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坐着上班”

打开招聘软件，可以看到制造业与服务业不少招聘广告中，正在把“坐着”当做一项工作福利。仿佛“能坐着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特殊待遇。

与之相对的，是基层服务行业中日益普遍的“全程站立”：餐饮、零售、酒店等岗位的员工，许多都被要求在超长工时里全程站立工作，不设椅子，没有休息，不能坐下。

这种要求并非出于效率或安全考虑，而是源于一种看不见的表演逻辑：站立的身体，被当作“积极”“专业”“热情”的象征，传递给顾客、传递给管理者，也传递给摄像头背后的监控系统。

“坐着会给顾客懒散的感觉，会让顾客不想进来消费。”一位经营者如此解释。

这是一种和真正的劳动不同的劳动。它的价值不在于完成工作本身，而在于营造出“在工作”的姿态。

“在工作”的劳动姿态，开始被单独抽离出来加以规范。站着、走动、微笑、口播，成为评价绩效的一部分——它们并不直接提升服务效率，却不断被强化、被记录、被奖惩。

当劳动变成表演，劳动者也就成了道具。健康被消耗，情绪被压住，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被替换成标准化的笑容和话术。这不仅是服务业的日常，也是当下许多岗位的现实：制度用可复制的动作定义“合格”。

文｜孙漫漫
编辑｜oi

---

口播

在许多门店，劳动的第一要求不是把事情做快，而是把样子摆对。

小光在一家餐饮连锁工作，每天站十个小时，下班回宿舍总是一瘸一拐。去医院问诊，还没拍片，医生光听描述就判断——静脉曲张、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积液。这些病，在服务业是再常见不过的职业损伤。

要缓解并不难。一双压力袜、一副支撑性鞋垫、每站五十分钟坐十分钟，都能让情况好很多。但店里不允许。

这种逻辑里，站立并不一定能提升效率，却成了“敬业”的证明。于是，哪怕客人不多，员工也不能坐下。前厅留一人值班、其余人去后台休息，这样的安排被认为“不专业”。

表演站立虽然辛苦，但好在不要求技巧，如今的服务业工作中还包含着更多不被认真解释、却必须严格执行的“表演性劳动”。

地上没有垃圾也要扫，不赶时间也必须小跑上菜，上班时要一直走动，遇到同事必须打招呼问好，如果被经理抓到没有笑，会被批评。这些动作不一定改善顾客体验，却能让管理层看到一个忙碌、整齐的场面。

在奶茶店兼职的张章做好了脚疼腿疼的准备，却没想到嗓子成了损耗最大的地方。

兼职第一周，他每天口播到嗓子干哑，吞口水都疼。一位同事辞职了，因为声带结节。

店里有一套细得近乎荒诞的口播SOP：顾客进店要喊，点单要喊，取餐要喊；天气变了要喊，季节更替要喊。每隔十分钟，全店会齐声高喊“毛巾清洗时间到”“三十分钟检查茶汤时间到”。

这些台词里，有提醒顾客小心烫口的好意，也有品牌广告，还有复杂的问候与告别话术。奇怪的是——顾客在的时候要喊，没顾客的时候更要喊。

“你得有活人味！” 店长批评张章的表情僵硬，口播毫无感情。

在张章每天站立的十个小时里，没有一刻是停下来的。他得当后厨，泡茶，泡咖啡，煮珍珠，切水果，滤茶叶，不停地洗洗刷刷，还得看前场，点单，收银，处理线上的订单。

京东美团和阿里外卖大战，订单激增， 上早班的张章一个人干了一千多的营业额，他打电话求助，店长敷衍了几句就不闻不问了。其他同事没到上班时间也不来。张章说他很理解，如果是他也可能会“见死不救”，正常上班时长已经让透支了所有体力，大家都没有力气再来赚这一小时十块钱的加班费。

没有力气当活人，又要表演口播喊麦，那就只能当伪人。

---

乐捐

有时取餐的顾客已经走了，店员仍对着空气口播，直到念完。
这些词本来就不是念给顾客听的，而是念给摄像头，店长，或者念给潜伏在顾客队伍里的“便衣”督查。

某品牌奶茶店对口播每周有五次随机抽查，四次监控一次线下。
如果被发现没念，便会按照打分标准扣分，不仅可能会被罚写复盘，还和工资提成挂钩。

监控，罚款和体罚是管理的主要手段。
在许多公司，罚款叫 “乐捐”。

有的奶茶店，规定收银人员如果面无表情，第一次捐一元，第二次捐两元，以此类推。
某长三角地区的奶茶品牌有门店要求没喊口号的员工“乐捐”50。
某湘菜品牌上菜时有固定口播，如果服务员没说，罚款10元，女员工没有涂口红罚款5元。

张章的同事曾一个月被扣了一千多，将近工资的三分之一。

体罚也非常普遍，某连锁咖啡品牌要求店员抄写差评，每条100遍，如果没对路过的顾客微笑打招呼便被罚做俯卧撑，其他的体罚比如深蹲、爬楼梯也屡见不鲜。

“总比罚钱好”有人在评论区这么说。

---

伪人

公司试图用量化考核制度将一切标准化、流程化，本意是以用户为中心，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
然而，最影响顾客体验的偏偏是那些无法被量化的部分。

管理者无法观测消费者在店员那里获得多少情绪价值，就去要求笑容和声量。
在动不动就罚款的威胁下，店员们渐渐把力气从“做得好”转移到“做得可以好看”。

服务员本来就是活的人，但经营者偏偏用一套标准化SOP和严苛罚款把活人僵化抽干成伪人，然后再让伪人死气沉沉地表演活人。

无数人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抽干人，再用无数花活儿让人表演人，好一个 加一减一等于负的集体伪人时代。

---

代价

代价首先落在身体上。静脉曲张、声带结节、慢性腰痛，这些原本属于长期体力劳动者的伤病，如今在大量服务业岗位上提前出现。

更隐蔽的，是情绪的耗竭。为了应付镜头和考核，员工学会了用同一套表情和语调面对所有人，把真实的感受收起来。
正如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所说，情绪劳动可能导致“情感异化”——劳动者与自己的真实感受逐渐脱节。

劳动原本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但在表演化的劳动里，这种连接被削弱甚至切断，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冷冰冰的标准。

惩戒和监视制造着失去自主性的劳动者，表演式服务生产观光式的消费者，这期间，消失的是人和人之间真正的关切。

文 | 大 何

---

最近有一个一闪而逝的热搜，说的是好多官媒，跟约好了似的，齐刷刷地转了一篇标题吓人的文章——《社保断缴1次，这些待遇全部取消！》

说实话，这标题取得，真有水平，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一股寒气。

我这人好奇心重，就点进去瞅了瞅。

还好，没那么夸张，不是说你一断缴，过去交的全都打了水漂。

但要说没影响，那也是假的，而且影响的都是些要命的地方。

---

医保

最直接的就是医保。

这个月断了，下个月你看病就得自己掏钱，一分钱都不给你报。

你要是手脚快，三个月内赶紧续上，那还好，下个月就能恢复，连续缴费的年限也给你算着。

可一旦超过三个月，那就麻烦了。

各地规矩不一样，但基本都得让你等个三到六个月的“观察期”，这期间看病还是自费。

更要命的是，你之前的连续缴费记录，“啪”一下就清零了，得重新开始攒。

可别小看这个“连续年限”，这玩意儿决定了你看大病时报销的上限。以深圳为例：

而那个“累计年限”，决定的是你退休后还能不能免费用医保。

---

生育险

这个对准爸妈们来说，打击挺大的。

大部分地方都要求你生孩子前，得连续交满9到12个月的社保，不然一分钱生育津贴都拿不到。

万一中间断了一个月，对不起，不符合条件。

等你生完孩子，得再吭哧吭哧连续交满一年，才能把之前那笔钱给补领回来。

这中间，产检加生孩子的钱（少说一两万），就都得自己扛了。

---

城市入场券

还有些隐形的门槛，比如买房、落户、孩子上学。
在北京上海这种地方，社保断一个月，之前攒的五年、七年资格，就得从头再来。

---

文章后面还介绍了怎么补缴，那些流程化的东西我就不啰嗦了。

我想聊的是，这盆冷水到底想泼醒谁？

其实这个政策一直就有，近期才忽然上热搜，再联想到前几天最高法说“不给员工交社保的合同无效”，这套组合拳打得，意图简直不要太明显。

前一招是敲打企业，后一招，就是对着那些交“灵活就业”社保、心里还在琢磨着要不要断供的人，还有那些失业了但还在咬牙自己交社保的朋友们，进行一次“灵魂拷问”。

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你都交了这么久了，现在不交，前面的就亏了哦！

---

在经济学上，这叫“沉没成本”，跟电信诈骗一个路数。

骗子总会告诉你：再投点钱就能回本了，不然前面的就全没了！

不过，我就纳闷了，本来大家对这事儿就有点怨气，你不去想办法让它变得更香甜可口，
反而跑过来威胁说“这玩意儿很重要，你不听话后果很严重”，你猜大家会怎么想？

那么失业自己还在缴的人一想：反正这些权益也没了，索性断了。

我看这宣传口，真是捡到宝了，一句话就把人给劝退了。天才，绝对的天才。

---

其实，这一切背后有个更大的背景：交钱的人越来越少了。

2023年，我国医保缴纳在职人数是 2.7亿人，而同期就业年龄段人口是 7.7亿。
换句话说，能稳定交社保的，已经是打工人中的上等人。

但从2019到2023年，居民医保少了 6200万人，光是2022和2023两年，就少了 4500万。

医保可是社保里最核心的险种。没它捆着，养老金那边的数字更不好看。

---

官方解释是数据“优化”或“升级”，但社科院一句大实话更扎心：
“不能排除部分居民因缴费负担而放弃参保缴费。”

归根结底，就是两个老问题：兜里没钱，心里没底。

---

对于农村家庭来说，一年四百，可能是两周的买菜钱，还得年年交。
对于收入不高、工作不稳定的年轻人，眼前的饭都快吃不上了，谁还有心思去想几十年后的事？

所以，这不是个别人的选择，而是一种趋势。

---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
我们的社保体系，本来就是基于“铁饭碗”设计的。

几十年前的假设是：你一辈子待在一个单位，工作稳定，不会失业，也不用担心企业耍赖。
所以才会有“连续缴纳才算数”“跨省转移困难”“缴费基数过高”等规定。

但时代变了，现在有几个人能保证不换工作、不失业？

如果不改，二三十年后，城市里可能出现大批没工作、没收入、每月只有一两百块补助的老人——那画面，想想都可怕。

---

说白了，本该走的是“低门槛、广覆盖、保基本”，
结果现在成了“高门槛、覆盖广、待遇天差地别”。

所以，靠吓唬几句是解决不了的。
你越吓唬，老百姓越打鼓：是不是池子里的水快干了？

---

最后，来点“正能量”

各位朋友，别纠结眼前这点得失了，要有大局观！

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奋斗到75岁不是梦！

社保是什么？
是夕阳红的绚烂光彩，是广场舞的强劲节拍，是游山玩水的经费来源。

当然，万一你快退休了还没交够年限，那也没关系。
个人账户里的钱退给你，剩下的正好为社保基金做贡献，一举两得，皆大欢喜。

过去有个词叫“视同缴纳”，以后可能会有个新词：“视同没缴”。

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

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

一个有正式编制的公职人员，究竟要多坏，要犯多大的错误，才会被剥夺编制、开除公职、取消退休待遇？

按我的朴素理解，公职人员行使职权时所犯的错误（犯罪行为除外）大体上分为几类：

第一种，把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做好的同时给自己捞了一些好处。这肯定不好，但在当下社会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种，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因为能力不足、方法不当犯了一些小错。这需要批评教育，但还是可以给机会改正进步的。

第三种，故意利用职权做坏事，侵害公共利益，或者掌握公平裁判权的人自己带头破坏公平。像这种，我认为是可以一票否决撤职查办的。

比如协和董小姐事件中，身为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领导，本身是负责维护学生成绩公平的职位，却利用职权凭空给董小姐伪造成绩，把一名明显不具备基础知识的学生送上医疗岗位，说明其对学生成绩公平没有丝毫敬畏之心，也就完全丧失了担任相关岗位的基础，理应撤职查办永不录用。

可实际上呢？为董小姐伪造成绩的李某宽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记过处分，免职处理。众所周知，免职不等于撤职，歇一段时间，人家又是好汉。李某宽同志的编制和行政级别稳稳当当，没有受一点影响。

甚至连始作俑者，董小姐的姑姑班某娟也只是留党察看一年、撤职处分，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调离教师岗位。同样，编制和行政级别稳稳当当，实际待遇没有受一点影响。更别说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了。

比如广西亮证姐事件中，亮证姐的丈夫黎某将代表国家公权力的行政执法证件交给妻子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显然在主观上对其执法权力没有丝毫的敬畏之心，对消防安全的严肃性没有丝毫敬畏之心，让这样的人留在消防队伍里，我作为群众是很难放心的。

然而实际上，黎某受到的只是党内警告处分，收回并注销其行政执法证。这意味着，黎某的领导职务没有受到丝毫影响，编制和待遇更是岿然不动。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以上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在体制内一名合同制聘用人员或者“临时工”身上，又或者发生在民营企业的某个岗位上，会是怎样的处理结果呢？

董小姐和亮证姐连续两个事件的官方通报，看情节，满屏都是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知法犯法，看处理，满屏都是批评教育诫勉谈话，个中反差与荒谬实在一言难尽。

董小姐案件中帮助董小姐造假全链条上的19位体制内大佬，亮证姐事件中涉及到的7名公职人员，没有一个被开除公职撤销编制的。

一个都没有。

就这，某官媒还有脸说相关处理结果表明了对违规行为绝不姑息，也难怪评论区要将其解读为“绝不让董小姐的姑姑撤职休息”……

或许真的是怪我不懂事吧，国家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犯了点错误就开除，岂不是让更多的同志寒了心？

但你也不能怪我不懂事。我一个遵纪守法的纳税公民，真的很难共情这些由纳税人供养着的滥用职权的公职人员，也真的很难接受已经查实他们滥用职权后将来仍然享受比我多好几倍的退休金。

我的要求很简单：

对于那些已经查实有主观故意滥用职权做坏事，或者肩负着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责却带头破坏公平的公职人员，如果不能送进去坐牢，至少也要开除公职，级别归零，让其无法再染指公共权力，从此自食其力谋生。

这要求，算非分之想吗？

如今的新闻，火的快，过去的也快，上周的热点，这周已经没几个人记得。

瓜田里生机勃勃，但同一个瓜秧下，吃瓜群众聚的快散的也快。但来去聚散之间，真相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

就拿武汉大学图书馆的事，到现在还在网上吵。

尽管这事因为法院判决之后再度引爆，但网上还是质疑重重，对立双方人马仍各执一词。

我在想这要是在以前，会不会有电视台把双方当事人请过来，做一期节目，双方坐一起把事说清楚，再请几个专家，几十个观众一起理性的说道说道。

但是，这在现在已经很难办到，或许已经绝无可能。

我看了很多评论，都是带着自己的情绪，锚定自己的观点。但你对这件事的评论，真的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上吗？

我越来越发现，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公众对事实的冷漠，而是——我们已经很难接触到真正切实的信息。

传统媒体衰落之后，核实这个信息本身的那道“关口”，已经悄无声息地被撤掉了。

高质量的新闻，从来都是很贵的。

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在过去，传统媒体有一套完整且严格的采编流程——

① 派记者到现场采访
这意味着要报差旅费、住宿费。大一些的新闻，需要甚派几个人，去每个人不同角度进入事件核心。

② 联系相关各方当事人
记者要反复打电话、登门拜访，甚至在门口蹲守，只为让当事人开口。

③ 信息汇总与选题讨论
采访结束后，记者要把资料带回编辑部，和主编、副主编讨论切入点和写作方向。

④ 执笔与多轮修改
由一名记者汇总各方信息执笔成稿，再由编辑修改、领导审阅、法务把关。

⑤ 严苛的校对
一些严谨的报社，十万字最多只能出现三个错别字，校对至少三遍。

这样一套流程下来，一篇几千字的新闻才能成稿发布。

那时的报道不仅信息扎实，还经常以极强的公共责任感推动社会进步。比如一些载入史册的新闻报道，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

● 孙志刚案（2003年）
《南方都市报》揭露外地务工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收容致死的事件。报道引发全国震动，最终促成收容遣送制度废止——新闻直接推动法律变革。

● 三鹿奶粉事件（2008年）
《东方早报》——首次点名曝光三鹿品牌，揭露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的内幕。新华社跟进披露信息。蒙牛、伊利、光明三家巨头负责人首次共同在央视《对话》节目中公开道歉，承认行业系统性失责。报道过程承受巨大压力，但最终推动食品安全大整顿。

● 汶川地震现场报道（2008年）
地震发生后，《南方周末》《新京报》《东方早报》等派出大批记者奔赴灾区，第一时间传回一手照片与文字，既有泪水，也有反思。

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点：记者必须亲临现场，听到不同立场的声音，把事实核实到极致，再公正呈现。

---

为什么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少？

原因很现实——高质量新闻的成本，没人愿意出了。

在注意力稀缺、流量至上的今天，如果我花二十天跑一个选题，等稿子精雕细琢发出来，这个事件的热度可能早就过去了。

平台的算法会用冷冰冰的点击量告诉我：不值得。

更残酷的是，即使内容质量很高，很有可能未必能发得出来。

而且一旦说了一点点不太正面的东西，还会有一堆人骂我，把我开盒，这都有可能。

相比之下，我不如在家里随便炮制一些东西，不用跑现场，不用核实，只要符合大众心理需求，就已经火了。

今天的新闻生态，更多是平台算法在主导。

一则内容是否能被广泛看到，不取决于它的公共价值，而是取决于它能否制造情绪波动——愤怒、恐惧、嘲笑、震惊……

这些情绪让人停留更久、转发更多，平台获得更多广告收益，新闻价值反而被边缘化。

于是，“新闻”变成“内容”，记者变成“内容生产者”。

在这个人人自媒体的时代，真正的记者已经从我们视线消失了许久。

当然这不是记者们的问题，也是我们要反思自己的问题。

张雪峰不建议去报考新闻专业，不无道理，时代变了。

我们从“以事实为基础”，退回到“以情绪为导向”。

过去，你看到的报道是多方核实、结构严谨的长文；现在，你刷到的是30秒视频加几行夸张字幕，背后可能只是未经证实的微信群截图。

更糟的是，用户的媒介素养在被削弱——习惯快速接受情绪化“观点”，却不再耐心看事实。

现在的任何新媒体账号，都已经不具备背书功能，我们也没必要对它们有滤镜。不管它背后有多大的一个机构，它只要是新媒体的，它就一定要考核流量，而且还有人可以下单推流。

一些传统媒体的线上账号，每天也是炮制一些垃圾给我们看，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事情在哪个电视台或者报社的账号里出现就说明这个事是真的了。

从前，一旦报道出来，政府会调查，社会会讨论，事实会推动改变。

而今天，这种信任感几乎已经消失。

想让新闻质量回到一二十年前的水平，已经不可能了。

不是没有优秀的记者和编辑，而是缺乏支撑他们长期投入的土壤。

资本不愿花钱，平台不愿等时间，受众也不愿花精力看长文。

新闻的价值，本该在于它接近真相的能力。

但在这个时代，真相的获取成本太高，流量的诱惑又太大，于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在碎片化的情绪中，错过本该看见的真实。

如果告诉你，这么一条漏洞比筛子还多的博士捷径，7年来只有董小姐这一位天选之女发现并走通了，你，信吗？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20417.html

荔枝的侧写

在大小年与气候异常的双重作用下，今年荔枝大幅增产111.26%，价格却暴跌70%，部分产区每斤仅售1至2元。荔枝虽然甘甜诱人，却因极难保鲜、采摘成本高，往年很少作为茶饮新品出现。而在今年，借着热播剧《长安的荔枝》的文化加持和丰产的推波助澜，它成为了各大茶饮品牌争相追逐的新贵。但这场热潮背后，是市场机制对自然节律的扰动——荔枝的“大小年”本是荔枝和许多农产品固有的周期现象，但在市场化的运作下被放大为歉收、高价时种树，丰产、价低时又砍树的循环陷阱，生产与分配早已脱离合理调节的轨道。

茶百道在荔枝新品的宣传文案中，煞有介事地强调“一杯奶茶里含有19颗荔枝”，试图说明产品的新鲜与诚意。可在这一切光鲜的背后，传来的却是基层员工的吐槽：

“又是剥、又是洗、又是煮，手套带了差不多十个小时——手都泡浮囊了。”

“周末快乐，除了茶百道研发部。能干干，不能干换人，整天搞各种水果汁子。要不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每天剥八、九十斤荔枝，手都磨烂了，真把员工当日本人整呢，顾客催完骑手催……”

“……明天是我入职的第七天。听说明天还要开始商战零元购。我已经不想去上班了。这几天剥荔枝、剥青提、剥葡萄。才七天，我的大拇指就开始要长茧子了。我每天都想哭。”

“在茶百道上班，你们剥水果剥得手不疼吗？一天要剥好多葡萄和提子，手指甲都要废了。”

“茶百道你为什么净出些折磨员工的品？”

在社交媒体上，茶百道官方并未正视员工因剥荔枝带来的劳损与困境，反而以骄傲的口吻公布新品上线后消耗荔枝的惊人数字。广告链上的营销号更是乐此不疲地渲染“辛劳叙事”，将劳动者的痛苦包装成产品“新鲜”“高品质”的故事素材。在当下的生产与营销逻辑中，劳动的苦痛原本就是商品得以诞生和流通的隐性代价，如今更被商业话术巧妙包装，变成吸引眼球的“情绪资本”。这种痛苦既未被看见，更无从改善，却在消费市场上被肆意消费、反复利用。

员工在社媒上谈起茶百道的关键词：制度 强制 命令 压迫 计算 试探 饥饿 命令 流汗 爆发 焦虑 斗争 铲冰 打个效期 卫生 稽查来了......

