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被关进精神病院，怎么证明自己没有问题呢？苏联的特色精神病历史，给出了答案。其中的要义，不在于证明自己如何正常，这无法证明，而是要证明你对苏联的建设有利。当你不去谈论任何的敏感话题，而是正确的认识到自己已经太久没有工作，急需履行建设苏联的义务。当你声情并茂的说出广阔的西伯利亚大有作为时，你离出院就不远了。

在喀山精神病院的墙壁上，刻着这样一行字：我以真理之名发疯，你们以健康之名犯罪。这句痛彻骨髓的呐喊，如同刺穿历史迷雾的利刃。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把精神病院描述为白色的古拉格。这个比喻揭示了一个惊人的历史真相：苏联政权把精神病异化成了思想控制的工具。

1977年2月22日，某报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为了在国内强化法西斯专政，他们利用“精神病院”作为镇压苏联人民的工具。他们对不满和反抗其反动统治的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后，投入“精神病院”任意迫害，其手法之残暴，比希特勒当年的集中营和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

仅仅了解一点苏联史的人，心中都很自豪：你们天天骂苏联经济不好，那苏联的街头为何没有流浪汉？一开始，英美也觉得很奇怪，最初还以为苏联有最起码的救济兜底政策。可是，到了1983年，西方便发现了猫腻。

1983年，世界精神病学代表大会在奥地利召开，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决定将苏联同行逐出大会，原因就是这份报告收录了大量的案例，证实了苏联当局在系统的滥用精神病学，比如把流浪汉送到精神病院。

作为亲历者，时任莫斯科第15市立精神病院的医生卡缅琴科，回忆时说道：当时，不少患者是强制收治的，主要分成四类：一是流浪的，二是告状的，三是突发奇想的，四是讨说权利的，他们大多数是被从街头、火车站，或者机关接待室直接送过来的。

其中三类，字面意思好理解，最令人好奇的是突发奇想。这要归功于苏联的御用首席精神病专家斯涅日涅夫斯基，他首创了呆滞型精神分裂症，然后自己还不满意，又发展出了温和型精神分裂症，也就是：本身没有任何病症，但是思想可能存在异见。斯涅日涅夫斯基称之为：温和精神分裂症的潜伏者。

在具体的诊断实践中，斯涅日涅夫斯基制定了一套精密的症状对应体系：怀疑官方媒体的，属于现实认知障碍症。坚持个人政治观点的，属于偏执性固执症。喜欢看书的，属于过度智力兴奋症。喜欢西方文化或者少数民族文化的，属于文化分裂症。

被誉为俄罗斯诗歌太阳的大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就因为文化分裂症，被送进精神病院5年。苏联著名的女诗人娜塔莉娅，就因为诗词中有一句：我思想故我有罪。被认为是在腹诽苏联当局的政策，从而导致她被诊断为病理性理想主义症，被关进精神病院3年。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截至1989年，苏联1020万人被登记为精神病人。

苏联精神病管控制度的巅峰有两段，一段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开始是直接物理清除，或者移送古拉格劳改营，但随着国际影响越来越大，便调整为送到精神病院接受电气化改造。

在这个体系中，克格勃第5局与卫生部精神病管理局形成了完美的管控闭环。首先由克格勃进行政治定性，随后由指定的鉴定专家进行医学鉴定，然后被强制收治。正如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所说：诊断书取代了判决书，白大褂取代了黑面具，但手术刀与子弹同样致命。

1961年，莫斯科谢尔布斯基研究所的专家们，为了实现把异见者关进笼子里的梦想，开天辟地的创造出了“改革妄想症”，具体病理性症状是：对现有体制的任何不满、批判、建议等等，都属于改革妄想症。

《耳语者》记录了一个经典的画面：普通家庭在餐桌前突然沉默，邻居间交换眼神时欲言又止，有些不安分的年轻人刚高谈阔论几句，就被警告：小心把你送到卡申科精神病院。

另一段巅峰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彼时全苏专门收治突发奇想症的精神病院多达16所。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统计，1965年到1985年间，78%的异见者遭受过精神病迫害。苏联解体后，圣彼得堡精神病院的临床医生普利休克在忏悔录中写道：我们发明了新的医学术语来掩盖古老的行刑方式，当听诊器不是为了聆听心跳，而是检测忠诚度时，苏联的医学文明已经倒退回到了巫医时代。

站在21世纪的长河边回望这段历史，苏联特色精神病的幽灵好像仍未消散，历史依旧在重演。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事实是：当权力开始害怕思考，它自己就变成了真正的精神病人。任何自诩掌握绝对真理的权力，终将在疯狂的追逐游戏中，走向自我解构与分裂的历史终结。

长途奔袭考编的三位姑娘丧命于高速事故，单方事故殒命数人且死状极其惨烈，事关智驾的夸耀式营销及滴血现实，关于小米的种种不是，偶像雷军的A面B面，激发了数日讨论。能说话的都已经说了，观点尽出却无法让人心意难平。‍‍‍‍‍‍‍‍‍‍‍‍‍‍‍‍‍‍‍‍‍‍‍‍‍‍‍‍‍‍‍‍‍‍‍‍‍‍‍‍‍‍‍‍‍‍‍‍‍‍‍‍

这次大讨论，是中央级地方政府扶持国产电车新势力以来，后者遭遇的最大一波舆论谴责。很多人看穿了新势力的营销话术与误导欺骗，心中早有不满，他们借本次惨剧，全面讨伐了电车新势力，强烈批判它们对智驾的致命鼓吹。‍‍‍‍‍‍‍‍‍‍‍‍‍‍‍‍‍‍‍‍‍

类似惨烈车祸，在小米之外的电车品牌商也曾发生过。但因为小米的雷军是新势力营销的扛把子之一，过于突出，且他在刚过去的两会上享受了极大的粉圈光环，更为本次车祸聚焦提供了舆论动能，而舆论首次展露大规模反噬新势力的社情民意。‍‍‍‍‍‍‍‍‍‍‍‍‍‍‍‍‍‍‍‍‍‍‍‍‍‍‍‍‍‍‍‍‍‍

人们从身份上大致刻画了三位死者不算正面的画像，但至今未有像样的人物专稿。她们亲属（父母、男友等）的言论毫无例外地遭到臧否。死者暂时从中心位置隐去，她们成为重要性次于小米和雷军的存在，后两者的表现则受到尖锐指摘与不吝赐教。‍‍‍‍‍‍‍‍‍‍‍‍‍‍‍‍‍‍‍‍‍‍

在讨论所有这些舆论面向时，无法忽略的因素是小米这家公司将公关营销法务深度嵌入社交媒体的企业文化，以及公司文化与粉圈文化因高度融合而构筑的形象护城河。在本次舆论形势中，米粉既激发了大众愤怒，又为雷军唱响一曲曲忠诚的赞歌。‍‍‍‍‍‍‍‍‍‍‍‍‍‍‍‍‍‍‍‍

说千道万，舆论压力也罢，公关策略也好，一个基本判断是，小米或雷军不会因死了三个人受到什么影响。雷军和他的公司既不会在主观上真正地汲取什么教训，也不会在客观上作出什么增益行业的事。全部耿直讨论最多为雷军增添一个赛博污点。‍‍‍‍‍‍‍‍‍‍‍‍‍‍‍‍

包括小米在内，电车新势力在鲸吞政策红利时，实际上得到了虚假营销的“牌照”。有人曾说小米是做贴牌生意的，可所有新势力都贴着爱国与民族牌，据此站住脚跟，再利用泛滥的社交媒体铺开有效的营销攻势，新势力的成功基础是对消费者的洗脑。

在中国情境下，供应端对需求端的意识改造，包括话语话术更新、生活场景重构、视野拦截与重新设置，电车新势力在态度上最积极，手段上最激进，成果上也最丰硕。若将这些作为分析事故走向的背景，就不会对小米雷军或新势力抱有期待。‍‍‍‍‍‍‍‍

正如本次事故信息所示，车祸发生碰撞前一秒，NOA退出，这不仅仅是程序设定，实质是电车新势力狡猾的合规化卡位。也就是说，从事故发生的流程上看，小米或雷军从一开始就把自身摘了出去，车与这些人不必受到合规与否的审查。‍‍‍‍‍‍‍‍‍‍‍‍‍‍‍

至于说在营销的日与夜中倾倒的误导信息，比如能躲避修路的智驾系统、将智驾书置换为自动驾驶的广告、营销头目对撒手驾驶甚至睡觉驾驶的明确鼓吹、绝对安全的电池等等，因为是新势力营销的行业风气，所以也很难成为本次事故责任划分的依据。

对小米雷军的批评明智地指向新势力的夸大宣传与虚假营销，这是近乎饮鸩止渴的生产与消费取态，具体品牌既然完成了狡猾的合规建设，断然无可能主动切割这些暗黑行风。而为新势力保驾护航的那些人，态度暧昧，尚无促改变的动作或指令。‍‍‍‍‍‍‍‍‍‍‍‍‍‍‍‍‍‍‍‍‍‍‍‍‍‍‍‍‍‍‍‍

电车新势力被政策催熟的业绩有目共睹，某些明面上的行业大佬看似不可一世，但不过是宣传起来就无法停下来的XX。行业问题由他们显示，可哪怕沾着血雨脏脏的东西，新势力的“科技向善”也无法靠行业自觉来完成，行业“智驾”的开关不由雷军掌握。‍‍‍‍‍‍‍‍‍‍‍‍‍‍‍‍‍‍‍‍‍‍‍‍‍‍‍‍‍‍‍‍‍‍‍‍‍‍‍‍‍‍‍‍‍‍‍‍‍‍‍‍‍‍‍‍‍

在夸大营销这个生命力的中心之外，新势力构筑了公关与法务两大基本阵地，它们时刻监视社交媒体中的异见声音。行业内的逡巡与警戒，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新势力的负面舆论，新势力之上之外的话事人，闭目塞听，也容易陷入自我说服的麻木不仁。‍‍‍‍‍‍‍‍‍‍‍‍‍‍‍‍‍

这也是三位女孩魂断智驾路上的唯一意义，她们的死掀动了新势力发展史上最强烈的谴责声浪，汇聚了对所谓智驾及其致命宣传的最广泛质疑。雷军被推进风头浪尖，坏了金身或他的赛博污点并非关键，促成对智驾的更高层面的问题意识及法规限定更重要。‍‍‍‍‍‍‍‍‍‍‍‍‍‍‍‍‍‍‍‍‍‍‍

有人在废墟上洒驱鬼水

来者很容易在实皆市的瑞恒达寺庙（Shwe Hintha Taik Thit）迷路。通往寺院的狭窄山道泥土松软，交错的树枝将光线都染成绿色。无论从哪个方向望去，视野总是被层层叠叠的树木、纠缠不清的灌木丛所遮挡，十余座寺院建筑在其中忽隐忽现。

先望见金色的佛塔，再是三座纪念碑和一座钟楼围成的四边形。纪念碑顶端站立着缅甸传说中的神鸟，象征吉祥和平，底端刻着瑞恒达寺庙的光荣历史。这座寺院有一位著名的长老，曾在美国和非洲传教，圆寂于102岁。在他的带领下，瑞恒达寺庙成为研修佛学和僧侣修行的枢纽，也被猜测藏有《三藏经》的手稿。

2025年3月31日，纪念碑前飘浮着酸臭味，像是腐肉发酵后混合了氨水的臭，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下变得黏稠，停滞在空气中。

寺院的建筑物在三天前的地震中坍塌，成了菩提树下的一块块废墟，仅有讲经堂还保留着主体结构。满地都是佛塔的碎片，佛塔上那些神鸟、僧侣和恶鬼塑像都仰面朝天，静静地躺在石砾中。

在3月28日的大地震中，瑞恒达寺庙有17人遇难，包括1个老和尚、5个小和尚和11个修行者。86岁的大住持正在医院接受治疗，68岁的二住持坐在大凉棚内，平静地说天灾降临，人力无为，他为自己还活着感到幸运。死去的人或许是遵循了自然法则，也或许去往了更好的世界。

与老师父的平静同时存在的，是关于曼德勒重灾区SkyVilla公寓的最新传说：12层公寓Sky Villa在三分钟内坍塌成废墟，里面压着两三百个冤魂，石板下回荡着他们的哭笑和敲击声；他们不愿独自死去，紧紧抓住幸存者的身体不让救援者拉出。这个传说在不同人的口中细节各异但情节相似，信者众多，继而有人在废墟上洒驱鬼水。

当地时间2025年3月30日晚8时许，缅甸曼德勒Sky Villa住宅区救援现场，一位腿部被压的受困孕妇经过截肢被营救出来 图/南方周末记者翁洹

瑞恒达寺庙的建筑低矮，震后搜救已经结束，僧侣们在等待清理废墟。接下来，能怎么住就怎么住，有地方睡觉就可以。二住持拿出手机展示了自己曾经的居所，湖蓝色墙体用金箔装饰着佛教图样，三层宝塔式屋顶。“有两人压在里面，我因为不在屋内，所以活下来了。”他说。

一阵风从芭蕉树的方向吹来，摇晃着破破烂烂的树叶，吹向寺院一侧直径两米的蓄水池。寺院附近的居民正站在蓄水池边洗澡，裹着浴巾搓手臂，老人坐在池边，洗衣、叹气。

实皆是距离缅甸7.7级地震震中最近的城市。大地从三公里外裂开，绵延百里。在亚达纳邦大桥（Yadanabon Bridge）的两端，地面裂开一米宽的口子，沉降落差从两米攀升至五米。

地震当日，全城断水断电断网。于2008年通车的亚达纳邦大桥被震出裂缝，南面相邻、由英国人始建于1934年的阿瓦大桥（Ava Bridge）则垮塌了一大半。在此之前，两座桥承担着实皆与曼德勒两个重镇，乃至整个伊洛瓦底江两岸的大部分交通连接。

如今，实皆市是缅甸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也是2021年缅甸政变后，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的交火地带。实皆市区由政府管理，而周边村镇、山区均被反政府武装控制。

在最需要救援的时间里，往南的两座桥无法通行，往北是交战区，实皆陷入困境。

当地时间2025年3月31日，地震导致曼德勒至实皆市的路面出现非常严重的坍塌 图/南方周末记者翁洹

实皆之困

地震发生后的前两日，关于实皆的传闻众说纷纭。传说实皆的灾情比曼德勒严重几百倍——震后第二日，就有外国救援队抵达曼德勒；也有人说，有缅甸当地志愿者去实皆，但被地雷炸伤；社交媒体上则风传，有两个想去送物资的人被反政府军击毙，当地新闻还说，反政府军在倒塌的寺庙里埋了地雷。

这些信息亦真亦假，在紧急状况下难以核实。在一轮又一轮的传播中，实皆更让外部、特别是外国救援力量踌躇不前。

两位华人志愿者说，他们试图往实皆送施工安全帽，但被军人拦下。刚成年的孩子分不清这些军人到底是政府军还是反对派，但会依据自己的政治立场猜测，这一定是更坏的一方。

地震次日，缅甸反政府武装“人民防卫武装”宣布，将在地震灾区暂停进攻性军事行动两周。同日，缅甸工程师评估亚达纳邦大桥可以通行20吨以下的车辆，但挖机、吊机等大型工程设备仍然无法进入实皆。

第三日，消防车早晚往各社区的大蓄水池送两次水，公共电网每天通1-2小时的电。城市变电站还未修复，均依赖大功率发电机。

第四日，我们跟随一路华人志愿者的物资车进入实皆，过桥要经过两道检查，但如同近来从仰光到曼德勒相似，穿着灰色警服的持枪警察听说车辆要去实皆，就会放行，无需多言。

实皆市区有更多的平房和木质建筑，坍塌数量远超曼德勒，街道上飘散着酸臭味。高温加速了尸体的腐烂，又让气味更加黏腻。

救援力量主要由实皆消防、阳光救援队和本地志愿者组成。人手短缺，以至于选择搜救地点主要靠口耳相传：有人呼喊就来，无人报告则搁置。实皆市长说，目前实皆只有马来西亚一支外国救援队，截至4月1日，他们统计到了300名死者，都是能找到遗体的。

第五日，在一所私立学校的废墟上，来自仰光的救援队已经搜了四天。他们缺少大型的机械，也缺少像金刚链锯这样的破拆工具，搜救只能像老鼠打洞，一点点敲进去。

他们正在设法救出一具中年男性的遗体。地震时，这位父亲正陪女儿在学校面试。女儿的遗体在前一天被找到，他就在女儿身边。

这家私立学校涵盖从幼儿园到中学，刚刚投入运营两年，校长被压在了废墟中。仰光救援队目前只能确定4名成年人和6名幼童被困，是否有更多人，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临街的坍塌区域挖了四天，还没找到孩子，急迫地想要打通进入坍塌中点的通道。

“如果有大吊机，我们就能把盖在上面的水泥板掀掉，现在却只能等待打穿地板。”救援队长说。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缅甸的暑假从4月开始，地震当日这所学校是休学状态，只有被暑期托管的孩子们留在了学校。

第六日，4月2日，中国蓝天救援队派出了36人的队伍前往实皆，分成四个小组在三个地点作业，这是第二支到达实皆的外国救援队。这天下午，我在蓝天救援指挥部蹭着微弱的网络写稿子，总指挥杨羿突然跟我说，实皆挖出一个了。

“是遗体么？”我问。

杨羿点点头，又开了一罐红牛。在此之前，他反复问我实皆情况到底如何，他听说那里有人寻求救援，却无人应答。他问我是不是真的这样，我无法回答。

“我的国家可不是什么天堂”

4月2日，有救援队撤离曼德勒，已经少有人谈论生的希望。中国香港救援队在塌成废墟的Winstar酒店搜救了三天，确定了遗体的位置，调来挖机和吊机，想要在今天挖出来；亲属们依在Sky Villa附近徘徊，希望记者拍下他们亲人的照片，传播出去；搜救志愿者大兵给我发来他作业的情况：“里面受困的是个老年女性，已经没有任何回应，现在还在打通通道，闻到比较大的尸变味道，但还没看到人。”

本地物资车在分发物资，帐篷、蚊帐、饮用水和干粮。女人们牵着小孩奔向物资，难免相互推搡。

我们的物资车在行驶中偶尔停下，便会立刻被围住，志愿者阿倩喊得声嘶力竭，安抚居民，又要保护物资。一位摩托大哥自告奋勇要为我们带路，带我们在全城转一圈，尽量先把物资发向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摩托大哥带了半圈路，把我们带去了他的寨子。这或许是摩托大哥的私心，但我屡次问实皆当地人，哪里受灾最严重，所有人都只能说出自己身边的建筑物。一个统一、公开、精确的信息发布渠道至今未能建立起来。

当地时间2025年3月31日，实皆市的瑞恒达寺庙开设有一所学校，地震发生时，有17人未能逃生 图/南方周末记者翁洹

实皆最热闹的商业街外被拉起了警戒线，沿街一侧的商户几乎全部倒塌，当地军队即将从一座三层的蓝房子里又挖出一具遗体。这是整条街唯一启动搜救的建筑，只因有人为这座建筑物呼喊过，寻求过帮助。

地震发生那天是佛教徒的斋日，这条街的商铺几乎都没有开门营业，人员伤亡因此大大减少。

在实皆市人民医院，一名16岁的志愿者说，他看到了很多同龄人被送进来，“只有需要救治的才会送进来的，其他人直接被送去殡仪馆了。”因为担心余震，医院在病房楼外搭了三十多顶大帐篷，收治两百多名伤者，僧侣大约占了三分之一。伤者靠亲友扇风，擦拭身体。实皆市人民医院目前只能处理一些简单外伤，稍微复杂些的内出血都需要送去曼德勒。又因为电力受限，X光设备只能间断性工作。

在实皆市的城市主干道，一名蓝衬衫大哥守在倾倒的两层白楼前，害怕有人来偷他房子里的东西。“my country，no heaven（我的国家可不是什么天堂），”他说。

在实皆市的城市主干道，一位市民守在倾倒的两层楼房前，害怕有人来偷他房子里的东西 图/封面新闻记者陈羽啸

实皆山上的四层尼姑庵全面倒塌，周围人说有数百名尼姑被困。这山以遍布百余座佛教建筑而闻名，政府统计受损的宗教建筑有两百多座。实皆市长4月1日告诉我们，宗教建筑倒塌补助30万缅币（按官方汇率约合人民币1038元），房屋倒塌补助10万（约合人民币346元）或20万缅币；死者每人补助30万缅币，伤者每人补助5万缅币。

气温太高了，已经有市民拉肚子的报告，实皆急需药品、消毒品、驱虫药、蚊香、蚊帐等。关于现场消杀，市长计划每清理完一处，就消杀一处。所谓清理完，就是排除所有生的希望，也清理出所有看得见的遗体。在此标准下，市长在震后第六日说，仍没有全部清理完的受灾点，而他力争在一个月内让城市恢复正常。

沿着盘山公路绕行实皆山，一排小佛像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年轻的僧侣在帐篷里读经，影子拖在老和尚身后。山顶的小乘佛塔至少倒了两座，乌鸦落在金色的碎片上，叫两声，又飞走。  

当我写到这里，蓝天救援队指挥中心突然响起掌声。

“震后112小时，当地时间4月2日14:52，实皆有一位男教师在当地消防的营救下获救！”

争夺物资的女人

实皆市目前有六个临时安置点，政府能提供水和基本食物。除此之外，都有赖社会捐赠。政府正在拓宽渡口，以便轮船将大型机械运往伊洛瓦底江对岸的实皆，给城市搜救以最后的希望。

城市已经难辨过往的样貌，脚下都是生活的碎片，是锅碗瓢盆、玩偶或者全家人的合影。唯有废墟前卖鲜艳热带水果的老太太，和路边木桌上一大盆炸面圈，流露出生活的气息。

在物资车前，几乎都是女人们在争先恐后，肚子异常隆起的老妇人，尚在发育的少女，还有看着就身强力壮的中年女性。两个女孩骑着同一辆电瓶车去领物资，或许是路上的尘土太大，迎风刮起，前座驾车的女孩子一直在抹眼泪。有时候，她们会为物资争夺起来，告状谁多拿了，或是把谁推去一边。

地震前，实皆省就是缅甸最贫困的几个省份之一，作为省城的实皆市情况相对好些，但也绝对谈不上乐观。即便作为缅甸西北部邻近大城市曼德勒的交通枢纽，这里的道路条件也很一般。工业以小型加工为主，包括纺织、铜精炼和黄金冶炼，但技术落后，产能有限。

当地时间2025年3月31日，一位市民抱着狗狗站在实皆的伊洛瓦底江边，不远处是在地震中损毁的地标性建筑阿瓦大桥 图/南方周末记者翁洹

原本这一带有着相对发达的玉石交易和翡翠加工业，但偏偏这里也是内战的前沿。受政局动荡影响，部分企业停摆。在地震前，停电在实皆就是常事，现在想恢复地震前的水平，恐怕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分发物资的最后时刻，四位实皆警察来到车前，他们住在一起，想要一个蚊帐，只要一个。

离开实皆市去曼德勒会再次通过伊洛瓦底江。日落时分，当地人成群结伴，拎着一桶脏衣服，沿河堤而下，在江里洗澡、洗衣、戏水、游泳。一旁的机器轰鸣着，他们唱歌、泼水，与身后折断的阿瓦大桥，没入橘红的夕阳中。

（感谢三一基金会，在缅志愿者玉倩、小唐、珍妮、阿五、老张、小磊、瑟亚对采访的帮助。）

大多数时候，我们在清明节谈论的死亡与悼念相连，关乎亲密的家人、尊敬的长者或思念的朋友。

今天这个故事，则与1500余位陌生人无人善后的离世有关。过去近10年，台湾首位特殊清洁员卢致宏，亲眼目睹并处理了这些死亡现场。

许多逝者是被社会所遗忘的人，生前深居简出，活得犹如空气，死后只以散发出的气味宣示自己的存在。

除臭、清血迹、灭虫卵，卢致宏用一把刮刀和一罐除臭喷雾，将污浊的“死亡之屋”恢复成“活人能居住的模样”，为沉默的死者保留了最后的体面与尊严。

当独居与老龄化浪潮袭来的当下，我们该如何安放那些在社会角落被遗忘的生命？又能否在人人都会走向的终点做好预备？

从卢致宏宝贵的一手经验里，我们或许能窥见“孤独死”的现实样貌，也能找到亡者生前曾努力活着的一些证明。

1500种死亡

推开房门，卢致宏尽可能地憋气。尽管戴有防毒面罩，一股浓重而腥甜的尸臭还是顺着鼻腔涌入了喉咙，他不得不喷洒药剂来遮盖味道。

身上的防护服，让卢致宏走起路来稍显笨拙，当他缓缓靠近卧室，屋内的小飞虫受到惊扰，直接撞向他的脸部和身体。

这几乎是在每一个死亡现场，卢致宏循环往复经历的画面，他已经见怪不怪。早前，他带过一个实习生，刚到现场就逃跑了，卢致宏追到楼下才发现，实习生止不住地在干呕。

工作时，卢致宏的大脑总是“一片空白”。他需要尽快把活儿干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愿想，因为“臭永远都是臭，脏永远都是脏，恶心永远都是恶心，不会因为你工作久了就改变了”。

卢致宏在清洁现场

去年底，三室一厅的房子里，一位七旬独居老人在家中过世多日后，血水渗透到楼下的天花板。老人生前有囤积症，厕所用过的纸巾和捡来的杂物堆满了屋子，“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的量”。

清理干净需要一周的时间。卧室地板上依稀可见残留的身体组织，卢致宏得用刮刀一寸寸铲掉，通过大致轮廓，他能推断出老人去世时的躺卧姿势。接下来要做的，便是清理掉那些混合着排泄物的血水和爬行的蛆虫。

