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后,当他越过边界进入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时,他身上的钱还不到450美元。
在此期间,他穿越了巴拿马丛林中险象环生、有时甚至致命的地带达连峡谷 。在那里,移民必须勇敢地走过泥泞的山丘,面对毒蛇和强盗。他在哥伦比亚被官员敲诈,在洪都拉斯被人贩子欺骗。他在墨西哥滞留了三个星期,等待向北 行进的许可,在一个临时搭建的棚屋里租了一张床,每晚要三美元左右。
2023年,中国移民穿越达连峡谷丛林前往美国。 Federico Rio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不过,他仍然抱有希望。他想象着在美国注册学习英语课程,并获得电工证书。他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检查站被拘留,但他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并立即申请了政治庇护。
他被转移到科罗拉多州奥罗拉的一个移民监狱,在那里,一名移民官员对他进行了庇护面谈。陶说,在那次谈话中,他展示了自己的社交媒体帖子,并描述了自己被中国警方传唤的情况。他说,庇护官员问他警察是否打过他,他诚实地说没有,认为他遭到审讯的经历已经足够了。
“他们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他想。
然后,他开始等待。但在2022年12月底,他被告知没有通过庇护面谈。移民记录显示,他曾请求奥罗拉的一名法官复审他的案件。他说,1月初,该法官也驳回了他的要求。他将被驱逐出境。
陶惊呆了。他恳求官员说,如果回到中国,他可能会受到惩罚。他说,他给移民律师、美国司法部和联合国写了信。他还给父母写了一封八页的信,详细说明了他想离开中国的原因,以及他在网上发帖的内容。他说,他正在考虑自杀,想让父母知道其中的原因。
陶没有得到申请遭拒的解释。移民律师表示,糟糕的翻译、缺乏法律代理人,或是庇护官员因工作过劳而仓促作出的决定都可能使移民难以陈述自己的案情。曾代理过许多中国寻求庇护者的加州律师陈闯创说,他看到过一些理由很充分的案例遭到拒绝,一些理由薄弱的案例反而得到批准。
陶说,2023年3月,当官员试图将他送上驱逐出境的飞机时,他从舷梯上跳了下去。他说他被送进医院,然后又回到监狱,这次是在得克萨斯州。
“我觉得命运不在自己手中,”陶说,“就像随风飘荡。”
(陶事后曾联系的在美中国活动人士郑存柱证实,这和陶向他陈述的遭遇吻合,一个曾与陶一同被关押的人也提供了相同叙述,此人要求匿名。)
2023年年底,陶再次被送上去往中国的飞机。
被驱逐、被监视、被 消磨
当他的飞机降落在中国北方,麻烦接踵而至。
海关人员搜查了他的财物,发现他没来得及销毁的庇护申请信复印件。他说,当他试图否认这些文件归他所有,一名官员打了他一耳光。
官员们还严厉盘问他是否有任何中国蛇头帮助他入境美国。陶说,他们逼迫他诬陷另一名被遣返者非法安排他的行程,并威胁说如果他不照做就把他关进监狱。
他说他当时同意了——他至今仍后悔这个决定。
官员没收了他的护照和证件,然后放他走了。
陶向《纽约时报》出示了一份海关文件,显示他的护照被没收了。中国移民官员没有回应有关他们如何处理遣返移民的传真询问。
在采访中,其他近期从美国被遣返回中国的人说,他们受到了官员的盘问,但没有受到虐待或威胁。专家表示,政府一般不会虐待被遣返者,因为政府倾向于将他们视为经济移民,而不是政治威胁。
中国北部延吉市的一条街道。 Tang Ke/Feature China/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离开机场时,陶身上只剩下现金、手机和一些衣服。他的父母给他买了去一个中国南方沿海城市的火车票,他们在那里打工。当他母亲看到他时,泪流满面地乞求他不要再离开了。
就这样,陶回到了他曾试图离开的生活。他在一家汽车配件厂找到了一份开叉车的工作,每月收入约6800元人民币。他努力忽略内心日益滋长的怨恨。
他说,大约在回国一个月后,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来电者自称是国家安全官员,要求他去见个面。
他说,会面期间两名官员向他展示了他寄给父母的那封信——他的父母始终没收到信。他们告诉他,他违反了中国的国家安全法、互联网法和反分裂法。他们问他是否认识其他反对政府或想离开中国的人。能不能提供他们的联系方式?
陶吓坏了。“不管他们说什么,我只能配合,”他想。
陶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些官员定期给他发信息,索要其他移民的信息。(他说他的回答是编造的。)他们又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肯德基,一次是在一家茶馆。
压力不仅仅来自政治。
中国的经济放缓 意味着工人被压榨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厉害。陶的老板经常要求他加班。他的哥哥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担心被解雇。
“每个人都很绝望,”陶说。“老板拼命压榨员工,员工拼命地表现。”
陶也对他那些同事心怀不满,他说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兴奋地谈论着中美开战的前景。
回国七个月后,他决定申请一本新护照。但他说,当地政府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试图处理他的申请时,系统显示他被列入了出境禁令名单。他的申请被拒绝了。
脆弱的自由和不确定的未来
护照申请被拒后,陶不愿放弃。他写信给没收他护照的中国北方城市当局,要求撤销限制,称他已经配合了海关官员的要求。他还想在另一个城市碰碰运气,于是去了上海再次申请。令他惊讶的是,这一次他成功了。
然后他他联系了一家安排中国工人赴东南亚国家就业的中介机构。去年10月,他再次与父母道别。
他再次通过中国海关,这一次是出境,他的心砰砰直跳。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拦下。
海关官员向他挥手示意通行。
一架飞机从上海一座机场起飞。 Hector Retama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他抵达那里后不久,我们第一次见到了他,当时他刚结束12小时的工作。我们走到他居住区的一个户外座位区,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
他说得很急切,毫不担心被人偷听。
他的新生活并未完全逃离他在中国感到不满的一切。他在一家电子工厂的工作仍然很辛苦,薪水很低。他曾试图和他的一些工友——大多数是中国同胞——谈论他对中国政府的不满,但他们并不认同。
他说,那些国家安全官员仍然会给他发信息,他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他已经离开。就在我们见面几天前,其中一名官员还问他,他发在微信上的一条帖子是什么意思,那条帖子中他称印度的总理是独裁者。
尽管如此,他现在觉得自己可以安全地无视这些官员发来的信息了。他的合同允许他在这个国家停留两年。之后,他希望能去欧洲或墨西哥。
至于之后做什么,他并不确定。有时,他会用宏大的言辞谈论唤醒其他中国人,让他们认识到他所说的共产党政权的邪恶。他联系了一个居住在荷兰的反政府博主,询问是否可以加入他的行动。他梦想着在中国大使馆前抗议。
其他时候,他的目标则更谦卑:找到一份有成就感的工作,也许可以寄钱回家。
他说,重要的是拥有选择的自由。
“在Twitter上发帖,参加抗议,这些当然很重要,”他说。“但它们并非全部。我只是想做一个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