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黄金十年的诞生 （续）

文革期间，狂热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国广大农村和城市，普遍处于极度的愚昧和贫困之中，尤其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我去粤北的连南瑶族自治县采访瑶族人学毛著，瑶族人的村寨都建在半山或山顶上，瑶寨与瑶寨隔山相望，但从这个寨子去另个寨子，要下山再上山，走一天时间；有的瑶族人从出生到死亡，一辈子也没走出过自己的寨子，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县里树立的瑶族学毛著积极分子，认不得几个字，却能把几十条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对那几十条毛主席语录的理解，就是他们所知的全部世界。模范瑶寨的生产队长为了招待我这位记者，取出队部账上仅有的几元钱，到几十里路外的公社集市割一块猪肉。瑶族人视腐烂生蛆的猪肉为肉中上品，用于招待贵客，我为表示自己与少数民族兄弟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不能不动筷子夹碟子里的腐肉吃了几口。晚上我住在公社招待所，盖的被子，被头油渍锃亮，发出腐尸般的气味，晚上成群的老鼠在我头顶跑来跑去找吃的，如果不是隔着蚊帐，饥饿的老鼠肯定不会放过我。第二天我离开招待所，忘了结账，招待所所长跑了几里路追上我，讨要五毛钱住宿费，那可能是招待所一天唯一的一笔收入。我去海南陵水新村渔港采访渔民学毛著，见渔民没有鱼吃，渔船从海上回来，渔获全部被等在码头上的供销社收走，渔民吃鱼，要到供销社去买。渔民的家没有厕所，我要去渔村里用木板搭起的茅厕解手，带上一根棍子，一边解手一边挥动棍子，驱赶等在茅厕旁边的野狗以及围着茅厕飞的绿头苍蝇。海南黎族地区情况更差，我在黎族生产队参加劳动，下午落日前，生产队长喊一声“收工”，黎族人不回家，而是漫山遍野的四处抓老鼠、青蛙、蛇，抓回家倒进一口缸里用米水腌制，十天半月后腌烂了舀出来吃。我也吃过，不吃就没有阶级感情。我去海南生产建设兵团采访广州知青“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想家的知青，见到从广州来的记者，就像见到家人，几位知青为了招待我吃一顿饭，从附近村子里偷来一只狗，杀了煮成一锅狗肉，对我说是从山上打来的果子狸。我走后，知青偷狗被告发，全部关进连队禁闭室，然后被罚干最劳累最危险的劳动挖山洞。这是多年后海南知青回城，我采访过的一位知青告诉我的。文革期间，我采访过广东紫金县城附近一间“用毛泽东思想教书育人”的先进小学，只见课室的土墙四面透风，房顶被风掀开一个大洞，学生们没有书桌，一块石板当课桌，一块泥砖当板凳，我昧着良心写的报道是：“靠毛泽东思想没有课桌也能培养出红色接班人”。当年，每个人都能背诵毛主席的诗《七律二首，送瘟神》，毛主席说他听闻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道：“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于是党中央宣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下全国消灭了血吸虫。文革前有一出电影《枯木逢春》写的就是消灭了血吸虫的事。我到广东四会县疫区采访消灭血吸虫的伟大功绩，我去过的村子里，到处可见感染了血吸虫、肚子被腹水涨得滚圆、面色蜡黄、眼神痴呆的男女老少。这次我总算良知未泯，放弃了原来打算写这些村子“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报道，一个字没写，离开了血吸虫疫区。

城市里的贫困没有农村严重，因为城市居民有不至于饿死、冻死的基本生活物资供应，但我也尝够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给城市人带来的贫困。我1965年2月参加工作，见习期一年，每月工资二十九元人民币，第二年转正每月三十六元，文革十年，工资冻结，三十六元工资一直领到文革结束。每月发工资，第一件事就是把整个月的饭票买够，就怕到月底连买饭票的钱都没有。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粮票、肉票、油票、糖票、布票、媒票。我结婚后生了女儿，为了给孩子煮一碗肉粥，早上四点钟去肉铺排队，天亮了提着二两猪肉回家。猪肉佬切肉的时候，我眼睛紧张的盯着他手中的猪肉刀，希望他刀子一歪，给我多切一点。我和妻子的工资养不活女儿，只好把女儿送去父母家养，父母是老干部，工资高。文革后期中央提出计划生育，但可以生二胎，居委会给我生二胎的指标，我不敢要，生了养不起。那时我和许多同事，都穿打着补丁的衣裤，所发布票不够缝制一件新衣，说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抽烟，中华、牡丹、大前门这些中高档牌子，只能看军队的首长们抽；我偶尔奢侈一次，抽三毛五分钱一包的丰收牌，平时抽一毛二分钱一包的电车牌，九分钱一包的无牌烟。记者出差可以预支旅差费，出差回来凭发票报账，我曾把一百元旅差费，与自己的钱放在同一个口袋里，自己的钱花完了，不知不觉把旅差费花了，出差回来差二三十块钱报不上账，我吓得半死，向母亲求援，母亲为我垫上了这笔钱，我才没有犯挪用公款的错误。那时即使是大干部，因为缺少吃的，也嘴馋，一九七四年毛泽东发动“批林（林彪）批孔（孔子）”运动，我去肇庆地区高要县一个生产大队采访运动试点先进经验，在那里蹲点的是已经解放还没有安排工作的原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曾担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李尔重，和曾担任《羊城晚报》总编辑的杨奇。我们住在大队的祠堂里，自己开火煮饭，由于缺少油水，常常饥肠辘辘。有一天和我们一起住在祠堂里的狗，从田里叼回一只大田鼠，这狗拿耗子令我们喜出望外，我从狗嘴里抢下田鼠，拔毛开膛，杨奇掌勺，烹成一锅鼠肉，我们三人饱餐一顿，鼠肉的美味许久难忘。

尽管物资短缺，当记者，总有门路搞到一些食品：每到春节，单位领导便要嘱托记者到县里为大家搞点年货回来，我为同事们拉回过腊肉、腊肠、柑橘。这都要找商业局长批条子，一些商业局长见到记者就躲。有商业局长为了对付却不得罪索要食品的记者，与部下商定：批条子横着写，意思是叫部下不执行；竖着写，意思是必须执行。有个县商业局长的小伎俩被我识破，他批条子时我在旁边看着，逼着他必须竖着写，也真难为了这位商业局长。我还为我的单位从军队拉回过几坛子酒。中国烟酒专卖，禁止酿私酒，文革期间谁也管不了军队，驻惠阳的四十二军用军粮私酿的“假茅台”，可以乱真，供应全军。春节前我去采访四十二军，军部给了我几坛子“假茅台”，派军车送到广州，那个春节我和我的同事们好一场醉。文革期间只有军人不缺吃穿，广州军区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后在军区的珠江宾馆大餐厅聚餐，大鱼大肉大碗酒，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喝酒如喝水，他轮流到各桌敬酒，全是一饮而尽。许世友走到一位老红军、某军分区司令员面前，要老红军干杯，老红军患有心脏病，说不能喝，许世友立马翻脸，说军人不喝酒没资格当军人，你不喝我撤了你；老红军硬着头皮干了一杯酒，当场倒下，抢救不及死亡，许世友若无其事继续到别的桌子敬酒。许世友被称为“喝酒将军”，他没死于战场，而死于酗酒导致的肝硬化发展成肝癌。许世友的最后一战是指挥1979年侵略越南战争的东线战场，他完全不懂现代战争，只懂得命令手下冲杀，攻不下敌人的阵地提头来见；他手下的军长、师长、团长就学他，命令自己的部下攻不下敌人的阵地提头来见。只听见东线解放军部队一片“提头”声，结果大败。解放军撤退时对越南百姓烧杀捋掠，发泄怨恨，残忍至极。

文革期间的贫困比起大跃进后的三年大饥荒好一些，文革期间有杀人、自杀，未听说饿死人。三年大饥荒时，我正读初中，我们学校因干部子弟多，受特殊照顾，每个学生每月配给粮食定量二十八斤到三十二斤，比别的学校学生高出八到十斤，由于肚子里没油水，也不够吃。学校取消了体育课和晚自习，晚饭后叫同学们早早睡觉。校园的空地种上速生快长的“猪乸菜”，叫做“肉不够，瓜菜代”；游泳池用来培育小球藻，据说那是含有蛋白质的营养品。星期天学生放假回家，家长把平日省下来的食品留到星期天让孩子吃，星期天晚上回校，有学生吃多了，又拉又吐，忙坏了校医。文革如果继续两年，大饥荒饿死人有可能在全国重现，首先饿死的就是那些把毛主席像章别在奶头上的农民。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表明他已经意识到，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五）

文革期间，发生了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与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出逃，三叉戟专机坠毁在蒙古国温都尔汗草原事件。毛泽东受林彪叛逃事件沉重打击，可是他并没有停止文化大革命，无论出什么样的事，他都对愚昧、狂热的中国人跟着他“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充满自信。

林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他率领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为中共打下半壁江山。在文革中林彪被毛泽东确立为自己的接班人，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党章》。林彪是“四个伟大”（毛主席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无限忠诚）的首创者，他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小红书，全国人手一册随身携带。那个年头，凡公众场合，挥舞《毛主席语录》，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成为时代一景、世界奇观。林彪将毛泽东由人变成神，最后背叛了毛泽东，以致发动政变，置毛泽东于死地，失败后出逃，其前因后果至今仍是中共党史上的未解之谜。有人说，林彪出逃事件使中国人觉醒了，我没看出谁因为林彪出逃而觉醒，从而反对文革和毛泽东。我倒是觉得，如果林彪成功了，中国应是大不一样，只是历史没有“如果”。“九一三”事件后，我们分批参加批判林彪的学习班，遵照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示，把文革造成的所有灾祸都推到林彪的身上。在学习班里，大家阅读被作为批林反面教材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内心感到震撼，那种震撼是《五七一工程纪要》对中国政治的分析深刻大胆带来的。“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份由林立果起草、得到林彪认可的武装起义计划纪要，将毛泽东比作“秦始皇”、“B-52”，说他“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主张“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五七一工程纪要》石破天惊，是启蒙、启示中国人反对毛泽东独裁专制的第一篇伟大不朽的雄文，文中的思想，中国人的主流意识人远远不能企及，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近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先驱非林彪父子莫属，尤其是起草并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林立果，年仅二十六岁，他的思想与勇气不但超越当年也超越当代青年数十年。可惜的是，“五七一”功亏一篑，不然中国不会是现在这个模样。

文革后期，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先后死亡。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死亡时，我感到心中一阵迷惘，在观看首都群众泪洒十里长街送别周恩来的纪录片时，流下几行眼泪。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亡那天，大家回办公室，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讣告和随讣告播出的哀乐，有人流泪了，泪流满面如丧考妣；有人流不出眼泪，便伏在桌子上，肩膀抽搐，发出呜咽声，做痛苦流泪状。我不敢不流泪，但流不出来，就和流不出泪的其他人一样，伏在桌子上，让肩膀抽搐，发出呜咽声，给人看见。毛泽东一死，大家说中国的天塌下来了，我的感觉是，毛泽东死了，人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预示着文革该结束了，中国将有一个大的变化。变化来了，1976年10月6日，离毛泽东死亡不到一个月，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便联合中共元老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一举抓捕。消息传来，全国上下欢呼雀跃。我的感悟：这才是人们真实的高兴心情的释放，人们庆幸那个被亿万中国人每天高呼万岁、敬祝万寿无疆的毛泽东终于死亡，文革灾难该结束了。果然，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召开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华国锋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据叶剑英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国民经济损失了八千亿人民币。

毛泽东死前不到一个半月，1976年7月28日，百万人口的河北唐山发生大地震，民间盛传死亡四十多万人，官方口径死亡二十四万人。我的一位新华社广东分社的记者朋友，奉总社调遣，赶赴唐山，采写“内参”，向中央报告唐山大地震的真实情况。我的这位朋友写“内参”，只求真实，而不顾其他。文革前期他任新华社广州军区分社记者，参过当时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一本，后来黄永胜当上总参谋长、政治局委员，立即报复他，给他安上“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抓捕入狱，流放到海南生产建设兵团劳改，黄永胜垮台后才得以释放，安排任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这位朋友从唐山回来后对我说：进入唐山，看不到一幢没有倒塌的房屋，找不到几个活着的人，解放军在瓦砾中找尸体，时值盛夏，整个唐山城笼罩在尸臭中。我这位朋友叙说唐山大地震惨绝人寰的状况，估计死亡四十万人而不是二十四万人。他如实写内参向中央报告，但他估算的数字与官方估算不符，不被采纳，至今中共仍将真实数字隐瞒着。但无论四十万还是二十四万，惨烈的唐山大地震，无疑是上苍对毛泽东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天谴”。问题是，上苍为什么要把这巨大的灾难降临给唐山百姓，却让毛泽东安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水晶棺材里？

文革期间发生的另一场灾难，是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地区六十多座水库在强降雨中崩塌，淹没三十多个县市，冲垮数百里京广铁路，三十万人死亡。冲垮的水库都是大跃进期间，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驱赶农民大干快上、改天换地兴建的豆腐渣工程。洪灾发生，副总理纪登奎向邓小平紧急报告，邓小平在打桥牌，兴致正浓，纪登奎扫了他的兴，他拉着脸，不予理会。灾难的惨状全国人民毫不知情。我是80年代从广州乘坐京广线火车去北京，路过灾区，同在一个车厢的乘客指着外面讲述当年的灾情，知道中国竟然发生过这样的灾难。我记得那位乘客讲述：洪水未到，强大的气浪已经将房屋推倒，然后洪水淹没村子、镇子。洪水过处，无人生还；洪水退去，尸横遍野，有的尸体挂在树上。如果说，唐山大地震是天灾，驻马店洪水就是人祸，祸首之一是吴芝圃，之二是邓小平。

毛泽东死亡，文革结束，我和国人一道，带着林彪出逃的震撼，带着毛泽东死亡的解脱，带着文革的累累伤痕，带着对文革的反思和对国家未来的忧患和期盼，走进1980年代，去参与推动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转型。走进一段充满浪漫色彩的人生旅程。

（六）

我的1980年代，是从《羊城晚报》开始。1980年初，我从广东人民广播电台，调入曾在文革中停刊、文革后刚刚复刊的《羊城晚报》。1981年我被派驻刚刚建立的深圳经济特区，担任《羊城晚报》深圳记者站站长。

《羊城晚报》是一份命运多舛的报纸。它于1957年10月1日，奉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的指示创刊，领导创刊全过程的是主管宣传的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王匡。《羊城晚报》是全国第一份大型晚报，与后来创刊的《北京晚报》、《新民晚报》、《今晚报》为中国四大晚报。《羊城晚报》为对开大报，其他三家晚报皆为四开小报。《羊城晚报》发行量最高时达一百八十万份，仅在《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之后，为全国发行量第三的报纸；其发行面，三分之一在广州市，三分之一广东各地，三分之一全国。陶铸创办《羊城晚报》的意图是，广东省除了有一份每天板着面孔指导全省党政工作的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还应有一份每天以笑脸面对群众的报纸。这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讲，是难得开明的办报思想。《羊城晚报》创办头些年，陶铸对这份报纸的采编业务，事无巨细亲自过问，每天报纸的大样要送他审阅才能付印，因此报社的编辑们说陶铸才是《羊城晚报》的总编辑。文革初期，四人帮中的笔杆子姚文元写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周扬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革初期被指为文艺黑线总头目，文中点名《羊城晚报》是“放毒、造谣的旧报纸”。1966年9月1日，《羊城晚报》因姚文元的文章，改名为《红卫报》，划归中南局领导。尽管《红卫报》从内容到形式已找不到《羊城晚报》的痕迹，但由于其前身是《羊城晚报》，仍难逃被扼杀的命运。三个半月后，1966年12月15日，中南局宣传部发通告，停办《红卫报》。直到1980年2月15日，文革结束多年，停刊十三年的《羊城晚报》得以复刊。《羊城晚报》复刊，除了召回原《羊城晚报》旧部，还从广东省各新闻单位征调一些编辑记者。我1980年5月从广东广播电台调进《羊城晚报》。我加入《羊城晚报》不久，便由经济部转入由总编辑直接指挥的五人机动记者组，负责重大和突发新闻的报道。1980年创办深圳经济特区，我调任《羊城晚报》驻深圳特区记者站站长。《羊城晚报》是最早设立深圳记者站的报纸之一。

复刊后的《羊城晚报》，总编辑为吴有恒。吴有恒，广东恩平人，是中共一位老干部、老作家，是思想开明的长者。中共建政前，他曾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中共华南游击队粤桂边纵队司令员。中共建政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一九五七年在毛泽东下令、陶铸主持的广东反地方主义运动中，吴有恒与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冯白驹、林锵云等广东籍干部一起被打成地方主义头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下放到广州造纸厂担任车间副主任，平反复出后任广东省人大副主任。贬官下放，却使吴有恒因祸得福，他获得充裕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山乡风云录》、《北山记》、《滨海传》、历史小说集《香港地生死恩仇》、《当代杂文选粹·吴有恒之卷》、粤剧《山乡风云》以及大量诗词、散文，成为全国知名作家。吴有恒不是只懂得对共产党歌功颂德的作家，他的杂文《榕阴集》有一篇写道：“陕北有首《芝麻油》的原生态情歌，抗日时被八路军宣传人员看中，遂改成《白马调》，有句这样写：“‘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儿嗨哟，一人一个女学生。’后来为歌颂刘志丹改成‘太阳出来满天下，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他带领穷哥们闹革命，呼儿嗨哟……’再后来这首歌叫了《东方红》。”吴有恒具有当年中共报人所不具备民主理念和世界视野，有一年他随全国记协组织的新闻代表团访问北欧，期间刚好遇到某个国家议会对政府总理不信任投票，导致总理下台、内阁解散。其他访问团成员对这一在中国不会发生的事件不敢触及，唯有吴有恒将这一事件写成短文，发表在《羊城晚报》头版，使得不知道民主政治的不信任投票为何物，不知道西方国家还有总理下台、内阁解散这回事的读者大开眼界。吴有恒主持复刊后的《羊城晚报》，由于他拥有广东省人大副主任的身份，使得省的宣传部门不敢轻易干涉《羊城晚报》的编辑工作。《羊城晚报》言论大胆，新闻报道触及尖锐社会话题和群众切身生活，成为广受读者欢迎、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报纸。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推动国有企业厂长、经理负责制，倡导民营经济等等，《羊城晚报》都走在舆论的前列。吴有恒曾撰写评论，呼吁政府“打开一扇门，让开一条路”，扶持私人工商业发展，使得广东省涌现出首批个体户，出现首批万元户。广东的城镇，顿时热闹起来，街上到处可见个体饭店、烧腊店，民众又能吃到他们喜爱的烧鹅、白切鸡、烤乳猪，摆脱了二十多年物质匮乏、生活不便的状态。由副总编辑许实执笔的专栏《微音》，言简意赅，切中时弊，最为读者喜爱，成为《羊城晚报》的一块招牌。

（七）

我1985年5月从《羊城晚报》深圳记者站站长职位调《人民日报》，任《人民日报》驻深圳特区首席记者。《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是中国最高级别的报纸，在中国从事记者行业，当上《人民日报》记者，可谓获得最高的荣誉感。

当年，据说《人民日报》是世界十大报纸之一，但从报纸的定义来讲，《人民日报》算不上一份报纸，它只宣教不传播信息，只掩盖或歪曲事实而不报导事实真相。中共称《人民日报》为党的喉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代表党中央向全党、全国发布党中央的指示，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报纸被赋予这样的定义。中共中央有一份下发各级党政领导人阅读、指令他们做什么、不准做什么的“红头文件”，《人民日报》是“红头文件”的扩大版，下发至最基层。悟性高的中国人读《人民日报》都反着读：如果报上说形势大好，那就一定是形势很糟；如果说前途光明，那就一定是前途暗淡。新闻学讲的是，事实是第一性，然后才有根据客观事实的新闻报导，但《人民日报》，包括中共的各级党报和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党的指示是第一性，然后才有根据党的指示的报导。党报采编人员被要求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尤其《人民日报》，“一致”前面还要加上“高度”二字。

中共夺天下、治天下，靠两杆子。枪杆子之首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笔杆子之首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人类进入网路时代，报纸式微，唯独中共《人民日报》地位无可取代，也非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可比。按中共的规定和中共的传统，《人民日报》社长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其他媒体没有这种地位。《人民日报》的评论代表党中央的声音，重要社论和评论员文章须经主管宣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甚至中央总书记审阅才能发表。《人民日报》由中共中央拨款营运，不靠广告和订费维持开支，也基本没有个人订户，其两百五十万份至三百万份发行量，全靠党规与行政命令公费订阅。即使不强制，机关、单位也都自觉订阅，不看《人民日报》，等于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要犯错误。

《人民日报》在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深圳特区设有记者站，在联合国和世界四十多个国家派有常驻记者。驻国内各地的记者有一半的任务是为党中央最高领导采写“内参”。中央领导有普通读者不得享有的知情权，“内参”如同向他們特供的食品一樣。新华社记者写内参的任务更重，占他们工作任务的六成以上。《人民日报》的“内参”名叫《情况汇编》，每天出版两次，列为机密或绝密文件直接送达中央政治局委员或政治局常委的办公桌上。民主国家的媒体，没有“内参”这个怪物，“内参”是专制国家媒体所独有。所谓“内参”，大多数是发生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阶层的负面消息，这些资讯在民主国家都是公开登在报纸上的，在中国只能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知道，老百姓甚至基层干部都不可以知道，他们没有知情权。《人民日报》记者成了天之骄子，除了《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属性决定外，还因为记者有写内参的权力。《人民日报》记者到任何部门和地方，那个部门和地方的领导都恭恭敬敬向记者汇报工作，不敢怠慢，他们知道，《人民日报》记者的一篇报道，一篇“内参”，可以影响他们的职务升降、宦海浮沉。1980年代的“内参”，大致上实事求是。我任《人民日报》驻深圳特区首席记者期间，曾撰写内参，反映当届深圳市政府急功近利，否定上一届政府的决定，强行改变机场选址，将机场跑道建在深圳大学教学楼只有九百米名叫白石洲的地方，白石洲对面就是香港鸟类保护区米铺，导致严重的噪音污染和飞行安全隐患。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带着这篇内参，亲自到深圳乘坐直升飞机考察，最后拍板，将机场迁回最初的选址宝安黄田。内参虽然是专制国家中国媒体的产物，但当年的内参能够如实向最高决策层反应基层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向上层反应的问题，也具有积极意义。不过时至今日，《人民日报》记者已不如从前那样令人敬畏了，内参也专挑领导爱听的话写。我的一位前《人民日报》同事对我说，如今的《人民日报》记者一个个被官员和老板收买，记者写一篇报道，价码动辄几万、十几万、几十万人民币，“内参”的价格更高。

而派驻国外的记者情况有所不同。这些记者约半数为《人民日报》派遣，半数来自中共中央调查部，如今中央调查部已改为中国国家安全部。由《人民日报》派遣的记者，由《人民日报》国际部管理，主要任务是新闻报道，也要负责搜集情报；而来自国安部的记者，编制归属国安部，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也采写一些新闻稿件以掩人耳目。我到《人民日报》不久，与同事一起参加一场追悼会，死者为驻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的记者，死于车祸。参加追悼会的一半人为调查部的官员和领导。我有点好奇，同事告诉我，死者是以《人民日报》记者名义派驻非洲的调查部官员，而非真正的《人民日报》记者。至于新华社与其他中央媒体派驻外国的记者，情况与《人民日报》大致相同。

《人民日报》还有一个重要部门群众工作部，群工部每天收到邮局送来的几麻袋群众来信，该部将群众来信择其要向中央报告，是另一种内参。每天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在《人民日报》群众接待室排队等候接访。群众来信和来访的民众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反映官员欺压百姓，社会不义不公，以及历次运动冤假错案得不到纠正。我到《人民日报》不久，住招待所，招待所在报社大门右侧，一天午休后回记者部上班，见大门正中处躺着一具尸体，尸体旁有一辆翻倒的轮椅，尸体发出烧焦的味道，被一块布覆盖着。原来是一位来自辽宁省辽阳市的女士，在文革中被打致残，冤案得不到平反；她多年上访，辽宁省有关部门把她推出门外，她来北京，到过中纪委、监察部、最高法院、检察院、公安部、总工会、全国妇联，那些单位把她的申诉转回辽宁省有关部门了事。最后她来到《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群工部工作人员接待她，收下她的申诉书。这位女士没有得到《人民日报》的即时答复，显然已经绝望，中午时分，女士离开接待室到报社大门口，将事先准备好的一罐汽油浇到身上，点着打火机，在一团火焰中结束了生命。自焚抗议在1990年代后成为中国民众包括藏人抗议中共暴行常常采取的极端行动，但在1980年代很少发生，发生在《人民日报》大门前的辽阳女士自焚事件也许是第一例。《人民日报》并无报道，公安部长亲自来会同《人民日报》社长查看自焚现场。《人民日报》和公安部共同隐瞒了这一起悲惨事件。但远在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不知怎样得到消息，报道了这一事件。

报纸是与政府相对立而存在的，唯有独立知识份子有资格成为报人。在西方社会，如果有哪一家报纸成天说政府的好话，一定为人所不齿、报纸难以生存。中国则相反：党报的编辑记者列为党政干部编制，捧的是中共的饭碗。《人民日报》的社长、总编，非常时期从中央部长、省委书记或军队高级将领调任，如曾担任社长的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钱李仁、吉林省委书记高狄、军委副总参谋长迟浩田，1968年10月到1970年9月，《人民日报》的社长、总编辑由“首都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担任”。从报人中升迁的，都先被中共打断了脊梁骨，包括在中国享有盛誉的范长江、邓拓。想维护自己人格清白的，唯有自杀，如邓拓。

《人民日报》创刊至今六十多年来劣迹斑斑，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它曾有一度辉煌，那就是1980年代，《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提出“报纸的人民性高于党性”并为之做勇敢实践之时。那时《人民日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推动解放思想，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倡导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因此成就了1980年代中国的黄金十年。我到《人民日报》工作时，1948年创刊之初就在《人民日报》工作的一些老编辑、老记者还在岗位上，他们仍保持着纯真的共产党人的理想和追求，并影响着报社的年轻一代。担任总编辑的谭文瑞、副总编辑王若水、陆超祺、余焕椿、范荣康，都是追随胡绩伟、《人民日报》一度辉煌的缔造者。许多后辈继承了他们的精神与人格，如吴学灿、张抒、宋斌，八九民运期间出版《人民日报》号外，披露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讲话。那次讲话：赵紫阳提出：“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中国的问题”。我到《人民日报》时，胡绩伟和接替胡绩伟的秦川已被免去社长职务，由中共中央联络部长钱李仁接手。钱李仁接手《人民日报》后，延续胡绩伟的办报思想，不过那已经是《人民日报》黄金年代的尾声，也是整个中国1980黄金年代的尾声。89民运中，《人民日报》一批老记者举着“不要再逼迫我们说假话”的标语，领着报社的中青年记者，到天安门广场游行；深谙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钱李仁不想记者们日后遭遇不测，挡在报社大门口，劝阻记者们，被老记者们一把推开。对于89民运，《人民日报》主张中央与学生对话，反对六四屠杀。解放军开进北京实行全城戒严后，报纸头版一连十天刊登北京记者站首席记者高新庆的短篇特写《戒严十日》，反映北京市民反对戒严的心声。6月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该报记者张宝林6月3日晚发自天安门广场、西长安街的报道《北京这一夜》，由副总编辑陆超祺签发，表达了反对解放军向学生和市民开枪的立场。总编辑谭文瑞，则是一位有几分书生气的报人。谭文瑞担任副总编辑期间，主管国际部，是赵紫阳的国际事务顾问。六四前，谭文瑞以生病为由住进医院，或许是抗议，或许是躲避，但最终未能逃过一劫，六四后他与钱李仁一起被免职。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海外维权网统计，至今有42名基督教（含天主教）牧者、同工仍被押被扣。其中近十人被判十年以上。

