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年夜里，我毫不意外地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人们在各个商业街区聚集倒数、却又什么都没有等到的视频。

寒冷的北方冬季，人们穿着羽绒服挤在王府井大街上，向一块商场的户外大屏举起手机，兴奋地大喊“3、2、1”。

结果，在新年第一秒亮起来的，只是一则蓝色的企业广告。

人群的喧闹声在那一刻暗淡下去，和几秒钟前的热闹形成了强烈对比。整个场景都有点尴尬和荒谬，像是刻意在嘲讽，以至于隔着屏幕的我也感到心沉了下去。

它让我想起2024年的元旦，也是同样的场景，发生在三里屯太古里。让人难以想象这是最先锋潮流、勇敢前卫的街区，它曾努力将香港的喧嚣与北京粗糙的文艺融合在一起。

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这种无奈，我提醒自己，不要因为几个视频就放大情绪，不要受限于自己的观察和体验，但是这种感受不重要吗？不真实吗？期待新年仪式的人难道不重要吗？好像也没法说服自己。

常识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商业街区不期待节日。常识也告诉我们，这不是商业本身的问题。

也许有梨泰院作为邻国的前车之鉴，我们的城市决定以牺牲快乐来换取安全。但这是唯一的选择吗？还是只是一种怠惰。

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身边的朋友们都不再喜欢在非工作时间出门了，也不太去探索陌生的街道了。

北京这么大，城市里不是没有新店出现，只是大多数都不太有趣：统一的网红风审美，食物好吃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好用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打卡拍照。

也是为了安全，限制多得不得了，完全谈不上什么服务和体验。我想起曾在两年前的特殊时期，无意中走进的一间酒吧。为了不被发现，商家把灯调到了最暗，人们挤满了房间，正在偷摸着品尝鸡尾酒。

当享乐不宜张扬出去，节日自然就没有了存在的空间。

商业是迷人的，消费是用物来连接人的途径。但在经济大环境变得艰难之后，许多东西也变得易腐，不仅仅是我们的大脑。

许多新开的店铺、品牌，过两个月再去，就已经不在了。它们的每次离开，也把人们对于一条街区的安全感、对于社群的稳定感带走了。

我们必须承认，那种长久的、对生活的信赖正在消失。主理人也好，小老板也罢，名称根本不重要，生意规模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未来向好的笃定，重要的是靠经营、慢慢去积累顾客的耐心。

近年来，我的消费已经从线下全面转向了电商。也许是基于工作经验的判断，也是出于个人喜好，我似乎总是能踩中每个渠道转变的节点。

当抖音电商刚起步时，我已经在观众只有个位数的品牌直播间里消费；当许多人还在批评小红书售后太差、不适宜买东西时，我也已经下单过几本杂志。

我对平台的依赖好像也消失了。

有趣的是，这些因素让我最近开始重新思考一些过去的判断。1个多月前，我在小红书上随手发了一个小视频，主旨是记录我在首尔逛街时的感受。

东京和首尔为什么让我觉得好逛呢？是因为线上商业没有完全杀死线下，它们达成了还不错的默契。电商提供交易的便利性，线下提供体验的独特性，大家彼此配合，互相成就。

更重要的是，线下和街区的原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包容了城市的旧与新，不靠大拆大建和整齐划一的所谓设计，就能让咖啡店、街边商业、时尚门店共生，共同塑造城市景观。

视频在发布后出乎意料地成为了爆款，第二天就获得近两万的点赞、快50万的阅读。我接收到了很多因共鸣而产生的鼓励、有价值的信息补充，比如路网的规划等等，当然也有不少谩骂。

其中有一些奇怪的声音，是质问我为什么觉得消费就能代表一个街区的活力？以及指责我是一个被消费主义荼毒的人。

在社交媒体中表达的情绪和立场，有时候会被放大。我不得不承认，视频中谈到的电商挤压线下零售，的确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在。它只是一个真实的结果。

电商变得庞大，进而扭转了人们的消费方式，这不仅仅是城市萎缩的动因。它是市场的选择，或主观的，或被动的，也许甚至是平衡之后最好的解决方案。

它和节日一样，只是整个系统中表象的那一部分。

从前些年圣诞树从国贸、三里屯消失开始，元旦的庆典也变得稀少了。事实上，曾经我们吐槽过的消费主义标志——双11、618、双12等等数不清的互联网消费节也不那么热闹了。它们曾经弥补过真实世界里快乐的空缺，但也最终无可奈何地面临潮水退去。

因为生意难做，一切都交织在一起，彼此都成为了彼此的代价。

2024年的社会零售数据并不乐观。目前可见的1——11月的统计数据中，北京、上海作为两大城市，均呈现了下滑。按照消费形态来分，商品零售和餐饮的数据都不好看，其中，上海11月的数据令人惊讶，竟然单月同比下滑了13.5%。

居民收入增长上面临的压力，无论是工资性收入受行业波动影响，还是资产性收入随着房地产、金融市场的阶段性调整出现变化，都使得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放缓。消费者对未来预期趋于谨慎，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因此主动削减了非必要消费支出。

更重要的是，许多人正在离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口流动的放缓意味着消费频次降低，尤其是在旅游消费、餐饮娱乐等领域受到较大冲击常驻人口的消费行为也更趋保守，进一步拖累了社会零售数据，反映出人口流动与消费活力之间紧密的联动性以及对零售市场的制约作用。

而正因为如此，那些愿意在新年伊始守在城市中心的人就更加可贵。他们依然充满希望，充满热情，是真正愿意在这座城市里辛劳付出、并期待有所回馈的人。

如果一座城市持续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失望，这是正常的吗？我们应该接受它吗？我们应该去向谁追问原因？我们有没有权利去追问？还有很多很多问题是想要问的。

节庆对于一座城市，对于个人的生活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在一年又一年的节庆中，在那些被装点的商店中，一座城市的历史，就这样被记录下来，进而从每个人的个人记忆转变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它是城市生活中身份认同的载体。通过周期性的庆典活动，城市居民共同参与，分享节日氛围，形成对某个地域的归属感。

节庆也能够打破生活的常规秩序，创造特殊的社会时空。在短暂的节日里，我们将自己从日常中解放出来，从公司、住宅走向城市的公共空间，看见它们被改造成漂亮的样子，看见街道变成狂欢的场所，人们也能从暂时的失序中获得重新投入不确定生活的勇气。

而在其中，忽略消费塑造城市的力量是不负责任的。当一座百货伫立在一个城市的核心干道上百年，它就是一种遗产。你的奶奶去过，你的母亲去过，你也去过，这是传承。

因此，当一座城市不再为节日而狂欢，其实也就夺走了身在其中的人对生活的期许，那它就只是在彰显权力，而不是提供生活。

在这个层面上看，消费是一种奖励，也可以是一种报复：当一座城市对于“人”本身不再在意时，终究也会遭到反噬。

（我的报名考核表）

我叫张桂云，河北涿州人，一名执业中医医师，在涿州有一家中医诊所，多年来的工作就是与病人、医生、医院打交道，可我万万没想到，有一天，被强制送到精神病医院的我，也无法证明我没有精神病，那18天我怎么也不能忘记。

01

起因：
反映洪水赔偿问题，却遭不明身份人员抢手机

因2023年夏天河北地区的暴雨导致洪灾，我们村所在的涿州市刁窝镇受灾严重，不管是种粮户还是养殖户都损失巨大，2024年5月，洪灾赔偿款发放后，我家嫂子的耕地上却要修建水泥路，我嫂子多次进行阻拦，并要求查看耕地红线，村里不讲理，我陪嫂子就来到刁窝镇找书记刘阳，刘阳书记开会没接待我们，我们又来到涿州市纪委想找杨中秋书记反映，却连纪委大院里大厅门都进不去，保安将我们拦在外面。

我嫂子在纪委大院台阶处，我在纪委大院外我们等了一夜（5月9日村镇6名干部暴力截访，我被抢出来了），突然出现了两辆120救护车和十余名警察，警察下令将我们强行带到120救护车上，关上车门，我的三部手机也被不明身份人员抢走，随后把我们带到刁窝镇卫生院。我报警，出警的警察说手机，让我们找刁窝镇镇党委书记刘阳要，刘阳书记给包村干部陈冲打电话，陈冲不承认手机在他那，刘阳书记让陈冲帮忙找，至今手机没有归还我。

没想到反映问题，竟遭到如此对待。5月15日，我们来开涿州又逐级到保定市纪委、河北省纪委反映，都吃了闭门羹。

02

突发：
在中纪委反映期间，被截访、被跟踪、被强制带回涿州

2024年5月16日，我和嫂子来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内街甲2号的中纪委反映，历经一番开包安检、出示身份证后，却被工作过人员直接交到了当地接访人员所在的对面棚房，进入后发现有涿州市检察院魏检察长、涿州市公安局的李立军、还有一名亮着警察证的警察，还有一位不名身份人员正是在涿州市纪委大院和刁窝镇政府非法控制我和嫂子的人。

虽然不情愿，我们还是向他们表达了反映的诉求，我提了洪灾后，诊所损失分文未赔和无故在高铁站被拦截限制出行的问题，我嫂子也说明了自家的耕地为何被打上水泥路，并反映村干部违反耕地红线政策等问题，并要求这样的村干部下台。

在场的公安局李立军、魏检察长随即联系刁窝镇书记刘阳和涿州市纪委杨中秋，假意会解决问题，处理村干部等等，并称刁窝镇会有人来接我们回去，我们感觉不对，趁他们不注意，跑出了棚房。

意识到会有人截访，5月17日和周末我们住在北京，没有外出。5月20日，我们再次来到中纪委反映，果然发现刁窝镇包村干部陈冲和另一男子自始终尾随、跟踪，为了不被他们跟上，我们与排在前面的人说：“当地截访的来了”，通过插队的方式迅速经过安检进入了纪委信访大厅，我和嫂子分别到了各自的窗口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但得到的答复都是回当地处理，心有不甘的我们，又往全国人大的队伍走去，这中间又看到刁窝镇包村干部陈冲和另一男子跟在后面，大约下午一点半，经向全国人大保安询问得知，因我们缺少材料，只好离开。

（强制带我们回涿州的车）

到了中纪委大院门口不远处，我们打上出租车没走出多远，忽然一辆出租车横在我们车前面，下来大约五个身份不明的人员，将我们从出租车里强拉硬拽塞进了停在一旁的京CMJ102荣威车上，并随即抢走我们的手机、我的身份证和我随身带的包。随后，京CMJ102荣威车一直开到了涿州，路上开车的人一直和涿州的人联系把我们放到哪、交给谁等问题。

03

无助：
不吃药就绑起来下胃管，被迫吃下精神类药品

到了涿州后，先是到了涿州安定医院，后又到了涿州安康医院（到病房后才知道是精神病医院），开车的人把我的身份证、书包，我和我嫂子的手机等交给了刁窝镇姓赵的人手里，我被两名男护士固定着胳膊强行带到了病房内，病房是封闭式的，走廊的尽头是上锁的铁门。

（关我18天的安康医院）

当天晚上，一男一女两个护士到了病房，摘掉我的眼镜，即使我提出800度高度近视，也无济于事。晚上让我吃药（没有见到医生、没做任何检查和诊断），我问：“是安定吗？”女护士说：“太低级了，”我说：“那是抗焦虑的？”护士答：“是”。我说：“我就是医生，我没病，睡眠也很好，我不吃”。男护士说：“就下胃管！”并叫来三四个男的，我当时意识到精神病院如果不听话会被捆绑。

下胃管一般就是鼻饲，通常是从人的一侧鼻孔进入鼻腔，待鼻饲管到达会厌部后再缓慢进入食管，插入深度通常为45-55厘米，其总长约为105厘米左右，通常会对口腔、鼻腔黏膜有一定损伤。考虑胃管的痛苦和后遗症，我选择不下胃管，被强制口服抗精神分裂药PLPL4mg（帕利哌酮），每日两次。每次吃完药，护士都要用手电筒照口腔，逼着喝水，确定药咽下去了才让离开。

（强制我吃的帕利哌酮）

我被强制吃药后的三四天，明显感觉心慌，每天测血压和心率，我的心率都100多，我跟蔡院长反映，蔡院长说是我紧张，我说我不紧张。在这几天里，我常常怀疑我会不会被这药给吃死，但我不敢闹，因为闹的后果就是被捆绑起来、被打针、被打……

04

卑鄙：
政府同意你才能出去，先把“忏悔书”写了

2024年6月6日，是我医师定考结束报名的前一天，此前我多次反映，这个考试如果耽误报名，你们谁也承担不了责任。但政府仍然通过安康医院院长齐佳佳想在医院给我报名，以达到不放我的目的，并称只有按照政府的要求写出忏悔书才能回家。

“我是涿州市刁窝镇大柳村张桂云，因为跟政府有争论，深刻反思，出去遵纪守法，做良好公民，不向政府提不合理要求，就此事不再追究。”这是政府提供的模板，要求我照着抄，签字捺印，后来政府又给齐佳佳院长发信息逼我再加一句，“如果干扰政府工作，自负法律责任”。

我开始坚决不写，刘主任用拳头锤桌子，男护士长也来威胁，“不写别出去”！当时已经是中午，他们当时说6月6日是医师定考最后一天报名，我为了争取时间报名，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被迫写了。

（逼迫我嫂子写下不真实的承诺书）

在我出去的当晚，更令人怒不可遏的是，刁窝镇政府为了继续掩盖自己的违反《精神卫生法》规定的罪行，晚上八点左右，村书记王海立逼我哥嫂、姐姐们签下虚假的承诺书，诬陷我参加非法宗教、偏执型人格。

自此，从2024年5月18日到6月6日，我作为一个中医执业医师因“被精神病”在涿州市安康医院整整关了18天，这段经历，令我永生难忘，相关的的幕后黑手，我也一定不会让你们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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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2024年12月23日，巴西公共劳工部等多个部门联合对中国企业比亚迪在巴西巴伊亚州卡玛萨里的工厂进行突击检查，称发现约有163名中国籍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极为恶劣。

根据巴西当局通报，这些工人需要经过许可后才可以离开宿舍，他们被迫进行长时间无休工作，护照以及薪水也被承包商企业扣押。此外，这些工人的生活居住环境也极为恶劣，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部分工人甚至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巴西当局对此进行强烈谴责，并暂停向比亚迪旗下承包商工人发放临时工作签证。

该消息在国际社会引起关注后，比亚迪汽车巴西分公司承认相关问题。但在12月26日，比亚迪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发表评论，称巴西当局是在“抹黑中国品牌，抹黑中国”。
中国社交平台上对此事件的讨论也遭到了严厉审查。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与此事件有关的三篇404文章。

一、星球商业评论｜奴家给各位吹个笛子吧

长期关注商业领域的微信公众号“星球商业评论”对巴西比亚迪劳工事件进行评论，但原文很快被删除。

文中提到：

给比亚迪盖工厂的外包建筑企业叫金匠，工人们住在四个设施里。按照巴西人的说法，工人们睡在没有床垫的板床上，31个人才有一个浴室，上班时间太早，有时一周工作七天。

巴西人说工人们已经被当地有关部门解救了。但这个居住环境令人震惊，岌岌可危，有辱人格，堪比：

奴隶。

国内舆论彻底分化。一方认为，比亚迪这是丢人丢到国外了，就算是给了工人高薪，但还是把996，无视居住环境保障那套带过去了。站出来说自己没有被奴役的哥们儿，是：

奴而不自知。

另一方认为，这环境咋了，国内建筑工地都这样，甚至有的大学宿舍还不如这个呢，而且挣钱又多，人家工人都没叫苦，你们带啥节奏？

沉默了两天后，金匠巴西分公司和比亚迪公关总经理李云飞站了出来。金匠说当地劳工部门检查频繁，这里面有文化差异，净问些诱导性问题，再加上翻译偏差，所以完全没有奴役和解救，都是误会，不信你看我们员工拍的视频和按的手印。

看得出来，巴西劳工部门把员工们带离工棚，侵犯了他们的人权，侮辱了他们的人格，他们非常生气，指印按的力透纸背。

李云飞则说的更直接。他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抹黑中国品牌、抹黑中国，以及企图破坏中巴友谊的事情上，见识了境外相关势力如何恶意关联、蓄意抹黑，国内部分自媒体如何：
里应外合。