饮品企业在新品研发过程中对一线店员的系统性忽视，早已是行业内广受诟病的问题。去年，就有员工曾无奈反映，其工作强度之大已超出人类承受范围：“九点上班，十点营业，一小时准备20+的料……我是人不是狗”——这种将员工视为机器而非个体的态度，正是资方忽视劳动权益，对劳动者深层次剥削问题的一个侧写。

订单滚滚来，工人无退路

新品爆卖，店家爆单，员工却成为背后无人看见的牺牲品；这种情境随着“外卖大战”的打响，被更加前所未有地普遍化了。近期，京东、美团和淘宝闪购（饿了么）的外卖大战引发“0元购”的浪潮。到周五、周末，大量奶茶店、快餐店爆单，部分店铺订单飙升至平时五倍多。益禾堂披露门店营业时间从原本的早上9时30分至晚上11时，拉长为早上8时30分开门，营业至凌晨3时，足足增加了5小时。同时，几乎全国门店都大量聘请零时工、增加员工加班时长。有媒体就报道：员工一天做一千多杯奶茶，甚至没空喝水。夜班员工本来八点下，却加班到下午一点；一名瑞幸员工就讽刺地说道：“减肥我只服瑞幸”，该员工在近一个半月的工作中暴瘦38斤；某连锁奶茶店的前员工就透露，由于“外卖大战”带来工作量和压力剧增，其所在门店的店长和三名店员共四人全部离职。

做不完的奶茶。

员工在社交媒体上也满是怨言：

“每天大都800多杯，一共四个店员交替上班，感觉每天都好累，连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我感觉我要累死了，一天天的全是单子，感觉看不到头。每天上班都跟机器人一样不停的做奶茶，下班后浑身腰酸背痛，问题是工资也不怎么高。这下三大外卖平台的战争只有奶茶店员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外卖大战，人家根本喝不完，我根本做不完。最辛苦的就是外卖这些员工啦，不停干。做不完的杯，贴不完的单，打不完的包，备不完的料，还有催不停的单。还有时候因为客人脾气不好，叫顾客出示取餐号会被客人骂……打工人，每天当牛马很累。

——是的啊！有些人没拿到直接给差评了。老板全怪我们店员，每人扣200。又累又没绩效，白白干还要扣钱……”

“我直接辞职了，太累了 ，一天下来外卖五六百单。还只有五个人 ，五个人两早两晚一中，忙得很不得长八只手……”

某奶茶店中的标语。

工作量激增只是员工面临的挑战之一。品牌方督导要求新老员工都必须手剥荔枝、青提，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负担。此外，顾客和骑手的频繁催单也让他们压力倍增，有时甚至会激化店员与顾客、骑手之间的矛盾，导致激烈的肢体冲突。值得注意的是，为快速缓解压力，店主新雇佣的员工未经培训，可能进一步增加操作不当和意外事件的安全风险。

“店员累哭了……几百杯量，只有3个人，而且有两个早应该下班了，亲眼看到累哭了，唉。”

“我直接哭了。本来就是刚入门还不会做奶茶，打包也手忙脚乱的。骑手和顾客还很凶，有一个阿姨自取五杯，因为杯量太多一直没找到，直接骂我。为什么平台搞商战要员工和店家承担啊？”

“外卖大战谁赢谁输？反正奶茶小妹先死一步，麻烦宽容一下…毕竟一天做4000多杯奶茶不是人干的事，品牌不让下架、关店…我们只能硬抗……”

外卖员和店员爆发冲突。

骑手作为外卖配送链条上的关键一环，在“外卖大战”的背景下同样面临严峻挑战。许多骑手每天的订单量超过120甚至200单。按照经验估计，这意味着他们需要长时间高强度工作，每天至少12小时，并且每单配送时间必须控制在5分钟以内，所有的生理需求都不得不让位。超时配送和送错餐成了家常便饭，而辛苦赚来的钱却又常常被平台扣除。面对全国大部分城市持续的高温热浪，骑手们的精神和生理都已濒临极限。此外，一些店铺人手不足，在平台“超时扣款”的压力下，骑手们甚至被迫充当免费劳动力，帮助店铺完成订单的“生产”环节。

“你的外卖可能是外卖员做的”——某些店铺人手短缺，外卖员成为“临时工”。

爆单的背后，是对劳动力和资源的无情消耗，带来生产过剩和对生产秩序的破坏。消费者在大量补贴的刺激下，可能下单远超实际所需的产品；同时，由于订单积压导致长时间等待，大量“0元购”订单最终无人领取，店员辛苦加班的成果因此被白白浪费。

“……最近经常听之前的小伙伴们吐槽现在商战越来越离谱，而且好多做好了不来拿的，真的超级浪费……

——今天晚上我们都下班了还有四十杯没有人来拿的，全部倒掉了，真的很浪费，我不懂这些人是为什么”。

大量的奶茶无人认领。

资本结构中的劳动陷阱

从手剥荔枝到奶茶爆单，这不仅仅是孤立的个例，而是一种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在经济疲软的大背景下，消费者对价格愈发敏感，大量转向性价比更高的线上消费；与此同时，更多商家被迫融入平台经济，希望借此拓宽销路。美团外卖去年的亮眼盈利数据向资本市场证明了即时零售的巨大潜力，这里似乎正是资本亟需的“下一片蓝海”，更准确的说是被包装过的红海——已然开发、竞争激烈且充满工人血汗的红海。

这片“蓝海”的诱惑迅速点燃了互联网巨头的新一轮争夺战。对于传统电商如京东、淘宝，外卖平台打造的即时零售模式正在蚕食它们的销售份额。京东高调宣布进军即时零售，淘宝闪购联合饿了么制定“战斗计划”，抖音也加码“随心团”，巨头们纷纷入局，战火骤然升温。

阿里巴巴制定雄心勃勃的计划。

2020年以来，饮品市场迅速膨胀，一、二线城市核心商圈内茶饮店密度惊人，高达50家店铺聚集于1公里范围，市场已然饱和。这种白热化竞争迫使品牌们不断抢夺客源、拉高销量。在同质化产品竞争中，茶饮企业并非“无可奈何”，而是主动加码人力物力，打造“足料、复杂工序、高性价比”的爆款噱头，对“新品”与“手工鲜剥”的痴迷，不过是资本攫取流量和利润的工具。

手工、鲜剥作为机器和预制工艺的对立面，满足了消费者对“新鲜”“纯手工”的期待，也反映了行业对成本的极致控制。企业用看似“匠心”的人工操作取代更合理的备料方式，本质上是将原本应由资方承担的生产成本和员工健康保障，无情地转嫁给了一线劳动者。品牌方在定价时只关注市场竞争力和消费者心理预期，而加盟门店员工的劳动付出、工序耗时则被视作“隐形变量”，默默转嫁给加盟商和工人。研发与生产之间的割裂，使“创新”成为劳动密集的隐形代价，鲜活的工人成了机器般运转的齿轮。

茶饮店员工看着订单绝望的背影。

随着“外卖大战”的全面打响，流量红利与扩张机会推高了茶饮企业的市值，而另一端，一线员工的劳动强度和身体代价也在同步飙升。在上市茶饮企业中，除奈雪的茶外，几乎所有品牌都依赖加盟门店支撑扩张版图，品牌方由此构建了低风险、快增长的“轻资产”商业体系。

这种结构性脱节在外卖大战中被进一步放大。加盟商缺乏品牌方支持，在与外卖平台谈判佣金、活动费用分摊时处于弱势。为了消化补贴成本，他们只能拼命追求订单量，同时压缩人力开支。最终，一线员工在极度精简的人手配置下，以近乎流水线的节奏高负荷运转，过劳、伤病、乃至离职成为常态。品牌方则稳坐收割者的高位：从加盟费、供应链差价到品牌授权，持续吸纳收益。它们无需面对劳动者的疲惫与抗议，只需在销量暴涨与股价飙升中享受资本市场的掌声。

大战之后茶饮股大涨。

从剥荔枝的门店工人，到爆单应接不暇的骑手，整条生产链已被资本逻辑裹挟得无法喘息。甚至连种植、采摘荔枝的农业工人，也无法逃脱这场节奏失控的疯狂——他们的劳动成果在丰产之年沦为廉价原料，被拿来包装成流量故事，而他们自身却从未进入这场盛宴的分配体系。所有劳动者，尽管所处环节不同，命运却早已紧密相连。这正是资本逻辑下“爆卖”的剥削真相。

秩序的幻觉

大战也暴露出一个惊人的悖论：这些互联网巨头几乎渗透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掌握着庞大的数据、流量和资金资源，却并未带来更有序的生产与分配。相反，在资本主义的逻辑驱动下，它们自身强大的调配与组织能力被转化为扩大混乱的工具。即时零售看似是一场“效率革命”，实则加剧了供应链、物流、人力的高压运作，留下过剩与短缺、对生产秩序和生产力的破坏，以及工人和骑手的超负荷劳动。

桌子堆满了奶茶，可能很多都不会有人认领。

这一切背后，是资本主义运行逻辑的必然结果。在资本的指挥棒下，企业扩张的速度往往超过市场的承载力；生产与流通缺乏整体协调，只能依赖市场“无形之手”。最终形成的不是秩序，而是外表光鲜、内里崩塌的增长假象。手剥荔枝与即时零售大战，正是这种逻辑的镜像映射——看似高效的系统背后，是混乱的扩张、透支的劳动，以及被裹挟其中的消费者，这场资本狂欢的代价，终将由所有人共同承担。

门店在补贴大战中过度消耗资金，很容易陷入资金短缺泥沼。为了填补亏空，商家们只得进一步削减人力、延长工时，剥荔枝、青提的苦役注定难以逃脱。有员工无奈反映，面对店主和平台“不能停止接单”的指令，他们曾在一个小时内处理超过500份订单，即便如此透支，也未获得任何额外奖励。更有网友发问奶茶店员工的薪资与绩效状况，得到的回复是“管理者有绩效”、“1800元基础工资+400元全勤奖+店营业额千分之四”。更普遍的是奶茶店习惯雇佣大量兼职，每小时仅10元，大战中员工除了因剥荔枝而破烂的手什么也得不到——这与他们日均成百上千杯的劳动强度形成鲜明对比。

“青春没有售价，但85能买我一天。”

对骑手而言，平台规则的高压与商家出餐口的拥堵，让他们在混乱中超负荷运转。这种拥堵并非偶发，而是门店在高压生产节奏下的必然产物。订单洪流、设备超负荷、人手紧缺，压力层层叠加至配送端，使整个链条濒临断裂。

对消费者而言，外卖大战催生的垄断正在悄然抬高生活成本。补贴带来的短期便利早已暗藏“秋后算账”的伏笔——价格上涨、佣金提高、食品质量下降的剧本，已在餐饮行业隐隐上演。同时，消费者和劳动者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类人。今天享受外卖便利的人们，大多数也在自己的行业中以“另一种身份”承受着同样的规律：被不断加速的生产、被利润至上的管理逻辑裹挟、被流量与数据算法异化。只要这套资本逻辑不变，任何行业都难以幸免，任何劳动者都无法置身事外。

“我要罢工了！！！”

或许我们都享受过便利的送货上门、甘甜的鲜美果茶、每周都更新的时尚衣物、电商迅速的次日达，却往往忽略了这背后是无数工人辛勤的双手。而这些被过度压榨的手，很可能就属于另一个身份的我们自己。

面对日复一日的高压劳动，一些员工选择了离职，以沉默的方式表达无法承受的痛苦。他们没有等来改善，只能先离开；也或许正在思考：我们究竟该如何劳动，如何生活。而更多人仍在岗位上挣扎，在每一杯爆单奶茶、每一笔补贴订单中被透支着身体。

“京东、饿了么、美团三位爷，请记住你们每次大战，都是我们这些奶茶店员工替你们扛下了所有。”

劳动者在社媒上表达自己心声。

这不仅是茶饮与外卖的问题，也不仅是哪家平台更压榨、更冷血，而是整套资本主义逻辑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的集中体现。在“市场效率”名义下，劳动被压缩，成本被转嫁，人被当作随时可替代的零部件。这不是系统失控，而是它本就如此设计。

改变已不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一种迫近的需要。从茶饮店员到仓储拣货工，从骑手到客服后台，从工厂流水线到算法背后，在这场压榨机制中的每一个劳动者，都应拥有重新定义劳动与生活的权力。劳动者应该要主导生产、参与决策重塑规则。只有当被压榨的齿轮变成握有钥匙的主人，整个生产逻辑才能从利润至上转向为人服务。

座上荔枝甘，座下指犹酸。我们若不握紧自己的双手，这场甜美的盛宴终将成为所有人的苦果。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篇报道发表于2024年12月18日。CDT近期将回顾歪脑的报道。

“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Leonard Norman Cohen，《Anthem》

旅行，并不总以欢愉的样貌出现。当下的世界，战争、冲突、死亡、灾难仍在恣意横行，人类历史中重复的悲剧，似乎也要从过去的遗址上探寻。人类留下的“黑暗遗产”（Dark Heritage）建筑和地点，也逐渐成为“黑暗旅游”（dark tourism）的景点，成为各国记录自身历史、反思不公、推动转型的重要空间。

《歪脑》将逐步推出“黑暗遗址巡礼”的特别企划，邀请各地记者探访世界多个“黑暗遗产”，让空间与建筑成为叙述者，代替受难者讲述发生过的历史悲剧。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那些黑暗遗址静默无声，被遮蔽的总要透进光，在石墙上生花。

曾经的斯塔西总部，今天的斯塔西博物馆

那是一张相片。相片里一个男人的后背纹上：Nur wenn ich traume, bin ich frei，也就是标题中“只有在梦中，我才是自由的”。他可能是东德年代中某个异议人士，但更可能只是个嬉皮士，留着长发，看不到他的正面，却看到东德时代整整几代人的阴暗面——现实的不自由。

男人的后背纹上：Nur wenn ich traume, bin ich frei （只有在梦中，我才是自由的”）。

斯塔西（Stasi），是Staatssicherheit的简写，意即“国家安全”。从1961年起，斯塔西就如影随形渗透到每一个东德人的生活里，监控思想，防止境外势力颠覆。同样斯塔西也会刺探西方国家情报，当中最有名的是他们安排间谍纪尧姆在时任西德总理布兰特（Willy Brandt）身边，纪尧姆最终成为总理左右手，窃取西德不少最高机密。德国的朋友跟我说，以前斯塔西潜入异议人士家中，会刻意留下痕迹，如轻轻调整沙发的位置，让回到家的人体验到赤裸又深入脊髓的恶寒。这在德语中名为“Zersetzung”（心理侵蚀）。

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后，大批东德民众闯入斯塔西总部，不为别的，就是想取回自己的档案。1990年1月，大批市民来到斯塔西大楼，堆积如山的碎纸映入眼帘，他们多年来秘密纪录下来他人的人生，变成足足16000袋麻袋。碎纸机早早严重超负荷而故障。统一后的德国成立档案管理委员会，整理卷宗，并制定民众申请阅读自己档案的流程。

斯塔西总部留存多年他人人生的秘密纪录，足足有16000袋麻袋。

 每一份档案犹如东德人纸上的人生，详细记载出生到成长到嫁娶成家，见过什么人，说过什么话，发生过什么事；东德人知道斯塔西都有他们的档案，但斯塔西最高明的一点是，东德人并不知道他们档案的资料由谁提供。被刺探的人，可能同时刺探另一个人的隐私。来到曾经的斯塔西总部，今天的斯塔西博物馆，大楼看上去平平无奇，低调、色泽暗沉，即使阳光很大，角落里总有阳光无法企及的阴影。如果将当年东德人的生命经验用线连系，那么所有线的终点便是斯塔西总部。

走到博物馆门口，正门有一系列的展板，呈现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前后，东德的民主化诉求和示威。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随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苏联对东欧各国的控制减弱。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分别解除边境控制，东德一方面涌现新一轮人口逃亡潮，另一方面莱比锡发起“星期一示威”（Montagsdemonstrationen），高呼“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由莱比锡开始，示威浪潮席卷全国。

斯塔西博物馆门口的一系列展板。

记得曾看过柏林围墙倒下当晚的新闻片段，记者访问东、西柏林的市民，他们有的狂喜，有人拆掉砖墙，扔下去，又有人随即将砖头捡走。有的流泪诉说数十年后又可以重见彼端的亲友；有人疑惑看着围墙倒下，对未知的将来一脸茫然。街上人潮大肆狂欢，涌到地下铁搭免费列车。而斯塔西呢，应该就在那些晚上命人发疯似地烧毁东德人民的档案。

看到东德的结局，我走入博物馆，走入东德的开始，也走入斯塔西的起源。

社会主义——你的世界

购票后走到一楼，一系列斯塔西人员监控的相片映入眼帘。我见到一本书，标题是《社会主义：你的世界》；我也知道，斯塔西的口号是“我们无处不在”（Wir Sind Überall）。他们在你的世界无处不在，包括你已知的和不曾知道的地方。

《社会主义：你的世界》

相片中的斯塔西人员，在示威的角落，在楼下，举起摄录机或就这样站着。试想像，他们若隐若现，提示你他们的存在。你不知所措，害怕随时会被他们闯进屋内带走，更害怕他们与你若即若离，尾随着，伫立着，就是不让你脑海中那个终极想像成真，却带来了更大的恐惧。

每166名东德人之中，就有一名斯塔西秘密警察，加上另外雇用的线人、狗仔队、私家侦探的话，一场10至12人的派对中，起码有一个线人。如果你是学生，起码有一个老师是线人，如果你是妻子，丈夫可能是线人；如果你单纯在街上走，起码会和好几个线人擦身而过——你尽管不认识他们，他们却可对你熟悉得很。

斯塔西主要有两大任务，第一是渗透到西方国家阵营刺探情报，一如纪尧姆潜伏西德总理身边，第二是严防西方阵营的意识型态入侵，以免颠覆政权，让你的世界只能有社会主义规范。我看到一幅斯塔西列出的欧美意识型态清单，一只骷髅枯手刻着“CIA”名字，然后被“正义”的铁手牢牢捉住，刚好“意识型态入侵”（Ideologische Beeinflussung）附有一张邪魔骷髅的图片，心想斯塔西把这也描绘得太准确了吧，活脱是一张重金属乐队专辑封面，随后一查，还真的是斯塔西直接借用某知名死亡重金属乐队的专辑。其实不止重金属乐队，后来我在某间审讯室看到当年一个青年，因为打扮得相当庞克，发型像个染色鸡冠那种，就被抓去讯问，那是八十年代的事情。

