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一年一度的肿瘤学家盛会一直以主要在美国和欧洲医院进行的药物临床试验为主导。

但在这一周于芝加哥举行的年会上，到处都释放出中国作为药物研发强国正在崛起的信号——以及许多人认为其对美国生物技术构成的威胁。

最清晰的信号：该会议的五大重磅主旨报告之一将是一场仅在中国进行的临床试验报告的演示，这似乎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的这一里程碑反映了中国生物技术领域令人眩晕的增长速度。在短短几年内，它已从一个沉寂的行业转型为一个迅速发明和测试前沿药物的巨无霸。

自1989年以来每年都参加ASCO年会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奥蒂斯·布劳利博士说：“这告诉我们，中国的生物技术产业已经登堂入室。”

但越来越多由美国官员、企业高管和医生组成的群体担心，药物创新向中国的转移会给科学研究、美国患者和生物技术从业者带来风险。他们担心失去对新药物的控制，以及让渡美国在该领域长期享有的主导地位。

“我认为这些担忧是合理的，也是非常真实的，”前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罗伯特·卡利夫博士说。“美国正受到严重威胁。”

随着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对美国依赖中国的仿制药和原料的问题发出了警报。

特朗普总统特别针对中国签署了法案，禁止政府机构与被列为敌对国家的特定外国生物技术服务提供商签订合同。批评人士称，中国进军前沿药物研发带来了新的风险维度。

还有一个担忧。这些药物对美国患者的疗效能否与中国患者一样好？

据一些研究显示，由于一些研究人员尚不完全清楚的原因，亚裔肺癌患者往往比其他族裔生存期更长，且对免疫疗法的反应更好。

然而，中国吸烟率非常高，而有吸烟史的肺癌患者预后往往更差。治疗差异进一步增加了复杂性——中国常用的抗癌药通常与美国并不相同。

“总的来说在中国看起来更好，”去年辞职的前FDA资深官员彼得·马克斯博士说。“这现在是一个充满隐患的领域。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切实的担忧。”

马克斯现已成为礼来公司高管，负责传染病相关工作，他强调自己并非代表礼来发言。

辩论的另一方则警告，扼杀来自中国的竞争将使美国人失去新药。他们说，归根结底，无论数据来自哪里，最好的数据理应胜出。

在临床试验中，“归根结底，对患者要么有效，要么无效，”总部位于迈阿密的Summit Therapeutics联席首席执行官鲍勃·达根说。

Summit从康方生物引进了名为依沃西单抗(ivonescimab）的实验性药物，这款药将成为ASCO年会上的头号明星。该公司正在美国患者中开展独立研究，并寻求在美国及其他地区上市。发明该药的中国公司康方生物已在中国销售该药。

过去几年，全球最大的制药公司纷纷转向中国充实研发管线，因为那里成本低、监管障碍少、开发周期快。

据追踪医药交易的DealForma统计，今年迄今为止，约一半的重大交易涉及中国药物，而在2010年代这一占比几乎为零。

特别是默克收购的药物，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结果显示，其在延缓中国晚期肺癌患者肿瘤进展方面表现出色，令业界印象深刻。

中国公司通常保留在中国的销售权。大型制药商购买在美国销售的权益，拒绝了正在开发类似药物的美国初创公司的报价。

对中国持批评态度者还指出了一种日益令人担忧的模式。中国药物开发者竞相“跟风”复制美国的发明。作为保护，一些美国初创公司采取了新的保密措施，如拒绝发表论文或在会议上展示海报。

正如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在4月的一次听证会上对议员们所说：“中国正在吃掉我们的午餐。”

3月，肯尼迪的高级助手克里斯·克隆普在对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与会者描述当前局势时说：“这不是导弹和坦克的战争，而是实验室和救命药的战争。这是一场美中之间关于美国创新和生物技术的战争。”

目前，大型跨国药企正在开发大多数中国发明的药物以引入美国市场。但有人担心，如果更多中国公司直接介入，美国患者可能会对中国政府的救命专利药形成危险依赖。

马克斯说，这存在“制造一个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理查德·帕兹杜尔博士曾长期担任FDA首席癌症药物监管人，去年底短暂领导更广泛的药品部门。他以拒绝仅凭中国数据批准抗癌药而闻名。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发言人艾米丽·希利亚德表示，FDA评估临床试验是否“充分且对照良好、可靠，并适用于该药物拟治疗的美国患者人群”。