攘外必先安内是吧？大星记得比亚迪在巴西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们在声明中表示，已与涉事机构断绝合作关系，并承诺将会“全面遵守巴西法律”。他们还说已对分包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进行了“详细审查”，并多次要求建筑公司改善。

这么看起来，他们确实知道一周干七天不合法，也知道那些建筑工住的不好，否则不会这么发声明。

二、王五四｜巴西友邦惊诧论

微信公众号“王五四”也发布文章进行评论，但该文同样遭到删除。

文章写道：

举国上下，我们早就学会了抛开事实不谈，抛开华春莹副部级的事实不谈，她说的“我是十四亿分之一，当今生活在中国特别的幸福、安全、自豪和骄傲”百分百没问题。

可那些西方国家，就是学不会这一点，他们像极了许三多， 不抛弃不放弃，既不肯抛开事实不谈，又不愿放弃原则再谈，经常弄得我们很被动。这次让我们被动的是巴西，这两天网上爆出大量关于 “巴西劳工部解救了 163名比亚迪工地被奴役的中国劳工”的新闻。解救这个词，我们习惯于跟失足妇女结合起来，积极向上的词，巴西相关部门却跟劳工结合起来，还加了个被奴役，这就事关重大了。自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奴役这个词都是用在水深火热的西方人民身上的，我们是要去解放他们的，巴西这么一搞，弄得我们有点措手不及。

因为这件事事关比亚迪，所以它们的品牌及公关总经理李云飞回应说，“在抹黑中国品牌，抹黑中国，以及企图破坏中巴友谊的事情上，见识了境外势力如何恶意关联、蓄意抹黑，国内部分自媒体如何里应外合，相信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群众的眼睛本来是雪亮的，这些年被用的太多了，不管说的是不是人话，干的是不是人事，动不动就让群众用雪亮的眼睛看，早就看近视了，群众不看了。这些年，国产品牌基本都得了迫害妄想症，动不动就是境外势力抹黑你，你自己也不想想，本身跟人家有那么大的差距，你见过行业的头部没事去抹黑尾部的吗？承认差距，努力奋进，才是正道，别动不动就让子虚乌有的境外势力替自己的愚蠢和无能背锅。

友邦人士不了解我们的国情，所以经常惊诧于我们，而我们也无暇了解他们，所以也经常惊诧于友邦。就像以前中国的外贸公司，跟外国人合作，外商会要求改善中国人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否则不给订单，以及跟中国政府签订一些协议时要求改善学校、监狱的生活条件医疗条件等，在我们看来，很难理解，这不是有病吗？关你们什么事，可是友邦们就是这么喜欢干涉他国内政。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想友邦们一直会惊诧，我们也会惊诧，但大家惊诧的点不一样，我们惊诧于，屎居然有这么多种吃法，他们惊诧于，屎居然能吃。这不是打比方，这是历史，发生过的历史，也可能是即将发生的未来，这是历史和未来的相互凝视，这是文明和野蛮的互相惊诧。

三、货殖新传｜巴西营救160名中国“奴工”，我看着却像找茬……

微信公众号“货殖新传”作者同样发布文章进行讽刺，该文很快便被404。

作者写道：

工资迟发、代管护照，这不是常态么？

至于什么水质啊、餐饮啊，这根本就不是个事啊。

巴西人也太大惊小怪了。

就连工地工人，也在抖某上称，这是巴西人想抢他们工作的阴谋，故意找茬。

怎么说呢？

只能说，寰球并不同此凉热。在我们看来稀松平常的事，在他们看来竟然是「奴役」！

只能说，我们自以为还不错的生活，在别人眼中，简直猪狗不如。

怪不得CPTPP提出的一系列入盟标准，将工会独立列为第一条，将良好的劳工生活工作权益列为硬性要求：

如果按照巴西这个标准，那我们国内企业没有多少能达标的！

而为了入盟，官方表示正与各成员开展深入沟通交流，积极推进加入进程。并称将通过改革，目标全面达到CPTPP规则标准。

这如何实现？

在福布斯2023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上，我国继续是亚洲经济体中税负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第三。

而相应的福利水平，则在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6位，应了秦晖老师那句「自由减少而福利未必增加，福利萎缩而自由何尝进步」。

另如员工工资，社保占工资总数的比例达到了40%！

硬性税收和社保拿走这么多，养着全国8000万公职人员和几亿退休老人，如果企业不拉长工作时间往死里卷，利润从哪来？

换句话说，如果企业都像西洋那样8小时工作制，几乎没有几家能活下来！

要么降税，减少政府拿的部分，让给老百姓和企业，让企业缩短工时，提高员工工资。

现在很多地方都发不出工资，远洋捕捞都出了人命，怎么可能降税呢？

这么说来，我们可能连CPTPP的门槛都够不着，怪不得人家第五次拒绝讨论。

不过这也不奇怪，我们以为「自古以来」的一星期5天工作制，也是在2001年加入WTO时承诺的，之前每周至少工作5天半或6天。

如果没有洋人这么不停地逼，我们可能还在「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迷梦中自我感动。

昏睡百年，洋人渐已醒。相信我国在加入CPTPP的过程中，能提高待遇，不再令洋人视我工人为「奴工」！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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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在本文中拖欠工人工资的资方为下浩里工程的施工单位，并非龙门浩老街的运营单位，且两处为两个地点，请各位读者注意区分甄别。原po为小红书用户，现文章已搜索不到。

来重庆的下浩里和龙门浩老街游玩，走着平整的山路穿过一众网红景点，忽然看到一众年长的农民工阿姨叔叔坐在石阶上，后面的一段路被一个小栅栏挡住，旁边一张简单的自纸写着事由，这些工人们在新年将至的时候，在寒风里讨要拖欠三年的修路工资。

来玩的基本上是年轻人，带着玩偶和相机来网红景点打卡。这些年老的农民工看见我们这些行走在他们劳动成果上的人，却反而像是觉得愧疚，小声说：妹妹，后面走不了啦，你们回去吧。

一眼就能从他们的外貌看出来他们是工人，而且是修山路进行重体力劳动的工人，不是因为他们强壮，而是因为有那种特有的苍老、瘦削，和一种小心翼翼的神情。他们非常安静，只是坐在石阶上，或者站在一边。我听见一个老阿姨对另一个小声说：他们不会让警察抓我们吧；另一个年轻点，激动地低声说：凭什么，他们才是犯法的。

路过的游客和他们打量着彼此或者避开眼光，互相不说话，好像在两个世界。我小心地问他们能不能拍照，一个大爷好像终于被触发了开关，露出惊喜的笑，急急地说出似乎排练很久但是没机会说出口的话：可以啊，妹妹，欢迎，可以发在抖音…我问他们之前有没有试着把事情发在微博或者小红书，他们又低下眼睛笑笑：我们没文化，弄不懂那些啊。

我只是拍了一张照片，他们却对我说：谢谢谢谢，向我挥手，提醒我：妹妹，东西掉啦(拍照时我不小心把玩偶掉在了地上)。他们好像觉得我能做很多事，我属于会用网络，年轻，穿着体面的人，正是这些人一直以来管理他们，使用他们，剥削他们。也许他们觉得世界是我们的，即使世界是由他们一砖一砖铺成的。

重庆是一座GDP很高的旅游城市，景点里全是商业街，人们穿着光鲜。新年要到了，这些工人们活该被剥削、活该在寒风里受冻、露出这么小心翼翼的、不好意思的神态吗？

我走的时候他们还坐在那里，一个黑瘦的男人抱着一个一两岁的孩子，让孩子在山路旁染着青苔的矮石墙上跳，给孩子指远处的绿树。在孩子心里，一切是怎么样的呢？在爸爸怀里他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和爸爸，与路过的姐姐哥哥们一样都是游客，在过年回家前进行一次轻松旅行?我们能让世界变成这个孩子能进行游戏的地方吗？

编者按：中国白纸运动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导演陈品霖在去年，因涉嫌“寻衅滋事”遭中国法院定罪。1月6日，在上海宝山法院遭判刑3年6个月，刑期至2027年5月27日结束。

根据维权网消息，上海宝山法院刑庭第三法庭周一下午开庭审理陈品霖公诉案，他被指控“明知是编造的虚假讯息，在讯息网路上散布，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转发引用 #辱骂国家领导人言论，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

陈品霖的辩护律师，方县桂律师在X（推特）上表示：

【宝山法院套路审，一审重判陈品霖案】
1月6日下午宝山法院对#陈品霖 案如期开庭。
开庭前，陈品霖在律师见证下和检方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检方建议量刑2年，庭审中法官向陈品霖确认了认罪认罚。
三个小时庭审后，合议庭合议了1小时回来当庭判3年6个月。
不少朋友问我对案件的意见，详见附图供参考

依中国刑诉法第201条之规定，认罪认罚的案件，法院确认了真实性之后一般应当采纳，在违背当事人意愿或影响公正审判等五项对当事人有利的情形才可以不采纳。

宝山法院以态度不诚恳为由拒绝采纳检察院的建议量刑，显然超越了法定理由。

合理的推测是法检两家事先通气了，使庭审“好看”，庭审结束后重判

— 方县桂律师 Lawyer Daniel Fang (@Danielfang82) January 7,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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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2日，陕西蒲城县职业教育中心新校区一名学生在校内坠亡。学校称该生事发前与同校另一学生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而在学生家长要求调阅监控时，学校以“监控坏了”为由拒绝。此外，学生家长到校后被带至宾馆，由两名老师轮流看管。学生手机、手表内的信息也遭到删除。

之后，该学生家长在抖音等平台发视频呼吁公众关注此事。

1月5日，当地大批民众前往学校声援坠楼孩子和家属，并要求学校给出解释。有不少民众进行了现场直播，但直播间很快便被平台封禁。

随着民众聚集，当局出动大量警力进行维稳，根据现场视频显示，不少民众遭到警察锁喉、强拽、殴打等暴力对待。

然而，面对警察的暴力维稳，当地民众毫无畏惧，部分网民通过直播的形式呼吁更多当地人前往事发地抗议。但相关直播间均遭到封禁。

1月5日深夜，蒲城县联合调查组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

1月2日3时许，蒲城县职业教育中心新校区有一学生在校坠楼发生意外，学校立即拨打120及110报警，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120急救中心到达现场后，宣告当事人已无生命体征。经师生辨认，该生为该校三年级（7）班学生党某。

事发后，县委、县政府迅速组织由政法、公安、纪委、教育等单位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处理。经调查，1月1日22时许，党某在4楼宿舍因郭某（该校一年级学生）与同舍徐某（郭某同乡）聊天影响自己休息，与郭某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后党某在陈某（学生会成员）的陪同下到一楼告知政教处副主任雷某。雷某将郭某、党某叫至值班室进行调解后，二人回到宿舍。2日凌晨3时许，与党某同宿舍的黄某如厕时，发现宿舍阳台窗户下方放置有一张木凳，推拉窗呈开启状态且窗上金刚网纱窗被卸下，党某已倒在窗外楼下。

公安机关经进行现场勘查、调阅监控、调查走访、尸表检验，认定该生系高空坠落死亡，目前排除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已就调查结论告知家属。

目前，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正按程序调查认定，善后工作正在全力进行。

在此，对孩子的不幸离世，感到无比痛心与惋惜，对失去孩子的父母及家属，表达深切慰问。此事件的发生，表明学校在学生心理关爱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下一步，教育部门将强化心理健康、珍爱生命的日常教育，努力使每一个学生健康成长。

同时，请广大群众和网民尊重法律及事实，尊重逝者及亲属，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依法维护健康有序的社会舆论环境。

官方的通报并未平息民众怒火。1月6日，民众再次聚集，并冲破了警察的人墙，进入学校。期间多个视频显示民众再次遭到警察的暴力对待，一些民众遭到抓捕。

另有视频显示，愤怒的民众通过扔石头、喷射灭火器等方式反抗警察暴力，一些警察四处逃窜。

目前，该事件仍在发酵，但中文互联网上的相关视频、讨论均遭到严厉审查，相关热度遭压制。

一名十八线男演员身陷外国电诈园区，要如何在48小时之内成功解救呢？

首先，你得有一个坚毅勇敢智慧无双的女朋友。

1月5日，演员王星的女朋友@失眠爹地在微博求助，说他赴泰国进组拍戏期间失去联系，高度怀疑被绑架到缅甸电诈园区，希望借助网络舆论的力量推动救援。

从1月5日晚发出求助，到1月7日晚中国驻泰大使馆发布王星被成功解救的消息，这场超高效的解救行动只用了不到48小时。

王星女友（栋梁注：因其不是娱乐圈人士不便提及姓名）发出求助后，先是引发了各路大V和广大网友的转发关注，到目前该微博已被转发超过36万次。

经舆论发酵和媒体报道后，事件迅速引起了中国公安和外交部门的重视（别问之前有没有重视），并进一步引起了泰国政府（对旅游声誉）的高度重视。

经中方强烈要求，由泰国政府出面，很快查实确认了演员王星被绑架至泰缅边境某园区的信息。随后，泰国政府与涉事的电诈园区及其背后地方武装力量展开了谈判沟通（别问有没有付赎金），连泰国总理都亲自过问了此事。总之，一天时间内，那边麻溜儿地把人放出来送到了泰国警方手上。

看起来，解救王星是得益于中泰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但从根本上说，王星被成功解救至少有90%是得益于他女友的行动。

坚毅勇敢，智慧无双，没有任何一个字是夸张。

先说发微博求助这件事，王星女朋友的文本绝对是比教科书还要优秀的范例。

先说理性层面

求助信息最怕啰哩啰嗦一大堆让人抓不住重点，而王星女友的这条微博先是用最精简清晰的语言把王星的遭遇说清楚了，没有语焉不详（容易被质疑），没有添油加醋（容易遭反噬），重点要素一个不落，无关信息一句没有。

作为微博大V中的一个，我其实经常收到私信求转发的求助信息，但绝大部分都因为信息耸人听闻、夹杂大量主观猜想无法核实而帮不上忙。

而王星女友的这条微博是客观介绍了其在泰国失联的情况和类似经历被绑架至电诈园区的案例，事实归事实，每一句都有证据，推测归推测，每一条都留有余地。不管是大V还是普通网友，转发起来没有任何顾虑和压力。

很惭愧地说，王星女友作为素人，对于事件发生过程的总结与梳理，比当下大多数新闻从业者都要强不止一星半点。

再说情感层面

网络舆论要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光有理性是不够的，情感、情绪才是引发人们共情的最大驱动力。

王星女友发出的求助信息里，一方面尽最大努力展示出了这一事件“值得”被舆论关注的要素，也就是他作为演员曾参演过的多部作品，与身陷电诈园区形成强烈反差，这是传播学层面的“引爆点”，进而撬动了远超王星作为小演员咖位的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对于她和王星相处细节和案发以来心理变化的恰到好处的描述，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网友的同情与关心，堪称神来之笔。

那些什么流量明星的公关团队，但凡有这十分之一的功力，都不至于让自己哥哥被黑得那么惨了。

当然，这里纯说技巧和功力对王星女友是不公平的，也是其他公关团队不可能学到的，因为这些情感表达背后是王星和他女友真挚的互相扶助的感情，而不是营造伪装出来的表演。

还有最可贵的勇敢

在人类众多优秀品质之中，最宝贵的是勇敢。

王星的女朋友最让人动容的是，她不仅在网上发帖求助，而且是第一时间飞到泰国，做好了去和警方沟通，去边境谈判营救的准备。

身处异国他乡，可能面对的是无法无天的电诈园区和完全不知道是否可靠的某国警察，她所承受的风险和压力可想而知。别说只是女朋友了，很多结了婚的妻子都不一定能为丈夫做到这个程度，又或者愿意做但不具备这个能力。

而王星的女朋友果断行动了，而且做到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毫不吝惜地夸赞她坚毅勇敢智慧无双，她绝对当得起！

向王星的女友表达我最高的敬意。

向演员王星表达我最真诚的羡慕与嫉妒。

欧盟议会以555票赞成、6票反对、45票弃权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禁止强迫劳动法案》（三年后执行），该条例明确规定：禁止在欧盟市场销售、提供以及出口任何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

