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凯生于1946年，生前曾担任中国《人民日报》社驻深圳记者站站长及《海南日报》总编辑。1989年时，《海南日报》在他的主持下，曾将《人民日报》将八九民运定性为“动乱”的“四二六社论”从头版头条下撤至第四版，并在中国当局开始在北京戒严时, 表达对赵紫阳的支持。其后，程凯遭撤职审查，被迫流亡美国。在美国时，他长期定居在加州湾区，积极投身中国民主运动。此外，他曾为自由亚洲电台担任过多年的特约记者。今年1月26日下午，程凯因身患白血病，在加州奥克兰去世，享年78岁。

本台获得家属授权，独家刊登程凯的回忆录“我的1980年代”。即日起陆续刊出。

六四，1980年代死亡的瞬间（续）

自5月19日开始到六四事件发生，《海南日报》的发行量直线上升，海口市各个售报亭，每天一清早就排着长长的抢购报纸的人龙，报社每天都接到无数索取报纸的电话。一时间《海南日报》洛阳纸贵，报纸的黑市价由每份三角炒到每份一元五角。我下令增加印数，增印两万不够，三万不够，增到五万份仍不够。我一直认为报纸办得好坏，唯一的评判者是读者，《海南日报》无非是在有限的程度内，讲了一点真话，表达了人民的一点心声，便受到读者如此厚爱，作为报纸的总编辑，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珍视的了。所以在这时候，中共海南省委也好，省委工作组也好，他们对我再多几次“严肃批评”，我都有理由“毫不在乎，充耳不闻”。

5月30日下午，趁省委还没有宣布撤销我的职务，我召集报社的编辑记者们开会。我对他们说：我至今仍认为《海南日报》前段方向是正确的，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对自己的选择后悔。我们用不着去总结什么教训，还是等待历史裁决吧。如果有人要追究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把追究者顶回去；我只要在总编辑的位置上，我则追究那些追究者。这是我在《海南日报》工作期间，最后一次以总编辑身份发表讲话。

到了5月的最后几天，首都局势极度恶化，学生和市民的血肉之躯抵挡不住坦克、装甲车。新闻封锁越来越严密，《海南日报》驻京记者已无法进行采访活动，新华社电讯稿也不再透露任何真实内容，一篇一篇电讯全是戒严部队的通告之类的文字。89民运期间，赵紫阳一派与邓小平、李鹏一派的博弈，有了结果。

5月27日，海南省委在省委礼堂召开全省县、处以上干部大会。会上，省委书记许士杰代表省委明确表示支持首都戒严，并公开谴责赵紫阳，点名批评我与《海南日报》。许士杰声称，《海南日报》在北京发生动乱期间的所有行为，都是因为总编辑程凯脱离并拒绝接受省委的领导而导致，一切都与省委无关。我坐在礼堂的第一排，与会者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此时证实了我三次要求面见许士杰被拒绝时我对他的估计：他利用《海南日报》赌博，他赌输了。他召开县、处以上干部大会，宣布我的“错误”，是做给中央看，试图保住他赌输后仅剩的一点赌本。

六四过后不久，省委下发文件，停止我党内外一切职务，责令我检查在北京发生动乱期间的严重错误，并宣布向报社派出工作组。

县、处干部大会后，省委书记许士杰单独召见我。我知道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对他说：我接受省委对我的审查：《海南日报》在胡耀邦逝世到六四期间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责任全部由我个人承担，与省委无关。但我提出一个要求：既然由我一人承担，那么，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也应该与报社的其他同志无关，包括处理版面的编辑和采访的记者。我希望许书记和省委向我作出保证：今后，如果追究责任，只追究我一个人，而不得去追究报社的任何人。许士杰清楚知道，这是我与他进行的一场交易：此时的许士杰惧怕我多于我惧怕他，如果他不答应我的条件，他怕我会把所有责任推到他的身上，灭顶之灾就立刻降临到他的头上。许士杰乐意我与他的这场交易，他爽快地答应了。

之后，许士杰果然兑现承诺：所有编辑、记者照常工作，几位参与处理版面的编辑后来还得到升迁。省委对我只审查不隔离，我只谈自己，不涉其他人，这是我与许士杰交易的结果。我有点得意了，觉得自己承担了所有责任，而把报社卷进这场政治漩涡的同事们都保护下来，做了一把敢于担当的男子汉。我自我感觉良好。报社大多数人也都理解我为了保全大家付出的代价。一位编辑给我送来条幅：上书唐人高适《别董大》诗：“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从89年6月后大约半年时间，我可以随意走出报社，外出逛街、见朋友，朋友们也可以随时来探望我；工作组找我谈话，态度温和，没有逼供信；我因办报的压力导致罹患心脏和肠胃疾病，海南省委与深圳市委联系，要求安排我的妻子停职留薪，来海南照顾我的身体和饮食起居，妻子的薪水由海南省委代发。海南省委也没有严厉处分我，许士杰打算降我两级，由正厅级降为正处级，到新成立的《海南年鉴》担任副主编。这部年鉴一年出一本，副主编是个闲职。主编由许士杰担任，他善待我却对我不放心，把我放到他的眼皮子底下。

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但我并非对自己的人生处境的巨大变化毫不在意。我觉得自己的所有理想、抱负已化为泡影。我对自己人生的前途感到茫然。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靠放在枕边的小录音机一遍一遍播放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来安定自己的思绪。

这时，我由于心脏和肠胃疾病越来越严重，我向省委请假，回深圳治病和休养，获准。5月31日，我登上飞机离开海南，先到广州看望我的母亲。

六四，1980年代死亡的瞬间

（三）

1989年6月4日，我在广州我母亲家度过。先返回深圳的妻子到广州来迎接我。我很久没有与母亲、妻子和一直由母亲抚养长大的女儿团聚了。我没有往常那样一家三代团聚在一起的欢乐。我脑子一片空白。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凝聚在心头，直到北京的消息传来，解放军的冲锋枪子弹射进学生和北京市民的胸膛、坦克车的履带碾压学生市民的身躯，我才明白：我凝聚在心头的是一种幻灭感。

几十年来，我对共产党的忠诚、我对解放军的崇敬、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我对祖国前途的憧憬、我对党中央的期望、我在1980年代的奋斗，随着六四的枪声，幻灭了，彻底地幻灭了。我极度痛苦，那痛苦犹如子弹射进我的胸膛、坦克碾过我的身躯。

解放军强行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消息，是6月4日早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萤幕上，起初只有文字和广播员的声音，没有现场画面；中午，萤屏上出现“清场”的片段。我一辈子忘不了坦克车把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耸立起的洁白的民主女神像推倒、碾碎的镜头，那镜头把人心撕裂了。在中国大陆，民主倒下了、自由被蹂躏，学生们、市民们、知识分子们真挚的爱国热情和改革愿望，被野蛮地强暴了。

我决定赶回深圳，深圳可以收看到香港电视和收听到香港的广播，能够了解更多真实信息。在汽车驶出广州市区的路上，我看到有学生穿着素衣、佩戴黑纱、抬着花圈游行，哀悼北京的死难者。汽车驶近深圳，我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国内电台反复播送戒严部队“清场”的公告，香港的所有电台都停止了正常节目，反复播报北京屠城的消息，和香港各界及市民对中共暴行的声讨，以及世界各国对中共当局的谴责。回到深圳家中，我收看香港电视，一幕幕血淋淋的场面，使人不敢相信发生在北京的残暴和无耻竟然是自称代表人民的共产党、自称人民子弟兵的解放军干的。中共近七十年历史了，它怎么竟像今天这样，成了人民的公敌，而被全世界憎恨、被全人类声讨！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我几乎原谅了它历史上的所有罪过：反右迫害了几十万知识分子原谅了；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国人原谅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也原谅了。我还可能继续原谅它今后所犯的一些错误，但是，在首都，开着坦克车，端着冲锋枪，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这是绝对不能认同、绝对不能原谅的。此时我忽然明白：中共，不是人民的党，而是法西斯党，我为我作为这个党的一员感到耻辱。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我的幻灭也来得太晚了。我忽然想起《海南日报》，我后悔早早离开工作岗位，再坚持几天不好吗？我一定会拼死为北京的血腥屠城写最后一篇社论，然后把笔掷向苍天。

回到深圳家中，每天都有朋友来看我，大家都有同样的幻灭感。朋友们告诉我，全国范围对民运人士的通缉和对新闻、文化界的整肃已经开始。凭我在《海南日报》的表现，是逃不过这场劫难的。民运人士为躲避追捕纷纷外逃的消息不断传来，大家都劝我早日离开这个国家。我对我的朋友们说：我不走，我还得回海南去，和《海南日报》的同事们在一起。6月中旬，我住进了深圳人民医院。我强制自己不去想任何事情，只希望尽快治好病痛，能有健康的身体去承受迟早要到来的劫难。

我没有想到海南省委这样快就派人来了：7月17日下午，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和宣传部的一位处长，进入我的病房，向我宣布中共海南省委7月13日作出的关于我立即返回海南接受审查的决定。海南省委并通过深圳市委通知医院，勒令我立即出院，虽然，当时我的病历上写着：胃壁有出血点向外渗血，心率不齐未见缓解。

那么，我与许士杰的交易还算不算数呢？六四屠杀后的局势比六四前更为严峻，全国对媒体整肃的势头令许士杰胆寒，《海南日报》在被定性为犯“舆论导向”错误的新闻界中，“错误”最为严重，他想保我未必保得住，他首先得保自己。

六四后不久，中央派专机把许士杰与省长梁湘接到北京，对这两个人进行了审问。许士杰过了关，他向中央“揭发”了梁湘的问题，将《海南日报》的问题推脱干净，搭乘原机与监察部长魏健行率领的中央工作组一起返回海南。许士杰继续担任省委书记，梁湘被送到北京郊区西山关押起来。返回海南的许士杰觉得自己已经解脱，他不用怕我什么，无须信守对我的承诺了。

接着再说我自己。在海南省委派来的两位处长“陪同”下，7月25日，我登上了飞往海口的班机。从那时起到90年1月，整整半年时间，我所料到的一切都发生了，我所没有料到的一切也发生了。

回到海口第二天，专程赴海南查处梁湘问题的中央监察部长尉健行和中纪委华南组一位姓张的组长便找我谈话。他们要我揭发梁湘，遭到我的拒绝。我对尉健行说：“梁湘是个好干部，我没有什么要揭发的。如果你们一定要我揭发，我只能说他的好话，你们却不爱听。”

话题转到我及《海南日报》在“动乱”中的表现，尉健行说：“你知道你的问题严重吗？动乱期间，你主持的《海南日报》，即使高自联来办也不过如此。”

我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不知道高自联怎样办报。我所主持的是党的机关报，我是按照我所理解的党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来办报的。我看不出我有什么过错。”

尉健行说：“你拒绝揭发梁湘的问题，又拒绝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劝你想想你自己的后果。”

我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回答道：“这不用你劝，我早就想过了，无非是罢官而已。尉部长，我倒想奉劝你几句话：你曾是胡耀邦时代的组织部长，为平反冤、假、错案做过许多工作。你应该珍惜自己，不要制造新的冤、假、错案。”

谈到这里，尉健行失却了修养，他愤怒的拍了桌子，说：你这样的态度，话怎样谈下去！而我，也不顾不得什么修养了，说：不谈，那我就走了。我站起来，拂袖而去。姓张的中纪委组长，站起来打圆场，把我拉回座位上。尉健行后来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我为我能怒怼这样一位大人物而感到荣幸。

我怒怼魏健行的后果是严重的。当天晚上，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来到我的住所，责令我端正态度，深刻检查。并规定：在对我进行审查期间，有事外出，必须经过批准。接着，进驻报社的工作组，积极开展工作，他们一共找了报社的一百二十多人谈话，写出《关于程凯同志在北京动乱期间所犯错误事实的调查报告》。10月25日，中共海南省委正式发出文件，指我“在学潮、动乱和暴乱期间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继续审查”。10月25日上午，省委召开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宣布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不允许我参加大会，而是把我带到省委组织部，由一位副部长单独向我宣布省委的决定。

12月底，《海南日报》党委指示我所属的报社总编办公室党支部，表决取消我党员重新登记的资格。六四后，中共所有党员必须重新登记，没有被允许登记的等同于开除党籍。我本是《海南日报》的党委书记，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作为党员参加支部会，等待党员们表决。总编办党支部共十位党员，表决结果，五位同意不予登记，四位反对。我对于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尚能接受，我有点知识分子的清高，并不眷恋官职，但把我清除出党，却无法接受。我从小在共产党的培养下长大，从戴红领巾到加入共青团、参加共产党，中共的毒液已经浸透了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离开了共产党等同于失掉生命。散会后，我丧魂落魄，大失常态。过一会我突然想到，党员表决时，我也有一票，我为什么不举手反对呢？加上我这一票，就是五比五，不过半数，或许我重新登记的资格就能保住。我立即找报社代理党委书记申诉，要求重新投票。代理党委书记说，不予我重新登记，是省委的决定，报社党委只是执行，党支部走个形式。我醒过来了，心情平复下来，逐渐接受现实。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的失态，是多么的可笑、可悲，说明离开中共体制，获得崭新的自我，是多么的不容易。

那一天宣布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后，我独自一人坐在自己的宿舍里。平时，我这间只有一房一厅的陋室每天宾客盈门，此时格外的冷清和孤寂，不再有人来看我一眼，不再有人给我打个电话。我感到孤独和绝望，那时哪怕有人在我面前划一根火柴，我也会感到敞亮和温暖。傍晚，电话突然铃响了，这是那一天唯一有人打来电话。我拿起听筒，电话的那一头传来母亲的声音。原来，新华社当天上午便向全国发布我被撤职的消息，我是全国唯一被撤职的省委机关报总编辑，下午出版的《羊城晚报》在头版刊登了这个消息。晚报下午五点左右送到我家。《羊城晚报》是我曾经工作过的报社，母亲从她订阅的晚报中得知我被撤职的消息。我母亲是一位老革命，自父亲去世，她便独自支撑我和弟妹的人生。母亲历经过中共党内的残酷斗争，她清楚我因六四被撤职对于我意味着什么。

我母亲在电话中对我说：“儿子啊，你不用告诉我什么，妈妈什么都知道了。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妈妈为你感到骄傲。妈妈知道你人生遇到劫难了，你一定要挺住。妈妈只要儿子，妈妈不要你那个官。儿子你记住，今后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妈都和你在一起。”

我握着电话的手颤抖了，我流下了眼泪，那是我自89六四以来第一次流泪。我对妈妈说：“请妈妈放心，即使所有人都离我而去，只要有妈妈和我在一起，我就会坚强的活下去，坚定的走下去。”自1990年2月我离开中国，直到2018年1月28日妈妈去世，我再也没有见过妈妈。但我觉得，尽管我和妈妈天各一方，但妈妈每时每刻都和我在一起。

我是家中的长子。母亲希望我长大后成为医生或者工程师，治病救人或者造机器、盖房子。当我选择当一名记者，她虽然未曾表示反对，但我从地方报纸的记者当上《人民日报》的记者，从一名记者当上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的总编辑，她却从来没有对我的“长进”给予正面的评价。我知道母亲对我从事的工作的正义性抱有怀疑态度。而母亲终于毫不含糊地支持和赞扬我的人生选择，那是在1989年因六四屠杀我被撤职以后。

随着整肃的升级，我不但失去自由而且失去了安全，我随时可能被捕，我不得不辞国流亡海外。从我辞国流亡之日起，到母亲病逝，母亲从没有对我讲过她的遭遇，但我至少知道我离国之初她的勇敢表现，她痛斥海南省委派来逼迫她讲出我的下落的官员，她说：“回去告诉你们的许士杰书记，我好端端的儿子到海南工作，现在去哪里了？请许士杰把我的儿子还给我！”

漫长的母子分离，母亲灰白的头发变成了满头银丝，健步行走变成了轮椅代步。初时我每次与母亲通电话，她都要向我倾诉对我的思念，但去世前的几年，她不再讲了，而是滔滔不绝地讲她的生活如何好，叫我一百个放心。我明白母亲的心思，海外政治流亡者回国是遥不可及的事，她知道，也许直到她生命终结，母子都不能再见上一面。母亲宁愿自己把对儿子的思念之苦压抑在心底，也不要让这思念之情再折磨我。母亲的刻意回避，使我觉得与母亲的通话已不再真实，我知道母亲比过去更加绝望了。

母亲于2018年1月18日去世。母亲在弥留之际，弟弟妹妹守在她身边。此时他最想见到的是二十八年朝思暮想而不能相见的我。我多次向中国领事馆要求准许我回国尽孝，并保证：除了与弟妹一起陪伴母亲，不会见任何人、不发表任何言论，不参加任何活动。但始终得不到回复。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心中的悲怆已经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达。

六四，1980年代死亡的瞬间

（四）

半年之久的软禁和审查，是我的人生经历中，思想感情最为波澜起伏的时日。这半年，是在极度的思想、政治压力下度过的。

审查中，一些我过去提拔、重用的人，如今为表明与我划清界线，对我落井下石。如我任职《海南日报》期间，从无任何经济问题，偏偏有人向工作组揭发我贪污了一笔数额五十万的资金。经工作组调查，证实那是我通过在香港霍英东体育基金会工作的朋友，拆借的一笔钱，用于向四川宜宾造纸厂紧急付款，购买印刷报纸的卷筒纸。我接手《海南日报》之初，省政府向报社的财政拨款每年只有三百万，使得报社常常处于资金周转不灵的状态。半年后，报社现金周转情况好转，这笔钱已全数归还。我感谢工作组，他们实事求是调查了我的经济问题，还我一个清白。我原谅了对我落井下石的人，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他是《海南日报》二百多名员工中的个别人。

对于省委要求我必须“深刻检查”的责令，起初我决意抵制，因为我从未感觉到我有什么错误，更谈不上“犯有严重错误”，后来，越来越重的压力使我渐渐承受不住，我不想已经十分严重的后果会愈加严重，我有时晚上会梦见自己被戴上手铐送进监狱。强大的压力，会突显出我性格中懦弱的一面，我写出一份检讨，承认自己犯了“舆论导向”的错误。“舆论导向”错误，是六四后中共整肃新闻界，每个报纸负责人都必须检讨的错误。我的检讨，自然被工作组指责为“极不深刻”，而我却为自己的懦弱惭愧得无地自容。我发现，以违心的检讨去换取宽容，内心所承受的痛苦比承受外部压力更加沉重。我郑重地告诉工作组，并请他们转告省委：我不会再多写任何一个字了，请他们看着办吧。

经受审查的半年多时间，我不想让自己的精神垮下来，我不断地激励自己乐观豁达地面对已经来临和将要来临的灾难。我写下古人陈继儒《幽窗小记》中一幅对联压在书桌玻璃板下：“宠辱不惊，任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看天上云卷云舒。”这确实是我当时心境的写照。我乃一名记者，年仅四十出头，当上新闻官，官拜厅局级。为官数年，我看够了中共官场的卑鄙与龌龊，撤职查办，对我难道不是一种解脱吗？我可以超然领略“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的景致了。于是我拼命的读书，六个月间，读的书比以往六年还多。我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写作计画，写出了三万多字，可惜书稿全遗留在海南。我也知道，我无法强迫自己完全乐观豁达，我摆脱不掉心中萦绕的另一种情绪：我不知道国家将来会坏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我将来该走向何处？一想起这些，我就会悲观、沮丧。

幻灭中能给我以鼓励希望的，还有与我不离不弃的朋友。那时，一些平时与我来往密切的朋友，急于与我划清界限，而一些平时较少来往的朋友，却找上门来。如果没有六四后的经历，我也许领受不到人与人之间在患难时显现的这种极为真挚的情谊。