沉迷累积旧物的逝者，卢致宏在台湾“一年大概能见到一二十例”。他们多以捡垃圾为主，“什么篮球框、网球拍，在他们看来都是宝贝。”最让他触目惊心的一次，有位老人家里叠放了数百个没有清洗过的便当盒，爬满了蟑螂和蚂蚁。

在老龄化问题凸显的台湾，“孤独死”这个源自日本的名词并不陌生，指的是独居者鲜少与家人和外界互动，最终因病、意外或自杀身亡多日后，才被发现的事件。

在卢致宏经手的死亡清洁现场中，“孤独死”占据七八成的比重；而年龄分布上，“孤独死”的老年人与年轻人的比例，几乎是对半分。

比如30岁出头的陈秋艳。她是一位单亲妈妈，跟前夫离婚后，被一位交往的男性骗光积蓄，还欠下债务。绝望之下，陈秋艳在台北的出租屋里服毒自杀身亡。

那套两室一厅的屋内，简单陈列着日用家电，桌上散落着药物，客厅一角则放有大量的儿童玩具。卢致宏的清理工作进行到一半，他留意到墙壁上的小卡片，是一个小朋友的字迹，上面歪歪扭扭地写道：可以陪我一起长大吗？妈妈我爱你。

同样身为单亲爸爸的卢致宏，看到文字时心脏犹如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卡片最终被归为“珍贵物品”，转交给了陈秋艳亲属。至今，卢致宏依然为之唏嘘，“她到底面临着多大的绝望，才会愿意抛下孩子走上这条路？”

逝者家中翻出的药物

中壮年“孤独死”逝者在台湾并不少见。几年前，50多岁的计程车司机张德明，带着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出租屋烧炭自杀。

卢致宏赶到时，门已被撬开，窗户依旧是被胶带封死的状态。不到十坪米（约30平方米）的套房，门边散落着遗体接运人员丢弃的手套、鞋套及裹尸袋。再往里看，地板的角落处赫然放着一个装有炭灰的铁锅。

做出这个决定的数月前，张德明曾向房东提出“拖欠一阵子租金”，等车卖掉后再补上。听到这句话时，房东隐隐觉得不对劲，但还是应允下来，嘱咐他不要轻易卖掉生财工具。张德明很快卖掉车，缴清了房租，之后，他带着全家人踏上了死亡之旅。

在那个现场，卢致宏翻出了数张欠条、账单与法律文书，这或许便是让张德明一家走上绝路的原因。

和卢致宏一起共事过的志愿者林正尉，总结了死亡现场的一些人群共性：上了年纪的老人，多数会在洗澡或起床时，倒在浴缸或卧室；底层男性家里较为常见的是空酒瓶，白酒、药酒、米酒……种类多样，有时，他们还会往里面撒尿。

也有一些特别的。林正尉还记得一个混合了尸臭、排泄物、腌菜等各种奇怪气味的现场，逝者是一位60岁左右的女人，兴许是爱吃腌菜，家里堆满了一瓮一瓮的菜，“大约有三五十瓮”。

年复一年的清洁工作越发让卢致宏感觉到，死亡对于某些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结果。而在走向毁灭之前，他们已经历经了太多未被看到的垂死挣扎，“到最后，他们的心已经死了，只是在等待这一天（死亡）的来临。”

“比电视剧还扯”

对那些与外界联络甚少的独居者来说，房东或许是每个月最关心自己的那个人——因为要定时催收房租。

这些年，找到卢致宏的委托人，最多的就是房东。最忙的时候，一天能接三四个。

尤其在台北，聚集着各行业的打工者，许多人没有能力买下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只能住在廉价出租屋。顶楼的房东为了多赚出租费，会在屋顶加盖一层铁皮房，一个月大概收取6600台币（约1500元人民币）。夏天热的时候，气温达到近四十度，“只要人死在里面，一两天味道就全部出来了。”

卢致宏去过一个蜗居亡者的现场。那栋楼的一层，被当作办公室对外出租，走上没有扶手的步梯到二楼，是四个用夹板隔开的房间，墙上还张贴着租房广告：每月3500台币（700多人民币）。“真便宜。”卢致宏嘀咕，这是他十多年前读书时的房租价格。

尽管早有预期，他还是被接下来眼前那个狭小的空间所震撼。推开房门后，约1坪米（约3平方米）的隔间被单人床、落地扇、零碎物件填满。死者29岁。卢致宏想象着那个“如同待在蜗牛壳”里的租户，不知道对方是如何在逼仄的空间内，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卢致宏和同事穿着防护服进入现场

那些不被珍视的人生，在死亡来临时，只是再一次被印证。比如孙哲的消失。这位40岁的单身未婚男性去世两个月后，房东成为第一个看到他的人。

生前，他像个与世隔绝的隐者，没有朋友，只定期把赚来的钱寄回家中。在台湾乡下，父母靠社会救助生活，他们的另一项经济来源，是儿子的收入。

患上抑郁症后，孙哲辞了职。但父母开口要钱，孙哲只能重寻工作。可工作越做越辛苦，待遇越来越差，他的精神疾病也愈发严重。卢致宏在现场挖掘到的信息是，孙哲很长一段时间内，处在工作、失业、就业反复折腾的循环里，“能变卖的全变卖了”。终于熬不住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

清理现场那天，孙哲的父母也在。卢致宏找到一个被揉皱了的纸团，是手写的遗书。他把纸团铺平递给孙哲父母。对方看过之后丢到了一边，“这个东西一点用都没有，要找钱，找房契、地契、房产证。”

卢致宏一直想不明白，对方的父母为什么那么冷血，“他儿子失业很久了，因为钱被逼上了绝路。他的父母却一开始就要我们把钱给找出来。”可一切都实实在在发生了，卢致宏觉得，“现实比电视剧还扯。”

《人生清洁员》剧照

每次的入户清洁中，卢致宏会伴随着做遗物整理的工作，他会特意搜集逝者遗留下来的文件资料，以及留给家人的物品或遗言。

不同于影视剧中的桥段，卢致宏即使能找到逝者的遗言，通常不会是在桌面或其他显眼的地方。一次，他在整理一位逝者的书架时，从一个笔记本中翻到了留给家属的遗书。而更常见的情况是，逝者不会留下任何“交待”。

也有家属会当着卢致宏的面，谈论财产要如何分割。他不会做任何干涉，只是静静做着手头的事，但听着那些吵闹的的争执，卢致宏内心会升腾出很深的绝望。在见过的冷漠与狗血现实足够多后，卢致宏认为，所谓血缘，不过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一个关系证明”，再没有更多的意义。

志愿者林正尉受到冲击最大的一次，是入户台北中正纪念堂附近的眷村区，给一位老兵家里做清洁。

整理遗物时，林正尉发现了许多1960年代的军方证件。老人的身份是一名国民党老兵，1949年之后“退来了台湾”。

“太珍贵了，这代表了老人一生的荣耀，也是能证明他身份的一些东西。”林正尉把所有证件收拾好，拿给老人家属。但得到的只有一句：“都丢掉，反正都是垃圾。”

林正尉想象着老人的一生，“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个军人，从大陆撤退到这里，养育一大家子。”仅仅是儿子的一句话，一个人一生的痕迹都被抹除掉了。

做志愿者的一年里，林正尉共参与了67场清洁，见识了太多“人性的赤裸”。逝者亲属间，大多都会因财产问题产生口角和纠葛。相对和谐的画面，不是没有，但在林正尉的印象中，只看到过“不到3场”。

林正尉最大的哀伤正在于此。“有时清理到一半，他们的故事就会不见。”他谈起人一生会有的两次死亡，一次是肉体的消亡，另一次，是被记忆淘汰的死亡。

“原来大家只看重钱，而不在意那些故事和经历。这个人的生命曾经是什么样子，他们是你的爸爸或妈妈，都不重要。”

不被欢迎的“死亡天使”

20年前的台湾，死亡还是一个敏感话题。人们通常因“晦气”，对此避而不谈。也是最近十多年，卢致宏这样的特殊清洁员及遗体整容师等职业，频繁出现在台湾公众视野，“死亡，开始变得可以被谈论。”

卢致宏创办的“攸歆特殊清理”，是台湾第一家清理孤独死现场的公司，服务项目包含生前整理、遗物整理、特殊清扫和垃圾屋清理，范围囊括全台湾的所有城市与乡镇。

采访时，他不愿直接聊具体报价范畴，某种程度上这算是“行业机密”，只表示，报价多与少，通常要考虑委托人的距离远近、房屋面积大小、污染源的扩散程度、异味严重程度等，就连委托人家住几层，有没有电梯也要评估在内。

比如运送垃圾的中小型卡车，一趟要差不多5000元人民币。上个月，卢致宏处理过一个清洁现场，用了10辆车运垃圾——这意味着即便不计算其他费用，光是垃圾清运，委托人就花了5万人民币。

团队里现在一共14人，大多来自底层，有的还是聋哑人和抑郁症患者。这些年，成员们进进出出，他也早已习惯这份工作的较大流动性。

卢致宏和他的团队

与人谈钱，在每个环节都不容易，尤其是和房东的沟通。直到现在，接到的每一通电话里，对方都要不断杀价。有些人甚至在听到清洁费用后，大骂他“土匪”，“趁火打劫”。

最让卢致宏感到为难的，是有时不知道该如何收费。他有遇到一种情况，委托人是一个8岁孩子的邻居。父亲在家中过世后，读国小的儿子整天在家里哭。一开始没人在意，以为是调皮的孩子“正在被教育”。

那次的费用，卢致宏不知该向谁开口，“这不是邻居的问题，我们不能跟邻居收费，可是孩子还小，更不可能跟他收费。”最后，他只象征性地向邻居收取了一点钱。

面对孤苦的老人同样如此，“我们可能整场做完只收个1000块台币，大概200块人民币这样子。”林正尉也清楚做特殊清洁的处境，“这种委托都是赔钱的”。

某种程度上，特殊清洁员还承载着纾解逝者家属悲恸的任务。通过清理现场的遗留物，判断逝者死亡前的状况，他们能更好地帮助家属探寻一些答案，乃至送出一丝慰藉。

卢致宏曾去到一位因心肌梗死去世的父亲家中。老人六七十岁，住在台北的乡村，儿女均在城市打拼。父亲离世仓促，三个孩子没能守在跟前，为这一点，他们心存愧疚，各自抱怨着“后悔”。

不愿看他们沉湎在自责中，卢致宏突然打了个岔。“你们来看，这是你们几岁时画的？爸爸有帮你们收好。”一些彩色的风景画里，有黄色的太阳，灰色的木屋……翻阅着儿时的画作，大女儿和二女儿从当前的情绪中抽离了出来，她们感慨“爸爸有心”，并一起讨论着，哪张画出自自己之手，当时自己几岁。

同在现场的林正尉，也目睹了那一幕，“其实做我们这一行，有一个哲学观或价值观，就是要让活着的人继续好好活着。”

林正尉原本从事艺术工作，是一名策展人。经历了全球新冠肺炎时期的无常后，他于2023年加入了卢致宏的团队。

林正尉还记得第一次去现场前的慌张。逝者是一位50多岁的美国人，在出租屋办公突发疾病，被发现时已亡故多日。幸运的是，在他入户前，卢致宏基本上做完了污染源的清理。“当时味道已经很少，但还是会有一些蛆虫从水泥地的缝隙跑出来。”林正尉只需要做最后的收尾工作，来练习上手。

尽管如此，初期的他还是有些难以适应。工作时，林正尉总是想象着这些“孤独死”的逝者，而自己被关在密闭的小空间里，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等同于陷入另外一种孤独。“我们穿的衣服很笨重，蹲一个小时是很考验耐力的。”

有时候，即使到了清洁现场，若发觉委托人高高在上的姿态，卢致宏也会带着团队离开，甚至会和客户爆发争吵，“不尊重我们，就没有必要忍着，我们是付出身体健康去做这份工作的。”

入户前的准备工作

每年夏天，都是特殊清洁员最辛苦的日子。担心尸臭味会随着空调水管排到室外，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他们从来不敢开冷气。窗户也要紧闭。有一次，林正尉刚进入现场几分钟，就热到痉挛，“简直比蒸笼还热”。

他记得卢致宏有一回连续工作了两三个小时，离开现场后，一脱下雨靴，汗水像雨水一样从鞋口流出来。

但从业以来，特殊清洁员一直伴随着被轻视或污名化的过程。有些人会把他们等同于“死亡天使”。偶尔，卢致宏工作的过程中，还会被逝者的同楼层邻居跑来骂。

但卢致宏视自己为拼图者的角色，清洁的过程，如同置身考古现场，通过挖掘屋主的所有物，得以让对方的面貌轮廓变得醒目，以此拼凑出逝者过往的人生。有时细致到对方做什么工作，有什么样的饮食习惯，爱穿什么风格的衣服，好似一个鲜活的人在和自己打照面。

“一个帮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对卢致宏而言，与亡者打交道，他早有渊源。大学时，他就填报了生死系。父母听说后，“气得要死”。在父辈的价值观里，那属于鄙视链最下层。卢致宏却一再让他们失望。毕业前夕，他去殡仪馆实习，做一些接运遗体的工作，之后转正，成为一名正式员工。

等过了30岁，卢致宏看着很多殡仪相关科系的人出来做同样的事情，尤其是后来台湾地区推出了所谓的证照制度，“几乎都能拿到执业证”。这让卢致宏产生一些危机感，认为它是个替代性很高的职业。

而特殊清洁，至少在当时的台湾，算是一个空白，“没有人愿意从事那样的工作，那我可以做做看。”卢致宏一脚踏进了新的领域，开了公司。

即便台湾如今的特殊清洁领域，已有不少人的加入，但总体而言，人们会把它归结为“家政服务”，“认为我们是很低廉很低级的工作”，且短期内，无法得到改善。

台湾一个殡仪从业者曾评价，特殊清洁，仅仅是把东西丢光而已。这句话让卢致宏感到不快，“如果只是丢光东西，那找一些工人来做就好了，我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创业早期，卢致宏甚至幻想过，这份工作他要干一辈子，直到做不动为止。现在，他已经开始痛恨起自己的职业，“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才有生意可做，才能接到委托。如果因为案件委托量少到已经让公司撑不下去，就代表是哪里改善了。”

他想起周星驰在《武状元苏乞儿》中的一句台词：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国泰民安，鬼才愿意当乞丐呢。

卢致宏展示素描绘制的现场

2000年，中国已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有研究预测，2030年独居人口数量或将达到1.5亿-2亿人，独居率或将超过30%。台湾地区的数据显示，2023年，台湾一人户家庭数量达到332万户，占总家庭户数的36%。

曾做过相关议题研究的高雄餐旅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玫君，归纳出“孤独死”的七个可能成因：独居比例攀升；终身未婚者增加；缺乏经济来源；中年离婚率增加；个人特性；不健康余命延长；老老照护。

在台湾，当一位逝者被发现，且无人料理后事时，房东或社区会先打电话报警。之后，片区殡仪馆把遗体接去，由法医鉴定死因，开具死亡证明。后续的火化、安葬工作，也是由殡仪馆承担。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有在做一些预防和延缓“孤独死”的举措。如一些流浪街头的个案，会由非营利组织牵线搭桥，解决租房难的问题。林正尉解释，“这些组织会帮忙做他们的担保人，以组织的名义跟房东签约，房东就不会害怕人突然跑了，交不了房租什么的。”

除此之外，当地类似于大陆的社区、街道办事处等政府部门，也会和做特殊清洁的团队保持合作，争取延缓部分人的死亡时间，降低“孤独死”的可能性。

如发现某户家庭有独居者，且被定性为囤积房，里长（社区负责人）会邀请卢致宏帮忙做好住户的清洁和整理工作。

“没有人愿意这样子死。我们也没有多么伟大，也需要赚钱吃喝。”卢致宏说自己目前所扮演的是一个善后者与过渡者的角色，“说难听点，是一个帮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就在清明节前几天，卢致宏还接到西安某民间单位的讲座邀请，分享他在台湾的经验，“因为大陆现在空巢老人的问题很严重，他们单位想要了解台湾的情况，做一个教育培训。”

逝者家中大件废弃物需切割后拉运

林正尉参与过一次这样的救助。那是一位90岁左右的贫困老人，家里没水没电，垃圾堆满房屋。社工每天送便当过去，老人默默接受，但面对大家提出的清洁建议，她一概拒绝。

“但她的生活实在太糟糕了。”林正尉记得，持续沟通了三个月后，社工把老人哄骗出去，这才给大家腾出了改造房间的空隙。

那次的现场，他们给老人换了新家具、家电，浴室里安装上了无障碍扶手。等到傍晚老人进门时，看到用遥控器操控的日光灯和冰箱里新鲜的食物，对着一屋子人露出了笑容，“她还告诉我们，已经好几年没吹过冷气了。”

作为死亡的间接见证者，卢致宏对于“孤独死”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看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孤独死”，一个重要的依据是：TA在生前是否孤独。而两者间的区别是，“有些人是享受孤单状态的，它跟‘孤独’不是一回事儿。”

“假如一个人自愿选择了享受独居的生活，有天却意外离世，这样的死，不应该被叫作‘孤独死’。反而是那些被社会所遗弃和遗忘的人的死，才是‘孤独死’。”卢致宏说。

但面对真相是更难的。卢致宏的观察是，可以预见未来会有大量的人在家中死亡，但“没有人愿意去提这个问题”。一个细微的体现是，有人在死去后，邻居都不知道隔壁曾住了谁，“他们唯一有印象的是，TA已经死掉了。是男是女，他们那时候才知道。”

（陈秋艳、张德明、孙哲为化名）

1983年，苏布的第五任头目安德罗波夫在全会上问道：你们谁还相信共产主义？现场无声的回答，其实比任何批评都更具有毁灭性。"意识形态的崩溃往往先于政权的瓦解。"这是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论断。

苏联的民众，白天在单位纵论宏大叙事，晚上回到家在厨房做饭时，便换了一副面孔，开始抨击社会的各种不公现象，交流听到的各种政治笑话，这便是著名的厨房谈话。

苏俄的六朝元老阿尔巴托夫，评价这一现象时说：这是全民参演的一出荒诞戏，人们其实并不相信。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所说：苏联的失败，不是军事的失败，而是意识形态的破产。

苏联的意识形态，曾经非常自豪的以历史必然性自诩，但在20世纪末却遭遇了全面崩塌。但这场崩塌并非是偶然，而是政治失信、经济失效与精英失节三重维度交织的必然结果。

第一、政治失信。

1956年，赫鲁晓夫掀开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神圣面纱，露出了恐怖真实的面容。当秘密报告传遍东欧时，有个记者感叹道：我们仿佛才突然发现，自己虔诚信仰的圣像，背后竟然是个魔鬼。

1981年2月，勃列日涅夫公开自称：我就是沙皇。可是1982年，苏联成立65周年红场阅兵时，勃列日涅夫拿反了讲话稿却浑然不知，这个画面传遍了全国。当领导层成为行走的讽刺漫画时，意识形态的神圣性自然就荡然无存。

阿富汗战争成为了压垮苏联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最后一根稻草。参战的士兵纷纷在家书里写道：我们在这里保卫的，究竟是革命的理想，还是官僚集团的野心？我们为之战斗的神圣义务，不过是老头子们的权力游戏而已。

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青年们高喊：我们要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句口号暴露了民众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根本质疑。波罗的海三国、捷克等国家的胜利更是证明：工人阶级可以不需要所谓的先锋队领导，就能实现自我的解放。所以当意识形态成为统治的工具而非批判的武器时，自然就丧失了生命力。

第二、经济失效。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宣称已经进入了发达的社会主义，但现实却是排队成为了全民的日常，莫斯科市民年均排队时间长达1500小时。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承认：当商店货架空空如也时，任何意识形态的说教都是那么的荒诞可笑。

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创伤更是难以治愈。强制农业集体化导致的大饥荒，夺走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生命。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愤怒的写道：当权者用意识形态的镰刀收割的，不仅是庄稼，更是人性。

1989年，圣彼得堡工学院举行了关于苏联制度优越性的辩论会。当专家高举《资本论》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时，一个学生现场展示了一个走私得来的日本随身听，并说道：这个微型的精密设备，我们的计划经济现在能生产吗？顿时，会场鸦雀无声，意识形态的漂亮话，在技术代差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随后，这个学生给出了致命一击的疑问：如果解放人类，就是为了让日本人过上我们这样的日子，那解放人类还有什么意义？我每次见到日本和西欧的商品时，都觉得他们不需要我们去解放，而是我们需要他们来解放。

第三、精英失节。

苏联培育了以意识形态为特权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自苏联的建政之日起诞生，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腐化的巅峰，这批精英约300万人，他们端坐于苏联金字塔社会的顶端。

特权精英的形成，直接撕毁了平等的承诺。他们可以享受全套的特供服务，子女也拥有红色降落伞体系。比如特权阶层人均消费是普通工人的400倍。小白桦商店的数据显示，特权家庭消费了全国95%的进口奢侈品。这种制度性的腐败，彻底消解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伦理。

1990年6月，在一次“苏布代表谁的利益”的民意调查中，认为苏布代表工人的占比4%，代表人民的占比7%，代表官员的占比高达85%。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中75%以上的高官都是苏联时期的高官。俄罗斯97.2%的富豪是原来苏联的干部，剩下2.8%则是干部的亲属。

在总结苏布垮台的原因时，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苏布的精英们，张口就是大义所在，闭口就是历史必然，理论冠冕堂皇，极尽人类美丽言辞之能事，但却口是心非、言行陌路。

1986年，莫斯科音乐节上，时间机器乐队演唱的《转变》引发了全场的共鸣，"我们厌倦了等待承诺的明天"，这句歌词道出了苏联青年人的迷茫。"我们要真相、不要口号"，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

当莫斯科市民在寒风中排队购买面包时，当小白桦商店把普通人拒之门外时，苏联意识形态的祛魅便早已悄然完成。正如撒切尔夫人在1984年的论断：苏联的意识形态早已失败，只是在等现实的追认而已。

所以当1991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时，2.8亿苏联人无人走上街头抵抗。这个用70年构建的意识形态帝国，最终在真理与谎言、理想与现实、承诺与背叛的撕裂中，完成了自我证伪的历史循环。

新皮肤 get

小米汽车着火烧死三名从武汉前往安徽池州考公的女大学生，其中一位的父亲发帖称「还是雷军的粉丝」，这事简直就是个隐喻：

爱国企业家雷军－父亲是雷军的粉丝－女儿是体制的追求者－体制保护爱国企业家，于是闭环了。

但现在死了人，闭环出现了裂缝，要不要骂雷军辜负了党和粉丝的期望？估计不少粉丝像这位女大学生的父亲一样，陷入了进退两难。

小米SU7车在高速上发生事故后起火，车上三名女生身亡。 小米官方已经回应了： 这

大家发现没有，前两年虽然时有将马云等资本家挂路灯的呼声，但同时也制造了几尊神一般的企业家，这里面除了雷军，至少还有遥遥领先。

稍一总结，就会明白前一批被骂的是做服务的，直接与C端用户打交道；后一批被夸的是做硬件的，主要跟B端和G端做生意。

远香近臭，无不如此。

同时，这与我们国家重农抑商的传统完全重合。在他们眼里，只有可见的工农财富是正当的、高尚的，而通过文化、商业等服务赚钱，要么是低贱的保姆，要么是无耻的中间商。

甚至契合了这些年一个不见诸明文的追求：向德国而非英美学习。「大国重器」这个词，将背后的小心思暴露得一清二楚。

问题是，只要是人间，凡是被尊为神的，一是不可招惹，否则就是不爱国；二是神一定会辜负粉丝的期待，从无例外。

原因倒也简单无比：失去监督的权力一定导致腐败，神的权力也一样。

当雷布斯们无人敢质疑、更无人敢批评时，他们的行为和产品，就会失去正常的市场淘汰过程，从而落伍、甚至有害。

去年初，我给小孩买电话手表。考虑到遥遥领先的脾气太大，惹不起，便买了雷布斯的。

岂料家长根本无法控制APP的使用时长，甚至小孩可以自己下载。

小米官方客服态度很好，但永远对不起，这是技术设计问题，无法解决，只能谅解。换句话说，用户只能接受。

是的，他们只对自己的技术负责，并不对用户的服务负责。恶猜一下，我甚至觉得他们就是想让小孩上瘾，成为奶头乐，从而离不开。

没有底线的商业，一定会作恶，小孩用品尚且如此，我怎么会买他们的汽车。

李书福曾经说过，汽车无非是四个轮子加两排沙发。草莽期的制造业，话糙活也糙，大家只能认了。

但现在，车速如此之快，小时候连手电筒里的电池都怕爆炸，却在车里装了那么多，安全性如何保障？

大家只想大干快上，抢占市场。油车花了上百年时间才磨出来的安全性，在新能源车面前，几乎是不值一提的过时货。

之所以他们根本不怕，是因为这是产业政策的产物。光伏、新能源汽车现在的利润和国际形象，与这个背景密切相关。

既然是政策的产物，那便是权力的产物。事实上，很多国资投资了新能源车，从而获得了批评的豁免权。

前天晚上与一位汽车自媒体大V吃饭，席间说起合肥被投资的那款明星汽车绑死，每年亏多少亿，至今无法解套。

遥遥领先的车出了问题，谁敢公开？

雷布斯的车烧死了三个女大学生，也是过了多少天才公布？

好在雷布斯还没有遥遥领先的影响力，最终不得不出来认领。

但他一认领，原来以给雷布斯供货为荣的那些厂家，纷纷推说与自己无关。

其实，最该出来认领的是政策制定者和国资投资者。

权贵资本之恶，莫此为甚！

一辆小米SU7爆燃，导致三人以惨烈方式罹难。

事故调查结果未出，舆论战火已经烧至雷军身上。

事故过程中的诸多问号尚待拉直。这两天网上的质疑和诘问铺天盖地，本文不再赘述。

笔者对这种调查未赋予太多期望，“小米用户维权难”，依稀成为这起标志性车祸的隐喻和注脚。

也许事故车驾驶者并非完美受害者。但无论事故调查结论如何定性，小米汽车和雷军都需要一场审判。

这场审判，指向思想理念和精神意志层面。

此时此刻，如果雷军站出来坦诚地亮明两点，这场审判是可以豁免的。

其一，雷军可以说，包括小米在内的NOP功能，都只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有独立行走能力，但缺乏处理意外情况的经验。