法案中的「强迫劳动」，指国际劳工组织（ILO）第29号公约第2条标准，中国作为该组织成员，理论上认可且严格遵守着这一公约。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强迫劳动」认定标准（2012版），以下行为均构成强迫劳动：

乘人之危——利用劳动者的困境或弱势，如经济压力、学历文化、家庭负担等。

欺诈——通过虚假信息或隐瞒真相，诱使员工进入工作环境，或在工作开始后随意改变报酬、解释、承诺等。

限制行动自由——限制自由移动、限制居住范围、上厕所时间等。

隔离——控制员工与外界的接触，如没收手机等。

身体性暴力——殴打、拘禁等。

恐吓和威胁——以扣罚薪资福利、调岗晋升、开除等为由，通过言语威胁、心理操纵等手段威胁劳动者。

扣留身份证明文件——扣留各类证件，使劳动者无法离开雇主。

拖扣工资——无正当理由脱扣工资、暂缓发放。

以债务理由奴役——例如员工给公司造成损失后，被扣工资进行“抵偿”。

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不卫生、不安全、无隐私等，参照当地规定。

过度加班——超过加班时间、且伴随解雇、降薪等威胁。

此外，国际劳工组织规定，正常工作时间是每天8小时、每周40小时。

所以超过这一时间限制、且未获得足额报酬的工作，理论上都可视为「强迫劳动」，因为必然伴随着上述定义内的“胁迫”。（996算不算强迫，不算，那个叫奴役）

为什么说欧盟的「强迫劳动」法案，不适合中国国情，至少有以下理由：

一、这显然是欧盟针对中国的阳谋，这一条条写的，基本上都是针对咱们，司马昭之心可谓路人皆知，值得高度警惕。

二、文化背景不同，欧美国家盛行的躺平之风，是毒药！早晚得完蛋！艰苦奋斗、勤劳致富才是劳动者最靓丽的底色。

三、欧美国家自身劣迹斑斑，靠奴役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凭什么自己富裕起来后，就可以阻断他国的发展之路。

四、编不下去了…

总得来说，该法案对“人类和人类文明”而言，无疑是件好事，对当下的各位而言，至少也有两个好处：

一、倒逼国内劳动法的落实。（虽然可能性约等于0）

二、提供一条或许更有效的维权之路。

作者——张面条

排版——李楂燃

近日，体操运动员吴柳芳在其自媒体发布多条性感热舞视频，体操奥运冠军管晨辰在吴柳芳社交账号下留言：前辈姐姐，擦边就擦边，但不要给体操扣屎盆子。

11月24日，吴柳芳的社交平台账号被平台设置为“禁止关注”，她身着运动员服装拍摄的置顶视频也不见了。

我一直不喜欢擦边这个词，它意味着不断模糊原有的边界，并不断蚕食自由。

但曾经，擦边这个词，意味着自由在扩展。

不妨沿着时间回溯，回顾一下中国文艺圈的几个关键性的、源头性的“擦边时刻”吧。

（太长不看，不妨直接拉到第七部分，有新东西。）

一、“女特务”时代

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受题材限制，人物多以工农兵、革命战士为主。那个时代，没有最帅兵哥哥，也没有最美女警，只有刻板的“工农兵”形象。所以，众多40年代叱咤风云的影星转型的方法，是把精致的脸，用造型、化妆等手段，改造为劳苦大众的相貌。

“50年代最漂亮的女演员”王丹凤，出演“生产能手”。这张脸仍然太精致了。

再往后，就是八个样板戏的年代。

在这个时代，文艺圈的擦边，主要通过“女特务”实现，因为只有女特务，才能有口红、烫发、高跟鞋与旗袍。

 

1958年拍摄的《永不消逝的电波》、《英雄虎胆》中的女特务，深刻的印刻在了当年无数男青年的记忆中。

从1979年开始，中国的文艺圈开始了道德上的“疯狂擦边”。 

二、媒体上的第一次接吻

在中国公众场合出现的第一次接吻，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电影，而是杂志封面。

1979年第5期《大众电影》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剧照。《大众电影》是当时最火的刊物，曾创下过单期销量940万册的记录，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顶级大号。这张图片，自然也引发了轩然大波。

当时有位宣传干事给编辑部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

“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

“实在遗憾！我不禁要问，你们在干什么？……纯粹是为了毒害我们的青少年一代。”

——声讨擦边的理由，从来都是一样的。

一个任何时候、任何场景，都以孩子为标准的社会，不是纯洁的，而是异常的。以孩子为理由，不断侵蚀成年社会的自由，失去的绝不仅仅是跳舞的人。

在信件最后，这位读者挑战式地说，“你们有胆量，请在《大众电影》读者来信栏，原文照登一下我的信，让全国九亿人民鉴别一下”。

编辑部还真“有胆量”，全文刊发了这封信，在杂志上开展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大众电影》的编辑将“接吻”上升到“思想解放”的高度。当年可以这样联系，如今，这样的意义联系，仍然是存在的。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收到来信和来稿11200多件。事实证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渴望自由，反对保守，所有信件与来稿中，赞同这位宣传干事的还不到3%。

谁能代表所有中国所有音乐爱好者呢？

进入90年代，《大众电影》的封面云集了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演员。现在回看那时的封面照，其香艳程度似乎超过了今天吴柳芳的擦边。

不要和短视频里看到的擦边相比。这是正式杂志的封面。

二、封面上的接吻，为真人出演撑开了擦边空间

影视圈也在“疯狂的”开拓擦边的新前沿。

1979年，国产电影《生活的颤音》首次出现接吻镜头。虽然据说男女主角接吻时嘴上还贴了层膜，但电影院仍然爆棚，许多地方还临时增派消防官兵到影院驻守，以防意外。男女主人公蜻蜓点水般的接吻，注定会被破门而入的女方父母打断，电影院里响起一片失望的哗然。

女演员变美了

很多人喜欢用单纯、纯真、纯洁等词形容以前的社会，但用这些词来形容一个成年人社会，本身就意味着极大的压抑。

其实，说到银幕上的吻，《庐山恋》的影响更大。

这部拍摄于1980年的影片中，张瑜扮演的女主角主动在男主角脸颊上印上“蜻蜓点水”的一吻，给了一代人震撼，成为那个时代年轻男女的恋爱教科书。

《庐山恋》影响更大的原因，除了那一吻，还因为泳装。

到了1986年，吻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中，刘晓庆和姜文的创下了中国电影最长接吻纪录。

姜文在1995年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共计5000万人次观看。宁静饰演的米兰，有过一两秒的露点镜头，在当时宽松的大环境下，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公映版里。

三、艺术领域也在做出各种擦边

1979年，画家袁运生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壁画创作——首都机场壁画的绘制。这幅壁画中，有三位裸浴的少女。

事后他回忆：“那个画面当初是过不了画审的，为了能够通过文艺审核，我就在少女的胸部那里多加了一条线，（从视觉上）让审核人员以为下面是一条裙子，剩下的到时候再画。”

后来，袁运生最后悄悄擦去了少女胸部的那条黑线，也立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据袁运生回忆，当时机场建设总指挥李瑞环看了，他很开明，没有吱声。不久之后，有高层领导找到袁运生，态度温和的商讨：“壁画能否修改一下？我们这里的压力太大，希望你能让画面之中的傣族少女起码穿上短裤。”

袁运生很生气，当面说：“绝对不能改，在世界历史上，改画是一件丑闻，比如教皇让米开朗琪罗改画，就是丑闻一件，如果改掉的话，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是极大的损害。”

邓小平同志从李瑞环那里得知《泼水节》这幅画有争议之后，连招呼都没打，就在李先念等同志的陪同之下前往参观。他看了后说：“这有啥好争议的？艺术表现很正常，我看没问题，甚至还应该多印，卖给外国人。”而旁边的李先念也说：“我看中国有的人就是少见多怪。”

此后，不断有人来参观，想一睹究竟，机场每天应接不暇。海外评价：“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么多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都给予了肯定,不会再有什么事儿了。

然而，保守是如此顽强，自由是如此的艰难。很多时候，保守往往以更纯洁、更革命的方式呈现出来，即便面对政策、领导人的表态，都敢于盛气凌人。就像如今社交媒体上的某些人，只要持着道德的大棒，就可以不管法律与政策。

有人在读者来信中质问：“我知道海关查私，也把裸体像片作为一个目标去搜索。贵刊承认社会主义文艺同资本主义文艺没有区别？难道欣赏屁股、乳房就是贵刊的‘现代化’吗?”

1982年，《泼水节》壁画部分被布帘遮住，钉上三合板封死。

这一封，就是8年。

四、音乐界也在做出尝试，探索艺术得擦边新边界。

1979年，邓丽君的《甜蜜蜜》唱响大陆。听了几十年激昂样板歌曲的中国人，喜欢上了这类柔美的歌曲。但邓丽君也受到“靡靡之音”“黄色歌曲”之类的指责。

1980年初，中央电视台制作并播放了一部旅游风光片电视剧《三峡传说》，《乡恋》就是配唱的一支曲子。反应了王昭君对长安的依恋。歌曲充满了低回凄婉、如泣如诉、缠绵悱恻的乡思之情。

歌曲播出后，很受广大群众的喜爱，红遍了街头巷尾。批判、讨伐的声音随之而来。

“趣味不高，格调很低，在气质、情趣、人物的品德和性格等方面都不够健康。”

“这首歌是灰暗的、颓废的、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

“让一位古代的巾帼英雄唱这样靡靡之音，有损于人物的形象”

群众批评看歌词，专业人士则批评李谷一所采用的“气声唱法”，不正经、离经叛道，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

“娇声嗲气呀，矫揉造作，完全是迎合少数观众的低级趣味，亦步亦趋地模仿某些港台歌星的庸俗风格”

“同那里的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

“不仅污染了我们的乐坛，也会使被捧者误入歧途。”

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部门，搞了一个群众评选活动，《乡恋》虽得到了十几万张选票，但由于激烈的争议，未能入选。有人说：投票的都是流氓，这是流氓喜欢的歌。

1980年春，中国音协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音乐创作会，叫“西山会议”。会上，当时受到群众欢迎的《绒花》（就是韩红翻唱的那一首）、《乡恋》等当时十分流行的多首歌曲都遭遇了点名批判，其中李谷一的演唱风格是重点。音乐界一高层人士劝李谷一：把《乡恋》用“健康”的唱法重新再唱过。

带着“黄色歌女”、“格调低下”，甚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李谷一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可能在中央乐团待不下去。

乡恋所遭到的批评，并不是孤例。1980年的《军港之夜》，也因为歌词中有一句“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遭到非议。质疑者认为：我们的士兵都睡着了，谁来站岗保卫祖国呢？这些理由现在看起来如此荒诞，但在当年，却是理直气壮——就像现在，把自己的孩子的前途，与吴柳芳联系起来。

转机出现在1983年的第一届春晚。

当天晚上的四部热线电话，接到了无数要求演唱《乡恋》的来电。冥冥之中自有联系，30年后，人们用“疯狂打CALL”来形容对事，对人的支持。

晚会总导演非常为难，无法定夺，找到台长请示，台长也不敢拍板。当时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正在现场坐镇。面对堆积如山的点播单，吴冷西几经犹豫，冒着风险，拍板上《乡恋》。

于是，1983年春晚舞台上，曾被批为“靡靡之音”的熟悉旋律缓缓响起，中国通俗音乐的前行之门就这样无比艰难地被“擦”了

——哪怕你今天随意听一场演唱会，都来得十分不容易。不要以为穿高跟鞋、擦口红、穿短裙、练瑜伽，是天经地义的。

五、他们是为了什么？

从李谷一到袁运生，从王蒙到吴冷西，从李先念到邓小平，他们撑开这些空间，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中国人的经济自由。

正所谓“见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睹瓶中冰，而知天下寒”。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回忆说：“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1980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内地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知道从何处来，才能知道往何处去。

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文艺的；不管是明星的，还是普通人的。所有的自由，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文艺圈的自由，是其他自由的风向标，而所谓经济自由，正是市场经济。

事实也正是如此，伴随文艺圈的擦边，整个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潮风起云涌，小岗村分田到户，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开始实施，年广久雇工超过八人，个体户成为市场的重要主体，集体经济出现并朝着私营经济转化。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最终，塑造了今天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成就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这些改革者的努力，归根到底，是为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文革”期间，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是资产阶级情调。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开拓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氛围。这一年除夕，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舞会由国务院管理局组织，一些领导干部和一些文艺团体的青年参加。舞会上，舞伴同性组合要比异性组合多，女子与男伴的距离谨慎的保持在20厘米开外。

也就是在这一年，贬斥为“扭屁股”的迪斯科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大城市里时髦的青年男女，西服，蛤蟆镜，脚蹬懒汉鞋，板砖录音机里放的音乐是“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到了1980年6月，时风陡转。穿着时髦就有流氓嫌疑，跳交谊舞被指第三者插足。

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通知表示，交际舞“舞姿低级庸俗、伤风败俗”，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坚决要求取缔。营业性舞会的主办者，将被给予治安处罚，甚至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

1983年“严打”期间，西安中年妇女马燕秦，因为“长期不务正业，把自己家作为主要地点，纠集流氓分子多次举办流氓舞会，以及经常勾引男女青年，出入其他流氓场所、教唆、引诱多种形式的流氓犯罪，并通过乱搞男女关系盈利”被收审，判死缓。案件牵涉300余人，多次参加马燕秦家庭舞会的都被判了无期徒刑，甚至连为舞会伴奏的乐队成员，也被判无期徒刑。

1984年10月，中宣部、文化部、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语气略微松动，改禁为限。当年，北京市批准了四家舞厅的开放，但只允许四类人进入：外国人、留学生、华侨和华侨带进来的中国人。

在改禁为限之后，需要自下而上的尝试。当时的天津市长李瑞环，领风气之先，搞起了舞厅试点。之后，文化部、公安部以《天津市舞会办得比较健康》为文，向全国各地下发通知，进一步开禁。全国开始争相效仿，交谊舞开始从小众的圈子向大众蔓延，一场旋风，一夜而起。

1986年，王蒙复出，任文化部长，这个酷爱交谊舞的作家，上任之初，就干了一件大事：让交谊舞解禁。

六、自由从不是一帆风顺

总体看来，这一时期，从高层到底层，整体上都是向着更宽松，更自由的方向发展。所谓历史规律，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静水深流背后，是那些改革者、先行者的努力、争取。

自由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劳永逸的。

1983年，反精神污染开始。

前几年宽松的氛围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在这一时期，女青年烫发、搽雪花膏，穿款式新颖的衣服，跳健康的集体舞，甚至养花都被加以非难，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当作‘精神污染’的表现来反对。

当时，《马克思传》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瞭望》封面因刊登获女子体操高低杠上的照片，而被当作“黄色照片”；战士随身带着对象的照片，便受到严厉指责；有的大城市党政机关，不准留烫发和披肩发的女同志进大门；许多工厂门口有人站岗，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的男女工人一律不准入内。甚至，有些地方组织纠察队日夜巡逻，在大街上见到有人穿喇叭裤，上去便剪……

在胡耀邦的干预下，这一波风潮并没有持续太久。

道德宽松度从来都与经济自由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一年，安徽“傻子瓜子”年广久因为雇工140多人，引起各方责难，甚至有人主张采取措施“动一动”。邓小平得知后，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

保守与自由就这么反复博弈。直到9年之后，1992年，邓小平以88岁高龄南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点上了一把火。改革开放之下，中国人的自由扩展，才进入了快车道。

时代当然总会不断前进，但它打个盹，就是一个人的一辈子。

当年，一定有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看着姐姐们化了妆，穿着高跟鞋、旗袍去跳舞，心中羡慕，想着自长大了也这样。但待到1986年，王蒙解禁交谊舞，她已经50多岁了。

现在，你打开手机，选择一首外国歌曲；

你和朋友约着下班去学跳舞；

你打开微信，朋友给你发来一张热辣的图片；

你和女朋友在学校宿舍下拥抱；

你觉得这一切稀疏平常，理所当然，但即便我知道这段历史，写完这篇时，我仍觉得步步惊心，来之不易，应当珍惜。

知道何处来，才知道往何处去。

社会不是由我们对自己的宽容构成的，而是由我们对他人的苛刻决定的。你不能只要自己的自由，而藐视别人的自由。对他人的苛刻，最终会塑造出对自身的苛刻。

七，大熊猫和中华蛩蠊

憨态可掬得大熊猫是旗舰种。

旗舰种是保护生物学中的一个概念，简单的说，它未必是生态上最重要的，但可爱、卖萌，能够吸引公众关注，进而号召起公众保护动物的意识，保护那些影响力较小的物种，进而保护生物多样性。所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选择大熊猫作为自己的logo。