我有一位二十多年前在广播电台工作时的同事，名叫沈发扬，我是记者，他是音响师。那时我们都二十来岁，文革中分属两个不同的派别，斗得死去活来，我们这一派占了上风，他没少吃我们这一派的苦头。二十年间我与沈发扬没有联系，二十年后我到《海南日报》当总编辑，他带领一支小型歌舞演出团到海南海口市“走穴”，然后承包一间歌舞厅连同餐厅。在海南期间，双方各忙各的，虽互有来往，但不多。我被整肃后，他来看望我了，每次来都给我带些好吃的，陪我说说话，陪我下几盘棋，并且一次又一次的请我到他的歌舞厅连同餐厅去，给我最好的招待。10月，我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的一天，他又把我接到他的歌舞厅连同餐厅，专门为我举办了一场舞会。他的歌舞厅拥有一支乐队，乐队有一位青年歌手。舞会开始了，青年歌手演唱前，向着所有宾客，讲了一番话，至今我每句话都记得。他说：“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尊贵的客人，他是原《海南日报》总编辑程凯先生。过去我们不认识他，北京出事了，他因坚持正义与良知被撤职，于是我们认识他了，他成为最值得人们尊敬的总编辑。今天我的歌是献给他的，我真的很荣幸，能为他演唱；我献唱的这一曲《一剪梅》，他一定喜欢。”青年歌手讲完，走下台来，为我献上一束鲜花，全场起立为我鼓掌。歌声响起，女士都来邀请我与她们共舞。

青年歌手有一副清亮甘甜的嗓音，乐队伴奏响起，我听他唱道：

“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挡，总有云开日出的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这位歌手的赞誉和歌声，令我感慨万千。我感谢我的朋友沈发扬，我感谢这位青年歌手，面对他们，我感悟到我与《海南日报》那一程悲壮经历的意义，感悟到我的人生在那一程悲壮经历中显现出的不菲的价值。

以后，我没有机会去听这位青年歌手演唱了。我不久走上了辞国流亡之路。从那时到现在，《一剪梅》的歌声从没有在我耳边消失，那是青年歌手为我唱的一曲我生命的圣歌：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伊人飘香。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此情长留心间。”

我的老友沈发扬二十年前移民美国，投靠女儿，居住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我曾两次去探望他，每次都打听那位青年歌手今在何处。沈发扬告诉我：他是中国北方一个省歌舞团的歌唱演员。小乐队解散后，人各奔东西，融入茫茫人海，现在他站在你的面前，你也未必认得他了。

我还有一位朋友名叫周宽，他是海南华信公司总经理，华信公司隶属国家电子工业部。周宽在广东担任南海石油服务公司总经理时我们便认识。周宽与六四后主管宣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是莫逆之交，他俩是在1959年北京建人民大会堂时结下的友情，那时李瑞环是大会堂建设的青年突击队长，周宽是国家建委的官员。两人友情之深从一件事可见一斑：李瑞环到广东，首先要见的不是省委书记、省长，而是周宽，两人见面可以促膝而谈到深夜。我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周宽常常派车把我接到他的公司，与我聊天，请我吃饭。他邀请我到华信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他说：“你来吧，我给你恢复党籍。如果觉得担任我的副手委屈了你，那么就在华信挂个名，去组建一个独立的公司，全权负责一个大项目的开发。”这当然是周宽的好意，但并不现实。大约在89年的12月中旬，周宽兴奋的告诉我，他近日见到李瑞环，向李瑞环讲述我的情况，李瑞环说：“新闻界负责人犯舆论导向错误，是全国性的问题，为什么海南省委对程凯的问题处理得这样重？”周宽督促我，赶快向李瑞环写申诉书，由他交给李瑞环批示，争取重新出来工作。

这的确燃起我的幻想。可是，这份申诉书怎样写呢？我不能坚持我那时是正确的，是写这份申诉书的前提，不然就给李瑞环出了难题；我必须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至少是犯了“舆论导向”的错误，才能获得李瑞环的认可，获得宽大；重新出来工作又如何工作呢？我将去传播袁木的谎言，歌颂邓小平的英明果断，宣扬“平暴”的胜利，粉饰六四镇压带给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与太平。这无疑让我用放弃信念和接受人格的屈辱换取丢掉了的官职。想到这里，我耳根发热了。几天后，我告诉周宽，我感谢李瑞环过问了我的事情，但我没有什么可写的。我对周宽说：我是为国家的民主、公义和改革、开放奋力一搏后的失败者，我没有过错，也没有冤屈，因此谈不上申诉。周宽听了，长叹一声，对我表示理解，也表示惋惜。

谢绝了周宽的好意，我对许士杰安排给我的《海南年鉴》副主编的职务也没有兴趣。我决心远离官场、离开海南。我能做什么呢？

1990年元旦过后，转眼间春节将至。我职务撤销，党籍开除，对我的审查应该告一断落了。审查期间，我的病情恶化，心率过速，呼吸困难，胃壁糜烂，导致便中带血。我思念我的母亲、女儿和为我承受精神压力的太太。我要求请假回广州、深圳治病。有人在暗中向我伸出援手，我请假意外地获得批准。1月21日，我回到了广州，春节后，我又回到深圳家中。我已经不能到医院住院了，因为没有人签字为我报销住院费。我在家中静养，定时吃药。趁在深圳养病的机会，我为自己寻找出路。

去教书吧。我想起深圳大学成立了中文系，中文系设有新闻班，我觉得自己可以到深大中文系教新闻写作和新闻采访。于是我便去找我的朋友深大校长罗征启。罗征启原为清华大学副校长，深圳大学创办者之一。那是个星期天，我到罗征启家，向他说明来意，他笑了，说他已经因支持深大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示威情愿和反对六四镇压被撤职，与我同病相怜，但爱莫能助了。罗征启现在除了写检查，就潜心研究《易经》，颇有造诣，能够运用阴阳八卦预测天气。罗征启为我这个新闻人才成了无业人士而不平，问我要不要为前程卜一卦？我摇头摆手，离开了罗征启的家。

我真的不靠中共的体制，就无事可做，日子就过不下去吗？有一天，曾担任三亚市市长、后任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局长的程浩来探望我，他六四后也被免职，回深圳，赋闲在家。程浩对我说：“程凯你别着急，烂船还有十斤钉，我们一起来办公司，你有关系，我有经验，发大财给他们看看。”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能够办公司发大财的料，不过如果实在走投无路，也只好试试了。

但是，过了不久，办公司发大财的路子也被堵死了。

春节过后，我突然接到海南高层一位朋友的电话，他告诉我，新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过问了我的问题。起因六四以后，中央决定加强对全国青年的教育工作，以防止天安门学生运动那样的事件再发生，为此召开全国青年工作会议，各省由一位主管青年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和共青团省团委书记参加会议。江泽民接见出席会议的各省官员，听取汇报。当海南省团委书记汇报时，江泽民打断他的话，问道：《海南日报》五一九以后还公然刊登赵紫阳的照片，问题严重，处理了没有？海南省委副书记和团委书记不敢耽搁，会后立即向海南省委常委报告江泽民对《海南日报》的批评；省委常委更不敢怠慢，立即开会，决定对我的问题加重处理。省委书记许士杰变了脸，批示：对程凯和《海南日报》中动乱期间的问题，要彻底查清、严处，向中央报告。打电话给我的这位朋友说：省委很快会派人押解你回海南，你不如当机立断，自我流放吧。你还有什么留恋呢？快走吧。说完，便挂断电话，他是冒着风险打这通电话给我的。

押回海南，重新处理？怎么处理呢？逮捕吗？劳改吗？最轻的处理是下放到五指山农村监督劳动。我在调海南工作之前，作为记者，曾多次到海南采访，去过五指山区。那里许多乡镇不通公路，要走几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路上要把衣裤扎紧，不然山蚂蝗就钻进身体里吸血。五指山深处的乡村只有两条线与外界相通，一条是手摇电话，一条是县广播站的广播喇叭。想到我难逃一劫，人生很可能毫无意义的断送在五指山区，我不寒而栗。

1990年2月16日，我的一位香港朋友来我家，他是我的中学同学，如今是中共派遣到香港从事特殊工作的人员。他不知怎么得到我将被重新加重处理的消息。朋友对我说：你想活下去，就不可回海南了，出国吧，一切由我们安排。我说：让我想一想。他说：没时间了，海南随时来人，你只有一天时间做决定。

2月17日，我的朋友又来。我经一夜思考，虽然想不出逃亡的未来会是什么样，但我明白，回海南，未来等着我的一定是毁灭人生的厄运。我于是答应我的朋友：那就走吧。

命运的改变常常是一念间决定的。这一念间，改变了我的下半生。我从此与中共决裂，辞别了我的祖国，离别了我的亲友，也结束了我的1980年代，开始了当年的任何一位共产党官员都不曾有过的人生旅程。

2月18日，当我跨出国门的时候，我想起李白的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我笑了，笑得苍凉而凄楚。我回过头望一眼我的祖国，心中只有一句话：祖国啊，保重！我走了，我真的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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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中国籍父子16日驾驶橡皮艇横渡台海到台湾，遭逮捕送办。无独有偶，18日一名抖音网红上传视频宣称，驾驶橡皮艇偷渡到台湾海滩，并插上中共五星红旗，来去自如返回中国。在台湾的总统赖清德520就职周年前夕，台湾边防安全成为热议话题。

台湾海巡署16日发布新闻指出，16日第八岸巡队接获通报，2名中国籍人士自称搭乘橡皮艇从桃园观音海水浴场左侧沙滩上岸。北部分署立即实施滩岸搜索。

这两名中国籍人士为父子，上岸后报警宣称要“投奔自由”，经带回侦讯，父亲遭桃园地检署向法官声押2月获准，而少年则暂时责付台湾的移民署。

海巡署表示，这对父子驾驶的橡皮艇长度仅3.3公尺，雷达无法有效侦测，另近期中国不断以各种手段测试台湾方面反应，军演时更搭配小型目标偷渡，不排除是中共灰色地带袭扰。

台湾海巡应结合渔民通联 整合有效海域监控系统

台湾的国防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室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现在鲜少有人再用“投奔自由”理由来台，若真有自由投奔的意图，应能提出更多具体细节。过去也曾有类似案例，例如前解放军潜艇艇长因经济纠纷驾船抵台，尚有合理动机。但这次若仅宣称为“投奔自由”，难以令人信服。如果真的遭受迫害而逃离，也应交代是否受到严密监控或跟踪。如果真遭政权迫害，又如何能取得装备、避开监视并成功抵台？

他提醒，“类似事件日益频繁，凸显台湾海巡系统地面雷达难以侦测像3.3公尺这样的小型橡皮艇。现在也无法回到过去有部队驻守、岸巡步巡天天在海边观望的时代。因此，如何强化海巡单位的岸上哨所的功能，并结合渔民的通联机制，整合为一套完整有效的海域监控系统，已成当务之急。”

抖音网红宣称自驾橡皮艇来去两岸

事发才过2天，又有一名抖音帐号“山东凯哥”的中国男子，在抖音上传两段视频，宣称他在5月15日自己独自驾船渡海到台湾。

第一段视频里，“山东凯哥”疑似坐在一艘橡皮艇上渡海，并对着镜头自称，梦到玉皇大帝和海神妈祖交付任务，要他一定要到台湾。第二段视频则显示他已抵台。“山东凯哥”宣称，“我已经踏上了祖国宝岛台湾的土地，并且将中国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在了祖国深爱的这片土地上。”他在片尾放上自己的卫星定位，宣称是从福建福州长乐机场外海滩下的海，15日下午2点53分左右抵达桃园，并在留言区表示，“我自己去的，带了4桶油，去用了9个小时”。

台湾的海巡署第一时间宣称，目前无法证实“山东凯哥”视频的真伪。然而，海巡署19日召开记者会，副署长兼发言人谢庆钦表示，相关画面连夜送鉴定分析，确定未经伪造和变造，地点是在桃园市大园区风力发电机一带。

对于是否真如当事人所说自驾橡皮艇偷渡来台，又或是在台湾就近由在地协力人员摆拍，海巡署表示，正调阅路口监视器厘清，并协调移民署和国防部深入追查。

自导自驾橡皮艇或背后有高人指点？

沈明室认为，若只是为了插国旗、拍照，却花好几小时划橡皮艇抵达，还自行划回中国，实在令人质疑。除非整起行动有人协助，例如事先搭飞机来台、插旗后再搭机离开，橡皮艇只是用来制造话题。若真如此，背后是否有团队操作，就值得深入调查。他推测“山东凯哥”的目的，可能不只是个人行为，而是为了制造舆论声量，或试图凸显台湾边防的脆弱，甚至象征“可随时武力犯台”。如果这背后涉及中国国台办的宣传合作，或与解放军配合，恐怕必须慎重处理与追查。

陈文甲：中国低技术、低成本、高骚扰手段

台湾国安战略学者陈文甲对本台表示，近期频繁发生中国籍人士以简陋橡皮艇偷渡来台事件，呈现出中国的“低技术、低成本、高骚扰”的灰色地带手法。一艘3.3公尺橡皮艇横渡台湾海峡，本已违反常理，若能不被雷达侦测并成功登台，意在凸显台湾边境监控的漏洞。

陈文甲说，这类偷渡行为已逐渐常态化，将对台湾社会形成“边防疲劳”，进而引发台湾人对政府治理能力的质疑。尤其更令人警惕的是，偷渡者以“投奔自由”作掩护，掺杂特定任务或情报渗透工作，将构成国安风险。

不排除为520前夕灰色行动试探

陈文甲分析，上述的偷渡行为无法排除与台湾的总统赖清德即将届满周年就职与两岸气氛高度敏感有关。首先，这种方式避开常规军事挑衅路线，转以“民间偷渡”方式行动，企图操弄媒体与舆论，将两岸关系模糊为“制度吸引”与“自由逃亡”叙事。其次，此类事件一再重演，容易牵动台湾社会对中国籍人士态度的敏感神经，而引发内部矛盾与社会分裂；再者，中国希望通过这类灰色行动，在不引发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对台湾政府施压、试探赖政府对中政策的底线与回应模式。他建议，台湾政府展现制度稳定与国安定力，防止中国利用520敏感时机操弄台湾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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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的经济数据，仍然强调主要指标均有增长，经济向好。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却以行动打脸。最近出台的文件要各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中国经济向好还是向坏？党政的行动孰真孰假，各界解读不同。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5月19日)公布4月的经济数据，指主要指标平稳较快增长，强调中国国民经济有延续向好的态势。但《人民日报》在同日的头版，却被党政机关要节约反浪费和要过紧日子等内容所佔据。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是升级版的反浪费制度堤坝，进一步拧紧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制度螺栓，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新修订的条例针对公务差旅、接待和办会议活动提出节约新要求，例如不得组织出国调研和学习等活动，禁止机构公款相互宴请，展会论坛和运动会等活动和会议能不开就不开，落实反对铺张浪费责任制，严肃追究纵容浪费的责任。

分析：每当经济困难 中共均出台过紧日子文件

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向本台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上任后，曾出台节约反浪费和要过紧日子的文件，提出八项规定等要求，为习近平刚上任开新气象和立新政绩。不过，翻查中共的历史能发现，过去出台类似文件的时间，都是中国经济不好或出大问题的时候。

陈道银说：“1949年以来，中共中央已经多次下发类似的文件，我们要看发文件的时间点。像1958年是大跃进，所谓的3年自然灾害，中国国民经济也开始走下坡路；1980年时国民经济在崩溃边缘刚缓过；1997年金融风暴，国民经济治理大整顿，在这些时间都发过厉行节约和反对浪费的文件。针对同一件事情，参照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会发现，发文件的时间就是中国经济遇到困难和财政紧张的时间，已经没钱了，地主家也没余粮了。党政机关的铺张浪费已影响到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再下去就撑不住了，所以要提出过紧日子。”

陈道银表示，从刚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拉美国家论坛，宣布中国会向拉美等国家提供660亿信贷资金额度可见，过紧日子的要求只针对地方政府和基层公务员，不会影响中央。

各地方政府已提前过紧日子 裁合约教师 扣拆迁赔偿

事实上，各地方政府在中央放话前已开始紧缩开支。本台早前曾报道，河南、山东和广东等多个省份已出现教师与公务员工资被拖欠和削减津贴的情况。郑州退休老师贾灵敏对本台表示，已有听说因为政府财政紧张，学校基层员工和合约制老师已被开刀。

贾灵敏说：“学校的办事处就属于是小公务员，这些人原来就是奖金比她们的基本工资要高，现在他们只剩下拿工资，奖金绩效几乎都没有了。在离城比较远的地方学校，以前公开招聘了好多合同制的老师。他们也算是老师但是没有编制的不是公务员，也有给他们买养老保险，工资也都是能正常发。我认识一位老师的同学就是属于这种合同制的老师，他们已被解聘和离岗。”

化名吴先生的中国律师有代理拆迁的个案，他向本台表示，发现不少地方政府因为财政紧张，把原本要发给拆迁户的赔偿金扣起，作为减少开支的节流手段。

吴先生说：“地方政府对各种的拨款进行节流，像拆迁补偿，民众告胜了赔偿金政府被挪用来付行政开支，无法赔偿。也有城中村的改造和农村的大范围拆迁，作为政府推动的项目，开发商和建设方要把对拆迁户补偿款的资金，归纳到账户交予政府监管，这些钱往往到不了被拆迁户的手，因为钱已被政府监守自盗。”

过紧日子下一步是官僚编制减缩

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经济学者程晓农对本台表示，中国各地方政府早採取极端手法减少开支，例如有些地方政府已减少用饮水机供应和要求双面打印等，可见地方的行政开支已难以再减。中央再要求地方过紧日子，就是代表要地方政府裁员。

程晓农说：“所谓过紧日子，讲穿了就是国家财力不行。但地方政府早就榨乾了，现在真正能砍的只有人力。这份文件是个警号，用的是一种暗示的手法，迫地方政府开始准备要裁人。而且要裁的动静不要太大，不要影响中共的形象。例如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不能返回聘任，政府这开销就会省掉了。比方招一点点公务员，新来的人低工资，把这个岗位替代出来，把原来拿比较高工资的让他们提前退休，减少人力的开支，把这部分公务员的开支，从地方财政预算转移到了社保基金去了。”

程晓农表示，中国去年下半年已通过发行专项债和协助地方置换债等方法，降低地方的财政压力，但房地产问题未解决，内需不足再迭加关税战效应，相信中部和西部等地方政府今年已撑不住，会率先裁员减少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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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总统赖清德五二零就职一周年前夕，17日接受台湾网路节目、Youtuber“敏迪选读”专访时谈到：“中国是比较大的公司，台湾是比较小的公司，如果说你要并我的公司”，“你要提条件啊，对吧？不是台湾来提条件，让你说要或不要，而且还说，你一定要变成是我的一部份，然后都没有任何其他的作法，这不行啦，这人民不会接受的”。

赖清德：一定要兵戎相向 没有其他的方法？

赖清德指出，中国应该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也要尊重台湾人民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生活方式。

在两岸关系上，赖清德反问，难道一定要兵戎相向，没有其他的方法吗？全世界都希望台海能够和平稳定，这也是台湾追求的目标。只要中国愿意对等、尊严，台湾愿意跟中国交流合作，以对话取代对抗，以交流取代围堵，进行合作，创造两岸的和平共荣。他提到，很希望中国能够了解，几十年来，台湾对中国的善意。

赖清德指出，台湾是中国的最大外资，台湾一年到头有一、两百万人在中国发展产业，固然台湾也因此受惠，可是得利最多的应该还是中国，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税收，也培养了他们产业的生态链。中国一定要思考，他对台湾所采取的当前策略已经很多年了，情况变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中国所需要的吗？

赖清德还说，最近美国特朗普总统、国防部长、美国的官员都不断地讲，要把力量移到印太来，阻止中国势力的扩张。中国2、30年来的对台政策，还有对外的策略，形成这样的结果，这真的是中国想要的吗？这样的结果，真的是对中国比较有利吗？