1964年，七位肿瘤学家在美国创立了ASCO，随着该领域的全球发展，该组织也随之壮大。

在癌症研究领域，能在每年年会四到五个领衔报告中占据一席之地是无上的荣誉。全球肿瘤学家甄别并选出最重要、最能改变临床实践的科学成果。

ASCO首席执行官克利福德·胡迪斯博士表示，这是该组织记忆中首次有这样一个席位授予一项仅在中国入组患者的研究。最接近的前例是在2021年，当时一个领衔报告涉及一项免疫疗法药物试验，其研究主要在中国进行，仅有少数地点在台湾和新加坡。

胡迪斯表示，他的组织“专注于能改善患者预后的结果，无论他们身在何处”。

但这项不同寻常的选择已在医学界引发数周的热议。生物技术风险投资家克里斯托弗·韦斯特法尔博士称此次大会的领衔报告是“中国的成年礼时刻”。

依沃西单抗这项仅在中国进行的研究的成色将在周日揭晓，届时将公布数据。

该药通过静脉输注给药，结合了双重抗肿瘤机制：一方面激活免疫系统，另一方面切断肿瘤的血液供应。

对照组使用的药物替雷利珠单抗(Tevimbra)目前未获FDA批准用于肺癌，美国患者通常用重磅免疫药可瑞达(Keytruda)配合化疗。

达特茅斯癌症中心候任主任罗伊·赫布斯特博士说，由于这项中国试验并未直接比较该药是否比可瑞达更能延长生命，美国肿瘤学家将不得不费力解读这些结果对美国患者意味着什么。

资助该研究的康方生物拒绝了采访请求。

这一令人失望的结果导致Summit股价暴跌。目前，公司将等待预计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的该研究最终数据。

在新型减肥药上市之前，几乎没有人使用“食物噪音”这个说法。

研究并开发Ozempic、Wegovy、Mounjaro和Zepbound这类药物的科学家，主要分析剂量、副作用、减重效果，以及对糖尿病、心脏病和睡眠呼吸暂停等疾病的改善。至于那些对食物挥之不去的念头，以及关于吃什么、不吃什么、什么时候吃、如何克制不吃的内心对话——这些并不在研究议程之内。

但如果说减肥药的研究人员没有讨论食物噪音，服用GLP-1类药物的人对此却有说不完的话。服用这些药物的人说，从他们记事起，就一直受食物噪音的困扰。但他们一直以为这很正常，人人都有。

直到他们开始服用这些新药。

突然之间，食物噪音消失了。

而这种效果也引发了关于这些药物的新问题。如果研究人员能弄清楚这种内心杂音的来源，以及是什么让它消失，那么就可能更清楚地理解肥胖最初是如何产生的。

与体重作斗争的人描述说，关于食物的种种念头一刻不停地纠缠着他们。

53岁的莉娜·史密斯·帕克来自康涅狄格州哈姆登，多年来反复节食又反弹。她说，在这期间，她一直受到内心声音的困扰——这些声音一边催促她去吃东西，一边又因为她吃了而让她感到羞愧。

她说，其中一个声音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拍卖师。“你知道厨房里有蛋糕。嘿，厨房里有蛋糕。你难道不想吃厨房里的那块蛋糕吗？”

她说，另一个声音就像一个“特别差劲的二手车推销员”。

“你不想吃沙拉。你不想吃胡萝卜，”那个声音说。“你想吃的是蛋糕。”

然后，还有一个霸凌的声音。“你太胖了。我受不了你。”

最后，还有个提前做规划的声音。“我能不能下周二去店里买那些特价纸杯蛋糕，然后到家之前先在车里把它们全吃掉？”它问道。

但为什么像帕克女士这样的人会有这些念头呢？

研究人员怀疑，答案在于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设定点。

这个想法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研究。当时的研究人员发现，如果他们让啮齿动物增重或减重，实验结束后这些动物会迅速恢复到原来的体重。同样的情况似乎也发生在人身上。

这就引出了后来被称为“设定点”的概念。这个概念认为，每个人的身体都会自然趋向于一个特定的体重——也就是他们的设定点。这个设定点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对某些人来说，设定点可能出现异常，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以至于过重开始影响健康。