当年某间审讯室的一个青年，因为打扮庞克，被抓去讯问。

严防这个，严防那个，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最让我感叹的还是其中一些前斯塔西线人的证词，他们有相片，却在眼睛上打码，可能有人已经死去，可能仍活到现在，对于围墙倒下三十五周年的今天，会作何感想？

她是一个主妇，生于1927年，84年老公去世后被斯塔西招募成为线人。她老公在60年代中就是线人了，夫唱妇随，她让斯塔西人员用她的房子作为侦查和秘密会议室。有趣的是她虽然一片忠心，在报各邻居动向时，不忘长舌妇本色上身，向情报人员大发牢骚，物价贵了多少，社区规划怎样不好等等。后来她发现经常有陌生男人出入自己单位终究不体面，招人闲言闲语，就拒绝让出房子了。

斯塔西招募主妇成为线人。

走到二楼便是斯塔西局长的起居室和会议室，三十五年前许多个晚上，那里仍有很多紧急会议要开吧？一大堆东德每个平凡人的档案，由他们决定生杀大权多年，却猝不及防，轮到他们的命运被人民的意志所定夺。斯塔西有个精神叫“who is who”，简单来说他们存在意义就是要分清敌我，知道你是谁，却又不能让人民知道他们是谁。除了有头有脸的要员可能在两德统一后接受过审讯，那些一般的探员、线人，庞大的情报体系里每一部份，真要除恶务尽只怕是没可能的了，斯塔西不是超然于东德社会的机构，而是所有线索的起点和终点，是每个人只能仰其鼻息的利维坦。要是我活在那个社会，清白很难，每天无时无刻面对心理挣扎，因为那个社会形塑出来的一种现实，并不欢迎我，坦白很难，清白很难，生活里所有的踪迹是灰色的线，延展出来的轨迹，抛接两端都是斯塔西。

斯塔西局长的起居室和会议室。

我明白那个男子背上纹身，如果现实只有那么一种，那么在梦中我方可自由。为什么我明白？斯塔西毕竟死去了，可是往事并不如烟，今天“国家安全”仍像一把利剑，悬在世上各地不少人民的心灵之上。走出博物馆，阳光变得猛烈，愈是猛烈，就愈提醒我阴影必定存在。

---

如果有一所顶级院校的医学博士学位，可以通过伪造本科成绩申请入学，没有大学物理、化学基础也能通过平时考试，抄袭他人已经发表的论文也可以毕业，全程只要有人打招呼就能一路绿灯……

你猜，会有多少权贵子弟走这条捷径？

如果告诉你，这么一条漏洞比筛子还多的博士捷径，7年来只有董小姐这一位天选之女发现并走通了，你，信吗？

今年5月，国家卫健委第一次通报协和董小姐事件时曾指出，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录取资格确定、临床实习管理、学位论文答辩与审查等方面存在管理不严格、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正在深入整改。

我当时还天真地以为，这一整改调查，应该会拔出萝卜带出泥，把之前通过不正当手段混到医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都挖出来吧？

没想到，8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正式的调查处置问责通报称：

对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其他学生的入学资格情况进行核查，未发现存在违规情形。

嘿！好一个未发现其他人违规！看来董小姐还真是那锅白粥里唯一的一颗幸运老鼠屎，厨房里唯一的一只大蟑螂。

董小姐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实习连闯81关，每一步都有贵人相助，而且这些贵人还都认准了只帮她一个人，这实力，这运气，就连十世修行的金蝉子都得自愧不如。

第一关：博士入学申请资料

协和4+4医学博士采用的是申请制入学，就是由学生提供本科期间所修的课程与相应成绩申请，经学校审查后择优录取。

通报里有一个非常诡异的细节，董小姐本科毕业院校是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但是，帮她出具大学物理、大学化学课程虚假成绩的却是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

也就是说，董小姐拿着巴纳德学院的毕业证和北京科技大学的成绩单去申请协和4+4博士学位，居然给她过了！

很难想象，如果协和医学院连造假这么明显这么离谱的资料都能放过去，明目张胆到这个程度，7年来会只操作这一回。

第二关：博士就读期间考试

我知道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文科生可以读医学博士，这里其实有个误解，就是把专业和课程绑定起来了。事实上，比较好的大学都鼓励和允许学生跨专业选修课程，文科生也可以选生物和化学课程，为将来转医学做好准备。所以，重点在于课程而不是专业，没有相应理化生课程基础那是真的学不了医学（中医除外）。

董小姐本科是经济学专业，通报显示，她的大学物理和大学化学课程成绩是造假的，要么完全没学过，要么就是学了但不及格。现代医学是综合了物理、化学、生物知识的应用学科，医学的每一门课程都需要用到这些知识作为基础。

以董小姐的基础，即便能在申请入学时蒙混过关，大概率在博士期间也是上课听不懂，考试不及格的存在。然而，她不仅通过了4年医学博士期间的考试，还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毕业了……

很显然，四年就读协和医学院期间，肯定不止一位老师给董小姐放了水、改了成绩，用一路绿灯帮她顺利通关。

很难想象，如果协和医学院平时的考试都这么水，这么多老师给学生开绿灯明目张胆到这个程度，7年来就只关照了董小姐一个人。

第三关：博士毕业论文

众所周知，博士要毕业是一件非常辛苦非常困难的事情，其中最大的一个坎就是博士论文。尤其医学类的博士论文，不是闭门造车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长时间的工作，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才能完成的。学校核查论文的同时，往往还需要核查实验原始数据和实验日志，这是很难很难造假的。

然而董小姐的博士论文简直如同开挂一般，居然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是合规的。

先是开题报告和实际研究内容不一致，也就是未经批准改变研究项目，居然没人过问。

然后是直接把北京科技大学某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过程稿拿来用，很显然没有亲身参与过研究，指导老师不可能不清楚情况，居然这样都给她过了。

再有就是董小姐的博士论文与此前已经发表的北京科技大学一名残障学生的发明专利高度重合，这样居然通过了论文查重，显然还有更多的老师参与其中。

最后就是论文答辩，董小姐的指导老师居然完全没有避嫌，同时担任答辩委员会成员，而这么明显的违规行为，同处答辩委员会的其他老师居然没有异议，显然都是知情的同谋。

以上所提到的任何一个环节，只要有任何一位教职员工恪尽职守，董小姐都不可能顺利入学协和并博士毕业。

换一个角度想，董小姐的开挂经历以铁一般的事实表明，协和医学院4+4项目，从入学申请到平时考试到毕业论文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可以通过打招呼的方式违规通关的。

然而7年来，这么庞大的一个体系，这么长的一个博士培养链条，这么多的漏洞和捷径，居然只为董袭莹一个人开了绿灯。

你，敢信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更多好内容请关注“法度Lawbj”，防走丢

今天说的这个案子，发生在甘肃庆阳下面的宁县，一个父亲，发视频质疑儿子学校校服质量问题，“寻衅滋事”，被拘了7天。行政诉讼二审，确认拘留决定违法，判令国家赔偿3200多元。

案子发生在2023年，邓建国发现儿子的校服质量有问题，多方沟通未果后，发了两个视频。

校服厂家——宁县兆春服装厂，向宁县公安局报案，说邓建国寻衅滋事，散布谣言，要求追究责任。

宁县公安局认定，邓建国“无相关证据情况下发布不实视频，引起网友转发，造成公共场所秩序混乱”，行政拘留7天。

邓建国申请行政复议，宁县政府维持；

向庆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认为，虽校服确有质量问题，但“维权应通过正当途径，而非网络发布不实信息”。

庆阳中院二审认定：程序违法、事实证据不足、处罚不当。

这个案子，最让人不理解的是，宁县公安局、庆城县法院对事实的认定，也就是说，校服质量到底有没有问题？

公安局说，你说质量有问题但没证据，要拘留；法院说，质量有问题，但你没走正当途径，应该拘你。

兆春服装厂的校服质量到底有没有问题？庆阳市质量计量检验检测中心对涉事厂家生产的夏季校服抽样检测发现，棉含量不达标，不符合国家标准；

庆阳市市场监管局官网消息也显示，在后续专项行动中，包括兆春服装厂在内的校服供应商被查出多项问题。

公安、法院对这些证据为什么视而不见？甚至不惜违反程序，不告知邓建国可以申请暂缓执行，而是下了处罚决定就直接把人关进去？对提出问题的人“零容忍”，宁县是做到了。

这个案子，最让人感慨的是邓建国的遭遇：

因被拘留导致情绪崩溃、确诊抑郁症，离婚、失业。可谓生活一败涂地。

有人说，邓建国用被碾碎的人生，为孩子们换来质量合格的校服。

说实话，我对这个结论是有怀疑的。邓建国的遭遇，只能让更多的人闭嘴，监督、批评，除非你也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至于能不能换来合格的校服，大概率换不来。

公民正常监督，既不是诽谤，也不是寻衅滋事。

邓建国举报校服质量问题，也并非“无事生非”。

拘留抓人，公安机关本应应慎之又慎，要坚决杜绝小过重罚、让公民表达里动辄得咎。

同样，法院也应重证据，重程序。不能层层失守，形成错案。

为什么该谦抑的不谦抑，该讲法的不讲法？从湖南湘阴的“12字评论行拘5日”案，到宁县“质疑校服质量被拘”案，我们看到的都是权力的滥用，至今没看到滥用权力的人被追究责任。

如果，一个案子，确定办错了，把办错案的公安局局长、判错案的法院院长抓了，也拘留7天，你看他们还会不会滥用职权，制造冤案？

我查了一下，湖南湘阴的“12字评论行拘5日”案，宁县“质疑校服质量被拘”案，在二审判决翻案前，都没有媒体报道。

如果有媒体及时报道，一个明显的错案，或许不会延宕两年、三年，当事人也不用付出这么惨痛的代价。

“法度law”首款周边产品已上架，专为律师、粉丝朋友定制，长按右下角二维码下单

“法度law”首次新建读者群

欢迎热爱法律的你扫码入群

作者|刘万永

版权来源|法度Law

推荐阅读

涉案30亿，李建平被执行死刑 ：20年来获“极刑”的贪官都有谁

纪委通报中曝光举报人全名，谁赋予的权力？

兼职代人信访一审被判寻衅滋事｜律师：开发商危害更大

“纸面服刑”案后续：300余次报警反映情况仍被报复杀害 谁该担责？

被指寻衅滋事，辩护人：伤情鉴定复印件涉嫌造假，不能作为证据

退休七年被查，老检察长未被追刑责，更多细节待公开

最高法原法官评高丙芳律师涉嫌虚假诉讼案：不能让扶助弱小者蒙冤受屈

民事判决生效5年后突变刑事，河南新乡企业家骗贷案引发关注

法度Law

不是所有的ABB都是red3代

但传言的产生肯定是空穴来风

一场发生在悉尼的醉驾事故，全世界掀起了对一名年仅23岁的女性隐形华人富豪的热烈追逐。

人叫LanLan Yang（杨兰兰），车是劳斯莱斯。

被撞的是位老头，开奔驰。当然，澳洲税低，奔驰不像国内这么贵。

但兰兰的劳斯莱斯，据说是定制款，而且豪宅里还停着一辆，属于发了财之后，吃一碗倒一碗的派头。

果然，警方开出保释金额，眼睛不眨就到账了。

新闻就在这里发生了：传说保释金额是7000万澳元，相当于4亿元人民币。

关键是，传言称「后续法庭还查询了她的存款数量，是2700亿澳元，约1.35万亿人民币」。

这都哪跟哪，法庭哪怕看到了，也不可能公开；澳洲目前最高的保释金只有500万澳元，而交通事故肇事者的保释金通常为5000–20000澳元（约2.4万–9.6万元人民币）。

更重要的是，如果真是有钱人，谁会让现金躺在账上啊！买房买公司买矿投资不香么？

传这个言的，差不多就是猜测御厨里满满几屉都是白面馒头的那种农民。

这也太离谱了，人均下来，相当于每个中国人给了她1000块。

上海、杭州、深圳、广州等城市居民给省外官员转移支付发工资，2021年人均才交4万多元。

2024年广东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才1.35万亿元，相当于她的存款是全国最有钱的地方政府广东省一年的税收收入……

传言者是不是以此暗示她是广东人？

从这个面相看，温州－闽南－潮州一带都有可能，但不会更南了。

从下图来看，又有一点东北姑娘的走姿。

虽然她的名字是ABB格式，但从下图怯生生的样子来看，不大有京城red3代的跋扈劲，甚至还没有戴电子脚铐的孟公主气派。

从种种迹象来看，很可能，她之前一直被保护得很好，缺乏社会经验，所以出事后表现得惊惶失措，特别中国。

因为是逆行，撞得很惨。怀疑兰兰姑娘到澳洲不久，还没习惯靠左行驶，酒后忘了规则与国内不同。

事发后，她酒精测出阳性；被抓到警局后不配合，第二次拒绝。

从这点来看，也很中国。要是在国内，这个时候应该有电话进来了，只要不测血液，就可以否认精度不高的吹气结果，就有转圜机会。

可惜这是澳洲，兰兰孤悬海外，孤苦无依。

有人劝县城婆罗门，县城里可以为所欲为，为什么非要来自己控制不住的大城市？

确实是这个道理。要是在大陆哪个城市碰到下图这样的姑娘，你会觉得她是个开车撞人的主么？

当然不会，只觉得人畜无害，人生无限美好。

这个车祸之所以出名，很可能是因为她撞了个名人。

开奔驰的老头，是位新闻主持人的驾驶员。

记者嘛，白天唯愿牛斗架，晚上唯愿火烧天，唯恐天下不乱。碰到这么个逆行的豪车华裔小姑娘，送上门的好题材。

好奇的是，有关这姑娘的任何资料基本都搜不到。在一个社交媒体时代，一个人几乎隐形，还是我上面那个猜测：家人保护得很好。

正常的话，这姑娘家教不差。

如果仅仅是有钱，真的不是罪。

当然，有人怀疑她是某家的千金，是做进口配额的，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自我大清设十三行垄断进出口以来，历代皇商，虽然也有沈一石这种下场的，但多半也还是金陵薛家的富贵绵延。

这事背后，最不堪的情形，有可能是她家在内地的对手需要利用此事掀起波澜。

还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毕竟是7月份的案子，现在已经8月份了，突然间火爆全世界，过于不寻常。

而且，那些传言明显不靠谱，可大家都热衷于传播，说明信息发布者对舆论的燃点也很熟悉。

新闻出口转内销的故事，已经上演了几十年。

至于车祸引发的风暴，上一个是京城的令狐小哥。

小哥撞死后，其父次日言笑晏晏参加领导视察，被另一位老干部骂了句「人性都没有，何来党性」。

当然，以上纯属猜测。ABB式姓名的能量，确实超出我们的想像。

我写了300多部家传、整理了1200部家庭相册，发现旺族多出自读书人、绅士、企业家、地主，少数平民子弟则通过读书、从军、创业改变命运。

家史即国史，现代国家鼓励学生先讲家史、次学国史，汲取智慧、经验、教训，节节攀升。

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遗忘才是。如果没有记忆，家就是一句空话。

讲述我们的故事、写作家传，是人类延续文明和创造意义的基本方式。长按下面微信二维码，识别加我好友，一起抢救和传承家庭记忆：

家传编辑部系列，点击关注

为什么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如果没有家庭记忆，家就是一句空话。这个任务，只能我们自己来完成：

◆ 推荐阅读

• 父亲留下一屋子奖状，儿子说扔了吧。世上从此没了那个意气奋发的青年！

• 英雄辈出的时代，谁来记录普通人？

昔日摊前黄金梦，今朝楼间汗雨倾。

笑看媒笔翻新戏，苦中掘金几人信？

简简单单摆摊，轻轻松松月收入几十万的拙劣谎言没几个人愿意相信，现在又改变战术了：抗楼生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你不信能赚这么多？好，那我们来谈谈努力工作的意义，或者说好处。钱不钱的，就另说吧。

仅仅大清早一会儿功夫，便看到了多家媒体在发布宣传类似新闻，简直怀疑他们是吃饱了撑的。

先看这条：广东的30岁战神波哥，每天扛楼九个小时，月入3万。

这数字看上去似乎还挺可观，毕竟月收入3万，扛楼算什么？

先不说事实能不能如此，就这种超负荷的工作量，又有什么值得宣传的地方。

“战神波哥”本就天赋异禀，一个人扛别人好几个的量，因此他挣的也比别人更多。至于能不能多到每个月收入3万这种程度，我保留疑问。

而“波哥”的节省，就更不值得宣传了。

早饭基本不吃，这是好习惯吗？虽然我也经常漏掉早饭，可尚且知道那样不好。看来我们的一些记者，官方媒体，认知还不如我。

水电一个月十几块，我估计夏天是一点不开空调的，水电十元省空调，肺当滤网肝储能。所有暗中标价，都用身体中各个器官买过单了。显然这同样也不值得拿出来吹。

房租200元一个月。虽然我没租过这个价位的房子，但是十年前在二线城市里租过800块的，因此基本能够想象出来，2025年月租200的房子，其环境会离谱到什么程度。

同一天，另一家媒体也不遑多让：21岁大学毕业生，靠扛楼日挣千元。

看上去某些人还挺得意的，就是不知道，大学毕业出来只能扛楼，值得骄傲的点在哪里。

十八年寒窗，鱼跃龙门去搬砖，为何不直接去搬砖？既然扛楼这么赚钱，把这份“好工作”，把这个“好饭碗”就给没文凭的人，岂不更好。

换言之，搬砖都这般挣钱了，其他工作的时薪岂不更加高的离谱。那为什么21岁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正值大好年华，不去干点其他更挣钱的同时且更轻松的工作？

还有“没背景、没人脉，唯一的作用就是多挣点钱”这种描述，就没人觉得怪怪的吗？以“作用”评价人的价值，因为“没背景”，所以只能搬砖……这是什么歪曲的牛马价值观，竟还想让观众从中寻出美感来，简直不可思议。

总爱隔三差五的发这些正能量满满的东西，却不知道，但凡别人用十二指肠稍微多想那么五秒钟，就会发现满满的糟点。

以前有句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现在突然发现，人类一思考，连人类自己都会忍不住想笑。

于是愿意配合演戏的人是越来越少，即便是见惯了无耻而懒得吐槽的群众，也会默默的在评论区里说两句常识。他们不反驳你，但无视，比反驳更具杀伤力。因为“懒得反驳”，也是一种放弃，跳过你的表达，而直接自说自话。

更讽刺的是，媒体们在极力表达着倾尽全力的打工，只要你懂得节省度日，总能存储到一笔不错的财富。

恰好某官方在近日斥责形式主义时又说道：过紧日子不是苦日子，紧的是不该花的钱，该省的省，该花的花。要把钱，花在民生的刀刃上。

可何为民生，还有比老百姓的吃穿住行更民生的东西吗？还有比宣传中住20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早饭基本不吃更荒诞的民生问题吗？

媒绘锦绣遮疮痍，民笑荒唐戏自欺。

这类报道，其实我们已经看得够多，吐槽的也够多了，我觉得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都明白其中道理，奈何另外一些人，懂装不懂。

可这样做，曾经或许会有着一点作用，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毫无疑问，这种作用正在越变越小。