赖清德以“大公司并小公司”比喻两岸关系的言论，在台湾引发争议。在野的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9日批评赖清德是“卖台总统”。

国民党主席：赖清德才是卖台总统

朱立伦指出，赖清德的“并购说”认为应该要先提条件，但是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听到条件。赖清德的论点，就是把统一改为并购，不管是善意或恶意的并购，都在他的字典里。

朱立伦反问，以后台湾不可以讲统一、只能讲并购，只能抹红别人，赖清德自己出卖台湾或者出卖主权就可以？面对美国，他把台积电和重要企业一一卖掉；面对两岸问题，自己先讲并购，希望中国大陆提条件，所以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卖台总统。

执政的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反批朱立伦断章取义，表示赖总统是谴责中国片面对两岸互动设下政治前提。吴峥指出，赖总统一再强调，两岸交流，只要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都没有问题，但中国对台的策略是，如果要谈判，就要求台湾一定要接受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一中原则”以及“九二共识”，这是不对的。

赖清德强调应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吴峥还说，赖总统在访谈中抛出直球强调“（中国）应该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也要尊重台湾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生活的方式”，这正是不卑不亢，坚定要求中国正视台湾人民意志的论述，怎么会是出卖台湾？国民党一边骂共产党要消灭中华民国，一边老是喜孜孜地派副主席、党团总召去中国和共产党握手，只会让越来越多人看不清国民党的路线到底是什么。

国民党发言人杨智伃在脸书发文指出，国家主权不是商品，也不是能够讨价还价的股份买卖，赖清德的说法等于承认台湾是可以“被并购”的对象，只是“看条件谈不谈”。这在国际政治语境中，更容易被解读为，统一是可以谈的事（只要对岸开好条件），甚至可能会被解读成：台湾愿意被并，只要价格对。这不但完全违背赖总统自称的“务实台独路线”，更让国际对他在两岸政策上的立场产生严重疑虑与矛盾。

国民党籍立委徐巧芯19日在立法院质询时表示无法接受这样的并购说。徐巧芯说，在任何情况下，两岸不是公司，也没有所谓并购，不管对岸提了什么什么条件，都不能接受。徐巧芯还说：“我们反对单方面被中共并吞，要支持中华民国主权跟主体性”。她还提加拿大总理卡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时回称“加拿大是非卖品，永远不卖”。

备询的外交部长林佳龙答询说，这是比喻，“不管主权或产权或人权都是不可以被并吞的”、“中国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就是要把我们并吞”。林佳龙还说，“中国根本就不提条件，所以，这是由子之矛，攻子之盾。”“不是大小就可以被并”。

在野的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8日也表示不认同两岸并购说。黄国昌表示，这是非常非常不恰当的发言，作为在这块土地上2300万人选出来的总统，赖清德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深刻体认到，他只拿到40%选票，但应代表是所有台湾人的利益，而不是只有他个人或民主进步党的利益。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19日强调，赖总统在专访中表达，与中国的各项互动，一定要对等，确保国家尊严，这是赖总统最在乎，且一再强调的核心。蓝白两党不用急切操作政治口水、带风向，一再曲解，就涉及断章取义。

赖清德执政周年 各方民调检视施政表现

此外，有关赖清德就职一周年的民调陆续出炉。台湾的电视台TVBS公布的民调显示，赖总统满意度下滑至32%，不满意度55%，首度高于5成。《联合报》民调也显示，仅37%对赖总统施政表现满意，53%不满意，不满意度是台湾历任五位民选总统就职周年最高者。

早前、民进党5月16日公布的民调显示，赖清德国政满意度57.3％，不满意度40.2％，对行政院长卓荣泰的满意度45.3%。

国民党19日公布的民调，对于赖清德总统的整体执政表现，民众仅给出平均51.2分。总统任命的行政院长，其表现平均分数为51.4分。两岸关系方面，超过半数、53.8%认为恶化。此外，有50.3%的民众担心两岸发生军事冲突。

吴思瑶说，赖总统的民调满意度，有高有低，不同的民调差距很大，执政团队都会用严肃态度纳为参考，也希望争取更多人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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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5月下旬，新冠病毒在中国多地出现季节性反弹。自由亚洲电台连日采访发现，从湖北、江西到山东，各地民众都注意到“感冒”与确诊病例同步攀升，街头口罩佩戴率也较4月显著提高，官方虽称“无需恐慌”，却未公布详尽数字。

新冠疫情感染者人数在中国多地持续上升。湖北武汉居民赵志本周一（5月19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近期他到医院就诊时发现“流感病人多了很多”，医院对发热患者仍例行核酸检测：“最近我去医院看病，发现流感病人多了很多，医院给患者做核酸检测，测试结果为阳性的患者，不少人外出戴口罩，有的患者需要住院。”

同城的董先生亦证实，湖北省中医学院门口“戴口罩的人明显变多”：“我现在医院里看病，街头重现早前‘口罩潮’，发热门诊的人也多了。”

武汉市疾控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当天接受本台查询时确认，“近期新冠感染者有所上升”，并提醒发热者出门“避免人群聚集，务必佩戴口罩”：“关于新冠病毒感染近期出现上升情况，如果您发烧或者感染的话，您出门的时候尽量避免去人群多的地方，同时要口罩。”

过去两个月，中国疾控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3月下旬开始的一轮新冠波动仍在持续，但整体强度明显低于去年夏季高峰。专家判断，这一波将在5月下旬触顶，属“正常季节性起伏”，公众应保持防护、不必过度恐慌。

地方政府被指“淡化疫情”

江西景德镇中学教师韩正阳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地“感冒特别多”，市民外出几乎“人手一罩”，但校方暂未出现停课迹象：“四、五月份，这里患感冒的人特别多，但是否新冠要到医院作检测。官方公布的数据准确性存疑，但我个人判断区县一级政府都在淡化新冠病毒。如果疫情严重，我们学校就会停课放假，目前还没有停课。”

从官方监测到街头观察，本轮自3月以来的疫情正在爬坡，病例与阳性率或将于5月底触顶。专家呼吁，公共场所“口罩＋洗手＋通风”仍是最经济有效的“三件套”，高风险人群应及时接种针对JN.1株的更新疫苗，并在出现症状后尽早就医。

江苏泰兴居民曾健则告诉本台，口罩虽多见，但社会情绪“已经把新冠当普通流感”：“大家现在都觉得新冠就是这么一回事，也没人因此过度防疫或者去医院治疗。”

孩童住院检出新冠 网络讨论升温

山东青岛居民高明生留意到微信群近日讨论再感染风险，却并不恐慌。高先生对本台说：“最近疫情又出现了，我看到外边行人戴口罩的比上一个月多了，但这波疫情没有对社会造成恐慌，可能是因为新闻没有刻意去报道这件事，国内大部分老百姓通过新闻报道内容作判断，不会独立思考。”

济南居民王欢对本台透露，其幼子4月因“流感”住院，却被确诊为新冠。她说：“现在凡是感冒发烧，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检测出新冠病毒的比较高，我最小的儿子4月份住院，医院检测出新冠病毒，最近患新冠的孩子不少。”

阳性率两月翻倍 专家称“5月下旬触顶”

据《中国经营报》本周日（18日）引用中国疾控中心数据，今年3月第14周起，全国哨点医院流感样病例中新冠阳性率由7.5%升至4月第18周的16.2%，南方高于北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李侗曾预判，本轮“半年到一年一次”的高峰可望于5月下旬见顶，总体强度“低于去年夏季”。

李侗曾分析，距上一次大规模感染已逾半年，群体抗体衰退，加上Omicron XDV亚分支NB.1.8.1免疫逃逸增强，以及“五一”期间人员流动，均推高传播速度。

至于疫情是否再度引发大范围冲击，南京的社会学者钟涛对记者说，这取决于政府信息透明度与医疗资源调配。眼下，“淡化”与“警惕”之间，中国社会仍在摸索与新冠长期共存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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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凯生于1946年，生前曾担任中国《人民日报》社驻深圳记者站站长及《海南日报》总编辑。1989年时，《海南日报》在他的主持下，曾将《人民日报》将八九民运定性为“动乱”的“四二六社论”从头版头条下撤至第四版，并在中国当局开始在北京戒严时, 表达对赵紫阳的支持。其后，程凯遭撤职审查，被迫流亡美国。在美国时，他长期定居在加州湾区，积极投身中国民主运动。此外，他曾为自由亚洲电台担任过多年的特约记者。今年1月26日下午，程凯因身患白血病，在加州奥克兰去世，享年78岁。

本台获得家属授权，独家刊登程凯的回忆录“我的1980年代”。即日起陆续刊出。

人生无遗憾

我已年至耄耋，身患恶疾，随时可能走完生命的旅程。到死亡那一天，我对我的人生并无遗憾。我的人生很丰富，我经历过大跃进、大饥荒、文革浩劫那些疯狂和荒唐的年代，更经历过中共建政后有唯一的“黄金十年”之称的1980年代。在1980年代，我有过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奋斗，虽然未曾成功，并因我个人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整体失败而辞国流亡。但人生的追求并非都有结果，只要为之奋斗过，就应该对自己的生命感到满足。

我是一名职业记者，我人生和职业的使命是用文字记录我所经历、所了解的世界，但我却一直没有想过写一部自己的回忆录。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与人类的历史比较起来，微不足道，就像驾着一叶扁舟在大海中航行，身后留下一道水波，瞬间不见了痕迹。从古到今，人类每天写下数以亿万计的文字，能在世间流传的能有多少？我喜欢逛书店，二三十年前，我所居住的美国旧金山湾区有十几家中文书店，是我常常流连的地方。有一天我在一家书店中注意到，我熟悉的几位极负盛名的作家曾经热销一时的著作，热度过后，被丢弃在降价处理的书架上，一元钱一本，无人问津，最后将被作为废纸处理掉。我站在书架前面沉默良久，为这些躺在一元一本书架上的名著和撰写这些名著的作家伤感。于是我想到，如果我写一本回忆自己人生片段的文字，命运可能还不如这些躺在书架上一元一本的著作。以后每次逛书店，站在降价处理的书架前，我便一次一次的打消写回忆录的念头。

我从事新闻工作五十多年，一半在我出生和成长的中国，一半在我的政治流亡地美国。在中国，我从广播电台到报纸，从广州的《羊城晚报》到北京的《人民日报》；从见习记者、记者、高级记者到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的总编辑；从采访农村、工厂、商店、学校、军队、党政机关，到1980年代报道和参与深圳、海南两个经济特区的创立与建设；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到89六四血腥屠杀；从中共的高级干部，到辞国离乡、被列入禁止回国黑名单；从混迹于中国的上层社会，到挣扎于美国社会的底层；从充当中共的喉舌，到成为美国的媒体人，为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担任美西特约记者长达二十多年，我的人生大起大落，历尽沧桑，饱经变故，阅人无数。我大约二十五年中国大陆中共媒体人生涯，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见证并报道上个世纪的1980年代，就是被人们称做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

我在1980年代中国新闻界中不算出众人物，更不是重要人物。重要人物是北京以赵紫阳为首、地方以梁湘为代表的中共党内改革派，而在新闻界则是高举新闻改革大旗的《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胡绩伟，以及扼杀改革的邓小平、陈云，等等。我只是改革阵营的一位普通成员，是改革先驱们的追随者。因为我是一名记者，使我有幸见证了、记录了、并且参与了，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从兴起、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我80年代及80年代后的人生的跌宕与荣辱，都与1980年代连在一起。

多年来，不断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不把那十年的经历写下来？我把不写回忆录的原因告诉他们。一位与我一起从1980年代走过来的朋友说，我的想法从“留名”的角度可以理解，但从“留史”的角度则不可取。如今在中国，官方刻意的将1980年代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包括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就像他们不让人们知道中国曾有过土改、镇反、工商业改造、反右、大饥荒、文革浩劫、89民运和六四屠杀，年青人也不知道上个世纪的中国曾有过一个黄金80年代。朋友说：每个人活着要讲真话，死了要把真话留给后人，这对中国尤其重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谎言写成。上个世纪80年代的开始，80年代的过程，80年代的结局，都被中共的谎言掩盖着、歪曲着，不但后来者懵然不知，当年的亲历者也都渐渐淡忘。只有把那个年代的历史真相写出来，尽管写的只是历史的片段，也可告诉当今和后来人，中国的1980年代，是中共1949年建政后最好的年代，是唯一给中国人民以希望的年代、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有可能自我救赎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们精神振奋、思绪飞扬，每个人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那个年代，也是我人生中唯一有机会一酬壮志的年代。如果那个年代延续下去，中华民族不至于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沦为愚昧、暴戾和流氓化的民族，中国共产党不至于成为如今日这样恶贯满盈、与人类为敌的犯罪集团。

我是从中共体制内走出来的人，别人看来，我的脸上有一记中共体制的烙印，我并不介意，也无需掩饰。我与在中共体制外、长期遭受中共迫害的人一样，揭露和谴责中共的罪行，但我与他们中一些人的区别在于，我愿意理性的看待中国的1980年代，主张给予在那个年代抱有真诚的救国救民愿望、为中国寻找一条出路而探索、奋斗、牺牲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中的革命者、改革者，予以正面的评价。我希望人们不要用今日中共党徒的无恶不作来否定中国共产党曾有过善良、正直、勇敢，为国家与民族无私奉献的人，不要用人们今日的大彻大悟来否定当年人们的混沌初开、大梦初醒。而且我还认为，中国的改变，在于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改变；海外中国民运如果继续拒绝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合作，仍将一事无成。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历史常常以惊人的相似重现。未来的中国成为什么样，谁也说不准。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不会永远像今天这样，也许变好了，也许更坏。当然，未来的中国，我见不到了。我辞国三十多年，被当局阻断了回国之路。我曾经对故国的河山、文化、亲友有过强烈的思念，但我思念的一切，都已经被中国越来越严酷的专制政治阻断了，我的思念也就逐渐的淡如轻烟薄雾了。现在的我，已经不为我曾经思念或爱恋的祖国所困扰、所折磨，但我对那个国家，对那个国家的1980年代，仍然珍存着与当今许多中国人完全不同的记忆。

1980年代，已经逝去，永远回不来了。那么就趁我生命仍未结束，记忆仍未消失，仍然能够思维和敲打键盘，就记录下我对1980年代的回忆吧。我不是史学家，没有能力全面记录那一段历史；我不是理论家，也没有能力对那个年代做理论的阐述；作为一名记者，我只能对那个年代我个人经历的人和事如实道来。历史会被人打扮粉饰，理论常常荒谬苍白，唯有事实永远闪亮。我的文字写给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他们可以从读我的回忆，缅怀当年他们所经历的人和事，唤回已经远去的理想和情怀；我的文字写给未曾经历那个时代的后来人，他们可以从读我的回忆，知道中共建政后也曾存在一个有诗歌与远方，有热血与浪漫，有漫天风华、遍地风流的年代；同时也写给我的无憾人生，即使我的这些文字被摆到书架上无人问津，在浩瀚的网络中无影无踪，我也不在意，我也很满足。

六四，1980年代死亡的瞬间

1980年代的死亡，是在瞬间发生的，它猝死于北京的一次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六四屠杀。六四，是对和平请愿要求反贪污、反官倒的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大屠杀，也是对1980代的大清算、大屠杀。我则在这场大屠杀后，告别了1980年代，辞别祖国和亲人，成为流亡海外的中国政治异议人士。

（一）

我目睹1980年代的死亡，不是在6月4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而是在《海南日报》总编辑岗位上。虽然在席卷全国的89民运期间，我没有参加游行示威请愿活动，六四屠杀后，我也没有被通缉、被追捕，我没有机会展现自己与首都大学生、市民和新闻工作者那样的风采。

89年4月初，我因心脏不适和严重的胃病住进了海南人民医院。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天安门广场风云乍起，我心中震惊、伤感、迷惘、悲痛，预感会有一场悲剧发生。我以焦虑的心情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但表面仍强作镇定。我无法一天二十四小时呆在医院里，每天晚上，我都自己驾车回报社，审阅稿件，安排版面，嘱咐各部门的领导和编辑记者们小心谨慎。我不希望《海南日报》在这个敏感时刻发生版面或者文字上的问题。海南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我只准记者去了解情况，采写“内参”，送交省领导阅读，而以“没有接到省委的指示”为由，拒绝公开报导，招致大学生们到报社门前抗议，指名道姓要我出来与他们对话；我指示报社保卫科紧闭大门，我没有勇气面对这些大学生。

当时，我内心的冲突极为激烈：我是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的总编辑，我不能不忠于职守，不能逾越党为党报总编辑划定的底线；同时，我也有自己作为人的良知底线不可逾越；这意味着，逾越其中的一条底线，必须放弃另一条底线。我对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表达诉求的北京学生寄予深深的支持与同情，作为新闻工作者，竟然置身于一个重大事件之外，这怎么不令人感到痛苦。此时，我知道，如果坚守党报总编辑的底线，放弃人的良知底线，那么我的下半生就会在对自己的谴责和痛恨中度过；如果我坚守人的良知底线，放弃总编辑的底线，那就意味着失掉自己在中共体制内享有的地位和利益，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将遭受无尽的苦难。

4月25日晚间，新华社电讯发来《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报社总编室主任赵希龙拿着社论电讯稿，火急火燎赶到医院。我当然知道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社论，传达的是邓小平的指示，必须将这篇社论放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位置，制作一个通栏大字标题，以表示对社论积极拥护的态度。但我却无法说服自己去理解、去认同这篇社论：明明是和平有秩序的请愿，为什么要定性为动乱？明明是为了清除腐败、推进国家的改革、开放，为什么要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的心颤抖了，我知道党中央有人起杀心了，他们的一个罪恶决定已经酝酿成熟。我不能再沉默，我感觉到自己可能守不住党报总编辑的底线了；我虽然没有“国将不国，夫子拍案而起”的勇气，我起码应该表明自己做人的良知。我略加思考，便告诉赵希龙，将这篇社论从头版头条位置撤下来，放到第四版去，以表达我们对这篇社论的反对。我对赵希龙说：即使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有过火的行为，但群众的一万个错误，也比不上党中央的一个错误对国家的危害更大；四十年来，共产党犯的错误太多了，现在又到犯错误的时候了。我说：我相信，民众不会同意这篇社论，历史迟早要否定这篇社论，为什么要等到将来呢？我们现在就否定它！

那一天，从中央到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各类报纸，如此以否定的态度处理四二六社论，唯《海南日报》一家。我明白我把天捅了一个窟窿。第二天，我接到省委办公厅电话，要我列席省委常委四二六社论学习会。按照中共的传统，省委机关报的总编辑列席省委常委会议，会议室里有我的一个固定座位。那一天，我走进常委会议室，从进门到我的座位，不过五、六米距离，平时，几步就走到了，这一次却像是走了五六十公里。一进门，常委们每人一份《海南日报》第四版，所有常委用怪异的眼神盯着我，我如芒刺在背，但走到最后几步，我反而一阵轻松，心情出奇的平静，我用骄傲、凛然的眼神扫了常委们一眼，挺直了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那次常委会，常委们除了轮流做一番空洞的拥护四二六社论的表态，却没有人质疑《海南日报》为什么把这篇社论放到第四版；会后，省委书记许士杰和任何一位常委，也没人找我谈话。两天后，我在省委礼堂门口碰到省长梁湘，梁湘看了我半晌，想说什么却没有说；我也没说什么，对梁湘报之一笑。

那一天的省委常委会议，是从4月15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北京学生与市民前去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到6月4日，解放军端着冲锋枪、驾驶坦克车屠杀北京学生和市民，前后50多天的时间，我唯一见到许士杰的一面。会后，我曾走到许士杰跟前，想请他对《海南日报》作指示，他装作没看见我，掉转头走开了。