习近平上台后，中国的信仰自由空间紧缩，规模大、信徒多、具影响力的如山西临汾金灯台教会等，被以各种名义摧毁、强拆；又如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和其他同工、信徒骨干被抓，广东顺德盛佳家庭教会被冲击、传道人邓燕祥被抓判刑等。

维权网指出，42名被扣押者中，近十人被判刑十年以上。基督教华南教会（SCC）创始人、湖北人龚圣亮被判无期徒刑，在狱中遭酷刑折磨生命垂危，去年十月获释但遭软禁，被禁止外出和探视，至今未能返家，其所属华南教会拥有5万余名信徒，拒绝中共在宗教信仰上的专断管理。

维权网提及，罪名五花八门，从最初的涉嫌“邪教罪”、“非法经营罪”、“职务侵占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煽动颠覆政权罪”、“组织偷越国境罪”等，到如今常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和“诈骗罪”为定罪倾向。这种口袋罪，迫使不少家庭教会不敢也不能集体聚会，遭到严打迫害。

中国基督徒常被以“非法经营罪”和“诈骗罪”定罪

旅美时事评论员陈破空21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维权网统计的恐怕只是名人、代表性名单，不被外界所知被抓的信徒肯定更多。

陈破空提到，习近平大搞文革、毛左思想，反宗教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其心腹夏宝龙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专门破坏教堂、拆毁十字架，受到习近平嘉奖后，被派往香港当驻港澳办主任迫害香港人，实施港版国安法。

此外，陈破空指出，习近平在新疆大拆清真寺和月亮型标志，这是公然挑衅和亵渎伊斯兰教徒。他又在大西藏地区拆寺庙、关寺院，是文革时期打压宗教的翻版。

台湾的淡江大学外交系兼任教授张家麟21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说，维权网统计的应不是完整数字，官方也不会公布。此42人有41人是基督徒，仅1名天主教主教。在中国各种教会被逮捕的基督教牧师、长老、传道、信徒都有，有些较接近召会、长老教会，或属灵的教会。

张家麟举例：“如非法经营、诈骗罪等，法律罪名千奇百怪。习近平要求所有公安处理地下教会违法活动，都要找到法条。只要有人密报，地下教会集体集会一定被冲击、带头的被抓。这牵涉到集体集会的信仰自由，以及对牧师、传道、被逮捕判判、剥夺个人传教的自由。”

张家麟提到，过去中共对地下教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习近平上台后，宗教管制趋严，2018年起中国和梵蒂冈签署主教临时任命协议、时任已故教宗方济各写信给中国教区的地下天主教教徒，要他们地上化，加入所谓爱国教会，天主教地下教会在习近平主政这几年被清洗得相当彻底。

无神论的中共搞所谓“三自教会” 意在凌驾宗教之上

张家麟并指，习近平认为道教、佛教、民间信仰属“本土”宗教 ，比较支持政权的统治，相对宽松。

张家麟说：“不像地下教会躲起来做礼拜，外界也搞不清楚他们有没有支持习近平的统治。习近平的宗教中国化政策，要爱党、爱国、爱中华民族、爱社会主义等。国家价值凌驾在宗教自由之上。”

张家麟以联合国两项标准看中共对基督徒的迫害，一是个人因信仰、传播信仰被抓，一是政府对教会围剿、断水断电、查缉、封闭等。

陈破空指出，中共号称“无神论”起家，是所谓上帝的敌人、神的敌人，由无神论者领导宗教是一种亵渎。中共对任何宗教排斥，但在世界上，宗教有很强的传播力，中共忌惮，搞所谓三自教会、宗教中国化。在共产党管理之下，党领导一切。河南甚至出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的标语，滑天下之大稽。

陈破空提到，“邪教”是中共定义的，外人看中共才是邪教，中共心虚，想尽量不用意识型态定罪，但难以自圆其说，又怕得罪宗教组织，这几年以所谓社会治安等纯犯罪、非法经营、诈骗等罪名抓捕。就像鲁迅《阿Q正传》笔下的假洋鬼子，只准自己信仰，不准别人信仰；只准自己造反，不准别人造反。

陈破空提到，习近平无神论，其夫人彭丽媛则到西安大院礼佛，共产党人格分裂。佛庙在中国已世俗化，有些寺庙住持方丈包二奶、发大财、坐豪车，生活奢华淫乱。

习近平考察洛阳被认为政权不稳 日暮西山

近日习近平到河南省洛阳市调研，官媒报道，习近平转到白马寺、龙门石窟，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情况。

陈破空提到，习近平去看龙门石窟、白马寺至少已第二次，他遇到政治权力危机，走寺庙拜佛，很迷信很讽刺。中国如果还是大一统没有分裂为南北朝，佛教还传不进中国。这些宗教都是舶来品，都是中共所谓“外来势力”。

陈破空说，习近平宣称要保护的都是赝品，包括白马寺、龙门石窟、孔庙、黄帝庙等，早在文革时期已被毛泽东砸毁。现在看到的都是重新修建。

陈破空还说：“他（习近平）这次去恐怕有政治上的原因，洛阳象征太阳下落，毛一生不去洛阳，自称红太阳、领袖，有避讳。就像江泽民是江苏人，不去镇江，迷信会被“镇江”。习近平这次去洛阳抱佛脚不吉利，他想终身执政，成为继毛之后另一个红太阳，但却到洛阳，意思是差不多了、日暮西山该落阳了、收摊了。”

陈破空说，习近平怕死，洪水涛天时绝不会去，等风和日丽没问题时才去作秀。

陈破空表示，前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世时以为自己妥协能换来在中国传教，但亲共亲中如他，直到去世愿望也没有达成，与无神论、与魔鬼为舞，没什么可谈，应记取此沈痛教训。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台湾的总统赖清德自3月定调中国为“境外敌对势力”后，中国接连在台湾周边发动演训。在两岸紧张关系升温同时，台湾的海基会董事长吴豊山21日强调，两岸对话管道中断，但传话管道畅通。

台湾的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海基会董事长吴豊山周三列席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报告业务概况。

吴豊山在报告中，指出两岸对话的管道中断，但是传话的管道畅通。传话人士包含台商、两岸的专家学者及过去涉及两岸事务的退休政府高官。吴豊山对此表达感谢，“因为和平交流对话绝对是两岸共同的最高的福祉。对于有朝一日(两岸)可以恢复对话，我保持审慎的乐观。”

吴豊山：两岸和平发展是两岸领导人共同交集

在野的国民党立委张智伦在质询中，追问“审慎乐观”的理由，吴豊山回应，表示就中华民国而言，和平绝对是国家最核心的利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不是吗？他强调，战争没有赢家。对岸现在内政问题焦头烂额，一个友善还是敌对的台湾，对对岸比较好？过去一段时间，台海和平稳定已变成举世关切的共同问题。吴豊山认为，北京的领导人只要真正地考虑他们的国家利益，应该还是希望和平。

“我特别注意到现在对岸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跟我们赖清德总统之间，其实也难得有交集，两个人都公开讲希望两岸和平发展。这是历史的机遇，”吴豊山做上述表示。

另一位国民党立委徐欣莹继续追问，吴豊山所称的“传话管道畅通”，是由谁授意传话？

吴豊山表示，“没有人授意我传话，我没有主动要人家去传话，传话人都是主动来找我们，我认为这对两岸和平有帮助。”

徐欣莹再次询问，台湾的中央政府没有提出要求传话？吴豊山斩钉截铁回应“对，没有”。至于如何知道传话管道畅通？他回应，“很多人基于好意、基于协助，主动找我说可以帮忙传话，没有人授权我跟对方传话，可是因为我认为，对话管道中断情况下，有人传话，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台湾陆委会否认政府授权私下传话

徐欣莹在质询指出，两岸怎可暗渡陈仓，绝对不能传话，不能有不透明、不合法的密室协商管道。对此，她询问掌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政府是否授权传话？

邱垂正首先表示，“既有的沟通联系机制都维持住”，当被问到能否私下传话？他回应，“很多学者去大陆，他们有很多建议，包括台商……”

对于是否有所谓的“私下传话”，邱垂正反问私下传话“是法律定义、还是两岸互动日常？”他特别强调“截至目前没有官方授权，但是他们热心跟你讲这很多，来避免误解、误判，我们要肯定两岸之间……。”

徐欣莹提问，这是指对岸官方而言吗？邱垂正表示，“这种很自然反映意见的、来传对岸想法这很多，但没有我们授权叫他去，我们并没有授权。”

徐欣莹问：“是否能认同两岸之间不能有密室协商？”


邱垂正说：“那当然。”


徐欣莹说：“所有传达都有体制透明，否则怎知请你私下讲一件事，结果讲另一件事。所谓‘卖台’，这就是‘卖台’。”

徐欣莹说：“赖清德总统的‘大公司并购小公司’说法，是否已有私下传话？”

邱垂正说：委员不用过度衍伸、不必要讲读，两岸间互动应对等尊严、相互尊重。

邱垂正再三强调，两岸目前没有官方授权传话，但是未来是否有可能？他说，“要看情势发展，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两岸有利，要看情势发展。”

邱垂正继续说道，“一定要法制作业，不可能做到密室协商，没有这个空间。”他也同意无论何种情况，都要体制透明，而且要受到立法院监督。

赖清德520就职周年 中共海上灰色地带袭扰频上演

除了两岸是否有传话管道的话题受瞩外，在赖清德520就职前夕，台湾接连传出有中国民众驾驶橡皮艇登台。甚至在520当天，台湾的海巡署金马澎分署逮捕两名企图偷渡金门的中国男子，检方已声请羁押两人获准。台湾的海巡部门不排除这是中国利用偷渡案件进行认知作战。

台湾的国安局长蔡明彦周三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备询时表示，520前夕国安局已组成专案小组，针对中国对台的侵扰，做重点式的观察与研判。包括军事活动、海上灰色地带袭扰及相关资安侵害、认知作战，与争议讯息操作，台湾方面有完整的应处机制。

他强调，过去一周发现比较多的案例。首先是5月15日与16日中国海警船共4艘进入金门限制水域，此外又有偷渡案件传出，再有海峡中线以西水域近30艘中国“三无”渔船在周边活动，“因此海上灰色地带袭扰看起来是这次操作重点。”

至于在动机方面，蔡明彦分析，可能是刻意操作，挑选较容易登陆的海滩测试。另一个，透过微型的小艇，雷达不易侦搜，测试台湾海防应变能力以及上岸后应处机制。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过去五日，中国多地爆发集体讨薪事件，涵盖建筑工人、教师、环卫工与医护人员，反映出地方财政紧张背景下基层劳工处境日益艰难。同时，浙江一村庄强行向居民收取“卫生管理费”与“停车费”，甚至威胁不缴者将“锁车处理”，引发广泛争议与民愤。当地政府表示正在调查此事。

5月中旬，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古山镇墁塘村村委会发布通告，宣布自5月10日起，向全村常住与务工人员征收“卫生管理费”与“停车费”：成年人每年80元，儿童40元，汽车与三轮车每辆500元。通告还称，逾期未缴者自6月1日起将被“清查”，每人补缴200元至100元不等，车辆将被锁车，撬锁者将被“按破坏公物处理”。

该村租户李先生本周三（21日）对本台说，这项收费从未经过村民同意，也未召开公开会议讨论。“我是外来租户，根本没听说村民大会通过这种收费。原本在镇上居住，清洁费按户收，现在却按人头计费，属于典型的乱收费。”

村委会强收“卫生费” 被批敲诈勒索

有村民批评村委会此举是“赤裸裸的敲诈”。另一村民张顺（化名）对本台说：“我们这一家有五口人，每年就要交400元，根本承担不起。这还是共产党治下的国家吗？”

对此，郑州维权人士贾灵敏对本台说，村委会属基层自治组织，所有收费必须取得《收费许可证》，否则即属违法：“清理垃圾、收停车费必须获得政府授权。否则不仅是乱收费，还有可能涉及村干部与其亲属利益输送。”

本台周三致电古山镇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承认此事“在网上引发高度关注”，但表示需将采访请求上报市委宣传部，暂无法直接回应：“您这个问题在网络上关注度较高，我们在处理。您提出的问题，我们要上报市委宣传部，等待批准后才能接受采访。”

截至发稿，官方尚未说明该收费是否具备法律依据。

讨薪潮遍地蔓延 基层劳工维权无门

在村级乱收费引发争议之际，各地的讨薪潮也密集爆发。5月18日，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在河北石家庄一项目工地发生集体讨薪事件。工人们拉起横幅，抗议工资长期拖欠。一名工人向本台透露，自春节以来，公司多次承诺发薪却一再失约。“我们干的活又苦又累，一分钱都没少他们的，但钱却一直拖着。有的工友家里有人生病，急等钱救命。”

在广东阳信高速公路项目，由中铁七局承建的标段也因工资问题引发集体维权。5月19日，工人聚集项目部办公室前，要求支付被拖欠薪资。一名工人在视频中说：“我们就住在板房里天天守着，他们说了好几次发工资，连个日期都不给。”

广西南宁市，32名建筑工人因广西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拖欠工资，自5月16日起在公司门前搭帐篷、生火做饭，表示“准备长期抗战”。

教师、环卫薪资拖欠长达半年

除了建筑行业，教育系统也深陷欠薪泥潭。5月20日，山东枣庄市多名编外教师透露，薪水已被拖欠长达六个月。一位小学教师称：“我们月薪只有三千多，这半年靠借钱生活。”

同日，山西一位教师在社交平台“小红书”发帖称，学校要求追回自2021年起发放的年终奖，以及部分“课后服务费”，引发教师群体不满。

据海外社交媒体X平台账号“昨天”发表视频报道，5月19至20日，江苏南通海门市千里马绣花厂的工人连续两天到工厂以及老板家讨薪，但仍然没有拿到工资。5月17，浙江金华东阳市韵达快递工人连续两天罢工，讨要工资。16日，四川遂宁万象汇购物中心因中介“跑路”，多名保安在商场门口拉横幅讨薪。黑龙江七台河市龙煤集团下岗职工则于同日集体到市政府前抗议三个月未发放的基本保障、社保及医保等。

除此之外，医务与环卫系统的薪资问题也在浮现。在社交媒体平台，甘肃一名公立医院护士称月薪仅1300元，绩效奖金已四个月未发，生活陷入困顿。江西一名环卫女工哭诉：“每天早上五点上工，一干就是10多个小时，一个月才1400元。下辈子再也不做人了，太苦了。”

专家：稳定结构正在“反噬”自身

贵州大学退休教师张先生（因安全原因匿名）表示，地方债务高企与中央政策收紧，已严重影响基层财政运作，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一线劳动者与合同制人员，他对本台说：“过去讨薪的是农民工，现在是教师、医生、环卫工，这说明中国的‘稳定结构’正开始反噬自己。”张先生说，“他们是最脆弱的群体，一旦发声就会被打压为‘闹事者’，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想活下去。”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1980年代黄金十年的诞生

1980年代黄金十年是怎样诞生的？有人说是从1977年8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大上华国锋宣布文革结束开始，有人说是从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也有人说是从1980年8月26日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开始，这都对。但我认为，无论何时开始，中国有可能诞生黄金1980年代的前提是文化大革命结束。文化大革命，又叫“十年浩劫”，不结束文革十年浩劫，就没有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人民日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推动全国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确定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也就没有1980年提出的“改革、开放”，在毗邻香港的保安县设立“出口加工区”，也就是后来的深圳经济特区；也没有1988年4月26日进而将海南岛从广东省划出，独立建省，建成一个大特区；更重要的，也不会有党内外有识之士顺天应人发出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

因此，谈1980年代黄金十年，就有必要先谈文革。

（一）

文革开始于1966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我1965年2月进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文革开始，是我走出学校，踏进人生之旅的第二年。

我是文革前1965届高中生，比文革中的“老三届”高一届。我就读的广州市广雅中学，前身是清末洋务运动领军人物之一、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1949年中共建政后列为重点中学，学生以广东省党政军高级干部子弟为主，配备较强的师资，升学率高。升学率高的原因，除师资力量强，还有学生们都以未来中共革命事业接班人自励，学习刻苦认真，以及大学招生有对干部子弟优先录取不成文的政策。我的同学大多数考上大学，我在离高中毕业还差半年被招收进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因此我的同学在大学里闹文革，我的文革十年是在广播电台闹的。

文革开始。我和大多数青年一样，热情澎湃，以为中央真的出了修正主义，社会上牛鬼蛇神要翻天，我要以生命捍卫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是满腔热血没日没夜的写大字报，揭发和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首先要揭发批判的当然是广东电台的女台长田蔚，田蔚被抄了家，剃了光头。田蔚在中共延安时期担任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是中共广播事业的开启者。田蔚并不保守，文革前就锐意改革，提出电台的记者要像西方国家的广播记者那样，放下笔，拿起麦克风，生动活泼的在现场报道新闻事件。这一改革现在所有的电台、电视台都做到了，但文革前到文革期间，广播记者是要把采访到的新闻写成文字稿，交给领导审查后，由播音员一字一句的读稿播出；如果需要制作录音报道，被采访者的话也要写成文字，领导审查后，再交给被采访者一字一句的读出来。那时广播是报纸的有声版，记者的广播稿也是文字稿的有声版。田蔚台长曾随着中国广播代表团到欧洲访问，她看到欧洲国家的广播记者，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播记者，都拿着麦克风而不是拿着笔采访和作现场报道，于是回国便在自己领导的广东电台作改革试验。这种改革的必要性我也有体验，文革初期西德乒乓球队来中国访问，在广州体育馆与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比赛，我在现场采访一位德国运动员，他见我这位广播记者拿着一支笔记录他的话，好生奇怪，就用手比划要麦克风；我被他一比划，顿时尴尬了，翻译看我的尴尬模样，对德国运动员说了一番话，不知道他是怎么说的，为我解了围。田蔚的改革，并没有实现，文革期间，成了她的一大罪状。田蔚更严重的“罪状”，当然是在她主持广东电台期间，播出“封资修”和“文艺黑线”的作品，包括根据中外作家的著作改编的广播剧、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马师曾、罗品超、文觉非等被打成文艺黑线人物表演的经典剧目。批斗田蔚，事无巨细，都翻出来，我记得一个细节，就是她请来做家务的保姆，每天下班时间在窗口张望，看见田蔚回家走在路上，才去炒菜，以保证田蔚回家能吃上热饭菜，这竟然也成了田蔚的罪状。

田蔚的丈夫是王匡，国共战争时期任职新华社，1949年中共建政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长、主管宣传的广东省委常委、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兼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曾主持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和起初由广东省委管辖后来由中南局管辖的《羊城晚报》创刊。文革开始，王匡被揪来电台接受批斗，除了他对《羊城晚报》编辑记者发表的言论，强调报纸要多靠近群众、靠近生活，而被指妄图使党报脱离党性外，还因为他讲过的一句话：1960年代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容国团、庄则栋赢得世界冠军，那时中国电视不普及，每有中国运动员比赛，便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解说员宋世雄现场转播，全中国上下都围在收音机旁收听比赛实况。宋世雄在中国运动员扣球得分时，欢呼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此时收听广播的王匡不以为然了，他说如果下一个球扣出界外，难道是毛泽东思想的失败？王匡口无遮拦讲了一句大实话，这句话非常有名，使得人们几乎忘记了他还有更多走资派的言论。这句话成了他恶毒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罪状，一场场批斗会斗得他不亦乐乎。

我还参加过赵紫阳的批斗会。因为赵紫阳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他的批斗会在广州市越秀山体育场举行，看台上和看台下的足球场上坐满了人，规模盛大。造反派列举他的罪状多得数不清，他罪状中有一句话非同小可：有一年他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住北京饭店，乘电梯时，对同在电梯中的一位干部说：“天子脚下难做官”。这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不重要，被直接听到或间接听到的人揭发出来，便成为赵紫阳污蔑、攻击毛主席的一大罪状。不过赵紫阳不承认自己反对毛主席。文革期间，凡是被开大会批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无不被革命群众勒令低头认罪，唯赵紫阳绝不低头。批斗大会上，造反派喊口号“毛主席万岁”，他跟着举手喊；造反派把他的头按下去要他低头认罪，他倔强的昂起头来。造反派问他为什么不低头，他说自己的头脑里有毛泽东思想，不能低，造反派就不敢按他的头了。我在文革中参加过无数次批斗走资派的大会，在造反派面前不低头赵紫阳是唯一的一位。回忆自此，使人想起89民运中，赵紫阳宁愿丢官下台也拒绝下令向学生和民众开枪，六四屠杀后拒绝检讨不向邓小平低头。赵紫阳文革后期被流放到湖南衡阳一间机械厂监督劳动，后到内蒙古任第四把手，然后又调回广东，不久调四川任省委书记，于是就有了四川的一系列改革，和民间“要吃粮找紫阳”的赞誉。

田蔚、王匡、赵紫阳都是我的长辈，田蔚、王匡的女儿，赵紫阳的儿子，都是我的中学同学。文革一来，长辈便都成了我的阶级敌人、革命对象。

有些官员在文革中被群众批斗，也有官员平时作恶多端的原因。河南省官员在大跃进中，浮夸、反瞒产，无所不用其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刘少奇在山东提出来，在河南得到完全贯彻。时任省委书记吴芝圃不但全力贯彻这个口号，而且批斗对这个口号提出质疑的省长潘复生。三年大饥荒，全国饿死四千万人，河南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1959年信阳地区家家断炊，处处新坟，饥民“易子而食”。主政河南的吴芝圃，与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安徽省委书记陶希圣、山东省委书记舒同，都是当年最著名的酷吏。罪恶滔天的吴芝圃后来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继续当官。文革开始，河南造反派南下广州，揪斗吴芝圃，清算他在河南的罪行，当属正义之举。我父母家住广州市东山区，与中南局机关大院一街之隔，我看过河南造反派进入中南局揪斗吴芝圃的情形。吴芝圃1967年病死，1979年中共中央给他的结论竟然是“文革受害者”。

（二）

自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文革就由斗走资派迅速演变成群众斗群众。“八一八”后，红卫兵纷纷成立司令部，全国大串联，到各地煽风点火。不久江青号召造反派“文攻武卫”，武斗杀人之风更加猛烈，群众组织之间、人与人，互相杀戮，对“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大开杀戒，如同中国又发生内战，中国又成了屠宰场。广东的武斗，规模没有别的省大，像四川，群众组织把军工厂抢了，架起大炮、开着坦克车向对立派轰击；广东也没有发生像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县那样，一夜间杀光全县所有“地富反坏”和他们的子女；也没有像广西，解放军把数千群众逼进地下防空洞放水淹死，革委会、支左部队、基干民兵、群众组织，任意杀人，把“地富反坏”和他们的子女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剖腹挖心掏肝、刀剐、炸药炸、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学生们吃掉了自己的校长，基干民兵们强奸地主的女儿然后割下乳房下酒，女民兵队长吃掉“地富反坏”家庭青年男子的生殖器。但我在广东亲眼见到的文革人斗人、人杀人，也令人惊悚。

我工作的广播电台离我父母家隔着半个广州市。1967年8月的一天早晨，我骑自行车回父母家，一出电台后门，见马路旁的电线杆和大榕树上，吊着几具尸体。骑自行车一路走去，至少见到七八具尸体被吊在电线杆和大榕树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衣衫褴褛，有的穿戴整齐。人们都不敢上街，马路上空无一人，如同鬼域。隔天我听同事们说，他们也看到同样的情形，广州市那天的电线杆和榕树上，至少吊着三百具尸体。有的尸体被吊几天，没人收尸，也没有家属认领。这些死者都是什么人？为什么被吊死？谁把他们吊死的？五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没人给个答案。

文革期间，我曾经到广东境内的珠江中游西江沿岸采访，时常能看到有尸体在江上飘过。这些尸体可能是从广西飘来的，也可能从靠近广西、湖南县份的西江支流飘来，那些县也发生贫下中农杀“地富反坏”的暴行。西江上漂浮的尸体，被江水泡得肿胀，没人打捞，一直飘过广州市，漂到珠江口，被香港同胞打捞上来安葬。

1949年中共建政后，广播电台被定位为“党的喉舌”，文革中提升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发布和传播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声音，那时广播电台的地位高于报纸和通讯社。尤其林彪的“政变论”发表，林彪说：“凡政变都要首先占领电台”，电台的地位就更加重要。广东电台派一个连解放军把守，电台工作人员被重新政治审查，过去查一代，现在要查三代。电台虽然重要，但电台的编辑记者、技术人员，仍被归属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称作“臭老九”（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每年七八月间，电台工作人员都要集体下乡帮助农民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称作“双抢”。抢收、抢种不是目的，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是目的。有一年我和一百多位同事到广州市北郊区三元里附近的农村，住在一间小学的教室里，白天下田劳动，晚上在小学操场上参加贫下中农为我们举行的阶级教育大会，批斗村里的“地富反坏”和他们的子女。阶级教育批斗会开始了，只听到贫下中农的头头一声令下，十几位“地富反坏”和他们的子女被押上批斗台，有七十多岁的老人，有不到十岁的孩童。贫下中农的头头又一声令下，十几位贫下中农，手持木棍、扁担，一拥而上，朝着地富反坏和他们的子女暴打。一时间，台上一片哀号。一位七十多岁的奶奶用身体护着不到十岁的孙子，贫下中农把老奶奶一把拉开，先当着奶奶的面把小孙子打死，然后再打死老奶奶。不到十分钟，台上就没有了声息，十几位“地富反坏”和他们的子女个个血肉模糊，没有一个活下来。贫下中农头头再一声令下，血肉模糊的“地富反坏”和他们的子女被拖下台，血迹留在拖行尸体的路上。我是第一次看到人被活活打死，而且是十几个活人一起被打死，心剧烈颤抖，脑子嗡嗡作响。但这时，也是我和我的一百多位知识分子同事们表现无耻的时刻：我们在台下看着台上的残暴和血腥，连连振臂高呼：“坚决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当晚我睡不着觉，我的许多同事也睡不着觉，我想，如果当时贫下中农命令我们上台和他们一起杀人，我们会上去吗？我不敢往下想。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有人性，也有兽性，包括我。文革把人的兽性激发出来了，无论是工农兵还是臭老九。