其二，雷军可以说，随时准备接管驾驶，才是目前打开自动驾驶的正确方式。

即便此次面临重大舆论危机，上述两点也决计不会经由雷军之口说出的。

尽管此前马斯克已经承认: “广义的自动驾驶是一个难题, 因为它需要解决非常多的现实世界的人工智能问题。此前没想到这么难, 但回想起来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眼下对于小米雷军而言，静待舆论潮水消退，尔后继续比赛狂堆各种技术参数，营造“低价买豪车”幻觉，这些才是其值得去做的事情。

事实上，前述两句话也适用于其他造车新势力品牌企业。因为近期以来，他们都有过相关技术信仰的极致化演绎。

比亚迪高调发布“天神之眼”高阶智驾系统，提出要开创“全民智驾”；

吉利推出五套阶位不同的“千里浩瀚智驾系统”；

奇瑞推出四套智驾系统，命名“猎鹰智驾系统”；

蔚来宣布自研的“全球首颗车规级的5纳米高阶智驾芯片，经过三年多时间打造”、研发金额“相当于1000座换电站”……

“巨资研发”、“智驾普惠”噱头下，视觉大模型、端对端系统等概念被极力渲染。

严格说来，他们都应该接受一场审判。

原因在于，他们将智驾技术理性的发展，演变成为一种技术拜物教。

不仅将智驾技术当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更是把这一技术实践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从而对社会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控制和影响。

为何单单要审判雷军？

其将黑格尔“绝对精神”与硅谷“技术奇点”理论，进行本土化重构后，将产品包装为“技术圣物”，将普通消费转化为信徒的“皈依体验”，完成从产品消费到精神皈依的转化。

其秉持技术原教旨主义，以个人IP的神格化塑造“科技先知”印象，将企业家身份转化为智能时代的“布道者”。

雷军及米粉群体对智驾产品顶礼膜拜，对其技术发展无限乐观，对技术统治思维日益骄矜，创造了一种建基于科学基础上的技术宗教信仰。

他们通过智驾产品的文化工业，不断输出“智驾万能”“智驾无限”“智驾伟大”等社会价值与社会理念，不断形成对智驾技术的社会化崇拜，并完成自我附魅的过程。

笔者并非技术恐惧者，乐意接受并支持发展智能等新兴技术，肯定包括小米在内发展智能技术的积极社会意义，但主张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建构发达的、人机协同的智能社会。

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必须将人放在主体地位，以人的逻辑而非物的逻辑去发展，毕竟人始终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小米智驾技术和产品，缺少的或正是一种“可知”、“可信”。

所谓“可知”，是指确保智驾技术系统的透明度，使其行动逻辑和决策过程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透明的，易于被消费群体理解和掌握。

所谓“可信”，则意味着智驾技术系统能够得到不同群体或个体的共同认可，具备高度的可验证性。

如果小米智驾技术兼具可知、可信特征，更多体现人性化和良善化，此番就能避免人车协同的不和谐声音。

技术上最伟大的胜利与最大的灾难几乎并列，每一种技术都既是恩赐又是包袱，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这对小米也不例外。

小米的技术拜物教，是试图通过技术控制，构建极端秩序化和高效社会生活的映射。

技术拜物教的实质是一种异化行为，人类加诸之上的宏愿永远无法达成，却会带来自身的风险，对技术的极端崇拜无论多么虔诚都不会带来利好改变。

以小米为代表的智驾技术，将有限的技术手段无限抬高和过分美化，俨然一种新式的意识形态，包含着一种技术资本权利的“暴力美学”，以崭新物神的姿态，成为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的新智能光鲜外衣。

这场审判的意义，目的在于实现对智能拜物教的批判性超越，体现智驾是技术服务论，而非技术统治论，在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赋予人绝对的优先权。

这其实也可以是一场雷军的自我审判。立足点是跳出经济中心主义的发展陷阱，如何将智能技术置于合乎人性的制度框架中，使人减少智能技术公开或隐蔽的宰制，避免诸多未知的、不确定的风险。

“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

这个论断无比正确，恳望雷军们能够读进去。

而他们正在努力做的，或许是如何逃避这场审判，甚或乐见信徒们手持小米“技术圣经”，对遇难者家属和质疑的公众，发起一场反向审判。

2025年3月底，网上传出影像创作者郭珍明因拍摄视频被乌鲁木齐市文旅局拟处罚7.5万元和没收设备的消息，现象网采访了当事人。

现象网：这事情是个什么样的经过

郭珍明：是这样的，我去年9月份去新疆旅行，和一位内地的音乐人王啸聊起纪录他的创作和采风的事情，他是做当代音乐的，就是那种现场即兴的乐器和人声。我们萌生了一路旅行、沿途创作和民间采风的想法，边走边拍。新疆是个文化和音乐特别古老而富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壮丽的自然风光亦让我们沉醉。我们在南北疆、乌鲁木齐这些城市和乡村之间穿行，流连忘返。除了即兴的环境中的创作，还采集了很多民间音乐人风格独特的乐器演奏。这些表演，有些民间艺人要求付给他们一些费用，但很多都是朋友，都是免费的。整个过程大约是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份完成的，就是我们两人，我拍他的创作和采风。后来乌鲁木齐文旅局的人上门进屋检查，说根据举报，说我“涉嫌擅自摄制电影”，把我器材和资料都查封了。

现象网：他们这个行政检查和处罚的依据是什么？

郭珍明：文旅局执法人员当时也说不清楚是依据《电影产业促进法》哪条条文，他们只是说，“你去百度查”。他们也不熟悉这些条文。我后来问了律师，也自己查了。我觉得绝大部分影视艺术工作者、普通老百姓可能都不知道《电影产业促进法》，第13条规定“拟摄制电影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将剧本梗概向电影主管部门备案”。我认为大家应当对这个法条引起注意，加以学习。

现象网：你觉得你这个拍摄行为违反了《电影产业促进法》中第13条“拟摄制电影要备案剧本梗概”的情形吗？

郭珍明：我认为完全不构成违反《电影产业促进法》13条，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

不管是普通人还是艺术家，采用专业或者非专业器材拍摄视频，都是一个普通公民的文化艺术创作自由，因为这是个人行为。

《电影产业促进法》第13条要求备案的是法人和组织，也就是产业化、公司化、部门化的电影制作、制片行为；电影摄制是一个异常复杂，由多种电影创作人员、电影技术人员构成，并且需要规模资金支持的产业行为和部门活动，它的创作和技术人员构成至少包括制片人、导演、编剧、演员、录音师、灯光师、摄影师、化妆师、现场剪辑师、制片、场记、助理等等一个基本的剧组构成。一个老百姓持有摄像机就能拍出电影吗？我说的是《电影产业促进法》想规范的那种电影摄制行为。

即使把我的纪录和拍摄行为定义为电影，但是我的纪录作品哪来的剧本梗概？这说明制定《电影产业促进法》的人没有注意到纪录片和电影的本质区别。纪录片是没有剧本的，电影才有剧本，纪录片何来“电影剧本备案”？即使把纪录片定义为电影，那也是没有剧本的电影，对于没有剧本的电影作品，《电影产业促进法》怎能要求它去“备案剧本”呢？

电影节不等于电影院，国际上的电影节展出的影像作品不同于电影院播放的电影，非常宽泛。手机拍的视频也是电影，短视频也是电影。文旅局的人认为我去年有纪录片参加了国际上的电影节，并以此认定我拍摄了的视频素材具有电影属性，违法《电影产业促进法》。这个认定你觉得符合法理逻辑吗？

现象网：你认为这个案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郭珍明：我这个案件，是中国第一例“擅自摄制电影案”(现象网注：对于当事人的这个说法，现象网表示未必完全符合史实，被采访者说法谨供参考)，它在法学上的讨论空间非常大，这个案子影响肯定会很大。我会继续走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这些程序。当然我是个普通的艺术工作者，你也知道，我们这种人很艰难，罚款我交不起，律师和诉讼费用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如果我这个拍摄行为都是违反了《电影产业促进法》，那中国这么多影视、戏剧、传媒、美术专业的学生、毕业生，他们的毕业创作都将考虑是不是违法行为？他们拍摄的纪录、电影、影像作品都去备案了吗？

我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因为每一个普通公民，以后拿起摄像机或者手机进行纪录和创作，都要考虑一下，有没有触犯《电影产业促进法》？你是不是“擅自”了？

以下为当事人所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郭珍明的电影作品《混乱与细雨》海报

早上国人一起床，就被川普给惊呆了，不夸张的说，确实是“改变世界的一天”。财新网报道说：“这项近百年来对全球经贸格局冲击最强烈、覆盖面最广泛的关税举措，料将重塑美国和全球经济，推高通胀并拖累经济增长。"

其他国家就不说了，拟对中国关税加征34%，加上之前的20%，一共54%，这生意还怎么做？兹事体大，不宜开玩笑，需要大家严肃对待，群策群力。

鄙人有一计，如题：大幅度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是应对美国贸易战的最佳手段，没有之一。

人人都知道，中国经济的关键在于促进内需，问题就在于如何促进？最近政府密集出台了各种措施，比如3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洋洋洒洒列了30条，促进工资增长、促进生活消费、强化信贷支持等等，其中第7条也提到“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这句特别重要，但如果我没猜错，这就是顺带提一句，因为已经结束了，如我们所知，今年只涨了20元/月。要靠这个提振消费实在力不从心，大概只能提升一下盐的消费量，如很多网友说的：“太多了，吃不完，吃不完。”

在我看来，该方案全文4304字，没有比“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这11个字更重要的。道理很简单，所谓内需不足就是个人消费占比太低，目前只占GDP的40%，印度都有60%，美国超过了70%（所以人家敢打贸易战）。正如我之前在《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到800元的8个理由》中说的：

“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就是民众没钱，民众没钱的原因是在财富分配中的占比太低，而要提高促进消费，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发钱——在今日中国，最应该发钱的群体当然是农村老人。”

中国不是没钱，不要动不动就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没钱搞福利。中国人生产的东西能满足全世界人民的需求，然后中国人自己没钱消费，这不是笑话吗？所以根本问题在于分配的不合理，这里不合理并不在于传统说的资本家占有太多，而是政府占有太多，然后胡花乱花给浪费了，比如各种无效基建，以及分配不公，比如我在《拿出10000亿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到500元很难吗？》一文中说的，2023年财政对2200万退休收入最高的体制内退休人员额外补贴了超过8000亿元，对收入最低的1.73亿城乡居民（主要是农民）才补贴了3681亿元。

所以，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把“提振内需”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少部分人，或者说一部分人，而无视了另外一部分人。想想看，一个人一天也就吃三顿饭，他不能吃十顿饭吧。

上面《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第15条，专门拿了整整一条来谈“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3月7日，国务院还专门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看得我脚趾头都抠出来三室一厅——中国那部分有消费能力的人责任实在太大了。这事儿既不符合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环保观念，干嘛不先去帮那些连“旧”都没有的人买起来呢？

换句话说：如果不让中国数以亿计的底层人群（主要是农民）有消费能力，消费占比是不可能提升起来的。个人消费占GDP40%，中国有消费能力的人已经尽力了，就不要再去“挖潜”了，消费这么艰巨的任务，还是要找人帮忙的——他没钱，你给他发一点就好了嘛。

那找谁帮忙，给谁发钱呢？我认为农村老人是一个最佳选择，作为福利开支，关键是甄别成本，最好是找一个群体，一视同仁无需甄别的发钱，那么中国没有比农村老人更合适的群体了：他们的贫穷是普遍的，一个月两百元的养老金连最基本是衣食都不够，应该给他们发；发给他们的钱会被花掉，因为贫穷会逼得他们不得不消费，想存起来也不行。很多觉得农民不消费，这是错的，如果每个月有稳定的大几百上千元养老金，他们自然会敢于消费——消费这事儿谁不会呢？

这不仅仅是济贫，它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会超乎我们想象，简单的说，它能真正盘活农村经济。发钱看似简单粗暴，但比目前的所有其他手段（比如什么新农村建设，什么农业补贴等等）都有效，因为它在发挥自由市场的作用，它的乘数效应比计划手段要高很多。举个例子，家电下乡就不如直接发钱，我在想：有些人是不是对家电有什么执念？凭什么认为农民应该去添置一个家电而不该去买块肥肉呢？如果还不明白，去看看这些年拼多多的发展，就知道市场的力量才是盘活农村经济最有效的方式。农村老人手上有钱了，会有无数人去给他们提供服务的，以中国人的勤劳和创新能力，会有无穷的想象空间。

不仅如此，不要忘了，这些农村老人，他们也是有孩子的，他们的孩子，大部分都在外面在城市工作。赡养父母一直是这些外出工作的农民的孩子的沉重负担，如果农村老人每个月有几百上千的养老金收入，农民的孩子们是不是也就可以放心消费了？不止于此，这里面可能还有不少人还会回到农村，如果想到自己老了有维持基本生活的养老金可以领取，不用为自己的暮年忧心忡忡，他们的消费是不是也就更大胆一些了？想想看，这又将释放出多大的消费空间？

由此牵一发而动全身，最终盘活了中国最没有消费能力、最不敢消费的那个数以亿计的群体，多年来求之不得的“提振内需”指日可待。所以，不要等，不要拖，就好像川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全面征收关税一样，我们也应之以“国家紧急状态”，先拿出7000亿来，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涨到500元/月，不要等来年，现在就行动。然后，再用一两年的时间涨到800元-1000元/月。

如此一来，我将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中国十四亿人，一旦大部分人能被盘活，中国经济一点问题都不会有。不要到今天还抱着封建思想不放，想着盘剥别人才能让自己利益最大化，市场经济的要义是“双赢”，让别人获益也就是让自己获益，如此也才能长久。用不了多少年，等中国个人消费占到GDP的60%-70%，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这个时候怕什么贸易战，如果川普还能连任，再去跟他扳扳手腕，岂不美哉？！

CDT编辑注：本文作者张赞波是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作家。2014年，张赞波的作品《大路：高速中国里的低速人生》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记录了公路建设中的施工人员和周边民众的生活。八旗文化总编辑李延贺（又名富察）2023年3月赴中国大陆期间失联，中国官方随后证实其已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今年2月，富察被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富察生于中国辽宁，于华东师范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后与台湾伴侣结婚，2009年搬到台湾定居，并成立八旗文化。八旗文化近年出版的书籍还包括美国作家张彦（Ian Johnson）记录中国地下史学运动的《星火》中译本，学者裴敏欣研究中国贪腐现象的《出卖中国》等。点击这里阅读CDT收录的相关文章。

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些令人发指的囚禁本不应该存在。哪怕只有一起，也是对人类文明严重的亵渎。然而，很不幸，它就在那里频频发生。这架冰冷的钢铁囚笼，吞噬了不少善良和正直的人。现在，竟然轮到你了。

富察兄，

见信如晤。

不知道你现在在里面怎么样？能不能吃饱饭？睡觉还好吗？每天能睡几个小时？能偶尔晒晒太阳吗？有书看吗？可不可以锻炼身体？肉体上有没有遭受他们的虐待？是不是已经瘦了很多？去过那里面的人，一般都会瘦很多，对于需要减肥的人，这也许是不幸中唯一的幸事，但你本来就瘦，也无需减肥。希望你不要瘦得太多，否则当你出来的那一天，我要是看到了你形销骨立的样子，一定也会像现在一样，止不住地掉泪。

很抱歉，我到现在才站出来和你说话，虽然我一直想写点什么说点什么，但完全下不了笔，开不了口。对于一个以往表达欲还算旺盛的创作者来说，我突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失语症，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心境。最近几个月，是我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我过得像一只阴沟里的老鼠，尽量把头埋在阴暗之处，任由自己被悲愤、恐惧和耻辱吞没。

虽然作为一位持续批判体制的独立纪录片作者，我完全深谙并亲身领略过极权的暴力，但还是没想到，它会以这么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到来。

4月20日上午，习惯于熬夜晚睡的我，刚刚醒来，就看到了网上传出你被秘密拘捕的消息，我当即有如电击，从床上一骨碌爬坐起来，连声惊呼，内心瞬间被惊愕笼罩。

我之前不祥的预感不幸落实了。

就在4月12日，我把修改的新书稿简介给你发去邮件，见你没有及时回复，我又通过社群媒体发去简讯提醒你查收，但无论邮件还是社群媒体，你一直都没有回复我。对于你这样一个敬业勤恳、对人热情有礼的出版人来说，这是未曾有过的反应，以前，你顶多就是周末两天不回复，周一上班了一定就会回复我。但这一次，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你仍然没有动静。刚开始我以为是你的身体出了问题，因为在不久前的通话中，你提到自己最近体力有点不支，说人一过了五十岁，精力便大不如前。眼力也下降了，光看我的书稿，你就持续了好一段时间，而且是把全文打印出来，一页一页地看。不再像以往那样对着电脑就能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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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些，我只好默默地祝愿你身体没有大碍，即使身体有恙，也能早日康复。4月19日，一个星期过去了，你依然杳无音讯，让我越发感到不安，正犹豫要不要询问一下你的同事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想到一夜之后就得到了这个最坏的消息。

我完全没想到，你落入他们的魔掌已经整整一个月。

原来你是在3月19日回上海时遭此厄运，那天距离我们语音通话也只过去不到一周，3月13日晚上，我们在社群媒体上通了约一个小时的长电话，详细地讨论了我的新书稿的出版计划。就在当天上午，你给我写来长信，谬赞我：「你的写作比第一本更加震撼我，故事和分析的力度都更加精彩和有吸引力」最让我感动的，是你还说了：「我也非常敬佩你孤独一人记录、分析近乎魔幻的中国底层世界的勇气和精神，并为之感动。能够认识、拥有你这样的朋友和作者，真的是我的幸运。」

对于一位坚守在极权之地的孤独的创作者来说，你的这些话语于我是一剂莫大的精神动力。这些年，因为持续批判的缘故，我在中国被封杀，书和片子都被禁，再没有出版社敢出版我的新书，连一本原本计画出版、正在组稿中的个人诗集也不得不夭折。警察也不断上门骚扰我，导致我离开了生活快二十年的北京，回到南方的山里离群索居。

「金马风波」（2019年8月，国家电影局禁止电影人参加金马影展，我忍不住骂了它几句）之后，我更是经历了全方位「社死」，在网上遭到铺天盖地的谩骂、侮辱，被扣上各种罪孽深重的帽子，以及持续遭受揭发、检举，甚至死亡威胁。影响不光止于网络。现实中，不少昔日同学亲友因为目睹了我的政治错误和声名扫地，都不敢再联系我，有家族长辈甚至斥责我令「家门蒙羞」。有关部门还到我父母所在村庄调查我，给我和家人造成了很大困扰。

从那之后，我在中国已经近四年没有参加任何公众活动，再没人邀请我，哪怕是线上的活动也没有。很多人还唯恐避我不及。因为个人的社群媒介持续被封禁，我在国内的网路平台也消声匿迹。因为价值观念的缘故，很多昔日的故交也渐行渐远，直至完全割袍断义。除了为了拍摄，我在现实中的社交活动也几乎减为零，平时深居简出，过上了放逐和自我放逐的生活。

此时，你的鼓励，除了让我觉得自己在潜伏中拍摄一年多、闭门写作两年多是值得的，更让我觉得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和孤独是正确的。就是在这番通话中，你我还谈到了目前的形势和安全问题，但是是你在替我这个「朋友和作者」的安全感到担忧，担心我的敏感的新书给自己带来麻烦，还询问了我有无考虑出去。而我，在这通电话里，根本就没有问起你的安全与否。

那时候，你我应该都完全没有预想到，真正的危险会于降临我前来到你的头上。我也完全没想到你马上就要回到中国，虽然电话里你提了一嘴自己和家人已经几年没有回去探亲了。但你并没有告诉我你一周后就要回去，如果你说了的话，我想我一定会告诫你「危邦不入」，劝你「三思而后行」。

因为此时的中国，尤其在历经三年疫情管控之后，彻底成了光芒照不进的土地，真正的礼崩乐坏，铁幕降下。作为持续扎根在生活现场的低调的观察者和亲历者，我都时常感到举步维艰，顿生江湖险恶之感。自己曾经在乎的「最后的缝隙」，也俨然已经慢慢合上。

你在此时回来，分明风险莫测。可是遗憾，你当时没有告诉我，要不我一定会力劝你。尽管我知道，我的劝说也许并不会在你那里生效。

你应该还记得，以前，我也劝过你。那次，我们也说到过「安全」。几年前，当你第一次向我说起你还持中国护照的时候，我比较吃惊，我以为你早拿到台湾户籍了，觉得无论从安全还是从方便的角度来说，你都应该这样做。但你当初好像对此不是太上心，似乎觉得相比于你正孜孜不倦的出版事业，它是件不太重要的事情。当我问到你回来时不担心他们找你麻烦吗，你也还是那副一贯的口吻，你说自己只是个编辑，只是个出版人。

我对你的这种固执感到有点匪夷所思。虽然其实我也是个固执的人。我之前备受艰难和打压，都不愿离开，也让不少人不可理喻。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是同一类人：在危险没有真正来临前，我们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更不会被它轻易吓倒。

但这次，你所面对的局面显然已经今非昔比。所以，我不确定你真的只是粗心大意，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我不知道你对自己这次回去自投罗网感到后悔没有。还有，你之前是否设想过自己「进去」的场景？说实话，我不止一次地设想过自己「进去」。尤其这些年，当我看着文字狱在这片土地频频发生，身边认识的、不认识的，不少人都「进去」了，他们中有些人说的、做的还不如我那么「敏感」和「胆大」。有些人的影响力也还不如我，有人只是在网络上说了几句话，就被判了几月甚至几年。

每当这些事发生，我都顿感阵阵寒意。就此我还跟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原来，这几年他们让我「社死」，是保护了我，要不我早就进去了。这显然是一种悖论般的无奈现实，散发出苏联笑话般的荒谬气息。

在4月12日给你的信息里，我就提到了「进去」，因为就在两天前，许志永和丁家喜被判12年和8年，让我再次觉得痛心、愤慨而绝望，上一次为「进去」而有如此感受，是因为「编程随想」阮晓寰，他被判了7年。让我忍不住感慨：为何在这片土地上，总有如此优秀、正直、善良的人沦为国家的囚徒？

所以推人及己，我忍不住和你聊到他们并吐槽：「凭我这种立场和写法，我觉得我至少能够10年了吧。」尽管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但此刻我真的为此感到羞愧：在当时，我仍然想到的是自己，没有联想起你，更不知道当我只是担忧自己「进去」的时候， 你却已经「进去」了。

更早以前，你也曾经和我说起过「进去」，那一次，你在疫情初期回上海时被隔离，你提到这段「够憋」的禁足经历时，忍不住感慨「所以像王丹那样的坐完牢，还是非常让人敬佩的」。

现在，没想到轮到我来敬佩你了。

虽然，我根本就不想从这方面敬佩你。我宁可敬佩你在编书上的专业能力，你的选题、策划，以及编辑和推广能力，尽管你这些年出版的有些书我也并不喜欢，我们之间的观念也有分歧，但你的专业能力无庸置疑，和中国这边大多数的编辑比起来更是出类拔萃。

或者，我可以敬佩你在面对逆境时的坚毅——就在3月13日那通长电话中，你向我聊起如今台湾出版业的状况，说现在一般出的新书舖完所有通道，六百本印量就够了。联想起中国市场出的那些烂书都动辄几万几十万本的销售量，我不由地在电话这头感叹了一句「你真不容易」，结果你很快就反驳了我，说这其实也无所谓容易不容易，因为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再不容易也能承受，并且不觉得苦。

「你不也一样吗赞波？你也选择了一条在常人眼里看起来很不容易的路途，但那是你喜欢的事情，所以你一定再难也乐在其中，不需要别人说不容易吧。」

是的，老兄你说得很对，我不应该这么高高在上、轻描淡写地评价他人的境遇（尽管那非我的本意）。我们面临的所有艰辛，确实是我们自由选择的结果，不需要任何人怜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仍然属于同一类人。

即使不论你在专业上的能力和精神，其他事情也同样值得我敬佩，比如说，你那次开车带我去基隆港海边吃海鲜-——我忘了有没有告诉你，那至今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海鲜，我对你怎么能找到那么一家毫不起眼却如此美味的摊位佩服得五体投地。

还有，你带我上阳明山惬意地泡露天裸汤，上猫空看台北夜色，去十分放天灯许愿（我记得当时我在天灯上写的第一个词就是「自由」，尽管你现在身陷囹圄，我仍然要把这个最美好的词献给你）。以及，你还带我去认识了不少台湾的纪实文学作者和出版人，彼此间相谈甚欢，这些安排都如此贴心细致，深得我心。这些，统统都值得我敬佩。