协和董小姐的大结局出来了。

肖某、董某莹事件，最新通报！

套话咱们就不引用了。

就看看这帮院长、主任、处长、教授们如何处理吧：

别的都好说，董袭莹的姑姑班某娟，和帮董袭莹剽窃论文的马某渊的处理，太轻了。

班某娟这个人是祸头，董袭莹用来申请“4+4”项目的理工科考试成绩，就是班某娟做的假成绩。

马某渊买了班某娟的面子，把手底下穷学生的论文拿来给董袭莹抄袭，这个人也是坏透了。

这俩人怎么处理的呢？

班某娟留党察看一年，马某渊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过。

咱们上过大学的都知道，考试作弊、论文抄袭，没学位、退学，开除。

甚至像大连工业大学那样的学校，跟外国人交往都要开除。

对学生管得这么严，到了自己的教授、处长了，罚酒三杯。

你说一个人能给她侄女做假成绩单，能给同事的侄女儿剽窃学生的论文，这俩人还适合呆在党内、呆在高校吗？

这种人如何先锋，怎么带头呢？

伪造带公章的东西，这是刑责。

咱们过去说董小姐有关系，现在看起来是侄女像姑，她姑的后戳儿更硬，不知道还站着什么老呢。

老玩这种罚酒三杯的套路，老觉得群众可以被敷衍过去。

每个月扣社保的时候想到有一笔钱用来养了董小姐她姑，心里更难过了。

你猜谁笑到最后了呢？

之前那么多篇，算是白写了。

我很惭愧！这次从正能量角度理解董小姐事件

物理化学不及格的董小姐怎么考过医师考试的

这篇男性子宫的论文好新，写出来就没有被人看过

如来的取经计划，为什么没有塞董小姐这种关系户

看完董小姐和肖医生，你们明白朝廷推广针刺麻醉的一片苦心了吧

土狗努力还是有用的，不信你看董小姐爱上肖医生

说协和4+4学制没问题的人，你们真好蒙

周芷若是张三丰张老送进峨眉派的，为什么不能像协和董小姐那么豪横

中日友好和协和的瓜，说明媒体业真的不能倒！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2025年7月22日，在四川江油市一栋空旷建筑楼里，几名十四五岁的女生用辱骂、扇脸、飞踹、强迫脱衣等方式霸凌了一名十四岁的少女。施暴者还得意地录制下霸凌全程。

视频显示，在被霸凌者少女提出家人会报警，央求对方不要再打了之后，霸凌者嚣张表示“又不是没去过（派出所），以为我们怕你吗？没得20分钟就出来了”。

• 相关阅读：【CDTV】四川江油市民声援被霸凌少女，遭警察暴力镇压维稳

8月2日，这段视频被传出，并引发江油市民的愤怒。

之后，被霸凌少女的父母前往相关单位用下跪的方式祈求领导给他们一个公道。据部分流传消息，被霸凌女生的母亲是一名聋哑人。

8月4日，许多江油市民自发聚集到江油市市政府门前声援被霸凌女生和她的家庭。当局出动的大量警力，对市民们进行暴力镇压。

一些现场视频在抖音、微博、快手等平台发出，随即引爆舆论，但很快相关话题、视频、文章就遭到严格审查删除。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与此事件有关的三篇404文章。

一、飞蛾逐日｜昨晚的酱油没有照相馆

江油事件发生的同时，因电影《南京照相馆》引起的大量仇恨情绪、极端爱国主义情绪在中文互联网上蔓延。

微信公众号“飞蛾逐日”作者李宇琛用《昨晚的酱油没有照相馆》为题，声援江油市民。尽管作者使用了“酱油”代替“江油”逃避审查，但该文仍然很快便被删除。

文中写道：

手机屏幕上，像素像一群受惊的蜂，抖动着。一个女孩的脸，然后是两个，三个。一个蹲着，两个站着。一些粗暴的动作，像廉价电影里排练失误的场景。失真的声音里，哭喊和嘲笑缠绕在一起。

“你以为我们怕吗？又不是第一次。”

这句话，比画面里任何动作都更刺耳。

我们每天在信息的河流里游荡，寻找意义，寻找某种能让自己心安的东西。但那天，人们看到的，是一对沉默的父母。

在那个庄重的建筑前。那个女人，那个女孩的母亲，她无法说话。

她只能用身体的姿态，向这片土地提出一个无声的问题。

她的沉默，比所有人的喧哗加起来，还要震耳。

那个画面，像一根小小的刺，扎进了许多人的心里。

你看，人们就是这样。

他们可以忍受生活的沉闷，忍受工作的疲惫，忍受河水的浑浊。但他们无法忍受一个母亲无声的眼泪。

于是，人潮像溪流，汇聚成河。

一开始，只是涓涓细流。有带着孩子的父母，有下班的工人，有像我一样无所事事地寻找着什么的旁观者。

他们只是想为那个母亲说几句话，为那个被伤害的女孩讨一个说法。他们甚至还很耐心地，对着那些穿着制服的人，试图解释一种叫做“公道”的东西。

天黑了。

你知道，天一黑，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

一些更深的黑色，从夜色里分离出来，没有表情，轮廓模糊。

它们一来，空气就冷了，凝固了。

人群的嘈杂，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慢慢拧小了音量。

扩音器里的声音也变了调，生硬，冰冷，不带一丝温度。

然后，那些影子动了。

我看到镜头在抖。有人一直在拍，人们总是相信，镜头不会说谎。

我看见他们融进人群，像水滴汇入大海。然后，一些声音突然哑了，一些举起的手臂垂落，一些身影被黑夜吞没。

人群骚动起来，愤怒的质问像石子投进深潭，只泛起几圈涟漪，就归于沉寂。

“为什么？”

“因为妨碍了通行。”

后来，一个简单的解释，就定义了那个夜晚。一场关于公道的声讨，就这样变成了一场交通疏导。

车来了。

一辆笨重的卡车，它的车厢密不透风，像一个移动的铁盒。

一些人，那些几小时前还在为别人呐喊的人，被装了进去。

那一刻，我觉得镜头里的世界荒诞得像一场梦。有人在低声咒骂，有人在压抑地哭泣。

然后，有人唱起了一首老歌，一首关于家和远方的歌。

歌声沙哑，不成调子，在沉闷的空气里挣扎。

他们在对谁唱呢？是对那些黑色的影子，还是对自己？他们想用这首歌提醒什么？或者，他们只是在寻找一句熟悉的旋律，来抵抗这片无边的黑。

夜更深了。

手机屏幕上的光，开始变得断断续续。

我看见一辆奇怪的车缓缓驶过，它经过的地方，所有的光点似乎都黯淡了下去。

我看见混乱中跌倒的身影，看见一束想冲破黑暗的光（也许是某个手机的闪光灯）亮了一下，又迅速熄灭。

一切都结束在凌晨。

路上重新变得平静，街道被冲洗得干干净净。

二、听澜的杂谈｜服务人民的人，是怎么接受人民的下跪的

在众多被传出的视频中，被霸凌女生的父母在领导面前下跪求说法的画面尤其令人愤怒和心寒。对此，微信公众号“听澜的杂谈”发布文章进行评论，但该文同样遭删除。

文中写道：

第一个人民的公仆，直挺挺、抬着头颅，接受了受害者父母的下跪。

视频中，为女儿讨公道的父母跪在当地官员的脚下。官员树大根深、屹立不倒，仍旧慷慨对着镜头讲着大义，对脚下的“衣食父母”却视若无睹。

被服务的人匍匐脚下，服务者振振有词，我一霎分不清谁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了——还好，受害者父母只能趴在脚底下，还碰不到屁股，还能继续耍亮证姐的威风。

这一刻，道德责任感被停留在了受害者父母身上，无法顺着当权者整齐的行头继续向上蔓延。

第二个人民的公仆，指着脸、招呼手下，逼着有良心的人下跪。

视频里，一位脖子上都是横肉的不明人士，和上面讲的官员一样，也是拿着话筒的——这样的人一般都想通过声音大掌握话语权——对着一位老太太进行着教育。只是在给老太太下达了“再说一次的”最后通牒之后，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冲在了老太太前面。

事实证明，不明人士和小伙子同样是爱老人士。拿着大喇叭愿意教育老太太那么多次，到小伙子这就只愿意说一遍了：不明人士大手一挥，边上为人民服务的蜂拥而上，小伙子也被好好服务了，又是锁喉又是背手，同样跪在了服务者的脚下。

这一刻，道德责任感传到了小伙子身上，却又被蓝色制服的大手制服在了地上。

小女孩、女孩的父母、小伙子，都跪下了；

施暴者、政府的官员、不明人士，越站越自信。

施暴者哪来的勇气让别人跪下，自己心安理得地站着呢？

或许是让别人跪习惯了，长大了还没改掉这个习惯罢。

服务人民的人，就是这么接受人民的下跪的。

三、也也的批判诗30｜江油的妈妈

微信公众号“也也的批判诗30”写下两首诗以记录江油发生的一切。这两首诗也难逃被删命运。

第一首《江油的妈妈》如此写道：

江油的一个妈妈不会说话，也听不见

但是能看见

只看了那么一小会儿

天就塌了

天塌了！那么多踢踹…棍棒…耳光…

噼里啪啦掉下来

全都砸在女儿身上

天上飞来飞去的

应该都是天使啊，怎么放出来那么多小恶魔

大火在嗓子里猛烈燃烧

江油妈妈吐不出来

一个江油妈妈吐不出来

十万个江油妈妈帮她一起吐

吐出一大片火海

第二首《你好，谋杀者》写道：

七月的草木已茂密

谋杀者隐匿之中

风吹草低

还是不能轻易发现它们潜行的脊背

或者脊背上隐隐约约的花纹儿

我把我的女儿放在我的肩头

我激起我的轻功草上飞

为了不让我的女儿惊恐

我不停的施展我拙劣的口技

“噗啦啦，噗啦啦，噗啦啦”

我让我的女儿误以为她的爸爸

是在模仿一只鸟

你好，谋杀者

求你放过我的女儿

这绝对是我最后的底线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 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作出你的贡献！

了解更多投稿信息，请阅读中国数字时代征稿说明

欢迎读者访问 CDT播客 和 CDT视频 收听/观看更多相关内容。

2025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下称“司法解释（二）”，针对社会保险纠纷等问题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将于9月1日起施行。

其中第十九条明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约定或承诺无效。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规定请求解除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这一规定被许多人理解为“强制社保”的信号。据《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24》，2024年，在社保缴纳基数上完全合规的企业只占到了28.4%。约七成企业都存在不缴或少缴的情况，其中又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主，它们在我国市场主体中的占比达到了90%以上。

另一个背景是，据人社部统计公报，2024年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5.34亿人中，在职参保职工3.87亿人，离退休人员1.47亿人，抚养比为2.63:1，而这个数据在2010年还是3.16:1。伴随老龄化和少子化，社保的给付压力正在逐年递增。

社保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兜底，也是对劳动者的切实保障。以长远来看，企业和个人合规缴纳社保一定是好事。但短期内，在经济承压的背景下，“应缴尽缴”也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减少劳动者到手收入，甚至加剧降薪、裁员，进一步抑制有效需求，影响市场活力。

面对这个新规，我们与劳动法律师，以及人力资源密集、或受影响最大的行业，如餐饮、快递、小工厂的老板聊了聊，看新规到底“新在哪”，以及对他们有何影响，未来他们打算怎么办。

一位劳动法律师：

从字面上看，这一次规定的不是“必须缴社保”，而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签订协议免除社保缴纳义务的协议不生效”。过去我遇到的很多客户咨询，我跟员工签个协议、双方都同意不交社保，行不行？我们经常给对方举这个例子，租客跟房东协议约定不交物业费是否有效？社保不是劳动者交给用人单位的，而是双方缴纳到社保基金的。你俩说好不交了，那社保基金还没表态呢？

大多数人对这一点有误解，认为好像是“突然不能不交了”，为什么我不能自主决定这件事了。因为这从来都不是你能自主决定的事。在法律层面，社保一直都是强制缴纳的，从来没有允许过不缴社保。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最迟从这时候起，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就已经是法定义务了。至少在立法层面，从有法可依的角度，2008 年就要求强制缴纳了，只不过可能没有做到执法必严。

在这之后，2010年我国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从2011 年7月开始实施，在劳动合同法之外，又一部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并且对用人单位和职工的缴费比例、缴费基数，以及职工享受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的标准都做了明确规定，对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保的行为也明确了法律责任，如限期缴纳、加收滞纳金甚至罚款等，增强了法律的强制性。

这是立法的角度。从执法的角度，近年来体感上的变化主要是从2020年开始，各地比较密集地出台文件，推行社会保险“三统一”，也就是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主体、工资和个税扣缴主体、社保缴纳主体保持一致。2022年，人社部正式发布《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到这一次“司法解释（二）”的发布，能够感觉到社保稽查执法逐渐趋严。

因此，“司法解释（二）”没有创设此前大家不具有的义务，也没有减少此前大家此前享有的权利，它没有改变客观上已经存在的司法实践。有个词叫“宣示性立法”，它只是对于既有司法实践现状的一个字面上的确认和重申。

就这点来说，9月1号之后会不会出现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我的理解是不会，约定不交社保的协议一直都没有法律效力。

我们目前的社保缴费稽查执法情况整体上还是不告不理。目前我了解到的社保征缴机构主动发起稽查的案例还非常少见。企业主如果之前不交社保的，那9月1号之后还是可以继续不交，就等着员工去投诉。那员工会不会投诉？说不好。但是如果员工去投诉了，在这个问题上，法律是必站在劳动者一方的。以前是这样，今天是这样，以后也会是这样。

一位义乌的电商老板：

我们的工厂在义乌，有二十多位工人，客服、运营等办公室团队在上海，也有二十多人，总共约50人，目前只有三个人上了社保，我自己都没给自己上。

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义乌可能 95% 以上的人是没有社保这个概念的，甚至连合同都不会签，基本都是口头协议，按月发工资。像我们工厂在义乌已经算是正规的，除了打包的工人流动性太大，其他人都会签合同。工人不知道社保，也不会问，他们更想要的是实在的工资，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在流水线上做十几二十年交够社保。

据我的观察，义乌这些做电商的小工厂，利润率大概在 5% 左右，非常低，根本不足以支撑给工人交社保。

我身边有一个例子，一个工厂2024年卖了一个多亿，但到今年三月份统计的时候，扣掉人工、租金、原料等成本，账上只有100万出头。这100万还不是现金，可能还有烂账没收回来。他们总共有30个左右的员工，如果要交社保，按每人每月公司支出1500元算，就要额外再支出50多万。

制造业是薄利多销，现金流压力又很大的行业，做一个亿这么大的盘子，一年回报就这么一点，再多出50万的社保支出，崩盘的风险非常大。这还是体量大的，义乌最多的是那种两三个人的小工厂，一个月就赚一万多。

我自己公司的人都是跟了我五六年的，很熟悉了，关系也比较好。想要的话我就会给交，像前两天有个同事说小孩子要上学，要缴社保，就会帮他缴。如果是新招的人肯定不愿意去承担这个成本，能省一点是一点。

虽然大家都在说强制社保，但我觉得这是需要时间的。可能从大企业到中小企业，从一线城市到小城市，这样慢慢覆盖、下沉。我觉得义乌还到不了全民社保的程度，如果真到这种程度的话，义乌就崩掉了。

如果假定一个最极端的情况，真的必须要交了，那我就只能做小规模，或者只找家里人一起做。

一位快递驿站老板：

我现在在深圳，自己有一个快递驿站，这个驿站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干，偶尔我老婆会来帮下忙，早上跟下午我会招临时工，早上三个小时，下午三个小时，按一小时20块算，属于灵活用工，这种兼职是没办法给他们交社保的。

同时我还在帮一个三通快递共配站网点的老板管理片区其中的一个驿站，手底下有 7 个快递员，快递员的薪资是按计件算，比如说一票7毛钱，一天如果送个七八百票，就是300多块钱，一个月就一万块钱，公司提供住宿，但也是没有社保。甚至连合同都没签，就是过来上班，谈一下多少钱。

快递行业赚不了多少钱，有时候都是在赔钱，像我管理的这个驿站，一个月可能就创造四五万的利润，但扣掉人力、租金，根本不挣钱。我之前帮忙算过一次帐，算下来一个月就赚三千，所以都是想办法去省钱。

之前我在厦门，是圆通和中通的一级代理商，做的还挺大的，结果碰上疫情，亏了200多万。当时手下有20个驿站，包括客服和快递员有50多个人员。只有小一部分快递员想要社保，我们会给交，但一票就相应的会少点钱。客服人员大部分都有交社保，因为客服也比较稳定。

如果要交社保，那我们一般是员工和公司四六分，员工四公司六。有时候是员工自己不想交，假如我公司要承担的社保是每月600左右，如果不交的话，我就补贴600给你，反正总的成本是固定的。

因为很多快递员他一个月赚个七八千，万把块钱的，扣掉生活花销，如果还有孩子，生活的开支是很大的，存不下来钱。所以他们更多是想多拿一些现金，而不是考虑以后会怎么样。

虽然说以前这种约定也不合法，但我做这个行业十多年，大部分人还是有契约精神的，我们谈好了，不交社保把该补的钱给你了，也不至于说离职之后去告我，我基本上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等于是最高法给全国人民普了一次法。而且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有人要是之前说好不交，之后又去告，告成之后往网上一发，那有些人想，我重新告，是不是还可以拿好几万？很可能会有人这样干。

对于公司来说，本来就不赚钱，一旦有人去告了，赔几万块钱，那这个公司不用开了。大家都是出于这种恐惧，会想之后怎么做合规或者怎么规避风险。

这个行业基本没有给快递员交社保的，只有顺丰、德邦和京东这种直营的公司是有的，其他通达系下面的加盟商和网点都没有。一种常见的情况是会和快递员签承包合同，把这几个小区承包给你，你自己去经营。意味着你是独立的个体，这样可以规避很多东西。我把业务承包给你了，那你在承包的过程发生什么事情，跟公司没关系，公司不用为你负责。

9月1号之后，我管理的那个驿站也要全部改成和快递员签承包合同了。

一位生鲜超市老板：

我最近每天都会在抖音刷到六七条关于社保的视频，我想问，真的一定要交吗？看到有人说不告就没事，一告就有事，我头疼得半死。

我妹妹叫我不要大惊小怪，如果真的强制交社保，社保局会来找我的。我早上买菜的时候也问了其他开超市的人，有的说他想和员工签一个合作协议，做好了发我一份。但问题是，我要怎么跟工人说呀？

我今年51岁了，这家生鲜超市是我弟弟2021年开始做的，我2022年回老家接手。当时有6个员工，我来了之后辞了一个，我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老员工没签合同，新招的也没签，发工资是我妹妹用微信发，她也常来店里帮忙，我每个月给她一千多。

之前招的员工我们有做工资拆分，包括基本工资、岗位补贴、社保补贴等等，加起来平均3000元左右。但去年我问了别的超市，他们工人工资比我还低，只有2800元，上班时间比我还长，九个小时，招人却比我好招。工人们不懂其他的补贴也是工资。我今年就只给工人说基本工资，不拆分了，也直接说了不交社保。

员工7个人，如果交社保的话，每个人还要多花一千多元，那我就要亏钱。我们7月总营收34万左右，房租每月一万，还有水电费、进货、运货等的支出，光我微信里7月就支出了29万。算下来，我自己累得半死，只能赚到五六千的工资钱。

我们生鲜利润本来就低，就是几毛钱、几分钱地赚。有的特价菜进价1元/斤，卖0.99元/斤；损耗也高，菜、水果、肉类每天都得扔掉，还有一些小偷小摸的人，虽然装了监控，但哪有时间查？粮油也不赚钱，大米进价50元，卖51.91元，油进价85元，卖87元；调味料算是能赚钱的，鸡精、味精进价5元，卖6.5元，利润虽然也低，但保质期长、损耗低。

线下都是老人家来买菜，年轻人都是在网上买。上个月美团、京东、饿了么都来找我们，我上了美团闪购，就跟其他的说不要了。因为网购订单要拣菜、称重、打包，很花时间，还不能超时，根本忙不过来，单太少又不能专门招一个人配线上单。这一个月下来，基本不赚不亏，但员工们累得很。

下个月更赚不到钱。最近有家新的大超市一个月后就要开门，就在一百米开外，之后的生意肯定不会好，至少得亏一个月，因为开业的时候要打价格战，不然顾客一下子全跑了。去年新开了两家，我们就跟着降价，他们后来不到半年就关了。有顾客跟我说，我都“杀死”几家了。

听说大超市都有交社保，我也纠结，是不是我哪方面做的不好，才交不起社保？

一位融合烧烤店老板：

我做这行，认识很多同样在开店的朋友，都没有交社保，现在都很焦虑、痛苦。如果要交，不可能让员工全部出这些钱吧？

我店里已经极力精简人员了，雇了四个人，每月人工成本一共21000元：一个厨师，一个烧烤师傅，工资都是7000元/月，他们之前开过烧烤店，懂烧烤，相当于我们一起创业；一个服务员，是厨师的老婆，4000元/月，之前是5000/元，因为店里生意不好，还主动说只给4000元就好了；还有一个洗碗工，是我爸爸，本来也应该4000元/月，但就给了3000元/月，已经62岁了，之前一直是农民，现在还是得干活。因为都是熟悉的人，才能撑起来这个店，我们也没签什么合同。