残暴血腥也发生在广播电台大院。文革期间，电台至少有五人自杀死亡，多数是跳楼：人事科长从楼上跳下，皮带摔成两节；一位女播音员从宿舍五楼跳下，美丽的脸庞涌出鲜血和脑浆。电台干部轮流参加借用一间学校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住学生宿舍，学习毛主席著作让“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互相揭发批判。一天早上起床，听人喊有人跳楼了，那是文艺部的一位女编辑，她被彻夜批斗，责令她交代与“文艺黑线”的关系，交代她的丈夫——一位大学校长，贯彻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行。批斗会结束，已是凌晨，女编辑便从楼上一跃而下。活着的人对自杀的人也不放过，每当有人自杀，大家便要参加声讨大会，声讨自杀的人抗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自绝于党和人民，死有余辜。没自杀的革命群众也要随时小心瞬间变成反革命：电台技术部一位技术员在旧报纸上写大字报，写到“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打倒”二字刚好与报纸背面的“毛主席”三个字重叠，便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立即逮捕，押送监狱，他的生死，没人知晓。文艺部一位音乐编辑，是位作曲家，出于投身文革的热情，谱写了一首歌颂文革的歌曲《向文化大革命进军》，这首歌的标题有语病，是因为汉语的不严谨，他被指要向文革宣战，不由分说，逮捕下狱，文革结束才被释放。

电台的编辑和记者在工作中也战战兢兢。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台设备陈旧，新闻节目的稿源主要来自通过一部收讯机接收的新华社电讯稿，和用一部钢丝录音机收录抄写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些设备现代人很难想象是什么样子。收讯机把新华社发出的滴滴哒哒的信号变成数点，数点组成文字印在纸条上，收讯员把纸条贴上稿纸；收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的录音机，不是用磁带而是用一卷细钢丝，钢丝时常断开，要用钳子接起来。一旦有毛主席最新指示或《人民日报》社论稿件发来，如果收讯机信号微弱字迹模糊，或录音机钢丝断开接起来少了几个字，编辑和播音员便犯下篡改最高指示和党中央声音的大罪，等于走进了鬼门关，等待他们的就是手铐和监狱。

和全国其他省市一样，广东省的文革，所有的工厂、农村、学校、机关、街道，群众也分成两派：一派为造反派，一派为保守派，两派都宣称“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喊同样的革命口号，唱同样的革命歌曲，互相大打出手，甚至大开杀戒。平时在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亲密无间的朋友，甚至夫妻、兄弟姐妹、父母与子女，因为参加了不同派别的组织，反目成仇。我有一位从同一间学校被招来在电台同一个部门工作的女同事，她长我两岁，待我如同弟弟，家里有好吃的总不忘叫我到她家里吃饭，文革期间她参加了与我不同的组织。我这一派属保守派，受军管支持，有恃无恐，动不动就抓对立派的人批斗，我的这位女同学被我这派的人剃了光头，我看不下去，去制止这种肆意侮辱人的行为，但毫无用处。我在文革中被曾推举为一派的头头，在两派冲突中挨过打，也动手打过人。有一次我们这一派把对立派堵在一间办公室里，我拿起灭火筒向对立派喷射，使对立派的人，身心受极大伤害。文革中期，我因向军管提了他们对电台女性存心不良的意见，得罪了军管，我也对文革感到厌倦，便成了“逍遥派”，每天从窗户爬进贴了封条的图书馆，去读禁书，沉浸在中外名著中，从而没再犯下更多更大的错误和罪孽。如今七十岁以上的一代中国人，都经历过文革，都应该反省并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负责。不要仅仅声称自己是文革受害者，其实许多人也是对别人的加害者。我五十年前在文革中犯下的过错，铸成我对被我伤害过的同事、朋友，一辈子的歉疚，是我自己内心深处永远不能消除的伤疤。二十多岁的这份歉疚，折磨了我五十多年，我不能把所有过错都推给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也不能借口那时年轻愚昧而原谅自己；但我没有机会当面向他们说一声道歉了，我只能带着我的歉疚，走到人生的终点。我不信上帝，此时倒希望真有上帝出现在我面前，对我做人生的终极审判，上天堂也好，下地狱也好，让我再无歉疚的去到另一个世界。

（三）

广播电台死人许多是在广州军区对电台实行军事管制期间发生。派驻电台的军管组有数十人之多，大多数是团以上军官，军管组长是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军官组政委是驻防汕头地区的五十五军副政委。军管组不但夺了各部门主任、副主任的权，还从广州军区通讯兵部调来一批女兵和技术人员，接管了电台的电话总机、电波发射塔。军事管制下的电台，民众笼罩在恐怖气氛中，却丝毫不耽误军官们在电台猎艳渔色。广东电台曾设有广播文工团，文工团建制撤销后，演员们分配到电台各部门，电台有的是美女。来电台军管的解放军军官们，在军营里憋太久了，见到电台的美女，两眼发光，如饿狼见到羔羊般扑上去。那些被认为自身或家庭有问题的女人，是军官们首先猎捕的对象，这些女人的荣辱、去留、生死，都在军官们喜怒之间决定，拒绝与军官上床便要受审查、批斗、清理出电台。那时电台民众间暗中流传着军管搞女人的淫秽段子，淫秽段子在电台大院不胫而走，不堪入耳。有一个段子叫做“压断床板”，故事情节我不说大家也想得出来。直到一位女播音员因被军管组的军官奸污而自杀，军官们的性丑行才暴露出来：不仅仅一个军管，也不仅仅两个、三个军管，而是整个的军管组由红色变成桃色。事发后，为掩盖真相，广州军区把第一批军管撤走，换上第二批、第三批，军管组长先后由海南军区副参谋长、师政委、万山要塞政委担任。他们上任后，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前任军管在电台淫乱妇女遗留的问题，并管住现任军管裤裆里的那些事。

文革期间，我曾经到海南采访生产建设兵团。去之前，一位曾在海南工作的同行向我讲述海南兵团女知青的悲惨遭遇，我将信将疑，去海南兵团采访后，才知道实际情况比我的同行讲述的更严重。兵团按军队建制，连以上干部由现役军人担任，一个连长掌握着本连知青的命运。海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大多数来自广州。女知青们，为了离开穷困艰苦的兵团，甚至为了获得一张回广州探亲的假条，不但把家里寄来的食品献给连长、营长、团长，还得献上自己的身体，与连长、营长、团长睡觉。一到晚上，兵团的连、营、团长，就像皇帝“翻牌子”，翻到哪位女知青，哪位就得“侍寝”。兵团的军管随意奸污女知青的情况在新疆、黑龙江、云南等地的兵团同样不是秘密，凡有姿色的女知青，少有不被这些解放军糟蹋的。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将在文革初期为他冲锋陷阵的数百万城市中学生赶到农村去。广州的知青登上开往海南的轮船时，发表一封激情满怀告别广州的公开信，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乡上山，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结果，没过几年，许多男青年被累死了，女青年被奸污了，一代青年被葬送在兵团、农村的荒山野岭中。

我在兵团和农垦系统采访，到处听说兵团和农垦的创建者、后来当了国家副主席的王震，每到一个地方视察，都要年轻女人伺候。有一年我到湛江，住湛江宾馆，这个宾馆的前身是湛江地委招待所，一号楼用来接待中央领导。我与宾馆经理闲谈，他告诉我王震来湛江住宾馆一号楼，女服务员进去为他打扫房间或添热水，有点姿色的，进去就出不来。一天负责保卫王震的湛江市公安局的一位科长，见又有服务员进王震住的一号楼没出来，他担心首长的安全，推门看个究竟，见王震正在把女服务员衣服扒光，压在床上干畜生干的事。科长急忙向局长报告，局长臭骂科长，说：“老头子出来久了，你让他高兴高兴。再管闲事我撤了你！”那个年头，凡接待首长的招待所或宾馆，年轻女服务员都保不住自己的贞操。在北京，干部家庭绝不会把女儿送去人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养蜂夹道高干俱乐部、军队的京西宾馆当服务员；在各地，干部家庭不会把女儿送去省委、军区的宾馆、招待所当服务员。直到现在，这些场所的服务员，都是从偏远地区招来的农家女孩。

文革期间，地富反坏右，其中的“坏”，便包括有男女关系问题的普通群众，被解放军糟蹋过的女性，列入其中，他们往往选择自杀，以免受人世间的羞辱。一些被发现与性沾上边的人，如婚外性行为，或阅读过被认为是“黄色”的文艺作品，都难逃一劫。文革中，“性”只是普通群众的禁区，却谁也阻止不了毛泽东在中南海里游龙戏凤。权势熏天的中央文革成员暗中做着多少淫秽事也不为人知。与我同一个部门的一位同事，家庭出身贫农，党员，为人忠厚老实，保守党的机密守口如瓶。一天他突然被调去香港执行任务，谁也不敢问他去做什么，那当然是潜入敌占区执行绝密的神圣的对敌斗争任务。两年后他从香港回来了，回到原工作岗位，整天低着头，一脸的沮丧，没有外派干部常有的得意和优越感。他虽然守口如瓶，但人们还是打听到，原来他被派去香港，专门为江青收集和购买黄色书刊和电影，通过一个特设的渠道，直接寄给江青本人。至于江青看完给了谁，那就没人知道了。我的这位同事从香港回来，低着头一脸沮丧，说明他有羞耻之心，并且对党组织委派这个绝密任务充满疑惑。

普通百姓，被强制禁欲，谁被指犯有“男女关系”或“作风问题”的错误，如同犯下反革命罪，由此不知生出多少悲剧。文革前至文革，在城市工作的干部和工人，如果配偶在农村或在别的城市工作，一年只有十二天探亲假可以团聚，或丈夫探望妻子，或妻子探望丈夫；也就是说，夫妻结婚三十年，探亲假加起来，总共只有一年时间可以生活在一起。如果妻子在农村，要持大队或公社开的证明，才可以去城市探望丈夫，妻子住满十二天必须返回农村，否则城市里丈夫的单位便要收回提供的探亲房。我在广播电台新闻部有两位同事，男方的妻子在粤西偏远农村，女方的丈夫在江苏某城市，这一对孤男寡女，正值青壮年，长期相处，生出情愫，性欲难耐，便找了一个废弃的房间做起秘密夫妻。女方的丈夫来探亲，察觉妻子有了另一个男人，便逼迫妻子交待这男人的名字，威胁要向组织举报。被举报等于被毁灭，包括生活与政治生命。晚间两人睡在床上，待丈夫入睡，妻子操起一把柴刀向丈夫一阵乱砍。最后的结局是，丈夫被砍至重伤，我的这位女同事被判了二十年徒刑，男同事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返农村老家。女同事被判刑后关在粤北监狱，那座监狱关押了很多被判重刑的刑事犯和政治犯，我到粤北采访时，顺道去监狱看望我的这位女同事，没有见到。狱方告诉我，她表现良好，现在是犯人中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狱中犯人排演革命样板戏《白毛女》，她扮演喜儿。我听后苦笑。人有性欲，是人的本性，如果不是毛泽东思想对百姓禁欲，我的这位同事何至于杀人、入狱。

（四）

我因为出身好，所谓“根红苗正”，无历史问题、家庭问题，也无现实表现问题，因此文革期间，我没有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一直留在电台新闻部工作。留在电台工作虽然不受劳改之苦，但也不得清闲。每天上班要向毛主席早请示、下班向毛主席晚汇报；一遍又一遍的读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狠斗私字一闪念”。还要学会对着毛主席像跳“忠字舞”。跳几个简单的舞蹈动作本不难，但军管认为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跳的忠字舞体现不出对毛主席的“忠”，请来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教我们跳。教跳忠字舞的场地在饭堂，广州三四月间回南天气，类似江南地区的梅雨天，空气湿度近百分之百，饭堂的水泥地湿滑。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中，跳得正起劲，一位五十多岁的贫下中农妇女脚下一滑，摔倒在水泥地上，咔嚓一声，她骨头断了。人们去扶她，她一把将扶她的人推开，朝着毛主席像，举起一只手，喊道“不要管我，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紧！”就像解放军董存瑞手托炸药包炸国民党军队的碉堡高喊“为了新中国，前进！”，就像志愿军王成在美军阵地上对着步话机高喊“向我开炮！”，那般凛然，那般壮烈。此时，谁要去扶这位妇女，把她送去医院，谁就不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家只好眼睁睁的看着她凛然、壮烈下去。

一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记者们便要去工厂或农村采访群众“热烈欢呼”和“坚决拥护、坚决执行、坚决照办”；平时则要下工厂和农村采访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寻找那些学了毛主席著作，哑巴会说话，瘫痪病人健步如飞，罹患癌症不药而愈的事迹。当年《人民日报》有一篇报道《靠毛泽东思想治好了神经病》，成为范文，于是记者们下工厂、下农村采访，便去寻找这样的神经病人。有一次我去全国学毛著先进典型惠阳地区博罗县黄山洞大队采访，文革期间新闻单位要求记者下乡采访，要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边工作一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到了黄山洞，住在一位学毛著积极分子家里。他家徒四壁，只有墙上挂满毛主席像章和写满忠于毛主席的字句。他家睡觉没有像样的床，吃饭的桌子只有三条腿，饭是少量米掺大量红薯煮成，菜是一碟萝卜干，我在他家搭伙几天，从来没见过肉。菜一端上来，便爬满苍蝇，必须挥手把苍蝇赶走，赶紧夹几块萝卜干到自己碗里扒一口饭，此时苍蝇又回到萝卜干上，等到准备扒第二口饭，又得挥手赶走苍蝇。文革期间，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不敢养猪、养鸡，不得种自留地，越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单位越是穷困。但这位农民学毛著积极分子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每次吃饭都对我说：程同志，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了我们贫下中农幸福生活，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吃完饭我跟着农民下地劳动，见到田里的每个男人都脱了衣服光膀子，胸前的奶头上，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文革初期，毛主席像章做得很小，后来越做越大，大如人的半个手掌。硕大的毛主席像章挂在奶头上晃来晃去，看得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奶头是人体敏感部位，将毛主席像章的别针硬生生插进奶头，该忍受多大的疼痛。我虽然没有找到学习毛主席著作治好神经病的典型，但眼前毛主席像章挂奶头上晃来晃去的情形，是人在精神状态正常下做出来的吗？不是毛泽东思想治好了神经病，倒像是毛泽东思想引发了神经病。我就这样一边劳动一边采访黄山洞贫下中农，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见召开对“地富反坏”的批斗大会？他们回答：程同志，你来晚了，“地富反坏”都被我们贫下中农消灭光了。我听了，起完鸡皮疙瘩的身体又不寒而栗，眼前立即出现我在广州市郊区农村参加批斗会的情形。可见那样的残暴和血腥，不仅在一个两个村子，而是在整个中国的所有乡村发生。

责编：许书婷

台湾的总统赖清德于5月20日就职一周年发表谈话，谈到台美关税谈判仍在进行，他引用圣经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他的谈话未直接提及中国，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侵略者才是和平破坏者，台湾要以备战来避战。只要对等尊严，台湾很乐意跟中国进行交流合作。

赖清德20日在总统府发表就职谈话说，台湾和全球民主伙伴共享民主的价值，遵循自由市场原则，共荣发展，这是台湾最大的本钱，也是广大台商释放活力与能量的保护伞，更是台湾和威权体制最大的区别。他说，“长期以来，台湾和美国以及民主伙伴，积极交流合作，也彼此砥砺成长。朋友之间难免有摩擦，但终究能够磨合。”他表示，“台湾的经济路线很清楚，我们会以市场为导向，推动立足台湾、布局全球、加强美国的经济路线。”

赖清德：将向在野党主席进行“重要国安情势简报”

在内政方面，赖清德说，他始终愿意张开双手，努力促成朝野对话，加强政党合作，因此将指示国安团队着手规划，向在野党主席进行“重要国安情势简报”，期望朝野政党领袖，无论政治立场为何，都能够以国家利益为优先，以守护国家安全为前提，在相同的事实基础上，坦率真诚交换意见、共商国是，携手面对国家的各项挑战。

赖清德的谈话未直接提及中国，当记者问及如何维护台海和平，赖清德说，他坚定追求和平，侵略者才是和平破坏者，包括台湾在内许多国家是受侵略者的胁迫。他重申将持续强化国防力量，以备战来避战，达到和平目标。他并重申，“只要对等尊严，台湾很乐意跟中国进行交流合作，透过交流来取代围堵，透过对话来取代对抗，朝和平共荣的方向来发展。”

赖清德就职周年谈话未直接提中国 评论：将压力抛向北京

对于赖清德在就职周年未主动提及中国，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资深东北亚分析师杨晧暐认为，赖总统应该清楚中国通常会非常细部剖析他在就职周年的发言内容，在他3月以“境外敌对势力”定位北京后，这次520他应该认定没有必要在短期内，再次以强硬语气批评中国对台湾的施压。“相反的，若他可以避免在演说中提到中国，这将让北京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力，不知该如何对赖清德的演说做出回应。”

杨晧暐认为，赖清德此次谈话，不仅让台湾可以向国际社会证明自己并非升高台海紧张局势的一方，也将压力抛向了北京。

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诚说，“不必要的挑衅就不必要吧，因为你不说境外敌对势力也没有人认为中共是境外的友好势力。我觉得两岸关系就好像香港脚，就是擦药的时候会好一点吧，但是它永远不会根治。”“两岸关系就像慢性病，长期服用温和的药物。”

淡江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表示，“是因为过去一年两岸关系乏善可陈呢，还是因为现在的台湾所处的周边环境，多讲不如不讲，那么他自己有他的算计。”

南非施压台湾驻南非代表处 台湾外交警讯

自赖清德上任后，北京对台施压未曾停歇，特别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台湾最近的外交警讯是，南非政府分别在去年10月及今年1月两度致函台湾驻南非代表处，要求迁离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南非外交部官网3月将台湾代表处名称从“台北联络代表处”（Taipei Liaison Office）更改为“台北商务办事处”（Taipei Commercial Office），并将其列在国际组织驻南非名单之中，日前又迳行将台湾在比勒陀利亚代表处的地址删除，改为约翰尼斯堡地址，此外，南非还删除台湾现任驻南非代表栏位。

宋国诚认为南非受到中共的利诱和威胁施压，“它（中共）就是两手策略，一个叫利诱，一个叫做施压。”先将台湾的代表处降格，改名，再改地址，最后有可能关闭或是驱逐出境。“可能它接下来会在中共的压力之下，对于台湾采取更为赤裸的，而且是更为霸道的做法。”

杨晧暐表示，“我认为南非的案子凸显了中国正继续努力用其在非洲跟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来限缩台湾的国际空间。这种做法确实能达到一定的效果，台湾也比较难在这些国家作出有效应对。”

台湾的外交部长林佳龙19日在立法院表示，外交部很谨慎处理此事，不会认为危机已过，压力仍在，尤其南非今年主办G20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望出席，“今年内我们全部是处于警戒状态中。”

台湾面对的另一个外交警讯是，5月13日，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台湾在拉美的两个邦交国海地与圣卢西亚也出席会议。

黄介正认为，这可能是这两国基于其国家利益所做出的安排，可能是北京的压力，或者是它们周边国家给它们的压力。

宋国诚认为，中共拉拢这些国家是一贯的做法，但基本上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的意义。

责编：许书婷

今年是六四事件36周年，台湾是两岸四地唯一能举办公开悼念的地方。华人民主书院今年除了晚会以外，也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举办摄影展。在台的六四倖存者颜柯夫和吴仁华均表示，守护六四真相，能协助台湾社会认清中共残暴本质，提高对中共渗透的警觉。台湾的公民团体和在台港人、藏人加入声援，纪念六四的同时，对抗极权和跨境镇压。

华人民主书院今年在六四的晚上7时，于台北自由广场举办晚会，纪念六四屠杀36周年外，也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举办人权摄影展，展出多张当年天安门广场的相片，摄影展提早在本周二(5月20日)开幕，并邀请在台的六四倖存者颜柯夫和吴仁华出席。

已在台湾定居的艺术家颜柯夫，在1989年时是驻守天安门广场物资站的学生。他表示，当年学生们合力巩固民主女神像的手，以及北京市民对他们的支持等经历，记忆犹新。颜柯夫表示，作为倖存者，有责任继续传承当年的真相，也要提醒不了解真相的人，要看清中共的真面目。

颜柯夫说：“自由是很沉重的。我们作为参与者来讲，不是说因为要耿耿于怀于过去。对于六四来讲的话，我们对于六四都忘记就表示说我们的背叛，是对天安门广场那些死去的人们，包括现在的天安门母亲们的一个背叛。对我们来讲那是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的一件事情。对台湾也有现实意义，因为中国现在有一种假大空的形象，好像老百姓也过上好日子，其实在那个虚假的背后，中共本质上没有改变。现在横亘在文明与野蛮之间的那个墙就是中共，而六四这个事情是未来中国要走向自由化的一个迈不过去的门槛，必须要把这个真相公布于世。”

六四是中共禁忌 36年来不断有悼念者被起诉关押

六四时在中国政法大学担任老师的吴仁华表示，六四屠杀是震惊世界的人权事件，有大量的纪录和报道，但中共担心真相会影响统治，禁止民间提起和谈论，在过去36年，不少人因悼念和谈论六四真相而受到打压，包括他的学生浦志强。

吴仁华说：“在中国，六四屠杀事件一次是中共当局严密封杀的一个最敏感的话题。36年来很多中国人因为纪念六四，遭到了更各种各样的政治迫害。其中有我所熟悉认识的人权律师浦志强，因为纪念六四，结果被判刑和吊销律师执照。上海工人自治会王妙根一直坚持要求平反六四，直到今天，都还被关押在上海的精神病院。”

台湾接力香港延续六四悼念 警示台湾认真中共残暴本质

他表示，香港多年来肩负守护六四真相的责任，维园数以万人参加的烛光晚会，使全世界继续记住六四事件。但《国安法》让香港沦陷，最后一任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和副主席邹幸彤已被关押。台湾成为华人社会唯一能公开悼念六四的地方。他认为，台湾有必须记住六四的理由。

吴仁华说：“因为今天对台湾的民主体制，对台湾人民现有的自由的生活方式的唯一威胁，就是来自于中共这个政权。在台湾举行六四纪念活动，不仅是要悼念在这场人权灾难事件当中的死难者，而且是要彰显中共专制政权的残暴性。今天如果我们台湾人、台湾民众不认识到中共的政权的残暴性的话，如果失去了警惕性的话，这个对民主的台湾，是极大的一个威胁。”

晚会纪念六四同时关注跨境镇压 在台港人藏人齐声援

今年的纪念晚会除了纪念六四事件外，也包括抵抗跨境镇压和反对极权扩张的主题，多个台湾团体、在台港人和藏人团体也会参加声援。流亡在台的香港抗争者赴汤表示，参与六四晚会不仅是要纪念过去的牺牲者，也是要把香港等受到中共迫害的群体故事告诉世界。

赴汤说：“36年过去了，中共从来没有停止过压迫。而且手段越来越精密，范围越来越广泛，已经不仅在中国的境内，甚至渗透到海外。作为一名流亡者，我深深感受到这种跨境打压的真实与残酷。中共的眼睛、手脚早已渗透在我们的身边。作为流亡的港人，我们不能也不会沉默。我们要告诉世界极权没有国界，我们的抗争也没有边界。”

赴汤表示，在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香港人、西藏和维吾尔人正在饱受中共的迫害，自由的台湾能为流亡者提供举办抵抗中共活动的空间，希望各界在六四悼念过去的逝者，也要关注正受到中共跨境镇压与迫害不同群体。

责编：许书婷

在中国的公民记者张展首次被捕五周年之际，六十个国际人权与新闻自由团体联合发出声明（见附表），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对张展的持续任意拘留和即将到来的再度审判，呼吁立即释放她，并终止对公民社会的系统性打压。知情者说，张展案再度延期开庭。

世界各国人权与新闻机构5月17日联署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中国有关当局立即释放公民记者张展，再次让世人聚集于中国的人权与新闻自由状况。张展因2020年前往武汉报道新冠疫情初期真相而广为人知，她所记录的医院拥挤看病、居民恐慌和政府封控手段，曾一度成为外界了解中国防疫黑箱的关键窗口。然而，她也因此于同年5月被捕，并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四年监禁。

避开“六四”周年日 张展案延庭审

去年8月，张展再度被以“寻衅滋事罪”被捕。今年5月14日，正值她首次被捕五周年之际，张展却身陷新一轮的起诉。中国一名因个人安全原因不愿公开全名的刘先生，本周二（20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原定于4月份开庭，再次延期：“张展案又延迟开庭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快到六四周年日了，总之他们（官方）很紧张。”

本台曾经报道，张展自2024年8月28日再度被捕后，始终关押于上海浦东新区看守所。她在获释仅三个月后即再次遭羁押，原因是她赴陕西声援另一位被捕民主行动者张盼成，并继续通过社交媒体披露中国维权人士受压情况。

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对本台说：“张展去年5月13日才出狱，没多久，她要去探望一位同样遭受当局迫害的张盼成，就在途中被抓，并且再次以超期羁押的方式迫害她。她的案件久拖不判，无疑是当局不断的通过延长案件审理期限，长期把她羁押在条件恶劣的看守所内。”

民间团体声明促中国释放张展

据维权网报道，世界各国人权团体声明指出，张展的遭遇并非孤例，而是中国近年来打压独立媒体与异议人士的系统性操作之一。据“无国界记者”2025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全球180国中排名第178，仅高于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人权组织统计显示，自2019年起，已有逾百位和平维权人士被控“寻衅滋事”。该罪名也屡被国际法界批评为“口袋罪”，可任意适用于任何言行。

中国法律学者陆沉渊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局对于良心犯一贯采用长期羁押的策略是为了击垮当事人的意志，他说：“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说，让被告人获得及时审判是应有之行为，但是他们（当局）能拖延就拖延，包括人权律师谢阳案也如此对待。这样做违法了联合国组织制定的相关国际条约。”

联合国高度关注中国打压维权者

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早在2021年即认定张展首次被拘为非法，并呼吁中国立即放人。2024年11月，九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联名致信中方，要求保障张展及17位人权捍卫者的基本权利，防止其遭受不可挽回的伤害。然而，中方回应仍是“一纸空言”，声称其“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并未就具体关切作出回应。

去年3月4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蒂尔克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全球最新人权状况报告中也曾公开呼吁中方修改“寻衅滋事”罪，并释放所有因和平言论而遭拘押人士。多国外交部亦在双边会议中就张展案表达忧虑，但中国政府迄今未有实质让步。

对此，中国一位被吊销律师执业资格的前律师周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从法律角度而言，张展尚未被定罪：“她是无罪的，但是当局往往根据政治形势需要、政治气候的变化，在开庭前再调整控罪，但是羁押时间越长，被定罪的机率越高，因为如果判你无罪，你会提出国家赔偿，于是即使你无罪也会转为‘有罪’。预料张展这次被判刑期肯定超过四年。”

国际社会齐声谴责任意拘留

在此背景下，来自亚洲、欧洲及北美的60家团体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无国界记者、美国笔会、国际服务人权社、台湾人权促进会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罕见齐声发声。他们在声明中强调：“张展并未犯下任何国际公认罪行，却仅因行使言论自由权就遭到残酷迫害。她的拘押是对中国国际人权义务的公然羞辱。”

这些组织还呼吁联合国机构和各国政府，不仅要在高级别外交场合继续点名施压，更应在与中国开展执法及法治合作时，将释放张展等人作为前提条件。

此外，声明也敦促中国尽快提交逾期五年的《禁止酷刑公约》国家报告，并公开有关秘密拘留与“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机制的立法依据与实施数据。

有学者认为，张展案的再次发酵，不仅是对一位前律师、公民记者的压迫，更折射出中国在言论自由领域愈加紧缩的政治生态。在社交媒体遭严密审查、境内媒体噤若寒蝉的当下，张展坚持以肉身践行“记录即正义”的精神，也正是中国政府亟欲扑灭的“火星”。