《海南日报》是省委机关报，省委书记许士杰是我的直接领导，许士杰赋予我比一般部委、厅局领导更高的待遇，《海南日报》的重要评论和报道，反映的都是以许士杰为首的省委常委会的精神，有的就是许士杰本人的指示。许士杰很清楚，海南办大特区，《海南日报》全国瞩目，不仅各省市的党政机关订阅《海南日报》，中央领导，上至政治局委员、常委，下至部委办的部长、主任，都通过《海南日报》了解海南大特区的情况，这对海南省一众领导、尤其许士杰本人，极为重要。因此，我与海南的其他官员相比，面见许士杰格外容易。许士杰注重个人养生，他每天早七点起床跑步，每晚十点半入睡，十点过后，任何人，包括副书记、副省长，没有特别紧急的事务，都不可打扰他，唯有我例外：为了审阅根据他的指示和省委常委会议精神撰写的社论和重要报道，他常常等我到11点以后。1980年代以及之前，主持党报编务与笔政的总编辑，都由资深新闻专业人士出任，都握有一支健笔，有倚马可待的本事；不像现在的总编辑，由党政官员出任，不懂办报，只懂监督报人办报。海南建省期 ，《海南日报》的重要社论大多由我撰写，一篇两千字左右的社论，从写第一行字到排出和校阅清样，大约两个钟头。按照报社的工作日程，如果是下午撰写的社论，晚上九点钟截稿前便可送许士杰审阅，不打扰他早睡；如果是晚上撰写的社论，要十点过后才能送审。许士杰知道这是报社工作的常态，他只有为《海南日报》改变自己的早睡习惯。

但在四二六社论常委学习会后，我曾三次打电话，要求当面向他请示工作，都被他的秘书挡驾、拒绝。当我第三次被拒绝后，我恍然大悟，许士杰不见我，是在利用《海南日报》做一场赌博：如果中央以赵紫阳为首的一派与以邓小平、李鹏为首的一派就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博弈中，作为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支持赵紫阳的立场被博弈的最终结果证明是对的，这份功劳当然属于省委书记许士杰的；如果被证明是错的，那么许士杰就可把所有责任推到我身上，将来中央一旦追查，他的活动日程没有记录显示，他在这段时间与我单独见过面，或有任何接触。

既然如此，我就只能自行其是了。那期间，《海南日报》就好像不再是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而成了在我的主导下，我与我的同事们的同仁报。

我并非执意要卷进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去。我亲历过暴戾而荒唐的文化大革命，我听过前辈讲述野蛮血腥的镇反、反右、大跃进，我预感到北京发生的民主运动，结局也许会比我经历或听说过的那些运动更悲惨。令我感到痛心的是，5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代表总书记赵紫阳与天安门广场学生对话，要求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不要给邓小平、李鹏向学生动武提供理由，并且给党内改革派一些时间，与保守派周旋、较量，但遭到学生领袖们的断然拒绝，激进的学生领袖们绝不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合作。我的心头被80年代的改革与赵紫阳的政治生命将毁于一旦的强烈预感笼罩着。葬送80年代与击败赵紫阳，是邓小平、李鹏与天安门广场激进的学生领袖共同完成的。但我并没有因此放弃对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诉求的支持，也坚决反对当局后来对和平情愿的学生和市民的血腥屠杀。也许是因为参与1980年代改革开放形成的坚定理念，也许是因为对新闻自由和新闻改革的强烈渴望，也许是因为对国家命运与前途的深度忧患，也许是因为受到人的良知的召唤，或许是因为邓小平、李鹏等中央领导人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态度激起我的愤慨。当5月19日首都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后，二十多万解放军端着冲锋枪、驾驶着坦克车杀进北京，实行全城戒严，让我觉得即使学生有一万个错，也不容遭受冲锋枪和坦克车的屠戮。

5月19日以前，我仍对中共中央寄予希望，期盼领导人与学生对话，中共党内改革派能够主导与学生的对话与合作，接受学生们提出的部分条件，作出政治改革的承诺，让学生们撤离天安门广场；但5月19日后，我知道中国改革派大势已去，天安门学生运动将陷入腥风血雨之中，我对共产党绝望了。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坚守自己的良知，在党和人民两者之间，站在党的对立面，我不能跟着这个党走向邪恶。我目前有手中掌握的《海南日报》，我决心让自己获得一点新闻自由，尽管自由是短暂而有限的，并且将会付出惨重代价，但却是中国的媒体人自1949年以来从未享有过，足以让自己的新闻工作生涯，让《海南日报》的历史，在1980年代黄金十年死亡前夕，写下最后的辉煌一页。

正如中共海南省委给我下的结论，从此，我“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二）

我究竟走了多远？“六四”以后，中共海南省委派出七人工作组进驻报社，对我进行了彻底审查，写出一篇翔实的《关于程凯同志在北京动乱期间所犯错误事实的调查报告》。报告发布时，我已经离开海南，一位朋友将报告的文本转发给我，他说：这份《调查报告》，不仅仅是对我，也是对《海南日报》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在89民运的洪流中，凭着自己的良知，作出历史性选择的记载。为再现这段历史，我将《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照录如下：

《调查报告》指控我——

5月19日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以后，政治分野已经清楚，形势已趋明朗，但程凯同志仍然通过版面编排，运用版面语言，坚持表达自己的思想情绪，制造了错误的舆论导向。

1、执意发表赵紫阳同志的照片。程凯同志不听劝告，在5月20日执意发表了赵紫阳同志看望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两幅照片。关于如何处理赵紫阳的这两幅照片，副总编辑杨宗生当时提出，为慎重起见，赵的照片最好不发，如要发，是否不要两幅都发？但程凯同志认为，既然新华社对这两幅照片没有发来取消公鉴，说明赵紫阳还是总书记，两幅照片都要发。杨宗生回到宿舍就寝前对此仍感不安，又一次给程凯同志电话，提出这两幅照片还是不发为好，程凯回答：“你别讲了，我定了！”说完就放下了电话。这两幅照片就这样发表了。

2、借报导“匈”事件流露对戒严的不满情绪。5月22日，《海南日报》在发表戒严部队告市民书的同时，发了花边新闻：《匈牙利面临发生动荡的潜在危险》和《保证记者的正常采访》。一版副主编王属生在处理《匈》稿时，加上副标题：“应该不准任何力量利用军队来解决内政问题”。杨宗生发现后，将副标题删掉，并对值班的同志说：“如果这条稿要发一版，位置也不要放太多。”在场的同志都同意这个意见。当晚程凯来到总编室，看了版面安排，说：“这条稿可用，副标题照用，我负责。”还亲自把被删掉了的副标题重新写上，稿子也放在显着的位置上。

3、指导编排倾向性明显的版面。倾向性非常明显的23日一版，是在程凯同志指导下研究编排的。这个版面突出两条稿：一是消息《万里委员长说要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放在头条，用大号黑体字作标题，新华社电讯稿的原标题中这有一句话：“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被删掉；二是新闻特写《人民万岁》用特大号空体字作标题。这天，还有新华社播发的海南省委坚决拥护制止动乱致电党中央国务院的表态稿。从我省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条重要消息，但这条重要稿件却同另外两条简讯以新闻集纳的形式被放在两条大稿的左下角。

4、支持发表错误文章。《海南日报》从23日起，在第四版开始发表时事部编辑撰写的《当今世界三大趋势》三篇国际发展评述文章，并在同日报纸的一版以强化处理的手法发了标题新闻。第一篇《专制衰败，民主勃兴》，论述从拉美到东欧“民主勃兴”的趋势，以浓厚的兴趣重点介绍了波兰团结工会的斗争推动了“改革”，匈牙利尝试实现“多党制”，推动了“民主自由”的历史进程；苏联提倡的“社会主义的舆论多元化”和民主选举使“民主自由的政治空气空前浓厚”。值班的经济部主任张正坤发现这个评述文笔观点上有错误提出停发，程凯知道后，给时事部副主任冯锡锦打电话说，我看这个文章可发。于是这个鼓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正在把自己作为剥削制度加以否定”的错误文章得以继续发表。

5、亲自选定发表《赵紫阳，您好！！！》的照片。5月24日，《海南日报》一版左下角发表了由程凯同志选定的海大师生高举着《赵紫阳，您好！！！》标语牌游行的两幅照片。这两幅照片是该报记者于21日拍摄的，次日是否见报，当晚已有一次争论。过了两天，即23日晚，记者要求发一些照片，有人选了游行队伍大场面的两幅，程凯同志看后不满意，于是亲自选定了《赵紫阳，您好！！！》和《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两幅，并决定用三栏半宽的版位发表。同时，该报还冠以花边，用较大黑体字作标题在报眼发表了新华社稿：《泰国总理意邀中国领导人赵紫阳访泰》。这条消息的主题是谈柬问题，但编辑部根据程凯同志的意思以喧宾夺主的手法，做了突出赵紫阳的标题处理。着力渲染赵紫阳，是这天报纸的倾向。

《调查报告》还对我的另一些“严重错误”进行了指控——

1、支持上街游行。5月18日上午，报社部分新闻工作者酝酿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政文部一记者将游行的打算向程凯同志反映，立即得到支持。

2、反对向省委汇报情况。同日上午，记者部副主任王国雄获悉有人下午要上街游行的消息，即将情况告诉副总编辑郭泽福。郭找来人事部主任陈文安、社办副主任莫泽安、副总编杨宗生一起讨论，大家认为此事不妥，并由郭打电话给程凯同志，问知不知道游行的事，程回答：“知道了，刚才有人来我这里说了，我说你们去吧，我是支持他们的。”郭提出应该将此事向省委报告，程反对说：“不必要。要报告，就以你们个人名义，不要以我的名义，也不要以办公会议的名义。但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去报告。”接着他说：“我说三点，第一这个行动是爱国行动；第二游行要发消息；第三今晚我要去安排版面。”

3、亲自修改审定游行报导消息。同天下午三时半，程凯同志在他的办公室主持召开总编办公会议，他开始就说：“要不是开会，我也上街游行了。”这天晚上，程凯同志亲自修改本报记者来写的《海南日报》部分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的消息稿，选定游行照片，并安排版面。

4、签署声援电文。 5 月18日下午编辑办公会议期间，全国二十家妇女报刊驻海南联合办事处的两个人带来声援北京绝食请愿的声援书，要求报社签名盖章。程凯同志接过声援书看了一遍说：“我看应该声援。”当时郭泽福同志表示不能以报社名义签名，程说：“这么多学生在天安门绝食，难道不能表示一下同情心吗？”他不听劝阻，在声援书上签了字，并说：“我负责。”然后叫社办副主任莫泽安在声援书盖上了海南日报社公章。

5、带头并动员领导干部在《同仁书》上签名。18日近中午时分，几名记者在政文部起草了《告新闻界同仁书》，呼吁：声援北京、声援海南、声援学生！并将《同仁书》分别张贴在报社大门口和食堂两处。程凯同志于下午一时左右，从宿舍下来，在张贴在食堂的《同仁书》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下午下班时，他对几位部主任说：你们为什么不签名？在程签名后，报社有7位处级干部也签了名。在《同仁书》上签名的主要是编辑部的同志，共计七十四人。

6、公开散布同中央精神相悖的言论。5 月23 日，也就是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在首都政军干部大会上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得参与任何损害安定团结的活动，而且要在团结群众、制止动乱中发挥先锋作用”的第三天，程凯同志在报社全体干部群众大会上还坚持错误立场，说：“同志们参加声援北京绝食学生的游行是一种爱国行动，是被一种忧患意识激发起的革命热情。我为我们报社有这样多具有革命热情的同志而感到骄傲。”又说，对这次游行，“如果报社外面有人要来追查，我们把他顶回去。我们报社内部也不允许追查，如果谁要追查，我作为总编辑，我要运用自己的权力，追查那些主张追查的人！”程凯同志的这番话，使部分有错误思想倾向的人受到鼓舞，先后两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7、《海南日报》社的问题出现后，先是省委宣传部，然后是省委对报社提出严肃批评，要求程凯同志认真总结教训，但他毫不在乎，充耳不闻。以致他回深圳养病后，6月8日报纸版面又一次出现严重错误。

抄录完《调查报告》的主要部分，我作几点说明和补充：

《调查报告》只列举我在5月19日以后的“错误”，回避了4月26日我把《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从第一版放到第四版的“错误”，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其实，处理四二六社论，才是我最严重的“错误”，也可看做海南省委犯下的“错误”。我相信《调查报告》是由许士杰最后审阅批准，也许，海南省委、许士杰回避这一“错误”，不仅为我，更是为自己，他们承受不起公开这一“错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调查报告》称“6月8日报纸版面又一次出现严重错误”，指的是当日《海南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的一则电讯：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说“六四期间死亡的学生和市民只有二十三人”。这是中共政府向全世界撒下的弥天大谎。《海南日报》不敢不刊登他的谎言，编辑却在废稿堆中发现6月6日新华社发来的的另一则电讯《国家统计局长指出：对谎报数字者要绳之以法》，于是编辑又一次运用了他们的版面编排技巧，将两篇稿子同时见诸报端，安排在邻近位置上，其版面语言之鲜明，不言而喻。

另一次“错误”《调查报告》没有提及：6月4日新华社发来解放军强行开进天安门广场清场的电讯，编辑们知道，北京流血了，电讯稿掩盖了这一最重要的事实。如何把流血的消息告诉读者？恰在此时，海口发生一场车祸，有人在车祸中死亡。按往常，这是可报可不报导的消息。但这天，编辑们却把这个消息排上版面，标题只一个字：“血！”与清场的消息相对应。凡智力健全的读者，都明白《海南日报》在告诉人们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至于我离开中国以后，海外有些报刊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出版李鹏下台的“号外”，并且亲自拟定欢呼李鹏下台的新闻稿。工作组也曾为此事审问我。但这完全是没有的事，我不是赌徒。整个89民运期间，我所主持的《海南日报》，所有版面，都是经过审时度势后安排的。

责编：陈美华

1995年5月14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公开宣布6岁的根敦确吉尼玛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3天后，年仅6岁的尼玛和其家人遭中国政府绑架至今音信全无。5月17日是他被强迫失踪30周年，各界要求中国政府公布其下落、释放他和家人。

全球基督教团结联盟（Christian Solidarity Worldwide (CSW) - Charities） 新闻与公共事务官 Ellis Heasley在15日于CSW官网发文示警，达赖喇嘛将于7月6日迎来90岁生日，未来达赖喇嘛离世，中共政权会设法选择有利支持中共在西藏持续镇压政策的下一世达赖喇嘛。

人权团体及藏人要求公布下落 释放他和家人

Ellis Heasley呼吁，国际社会必须让中共对其在西藏持续侵犯西藏人权和其他基本人权的行为承担责任，且必须要求中国政府说明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下落并释放他和家人。

Ellis Heasley指出，尼玛成了全球最年轻政治犯。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1996年5月首次呼吁中共提供有关他的讯息，历任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权特别报告员（FoRB）、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及多个国家政府也多次要求。

Ellis Heasley文中提及，2020年5月中共声称尼玛“小时候接受过免费义务教育，通过了高考，现已找到工作”，他和家人不希望“目前的正常生活”受到干扰。但此说法无法取信于人。

西藏流亡议会秘书长索朗多吉16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中国政府这种说词很多，到目前为止，一张照片都没有流出来，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失踪三十年，目前不知他本人和家人的状况，是生是死？如果他们还在世，人在那里？ 对中共不公开的作法，持怀疑看法。”

藏人质疑中共以抓班禅喇嘛 操控达赖喇嘛转世

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暨达赖喇嘛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16日接受自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说：“绝对不会信服中共的所有说法，中共的诚信完全破产。”

格桑坚参指出，历史上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互为师徒，曾相互认证对方转世灵童。中共在2020年发出尼玛不想被干扰，在他看来是项阴谋、是为继续控制达赖喇嘛的转世。

格桑坚参质疑：“他（中共）是不是想一旦达赖喇嘛圆寂，要胁过去达赖喇嘛认证的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尼玛，去操纵认证第十五世的达赖喇嘛转世，有这样的阴谋，若真如此，不会被全球宗教信徒所接受所信任。”

班禅喇嘛曾被中共认为是“最忠实朋友”

格桑坚参提到，中共在1951年并吞西藏、迫使西藏签订所谓十七条协议时，曾想以班禅大师抗衡达赖喇嘛在藏人心中的权威，后来各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位，制造分化。1959年整个西藏爆发抗议，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时，第十世班禅喇嘛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并没有流亡，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最忠实可靠的朋友”。1962年额尔德尼写了《七万字请愿书》上呈中央政府，批判中共在西藏残暴镇压的史实后，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十年，获释后仍遭软禁。

格桑坚参说，出狱后的第十世班禅喇嘛额尔德尼职务被恢复，又为西藏文化、宗教、民族做很多事，1980年代堪称藏人文化教育保存传承的黄金时期。

Ellis Heasley文中也提到，1989年1月23日，第十世班禅喇嘛在扎什伦布寺发表讲话，声称西藏在中国统治下的发展“付出的代价”“大于收获”。五天后，他去世了。当局报告说他心脏病发作，但自那以后一些藏人就怀疑他是被谋杀的。

对此，格桑坚参表示，额尔德尼直言不讳中共对西藏的破坏，年仅51岁猝逝圆寂。外界都怀疑他是被中共害死，中共在他去世后，高规格举办葬礼，且不承认藏人所寻找、经达赖喇嘛认证的转世灵童，强行以所谓金瓶掣签方式作假，毁坏藏传佛教制度。

中共另立“汉班禅” 藏人普遍并不认同

中共抓走达赖喇嘛认证的尼玛，另立一名5岁男童为所谓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外界称“汉班禅”，索朗多吉说，藏人并不认同他是精神领袖，即便当局安排一些活动，藏人看似服从也只是外在的假象。

格桑坚参反问，中共竟是用这般残暴作法，对他所称的“最忠实朋友”按正规藏传佛教仪轨选出的转世灵童，秘密绑架30年，究竟他和家人是否还在世？人在那？国际高度关注。

今年是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尼玛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30年，索朗多吉指出，从4月尼玛的生日起，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与新闻部，举办一系列活动，将此议题推向国际。15 日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座谈会，探讨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被中国强迫失踪，及第十世班禅喇嘛在西藏事务中的历史意义，邀请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洛桑晋巴和印南扎西伦布寺格西拉让巴丹增多吉仁波切，对公务员座谈。

索朗多吉指出，历史上确实有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互相认证转世的纪录，但在寻找灵童过程中，这不是唯一的办法。

格桑坚参也说，即便班禅喇嘛被失踪，不影响到达赖喇嘛的转世。第一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不是所有的转世都是班禅喇嘛找的，而是按照藏传佛教仪轨。达赖喇嘛已讲的很清楚，未来他的转世会经由藏传佛教宗教领袖、藏人行政中央等的协助，有很好的方案延续下去。

格桑坚参强调，中共想借以掌控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绝不会被藏人所接受。2020年美国通过支持西藏法，清楚规定任何政党和个人如果基于政治的原因操纵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美国将进行制裁。类似的法律，在欧洲其他国家也会陆续出台。

格桑坚参还说，达赖喇嘛90高龄，未来其转世灵童成为解决西藏问题或西藏跟中国博奕的战场，很多佛教信徒、佛教中心、宗教团体都会发出声明。达赖喇嘛本人也说了他的转世灵童，唯一由达赖喇嘛本人和西藏人、藏传佛教信徒有选择权。

索朗多吉谈到，最近，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新书《为无声者发声》发表，鼓励作为流亡者，海外藏人有义务替境内藏人发言，呼吁自由世界、民主国家共同要求中国政府公布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行踪和和现况。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中国疑似报复社会事件频繁上演，15日北京和广州先后传出随机伤人事件。然而，官方不约而同淡化处理，甚至还有部分媒体相关新闻被下架。