店里出也不现实，都很艰难地在运营，如果成本高了店开不下去，这些员工不也没有地方去上班了吗？我们厨师一家子有孩子要上学，有老人要养，两个人工资加起来才11000元。他们可能跟我的想法一样，不关心未来几十年的事情，更关心眼前自己能拿到多少，他们从来没提过社保，可能都不了解这个东西，觉得自己不需要，之前在其他店也没有交社保，这次新闻出来，也没有问我。

去年我创业开了这家融合烧烤店，投入了十几万。我现在32岁，一天打两份工，除了烧烤店还有摄影的副业。中午到傍晚骑着电瓶车出去接单拍照，八点回店里帮忙打扫、上菜，忙到凌晨1点钟，有时候拍夜景到11点，也要去店里看一看。回到家再选片、修图，两点半睡觉还算早的了。一个月休四五天，但休假时单子来了也要出去拍照。

烧烤只有40%毛利，为了房租低一点，我选的是比较偏的地方，人流量少，六七十平米的店铺租金7000元/月，还有水电费等等，固定成本每个月3万左右，每天得有2500元的营业额才能保本，而且我都没给我自己发工资。不夸张地说，今年只有五月份因为天气舒服，生意好些，赚了一万；其他时候，冬天太冷、夏天太热，都是亏本运营，7月份微微持平，可能有300元的利润。

我对交社保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以前我也上过六七年班，做销售，有交过社保、公积金，自然知道这是有好处的。但后来做自由职业和自主创业后就没有交过社保了，因为没钱。

去年几乎每个人都在赚钱，今年每个人都在亏钱。现在大家没有人出来消费，没有人吃饭，我们就赚不到钱。有的店重新装修了店铺，做了很多升级，想吸引客户，还是一样不赚钱。前段时间我们斜对面一家做低价活动，小龙虾99元十斤，当时人非常多，现在看着也没什么人了。

我也想过不做了，但房租还有四五个月才到期，现在也不好转让。关于社保，我只想等到9月1日再看看情况。

发个小文。

带家里人自驾回来，才知道热了一个杨兰兰，网上议论纷纷，什么“千万保释金万亿存款”云云。好多人说此人身份超凡，是了不得的“天龙人”，背景通天。

这是一眼假的，她比普通人有钱有势是肯定，但肯定牛不到天上去。用《红楼梦》里贾母形容赖大奶奶的话，就是“果位低”。

有朋友问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连你都在讨论她了，还发帖讨论，这待遇连宁县的校服都不如。宁县的邓建国举报儿子校服不好，都被当地问了个寻衅滋事拘7天，后来在庆阳法院打赢了官司，给赔了三千块多钱。这校服不比杨兰兰牛？

杨兰兰呢，从热搜到公号到抖音到小红书，挂得铺天盖地，见过这样的背景通天吗。

就算你不懂事，平台也会懂事的。

咱们行走江湖，要明白一条铁律：

一个人的身份牛不牛，网上才是最权威检测点；要看一个人的重要程度，你就看她受保护的程度。

好比网上写字的，有的天天爱充“官方人”，但在网上却可以被敞开了骂，这只说明一件事，就是他不重要。

否则哪怕贵一点的痰盂儿被踢到，主人也会心疼吧。

之前红过的什么周公子、董小姐、亮证姐，各种骚操作，实际上他们都算不上天龙人，顶多是地龙人、县龙人、村龙人，在某个特定的地域行业耍耍威风、打打来福可以，一放网上就不灵了。

我的主业是读金庸，金庸小说就揭示了真正牛叉的“杨兰兰”是什么情况：

有一伙江湖汉子，无意间撞见了任盈盈和令狐冲在一起。当时他俩关系还没公开。

于是，汉子们提起匕首，纷纷把自己眼睛给刺瞎了，还大叫：

“小人三天之前便瞎了眼睛，早已甚么东西也瞧不见！”

“小人瞎眼已久，甚么都瞧不见了！”

幸亏令狐冲求情，任盈盈才宣布从轻发落，免于刺眼，发配东海蟠龙岛，一辈子种地瓜。汉子们还欢天喜地、如蒙大赦地去了。

他们还都没去乱传、没乱发帖呢，看错一眼就要发配海岛，这才叫惹了天龙人。

另一个案例，是有个小兵忍不住偷看了黄蓉的脚。

柯镇恶立刻认为，这个小兵性命难保。这就是源于他对真正天龙人的洞察和理解。

好在黄蓉比较宽仁，训诫一句就算了，小兵没出啥事。不然也是个死人。

对比任盈盈、黄蓉的威势，就知道杨兰兰牛也牛不到天上去了。差远了，不是一个量级的。

好比宁县，强也强的有限，收拾家长邓建国的时候挺牛的，现在被挂到网上有什么辙没有，一点没有，当地领导肯定很生气，那不是气网民，而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我咋就不是宁国府呢。

几乎每个人被问到“有没有试着偷偷出去吃饭喝酒”时，都展示出了令人惊讶的恐惧：“微信定位都能查到的”“他们能用卫星拍到人”“酒店窗户都有无人机出来检查”“纪检委的人有种眼镜，戴着拍照就能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在许多公职人员心里，仿佛天网恢恢，稍有不慎就会被“抓”。而这些缺少现实依据的理由有的来自私下口耳相传，有的在短视频中被广泛转发。对“上面无所不能”的想象，实实在在地震慑了许多人。

---

6月烧烤旺季，榆林闹市区的网红烧烤店却空荡荡的，只有外摆位置稀稀拉拉坐着几桌人，几摞塑料椅收在角落，没机会摆出来。一年靠几个月旺季赚钱的小饭店老板们没想到，春节后几名河南干部“违规吃喝”引发的“禁酒令”，会在陕北小城榆林如此严格地落地执行，波及到他们的生计。

日常吃饭喝点小酒的客人本就少了许多，“禁酒令”的执行，让榆林的公务宴请“全军覆没”，高档大酒店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挤进街头市场，开设平价大排档，进一步挤占了小餐馆的生存空间。

水瓶纪元观察到，出于整风反腐本意的“禁酒令”，在各地具体实施时，出现执法标准含糊不清，层层加码，甚至“一刀切”和形式主义的乱象，这些乱象加重了体制内普通公职人员的焦虑，对当地餐饮业、服务业造成了巨大冲击。

榆林靠开采煤矿起家，依赖国有能源工业发展，“体制内”缴存公积金人数占比超过九成，是典型的体制强度高，经济结构单一的城市，“禁酒令”带来的冲击，在这里尤为明显。

含糊不清的指令

这场榆林餐饮业的萧条由5月13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下称“中纪委”）的公开通报引发。

通报中举例，今年3月21日，河南省罗山县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李献林召集10名干部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学习教育期间违规吃喝，五人共饮四瓶白酒，当天下午其中一人死亡。

“违规吃喝”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一种情形，中纪委通报中将此事定性为“顶风作案”，并要求各级党组织“以案为鉴”。此后，在中纪委的“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一把手’以身作则”的倡导下，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掀起了一场体制内的禁酒运动，被媒体报道为“史上最严”的“全天候禁酒令”。

几位与水瓶纪元交流的体制内人士，都无法准确回忆榆林是从哪一天开始“禁酒”的，只大约记得是在5月下旬。所谓的“令”并没有一纸红头文件，甚至没有一条微信群里的文字通知。

“这种不会直说的，不可能留下痕迹”，榆林市下辖县政府单位的一名公务员梁迪说。

不能喝酒、不能外出就餐的要求，是从密集的会议、要求严格的学习和上级领导拐弯抹角的敲打中“领会”到的。

莫桥是榆林市一事业单位的无编制工作人员，在禁酒风波前，单位开会学习都是党员干部的事，只有年末年中才要求全体职工参与会议。

现在，她也要每周参与学习，从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多，一学就是一上午。莫桥觉得自己像是回到了高中，早晨来到单位，领到一份十几页的材料，往往是《八项规定》相关文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会议精神等。同事们需要一个接一个地诵读文件，读完后再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主要内容是贪官们如何犯错和忏悔。

中央《八项规定》的具体内容（图_网络）

学习后需要研讨，每个人都必须发言，谈自己的想法。发言要严肃深刻，要有内容，留下记录材料给纪律检查委员会_（下称“纪检委”）_检查。“有时真不知道说啥，我翻手机，领导还不许，说‘要用自己的话谈’”，莫桥无奈地说，“就这样纪检委还批评我们研讨不够深刻。”

学习会议上，莫桥的领导给职工讲了河南信阳干部被通报的典型案例，然后告诉大家：工作的8小时之外，也不属于你们，都在监管范围内，不要因为喝酒闹出什么事来。“他都这么说了，没人会去撞那个枪口。”

为了证明开会学习到位，梁迪每周要抄写大量笔记，遇上频繁的时候，隔一两天就要开一次会。“我们开会效率也高，墙上PPT换一下，领导换个外套，大家换换位置，又拍一张，那就相当于又开一次会，半个小时能开四五个会。”梁迪笑了笑，“学习的还是《八项规定》里的‘不能搞形式主义’，说学习得非常深刻。其实领导念几句，剩下的让我们自己去抄（笔记）。”

尽管指令含糊不清，但频繁学习、检查带来的紧张氛围，让端着铁饭碗的人们自觉管住了嘴。

作为医院的中层干部，佘晓书过去很少有机会在家吃晚饭，新一轮《八项规定》学习开始后，她再也没有在外就餐过。

佘晓书在单位人缘好，爱热闹，哪个科室吃饭都爱叫上她，“光是和单位的人吃，一周就有个两三次。各科室之间业务往来多，经常麻烦人家，（我们）饭桌上聊聊天、联络感情，工作的时候沟通更顺利。”工作之外，作为家族里的姐姐，唯一有稳定收入，生活水平够得上中产的人，她也经常请家人朋友出去吃饭，“外地的亲戚来了、家人过生日、工作读书的小辈回家了，（我）都会请他们吃个饭，尝尝新开的餐厅。”

今年情况不同，年迈的父亲过寿本来是大事，但对待工作一向谨慎的她不愿冒险，一大家人最后决定在佘晓书妹妹家里聚餐。“在家吃也很温馨，就是妹妹忙前忙后的，很辛苦。”

最近，佘晓书的外甥搬了新家，原本也要一家人庆祝。佘晓书不想再让家人迁就自己，这次聚餐，她把在火锅店充值了千余元的会员卡交给妹妹，让她带着一家人去吃饭。“她们都没单位，不怕出去吃。”她回忆，把卡交给妹妹时，她告诉妹妹，“赶快把里面的钱都用掉，现在这个情况，说不定（火锅店）哪天就倒闭了”。

整个6月，佘晓书已经推辞了四五场婚丧嫁娶、满月乔迁的邀请。宴席上难免要喝酒，为了避免违规，没有公职人员敢答应。对于请客的人来说，不邀请这些人似乎显得人情淡了，如果发邀请又会让别人为难，干脆就不请客了。

突袭检查

不是所有人都像佘晓书一样自觉。

蒋豪对“禁酒令”很不满，他只是一个县级单位的无编制工作人员。他想不通，自己没钱没权，只是赚点工资，违规吃喝和他这样的人有什么关系。“我能去吃谁的啊？”

于是在最初，他没当回事，还是如常在外就餐。

直到6月上旬，他在单位附近的餐厅一个人吃午饭，遇上了纪检委的随机检查。蒋豪回忆，当时饭馆突然进来了两个人，上来就管他要身份证，还拿着手机在录像。“我当时就问‘让你（拍）摄我了吗？’他们就说自己是纪检委的，要检查。”

两名自称纪检委的人盘问蒋豪：“有没有单位？”“是什么单位什么岗？”“为什么在这里吃饭？”蒋豪回答，家里没人做饭所以在外面吃。“他们还问隔壁桌的两个人，结果人家说就是附近打工的，把他们（纪检委人员）凶走了。”

那天之后，蒋豪忿忿不平地和妻子抱怨了许久，最后还是决定不再外出吃饭，免得让自己撞枪口上。

县公务员梁迪警醒得更早。他的朋友是当地某政府部门的协理员，在“禁酒令”还没有广为人知的时候，这位朋友去和一个高中同学吃饭，两人喝了啤酒，被来随机检查的工作人员拍下了照片。梁迪说，这位协理员朋友是外聘人员，没有编制，如果挨处分工作就没了，或许考虑到这一点，纪检委给了他部门有编制的领导一个“管理不到位”的警告。

对梁迪来说，身边的朋友被处理，起到了些杀鸡儆猴的效果。对体制内的工作人员来说，挨了处分，晋升和涨工资就更难了，即使那位朋友没有受到严重的处罚，他给领导添了麻烦，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还是听话一点。”

2023年，云南红河县纪委县监委向全县126名纪检监察干部发放了“禁酒令”提醒卡。（图_网络）

原本就很少有饭局的梁迪，现在连和朋友家人的聚餐都取消了。“禁酒令”实行以来，他们单位食堂格外热闹，中午吃饭都要早点去。“你别说，之前没有感觉，这段时间天天吃灶上（食堂）的饭，路过馆子闻到都有点馋。”

纪检委巡查不仅会去小餐厅，榆林市内较为高端的酒店才是他们检查的重点。

一家高端酒店的经理杨斌告诉水瓶纪元，他所供职的酒店已经开了六七年，生意一直很好，直到“禁酒令”实行后迎来断崖式下跌。整整一个月，纪检委的人都频繁地在酒店巡查，“天天在大厅转啊，谁还敢来。”

纪检委人员和执法机关不同，不会穿制服、开执法记录仪，而是着便装在酒店大厅、前台、走廊等地转悠，也会查问几句。“有的客人看打扮就知道是公职人员，（纪检委）再看了身份证，（对方）在哪个单位一下就查出来了。”

上述酒店的实际控制人伍嘉透露，据他了解，榆林市其他酒店的情况“都差不多”。他听说，在别的酒店有进包间查住（查实）的，还有调监控的，“（调监控）这种一般是有人举报，和公安局抓小偷一样的，目标很明确，我们这里还没有遇到过。”伍嘉回忆，在他的酒店，纪检委的人曾多次来查看酒店的流水，当天消费较高的单子，会核查付款人是谁，金额较低的则不会深究，一般不会进包间。

为整治“违规吃喝”，多地出台了最严禁酒令，禁止三人以上的公职人员聚餐。（图_网络）

伍嘉、佘晓书、梁迪等多名人士都提及，市里有某些单位会在傍晚和早晨突击检查，让职工吹酒精检测仪。

烟酒超市的老板辛云燕也从客人口中听到了这个说法。有夫妻俩来她店里买东西时，顺便拿起酒瓶在看，她顺势推销：“家里喝二两还不让吗？买回去喝。”男顾客回答她：“谁敢喝啊，明天早上去了单位还要吹酒精（检测仪）呢！搞得和查酒驾一样，比酒驾都严格了。”

恐惧的力量

没有人知道，纪检委查人的标准是什么。

开会时，莫桥的领导告诉他们，某某局处理了二十多个违纪人员，另一个单位处理了六十多个违纪人员。“但也没说（他们）具体做了啥被处理，处理结果是什么。”

当标准不明时，“层层压实责任”的指导不断催生出更严格的要求，市县两级出现明显的差异。

莫桥所在的市级单位，学习之余还要求整改。她拿出一份个人问题整改表格，表格列的内容包括“问题及表现”“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和“整改情况”。她透露，单位要求每位职工都必须检讨自己的问题，“不可能没问题，写一条问题还不行，非要两条。”

梁迪所在的县政府部门单位更加严格，要求写学习心得时检讨自身不足。其中，单位给列出三十多条“毛病”，要求他们在其中必须挑出自己的“毛病”，“毛病”指标按职级分配，一般干部四条，科级以上七条。让梁迪为难的是，这三十余条“毛病”中，许多是“我收了别人的东西”这种程度严重、足以把自己“送进去”的错误。据称，上级列出这些构成犯罪的毛病，用以证明干部的“自我认识非常深刻，自我革命非常彻底”。“可是我没犯这种错误，哪能承认啊。”梁迪说，他只能尽量选轻的。

任青就职的县中学，6月上旬突然通知了新规定，今后三个人以上一起吃饭，就属于违规聚餐。但她在县政府上班的丈夫并没有收到这样的通知。任青猜想“这不知道是领导自己想的，还是和哪个单位学的。”很快她发现，虽然只有个别单位出了这个规定，但其他单位，甚至她在市里工作的朋友、亲戚，听说“三人吃饭属于聚餐”的说法后，都开始自觉执行，并互相知会。

“三人吃饭属于聚餐”的规定也在其他省市出现，引起不少网友的关注和讨论。（图_微博）

市级医院工作的佘晓书就说，医院从来没有规定过三人吃饭就违规，但她已经借这条规定拒绝了许多人。“大家都知道，好像也就默认了。”

约束每个人的不止模糊的规则，还有“传言”带来的恐惧。

水瓶纪元采访多名公职人员后，发现许多人普遍认为“上面”这么重视，一定不能被“抓典型”，不能有侥幸心理。而且“防人之心不可无”，人们担心下级举报上级，担心同事朋友出于嫉妒心，互相举报的情节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谁知道会怎么处理，没犯错也说不清楚”，只能管好自己。

几乎每个人被问到“有没有试着偷偷出去吃饭喝酒”时，都展示出了令人惊讶的恐惧：“微信定位都能查到的”“他们能用卫星拍到人”“酒店窗户都有无人机出来检查”“纪检委的人有种眼镜，戴着拍照就能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在许多公职人员心里，仿佛天网恢恢，稍有不慎就会被“抓”。而这些缺少现实依据的理由有的来自私下口耳相传，有的在短视频中被广泛转发。对“上面无所不能”的想象，实实在在地震慑了许多人。

有餐饮从业者发布短视频调侃称要为顾客砸掉监控，避免“违规吃喝”被拍摄到。（图_抖音）

酒楼阶级滑落

在榆林市，酒店大多是住宿和餐饮一体的业态，酒店的餐饮形式以包间和宴会厅为主，很少有普通的堂食座位，因此不是市民日常“下馆子”的选择，只有请客和庆祝时才会在酒店吃饭。

酒店实际控制人伍嘉清楚自己的客户群体是谁。“说实话，酒店的一桌饭平均价格一千多，普通家庭一年能吃几顿？指望一个月挣三五千的（普通）老百姓消费不现实。”他听说，中纪委在指示中强调要“（作）风腐（败）同查”，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被抓到吃喝方面的作风有问题，就会被进一步调查是否存在贪腐情况。“他们（公职人员）是怕由于（吃喝）引出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些人谁能经得起查吗？”

高度集中在体制内的财富资源分配，或许是“禁酒令”在榆林市带来大范围连锁反应的现实基础。

榆林市位于陕西北部，人口300余万，煤炭资源丰富，能源产业是其支柱产业，2022年GDP总量超过六千五百亿元，在中西部地区的非省会城市中GDP排名前列。中国的能源产业高度国有化，榆林的能源收益是地方财政的一个主要来源，用以供养大量公职岗位。

2022年，财经博主刘晓博发布一项统计结果，榆林市“体制内”缴存公积金的人数占总缴存人数的90.24%，在全国GDP前50的城市中位居第一。这意味着，榆林所有的在职人员里有九成就职于体制内。

“禁酒令”之后，体制内人士撤离。市里的高端酒店纷纷开始服务体制外群众、走进百姓家，做起了“便民外卖”“卤肉档口”。伍嘉经营的酒店也开了大排档。一荤一素加上主食不超过30元。

榆林某酒店开设的大排档（图_毛栗子/摄）

一位中年女性带着孙子在树荫下，等着排队买饭的家人。她就住在附近，“天太热了，这里买几个菜，都不用在家开火，蒸点米饭一家人就都吃了。”伍嘉笑着接话，“我们这儿米饭也有，一块买回去，别做了。”

正值饭时，许多市民在酒店支起的大排档前排起了队。来购买的市民中，有人叹息“酒店的生意差成这样，日子不好过了”，也有人觉得“贪官不能吃了，正好让老百姓吃”。

伍嘉看着人头攒动的大排档，眉头一直没松开。

“这都是暂时的”，他告诉水瓶纪元，餐饮包间“零点业务”_（即包间单桌预定业务）_营收下降了95%，酒店每天都在赔钱，做外卖和大排档是为了让员工有事做，后厨的食材保持流通。“餐饮这个板块一百多号人，连辞带退的已经走了三四十个。”