责编：许书婷

附件：世界六十家人权与新闻自由团体声援张展名单

第十九条（ARTICLE 19）

公民权利同盟（Alliance for Citizens Rights）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台湾记者协会（Association of Taiwan Journalists）

柬埔寨记者联盟协会（Cambodian Journalists Alliance Association）

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 Association）

改变中国（China Change）

中国异议网络（China Dissent Network）

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

女性记者联盟（Coalition For Women In Journalism）

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CFHK）

保护记者委员会（CPJ）

挪威西藏委员会（Den norske Tibet komité）

对话中国（Dialogue China）

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台湾办事处（European Values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Taiwan Office）

保护权利组织（Fortify Rights）

前线卫士（Front Line Defenders）

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亚洲法律中心（Georgetown Center for Asian Law）

马来西亚独立媒体运动（Gerakan Media Merdeka）

全球支持西藏与受迫害少数民族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Tibet & Persecuted Minorities）

葡萄牙援藏组织（Grupo de Apoio ao Tibete-Portugal）

挪威香港委员会（Hong Kong Committee in Norway）

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

人道中国（Humanitarian China）

独立中文笔会（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查禁目录（Index on Censorship）

“保护人权捍卫者观察站”框架中的“国际人权联盟”（FIDH,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Observato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

国际人权服务社（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国际西藏网络（International Tibet Network）

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

法国基督徒废除酷刑组织（l’ACAT-France）

越南法律倡议（Legal Initiatives for Vietnam）

拒绝与种族灭绝为伍联盟（No Business With Genocide）

美国笔会（PEN America）

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

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

圣塔芭芭拉西藏之友组织（Santa Barbara Friends of Tibet）

苏格兰香港人（Scottish Hongkongers）

团结中国（Solidarité Chine）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

台湾人权促进会（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台湾外籍记者联谊会（TFCC）

人权基金会（The Human Rights Foundation）

瑞慈人权合作中心（The Rights Practice）

丹麦西藏支持委员会（The Tibet Support Committee, Denmark）

西藏行动研究所（Tibet Action Institute）

西藏团结组织（Tibet Solidarity）

爱尔兰西藏支持小组（Tibet Support Group Ireland）

西藏观察（Tibet Watch）

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

温哥华香港行动者联盟（VAHK）

温哥华支持民主运动协会（VSSDM）

维多利亚香港人协会（VHKA）

越新党（Viet Tan）

世界自由国会（World Liberty Congress）

“保护人权捍卫者观察站”框架中的“世界禁止酷刑组织”（OMC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Observato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

程凯生于1946年，生前曾担任中国《人民日报》社驻深圳记者站站长及《海南日报》总编辑。1989年时，《海南日报》在他的主持下，曾将《人民日报》将八九民运定性为“动乱”的“四二六社论”从头版头条下撤至第四版，并在中国当局开始在北京戒严时, 表达对赵紫阳的支持。其后，程凯遭撤职审查，被迫流亡美国。在美国时，他长期定居在加州湾区，积极投身中国民主运动。此外，他曾为自由亚洲电台担任过多年的特约记者。今年1月26日下午，程凯因身患白血病，在加州奥克兰去世，享年78岁。

本台获得家属授权，独家刊登程凯的回忆录“我的1980年代”。即日起陆续刊出。

六四，1980年代死亡的瞬间（续）

自5月19日开始到六四事件发生，《海南日报》的发行量直线上升，海口市各个售报亭，每天一清早就排着长长的抢购报纸的人龙，报社每天都接到无数索取报纸的电话。一时间《海南日报》洛阳纸贵，报纸的黑市价由每份三角炒到每份一元五角。我下令增加印数，增印两万不够，三万不够，增到五万份仍不够。我一直认为报纸办得好坏，唯一的评判者是读者，《海南日报》无非是在有限的程度内，讲了一点真话，表达了人民的一点心声，便受到读者如此厚爱，作为报纸的总编辑，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珍视的了。所以在这时候，中共海南省委也好，省委工作组也好，他们对我再多几次“严肃批评”，我都有理由“毫不在乎，充耳不闻”。

5月30日下午，趁省委还没有宣布撤销我的职务，我召集报社的编辑记者们开会。我对他们说：我至今仍认为《海南日报》前段方向是正确的，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对自己的选择后悔。我们用不着去总结什么教训，还是等待历史裁决吧。如果有人要追究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把追究者顶回去；我只要在总编辑的位置上，我则追究那些追究者。这是我在《海南日报》工作期间，最后一次以总编辑身份发表讲话。

到了5月的最后几天，首都局势极度恶化，学生和市民的血肉之躯抵挡不住坦克、装甲车。新闻封锁越来越严密，《海南日报》驻京记者已无法进行采访活动，新华社电讯稿也不再透露任何真实内容，一篇一篇电讯全是戒严部队的通告之类的文字。89民运期间，赵紫阳一派与邓小平、李鹏一派的博弈，有了结果。

5月27日，海南省委在省委礼堂召开全省县、处以上干部大会。会上，省委书记许士杰代表省委明确表示支持首都戒严，并公开谴责赵紫阳，点名批评我与《海南日报》。许士杰声称，《海南日报》在北京发生动乱期间的所有行为，都是因为总编辑程凯脱离并拒绝接受省委的领导而导致，一切都与省委无关。我坐在礼堂的第一排，与会者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此时证实了我三次要求面见许士杰被拒绝时我对他的估计：他利用《海南日报》赌博，他赌输了。他召开县、处以上干部大会，宣布我的“错误”，是做给中央看，试图保住他赌输后仅剩的一点赌本。

六四过后不久，省委下发文件，停止我党内外一切职务，责令我检查在北京发生动乱期间的严重错误，并宣布向报社派出工作组。

县、处干部大会后，省委书记许士杰单独召见我。我知道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对他说：我接受省委对我的审查：《海南日报》在胡耀邦逝世到六四期间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责任全部由我个人承担，与省委无关。但我提出一个要求：既然由我一人承担，那么，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也应该与报社的其他同志无关，包括处理版面的编辑和采访的记者。我希望许书记和省委向我作出保证：今后，如果追究责任，只追究我一个人，而不得去追究报社的任何人。许士杰清楚知道，这是我与他进行的一场交易：此时的许士杰惧怕我多于我惧怕他，如果他不答应我的条件，他怕我会把所有责任推到他的身上，灭顶之灾就立刻降临到他的头上。许士杰乐意我与他的这场交易，他爽快地答应了。

之后，许士杰果然兑现承诺：所有编辑、记者照常工作，几位参与处理版面的编辑后来还得到升迁。省委对我只审查不隔离，我只谈自己，不涉其他人，这是我与许士杰交易的结果。我有点得意了，觉得自己承担了所有责任，而把报社卷进这场政治漩涡的同事们都保护下来，做了一把敢于担当的男子汉。我自我感觉良好。报社大多数人也都理解我为了保全大家付出的代价。一位编辑给我送来条幅：上书唐人高适《别董大》诗：“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从89年6月后大约半年时间，我可以随意走出报社，外出逛街、见朋友，朋友们也可以随时来探望我；工作组找我谈话，态度温和，没有逼供信；我因办报的压力导致罹患心脏和肠胃疾病，海南省委与深圳市委联系，要求安排我的妻子停职留薪，来海南照顾我的身体和饮食起居，妻子的薪水由海南省委代发。海南省委也没有严厉处分我，许士杰打算降我两级，由正厅级降为正处级，到新成立的《海南年鉴》担任副主编。这部年鉴一年出一本，副主编是个闲职。主编由许士杰担任，他善待我却对我不放心，把我放到他的眼皮子底下。

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但我并非对自己的人生处境的巨大变化毫不在意。我觉得自己的所有理想、抱负已化为泡影。我对自己人生的前途感到茫然。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靠放在枕边的小录音机一遍一遍播放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来安定自己的思绪。

这时，我由于心脏和肠胃疾病越来越严重，我向省委请假，回深圳治病和休养，获准。5月31日，我登上飞机离开海南，先到广州看望我的母亲。

六四，1980年代死亡的瞬间

（三）

1989年6月4日，我在广州我母亲家度过。先返回深圳的妻子到广州来迎接我。我很久没有与母亲、妻子和一直由母亲抚养长大的女儿团聚了。我没有往常那样一家三代团聚在一起的欢乐。我脑子一片空白。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凝聚在心头，直到北京的消息传来，解放军的冲锋枪子弹射进学生和北京市民的胸膛、坦克车的履带碾压学生市民的身躯，我才明白：我凝聚在心头的是一种幻灭感。

几十年来，我对共产党的忠诚、我对解放军的崇敬、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我对祖国前途的憧憬、我对党中央的期望、我在1980年代的奋斗，随着六四的枪声，幻灭了，彻底地幻灭了。我极度痛苦，那痛苦犹如子弹射进我的胸膛、坦克碾过我的身躯。

解放军强行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消息，是6月4日早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萤幕上，起初只有文字和广播员的声音，没有现场画面；中午，萤屏上出现“清场”的片段。我一辈子忘不了坦克车把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耸立起的洁白的民主女神像推倒、碾碎的镜头，那镜头把人心撕裂了。在中国大陆，民主倒下了、自由被蹂躏，学生们、市民们、知识分子们真挚的爱国热情和改革愿望，被野蛮地强暴了。

我决定赶回深圳，深圳可以收看到香港电视和收听到香港的广播，能够了解更多真实信息。在汽车驶出广州市区的路上，我看到有学生穿着素衣、佩戴黑纱、抬着花圈游行，哀悼北京的死难者。汽车驶近深圳，我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国内电台反复播送戒严部队“清场”的公告，香港的所有电台都停止了正常节目，反复播报北京屠城的消息，和香港各界及市民对中共暴行的声讨，以及世界各国对中共当局的谴责。回到深圳家中，我收看香港电视，一幕幕血淋淋的场面，使人不敢相信发生在北京的残暴和无耻竟然是自称代表人民的共产党、自称人民子弟兵的解放军干的。中共近七十年历史了，它怎么竟像今天这样，成了人民的公敌，而被全世界憎恨、被全人类声讨！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我几乎原谅了它历史上的所有罪过：反右迫害了几十万知识分子原谅了；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国人原谅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也原谅了。我还可能继续原谅它今后所犯的一些错误，但是，在首都，开着坦克车，端着冲锋枪，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这是绝对不能认同、绝对不能原谅的。此时我忽然明白：中共，不是人民的党，而是法西斯党，我为我作为这个党的一员感到耻辱。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我的幻灭也来得太晚了。我忽然想起《海南日报》，我后悔早早离开工作岗位，再坚持几天不好吗？我一定会拼死为北京的血腥屠城写最后一篇社论，然后把笔掷向苍天。

回到深圳家中，每天都有朋友来看我，大家都有同样的幻灭感。朋友们告诉我，全国范围对民运人士的通缉和对新闻、文化界的整肃已经开始。凭我在《海南日报》的表现，是逃不过这场劫难的。民运人士为躲避追捕纷纷外逃的消息不断传来，大家都劝我早日离开这个国家。我对我的朋友们说：我不走，我还得回海南去，和《海南日报》的同事们在一起。6月中旬，我住进了深圳人民医院。我强制自己不去想任何事情，只希望尽快治好病痛，能有健康的身体去承受迟早要到来的劫难。

我没有想到海南省委这样快就派人来了：7月17日下午，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和宣传部的一位处长，进入我的病房，向我宣布中共海南省委7月13日作出的关于我立即返回海南接受审查的决定。海南省委并通过深圳市委通知医院，勒令我立即出院，虽然，当时我的病历上写着：胃壁有出血点向外渗血，心率不齐未见缓解。

那么，我与许士杰的交易还算不算数呢？六四屠杀后的局势比六四前更为严峻，全国对媒体整肃的势头令许士杰胆寒，《海南日报》在被定性为犯“舆论导向”错误的新闻界中，“错误”最为严重，他想保我未必保得住，他首先得保自己。

六四后不久，中央派专机把许士杰与省长梁湘接到北京，对这两个人进行了审问。许士杰过了关，他向中央“揭发”了梁湘的问题，将《海南日报》的问题推脱干净，搭乘原机与监察部长魏健行率领的中央工作组一起返回海南。许士杰继续担任省委书记，梁湘被送到北京郊区西山关押起来。返回海南的许士杰觉得自己已经解脱，他不用怕我什么，无须信守对我的承诺了。

接着再说我自己。在海南省委派来的两位处长“陪同”下，7月25日，我登上了飞往海口的班机。从那时起到90年1月，整整半年时间，我所料到的一切都发生了，我所没有料到的一切也发生了。

回到海口第二天，专程赴海南查处梁湘问题的中央监察部长尉健行和中纪委华南组一位姓张的组长便找我谈话。他们要我揭发梁湘，遭到我的拒绝。我对尉健行说：“梁湘是个好干部，我没有什么要揭发的。如果你们一定要我揭发，我只能说他的好话，你们却不爱听。”

话题转到我及《海南日报》在“动乱”中的表现，尉健行说：“你知道你的问题严重吗？动乱期间，你主持的《海南日报》，即使高自联来办也不过如此。”

我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不知道高自联怎样办报。我所主持的是党的机关报，我是按照我所理解的党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来办报的。我看不出我有什么过错。”

尉健行说：“你拒绝揭发梁湘的问题，又拒绝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劝你想想你自己的后果。”

我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回答道：“这不用你劝，我早就想过了，无非是罢官而已。尉部长，我倒想奉劝你几句话：你曾是胡耀邦时代的组织部长，为平反冤、假、错案做过许多工作。你应该珍惜自己，不要制造新的冤、假、错案。”

谈到这里，尉健行失却了修养，他愤怒的拍了桌子，说：你这样的态度，话怎样谈下去！而我，也不顾不得什么修养了，说：不谈，那我就走了。我站起来，拂袖而去。姓张的中纪委组长，站起来打圆场，把我拉回座位上。尉健行后来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我为我能怒怼这样一位大人物而感到荣幸。

我怒怼魏健行的后果是严重的。当天晚上，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来到我的住所，责令我端正态度，深刻检查。并规定：在对我进行审查期间，有事外出，必须经过批准。接着，进驻报社的工作组，积极开展工作，他们一共找了报社的一百二十多人谈话，写出《关于程凯同志在北京动乱期间所犯错误事实的调查报告》。10月25日，中共海南省委正式发出文件，指我“在学潮、动乱和暴乱期间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继续审查”。10月25日上午，省委召开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宣布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不允许我参加大会，而是把我带到省委组织部，由一位副部长单独向我宣布省委的决定。

12月底，《海南日报》党委指示我所属的报社总编办公室党支部，表决取消我党员重新登记的资格。六四后，中共所有党员必须重新登记，没有被允许登记的等同于开除党籍。我本是《海南日报》的党委书记，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作为党员参加支部会，等待党员们表决。总编办党支部共十位党员，表决结果，五位同意不予登记，四位反对。我对于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尚能接受，我有点知识分子的清高，并不眷恋官职，但把我清除出党，却无法接受。我从小在共产党的培养下长大，从戴红领巾到加入共青团、参加共产党，中共的毒液已经浸透了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离开了共产党等同于失掉生命。散会后，我丧魂落魄，大失常态。过一会我突然想到，党员表决时，我也有一票，我为什么不举手反对呢？加上我这一票，就是五比五，不过半数，或许我重新登记的资格就能保住。我立即找报社代理党委书记申诉，要求重新投票。代理党委书记说，不予我重新登记，是省委的决定，报社党委只是执行，党支部走个形式。我醒过来了，心情平复下来，逐渐接受现实。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的失态，是多么的可笑、可悲，说明离开中共体制，获得崭新的自我，是多么的不容易。

那一天宣布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后，我独自一人坐在自己的宿舍里。平时，我这间只有一房一厅的陋室每天宾客盈门，此时格外的冷清和孤寂，不再有人来看我一眼，不再有人给我打个电话。我感到孤独和绝望，那时哪怕有人在我面前划一根火柴，我也会感到敞亮和温暖。傍晚，电话突然铃响了，这是那一天唯一有人打来电话。我拿起听筒，电话的那一头传来母亲的声音。原来，新华社当天上午便向全国发布我被撤职的消息，我是全国唯一被撤职的省委机关报总编辑，下午出版的《羊城晚报》在头版刊登了这个消息。晚报下午五点左右送到我家。《羊城晚报》是我曾经工作过的报社，母亲从她订阅的晚报中得知我被撤职的消息。我母亲是一位老革命，自父亲去世，她便独自支撑我和弟妹的人生。母亲历经过中共党内的残酷斗争，她清楚我因六四被撤职对于我意味着什么。

我母亲在电话中对我说：“儿子啊，你不用告诉我什么，妈妈什么都知道了。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妈妈为你感到骄傲。妈妈知道你人生遇到劫难了，你一定要挺住。妈妈只要儿子，妈妈不要你那个官。儿子你记住，今后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妈都和你在一起。”

我握着电话的手颤抖了，我流下了眼泪，那是我自89六四以来第一次流泪。我对妈妈说：“请妈妈放心，即使所有人都离我而去，只要有妈妈和我在一起，我就会坚强的活下去，坚定的走下去。”自1990年2月我离开中国，直到2018年1月28日妈妈去世，我再也没有见过妈妈。但我觉得，尽管我和妈妈天各一方，但妈妈每时每刻都和我在一起。

我是家中的长子。母亲希望我长大后成为医生或者工程师，治病救人或者造机器、盖房子。当我选择当一名记者，她虽然未曾表示反对，但我从地方报纸的记者当上《人民日报》的记者，从一名记者当上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的总编辑，她却从来没有对我的“长进”给予正面的评价。我知道母亲对我从事的工作的正义性抱有怀疑态度。而母亲终于毫不含糊地支持和赞扬我的人生选择，那是在1989年因六四屠杀我被撤职以后。

随着整肃的升级，我不但失去自由而且失去了安全，我随时可能被捕，我不得不辞国流亡海外。从我辞国流亡之日起，到母亲病逝，母亲从没有对我讲过她的遭遇，但我至少知道我离国之初她的勇敢表现，她痛斥海南省委派来逼迫她讲出我的下落的官员，她说：“回去告诉你们的许士杰书记，我好端端的儿子到海南工作，现在去哪里了？请许士杰把我的儿子还给我！”

漫长的母子分离，母亲灰白的头发变成了满头银丝，健步行走变成了轮椅代步。初时我每次与母亲通电话，她都要向我倾诉对我的思念，但去世前的几年，她不再讲了，而是滔滔不绝地讲她的生活如何好，叫我一百个放心。我明白母亲的心思，海外政治流亡者回国是遥不可及的事，她知道，也许直到她生命终结，母子都不能再见上一面。母亲宁愿自己把对儿子的思念之苦压抑在心底，也不要让这思念之情再折磨我。母亲的刻意回避，使我觉得与母亲的通话已不再真实，我知道母亲比过去更加绝望了。

母亲于2018年1月18日去世。母亲在弥留之际，弟弟妹妹守在她身边。此时他最想见到的是二十八年朝思暮想而不能相见的我。我多次向中国领事馆要求准许我回国尽孝，并保证：除了与弟妹一起陪伴母亲，不会见任何人、不发表任何言论，不参加任何活动。但始终得不到回复。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心中的悲怆已经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达。

六四，1980年代死亡的瞬间

（四）

半年之久的软禁和审查，是我的人生经历中，思想感情最为波澜起伏的时日。这半年，是在极度的思想、政治压力下度过的。

审查中，一些我过去提拔、重用的人，如今为表明与我划清界线，对我落井下石。如我任职《海南日报》期间，从无任何经济问题，偏偏有人向工作组揭发我贪污了一笔数额五十万的资金。经工作组调查，证实那是我通过在香港霍英东体育基金会工作的朋友，拆借的一笔钱，用于向四川宜宾造纸厂紧急付款，购买印刷报纸的卷筒纸。我接手《海南日报》之初，省政府向报社的财政拨款每年只有三百万，使得报社常常处于资金周转不灵的状态。半年后，报社现金周转情况好转，这笔钱已全数归还。我感谢工作组，他们实事求是调查了我的经济问题，还我一个清白。我原谅了对我落井下石的人，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他是《海南日报》二百多名员工中的个别人。

对于省委要求我必须“深刻检查”的责令，起初我决意抵制，因为我从未感觉到我有什么错误，更谈不上“犯有严重错误”，后来，越来越重的压力使我渐渐承受不住，我不想已经十分严重的后果会愈加严重，我有时晚上会梦见自己被戴上手铐送进监狱。强大的压力，会突显出我性格中懦弱的一面，我写出一份检讨，承认自己犯了“舆论导向”的错误。“舆论导向”错误，是六四后中共整肃新闻界，每个报纸负责人都必须检讨的错误。我的检讨，自然被工作组指责为“极不深刻”，而我却为自己的懦弱惭愧得无地自容。我发现，以违心的检讨去换取宽容，内心所承受的痛苦比承受外部压力更加沉重。我郑重地告诉工作组，并请他们转告省委：我不会再多写任何一个字了，请他们看着办吧。

经受审查的半年多时间，我不想让自己的精神垮下来，我不断地激励自己乐观豁达地面对已经来临和将要来临的灾难。我写下古人陈继儒《幽窗小记》中一幅对联压在书桌玻璃板下：“宠辱不惊，任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看天上云卷云舒。”这确实是我当时心境的写照。我乃一名记者，年仅四十出头，当上新闻官，官拜厅局级。为官数年，我看够了中共官场的卑鄙与龌龊，撤职查办，对我难道不是一种解脱吗？我可以超然领略“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的景致了。于是我拼命的读书，六个月间，读的书比以往六年还多。我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写作计画，写出了三万多字，可惜书稿全遗留在海南。我也知道，我无法强迫自己完全乐观豁达，我摆脱不掉心中萦绕的另一种情绪：我不知道国家将来会坏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我将来该走向何处？一想起这些，我就会悲观、沮丧。

幻灭中能给我以鼓励希望的，还有与我不离不弃的朋友。那时，一些平时与我来往密切的朋友，急于与我划清界限，而一些平时较少来往的朋友，却找上门来。如果没有六四后的经历，我也许领受不到人与人之间在患难时显现的这种极为真挚的情谊。

我有一位二十多年前在广播电台工作时的同事，名叫沈发扬，我是记者，他是音响师。那时我们都二十来岁，文革中分属两个不同的派别，斗得死去活来，我们这一派占了上风，他没少吃我们这一派的苦头。二十年间我与沈发扬没有联系，二十年后我到《海南日报》当总编辑，他带领一支小型歌舞演出团到海南海口市“走穴”，然后承包一间歌舞厅连同餐厅。在海南期间，双方各忙各的，虽互有来往，但不多。我被整肃后，他来看望我了，每次来都给我带些好吃的，陪我说说话，陪我下几盘棋，并且一次又一次的请我到他的歌舞厅连同餐厅去，给我最好的招待。10月，我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的一天，他又把我接到他的歌舞厅连同餐厅，专门为我举办了一场舞会。他的歌舞厅拥有一支乐队，乐队有一位青年歌手。舞会开始了，青年歌手演唱前，向着所有宾客，讲了一番话，至今我每句话都记得。他说：“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尊贵的客人，他是原《海南日报》总编辑程凯先生。过去我们不认识他，北京出事了，他因坚持正义与良知被撤职，于是我们认识他了，他成为最值得人们尊敬的总编辑。今天我的歌是献给他的，我真的很荣幸，能为他演唱；我献唱的这一曲《一剪梅》，他一定喜欢。”青年歌手讲完，走下台来，为我献上一束鲜花，全场起立为我鼓掌。歌声响起，女士都来邀请我与她们共舞。

青年歌手有一副清亮甘甜的嗓音，乐队伴奏响起，我听他唱道：

“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挡，总有云开日出的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这位歌手的赞誉和歌声，令我感慨万千。我感谢我的朋友沈发扬，我感谢这位青年歌手，面对他们，我感悟到我与《海南日报》那一程悲壮经历的意义，感悟到我的人生在那一程悲壮经历中显现出的不菲的价值。

以后，我没有机会去听这位青年歌手演唱了。我不久走上了辞国流亡之路。从那时到现在，《一剪梅》的歌声从没有在我耳边消失，那是青年歌手为我唱的一曲我生命的圣歌：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伊人飘香。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此情长留心间。”

我的老友沈发扬二十年前移民美国，投靠女儿，居住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我曾两次去探望他，每次都打听那位青年歌手今在何处。沈发扬告诉我：他是中国北方一个省歌舞团的歌唱演员。小乐队解散后，人各奔东西，融入茫茫人海，现在他站在你的面前，你也未必认得他了。

我还有一位朋友名叫周宽，他是海南华信公司总经理，华信公司隶属国家电子工业部。周宽在广东担任南海石油服务公司总经理时我们便认识。周宽与六四后主管宣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是莫逆之交，他俩是在1959年北京建人民大会堂时结下的友情，那时李瑞环是大会堂建设的青年突击队长，周宽是国家建委的官员。两人友情之深从一件事可见一斑：李瑞环到广东，首先要见的不是省委书记、省长，而是周宽，两人见面可以促膝而谈到深夜。我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周宽常常派车把我接到他的公司，与我聊天，请我吃饭。他邀请我到华信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他说：“你来吧，我给你恢复党籍。如果觉得担任我的副手委屈了你，那么就在华信挂个名，去组建一个独立的公司，全权负责一个大项目的开发。”这当然是周宽的好意，但并不现实。大约在89年的12月中旬，周宽兴奋的告诉我，他近日见到李瑞环，向李瑞环讲述我的情况，李瑞环说：“新闻界负责人犯舆论导向错误，是全国性的问题，为什么海南省委对程凯的问题处理得这样重？”周宽督促我，赶快向李瑞环写申诉书，由他交给李瑞环批示，争取重新出来工作。

这的确燃起我的幻想。可是，这份申诉书怎样写呢？我不能坚持我那时是正确的，是写这份申诉书的前提，不然就给李瑞环出了难题；我必须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至少是犯了“舆论导向”的错误，才能获得李瑞环的认可，获得宽大；重新出来工作又如何工作呢？我将去传播袁木的谎言，歌颂邓小平的英明果断，宣扬“平暴”的胜利，粉饰六四镇压带给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与太平。这无疑让我用放弃信念和接受人格的屈辱换取丢掉了的官职。想到这里，我耳根发热了。几天后，我告诉周宽，我感谢李瑞环过问了我的事情，但我没有什么可写的。我对周宽说：我是为国家的民主、公义和改革、开放奋力一搏后的失败者，我没有过错，也没有冤屈，因此谈不上申诉。周宽听了，长叹一声，对我表示理解，也表示惋惜。

谢绝了周宽的好意，我对许士杰安排给我的《海南年鉴》副主编的职务也没有兴趣。我决心远离官场、离开海南。我能做什么呢？

1990年元旦过后，转眼间春节将至。我职务撤销，党籍开除，对我的审查应该告一断落了。审查期间，我的病情恶化，心率过速，呼吸困难，胃壁糜烂，导致便中带血。我思念我的母亲、女儿和为我承受精神压力的太太。我要求请假回广州、深圳治病。有人在暗中向我伸出援手，我请假意外地获得批准。1月21日，我回到了广州，春节后，我又回到深圳家中。我已经不能到医院住院了，因为没有人签字为我报销住院费。我在家中静养，定时吃药。趁在深圳养病的机会，我为自己寻找出路。