5月15日，《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网传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门口星期四发生车辆冲撞行人事故，引发社会关注。北京市海淀区教委证实，上述小学附近确实发生一起车辆撞人事故，教委工作人员已赶赴现场。

不少社交媒体披露相关视频，直指这所小学就是北京海淀的重点小学前进小学。

社交媒体X帐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引述当地人称“一辆黑色特斯拉在海淀区花园路前进小学放学时，恶意冲撞人群！！撞了十几个人！”聊天室有网民自述“我去的时候，地上躺了4个老人”、 “撞完人就跑了。”

中国官方刻意淡化处理这起事件，网易一篇“官方回应北京一小学附近发生车祸：司机已经被控制的新闻”被下架。其他媒体则是以北京交警发布的通报统一口径指出，15日下午3时许，在海淀区健安西路发生一起小客车刮碰行人事故，造成4人受伤，伤者被送医治疗，肇事司机已被查获。目前，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官方未说明这是否为随机恶意冲撞行人事件。

【北京前进小学门口车辆冲撞行人】
【广州南站一男子持刀伤人】
网民拍摄到北京海淀区前进小学门口发生车辆冲撞行人，多人倒地受伤。北京交警通报: 5月15日下午3时许，在海淀区健安西路发生一起小客车刮碰行人事故，造成4人受伤，伤者被送医治疗，肇事司机已被查获。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pic.twitter.com/Iz4uRMxU0K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May 16, 2025

广州南站持刀伤人事件

无独有偶，同一天广州南站发生一起持水果刀伤人事件。据广州铁路公安处发布的消息，15日14时许，广州南站一楼西北区(安检区外)一名35岁的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持水果刀伤人，民警及时到场处置，将嫌犯当场控制。案件造成1人受伤，伤者已及时送医救治，无生命危险。

网易号“山山视角”披露更多的细节，指出一名男子在广州南站一楼西北区安检区外，无预警地掏出水果刀，对着旁边一名旅客挥了过去，紧接着爆发出阵阵尖叫。

有人扯着嗓子喊 “救命”，有人手忙脚乱拨打110报警。带孩子的家长紧紧把孩子护在怀里，四处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原本在排队的人群也一哄而散，行李箱被扔在一旁，场面十分混乱。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一名自新疆逃亡至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青年近日遭当地警方拘捕，目前被羁押于中哈边境地区的一座城市。当地人权组织发出紧急警告，担忧该青年将被“沉默引渡”回中国，面临被关押的风险。

据哈萨克人权组织“阿塔珠尔特自愿者组织”本周五（5月16日）向本台通报，该组织于今年3月底接触到一名自称来自中国新疆伊犁州巩留县的哈萨克族青年叶勒加那特·阿巴依（Yerzhanat Abai），男，23岁，出生于2002年4月11日。他于2025年3月27日进入哈萨克斯坦，并于四天后前往该组织寻求帮助。

该组织表示，叶勒加那特出于对人身安全的担忧，最初不愿公开身份信息，仅简要介绍自身境况。据创办人赛尔克坚（Serikzhan Bilash）透露：

“3月31日，叶勒加那特在到访阿拉木图的组织办公室时，明确表示处于对人身安全的担忧，暂不希望公开其身份信息，仅在镜头前简要陈述了自身情况。他还说，除非被警方逮捕并面临遣返中国的风险时，才可公开他的情况。叶勒加那特称自己如果被遣返中国，可能有被关押进‘集中营’的危险。”

青年逃亡求助失联 恐被秘密移交

本周初，该组织接获叶勒加那特朋友的通报，指其已被哈萨克警方拘留。阿塔珠尔特随后确认其失联，并正式启动紧急人权求助机制，公布其身份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赛尔克坚说，叶勒加那特目前被羁押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扎尔肯特县潘菲洛夫市看守所，该地距离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约四十公里：

“他很可能随时被新疆国保或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局偷偷押送到中国，没有人知道他的具体情况。这件事只有向全世界公开，哈萨克斯坦政府才无法遣返他。”

目前，叶勒加那特的拘留时间、法律依据与程序均不透明，哈萨克斯坦内务部门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本台致电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亦未能接通。

新疆“再教育”阴影持续 加强边境控制

哈萨克族为新疆主要少数民族之一，与哈萨克斯坦有广泛的族群与语言联系。过去，许多新疆哈萨克人与哈国亲属频繁往来，但近年来中方加强边境控制，许多人失联、被捕或被迫接受“转化”教育，甚至被关押。

“阿塔珠尔特自愿者组织”自2017年起长期记录和公开新疆少数民族失踪、拘禁和受迫害案例，其收集的证词已被多个国际机构引用作为调查材料。

据联合国与多个人权组织的报告，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以“去极端化”为名，在新疆设立大量“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关押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政治教育、语言同化和强迫劳动。尽管中国政府否认存在“集中营”系统，国际社会普遍质疑其说法。

赛尔克坚表示，尽管国际关注已减弱，新疆当局的迫害仍未停止：

“好多在新疆当地的年轻人，动辄被公安约谈，或找各种理由把他们送到学习中心，说是提供就业机会，实际上是安排他们去内地工厂工作，大部分是去有害健康的化工厂，而且工资比新疆还低。”

来自新疆伊犁的哈萨克族居民叶尔肯也向本台证实，许多哈族青年试图逃离中国，但遭遇重重限制：

“因为新疆局势很不稳定。所以经常有人逃过来，虽然中哈签署了互免签证协议，但中国的哈萨克族人无法取得出国护照，持有护照的人也会被公安没收。但汉族人可以办护照出国。”

中亚与中国合作紧密 遣返风险激增

近年来，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在经济上日益依赖中国，对来自新疆的难民问题普遍采取低调或压制态度。多起案例显示，部分逃亡者在未获正当程序下即被“非正式引渡”回中国。

自2017年以来，新疆已有多名哈萨克人逃亡哈国后遭捕并面临遣返风险。例如2018年，新疆巩留县“教育营”教师喀衣夏·阿汗逃亡至哈萨克斯坦；2019年，她获得了哈萨克斯坦移民局颁发的难民证。2019年10月1日，新疆伊犁额敏县的哈斯铁尔·木沙汗和木拉格尔·阿里木逃至哈萨克斯坦。

尽管部分案件因国际舆论介入而避免强制遣返，但更多人仍陷法律真空之中。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与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多次敦促哈萨克斯坦政府遵守国际人权条约，防止将个体在缺乏法律程序保障的情况下遣返至可能遭受酷刑和迫害的国家。

哈国人权组织呼吁哈方政府立即公开叶勒加那特·阿巴依的去向，并根据《禁止酷刑公约》和《难民地位公约》履行国际义务，确保其不被遣返，并为其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与庇护程序。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近年，部分台湾艺人为前往中国发展，常在微博等中国社群媒体上发布“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等文字或图片，甚至支持中国对台军演。台湾的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接受媒体採访时表示，将偕同主管机关文化部进行后续调查是否违法。并进一步说明，目前包括台湾女星欧阳娜娜等，都已列为调查对象。

15日，台湾的国安局、海委会、陆委会、法务部调查局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针对“中国複合式威胁对我国家安全之影响”进行报告备询。

陆委会指出，目前约有20多位台湾艺人在列，预计先针对参与过政协活动、或者明确发言支持武统台湾的艺人进行调查。比如去年10月，欧阳娜娜曾在中国“联合利剑-2024B”军演时转发贴文，并支持中共军演。

陆委会副主委沈有忠答询说，台湾的艺人为进入中国市场去寻求商机，会予以尊重，“但我们在意的是，他有没有在特定的时间点、配合特定的对象、转发特定的内容，甚至是扩大传散，去影响台湾的民心士气，这是陆委会所没有办法容忍的。”

沈有忠并表示，不能接受艺人破坏国家的主权与台湾的民主宪政。

目前相关惩处法源依据，来自《两岸人民关係条例》第33条之一：“臺湾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非经各该主管机关许可，不得与大陆地区党务、军事、行政、具政治性机关（构）、团体或涉及对臺政治工作、影响国家安全或利益之机关（构）、团体为任何形式之合作行为。”若违反，最高可以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并可连续处罚。但是具体如何实施？目前详细的行政指导原则尚未公开。

随着赖清德总统就职週年即将到来，立委李坤城也表示：“520要到了，我相信中国可能会要求台湾的艺人做出一些政治表态。我建议在520之前如果定案，就公开，让艺人知道我们的行政指导原则，大家不要逾越这条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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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偷越国（边）境罪”罪成的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位已向法院提出上诉，并授权家属公开一审判决书，指判决是对人权律师的又一次绞杀。他反驳判决书的内容，指与事实不符。卢思位太太张春晓也指控当局，不让家属为丈夫提供适当药物和拒绝让丈夫做检查是违反人道的行为。

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位因“偷越国（边）境罪”上月在成都法院一审被罪成，遭判刑11个月，罚款10000元。卢思位太太张春晓周四(5月15日)对本台证实，卢思位已就判决提出上诉。她表示，代表律师周二(5月13日)会见卢思位时已得到他的同意，公开一审的判决书。卢思位发表声明，表示政治警察对他日复一日的非法跟控、骚扰、拦截，迫使他冒险出境，批评判决书内的证据与事实严重不符，笔录原话内容曾被篡改，反驳与境外勾结的指控，强调离开中国是他的自救方法。他认为，这次判决是对人权律师的又一次绞杀。张春晓表示，认同卢思位的看法，又说，卢思位被起诉和定罪，是因为他不肯就范而遭受的打压和惩罚。

张春晓说：“如果他没有被边控，他是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来(美国)的，因为他有美国的签证和有效的护照。他为什么要去铤而走险呢？是因为他已经被非法和不公平的对待！他被四川省司法厅盯上的就是12港人案，司法厅希望思位不要接手这个案子，他没有答应。因此他几乎就是被24小时的监控，限制他的出行，这就是一个源头。这些都是一系列的迫害的手段，他就是对付不听话的人，要让你臣服。”

当局拒绝让卢思位做甲状腺检查和配药 张春晓：违反人道

张春晓表示，卢思位曾患甲状腺癌和动过手术，被关押后身体状况持续变差。她表示，丈夫需要定期做医疗检查，也要药物治皮肤病，但看守所拒绝为他提供适切治疗是非人道行为。

张春晓说：“我最担心的是他的身体。甲状腺手术做了以后，医生的要求第一是终生服药，第二是每半年必须要检查一次，但是现在他没有这个机会。他已经错过了2次复查的时间，同时在这1年多他身体本来就受到很大的戕害，而且他的生活环境比平常会差很多。他的皮肤病(看守所)给他配了一些药，但是这些药的效果并不好，我们送过去的药他们(看守所)不收，让他病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加重，这是违反人道的一种行为。”

拒绝安排被关押人做医疗检查 人权律师批是对被关者施加迫害和酷刑

关注卢思位案件的人权律师吴绍平表示，不论是有罪或是无罪者，被关押期间的看病和医疗权利应得到法律保障，但从卢思位的遭遇可见，中共用阻挠治疗的方法折磨被关押者，就像用酷刑一样。

吴绍平说：“从病人实际的身体健康情况来讲的话，看守所是没有理由拒绝。但是中共就是这么明目张胆剥夺他(卢思位)的权利，家属已经提供药物的情况，他们仍然不给，是要通过疾病来折磨被强制羁押的人，当然就是一种迫害，就是一种酷刑。它(中共)可以完全无视你的就医的需求和需要，漠视你的健康。实际上可以看到中共在看守所和监狱里面被羁押的人群，他们的基本医疗和健康都没有得到保障。”

吴绍平表示，根据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在本国有行动自由，也有离开国家的权利。但卢思位仅因为是人权律，曾代理人权案件就被限制行动和出境，他冒险离境是合理的自救行动，认为卢思位有理据上诉。

吴绍平说：“是中共违法在先，动用国家的力量去迫害一个公民，对他进行非法的侵害。根据法理来讲，卢思位也是受到了不法的侵害，在法律当一个人遇到不法侵害的时候，他是可以私力救济的，他不得不采取冒险出境的方式，解脱自己这种自由被剥夺的痛苦生活，也是被这个政权迫害所导致的结果，所以他的行为也不存在违法性。”

吴绍平表示，在卢思位案判决书的细节发现，他的手机数据和通话软件备份内容被当局破解，显示在中国使用苹果手机和海外的通讯软件，不一定是安全的对外联繫途径，在中国的异议人士要有所警剔。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中国紫光集团原董事长赵伟国因涉及贪污、非法牟利、背信等罪，以贪污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赵伟国曾夸口“要买下台积电、并购联发科”震撼半导体业界，如今沦为阶下囚。

综合媒体报道，2014至2021年间，赵伟国利用职务便利，与关系人李禄媛共谋，安排其实际控制的公司低价购买原应由紫光集团取得的房产，非法侵占国有资产价值4.7亿元（以下皆为人民币）。

同时，赵伟国将集团盈利业务转由李禄媛等人经营，或以远高于市价的价格向其公司购买服务，造成中国国家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8.9亿元。2019年，赵更指示其掌控的上市公司董事，将项目以低价租予李禄媛经营公司，导致损失4645万元。

5月14日，中国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赵伟国贪污、为亲友非法牟利、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案，赵伟国以贪污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赵伟国逃过死劫，判决指出赵伟国认罪悔罪，积极退赃，涉案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到案，且有重大立功表现，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蔡慎坤：赵伟国死缓 牵涉中共人事斗争

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对本台表示，紫光集团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牵涉到复杂的政治背景。它是清华大学控股的企业，背后与清华系统的政治利益集团有很深的关联。紫光和同样是校办企业的方正一样，表面上一度是绩效表现亮眼的科技企业，但他们靠的不只是市场竞争力，更有强大的政治资源作支撑。

“长年以来清华就是中共高层干部的重要出身地，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清华背景，这使得紫光成为权力与利益输送的重要平台。”蔡慎坤继续说道，“也正因如此，赵伟国被重判，表面上看是企业债务问题，但实际上可能是‘杀鸡儆猴’，借此对清华系背后的政治集团发出警告，”他说。

特别是在中共四中全会召开之前，蔡慎坤认为高层内斗激烈，人事调整压力巨大。谁上谁下、谁能进入权力核心，这些都要提前布局。因此，除了整肃企业、清理资本，也同步展开整风、反腐，派出15个中央巡视组到各地，就是为了这一场人事斗争调整布局。

紫光凭着并购扩张 终陷入破产危机

紫光集团前身是1988年清华大学控股的科技公司，后来公司改组清华紫光集团。2010年赵伟国入主紫光后，积极主导进行并购，包括收购展讯通信、锐迪科微电子等，并尝试入股台湾力成科技、矽品精密等企业。

2014年，英特尔（Intel）曾宣布，向紫光投资人民币90亿元入股，以获得紫光展锐20%的股权。然而，随美中贸易战升温，2019年英特尔终止合作关系。紫光凭着不断地并购，使集团资产规模迅速扩大。然而，获利跟不上扩张的脚步，导致集团资金陷入破产危机。

赵伟国夸口要并联发科、买台积电 台学界联署阻挡

在入主台湾力成科技后，赵伟国还曾野心勃勃地扬言，要合并台湾IC设计大厂联发科，还要收购晶圆代工大厂台积电，引发台湾半导体业界与学界高度警觉。当时台湾学界发起“反对开放中资投资台湾IC设计产业”联署，超过500位包括台湾电机、资讯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专家参与联署才挡下紫光的购并野心。

曾经参与联署的台湾成功大学电机系教授李忠宪在个人脸书写道，如果让中国牢牢掌握住台湾各大IC设计公司，有这么大的战功，赵伟国在中国会立即成为指标性的对台看板人物。就算他之后在公司内部搞点小钱，应该不会有事！他感叹“历史没有如果，但这段往事却让人不寒而栗。”

李忠宪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当年联发科的作法极具争议，竟主动告知赵伟国，中意哪些台湾的高科技公司，可以一起打包。如果连联发科这样的重量级IC设计公司都被并购成功，紫光就等于在台湾打下滩头堡，接下来就能顺势打入晶圆制造、代工与封装产业，台湾整个半导体链恐怕一路都会被中国吃下。

若紫光并购台厂成功 恐撼动全球科技版图

李忠宪说，一旦如此，台湾的“干净网络”根本不可能干净，将直接被国际视为红色供应链的一部分。“更危险的是，台湾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运算能力是世界做得最好，如果这些技术与产能落入中国手中，对全球科技与安全局势将是巨大震撼。届时美国对台的政策从经济到军事，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将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

如今回想，李忠宪忍不住表示，完全没想到能成功挡下紫光，因为当时主流声音甚至连政府高官都主张“小额开放”，仅有少数人联署呼吁，连学界大佬也因中国利益不愿出面，确实难以乐观。他说，回头看才知道挡下紫光有多关键。如今美中芯片战打得如火如荼，台湾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保有关键地位，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当初没有让紫光得逞。

李忠宪强调，资讯革命变化的脚步实在很惊人，短短十年世界分工已极为复杂，这些历史事件往往难以归因某个团体或个人有做出直接贡献，紫光事件正是如此。当初也只是几个人推动而已，却不可思议地成功挡下，真的是“天佑台湾”！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4、5月，中国东北进入春播时节，农民在田间地头抓紧时序插秧播种，农忙脚步从早春的备耕期一路不停歇。“勤劳农民的春耕，把土地由黑转黄。”方俭3月中旬拍下一幕幕翻耕、焚烧秸秆画面，他从台湾到东北推动“小农种碳”专案，也看见土壤退化的警讯。

粮食是全球重要的战略资源，最近在关税大战和地缘政治压力下，中国积极升级粮食大计，3月初宣布扩大农业储备预算，并将2025年粮食产量目标提升至7亿吨，远高于2024年设定的6.5亿吨，同时计划到2030年达到7.45亿吨目标。3月底再发布新一轮农业发展蓝图，规划在2030年前建成9,000万公顷的高标准农田，大刀阔斧巩固粮食安全底线。

东北是中国举足轻重的大粮仓，占了全国耕地的五分之一，粮食产量高达全国的四分之一。土壤被视为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当东北黑土逐渐变黄土，要达成增粮目标也格外吃力。

黑土变薄又变瘦

(陈尊贤提供)

“土壤劣化是国际关注的议题，尤其东北是全球三大黑土区之一。”台湾大学农业化学系名誉教授陈尊贤说，2017年他受邀至哈尔滨农科院和哈尔滨土壤肥料研究所交流，参加土壤有机碳论坛，“当时就讨论到黑土肥力和有机碳明显下降，会后也现场考察万亩田试验区。”

摊开中国科学院2021年发布的《东北黑土地白皮书》，近60年，东北黑土耕作层有机质含量下降了三分之一，部分地区甚至下降了50%，而且局部地区黑土层厚度已由上世纪50年代的60至80厘米，下降到当前的20至40厘米，这一连串的数字意味着黑土变“薄”又变“瘦”，生产力也大打折扣。

表土是含有最多有机质且最肥沃的土壤层，陈尊贤指出，以表土30公分厚度来看，大概占一公尺剖面深度的总碳存量或土壤肥力的50%至60%，而表土50公分厚度的总碳存量或土壤肥力大概占75%，也就是说整个土壤层中最肥沃的就是表土30公分深。

“国际上评估黑土退化程度可以从土壤冲蚀速率、土壤碳含量或碳存量来检视，这3个指标因子在中国东北都明显减少。”陈尊贤说，他进一步分析黑土地白皮书的数据，“60年表土流失近40公分厚度，算下来大概每年表土层被带走88吨的土壤，在国际上来讲，这属于流失严重等级。”

陈尊贤参照中国农业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中国东北黑土》，书中提到东北黑土耕作层的有机碳含量约4%，土壤表土30公分厚度的碳储存总量大概是144吨，过去60年有机碳减少30%，这样算下来，每年每公顷大概损失0.72吨的碳，碳存量流失相当严重。