酒店厨师在大排档做饭（图_毛栗子/摄）

这家酒店的经理杨斌用“断崖式下跌”来形容这个月的经营状况。他说，以前周一到周三生意不好，下午只能订出去二十来个包间，现在工作日内是“光板”，一点生意都没有，只有周六日才能坐四五桌。如今为了降低人力成本，这家酒店只能让服务员和厨师轮休，一个月上10至15天班，工资也只能按天数发。

杨斌透露，为了发工资，酒店还挪用了给供货商的钱，而有的员工因为领不到工资，已经在起诉酒店维权了。而给酒店供菜、供肉的大棚和屠宰场，突然没了售卖渠道，都在寻找新的客户。

伍嘉的酒店占据了一栋高楼，如今只有大排档所在的一小片区域有些喧闹。酒店内部安静无声，为了节省成本，挂满水晶吊灯的走廊和宴会厅一片昏暗，以往吹到让人发冷的空调也没开。六月是高考结束的季节，本来是酒店承接“谢师宴”的小高峰，“现在哪有老师敢出来喝酒？”伍嘉苦笑，“禁酒令”一朝实行，他一天之内就接到三个宴会取消的电话。“我们一个客人给孩子办百天宴，去单位报备，领导不说不能办，也不说能办，那最后就是没法办。”

市民在酒店大排档排队购餐（图_毛栗子/摄）

挤压底层

公务员们是小城最大的消费群体，他们从酒席上离开，受害的不止酒楼。亏损的压力在餐饮供应链条上传递，对越底层的供应商来说，是愈发不可承受之重。

辛云燕的烟酒超市就开在一家大酒店对面，店铺一年租金就要二十多万。过去仰仗着酒店生意好，店里零售都能卖七八箱酒，日流水在五万以上，一到下午，两个店员都忙不过来。“现在一天连一箱都卖不了，加上烟和饮料，一天的流水勉强一万左右。”

茶叶店店长景蕊的每日流水只有之前的一半，“生意比疫情的时候还差。”她告诉水瓶纪元，她店里售出的茶叶礼盒，过去大多用于赠送，“烟酒茶不分家，这个事（“禁酒令”）以后，谁还敢收东西呀？我们店里回款明显慢了。”

辛云燕卖烟酒已经十多年，有许多熟客逢年过节都按箱买，少的两三箱，多的十来箱也有。平日里，客人请客带的酒不够了就随时给她打电话，让她送到酒店去。“熟客都是上班的（体制内），现在怕得啥也不买了，不上班的少，买酒也是请上班的喝，又不会单独喝，现在是没人喝了。”

过去，晚上十点店员下班，辛云燕还要自己守到十二点以后。“吃完饭那会也会有一个小高峰，人喝多了出来买烟买水，坐我们这喝喝茶、聊天醒酒，又能卖不少。”现在，她还是会守到十二点，但却是因为白天没生意，人流大幅下降，只能尽量拉长营业时间，哪怕多卖一瓶水。“今天坐了一下午，就卖出五六瓶，这生意咋做。”

辛云燕说，她在“禁酒令”前高价进的十几箱酒如今货都还闲置在库房里，其中不乏一瓶两千多元的茅台。她在考虑辞退一两个店员，“没有生意，我自己也守得过来，实在雇不起人了。”

7月1日凌晨十二点快要关门时，空荡荡的烟酒店里进来一位收废品的老太，辛云燕翻找出两个空酒盒给她，抱歉地说“今天只有这些”。“以前大纸箱、酒盒子要给她打包一堆，现在破烂都捡不着了”，她说。

围在烟酒超市对面酒店门口的代驾也消失了。辛云燕说，对面酒店生意好的时候，代驾司机们就守在门口，三三两两的凑在一起抽烟聊天，有人出来就凑过去揽客。“来来回回总有十多个人在那，他们都带着头盔穿着马甲，很好辨认。”现在，酒店生意冷清，代驾也不知道都去哪了。

7月1日晚11时许，水瓶纪元在上述酒店门口徘徊许久，才遇到一个骑折叠电动车经过的代驾司机，试图拦住他询问生意如何时，他没有停下，挥挥手说“没生意”，便骑车离开了。

酒店生意难做在意料之内，而当家门口卖烙饼稀饭的小餐馆也难以支撑时，刘海洋意识到，“禁酒令”波及的范围比自己想象中大。

榆林某餐厅的夜市空无一人（图_毛栗子/摄）

刘海洋是一名国企中层干部，性格外向喜欢美食，和不少餐厅的老板是朋友。他告诉水瓶纪元，卖烙饼稀饭的老板做的是夫妻档小生意，但利润主要来自酒水，“卖啤酒二锅头赚的钱能管（覆盖）房租水电成本，剩下的才是卖饭菜赚的。”“禁酒令”后，小餐馆的酒水收入微薄，在酒店低价大排档的挤压下，就连去吃烙饼稀饭的人也变少了。

餐饮业的最末端是靠打零工谋生的人，在经济结构单一的工业城市榆林，很多在帮厨、洗碗、服务员岗位上工作的年轻人失业了。榆林某县城一家窗帘店老板透露，“禁酒令”前他许久都招不到年轻店员，“禁酒令”后，上午贴了招聘广告出去，下午就接到几个电话，都是可以随时上班的年轻女孩。

在阶级的另一端，公务宴几乎消失后， “正风反腐”的目是否达成了呢？

公职人员莫桥不知道答案。此前她因父亲过生日，给单位报备后和家人外出就餐，饭店里只有他们一桌，没人敢出来吃饭。老板告诉她，虽然店里没人，但他们很忙，因为最近都是买好食材带着餐具，领着厨师和服务员上门去别人家里服务。“这都叫去家里了，还怎么管？规定管的都是我们这些普通小职员，领导想吃喝还是有办法。”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前几天刚写过湖南湘阴县的肖新良因为12字评论被行拘，这两天又看到有新闻，有家长因为质疑孩子的校服有质量问题，在网上发了视频，被寻衅滋事行政拘留7天。

2023年12月1日，甘肃庆阳市宁县盘克镇的邓建国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质疑校服质量安全和校服乱象谁监管》。12月8日，再次发布《时至今日，问题校服仍然未被召回》。

在校服厂商报案后，宁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果断”出手，于12月13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邓建国“无相关证据情况下发布不实视频，引起网友转发，造成公共场所秩序混乱”，决定对其行政拘留7天。

甚至，警方都没有告诉邓建国可以申请暂缓执行拘留，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决定书》后，直接就将他送到了拘留所。

被执行拘留后，邓建国先是向宁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驳回。邓建国又向庆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依然被驳回。

邓建国不服，继续向庆阳市中院提起上诉。最终由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宁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鉴于案涉拘留决定已经执行完毕，无撤销的必要。但警方要承担7天拘留的国家赔偿3237.08元。

二审总算是给邓建国翻了案。法院判决当地警方违法，但邓建国却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结束拘留后，邓建国整个人的情绪处于崩溃边缘，时常在半夜起来。妻子受不了他的变化，在2024年1月提出离婚，双方在2024年1月29日以感情不和为由签订《离婚协议书》，两个孩子由女方抚养。

之后，邓建国被工作单位辞退，在医院诊断出“患抑郁症”。

这则新闻让人看了很是沉痛，发声的代价是如此巨大。而邓建国还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坚持，总算是翻了案，否则他这一生都将背上曾经被拘留过的人生污点。

邓建国质疑的校服质量，的确是存在问题：校服棉含量不足，标签造假。庆阳市市场监管局2024年3月通报，联合教育局开展校服质量专项检查，这家服装厂因“质量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被责令整改。

然而当地警方，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拘留了一个对校服质量提出质疑的人。我们经常在说，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但甘肃宁县的权力者们，却是在提着笼子肆意关人。

1996年5月初，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陆定一病危，断断续续地说了两句话：“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然后便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来。5月9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两句话，就成了陆定一最后的遗言。

要让人民讲话，要让人民讲话，要让人民讲话。甘肃庆阳市宁县的官员们，有必要再次重温陆定一先生的遗言：要让人民讲话。

先是有人因为12字评论被拘留，后又有因为质疑校服质量被拘留。发声的代价是如此巨大？这连续的两起新闻，让我感到一阵阵寒意。

连续几日的暴雨后，14位零工消失在上工路上。

这是不久前的山西大同，2025年7月27日，一辆载有14人的中巴车在谷前堡镇附近因强降雨失联。救援队事后打捞出的10具遗体显示，遇难者均为前往摘辣椒的当地村民，大多是中老年女性零工。她们冒雨出发，只为挣一两百元贴补家用。

看到新闻后，王欧心情复杂。他想起一年前的河南平顶山叶县，一辆轻型厢式冷藏货车违规载人，导致因加班太晚而搭乘该车的8名女工遇难——连续两年，相似的悲剧背后，折射出太多农民工的脆弱与无奈。

王欧是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在过去十多年里，他持续在全国各地进行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调研，尤其关注农村女工在城乡之间的处境。王欧也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他经历过留守儿童的困境，很多农民工问题正是他身边亲友的日常。

近日，冷杉RECORD与王欧进行了一场长谈，我们聊到为什么类似事故会重复发生，为什么农村大龄女工成了最脆弱的劳动者——她们为何如此迫切地工作，退而不休？而她们所代表的超龄农民工群体，在社会保障、劳动权益与风险抵御上的系统性困境，又该如何被看见和破解？

以下是王欧的讲述：

她们为何迫切上工？

新闻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这些天我脑海里反复浮现调研遇到的女工，她们的焦虑和纠结，我也在想两次案件里的各种细节，它们为何重复发生？

要分析这两起事故，首先有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两次事件的伤亡者，大部分都是大龄女工？

因为农村的男性以及没有结婚的年轻女性，绝大多数都到沿海打工去了，尤其年轻女工，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更受欢迎。现在很多工厂招聘，基本都规定要三四十岁以下，大龄女工能在城市找到的工作有限，最多就是保洁和家政。

现在所谓的大龄女工，大部分都是“60后”“70后”，她们有的从来没出去打过工，有的早年短暂在外打工，生育后就得长期留守农村照顾老小，所以没办法去很远的地方打工，只能在附近做日结工。

我发现如今的农民工，挣钱的心态更加迫切，大龄女工尤其如此。本质上，是因为他们子女教育、租买房、结婚等家庭再生产的所有环节，成本都在快速提高，他们的经济压力比我父母那一代更大。

比如现在撤点并校后，很多孩子就要去乡镇上学，寄宿、托管、家长租房陪读，都要花钱，还有家庭为了上学在县城买房。义务教育如此，更不用说高中和大学，私立高中、民办本科的生源主体都是农家子弟，这些学校的学费比普通一本贵很多。

还有彩礼钱。在中西部的很多农村地区，可以不用给女孩子买房，但如果是男孩，家庭通常要出几十万的彩礼钱，分担后续结婚买房、教育等成本。

按照年龄算，大龄女工的小孩大多已读到高中、大学，或面临结婚买房。这个家庭的男性可能早出去挣钱了，提高家庭收入的压力都传导到这些女性身上。

大龄女工在城市能找到的工作有限，多为保洁或家政

我在中西部调研时，遇到的农村大龄女性，只要还有力气干活的，就没有几个能安心在家里做留守妇女。农业的收益非常低，如果双季种水稻或小麦玉米，一亩地年收入大概只有1000多块钱，她得挣。

不过很多人还是会觉得农村女性不挣钱，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是被遮蔽的。

我看到好多家庭的情况是，男性的收入都存起来，女性挣的钱用于家庭日常支出。有个采访对象和我说，一个人挣钱，3-4个人吃，那不会剩下什么。所以大龄女工的收入对于整个农民家庭来说不可或缺。

从这个角度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连下几天暴雨，那些女工还那么迫切地甚至抱着一些侥幸心理出去工作。事实上，加工牛肉和摘辣椒可能已经算不错的工作，因为可以长时间持续工作，挣到更多的钱。

我接触到的大龄女工，她们都过的是一种极致节俭的生活。前年我和学生在江西的一个工业园调研，好多女工贴身穿的内衣内裤都是一两块钱买的，你可以想象那个质量肯定是最次的，甚至可能对身体有害。

这些女工花在自己身上的钱是非常少的，最多就是买点廉价衣服，简单做个头发，偶尔和一起上班的姐妹们聚个餐，通常也是发工资或逢年过节时，剩下大部分都寄回家。

但在我看来，这样的工作机会对她们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中西部农村地区女性挣钱的机会非常少，一个家庭的话语权就是那个挣钱的男性。但现在，女性可以挣钱了，也就有了说话的底气。哪怕挣得有限，哪怕很多是花在子女和家庭上，但这也是她们自己挣的，独立挣的，她们可以和姐妹们去逛街、聚餐，而不需要征询丈夫的意见，她们在家庭、村庄的地位和话语权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只不过，光提供经济机会还不够，各方面的劳动保护也要跟上。

村镇零工，规范程度不如外卖骑手

这两起事件分别发生在河南平顶山和山西大同，均属于中西部的农村地区。而所涉及的牛肉加工、辣椒采摘等产业，也可归为近十年来中西部新兴的现代农业。

它们的用工方式大多属于非正规雇佣，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保，没有法定节假日的概念，基本游离于劳动法的监管之外，其规范程度远不如沿海地区的工厂，甚至不如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外卖骑手。这样的模式在中西部农村广泛存在。

招聘主要靠人传人：每个村子找一个中间人，通过其亲属网络和熟人关系进行招工。所以招到工人都是一串串的，他们上下班也是同村一起出发，同坐一辆车，或结伴骑电动车，与沿海地区截然不同。

我在昆山调研，看到当地工业园的企业会统一安排正规大巴接送工人上下班，很少听说出现交通事故。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已经搞了三四十年的工业化，在用工正规化方面已摸索了许多年。

1993年，沿海地区的致丽玩具厂曾发生一场大火。资方觉得工人会偷窃原材料，因此把窗户和安全通道全部用铁条封死，三四层的厂房只留一个出口。火灾发生后，导致八十多名女工活活烧死在里面。这场大火间接推动了1995年劳动法的出台。

此后十多年里，法律人士、劳工研究的学者的关注，媒体的广泛报道，工人本身的意识觉醒和积极行动，以及跨国产业链上的国际压力等等，这些力量共同推动了沿海地区劳动条件的改善。但对现在的中西部地区，这样的因素很难凑齐了。

一位清扫作业的环卫工人

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家蔡昉曾提出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人口红利会在2010年前后逐渐消失，这也无形督促了当时沿海地区工厂对劳动者的保障。

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相比沿海晚了至少十几年。2008年是一个节点，当时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中西部地方政府拿到部分投资后，修建了铁路、高速公路，升级了水电网等基础设施，这才有了招商发展的条件。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大量劳动密集型、污染密集型产业，以及城市中剩余的工商业资本，也陆续向中西部转移。

在我看来，无论是资方还是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还停留在如何更多地招商引资、服务地方产业发展上，用工规范尚未进入他们的治理视野。但是，如果对这类零工经济的劳动安全再不加以规制，那么下半年或明年再次出现类似问题，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

几乎不存在的劳动纠纷

在中西部农村，农民工发生工伤后，往往不是按照法律法规来解决，而是依照当地的习俗来处理，其中还牵扯着各方势力的博弈和较量。

比如动用家族势力——家中在村里有多少兄弟？家族影响力如何？有没有亲戚或熟人是当官的？如果家中恰巧有身居官职的亲戚能说上话，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向企业老板施压，赔偿相对会利索一些。但这毕竟是少数，多数普通百姓并没有什么当官的亲戚，能够调动的社会力量非常有限，因此更常见的做法是家里人到工厂门口静坐、围堵老板等。

他们很少会走正式途径，比如起诉或者劳动仲裁，因为要花钱，而且这意味着他们和企业、中间人之间的人情关系彻底破灭。一般不是非常严重的工伤，大家都不会走到这一步。

在我接触到的案例里，村干部、工业园管委会、乡政府的劳动或司法部门等，往往扮演调停者的角色，大多偏向资方或老板。因为企业的税收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地方官员的政绩主要考核的又是经济增长和招商引资的成效，一些政府部门或个人甚至可能与企业存在利益联系。所以一旦发生事故，工人往往处于极弱势的地位，能获得的赔偿微乎其微。

不过，像近年这两起极端事件则属于“重大安全事故”，当它们引发上级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就会被地方政府以另一种方式处理——有人承担责任，花一大笔钱赔偿。

除了显性的工伤，过去的讨论中，隐性工伤常被忽视。

比如我在江西某县调研时，见过一位在大米加工厂扛包的男工人，每天从早扛到晚，忽然有一天他的腰无法动弹了，一动就剧痛。他认为这是在米厂长期劳作积累的，但厂方老板和村里一些人却觉得是他自己身体不好导致的。最终这位工人没有得到工伤鉴定，只获得了一点点象征性的赔偿。

另一个案例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前些年，她在老家的印染厂工作，厂里招了不少本地的大龄女工，其中有一道工序是在沸水中加入染料和化学试剂，再在池子里清洗布料。事实上，这些染料和试剂都有慢性毒害，企业为了规避工伤责任，采取“老员工工作满5年就辞退，再换一批新员工”的做法。

我认为在工伤问题上，中西部农村地区最需要的是制度化的建设，这在大城市已经较为普及。我在北京接触过许多建筑行业的工伤案例，不少公益律师机构会帮助工人提起诉讼，政府的司法部门也建立了完善的司法流程体系，能够迅速响应。然而，县里面几乎不存在普通的劳动纠纷。

晚年困局

大龄农民工之所以持续从事强度大、风险高的零工，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微薄的养老金无法维持生活，只能“退而不休”。各种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的参保率普遍非常低，即使参保，他们的医保相较于城镇职工，无论在报销比例还是覆盖范围上都存在较大差距。养老和医疗，已成为当前大龄农民工普遍面临的问题。

当然，大龄女工可能更加脆弱。因为她们的职业生涯更断裂，为了兼顾家庭，总是来来回回进出劳动力市场，结果是，绝大部分的大龄女工都没有累计到15年的社保，甚至因为长期打零工，从未有过社保。

在我调研的几个中西部地区，老一代女工通常生2-3个小孩，我接触的好几位女工生育完没有好好休息就去干农活，结果落下病根。此外，她们长期从事底层甚至重体力劳动，也容易积累疾病。

随着年龄增长，她们的医疗支出往往比城市女性更多，但能获得的医疗资源却相当有限。通常处理态度是，小病不怎么管，一旦去看病，往往已是大病。

河南中牟县的一个村卫生所

我们村里就有好几例这样的情况。有位老太太不到60岁就去世了。她丈夫早逝，她早年在家种地，把两个儿子辛苦拉扯大，又帮忙照顾孙子。后来小儿子在县里开餐馆，她又去帮忙买菜、切菜、洗碗，什么活儿都做，以至于餐馆都不用雇人。其间老太太多次肚子痛，但总是忍着，直到两年前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是肠癌晚期，从确诊到去世，仅一个多月。

这位女人的一生几乎都在为家人劳作，却连看病的机会都没有。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这些零工的晚年照护问题，特别是大龄女工。女性寿命通常比男性更长，她们大多居住在丈夫所在的村庄里。随着年轻一代跨省务工和婚姻的增加，村里的年轻人逐渐离开，在外地打工、陪读，而她的丈夫可能已经过世，谁来照顾她呢？

对于农村人来说，家庭作为照顾的机构已经解体了，有一部分人会进养老院，通常是很低端的服务，用我们当地的话说，如果一个老人进了养老院，会加速生命的终结。

而对于留守家中的老人，很多只有基本的物质照顾，没有任何情感交流，老人也难谈有什么尊严。我还听说一位农村独居的老太太，家人好几天都联系不上，最后只能找村干部上门，结果发现老太太走了好几天。常言道“人走三天，要入土为安”，这不知道走了多少天才被发现。