大熊猫人人都喜欢，但你知道这种动物吗？

中华蛩（qiong）蠊，长这个样子的。

这种小虫子，只有12毫米长，仅产于长白山顶部海拔约2000米处，是古老残遗类群，昆虫纲的活化石，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它白天躲在泥土里或者洞穴里，晚上才出来觅食，不起眼，甚至显得恶心、猥琐。

但是，它们仍然是自然造化漫长的杰作，历尽数亿年而挣扎生存至今。他们的生存，仍然是地球生物多样性的一环。

熊猫是国宝，是最耀眼的动物，但熊猫作为旗舰种号召起来的热情，也是为了保护中华蛩蠊。

奥运冠军荣誉凝结的共同体意识，不仅仅是为了给冠军荣耀，而是为了让这个共同体的人，过得更好，更自由。

冠军是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塔底是早早的就在筛选中被淘汰的运动员；往上是市队、省队、国家队默默无闻的人，再往上，才是小有名气的获得过荣誉的；再到塔尖，才是奥运冠军。

管晨辰是奥运冠军，吴柳芳只是世界冠军，退役后，前者的路要宽广得多。

奥运冠军的头衔，不该伤害另一个退役运动员自由的理由，而应是宽容、保护一个退役运动员自由的能力——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集体荣誉感，不是碾压个人自由的理由。为国争光的凝聚力正在于，国家以法律公平的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哪怕这些自由不那么高尚。

八，老祖宗的智慧

我们不仅仅是在讨论跳舞和穿衣的自由，我们讨论的是经济自由、创新能力。

有一句话叫做“中国经济，水大鱼大”。

能养鱼的水，一定不是纯净水。丰饶的水体，下面是污泥、是各种植物的尸体、微生物、水藻、各种不起眼的小虫。这样的活水，才能养鱼。而如今，我们更需要的是活水养鱼，提振中国经济。

星球大战中，卢克放弃了绝地武器的身份，因为他发现，自己在原力光明的一面越强，原力黑暗的一面就越强。

原力，其实源于中国古老的智慧：太极。

看看太极图案，曲线分隔出两个半圆，黑者为阴，白者为阳。黑色半圆中有白色小圆，白色半圆中有黑色小圆。

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有阴就有阳，有光明有阴暗，阴阳共生，光明与阴暗共存，社会才能繁荣生息。这是中国老祖宗的智慧。

水大鱼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

所以，负面的东西，往往和最正面的东西共存。中国互联网最鼎盛的时期，苍老师和世界最顶级的互联网大佬，齐聚中国。

邓小平力挺《泼水节》，也正是这个道理。

今天，屏幕上的接吻不再是稀奇事，我们的自由比四十年前更多，但还不够，我们需要更多。因为，我们不再是一个落后国家，不再仅仅是一个需要外商投资，来料加工的国家。我们需要自主创新，需要成为全世界最具活力的国家，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全世界顶级的创新力。

自由是弱小的、不起眼的，但它在漫长的历史中，会显现出自己的力量。几十年前，美国人的游戏自由，让他们获得了GPU和人工智能。马斯克、乔布斯、盖茨这些人的离经叛道，是创新中最底层的驱动力。

不可能用一个低自由度的社会，撑起一个高创新力的经济体。

所以，擦边，决不仅仅在于那跳舞之人。

擦边，曾经是我们的过去，也预示着我们的未来。

“建设美丽中华”

1月2号的事情了，沸沸扬扬闹了好几天，当地终于发了通报。

具体怎么回事，大家可以去抖音上搜搜“蒲城”，有些话在这里不太好说。

说说能说的。

整个通报，前面说了吵架和打架，后来说了高空坠落死亡，又总结说“学校在学生心理关爱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再强调“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这仿佛在说“吵了两句嘴就要死要活，现在的小孩子怎么那么脆弱？我都已经自罚三杯了，你们还要再乱说，我就不客气了”。

所以，咱别的就不说了，就说一件事——

监控。

按照死者家人的说法，家人要求查看监控，但校方说监控坏了，所以家人一直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这是家人不断在网上发声的原因之一，也是网友持续关注、愤怒不已的导火索。

监控又不失时机、恰逢其时、恰到好处地在关键节点上，坏了，这么懂事的监控，不引起人们的怀疑才怪呢。

当然，这也只是学生家长的一面之词，不可尽信。

联合调查组发通报，强调“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那你完全可以将此事讲清楚讲明白啊，但大家也看到了，并没有这样的表述。

只有一句涉及到“监控”——

“公安机关经进行现场勘查、调阅监控、调查走访、尸表检验，认定该生系高空坠落死亡”。

哎，等等。之前校方不是说监控坏了吗？那公安机关又是怎么“调阅监控”的呢？又是调阅哪里的监控啊？

家人和校方，到底谁在撒谎？还是说监控一开始坏了，后来又很懂事地自己好了？

既然有监控，如果家人没看过，那是为什么？如果家人看过了，为什么还在说不给看？不应该是就监控内容再说话吗？

21世纪的当下，我们的校园事件，却总是被一个小小的监控“卡脖子”，看来，我们并不总是“遥遥领先”。

监控的事情，语焉不详，模棱两可，我只能言尽于此，不好再说了。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却可以斩钉截铁地说，通报冤枉了该学校。

通报说“此事件的发生，表明学校在学生心理关爱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我看未必。

十几天前，该学校的公众号还发文说，2024年12月9日、12日，蒲城县职业教育中心德育讲师团分别在学校新、老校区进行了两场《敬畏生命  热爱生命》专题讲座。

讲师团老师以真实案例入手，引入主题，引导同学们珍惜自己生命，关怀他人生命，谨慎对待生命关系，冷静处理生命问题，与周围生命休戚与共。

这表明，学校在学生心理关爱等方面，不是存在薄弱环节，而是强得很啊。

只是，打脸来得这么快，真是天大的讽刺。

他们的功夫都用在了哪里呢？

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公司发不出（老板不想发）工资了怎么办？长春一家商场的老板想出了创新的办法：

自己发行消费券来抵工资。

红票子👇

绿票子👇

一大叠票子👇

别看这消费券是企业行为，设计印刷还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长春币”的主体是活力城商场的外观照片，发行单位是重庆路活力城Mall，面额从10元到500元不等，每一张都有独立编码。人民币能有的，“长春币”一样都不少，每一处都精巧，连Mall的首字母大写都没错！

据该公司员工向媒体提供的《员工“消费券”使用细则》显示，本次发放员工“消费券”可用于重庆路活力城Mall消费，缴纳大众物业管理小区物业费，购买大众置业指定房源及车位，并有具体使用的详细细则和咨询电话，落款为大众卓越控股集团。

发生这种情况，当地监管部门是怎么处理的呢？

和此前河南郑州某公司用购物卡抵货款发工资事件的结局类似，郑州和长春当地政府很显然并没有处理涉事企业的意愿。

郑州公司用购物卡发工资事件的处理是由商务局市场秩序处做出处罚，并督促企业增加购物卡使用门店数量。你没看错，督促增加使用门店数量……意思是这么做政府认了，但你要尽量让员工能把购物卡花出去。

长春这家公司自己发行消费券来抵工资的做法，当地政府早就注意到了。人社局的回应是：

已接到相关投诉，并已转交给劳动监察大队处理。

怎么处理呢？大概率就还是调解，并督促企业增加消费券适用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发售代币票券，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

长春这位老板创新意识这么强，胆子这么大，可真刑啊。

公安部门再不管管，只怕真要全国学习推广了……

2025年1月2日，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职业教育中心新校区有一名17岁的党姓男生坠楼身亡，事发前曾与舍友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

1月5日，蒲城县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公安机关认定该生系高空坠落死亡，排除刑事案件”，并强调“公安机关进行了现场勘查、调阅监控、调查走访、尸表检验”。

通报全文：

而据网传的死者家属说法，此事发生后，校方百般阻拦家长进入现场，也拒绝披露相关的细节，强制要求家长接受调查结果。而家长检查孩子尸体时发现了“脖下淤青”，怀疑孩子遭到校园霸凌致死。

疑似死者家属所发的社交动态（未证实）

此外，还有消息称，校方不让死者家属查看现场，也拒绝提供监控录像，并且限制了家属行动，制止其通过网络求助。甚至还有网络传言称，死者是被其他学生推下楼，且霸凌情况已不止一次。

自1月4日起，死者家属和一些网友开始在学校门口组织抗议，要求校方给出合理解释、公布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当地民众加入了抗议示威行列。1月5日、6日当地连续了出现大规模的群体抗议，当局开始出动大量警力进行维稳，民众与警察在对峙期间发生了激烈冲突，有许多民众被打伤、抓捕，也有警察、校方人员被殴。

1月6日，原本登上了微博热搜的话题“#陕西蒲城通报一职校学生坠楼”遭到屏蔽：

持续关注中国维权运动的 @YesterdayBigcat 称“这是2023年1月以来发生在中国的规模最大的一起示威”、“估计规模在5万人”：

@YesterdayBigcat：这是2023年1月以来发生在中国的规模最大的一起示威，目前估计规模在5万人左右，虽然当地政府不断调集警察到现场，但警察人数目前仍然处于绝对劣势，我估计他们暂时不会动用武力。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推特网友评论：

老歌串烧：说白了不是孩子打架闹矛盾才发生高空坠亡吗？

愿我能全：鹿晗躺枪？

奇趣行为大赏：这次监控没坏，给家长看看吧。

BGQI6QIdAhZkX46：这都是傻逼维稳政策搞出来的结果，本来一起刑事案件搞成这样。

听见凉山Messi：蒲城都没有一个热搜？

黑夜长安：自己孩子出这么大的事，父母想了解真相就这么难？

torontobigface：2025年的第一场抗议，来的就是如此之大，不知道会以什么样的结局收尾。

chaoximin1：这可不是什么好的兆头。民众可以失败无数次，但共产党只能失败一次！

ws_traderx：蒲城直播间开一个封一个，网友问学校门外，主播隐晦传达。

LLDCWGfFfS95TDm：为什么这次聚集共产党控制不住？这个原因值得探讨一下。

LeonWon49604920：蒲城这种偏远贫困县，老百姓讨生活越来越艰难，一个小小的火星就能点燃民众的愤怒。

5nIMoE1ySj58636：官方信誉透支的下场。

mbngd0098962844：在中国，人人都有可能被霸凌，被失踪，被自杀。

PotatoLovesMole：公布真相，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远比组织维稳警察代价小。但他们就不，就要站在老百姓的对立面。

zhngzih02665471：这次抗议人民拿起木棒石头砸的黑皮狗四散奔逃，看的太爽了，上升了一个新高度。

Liu96704439：维稳走到今天已走进死胡同了、不是维护稳定、而是制造更大层面的对立、基层突发事件常有、而维稳已经变成机械摸式、不管对错、不管正邪、都是对民众大打出手、统治暮年现象越来越清晰了。

过去的这一年，关于孩子们的事情最揪人的心。我们关注，却不见明显的好转。

2024年6月25日，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在《国务院关于2023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披露：在审计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时，重点审计了13省159 县2021 年至2023 年 8 月补助资金 231.37 亿元，

部分补助资金管理使用较为混乱，有的被直接挪用，66县将19.51 亿元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基层“三保”等支出。66个县为了还债挪用了孩子们的营养餐补助近20亿，平均下来一个县就是2900万左右。

审计署还发现，有41县和1533 所学校等通过压低供餐标准、虚构采购业务等变相截留挤占2.7 亿元，有5个县教育部门与中标供应商合谋，通过供应商分红、捐赠等方式套取4216.02 万元，用于发放福利等。147家供应商和部分学校食堂等供餐单位违规经营，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供餐。

审计署披露挪用事件后，我曾作文《从孩子们的嘴里夺食，罪大恶极》说：这种人神共愤的事情，应该点名道姓曝光才对。不点名道姓，我们就很难知道是哪些孩子的吃饭钱被这些畜生不如的东西挪用了，家长们就很难有针对性的给孩子们补餐加营养，普通民众也就跟难参与到监督和公共谴责中来，违法违纪的官员们承受的法纪压力和道德压力就微乎其微。

我当时就曾预言：干了坏事而不受到谴责和制裁，他们将来还会继续把罪恶之手伸向孩子们。

等啊等啊，终于等到了一个结果：2024年12月22日上午，审计署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审计整改报告》显示，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审计方面，已整改问题涉及资金40.39亿元，完善制度248项，处理处分1200人。针对直接挪用问题，66县已原渠道归还、支付拖欠补助等19.51亿元。针对变相挤占问题，41县和1533所学校已通过原渠道归还或上缴财政后重新安排等整改问题涉及资金2.7亿元。对部分供餐单位违规经营问题：121县已处理处罚相关学校负责人237名，解除与147家违规食材供应商的合同等，追回资金或罚款等4.2亿元……审计署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海还披露，8省已经追责问责徇私枉法的供餐监管部门和学校工作人员等380多人。

可是，审计署的通报还是没有公布具体是哪些县挪用挤占了孩子们的吃饭钱，也没有公布哪些官员和具体的责任人受到了何种的问责和处罚。

我不懂啊，为什么要保护那些丧尽天良的人？正如夏天所预料的，不点名道姓、不公布具体的地方，这些禽兽不如的东西是很难有压力的，类似的事情肯定还会层出不穷。

一个星期后，也就是2024年12月19日，辽宁本溪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五里甸子镇学校的一群家长反映：学校食堂提供给孩子的饭菜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而且那些蔬菜上还带有牙印和米粒，这些食物原本是学校食堂工作人员打算带回去喂狗，后来因为发现饭菜不足，就将桶里的剩菜拿回来给孩子们食用。

12月27日，针对“辽宁本溪一学校食堂被指疑似给学生吃垃圾桶剩菜”事件，国务院食安办27日联合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约谈辽宁省本溪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约谈指出：辽宁本溪发生的学校食堂舆情事件，暴露出学校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陪餐制度流于形式、食堂管理存在明显漏洞等问题，性质极为恶劣，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学校管理水平和食品安全工作的信心。国务院食安办将对本溪市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全程督办。

约谈的措辞还算严厉，可是事情发生已有半个多月了，国务院食安办约谈本溪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已近十天，国务院食安办表示将督办也上十天了，至今没有看到当地有任何官员被问责的消息。

时至今日，我们还得担心我们的孩子吃不吃得饱、吃不吃得好。对那些从孩子碗里抢饭吃的恶人与坏人，仅仅是含糊其辞的通报，根本起不到惩戒的作用；对把孩子不当人的畜生，仅仅是无关痒痛的约谈，根本无法有效保护我们的孩子。

孩子们吃口干净卫生的饱饭，怎么就这么难？丧尽天良的畜生们挪用孩子们的吃饭补贴、把倒进垃圾桶的剩菜又倒出来给孩子们吃，怎么就不能让天下人知道他们到底是谁，为什么就不能公开有效严惩一批？

我们步步退让，才有今日之溃败。在孩子能不能吃饱饭、吃好饭的问题上，真的不能再退了，我们必须站出来再次追问：到底是哪些人干了这些缺德事，他们到底受到了何种惩戒与处罚？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忽悠过去。今日，本溪市的政协会开幕，明日人大会开幕，我们此时正好问一问本溪那些在会场正襟危坐的人们：孩子吃饭的问题都没解决好，你们坐在会场羞不羞？

2025年1月6日

近日，浙江大学知名校友段永平回到母校与师生座谈。其中聊到一个关于浙江大学创办历史和中美关系的问题特别有意思。

校友提问：

请问段学长，在中美对立的时代中，浙大人的创业机会在哪？作为校友能够为这方面的校友提供哪些支持？

段永平回答：

中美对立吗？我们学校（浙江大学）谁建的？大家不要忘了这个事。我们读的这家大学，都是有很多老美的痕迹，北大、清华，大学里面，大家对这个问题不应该忘记。

其实呢，人家对我们还挺好的。我看过很多人现在去美国，没有人受太多的打击，挺好的。我相信将来也会好起来，可能眼前有一些短期的冲突啊，包括有选了这么个总统，确实会有一些麻烦。