我宁可敬佩你这些。我为什么偏偏要去敬佩你「进去」啊，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些令人发指的囚禁本不应该存在。哪怕只有一起，也是对人类文明严重的亵渎。然而，很不幸，它就在那里频频发生。这架冰冷的钢铁囚笼，吞噬了不少善良和正直的人。现在，竟然轮到你了。

很巧的是（错了，应该是很不巧的是），我在我的新书稿里多次写到囚禁，尽管在叙事层面只是针对草原动物，但那显然是一个精神上的隐喻。我想说的是，在那块土地上，不论动物还是人，包括我自己，所有生灵都被囚禁在极权的铁笼里，都置身于欲望的铁链之下。自由已经荡然无存。你当然懂我这层意思。

对了，那天给你发信息时我本来还想和你说件事，我打算把我的新书名加上「囚笼」这个关键词，成为「风景与囚笼」。我觉得它比之前的「风景」更为准确和意义深远。但因为你没有回复我，我就打住了这个话题，心想等你回复后再说。

没想到，你没有回复我是因为你已经「进去」了，进到了一个真正的「囚笼」里。我却还在外面——尽管那本质上也是一个更大的囚笼。这几个月，我不得不像老鼠一样地苟活着。这不是一个比喻，是一种真实的心态和状况。

因为担心他们顺藤摸瓜来找我—毕竟我的敏感的书稿在你手上，以及我俩之间还有那些不无犯忌的通信和通讯纪录（比如谈到许志永、丁家喜和「编程随想」），而他们控制了你就有可能统统获得它们。

4月20日那天，我的震惊和悲愤还没有来得及稍微平息，心中的惶恐就迅速弥漫开了。我虽然也曾历经危险，但从来没有哪一次比得上这次，被进去的危险离我如此之近。

尽管，从观念和心理上来说，我其实一直并不太惧怕坐牢甚至死亡。但我最担心我要是这样进去了，我的书稿和其他未完成的作品就会落到他们手里，而从此不见天日。而它们既是这个时代珍贵的纪录，也是我的精神生命的一大部分，失去它们，会比让我进去、抹煞我的肉体生命还让我难过。

我从床上爬起来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处理「后事」。我赶紧清理拍摄素材，删除了手机和电脑里的一些纪录，紧急委托了一位可靠的友人保存我的书稿，并授权他在我遭遇不测后发布它。另外，我也向我的家人委婉交代了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该如何应对。我还咨询了律师在这种案子里能否有效介入。。。。

在做这些事情时，我几乎混身颤抖，既悲愤又恐惧。我想到了读过的苏联时代或者文革时期的那些政治犯的故事，没想到在今天它变成了我的现实。

富察兄，你说多么荒谬，我只是一个创作者，仅仅因为呈现真相和表达观点，就得去面对、去背负这些无妄之灾。而你和我一样，都只是一介书生，都只是言论自由的实践者和捍卫者，却不得不如此狼狈地面对这座迎面扑来的「囚笼」。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的诘问还犹在耳边，历史却一再重演。当然，把现在的乾坤颠覆得如此黑白颠倒的，绝不只有佞幸。

震惊和仓皇慢慢减弱之后，后来的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去搜索关于你的新闻，希望有奇蹟发生，你能虎口脱险，从囚笼里安然返身而归。然而带给我的仍然只有幻灭，至今你仍然音讯全无。

最让我难受的，是我看到台湾人和你的作者们在为你呼吁的时候，我什么也能不说。在你被捕五十天时，我看到了文化届有三百多人为你发起声援连署，那里面有不少我认识并尊重的电影人、作家和学者。发起人之一王家轩先生之前也和我邮件往来过（他还在你的八旗文化任职时，邀请过我为他责编的一本书担纲推荐人）。我为他们为你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而感到欣慰和感动，但很快，我就陷入了深深的自责甚至羞辱感中。

因为这份连署名单里本该有我。我的名字还出现在连署工作小组于网上发布的连署主文中，它列举了八旗文化创立以来所获的各种奖项，我的《大路》就忝列首位，占有两项：2014年开卷好书奖和2015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我也注意到一些媒体在报导你被捕事件时也提及了我和我的《大路》。某种意义上，我应该更有责任为你发声，因为我和你身处同一片土地，在同一个囚笼中，对你正遭受到的铁拳，我比自由世界的人更有体验，更能感同身受。然而，那时，我为了不引火烧身，只能装死，不能为你说上一句。

富察兄，你知道吗？这对于我，不光是一种深深的无力，而且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以往，我非常看重公共言说的价值（这也是我成为一名独立创作者的初衷之一），信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时常告诫自己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勇于公共言说。在熟人眼里，我也一度留下敢说真话、无畏强权的形象，这些年来，除了通过我的作品，我也为社会上的很多不公不义直接发声，包括在西藏、新疆、香港以及「白纸革命」等高度敏感的议题上，我也冒着风险，力所能及地为那些受极权迫害的群体公开发声过。此外，我也多次为和你一样有类似囚笼经历的人大声呼吁过，比如说南都案件、刘晓波、谭作人，还有艾未未、许志永、伊力哈木等等。

那些人和我还没有什么交集，纯粹只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正义感和是非观，我就能大声疾呼。然而现在，你既是我的出版人，我工作上的伙伴，也是我的朋友，某种层面也是我的伯乐和知音。尽管我这个人不擅交际，也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俩之间应该就符合这个标准），但我和你的关系远超当初和那些人的关系——至少，他们中没有谁请我吃过那么美味的海鲜。更没有谁像你一样，和我一起赤条条地在阳明山的公共裸汤里一边坦诚相见，一边聊起文学和人生。而且，就在你进去之前的一个星期，你还给了我那么大的鼓舞和信任，且正为我新书的出版殚精竭虑。

可是当你进去了，我却不能为你言语一声。这简直既是对我崇尚的道义和血性的打脸，也是对我的人格和品行的羞辱。看到人们为你连署时，我只能躲在深夜的沙发上独自默默垂泪，心如刀绞。这是我一辈子的污点，所以我说自己像阴沟里的老鼠。富察兄，你能体会到我的这种心理吗？

正因为这种复杂的境遇和心态，你进去之后，我遭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精神压力，在短短的一个月里，我瘦了十多斤—我比你胖，减点肥倒不是件坏事，两鬓的白发骤然增多。认识我的朋友很好奇我怎么一下子就老去了很多。这几个月，我宛如走过了几年的人生。

但相比于你在里面的煎熬，我的这些遭遇就不算什么了。尽管我们能设想一番其中的光景，但那个黑洞般的囚笼，不是局外人所能想像。我没法想像你怎么打发在里面的时光，怎么面对他们施加的那些羞辱和折磨，而且不是零星半点，一天两天，再过几天，你就要进去半年了。

半年，六个月，一百八十天。一想起这点，我就更加寝食难安。甚至觉得我此刻能暂时脱离危险，享受到写这封信的自由，也是一种罪孽。

但富察兄，请放心，这次我不会再傻傻地说「你真不容易」。其实我一直都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一个人能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并勇于承担一切后果，这正是体现人之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所在。我是这样的，你也是这样的。即使身处囚笼之中，我们应该都是始终追求并坚守自由意志的那种人，而且，我们应该没有他们所想像的那么脆弱，那么容易被吓倒和击垮。

唯一希望的，就是你在里面好好地保重自己，一定要「活过斯大林」，亲眼看着那具冰冷的囚笼和制造出它的那架暴力机器早日崩塌，这是我此刻的信念，希望也是你的。

在《大路》被禁后，我曾给读者题签过一句话：「有禁书的时代，是时代的耻辱，却是禁书的荣耀。」同样，囚禁你的时代，是时代的耻辱，却是你的荣耀。

盼望你早日重获自由，而且，归来的时候不会形销骨立，依然是那个聪慧、执著、坚毅、热情而真诚的人。

期待我们后会有期。再次就我迟来的信件和发声说声对不起，请原谅我之前的苟且偷生和无奈缄默。

谨祝平安健康！

你的朋友和作者：张赞波

2023年9月10日

来源：第十六届新东方家庭教育论坛
主题：《家访五年，日常生活如何塑造立体的人》
演讲嘉宾：黄灯 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我的二本学生》作者

我对教育理解的起点

我是一个语文老师，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2005年博士毕业以后我分到了广东的一所二本院校任教。

我以前不知道我能当一个老师，也不知道我那么喜欢教书，大概教到第10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实在有太多话要说，所以就写了《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

尽管我对教育学的原理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是我有特别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在这里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将近20年在二本院校和职业院校的一些观察。

一、我对教育的理解，来自对学生的观察，以及和学生共处对自己的唤醒

作为一个老师，说句实话，我对社会安全感的边界就是来自于对学生命运的感知，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社会好不好，就看我的学生去向好不好，简单来说就是工作好不好找。

二、现在学生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说真话，我作为大学老师教学时非常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台下的学生不动，上课看手机，你问他问题，他不回应，似乎对什么东西都没感觉。或许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学生对所有东西都没有兴趣，也不谈恋爱，你问他以后干嘛，他就是无所谓的样子。

当然现在工作不好找是客观条件，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明显感觉现在年轻人的元气丧失得很厉害。我一直觉得，应试教育的后果就写在大学生的眼神里面。我们只知道把孩子送进大学，但是孩子在大学里面是什么样的表现呢？看一个孩子有没有培养好，并不是看他有没有进大学的门，而是看他以后能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能不能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

作为大学老师，我有时候感觉很难熬，发现怎么教都教不动那些孩子。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也特别理解，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17岁孩子的妈妈，他不算被鸡得特别狠，学校对他们也很宽容。但是有一次我问他：“你们学校的同学是不是真的热爱读书？”他说：“妈妈，你要我说真话，我们班上可能真正喜欢读书的不会超过两三个。”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不爱学习不怪他们，但问题出在哪里，我不知道，也解决不了。

我上课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学生眼神冷漠，你问什么，他都不回答，因此我上课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要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集中起来，尽最大可能点亮点燃他们。但一个老师不可能永远保持那种状态，所以很多跟我性格不一样的老师，会觉得教书教得特别累，这很容易导致职业倦怠的时间提前。

在《我的二本学生》里面有一段话，到现在为止我还坚持这个判断：

“在具体的课堂里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

这是我观察到的真实，也是我很多同行的共同观察。

课堂即田野：《我的二本学生》中的教育观察

一、同样的起点，让我感受到一种现实：文凭快速贬值

俞老师和梁建章老师，他们都是名校毕业的，我的第一学历其实是专科，岳阳大学的，现在学校已经没有了。我从小到大身边的人大都是普通人。

一个基本事实是，能考上北大清华的人非常少。中国现在有1000多万大学生毕业，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过，985、211的大学生比例不到5%，百分之九十多都是普通院校的学生。如果按这个逻辑来看，不上重点大学，难道我的孩子就没有出路了吗？事实上普通孩子也需要在社会上生活，还是要给这个国家做贡献的，是这个国家最主要的力量。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也是第一学历不好的，我的学生也是在二本院校和职业院校读书的，过去这么多年，他们有没有像我这样，能够依赖教育红利去克服各种困难呢？我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年轻人是非常难的。我有一个学生亲口说，“黄老师，我再也不可能像你这样了。”他是我在广东金融学院教的一个学生，智商很高，各方面都很优秀。

还有一个问题，高校扩招以后，念大学和年轻人的命运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前20多年，因为我们刚好需要很多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劳动力，所以就通过扩招来弥补；但近几年经济放缓后，大学生不好就业了，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现在事实是这样，我们该怎么面对？

二、两个班级：班级的氛围差异、学生精神状态的改变、就业去向的改变

我在《我的二本学生》里面写了两个班，一个是06级的，一个是15级的，中间隔了9年，在回忆里这两个班级给我的印象不一样。

06年的那个班是2010年毕业，那个时候，孩子还有一些很俏皮的行为，我们班还有一些学生不上课。我甚至觉得学生逃课是一个很好的行为，我一点都不反对，因为学生逃课表明他对课堂是有反应的，逃课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老师讲得太水了，他不想听，觉得浪费时间。我觉得学生有这种反抗性，表明他还有生命力。

但现在很多学生听课，他的心在外面，他看手机，不思考问题，不做深度思考，也不链接别的东西，这种麻木比反抗带来的后果要严重很多，更不要说学生的精神状态了。

还有，我的第二届学生和第一届学生比较起来，他们的就业去向明显差了很多。

三、基本趋势及反思

我们的学校教育不仅仅是教育，更是社会末端的一环，它背后是千丝万缕的东西。

学生就业能怪学校没教好吗？无论学校教得如何，学生都有可能找不到工作。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学校教育已经越来越显示它是有限度的。

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非常快的，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我童年阶段在我外婆家待了十几年，我印象中当地那个村子里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上大学的，也没有上高中的，偶尔有几个初中毕业生，但他们现在也是生龙活虎的。几十年后回过头看，其实那些没有读大学的人在社会上也立足了。

我的一个感觉是，现在过于强调上大学的作用了，以至于家长有一种执念，就像宗教信仰：我的孩子必须上大学、必须考好大学，如果成绩不好，天都要塌了。其实这是有问题的，年轻人的出路和上大学不能完全画等号，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年轻人的成长，他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是跟教育有关系的。

具体而稠密的日常生活 如何塑造“立体而丰富的人”？

我去家访，可能会有人觉得太多事了。事实上我从2017年开始去学生家，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教育，也是丰富我教育维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我为什么要去学生家？如果说《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呈现了学校教育的有限性，我特别想知道，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到底给他们留了什么样的空间？

我跟大家讲一些直观的观察，我们现在要想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帮助年轻人安身立命，让他们内心很安定，觉得活着有意思，也愿意结婚、愿意生孩子。

一、三个男孩的创业故事

讲讲我教过的三个学生，他们在社会上立足的故事。

第一个学生黎章韬，他是云南腾冲的，我教的2010年中文班的学生，当年他可以上云南师范大学，但想到沿海地区读书，所以去了我们学校。

2014年我得到一个消息，他回老家去了。他本来在广州找了一家特别好的银行，他妈妈很开心，觉得很有面子，我的儿子在一线城市读书了留下来了！我一直不解他为什么要回去，直到2017年，有一次他微信联系我，说让我去他家看一下。我跟他聊，跟他父母聊天，观察他的生活状况。

在我去的时候，他妈妈内心还不服气，觉得自己儿子的大学白读了。但是他爸爸很开心，他说：“我跟我儿子像兄弟一样。”他们家在云南腾冲，跟缅甸很近，家里有个木工坊。多年前他爸爸去缅甸伐木的时候伐了一个金丝楠木，老板没有钱就给了他很多木头，就这样陆陆续续20多年积累了一些木头，慢慢地把木工坊开起来了。

我问章韬，“你们街上有那么多人开木工房，他们没有读大学，你在广东待了4年，结果你回来跟他们干一样的活，你后悔吗？”

他说：“黄老师，我一点都不后悔。”

他讲了疫情期间，因为他懂微商，全国各地很多客户在没有跟他见面的情况下借钱给他，买他的东西，甚至教他投资，这个现象彻底改变了他妈妈的看法，他妈妈以前一直觉得无商不奸，“不认识你，凭什么借钱给你？”

我说：“章韬，你真正的成长是从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的。”

黎章韬的成长，社会教育给了他很多滋养。他在跟客户交流的过程中间，成长得很快，而且很快就结婚了，现在有了两个孩子，经济条件也不错。

我们聊起他在广州同班同学的近况，他说：“我回来对了。”

我觉得特别安慰，他过着一种特别有机的生活，不能按成功学的观念来评判。

与黎章韬家合影

还有安徽的何健，他中文成绩很好，属于真正热爱的。

当年他考广东一所非常好大学的研究生，虽然考了400多分，但因为一个名次的差异没被录取。我问他需不需要帮助调剂一下，他有名校情结，不去。然后到东莞开了一家教育培训机构，他没有开学科类的，而是专门教孩子读古文，恰巧避开了“双减”的冲击。还因为他是做国学教育的，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

经过几年，他朋友圈里一会儿是给爸妈买房了，一会儿是自己在东莞买房了，一会儿买车了。

我想为什么何健能做成这个事情？我去到他们家，跟他爸爸妈妈聊，他在12岁的时候就是留守儿童。在农村，如果家里没钱，就算再会读书也没用，所以他一个12岁的男孩子，在村里熬了6年才考上高中。但是那个大家庭给了他很多支撑，尽管他父母不在身边，还有别的亲戚帮衬，他的家族特别团结。他妈妈曾给我讲，她在贵州打工的时候生了病，整个家族凑钱把她救了回来。我去他家的一个强烈感觉是，何健这个孩子，不是他的父母在托他，而是整个家族的人在托他。所以他在东莞做得还不错的时候，对他整个家族都有特别感恩的心。

何健一家人春节的团聚

再讲一下于魏华，魏华的父母身体不太好，眼睛有残疾，所以没有办法在东莞进厂打工，只能摆摊，魏华在几岁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一起摆摊。

因为摆摊，他很早就很有经济意识了。小学就已经会赚钱，当然那个赚钱的渠道不太好说——就是帮别人做作业。因为他的学校有很多东莞小老板的孩子，他们不愿意读书，他就帮人做作业，然后把钱存起来。他爸妈都不知道他有这么多钱。

他会观察父母是怎么赚钱的，他说：“黄老师，你都不知道摆地摊的利润有多高，只要有人流，利润是超过100%的，一个指甲剪进的时候只有5毛钱，但是我爸爸有可能卖2块钱。”而且东莞的工厂特别多，他爸妈又很灵活，有一段时间贩卖服装，那时候没有网购，打工仔、打工妹的服装都是通过地摊购买，所以他的商业头脑就特别敏锐。上大学以后，他说：“我以后不要单位的，我一定会创业。”

他的家庭是特别普通的家庭，跟我们班上另外一些学生比较起来，我会觉得他的成长要素里面最不同的地方，无非就是，他从小会观察他爸爸妈妈的日常生活，会自己去思考，会去想真正的生存该怎么办。

他大学毕业以后，在深圳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我的书有很多盗版，他就自告奋勇地要帮我维权。

黎章韬、何健、于魏华，都是来自特别普通的家庭，跟媒体上见到的很多年轻人比较起来，我觉得他们身上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看，他们的家庭背景都很一般；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从现在大学生去向的整个结构里面来看，他们还是过得可以的，不管是从经济条件上，还是从人的成熟度，以及融合社会的顺利程度，他们远超同龄人。

二、来自家庭滋养的共同特点

我去过20多个学生家，我观察这些孩子到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跟上午很多老师讲到的一样，我非常有同感，就像梁老师说的大国有大家，刚才都提到家庭被瓦解掉，隔代抚养被控诉，但我在学生这里看到的真相是，这些东西非常具有力量。

（1）丰富的人际网络

例如，何健家虽然只有一个孩子（后来他妈妈在他十四五岁时又生了一个男孩），但整个家庭的人很多。

回想我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我发现我们村里没有抑郁的孩子。看起来傻傻的孩子，我们也带着他一起玩。我觉得，特别多人的群体，很自然的人际网络，本身对小孩来说就是最好的滋养，打架也能自己处理好，孩子基本的公正公平，对规则的维护，都是通过游戏达成的。

但现在很多孩子童年是没有这些保障的。我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广东，有五六个孩子的家庭非常多，基本没有独生子女，所以广东的孩子可能更自立一些，他知道让自己怎么活下来，不读大学也会活下来，那种意识更强一些。

（2）劳动教育的力量

我的书里也写过另外一个男孩子，来自台山的罗早亮。

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妈妈反复跟我强调一句话，孩子必须学会做饭。他儿子在高三的时候依然会被他的妈妈叫回去参加农业劳动。

他也跟很多学生一样，在2019年毕业后，找工作折腾了很多时间，最后在当地小学找到了一个有编制的学校。他很开心，尽管是学中文的，校长让他教数学，他就去教数学。他还很有公益心，因为学校前面的立交桥没有红绿灯，他会担心孩子上学路上的安全问题。学校很偏僻，平时只有他一个人，但他内心特别的笃定，没有任何的抱怨。

我就想起了他妈妈的话，想起了他整个家庭教育所给予他的最后的依托，来自日常生活的，我们看不见的很细腻的、很细节的，但是渗透式的，而非灌输式的因素。支撑一个孩子在社会上立足最根本的东西，有可能不是数据特别漂亮的、名号特别光鲜的东西，有可能就是他很勤快，有可能就是他很善良，有可能就是他人际交往能力特别强，有可能他很有同理心、讨人喜欢，别人愿意跟他来往。这些在日常生活里被家庭无形滋养的素质在滋养他们。

罗早亮一家在地里劳动

（3）亲子陪伴，尤其是祖辈的情感滋养

我在广东生活了20多年，观察到很多来自农村的学生，祖辈的情感滋养，帮他们跨过很多人生的难关。我以前没那么深的感觉，但是我去学生家以后，亲眼目睹他们跟爷爷奶奶的相处后，我就说不用担心，你们在社会上一定是可以立足的。那种强烈的、非常深厚的、祖辈无条件的情感滋养，对一个孩子来讲简直太重要了。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我快8岁才上学，我爸爸都忘记送我上学了，是我舅舅提醒他，然后送我跟两个表妹一起上学。我外公外婆对我很好，尽管我七八岁一个字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加减乘除为何物，但是我真正享受了非常华德福的教育，现在看起来教育理念非常先进的环境。可是那些东西在整个教育表达里面，它的价值是被低估的。

（**4）父母传递给孩子的良好习惯及正确价值观，在关键时刻为孩子托底**

我好多学生的家长都会说，我一定要让孩子做个善良的人，不要怕吃亏。在关键时刻的那么一点点利他心、妥协和让步，可能就给了孩子新的机会。

我在《去家访》里面写到了一个女生，她是家里的老大。

她当年去中建五局实习的时候，来了很多211和一本的学生，她是一个专科生，但二三十人里面就留下了她一个。她问老总：“为什么最后是我留下来了？”老总说：“你是所有大学生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帮前台水桶换水的人，特别勤快，我就想招一个这样的人。”他们单位想招一个特别可靠的人做财务工作。所以她很快入职了，年薪还蛮高的。

她家里比较穷，上学的时候我们给了她勤工俭学的机会。暑假时她会把老师办公室所有的窗帘拿到宿舍里洗干净。没有人要求她这样做，但她觉得应该这样做。她特别可靠，人品特别好。这些不能进入到特别光鲜评价指标的品质，可能就是决定一个孩子最后能不能在社会上扎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我刚刚所讲的那些学生，在别人眼中，他们统称为“懂事的人”，在我眼中，他们是一群内心柔软、情感丰沛、充盈责任感而不乏力量的人。

这么多年，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一个孩子，即使他没有热爱的东西也没有天赋，但他如果有很强的责任感，一样有往前走的动力。怎么培养这个责任感？我很多学生是来自于家庭的支撑。比如说我的学生何境军，他说他是个“烂仔”，但是高中他突然醒悟过来，就是因为他的爷爷被欺负了，为了爷爷他要好好读书。第一年考大学他没考上本科，他就复读了一年，因为他奶奶说他们家没有一个大学生。

如何助力年轻人安身立命？

一、回到教育的本质

我特别赞成成人比成才更重要，我们要先考虑成人的问题，再考虑成才。以前的人就算不成才，也不会太差；如果不成人，所谓的成才也是空中楼阁。我觉得一个孩子的创造力离不开充沛的情感和自由的心灵，如果孩子没有情感、也没有自由的心灵，他是不可能有创造力的，这是我感触特别深的地方。

二、家庭要给孩子们一张厚厚的精神垫子

家长要给孩子搭建精神的垫子，让他们的生命充满弹性和伸缩性，给予他们爱的支撑，而不是抽空他们精神的垫子，让其处于“孤立无援”的心灵境地。

三、警惕鸡娃对于孩子觉醒能力的破坏，呵护孩子的元气

作为一个家长，我觉得不要太去鸡娃，根据我的观察，其实鸡娃没有用，就像打激素一样，当时有一点点用，只要把时间拉长几年，它的作用基本就失效了。

四、学校：尽可能在夹缝中给孩子更多透气空间

我建议，咱们的学校尽可能让学生多一点自由，让他们多玩一下，下课的时候不要管那么紧。他们可能到大学里面就会更活泼一些，更有创造力一些，更觉得活着有意思一点。

五、社会筛选的网眼要大，给年轻人更多容错空间

我们社会要给年轻人更多的包容和接纳，不要用太细的标准去筛选一个人，没必要的。应该小心翼翼地维护他们的心灵生态。

教育真的是一件特别实在的事情，要靠我们具体的人去做具体的事情，教育要靠所有人一起去推动。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努力，尽可能给我们孩子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前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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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宇琛

三月，春回大地，按说该是万物复苏。但有些地方的法槌落下，却带着点倒春寒的凛冽。告别这个魔幻的三月，盘点那些法治舞台上的奇景，你会发现一条简单粗暴的逻辑正在上演：我审故我在，你辩故你滚。

这不是演习，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剧，主角们身份各异，有法官，有九旬老母，有“被指定”的被害人，还有一群即将拿着二维码的律师。

剧本第一幕，发生在河南南阳。

主角叫毕祺祺，是个90后法官。他妈冀廷梅，一个曾经带着乡亲们搞玉器市场发家致富、拿过各种表彰的能人，突然就成了“黑老大”。

连带着十几个亲戚，咔嚓一下，全进去了。

毕法官觉得这事儿不对劲。母亲冀廷梅搞的市场，商户们交管理费，按材料里的说法，七百多个商户都站出来说“我们自愿的”，没觉得被强迫。可警方不信，非说这就是强迫交易，是涉黑，还放话威胁证人：

“你港片看多了，以为请律师有用？”