一位晚年独居的农村女性

这里面存在一个悖论，一辈子都在照顾别人的人，但到了晚年，身边却没有人照顾自己。

这些大龄女工，在她们有劳动能力的时候，挣的钱全都贡献给家庭和子女了，积蓄十分有限。有的虽有意识为自己养老存钱，但很少能落实到行动上，因为她们还是深深嵌在家庭结构中，即使六十多岁了，还在带孙子，儿子家庭有大额支出，仍然需要资助。这是一种惯性使然，越落后的地方，越根深蒂固。

还有些大龄女工，选择去县里甚至更远的地方，做个清洁工挣钱，目的就是为自己积累一点养老的资金，可能都不到十几二十万。而这样的数额，在她们晚年如果生一场病，或者需要长期用药时，根本不够应对。

医疗资源的下沉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现在农村推行的一些医疗体检，常常流于形式化，乡村医生大多只是填表、量血压，几乎没有实质性效果。

这些老年人如何有尊严地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我认为也应该纳入乡村振兴的内容之一。

新生代 新问题

现在学术界研究农民工群体的人很少。像我这样出身于农民工家庭的人，在精英高校里更是越来越少。我在清华的师弟师妹，大多来自大城市，家庭条件也都不一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日常接触的人群往往会影响他的研究方向，但随着学术阶层的逐渐固化，许多学者已经很难接触到农民工群体，自然也难以真正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我和弟弟都曾是留守儿童，我初中开始父母就外出打工，我弟弟更是从小学就与父母分离，他们关系疏远，冲突很多。很多农民工家庭都是这样，父母长期在外，无法了解孩子成长，也缺少日常沟通陪伴，最终亲子之间逐渐无话可说，每次打电话聊两句就挂断。

我早年间和我妈妈没什么话可讲，我一路读书、工作、结婚、买房，家里也没提供什么支持。我是开始做农民工研究后，才和妈妈交流多了，也更能理解她。我们聊她的工友和亲戚，聊村里的事情，我前面提到的很多案例，都是她告诉我的。

但她至今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研究，她不识字，不会说普通话，也听不懂今天这样的讨论，她更在意我能挣多少钱，读完博为什么没去当个官。我不知道如何告诉她自己在做的事情，这是我最纠结的问题。我在想，明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上，一定要写上“献给我的妈妈”。

我觉得情感问题在新一代女工身上更加严重。比起上代人，她们更追逐自由恋爱，视孩子为爱的结晶。但孩子出生后，她们又不得不和孩子分离，甚至因为经济压力，分离得更早，我见过很多生完孩子三四个月就又出去打工的，很多女工都有很大的情感创伤。事实上，新生代女工投入的情感更多，受到的冲击也更大。

这也是我一直担心的事情，我怕新生代农民工还是会重复上一代的老路子，甚至面临更多的问题。

第一代农民工是去工厂里拧螺丝，建筑工地搬砖。现在随着产业更新换代，新生代农民工涌向一些低端服务业，以及外卖、快递、网约车行业。可是据我2021年在武汉针对外卖员和骑手的研究数据，无论是社保缴纳比例，还是工作和家庭的稳定性，他们甚至不如制造业的工人。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职业阶梯更局限了。在建筑业、制造业做久了，可以成为熟练工、低级管理员，甚至包工头、小老板，但在平台经济之下，平台把它能掌控的东西都长在模型里，长在管理层里，把发现的新的可能性都收编进去了。

略有改善的是，越来越多的地方开放了异地中考，一些农民工子女可以在一个地方持续接受完整的教育。以前农民工工作了一辈子也无法在城市买房，现在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也不能，但至少能为了子女教育在县城买房。因此，新生代面临的经济压力更大，对孩子的投入更多。

我在武汉和麻城交界地调研，跟踪的28个行政村里，如今只剩下3所小学了。这导致新一代的留守儿童从小学甚至幼儿园起，就要去乡镇读书。

我当时看到那些寄宿学校的小孩子特别心酸，那么小的一个人，就要自己打饭，自己洗碗，提一个桶去洗澡、洗衣服。澡堂是露天的，只有一堵墙，用木板建个小隔间，房顶都没有，冬天也那样洗。

现在农民工子女的留守形式发生很大变化，在没有家庭和村庄的保护下，这些年幼的孩子如何能拥有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我们的基层政府和教育机构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和农业的关系越来越远，这里不仅潜藏着上一代农民工养老照护的危机，更多年后，这一代农民工自己的养老怎么办？如果他们的养老资源、社保这些问题仍不改变，就算他们在县城买了房子，可能老年还得回到农村，依赖农村那个熟人社会的互相支撑。

你看东亚的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他们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用一代人就完成了。可是我们大陆第二代农民工，现在又卡在城乡之间，面临重复的问题，依然在代际循环。

如果他们未来又回到农村，和他们父辈那样，那就太悲哀了。

不是共情资本，是了解国情。

相关阅读：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20380.html

要为真理而斗争，欢迎回到2049。

前段时间有个消息，算是小规模地引爆了朋友圈和微信群，说最高法院出了一条司法解释，自今年9月1号起，无论双方协商还是劳动者单方承诺，任何不缴纳社保的约定都是无效的。很快社会上就把它解读为强制社保。不知道是谁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家门口的包子铺要关门了》，整得相当危言耸听。大家普遍产生了担忧，就是在社保的重压下，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怕是没好日子过了，甚至要陷入倒闭潮。依我看，这种反应确实有点太过了，因为最高法院只是出了一条司法解释，换言之，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规定，相关的法条早就存在了，人家一直都要求用人单位给员工缴纳社保，最高法只是做了一个更明确的解释而已。

也就是说单从法律本身去看，国内一直实行的都是强制社保。但是法律中有一个理论叫无救济则无权利，就是说法条是法条，现实是现实，别管法条写得多么清楚多么全面，如果现实中的司法根本不管，那这个法条就等于是没有。有时候我就想，全世界所有国家如果都按照基本法办事，那大多数国家可早就成了共产主义桃花源了。强制社保也是如此，实际上在现实中，用人单位为了节省点成本，员工为了多拿一些到手工资，双方都会私下达成某种不缴纳社保的承诺。属于是把法条完全架空了，所以我预测至少短期内，该怎样还是怎样，不会突然给你搞一个180°大调头，哪怕长期去看，落实也是相当有难度的。

但是既然最高法特意做了一个解释，这就说明国家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某一天给你搞个突然袭击也不是不可能，所以市场上的焦虑情绪完全可以理解。你看这就很有意思了，也不用太久远，我记得也就是十几年前，社会上的主流声音都来自所谓的劳动法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是劳动法的坚定捍卫者，动辄就指责用人单位不缴或少缴社保，鼓吹连社保都缴不起，还开什么企业？甚至还有人亲自下场，帮助劳动者维护权益。但你看最近几年，这种观点的声浪明显下降了，相反的，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不缴纳社保的声音，更有不在少数的年轻人，人家就是不交社保，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不是骑手更需要社保，而是社保更需要骑手。正是因为这种声音的存在，所以这一次的“强制社保”才会引起社会上的普遍不满。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和中小企业、和个体户业主共情这是一方面，但我想还有更重要的另一方面，这就要讨论一下我国的社保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表面上看，这个问题还不简单么？说好听的，它是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说不好听的，那就是保险。但其实社保的属性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我国社保有个显著特点，就是一个人不缴社保是很难生存的。最基本的如果不缴社保，那么退休之后你就没有退休金，我看现在年轻人都学精了，谈男女朋友第一个要问的就是你爸妈有没有社保，如果没有趁早拉倒。更可怕的是，如果没有社保，生一场大病更是有可能把家底掏空。就像我一直都没有社保，结果几个月前生病住院，四万多的医药费给我搞的都想跳楼了，要是没有各位老板的帮助，那我只能撸网贷了。

当然你会说不交社保，我还可以购买商业保险，同样具备以上功能，但问题是一方面，我国的商业保险还不够发达，而且另一方面，商业保险有很多不透明、或者说咱老百姓研究不明白的地方。买的时候给你忽悠得天花乱坠，结果一生病住院，这也不能报那也不能报，限制条件非常多。甚至有很多人身保险，都要调查你最近几年看病和住院的经历。所以和商业保险相比，国家的医保在这方面确实还是相当良心的。而且还要考虑到，直到今天，在我国很多大城市中，社保是和一系列资格问题挂钩的，没有社保就没法落户，甚至都办不了一张居住证，当然没有社保也没法买房买车上学。也就是说长久以来，我国的社保说是保险，但它其实有着某种强制性，什么东西有强制性？税收具有强制性。

但是我国的社保和税收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税收是赚得越多交的越多，就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虽然也经常被吐槽，有人说起征点定的有点低了，还有人说最高45%的边际税率有点高了。但说到底，累进税本就是国际上的基本套路，特别是发达国家，全都是这么玩儿的，咱们国家也没有搞特殊，你要是看看欧洲那些福利国家，说实话咱们国家的个税算是相当克制了。其实到了现实中，考虑到6000元的起征点，再加上五险一金各种税前扣除，绝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有缴纳个税的资格。也就是说个税如果存在伤害，那伤害的也是中高收入者，国内的普通蓝领、各个领域的打工人，是享受不到个税伤害的。

但是社保则不然，因为社保存在着缴费基数的下限和上限，咱们就以北京为例，社保缴费基数的下限是6821元/月，上限是35283元/月，我们就看养老保险，个人缴存比例是8%。这就意味着如果你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00块钱，那么你自己也要缴纳6821×8%的养老保险，这就是545块6毛8，单单一个养老保险，你到手工资就不到2500了。但如果你一个月的工资高达10万元，你缴存的养老保险并不是8000元，而是35283×8%也就是2822.64元。所以你看越是收入低的人，社保占其收入的比例就越高，这和税收的情况正好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社保主要伤害的是低收入者，所以社保不仅像是一种税，而且它更像是一种穷人税，显而易见让穷人多交税，背负更大的经济负担，这并不公平。

这还只是社保关乎公平的一方面，还有一点就更扎心了。直接上例子，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曾经在不经意间，公布过一份数据。说2023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8778人，发放养老待遇7.85亿元，企业单位离退休人员13220人，发放养老待遇3.69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11.94万人，发放养老待遇2.51亿元。除法都会算吧，根据以上这些数字我们就会得出结论，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退休工资是7452元/月，企业单位的退休人员，退休工资是2326元。如果你什么都不是，比如说农民，那么你每个月能领取到的养老金只有175块钱。这和全国范围内的数据也基本差不多，机关事业单位平均月养老金约为6000元，企业约为3000元，农民约为220元。

那你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来自农村，父母都是农民，现在你去到大城市的一家企业打工，月薪是10000元。你的同学小黄也和你在一座城市，父母是体制内退休干部，小黄现在也在体制内，每个月工资是6000。你赚的比小黄多，个人缴纳的社保当然也比他多，可你们的父母呢？小黄父母加起来，一个月能拿20000退休金，而你的父母只有几百元，60多岁了还要种地操劳，这不就等于是你花钱养小黄父母么？

再往远看，几十年后，你退休能拿多少钱，小黄退休能拿多少钱？我国养老保险，个人缴存部分是工资的8%，企业缴存部分是16%。按道理讲养老保险是多缴多得、少缴少得，你觉得你每个月自己掏了800，小黄只掏了480，那我退休金肯定也要比小黄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企业要赚钱，所以它给你缴纳养老保险，肯定是卡着10000元这条线，所以你一个月缴纳的养老保险就是2400元。但是机关事业单位则不然，可以这么讲，以实际工资为基数去缴纳社保，这是非常罕见的，一般都会以更高的基数去缴纳，比如说200%，甚至会按照300%的封顶线缴纳。如果是300%，那么单位给小黄缴养老保险，缴存基数就是18000，乘以16%这就是2880元，再加上小黄自己缴存的，加起来就是3360元。

不过缴费基数还只是一方面，除此之外，还有企业的企业年金和体制内的职业年金，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养老保险的一个补充。如果你在体制内工作，那么财政会给缴存8%，而缴存的基数和养老保险的缴存基数，一般都是一样的，如果是刚才的例子，基数也是18000。然后你个人再缴存4%，当然你个人的缴存基数仍然是6000。这么看的话，小黄每个月自己缴存的养老保险就是720元，还是要比你个人缴存的800元少。而且职业年金是强制性的。但是企业年金可就没有硬性规定了，企业和个人可以缴8%和4%，也可以小于8%和4%，当然也可以不缴。那么换你是企业主，你会给员工缴存这个东西吗？所以这么算下来，你每个月缴存的养老保险还是2400元，而小黄则是5040元。

所以综合起来，别看小黄现在赚的比你少，他个人缴存的养老保险也比你少。但他的退休金，完全有可能干到你的两倍。这就为什么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的养老金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难道说体制内对社会的贡献就更大？那我就要呵呵了。所以打工人之所以担心强制社保，固然有着忧虑经济发展的因素，也不否认他们和小老板产生了共情，但更多的是和自己共情，是对不公平的愤怒。如果做不到一碗水端平，还请决策者三思。

乱离人不如太平犬。这是每个读书识字的中国人都熟悉的一句话。也可以说，这句话浓缩我们最普遍的历史意识，饱含着血泪和无奈。

鲁迅把它转译成了那个众所周知的悲愤的说法，中国古代的治乱循环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虽然鲁迅在那篇文章里呼吁：“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但人们好像很少听见这句，而只觉得“想做不得”和“暂时做稳了”的交替，是那样坚不可摧的封印。

之前有朋友问我，你是学历史的，怎么不大写历史文章？我心想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琢磨了一下，其实是我心里挡着一个想法，一个不太容易说明白的想法。我总觉得，历史锁死了我们的思想，思想作用于现实，又进一步锁死了未来。这里说的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我们惯常接触到的被书写下来的历史。历史本身是丰富的，但历史书写经常是单一的、狭隘的、贫瘠的。

如果学习历史只能让人不敢想不敢做，倒不如无知点好。刘项原来不读书，乱拳打死老师傅。

但空着头去想，终究也难走得远。何况在这样一个所谓的知识大爆炸时代，谁愿意顶风做一个“无知人士”呢。所以更有效的做法还是去从真实历史中抽出另外一条丝线，去打开心里生锈的老锁，甚或去炸开几堵门，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最近就读到一篇很好的文章，文章结论大异于我们的“历史常识”。题目是“毁灭的回报”，讲的是帝国崩溃如何利好普通人的故事。The rewards of ruin，作者Luke Kemp。

文章开头引用了一首诗：

无人行走在山中野山羊与飞蛇之间，

在那生长着多汁植物的高原上，

如今只长着泪水的芦苇……

阿卡德已毁灭！

这是一首咏叹古代阿卡德帝国衰亡的哀歌，阿卡德帝国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历史上第一个已知的统一帝国，大概存在于四千多年前。这首诗让我想起我们《诗经》里的《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不同文化里的兴亡之感，想来也是没太大区别。

作者要说的却是，虽然阿卡德帝国崩溃了，但考古学家发现，当地居民的生活一直很正常，普通人甚至没有察觉到帝国的灭亡。

以前考古学家专注于研究那些辉煌帝国的灿烂成就，比如最早的文字，最早的法典，巨大的神庙，罗马的斗兽场，东方的长城。

但最近这些年，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提出新的问题：在这些帝国崩溃时，普通人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人们脑海中通常浮现的历史图像是，乱世之中饿殍遍地、流离失所……但考古学证据却是相反的，伴随着帝国的崩溃，普通人可能过得更好了。

我们通常持有的“帝国黄金时代”“黑暗时代”的观念，是帝国精英视角。事实上，帝国昌盛的时候，普通人不一定昌盛，帝国倒霉的时候，普通人也不一定倒霉。举个我们自己的例子，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存在，但历史的另一面是“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如果你是减掉的那一半可能就开心不起来了。

文章说，这种精英视角“不仅扭曲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也影响着我们如今和未来对崩溃的想象与思考。”好像有点盼着崩溃的幸灾乐祸感，不是，作者当然承认，崩溃会带来苦难和暴力。

但有一类证据的存在，证明了历史往往是多面的，而我们低估了帝国的“稳定”“强大”对普通人造成的负担。

考古学家通过对古代人骨骼的检查发现，在帝国稳定的时候，统治阶层比普通人的身高高很多。而帝国消亡之后，同一地区的普通人身高开始增长，女性身高增长得更快。

数据显示，罗马帝国治下的普通人，他们的实际身高比理想状态足足矮了8公分。帝国崩溃之后，人们的身高又开始增长了，而且蛀牙和骨病减少了。

对此的解释是，帝国高强度、系统性的榨取消失之后，普通人可以吃得更饱。而且帝国统治时期，人们不得不种植单一税赋作物，现在可以多样化种植，食物更多元，身体就会更健康，而且肉也吃得更多了。

当然还有一个比较残酷的因素，就是战乱导致人口下降之后，留下来的人就更有议价权了，工价会上升。比如欧洲14世纪黑死病之后，人们的身高和工资普遍上升了。真是五味杂陈，弱者要想过得好，只能靠同类的减少。

由此我们获得了更合情理的历史图像。帝国是压在普通人头上的一座大山，它“保护”你不受别人欺负的代价是，它给你的压力会逐渐趋于你的承受极限，你的身高会向上转移。当这座大山崩溃是，假如你有幸捡一条命，那么你的小日子通常可以过得更好。

甚至有最近的例子，1991年索马里前政权崩溃之后，进入军阀割据，虽然冲突有所增加，但是从婴儿死亡率到极端贫困率，几乎所有生活质量指标都有所改善。这里不是为索马里的现状辩护，而是说人们容易放大“无国”的苦难，而忽视“有国”的苦难。

拉长时间来看，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似乎是一个致命的失误。农业是和帝国一起出现的。农业时代的人类和从前相比，身高不仅下降了，骨骼变得更脆弱，牙齿出现更多蛀洞，而且由于人和动物挤在一起，传染病更多了。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是，今天男性的平均身高，仍然低于冰河时期的祖先。

这就是“文明”的代价。

假如我们问一个到处游荡的原始人，你会拥有更多更多的同类，你们会发明很多很多的新东西，但你们会互相厮杀，会吃的更少吃的更差，会被固定在一个地方没日没夜的干活……你猜他会怎么想。如果是我，我可能会说，算了，我们就这样混着得了，谁想进化谁进化去吧。

帝国崩溃，普通人过得更好了。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记录呢？答案很简单，普通人的生活无法留下记录。想想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东西，都是征服者及其后裔留下的记录。

帝国不仅劫持了普通人的生活，而且劫持了普通人的记忆。

一个新王朝建立，或许会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但绝不会说王朝本身不应该存在。

自从有了历史书写之后，人类就开始发明历史了。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历史书上留下的形象，是一个战功赫赫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但考古学家发现，拉美西斯最著名的一次军事远征，是公元前1274年针对赫梯人的战役（卡迭石之战），却因法老的无能而以失败告终。对此，拉美西斯只是将证据掩盖了起来。拉美西斯把别人的纪念碑抹平重新刻字，纪念自己在战场上没有赢得的“胜利”，由此打赢了历史这场仗。

世界上最早的一份和平条约，是公元前1259年由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帝国皇帝哈图西里三世签订的，一式两份，在埃及的版本中，是赫梯人认怂，在赫梯的版本中，是埃及人认怂。

旧帝国毁灭，新帝国兴起，历史书写却始终是精英视角。普通人要么干脆是文盲，好不容易出一个读书识字的，学习的也是那套帝国官方叙事。

现在历史学者对于从前流传下来的“黑暗时代”的说法已经持怀疑态度。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提出，我们应当考虑“赞美崩溃”，因为它可能会带来人类福祉的改善。

这篇文章的作者说：“这种’1%视角’已经扭曲了我们对崩溃与历史的理解。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部属于’99%’的崩溃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帝国的兴衰，对过去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对今天的我们又意味着什么。”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欢迎崩溃或者加速崩溃，干这种事的往往是另外一群野心家，这些人也是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需要躲着的。而是说，我们哪怕无法为先辈拿回自己的食物、尊严和身高，至少也应该拿回一部分被劫持的记忆。普通人的生活，也自有其光辉。

文章末尾一句话更是发人深省，直接上英文吧：

We don’t need to fear ourselves or the absence of rulers; we need to fear power and those who try to grab it.

