清明时节，我跟好友去沈阳为早逝的同学苗强扫墓。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我们住在46楼。班里十几个同学，他才华最高，八十年初上大学的时候，就发表诗歌。

那时候，北大比较开放。我们宿舍四个人中，只有一个有本科学位。苗强念过本科，但没拿到毕业证。他是在兰州大学中文系念的本科。毕业前，他把系里的团支部书记打了一顿，下手重了一点，学校要严肃处理。虽然没有开除学籍，但不给毕业证了。

二十一年前的早春，他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德克萨斯漂泊。不久，他生前出版的诗集《沉重的睡眠》获得了艾青诗歌奖。

苗强比我大两岁，是老大哥。他大学毕业后，在报社当记者，上研究生前走南闯北，见过不少世面。很多事情，包括教授交代要做的事，我往往先看他怎么做，再自己去做。他酒量很大，喝半瓶二锅头还能下楼行走，抽烟也不少。

刚入学的时候，六四过去不久，上面通过一位教授压下来，让我们写文章，批判李泽厚，说他是文化界的黑手。虽然那时候，还没见过李泽厚老师，但我们几个都是念李老师的书成长起来的，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事。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写。记得苗强说，这种东西，写了就是一辈子的污点。教授催了两遍，我们磨洋工，最后也没有一个人写。教授也放弃了。

很多年以后，在科罗拉多李泽厚老师家见到他，说起这件事。他一笑置之，说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当局把他当成黑手，他并没怎么参与六四。中国学界恩恩怨怨，有才华的人往往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在那代学者中，李泽厚老师才华出众，成就也出众，成为一些不甘平庸的平庸之辈羡慕嫉妒恨的对象，借政治风口做文章。可能是这吧。

那时候，北大研究生宿舍是夜晚十点半熄灯。苗强很用功。全楼熄灯后，他经常点上蜡烛，看书写作到深夜。我们曾一起在烛光下翻译叶芝的诗剧《The Shadowy Waters》——《幽暗之水》。我由英文译成中文，他再推敲润色，逐字逐句修改。那时候没有电脑，在方格子稿纸上划的纵横交错，改了好几遍，终于读起来像诗了。

那是个关于爱情和命运的神秘故事。海面笼罩在“不朽、温和而高傲的阴影”中，这是追逐超越尘世的爱情，必经的“幽暗之水”。两艘漂流在幽暗水域的船；一段不知道何处能靠岸的航程。“幽暗之水”也是“睡眠之水”，蕴含的神秘力量，可以意会，难以言传。诗中有几句说：“那些劈开睡眠之水的人，能让喋喋不休的舌头，变得跟石头一样沉重，他们的智慧一半在于沉默”。

毕业的时候，译稿被人民文学一位编辑拿走，就没了下文。后来兴趣有变，也不再过问了。多年后，在苗强的诗中，读到《幽暗之水》中熟悉的意象。叶芝是我们共同喜欢的诗人，他诗中的很多意象塑造了我们的感性。

那时候，我也喜欢帕斯捷纳克和艾伦·坡。读帕斯捷纳克的《人与事》，就是从苗强那里拿的。那天黄昏，我说要回老家，问他有什么书适合在火车上看。他从一堆书中翻出一本《人与事》，递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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