土壤的碳储存量不仅有助于缓解气候变迁，而且有利于确保粮食产能，早在2015年联合国气候大会就提出“千分之四倡议”，透过每年增加0.4%的土壤有机碳含量，借此与人类活动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相抵。“要达到千分之四目标，大概每年每公顷增加1至2吨有机碳就够了。”陈尊贤说明，“可是东北黑土耕作层有机质含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大概每年每公顷减少0.72吨，所以在这个状态下，土壤碳存量不太可能增加。”

3年前，绿色消费者基金会董事长方俭一股脑儿投入“小农种碳”专案，积极回应“千分之四倡议”—把碳种回土壤，这也是全球第一个正式进入土壤有机碳减碳国际认证的专案，他以台湾为起点，逐步拓展至日本能登半岛的石川县、中国黑龙江省五常市。

从去年秋收到今年春耕时节，方俭风尘仆仆在东北黑土地上采样，展开基础线调查，“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变化很大，就是高高低低的。”他在初步采样中窥见变异性，“在同一个区块里面，我们可能测到3%，也可能测到6%，它的不确定性很大。”

北大仓榨干黑土地

(David Gray/REUTERS)

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团队直指，“不合理垦殖和耕作是导致黑土地退化的主因。”上世纪5、60年代以来，东北黑土地的开发利用按下加速键，由“北大荒”大跃进为“北大仓”，2005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约为1,910万公顷，2021年增至2,866万公顷，增幅超过50%。

然而，长期高强度的开发造成地力不断被削弱，相关研究显示，玉米产量随黑土厚度减小呈现明显下滑趋势，每侵蚀1厘米表土层，玉米每公顷减产123.7公斤。

“我当时去看他们的试验田和实际操作，耕种的机械、设备都很大，像是大军般在北大仓大面积操作，而且几乎都全自动化。”陈尊贤提起东北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玉米产量降低代表土壤表土流失非常严重，因此做好水土保持管理是重要工作。”

此外，耕地的大幅开垦也会加剧侵蚀沟发展，2019年一篇刊登在《地理期刊》的研究发现，东北黑土区的沟壑侵蚀状况日益严峻，而且以耕地的侵蚀裂度增长速度最快、侵蚀面积最大。陈尊贤提醒，坡地耕作也是黑土地的致命杀手，暴雨来的时候，坡地冲刷会更严重。

田地少了秸秆保护

(Kim Kyung Hoon/REUTERS)

秸秆离田也是当地普遍的现象，“我当时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作物残渣没办法回到田里面？他们跟我讲有两个理由，一个是玉米秆很粗很大，回到田里会影响到接下来的耕种。”陈尊贤印象深刻说，“还有一个原因，农民带走玉米秆、卖给做煤炭的，变成燃料使用，农民就有直接收益。”

陈尊贤表示，玉米果实和作物残渣重量是1:1，也就是每公顷采收10吨玉米产量，作物残渣也有10吨。这些作物残渣可以保护土壤，还具有肥料效益，一般来讲大概可以提供180公斤的氮肥、90公斤磷肥，还有至少5、60公斤钾肥，你带走以后，有机碳也走了，氮磷钾养分也都被带走。

他以美国密西西比河沿岸的黑土区为例，当初也发生土壤流失、产量降低问题，尤其大洪水过后土壤流失严重，后来农夫收成玉米同时把玉米秆切碎，回归到土壤，这样子的话可以作为很好的土壤保护，养分也可以回到土壤。

肥料能养肥黑土？

“现代农业追求最大产量，不过，最大产量最后是不是得到最大的产值？你可能前面5年、10年产量非常好，但后来你要不断地靠重肥、重药去维持它。”方俭点出土地过度利用的恶性循环，“大量使用肥料会让土壤酸化，而且作物质量也会比原来糟糕，因为有机质越多的话，你种出来的作物、庄稼风味会越多。”

根据统计，1980至2021年，东北地区的化肥施用量由4.57百万吨增加到7.42百万吨，涨幅高达62%。然而，过量的化肥反而扼杀土壤，不仅加剧耕地退化，同时降低农民种粮的收益。

五常是中国最好大米的产地，高身价被封为“米中贵族”，方俭和农民打交道时听闻他们碰到的问题：“（五常大米）原来的稻花香好像没有以前那么香，口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近年来，东北农户还发现玉米和大豆根系在土里扎不深，长出的苗瘦弱发黄，过度翻耕也是当中突出的问题。

(方俭提供)

今年初春，方俭从哈尔滨坐高铁往大连，车窗外更迭交映备耕整地的农忙场景，裸露的土壤泛出黄褐色泽，土壤里的微型生态系奄奄一息。他感触良多说，翻耕破坏了微生物的生态栖地，在太阳紫外线的照射下，微生物大量死亡，同时排放出二氧化碳。

“美国太空总署（NASA）每年都会公布地球大气层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的缩时摄影，每年3至5月二氧化碳浓度进入高峰期。”他提出科学证据，“这些二氧化碳增量，源自春耕对土壤扰动后的二氧化碳排放。”

眼下开展的不仅是一场风高浪急的黑土劣化风暴，同时也是来势汹汹的气候变迁危机，粮食安全的脆弱性朗然若揭。

责编：许书婷

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市一所民办学校“丰翼小学”近日传出突然关停，引发超过一千名学生家长到市政府集体抗议。事件持续多日，政府派警戒备，最终当局宣布“丰翼小学不会关闭”。事件背后，反映出中国近年来针对民办教育政策收紧所带来的社会冲击。

本周日（5月11日），南宫市因一所民办学校疑似被强制关闭，引发大规模家长抗议。涉事学校为位于南宫市经济开发区的丰翼小学，隶属于涵盖多个学段的丰翼教育集团。

抗议活动发生于5月11日。据海外社交平台X账号“昨天”发布的现场视频显示，大量家长聚集在南宫市政府大楼前，高喊“不同意”“领导出来”等口号，要求撤销关停决定，或至少保障目前在校学生可以顺利毕业。据目击者称，抗议持续至当晚深夜，期间政府调派大批警力在场维持秩序，并对周边区域实施交通管制，关闭了政府广场照明设施。

政府派警维稳 家长持续声援

抗议次日，仍有家长持续聚集。据一位不愿具名的家长本周四（5月15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丰翼小学在当地口碑良好，家长多通过公开摇号争取入学名额，突然关停令他们措手不及。由于拟分流至的公立学校存在管理混乱、师资不稳等问题，家长普遍无法接受这一决定：“这次有上千家长向市政府抗议，他们（政府）太过分了，看学校教育质量高，有经济能力的家长都送孩子去丰翼小学，就要把它关掉。”

本台记者致电丰翼学校办公室，接听人员确认小学确有抗议事件，但强调自己隶属中学部，对小学事务并不清楚：“我这里是中学，小学的具体情况不清楚。”

南宫市政府办公室一名官员于周四（15日）回应自由亚洲电台查询时证实，确有“几天前上千名家长抗议”的情况发生，但表示“问题已经解决”，“丰翼小学不会关闭”。对于家长人数及具体处理方案，该官员称非其职责范围，细节不详：“教育局在处理这件事，我这里不了解情况，现在没事了。”

【河北南宫 家长抗议丰翼小学被关停】
【公立学校招生困难 政府限制私校发展】… pic.twitter.com/DiWRfO316O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May 14, 2025

公立学校招生难 民办学校受压

近年来，随着中国教育资源向民办学校集中，优质私校成为许多家长的首选。然而，为缩小公私教育质量差距，各地政府陆续出台限制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导致民办小学数量被人为减少。根据中国教育部去年10月24日发布的《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民办学校总数在过去四年间已累计减少逾两万所，仅2023年就减少了1.1万多所。其中，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减少了425所，在校生人数减少逾134万人。

教育人口下滑 政策倾向扶持公立学校

河南郑州退休教师贾灵敏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随着新生儿出生数量持续下降，入学儿童人数也逐年减少，许多公立学校存在招生不足、面临关闭的难题。她表示，如果关闭民办学校，可增加公立学校的招生人数：“因为出生率低，很多县城、乡镇的公办学校招不到学生就要关停，公立学校的校长、教师就要失业。现在民办学校教育质量高，教学环境好，许多家长都愿意把孩子送到民办学校。”

河北邯郸一位家长女士姚黎对记者说，尽管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免除学费，但在教育质量、管理方式与教师水平等方面，家长们普遍仍青睐民办学校。

本台记者多次致电南宫市教育局办公室进一步核实，截至截稿时未获回应。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河南有官员在召开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期间，违规饮酒导致1人死亡的事件成为网络热话，涉事的10名官员被撤职、开除和降级。这次事件成为今年重启八项规定推动活动的第一滴血，引发各界关注中共是否再启动新一波的官场整风运动。

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周二(5月13日)公布，河南罗山县政法委书记李献林在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期间，宴请信阳市和罗山县最少9名公检法官员，其中1人在宴请当天死亡。曾与死者共喝4瓶白酒的5名官员，自行筹集资金给死者家属作补偿并隐瞒情况，罗山县委书记余国芳涉知情不报。中纪委批评涉事官员一边学习八项规定一边违规宴请，是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置若罔闻，毫无敬畏戒惧之心，坚持零容忍，绝不姑息，对10名违规涉事干部分别被开除党籍、撤职和降职等惩罚，组织宴请的李献林另被立案调查。信阳市委等负责人也因监督不力已被处分。

消息公布后成为网络热话，一度登微博热搜。有网民批评，涉事官员在政治学习期间违规，显示官场对八项规定的不重视。也有网民质疑，有大批官员贪汙和包养情妇问题更严重，为何违规饮酒要被央视等重点报道。

重启八项规定整风运动 清洗党内不满的地方官员

资深政经评论人蔡慎坤表示，涉事的地方层级官员成为新闻焦点，是官方的舆论操作，要配合今年启动的八项规定精神学习运动。他表示，这次学习运动由政治局常委蔡奇和李希主导，相信是要为稍后召开的重要政治会议作准备，清洗党内的不满声音。

蔡慎坤说：“今年要开的四中全会是讨论人事安排，两会结束后的第2天，就开展全党八项规定的教育活动，从3月到7月，还向各个地方派巡视组，非常明确是一场运动。习近平的人马针对现在党内各种各样的不满，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非议，尤其是海外很多传闻都是从党内传出来。尤其在中共官场的酒桌上，很容易说一些发牢骚的话。这次真正要整的是各地方与习近平不同心的官员，要来一次大的清洗。”

蔡慎坤表示，以这次事件为例，惩罚违规吃喝是表面原因，在学习八项规定时，违规是不忠诚表现，才是问题所在。但这些地方官员权力有限，难以用抓大老虎涉严重贪腐作为借口惩治，违反八项规定是最容易使用的整顿工具。

蔡慎坤说：“习近平做了10多年之后，大老虎也打得差不多了。只能抓这些芝麻官，比方对习近平的学习和效忠不是很感兴趣，在这个体制里边还有一大批人没权，他(习近平)是看不顺眼(这批人)，现在把八项规定又搬出来整风，专门用来对付这些没有搞严重腐败的一批官员。像我认识的一个官员，当时查他的腐败没查出来，就用八项规定找你的问题，说他至少吃了一顿饭用了8000元，是超标准接待，给他一个党内严重警告。”

八项规定是整顿官场工具 也成官员间权斗工具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表示，八项规定主要作用是规范党内干部对习近平忠诚，为党高层提供政治工具整顿官场。又说，现在中国社会状况不好，官员对现状不满也是正常，八项规定成为对这些官员选择性执法的工具，使他们不敢妄议中央。同时，八项规定也可以被官员利用，作为互相举报和政治斗争的手段。

冯崇义说：“八项规定是个党纪，这个规定是非常严苛和非常空泛的，随时都可以被拿出来作为政治工具拿来使用。一方面是在政治运动的时候，可以加强整肃官员，让官员们能更加服服贴贴和听话。另外的时候就是变成官场斗争的工具，比如说哪些政府官员为了自保，或者需要政绩，就会非常积极拿一些法规出来使用，这个(八项规定)就是一个政治工具。”

资深评论员胡平表示，八项规定在2012年公布后，曾经是恫吓官员的规定，但因为要求太严苛，不能也不可以长期执行，领导层只会在有政治需要时才严格执行。

胡平说：“共产党要维护他的形象，但它(共产党)也知道有些要求是不可能落到实处的，所以通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它也知道这个螺丝钉平常都很松的，要隔一段时间才找一个典型出来，把这个螺丝钉拧紧一下，然后过段时间再拧紧一下子。这样能维持党的形象，也让下面的官员不至于太过分和太嚣张。”

胡平表示，违反八项规定被惩治的个案出来后，各地方官员也会有所警剔，在重启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期间，会收歛用公款吃喝等行为，等运动结束之后，这些行为也会故态復萌。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美国商务部13日撤销拜登政府时期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以下简称AI扩散规则，AI Diffusion Rule），同时加强AI芯片出口管制，禁止全球使用华为昇腾芯片。美国商务部强调，这些行动将确保美国持续站在人工智能创新前沿，并维持全球AI领导地位。

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BIS）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Jeffery Kessler）明确指示，BIS执法人员不得执行《AI扩散规则》。

凯斯勒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与全球“可信赖的伙伴国家”携手，构建大胆且包容的人工智能技术战略，防止这些技术落入敌对国家之手的同时，与全球可信赖的外国伙伴共享美国的AI技术。

此外，BIS也宣布加强针对AI芯片的出口管制措施，包括世界任何地区使用华为昇腾芯片，都构成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条例；此外，若美国AI芯片被用于训练或推理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相关企业将面临严重后果。同时，美国商务部要求美国企业，重新审视供应链合作伙伴，强化审查机制，防范技术转移风险。

美国维持民主国家在先进技术与中国的代差优势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紫云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中国滥用高科技运用于军事用途，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美国此次出口禁令，实质上将中国AI芯片发展技术，冻结在成熟制程层级，借此维持民主国家在先进技术上领先中国的代差优势。其次，中国目前全力加速自主开发芯片与光刻机，尤其是EUV极紫外光技术，但这一领域技术门槛高、进展缓慢，风险仍属可控。更何况台积电已迈向埃米级制程（1纳米以下），进一步拉大双方距离，保持代差是重要的风险管理。

“整体而言，美国虽在关税问题上与中方谈判，但在高科技领域则采取‘去风险化’战略，”他说。

高阶芯片与国安密不可分

东吴大学企管系兼职讲师林修民对本台表示，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初，美中贸易战已开打，虽一度达成贸易协议，但美方仍针对中国的中兴通讯、福建晋华与华为等企业祭出出口管制。可见，贸易与国安议题早已脱钩。与此同时，美国下一代F-47第六代战机已试飞成功，进入战术评估阶段，核心功能包括引导无人机作战，对芯片技术高度依赖，显示高阶科技与国防密不可分。

林修民说，“在此背景下，美国就算完全取消对中产品的关税，对华为及中国半导体的出口禁令仍然不会放松，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严。”

法新社指出，过去数年来，美国不断加强对中国出口先进芯片的限制，担心这些芯片可能被用于强化中国军事系统，并进一步威胁美国在AI领域的主导地位。

拜登政府提出的芯片出口管制规范将全球分为三个等级：日本和韩国等第一等级国家将不受出口限制；墨西哥和葡萄牙等第二等级国家受芯片数量配额限制；第三级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则被全面禁止取得芯片。

林修民：印巴冲突示范 芯片即未来战争

林修民进一步分析，近日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冲突，为全球示范何谓“芯片即未来战争”。据报导，双方共出动125架战机，却未跨越彼此领空，显示战争形态已转变为高科技主导的远距精准打击，战机无需深入敌境即可发动攻击。实质上比拼的是雷达侦测、导引飞弹精准度与干扰能力，而这些都取决于背后的芯片效能。芯片技术对战场感知能力产生关键影响，现代战争仰赖高阶芯片驱动的无人机、导引飞弹与卫星通讯系统，谁能掌握更快速、准确的战场资讯。

“战场胜负不再单凭火力，而是科技能力、也就是‘算力’的对决。在这样的格局中，芯片已成国家安全战略资源，不仅美国，世界各国都不可能低估芯片所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林修民表示。

美国松绑英伟达芯片销沙特

在美国商务部声明指出，《AI扩散规则》这些新规定将严重扼杀美国创新能力，并对企业造成繁重的监管负担。同时，该规则还因为将数十个国家降为“第二等级”出口对象，损害了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东包含沙特等国，由沙特设立的主权财富基金PIF宣布成立全新子公司Humain，将与英伟达等美国科技大厂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宣布将向Humain提供逾1.8万片最新的AI芯片。

苏紫云分析，美国对于沙特解开封印，允许英伟达向沙特出口AI芯片有三个目的，其一，是弥补英伟达无法对中出口造成的市场份额的损失；其二，支持沙特等中东国家打造AI中心，强化美国与中东在外交与合作关系；第三则是潜在的惩罚，如果发现任一国家把AI芯片转口到中国，可能就立即断供，这也是风险控管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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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来自中国800美元以下小额包裹关税，将从此前120%的税率下调至30%，并取消原定于6月1日将每件包裹固定关税提高至200美元的计划，维持现有的100美元标准。多位外贸商表示，他们正赶着出货，但也在调整出口布局，以免再受高关税的冲击。

白宫本周二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削减所谓的“低价值商品（de minimis）”关税，涉及从中国及香港进口的低价商品。根据新规，小型进口包裹将被征收54%的关税或100美元的统一费用。另据路透社周三报道，根据一份白宫行政命令及行业专家的消息，美国对来自邮局以外通路的中国小额包裹关税将再降至30%，以进一步缓和两国贸易战带来的伤害。

该政策被视为美中两国在瑞士举行贸易会谈后达成的90天贸易休战协议的一部分。根据协议，美国将中国商品的整体关税从145%下调至30%，而中方则承诺将对美商品关税从125%下调至10%。双方希望通过该协议缓解不断升温的贸易紧张局势，并为后续谈判争取时间。

跨境电商积极调整谋求重启对美出口

浙江绍兴电商蒋先生本周三（14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根据客户的要求，他已经开始发货至美国：“我们通过Shein平台专做服饰、饰品、礼品等等，小包裹直邮，走的是空运。预计商品一到两个礼拜就到美国客户手中。这次虽然关税降到54%，但还是很贵，这批订货寄出后，再发货就走海运拼箱，可降低成本。现在担心海运时间长，怕美国那边关税再变，我们这些做小生意的，哪受得了高关税。”

同时还经营家居用品的蒋先生说，他们在政策调整后，重启了部分对美直邮产品：“尤其是一些单价在50到100美元之间的厨房用具和智能小家电，在目前的税率下仍有盈利空间。不过，很多同业最担忧的还是政策反复。我们已经不敢做太多库存，更多是往海外仓库挪。”

本周一，中美双方就持续一个多月的关税战达成协议后，广东、浙江、福建等地的外贸公司接到美国客户通知。深圳外贸公司负责人葛女士对本台说，该公司终于等到美国客户的催促，正在出货中：“我们前两天已经接到美国客户电邮，要求我们抓紧时间出货，现在正抓紧时间把产品装船。这两天，同行也在忙着出货，争取尽快清仓。”

福建厦门一位与Temu合作供货商陈建林告诉本台，高关税几乎让他们放弃美国市场：“Temu的订单一下子掉了六成。这次美国下调关税算是给了我们一口气，但我们也知道，这只是临时的缓和。我们现在有三个月的窗口期，我们在越南设了海外分仓，并开始试着把产品打进东南亚的几个平台，这样可分散风险。”

中国电商紧锣密鼓筹备向美国发货

关税下调的消息对于依赖低价直邮模式的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如Shein、Temu而言，无疑是一个喘息的机会。此前，美国在4月初取消了800美元以下包裹的免税待遇，并征收惩罚性关税，令这些平台一度面临价格上涨、物流延迟等挑战。

