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任期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唐纳德·特朗普的行事愈来愈像美国的“窃贼统帅”，而非“三军统帅”。

何出此言？且听我一一道来。我们今天是一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有数万名美军部署在伊朗附近。通常情况下，当国家处于战争之中时，总司令在国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持国家团结。因为对于在海外作战的美军士兵来说，最令他们士气低落的，莫过于回头看到自己的国家四分五裂。同样，也没有什么比看到美国内部自相残杀更能鼓励敌人坚持到底、等待更有利的停战条件了。

那么，特朗普是如何履行三军统帅凝聚人心的职责的？他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争取民主党人对战争的支持。相反，他把优先事项放在了扮演“窃贼统帅”上。就在特朗普要求美军男女将士做出最终牺牲的同时，他却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试图劫掠美国国库，以中饱自己、家人及政治盟友的私囊，这些盟友甚至可能包括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大厦的暴徒。这一行径如此无耻，以至于就连他最忠实的共和党应声虫也无法接受。

特朗普与他曾经的私人律师所领导的司法部合谋，利用纳税人的钱设立了一个17.76亿美元的政治小金库，名义上是为了补偿那些在他前任政府手下遭受“武器化与法律战”侵害的特朗普支持者。事实上，正如本报编委会所指出的，这将“奖励那些愿意为总统违法并诉诸暴力的效忠者”。

所幸，一名联邦法官暂时叫停了这一计划。对于这个计划，没有人比共和党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描述得更好了：“所以，国家最高执法官员竟然要求设立一个小金库，用来给那些袭警的人发钱？愚蠢至极，道德败坏——任选一个词形容吧。”面对各方强烈反对，特朗普已示意愿意放弃这个糟糕的计划，但只有当这项令人瞠目结舌的腐败自肥之举彻底死透、入土为安，我才会相信。

如果特朗普还有哪怕一点点正直，与其筹划拿出17.76亿美元去补偿这些所谓的“自由边疆捍卫者”——即那些洗劫国会大厦的忠实支持者——他更应该要求国会把同样数额的资金用于支持当今真正的自由边疆捍卫者：乌克兰军队。他们既在抵抗弗拉基米尔·普京摧毁乌克兰民主的企图，也在削弱俄罗斯威胁欧洲其他自由国家的能力。愿上帝保佑乌克兰的战士们。

然而，可惜的是，特朗普显然只想把钱给那些试图在国内推翻美国宪法的人，而不是给那些希望在海外效仿美国宪政民主的人。

此外，特朗普领导的司法部悄然在这一小金库协议中附加了一份一页纸的文件，由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签署，该文件声明，针对特朗普、其家人及其企业尚未解决的税务索赔，政府将“永久禁止并不得提起或推进任何诉讼”。

特朗普还有另一个折射其道德困境的绰号——美联社近日提出的“交易统帅”。为何这么说呢？美联社写道，“近几任总统都会避免交易那些可能因自己一纸命令而兴衰起落的公司的股票，但唐纳德·特朗普在今年第一季度便打破了这一惯例，进行了超过3600笔股票买卖交易”，“其中许多涉及那些利润直接受他作为政府首脑决策影响的公司”。

这相当于平均每天进行50笔交易，涉及的股票包括受伊朗战争影响的美国军工供应商。“如果他是国防部长，这将构成犯罪，”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白宫首席伦理顾问的理查德·佩恩特告诉美联社。“严格来说总统可以这么做，但这是对公众信任的根本性背叛。”

特朗普不仅几乎掐断了美国对乌克兰的全部财政援助，还在普京意识到自己正在输掉战争、对北约盟国的威胁与日俱增之际，削减驻北约国家的美国地面部队。

就在美国人开始意识到特朗普正在成为我们体制的掠夺者——试图操纵司法体系，为他的“1月6日海盗们”创造资金来源，并为自己和家人谋求进行中的税务调查的豁免——我们的盟友也在得出结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正成为威胁他们的危险掠夺者。

事实上，美国的传统盟友正在发生一些我此生乃至来世都未曾料想会看到的事情。二战后，我们与盟友共同确立了针对苏联、后来又针对俄罗斯的"威慑"原则，以阻止克里姆林宫通过武力扩大其在自由世界的影响力，或让邻国沦为附庸。