去教书吧。我想起深圳大学成立了中文系，中文系设有新闻班，我觉得自己可以到深大中文系教新闻写作和新闻采访。于是我便去找我的朋友深大校长罗征启。罗征启原为清华大学副校长，深圳大学创办者之一。那是个星期天，我到罗征启家，向他说明来意，他笑了，说他已经因支持深大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示威情愿和反对六四镇压被撤职，与我同病相怜，但爱莫能助了。罗征启现在除了写检查，就潜心研究《易经》，颇有造诣，能够运用阴阳八卦预测天气。罗征启为我这个新闻人才成了无业人士而不平，问我要不要为前程卜一卦？我摇头摆手，离开了罗征启的家。

我真的不靠中共的体制，就无事可做，日子就过不下去吗？有一天，曾担任三亚市市长、后任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局长的程浩来探望我，他六四后也被免职，回深圳，赋闲在家。程浩对我说：“程凯你别着急，烂船还有十斤钉，我们一起来办公司，你有关系，我有经验，发大财给他们看看。”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能够办公司发大财的料，不过如果实在走投无路，也只好试试了。

但是，过了不久，办公司发大财的路子也被堵死了。

春节过后，我突然接到海南高层一位朋友的电话，他告诉我，新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过问了我的问题。起因六四以后，中央决定加强对全国青年的教育工作，以防止天安门学生运动那样的事件再发生，为此召开全国青年工作会议，各省由一位主管青年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和共青团省团委书记参加会议。江泽民接见出席会议的各省官员，听取汇报。当海南省团委书记汇报时，江泽民打断他的话，问道：《海南日报》五一九以后还公然刊登赵紫阳的照片，问题严重，处理了没有？海南省委副书记和团委书记不敢耽搁，会后立即向海南省委常委报告江泽民对《海南日报》的批评；省委常委更不敢怠慢，立即开会，决定对我的问题加重处理。省委书记许士杰变了脸，批示：对程凯和《海南日报》中动乱期间的问题，要彻底查清、严处，向中央报告。打电话给我的这位朋友说：省委很快会派人押解你回海南，你不如当机立断，自我流放吧。你还有什么留恋呢？快走吧。说完，便挂断电话，他是冒着风险打这通电话给我的。

押回海南，重新处理？怎么处理呢？逮捕吗？劳改吗？最轻的处理是下放到五指山农村监督劳动。我在调海南工作之前，作为记者，曾多次到海南采访，去过五指山区。那里许多乡镇不通公路，要走几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路上要把衣裤扎紧，不然山蚂蝗就钻进身体里吸血。五指山深处的乡村只有两条线与外界相通，一条是手摇电话，一条是县广播站的广播喇叭。想到我难逃一劫，人生很可能毫无意义的断送在五指山区，我不寒而栗。

1990年2月16日，我的一位香港朋友来我家，他是我的中学同学，如今是中共派遣到香港从事特殊工作的人员。他不知怎么得到我将被重新加重处理的消息。朋友对我说：你想活下去，就不可回海南了，出国吧，一切由我们安排。我说：让我想一想。他说：没时间了，海南随时来人，你只有一天时间做决定。

2月17日，我的朋友又来。我经一夜思考，虽然想不出逃亡的未来会是什么样，但我明白，回海南，未来等着我的一定是毁灭人生的厄运。我于是答应我的朋友：那就走吧。

命运的改变常常是一念间决定的。这一念间，改变了我的下半生。我从此与中共决裂，辞别了我的祖国，离别了我的亲友，也结束了我的1980年代，开始了当年的任何一位共产党官员都不曾有过的人生旅程。

2月18日，当我跨出国门的时候，我想起李白的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我笑了，笑得苍凉而凄楚。我回过头望一眼我的祖国，心中只有一句话：祖国啊，保重！我走了，我真的走了。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一对中国籍父子16日驾驶橡皮艇横渡台海到台湾，遭逮捕送办。无独有偶，18日一名抖音网红上传视频宣称，驾驶橡皮艇偷渡到台湾海滩，并插上中共五星红旗，来去自如返回中国。在台湾的总统赖清德520就职周年前夕，台湾边防安全成为热议话题。

台湾海巡署16日发布新闻指出，16日第八岸巡队接获通报，2名中国籍人士自称搭乘橡皮艇从桃园观音海水浴场左侧沙滩上岸。北部分署立即实施滩岸搜索。

这两名中国籍人士为父子，上岸后报警宣称要“投奔自由”，经带回侦讯，父亲遭桃园地检署向法官声押2月获准，而少年则暂时责付台湾的移民署。

海巡署表示，这对父子驾驶的橡皮艇长度仅3.3公尺，雷达无法有效侦测，另近期中国不断以各种手段测试台湾方面反应，军演时更搭配小型目标偷渡，不排除是中共灰色地带袭扰。

台湾海巡应结合渔民通联 整合有效海域监控系统

台湾的国防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室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现在鲜少有人再用“投奔自由”理由来台，若真有自由投奔的意图，应能提出更多具体细节。过去也曾有类似案例，例如前解放军潜艇艇长因经济纠纷驾船抵台，尚有合理动机。但这次若仅宣称为“投奔自由”，难以令人信服。如果真的遭受迫害而逃离，也应交代是否受到严密监控或跟踪。如果真遭政权迫害，又如何能取得装备、避开监视并成功抵台？

他提醒，“类似事件日益频繁，凸显台湾海巡系统地面雷达难以侦测像3.3公尺这样的小型橡皮艇。现在也无法回到过去有部队驻守、岸巡步巡天天在海边观望的时代。因此，如何强化海巡单位的岸上哨所的功能，并结合渔民的通联机制，整合为一套完整有效的海域监控系统，已成当务之急。”

抖音网红宣称自驾橡皮艇来去两岸

事发才过2天，又有一名抖音帐号“山东凯哥”的中国男子，在抖音上传两段视频，宣称他在5月15日自己独自驾船渡海到台湾。

第一段视频里，“山东凯哥”疑似坐在一艘橡皮艇上渡海，并对着镜头自称，梦到玉皇大帝和海神妈祖交付任务，要他一定要到台湾。第二段视频则显示他已抵台。“山东凯哥”宣称，“我已经踏上了祖国宝岛台湾的土地，并且将中国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在了祖国深爱的这片土地上。”他在片尾放上自己的卫星定位，宣称是从福建福州长乐机场外海滩下的海，15日下午2点53分左右抵达桃园，并在留言区表示，“我自己去的，带了4桶油，去用了9个小时”。

台湾的海巡署第一时间宣称，目前无法证实“山东凯哥”视频的真伪。然而，海巡署19日召开记者会，副署长兼发言人谢庆钦表示，相关画面连夜送鉴定分析，确定未经伪造和变造，地点是在桃园市大园区风力发电机一带。

对于是否真如当事人所说自驾橡皮艇偷渡来台，又或是在台湾就近由在地协力人员摆拍，海巡署表示，正调阅路口监视器厘清，并协调移民署和国防部深入追查。

自导自驾橡皮艇或背后有高人指点？

沈明室认为，若只是为了插国旗、拍照，却花好几小时划橡皮艇抵达，还自行划回中国，实在令人质疑。除非整起行动有人协助，例如事先搭飞机来台、插旗后再搭机离开，橡皮艇只是用来制造话题。若真如此，背后是否有团队操作，就值得深入调查。他推测“山东凯哥”的目的，可能不只是个人行为，而是为了制造舆论声量，或试图凸显台湾边防的脆弱，甚至象征“可随时武力犯台”。如果这背后涉及中国国台办的宣传合作，或与解放军配合，恐怕必须慎重处理与追查。

陈文甲：中国低技术、低成本、高骚扰手段

台湾国安战略学者陈文甲对本台表示，近期频繁发生中国籍人士以简陋橡皮艇偷渡来台事件，呈现出中国的“低技术、低成本、高骚扰”的灰色地带手法。一艘3.3公尺橡皮艇横渡台湾海峡，本已违反常理，若能不被雷达侦测并成功登台，意在凸显台湾边境监控的漏洞。

陈文甲说，这类偷渡行为已逐渐常态化，将对台湾社会形成“边防疲劳”，进而引发台湾人对政府治理能力的质疑。尤其更令人警惕的是，偷渡者以“投奔自由”作掩护，掺杂特定任务或情报渗透工作，将构成国安风险。

不排除为520前夕灰色行动试探

陈文甲分析，上述的偷渡行为无法排除与台湾的总统赖清德即将届满周年就职与两岸气氛高度敏感有关。首先，这种方式避开常规军事挑衅路线，转以“民间偷渡”方式行动，企图操弄媒体与舆论，将两岸关系模糊为“制度吸引”与“自由逃亡”叙事。其次，此类事件一再重演，容易牵动台湾社会对中国籍人士态度的敏感神经，而引发内部矛盾与社会分裂；再者，中国希望通过这类灰色行动，在不引发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对台湾政府施压、试探赖政府对中政策的底线与回应模式。他建议，台湾政府展现制度稳定与国安定力，防止中国利用520敏感时机操弄台湾局势。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的经济数据，仍然强调主要指标均有增长，经济向好。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却以行动打脸。最近出台的文件要各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中国经济向好还是向坏？党政的行动孰真孰假，各界解读不同。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5月19日)公布4月的经济数据，指主要指标平稳较快增长，强调中国国民经济有延续向好的态势。但《人民日报》在同日的头版，却被党政机关要节约反浪费和要过紧日子等内容所佔据。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是升级版的反浪费制度堤坝，进一步拧紧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制度螺栓，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新修订的条例针对公务差旅、接待和办会议活动提出节约新要求，例如不得组织出国调研和学习等活动，禁止机构公款相互宴请，展会论坛和运动会等活动和会议能不开就不开，落实反对铺张浪费责任制，严肃追究纵容浪费的责任。

分析：每当经济困难 中共均出台过紧日子文件

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向本台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上任后，曾出台节约反浪费和要过紧日子的文件，提出八项规定等要求，为习近平刚上任开新气象和立新政绩。不过，翻查中共的历史能发现，过去出台类似文件的时间，都是中国经济不好或出大问题的时候。

陈道银说：“1949年以来，中共中央已经多次下发类似的文件，我们要看发文件的时间点。像1958年是大跃进，所谓的3年自然灾害，中国国民经济也开始走下坡路；1980年时国民经济在崩溃边缘刚缓过；1997年金融风暴，国民经济治理大整顿，在这些时间都发过厉行节约和反对浪费的文件。针对同一件事情，参照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会发现，发文件的时间就是中国经济遇到困难和财政紧张的时间，已经没钱了，地主家也没余粮了。党政机关的铺张浪费已影响到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再下去就撑不住了，所以要提出过紧日子。”

陈道银表示，从刚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拉美国家论坛，宣布中国会向拉美等国家提供660亿信贷资金额度可见，过紧日子的要求只针对地方政府和基层公务员，不会影响中央。

各地方政府已提前过紧日子 裁合约教师 扣拆迁赔偿

事实上，各地方政府在中央放话前已开始紧缩开支。本台早前曾报道，河南、山东和广东等多个省份已出现教师与公务员工资被拖欠和削减津贴的情况。郑州退休老师贾灵敏对本台表示，已有听说因为政府财政紧张，学校基层员工和合约制老师已被开刀。

贾灵敏说：“学校的办事处就属于是小公务员，这些人原来就是奖金比她们的基本工资要高，现在他们只剩下拿工资，奖金绩效几乎都没有了。在离城比较远的地方学校，以前公开招聘了好多合同制的老师。他们也算是老师但是没有编制的不是公务员，也有给他们买养老保险，工资也都是能正常发。我认识一位老师的同学就是属于这种合同制的老师，他们已被解聘和离岗。”

化名吴先生的中国律师有代理拆迁的个案，他向本台表示，发现不少地方政府因为财政紧张，把原本要发给拆迁户的赔偿金扣起，作为减少开支的节流手段。

吴先生说：“地方政府对各种的拨款进行节流，像拆迁补偿，民众告胜了赔偿金政府被挪用来付行政开支，无法赔偿。也有城中村的改造和农村的大范围拆迁，作为政府推动的项目，开发商和建设方要把对拆迁户补偿款的资金，归纳到账户交予政府监管，这些钱往往到不了被拆迁户的手，因为钱已被政府监守自盗。”

过紧日子下一步是官僚编制减缩

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经济学者程晓农对本台表示，中国各地方政府早採取极端手法减少开支，例如有些地方政府已减少用饮水机供应和要求双面打印等，可见地方的行政开支已难以再减。中央再要求地方过紧日子，就是代表要地方政府裁员。

程晓农说：“所谓过紧日子，讲穿了就是国家财力不行。但地方政府早就榨乾了，现在真正能砍的只有人力。这份文件是个警号，用的是一种暗示的手法，迫地方政府开始准备要裁人。而且要裁的动静不要太大，不要影响中共的形象。例如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不能返回聘任，政府这开销就会省掉了。比方招一点点公务员，新来的人低工资，把这个岗位替代出来，把原来拿比较高工资的让他们提前退休，减少人力的开支，把这部分公务员的开支，从地方财政预算转移到了社保基金去了。”

程晓农表示，中国去年下半年已通过发行专项债和协助地方置换债等方法，降低地方的财政压力，但房地产问题未解决，内需不足再迭加关税战效应，相信中部和西部等地方政府今年已撑不住，会率先裁员减少开支。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台湾的总统赖清德五二零就职一周年前夕，17日接受台湾网路节目、Youtuber“敏迪选读”专访时谈到：“中国是比较大的公司，台湾是比较小的公司，如果说你要并我的公司”，“你要提条件啊，对吧？不是台湾来提条件，让你说要或不要，而且还说，你一定要变成是我的一部份，然后都没有任何其他的作法，这不行啦，这人民不会接受的”。

赖清德：一定要兵戎相向 没有其他的方法？

赖清德指出，中国应该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也要尊重台湾人民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生活方式。

在两岸关系上，赖清德反问，难道一定要兵戎相向，没有其他的方法吗？全世界都希望台海能够和平稳定，这也是台湾追求的目标。只要中国愿意对等、尊严，台湾愿意跟中国交流合作，以对话取代对抗，以交流取代围堵，进行合作，创造两岸的和平共荣。他提到，很希望中国能够了解，几十年来，台湾对中国的善意。

赖清德指出，台湾是中国的最大外资，台湾一年到头有一、两百万人在中国发展产业，固然台湾也因此受惠，可是得利最多的应该还是中国，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税收，也培养了他们产业的生态链。中国一定要思考，他对台湾所采取的当前策略已经很多年了，情况变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中国所需要的吗？

赖清德还说，最近美国特朗普总统、国防部长、美国的官员都不断地讲，要把力量移到印太来，阻止中国势力的扩张。中国2、30年来的对台政策，还有对外的策略，形成这样的结果，这真的是中国想要的吗？这样的结果，真的是对中国比较有利吗？

赖清德以“大公司并小公司”比喻两岸关系的言论，在台湾引发争议。在野的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9日批评赖清德是“卖台总统”。

国民党主席：赖清德才是卖台总统

朱立伦指出，赖清德的“并购说”认为应该要先提条件，但是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听到条件。赖清德的论点，就是把统一改为并购，不管是善意或恶意的并购，都在他的字典里。

朱立伦反问，以后台湾不可以讲统一、只能讲并购，只能抹红别人，赖清德自己出卖台湾或者出卖主权就可以？面对美国，他把台积电和重要企业一一卖掉；面对两岸问题，自己先讲并购，希望中国大陆提条件，所以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卖台总统。

执政的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反批朱立伦断章取义，表示赖总统是谴责中国片面对两岸互动设下政治前提。吴峥指出，赖总统一再强调，两岸交流，只要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都没有问题，但中国对台的策略是，如果要谈判，就要求台湾一定要接受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一中原则”以及“九二共识”，这是不对的。

赖清德强调应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吴峥还说，赖总统在访谈中抛出直球强调“（中国）应该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也要尊重台湾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生活的方式”，这正是不卑不亢，坚定要求中国正视台湾人民意志的论述，怎么会是出卖台湾？国民党一边骂共产党要消灭中华民国，一边老是喜孜孜地派副主席、党团总召去中国和共产党握手，只会让越来越多人看不清国民党的路线到底是什么。

国民党发言人杨智伃在脸书发文指出，国家主权不是商品，也不是能够讨价还价的股份买卖，赖清德的说法等于承认台湾是可以“被并购”的对象，只是“看条件谈不谈”。这在国际政治语境中，更容易被解读为，统一是可以谈的事（只要对岸开好条件），甚至可能会被解读成：台湾愿意被并，只要价格对。这不但完全违背赖总统自称的“务实台独路线”，更让国际对他在两岸政策上的立场产生严重疑虑与矛盾。

国民党籍立委徐巧芯19日在立法院质询时表示无法接受这样的并购说。徐巧芯说，在任何情况下，两岸不是公司，也没有所谓并购，不管对岸提了什么什么条件，都不能接受。徐巧芯还说：“我们反对单方面被中共并吞，要支持中华民国主权跟主体性”。她还提加拿大总理卡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时回称“加拿大是非卖品，永远不卖”。

备询的外交部长林佳龙答询说，这是比喻，“不管主权或产权或人权都是不可以被并吞的”、“中国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就是要把我们并吞”。林佳龙还说，“中国根本就不提条件，所以，这是由子之矛，攻子之盾。”“不是大小就可以被并”。

在野的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8日也表示不认同两岸并购说。黄国昌表示，这是非常非常不恰当的发言，作为在这块土地上2300万人选出来的总统，赖清德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深刻体认到，他只拿到40%选票，但应代表是所有台湾人的利益，而不是只有他个人或民主进步党的利益。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19日强调，赖总统在专访中表达，与中国的各项互动，一定要对等，确保国家尊严，这是赖总统最在乎，且一再强调的核心。蓝白两党不用急切操作政治口水、带风向，一再曲解，就涉及断章取义。

赖清德执政周年 各方民调检视施政表现

此外，有关赖清德就职一周年的民调陆续出炉。台湾的电视台TVBS公布的民调显示，赖总统满意度下滑至32%，不满意度55%，首度高于5成。《联合报》民调也显示，仅37%对赖总统施政表现满意，53%不满意，不满意度是台湾历任五位民选总统就职周年最高者。

早前、民进党5月16日公布的民调显示，赖清德国政满意度57.3％，不满意度40.2％，对行政院长卓荣泰的满意度45.3%。

国民党19日公布的民调，对于赖清德总统的整体执政表现，民众仅给出平均51.2分。总统任命的行政院长，其表现平均分数为51.4分。两岸关系方面，超过半数、53.8%认为恶化。此外，有50.3%的民众担心两岸发生军事冲突。

吴思瑶说，赖总统的民调满意度，有高有低，不同的民调差距很大，执政团队都会用严肃态度纳为参考，也希望争取更多人民认同。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进入5月下旬，新冠病毒在中国多地出现季节性反弹。自由亚洲电台连日采访发现，从湖北、江西到山东，各地民众都注意到“感冒”与确诊病例同步攀升，街头口罩佩戴率也较4月显著提高，官方虽称“无需恐慌”，却未公布详尽数字。

新冠疫情感染者人数在中国多地持续上升。湖北武汉居民赵志本周一（5月19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近期他到医院就诊时发现“流感病人多了很多”，医院对发热患者仍例行核酸检测：“最近我去医院看病，发现流感病人多了很多，医院给患者做核酸检测，测试结果为阳性的患者，不少人外出戴口罩，有的患者需要住院。”

同城的董先生亦证实，湖北省中医学院门口“戴口罩的人明显变多”：“我现在医院里看病，街头重现早前‘口罩潮’，发热门诊的人也多了。”

武汉市疾控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当天接受本台查询时确认，“近期新冠感染者有所上升”，并提醒发热者出门“避免人群聚集，务必佩戴口罩”：“关于新冠病毒感染近期出现上升情况，如果您发烧或者感染的话，您出门的时候尽量避免去人群多的地方，同时要口罩。”

过去两个月，中国疾控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3月下旬开始的一轮新冠波动仍在持续，但整体强度明显低于去年夏季高峰。专家判断，这一波将在5月下旬触顶，属“正常季节性起伏”，公众应保持防护、不必过度恐慌。

地方政府被指“淡化疫情”

江西景德镇中学教师韩正阳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地“感冒特别多”，市民外出几乎“人手一罩”，但校方暂未出现停课迹象：“四、五月份，这里患感冒的人特别多，但是否新冠要到医院作检测。官方公布的数据准确性存疑，但我个人判断区县一级政府都在淡化新冠病毒。如果疫情严重，我们学校就会停课放假，目前还没有停课。”

从官方监测到街头观察，本轮自3月以来的疫情正在爬坡，病例与阳性率或将于5月底触顶。专家呼吁，公共场所“口罩＋洗手＋通风”仍是最经济有效的“三件套”，高风险人群应及时接种针对JN.1株的更新疫苗，并在出现症状后尽早就医。

江苏泰兴居民曾健则告诉本台，口罩虽多见，但社会情绪“已经把新冠当普通流感”：“大家现在都觉得新冠就是这么一回事，也没人因此过度防疫或者去医院治疗。”

孩童住院检出新冠 网络讨论升温

山东青岛居民高明生留意到微信群近日讨论再感染风险，却并不恐慌。高先生对本台说：“最近疫情又出现了，我看到外边行人戴口罩的比上一个月多了，但这波疫情没有对社会造成恐慌，可能是因为新闻没有刻意去报道这件事，国内大部分老百姓通过新闻报道内容作判断，不会独立思考。”

济南居民王欢对本台透露，其幼子4月因“流感”住院，却被确诊为新冠。她说：“现在凡是感冒发烧，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检测出新冠病毒的比较高，我最小的儿子4月份住院，医院检测出新冠病毒，最近患新冠的孩子不少。”

阳性率两月翻倍 专家称“5月下旬触顶”

据《中国经营报》本周日（18日）引用中国疾控中心数据，今年3月第14周起，全国哨点医院流感样病例中新冠阳性率由7.5%升至4月第18周的16.2%，南方高于北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李侗曾预判，本轮“半年到一年一次”的高峰可望于5月下旬见顶，总体强度“低于去年夏季”。

李侗曾分析，距上一次大规模感染已逾半年，群体抗体衰退，加上Omicron XDV亚分支NB.1.8.1免疫逃逸增强，以及“五一”期间人员流动，均推高传播速度。

至于疫情是否再度引发大范围冲击，南京的社会学者钟涛对记者说，这取决于政府信息透明度与医疗资源调配。眼下，“淡化”与“警惕”之间，中国社会仍在摸索与新冠长期共存的平衡点。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程凯生于1946年，生前曾担任中国《人民日报》社驻深圳记者站站长及《海南日报》总编辑。1989年时，《海南日报》在他的主持下，曾将《人民日报》将八九民运定性为“动乱”的“四二六社论”从头版头条下撤至第四版，并在中国当局开始在北京戒严时, 表达对赵紫阳的支持。其后，程凯遭撤职审查，被迫流亡美国。在美国时，他长期定居在加州湾区，积极投身中国民主运动。此外，他曾为自由亚洲电台担任过多年的特约记者。今年1月26日下午，程凯因身患白血病，在加州奥克兰去世，享年78岁。

本台获得家属授权，独家刊登程凯的回忆录“我的1980年代”。即日起陆续刊出。

人生无遗憾

我已年至耄耋，身患恶疾，随时可能走完生命的旅程。到死亡那一天，我对我的人生并无遗憾。我的人生很丰富，我经历过大跃进、大饥荒、文革浩劫那些疯狂和荒唐的年代，更经历过中共建政后有唯一的“黄金十年”之称的1980年代。在1980年代，我有过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奋斗，虽然未曾成功，并因我个人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整体失败而辞国流亡。但人生的追求并非都有结果，只要为之奋斗过，就应该对自己的生命感到满足。

我是一名职业记者，我人生和职业的使命是用文字记录我所经历、所了解的世界，但我却一直没有想过写一部自己的回忆录。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与人类的历史比较起来，微不足道，就像驾着一叶扁舟在大海中航行，身后留下一道水波，瞬间不见了痕迹。从古到今，人类每天写下数以亿万计的文字，能在世间流传的能有多少？我喜欢逛书店，二三十年前，我所居住的美国旧金山湾区有十几家中文书店，是我常常流连的地方。有一天我在一家书店中注意到，我熟悉的几位极负盛名的作家曾经热销一时的著作，热度过后，被丢弃在降价处理的书架上，一元钱一本，无人问津，最后将被作为废纸处理掉。我站在书架前面沉默良久，为这些躺在一元一本书架上的名著和撰写这些名著的作家伤感。于是我想到，如果我写一本回忆自己人生片段的文字，命运可能还不如这些躺在书架上一元一本的著作。以后每次逛书店，站在降价处理的书架前，我便一次一次的打消写回忆录的念头。

我从事新闻工作五十多年，一半在我出生和成长的中国，一半在我的政治流亡地美国。在中国，我从广播电台到报纸，从广州的《羊城晚报》到北京的《人民日报》；从见习记者、记者、高级记者到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的总编辑；从采访农村、工厂、商店、学校、军队、党政机关，到1980年代报道和参与深圳、海南两个经济特区的创立与建设；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到89六四血腥屠杀；从中共的高级干部，到辞国离乡、被列入禁止回国黑名单；从混迹于中国的上层社会，到挣扎于美国社会的底层；从充当中共的喉舌，到成为美国的媒体人，为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担任美西特约记者长达二十多年，我的人生大起大落，历尽沧桑，饱经变故，阅人无数。我大约二十五年中国大陆中共媒体人生涯，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见证并报道上个世纪的1980年代，就是被人们称做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

我在1980年代中国新闻界中不算出众人物，更不是重要人物。重要人物是北京以赵紫阳为首、地方以梁湘为代表的中共党内改革派，而在新闻界则是高举新闻改革大旗的《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胡绩伟，以及扼杀改革的邓小平、陈云，等等。我只是改革阵营的一位普通成员，是改革先驱们的追随者。因为我是一名记者，使我有幸见证了、记录了、并且参与了，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从兴起、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我80年代及80年代后的人生的跌宕与荣辱，都与1980年代连在一起。

多年来，不断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不把那十年的经历写下来？我把不写回忆录的原因告诉他们。一位与我一起从1980年代走过来的朋友说，我的想法从“留名”的角度可以理解，但从“留史”的角度则不可取。如今在中国，官方刻意的将1980年代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包括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就像他们不让人们知道中国曾有过土改、镇反、工商业改造、反右、大饥荒、文革浩劫、89民运和六四屠杀，年青人也不知道上个世纪的中国曾有过一个黄金80年代。朋友说：每个人活着要讲真话，死了要把真话留给后人，这对中国尤其重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谎言写成。上个世纪80年代的开始，80年代的过程，80年代的结局，都被中共的谎言掩盖着、歪曲着，不但后来者懵然不知，当年的亲历者也都渐渐淡忘。只有把那个年代的历史真相写出来，尽管写的只是历史的片段，也可告诉当今和后来人，中国的1980年代，是中共1949年建政后最好的年代，是唯一给中国人民以希望的年代、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有可能自我救赎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们精神振奋、思绪飞扬，每个人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那个年代，也是我人生中唯一有机会一酬壮志的年代。如果那个年代延续下去，中华民族不至于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沦为愚昧、暴戾和流氓化的民族，中国共产党不至于成为如今日这样恶贯满盈、与人类为敌的犯罪集团。