座谈会现场，段永平讲到这里打住，随后主持人切换了关于创业的话题。现场浙大师生没有人回答段永平的反问，没有出来明确回答到底是谁创建了浙江大学。

关于浙大历史的问题，正好我做了些功课分享给大家，估计很多浙大师生自己都不清楚，或者知道一些但不了解全貌，尤其是美国人参与的这部分。

浙江大学的前身，一般会追溯到1897年创建的“求是书院”，是中国近代最早创办的几所新式高等学校之一，各类官方资料中通常还会强调是由中国人创办的学校。由于再过两年就要庆祝建校130周年了，所以这段历史是浙大人都知道的。

而另一段关于“崇信义塾”和“之江大学”的渊源就比较少有人知道了。1845年在宁波创建的崇信义塾，于1867年搬到杭州后成为“育英书院”，民国政府成立后，学校成为“之江大学”，并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院系调整合并了一部分到浙江大学。

之江大学旧址位于现浙江大学之江校区

那么问题来了：浙大明明可以把建校时间追溯到1845年的崇信义塾，变成180周年悠久历史的大学，为什么不呢？

第一个原因是由“崇信义塾”发展而来的“之江大学”当时并没有全部与浙江大学合并，而是拆分院系归属了多所高校，因此这部分传承并不“纯正”。

第二个原因则是段永平用浙大创建历史来回应中美对立问题的根源：

“崇信义塾”是鸦片战争之后由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建的一所教会学校。

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由“崇信义塾”发展而来的“之江大学”一直都是由美国人出资和运营的学校。

更关键的是，“求是书院”和“崇信义塾”并不是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相遇，而是在“求是书院”创建之初就由一位美国传教士把两者紧密联系了起来。

求是书院第一任总教习王令赓与夫人

“求是书院”的第一任总教习（类似现在的教务长）名叫Elmer L．Mattox，中文名王令赓，就是从“崇信义塾”（当时称“育英书院”）邀请过来的老师。1911年，王令赓又从“求是书院”回到“崇信义塾”（当时称“之江学堂”）担任校长，直到1934年才退休。

“求是书院”创建时的架构也是创始人们参考当时已经发展成熟的“崇信义塾”而规划出来的。

简单粗暴地说，“求是书院”和“崇信义塾”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一套模式。

浙江大学的创建历史，无论追溯到“求是书院”还是“崇信义塾”，其教学工作都是由美国人主导的。

当然，“求是书院”是由中国人林启（时任杭州知府）筹建，廖寿丰（时任浙江巡抚）批准出资设立的，并没有拿“境外势力”的钱，这点有必要说清楚，不然很多人只怕要破防。

不过话说回来，也没必要破防啦，毕竟段永平回答中提及的北大和清华学生也还没破防呢……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由清政府出资设立的一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校，一开始就有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西学总教习。

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是由美国人拿出一部分“庚子赔款”来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

这么比较起来，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学堂”在创建之时只是有美国人参与主导教学，实在是没必要去避讳。

段永平拿“浙江大学是谁创建的”来回应当下“中美对立”的问题，史实层面并不完全精确，但道理层面是没什么偏差的。

可惜现场浙大师生没有人出来接着这个问题继续探讨，不确定是大家都不知道还是有人知道但不方便公开讲。

我把这段历史分享给大家，并没有要“感谢”美国的意思，毕竟美国人当年在中国开设学校的最终目的也并不是“帮助”中国。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基本常识：

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价值观的分歧，也有现实利益的竞争，这是百年来一以贯之的。非要把这种情况理解为“中美对立”，理解为“生死较量”，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中国的发展。

我们的思想开明程度总不能连清朝末年的杭州知府都不如。

部分信息来源：浙江大学图书馆官方账号

一

陕西某职校发生的学生坠亡事件，其实已经在短视频平台上热传好几天了。甚至可以说，大量相关的视频早就凉凉，现在连一些当地的直播间都遭受牵连。他们当然没在直播里陈述相关的情况，奈何弹幕中有人问。于是，直播间没了。

坠亡这种事，也不是没发生过，为何偏偏此次会有这么多热议、堵校门、呼声呢？

我觉得答案是通报的内容太少，而“巧合”太多。比如摄像头坏掉、坠亡前该学生刚与另外两人闹了矛盾，以及学校阻止家属见到孩子等一系列令人不解的操作。

二

对于一场悲剧，透明是最好的安抚剂。

或许是受到太多民众的质疑和不满的原因，今天当地发布了通报对此事进行回应。但是，这份回应的内容说实话，很不详细，后果便是“几乎无法说服任何质疑的声音。”

别看通报不短，可其实内容极少。

1.事情发生于1月2日凌晨3点。

2.坠楼前大概5个小时，坠楼学生和另外两名学生发生矛盾。

3.公安认定此事为高空坠亡，排除刑案。

就这么多，不信的可以在下面这份通报里尝试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内容。

长文千字空言重，疑云遍地信难逢。所以准确来说，这份通报并没有解答一些留在人们脑海里的疑问。

首先，家属要看监控，校方说监控坏了，导致家属不断在网上发声求助。

莫非这监控是纸糊的？又或者说这监控堪比AI，能够精准预测“天灾”？

有没有这事？如果有，监控真这么巧的坏了吗？毕竟学校是“当事人”，他们的陈词不能完全成为证词，监控是真的这么巧合的坏掉了，还是被蓄意破坏，或者根本没坏，答案，应该由警方调查后来告诉外界，让质疑消失。

但关于这一点，啥也没说。

其次，通报里，有这样一句话：“公安机关经进行现场勘查、调阅监控、调查走访、尸表检验，认定该生系高空坠落死亡”。

大家也看到了，里面有一句“调阅监控”。所以，前后矛盾，疑云又增加了。这能怪网民胡搅蛮缠吗？换任何一个正常人，多少也会怀疑一下吧。

到底有没有监控，有的话究竟坏没坏？到这个地步，家属和校方之中，谁在撒谎？

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家属在宾馆里拍视频，说外面的都是该校的老师，被派来监视自己……有种说法是出于人道关怀，怕家长受到了刺激一时想不开。但是否真的只是这个意思，恐怕还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如果是“意外”，那这个意外恰好发生在坠亡学生和另外两名学生的矛盾之后，是不是有点于理不合？早不意外晚不意外，偏偏在跟另外两名学生发生矛盾，被主任叫走调解后，意外了。

这太巧了，还不如说轻生、心理问题之类。但如果这样的话，更需要提供主任在值班室调解双方的监控视频了。

三

我在很多稿子里都说过这种观点，有些事本身并不具有引起舆论的力量，反而是因为担忧它会引起舆论和争议所采取的那些“措施”，恰恰引发了人们的讨论，增加了人们的疑惑。

就像开头说的，学生意外坠亡的事情不是没有，甚至轻生的也有。可每次都引发舆论了吗？显然不是。况且翻翻热搜也能轻而易举的发现，人们更多在讨论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后面发生在家属身上的那些奇怪情况。

所以我也不懂，正常人遇到事，难道不应该是赶紧撇清干系，越透明越靠边越好吗？怎么还有主动往里凑的？

就像前段时间还有学校要求学生签署承诺书，承诺出现自杀、自残行为均与学校无关的操作，这不就是为了提前撇清关系吗？可这次的事情，反而更像是硬着头皮往里挤。

四

个人的看法很简单，通报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为了让人们相信。那如何让人们相信呢，确凿的证据，合理的解释。

这些东西，最能消灭“巧合”所带来疑惑。

也有人会说，反正官方通报给你了，那监控就是碰巧坏了，学校就是为了避免家属想不开才派人监视，你不信能怎么办？

确实没法怎么办，但这必然会在人们心中留下隐患。我只能说，得不偿失。

时间并非最好的解药。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时间往往更像一把刀。

但当“监控坏了”的时候，人们便总是怀疑，那“时间”这把刀子的威力就已然体现出来了。

就像前几天的另一起热搜，说广州一站点开出5亿大奖，中了101注。可一组一等奖的号码，也就只有500多万。

换句话说，你得把这个“巧合”放大100倍。5亿多的大奖，是盯着那个中奖的一等奖号码，买100注，才能买出来。

这本就已经极其“巧合”，而更巧合的是什么？

有网友爆料称，这家站点的老板娘看到两个中年男子开着迈腾夹着公文包进店直接打了一注两张50倍，她看两人气度不凡，自己也跟了一注，于是该站点中了101注一等奖。

同样，你说这就是别人的“运气”，就是别人的“实力”，你不信也没办法，也没人能够给你证明。

的确如此，除了讥讽几句“天选之子”，人们没有任何办法，也没法要求任何解释。

但别忘了，信彩票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并且在这类现象之下，还会继续减少。

五

真理愈辩愈明，谎言却总靠沉默维持。这是托马斯·杰斐逊的名句。

回到我们所面对的现状，不是人们多事，也不是网络刻薄，而是一次次“解释”都在挑战常识的底线。你不可能每一次都是巧合，每一次都让人们为“巧合”买单。就像101注彩票头奖下“演都不演了”的评论一样，想让人相信，至少也得先做点样子。_

喝了酒，打字可能有错，但我们还是来讨论一个问题–全要素生产率。

在海南的时候，雇车。司机听我接了几个电话后，就小心跟我探讨，问我，钱到底哪里去了。

当时我们正走在环岛高速上，我就用高速和他举例。

这条高速是用地方债修的，地方债是有资金成本的，比方说3%。然后高速修完了，每年还有维护费用，加上债务利息。如果高速的收费不能超过这个综合成本，那么这条高速就是亏损的。且亏损会随着道路的老化而逐步提升。花了一百亿修这个路，如果每年亏几亿，那么这个资产就会不断贬值，钱就这么亏没了，资产贬值没了，坏账没了。

通常的思考是，为了不亏损，我提高过路过桥费，那么这个成本就会摊销到物流成本里去，这也是我们国家物流整体成本占比高的原因之一。甚至可能催生高速超载导致路面维护费用快速增加。

那么怎么才是有效的呢？我让他看了路边密集的一体化灯杆，这种是无效投资，需要砍掉。还有一些景观化的支出可以砍掉。但比如提升通行效率的，三亚去陵水的隧道要加紧投入。这样，这条路就可以实现更少的无效投入，更多的有效投入，提升整条路的全要素生产率。

这只是一条路，从更多的行业角度看，比如光伏。全行业根本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盖了那么多的生产线，土地资源，资本开支，办开工工人的人力资源，政府配套的政策资源等等。生产出来的是毛利率为零甚至为负的产品，这就是典型的不尊重全要素生产率。即使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依旧基于自己的利益视角，向光伏输血。这就好像一个滴滴司机只能开一辆车，然后隔壁滴滴司机买了两辆车，咱就买三辆车。

产能过剩不只是产能过剩的问题，而是全社会不尊重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今天我们去和德日韩比较，纯粹从工业国家的视角来比较，问题是工业技术吗？不是，我们全体系的供应链有强大的技术整合优势。痛点是在工业利润，我们把光伏做得完全没有利润了，碳化硅在英飞凌的手里时，也是高毛利产品，但这才几年，我们马上要把碳化硅也光伏化了。

看官会说，那抢别人的饭碗是这样的，要卷啊。

卷要适度，你不能卷得资产价格归零。资产价格一定是基于利润的。我最近也写了一些向上管理的东西，其中有一个例子是，同样两家门店，买设备座椅等等，都花了10万。一家每个月能盈利一万，一年能有12万，那么盘这家店的人很多，按照3倍去盘36万都很多人愿意盘。如果这家店不盈利呢？亏钱呢，那这十万只能按照三折出让，甚至出让都没人要。【利润决定了资产价格】，而利润最终来自于哪里呢？不是政府补贴，也不是单纯的出口，也不是单纯的内需，而是全要素生产率，我用了更少的资源，赚到了更多的利润。

利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利润本身也能反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现在去看，很多制造业，因为占用要素过多，利润过低，导致了开工率不足，然后进一步降低工人工资。而工人工资降低，必然会反馈为产品质量下滑和生产事故频发，这种负循环这几年一直在各个行业扩散。

我们的大学毕业生，毕业了去送外卖。试问，一个外卖员，送三年外卖会有什么劳动素质层面的提升？从整个社会的劳动力素质老看，从劳动力要素来看，年轻人送外卖，在当前人口结构下，真的是好事？

所以，只有有利润的企业，才可以养人，不是养懒人，而是逐步的分阶段地培养人，把不会的变成会的，把会的变成专业的。利润才能反哺出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力要素。

现在我们的投资指引，是去投红利型的股票，投一些垄断行业，上游资源行业。是，从利润率的角度来看，他们目前是可以的。但从全要素来看呢？他们占据了那么多要素，然后贡献那么点利润，且是无法增长的利润。那么把资本这个要素过度配置在他们身上，合理吗？符合我们这个国家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增长】这个目标吗？整个社会对这个基本的道理，也曾经有过比较清醒的认知，十九大报告里也是提到过全要素生产率的，但从这几年来看，对实际资源配置的指导有限。

如果资本都是配置高股息和资源型企业，长线资金都去做空式买国债，地方继续向全要素生产率已经畸低的行业里进行产业补贴，那我们是走不出来的。就好像在财政困难就业困难的时候，给老人增加养老金，而不给年轻人增加就业机会，那是走不出来的。

资源应该给全要素生产率高的行业和企业，扶持应该给年轻人。这些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真的没有必要摸石头。

再写就是吐槽了，引用周总理的名言作为结尾吧——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

不管怎样，这是新的一天，新的一年。它总是让人们怀揣希望，抱有梦想。这是人类的本能。伍迪，艾伦在《雷霆穿梭人》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人类似乎有一种遗忘的本能。因为只有遗忘才能让人生存下去

但这不意味着你可以献辞。在一个一切下行的时代里，依然敢于献辞，是一种耻辱。

2024年，有什么可以献辞的吗？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时代，在经历一个又一个劫难，我们比任何时间看上去，都更加脆弱，更加危险，也更加悲伤。我们整处在一个极度危险的世界和时光之中， 风浪巨大，但我们并没有任何的防护。

一整年里，我们并没有听到任何可以令我们欣慰的消息。我们依旧和那些邪恶的灵魂站在一起，尽管它们在来自以色列的传呼机炸弹，来自基辅的无人机的爆炸声中逐渐消失，或者困兽犹斗，他们甚至抵抗不了一个出身于恐怖分子的反叛者。

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这么孤单过。曾经被视为同盟的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者，终于都变成了独裁者，在时光中消失干净，连骨头都剩不下。我们只有来自非洲的那些乞讨者，陪着笑脸换取金元，假装盟友。这些伪装的朝贡者，没有任何忠诚可言。

其实，哪怕来自美国的敌意也无足畏惧，因为那并不是真的敌意。我们并不是二战中的日本，或者冷战中的苏联，我们从来都不是那个想要毁灭他们的力量。

那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所构成的民族主义国家。因为现实主义，所以他们愿意和任何人妥协，但是因为民族主义，他们不会与任何试图伤害他们的人妥协。

他们并不是畏惧一个拥有航空母舰的世界老二。他们只是无法忍受你在美元贸易中占尽了便宜，却还要破坏他们的规则，跑到他们的后院里挖坑。

这个所谓无解的矛盾并不是什么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复杂的理论，也不是米尔斯海默言之凿凿的要在亚洲称霸。解决的路径简单到只有一句话：融入普世价值的世界轨道，尊重国际贸易的市场秩序。

所以真正的危机来自于我们自己，发生在我们中间。是青年人和中年人一样，在失去工作或即将失去工作的风中瑟瑟发抖，是疯狂的懦夫在苏州举起刀子杀向日本的孩子，也不管挡在他面前的是自己的同胞，长相友善然而勤勉努力的胡友平，是珠海的凶徒驾车冲进体育馆，无差别碾压无辜的人们；是前世界冠军吴柳芳艰难地依靠自己挣扎着生活，却最终难以逃脱被封杀；是北京的企业家被远洋捕捞，离奇死亡在内蒙古的指居里；是浦东机场的国际部分空空荡荡，中国不再是人们向往的目的地；是安福路和淮海路上再也没有欧美人的面孔，因为人们已经丧失了对于一个国度的信任；是万圣节和圣诞节里年轻人无处可去，有人害怕虚拟的鬼神多过于真实的贫困；是街上摆摊的穷苦人被四处驱赶，而他们连一日三餐都无从保障；

