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日赴俄罗斯参加卫国战争胜利日庆典,与此同时,台湾的总统赖清德预计在8日,发表“二战欧洲战场胜利80周年”演说。由此,两岸对二战的历史记忆与诠释,已上升到国族认同、政权正当性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
新华社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前夕,发表“历史照鉴未来”的文章,宣称“中俄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和欧洲主战场,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通篇未提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的贡献。
关于中共的抗战史叙事中,始终把共产党置于抗日战争最前列,宣称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然而,毛泽东多次发表“感谢日本侵华”也引起极大争议。毛泽东曾在会见日本访客时表示,“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30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2万多。在8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120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
谁在消极抗日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共的官方宣传特别突出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的游击战角色。反之,将蒋介石与国民政府贬为“消极抗日”的代表。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宋永毅曾因文革被关押5年,在狱中阅读《毛泽东选集》(《毛选》),其中第二、第三卷主要谈抗战。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给中共军队的指示是:“消极抗战、积极准备、扩大力量、准备内战与准备夺取政权”的方针。如有军队要抗战,像彭德怀率领八路军抗战,就要受到批判。此外,1942–43年新四军知名的“皖南事变”,国民政府发出军令,要求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北上抗日,但是新四军却抗命逃跑遭包围歼灭。
宋永毅继续提出另一项例证,2016年日本教授远藤誉撰写的《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来自日谍的回忆与档案》,指出抗战期间,共产党为了积极壮大自己的势力,消极抗日,还派专人与日本情报机关谈判,提供国军的动向,换取日本不打共产党军队。另一方面,蒋介石原本要把陕甘宁地区的毛泽东、周恩来消灭,后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当时的国民党内已遭中共或共产国际渗透,蒋介石被迫同意共同抗日。
宋永毅分析,当时延安八路军两万里长征,其实是败走到西北,但有了8年抗战,中共军队从2万多人扩张到120万。意即8年抗战,与日本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只有中共在壮大自己的势力,这样就能和国民政府较量打内战。“毛泽东在1949年夺取政权后说了3次,我们要感谢日本,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侵略,我们早就被国民政府消灭掉。中共要宣称他领导的两万人军队取得二战的胜利,这都是笑话。”
“在抗战的叙事中,中共最怕的是实事求是、‘真情、真实和真相’,”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做上述解读。
让历史还原真相 主编《重探抗战史》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从毛泽东时期起,中共一直坚持抗日战争是由共产党领导,不承认国军的正面战场贡献。这种叙事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尤其进入胡锦涛时期(2002–2012),抗战史观开始逐步放宽,不否认国军的贡献。承认抗战分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
她指出,尤其在2006年,《蒋介石日记》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解密公开,吸引大批中国学者络绎不绝地赴美研究。到了习近平时期,中共突然强调“14年抗战”而非传统的“8年抗战”,将抗战起点推前至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而非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共的用意在于突显共产党在1931年起即承担“民族救亡”的责任,暗示国民党当时较为消极避战。郭岱君认为这在学术界并无争议。“因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揭开了序幕,而七七卢沟桥事变则是中日进入大战爆发的开始。”
“目前为止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学者很多的档案及研究,显示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应对变局,由汪主政、蒋主军。根据蒋的日记与公开讲话可见,蒋早有抗日决心,只是因中日国力悬殊,若仓促应战恐全盘崩溃,因此采取‘隐忍备战’战略,争取时间,为全面抗战做准备。”郭岱君继续说道,“‘8年’或‘14年’抗战,在历史与学术并无特殊的分别,主要是政治人物用来强调政治的目的。”