我是从中共体制内走出来的人，别人看来，我的脸上有一记中共体制的烙印，我并不介意，也无需掩饰。我与在中共体制外、长期遭受中共迫害的人一样，揭露和谴责中共的罪行，但我与他们中一些人的区别在于，我愿意理性的看待中国的1980年代，主张给予在那个年代抱有真诚的救国救民愿望、为中国寻找一条出路而探索、奋斗、牺牲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中的革命者、改革者，予以正面的评价。我希望人们不要用今日中共党徒的无恶不作来否定中国共产党曾有过善良、正直、勇敢，为国家与民族无私奉献的人，不要用人们今日的大彻大悟来否定当年人们的混沌初开、大梦初醒。而且我还认为，中国的改变，在于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改变；海外中国民运如果继续拒绝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合作，仍将一事无成。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历史常常以惊人的相似重现。未来的中国成为什么样，谁也说不准。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不会永远像今天这样，也许变好了，也许更坏。当然，未来的中国，我见不到了。我辞国三十多年，被当局阻断了回国之路。我曾经对故国的河山、文化、亲友有过强烈的思念，但我思念的一切，都已经被中国越来越严酷的专制政治阻断了，我的思念也就逐渐的淡如轻烟薄雾了。现在的我，已经不为我曾经思念或爱恋的祖国所困扰、所折磨，但我对那个国家，对那个国家的1980年代，仍然珍存着与当今许多中国人完全不同的记忆。

1980年代，已经逝去，永远回不来了。那么就趁我生命仍未结束，记忆仍未消失，仍然能够思维和敲打键盘，就记录下我对1980年代的回忆吧。我不是史学家，没有能力全面记录那一段历史；我不是理论家，也没有能力对那个年代做理论的阐述；作为一名记者，我只能对那个年代我个人经历的人和事如实道来。历史会被人打扮粉饰，理论常常荒谬苍白，唯有事实永远闪亮。我的文字写给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他们可以从读我的回忆，缅怀当年他们所经历的人和事，唤回已经远去的理想和情怀；我的文字写给未曾经历那个时代的后来人，他们可以从读我的回忆，知道中共建政后也曾存在一个有诗歌与远方，有热血与浪漫，有漫天风华、遍地风流的年代；同时也写给我的无憾人生，即使我的这些文字被摆到书架上无人问津，在浩瀚的网络中无影无踪，我也不在意，我也很满足。

六四，1980年代死亡的瞬间

1980年代的死亡，是在瞬间发生的，它猝死于北京的一次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六四屠杀。六四，是对和平请愿要求反贪污、反官倒的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大屠杀，也是对1980代的大清算、大屠杀。我则在这场大屠杀后，告别了1980年代，辞别祖国和亲人，成为流亡海外的中国政治异议人士。

（一）

我目睹1980年代的死亡，不是在6月4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而是在《海南日报》总编辑岗位上。虽然在席卷全国的89民运期间，我没有参加游行示威请愿活动，六四屠杀后，我也没有被通缉、被追捕，我没有机会展现自己与首都大学生、市民和新闻工作者那样的风采。

89年4月初，我因心脏不适和严重的胃病住进了海南人民医院。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天安门广场风云乍起，我心中震惊、伤感、迷惘、悲痛，预感会有一场悲剧发生。我以焦虑的心情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但表面仍强作镇定。我无法一天二十四小时呆在医院里，每天晚上，我都自己驾车回报社，审阅稿件，安排版面，嘱咐各部门的领导和编辑记者们小心谨慎。我不希望《海南日报》在这个敏感时刻发生版面或者文字上的问题。海南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我只准记者去了解情况，采写“内参”，送交省领导阅读，而以“没有接到省委的指示”为由，拒绝公开报导，招致大学生们到报社门前抗议，指名道姓要我出来与他们对话；我指示报社保卫科紧闭大门，我没有勇气面对这些大学生。

当时，我内心的冲突极为激烈：我是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的总编辑，我不能不忠于职守，不能逾越党为党报总编辑划定的底线；同时，我也有自己作为人的良知底线不可逾越；这意味着，逾越其中的一条底线，必须放弃另一条底线。我对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表达诉求的北京学生寄予深深的支持与同情，作为新闻工作者，竟然置身于一个重大事件之外，这怎么不令人感到痛苦。此时，我知道，如果坚守党报总编辑的底线，放弃人的良知底线，那么我的下半生就会在对自己的谴责和痛恨中度过；如果我坚守人的良知底线，放弃总编辑的底线，那就意味着失掉自己在中共体制内享有的地位和利益，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将遭受无尽的苦难。

4月25日晚间，新华社电讯发来《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报社总编室主任赵希龙拿着社论电讯稿，火急火燎赶到医院。我当然知道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社论，传达的是邓小平的指示，必须将这篇社论放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位置，制作一个通栏大字标题，以表示对社论积极拥护的态度。但我却无法说服自己去理解、去认同这篇社论：明明是和平有秩序的请愿，为什么要定性为动乱？明明是为了清除腐败、推进国家的改革、开放，为什么要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的心颤抖了，我知道党中央有人起杀心了，他们的一个罪恶决定已经酝酿成熟。我不能再沉默，我感觉到自己可能守不住党报总编辑的底线了；我虽然没有“国将不国，夫子拍案而起”的勇气，我起码应该表明自己做人的良知。我略加思考，便告诉赵希龙，将这篇社论从头版头条位置撤下来，放到第四版去，以表达我们对这篇社论的反对。我对赵希龙说：即使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有过火的行为，但群众的一万个错误，也比不上党中央的一个错误对国家的危害更大；四十年来，共产党犯的错误太多了，现在又到犯错误的时候了。我说：我相信，民众不会同意这篇社论，历史迟早要否定这篇社论，为什么要等到将来呢？我们现在就否定它！

那一天，从中央到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各类报纸，如此以否定的态度处理四二六社论，唯《海南日报》一家。我明白我把天捅了一个窟窿。第二天，我接到省委办公厅电话，要我列席省委常委四二六社论学习会。按照中共的传统，省委机关报的总编辑列席省委常委会议，会议室里有我的一个固定座位。那一天，我走进常委会议室，从进门到我的座位，不过五、六米距离，平时，几步就走到了，这一次却像是走了五六十公里。一进门，常委们每人一份《海南日报》第四版，所有常委用怪异的眼神盯着我，我如芒刺在背，但走到最后几步，我反而一阵轻松，心情出奇的平静，我用骄傲、凛然的眼神扫了常委们一眼，挺直了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那次常委会，常委们除了轮流做一番空洞的拥护四二六社论的表态，却没有人质疑《海南日报》为什么把这篇社论放到第四版；会后，省委书记许士杰和任何一位常委，也没人找我谈话。两天后，我在省委礼堂门口碰到省长梁湘，梁湘看了我半晌，想说什么却没有说；我也没说什么，对梁湘报之一笑。

那一天的省委常委会议，是从4月15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北京学生与市民前去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到6月4日，解放军端着冲锋枪、驾驶坦克车屠杀北京学生和市民，前后50多天的时间，我唯一见到许士杰的一面。会后，我曾走到许士杰跟前，想请他对《海南日报》作指示，他装作没看见我，掉转头走开了。

《海南日报》是省委机关报，省委书记许士杰是我的直接领导，许士杰赋予我比一般部委、厅局领导更高的待遇，《海南日报》的重要评论和报道，反映的都是以许士杰为首的省委常委会的精神，有的就是许士杰本人的指示。许士杰很清楚，海南办大特区，《海南日报》全国瞩目，不仅各省市的党政机关订阅《海南日报》，中央领导，上至政治局委员、常委，下至部委办的部长、主任，都通过《海南日报》了解海南大特区的情况，这对海南省一众领导、尤其许士杰本人，极为重要。因此，我与海南的其他官员相比，面见许士杰格外容易。许士杰注重个人养生，他每天早七点起床跑步，每晚十点半入睡，十点过后，任何人，包括副书记、副省长，没有特别紧急的事务，都不可打扰他，唯有我例外：为了审阅根据他的指示和省委常委会议精神撰写的社论和重要报道，他常常等我到11点以后。1980年代以及之前，主持党报编务与笔政的总编辑，都由资深新闻专业人士出任，都握有一支健笔，有倚马可待的本事；不像现在的总编辑，由党政官员出任，不懂办报，只懂监督报人办报。海南建省期 ，《海南日报》的重要社论大多由我撰写，一篇两千字左右的社论，从写第一行字到排出和校阅清样，大约两个钟头。按照报社的工作日程，如果是下午撰写的社论，晚上九点钟截稿前便可送许士杰审阅，不打扰他早睡；如果是晚上撰写的社论，要十点过后才能送审。许士杰知道这是报社工作的常态，他只有为《海南日报》改变自己的早睡习惯。

但在四二六社论常委学习会后，我曾三次打电话，要求当面向他请示工作，都被他的秘书挡驾、拒绝。当我第三次被拒绝后，我恍然大悟，许士杰不见我，是在利用《海南日报》做一场赌博：如果中央以赵紫阳为首的一派与以邓小平、李鹏为首的一派就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博弈中，作为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支持赵紫阳的立场被博弈的最终结果证明是对的，这份功劳当然属于省委书记许士杰的；如果被证明是错的，那么许士杰就可把所有责任推到我身上，将来中央一旦追查，他的活动日程没有记录显示，他在这段时间与我单独见过面，或有任何接触。

既然如此，我就只能自行其是了。那期间，《海南日报》就好像不再是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而成了在我的主导下，我与我的同事们的同仁报。

我并非执意要卷进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去。我亲历过暴戾而荒唐的文化大革命，我听过前辈讲述野蛮血腥的镇反、反右、大跃进，我预感到北京发生的民主运动，结局也许会比我经历或听说过的那些运动更悲惨。令我感到痛心的是，5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代表总书记赵紫阳与天安门广场学生对话，要求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不要给邓小平、李鹏向学生动武提供理由，并且给党内改革派一些时间，与保守派周旋、较量，但遭到学生领袖们的断然拒绝，激进的学生领袖们绝不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合作。我的心头被80年代的改革与赵紫阳的政治生命将毁于一旦的强烈预感笼罩着。葬送80年代与击败赵紫阳，是邓小平、李鹏与天安门广场激进的学生领袖共同完成的。但我并没有因此放弃对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诉求的支持，也坚决反对当局后来对和平情愿的学生和市民的血腥屠杀。也许是因为参与1980年代改革开放形成的坚定理念，也许是因为对新闻自由和新闻改革的强烈渴望，也许是因为对国家命运与前途的深度忧患，也许是因为受到人的良知的召唤，或许是因为邓小平、李鹏等中央领导人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态度激起我的愤慨。当5月19日首都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后，二十多万解放军端着冲锋枪、驾驶着坦克车杀进北京，实行全城戒严，让我觉得即使学生有一万个错，也不容遭受冲锋枪和坦克车的屠戮。

5月19日以前，我仍对中共中央寄予希望，期盼领导人与学生对话，中共党内改革派能够主导与学生的对话与合作，接受学生们提出的部分条件，作出政治改革的承诺，让学生们撤离天安门广场；但5月19日后，我知道中国改革派大势已去，天安门学生运动将陷入腥风血雨之中，我对共产党绝望了。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坚守自己的良知，在党和人民两者之间，站在党的对立面，我不能跟着这个党走向邪恶。我目前有手中掌握的《海南日报》，我决心让自己获得一点新闻自由，尽管自由是短暂而有限的，并且将会付出惨重代价，但却是中国的媒体人自1949年以来从未享有过，足以让自己的新闻工作生涯，让《海南日报》的历史，在1980年代黄金十年死亡前夕，写下最后的辉煌一页。

正如中共海南省委给我下的结论，从此，我“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二）

我究竟走了多远？“六四”以后，中共海南省委派出七人工作组进驻报社，对我进行了彻底审查，写出一篇翔实的《关于程凯同志在北京动乱期间所犯错误事实的调查报告》。报告发布时，我已经离开海南，一位朋友将报告的文本转发给我，他说：这份《调查报告》，不仅仅是对我，也是对《海南日报》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在89民运的洪流中，凭着自己的良知，作出历史性选择的记载。为再现这段历史，我将《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照录如下：

《调查报告》指控我——

5月19日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以后，政治分野已经清楚，形势已趋明朗，但程凯同志仍然通过版面编排，运用版面语言，坚持表达自己的思想情绪，制造了错误的舆论导向。

1、执意发表赵紫阳同志的照片。程凯同志不听劝告，在5月20日执意发表了赵紫阳同志看望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两幅照片。关于如何处理赵紫阳的这两幅照片，副总编辑杨宗生当时提出，为慎重起见，赵的照片最好不发，如要发，是否不要两幅都发？但程凯同志认为，既然新华社对这两幅照片没有发来取消公鉴，说明赵紫阳还是总书记，两幅照片都要发。杨宗生回到宿舍就寝前对此仍感不安，又一次给程凯同志电话，提出这两幅照片还是不发为好，程凯回答：“你别讲了，我定了！”说完就放下了电话。这两幅照片就这样发表了。

2、借报导“匈”事件流露对戒严的不满情绪。5月22日，《海南日报》在发表戒严部队告市民书的同时，发了花边新闻：《匈牙利面临发生动荡的潜在危险》和《保证记者的正常采访》。一版副主编王属生在处理《匈》稿时，加上副标题：“应该不准任何力量利用军队来解决内政问题”。杨宗生发现后，将副标题删掉，并对值班的同志说：“如果这条稿要发一版，位置也不要放太多。”在场的同志都同意这个意见。当晚程凯来到总编室，看了版面安排，说：“这条稿可用，副标题照用，我负责。”还亲自把被删掉了的副标题重新写上，稿子也放在显着的位置上。

3、指导编排倾向性明显的版面。倾向性非常明显的23日一版，是在程凯同志指导下研究编排的。这个版面突出两条稿：一是消息《万里委员长说要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放在头条，用大号黑体字作标题，新华社电讯稿的原标题中这有一句话：“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被删掉；二是新闻特写《人民万岁》用特大号空体字作标题。这天，还有新华社播发的海南省委坚决拥护制止动乱致电党中央国务院的表态稿。从我省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条重要消息，但这条重要稿件却同另外两条简讯以新闻集纳的形式被放在两条大稿的左下角。

4、支持发表错误文章。《海南日报》从23日起，在第四版开始发表时事部编辑撰写的《当今世界三大趋势》三篇国际发展评述文章，并在同日报纸的一版以强化处理的手法发了标题新闻。第一篇《专制衰败，民主勃兴》，论述从拉美到东欧“民主勃兴”的趋势，以浓厚的兴趣重点介绍了波兰团结工会的斗争推动了“改革”，匈牙利尝试实现“多党制”，推动了“民主自由”的历史进程；苏联提倡的“社会主义的舆论多元化”和民主选举使“民主自由的政治空气空前浓厚”。值班的经济部主任张正坤发现这个评述文笔观点上有错误提出停发，程凯知道后，给时事部副主任冯锡锦打电话说，我看这个文章可发。于是这个鼓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正在把自己作为剥削制度加以否定”的错误文章得以继续发表。

5、亲自选定发表《赵紫阳，您好！！！》的照片。5月24日，《海南日报》一版左下角发表了由程凯同志选定的海大师生高举着《赵紫阳，您好！！！》标语牌游行的两幅照片。这两幅照片是该报记者于21日拍摄的，次日是否见报，当晚已有一次争论。过了两天，即23日晚，记者要求发一些照片，有人选了游行队伍大场面的两幅，程凯同志看后不满意，于是亲自选定了《赵紫阳，您好！！！》和《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两幅，并决定用三栏半宽的版位发表。同时，该报还冠以花边，用较大黑体字作标题在报眼发表了新华社稿：《泰国总理意邀中国领导人赵紫阳访泰》。这条消息的主题是谈柬问题，但编辑部根据程凯同志的意思以喧宾夺主的手法，做了突出赵紫阳的标题处理。着力渲染赵紫阳，是这天报纸的倾向。

《调查报告》还对我的另一些“严重错误”进行了指控——

1、支持上街游行。5月18日上午，报社部分新闻工作者酝酿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政文部一记者将游行的打算向程凯同志反映，立即得到支持。

2、反对向省委汇报情况。同日上午，记者部副主任王国雄获悉有人下午要上街游行的消息，即将情况告诉副总编辑郭泽福。郭找来人事部主任陈文安、社办副主任莫泽安、副总编杨宗生一起讨论，大家认为此事不妥，并由郭打电话给程凯同志，问知不知道游行的事，程回答：“知道了，刚才有人来我这里说了，我说你们去吧，我是支持他们的。”郭提出应该将此事向省委报告，程反对说：“不必要。要报告，就以你们个人名义，不要以我的名义，也不要以办公会议的名义。但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去报告。”接着他说：“我说三点，第一这个行动是爱国行动；第二游行要发消息；第三今晚我要去安排版面。”

3、亲自修改审定游行报导消息。同天下午三时半，程凯同志在他的办公室主持召开总编办公会议，他开始就说：“要不是开会，我也上街游行了。”这天晚上，程凯同志亲自修改本报记者来写的《海南日报》部分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的消息稿，选定游行照片，并安排版面。

4、签署声援电文。 5 月18日下午编辑办公会议期间，全国二十家妇女报刊驻海南联合办事处的两个人带来声援北京绝食请愿的声援书，要求报社签名盖章。程凯同志接过声援书看了一遍说：“我看应该声援。”当时郭泽福同志表示不能以报社名义签名，程说：“这么多学生在天安门绝食，难道不能表示一下同情心吗？”他不听劝阻，在声援书上签了字，并说：“我负责。”然后叫社办副主任莫泽安在声援书盖上了海南日报社公章。

5、带头并动员领导干部在《同仁书》上签名。18日近中午时分，几名记者在政文部起草了《告新闻界同仁书》，呼吁：声援北京、声援海南、声援学生！并将《同仁书》分别张贴在报社大门口和食堂两处。程凯同志于下午一时左右，从宿舍下来，在张贴在食堂的《同仁书》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下午下班时，他对几位部主任说：你们为什么不签名？在程签名后，报社有7位处级干部也签了名。在《同仁书》上签名的主要是编辑部的同志，共计七十四人。

6、公开散布同中央精神相悖的言论。5 月23 日，也就是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在首都政军干部大会上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得参与任何损害安定团结的活动，而且要在团结群众、制止动乱中发挥先锋作用”的第三天，程凯同志在报社全体干部群众大会上还坚持错误立场，说：“同志们参加声援北京绝食学生的游行是一种爱国行动，是被一种忧患意识激发起的革命热情。我为我们报社有这样多具有革命热情的同志而感到骄傲。”又说，对这次游行，“如果报社外面有人要来追查，我们把他顶回去。我们报社内部也不允许追查，如果谁要追查，我作为总编辑，我要运用自己的权力，追查那些主张追查的人！”程凯同志的这番话，使部分有错误思想倾向的人受到鼓舞，先后两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7、《海南日报》社的问题出现后，先是省委宣传部，然后是省委对报社提出严肃批评，要求程凯同志认真总结教训，但他毫不在乎，充耳不闻。以致他回深圳养病后，6月8日报纸版面又一次出现严重错误。

抄录完《调查报告》的主要部分，我作几点说明和补充：

《调查报告》只列举我在5月19日以后的“错误”，回避了4月26日我把《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从第一版放到第四版的“错误”，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其实，处理四二六社论，才是我最严重的“错误”，也可看做海南省委犯下的“错误”。我相信《调查报告》是由许士杰最后审阅批准，也许，海南省委、许士杰回避这一“错误”，不仅为我，更是为自己，他们承受不起公开这一“错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调查报告》称“6月8日报纸版面又一次出现严重错误”，指的是当日《海南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的一则电讯：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说“六四期间死亡的学生和市民只有二十三人”。这是中共政府向全世界撒下的弥天大谎。《海南日报》不敢不刊登他的谎言，编辑却在废稿堆中发现6月6日新华社发来的的另一则电讯《国家统计局长指出：对谎报数字者要绳之以法》，于是编辑又一次运用了他们的版面编排技巧，将两篇稿子同时见诸报端，安排在邻近位置上，其版面语言之鲜明，不言而喻。

另一次“错误”《调查报告》没有提及：6月4日新华社发来解放军强行开进天安门广场清场的电讯，编辑们知道，北京流血了，电讯稿掩盖了这一最重要的事实。如何把流血的消息告诉读者？恰在此时，海口发生一场车祸，有人在车祸中死亡。按往常，这是可报可不报导的消息。但这天，编辑们却把这个消息排上版面，标题只一个字：“血！”与清场的消息相对应。凡智力健全的读者，都明白《海南日报》在告诉人们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至于我离开中国以后，海外有些报刊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出版李鹏下台的“号外”，并且亲自拟定欢呼李鹏下台的新闻稿。工作组也曾为此事审问我。但这完全是没有的事，我不是赌徒。整个89民运期间，我所主持的《海南日报》，所有版面，都是经过审时度势后安排的。

责编：陈美华

1995年5月14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公开宣布6岁的根敦确吉尼玛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3天后，年仅6岁的尼玛和其家人遭中国政府绑架至今音信全无。5月17日是他被强迫失踪30周年，各界要求中国政府公布其下落、释放他和家人。

全球基督教团结联盟（Christian Solidarity Worldwide (CSW) - Charities） 新闻与公共事务官 Ellis Heasley在15日于CSW官网发文示警，达赖喇嘛将于7月6日迎来90岁生日，未来达赖喇嘛离世，中共政权会设法选择有利支持中共在西藏持续镇压政策的下一世达赖喇嘛。

人权团体及藏人要求公布下落 释放他和家人

Ellis Heasley呼吁，国际社会必须让中共对其在西藏持续侵犯西藏人权和其他基本人权的行为承担责任，且必须要求中国政府说明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下落并释放他和家人。

Ellis Heasley指出，尼玛成了全球最年轻政治犯。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1996年5月首次呼吁中共提供有关他的讯息，历任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权特别报告员（FoRB）、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及多个国家政府也多次要求。

Ellis Heasley文中提及，2020年5月中共声称尼玛“小时候接受过免费义务教育，通过了高考，现已找到工作”，他和家人不希望“目前的正常生活”受到干扰。但此说法无法取信于人。

西藏流亡议会秘书长索朗多吉16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中国政府这种说词很多，到目前为止，一张照片都没有流出来，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失踪三十年，目前不知他本人和家人的状况，是生是死？如果他们还在世，人在那里？ 对中共不公开的作法，持怀疑看法。”

藏人质疑中共以抓班禅喇嘛 操控达赖喇嘛转世

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暨达赖喇嘛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16日接受自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说：“绝对不会信服中共的所有说法，中共的诚信完全破产。”

格桑坚参指出，历史上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互为师徒，曾相互认证对方转世灵童。中共在2020年发出尼玛不想被干扰，在他看来是项阴谋、是为继续控制达赖喇嘛的转世。

格桑坚参质疑：“他（中共）是不是想一旦达赖喇嘛圆寂，要胁过去达赖喇嘛认证的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尼玛，去操纵认证第十五世的达赖喇嘛转世，有这样的阴谋，若真如此，不会被全球宗教信徒所接受所信任。”

班禅喇嘛曾被中共认为是“最忠实朋友”

格桑坚参提到，中共在1951年并吞西藏、迫使西藏签订所谓十七条协议时，曾想以班禅大师抗衡达赖喇嘛在藏人心中的权威，后来各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位，制造分化。1959年整个西藏爆发抗议，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时，第十世班禅喇嘛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并没有流亡，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最忠实可靠的朋友”。1962年额尔德尼写了《七万字请愿书》上呈中央政府，批判中共在西藏残暴镇压的史实后，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十年，获释后仍遭软禁。

格桑坚参说，出狱后的第十世班禅喇嘛额尔德尼职务被恢复，又为西藏文化、宗教、民族做很多事，1980年代堪称藏人文化教育保存传承的黄金时期。

Ellis Heasley文中也提到，1989年1月23日，第十世班禅喇嘛在扎什伦布寺发表讲话，声称西藏在中国统治下的发展“付出的代价”“大于收获”。五天后，他去世了。当局报告说他心脏病发作，但自那以后一些藏人就怀疑他是被谋杀的。

对此，格桑坚参表示，额尔德尼直言不讳中共对西藏的破坏，年仅51岁猝逝圆寂。外界都怀疑他是被中共害死，中共在他去世后，高规格举办葬礼，且不承认藏人所寻找、经达赖喇嘛认证的转世灵童，强行以所谓金瓶掣签方式作假，毁坏藏传佛教制度。

中共另立“汉班禅” 藏人普遍并不认同

中共抓走达赖喇嘛认证的尼玛，另立一名5岁男童为所谓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外界称“汉班禅”，索朗多吉说，藏人并不认同他是精神领袖，即便当局安排一些活动，藏人看似服从也只是外在的假象。

格桑坚参反问，中共竟是用这般残暴作法，对他所称的“最忠实朋友”按正规藏传佛教仪轨选出的转世灵童，秘密绑架30年，究竟他和家人是否还在世？人在那？国际高度关注。

今年是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尼玛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30年，索朗多吉指出，从4月尼玛的生日起，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与新闻部，举办一系列活动，将此议题推向国际。15 日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座谈会，探讨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被中国强迫失踪，及第十世班禅喇嘛在西藏事务中的历史意义，邀请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洛桑晋巴和印南扎西伦布寺格西拉让巴丹增多吉仁波切，对公务员座谈。

索朗多吉指出，历史上确实有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互相认证转世的纪录，但在寻找灵童过程中，这不是唯一的办法。

格桑坚参也说，即便班禅喇嘛被失踪，不影响到达赖喇嘛的转世。第一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不是所有的转世都是班禅喇嘛找的，而是按照藏传佛教仪轨。达赖喇嘛已讲的很清楚，未来他的转世会经由藏传佛教宗教领袖、藏人行政中央等的协助，有很好的方案延续下去。

格桑坚参强调，中共想借以掌控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绝不会被藏人所接受。2020年美国通过支持西藏法，清楚规定任何政党和个人如果基于政治的原因操纵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美国将进行制裁。类似的法律，在欧洲其他国家也会陆续出台。

格桑坚参还说，达赖喇嘛90高龄，未来其转世灵童成为解决西藏问题或西藏跟中国博奕的战场，很多佛教信徒、佛教中心、宗教团体都会发出声明。达赖喇嘛本人也说了他的转世灵童，唯一由达赖喇嘛本人和西藏人、藏传佛教信徒有选择权。

索朗多吉谈到，最近，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新书《为无声者发声》发表，鼓励作为流亡者，海外藏人有义务替境内藏人发言，呼吁自由世界、民主国家共同要求中国政府公布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行踪和和现况。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中国疑似报复社会事件频繁上演，15日北京和广州先后传出随机伤人事件。然而，官方不约而同淡化处理，甚至还有部分媒体相关新闻被下架。

5月15日，《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网传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门口星期四发生车辆冲撞行人事故，引发社会关注。北京市海淀区教委证实，上述小学附近确实发生一起车辆撞人事故，教委工作人员已赶赴现场。

不少社交媒体披露相关视频，直指这所小学就是北京海淀的重点小学前进小学。

社交媒体X帐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引述当地人称“一辆黑色特斯拉在海淀区花园路前进小学放学时，恶意冲撞人群！！撞了十几个人！”聊天室有网民自述“我去的时候，地上躺了4个老人”、 “撞完人就跑了。”

中国官方刻意淡化处理这起事件，网易一篇“官方回应北京一小学附近发生车祸：司机已经被控制的新闻”被下架。其他媒体则是以北京交警发布的通报统一口径指出，15日下午3时许，在海淀区健安西路发生一起小客车刮碰行人事故，造成4人受伤，伤者被送医治疗，肇事司机已被查获。目前，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官方未说明这是否为随机恶意冲撞行人事件。