是昆明的孩子们在吃学校里公然提供的腐烂食物；是女硕士被拐卖强奸生育子女；是李宜雪被精神病哪怕她能够如此清晰直接地给出所有证据……

还需要我举出更多2024年的愤怒、悲伤和无助吗？

献辞是什么？献辞献给谁？1998年以及之后的许多年，《南方周末》和其它媒体的新年献辞之所以重要，并且一次又一次地令人感动，让人落泪，是因为国家有希望，人民有奔头，一切昂扬向上，人们充满希望。

可是我们正在一路向下。每个人都恓惶，每个行业都萧瑟，每个领域都危机，每个地方都忧伤。只有人民日报斗志昂扬，央视盛世平安。

《南方周末》曾经说，关心国脉与民瘼。流行的话说：放下建言情结，尊重国家命运。就是说，放弃关心国脉。流行的另一句话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人的头上，就是一座山。就是说，放弃关心民瘼。

一个既不关心国脉，也不关心民瘼的时代。你怎么还敢献辞？

这样的一个年份里，最应该做的事情，是承认退步， 承认失败，承认事情正在变坏，而不是献辞，或献媚。因为只有承认退步，失败，变坏，它才有可能进步，成功，变好。

不承认退步的下一步，是崩溃。

美国人为什么选择特朗普？真的喜欢他那张疯子一样的脸吗？不是的。特朗普告诉他们，国家坏了，我要让你们重新过好日子。他说的，和人民感受的一样。

所以人民选择他。

献辞是不承认退步，不承认变坏。是掩盖真相，是粉饰太平。

许多人对我说，不要说。没有那么坏。要学会技巧， 要学会忍耐。我很理解和感谢他们，他们关心我，担心我。

我知道。在机构媒体里十年，在媒体市场里30年。什么样的戴脚镣跳舞的把戏我不知道，没玩过？

我只是够了。不能忍耐，也不想忍耐。

忍耐会让事情变好吗？所有人都知道那叫自欺欺人。

你躺在地上任人殴打，忍耐会让事情变好吗？是希望他打累了放过你吗？忍耐并不会让他们收敛，只会让他们变本加厉。

有一种劝告叫顾全大局。你知道吗？你就是要顾全的大局。有什么比让人们有工作，让孩子读好书，有说话的权利，和有尊严的生活更重要的大局吗？当你被要求勒紧裤腰带的时候，是有人想松他们的裤腰带；

当你被要求顾全大局的时候，你就是被做进去的局。

还有一种劝告，叫忍辱负重。忍什么辱，负谁的重？

我们不生活在40多年前，陷落在红色的海洋里，看不见，听不到，想不清。我们睁开过眼睛，打开过耳朵，使用过脑子。我们看得见历史，听得见门外，想得懂文明。

我们明白所有一切的自由和文明。

忍辱负重，其实只是害怕。害怕受伤害，害怕被李宜雪，害怕被李文亮。但是忍辱负重了，一切还都照样发生了。

这几年，我一直重复一句话：一个不曾抗争的民族， 不值得同情。伊朗活该，因为是它自己选择了霍梅尼；加沙活该，因为他们纵容了哈马斯；阿富汗活该，因为他们并没有抵抗塔利班。

一个民族缺乏抗争精神，就配得上它所遭受的苦难。

不不不，我从来不是一个极端的人。我说的抗争，如果你是一个勇敢的人，你可以像被辣椒水喷眼睛的郭睿律师，她在那个时候想起的，是被刑讯逼供的人的痛苦，她要去拯救别人；你可以像我的朋友张丰一样，他的公号常常被删被封，他在他的书店里举办了几十个活动，成为了一个令人向往的论坛；你可以在微博，视频号，公号或者抖音里，说出你的不满和愤怒；你可以到苏州或者广州的日本人学校里去献花；

你可以像视频里看到里的小贩那样，开着三轮车躲开城管的追赶；你可以在警察拦住你要你缴纳罚款的时候拒绝。你可以不转发那些让你恶心的不信任的视频，并且删除那些转发的人。你不传播，不认同，不合作。

你不要忍耐，你不要顾全大局，你不要忍辱负重。尤其，你不要献辞。当一切无可言说的时候，保持沉默就是你的底线。

没有什么忍辱负重。其实你只是怯懦，犬儒，甚至想火中取栗。怀有幻想是因为你还想赢，努力修补是因为你以为你很重要。

其实你早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假装不知道，或者你假装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是因为你以为当世界坍塌的时候，你会是那个安然无恙的人。

幻想的结果是幻灭，修补的结果是毁灭。曾文正干过，李中堂干过，张总督干过，盛宣怀干过。大清还是没撑住。

如果你知道什么是对的，那么惟一应该做的事，就是不断地抗争，直到那个对的事情发生。所有的忍耐， 顾全大局和忍辱负重，都不过让那个结果变得更加暴戾，血腥和惨烈。

抗争是不忍耐，是让他们知道他们并没有那么轻易能够得到；是不认同，让他们的每次行动都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是不合作，把事情一点一点地扳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汉娜•阿伦特说的“平庸之恶”，是对每个人都有效的，对每个时代都有效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着充分的理由告诉自己，因为忍耐，因为顾全大局，因为忍辱负重，所以我写了献辞。

没有什么中庸，或者技巧的，或者同情的献辞。所有的献辞，都是可耻的。

在一个一切向下的时间里，我们最起码的底线，是不献辞。

211大学传媒学院博士生凌璇长期关注直播领域，2022年11月还在读研时，为拿到一手材料，她加入了华东新一线城市的一家小公会，当了一个月秀场女主播。和她一起共事的7位主播，有5位曾是工厂女工。

这座城市密集分布电子制造厂，凌璇发现，裁员潮将那里的一部分女工推向了直播间

她所潜伏的公会，承诺高薪、包住宿和培训，又利用“家”的意识形态，聚合起这些原子化的女主播，让她们接受不对等的权责规定和言语辱骂。

凌璇察觉自己逐渐卷入这套生存规则，像了拿到好成绩、得到表扬的学生一样，突破了“性的自我防卫圈”—一把“骚扰”当赞美，无视污秽的私信，换上性感装束，凭扭腰迎来第一个大哥。

调研结束两年后，她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提到那些女工的后续——本想“熬过工作不好找”的阶段，最后认为，直播已经是自己能力范围内不错的选择。以下内容根据她的讲述和论文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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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的感受来说，这里不是一个靠现代化企业制度约束的集体，更像一个江湖作坊。

小公会的老板娘之前是流水线上的女工，也在饭店、书店工作过，月收入5000。后来，她做到酷狗「16冠」的腰部主播，收入飙升到每月四五万。2022年6月，她的榜一大哥不想让她再直播，给她投了50万，开了这家公会。

大哥也不是专门做MCN公司的，是个吊车队的老板，承接政府项目。公会有两个运营，都是高中学历，一个当过KTV领班，一个做过快递司机。

我加入公会时临近过年，老板会在群里说，没有钱过年的可以向他预支工资，“年后我们再一起赚钱一起花”。在公会管理者的口中，主播分为“我们家的”和“别人家的”，督促主播去连麦时，会说“不要坐在家里，要出去连”。

老板自诩“家长”，身上有家族长的气质，培养主播就跟养孩子一样，“我给你投入了运营人力成本，还有资金成本，还有我每天坐在这儿，陪你直播，给你盯档，给你做数据分析，都是成本。”

我们每天下播后，要上交手机给运营，让他们翻看我们和大哥的聊天记录，教我们分辨哪些是有潜力发展的对象，应该怎么回复那些消息。平台的管理系统站在公会那边，允许公会控制主播的提现和账号，监控主播的数据。

在公会设定的十条合作制度里，主播和公会的权责是完全不对等的。合作制度里规定了主播的工作时长、出勤规范，不达标的就会被罚款、扣钱。公会经常以流水不达标为由，要求她们播完一个月，下个月再发保底工资。

公会办公室。讲述者供图

有人会问，既然这样，为什么还会有人愿意在那里工作呢？

我觉得这和这家公会里主播的来源有关。公会一共7位主播，有五位曾是工厂女工，有两位是当地一家电子厂做质量检测的。疫情后，工厂大批量裁员，她们丢了工作，加入了这家公会做直播。

这座城市密集分布着大量富士康等电子制造厂。公会里一位叫佩佩的主播跟我说过，她所在的工厂裁员后，她找不到其他进厂的活儿，就来做了主播。越来越多工厂用机器代替人工，女工能得到的工作机会也在变少。

在招聘软件上能看到很多公会为拉拢女工打出的宣传口号，“流水线上没有浪漫，只有吃不完的猪脚饭。电子厂里没有爱情，只有考勤跟全勤”。这些公会承诺“新人小白包培养，专业团队包运营，签约主播保底8000，提供住宿”。

这些女工急需一份工作去接盘生活，公会承诺高薪和住宿，成了一个看上去不错的选择。我问过一个数据最好的主播，做主播和在厂里工作有什么不同？她说，都一样。这让我意识到，这些底层主播纯粹是在谋生，没有奢望过会成名。

有个女孩叫小雪，当时21岁，生在贵州农村，上有姐姐，下有弟弟，她很早就出来打工，是个挺要强的人。我看她的朋友圈，曾经还做过微商卖减肥药。除此之外大部分的打工生涯都是在流水线上。被裁员一个月后，她就来这里做直播。

这家公会不和主播签劳动合同，只签一份独家合作协议，要求她们在规定年限内不到其他平台直播。我还走访过当地另一家小型公会，HR告诉我，不签合同的好处在于主播不会担心公会要求赔偿违约金，降低入会的心理门槛。我问他，不签合同，主播拿底薪走了怎么办？他说，没有关系，我们老板很讲仁义，体谅大家的辛苦。

小公会很爱打感情牌，这家公会的老板娘很会给主播们情绪价值。有次我穿了件黑色大衣，而不是休闲装，她就夸“这个风格适合你”。为了公会赛，我贴了假睫毛，她也注意到了。一位主播过生日，老板娘给她准备头纱，帮她装饰直播间，给她过生日。

老板娘常说的一句话是“大家都是自己人，有钱一起赚”。她带主播去泡温泉、去庙里上香。我想，这些体验是之前女工们少有的。夜场直播从晚上8点到凌晨2点，休息两个小时后4点接着播，运营和老板娘全程陪着。要是主播碰上难搞的大哥，老板娘会直接拿过手机，帮着哄。

直播平台也有意识强化这种“家族”的概念，要求公会以家族长的身份加盟，主播作为家族成员再加入公会。同一“家族”的主播昵称里会有统一的前缀，比如某头部公会的主播昵称中都有“VS”。拥有“家族徽章”的主播在算法中更容易匹配到专业主播连麦，提高直播间流量。

其实，小雪对公会制造的幻象很清醒。在我直播第三天下班的路上，她告诉我，公会看起来对大家很好，但实际上一直制造压力。公会说她数据不好，给她施压。她私下和大哥吃饭，维系关系，就为了搞好数据，保住饭碗。她嘴上说公会不好，但另一方面又很信任公会。她会接受大哥点的外卖，说“地址就写公会，没关系的，不会出事”。

某种程度上，公会的存在也给女主播提供了安全感。老板娘曾经讲，主播要做的就是“把大哥的钱骗到手就完事，出了事公司来顶着”。一位给主播刷了十几万的大哥因为约不到主播见面，报案说主播和公会联合起来骗他。最后老板娘帮摆平了这件事，直接销案了。单凭主播个人的能力，是很难解决的。

这样，公会利用“家”的意识形态，将原子化的主播聚合在一起，通过集中管理和培养，确保了平台劳动供给的稳定性。

相较于其他工作，秀场直播最大的特点就是要突破心理上的“性的自我防卫圈”。我的后台私信不堪入目，刚开始看的时候，我的脸唰一下就红了。有人调侃，“你不要不好意思”“你跟我约一次就放开了”。

我特别受不了，但运营不断告诉我，有人“聊骚”是件好事，这意味着直播事业会有好的发展，能挣大钱。老板娘把主播的大哥叫“老公”，说自己带的一个主播有好几个老公，要岔开时间打电话，语气里带着炫耀。

在秀场直播的世界里，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是很单一的，就是看你能不能拉到大哥。大哥关系到数据、收入和在公会里的待遇。数据好的时候，运营都捧着，叫你的小名；数据不好的时候，会被贬低得一无是处，被叫“死女人”。公会里一姐的直播间都比普通主播的要大，打光更好。

直播间内部。讲述者供图

运营一直强调，直播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踏踏实实把钱挣了，比什么都强”。公会也会营造竞争的氛围，每天在群里发“恭喜谁谁谁升级”“谁谁谁今天破了多少万的币”——把“傍大哥”树立为共同目标，让主播产生“家族使命感”。

凌晨下播休息吃饭时，一姐去买砂锅米线，排名靠后的主播吃方便面。运营会说：“你赚得少，只配吃方便面。”这种话张口就来，刺激着我的胜负欲。为了PK时不垫底，我还提前和朋友打招呼，让他帮我打赏。

像在学校里想得到好成绩一样，我钻进了秀场直播间的评价体系。我开始在意直播间里的人对我的评价。起初，看到有人说我身材好，会觉得这是骚扰。后来慢慢觉得，别人是真的在夸我，是对我的认可。

最开始我直播时，穿的是宽松的休闲服。后来连麦PK输了后，我就去拼多多买性感的衣服，穿紧身裤。第一次从凳子上站起来扭腰后，我就遇到了我的大哥。因为有这样的正向反馈，让我变得更迎合。

至于那些很不堪的话，我会直接无视，或是把话引到“上票”——比如有人夸我身材好，可以说，“我这么好，白给你看，你不得给我上点币。”小雪则是会在直播间里打游戏，转移注意力，她告诉我：“把那些男的当傻逼。”还有一位主播说，把直播当成一种求爱游戏，“直播就是谈恋爱，谈了分，分了谈。不能太认真，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道德感很强的人”。

公会里频繁请假的被骂作“懒女人”。2020年，一个斗鱼主播告诉我，大部分全职主播都全年无休，她自己一年只休息了5天。为了提高出勤率，我在的公会用“连坐”惩罚，对主播进行道德控制，提高她们违反制度的心理成本。比方说，公会赛期间，有一个人请假，全体主播都要在扣除当日底薪的基础上再罚款200。

在女主播身上，更明显的是生存焦虑。她们不时流露对数据的忧虑，担心大哥的热情耗尽，下个月收入难保。就算这个月收了1000块的礼物，也不意味下个月能维持好数据。小雪告诉我，她的大哥都是“二手大哥”，手上的钱早就给别人刷完了，是在装有钱。

和小雪同住的另一位主播叫颖儿，她俩关系很近，一同上班下班，小雪会给颖儿做饭，但当两个人的大哥互相往对方直播间跑时，她们还是会发生争吵。

公会禁止主播私下和大哥见面，但许多大哥给主播刷钱的终极愿望就是想见面。主播夹在中间，只能花时间去哄大哥，或者是打视频，延长他们的耐心。一位主播告诉我，公会曾经暗示另一位主播去和大哥裸聊。

小雪每天下播后回到出租屋，会花很多时间和大哥打电话。她的男友抱怨她没有时间陪自己。小雪怼回去：“我打电话是为了诓钱，不然你养我啊。”男友坚持让小雪离职，小雪不肯，后来两人就分手了。

她把这纯粹当作工作，把看播的人的心态掌握得透彻。我问过她，碰上那种说自己失恋了，“为了那个女的丢了半条命，她还是不要我”的人，该怎么处理。小雪说，这种人猛夸就行了，她的“超榜”就是这么来的。

为了和大哥找话题，我也学了一些俏皮话，像是“我今年没有去马尔代夫旅游，去年是因为没有时间，今年是因为没有钱”，带点卖惨的性质。也说过自己还在念书，但收到的反馈是——怎么老大不小了还在读书？研究生就是研究怎么生的，有什么用？研究生都挺没意思的，挺端着的……这些说法冲击着我曾经的认知体系。