甚至连律师都被围堵，被称为“假律师”。

毕法官寻思，别人不顶用，亲儿子总得上吧。刑诉法和司法解释写得明明白白，法院工作人员可以给近亲属当辩护人。这在法律圈，基本算道送分题。他把申请递到南阳淅川法院。结果，法院拿着这道送分题，愣是做成了一道：

奥数压轴题。

苦思冥想了一个多月，法院就是不给答复。上一级法院也打太极，“等回复。”

一个法官，想在法律框架内救自己的妈，发现自己被自己服务的系统给“等回复”了。这扇门，对他这个“内部人”都关得严丝合缝。

毕法官心里苦，但估计说不出。他爹妈被抓三年，他一直试图在体制内沟通，结果发现，越温和，越容易被当空气。

这扇门背后，可能藏着法院的难处。最大的难处，也许是怎么在不得罪某些力量的前提下，把程序走得像那么回事。

毕竟，南阳这案子，怪事不止一桩：七百证人不如几句恐吓，律师阅卷难，看守所玩失联，案子还能拆开审：

程序正义？那是什么，好吃吗？

所以，毕法官能不能给他妈辩护，这真不是法律问题，南阳法院在等什么？等风头过去，等大家忘了，等冀廷梅家属自己放弃？

毕法官的遭遇，像投入水池的一块石头，激起的涟漪不止一圈。

第二幕，舞台转到浙江温州苍南。

这里有个更魔幻的角色，叫王建东。他身兼被告人何华芳的丈夫和“被害人”双重身份。你说这剧本写得巧不巧？

更巧的是，王建东作为“被害人”，想在庭前会议说句良心话：“我没被骗，没损失。”

法院直接给他来了个指令，不准说你没被骗，也就相当于说：

你只能支持、赞成、同意检察机关的意见。

任何不同意见，免谈。

这操作，让人梦回古代公堂——“大胆刁民，还不从实招来？不招就大刑伺候！” 

“兼听则明”的老话，看来没传到苍南。他们可能觉得，司法效率更重要。什么叫效率？就是大家都别废话，跟着检察院的调子走就对了。

王建东的律师想较真，提了管辖权、证据、公开审理这些基础问题。法院更干脆，直接把这些定义为“辩护意见”，然后以此为由：

剥夺了律师的出庭权。

这逻辑闭环了：被害人必须同意检方，律师质疑就是捣乱，捣乱就别来了。齐活。

所以你看，有时候，“被害人”这顶帽子，是你想摘都摘不掉的。你明明没觉得疼，有人非按着你说：

你疼，你必须疼！

第三幕，舟山中院。

九旬老母何英，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要给儿子林军丞辩护。儿子被控敲诈勒索，说是跟舟山首富和海航讨债讨成了敲诈。老太太不信。

法院规格挺高，常务副院长亲自坐镇。一开始也挺客气，法官同意老太太当辩护人，口头也答应了可以复制案卷。

老太太心里刚热乎一下，没想到院长王良军发话了：

“不允许复制，只能在阅卷室查看。”

法条上白纸黑字写着，亲友辩护人“经法院许可”，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关键就在这“经法院许可”五个字。

解释权，看来牢牢掌握在院长手里。

于是，九旬老太太，得在十五天（扣除周末只有十来天）的庭前准备期里，每天跑到法院，一个字一个字地手抄堆积如山的案卷：

这哪是辩护？这是对老太太进行体能极限测试。

法律给了权利，现实砌了堵墙。这墙不高，但对一个90岁的老人来说，就是天堑。最终辩护效果如何？大概率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你看，法院可以让你辩，也可以让你辩不成：

手段多得是，总有一款适合你。

第四幕，视角拉到更宏观的律师群体。

安徽蚌埠司法局灵机一动，给律师们发了个专属“健康码”。以后，律师事务所出函，必须带二维码。法院、检察院、公安一看：

蚌埠律师，请出示您的二维码。没有码，对不起，您的业务我们不受理。

美其名曰，“压实律所管理责任，减少私自收案收费”。

这码，仿佛成了律师执业的紧箍咒。以前是认章不认人，现在是认码不认人。万一系统抽风，或者信息录入稍有差池，律师们就得在办事窗口前，体验一把“码到成功”或“码上失败”的刺激。

下一步，是不是要搞律师执业行程码、大数据轨迹追踪？想想都带感。

最后一幕，必须得提提“刑辩不过山海关”的新注脚。

辽宁阜新，退休法官刘学慧被控“滥用职权”。二十年前，他递交审委会后，按院领导指示给一个重病犯人办了取保候审。如今，领导隐身了，他成了背锅侠。

辩护律师李进、杜明怀想调取当年的关键卷宗，法院说：

“没有必要。”

开庭时，律师想发言，刚说几句，法官就开始警告。李进律师讲了十分钟，一次训诫，直接被请出法庭。下午，杜明怀律师更惨，五分钟内，八次警告，一次训诫，也被请出去了。

辩护席空了。法官问被告人刘学慧：“你是自己再请律师，还是我们给你指派法援？”

这效率，啧啧。

律师的作用，在这里被压缩到了极致——大概就是来证明一下“我们开庭了，有律师在场（过）”。

刘学慧想喊：“我要我的律师！” 但声音，可能飘不出那个“没有必要”调取证据的法庭。

把这些碎片拼起来看，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法律条文写得越来越细，程序规定越来越全，但实践中，那句“我审故我在”的潜台词，似乎总能压倒一切。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有时像个巨大的黑洞，把本该属于公民的权利悄无声息地吸进去。

南阳的毕法官还在等回复；温州的王建东被迫“同意”；舟山的老母亲仍在手抄；蚌埠的律师预备扫码；阜新的刘学慧面对空席…他们都在各自的剧本里挣扎。

这出戏演到最后，主角光环似乎只打在那个高高在上的“我审”之上。至于其他人？无论是想说话的律师，喊冤的家属，还是试图自证清白的被告，剧本给他们的最终指令往往异常清晰：

你辩故你滚。

法槌落下，有时宣告正义，有时，也像重重关上的门。门外的人，看着门里模糊的光影，心里五味杂陈。至于那杆叫“公平”的秤，秤砣可能早就被锁进某个保险柜了，毕竟，当存在感依赖于审判的绝对权威时，异议的声音，自然就成了必须清除的噪音。

古老的铁门变成了如今更精密的玻璃墙，看似透明，却更难逾越。开锁和关门的手法确实越来越艺术化了，但最终指向的目的地，好像从未改变。然而，铁屋子纵然造得再精巧，密不透风，那偶然从门缝里泄露出来的光，或是几个清醒者绝望的呐喊，也足以让外面的人窥见几分内里的景象。毕法官的奔走，何老太的抄写，被逐律师的背影，还有那七百位证人的发声……

这些并非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它们是刻痕，是印记。

当“我审故我在”成为一种傲慢的宣告，“你辩故你滚”成为一种粗暴的驱逐时，总有人会记得，总有眼睛在看着。或许今日的力量对比悬殊，公道看似遥遥无期，但正如黑夜里无法完全禁绝星光，至少，三月的这些喧嚣与被压制的喧嚣，让我们听到了沉默被打破的声音，哪怕微弱，哪怕艰涩。至于那杆叫“公平”的秤，它或许蒙尘，或许被藏匿，但总有人记得它应有的模样，并在寻找让它重见天日的机会。

写于2025年3月31日

前段时间司马南偷税漏税被查的时候，很多人狂欢，我在稿子里说这不值得雀跃，司马南这样的人，能混到一年光流量收入就几千万这种程度，说明“傻逼共振”非常给力。而在这种共振之下，一鲸落，万物生。一个司马南倒下了，自然会有千千万万个司马南站起来。

问题不仅在于司马南，更在于无脑的支持者。因为正是有了巨量的后者，才能让前者得到市场。换句话说，后者是前者的“土壤”。

我想说的非常简单：人们必须理性，才能制造出理性的土壤。人和土壤，两者不是谁成就了谁，而是相辅相成，是互相成就。有多少人愿意买单，就会有多少人前赴后继地制造他们想要的内容。市场从不缺逐利者，缺的是思考者。

小米su7这次的车祸事件，在网络上呈现了一种相反的状态，真正理性的探讨非常少，要么争吵，要么谩骂，互相攻击。

你能看到的是，两个阵营在开战，而不是两种态度在理论。两派人马杀红了眼，根本不是在分析事件，而是在捍卫各自的阵营，俨然一场网络圣战。

可关键是，什么人最爱这种混乱？

我觉得应该是“能掌控这种混乱的人”，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参与者都是“棋子”，你方人多又如何？他可以花钱买水军翻盘，也可以通过平台方翻盘，甚至合理合规的花钱买热度（微博上直接有这样的按钮，花钱买曝光量）。一百万，一千万，甚至好几千万，棋子是不可能拿出来的。可对于身价多少多少亿的人来说呢？那都不叫事儿。

因此，“棋子”是否不应该喜爱、推崇，甚至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去支持这种混乱？

这其实是很难的，大家谁都不服谁。凭什么我可以说你的话不理性，又凭什么你可以说他的话不理性？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己是理性的，他人是个白痴。

所以，巨难、无解。纯粹的理性，和理想国无异，是纯粹的天方夜谭。

也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以及做自己。

你就是你自己，你属于哪个阶层，就是哪个阶层，先接受这是现实，再来看待问题。而不是看小说，去幻想自己是小说主角，然后说自己认知范围之外的话，因为你没有在其他阶层的圈子里生活过，他们的输出，能更容易的混淆你。

要知道，没什么不能伪装。

我昨天的稿子谈论小米su7事故，其实相对而言已经很中立的就事论事了。但有的评论依旧认为我“污蔑了雷军”，骂得污秽不堪，连系统都看不下去，直接给他屏蔽了。

可事实上，有吗？我污蔑雷军什么了，我只是我没有舔他，只是就事论事，这就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把自己代换成了雷军，觉得我关注了你，我看了你的文章，你竟然不站在我这边？

这不就和看小说一样么，然而，大家都只是路人甲乙丙啊！

倘若你以“做自己”的态度看的昨天那篇稿子，那么绝不会认为我在污蔑雷军，认为我在说小米如何如何。相反，你可能觉得我还夸了小米两句，夸他们这起事故后，热搜上挂了一大堆的词条，让人们议论，质疑。

什么意思呢。

你不理性，那么不理性的内容就会输出给你。你幻想自己是小米的老板，那么适配你的内容就会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如此，类似的输出便铺天盖地。土壤自然而然的变了。

相反的、对小米憎恶的内容和拥趸也是这般。

那么此时，在一个不理性的环境中，在一个不能好好说话，好好讨论的地方，当事方也会自然而然的开始，慢慢变化。

我刚看了一下热搜上“雷军回应”的评论区，清一色“雷总”，全都是好话，仿佛这两个字就是标配，所有人都认可小米，以及在这起事故里完全站在小米一方。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呀，小米方就算脑子被门夹了，也不至于如此离谱吧。

但小米却这样干了。因为这样无脑可笑的手段，正好适配那样疯狂偏执的市场。

既然市场需要无脑，那对小米而言，理性可以去死了。

最后还是我昨天稿子结尾类似的意思，拒绝理性，为疯狂和无脑添砖加瓦，就是在倒逼着土壤，越来越贫瘠。

而这个现实，正在雷军的评论区，开始上映！

CDT编者按：据网友反馈，该文在微信平台遭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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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胡耀邦

“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最终在历史上站得住脚，我不能为了少挨打少受苦就胡说八道，让别人多少年后指着我的脊梁说我软骨头，我不能这样，我觉得我们党不会是这样的。写那些大字报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们党最终绝不会这样的，最终还是会实事求是的……”

多么纯真，多么真诚的老爸呀！

胡德华

实际上我跟我爸的互相交往互相交流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们兄妹基本都是跟外婆长大的。为什么我跟爸妈交流的少呢？说句笑话，因为我大哥是个男孩，当有二哥的时候就特别希望是个女孩，但又是个男孩，我快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太原前线作战，我妈妈在石家庄，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用攻坚打下来的第一座坚固设防的城市，我妈妈当时是在晋察冀贸易公司工作，恰巧公司总经理是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栗战书主任的叔爷爷栗再温，栗再温最后是山东省的副省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 9月因提出保护国家文物的意见，被红卫兵批斗。我估计是为了保护孔庙，砸烂孔庙孔府孔林的是，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为司令的红卫兵。11月，被非法关押，曾愤语“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1967年2月受尽迫害含恨去世，时年59岁。

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前线电话里就问，男孩女孩啊，我妈说，是男孩。我爸大失所望就说，行了知道了，我忙，这次我就不回去看了。所以我自打出生就跟他没有什么交往，他忙他的工作。我妈当时在北京国棉一厂，在现在的东四环路十里堡青年路一带，现在开车觉得很近，可是当时要从灯市口家里走两站地到沙滩，乘坐12路无轨电车到红庙再换乘郊区公交车，很远，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我就只能在托儿所一直上全托、小学高中都住校，1966年6月，刚上完高中一年级的课程，就不得不参加文革了，1969年2月在文革中就参加工作了，分配在北京市政二公司当“壮工”修马路。听这工种名就够吓人的吧，就是卖力气的，因为当时国家生产力落后，没有什么施工机械，全凭人力。当年我们的定量是一个月49斤粮食，绝对是重体力劳动。其实我后来才体会到工宣队的师傅对我是非常好的，当时我们学校高一留在北京分配工作的地方有我们北京市政二公司，房修一公司，木城涧煤矿，窦店砖瓦厂，和清河毛纺厂。听同学们讲，窦店砖瓦厂原来是劳改犯工厂，职工一个月的定量是79斤粮食，那就得是重重体力劳动了。新修马路一般都是在没有人，没有马路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们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地方现在叫燕山石化，我们那会叫东方红炼油厂，当时周边所有的名字都特别响亮，一起的还有曙光化工厂向阳化工厂等等，我们在周口店，就在北京猿人附近，离家非常远，两个礼拜才能坐运石料运渣土的大卡车回家一次。

真正跟耀邦书记有所接触交往比较多的时候，恰恰是在文革当中他被打倒的时期。可以这么说，第一次初步认识他是在1966年的9月30号，那是我终身不忘的日子。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6月10号左右，受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共青团系统的工作组，进入到北京市各个中学，指导中学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下午三点开会，主席台上从左起依次坐着李雪峰、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李雪峰主持会议，发言次序是邓、周、刘。刘少奇在会上讲：“你们问我: 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也不知道。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最后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哪知话音刚落，万人大礼堂里所有的灯光突然全部点亮，主席台身后巨大的幕布徐徐拉开，后面整齐地站立着代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的所有成员。文革积极分子们被眼前的突然一幕惊呆了，但是片刻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伴随着掌声，毛主席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旁若无人地从舞台一边走出，在舞台前来回走了几趟，向到会的文革积极分子们招手致敬，跟本就不理睬在主席台就坐的刘少奇等人。由于毛主席是刚刚横渡了长江 精神状态极好，高大魁梧 红光满面 神采奕奕……，毛主席的对台戏把刘少奇等人都耍了，刘少奇他们在主席台上惊得目瞪口呆 坐立不安。

这下刘邓代表的党中央可尴尬了，中央文革一点不给面子，顺势拿下话语权宣布：毛主席从来就没有派出过一个工作组，工作组镇压学生包屁坏蛋，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即日起从各个学校如数全部撤出，镇压学生绝没有好下场云云。毛主席夫人文革旗手江青的火力更猛战斗力更强，歇斯底里的大叫：“革命不要保姆，工作组滚回去”。

各中学已经打倒了学校党委，现在又撤走了工作组，红卫兵造反派们可是不得了了，比照着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无拘无束的到处批判打倒所谓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到处抄家造反破四旧毁坏文物，逐步演化成血腥的红8月。

到8月13号北京工人体育场开了一个10万人“声援外地造反派批斗小流氓的红卫兵大会”，当时北京中学工作组撤销后，整个形势就非常紧张了，开始出现炮打团中央的大字报。那天我也也骑着自行车，从清华大学一直骑到工人体育场去参加大会。大会前段是兰州大学造反派控诉省委书记裴孟飞，马继孔所谓镇压文革的“罪行”，批斗小流氓等等，最后一项是李富春讲话，李富春当时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党中央书记处是负责工青妇的书记，在大会上他说：“我代表党中央宣布，团中央书记处三胡一王，停职反醒”。三胡是指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一王是指王伟，当时我脑袋嗡的一声，后面还讲什么，我也没听见了。宣布完后周边的小将们就拼命鼓掌，然后就散会了。散会的时候我们往外走，看到我们小学低我一个年级的一个同学，忘了叫什么名字，我问他，你是育英小学的吧？他说，对。我说，刚才李富春说什么来着，我没听清楚。他说，宣布团中央书记三胡一王停职反醒呀。看来这是真的了，千真万确不会有假了。我生怕会出什么事，就赶紧骑车往家赶。那天是8月13号，是红八月，就是所谓的红色恐怖时期非常非常乱，无法无天没有抶序没有安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就是8月5日被红卫兵刚刚打死，北京市大兴县还发生了屠杀几百名地富子女的血腥暴行，……江青还传达了据说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光荣”。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打人都没有关系都有道理，好担心呀。我记得到家就七点了，天都快黑了，我急急忙忙还没有到他房间，就看到有很多不认识的年轻人，我爸也在里面，从走廊里急急忙忙的往外走，我赶紧追上去说爸爸，爸爸你吃饭了没有？他也没有理我好像根本我就不存在，直直地默默从我身边走过去，周围的一大群人也没有一个答话，太吓人了。怎么搞的，难道我这是在梦境中吗？

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回来，实际上是被关押起来了。那是1966年8月13号的晚上，他被关到团中央办公楼4楼，团中央书记处张超书记的办公室，张超书记在1968年伟大领袖宣布“群众专政”的日子里，造反派逼迫他揭发耀邦书记被凭空捏造的“罪行”，他血气方刚怒不可遏，痛斥造反派的无耻谎言，最后悲壮自尽，以自己45岁的年轻生命，保护自己的同志，捍卫实事求是的信念，抗议黑白颠倒血腥无耻的文革。在被称作右倾翻案风的1975年7月，耀邦书记对我的好朋友张叔叔的儿子张陆平说；“张超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乱说话，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办公楼是用全国几千万共青团员们的团费建立起来的，文革当中被北京卫戍区所占据至今，理由是那里离天安门近，便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看到要耀邦书记的时候，实际上是被造反派革命小将们押走的历史现场。从那以后就没有了消息，他已经被停职反省，从各方面陆续听到消息，我也到团中央机关看他被批斗、殴打、侮辱、示众，我心里在流血，所有大家能想到的殴打侮辱都在他身上实行了。那些日子，办公楼后面的空地上，每天每时都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所有人怀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心情参加和围观批斗现场，其中也有很多人，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围观清政府杀害革命者那样幸灾乐祸，暴行给他们带来莫名的兴奋和快感。

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1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看押他们的红卫兵认为都是因为这些走资派，错过了接受伟大领袖他们的红司令的神圣检阅，于是把一腔的邪火都发泄在他们身上，红卫兵们拿着军用皮带和能够找得到的凶器，像法西斯强盗般疯狂地殴打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而现在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人。

他很早就一直需要安眠药需要香烟，团中央每次都会通知家里准备好我们给他送过去。我记得当时一直都是在北京医院拿药，一种是速可眠，一种是巴比妥。在医院里医生司药每次看到处方上他的名字就喊：胡同志来了没有？胡同志……“来了，来了”，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窗口，司药看看处方，又看看我问：你是来给胡同志来拿药的吗？我使劲点点头说：是的，我是他的儿子。司药双眼充满柔情和怜悯，脸上却不动声色，一本正经地说：拿好药，回去好好照顾病人身体，按剂量按时服药，听懂了没有？我怎么能听不懂呢？我忍住泪水，只感觉一股暖流往上涌，他们始终不说出他的名字。我好感动，我再笨也能感受到医生司药们的良苦用心，享受着他们这片刻的宝贵的善良，同情和关爱、机智和无奈。即使在一片肃杀的疯狂恐怖的红8月，人间还是有真情在，他（她）们鼓舞着我勇敢地面对文革中绝望的惨淡人生，我永远感谢并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善良的不知姓名的好人。

文革前他一直是抽中华牌香烟，小学时我就经常带同学在他房间的纸篓里捡他抽过的香烟盒，叠三角摔三角拍三角。他被关起来以后的某一天，被红卫兵的野蛮私刑打坏了身体，被团中央筹委会的好心人送到北京医院。他病房的对门就住着当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他们都很熟。因为这一切来的太突然，仓促中就没有带烟，他忍着伤痛走到廖鲁言病房说：廖部长，有烟吗？请给我几支。廖鲁言部长默默地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从抽屉里拿出一包大中华，塞到他手中。

几天后他又回到团中央机关继续接受批斗，就交代我以后不要再买大中华，要买大前门香烟了。一开始是带锡纸的3毛1一包的精装版，后来就要我买不带锡纸的2毛9一包的简装版，最后就改成抽两毛一一包的恒大牌香烟了。

9月30号上午，团中央革委会筹备小组又打来电话，说你们谁在家呀？我说，我在，他说你来接你爸回去吧。我说，太好了，是要放人了吗？他说，不是放人，因为马上到十一了，我们革命造反派也要放假休息呀，没人管走资派了，你接他回去吧，在家里待三天再送回来。

然后我就骑上自行车，在团中央门口看见他一个人走出来，快两个月了，我一看到他单薄瘦弱的身影，眼泪就止不住地往外涌，他走到跟前严厉地说：哭什么？这么没出息。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哭，可是……反正……语无伦次，索性干脆让眼泪流个够吧。然后就要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接他回家，当时车费我记得是两毛五分钱。因为他的工作用车被造反派占用了，他的车是苏联产灰色的吉姆牌轿车，三排座，听说当时全北京就这一辆灰色的，而且还是苏联列宁共青团第一书记谢列平送给他的。到了家里我给他做了我有生以来第一顿中午饭。因为我一直住校吃食堂，也不会做饭。家里原来一直是我外婆操持家务，有炊事员还有我奶奶。后来我才知道我外公原来在李宗仁第五战区任国军的旅参谋长，打完台儿庄战役在撤退中失踪了。2015年去台湾旅游，我还去忠烈祠去找，看看有没有我外公的名字，结果也没找到。我问讲解员，他们说当时打完台儿庄很仓促，消灭鬼子后敌人很快又围了上来，部队立即突围，建制也乱了，在撤退时失踪是很常见的。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和围歼，所以才有了蒋介石命令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的惨剧。后来学历史的大哥讲，过去有文化的人除了姓名之外，还有表字，还有号，也许忠烈祠里有他的排位，但是我们不知道。由于我外婆就被认为是国军军官的家属了，在红八月时造反派要求给遣送回原籍安徽宿县。当时送外婆上火车的是我大哥，外婆是基督徒，上过私塾识文断字知书达理，反过头来还安慰大哥说，过去我们老高家确实是地主，后来家道中落，流落到符离集，就是出烧鸡的地方，解放后成分是城市贫民，我会开证明回来的，你们都不要怕。外婆收拾行李的时候，各个一定要带一床被子走，大哥非常不理解，外婆说我要在被子里藏一些钱，缝起来。其实我们家一直都是月光族，妈妈在北京黑市委纺织局，更早被关押，在各个工厂被批斗。当时家里只有爸爸被关押时没有月光，被扣发的两个月的工资400块钱是家里的全部家当。大哥说外婆你年龄大了，再说现在的造反派无法无天，你藏到哪里都没用呀，于是作罢。在火车上，外婆的对面是一位解放军，看着大哥不放心的样子就说：你放心下车吧，一路上我会照顾老人家的。在符离集家乡的父老乡亲和干部，当时还是很有良心实事求是的，很快开好了证明，是城市贫民，大概一个月左右外婆回来了，信心满满地把证明交到了街道委员会，终于暂时安全了。

家里都没人了，炊事员工作人员也都撤了，只有我70多岁的老奶奶受到惊吓躺在床上，说厨房里还有些挂面，你下给你爸吃吧。这可难为死我了，我什么时候做过饭呀？我哪里会做呀？可是不做又怎么办呢？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饭，第一次做饭就是给耀邦书记做的。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做，也没有人可以问，就想着别人是怎么做的，要烧开水，要把挂面放到水里，切了点菜叶，还打了两个鸡蛋。当时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先烧开了水再下面条，结果加满凉水后就下挂面了，鸡蛋也打进去，然后就盖上锅盖闷起来，等了半天水也不开，等开了锅一看，咦，鸡蛋怎么没有了，后来知道是散了，反正是乱七八糟的一锅，就跟我爸一起吃。我问他，还可以吗爸，他说，不错，挺好吃的。（后来我估计可能是大家都饿了，也可能是鼓励我）这是我这辈子平生第一次做饭，做的是看不见鸡蛋的鸡蛋菠菜面条。