习近平提“14年抗战”目的为何? 所谓“14年抗战”的提出与政策转化,要追溯到2015年,习近平在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讲话中正式提出“14年抗战”,将抗战起点提前至1931年。此外,中共还持续推进将抗日战争制度化与仪式化,这其中包括2014年起,中共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等,另外,2015年则举办阅兵仪式,将军事与历史记忆合流。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龚祥生对本台表示,中共建政以来,将政权合法性与民族主义捆绑的延伸,从原本“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解放无产阶级”的理论,演变为把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抗日”叙事结合。“代表中共既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也是中华民族唯一能抵抗外敌入侵的合法政党,中共对内叙事高度依赖民族主义的包装。”
宋永毅分析,中国重写抗战史有三目的:一是掩盖中共在抗战期间消极抗日、甚至勾结敌、伪军的事实;二是抹杀国民政府与反法西斯同盟的事实,将胜利成果据为己有。若不是美国对日本投下原子弹,连国民政府也打不赢日本;三是制造中共浴血奋战、夺取政权的“第二真相”,借此合理化其内战胜利。他归纳一句话就是“贪天功为己有”。
台湾抗战史演进 从中国正统论转向台湾主体 关于抗战史的诠释,台湾也力争主导权。早期蒋介石身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民国最高领导人,他定调“抗战胜利是国民政府领导下全民族的胜利。”不过,在1990年代后,台湾的前总统李登辉执政时期,台湾的抗战历史叙述,从传统国民党式的所谓“中国正统论”,逐步转向“台湾主体论”。此后,国民党的抗战叙述逐步边缘化。今年,赖清德将以总统名义参与欧战胜利80周年纪念,首次正式将台湾抗战论述置于国际民主对抗威权的论述。
台湾史学者李筱峰教授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当时台湾因为身处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被迫参战,许多人被征召成为日本兵。站在历史的角度,台湾人实则是被殖民、被牺牲的角色。这样的论述也导出一个的结论:台湾必须争取自己的主体性,不应再沦为任何国家的殖民地,不论是中国或日本。他认为今天赖清德的立场也一致,认为台湾应从自身的角度诠释历史,视二战为民主阵营对抗德、意法西斯政权。代表专制与反民主的法西斯政权最终失败,彰显了自由价值的重要性。
“因此,台湾今日举办纪念活动,应聚焦在自由对抗专制的历史意涵,并强调台湾现在站在自由阵营,面对的是来自威权集团的挑战与威胁,”李筱峰提出他的建议。
抗战胜利80周年 历史记忆成两岸新战场 今年抗战80周年,从两岸领导人大动作高调参加纪念活动,“历史记忆”已成为北京与台北的新角力战场。对北京而言,当前中国内部经济下行与社会压力陡增,对外美中关税贸易战正打得火热,历史叙事成为巩固内部凝聚力、洗白“中国威胁论”的重要工具。对台湾而言,则须在中国外交与军事压力下寻求国际支持。凸显抗战贡献,与民主自由价值连接,有利于争取国际支持。
龚祥生分析,中共积极操作抗战史的国际叙事,试图让自己融入原本由国民政府主导的战胜国框架。虽然当时中共尚未掌握政权站上历史舞台,却透过1949年建政后阐述政权继承论,自我定位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唯一代表。这包括在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席位,并要求全面更换如国旗等战胜国的象征。
整体而言,龚祥生认为中共在国内借由历史教育与国格继承,代换中华民国政府,完全过渡到新中国。必须透过对内与对外叙事转换,让自己能顺利接轨民族主义的大旗及战胜国的姿态。
台湾经历认同断裂与重塑 郭岱君强调,在战时台湾毫无疑问是受害者,但战后因中国抗战胜利,“台湾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而“收回”,被纳入中华民国体系,这种安排让台湾从受害者变成胜利者的一员。
“对台湾人民而言,从日本殖民体制下被征兵利用、到战后迅速回归中国(中华民国)并重塑国族认同,在毫无准备下,面对历史认同断裂与重塑。幸运的是,国民政府来台后戮力建设、带动经济复兴,成为民主繁荣的地方。但台湾人民所经历断层式认知的重塑与身份转变,相当不容易。”她提醒,今天研究抗战史,除了从中国大陆的主战场角度来看外,也不能忽略从台湾人民的角度的所见与经历。
谦卑从历史学习 郭岱君说,抗战史是两岸人民与国际社会的共同记忆,但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下,台北与北京对其记忆与诠释产生争夺,同时,也牵动国族认同与国际地位。两岸政府对历史的操弄,充满政治意图。
她认为,作为一个学者,历史研究或叙述应回归理性与务实,跳脱政治情绪,以理性客观务实的态度面对历史。历史操弄难以长久也站不住脚。
郭岱君表示,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对过去、现在、未来都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要做的是,一是了解抗战史,本质上是多元而复杂的,绝非单一角度诠释。中国、日本、美国与台湾各有不同视角,唯有运用第一手史料与历史档案和国际观点,还原历史的真相,方能诚恳、谦卑地从历史中学习。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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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战的欧洲战场结束纪念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台湾的总统赖清德都有纪念活动,但是各自的历史诠释却大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