我还记得上播第一天，有个ID名为“影视学教父”的人在直播间里，说我“意境太浅，要放得开才有前途”。我从没有被这样评头论足过，要反驳他，但不能这么做。我感觉窒息，想冲到街上去透气。

我记得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肖索未老师曾经讲过，在没有进入田野调查前，她一直努力掌控着生活，维持现代社会理性个体的基本需求。可作为局外人进入到一个完全失控的世界后，由于欠缺在这个世界的文化资本，也就很容易失去对自己的掌控。

我想，女主播所在的世界就是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她们无法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到直播间，如果把每一个看客的话都记在心里，就很容易抑郁和崩溃。公会里所有人都被骂哭过，有的被说像中年妇女，有的被骂长相土气。直播的世界充满冒犯和贬低，但主播却只能放低姿态去适应。

一个月的田野调查结束后，我花了一些时间从主播的生活中走出来。有时看不进书，心里放不下直播间，会想去看自己的粉丝掉没掉。平时说话，也会不自觉回想，刚才那句话说得好不好，有没有得罪人？

我观察到大部分主播把这里当一个临时的落脚点，没有人想过真的要干一辈子。即便是排名靠前的主播，也说这是为了“熬过工作不好找”的阶段，等过完年就离开。但据我现在所知，公会里那7个主播，有5位依然在做。剩下一个在江苏老家待业，一个回河南老家考护士证，没考上，又回浙江打零工。

很听话的主播佩佩也留在公会里。她觉得大哥是真的关心自己。之前有天晚上我们两点下播，又累又困，她还在跟一个大哥打电话。那头是个广东口音，一直在说：“我心疼你，播这么久，还没有空吃饭。”

佩佩应和说：“谢谢你的关心。”我问她，这个人有没有给你上票？佩佩说没有，但他对我特别特别好。说实话，我感觉这挺傻的。这种看播的估计就是太寂寞，想找个人聊天罢了。

老板娘告诉我，佩佩现在割了双眼皮，数据好多了，扭腰也成了她的杀手锏。我离开公会后，她问我为什么不来了。我告诉她，我要写论文。她问：什么是论文？

播夜场时，主播打的地铺。讲述者供图

小雪和颖儿是在这家公会干了两个月后离开的。她们被公会扣押工资，又因为私下和大哥见面，和公会积压了不少矛盾。最终离开的导火索是，小雪受到运营的性骚扰。从老板娘那里，我听说是有天夜里，运营尾随小雪进了洗手间，要强吻她。

离开后，小雪试过维权，起诉这家公司克扣工资，存在侵权行为。但因为没有签劳动合同，最终不了了之。之后，她和颖儿又进入另一家公会工作，认为那里签合同，更有保障，还可以自提工资。

上播的第一周，公会对她们特别好，但很快就变脸了，不提供任何帮助和流量扶持，还一直告诉她们“不要脸才能吃饱饭”。很多主播陆续离职，公会就拿违约金说事，威胁留下来的人，请事假也会被苛责。颖儿受不了，快要抑郁，待了半年就走了。

一年后再跟我聊起这段经历，她形容是“从一个坑到另一个坑”。不过，在她看来，坑的不是直播，是公会。直播这份工作已经是她能力范围内不错的选择。新去的这家公会给主播分成30%，做到第三个月，颖儿的收入能有8000多。从她的朋友圈里，我看到她回老家坐飞机，也去迪士尼玩，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她初二就辍学，说自己“不是上学的料”，干过餐饮、收银，也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觉得那样的日子重复、乏味，“工资也不高，也存不到钱，感觉很内耗”。所以我想，她需要这份收入来维持那样的生活。

从这家公会离开后，颖儿做过贷款销售，但也不长久，说是不太适合。而工厂更不在她考虑的范畴里。她跟我感慨，因为学历不够，求职受挫，这才又回到了秀场，现在不签约公会，自己在家播。我问过她考不考虑做带货主播，她说那需要口才，收入也不高。

在她眼中，秀场直播的一点好处是让眼界变开阔。用她的话讲，以前打工时“身边的人都是穷得要死的”，而在秀场结识的大哥多是有钱人，起码从物质条件上看是优渥的。

记得跟我同期做主播时，她会把大哥打赏的钱还回去。她的大哥里有位30多岁的流水线工人，每天晚上都陪她上播，一个月工资5000，4000都拿来帮她打PK。颖儿心里过意不去，还了500回去，担心对方没饭吃。面对大哥，颖儿有“报恩”的心态。她说，抖音上这么多漂亮的主播，有人愿意在自己的直播间呆着，她很感恩。

不过，她现在也变得现实许多，知道直播间里没有真情实感，张口闭口都是和钱挂钩，“没有什么都不图的”。和小雪不在一家公会后，她们也断了联系。

颖儿现在有个稳定的对象。我问她，是在直播间找的吗？她回答得果断：“肯定是线下的呀，怎么可能在直播间找男朋友？”颖儿说，她的男朋友很理解她的工作。碰上搞不定的大哥，他帮着出主意。

颖儿去学过跳舞，结果没上几节课，腿意外摔了，没再继续。做直播的这两年来，她作息紊乱，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掉头发，又因为久坐，得了腰间盘突出。我问她，这些值得吗？她说：“也没有什么了。肯定要用什么东西去换，要么用体力去换，要么是别的，反正不会有免费的午餐。”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等了几天，看来比亚迪的事没反转了。为什么早不说？因为民族企业的事，可不兴乱说。

过程就不讲了，仅聊聊其中比较有趣的三个点。

1.两副嘴脸

巴西劳工部的调查结果出来后，比亚迪公关处总经理，发布微博说，这是境外势力在抹黑中国、破坏中巴友谊。

好家伙，这大帽子扣的。

参与本次调查行动的，巴西劳工部 、劳工和就业部 、工会辩护人办公室、联邦公路警察局、联邦公共部、联邦警察局，全成境外势力了。

遇事不决，境外势力，算是传统艺能了。

搞笑的是，早在几天前，比亚迪巴西分公司，就悄咪咪的发了份，完全不同的声明。

由于是用葡萄牙语写的，中文或者英语搜不到原文，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

声明中说：

「比亚迪汽车巴西公司，接到劳动就业部通知，外包建筑公司金匠集团，犯下严重违规行为。

比亚迪巴西汽车公司重申，不容忍对巴西法律，和人类尊严的不尊重。

有鉴于此，决定立即终止，与承包商的合同，并正在研究其他适当措施。

比亚迪巴西公司强调，外包员工不会因这一决定，而受到伤害，这将确保，他们的所有权利得到保障。

今天，本公司决定，将这家建筑公司的 163 名工人，转移到酒店。

过去几周，比亚迪汽车巴西公司，已经对负责该工程的外包建筑公司，所有员工的工作和住房条件，进行了详细审查，并多次通知，做出必要整改。」

这份声明就老实多了，低头认错，积极配合。哦，原来会干人事儿啊？

这可不是公关失误，口径不一。实际上也是传统艺能：对内一套，对外一套。

就欺负你网络闭塞，玩的就是信息差。

2.撒泼打滚

对于巴西方面的调查结果，承包商金匠集团，自然先要嘴硬，传统艺能嘛。

说因文化差异、诱导性问询、翻译与理解偏差，导致劳工部门发布的信息，与事实完全不符。

可究竟怎么诱导、哪里偏差、何处不符，又只字不提。

甚至还组织员工，搞了个「我爱我司」的集体声明，签字画押。

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自证，有种梦回大清的美，怎么看都像是，理屈词穷后的撒泼打滚。

然而，抽象的表演，取代不了确凿的证据。

工作条件堪忧、生活环境恶劣、劳动合同苛刻，每天工作超10小时，没有周末，不能随意外出。

这不就是现代奴役嘛。

不过，这番解释，倒也不是没有合理之处，文化差异起码说对了。

就像网友“海绵宝宝”所言：

「在洋人眼里，集体吃住、睡大通铺、每天工作11个小时以上、大客车接送、不能随意请假外出、没有周末，这就是奥斯维辛]。

但在中国人看来，这就是日常。公司确实没有迫害工人，因为他们在国内的工地、工厂，都是这么做的。」

我记得一个多月之前，也是某造车新势力，发布了一则视频。

其董事长对着镜头，骄傲地说，为了保质保量，兑现“欠”大家的车，已开启两班倒，每天生产20小时，周末只休一天。

能明目张胆、堂而皇之的，将践踏劳动法的行为公诸于众，还颇为得意，足以见得，在中国，这就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

只是这种文化，“懒惰”的外国人，怕是接受不了。

3.各方反应

比亚迪事件发生后，有人欢喜有人愁。

欢喜的原因很多，有的是看不惯那些，动辄就捆绑民族、满嘴大义，私下却蝇营狗苟的企业。

有的则是对血汗工厂深恶痛绝，碍于系统性保护，敢怒不敢言。

巴西劳工部一出手，等于帮他们出了口恶气。

愁的人嘛，自然就是那些症能量。

这群大儒不遗余力的辩经，理由大致两点：巴西劳工部想搞垮比亚迪、金匠集团犯事儿跟比亚迪没关系。

第一点就很弱智，稍微了解一下，也不至于胡说八道。

比亚迪十几年前，就在巴西卖车了，巴西是比亚迪最大的海外市场。

此次工厂的建设，去年4月份就已敲定，由当地州政府牵头支持。

就连巴西总统都在上个月，与比亚迪美洲区首席执行官，进行了会晤。

据估计，到2026年，比亚迪工厂将为当地，创造2万个直接就业岗位，更别提税收了。

就这，巴西凭啥要搞垮比亚迪，有病吗？

第二点更是蠢到没边。

且不说金匠集团，是比亚迪的全资子公司。金匠集团一出事，首先出来表态的，就是比亚迪，虽然正话反话都说了。

另外，比亚迪之前向澳大利亚，提交过一份反现代奴役报告，其中明确指出：

「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分包商，有可能与这些，现代奴隶制盛行的国家，或行业有联系。

这一结果强调，我们可能需要，与关键供应商，建立更多的合作关系，以确保他们，遵守有关劳动力的人权。」

也就是说，分包商出了人权问题，比亚迪是要负责任的。难道对巴西搞双标？

这些所谓的症能量，一脑子浆糊不说，侃侃而谈全是阴谋论、大局观，没有哪怕一句话，关心过工人现实的处境。

当然，民族企业嘛，做什么都是为了民族好，为其辩经，那叫为正义发声。

你看他们，又是公关、又是嘴硬、又是甩锅，多不容易，大家克服一下。

2024年11月24日，58岁的高三教师董昌清在宿舍去世，医院诊断为猝死。生前，他是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博达学校的一名教师，17年工作生涯里，有14年担任高三班主任。长年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的他，是很多高三班主任，尤其是民办高中老师的缩影。

出事

2024年11月24日，周日。位于黄冈市麻城市的民办学校博达学校正常上课。不过周日没有早操和早读，学生们可以比平常晚一个多小时到教室，赶上8点上第一节课。这天，有一点让学生们觉得奇怪，一直到第一节课结束，他们的班主任董昌清一直没有出现。平常，第一节课前，他会进班转一下，看下学生和教室的卫生情况。

一直到8点55分第二节课开始，这是董昌清的数学课，学生们还不见他的身影。到了9点15分，学校觉得异常，通知了家属，一起到董昌清宿舍寻人。房门打开后，他们看到董昌清趴在床上，一动不动。董昌清的院前急救病历显示，120到场后发现患者全身冰凉，口唇紫绀，四肢僵硬，已经死亡。医院诊断为猝死，死亡原因是“非创伤死亡”。

亲戚梁慧后来从学校那里了解到董昌清去世前晚的一些信息：11月23日晚上约10点20分，董昌清还曾去学生宿舍查寝，回到教师宿舍已经是10点40分。随后，他出去收了一趟衣服；这之后，他就在宿舍没有出来。在学校的值勤表里，梁慧看到，董昌清有时要到凌晨1点才能休息。

梁慧告诉本刊，为了方便查寝，身为班主任的董昌清一直住在学校教师宿舍。**董昌清58岁，据梁慧的了解，他的身体一直还不错，唯一的基础病是普通乙肝。**不过2024年暑假，他因为肛部糜烂做了手术。之后整个人逐渐消瘦，看起来胖胖的他肚子平了下去，双颊变得凹陷，熟悉他的人都表示“认不出来他”。手术是8月3日做的，当天董昌清的家人就联系了学校，提出让董昌清多休息几天，后面调去带高一，“他是要工作不要命的那种人”。

但请求并未如愿。董昌清在家只待了10天就回了学校。**像往年一样，他还是担任高三重点班班主任，兼带高三两个班的数学。**梁慧说，董昌清从2008年1月进入博达学校教书，累计工作的17年里，有14年都在带高三班。梁慧发给本刊的2024年秋季高三课程表里，董昌清每周课时量为32节。

考虑到那只是个小手术，梁慧和家人也理解董昌清爱站在讲台上，便没再对他进行劝阻。董昌清的一位亲戚说，他对于博达学校一直心存感激：十几年前，他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他在博达获得了岗位，用工资养活一家人。学校领导也跟董昌清说，学生基础不好，“你（带班）可以出成绩，没有你学生怎么办？”

出事前，董昌清偶尔也曾跟家人提起过，“感觉很累，总想睡觉”。他觉得自己可能是新冠后遗症，一直在跑步和跑操锻炼。身体发出的零碎的预警，也被繁忙淹没——梁慧告诉本刊，别人在小县城工作，中午可以回来吃饭，晚上5点下班，董昌清一个月才一次假，寒暑假还要补课。“我们根本见不到他。有时候跟他打电话，他就说忙，要听课评课，忙得连上厕所时间都没有。”同在县城的妻子也很少见到他，梁慧很心疼她，“不知道他们一年能见几次面”。

梁慧从董昌清的学生那儿得知，11月22日和23日那两天，董昌清提到过自己睡不着，计划到11月30日的那个周末，学校放月假，他去医院检查，他已经约好了医生。结果，第二天就出事了。梁慧说，现在董昌清的妻子每天哭，后悔没有主动带他去全身体检。梁慧告诉本刊，董昌清去世后，博达学校修改了规则，55岁以上的老师必须二人合住。

董老师

在新闻上看到董昌清去世的消息，博达学校2016届学生郑超大脑一片空白，“像被人打了一拳”。在郑超的印象里，董昌清身高一米六左右，声音浑厚低沉，不戴眼镜，虽然有些胖但人很灵活精神，和蔼亲切。“因为嘴巴大，班里同学还给他起过一个不好听的外号——‘蛤蟆’，他知道后也没有生气。”

在他历届多位学生印象里，董昌清都是一副充满活力、劲头十足的样子。2016年高三文科重点班的学生蒋科记得，董老师讲课很有激情，声音很大。上课拿粉笔写字，动作也非常“浮夸”，倾斜着身子，手伸出去，写得很用劲，“第一笔下去，粉笔断了一截，再接着写，疯狂写”。

梁慧说，教师一直是董昌清热爱的职业。他1966年出生于湖北黄冈麻城，大学毕业后原本在黄冈一所学校做了一两年教师，后来为了照顾母亲，他到麻城物资管理局做文秘。这不是他喜欢的工作，小时候梁慧时常看到董昌清皱着眉头，“他说他更擅长理科，比如数学，他说自己不被重用”。小儿子出生后，因为超生，董昌清被单位辞退，在老家街上开店卖光盘。这个生意持续了8年，直到电脑普及，光盘迅速被淘汰，小店难以为继。

2005年，董昌清决定重新当老师。梁慧记得，董昌清有段时间在准备普通话考试，会认真请教年轻人有些拼音怎么读，眼里闪着光。原本就有教师资格证的董昌清先去了麻城二中，当了两年代课老师。2008年1月，博达学校开办复读班，缺老师，董昌清就去了博达。