吃完饭，没有别人我就陪他说话，那是我第一次正八经地单独跟他聊天。我刚坐下爸就指着我说，要不是担心你们这几个孩子，要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早就豁出去了，一定要到毛主席那里去问问他老人家，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要这么搞？这么野蛮，为什么要搞人身侮辱？为什么要任由红卫兵任意动用私刑？我说，爸，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我们都知道甚至我都看到了，可是你应该“正确对待”啊（这是那会的报纸语言）。他说，这么对待干部，这么对待人，这么无休止的殴打、羞辱，用各种变着法儿的刑罚折磨人是不对的。我说，爸你可别这么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就是要把土豪劣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而且就是要给他们戴高帽子来游街。那都是毛主席讲的，都是革命行动呀。他听后说，你知道毛主席还讲过什么吗？我说，那讲的可就多了，我哪知道你想要我说什么呀？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我说，那我当然知道了。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最后一条是什么？一下子我还真说不出来，我就在心里默默的唱到最后，说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呀，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他说，对呀，可是为什么不许虐待俘虏兵呢？还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呢？我说，那我哪里知道呀，反正就是这么规定的。他说，我们原来跟敌人打仗时候，对方拿着枪就是我们的敌人，但是当对方投降了放下武器了，原来的敌人这时就是俘虏，就不是敌人了，他前面的那个定语“敌”字就没有了，他就只是一个“人”。对于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要尊重他做人的最基本的权利，要尊重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中国古代不是也讲“士可杀不可辱”嘛？我们优待俘虏是表现出我们共产党人更高的胸怀。“可是，那也不管是什么阶级吗？”他坚定的对我说“对！不管他是什么阶级，都要作为人来对待。”我那会还不满十八周岁，我们当时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对待敌人就是要狠要仇恨。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不同的声音，甚至公然跟“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都不同，感到非常震撼。

后来我就听见有人按大门铃，我就跑出去，那会其实大门都是打开的，因为那会武斗、抄家、批斗都是常态，人命也不值钱，说打死就打死了。我一看进来四个老高老高的解放军，把我吓一跳，我问你们来干嘛的？我以为又来抄家了。他们问，这是胡书记家吗？一句胡书记就让我直到今天还感觉心里特别温暖，因为那会造反派的脾气没有人这么尊重你，况且还是被红卫兵造反派封为了走资派，都应该是横眉立目，打打杀杀的。我说，是，你们找谁啊。他说，我们来看看胡书记。我觉得特别和蔼，就带他们进去了。

我说，爸有人来看你了，不是来批斗的。他们依次握手说，胡书记您好。我爸疑惑地说，你们是哪里的。这四个解放军说，我们都是军队院校的，现在十一放假，我们特别不放心，特意来看看你。因为当时没有人说这么温暖的话，当时我爸也特感动，他就问，你们都是谁啊。为首的大个子说，我叫秦铁，我是秦邦宪的儿子。“哦”第二个说：我叫袁勃信是海军袁也烈的儿子，“噢，大革命时期的老资格哟。”第三个是我们当时国家体委副主任黄忠的儿子黄安生，“好啊，我们是邻居呀”都是革命的后代战友的儿子，所以气氛就轻松多了。到了最后一个我爸就问你是谁呀？他说我父亲没有什么名气，你一定不知道的。我爸说：那可不一定，你说说看嘛，他说我叫杨晓明，我父亲叫杨春茂。我爸就说：哎，杨春茂我怎么会不知道呢？然后用食指着自己的鼻子，开心神秘而调皮地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专做审查工作的，你爸爸是七大代表对不对？七大的每一位代表，都是我们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审查通过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于是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后来我知道杨春茂在燕山石化当过老总）

我爸说，你们父亲我都认识，而且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原来是咱们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而且记忆力超强，过目不忘，他熟悉每一个干部，所有干部的情况他都烂熟于心。后来我想兴许这也是他后来做了总书记，配备干部得心应手的原因吧。难得大家的好心情，于是就看他们天南海北的聊，聊完了，我就送他们出门。

回来后，看到爸爸还沉浸在多少天都没有的轻松愉快的谈话气氛中，就焦急地说，糟了，糟了爸，这个秦邦宪不是博古吗？我爸笑着说，哦，你还知道博古就是秦邦宪。我说，我当然知道了，这些毛选里都有。我说：爸，这王明博古不是都是坏人吗，咱们应该划清界限才对，你怎么还跟他们谈得这么好呢。我爸本来还挂着微笑脸，一下子就凝固了，拿着香烟的右手停在了半空中，好长时间沉默着。我还不知深浅地继续说，现在报纸文件，还有《毛选》里都说，王明博古都是坏蛋，他们反对毛主席，丢失了根据地，让革命受到了巨大损失……..他默默地，但是异常严肃地听着我说，可能一直在想怎么回答我这个又懂又不懂的半吊子，既要让我知道真实的历史，又不能让我因言获罪陷于灭顶之灾。他知道，我们家这胡老三直性子嘴巴不严，肚子里存不住东西，老爱乱说，他眼睛看着远方，最后他一字一顿地说：你要记住，博古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高级领导人。我又一次被震撼了，怎么说的跟当时广播里、报纸上甚至跟毛选里都不一样啊，我还真不知道博古是高级领导人，我只知道他是坏蛋。因为博古，我们党我们中国革命受了多少损失，但是我爸却非常尊重他。从这以后我就特别注意我爸，注意他的观点，就不再人云亦云了，这是我第一次朦朦胧胧地认识了他。

因为在延安他一直是在八路军做组织工作的，所以在文革中，我看到找他做外调写证明的人非常多，甚至还有很多他不认识的人也来找他。他就非常和蔼地跟来人说，我不记得你呀。来人说：是的，我们没有单独见过，可是我听过你在抗大作报告，我就记得你。爸说：那你应该找你们学员队的领导，像队长呀，政委呀，给你写证明材料才对。来人说：战事紧张很多都不记得了，有的牺牲了，有的现在被关起来的，被打倒见不到的，在位的也有不肯管我们不愿意见我们的，没办法就只能找你了。于是他就和来访者一起回忆他所在单位的领导，并认真帮助联系，实在回忆不出来联系不上的，就亲自动手写道：在我担任什么什么干部负责的时候，没有审查出他有什么问题等等。这就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冤假错案。这一时期我看到每隔一段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都堆积有2，30公分用复写纸写就的报告和证明材料，文革后听说一共有好几大纸箱子，说可能都在团中央档案馆或者是在中央档案馆，也可能几次搬家失散了，那就可惜了。

但是我也看到他对那些造反派要他写假材料假证明，要他造假做交易时，却是一点不客气一点不买账的，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甚至跟造反派拍桌子瞪眼睛对骂。大概在1967年2月的某一天，突然来了一大帮带着红领章红帽徽的解放军冲进我们家，着实把我吓了一大跳，一个个膀大腰圆，横眉立目，他们毫不顾悸地破门而入，进了院子就旁若无人地大喊大叫：这是走资派黑帮分子胡耀邦的家吗？我赶紧跑出来才知道，那是北京军区体工大队的造反派，都是些踢足球打篮球的，他们也不系扣子披着军大衣，目中无人地横着就进来了。推门就厉声呵问耀邦书记：你老实交代，你跟贺龙是什么黑关系，他是怎么反对毛主席的？耀邦书记一开始还礼貌地让他们请坐喝水，请他们好好谈问题。结果这些解放军造反派大耍造反派脾气始终是大喊大叫，无理取闹，于是耀邦书记索性也不理睬他们了，并投以鄙视的目光。这下那些造反派们被激怒了，拍着桌子大喊道：贺龙是土匪，到今天你还敢包庇他。耀邦书记终于也按捺不住了，也一拍桌子大吼道：贺龙同志是共产党员，是共和国元帅。造反派们一怔，可能还从来没有见过走资派竟然还跟还敢跟他们拍桌子对骂，说，江青同志都说贺龙是土匪，是军阀，中央文革都给他定性了，你还胆敢说贺龙的好话，你就是十恶不赦的走资派。耀邦书记依然对他们的乱吼乱叫报以轻蔑的目光，这时一个造反派，抛出一个自认为是王炸的重磅炸弹，大喊：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反革命分子杨勇是你表哥！他要配合贺龙搞二月兵变，你敢抵赖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将军，在1月份就已经被中央文革无端打倒，按当时的风气，每个人都要划清界限，都要摘清与被打倒人的关系。

造反派等着耀邦书记回答，沉默了难熬的感觉却是漫长的几分钟后，耀邦书记平静地但是严肃地问，你们了解你们的司令员吗？你们了解贺龙元帅吗？杨勇司令员出生入死，负了多少伤你们知道吗？你们都认为杨司令不苟言笑样子很凶，那是因为他面部受了枪伤，不能像常人那样笑了，他昏迷了多少天你们知道吗？还给他们讲贺龙元帅对八一南昌起义对我们人民军队的巨大贡献，对革命战争的巨大贡献。那些造反派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我们人民军队如云将星的传奇经历，加上耀邦书记出众生动的演讲口才，造反派们听着听着就听入迷了，喊叫声也听不见了，等走的时候还一一握手，还说，耀邦同志，对不起啊，我们有空还来看你。

等他们走了之后我才敢进去，他说，你都听到了。我说，我当然都听到了，你们吵得那么凶都把我吓坏了。他说，你没事就坐坐吧。我坐下后说，爸，你别跟这些造反派硬顶，他们可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现在满街的大字报大标语都是打倒贺龙的，都说贺龙是土匪。这种情况下，你就说他一句是土匪也没关系，我想没有人会计较的，那样你会少吃好多皮肉之苦呀。

他一番唇枪舌剑得胜之后，本来很放松地坐着，听罢登的一下就站起来说：你这么没有出息呀，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说，现在谁还讲历史考验，谁还在乎你真话假话呢，还是先保住命要紧，好汉不吃眼前亏。大家都在那里打倒贺龙打倒刘少奇，你救不了他，谁都救不了他们，谁还管什么历史不历史的。他说，这个不行，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最终在历史上站得住脚，我不能为了少挨打少受苦就胡说八道，让别人多少年后指着我的脊梁说我软骨头，我不能这样，我觉得我们党不会是这样的。写那些大字报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们党最终绝不会这样的，最终还是会实事求是的……多么纯真，多么真诚的老爸呀！

最近我看到有大学生在网上抱怨，现在大学的形式主义已经到了癫狂的状态。

我找了两个帖子，作为例子。

学生一的自白：

“我上大学后怨气异常重，你敢信大学生要每天早上七点要上早自习？？？晚上宿舍里面十一点半才安静得下来，每天睡眠时间也就七个多小时，特离谱的是还有自律姐六点起床晨跑，我每天都睡不醒，专业课老师不讲重点，水课学习委员和班长还帮老师抓逃课的。”

学生二的自白：

“现在大学的风气好压抑，快救救我们吧，我和我身边上大学的朋友没一个精神状态好的。

写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课、攒不玩的学分、除了一课还有二课堂学分，德智体美劳每个都要修够，不是在上课就是在赶去上课的路上，放了学还有作业，每门课都有大作业或小组作业，每节课都有点名签到，旷课达到一定次数这门课就只能重修了，学校的课80%都是水课，水课居然还留作业还贼多。杂事巨多上学上的头大，想自己学点有用的吧都被水课和作业和一堆形式主义毫无用处的东西挤占了。

上个大学感觉被榨干了。每天都在发疯的边缘。”

看完这些大学生的自述，我真挺庆幸自己读大学的时候，那么轻松自由——尽管我们那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形式主义的初步迹象，但相比现在还是要好很多。

这两年，关于校园形式主义的愈演愈烈，在网上已经形成一种广泛的抱怨和吐槽。

一开始，很多人抱怨高中生的生活太痛苦压抑了。

而后，这种抱怨蔓延到了初中和小学。

然后是大学。

再往后，蔓延到了教职工、围绕学校工作的所有人……

但凡与教育有关的人，没一个人不痛苦、不压抑，甚至都有种趋向于变态的感觉。去年我也写了文章，关于学生和老师寻短见的事件频发——当时大约连续发生了四五起，这还是我们在媒体中所能看到的。

当我们对这些现象已经感到麻木，我想问的是：形式主义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为何这一切无法被阻止？

我的答案，是过多的“社会管理控制欲”。也就是说，“要管一管”这个思维成了社会的主流，每一个人都觉得只有依靠管着，才能达到发展的目的，以及才能获得安全感。

好像只要一不管，这社会就彻底乱了，发展也无从谈起。

在这背后，其实就是上层管理者对于控制欲的无尽渴望与追求。

当我们谈论制度、管理这些话题的时候，我们往往认为那是一个机械化的东西，但事实上，制度和管理的背后还是人，是人性决定了管理方式。

所以，问题的根源也出在人性之中。

在一切都相对松弛的年代，人性总体来说也是有所不同的。管理者作为人性的一部分，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更倾向于“放手自由去干”而不是“跟着我指定的方式去干”。

比如说对待学生，那时候寒窗苦读更多是学生自己的事情，比较私人化。努力不努力全凭自己，老师也不会苛求学习之外的其他细节。

所以那时候价值观也更多元化，课后老师还经常跟学生混在一起打篮球什么的，大家都活得比较有“人味儿”。

在经济领域就更是如此了，在“放手去干”的年代，除了法律有限制，基本上再看不到什么其他规矩。做生意的人大展神通，将自己的各种奇思妙想融入商道，各种创新发明也层出不穷。

文化领域更不用说，没什么固定的价值观需要宣扬，各种各样百花齐放，只要创作本身是优秀的即可。

但后来，就逐渐变成了“按照指定的方式去干”。

“管一管”逐渐取代了“自己干”的思维，成为社会主流。背后则是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要试图抓住一切、控制一切，才觉得安心。

从经济上来说，是从自由经济发展到了产业经济，产业经济则是跟着“统一指挥棒”来的。指挥棒要搞新能源车，就全国各地上马项目，大家一起蜂拥而上，最后骗补贴、内卷都来了。

各地方的招商不再是因地制宜和花样创新，而是跟着产业指挥棒走。比如这几年在很多地方，没有挂上“高新制造业”这个边，你就别想被招商引资。

到了教育领域，就更是如此，“管一管”早就超越了分数这件事，而是拓展到了学生的一切领域、一切生活、所有时间。

如果没有每分每秒都盯着学生，似乎这些学生就要“瞎搞”似的。

所以发明出来各种各样的方式，严格监控学生，拴住他们的时间精力，让他们无处遁形、无处隐藏。让他们没有社交、玩耍、发呆、疯疯癫癫的机会和空间。

学生不需要人味儿，他们在管理者眼中只是机器。

教职工也一样，他们是完成这个“无死角监控”的执行者，与此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了被监控者，要接受全方位无死角的控制。

于是，无穷无尽的报表、汇报、考核、检查就来了。检查者自己也疲于奔命，但又不能放松，于是形成了“每一层都累得半死怨声载道”这种状况。

“管一管”，成了一种深刻的恐惧感、强迫症，像烙印一样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

那么再往深了说，根源又在哪？

其实还是在于“层层检查”的这种对上负责制。往上追根溯源，你总能找到一个负责检查下一级的“领导”和“上级”，于是，从上往下就开始层层加码，每一级都不敢怠慢。

从社会人性上来说，也正是因为发展到了瓶颈期，所以管理者才试图抓得更紧、管控更多。但这其实是一个悖论——越抓紧，其实发展越受到阻滞。

当一个社会以“不控制就没有安全感”为基调时，发展进步就一定会停滞下来，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这一点。

如果想要依靠“多管管”就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那么结果注定只能是恰恰相反。

（全文完）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于2025年3月30日晚不幸病逝，享年77岁。朋友圈里，人们纷纷表达哀思，但我们知道，缅怀胡德华其实是因为感激胡耀邦。

1981年开始，胡耀邦主持平反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为55万“问题分子”正名。这些案件的受迫害者，终于摆脱了受歧视的地位，获得了平等升学、就业的机会。

平反冤假错案自非缘于其一人之功、一人之力，但他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胡耀邦，很多人不知道还要在屈辱、压迫中煎熬多久。作为那个特殊历史阶段的领导人，胡耀邦的历史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他不是完人、圣人，却是一个好人、真人。“活在人心便永生。”

今转载短文一篇，以缅怀胡氏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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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无事，常与朋友交谈。

聊的话题自然很多，天南地北，但大都离不开一些名人轶事。有一次，我问一位朋友：你还记得耀邦吗？

有些意外，他竟然反问我一句：耀邦是谁？

我顿时语塞，不知该说些什么为好。可仔细想想，不觉得奇怪，毕竟90年代以来的青年，还能记得他的肯定不多。

历史在不断前进。

但有些人、有些事，总有人记得。胡耀邦对中国改革有两大开创性功劳。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后人多评价胡耀邦的最主要功绩在于：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终成了改革的主体。

当然，做成这两件大事不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他出力最大，承担风险最多，且最有胆识，态度最为坚决，则是不争的事实。

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悄悄地取消了以“五类分子”为代表的贱民阶层。中国“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当时估计上亿。胡耀邦的这个功绩，不亚于林肯解放黑奴。

在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中，胡耀邦是一位悲剧英雄。而悲剧英雄在历史上的痕迹无疑更为深刻。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胡耀邦留下的这组数据，将永远被历史铭记：1978年改正4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同时，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对“土改”以后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富、反、坏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是被打入另册的“贱民”。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并补发被减扣的薪水，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昭雪，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者，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多万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了一遍。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1949年以来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

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质疑胡耀邦改正得太多。对此，胡耀邦当即反问道：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太多？

已故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写道：

1994年，《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约我写胡耀邦，把题目都想好了，就是“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我一口应承。

1995年11月，耀邦诞辰八十周年，《炎黄春秋》登了我写的一部分，接着《南方周末》等几十家报纸也转载了。

但是要出书就很困难。首先和我草签合同要出书的是人民出版社，结果他们把稿子基本上编好之后，又自己废除了这个合同。后来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社长和一个编辑也到我这里来，我把稿子给了他们。几十万字的稿子他们三天就编完了，但后来出版社社长又向我表示：暂时不能出，要把我的稿子留他们那里，等等再说。等到什么时候啊？于是我到中央党校出版社把书稿拿了回来，他们还很舍不得。

书稿接下来送给新华出版社。在这个出版社帮忙的一个退休女同志孙维熙转请已离休的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看。冯健连夜看了，拍案大喜，说非常好，建议新华出版社领导赶快出版。

就在这种情况下，香港镜报创办人、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民先生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我的书稿。他1997年春天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住在北京饭店西边的贵宾楼，打电话给我，问愿不愿意把书稿给他，让他带到香港去出版。我当然愿意。

当年9月份就出了第一版，北京新华书店的内部书店也销售。书价是一本港币88元，流传到大陆内部来销售，是一本150多元，居然也一抢而光。

无论如何，胡耀邦都是中国当代历史绕不开的人物。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则真实刻录了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一个断面，它生动地再现了胡耀邦一生中最令人难忘和感怀的一段岁月。

电动车时代，车祸似乎具备不同寻常的意义。

成都有一位媒体老师去年夏天目睹一辆车燃烧，后面的几天他一直在关注新闻报道，然而什么都没有。

他自己也是开电动车的，这让他很焦虑：燃烧的是什么品牌的车？

新能源新锐们在舆论市场非常活跃，当然是指在删帖方面。另外，国产新能源还有一层意义，它是爱国的象征。

“国产”和“特斯拉”构成一对相对应的“概念”，背后甚至各有一套观念的体系。

这次小米SU7电动车燃烧事故，3名从武汉去安徽考公的女生死亡。有一点倒值得肯定，小米公司很快证实是自家的车，并且表示配合调查。

当事人家属也在网上发帖：

我觉得最悲哀的是这样一句，“雷军，我还是你的粉丝，你必须给说法”。

这位悲伤的家属道出了这个时代的困境：粉丝与偶像这样一种新关系，不仅正在影响、重塑很多人的生活，也在产生新的悲剧。

如果他购买汽车，是出于品牌或者价格，都更好理解。如果他仅仅因为喜欢雷军就选择小米汽车，这种“多余的情感”所造成的伤害，又该如何抚慰呢。

过去一段时间，雷军是网上最火的人，他几乎每天都能上热搜。看上去他能应对自如，甚至体会到这是一种新的生产力。

前一阵子有一个段子：雷总以前的友商是华为、OPPO，现在的友商是奔驰宝马，以后的友商是王一博、肖战……

各路大V都纷纷转发。这也许不是小米公关的主动作为，而是一种自发的合唱——因为这种合唱，雷军才偶像化，甚至开始意识形态化。

但是恰恰这种“合唱”才是危险的。

它造成某种新型的消费者，人们产生购买，不再是主要基于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一个人、一种意识形态乃至情绪买单。

“我还是你的粉丝，你必须给说法”，这句话真正的重点是“还是”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强调的是一种特别关系，一种“粉丝特权”。

这是真正的“无权者的权利”，粉丝为偶像而狂热，也就天然认为偶像的一部分是“自己的”。

这是整个事件中特别让人悲哀的一面。

近日，美国年仅20岁的网红IShowSpeed（本名Darren Watkins Jr.）了开启中国行，他在多个城市的直播引起了广泛关注。Speed在YouTube上坐拥3700多万粉丝，他的直播风格比较夸张，喜欢极端化的情绪表达，因此被很多中国网友戏称为“甲亢哥”。Speed到达中国第一天就在上海连续直播了6小时，全球有上千万人观看了直播。在直播期间，Speed不乏与中国民众有许多亲切友好且松弛的互动，整体氛围良好。直播也呈现了许多中国社会的积极层面，比如在地铁中直播讯号良好、中国国产电动车令人震撼、饮食与娱乐体验多样化。这让许多外国观众到了现代中国的发达、活力与便捷。官方媒体对此盛赞“打破了西方的固有偏见，向世人展示了真实的中国”、“直播6小时，粉碎了几十年的反华宣传谎言”。

Speed最早被许多中国网友所熟悉，是因为他在一场直播中听中国歌手张伟的歌曲《阳光彩虹小白马》，他误以为歌词里频繁出现的“那个”是“尼哥”（对黑人的侮辱性称呼），进而在直播间直接破防、当场暴走，将节目效果彻底拉满。许多中国网友将之戏称为IShowSpeed的“中文启蒙神曲”。虽然Speed本人也知道这是一个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恶搞梗，但他还是多次参与玩梗以制造最佳节目效果。例如，当Speed最近在上海外滩时，有粉丝出现用萨克斯为他吹响《阳光彩虹小白马》，他也激动地加入互动。而在上海著名的相亲角，也有一位年轻女孩主动献唱《阳光彩虹小白马》。但随着该梗越发频繁的出现，曾有网友表示担忧“这种把无知当有趣的抽象行为，真的好吗？”与此同时，也有网友将之过度拔高，称这种行为其实是“将敏感的种族议题转化为了无害的文化符号。”

3月26日，当Speed所乘车辆行驶在北京街头的时候，他突然遇到一位粉丝高喊“习近平向你问好”，这导致了国内多个相关直播间（转播）被封禁。有网友调侃“每个中国人其实都懂得如何爆破直播间，以及如何发动恐怖‘习’击”。而这也意味着Speed通过实时直播的方式与观众互动时，并不能完全掌控节目的内容。这种随机性内容一方面是他节目的特点与魅力，另一方面也可能使节目朝着他无法预见的方向发展。

3月31日，当Speed在成都直播时，一位cos装扮的女孩（游戏《蔚蓝档案》中的角色）出现在镜头前对他说：“我是种族主义者，我恨黑人，我是黑人杀手，但是我喜欢你的女朋友，因为你的女朋友是白人，我爱她。”她的话让Speed听后一脸的不可置信，随即扭头进入车内并表示“这太地狱了，她在说什么啊？”

而当Speed的车辆行驶在成都春熙路附近时，他被一位粉丝向车内投掷了“礼物”。打开看时，里面却是一根香蕉和几张照片，对方还发出了猴子的叫声。之后，对方解释照片是专门为Speed拍摄的，但Speed的脸上明显流露出不悦的表情。

这两段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内容在海外引发了轩然大波，有网友评论道“bro saw the real china”（老兄你看到了真正的中国）、“All Chinese PR can be ruined by this alone（仅凭这一点，中国所有的公关都可能毁于一旦）”、“bro speed just met a chinese KKK”（speed遇到了中国的3K党）。

之后，有中国网民指视频中的女子为日本人，并具体指向了某个日本的coser，迫使对方发文配三国语言澄清。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一种“甩锅式造谣”行为，因为其中疑点重重“一个日本人为什么会跑到成都来”、“这个英文發音分明係大陸人啦”。

目前，有不少微博、推特网友对这起直播风波感到相当震惊。例如，一些网友认为这对Speed中国行的负面伤害非常大，一些网友则对中国社会种族主义、极端主义的盛行表示忧虑，还有一些网友批评国人总是习惯性将自身问题归咎于他国。

4月1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主持例行记者会。当被问及近期有不少外国博主来华旅游对此怎么看时，郭嘉昆表示：海外博主们通过一镜到底的直播，全景展现一个没有剪辑和滤镜的真实中国，再次掀起了全网的“中国热”…..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推特网友评论：

mengtunsidaimu：中国就是种族主义者最多的国家，承认吧。

小淳儿吖：这很真实啊，网上的种族歧视不是一大片吗，现在又开始说没有歧视了吗？

Hi558575331：中国遍地歧视，河南人歧视，东北人歧视，广西人歧视，乡毋宁歧视，穷的歧视，胖的歧视，矮的歧视，低学历歧视，连夏天晒黑一点都会被歧视，种族歧视算老几啊。

披萨馆的战术板：本来在国内互联网上种歧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这种环境下冒出sb线下发癫，完全是意料之中。

阿凡达是-五颜六色-的：蛤？这丢人现眼的程度让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Ijichi_Kotomi：我真的不理解中国人也搞种族歧视干啥，完全跟他们无关的事。他们平时连个外国人都接触不到，外国人也不跟他们竞争工作岗位。

绝世小天才人间大清醒：我看直播听懂了，就是这几句，我都惊呆了。甲亢哥本人也惊呆了，还问她，是不是在说英语。然后那个coser说是，又重复了一遍。没救。不过甲亢哥人挺好的，还在努力给她找补，说她可能英语不熟练。

