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显示,这一僵局和军队的忠诚可能出现动摇的情况让将领们非常担心,他们命令士兵们撤退。“我们走的时候还在本子上给他们留下名字和通信地址,撤走时很多人都哭了,”陈光说,“感觉跟打了场胜仗似的。”陈光回忆称,车窗内挂着临时做好的横幅,宣示着他们对人民的忠心。
几名军人表示,在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他们在北京郊区的营地被灌输了一些令人困惑的思想。他们学习邓小平的讲话,被告知示威活动是由少数颠覆分子发起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
李晓明回忆称,即便在士兵们学习这种宣传思想时,可能必须朝示威者开枪的概念似乎还很遥远。李晓明当时25岁,是第39军的一名雷达兵。他在澳大利亚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的部队受到的教导是,我们不准朝学生开第一枪,如果我们朝老百姓开了第一枪,我们就得对历史负责。”
即使是接受了一周这样的培训,将领们依然担心军队夺取广场的决心有多大。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汇总的党内及军队讲话记录,杨白冰上将曾在5月31日对军官们说,“有些同志对为什么有这么多群众参加游行有些困惑不解。”杨白冰的兄长是邓小平的亲信。“有些同志对制止动乱还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和疑惑。”
6月3日,保持克制的讯息被放弃了。一些当年的士兵表示,军队当天接到了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在第二天清早夺回天安门广场。
根据一份记录,有一个营的党员在出发前的仪式上宣称,“誓死到达天安门。”有些部队的军人用写血书立誓的方式表决心。然而,根据现场士兵的描述和军方的文件,这种虚张声势还夹杂了恐惧和困惑,而后两种情绪因抗命部队可能会调转枪头的流言而被强化。
驻扎在山西省的第63集团军的一份记录显示,“当时部分官兵思想上出现了一些波动。”63军是被调集实施镇压的主要力量之一。“有的感到事态严重,心里有些恐慌。有的感到两次都没法进去,对这次开进有些畏难。”
雷达兵李晓明回忆,当39军116师离开北京东部远郊的临时驻地时,他最大的恐惧是,他们部队可能要打38军,因为后者的忠诚因徐勤先的抗命及存在更广泛背叛的传言而遭到质疑。
当军队带着夺取广场等重要场所的命令进发时,他们既缺乏控制群众的常规工具,又没有得到关于如何开枪及何时开枪的清晰指示。
“缺乏防护器材与非致命性武器,”文献中有一份关于武警部队对镇压行动的评估报告这样写道。“缺乏防护器材与非致命性武器。设想,若配有催泪弹、闪光弹、盾牌、头盔等防护器材。”
李晓明说,他所在的116师的师长许峰没有理会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命令,他因而无需决定是否开枪。在得知军队展开血腥镇压后,许峰在冲突较为缓和的东郊按兵不动,还假装军中的无线电通讯出了故障。李晓明仍然能回忆起电台里疯狂的呼叫:“116师、116师,你们在哪儿?”
文献显示,在发生大规模屠杀的区域,军队在每次行动的关头都颇为迷惘。
根据参加了当时抗议活动的学者吴仁华的说法,领导层大约是在当晚9:30分到10点之间批准使用实弹。吴仁华撰写了两本关于军方镇压行动的中文书籍,目前生活在洛杉矶。他说,指令是口头传达的,关于何时开枪、如何开枪并没有给出指示,而且,很有可能未能传达到所有部队。
他在电话采访中说,“朝天鸣枪,还是对人群开枪,没有说清楚。”
据与38军同行的王永利(音译)描述,一些民众向军队扔砖头和瓶子,然后用铁棍袭击军车。他表示,战士们又紧张又生气,一开始向天开枪,不过,到了某个时刻,他们的步枪瞄准了人群。“也没说打,(当官的)就说‘狠狠教训下这些人,’那战士手就发狠了,”他说。“啪,一扣那个扳机,轰轰轰轰轰,跟下雨似的,哗地就朝天上打去了。”
尽管确切的死亡人数或将永远不得而知,但据估计,被枪杀或遭坦克碾死的平民少说也有数百人,多则有逾千人。
政府估算的数据是300人丧生,其中许多是士兵。
第二天的黎明,当时是新华社记者的历史学者杨继绳设法赶到了木樨地。这一带位于天安门广场以西,军队的攻击行动在此遭遇到了某些最为激烈的抵抗。
他看到废弃的自行车凌乱地堆在地上,还有烧焦的车辆和一滩滩干涸的血迹。他回忆道,“到处都是枪眼。”不过他说,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场景,也许是一面墙上涂抹的厚厚的血红大字,写的是“人血!人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