陈建林认为54%的关税仍远高于以往的零关税水平，因此多个电商企业正在紧急部署应对策略。他说，很多商人为规避高额直邮关税，已加大对美国本土海外仓的投入，通过提前发货、仓内分拣，实现降本增效。他说：“不少企业探索第三国转口路径，如通过越南、墨西哥等国家中转，降低贸易壁垒。另外，开拓美国以外市场，比如欧洲、东南亚和拉美市场。”

据中国官方披露的数据，过去5年，中国跨境电商贸易规模增长超过10倍。跨境电商企业数量已超12万家，跨境电商企业累计在海外注册商标超3万个。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1.2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5%。其中出口同比增长6.9%，美国依然是最大出口市场，占比达35%。全年跨境电商进出口2.6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

未来关税不确定性大增

在浙江从事外贸的商人李巧仁告诉记者，许多外贸公司和企业经历了这场中美关税战冲击，浙江、江苏和广东等地已有众多涉外贸易工厂停运，甚至倒闭。中国商人必须调整全球布局，寻求生存和发展：“不调整没出路啊，我们也提高了出口商品单价，美国虽然是最大的市场，但是你不知道哪天遇上高关税。现在我们要做多手准备，应对这个问题。必须开辟新兴市场。”

李巧仁表示，尽管短期内中美贸易局势有所缓和，但本轮关税下调仅维持90天。特朗普政府过去多次调整关税政策，中国业界普遍担忧：“如果后续双方谈判破裂，出口商品再度遭遇高税率的风险你是无法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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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新办12日发布2万多字的《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其中强调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的学者指，这是对欧美多国国会、智库、政要近来相继推翻中方对联大2758号决议宣称台湾是其一部份的说法，进行另一波的反制。

中国在白皮书中宣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法律效力不容置疑，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内文多处提及台湾，包括重申反对“台独”，强调中国始终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白皮书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坚定不移推进完全统一，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加强两岸对话沟通和民主协商，共商统一大计。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室表示，中国政府发布的这份国安白皮书，是对欧美多国国会、智库、政要近来相继推翻中方对联大2758号决议宣称台湾是其一部份的说法，进行另一波的反制，也反制台湾总统赖清德强调两岸互不隶属、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论述等。

沈明室分析，北京现在要以武力统治台湾，限制因素很多，因此意在透过法律战，框住台湾，以利他将来用武力解决台湾时取得合法性和正义性。

台湾前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认为，这份白皮书的重心和关切程度明显偏向台海、南海、东海的议题，显示出在整体战略上，中国已感受到美国的强烈压力，因此也试图透过这报告警示美国不要动到这核心利益，否则中方可能会有反制动作。

林廷辉强调，以往两岸问题并不是中国国安白皮书涉及的重要内容，而在所谓新疆反恐，甚至非传统安全观等议题上着墨较深。中国现在可能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很大，因此转而将重心转移向台海、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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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宣布关税战休战90天后，中方把焦点转回到巴拿马港口的交易。同一天，港澳办再放话、港府也突然提出制订维护国安的附属法例，使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表态指“绝不可能不合法不合规。”官方的连串行动引发外界关注对此交易带来的影响。

长和出售包括巴拿马等港口经营权，交易期限到7月底届满。长和在周一(5月12日)晚上发声明，表示因不断有股东及媒体查询港口交易的情况，把原计划在5月22日上午股东周年大会回应的安排提前，表明此交易绝不可能在任何不合法或不合规的情况下进行。长和重申，交易完成取决于法律和监管部门之同意及批准、不存在违法或法律禁止的情况、获得公司股东的必要批准，以及最终文件中约定的其他适当及常规条件等一系列条件才达成。

长和深夜发声明回应港口交易 分析：因港府新订国安属例引揣测

长和就港口交易的表态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消息也登微博的热搜。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曾撰写多篇文章评论长和出售港口事件。他对本台表示，长和在股东大会前回应港口交易一事，是罕见的做法。他认为，此举与香港立法会在周一突然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制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的安排，引发揣测有关。

刘梦熊说：“紧急会议不知道是不是要针对长和的交易。因为《大公报》和《文汇报》最近好多多次鼓吹用《国安法》来处置这个事情。但是这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和199码头泊位，没有一寸土地是属于中国和香港的主权。而且人家(长和)买进港口的时候，你(中国政府)从来没有一次说是有利于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什么现在要卖出，你就说跟你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挂钩呢？要用《国安法》来审查人家呢？这是依法无据、荒谬和蛮不讲理的。”

刘梦熊表示，面对亲中媒体连日来以文革式的批判，长和在声明的内容用字也很微妙，相信是暗示交易会继续进行。

刘梦熊说：“交易之完成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达成，包括法律和监管部门之同意的批准，这个可圈可点的。因为它这些码头是在海外23个国家，所以违法不违法跟中国政府无关。过去买进码头的时候，没有需要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按照逻辑来讲，卖出当然也不需要中国政府或者是香港特区的批准。”

刘梦熊建议，中国政府透过招商局等用高于外国财团的出价，把巴拿马等港口经营权买回来，是最直接解决问题的方法。

升级对长和的系统性威胁 与巴拿马港口涉中国印太战略部署有关

在长和发表声明的同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澳门见工商界人士，要求港澳工商界和企业家立场上要特别清醒，面对霸权行径时“下跪”求饶，鼓吹“商人纯逐利”不顾国家利益等软骨头行为，会为中国人民所不齿。又说，挺身而出坚决斗争，宁可戴着电子脚镣也绝不屈服的硬骨头才是英雄。

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表示，港府制立新国安属例、夏宝龙的言论和亲中媒体连日鼓吹动用《国安法》审查交易等，可视为是中国对长和的升级施压，也显示中国对巴拿马港口经营权的重视，与地缘政治和军事部署有关。

陈道银说：“如果现在还是全球化时期，世界是平的，大家都和和气气做生意，谁控制这个(巴拿马)港口也无所谓了。现在有反应是因为太平洋或者因为台海在军事战略的需要，关键是它(巴拿马)的军事战略价值。中国要打台湾，肯定也是要速战速决，阻塞外援，这是战场规划当中需要考虑到的因素。怎么阻挡美国的军舰，巴拿马运河可能就是一个作用了。但是中国政府目前是在一步步升级口水战，尽量想让长和放弃，投鼠忌器坦白说不起作用。所以长和的回答也很巧妙，叫合规合法，肯定是要交易的。”

陈道银表示，中国深知自己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不想直接用国家力量叫停交易，只敢用间接方法施压，希望能降低对外资投资中国的担忧。

中国干预巴拿马港口交易已出现反噬效应

经济学者司令表示，以近期澳大利亚要在中资手中收回达尔文港口为例，显示中国政府向长和施压已触动欧盟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警觉，调查中国经济在当地的经济渗透问题。

司令说：“事实上中国干预巴拿马港口的交易，已引起西方的经济情报部门关注和调查，发现更多的证据，中国在港口投资的背后的目的并不单纯。所以欧盟和澳大利亚已开始对中资更严厉的审查，中国政府在长和问题上起到的反噬效果，我认为这个效应才刚刚开始。”

司令相信，中资日后要在其他国家投资基建或港口时，会遇到当地政界和社会更大的阻力和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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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检部门近期通报第一季度全数据显示，各地纪检监察部门立案22万件，处分18.5万人，涵盖各级干部及基层人员，其中省部级干部14人，农村、企业等人员13万人，村干部1.9万人。

根据中纪委监委网站4月22日发布数据，今年1至3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83.4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50.2万件，立案22万件，处分18.5万人。被处分和立案调查人员涵盖各级各类干部及基层人员，其中省部级干部分别有14人，农村、企业等人员高达13万人，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1.9万人。

夏粮补贴、农药开支成“黑洞”

本台记者在网上搜查发现，两年前，官方公布的村干部贪污人数每年约6万人左右。对此，山东临沂村民韩翠华本周二（13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村支书或村主任虽然职位低，但掌握这全村的财富分配权力，而在当下的环境，有权就有贪腐显现。她说：“村支书和村主任可获的利益太多了呀，打一个比方，农村的夏粮补贴、农药补贴，还有说为了帮助老百姓，租用小飞机集体洒农药，但洒的农药比例低，说是用3瓶农药，但实际用半瓶农药，还有的甚至用假农药，甚至不用农药，他们向农民家庭收取的费用不就被村官贪了嘛。另外，喷洒农药的亩数也可以虚报。”

村官被指“最直接的施害者”

在中国某些地区，村官利用权力克扣低保补助金。河南安阳农民何慧芹告诉记者：“农村仍然有贫困户，比如低保户、五保户的补助金，村干部也会克扣，给低保户的节日慰问金也会克扣，还有农民的拆迁房、危房改造、回迁房，村集体土地出让金、村内工程款，村民孩子去当兵，很多人问农村干部怎么贪污这么多，我说他们其实贪污很多。”

何慧芹说，相比省部级高官贪污需特殊渠道，村干部的贪腐行为在基层领域可谓无处不在。她继续说：“村官是对中国农村村民迫害最直接的施害者。”

对比中纪委去年前三季度的数据，中国已有7.7万名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被立案调查，超过2023年全年6.1万人的总数，显示中国农村基层干部贪污情况日趋严重。

4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新修订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不得利用职权在工程项目、集体资产处置、土地流转、惠农补贴、低保评定等事项中谋取私利：不得收受贿赂或变相接受“回扣”“好处费”：不得为亲属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明确规定不得私自处置或占有村集体财产：集体“三资”（资金、资产、资源）必须公开透明。

新修订《规定》防农村腐败

《中国新闻周刊》援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负责人说，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任务和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状况的发展变化，党中央决定对《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比试行《规定》，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王立峰近期对该周刊说，《规定》可以说是治理农村基层干部“微腐败”的制度利剑，是基层制度反腐的重要依据。

江苏泰兴新街镇村民顾大海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地村官通过各种工程项目非法获利，百姓苦无证据：“村支书通过绿化工程、村路建设、河道维修、农田面积造假等，凡村干部参与的工程，村官都可从中获利。我们村里，村官可赚钱的地方不算多，但在有些富庶的村，村干部参与企业经营，他们获取的非法利益就很多。”

受处分人员七成来自基层

通报显示，农村、企业等基层一线受处分人员占比超过七成。相比查处受贿官员，当局对行贿者的查处较少。根据官方通报，一季度共立案查处行贿人员7027人，向检察机关移送95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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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国防部在南台湾实施2025年度飞弹射击操演，首次进行自美国新购的海马斯（HIMARS）训练火箭弹，向外海实弹射击，并分多批次发射逾八百枚台制火箭弹。

台湾军方12日起，在屏东恒春半岛东南九鹏基地展开“雷霆”年度操演验证精准射击。国防部长顾立雄现场观看射击过程。

一名台湾陆军军官告诉自由亚洲电台，12日进行精准飞弹射击操演，实施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的射击，总共发射33枚火箭弹，验证接装成果，但无法透露这33枚的型号及射程距离等细节。

射击通报显示，5月12日上午8点至中午12时、下午1时半至5时，在屏东满州地区进行地面武器对海（空）实弹射击，最大弹道高度为2万呎。

专长为“武器获得管理”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路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所长贺增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海马斯多管火箭运用轮型车辆取代履带车辆移动，可以快速增加其机动力。台湾陆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最大射程仅45公里。

学者：海马斯飞弹可对中国进行源头压制

贺增原指出，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下拥有两种武器，包括“精准火箭”， “GPS导引火箭弹”射程达70公里，最大可达92公里，具备高度精准打击能力。另一种为“战术飞弹”，可将打击距离延伸至300公里，误差约10公尺，对提升“联合作战”，即滨海作战与反击解放军关键军事基础设施、航渡军舰、两栖运输舰能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紫云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说：“M142海马斯飞弹可对中国进行源头压制，也就是‘洋葱圈’的概念。海马斯火箭弹可打到中国的沿岸区域，在他登陆船团出发前就先压制一波，如果有残余的登陆船团开到海峡中线以东，台湾的雷霆2000就可再实施多层次打击，更有效地反制中国的登陆企图，提高台湾的总体防卫能力。”

12日验证的是台湾陆军以“远程精准火力打击系统（轰雷专案）”，向美国采购、去年九月陆续交货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军方曾形容，在中方对台灰色地带威胁日渐增强之际，这堪称“及时雨”，有助提升士气和增强地面作战战力。

特朗普首任即售台可跨海攻击的海马斯飞弹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委任副研究员揭仲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美国以前基本上很排斥台湾取得可跨海打击中国大陆陆地目标的武器，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比较特别的是，他同意出售海马斯之外，给的还是炮兵战术飞弹，这当然就代表最起码美方不再那么排斥、不再强烈地反对国军在必要的时候对（中国大陆）东南海沿的一些军事目标进行打击。”

揭仲分析，台湾海峡最窄处约100公里，平均宽度200公里，海马斯飞弹可达300公里射程，最起码可将福建等东南沿海军事目标纳入射程。美方出售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给台湾，象征美方对台筹获跨海打击能力的态度有所转变。

此外，他提到，拜登时期同意出售第二批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是最大射程70公里、可精准导引的火箭弹，让台湾地面部队具备跨战区打击的能力。

揭仲说：“随着中共各种两栖作战的船舰，两栖突击舰的数量增加，各种新的两栖突击的载具增加，使它的换乘区可能会从本来离台湾陆地40公里，后退到离台湾陆地60公里，变成台湾国造雷霆2000的可能射程就不够。海马斯射程70公里、可精准导引的火箭弹，就可以填补这缺口，让国军继续保有攻击中共换乘区的能力，又可以进行精准导引，可以针对中共船团的高价值目标，比如两栖突击舰或登陆指挥舰进行比较精准的攻击。”

军事专家：海马斯火箭弹加强战术弹性 跨区增援效果

揭仲还说，海马斯射程70公里的火箭弹，还可做到跨战区火力支援。“如果共军抢滩成功、在桃园到台北港中间开始成功占领登陆基地时，国军理论上可以从苗栗到新竹的交界，运用海马斯对台北港附近的中共登陆基地进行精准的攻击和跨战区的打击，增加防卫能力和战术弹性。”

不过他提到，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加入防卫战力提升的挑战是，陆军作战射程最远兵器雷霆2000仅45公里，如今海马斯火箭弹射程70公里、飞弹射程300公里，且是精准打击，陆军势必被迫提升它的超视距目标。

苏紫云也提到，300公里可打到福建、浙江一带港口部队集结点或是雷达站沿岸的军事目标，并可运用“跨区增援”战术。“如果中国军力从台湾中部登陆，北部的六军团、南部的八军团就可以利用雷霆2000或海马斯系统，从北边往台中港或甲南海滩、中共登陆点进行打击，达到跨区支援效果。”

贺增原指出，此次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验证项目，应包括“跨区增援”如测验其机动性，及“效应性分析”，如急速、爬坡、加油之后行驶距离，以及“适应性分析”，如车辆与武器系统整体后勤支援，和“实弹射击”依据部署位置，衡量主射向线角度、接战与射击模式，借由实测去了解拦截率是否如美方所提供资料。

贺增原建议未来可加强运用电脑模式模拟系统，将不同联合火力支援协调机制在有限资源下，如武器数量、火力系统的性能，以建构出最佳化防御模式。

台自制雷霆系统 共发射800多枚火箭弹操演

此外，陆军炮兵部队12日上午以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进行实弹射击，分六批共发射837枚火箭弹。操演场面震撼，吸引许多军事迷前往。

苏紫云指出，雷霆2000是台湾自己研发的炮兵火箭，包括MK15、MK30和MK45三种型号火箭弹，各代表最大射程15、30、45公里。

苏紫云说：“在台湾的防卫意义上表示可以反制中国的登陆舰队，因为中国登陆舰队可能在距离40公里时，大船换小船，接着到所谓坐滩区、近海的位置、再到抢滩区。这三种火箭弹打出去之后就像几个足球场面积这么大，可有效阻绝中国登陆艇的靠岸。”

此外，国防部12日上午发布过去24小时之内，侦获中国军机36架次，其中17架次逾越台海中线，另侦获中国军舰8艘、公务船2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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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发生至今已17年，当年地震有大批学校的教学楼倒塌，数以百计、千计的学生被长埋在瓦砾下。都江堰聚源中学和绵竹市富新二小的遇难学童家长，在过去10多年来坚持每年在地震纪念日集会，要为过世的孩子讨公道，也要为还在读书的孩子讨回应有的补助。

每年在512地震纪念日，逾百名遇难学童家长都会回到都江堰聚源中学遗址外悼念遇难子女。当地政府和公安在周一(5月12日)早上，在遗址附近架起封锁线，阻挠家长的悼念活动。遇难学童卢前亮的妈妈周兴蓉拍视频纪录情况，批评当局打压家长悼念的行为。

周兴蓉说：“今天是汶川地震都江堰聚源中学豆腐渣工程遇难学生和师生的纪念日，我们这些学生家长、受害者，现在想要祭奠孩子也不能过来烧纸钱。到处都是公安和工作人员，他们在怕什麽？请党中央、中纪委和监察部，请你们下来查查聚源中学这个豆腐渣工程，或还有灾后善款到底到了哪里去？”

周兴蓉表示，每年512内心都会十分难受，回到遗址怀念逝去的儿子，心才能静下来。她又说，过去10多年多次上访，但每次被当地政府的人押回家。因年纪已大，今年已没有到北京上访，原本想在上月中央巡视组到四川时，看看有没有机会上访，但结果让人失望。

周兴蓉说：“中央巡视组来到了四川，前几年还有公开的接待老百姓，今年很多很多老百姓想去见中央巡视组，但根本就见不到人。被截访的、被大巴车和警车拉走的，每天都有拉走很多，他们公开的电话也打不通。非常的失望，根本不接待老百姓，你连人都看不见，根本没有倾听民心。肯定坚持。都十多年了，我一直没有放弃。肯定是要追究，但是就是得不到任何的处理和解决，从上到下谁还听你这个豆腐渣？根本就在打压。”

地震纪念日 都江堰和绵竹的遇难学童家长集会

坚持在512地震纪念日聚会的，还有绵竹市富新二小的家长们。富新二小遇难学童家长邓女士对本台表示，过去10多年，每年的512遇难学童家长都会回到绵竹市政府外集会，因为失去孩子的痛不可能忘记，仍然想知道当年的真相。

邓女士说：“肯定是不可能淡化的，一直都在心中，这是母亲身上掉下的一块肉，是割捨不悼的。我们每年的512还是要去市政府，很多家长都已有(新)的一个了，有生活困难都只说眼前，但有些家长还是说要讨说法。当时让政府去鑑定(是否)豆腐渣工程，他们说要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最后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政府也不说当年的事情，只说换人了也不知道。”

免学费承诺未兑现 豆腐渣遇难学童家长控诉政府不守信

邓女士表示，政府除了没有公开鑑定报告外，地震后向遇难学童家庭许下为新生子女承担教育费的承诺也没有兑现。

邓女士说：“它(政府)不守承诺。它不要我们去北京讨説法，我们当地的教育局给我们(遇难学童家庭)每个人发了一个入学证，它里面写是从幼儿到高中阶段都是免费上学。(女儿)刚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证件交给教育局，教育局的局长说这个是512当时的教育局发的，现在的教育局换人了，跟他们(教育局)没关系。我们说这个公章是不是你的教育局盖的，他承认说是，但他说现在是现在，以前是以前。人都会换了，政策也变了，与他们无关。我们听到肯定很生气，反正它(教育局)就不承认。影响肯定大，普高(普通高中)每个人都要65000元。市政府派下面的人来打压我们，不让我们去申诉。”

富新二小遇难学童家长桑军表示，受影响的不仅邓女士，还有很多地震后听了政府劝告再生孩子的家庭。他表示，当年有些家长因为政府愿意免学费再生小孩和放弃维权，现在后悔莫及。