ChenIso0818：玩阳光彩虹小白马梗和声明自己是racist是俩概念，racist严重得多，是把黑人黄种人要赶尽杀绝那种程度。

闪耀七色光芒的银河：一下子得罪了成都政府和所有黑人，这人也是神人了。

StarrySkyOvO：成都那个在speed直播里整活的coser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takanas56121817：小粉红灵机一动，把外宣内宣精心设计的梦给毁了。

mengtunsidaimu：第一天中共大外宣：“网红Speed中国之旅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第二天中国人：“内哥！”

大眼仔药丸：文旅局恐怕都要两眼一黑，把她退学列入高校黑名单都挽回不了损失。

98896692757_bili：这人根本不知道这种话在国外会造成多大影响。

奥列尼达：这已经算外交事件级别的事情了，如此恶略的歧视言论没人会关心这是什么破梗，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这段切片会传播到全世界各个主流社交平台，观看次数今晚就能破上亿次，如果这女的打算借此成名，那她确实成功了。

A_K_A_Piexl：中国网友非常爱拿科比的死亡，与肯尼迪被刺杀来恶搞取乐，如果有外国人拿南京大屠杀来取乐，毛左粉红们必然暴跳如雷，这完全就是双标。

永恒级Zakuma：“冒犯的艺术”。

BMZXDCHGQZ：上次两个德国人来成都人民公园，一个成都大爷上来手一抬：“hi，希特勒！”吓得德国佬一个劲的在那儿“oh my god！”

suwanzi2333：这在美国没人敢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个吧？

carruuuy：得亏是在国内+被冒犯者素质高，不然很难不被打。

smeridiw3920：希望中国人不要再把自己的错误归咎于其他国家的人。

JyaXieng：心态不如小学生，以为转嫁给日本人了自己就是民族英雄了是吧？自己就是抗日勇士了。

nosorrowkimo：好事中國人，壞事只能是外鄉人跟外國人，必須切割得清清楚楚。

同位素氢：熟练掌握中式英语口音的日本人是吧？

《中国经营报》发布文章：《调研显示：中国职场压力感全球最低，“卷并快乐”人群比例最高》

四大编制

谨以此片向《四月之声》致敬。本项目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2025年3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2025.3.2—2025.3.29）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月度视频——《三月之声（2025）》。

在内容上，该片揭示了当局的言论审查、权利打压，也记录了民间疾苦、民众呐喊与抗争；在形式上，该片模仿了2022年4月22日发布、随即风行全网并遭到审查的抗议上海封城的短片《四月之声》。

我们谨以此片向这部匿名作品致敬。本项目也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同时，在中国数字空间更新有该作品的彩色版本。相关链接：https://youtu.be/KI4U204U2W4

致谢：感谢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YesterdayBigcat 对中国相关事件素材的收集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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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消失”在不存在的短剧剧组

原创 李一鸣 [冷杉RECORD]()2025年03月30日 20:00

家，房间里的人都这样称呼它。只要你愿意，关上房门，就能自觉进入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大家24小时吃住共居，互称帅哥美女，结伴“奋斗”。

传销窝点是“家”的另一个名字。这几年里，许多青年演员，都因一场不存在的演出或剧目招募，被诱骗至这个西部城市的灰暗一隅。

他们是演艺界中最底层的无名之辈，渴求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也顾不上考虑远方未知的风险，先拿下一份工作是更现实的事。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年轻人默默无闻地成为一批批被“猎杀”的对象，直到不断有人失联，才终于被外界注意到。

即便最终安全离开组织，传销也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记。甚至有人在逃离之后，会产生怀念组织的戒断反应。

陷阱

从失联到得救，龙丽莎的经历，快得超乎人意料。

除了女演员的身份，她还是中国传媒大学21级学生——这个标签，伴随着她应短剧拍摄招募赴陕西失联的信息，在27日传遍网络；同时期，公众对演员王星被解救的讨论热度并未完全消散——龙丽莎也被网友比作“女版王星”。

仅一天后，龙丽莎重获自由。在28日的媒体采访中，她提到，抵达渭南后曾被控制，后来对方或迫于舆论压力将其放出。但跌入陷阱的不止她一个。

在龙丽莎之前，以《穿越之我成了行首》短剧为诱饵的人，就以相同的剧本、相同的女二号角色，“诱捕”过中央戏曲学院毕业的可怡。除了演员，被类似假通告骗到过渭南的人还有很多，化妆师、灯光、舞美、助理、剪辑，甚至导演。

可怡到达陕西渭南，只比龙丽莎早四天。

2月22日晚，她见到了两名自称剧组工作人员的人。深夜，他们要带可怡去“民宿”暂时过夜。下车地点是一片居民区，民宿在一条漆黑的小巷深处。可怡害怕了，加上之前在车上那两人想要拿走自己手机的可疑举动，可怡没有跟他们走，而是自行到宾馆开了房间。可怡躲过一劫。

但小光就没那么幸运了。吸引她赴约的工作机会是“西安丝路欢乐世界演员NPC”。去年毕业后，小光一直没有工作，因为有舞蹈功底，她经常在一些通告微信群里接商演活动。所以那则NPC招募的信息并没有让她怀疑——通告费是300元一天，也是普普通通的市场价。

同样先是两个人接她吃饭，其中一名女生还是小光的湖南同乡。接着打车去民宿，借故拿走手机更改定位，上楼。直到坐在墙皮有些脱落的客厅里，她才缓过神来，“应该是被骗了。”

为了安抚小光的情绪，两名女生分别端来一盆洗脚水和一杯热水。接着，一个男人从卧室中走出，就像电影里常出现的老套剧情那样，告诉她“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原有的演出机会没有了。好消息，是可以在这里考察一个全新的国家扶贫行业——“中国直销业”。

开门见山之后，男人不再掩饰，他严肃还带着些凶狠地向小光介绍起他们的“事业”，态度和之前接待她的两名女生的热情贴心截然相反。经典传销业务来了——销售产品据称来自“广州汉美”，2900元一套的“酵素化妆品”，买多了就能晋升。

“广州汉美”也是这个传销集团的代号。小光开始审视这个“家”的样貌，她当时还不知道自己会在这里住多久，会不会有人身危险。男男女女都“一坨一坨”盘腿坐在一间卧室的海绵垫上，室内环境和人的穿着看着简陋，但并不肮脏，“看起来并不像是会做坏事的人”。不过从那些人的眼睛里，小光“看不到光”。

广州汉美，对叶飞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看到龙丽莎失踪消息的那一刻，他脑海里第一时间就冒出了这四个字。

叶飞从事反传销工作十余年，还曾建立过中国反传销网。2024年，他的团队解救了十几个遭遇类似“广州汉美”骗局的年轻人，无一例外，都是以招聘演职人员为由被带进传销组织。

这种模式，在陕西渭南尤其突出。叶飞猜测，有可能是组织内的早期成员出身于演艺行业，拥有业内资源，因此也明白如何让招聘启事看起来更加真实。新人演员们被拉进那间寝室之前，“工作人员”甚至还会有模有样地和他们订立劳务合同。

但对于初入社会的小光来说，这些信息是之后才知晓的，当她那天晚上从男人嘴里听到关于产品的传销话术时，她意识到自己，“可能走不掉了”。

“鱼缸”

几乎每个“家”都一模一样。白墙、白炽灯、木窗框、早已变黑的瓷砖缝和裸露在外的暖气片，显露着90年代最常见的北方板楼风格。

但屋中细节里却透出端倪。卧室铺满彩色的拼接海绵垫供人睡卧，即便有双人床，也得挤下四五个人；厨房里堆积的大包食材只有两种：土豆和白菜；竹筷的数量也在提示，这套仅四十平米的两居室，居住人数远超寻常。

从2024年11月到2025年1月，小光在被称作“家”的出租屋里住了两个月，没有做出业绩，但也没有勇气和能力逃跑。

到“家”的前两周，她最大的困扰是：便秘。但肯定不是因为食物，因为每天吃得都很健康，土豆白菜，不缺膳食纤维——身边人告诉她，每个人刚进来都会这样。

情绪或许是直接因素。小光在里面使用过一个笔记本，第一页写着一个大大的“悟”，下面四段小字：“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得意不忘形 做人不忘本”。这是组织的座右铭。当她表示出对这份事业有任何疑问，“前辈”们都只让她“自己悟”。在组织的话语里，事业就是一切。

组织里要求大家互称“帅哥美女”，而新来的成员之间被要求保持“神秘感”，不能问及过去、交谈时不能出现时间地点人物。即便被允许交谈，也必须是对事业有益的，比如帮助伙伴进入更好的工作状态。

笔记本的第二页，则记录着每个成员会经历的感受过程：不理解-理解-接受-承受-享受，最苦的还是开头7天的“考察期”：那是个“体制化”的过程，将人的内心摧毁，重建为一个“新造的人”。

明确“规矩”是第一步。睡觉期间不能起夜，不能靠近窗户和门。私人空间也绝不存在。小光感觉自己“做什么都有人看着”，就像身处一座“全景敞视监狱”，连上厕所、洗澡都要有人一起，尤其是去阳台这种“高危场所”会被叫住，总之“身边一定会有人”——标准的，融入并认同“体制”的人——他们也是规则的化身。

只要醒着，耳边永远有人在说话：“这里真的很好”“爸爸妈妈管不了我们”“你很穷所以要努力创业”。睡觉时，小光都总觉得有人叫她，结果下床出门一看又没有人，才确认是幻听。

每天就是这些事：上课，强制聊天，接着就是辱骂。小光说自己“祖宗三代都被骂了一遍”。她很庆幸自己之前做过客服，每天不停接投诉电话，“被骂惯了”。

林璇是小光在组织里认识的好朋友。她们都是最底层的成员，都被反复告知，自己对父母亲朋没有任何价值，也是伴侣的拖累。林璇的母亲之前查出心脏有问题，她被指控为母亲患病的“罪魁祸首”，每天情绪数次崩溃，“他们会通过审问找到你的软肋，不停地戳你的痛处。”

按照组织里“家人们”的逻辑，小光在原有的社会系统中一文不值，要想翻身，就要借着这个机会，踏实下来好好创业。砸烂一个旧世界，培植一个新自我。这就是“接受”的过程。而“接受”的标志，是通过了组织的“服从性测试”，从被动接受灌输到开始主动融入。

小光的那个时刻发生在第七天。考察期的结尾，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寝室长”问小光，要不要一起“干行业”——当然，是和之前一样的逼问语气。

“我想干！我想干！我想干！”她重复着这个回答。投名状是购入一套产品，行话是“办一个营业执照”。当然一套只是底线。小光只买了一套的原因是，那些人发现她账户上就三千块。

崩溃是那两个月最多的感受。小光记得，周围的人只要发现她“情绪不对劲”，就会过来和她聊天，劝她接受现实，在这里好好“创业”。这一招很奏效。因为到了后期，小光自己也会劝慰那些更新的新人，“骗都被骗来了，不如过得开心一点。”

从外表上看，小光似乎“融入”得还不错。做饭，干家务，还按要求背诵制度来给新人上课。同寝人告诉小光，她每天都说梦话，做梦都在讲课。后来，小光还拿到了手机，得到了出门放风的机会。

自由是被信任的标志，她也成为了这间寝室中的其中一双眼睛。这双眼睛还曾因为放任一名新人接近阳台被寝室领导指责，那时的她已经不再想着自己还有可能逃离，觉得这种严肃大惊小怪。

直到那名新人女孩加入的第七天晚上，趁着小光睡觉从窗户翻了出去——渭南零下的气温，穿着一双拖鞋和吊带睡衣，从二楼窗户翻了出去。转天早上起床，所有人赶紧收拾东西转移，以防在逃走的人报案后，警方直接上门。

相比于暴力和强制，让人发生改变的或许更类似一种环境的“惯性”，一种集体意识。在小光所在的组织制度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早上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就是在上班，晚上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就是下班。”

当一个人24小时浸泡在这样的制度中，“家”就成了所有人的鱼缸。

戒断

对小光来说，一切戛然而止在2025年1月3日晚上。一位女孩利用放风的机会记下了门牌号，让家人在渭南当地报了警。警察破门而入，把“家”里所有人带去了派出所。

小光会用“被困”与“逃离”形容那两个月的境遇。但奇怪的是，和那些与自己朝夕共处几十日的人挥手道别的时候，小光发现自己有些不舍。

在过去陈旧的传销组织里，暴力，强迫，监禁，绑架是关键词。但在那些“家”里，组织也“进化”了，他们会用娱乐、伙伴、创业、平等这样的关键词来维系关系。似乎外面得不到的，这里可以满足。

1月4日，在回家的列车上，小光突然爆哭，“我无法完全把他们当作一个个特别坏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只是太想创一番大业了。”

她偶尔会怀念那些被塑造得“有人情味”的时刻。在组织里，每次吃肉就意味着有人掏钱“办营业执照”了。小光交完2900元的当晚，饭地（因为没有桌子）上就出现了一盆肉。此后，有其他人交钱的时候，小光也“吃上了别人的肉”。在那一刻，食欲这种原始生理欲望会超越道德感，所有人坐在装满了白菜炖猪肉的蓝色塑料脸盆周围，唱着歌祝贺这个时刻。

新人也会有被优待的时刻 。盛饭的顺序是，先给寝室领导打，再给新朋友打。“以寝室领导为核心，以新朋友为中心。”小光的笔记本上这样写着。

小光被周围人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以后上去了想干吗？”“上去”，是底层业务员们渴望向上攀爬，实现组织内部“阶级跃升”的说法，上去了“什么都有了”——这甚至被视作一种他们在外部世界没能实现的公平。

比如，成为寝室长是一个能被看到的目标。寝室长不用做家务，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还能随意进出寝室。当然也有责任，寝室长需要到不同寝室讲课。新人进来的头七天，每天上午都要分别听来自七个不同寝室的寝室长讲课。

小光听“同事”说，寝室长已经办了三十多套营业执照。那人二十四五岁，本来也是做演艺这行的。他穿着的白色长羽绒服胸口处，印着中央戏剧学院的logo。之前还让小光在寝室里表演过跳舞，演完后，甚至能指点出哪些动作不太标准。

寝室间的人员会流动，叫“串寝”。一个多月后，小光“流动”到了另外的“家”，也是在那里，她认识了林璇。小光是“被组织信任的人”，林璇属于“待洗脑者”。在组织里这两种人要两两结对成一组，便于“改造”。

林璇在西南一所艺术类院校读大四。刚来时，她愁的还是写不了毕业论文怎么办。林璇从大二就开始到处接戏了。据她说，她和同学们都有很多发布组讯的群。除了像中戏北电这些头部院校，绝大多数想日后从事演员的艺术类学生，都需要从低年级开始接剧本，混资历，毕业后才能积累更多的资源，在演艺圈站住脚。最近，很多人接的都是短剧。

林璇之所以被那部不存在的短剧吸引，就是因为想把握住一个演“古装剧”的机会。各种戏路都试过，以后才有更多机会。她说，当时接到通知后，她都没有详细看剧组介绍，就直接订票去了渭南。

小光能从林璇身上看到刚被骗进来时的自己。林璇则说，小光是在她在那间出租屋里唯一感觉到“真实”的人。

当时林璇每天都哭。只要一哭，就有人贴过来讲话。话的前一半是让自己开心点，后一半是既然来了就好好在这干。林璇说，小光不一样，她不会说后半句话，所以她觉得，那前半句是真心的。

卫生间是唯一能说悄悄话的地方——两位女孩的秘密基地。没有花洒和马桶，只有一根水管一个塑料桶。她们在这里聊过往经历，肆意讲那些不被组织允许的“时间地点人物”。

小光说，她甚至还想过怎样能帮那些已经“被洗脑”的同事“清醒过来”，但发现自己做不到。在她眼中，这间寝室之外的世界已经完全被屏蔽，制度被内化进每个人的灵魂。

反传销人士叶飞能理解小光对组织的矛盾感。“人们之所以甘愿数年浸泡在这样的传销组织里，‘上去’的激励只是一部分，另一半答案是‘人情’和‘温暖’。”

这也是为什么小光没有办法把里面的人当作“纯粹的坏人”。她说，寝室长甚至会天天讲，即便以后不干行业，有了这段经历，以后在社会上也不会再被骗。小光甚至还在里面过了生日。当天凌晨，一群人把她喊醒，煮了一碗长寿面，还买了小蛋糕，吹了蜡烛。

跨年时，小光和寝室里的人们还透过窗子看到了烟花，举办了新年联欢会。在数亿人正同时关注着一个秒针的时刻，没人知道同在这个时区的某个角落，一群人关闭定位，切断通讯，这间屋子在世界中欢腾着沉默。寝室里没有钟表。

洄游

龙丽莎被解救之后，在公开表述里没明确点出“传销”二字，也未再详尽讲述被骗的具体经过。但至今为止，仍有许多受害者在网上分享与龙丽莎相同的遭遇。他们基本都符合叶飞解救过的角色——龙套演员，或者“影视民工”。

叶飞对“广州汉美”模式做了时间线梳理：约十五年前起源于包头，2015年左右陆续迁至咸阳，又到汉中，然后再转移到现在的渭南一带。

目前存在的传销组织的规模，和十几年前的动辄数万人已不可同日而语。“现在一个传销组织二三百人就顶天了。”

叶飞记得，2018年他就接触过以招演员为名被骗到渭南的受害者。这种骗术大规模兴起，则是在2022年以后。“疫情对演艺行业打击太大了。”他说，很多被骗进传销组织的演员都表示，因为工作机会骤减，他们什么活儿都会去接。叶飞接触过渭南一个传销窝点的小头目，那人在进组织之前，常年在横店做群演，“两百一天的那种”。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销也在脱实入虚。小光和其他被拉进汉美的年轻人，都从来没在寝室里见过她们为了“倍增身价”购入的化妆品。

最近两年，他从全国各地解救出来的受害者，90%以上都是大学生。他认为，这也和年轻人所面临的就业形势有关。上个月，他从一个传销窝点里救出来三个女孩，一个大专，一个本科，一个研究生。还有不少人进入传销组织后，为了投身“行业”，到学校办理了退学。每天过着吃土豆白菜的生活，而放弃一个大学文凭，这在他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事。

在叶飞看来，那些被洗脑最成功的人，几乎都是在原有的社会体系里得不到承认的人。“一旦进入那个环境，接收到的都是赞美和认同，虚荣心会极度膨胀。当了领导，有了权力，就膨胀得更厉害了。”

晋升就像吊在眼前的胡萝卜。从业务员到寝室老大，再从寝室老大到成为老总，永远有奔头。但你不会知道晋升的标准，也不会知道“高层”过着怎样的日子。“保持神秘感”，这是在传销制度课里被强调的重点。

好奇心是关键。“组织不会让你知道你‘升上去’之后能赚多少钱，就是要抓住你的好奇心，让你一层一层往上升，疯狂去拉下线。”叶飞说。

这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会留恋那个“集体”或者说“制度”。它赋予了其中的人所有的身份：“帅哥”“美女”“领导”“老大”。一旦离开那间屋子，所有能识别“我是谁”的标签统统失效。叶飞说，被救出来的人在外面呆了不久就又跑回传销组织的案例比比皆是。因此，比救人更困难的事是“反洗脑教育”。

组织里的人们共享着同一套认知与话语体系。在对新人的教育中，组织被塑造成一种“全知全能”的存在，甚至还会美化国家对“产业的打击”，说是“不能让人人都进来赚钱”“是宏观调控的一部分”。

他们也被训练如何应对警方：警察上门时，要迅速销毁纸质材料，拔掉手机卡，面对询问，也要自称是“一起玩的朋友”。小光说，人们在对外（或者说对警察）时要避免“老大”这种称呼，以防被定性为涉黑组织，以及反复强调报警也没用。

这些提前预备的训练，在1月3日警察捣毁窝点的那天晚上派上了用场。

小光和林璇看到，好几个人在被询问的过程中，没有交代任何内容，“装可怜”“装无辜”。相关资料在警察破门前都已经被销毁，寝室里所有人早已“串供”完毕。

她们猜测，那些人并不会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叶飞也提到，由于难以取证，传销组织的参与者一般被抓后当天就能被放出来。他经常见到，组织成员从派出所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其他人打电话，让自己当晚能住进另一间寝室。

失去组织的“家”那天，小光和林璇没有回头，直接找宾馆住了一晚，转天就坐车回了真正的家。重新拿回手机后，小光还重新适应了一阵。她在网上分享自己被骗的经历，算法也给她不断推送和传销有关的内容。

就在前些天，她在一个解救视频里认出了一位曾经的“室友”。小光太熟悉那个背影，她属于一个18岁女孩，在进入“汉美”之前，她刚刚从职中毕业，在蜜雪冰城工作了两个月。

（小光、林璇为化名）

头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东方之珠

3月28日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息，将依法对长和公司的港口交易进行审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则消息是以国家市监总局接受香港大公文汇全媒体记者采访的方式发布的。在某种意义上，这反映出国家市监总局对此前香港《大公报》连续3篇评论文章的“认可”。

由此，虽然合规性审查尚未开始，但人们已经可以明确窥见官方对李嘉诚卖港口交易的态度。

由于目前尚无中国大陆企业公开表达对长和公司港口业务的竞买意向，再考虑到巴拿马方与美国大概率会设法阻挠长和公司把相关港口卖给中国大陆企业，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官方期望的局面：

由李嘉诚的长和公司继续持有相关港口码头，既不卖给美国贝莱德财团，也不卖给其他中资公司。

此次国家市监总局出面表态，表明官方在与长和公司接洽后并没有得到期望的结果，因此在犹豫权衡多日后终于下定决心要介入阻止这笔交易。用官方的话来说，这是维护中资公司（长和公司）的权益，避免其被美方霸权打压而不得不出售港口。

鉴于国家市监总局已正式出面，长和公司卖港口的交易实际上已没有转圜余地：

要么，长和公司强行推动交易，这意味着彻底与中国决裂；

要么，长和公司无限期搁置交易，直到与中国监官方达成一致。

很显然，李嘉诚的长和还没有彻底与中国决裂的打算，从理性层面判断也不具备这样的底气。所以，基本上可以断定这笔交易要黄了。

我们不清楚长和公司与贝莱德财团此前协议的具体条款，但涉及如此大笔资金的交易，临时反悔不卖大概率是要触发违约条款，是要赔钱的。

更进一步，由于长和公司持有的巴拿马两个港口当前已经面临巴拿马政府的审查压力，如交易告吹，日子肯定会更加难过，会承受更多更长久的损失。

不过，相比李嘉诚与长和公司所受的经济损失，还有一方所受的影响会更巨大，更深远。

全世界的资本都会由此得出结论：

一家香港公司所受到的政府监管和一家中国大陆公司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作为海岛，香港每年都会经受台风考验

对于自由贸易港香港来说，这将是其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转折。

近日，凤凰网财经发布了一篇关于2毛钱的集采药暴雷的文章。

去年底3分钱的阿司匹林肠溶片，2毛2的间苯三酚注射液让人怀疑便宜没好货。

集采药品用于医保，关系着无数人的生命，所以此事应该非常严格，记得当时有人信誓旦旦的说便宜的集采药没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出现问题了。

而近日，在第十批集采落地之时，这个2毛2的间苯三酚注射液涉事企业四川海梦智森委托太极集团生产，结果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合格，两家企业都遭同步重罚，暂停18个月集采资格。

而这个海梦智森是个成立5年的新企业，连自己的生产车间都没有，这就是所谓的B证企业。而海梦智森参保人数从2022年的255人降至31人。

一个31人的公司还没有生产车间，能做好药品这种高投入的产品吗？怎么感觉像个皮包公司，或者就是赚差价的中间商。

而近年来，这样的B证药企如雨后春笋，两年时间从140家增加到1172家。这是普通人能做的生意吗？

这么多B证药企围猎集采，这个套路就熟悉了，做过工程的都知道围标一词。

部分B证企业，目的好像很明确，就是把集采当赌桌，靠着价格战拿下集采，又用更低的价格让其他企业生产。他们难道不知道药品的生产成本吗？

而第十批集采规则改变，B证企业中标大增，如间苯三酚注射液9家中标企业，有6家都是B证企业。

这次暴雷的海梦智森和太极集团就是这样的关系。海梦智森用低价中标，然后又以更低的价格让太极集团去做。

而这只是不合格的问题吗？他们自己没有生产能力还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去投标，谁给他这么大的胆？

本来中标的价格就很低了，还要找其他工厂代工，仿制药，又不是什么有专利壁垒的原研药，说白了就是抄别人的作业生产，就这样还需要什么没有任何生产能力的中间商来赚差价吗？

这类B证药企，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他们的存在就是吃掉有生产能力的药企的利润。他们有很强的研发能力吗？还是他们有很强的公关能力？

做过工程的都知道。很多工程都要经过层层转包。每一层都要雁过拔毛，而真正做事的人反而挣的少甚至还要亏本，只能降低质量才能有的赚。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豆腐渣的原因。

而现在，在集采中仿佛有看到了同样的套路，低价中标，更低的价格转包，生产不出来怎么办？偷工减料呗，所以这次为啥这两个公司会因产品质量问题被罚。

当初的集采专家不是说没问题吗？怎么这么快就出问题了？专家担责吗？

再怎么追求低价，也不能不顾疗效啊。

犹记得当初郑教授发声还被很多人骂？现在看来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希望各类手套就不要去集采中凑热闹了，本来价格就很低了，还要硬插一脚进来卷，卷好了吃掉药厂利润，卷不好还坑了患者和药厂。

有百害无一利。

希望监管部门能尽快补上这个bug。

"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我记得歌词是这么唱的啊，没听说过司法局的就了不起啊。

1

记住这“当代寓言故事”里，四大金句。

江西周公子：“我怕你会读书嘛，名校研究生都别想那么容易进我单位。这个人当年仗着自己会读书，看不起我们这种靠父母的，分分钟教他做人。”