而今，这一切已成往事。

盟友们亲眼目睹了特朗普威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威胁要强夺丹麦属地格陵兰岛。它们亲眼目睹了他在未知会北约的情况下对伊朗开战，随后又要求北约协助美国从这个烂摊子中脱身。它们亲眼目睹了他大幅削减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将俄罗斯侵略者与乌克兰置于同等道义地位，更以鲁莽草率、不计后果的关税向所有盟友开刀。

所有这些导致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情况发生。地缘政治咨询公司宏观咨询伙伴的首席执行官、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的高级顾问纳德·穆萨维扎德告诉我：“威慑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如今正在成为盟友们的一项战略优先事项，其重要程度几乎与过去威慑俄罗斯相当。”

又怎能不如此呢？穆萨维扎德表示，当你看到特朗普如何用关税猛烈打击加拿大时，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一个国家最糟糕的处境“就是成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并且把自己的经济、能源体系和军事都与美国深度整合”。他补充道，现在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特朗普会“将任何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武器化，并以最狭隘、最功利、最具交易性的美国权力观，从中榨取一切所能榨取之物”。

难怪在特朗普加大接管格陵兰岛的言论之后，欧洲北约成员国——德国、瑞典、法国、挪威、荷兰、芬兰和英国——都宣布计划向格陵兰岛派遣小规模军事分遣队，以加强对丹麦的支持。

前美国驻波兰大使丹尼尔·弗里德为大西洋理事会撰文指出，尽管这些北约盟友试图将此举定性为加强北极安全的必要之举，但他们也“使用了‘威慑’一词。对于欧洲人来说，哪怕只是含蓄地以这种方式谈论美国，都意味着跌入一个历史低点，但这却是必要的”。

别忘了，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强迫乌克兰让美国获取其关键矿产，以换取美国帮助其对抗试图占领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这才是真正的“特朗普主义”：反对美国，我就对你加征关税；依赖美国，我就对你敲诈勒索。

穆萨维扎德总结道，对盟友而言，唯一理性的回应就是努力“威慑并多元化”。他还补充说，如果特朗普四年任期都这样下去，“北约领导人将再也无法负责任地同意像以前那样，在技术、国防体系或金融体系上对美国的依赖达到如此之深的地步”——而长期以来，北约国家一直认为这种依赖是理所当然的。

我这一周一直在葡萄牙，欧洲商界高管们对美国体制、以及美国作为全球法律规范守护者失去信心的程度之深令我深感震惊——而这些曾是他们从不质疑的理所当然。这种感觉让他们彻底迷失方向，如同徒步者遗失了罗盘。

简而言之，让一个行为像“窃贼统帅”而非“三军统帅”的总统执政正让我们在国内外付出沉重代价。这种对美国总统一职的扭曲正在破坏那个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创造了历史上最长和平与繁荣时期的联盟体系。我们每天容忍这种行为，就是在危及我们孩子的未来。

下周，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将在北京举行会晤，这可能是自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与毛泽东在北京会面以来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最重要的一次会晤。

那次会晤缓和了中美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敌意，促成了美中两国针对苏联的默契同盟。本次会晤同样发生在国际局势发生类似变革的时刻，中美如今正面临一个全新的共同威胁。这是一种不断扩散的失序风险，若两国无法在竞争的同时开展合作、应对日益增多的挑战，这种风险或将动摇全球稳定，损害两国利益。唯有中美两国携手行动，才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首先，鉴于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已展现出惊人的网络攻击能力，中美两国应携手建立防护机制，防止人工智能被恶意利用。

自尼克松与毛泽东会晤以来，两大范式转变重塑了世界。第一大转变——尽管警钟已响彻全球，但仍未被广泛重视——正是新型非对称人工智能工具的出现。这类工具能为小型恶意行为体赋予极大的能力，无论是恐怖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犯罪分子、政治团体，还是小型国家。

两个人躲在山洞里，仅用一台笔记本电脑、接入最新AI模型和星链终端，就能对任何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攻击。

第二大转变与全球化有关。尼克松与毛泽东会晤，开启了世界从彼此隔绝到紧密连接、进而深度交织的进程。当年，尼克松与毛泽东推动中国逐步融入全球经济，随后邓小平大力加速这一进程，推动中国转向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由此释放了一系列经济与技术力量。

进入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全球互联网的普及前所未有地让更多地区、更多的人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多的方式在更多的领域展开竞争、联结与协作。正因如此，我在2005年撰写了《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书。