最后容我唠叨一句，只有好好读一些正经书正经文章，我们才有可能突破头脑中那些无法察觉的封印。你之所以觉得很多原本荒谬的事情理所当然，是因为轨道早已铺就，谁上去都会到这里来。你总得有一个新容器，才能装下新东西。

咱们开个栏目吧，一起读一些真正好的文章，就叫「西坡新知」。欢迎大家捧场。如果想要获取文章资源，后台留言加「西坡读写群」。

将结婚登记作为育儿补贴发放条件，实质上是对非婚生子女平等权利的剥夺，这种差别待遇既无法律依据，也违背社会公平正义。‍

作者｜康有华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近日，有网友反映因未办理结婚登记被深圳卫健委告知无法领取育儿补贴，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该网友质疑称，根据广东省现行规定，非婚生育已可正常办理生育登记并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为何在育儿补贴申领环节却遭遇限制？

这一情况，与国家卫健委此前明确的“育儿补贴申领只需提供婴幼儿身份及抚养关系证明”的政策导向存在明显差异。虽然最终实施细则仍需等待全国及各地的统一部署，但该事件所折射出的婚姻与生育权分离、非婚生子女权益保障等深层次社会问题，已引发公众的热烈讨论。

该事件中热议的育儿补贴政策，正是近期国务院发布的《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育儿补贴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

这一政策，也是我国在人口压力下出台的最新生育支持措施。其预期通过普惠性、直接性的现金发放减轻家庭养育的负担，并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发挥鼓励生育、改善民生的积极作用。

育儿补贴等一系列新政策，体现了我国的计划生育从抑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转向，进一步落实了国家对生育、家庭和儿童权益等所应承担的保护义务，是促进人民福祉、保障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要之举。

然而，政策的好意若要成为人民权利的真正实现，仍需要防止执行实施过程中的扭曲和误解。当前育儿补贴发放可能存在的差别对待乃至歧视，必须通过法律专业的分析加以消除。

就此而言，该事件中核心的问题在于婚姻能否作为对生育以及儿童权利的限制。

婚姻并非生育权保护的前提

生育作为妇女的自然禀赋，毫无疑问应受到法律保护。而国家对妇女生育权的保护，并非以婚姻为前提条件，这尤其体现在我国宪法第48条：“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婚姻保护，则另行规定于宪法第49条。

即便不能完全将男性对生育的参与排除在外，生育过程的进行及其负担也主要由妇女作为个体承受，国家因而必须最大程度地尊重妇女对于生育的自主决定权，并为妇女的生育选择提供充分的保护。

如果我们聚集于生育本身，更会意识到生育的过程和结果与婚姻并无实质关联。婚姻与否，既无法减轻妇女生育期间的痛苦，也不会改变子女诞生的结果。将婚姻作为生育的前提，会压制妇女对生育的自主选择，有悖于宪法对妇女生育权的保护要求。

在如今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引导下，婚姻与生育的解绑也更鲜明地体现在最近几年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中。如四川省2023年新发布的《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就不再以结婚作为办理生育登记的前提，保障未婚妇女平等享有生育保险等社会福利，其自公布以来即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

深圳卫健委所在地广东省2022年新发布的《生育登记管理办法》，同样也取消了生育登记与婚姻的捆绑；向深圳卫健委提出质疑的网友，更是指出其本人此前已经完成生育登记并享受了生育保险和津贴。

在此情况下，若将结婚登记作为育儿补贴申领的必要条件，不仅构成对妇女生育权的不当限制，也与当前生育政策发展方向相悖，存在违法增设社会保障获取条件的嫌疑。

社会观念中对未婚生育可能冲击既有婚姻关系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这种忧虑源于对传统家庭伦理的维护和对社会稳定的考量。

然而，我们也不应将这种担忧情绪化地夸大，甚至将其作为限制妇女生育权的理由。未婚生育不能与出轨、背叛家庭等反面事例简单划上等号，现实中的许多伴侣即便相互忠诚也可能选择不进入婚姻关系。

非婚生育现象的增加，更多反映了个人选择权的扩展和社会包容度的提升，而非对婚姻制度的否定。维系婚姻关系内伴侣之间的彼此忠诚，已远远超出育儿补贴和生育政策的射程范围，更是生育权所不能承受之重。

非婚生子女的平等保护

结婚登记不应作为育儿补贴申领的前置条件，其根本依据在于宪法和法律对非婚生子女的平等保护。我国宪法确立了儿童保护原则和平等原则，明确禁止基于家庭出身的歧视；民法典第1071条更明文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这一消除对非婚生子女歧视的立法范例，甚至可追溯至1950年的婚姻法第15条。

上述规定，从根本上否定了以父母婚姻状况作为儿童权益保障标准的合法性。

育儿补贴作为普惠性政策，其核心在于保障儿童发展权益，确保每一位儿童都切实受益，发放标准应当严格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非评判父母婚姻状况或变相审查父母的婚姻关系。

既然政策发布时已经明确无论是否一孩家庭都能平等享受育儿补贴，更无其他理由剥夺非婚生子女家庭的育儿补贴。况且无论是否婚生，子女都无法选择其出身的家庭和环境，社会也不可能因为歧视而取得进步和发展。

儿童作为权利主体，其合法权益的实现，不应受父母婚姻状况的影响。将结婚登记作为育儿补贴发放条件，实质上是对非婚生子女平等权利的剥夺，这种差别待遇既无法律依据，也违背社会公平正义。

对生育的担忧在于其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正是国家需要通过社会保障政策提供兜底性支持的根本原因。婚姻制度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育带来的各种压力，但绝不能异化为限制公民行使生育权利的门槛，更不应导致对未婚生子女的歧视对待。

国家唯有保障生育自主、坚持平等原则，才能真正形成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

“法治理想国”由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碧、赵宏、李红勃、罗翔共同发起，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栏目。

反对提高农民养老金的各种理由，我基本上都反驳过了，但登陆任何一个平台，在任何一条相关讨论下面，仍然充斥着这样的套话，令人不胜其烦。

为方便传播和大家使用，我收集了最常见的10个借口，并用最简洁的语言回答。请大家截图保存这篇文章，再看到这种不过脑子的话，就可以直接呼他脸上。

01 农民没交社保凭什么领养老金？

在没有社保制度的时候，中国农民有交公粮和“三提五统”，农民把维持最低生活生产之外的一切都上交了，除了不叫社保，比后面交社保的人交得多多了。

在中国建立社保制度之后，体制内和城市工人此前没有交社保，但视同已经缴纳，这就是“视同缴费年限”。这一政策农民被排除在外，如果一视同仁，现在60岁的农民至少有十多年工龄，70岁的农民至少有二十多年工龄，折算下来一个月应该拿多少退休金？

有人坚持认为“农业税是农民租种土地的租金”，那么国家作为雇主是否应为农民“没交社保”负主要责任？按规定雇主应承担三分之二，补缴后农民应该拿多少退休金？

02 养老金多缴多得，少缴少得，不缴不得

这话看似有理，其实不然。

首先它混淆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险的不同；其次它混淆了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不同；最后，它混淆了社会保险的不同形式。

只谈社会保险，养老保险一般有三根支柱：一是财政负担的基础养老金，二是雇主和个人共同缴费的职业养老保险，三是个人储蓄的个人养老账户。对于个人养老账户这句话完全正确，对于职业养老保险大体成立但并不完全对应，对于基础养老金来说完全不成立。

基础养老金由纳税人承担，为低收入老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有别于低保，它是普适的，可覆盖多数退休老人）。因为这是公共财政支出，所以遵循的原则是：收入越低补贴越高，收入越高补贴越低，达到一定收入水平不予补贴。

中国目前退休金领取和缴纳并不对等，不完全来自养老保险基金，有相当大的比例来自财政补贴。补贴原则并未遵循世界通行的规则，而是正好相反：收入最高的体制内退休人员补贴最高，人均超过3000元/月，收入中等的企业退休人员人均补贴500多元/月，收入最低的农民人均补贴不到200元/月。

03 城里低收入老人比农民更惨，你怎么不说？

对，所以应该建立普适的基础养老金制度。

我们经常说“提高农民基本养老金”，并不是只针对农村老人，而是针对所有低收入老人，只不过绝大多数农村老人正好属于这一人群。如果你关心城市低收入老人，更应该呼吁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04 不交钱就能领养老金，以后大家都不交怎么办？

首先，基础养老金的额度不高，根据中国的经济情况，以600元-800元/月为宜。还应设置门槛和阶梯，比如退休收入低于3000元/月才有资格领取，越低领取越多。如果你能接受老了每个月拿不到一千元，当然可以。

其次，可以强制缴纳，社保本质上与税收相似，全世界社保基本上都是强制缴纳的。但应该降低缴纳比例，比如把目前雇主加个人合计24%降低到一半左右，减轻企业和劳动者负担，包括纳税人对体制内的负担。有了基础养老金，职业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就没必要那么高。

最后，即便真的所有人都不交职业养老保险，相比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未必是一件坏事：中国目前退休老人3亿多，按人均不到1000元/月的标准，中国财政完全可以承担，不仅可以缓解即将到来的养老危机，还能大幅度减轻企业和员工负担，极大促进经济发展和个人消费。

05 哪里拿钱给农民涨养老金，你掏钱吗？

首先，在养老保险基金之外，政府每年还有大量的财政补贴用于养老金发放（参见第二条）。

这里面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公，根据最新的2023年财政部的数据，2200万体制内退休人员补贴超过8000亿，人均每月超过3000元；1.2亿企业职工补贴了7000多亿，人均每月500多；而收入最低的1.7亿城乡居民（农民）才补贴3000多亿，人均每月177元。假如取消所有的养老财政补贴，这笔钱足以建立600元/月普惠阶梯式的基础养老金制度，覆盖80%的退休老人。

换句话说，目前中国养老补贴方式是不对的，雇主和个人缴纳的部分不应补贴（多缴多得），而应全部用于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城乡养老保险。

此外，目前中国养老支出占整体支出的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也远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目前中国一年财政支出约30万亿，即便单独再拿出1万亿用于提高农民养老金，养老支出占比仍然处于低位。

06 农民有土地，可以种地为生

农民并不真正拥有土地，土地使用权价值普遍很低。以租金而言，多数地方一亩地一年只能租几百元，很多地方甚至根本租不出去。分摊到每个月只有几十块钱，远不足以弥补养老金数千元的差距。

很多人觉得农村老人可以种地维持生计，请注意我们说的年老体衰的老人。城里人可以退休，重体力劳动者还可以提前退休，农民就应该干到死？如果这个理由成立，是不是给城里老人发个扫把就不用发退休金了？相比城市的就业机会，农民可以种地谈不上优势。很多农村老人情愿去城里当环卫工也不愿意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最后，可以建立农村老人退还土地换取更高养老金的机制。

07 农民还有宅基地，城里人可没有

城里人虽然没有宅基地，但是有房子。在中国近几十年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城里人的房产增值，远远超过农民宅基地的价值——就时代/制度红利而言，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需要注意到是：农民子弟进城是城里人房产增值的主要原因，时至今日，房价下行，农民的孩子因此背上了沉重的房贷负担，成为所谓“房奴”。

城里人无法买农民的宅基地，这被视为农民的“特殊待遇”，实际上，这不是特权而是对农民权益的损害。如果你的房子被限购，这对你有利还是不利？

08 农村生活成本低，不需要花太多钱

正好相反，在大多数物品上，农村的价格都高于城市，因为城市存在规模效应，能够把成本降到最低。无论是质量、价格还是种类，农村都无法跟城市相比。

很多人之所以有“农村生活成本低”的错觉，是因为农村老人把生活需求降到最低，把生活质量降到了最低。

09 我们这里农民有钱得很，有房租还有分红

听说城里家家都是拆迁户，每家都有几套房，光房租已经花不完了，还要退休金干嘛？很多城里人视野所及，最远只能看到城郊农民，而看不到更远更普遍的农民。

不过，确实应该区别对待。如前所述，基础养老金应设置收入门槛，高于一定水平就应该取消领取资格，这里的“收入”可包括房租、土地出租、集体分红、退休返聘收入等。

10 进体制的门敞开着，你不去考能怪谁？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你干嘛不去做皇帝？

都抢着进体制内，谁来养体制内？这样的制度能长久吗？

就写到这里吧。其实，在大多数农民每个月不到200元养老金的现实面前，不需要任何理由——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都应该改变。

我们不是要说服他们，在利益面前，是说服不了的；我们是要用事实、逻辑、道理，以及我们的声量，压过他们。

昨天，朱令的骨灰被正式安葬。

讣告来自她的父母，“爱女已入土为安，特此公告”。

这个名字上次被提起是两年前的冬至夜。中毒28年后，50岁的朱令过世。

当你在搜索栏输入“朱令”，会得到一个寥寥数行的故事——

清华大学化学系92级学生朱令，在1994年冬和1995年春至少两次摄入致死剂量重金属铊盐，因误诊时间过长，造成不可逆的巨大损害，终身残疾。北京警方认定有投毒犯罪事实发生，因证据不足，案件至今仍未侦破。

短短字符下，悲剧漫长，人生苦寒。

虽然已经太晚了，但我想好好送一送朱令。

我想打捞一些闪光碎片，希望每个关心朱令的人回望这28年时能想起，在人性之恶外，故事的另一边，有人竭力维持住了人的尊严，美，和不屈的意志。

朱令爱听央广文艺频道的《海阳现场秀》，听节目时会笑出来。

朱令最喜欢的植物叫马齿苋，样貌普通，具向阳性，别名“死不了”。

一位学妹回忆朱令练习走路的场景：“先由护工抱她站起来，站稳后，她抬脚站上一个转盘，两只脚都站上去后，大家要扶着她把转盘转到她背对着机器的位置，将她的身体绑好。这中间，她的脚要使劲蹬住，用全身发力往前顶屁股，直到站起来。她的腿那么细，整个过程都在拼尽全力。她运动时，我看到的是生命之美。”

护工会叫朱令“小美”，知道她爱美。朱令听了就乐，但又拒绝，“我是朱令令，不是小美”。

朱令爱吃饺子，冬至离开那天，朱令父母招呼大家吃了饺子，是朱令最爱的茴香馅。

朱令最爱甜食，因为有糖尿病，父母会先给她喂降糖药。父亲吴承之说，“晒着太阳吃饭是令令最快乐的事了”。

每年都会有人为朱令过生日。33岁时志愿者围着她唱生日快乐歌，有人观察到朱令跟唱的口型是：Happy birthday to me。

汶川地震时，妈妈朱明新用朱令的名字捐了钱，想告诉大家，朱令仍“有感情、有尊严地活着”。

遗体告别那天，殡仪馆回荡着古琴曲《广陵散》，这是朱令最后一次登台演出的曲目。

当天到场人数超150人，有亲属、旧友，还有和逝者并不相识的人。

在一部朱令纪录片的结尾，校友们合唱，“但愿你会记得，永远地记着，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

朱令有个姐姐，吴今，会跳芭蕾，会弹钢琴，曾是北京市崇文区理科状元，在1989年4月的春游里，不幸失足坠崖身亡。

昨天讣告里有这样一句话：“感谢公墓方关照，能够与姐姐吴今相伴。”

她们都不孤单。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篇报道发表于2024年4月26日。CDT近期将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编者按：关于中国问题的舆论场上，宣传与批判的严重两极化，反而令很多当事人只剩下沉默以对。尤其是像香香这样的少数民族个人经验，更少被外界所了解。

她不知道为何民族从那一刻开始成为了“问题”，自己的身份也会成为国家的“麻烦”。

短短一段小漫画，并没有那些宏大的政治、身份问题，有的只是主人公琐碎的回忆和真实的思考，这些片段可能更胜千言。

我是出生在新疆的香香，爸妈都是维吾尔人。从小循规蹈矩的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国家的“麻烦份子”。

我六岁开始学汉语，维语汉语都很流利。小时候生活都只是围绕着读书和考试。

我在乌鲁木齐长大，老师都是汉人，以前班上有维吾尔人和汉人，汉人还多些。所有科目的老师都是汉人，唯一的维人老师是教维语的。

那时的我认为汉维差异像人有高矮胖瘦，虽然外表不一样，倒也没特别觉得有什么。

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读喜欢的书，到处去旅行，过个平凡的人生就好啦！

2009年“七五事件”时，我刚读小学，原本的和平游行演变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相互仇杀。

那是我脑海中第一次有“民族关系”的概念。

械斗结束后，军警开始镇压，从我家大楼的窗户望出去，街上一名男子躺在地上，被白布盖着，当时在想…

“这个人是所谓的暴民吗？还是他只是参与了抗议活动？会不会…他根本是个与事件无关的寻常路人？”

奇怪的是，没几天后乌鲁木齐恢复正常上班上课，不论汉人或维人，都当作整件事没发生一样。

唯一有印象的变化是餐厅。

通常因为宗教信仰和口味不同，汉人当时多去中式餐厅，维吾尔人多去维吾尔的餐厅，回族餐厅是最受到所有族群欢迎的。

在七五事件过后，回族餐厅的客人剧减。

少数汉维两个民族和平相处的地方，大家当时也不愿意去了。

过了几年，我也不是很常想起这件事。身为女性主义者，我其实不是特别对伊斯兰教有归属感。

高中毕业前我就决定直接申请美国的大学。

从小我就满擅长念书和考试，高中毕业后我很幸运地顺利申请上了某美国名校。

当课堂上中国与美国同学激辩政治时，我常选择沉默。

美国同学说：“新疆维吾尔的再教育营明显是违反人权。”

同班的中国同学非常生气：“你有去过新疆吗？有真的看到他们在干嘛吗？凭什么胡说八道！”

在美国时，我常假装不会说中文。想起家乡的汉维冲突，我一直觉得双方是不可能互相理解的。

再说网络上那些偏激的言论也不少…

虽说是自己的国家，但好像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

然而，在七五事件的十年后，在我陌生的香港爆发了反送中运动。

看到政府动用警察镇压抗议民众的新闻画面，我想起了当年在乌鲁木齐街上被白布盖着的男子。

2020年到2021年间，中国政府的疫情应对措施，更让我觉得这并不是哪一个族群的问题。

这两年间，武汉、上海等城市接连对疫情进行严厉封控。

在不合理的权力管制下，被惩罚的人是不是就像十年前在乌鲁木齐被打死的那个男子？或许只是政府面对无法轻易解决问题时的代罪羔羊。

在威权的统治下，被针对的群体从来不会是固定的。

不论是新冠肺炎，反送中运动或是更久以前发生的七五事件，或许风波过去后会有一时的风平浪静，但威权的阴影一直都在，随时会回来。

今天的我们，可能就是明天的你们。

尾声：这样的未来，哪里是她在过去没有想过？族群政治之外，香香似乎仍在寻找归属和容身之处。那是个作为女权主义者的她、那是个思考极权主义的她、那是个忧虑这个国家受压迫者的她。那也是当下年轻人共通的忧虑。

昨天中午正在外面开车时，收到朱令父母吴叔叔和朱阿姨分别发来的消息，告知当日朱令下葬了。

（朱令）

8月12日，朱令被安葬于北京市万安公墓金区忠组0006号，姐姐吴今的身旁。

他们也发来一封信，见下：

各位关心令令的朋友：

朱令的骨灰今日安葬，受场地等诸多因素所限，仅邀请20多位亲朋参加葬礼。爱女已入土为安，特此公告。

感谢救助基金以及海内外所有捐助者的帮助。

感激公墓方关照，能够与姐姐吴今相伴。

感恩国内外各界爱心人士的关心和付出：亲朋挚友们为了帮助查找病因发起了首次网上救助行动；医护工作者们数十年如一日参与救治与护理；广大校友和志愿者们自始至终地陪伴；公安干警们为了侦破工作恪尽职守缜密追凶；几十位全国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为了推动案件进程鼎力相助联名提案；律师和记者们为了真相仗义执言。

如此大爱的情怀义举我们永志不忘！

爱女虽已安葬，但沉冤须昭雪！我们将一如既往追凶，无论天涯海角！

吴承之 朱明新

于2025年8月12日

因为很多人又问起在哪儿看这个案子的详细经过，所以再发一下链接。让我们记住朱令！

朱令中毒案（一）：案情篇（1992-1995）

朱令中毒案（二）：破案篇（1995-1998）

朱令中毒案（三）人物篇（2005-2013）

朱令中毒案（四）分析篇

朱令中毒案（五）2018年论文解读

朱令中毒案（六）终结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