【北京前进小学门口车辆冲撞行人】
【广州南站一男子持刀伤人】
网民拍摄到北京海淀区前进小学门口发生车辆冲撞行人，多人倒地受伤。北京交警通报: 5月15日下午3时许，在海淀区健安西路发生一起小客车刮碰行人事故，造成4人受伤，伤者被送医治疗，肇事司机已被查获。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pic.twitter.com/Iz4uRMxU0K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May 16, 2025

广州南站持刀伤人事件

无独有偶，同一天广州南站发生一起持水果刀伤人事件。据广州铁路公安处发布的消息，15日14时许，广州南站一楼西北区(安检区外)一名35岁的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持水果刀伤人，民警及时到场处置，将嫌犯当场控制。案件造成1人受伤，伤者已及时送医救治，无生命危险。

网易号“山山视角”披露更多的细节，指出一名男子在广州南站一楼西北区安检区外，无预警地掏出水果刀，对着旁边一名旅客挥了过去，紧接着爆发出阵阵尖叫。

有人扯着嗓子喊 “救命”，有人手忙脚乱拨打110报警。带孩子的家长紧紧把孩子护在怀里，四处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原本在排队的人群也一哄而散，行李箱被扔在一旁，场面十分混乱。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一名自新疆逃亡至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青年近日遭当地警方拘捕，目前被羁押于中哈边境地区的一座城市。当地人权组织发出紧急警告，担忧该青年将被“沉默引渡”回中国，面临被关押的风险。

据哈萨克人权组织“阿塔珠尔特自愿者组织”本周五（5月16日）向本台通报，该组织于今年3月底接触到一名自称来自中国新疆伊犁州巩留县的哈萨克族青年叶勒加那特·阿巴依（Yerzhanat Abai），男，23岁，出生于2002年4月11日。他于2025年3月27日进入哈萨克斯坦，并于四天后前往该组织寻求帮助。

该组织表示，叶勒加那特出于对人身安全的担忧，最初不愿公开身份信息，仅简要介绍自身境况。据创办人赛尔克坚（Serikzhan Bilash）透露：

“3月31日，叶勒加那特在到访阿拉木图的组织办公室时，明确表示处于对人身安全的担忧，暂不希望公开其身份信息，仅在镜头前简要陈述了自身情况。他还说，除非被警方逮捕并面临遣返中国的风险时，才可公开他的情况。叶勒加那特称自己如果被遣返中国，可能有被关押进‘集中营’的危险。”

青年逃亡求助失联 恐被秘密移交

本周初，该组织接获叶勒加那特朋友的通报，指其已被哈萨克警方拘留。阿塔珠尔特随后确认其失联，并正式启动紧急人权求助机制，公布其身份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赛尔克坚说，叶勒加那特目前被羁押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扎尔肯特县潘菲洛夫市看守所，该地距离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约四十公里：

“他很可能随时被新疆国保或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局偷偷押送到中国，没有人知道他的具体情况。这件事只有向全世界公开，哈萨克斯坦政府才无法遣返他。”

目前，叶勒加那特的拘留时间、法律依据与程序均不透明，哈萨克斯坦内务部门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本台致电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亦未能接通。

新疆“再教育”阴影持续 加强边境控制

哈萨克族为新疆主要少数民族之一，与哈萨克斯坦有广泛的族群与语言联系。过去，许多新疆哈萨克人与哈国亲属频繁往来，但近年来中方加强边境控制，许多人失联、被捕或被迫接受“转化”教育，甚至被关押。

“阿塔珠尔特自愿者组织”自2017年起长期记录和公开新疆少数民族失踪、拘禁和受迫害案例，其收集的证词已被多个国际机构引用作为调查材料。

据联合国与多个人权组织的报告，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以“去极端化”为名，在新疆设立大量“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关押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政治教育、语言同化和强迫劳动。尽管中国政府否认存在“集中营”系统，国际社会普遍质疑其说法。

赛尔克坚表示，尽管国际关注已减弱，新疆当局的迫害仍未停止：

“好多在新疆当地的年轻人，动辄被公安约谈，或找各种理由把他们送到学习中心，说是提供就业机会，实际上是安排他们去内地工厂工作，大部分是去有害健康的化工厂，而且工资比新疆还低。”

来自新疆伊犁的哈萨克族居民叶尔肯也向本台证实，许多哈族青年试图逃离中国，但遭遇重重限制：

“因为新疆局势很不稳定。所以经常有人逃过来，虽然中哈签署了互免签证协议，但中国的哈萨克族人无法取得出国护照，持有护照的人也会被公安没收。但汉族人可以办护照出国。”

中亚与中国合作紧密 遣返风险激增

近年来，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在经济上日益依赖中国，对来自新疆的难民问题普遍采取低调或压制态度。多起案例显示，部分逃亡者在未获正当程序下即被“非正式引渡”回中国。

自2017年以来，新疆已有多名哈萨克人逃亡哈国后遭捕并面临遣返风险。例如2018年，新疆巩留县“教育营”教师喀衣夏·阿汗逃亡至哈萨克斯坦；2019年，她获得了哈萨克斯坦移民局颁发的难民证。2019年10月1日，新疆伊犁额敏县的哈斯铁尔·木沙汗和木拉格尔·阿里木逃至哈萨克斯坦。

尽管部分案件因国际舆论介入而避免强制遣返，但更多人仍陷法律真空之中。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与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多次敦促哈萨克斯坦政府遵守国际人权条约，防止将个体在缺乏法律程序保障的情况下遣返至可能遭受酷刑和迫害的国家。

哈国人权组织呼吁哈方政府立即公开叶勒加那特·阿巴依的去向，并根据《禁止酷刑公约》和《难民地位公约》履行国际义务，确保其不被遣返，并为其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与庇护程序。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近年，部分台湾艺人为前往中国发展，常在微博等中国社群媒体上发布“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等文字或图片，甚至支持中国对台军演。台湾的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接受媒体採访时表示，将偕同主管机关文化部进行后续调查是否违法。并进一步说明，目前包括台湾女星欧阳娜娜等，都已列为调查对象。

15日，台湾的国安局、海委会、陆委会、法务部调查局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针对“中国複合式威胁对我国家安全之影响”进行报告备询。

陆委会指出，目前约有20多位台湾艺人在列，预计先针对参与过政协活动、或者明确发言支持武统台湾的艺人进行调查。比如去年10月，欧阳娜娜曾在中国“联合利剑-2024B”军演时转发贴文，并支持中共军演。

陆委会副主委沈有忠答询说，台湾的艺人为进入中国市场去寻求商机，会予以尊重，“但我们在意的是，他有没有在特定的时间点、配合特定的对象、转发特定的内容，甚至是扩大传散，去影响台湾的民心士气，这是陆委会所没有办法容忍的。”

沈有忠并表示，不能接受艺人破坏国家的主权与台湾的民主宪政。

目前相关惩处法源依据，来自《两岸人民关係条例》第33条之一：“臺湾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非经各该主管机关许可，不得与大陆地区党务、军事、行政、具政治性机关（构）、团体或涉及对臺政治工作、影响国家安全或利益之机关（构）、团体为任何形式之合作行为。”若违反，最高可以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并可连续处罚。但是具体如何实施？目前详细的行政指导原则尚未公开。

随着赖清德总统就职週年即将到来，立委李坤城也表示：“520要到了，我相信中国可能会要求台湾的艺人做出一些政治表态。我建议在520之前如果定案，就公开，让艺人知道我们的行政指导原则，大家不要逾越这条红线。”

责编：许书婷

被判“偷越国（边）境罪”罪成的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位已向法院提出上诉，并授权家属公开一审判决书，指判决是对人权律师的又一次绞杀。他反驳判决书的内容，指与事实不符。卢思位太太张春晓也指控当局，不让家属为丈夫提供适当药物和拒绝让丈夫做检查是违反人道的行为。

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位因“偷越国（边）境罪”上月在成都法院一审被罪成，遭判刑11个月，罚款10000元。卢思位太太张春晓周四(5月15日)对本台证实，卢思位已就判决提出上诉。她表示，代表律师周二(5月13日)会见卢思位时已得到他的同意，公开一审的判决书。卢思位发表声明，表示政治警察对他日复一日的非法跟控、骚扰、拦截，迫使他冒险出境，批评判决书内的证据与事实严重不符，笔录原话内容曾被篡改，反驳与境外勾结的指控，强调离开中国是他的自救方法。他认为，这次判决是对人权律师的又一次绞杀。张春晓表示，认同卢思位的看法，又说，卢思位被起诉和定罪，是因为他不肯就范而遭受的打压和惩罚。

张春晓说：“如果他没有被边控，他是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来(美国)的，因为他有美国的签证和有效的护照。他为什么要去铤而走险呢？是因为他已经被非法和不公平的对待！他被四川省司法厅盯上的就是12港人案，司法厅希望思位不要接手这个案子，他没有答应。因此他几乎就是被24小时的监控，限制他的出行，这就是一个源头。这些都是一系列的迫害的手段，他就是对付不听话的人，要让你臣服。”

当局拒绝让卢思位做甲状腺检查和配药 张春晓：违反人道

张春晓表示，卢思位曾患甲状腺癌和动过手术，被关押后身体状况持续变差。她表示，丈夫需要定期做医疗检查，也要药物治皮肤病，但看守所拒绝为他提供适切治疗是非人道行为。

张春晓说：“我最担心的是他的身体。甲状腺手术做了以后，医生的要求第一是终生服药，第二是每半年必须要检查一次，但是现在他没有这个机会。他已经错过了2次复查的时间，同时在这1年多他身体本来就受到很大的戕害，而且他的生活环境比平常会差很多。他的皮肤病(看守所)给他配了一些药，但是这些药的效果并不好，我们送过去的药他们(看守所)不收，让他病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加重，这是违反人道的一种行为。”

拒绝安排被关押人做医疗检查 人权律师批是对被关者施加迫害和酷刑

关注卢思位案件的人权律师吴绍平表示，不论是有罪或是无罪者，被关押期间的看病和医疗权利应得到法律保障，但从卢思位的遭遇可见，中共用阻挠治疗的方法折磨被关押者，就像用酷刑一样。

吴绍平说：“从病人实际的身体健康情况来讲的话，看守所是没有理由拒绝。但是中共就是这么明目张胆剥夺他(卢思位)的权利，家属已经提供药物的情况，他们仍然不给，是要通过疾病来折磨被强制羁押的人，当然就是一种迫害，就是一种酷刑。它(中共)可以完全无视你的就医的需求和需要，漠视你的健康。实际上可以看到中共在看守所和监狱里面被羁押的人群，他们的基本医疗和健康都没有得到保障。”

吴绍平表示，根据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在本国有行动自由，也有离开国家的权利。但卢思位仅因为是人权律，曾代理人权案件就被限制行动和出境，他冒险离境是合理的自救行动，认为卢思位有理据上诉。

吴绍平说：“是中共违法在先，动用国家的力量去迫害一个公民，对他进行非法的侵害。根据法理来讲，卢思位也是受到了不法的侵害，在法律当一个人遇到不法侵害的时候，他是可以私力救济的，他不得不采取冒险出境的方式，解脱自己这种自由被剥夺的痛苦生活，也是被这个政权迫害所导致的结果，所以他的行为也不存在违法性。”

吴绍平表示，在卢思位案判决书的细节发现，他的手机数据和通话软件备份内容被当局破解，显示在中国使用苹果手机和海外的通讯软件，不一定是安全的对外联繫途径，在中国的异议人士要有所警剔。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中国紫光集团原董事长赵伟国因涉及贪污、非法牟利、背信等罪，以贪污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赵伟国曾夸口“要买下台积电、并购联发科”震撼半导体业界，如今沦为阶下囚。

综合媒体报道，2014至2021年间，赵伟国利用职务便利，与关系人李禄媛共谋，安排其实际控制的公司低价购买原应由紫光集团取得的房产，非法侵占国有资产价值4.7亿元（以下皆为人民币）。

同时，赵伟国将集团盈利业务转由李禄媛等人经营，或以远高于市价的价格向其公司购买服务，造成中国国家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8.9亿元。2019年，赵更指示其掌控的上市公司董事，将项目以低价租予李禄媛经营公司，导致损失4645万元。

5月14日，中国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赵伟国贪污、为亲友非法牟利、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案，赵伟国以贪污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赵伟国逃过死劫，判决指出赵伟国认罪悔罪，积极退赃，涉案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到案，且有重大立功表现，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蔡慎坤：赵伟国死缓 牵涉中共人事斗争

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对本台表示，紫光集团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牵涉到复杂的政治背景。它是清华大学控股的企业，背后与清华系统的政治利益集团有很深的关联。紫光和同样是校办企业的方正一样，表面上一度是绩效表现亮眼的科技企业，但他们靠的不只是市场竞争力，更有强大的政治资源作支撑。

“长年以来清华就是中共高层干部的重要出身地，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清华背景，这使得紫光成为权力与利益输送的重要平台。”蔡慎坤继续说道，“也正因如此，赵伟国被重判，表面上看是企业债务问题，但实际上可能是‘杀鸡儆猴’，借此对清华系背后的政治集团发出警告，”他说。

特别是在中共四中全会召开之前，蔡慎坤认为高层内斗激烈，人事调整压力巨大。谁上谁下、谁能进入权力核心，这些都要提前布局。因此，除了整肃企业、清理资本，也同步展开整风、反腐，派出15个中央巡视组到各地，就是为了这一场人事斗争调整布局。

紫光凭着并购扩张 终陷入破产危机

紫光集团前身是1988年清华大学控股的科技公司，后来公司改组清华紫光集团。2010年赵伟国入主紫光后，积极主导进行并购，包括收购展讯通信、锐迪科微电子等，并尝试入股台湾力成科技、矽品精密等企业。

2014年，英特尔（Intel）曾宣布，向紫光投资人民币90亿元入股，以获得紫光展锐20%的股权。然而，随美中贸易战升温，2019年英特尔终止合作关系。紫光凭着不断地并购，使集团资产规模迅速扩大。然而，获利跟不上扩张的脚步，导致集团资金陷入破产危机。

赵伟国夸口要并联发科、买台积电 台学界联署阻挡

在入主台湾力成科技后，赵伟国还曾野心勃勃地扬言，要合并台湾IC设计大厂联发科，还要收购晶圆代工大厂台积电，引发台湾半导体业界与学界高度警觉。当时台湾学界发起“反对开放中资投资台湾IC设计产业”联署，超过500位包括台湾电机、资讯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专家参与联署才挡下紫光的购并野心。

曾经参与联署的台湾成功大学电机系教授李忠宪在个人脸书写道，如果让中国牢牢掌握住台湾各大IC设计公司，有这么大的战功，赵伟国在中国会立即成为指标性的对台看板人物。就算他之后在公司内部搞点小钱，应该不会有事！他感叹“历史没有如果，但这段往事却让人不寒而栗。”

李忠宪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当年联发科的作法极具争议，竟主动告知赵伟国，中意哪些台湾的高科技公司，可以一起打包。如果连联发科这样的重量级IC设计公司都被并购成功，紫光就等于在台湾打下滩头堡，接下来就能顺势打入晶圆制造、代工与封装产业，台湾整个半导体链恐怕一路都会被中国吃下。

若紫光并购台厂成功 恐撼动全球科技版图

李忠宪说，一旦如此，台湾的“干净网络”根本不可能干净，将直接被国际视为红色供应链的一部分。“更危险的是，台湾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运算能力是世界做得最好，如果这些技术与产能落入中国手中，对全球科技与安全局势将是巨大震撼。届时美国对台的政策从经济到军事，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将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

如今回想，李忠宪忍不住表示，完全没想到能成功挡下紫光，因为当时主流声音甚至连政府高官都主张“小额开放”，仅有少数人联署呼吁，连学界大佬也因中国利益不愿出面，确实难以乐观。他说，回头看才知道挡下紫光有多关键。如今美中芯片战打得如火如荼，台湾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保有关键地位，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当初没有让紫光得逞。

李忠宪强调，资讯革命变化的脚步实在很惊人，短短十年世界分工已极为复杂，这些历史事件往往难以归因某个团体或个人有做出直接贡献，紫光事件正是如此。当初也只是几个人推动而已，却不可思议地成功挡下，真的是“天佑台湾”！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4、5月，中国东北进入春播时节，农民在田间地头抓紧时序插秧播种，农忙脚步从早春的备耕期一路不停歇。“勤劳农民的春耕，把土地由黑转黄。”方俭3月中旬拍下一幕幕翻耕、焚烧秸秆画面，他从台湾到东北推动“小农种碳”专案，也看见土壤退化的警讯。

粮食是全球重要的战略资源，最近在关税大战和地缘政治压力下，中国积极升级粮食大计，3月初宣布扩大农业储备预算，并将2025年粮食产量目标提升至7亿吨，远高于2024年设定的6.5亿吨，同时计划到2030年达到7.45亿吨目标。3月底再发布新一轮农业发展蓝图，规划在2030年前建成9,000万公顷的高标准农田，大刀阔斧巩固粮食安全底线。

东北是中国举足轻重的大粮仓，占了全国耕地的五分之一，粮食产量高达全国的四分之一。土壤被视为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当东北黑土逐渐变黄土，要达成增粮目标也格外吃力。

黑土变薄又变瘦

(陈尊贤提供)

“土壤劣化是国际关注的议题，尤其东北是全球三大黑土区之一。”台湾大学农业化学系名誉教授陈尊贤说，2017年他受邀至哈尔滨农科院和哈尔滨土壤肥料研究所交流，参加土壤有机碳论坛，“当时就讨论到黑土肥力和有机碳明显下降，会后也现场考察万亩田试验区。”

摊开中国科学院2021年发布的《东北黑土地白皮书》，近60年，东北黑土耕作层有机质含量下降了三分之一，部分地区甚至下降了50%，而且局部地区黑土层厚度已由上世纪50年代的60至80厘米，下降到当前的20至40厘米，这一连串的数字意味着黑土变“薄”又变“瘦”，生产力也大打折扣。

表土是含有最多有机质且最肥沃的土壤层，陈尊贤指出，以表土30公分厚度来看，大概占一公尺剖面深度的总碳存量或土壤肥力的50%至60%，而表土50公分厚度的总碳存量或土壤肥力大概占75%，也就是说整个土壤层中最肥沃的就是表土30公分深。

“国际上评估黑土退化程度可以从土壤冲蚀速率、土壤碳含量或碳存量来检视，这3个指标因子在中国东北都明显减少。”陈尊贤说，他进一步分析黑土地白皮书的数据，“60年表土流失近40公分厚度，算下来大概每年表土层被带走88吨的土壤，在国际上来讲，这属于流失严重等级。”

陈尊贤参照中国农业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中国东北黑土》，书中提到东北黑土耕作层的有机碳含量约4%，土壤表土30公分厚度的碳储存总量大概是144吨，过去60年有机碳减少30%，这样算下来，每年每公顷大概损失0.72吨的碳，碳存量流失相当严重。

土壤的碳储存量不仅有助于缓解气候变迁，而且有利于确保粮食产能，早在2015年联合国气候大会就提出“千分之四倡议”，透过每年增加0.4%的土壤有机碳含量，借此与人类活动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相抵。“要达到千分之四目标，大概每年每公顷增加1至2吨有机碳就够了。”陈尊贤说明，“可是东北黑土耕作层有机质含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大概每年每公顷减少0.72吨，所以在这个状态下，土壤碳存量不太可能增加。”

3年前，绿色消费者基金会董事长方俭一股脑儿投入“小农种碳”专案，积极回应“千分之四倡议”—把碳种回土壤，这也是全球第一个正式进入土壤有机碳减碳国际认证的专案，他以台湾为起点，逐步拓展至日本能登半岛的石川县、中国黑龙江省五常市。

从去年秋收到今年春耕时节，方俭风尘仆仆在东北黑土地上采样，展开基础线调查，“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变化很大，就是高高低低的。”他在初步采样中窥见变异性，“在同一个区块里面，我们可能测到3%，也可能测到6%，它的不确定性很大。”

北大仓榨干黑土地

(David Gray/REUTERS)

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团队直指，“不合理垦殖和耕作是导致黑土地退化的主因。”上世纪5、60年代以来，东北黑土地的开发利用按下加速键，由“北大荒”大跃进为“北大仓”，2005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约为1,910万公顷，2021年增至2,866万公顷，增幅超过50%。

然而，长期高强度的开发造成地力不断被削弱，相关研究显示，玉米产量随黑土厚度减小呈现明显下滑趋势，每侵蚀1厘米表土层，玉米每公顷减产123.7公斤。

“我当时去看他们的试验田和实际操作，耕种的机械、设备都很大，像是大军般在北大仓大面积操作，而且几乎都全自动化。”陈尊贤提起东北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玉米产量降低代表土壤表土流失非常严重，因此做好水土保持管理是重要工作。”

此外，耕地的大幅开垦也会加剧侵蚀沟发展，2019年一篇刊登在《地理期刊》的研究发现，东北黑土区的沟壑侵蚀状况日益严峻，而且以耕地的侵蚀裂度增长速度最快、侵蚀面积最大。陈尊贤提醒，坡地耕作也是黑土地的致命杀手，暴雨来的时候，坡地冲刷会更严重。

田地少了秸秆保护

(Kim Kyung Hoon/REUTERS)

秸秆离田也是当地普遍的现象，“我当时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作物残渣没办法回到田里面？他们跟我讲有两个理由，一个是玉米秆很粗很大，回到田里会影响到接下来的耕种。”陈尊贤印象深刻说，“还有一个原因，农民带走玉米秆、卖给做煤炭的，变成燃料使用，农民就有直接收益。”

陈尊贤表示，玉米果实和作物残渣重量是1:1，也就是每公顷采收10吨玉米产量，作物残渣也有10吨。这些作物残渣可以保护土壤，还具有肥料效益，一般来讲大概可以提供180公斤的氮肥、90公斤磷肥，还有至少5、60公斤钾肥，你带走以后，有机碳也走了，氮磷钾养分也都被带走。

他以美国密西西比河沿岸的黑土区为例，当初也发生土壤流失、产量降低问题，尤其大洪水过后土壤流失严重，后来农夫收成玉米同时把玉米秆切碎，回归到土壤，这样子的话可以作为很好的土壤保护，养分也可以回到土壤。

肥料能养肥黑土？

“现代农业追求最大产量，不过，最大产量最后是不是得到最大的产值？你可能前面5年、10年产量非常好，但后来你要不断地靠重肥、重药去维持它。”方俭点出土地过度利用的恶性循环，“大量使用肥料会让土壤酸化，而且作物质量也会比原来糟糕，因为有机质越多的话，你种出来的作物、庄稼风味会越多。”

根据统计，1980至2021年，东北地区的化肥施用量由4.57百万吨增加到7.42百万吨，涨幅高达62%。然而，过量的化肥反而扼杀土壤，不仅加剧耕地退化，同时降低农民种粮的收益。

五常是中国最好大米的产地，高身价被封为“米中贵族”，方俭和农民打交道时听闻他们碰到的问题：“（五常大米）原来的稻花香好像没有以前那么香，口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近年来，东北农户还发现玉米和大豆根系在土里扎不深，长出的苗瘦弱发黄，过度翻耕也是当中突出的问题。

(方俭提供)

今年初春，方俭从哈尔滨坐高铁往大连，车窗外更迭交映备耕整地的农忙场景，裸露的土壤泛出黄褐色泽，土壤里的微型生态系奄奄一息。他感触良多说，翻耕破坏了微生物的生态栖地，在太阳紫外线的照射下，微生物大量死亡，同时排放出二氧化碳。

“美国太空总署（NASA）每年都会公布地球大气层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的缩时摄影，每年3至5月二氧化碳浓度进入高峰期。”他提出科学证据，“这些二氧化碳增量，源自春耕对土壤扰动后的二氧化碳排放。”

眼下开展的不仅是一场风高浪急的黑土劣化风暴，同时也是来势汹汹的气候变迁危机，粮食安全的脆弱性朗然若揭。

责编：许书婷

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市一所民办学校“丰翼小学”近日传出突然关停，引发超过一千名学生家长到市政府集体抗议。事件持续多日，政府派警戒备，最终当局宣布“丰翼小学不会关闭”。事件背后，反映出中国近年来针对民办教育政策收紧所带来的社会冲击。

本周日（5月11日），南宫市因一所民办学校疑似被强制关闭，引发大规模家长抗议。涉事学校为位于南宫市经济开发区的丰翼小学，隶属于涵盖多个学段的丰翼教育集团。

抗议活动发生于5月11日。据海外社交平台X账号“昨天”发布的现场视频显示，大量家长聚集在南宫市政府大楼前，高喊“不同意”“领导出来”等口号，要求撤销关停决定，或至少保障目前在校学生可以顺利毕业。据目击者称，抗议持续至当晚深夜，期间政府调派大批警力在场维持秩序，并对周边区域实施交通管制，关闭了政府广场照明设施。

政府派警维稳 家长持续声援

抗议次日，仍有家长持续聚集。据一位不愿具名的家长本周四（5月15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丰翼小学在当地口碑良好，家长多通过公开摇号争取入学名额，突然关停令他们措手不及。由于拟分流至的公立学校存在管理混乱、师资不稳等问题，家长普遍无法接受这一决定：“这次有上千家长向市政府抗议，他们（政府）太过分了，看学校教育质量高，有经济能力的家长都送孩子去丰翼小学，就要把它关掉。”

本台记者致电丰翼学校办公室，接听人员确认小学确有抗议事件，但强调自己隶属中学部，对小学事务并不清楚：“我这里是中学，小学的具体情况不清楚。”

南宫市政府办公室一名官员于周四（15日）回应自由亚洲电台查询时证实，确有“几天前上千名家长抗议”的情况发生，但表示“问题已经解决”，“丰翼小学不会关闭”。对于家长人数及具体处理方案，该官员称非其职责范围，细节不详：“教育局在处理这件事，我这里不了解情况，现在没事了。”

【河北南宫 家长抗议丰翼小学被关停】
【公立学校招生困难 政府限制私校发展】… pic.twitter.com/DiWRfO316O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May 14, 2025

公立学校招生难 民办学校受压

近年来，随着中国教育资源向民办学校集中，优质私校成为许多家长的首选。然而，为缩小公私教育质量差距，各地政府陆续出台限制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导致民办小学数量被人为减少。根据中国教育部去年10月24日发布的《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民办学校总数在过去四年间已累计减少逾两万所，仅2023年就减少了1.1万多所。其中，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减少了425所，在校生人数减少逾134万人。

教育人口下滑 政策倾向扶持公立学校

河南郑州退休教师贾灵敏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随着新生儿出生数量持续下降，入学儿童人数也逐年减少，许多公立学校存在招生不足、面临关闭的难题。她表示，如果关闭民办学校，可增加公立学校的招生人数：“因为出生率低，很多县城、乡镇的公办学校招不到学生就要关停，公立学校的校长、教师就要失业。现在民办学校教育质量高，教学环境好，许多家长都愿意把孩子送到民办学校。”

河北邯郸一位家长女士姚黎对记者说，尽管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免除学费，但在教育质量、管理方式与教师水平等方面，家长们普遍仍青睐民办学校。