然而，技术变革的本质在于，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比前一次更快，因为它建立在前一时代所释放的工具之上。因此，在我提出“世界是平的”多年后，技术与其他力量继续演进，正如HOW社会研究院创始人多夫·赛德曼所言，世界从相互联接走向了相互依存，或如他所说，是从“平的”走向了“融合的”。

在平的世界里，你尚可选择拔掉插头；但在融合的世界里，无人能够逃离。如今，我们已是命运与共，休戚相关。

这不仅是因为互联网、智能手机、光纤、卫星及无线通信技术让我们在技术层面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紧密相连；更因为一系列全球性挑战让我们的命运前所未有地交织在一起。这些挑战影响范围极广，且不受国界限制，任何国家无论实力多强都无法独自应对或逃避。

我们清楚这些挑战是什么：减缓气候变化、防止核武器与生物武器扩散、管理全球移民、遏制疫情、维护如今我们都依赖的全球供应链顺畅运转，以及最重要且最紧迫的事项——管控我们亲手创造的新型人工智能物种。

在众多全球性议题上，我们尚且能够通过有限的合作来拖延或是勉强应对，但面对人工智能的网络攻击能力，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没有拖延的余地，已经无路可退。

微软前研究与战略主管、也是我研究人工智能新威胁的导师与合作伙伴克雷格·蒙迪指出，多年来，美国和中国一直在网络空间相互试探、渗透，通过秘密网络行动在对方系统植入恶意软件基础设施并窃取信息。但蒙迪指出，双方也心知肚明，若中方瘫痪我们的电网，我们也能瘫痪中方电网；若中方能让华盛顿断电，我们也能让北京断电。这与核武器的逻辑如出一辙：“他们重现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格局，”蒙迪说。

但现在猜猜谁又已经入局？一批新的、潜在极具危险性的行为体，它们不再局限于国家主体，却能同时威胁中美两国。

这就是Anthropic与OpenAI近期披露的代理式人工智能系统。这类系统能为小型网络攻击者提供工具，使其能以极低成本扰乱中美两国乃至全球任何国家的经济，而且几乎无需专业技术。可以肯定的是，谷歌的Gemini等其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以及中国后续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也将具备同等能力。

蒙迪表示，由于中美企业率先研发出这类代理式系统，“两国必须牵头管控它们的传播，并构建防御体系——既要保护自身，也要防范技术泄露后危害他人”。

Anthropic与OpenAI称，其最新模型在发现和利用软件漏洞方面能力极强，因此两家公司目前选择限制其传播。但即使尚未泄露，技术流入公开领域也只是时间问题。

蒙迪认为：“这应当成为两国携手合作的强大动力——哪怕仅限于这个狭窄的议题，它如今已经对双方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

这并非不切实际的要求。蒙迪指出，尼克松与毛泽东时代，中美能够合作“是因为当时我们有共同的敌人苏联。如今，我们面临另一个共同问题，它并非某个国家，而是一项技术——代理式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非对称网络威胁引发的新兴风险”。

过去的G2（即中美两国）应当同我称之为“新I7”的七家企业——Anthropic、谷歌/Alphabet、OpenAI、Meta、阿里巴巴、深度求索、字节跳动——携手合作，在充分发挥新型人工智能模型价值的同时有效防范其最坏影响。仅靠政府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企业同样力有未逮。

由于伊朗战争的影响，这一动态未受到应有的关注，但据报道，特朗普正考虑在人工智能模型公开前对其实施监管。特朗普此举非常明智。人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正进入一个新时代，私营企业如今掌握的力量堪比裂变原子，它们能够释放的影响力将辐射到各个领域。

“和裂变原子一样，这项技术既可以用来发电，也能制造炸弹，”蒙迪说。代理式人工智能亦是如此。“我们既可创造巨大福祉，也能制造武器——而且是极具非对称破坏力的武器。”

代理式人工智能预计将成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议题。而真正能让本次会晤成为自毛泽东与尼克松会晤以来最重要中美峰会的，不仅仅是两国领导人就此展开讨论，而是他们决定现在就携手应对——拖到以后就太迟了，技术发展速度已经不容拖延。

尽管华盛顿、北京乃至莫斯科的许多领导人尚未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人类历史已经第一次进入这样一个全新阶段：我们智人必须以地球为尺度，开展治理、创新、协作与共存，才能实现繁荣发展。我们要么构建复杂且自适应的合作联盟来实现这一目标；要么就是一起沉沦。

我们的命运如今已经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