“肥胖是设定点最初升高到异常水平所导致的结果，”波士顿肥胖与代谢研究所所长李·卡普兰博士说。卡普兰博士担任多家制药企业的顾问。

研究人员观察到，每当一个人试图把体重降到远低于其设定点时，食物噪音就会出现。这可能是生理过程的一部分。当体重下降时，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减慢，因此维持体重所需的食物会比预期少。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注意到，食物噪音会被触发，促使一个人摄入超过身体需要的热量，其中一部分会以脂肪形式储存。这就是为什么从长远来看，节食几乎总是会失败。

研究人员强调，食物噪音并不只存在于肥胖人群中。只要体重低于身体偏好的设定点，任何人都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几十年前，在研究人们减重时出现的代谢和行为变化时，洛克菲勒大学的朱尔斯·赫希博士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鲁道夫·莱贝尔博士和迈克尔·罗森鲍姆博士就观察到了这一效应。

他们的研究对象居住在洛克菲勒医院，坚持低热量饮食，直到体重至少减轻10%。部分研究针对肥胖者，但也有一部分针对正常体重者。

然而，尽管参与者出院时体重下降了，他们却表现出类似饥饿人群的生理特征。他们的新陈代谢变慢，还会梦见和幻想食物。一旦他们不再受强制节食的约束，他们就会暴饮暴食。这种情况极为极端，以至于被称为“半饥饿神经症”。

正如莱贝尔博士所说，这种情况是“体重反弹的完美风暴”。

史密斯·帕克女士曾以为食物噪音是正常的，每个人都有。

后来，她去了耶鲁大学由阿尼亚·贾斯特雷博夫博士负责的减肥诊所，她在那里被纳入一项关于替尔泽帕肽的临床试验。这是一种新型减肥药，上市时名为Zepbound。

突然间，食物噪音消失了。

然而，研究结束后，她无法再获得这种药物，因为它当时尚未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

“食物噪音以更猛烈的方式卷土重来，”史密斯·帕克女士说。“我几乎是不停地吃意大利面和巧克力纸杯蛋糕，结果体重又反弹了40磅（约18公斤——译注）。”

于是，贾斯特雷博夫博士给她开了已经获批的Wegovy，而她脑海中那些催促她进食的声音也随之消失了。

“我当时想，‘等等，我的大脑安静了’，”史密斯·帕克女士说。

贾斯特雷博夫博士为多家减肥药制造商进行临床试验，并担任多家制药企业的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她认为，史密斯·帕克女士和她的其他患者身上发生的情况是有解释的。新型减肥药似乎能将设定点重置在更低的水平。结果是，人们仍然会感到饿，但她说，他们不再有那种持续不断的关于食物的内心对话来驱使他们继续进食。

但贾斯特雷博夫博士和其他研究人员表示，这些药物只是在服用期间改变设定点。一旦停药，原来的设定点似乎会恢复。食物噪音也会随之恢复，接着是进食增加和体重反弹。

担任减肥药制造商顾问的莱贝尔博士将这些药物对食物噪音的作用，比作阿司匹林对发烧的作用。他指出，阿司匹林“可以退烧，但治不了病根”。

但如果这些新型减肥药真的能重置设定点，它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究竟是什么被设定了？又是什么在读取这个设定值？”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员丹尼尔·德鲁克博士问道。他在数十年前参与开发了这些新型减肥药。

GLP-1类药物及类似药物究竟是如何影响设定点的？

“这可是个百万甚至十亿美元级别的问题，”他补充道。

弄清这种机制，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肥胖这种疾病会以如此高的设定点为特征，并可能为降低设定点提供新思路。

对于像奥普拉·温弗瑞这样的人来说，没有食物噪音的生活简直太了不起了。在她今年出版、与贾斯特雷博夫博士合著的一本书中，她写道，在服用减肥药让这种噪音消失之前，她一直以为每个人都有食物噪音，以为那是正常的。

“服用这些药物后，最大的惊喜就是醒来后不再去想我最想吃的第一口东西……或者我本该想吃的那个更健康的食物……或者我能和自己做什么样的交易，以便能先吃点东西，”她写道。

德鲁克博士说，没经历过食物噪音的人，也能从中得到一点启示。

“那些没有体重困扰的人，很容易带有评判态度，”他说，“他们从没体验过被自己的大脑牵着鼻子走是什么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