成都牵手门董思槿：“我的起点是别人一辈子的终点。”

苏州许可馨：“能走到今天，一靠爸妈的钱和人脉，二靠苏州的平台和资源，个人努力跟这些比起来，不值一提。”

深圳北极鲶鱼钟小姐：“我家那么多钱，都是韭菜供的。”

好好读书，天天向上，老实本分，天道酬勤，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2

只怪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太多了。

3月29日，山西省高平市。

一起简单的交通纠纷，两辆车抢一条道，堵在了一起，男司机这边先倒车，女司机那边手机拿起来开始拍视频。

意思很简单，“你得先让我走”。

没有剐蹭，没有碰撞，没有交通事故，两人就这样吵了几句，也倒车让了，这事就算翻篇了吧？

第一波，女司机在朋友圈骂男车主。

骂完了不解气。

女司机还找到了男车主的网络社交平台账号，再次对他进行留言辱骂。

男车主不爽了，报警。

第二波，两人到了警察局。

女司机继续辱骂男车主，警察调解未果，让女司机道歉，女司机不肯。

警察告知男车主，“对方拒绝道歉，你可以向法院起诉她，要求道歉。”

第三波，女车主再次给男司机社交平台发私信辱骂，“你敢别我车，不给我道歉，我是司法局的，遇事不怕事，你个外地来的，网上讨饭吃。”

冷知识，当你干不过一个泼妇，斗不过一个司法局的人，怎么办？

那就把事情闹大了，“司法局、外地人、讨饭的”，这些字眼足以引起公愤。

互联网时代，热搜是个好东西。

第四波。

警察调解未果，对方不肯道歉，继续追着辱骂，男车主忍无可忍，把女子骂人的语录发到了网上。

“司法局的不怕事”，瞬间点燃了舆论风波。

第五波。

鉴于舆情热议，由于网友骂街，因为引起公愤，此事终于逼得当地司法局出来走两步了：

“确系我局工作人员，目前已对其停职处理。”

热搜真是个好东西啊！

3

3月29日，东莞市。

“一女子与人抢车位时发生了争吵，并宣称自己是正军级干部退休，扬言“市长省长都得给我面子”，还威胁对方“去派出所battle一下，高低给你治出尿来”……

结果派出所来了处理，称已按正常程序处理，该女子并非正军级。

这年头，出门在外，开车上路，“祥子和闰土都快吓出尿了。”

走个道，遇到的是“司法局”的，倒车给她让路，还被一顿骂；

停个车，遇到的是“正军级”的，市长省长都得给她面子的。

盲猜一波，这女的不是正军级的，但家里人，没准真有“正军级”的。

参照南昌找鱼尾事件，女的肯定不是鱼尾，但没准真认识叫鱼尾的“大人物”。

嗨，这年头，谁还不认识两三个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了。

我的发小，莽村二狗，还给市长家属大院，当过保安呢。

所以啊，祁厅长不会在外面装B嚣张一个劲地咋呼，但是祁厅长的发小，他老家农村的狗，一定会狗仗人势的嚣张。

穿上制服，和穿上制服的搭上了关系，都有同一种荣誉归属感。

“我是权力代表了，我是权力代表的旁门分支了，我和普通人不一样了。”

路你得给我让，停车位你不能和我抢，我可以插队你不行。

2020年9月1日，内蒙古呼伦贝尔满洲里边境。

一名民警在界碑围栏里给两名女子拍照，合影背景是满洲里口岸界碑，但拍完照后却阻止其他游客进入。

进入界碑护栏拍照，引发景区游客质疑。

“这里有护栏，都不让进，为啥她俩可以进？”

游客质疑后，被该民警告知：这里不让进，但拍照这位是我妈。

哦，民警的妈可以进入护栏，普通游客的妈，就进不了护栏。

大哥，原来这就是惊喜啊，我说大G怎么就开进了故宫呢？

难怪那些有钱的、穷苦的、当老板的、打工的，最后都要告诉儿子好好读书，将来考公入编出人头地呢。

两千年了，竹门木门，门阀士族，贩夫走卒，都在做同一个梦。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歪脑：是为讲中文的年轻一代度身定制的新闻杂志。歪脑以鼓励独立思考为本，力图为观众读者提供另一种看世界的眼光。歪脑欢迎坦诚的对话，希望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多元、真诚、安全的线上社区，碰撞出无边界的知识江湖。

一、民主期刊：DeepSeek增强中共监控能力，中国输出数字极权威胁世界民主自由

2025年初，中国初创公司DeepSeek发布了一款开源人工智能（AI）模型，震惊全球科技界。该模型性能媲美ChatGPT，却能以极低的成本和计算需求运行。这不仅引发了硅谷的担忧，也促使多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限制其使用。

3月底，民主期刊发表了一篇题为《DeepSeek为何如此危险》的文章，作者是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数字极权专家瓦伦丁·韦伯（Valentin Weber）。文章指出，这项技术的真正威胁远超经济与技术竞争，更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强化监控国家、输出威权统治的工具。

文章截图

韦伯表示：“尽管DeepSeek的成就对金融、经济、技术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已被广泛报道，但其对威权统治的意义却鲜有人讨论。DeepSeek拥有巨大潜力，不仅能增强中国本已无处不在的监控体系，还将使中国共产党（CCP）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拥有自动化、自主性和科学化的镇压工具这一目标。”

他将中共的监控体系比喻为一场棋局，技术是其保持优势的关键。韦伯梳理了中国监控国家的三次演变：

1. 态势感知（2000年前后至2010年代初）：通过闭路电视和数据处理，中共得以掌握公民的行踪和行为。例如，面部识别技术帮助当局监控维吾尔族等群体。韦伯将这一阶段比作设置“棋盘”，了解“棋子”（即中国公民）的动态。
2. 决策支持（2010年代中期至今）：“2010年代中期，中国的监控产业实现了巨大飞跃。如今，人工智能监控网络不仅能追踪公民（棋子）的下落，还能为中共提供建议，指导其采取何种行动、使用哪些数据以及制定何种策略。”2016年，阿里巴巴在杭州部署的“城市大脑”系统成为一个转折点。该系统可实时处理数据，在抗议发生时为警方提供应对方案，甚至决定是否出警。韦伯将这一步称为“追踪棋子”，为当局的决策提供建议和支持。
3. 自主智能（正在发生）：DeepSeek标志着第三次转型的开端。韦伯指出：“随着中国监控国家进入第三次演变，这项技术开始从单纯提供决策支持，转向真正代表中共行事（即下棋）。”此外，他表示，第三次转型不仅局限于中国国内，AI技术的发展还可能助力中共监控全球。

韦伯设想，未来AI可能直接执行警务任务，例如取消异见人士的旅行计划，或通过电话分析情绪、警告潜在抗议者。他写道：“中共拥有大量中国公司的数据，可以利用DeepSeek以多种方式执行法律并恐吓对手。”

尽管DeepSeek增强了中共的镇压能力，韦伯也指出其潜在风险：过度依赖AI可能导致警方忽视对系统决策的审查，最终使治理失控。他问道：“在紧急情况下，警察会再次核查，还是简单点击‘确认’？”这种依赖性可能在系统层面引发中共内部危机。

最后，韦伯再次警告全球，DeepSeek的诞生“可能会让中共维持更长时间的统治，并推动中国人工智能监控系统向世界各地输出”，最终损害全世界的自由。

二、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2025年度报告指责中国宗教自由状况持续恶化

3月25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发布了最新的2025年度报告。报告继续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Country of Particular Concern, CPC），批评其宗教自由状况持续恶化。

报告封面

报告强调，2024年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仍是全球最差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坚持推行“宗教中国化”政策，强制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融入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宗教团体和信徒实施系统性压制。

报告指出，中国当局通过大规模监控、逮捕和拘留，限制宗教自由，尤其针对新疆的维吾尔穆斯林、西藏的藏传佛教徒以及法轮功成员等群体。

报告还特别提到，中国政府利用人工智能（AI）、大数据以及面部、声音和步态识别技术，对基督徒、法轮功成员和少数民族宗教群体进行大规模监控。中国还将这些“智慧城市”技术和产品出口到超过100个国家，威胁全球人权和宗教自由。此外，中国通过跨国压迫手段限制海外宗教异见人士，例如2024年9月美国政府成功促成被中国监禁近20年的美国牧师大卫·林（David Lin）的释放。

另外，报告记录了中国对多个宗教群体的持续压迫。2024年，中国当局对藏传佛教徒的宗教自由施加更多限制，美国国务院特别协调员乌兹拉·泽亚（Uzra Zeya）在会见达赖喇嘛时重申了对藏人人权的支持。在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继续面临严格监控和拘留。报告还提到，截至2024年，USCIRF记录了810名因宗教自由或信仰问题在中国被拘留或监禁的受害者，其中532人仍未获释。

最后，报告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USCIRF建议特朗普政府迅速任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并对中国实施更有力的政策，包括制裁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和实体，以及限制对中国的相关技术出口等。

三、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国多达65%的政府官员涉及腐败

3月20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ODNI) 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尽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自2012年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但腐败仍是中共政治体系的顽疾，高达65%的政府官员涉及其中，甚至包括中国最高领导层。

报告封面

其中，即便到了2024年，反腐运动的发起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家族仍保留着数百万美元的商业利益与金融投资。

公开研究显示，中共高层的家庭财富令人震惊。报告引用《纽约时报》调查报道称：“2012年，温家宝的家族——包括其母亲、妻子、儿子和兄弟姐妹——控制了至少27亿美元的资产。同样的，习近平的兄弟姐妹、侄女和侄子持有超过10亿美元的商业投资和房地产。”尽管“没有证据直接将这些投资与领导人本人联系起来”，但其政治地位无疑为家族提供了便利。

从2012年至2022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了近500万名政府及中共官员，其中470万人被判定有罪。然而，报告强调：“腐败是中国的固有特征和挑战，因政治体制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共、缺乏独立的官员监督以及透明度有限而得以滋生。”学术研究估计：“大约一半的中国官员曾参与腐败，尤其在地方层面。”贿赂和贪污平均可使官员收入增加四至六倍，高层官员因更大权限获利更多。

报告指出，这场运动不仅旨在清除腐败，更深层反映了“党主导的安全化”，即“针对不守政治纪律和意识形态不纯者的打击，特别是政府最高层”。此外，在反腐运动初期，打击明显针对与习近平政治对手有关的官员。

然而，报告提到：“政治关系如今并不能保护官员免受起诉，包括那些与习近平本人关系密切的人。”例如，2023年被免职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上将及2024年被调查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上将，“两人均被指控违反党的纪律”，显示反腐已超越派系斗争，旨在确保忠诚与效率。

最后，报告表示，目前中国的反腐运动仍在进行，但对其前景并不看好。“腐败在中国的结构性特征——集中权力、缺乏独立监督，阻碍了系统性改革。”习近平的反腐虽取得成果，但“中共不愿允许外部监督，反而优先考虑自我纠正”，使彻底改革遥遥无期。这一矛盾可能长期影响中共的合法性及其长远目标。

据中国地震台网，3月28日14时20分，缅甸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30公里。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消息显示，截至当地时间30日午间，本次强烈地震已在全国造成1700人死亡、3400人受伤，另有约300人失踪。

地震后，叶琦在朋友圈写道：一场地震，震碎了昔日的美好景象，有些东西，当它改变了，就会令人格外怀念。文字下面，他配了三张地震之前，角湾市场的照片。他的店铺门前，行人来来往往。

邓伟听朋友说，这次地震后，市场旁边的酒店倒了不少家。酒店多是为中国人而准备，“因为多是中国人过去那边采购玉石，本地人住不起酒店，住一晚的费用快是他们半个月的工资。”很多酒店都有加盖楼层，“是违建的，但缅甸这边好像管得不严”。

近期缅甸处于热季，中部天气晴热，日间温度可达40度。湿度大概在30%左右。“目前气温43度，余震频发，救援队员体力透支。”公羊救援队一名队员说，灭完火，他们要争分夺秒，“只为三条鲜活的生命”。

记者丨袁璐 陈灿杰

实习生丨农岚淳 欧阳思帆 汪子涵

编辑｜马世鹏

前往缅甸曼德勒机场的路，突然晃了起来。

那个瞬间，是43岁的玉石商人叶琦双手将方向盘握得最紧的一次。将近三十秒的时间里，他看着整条高速“扭”了起来。等他坐稳，柏油路碎成了此起彼伏的块儿，而缅甸已是另一个世界，留下废墟、伤亡和难以忘却的痛苦。

据中国地震台网，3月28日14时20分，缅甸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30公里。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消息显示，截至当地时间30日午间，本次强烈地震已在全国造成1700人死亡、3400人受伤，另有约300人失踪。

当叶琦绕着小道一路颠簸回到角湾市场——当地最大的翡翠市场，他看到，多栋高楼坍塌，其中不少是他熟悉的酒店，“这里的酒店常年爆满”；当地多名华籍玉石商人向澎湃新闻表示，酒店住客主要是中国国内过来采购玉石的商人，有的人在酒店一住就是好几年。

而这些此前需要抢订的酒店，往往是他们从曼德勒机场出来后的第一站。

倒塌前倾斜的曼德勒WIN STAR酒店楼房。本文均为 受访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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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倒塌成废墟

地震来的时候，毫无预警。第一次地震时，身在缅甸曼德勒的林光感受到一阵剧烈摇晃。那时他在外面吃饭，突然看到房子晃来晃去，将要倒塌，于是赶紧带着工人离开。

他往自己住的WIN STAR酒店赶。他知道那是一家较老旧的酒店，他害怕它塌掉。等他到了酒店楼下，却看到酒店已经倾斜。他录制的多段视频显示，WIN STAR酒店一共有三栋楼，最右侧的楼房已经向右倾斜约15度角。

紧接着，发生了第二次地震，该酒店的一栋楼在他眼前轰然倒塌。他录下了WIN STAR酒店最右侧的楼坍塌前的瞬间，尘土扬起，人们慌张地往外逃。他看到酒店周围，很多四层以上的楼房裂开，有的也倒了。

倒塌后的WIN STAR酒店楼房废墟。

酒店的楼塌了之后，林光了解到大概有20个人被压在废墟之下。3月29日晚上凌晨，有救援队抵达现场，探测后说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他和酒店里的服务员都很熟悉，听到他们中有人被压在里面，他心情沉重。不过，林光的说法尚未有权威信息证实。

地震时，叶琦正在开车送朋友去曼德勒机场的路上。一开始他单手握着汽车方向盘，结果突然晃起来，他以为是车坏了，迅速用两只手抱着方向盘。他一看整条路都在晃动，像扭起来一样，他才反应过来是地震，立马把车停到路边。

曼德勒郊区裂开的路面。

晃动大概持续了30秒。随后机场封闭。桥断了，高速公路已经不能通行。他看到柏油路面断裂，破碎成大小不一的块状，高低不平。他只能走小路返回。

叶琦看朋友圈才知道，城里很多大楼倒塌。包括他很熟悉的一些宾馆酒店也发生垮塌，有很多人说不少缅甸人和中国人被压在里面。他心里一阵恐惧，庆幸自己当时是在比较空旷的地方。

叶琦担心仍在自己店里的弟弟和20多名员工。他急着返回城里看看，想知道他们的情况，也想知道家里和店里有没有被地震影响。原本从城外到城里只需要一个小时，但由于地震后堵车，他开了三四个小时才回到市里。到了城里，家人和员工都很安全，叶琦才放下心来。接着，他又给在国内的亲人朋友报了平安。

叶琦在缅甸曼德勒的角湾市场开了两家玉石店，他在缅甸做了十多年的玉石翡翠生意。曼德勒又被称为瓦城、华城，位于缅甸中部伊洛瓦底江畔，是曼德勒省省会，缅甸第二大城市，因背靠曼德勒山而得名。

叶琦的一家翡翠店铺距离当地的WIN STAR酒店三百米左右。他说，这里的酒店常年爆满。WIN STAR酒店一栋楼在此次地震中整体垮塌，掩埋了多位住客。

林光长年在曼德勒做翡翠物流生意。他习惯住在角湾市场旁边的WIN STAR酒店。据他了解，这家酒店的住客90%都是中国人。酒店每天客满，他在缅甸的三年都是住这家酒店。

和林光一样，邓伟也是WIN STAR酒店的常客。酒店在市区，离主营翡翠的角湾市场比较近。角湾市场是曼德勒最大的翡翠市场，所以大家都住那里。市场附近聚集着WIN STAR等30多家二星级酒店。

这里坐落的酒店通常使用汽油发电机，有电的地方才有网络。即便是租房，一天也只有五六个小时有电，其他时间都是断电状态。

之前，邓伟住过82号酒店，这里距离角湾市场远一些。后来他觉得住得离市场近一点相对安全，于是换到了WIN STAR酒店，走路10分钟左右就能到市场。根据地图显示，WIN STAR酒店是离角湾市场最近的酒店之一，相距一公里左右，驾车仅需四分钟。

邓伟说，这家酒店比较老旧，类似国内的小宾馆，100多元人民币一天。卫生条件一般，有六七层，每一层大概有10个房间左右。酒店顶楼是加盖的，用钢架支撑起来；像工地临时盖的铁皮房子，墙壁是塑料板，隔音较差，能听到隔壁房间的说话声。酒店的几十名员工全部住在顶楼。

邓伟印象最深的是在12月和1月，晚上特别冷，白天特别热。醒来时，太阳光照到酒店房间的墙上，“能把人直接晒醒”。加盖的铁皮房楼下是中餐厅，餐厅楼下是砖房。铁皮房子价格和楼下砖房是一样的价格，价格按照房型来算。

邓伟每次会在这家酒店住两个月左右。“中国人只能住酒店，不允许租房。”他是商务签，最多只能待两个月。签证到期后，再出境补一次签证。他每年会在曼德勒待半年。

在邓伟印象中，曼德勒的酒店平时都是爆满。他每次都要提前打电话预订，一般情况下，当地酒店入住的多是中国人，还有一些从外地过去卖玉石的缅甸人。

邓伟听朋友说，这次地震后，市场旁边的酒店倒了不少家。酒店多是为中国人而准备，“因为多是中国人过去那边采购玉石，本地人住不起酒店，住一晚的费用快是他们半个月的工资。”很多酒店都有加盖楼层，“是违建的，但缅甸这边好像管得不严”。

住酒店时，邓伟习惯提高警惕。有的酒店楼下就是赌场，大半夜可能会有人闹事。闲余时，他会在酒店休息，或者去户外打高尔夫球。中午的时候，天气太热，他会待在酒店。

邓伟上次去缅甸是今年一月。待了一个月后，他又回国过春节。他记得那时自己住在WIN STAR酒店的顶楼。每天夜里12点以后，他能听到外面狗群哀嚎的声音，以前他从未遇见过这种情况。当时他没有想太多，但是那阵“恐怖的”嚎叫声一直留在他记忆中。

缅甸曼德勒，地震中倒塌的房屋

02

角湾市场里的华商

地震后，叶琦在朋友圈写道：一场地震，震碎了昔日的美好景象，有些东西，当它改变了，就会令人格外怀念。文字下面，他配了三张地震之前，角湾市场的照片。他的店铺门前，行人来来往往。

震前，角湾市场是缅甸曼德勒最大的翡翠交易市场，平时，很多中国商人都入住这附近的酒店。市场内部由一个个高约两米的小棚子搭成，玉石生意围绕密集的小棚子展开。这里常年人头攒动，从玉石切割到玉石交易的整个流程都能在这里完成。

如今，叶琦在角湾市场里开了两家翡翠店。地震之前，他的店里总是客人不断，很多中国人在他店里拿货。邓伟也做了10年翡翠生意。据他了解，曼德勒大概有几万中国人从事翡翠生意。这些商人主要来自云南、福建、江西、广东、湖南等地。

每天早上八九点，角湾市场开门营业，到下午1点左右，大多数人已离开市场，回到酒店休息。每隔15天，就有一个“拜佛节”，市场放假不开门。其他时间里，市场都人声鼎沸。

地震这天正好是缅甸的“拜佛节”。当天天气炎热，很多人中午选择不出门。中国商人都在酒店里睡觉，也有人在外面吃饭。邓伟对角湾市场的记忆停留在“特别晒、特别热，空气非常不好”。他也不习惯那里的饮食，“缅餐非常便宜，三四块钱就可以吃一顿”。

市场里分为几个区。有专门卖石头、手镯的、珠串的、翡翠的。邓伟主要做翡翠生意，他经常坐在固定的区域里。货主会把开采出来的石头切成小料子，磨成半成品，通过马仔（在货主和卖主之间协调的“中间人”）打货给到中国商人看货，交易。

邓伟说，翡翠行业需要丰富的经验，很多人家里都是世世代代从事这门生意。“其他的技术都不太会，就靠这个养家糊口。”

作为在曼德勒“淘金”的翡翠商，多年来，叶琦和邓伟最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在这里做生意经常会遇到抢劫和打架。”邓伟说，有次在角湾市场，一个印度人给了价格，后来他不买，结果一个马仔拿刀把人捅死了，“你不能乱给价，给了价记得一定要买”。

多年前，叶琦听说世界上一半的翡翠都在缅甸，于是他在30岁的时候，便提着行李袋，和小两岁的弟弟一起前往曼德勒，从小商贩一路做到如今在曼德勒开了三家翡翠店铺。

邓伟说，从缅北矿区开采出来的大石头，再拿到加工厂去切割，加工成玉石。他一般在曼德勒市场做生意，这里是一个中转站，“相对安全一点”。

03

震后救援面临诸多挑战

强震过后，劫后逃生的叶琦自发加入救援。3月29日凌晨四点，他前往一栋熟悉的酒店，那栋四层高的小楼完全坍塌，仅剩一片废墟。现场发电机轰鸣，有一台挖掘机正在进行救援。废墟外，站着不少等待安置的当地居民。隔天一早，他开始联络大巴车，运送急着回国的中国同胞到仰光。

与此同时，彬乌伦佛经学校的高中生燕子已经买了水和营养品，和叔叔开车往震区赶。她所在的彬乌伦在曼德勒东北，车程一个半小时。到了曼德拉的paragon酒店（帕拉根酒店），她看到一支缅甸救援队伍，约三十人，他们还在等起重机抵达。

倾倒的paragon酒店（帕拉根酒店）。

送完东西经过云南会馆时，她看到了中国救援队的身影。最后她赶到曼德勒皇城护城河附近分发物资，那儿算是个聚集点，饭店老板会给灾民提供食物。

这趟行程，让燕子感受到了死亡的阴影。“现在最紧缺的是口罩和裹尸袋”，她说，气温逼近40度，如果消杀用品、医护人员继续紧缺，极有可能造成病毒传染。

据公益组织卓明信息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分析，流行病为缅甸震后不容忽视的危机之一。2025年初以来，美国政府的国际援助资金冻结，已致多处初级医疗服务和粮食项目停止运转。震区尤其是缅甸实皆省，日常供水和卫生情况本就严峻、热带流行病高发。

从事多年应急救援的平乐，这几天忙着线上整理、核实曼德勒当地的救援信息。她表示，目前急缺物资主要为药品和矿泉水，当地水污染较为严重，还有些地方因疟疾、瘟疫流行，水难以饮用。

邓伟表示，目前曼德勒机场运转已经瘫痪，有的候机楼都塌了。他一些本来打算坐飞机的朋友已转移到附近KTV休息。“KTV里相对来说安全点，房间比较牢固。”目前他们暂时不用担心吃饭问题，很多餐厅老板会自发组织免费送餐，或者发朋友圈告知地址让人过来领取。

震后，邓伟几乎挨个给所有在缅甸的朋友发消息，信号时断时续，他的心总悬着。得知越来越多中国救援队赶来驰援，他多少放松了些。

卓明中心分析称，此次地震救援面临安全状况、交通中断、燃油短缺等诸多挑战。

据新华社报道，早前3月28日晚，缅甸领导人敏昂莱在媒体发表讲话，罕见地对国际社会发出了邀请。“我郑重邀请所有国家、组织、民众，只要愿意帮助缅甸受灾群众，我们都真挚欢迎。”

国内多支救援队奔赴震中区域开展救援。央视新闻从应急管理部获悉，缅甸当地时间3月30日17时，中国救援队抵达受灾严重的曼德勒市。由应急管理部统筹组织的3支社会力量救援队已先期抵达缅甸，包括浙江公羊救援队。

澎湃新闻从公羊救援队获悉，该救援队于3月29日23点抵达曼德勒震区，他们在一幢倒塌建筑现场开展搜救工作时，经过搜索，于早上3月30日8点成功定位3名幸存者，经敲击喊话后确认为3名被困人员，目前状态良好。因被困人员处于深度埋压，截至30日下午13点，公羊救援队艰难打通物资输送通道，并与被埋压人员进行了直接对话。由于现场发生次生余火，浓烟很重，救援工作不得不暂停等待消防人员完成灭火。

近期缅甸处于热季，中部天气晴热，日间温度可达40度。湿度大概在30%左右。“目前气温43度，余震频发，救援队员体力透支。”公羊救援队一名队员说，灭完火，他们要争分夺秒，“只为三条鲜活的生命”。

另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3月31日0点40分，经过5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中国救援队在缅甸曼德勒市的长城饭店救援点搜救出一名被埋压人员，该女性被困近60小时，获救时生命体征良好，这是中国救援队抵达受灾最重的曼德勒地区后救出的第一位幸存者。

当地时间3月31日5点37分，中国救援队在缅甸曼德勒市的天空公寓救援点搜救出一名在废墟中被埋压超60小时的幼童，孩子获救时生命体征良好。目前，天空公寓还发现有多名被困人员，中国救援队正在现场持续展开救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