本台记者多次致电南宫市教育局办公室进一步核实，截至截稿时未获回应。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河南有官员在召开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期间，违规饮酒导致1人死亡的事件成为网络热话，涉事的10名官员被撤职、开除和降级。这次事件成为今年重启八项规定推动活动的第一滴血，引发各界关注中共是否再启动新一波的官场整风运动。

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周二(5月13日)公布，河南罗山县政法委书记李献林在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期间，宴请信阳市和罗山县最少9名公检法官员，其中1人在宴请当天死亡。曾与死者共喝4瓶白酒的5名官员，自行筹集资金给死者家属作补偿并隐瞒情况，罗山县委书记余国芳涉知情不报。中纪委批评涉事官员一边学习八项规定一边违规宴请，是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置若罔闻，毫无敬畏戒惧之心，坚持零容忍，绝不姑息，对10名违规涉事干部分别被开除党籍、撤职和降职等惩罚，组织宴请的李献林另被立案调查。信阳市委等负责人也因监督不力已被处分。

消息公布后成为网络热话，一度登微博热搜。有网民批评，涉事官员在政治学习期间违规，显示官场对八项规定的不重视。也有网民质疑，有大批官员贪汙和包养情妇问题更严重，为何违规饮酒要被央视等重点报道。

重启八项规定整风运动 清洗党内不满的地方官员

资深政经评论人蔡慎坤表示，涉事的地方层级官员成为新闻焦点，是官方的舆论操作，要配合今年启动的八项规定精神学习运动。他表示，这次学习运动由政治局常委蔡奇和李希主导，相信是要为稍后召开的重要政治会议作准备，清洗党内的不满声音。

蔡慎坤说：“今年要开的四中全会是讨论人事安排，两会结束后的第2天，就开展全党八项规定的教育活动，从3月到7月，还向各个地方派巡视组，非常明确是一场运动。习近平的人马针对现在党内各种各样的不满，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非议，尤其是海外很多传闻都是从党内传出来。尤其在中共官场的酒桌上，很容易说一些发牢骚的话。这次真正要整的是各地方与习近平不同心的官员，要来一次大的清洗。”

蔡慎坤表示，以这次事件为例，惩罚违规吃喝是表面原因，在学习八项规定时，违规是不忠诚表现，才是问题所在。但这些地方官员权力有限，难以用抓大老虎涉严重贪腐作为借口惩治，违反八项规定是最容易使用的整顿工具。

蔡慎坤说：“习近平做了10多年之后，大老虎也打得差不多了。只能抓这些芝麻官，比方对习近平的学习和效忠不是很感兴趣，在这个体制里边还有一大批人没权，他(习近平)是看不顺眼(这批人)，现在把八项规定又搬出来整风，专门用来对付这些没有搞严重腐败的一批官员。像我认识的一个官员，当时查他的腐败没查出来，就用八项规定找你的问题，说他至少吃了一顿饭用了8000元，是超标准接待，给他一个党内严重警告。”

八项规定是整顿官场工具 也成官员间权斗工具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表示，八项规定主要作用是规范党内干部对习近平忠诚，为党高层提供政治工具整顿官场。又说，现在中国社会状况不好，官员对现状不满也是正常，八项规定成为对这些官员选择性执法的工具，使他们不敢妄议中央。同时，八项规定也可以被官员利用，作为互相举报和政治斗争的手段。

冯崇义说：“八项规定是个党纪，这个规定是非常严苛和非常空泛的，随时都可以被拿出来作为政治工具拿来使用。一方面是在政治运动的时候，可以加强整肃官员，让官员们能更加服服贴贴和听话。另外的时候就是变成官场斗争的工具，比如说哪些政府官员为了自保，或者需要政绩，就会非常积极拿一些法规出来使用，这个(八项规定)就是一个政治工具。”

资深评论员胡平表示，八项规定在2012年公布后，曾经是恫吓官员的规定，但因为要求太严苛，不能也不可以长期执行，领导层只会在有政治需要时才严格执行。

胡平说：“共产党要维护他的形象，但它(共产党)也知道有些要求是不可能落到实处的，所以通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它也知道这个螺丝钉平常都很松的，要隔一段时间才找一个典型出来，把这个螺丝钉拧紧一下，然后过段时间再拧紧一下子。这样能维持党的形象，也让下面的官员不至于太过分和太嚣张。”

胡平表示，违反八项规定被惩治的个案出来后，各地方官员也会有所警剔，在重启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期间，会收歛用公款吃喝等行为，等运动结束之后，这些行为也会故态復萌。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美国商务部13日撤销拜登政府时期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以下简称AI扩散规则，AI Diffusion Rule），同时加强AI芯片出口管制，禁止全球使用华为昇腾芯片。美国商务部强调，这些行动将确保美国持续站在人工智能创新前沿，并维持全球AI领导地位。

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BIS）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Jeffery Kessler）明确指示，BIS执法人员不得执行《AI扩散规则》。

凯斯勒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与全球“可信赖的伙伴国家”携手，构建大胆且包容的人工智能技术战略，防止这些技术落入敌对国家之手的同时，与全球可信赖的外国伙伴共享美国的AI技术。

此外，BIS也宣布加强针对AI芯片的出口管制措施，包括世界任何地区使用华为昇腾芯片，都构成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条例；此外，若美国AI芯片被用于训练或推理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相关企业将面临严重后果。同时，美国商务部要求美国企业，重新审视供应链合作伙伴，强化审查机制，防范技术转移风险。

美国维持民主国家在先进技术与中国的代差优势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紫云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中国滥用高科技运用于军事用途，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美国此次出口禁令，实质上将中国AI芯片发展技术，冻结在成熟制程层级，借此维持民主国家在先进技术上领先中国的代差优势。其次，中国目前全力加速自主开发芯片与光刻机，尤其是EUV极紫外光技术，但这一领域技术门槛高、进展缓慢，风险仍属可控。更何况台积电已迈向埃米级制程（1纳米以下），进一步拉大双方距离，保持代差是重要的风险管理。

“整体而言，美国虽在关税问题上与中方谈判，但在高科技领域则采取‘去风险化’战略，”他说。

高阶芯片与国安密不可分

东吴大学企管系兼职讲师林修民对本台表示，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初，美中贸易战已开打，虽一度达成贸易协议，但美方仍针对中国的中兴通讯、福建晋华与华为等企业祭出出口管制。可见，贸易与国安议题早已脱钩。与此同时，美国下一代F-47第六代战机已试飞成功，进入战术评估阶段，核心功能包括引导无人机作战，对芯片技术高度依赖，显示高阶科技与国防密不可分。

林修民说，“在此背景下，美国就算完全取消对中产品的关税，对华为及中国半导体的出口禁令仍然不会放松，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严。”

法新社指出，过去数年来，美国不断加强对中国出口先进芯片的限制，担心这些芯片可能被用于强化中国军事系统，并进一步威胁美国在AI领域的主导地位。

拜登政府提出的芯片出口管制规范将全球分为三个等级：日本和韩国等第一等级国家将不受出口限制；墨西哥和葡萄牙等第二等级国家受芯片数量配额限制；第三级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则被全面禁止取得芯片。

林修民：印巴冲突示范 芯片即未来战争

林修民进一步分析，近日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冲突，为全球示范何谓“芯片即未来战争”。据报导，双方共出动125架战机，却未跨越彼此领空，显示战争形态已转变为高科技主导的远距精准打击，战机无需深入敌境即可发动攻击。实质上比拼的是雷达侦测、导引飞弹精准度与干扰能力，而这些都取决于背后的芯片效能。芯片技术对战场感知能力产生关键影响，现代战争仰赖高阶芯片驱动的无人机、导引飞弹与卫星通讯系统，谁能掌握更快速、准确的战场资讯。

“战场胜负不再单凭火力，而是科技能力、也就是‘算力’的对决。在这样的格局中，芯片已成国家安全战略资源，不仅美国，世界各国都不可能低估芯片所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林修民表示。

美国松绑英伟达芯片销沙特

在美国商务部声明指出，《AI扩散规则》这些新规定将严重扼杀美国创新能力，并对企业造成繁重的监管负担。同时，该规则还因为将数十个国家降为“第二等级”出口对象，损害了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东包含沙特等国，由沙特设立的主权财富基金PIF宣布成立全新子公司Humain，将与英伟达等美国科技大厂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宣布将向Humain提供逾1.8万片最新的AI芯片。

苏紫云分析，美国对于沙特解开封印，允许英伟达向沙特出口AI芯片有三个目的，其一，是弥补英伟达无法对中出口造成的市场份额的损失；其二，支持沙特等中东国家打造AI中心，强化美国与中东在外交与合作关系；第三则是潜在的惩罚，如果发现任一国家把AI芯片转口到中国，可能就立即断供，这也是风险控管的手段。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来自中国800美元以下小额包裹关税，将从此前120%的税率下调至30%，并取消原定于6月1日将每件包裹固定关税提高至200美元的计划，维持现有的100美元标准。多位外贸商表示，他们正赶着出货，但也在调整出口布局，以免再受高关税的冲击。

白宫本周二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削减所谓的“低价值商品（de minimis）”关税，涉及从中国及香港进口的低价商品。根据新规，小型进口包裹将被征收54%的关税或100美元的统一费用。另据路透社周三报道，根据一份白宫行政命令及行业专家的消息，美国对来自邮局以外通路的中国小额包裹关税将再降至30%，以进一步缓和两国贸易战带来的伤害。

该政策被视为美中两国在瑞士举行贸易会谈后达成的90天贸易休战协议的一部分。根据协议，美国将中国商品的整体关税从145%下调至30%，而中方则承诺将对美商品关税从125%下调至10%。双方希望通过该协议缓解不断升温的贸易紧张局势，并为后续谈判争取时间。

跨境电商积极调整谋求重启对美出口

浙江绍兴电商蒋先生本周三（14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根据客户的要求，他已经开始发货至美国：“我们通过Shein平台专做服饰、饰品、礼品等等，小包裹直邮，走的是空运。预计商品一到两个礼拜就到美国客户手中。这次虽然关税降到54%，但还是很贵，这批订货寄出后，再发货就走海运拼箱，可降低成本。现在担心海运时间长，怕美国那边关税再变，我们这些做小生意的，哪受得了高关税。”

同时还经营家居用品的蒋先生说，他们在政策调整后，重启了部分对美直邮产品：“尤其是一些单价在50到100美元之间的厨房用具和智能小家电，在目前的税率下仍有盈利空间。不过，很多同业最担忧的还是政策反复。我们已经不敢做太多库存，更多是往海外仓库挪。”

本周一，中美双方就持续一个多月的关税战达成协议后，广东、浙江、福建等地的外贸公司接到美国客户通知。深圳外贸公司负责人葛女士对本台说，该公司终于等到美国客户的催促，正在出货中：“我们前两天已经接到美国客户电邮，要求我们抓紧时间出货，现在正抓紧时间把产品装船。这两天，同行也在忙着出货，争取尽快清仓。”

福建厦门一位与Temu合作供货商陈建林告诉本台，高关税几乎让他们放弃美国市场：“Temu的订单一下子掉了六成。这次美国下调关税算是给了我们一口气，但我们也知道，这只是临时的缓和。我们现在有三个月的窗口期，我们在越南设了海外分仓，并开始试着把产品打进东南亚的几个平台，这样可分散风险。”

中国电商紧锣密鼓筹备向美国发货

关税下调的消息对于依赖低价直邮模式的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如Shein、Temu而言，无疑是一个喘息的机会。此前，美国在4月初取消了800美元以下包裹的免税待遇，并征收惩罚性关税，令这些平台一度面临价格上涨、物流延迟等挑战。

陈建林认为54%的关税仍远高于以往的零关税水平，因此多个电商企业正在紧急部署应对策略。他说，很多商人为规避高额直邮关税，已加大对美国本土海外仓的投入，通过提前发货、仓内分拣，实现降本增效。他说：“不少企业探索第三国转口路径，如通过越南、墨西哥等国家中转，降低贸易壁垒。另外，开拓美国以外市场，比如欧洲、东南亚和拉美市场。”

据中国官方披露的数据，过去5年，中国跨境电商贸易规模增长超过10倍。跨境电商企业数量已超12万家，跨境电商企业累计在海外注册商标超3万个。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1.2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5%。其中出口同比增长6.9%，美国依然是最大出口市场，占比达35%。全年跨境电商进出口2.6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

未来关税不确定性大增

在浙江从事外贸的商人李巧仁告诉记者，许多外贸公司和企业经历了这场中美关税战冲击，浙江、江苏和广东等地已有众多涉外贸易工厂停运，甚至倒闭。中国商人必须调整全球布局，寻求生存和发展：“不调整没出路啊，我们也提高了出口商品单价，美国虽然是最大的市场，但是你不知道哪天遇上高关税。现在我们要做多手准备，应对这个问题。必须开辟新兴市场。”

李巧仁表示，尽管短期内中美贸易局势有所缓和，但本轮关税下调仅维持90天。特朗普政府过去多次调整关税政策，中国业界普遍担忧：“如果后续双方谈判破裂，出口商品再度遭遇高税率的风险你是无法预测的。”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中国国新办12日发布2万多字的《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其中强调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的学者指，这是对欧美多国国会、智库、政要近来相继推翻中方对联大2758号决议宣称台湾是其一部份的说法，进行另一波的反制。

中国在白皮书中宣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法律效力不容置疑，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内文多处提及台湾，包括重申反对“台独”，强调中国始终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白皮书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坚定不移推进完全统一，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加强两岸对话沟通和民主协商，共商统一大计。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室表示，中国政府发布的这份国安白皮书，是对欧美多国国会、智库、政要近来相继推翻中方对联大2758号决议宣称台湾是其一部份的说法，进行另一波的反制，也反制台湾总统赖清德强调两岸互不隶属、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论述等。

沈明室分析，北京现在要以武力统治台湾，限制因素很多，因此意在透过法律战，框住台湾，以利他将来用武力解决台湾时取得合法性和正义性。

台湾前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认为，这份白皮书的重心和关切程度明显偏向台海、南海、东海的议题，显示出在整体战略上，中国已感受到美国的强烈压力，因此也试图透过这报告警示美国不要动到这核心利益，否则中方可能会有反制动作。

林廷辉强调，以往两岸问题并不是中国国安白皮书涉及的重要内容，而在所谓新疆反恐，甚至非传统安全观等议题上着墨较深。中国现在可能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很大，因此转而将重心转移向台海、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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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宣布关税战休战90天后，中方把焦点转回到巴拿马港口的交易。同一天，港澳办再放话、港府也突然提出制订维护国安的附属法例，使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表态指“绝不可能不合法不合规。”官方的连串行动引发外界关注对此交易带来的影响。

长和出售包括巴拿马等港口经营权，交易期限到7月底届满。长和在周一(5月12日)晚上发声明，表示因不断有股东及媒体查询港口交易的情况，把原计划在5月22日上午股东周年大会回应的安排提前，表明此交易绝不可能在任何不合法或不合规的情况下进行。长和重申，交易完成取决于法律和监管部门之同意及批准、不存在违法或法律禁止的情况、获得公司股东的必要批准，以及最终文件中约定的其他适当及常规条件等一系列条件才达成。

长和深夜发声明回应港口交易 分析：因港府新订国安属例引揣测

长和就港口交易的表态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消息也登微博的热搜。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曾撰写多篇文章评论长和出售港口事件。他对本台表示，长和在股东大会前回应港口交易一事，是罕见的做法。他认为，此举与香港立法会在周一突然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制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的安排，引发揣测有关。

刘梦熊说：“紧急会议不知道是不是要针对长和的交易。因为《大公报》和《文汇报》最近好多多次鼓吹用《国安法》来处置这个事情。但是这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和199码头泊位，没有一寸土地是属于中国和香港的主权。而且人家(长和)买进港口的时候，你(中国政府)从来没有一次说是有利于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什么现在要卖出，你就说跟你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挂钩呢？要用《国安法》来审查人家呢？这是依法无据、荒谬和蛮不讲理的。”

刘梦熊表示，面对亲中媒体连日来以文革式的批判，长和在声明的内容用字也很微妙，相信是暗示交易会继续进行。

刘梦熊说：“交易之完成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达成，包括法律和监管部门之同意的批准，这个可圈可点的。因为它这些码头是在海外23个国家，所以违法不违法跟中国政府无关。过去买进码头的时候，没有需要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按照逻辑来讲，卖出当然也不需要中国政府或者是香港特区的批准。”

刘梦熊建议，中国政府透过招商局等用高于外国财团的出价，把巴拿马等港口经营权买回来，是最直接解决问题的方法。

升级对长和的系统性威胁 与巴拿马港口涉中国印太战略部署有关

在长和发表声明的同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澳门见工商界人士，要求港澳工商界和企业家立场上要特别清醒，面对霸权行径时“下跪”求饶，鼓吹“商人纯逐利”不顾国家利益等软骨头行为，会为中国人民所不齿。又说，挺身而出坚决斗争，宁可戴着电子脚镣也绝不屈服的硬骨头才是英雄。

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表示，港府制立新国安属例、夏宝龙的言论和亲中媒体连日鼓吹动用《国安法》审查交易等，可视为是中国对长和的升级施压，也显示中国对巴拿马港口经营权的重视，与地缘政治和军事部署有关。

陈道银说：“如果现在还是全球化时期，世界是平的，大家都和和气气做生意，谁控制这个(巴拿马)港口也无所谓了。现在有反应是因为太平洋或者因为台海在军事战略的需要，关键是它(巴拿马)的军事战略价值。中国要打台湾，肯定也是要速战速决，阻塞外援，这是战场规划当中需要考虑到的因素。怎么阻挡美国的军舰，巴拿马运河可能就是一个作用了。但是中国政府目前是在一步步升级口水战，尽量想让长和放弃，投鼠忌器坦白说不起作用。所以长和的回答也很巧妙，叫合规合法，肯定是要交易的。”

陈道银表示，中国深知自己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不想直接用国家力量叫停交易，只敢用间接方法施压，希望能降低对外资投资中国的担忧。

中国干预巴拿马港口交易已出现反噬效应

经济学者司令表示，以近期澳大利亚要在中资手中收回达尔文港口为例，显示中国政府向长和施压已触动欧盟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警觉，调查中国经济在当地的经济渗透问题。

司令说：“事实上中国干预巴拿马港口的交易，已引起西方的经济情报部门关注和调查，发现更多的证据，中国在港口投资的背后的目的并不单纯。所以欧盟和澳大利亚已开始对中资更严厉的审查，中国政府在长和问题上起到的反噬效果，我认为这个效应才刚刚开始。”

司令相信，中资日后要在其他国家投资基建或港口时，会遇到当地政界和社会更大的阻力和质疑。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中国纪检部门近期通报第一季度全数据显示，各地纪检监察部门立案22万件，处分18.5万人，涵盖各级干部及基层人员，其中省部级干部14人，农村、企业等人员13万人，村干部1.9万人。

根据中纪委监委网站4月22日发布数据，今年1至3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83.4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50.2万件，立案22万件，处分18.5万人。被处分和立案调查人员涵盖各级各类干部及基层人员，其中省部级干部分别有14人，农村、企业等人员高达13万人，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1.9万人。

夏粮补贴、农药开支成“黑洞”

本台记者在网上搜查发现，两年前，官方公布的村干部贪污人数每年约6万人左右。对此，山东临沂村民韩翠华本周二（13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村支书或村主任虽然职位低，但掌握这全村的财富分配权力，而在当下的环境，有权就有贪腐显现。她说：“村支书和村主任可获的利益太多了呀，打一个比方，农村的夏粮补贴、农药补贴，还有说为了帮助老百姓，租用小飞机集体洒农药，但洒的农药比例低，说是用3瓶农药，但实际用半瓶农药，还有的甚至用假农药，甚至不用农药，他们向农民家庭收取的费用不就被村官贪了嘛。另外，喷洒农药的亩数也可以虚报。”

村官被指“最直接的施害者”

在中国某些地区，村官利用权力克扣低保补助金。河南安阳农民何慧芹告诉记者：“农村仍然有贫困户，比如低保户、五保户的补助金，村干部也会克扣，给低保户的节日慰问金也会克扣，还有农民的拆迁房、危房改造、回迁房，村集体土地出让金、村内工程款，村民孩子去当兵，很多人问农村干部怎么贪污这么多，我说他们其实贪污很多。”

何慧芹说，相比省部级高官贪污需特殊渠道，村干部的贪腐行为在基层领域可谓无处不在。她继续说：“村官是对中国农村村民迫害最直接的施害者。”

对比中纪委去年前三季度的数据，中国已有7.7万名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被立案调查，超过2023年全年6.1万人的总数，显示中国农村基层干部贪污情况日趋严重。

4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新修订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不得利用职权在工程项目、集体资产处置、土地流转、惠农补贴、低保评定等事项中谋取私利：不得收受贿赂或变相接受“回扣”“好处费”：不得为亲属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明确规定不得私自处置或占有村集体财产：集体“三资”（资金、资产、资源）必须公开透明。

新修订《规定》防农村腐败

《中国新闻周刊》援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负责人说，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任务和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状况的发展变化，党中央决定对《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比试行《规定》，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王立峰近期对该周刊说，《规定》可以说是治理农村基层干部“微腐败”的制度利剑，是基层制度反腐的重要依据。

江苏泰兴新街镇村民顾大海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地村官通过各种工程项目非法获利，百姓苦无证据：“村支书通过绿化工程、村路建设、河道维修、农田面积造假等，凡村干部参与的工程，村官都可从中获利。我们村里，村官可赚钱的地方不算多，但在有些富庶的村，村干部参与企业经营，他们获取的非法利益就很多。”

受处分人员七成来自基层

通报显示，农村、企业等基层一线受处分人员占比超过七成。相比查处受贿官员，当局对行贿者的查处较少。根据官方通报，一季度共立案查处行贿人员7027人，向检察机关移送95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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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国防部在南台湾实施2025年度飞弹射击操演，首次进行自美国新购的海马斯（HIMARS）训练火箭弹，向外海实弹射击，并分多批次发射逾八百枚台制火箭弹。

台湾军方12日起，在屏东恒春半岛东南九鹏基地展开“雷霆”年度操演验证精准射击。国防部长顾立雄现场观看射击过程。

一名台湾陆军军官告诉自由亚洲电台，12日进行精准飞弹射击操演，实施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的射击，总共发射33枚火箭弹，验证接装成果，但无法透露这33枚的型号及射程距离等细节。

射击通报显示，5月12日上午8点至中午12时、下午1时半至5时，在屏东满州地区进行地面武器对海（空）实弹射击，最大弹道高度为2万呎。

专长为“武器获得管理”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路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所长贺增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海马斯多管火箭运用轮型车辆取代履带车辆移动，可以快速增加其机动力。台湾陆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最大射程仅45公里。

学者：海马斯飞弹可对中国进行源头压制

贺增原指出，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下拥有两种武器，包括“精准火箭”， “GPS导引火箭弹”射程达70公里，最大可达92公里，具备高度精准打击能力。另一种为“战术飞弹”，可将打击距离延伸至300公里，误差约10公尺，对提升“联合作战”，即滨海作战与反击解放军关键军事基础设施、航渡军舰、两栖运输舰能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紫云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说：“M142海马斯飞弹可对中国进行源头压制，也就是‘洋葱圈’的概念。海马斯火箭弹可打到中国的沿岸区域，在他登陆船团出发前就先压制一波，如果有残余的登陆船团开到海峡中线以东，台湾的雷霆2000就可再实施多层次打击，更有效地反制中国的登陆企图，提高台湾的总体防卫能力。”

12日验证的是台湾陆军以“远程精准火力打击系统（轰雷专案）”，向美国采购、去年九月陆续交货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军方曾形容，在中方对台灰色地带威胁日渐增强之际，这堪称“及时雨”，有助提升士气和增强地面作战战力。

特朗普首任即售台可跨海攻击的海马斯飞弹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委任副研究员揭仲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美国以前基本上很排斥台湾取得可跨海打击中国大陆陆地目标的武器，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比较特别的是，他同意出售海马斯之外，给的还是炮兵战术飞弹，这当然就代表最起码美方不再那么排斥、不再强烈地反对国军在必要的时候对（中国大陆）东南海沿的一些军事目标进行打击。”

揭仲分析，台湾海峡最窄处约100公里，平均宽度200公里，海马斯飞弹可达300公里射程，最起码可将福建等东南沿海军事目标纳入射程。美方出售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给台湾，象征美方对台筹获跨海打击能力的态度有所转变。

此外，他提到，拜登时期同意出售第二批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是最大射程70公里、可精准导引的火箭弹，让台湾地面部队具备跨战区打击的能力。

揭仲说：“随着中共各种两栖作战的船舰，两栖突击舰的数量增加，各种新的两栖突击的载具增加，使它的换乘区可能会从本来离台湾陆地40公里，后退到离台湾陆地60公里，变成台湾国造雷霆2000的可能射程就不够。海马斯射程70公里、可精准导引的火箭弹，就可以填补这缺口，让国军继续保有攻击中共换乘区的能力，又可以进行精准导引，可以针对中共船团的高价值目标，比如两栖突击舰或登陆指挥舰进行比较精准的攻击。”

军事专家：海马斯火箭弹加强战术弹性 跨区增援效果

揭仲还说，海马斯射程70公里的火箭弹，还可做到跨战区火力支援。“如果共军抢滩成功、在桃园到台北港中间开始成功占领登陆基地时，国军理论上可以从苗栗到新竹的交界，运用海马斯对台北港附近的中共登陆基地进行精准的攻击和跨战区的打击，增加防卫能力和战术弹性。”

不过他提到，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加入防卫战力提升的挑战是，陆军作战射程最远兵器雷霆2000仅45公里，如今海马斯火箭弹射程70公里、飞弹射程300公里，且是精准打击，陆军势必被迫提升它的超视距目标。

苏紫云也提到，300公里可打到福建、浙江一带港口部队集结点或是雷达站沿岸的军事目标，并可运用“跨区增援”战术。“如果中国军力从台湾中部登陆，北部的六军团、南部的八军团就可以利用雷霆2000或海马斯系统，从北边往台中港或甲南海滩、中共登陆点进行打击，达到跨区支援效果。”

贺增原指出，此次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验证项目，应包括“跨区增援”如测验其机动性，及“效应性分析”，如急速、爬坡、加油之后行驶距离，以及“适应性分析”，如车辆与武器系统整体后勤支援，和“实弹射击”依据部署位置，衡量主射向线角度、接战与射击模式，借由实测去了解拦截率是否如美方所提供资料。

贺增原建议未来可加强运用电脑模式模拟系统，将不同联合火力支援协调机制在有限资源下，如武器数量、火力系统的性能，以建构出最佳化防御模式。

台自制雷霆系统 共发射800多枚火箭弹操演

此外，陆军炮兵部队12日上午以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进行实弹射击，分六批共发射837枚火箭弹。操演场面震撼，吸引许多军事迷前往。

苏紫云指出，雷霆2000是台湾自己研发的炮兵火箭，包括MK15、MK30和MK45三种型号火箭弹，各代表最大射程15、30、45公里。

苏紫云说：“在台湾的防卫意义上表示可以反制中国的登陆舰队，因为中国登陆舰队可能在距离40公里时，大船换小船，接着到所谓坐滩区、近海的位置、再到抢滩区。这三种火箭弹打出去之后就像几个足球场面积这么大，可有效阻绝中国登陆艇的靠岸。”

此外，国防部12日上午发布过去24小时之内，侦获中国军机36架次，其中17架次逾越台海中线，另侦获中国军舰8艘、公务船2艘。

责编：陈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