桑军说：“管不管政府换不换人，你(政府)给我们的承诺，也给我们每个家庭都发了这样的证(免费入学证)。现在他们翻脸说黑话，就把责任推掉了。家长感到特别寒心。当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宁愿不生，因为害怕孩子再受苦吧，很多家长也感到愤怒。”

桑军表示，疫情后当地的经济变差，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不少家长需要离乡背井打工赚钱，才能支付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他今年也因为要到外地打工，只能买一束鲜花默默悼念，不能到市政府外与其他家长一起悼念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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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中美高层闭门会谈中，双方就关税等核心议题达成罕见共识，宣布取得“重大”与“实质性”进展，并承诺建立经贸磋商机制，为缓解近年紧张的双边关系释放积极信号。美国将在90天内将对中国商品的对等关税降至10%。中国将对美国商品的关税降至10%。另外中方采取必要措施，暂停或取消自2025年4月2日起针对美国的非关税反制措施。

由于美国与芬太尼相关的关税及其他措施将继续保留，因此美国对中国进口的货品共课征30%关税。

在全球对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关注之际，中美官员上周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为期两天的高层闭门会谈。新华社12日发布的《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提到，美国将对中国商品加征的从价关税，其中，24%的关税在初始的90天内暂停实施，同时保留按该行政令的规定对这些商品加征剩余10%的关税；取消4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中国也采取对等措施，将对美国商品加征的关税降至10%，并取消4月2日起针对美国的非关税反制措施。在美国白宫官方网站，当天刊出了英文版《联合声明》，有关双边关税税率的表述大致相同。

美国财政部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分别在周日表示，双方将在现有基础上建立一个“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以定期就贸易问题进行对话。

中国独立学者张立本周一（12日）接受自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何立峰和贝森特在日内瓦会晤，并取得“重大进展”对缓解中美双边关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更多的是象征性意义。他说，双方仍有许多细节未公开：“双方对这一次的会谈预期是不同的，他的‘重大进展’本身只局限于正式确立了双方贸易磋商的机制，也就是标志着中美双方从此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贸易谈判进程中。”

何立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为期两天、聚焦关税问题的贸易谈判中，中国与美国已就建立一项“贸易磋商机制”达成一致。与会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补充说，该机制将“就相关贸易问题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交流”。

美中高官表态积极 声称将定期磋商

贝森特则强调，此次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他补充，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全面掌握”谈判成果，并对此次“富有成效的对话”表达支持。

美方代表团成员、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Jamieson Greer）补充说，新协议“有望缩小美国高达1.2万亿美元的全球商品贸易逆差”。他称，与中方的谈判过程“迅速、务实”，并盛赞中方代表是“强硬但专业的谈判者”。

研究中美关系走向的张立说，在谈判中，中美双方都试图获得各自利益最大化：“此次会谈中，双方至少形成了贸易均衡的一个共识。这对中方来讲，这降低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开始，对美国来说，美方对这次日内瓦会谈有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实际上是达成了一项交易。这和特朗普政府上一任手法一致，更热衷于这种谈判的象征意义，这对特朗普政府可能更为重要。”

特朗普说中美谈判“全面重启”

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平台“Truth Social”发表评论称，中美会谈“友好且具有建设性”，他并以大写强调：“取得了重大进展！！！（GREAT PROGRESS MADE）”但未透露是否包括取消或下调关税等实质措施。白宫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则对外称，中方“非常、非常渴望”恢复与美方的贸易对话。

中国学者郭先生（不便公开全名）告诉本台，美中贸易关系存在著巨大障碍，此次谈判仅仅是降低了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双方都在通过对这种象征性意义的夸大，来掩盖贸易谈判进程的困难以及美方对贸易战所给予的期望，比如对中国形成持久的压力。中方对此也相当警惕，中方意识到谈判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诱惑，又是一个陷阱，中国似乎正在按照美国谈判艺术风格，不得不踏入无法拒绝的陷阱。”

尽管官方声明措辞积极，但双方在关税问题上的分歧依然明显。特朗普此前表示，可能将对华145%的高关税降至80%“较为合适”；而中国媒体评论则反复强调，美方应“纠正单边关税做法”。《人民日报》5月10日发表评论称，中美关税谈判一两次就解决问题，并不现实。似乎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方面此次目标明确：缩减与中国高达2950亿美元的商品贸易逆差，并促使中国放弃美国所称的“重商主义经济模式”，鼓励中国提升国内消费，从而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而实现这一目标将需要中国进行敏感的政治改革。

贵州学者王鹏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他总结为期两天的瑞士日内瓦中美贸易谈判，对美国是一次重大胜利：“就像特朗普第一次上任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效果是一样的，财长贝森特也迎合特朗普的风格，确立中美双方开始谈判本身为贸易战的交易定调。”

本轮会谈在日内瓦郊区哥洛尼举行，地点为瑞士常驻联合国大使官邸。路透社报道指，会谈期间气氛紧张但有序，“黑色奔驰轿车频繁穿梭，阳光明媚之下，别墅区安保严密”。此次瑞士再次充当中立调解平台，表明其在国际外交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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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欧盟商会8日发布调查报告，指出近期中美关税与贸易措施升级对其会员企业产生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直接影响虽然相对有限，但是却导致在华营商的不确定性剧增。

调查显示，近半数受访会员受到了中国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影响。同时，超三分之二会员表示美国加征关税未影响到从中国进口商品。这可归因于许多商会会员采取了 “在中国，为中国 ”的策略。

然而在贸易战影响下，企业的商业信心严重受挫。59% 受访企业表示自 2025 年初以来，营商更为困难；60% 以上受访企业预计竞争将会加剧；58% 受访企业对未来利润表示担忧。

虽然57%受访企业表示，他们的商业战略尚未改变，但是将会持续关注形势变化。在已经采取措施的受访企业中，17%表示正在调整采购方式，14%表示正在推迟在华投资或业务扩展，另外则有14%表示正在考量增加在华投资。

中国第一季度FDI骤减5成

除此之外，台湾的驻新加坡代表童振源11日在个人脸书发文，指出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2025年第一季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FDI)净额仅为147亿美元，较2024年第四季的340.6亿美元骤减超过5成，单季缩水达194亿美元，反映“外资对中国投资仍持审慎观望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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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中国5月10日至1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经贸高层会谈后，双方周日（5/11）各自宣布取得了实质进展，周一将公布细节。

美联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对媒体说：“美国和中国在这些非常重要的贸易谈判中取得了实质进展。”他还说：“会谈富有成效。”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Jamieson Greer）说：“这是非常富有建设性的两天。重要的是要了解我们能够如此迅速地达成协议，这反映出分歧可能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大。”

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地时间11日晚在出席中方代表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时表示，此次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坦诚、深入、具有建设性，达成重要共识，并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中美双方将尽快敲定相关细节，并将于5月12日发布会谈达成的联合声明。

何立峰说，会谈富有成效，迈出了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的重要一步，为进一步弥合分歧和深化合作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美国枢机主教普雷沃斯特（Robert Prevost）当选为新任教宗，以良十四世为名号。他身为美国人的背景和曾在秘鲁传教多年的经验，如何影响教廷未来的取向，以及他如何处理教廷与两岸的关係，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梵蒂冈西斯汀教堂在当地周四(5月8日)冒出白烟，枢机教主会议在第2天的会议选出69岁的美国籍枢机主教罗伯特普雷沃斯特为第267任教宗，名号为良十四世(Pope Leo XIV，中国大陆翻译教皇利奥十四)，是天主教的首位美籍教宗。

良十四世当选后发表首次讲话，致敬已故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感谢支持他的枢机主教，又说，教会会与大家同行寻求和平和正义，呼吁大家团结搭起桥樑实现和平。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时向良十四世发祝贺，对诞生首名美籍教宗感到荣幸，希望能与良十四世会面。台湾外交部周五(5月9日)表示，总统赖清德已指示驻教廷大使馆向新教宗转致贺电，强调台湾期盼与教廷继续携手合作，追求和平与正义。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在同日也发出贺电，祝贺良十四世出任教宗。

良十四世压过亲中派热门人选胜出 是教廷对梵中关係的新表态

台湾辅仁大学意大利语文学系系主任张孟仁表示，良十四世是已故教宗方济各任命的圣座主教部部长，负责主教任命工作。他被调到罗马前长期在秘鲁区工作，相信他会继承方济各的路线，关注穷人和工人权益，捍卫公平正义。张孟仁表示，虽然暂时不清楚良十四世对两岸议题的态度，但他能击败另一名教宗热门人选、教廷前国务卿帕罗林当选，也反映教廷对梵中关係的看法。

张孟仁说：“帕罗林他没有变成教宗的话，换句话说中国政策应该会留在停、看、听的阶段，要大力往前倒一定是不太可能。因为这一位美国教宗本来就不是跟方济各做外交方面的，所以我觉得他反而是会集中在内政方面，比较强调当地的信徒过得好不好。然后他(良十四世)是比较属于中间派，两边都不得罪。他势必要去考虑很多人对梵中关系进展太快会有疑虑。所以中国那边侵犯教徒或者是继续中国宗教化，我认为新的教宗他不一定会秉持继续宽容的路线。”

良十四世外交路线如何 国务卿人选是关键

研究中国教会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莫哲暐表示，新教宗选择“良”为名号，象徵继承前教宗“良十三世”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优先的方向，外交不一定是他的工作重点。又说，良十四世上任前很少就外交事务表态，谁是他的国务卿是了解教廷对梵中关係态度的重点。

莫哲暐说：“外交上他没有对国际上的事情说过很多，中国教会的问题在公开资料没有看到他跟中国教会有什么的关系，或者是评论过什么，我觉得他也要一些时间去研究(梵中关係)。所以人事的任命值得留意，例如说谁会是他的国务卿。如果帕罗林枢机继续是国务卿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他(良十四世)的外交路线。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他表示，良十四世只有69岁，比过去2任教宗年轻，在任的时间可能会很长，所以他的人事任命和路线会对教廷有很深远的影响。

良十四世上任即要面对两岸的难题

梵蒂冈耶路撒冷圣墓骑士团骑士孔令信表示，两岸是良十四世必须要面对的议题，虽然他之前不是主管外交工作，但他曾担任主教部部长，要负责包括中国主教命任的安排，如何处理中国涉违反主教任命协议，可了解新教宗对梵中关係的态度。

孔令信说：“因为中梵的临时决议，应该是中国大陆把这个(任命主教)名单送到教廷，再透过主教部去审核，在报请教宗签字，关键在这里。但是中国这次趁着教宗过世，任命了上海的辅理主教跟河南的一个主教，这已经是有点违背了中梵的临时协议，造成的宗派主义有点不愉快，这是马上考验良十四怎么去处理？”

孔令信表示，总统赖清德上个月不能出席教宗方济各的丧礼，他能否出席新教宗的就职大典，也是观察教廷对台关係态度的重点。

良十四世修会背景有别于方济各 有助台湾巩固台梵关係

台湾前驻教廷大使杜筑生表示，目前有关良十四的外交路线资料不多，但他与方济各所属的修会不同，对发展梵中关係的重视程度也不同。

杜筑生说：“耶稣会是对大陆因为有利玛窦做先例在中国传教，所以在所有的教宗里头，方济各教宗是最积极要改善中国关系的，甚至会做一些退让。良十四世是奥古斯丁教会，至少没有像方济各教宗这样热衷(梵中关係)。教廷也有它的基本原则，宗教自由在教廷的外交政策上面是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台湾)要强调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在大陆没有宗教自由，在宗教自由迫害的状况下，教廷不应该跟中国建交。”

杜筑生表示，理解教廷不能不顾在中国的千万教徒，相信教廷就算不太积极发展梵中关係，也要保持与中国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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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英国宣布达成贸易协定，而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也即将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中国的关税不可能再高了。而受到美英达成协议激励，美国股市8日全面上涨。

10日，美国与中国将针对贸易问题于瑞士进行谈判。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白宫记者会松口内容，指当前对中国徵收的 145% 的惩罚性关税有可能会下调。

8日，特朗普在白宫公佈和英国的新贸易协定。《BBC》报导，英国作为第一个与美国完成关税谈判的国家，依据目前协议，美国同意降低部分英国汽车的进口税，从原本的25%降低到10%，配额为每年10万辆；作为交换，英国航空公司将购买价值 100 亿美元的波音飞机、英国也将降低乙醇关税。此外，美国亦允许部分英国钢铁和铝免关税。另外，两国同意允许从对方国家免关税进口最多 13,000 公吨牛肉。

《华尔街日报》指出，该协议似乎是由美国和英国在仓促的情况下达成的，不仅距离英国长年盼望的全面贸易协议相去甚远，更像是为了让美国迅速展现出在关税议题上取得进展的回应。

随着特朗普立即公告了对英贸易协议的好处，并表示预计未来几星期内将与其他国家达成更多的协议，美国股市指数创下当日新高。

紧接着，中美贸易谈判也是关注焦点。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已宣布将在星期六（10日）于瑞士进行会谈。

在白宫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特朗普，假使週六谈判进展顺利，他是否可能降低对中国的关税。他回答：“嗯，有可能。”

“我的意思是，让我们拭目以待，”特朗普说。 “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更升高了。现在是145%，所以我们知道它肯定会降下来。我想我们之后会有非常好的关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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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地方财政收入持续下滑，多个省份出现了教师与公务员工资被拖欠、津贴削减甚至“打折”发放的情况。受影响的地区包括河南、山东、广东等地，多位受访者反映，他们的收入已被压缩至仅剩“基本工资”，而发薪也时常延迟，引发基层公务人员群体的不满。

近日，河南省郑州市多个区的教师工资和福利被延迟发放，公务员也仅领到“基本工资”，不再包含各种津贴和补贴。据本台采访了解，山东、广东等地亦出现类似现象。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基层公务员的月薪原为五千元左右，在福利取消后仅剩三千元，而且常常延迟发放。

退休教师贾灵敏本周五（9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财政紧张是主要原因：“他们（政府）财政紧张，去年就开始，有些公务员就在抱怨他们只剩下基本工资了……现在他们各种补助都没有了。基本工资也就是那两、三千块钱。他们说三千块钱左右。”

土地财政崩塌后的连锁反应

贾灵敏分析道，地方政府财政吃紧，与土地出让收入骤减及房地产市场低迷密切相关：“土地财政一退市，房地产楼市疲软以后，各个地方政府的财政都非常紧张。”

她特别提到郑州市的二七区，甚至已被法院列为“老赖”：“法院把二七区政府定为‘老赖’……他们好像贷了银行的款，还不了。二七区法人不能坐飞机和高铁。”

网络舆情也反映了这一趋势。海外社交平台X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图文，指出郑州多区教师工资被拖欠。在小红书一则贴文中，留言区众多教师回应：“数字区（二七区）没有”、“惠济区没有”、“港区没有”、“中原区没有”、“东区没有”、“哪哪都没有”；“工资都拖欠两个月了”、“绩效考核也拖欠”、“班主任费也拖欠”。

山东居民李霞证实，当地不仅教师被拖欠工资，就连公务员也难以幸免：“我听说有的地方就连公务员都没发出来……现在往后拖个十天、半个月。有的县区工资有欠薪，有延迟发放。现在有好多乡镇欠薪比较严重。”

不止教师 公务员也“被欠薪”

她补充说，乡镇及居委会一级的基层公务员月薪大约五千元，但现在往往只能拿到三、四千元：“发个三千、四千。上级意思是少发一点工资，延迟一点（发薪水）时间，去年就有了。”

在广东东莞，从事建筑行业的张诚表示，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拖欠工资早已司空见惯：“早年经济还不是这么差的时候就有拖欠教师工资，何况现在经济这么差。现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在减薪，年薪减几万块钱。”

他还提到税务系统的朋友的遭遇：“税务、财政部门有一些人他们说，他们的收入回到可能连九十年代都不定能赶得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夸张，这是我听到的极端个例。”

张诚还透露，近期各地政府进行的所谓“远洋捕捞”、“纪委捕捞”等行动，实则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而采取的“特殊措施”。

不仅是中东部经济大省，西南地区亦未能幸免。据报，云南昆明自去年年底起，有区级机关单位已连续三个月未足额发放工资和年终绩效，津贴和加班费几乎全部取消。本台曾报道，云南省昭通市一家医院的医生被上级部门追讨过往五年的夜班费及绩效工资，当局指该笔款项属于“违规发放”，因此需要收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用人单位不得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即便确有资金困难，也需在一个月内补发，并向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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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一整天的会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会后中方把重点放在中俄要坚持合作大方向，排除外部干扰，提升合作；俄媒则放话称会议中有提到俄乌战争的解决方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四(5月8日)展开在俄罗斯访问的行程，于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一整天的会谈。俄方安排高规格的仪式欢迎习近平，习近平以老朋友称呼普京，表示面对单边主义逆流和强权霸凌行径，中俄要携手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强调中俄友好是必然选择。

中俄领导经过数小时的会晤后，发表“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係”的联合声明，以及签署20多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包括全球战略稳定、维护国际法权威、生物安全、投资保护和电影合作等领域。习近平在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在这次达成很多新的重要共识，又说，中俄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全面深化两国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习近平说：“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俄两国要牢牢把握双边关系前进方向和人类社会发展大势，做百年成钢的真朋友，全面提升中俄关系的高度、维度、韧度，为世界和平的安全注入更多稳定性。”

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与普京见面时提到，中俄要坚持合作大方向，排除外部干扰，又说，中国有决心和信心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但并没有引述双方曾谈及俄乌战争的解决方法。不过路透社引述俄媒报道，普京和习近平有提到俄乌战争，并一致认为要解决冲突，关键在于消除其根本原因。

【习近平访俄参加卫国战争胜利纪念庆典】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高调接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日至10日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活动。… pic.twitter.com/S9ROnK2QRm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May 8, 2025

中俄模糊化解决俄乌战争方法 分析：疑拉拢欧洲亲近中国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表示，现在释放的会晤消息中，有关俄乌战争问题的表述，是透过俄罗斯通讯社发出，用词含糊，相信是中俄想借机会向欧洲放话。

庄嘉颖说：“(停战的)根本原因似乎没有讲得很清楚，根本原因是暗示美国或者至少北约是背后的问题。中俄双方似乎可能是向欧洲发出讯息，欧洲如果希望停火的话，或许要经过中国。俄乌战争要停火的话，必须要跟中国合作。中方可能希望表示，他们是维持世界秩序与和平的一方。”

庄嘉颖认为，这次会面中俄领导都提到要深化合作，似乎想要用行动反驳俄罗斯会被美国拉拢，对抗中国的说法。又说，这次会议中俄签署大量合作协议，反映在目前的地缘政治格局下，中俄都需要对方的协助。

强调中俄关係要排除外部干扰 分析：中方欲借协议强化联俄抗美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诚表示，习近平多次提到中俄从抗战建立的友谊，是巩固中俄关係，也是为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战事打气，暗示中国会继续在背后援助俄罗斯。至于习近平特地提到，希望中俄关系不要受到外界干扰，他认为，明显是剑指美国。

宋国诚说：“什么叫外界因素呢？我可以直白的来讲就是特朗普元素。因为特朗普不按牌理的这种国际政治的重新洗牌一种策略的运用，很有可能会导致特朗普会去拉拢普京，共同来孤立中国、牵制中国，甚至是围堵中国。这个是习近平内心里面最忧虑和最担忧的一件事情。他要再次的提升和巩固中俄的战略协作关系，在这一次的中俄联合声明，这具有所谓的联俄抗美的升级版的效用在里面，共同来抵抗美国。”

宋国诚批评，习近平多次提到中国人的抗战成就，是想暗示中共是抗战成功的功臣，是扭曲历史和向全世界说谎的做法，国际社会必须要认清事实，不应该轻信中共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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