博达学校是一所十二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创办于2002年，是麻城第一所民办学校。彼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民办教育事业。之后，全国的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起。董昌清进入博达学校时，正是博达学校的上升期，学校不断开疆扩土，买地盖楼，两年内校园面积由38亩扩张到240亩，建筑面积由5000平方米扩大到3.5万平方米，成为“湖北省第二大民办学校”，还曾投资拍摄电视剧。2004年，《人民日报》以《不使一个学生落伍》为标题对博达进行了报道，文章提到，博达“不仅在麻城市家喻户晓，还吸引了周边的武汉市、安徽省金寨县、河南省新县以及黄冈等其他县市的160多名学生前来就读”。

在梁慧的记忆里，去到博达重操旧业的前几年，董昌清“开心得像个孩子，意气风发，他说自己终于干回了他的老本行”。董昌清的女儿也理解父亲，她在社交平台回忆父亲时提到，做生意那几年，父亲每天都是赔不尽的笑脸和弯腰，他（那年）高考数学满分120，他考119分，“他该是多擅长解数学题啊，能把他的本领技巧传达给一届又一届学生，他觉得很光荣”。

这种热情，近乎“理想主义”的程度。学生蒋科说，麻城最好的高中是麻城一中和实验高中，其次是位于乡镇的二中和三中，博达学校属于第三梯队，生源都是被公办学校挑剩下的。2013年中考满分700分，公立高中分数线约400分，蒋科只有370多分，只能去博达。“（来博达的）很多学生和家长都已放弃，都是无所谓的态度。”蒋科说，有些老师完全照着课本念，一节课下来黑板上一个字没有，教案都是旧的。

但蒋科记得，董昌清的课，黑板上满满都是板书，一节课擦三四次，学生们都是埋头不停地记笔记，一道题，董老师会讲难易程度不同的3〜4种方法，例题也是近几年的新题。高三一年，蒋科的数学成绩从60多分涨到110分。如果课间去办公室，别的老师工位前都没人，只有董昌清的座位前围了四五个同学，在排队等着问他问题，很多是其他班的。董昌清总是笑眯眯的。李娟是其中一个。在她眼里，董昌清是个懂得倾听的人，他总是耐心地听她说完思路，然后才指出她的误区，如果一遍没听懂，他会再讲一遍。

在学生们的记忆里，董昌清从未跟他们生过气，他让学生们主动喊他董伯，“感觉就像爸妈一样”。有些学生还跟他勾肩搭背，学生们会跟他开玩笑，说他讲课喷得前排都是唾沫，他也会跟学生们讲过年时他家的超市挣了多少钱。蒋科说，“董老师眼里有人”，他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他总是这么乐观，相信我们”。高三时，蒋科的成绩总差本科线20〜30分，他有些泄气，董昌清坚定地告诉他，你一定能考上本科，后来他果真考上了本科。

除了学习上的鼓励，关于董昌清的记忆，蒋科印象最深的，是大冬天董昌清给他们打开水。晚上宿舍停水，为了回去能泡下脚，学生们上课前会把热水瓶提到教室后面，等下晚自习后从教学楼接热水回去。教学楼的热水常常接几壶就要等待继续烧。为了给学生节约时间，穿着黑棉袄的董昌清会在自习时间从后门进来，一手拎两三个开水瓶，一趟一趟地跑。有时他还会在办公室用热水壶烧水，教室后面传来他“咕噜咕噜”灌水的声音。

沉重的负担

认真负责的另一面，是沉重的负担。“毫不夸张地说，他真的是我遇到的最辛苦的老师。”董昌清2014年复读班的学生陈美琳告诉本刊，工作之后，每次因为加班烦躁时，她偶尔还会想，不知道董老师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每天都是如此辛苦地围着学生的作息转的。“如果不是出事了，我真的想不到十年过去了，他还在带高三。”

这是一个高度精细化、忙碌的作息表，精细到学生吃饭睡觉到洗澡的分分秒秒：早上5点50分到操场跑步，之后早读到7点20分，上午四节课，下午四节课，加上晚自习一天11节课。三节晚自习并非自习，均由任课老师上课。在以通过苦学、靠题海战术提高成绩出名的黄冈地区，“这也不是稀奇事，都是这样子”。2024年刚刚毕业的李娟告诉本刊，除此之外，中午、傍晚还有下晚自习后，还会分别挤出50分钟、40分钟、1个小时的自习时间。

班主任的作息也跟着细致到极点。本刊记者获取的一张博达高中班主任的作息表显示：早上8点班主任进班检查学生，指导搞卫生；课间操时间任课老师要在班主任指导下负责课间安全；午餐班主任带队吃饭；午休学生到班，班主任必须查班到至少中午1点；晚自习前10分钟班主任查人，三节晚自习后的自习也由班主任负责等等。一名学生提到，学校对高三年级班主任的要求更为严格。蒋科说，教学楼离食堂很远，快走都需要5〜10分钟，还得排队，每次都是董昌清带着学生往食堂跑，“老师陪我们一起跑，一起吃，吃得比我们还快，吃完就追着我们喊，快点吃”。跑步时，蒋科兜里揣着巴掌大的单词本，排队时拿出来背。蒋科也养成了“狼吞虎咽”的吃饭速度，5分钟内解决一顿饭。

教学任务也很重。一位博达的老师告诉本刊，在学校，平均每个高中主科老师教两个班，副科老师带三个班，每周课时量在21〜28节之间，还不包含早读。学校高一高二半个月休息一次，高三一个月一次假。董昌清一周的课时是32节。除此之外，学校会定期检查老师备课本（半个月查一次）、听课本（一个月6次）、培优辅差、读书笔记等等；月底学校还要抽查学生作业，包括课时作业、练习本、长江作业本、试卷、听写本，逐一记载作业次数和批改次数，作业上必须有批改痕迹，要求教师每次在作业上写明日期，勾画对错，还要有学生订正的笔迹。不达标则扣除绩效工资。

博达学校一位高中老师于军告诉本刊，班主任还承担着许多琐碎的工作。因为生源不好，学生打架常有，打架会叫家长，如果次数多，会让家长带回家里写检讨，屡教不改可能会被开除。于军说这并非易事，“学校要求你严格，又要求不能打骂学生，很难把握尺度”。除了日常查寝，班主任一周一次进寝室查学生违纪，比如玩手机或打架，有时要到晚上12点多才能回宿舍。此外，老师每周有一天的课间值日，每节课下课去走廊巡查纪律和安全，还要拍照，包括楼梯间甚至厕所。另外，学生生病、家长沟通、学生管理等，班主任都要负责。

老师还有招生任务。黄冈一位民办学校的老师告诉本刊，为了扩大招生，每个老师都要招生，如果招不到，暑假就不能休息，得下乡跑招生，“宛如推销员”。

除了这些，作为重点班班主任的董昌清又有更多一层压力，那就是出成绩。因为生源不好，学校升学率一直不高。2024届高三有18个班，其中文科一个重点班，理科3个重点班，总共有800多个学生。博达学校2024年发布的高三补习生招生公告提到，2024年800多个学生里，只有109人考上本科，其中一本9人：3人单纯依靠文化分考上一本，另6人为体艺生。李娟说，100多个考上本科的学生里，有超过六七成为重点班学生。这意味着，学校的升学率基本都压在了4个重点班上。

蒋科说，除了吃饭时间外，董老师对其他时间抓得也很紧。蒋科读书时，董昌清的宿舍紧挨着他们班男生宿舍，早上5点，董昌清就会拿着水杯和毛巾，挨个走到学生床头，把他们拍醒，比其他班提前半小时。为此，蒋科宿舍都不会锁门，有时学生跟老师开玩笑故意把门抵住，董昌清也不会生气。中午午休，董昌清都是睡办公室。学生来找他，“他不在教室就在办公室，不是改作业就是在辅导学生”。晚自习后，董昌清会叫同学去办公室写题，给他们补课。蒋科提到，董昌清带的文科重点班通常是尖子生、艺体生和复读生的复杂混合，管理难度更高，一名学生记得，有个艺术生头发太长，董老师会用恳求的语气劝她，“你这头发要剪一下哦”。

丧失优势的学校

在博达学校学生的印象里，博达学校严格的管理制度，是逐年递加的。2014年在博达复读班（现在的文科重点班）就读的陈美琳记得，最初复读班只有10个学生，老师的管理压力相对较小。那时，学校禁止学生中午留在教学楼，必须回到宿舍午休，她时常在寝室看小说。晚上10点多下课后，同学们洗漱后都会睡觉，没有人会挑灯夜读。

到2016年蒋科念初三时，虽然学校仍然要求学生回寝室休息，但已经开始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会留在教室自习。寝室熄灯后，两个学生共用一盏台灯，夹在床头，再学习到12点。还有学生会学习到凌晨两三点，上下铺的室友能听到他写卷子的沙沙声和轻声默读的声音。而到2024年李娟读高三时，她甚至会牺牲晚饭时间背单词，靠书包里的一点零食充饥。李娟还记得班主任的教诲，“你们从小就落后了，现在不努力，以后差距会越来越大”。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本刊，民办高中的优势在于招生、管理、评价机制灵活，能够抢夺优秀生源和师资，并通过严格管理提高升学率。这几年，国家对于民办学校的资金、管理和招生提出更高要求。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顾秀林曾调研江苏某民办高中，他告诉本刊，2018年以后多个省市出台政策，要求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招生比例控制在5%以内，而民办学校的盈利主要在初中和小学，“有些高中只是在维持经营甚至亏本”。初中和小学业务收紧，导致民办学校经营困难，甚至倒闭。

在博达学校工作过的老师李长河印象里，博达学校早在2014年左右就已优势不明显。李长河说，2014年之前，博达一直靠高工资吸引全市的优秀教师，薪资是公办教师的两至三倍。他提到，那时博达初中成绩突出，学校还曾被黄冈中学授予“优质生源基地”的称号。2014年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公办学校薪资“每月到卡工资涨了1000多块”。而且，公办学校在社保、医保和公积金等方面缴纳比例较高，另外还有年度绩效工资。到2024年，李长河说，麻城当地的公办教师工资（含缴存账户）比民办学校总收入略高。如果评上了副高职称，那工资就更高。

博达的一位老师提到，现在博达的老师多数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有不少是在博达过渡，一边教书一边考公办学校编。博达学校是聘任制，一年一签。本刊获得的一份博达学校2024年工资说明显示，博达学校的教师薪资由基础工资、课时工资、教学和德育绩效及各类津贴等组成，指导思想是“多劳多得、优劳优酬、奖优罚劣”。于军说，教师流动性很大，他认识的老师，半年就走了5个，师资结构中以二三十岁的年轻教师为主，缺乏中坚力量和经验丰富的老教师。

像董昌清这样的年纪大的老师，经验丰富，但因为年龄问题，考去别的公立学校不太可能，反而成为学校师资的砥柱。于军说，离职老师留下的工作，需要其他同样科目的老师顶上，有些老师本来带两个班，最后需要带四五个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学校招到新老师，或者那个学期结束才行，久的要多带大半个学期。”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由于缺乏政府财政补贴，民办学校主要通过成绩提升来获取生源，教师负担也相应更重。这也是董昌清每年都必须带重点班的原因。

董昌清去世后，她的女儿在社交平台上写道，两人的微信聊天还停留在2024年10月23号。董昌清的生日是24号，她提前祝他生日快乐。但忙碌的董昌清又一次记错了，他以为是10月22日，已经过去了。董昌清去世后，很多人留言，讲述他们与董老师的相处，女儿才知道，父亲竟然是那么细致的一个人，会陪学生吃饭、喝水，开导学生，甚至帮孩子们选择大学、选择城市。“我跟我弟专业都是自己乱填的，我多么嫉妒他的学生。”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1期，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董昌清、储朝晖、顾秀林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记者李晓洁对本文亦有贡献）

此之谓“刺激消费”。

女权博主王慧玲（玲玲Peter和四只猫）多个平台账号遭到封禁。王慧玲的过往言论具有一定争议，不过有网友表示自己“更讨厌随意禁止别人说话的不受约束的权力”。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146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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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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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ECC 年度报告：2024 中国人权状况依旧恶劣，西方企业充当帮凶

2024 年底，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照例发布了中国人权状况和法治发展 2024 年度报告，结果显示，中国 2024 年人权依旧恶劣。然而，报告特别指出，大量西方企业参与其中，是中共侵犯人权的“同谋” (complicity)。

报告封面

CECC 主席史密斯 (Christopher Smith) 表示：“在今天发布的 2024 年度报告中，CECC 再次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对抗中国共产党…… 我们还严厉批评了那些与这些侵害行为有牵连的西方企业，包括那些使用被强迫劳动污染的供应链的企业。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能说：‘我们不知道。’”

具体来讲，西方企业协助中共侵犯人权主要在于“使用强迫劳动和协助中国创建大规模生物特征监控系统”。

比如，报告特别点名德国知名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 (Volkswagen)。委员会称，有明确证据显示：大众汽车不仅涉嫌违反《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进口规定，还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利用遭强迫的维吾尔劳工修建测试跑道。

报告还提及了西方公司的撇清责任的办法——“审计清洗” (auditing washing)。这一现象是指这些西方公司雇佣某些审计公司，然后这些审计公司宣称其认证的中国工厂与供应链不存在强迫劳动或其他侵犯人权行为，以此帮助这些公司撇清责任。比如，审计机构“洛宁-人权和尽责商务”（Löning Human Rights & Responsible Business）的一位审计师公开与一次审计报告撇清关系。然而，正是这份审计让大众汽车在 2023 年 12 月声称：“没有发现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或更为广泛的工作条件问题。”

此外，这份 317 页的报告和去年一样，再次谈及了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报告详细记录了中国当局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侵犯公民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公民社会）、法治、歧视、虐待和人口贩卖、工人权利、西藏、新疆和港澳等问题。

其中，报告在摘要中特别强调了六点问题：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持续发生的暴行。
工会权益活动人士所遭到的镇压，尤其是在过去一年中罢工和劳工抗议数量上升的背景下。
不断推进的对香港民主自由的瓦解，利用国家安全法监禁了逾一千名政治犯。
试图摧毁包括藏人、南蒙古人以及维吾尔人在内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行为。
在政治上被视为具有威胁性的公民社会组织和倡导活动上进一步加强控制，包括对宗教信徒和宗教社群的严厉打击。
恢复对朝鲜人的强迫遣返。

最后，该委员会表示，为了应对这些问题，美国国会提出了多项立法以制止这一情况，并表示会继续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

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俄罗斯媒体成功塑造中国互联网的俄乌战争叙事

2024 年 12 月 30 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穿越防火墙：外媒在塑造中国社交媒体俄乌战争叙事中的作用》，结论显示俄罗斯媒体塑造了微博上的俄乌战争叙事。

文章封面

该研究首先收集了俄乌战争初期（2022 年 2 月至 4 月）微博上与此相关的 43 万余条帖子。研究者与其团队首先使用预训练 BERT 模型从庞大的微博数据中识别出 2,183 个主要叙事（narratives），然后对比分析来自中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约 10,000 家新闻网站的 826 万篇报道，以评估微博叙事在不同媒体生态系统之间的对应关系、首次出现时间以及影响力传播轨迹。

这一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中国数字审查体系是否使微博用户对国际时事的获取几乎完全依赖官方媒体。

结果发现，俄罗斯新闻网站在与微博叙事相匹配的数量上占据主导，而中国新闻网站仅有约 10% 的微博叙事与之高度关联，甚至仅有 5% 的叙事最早可追溯到中国网站。此外，俄罗斯媒体对微博舆论的整体影响也显著高于中国媒体，其对微博舆论的“引导力”占比高达近八成。换言之，尽管中国的数字审查制度被普遍视为“防火墙”，但该研究显示，微博上与俄乌冲突相关的信息并非仅由中国官方媒体“把关”，而是受到外语媒体（尤其是俄语媒体）的显著影响。研究者指出，这一结果与传统的“信息孤岛”假说并不完全吻合。

最后，作者表示：“总体而言，这些结果表明，尽管中国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但中国民众在数字领域并未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绝。中国国家媒体并不是国内观众了解外交事务的唯一守门人。我们的研究结果还强调，英语或纯粹西方导向的视角可能会导致人们误以为中国在数字领域是孤立的。考虑到其他语言和背景，很明显，在中国境外流传的叙事也出现在中国互联网上。”

三、维权网：十二月中国新增41名良心犯

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维权网于12月31日发布了十二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根据该报告，维权网上期名录中的44人已被刑满释放或取保获释。本期获悉有2名良心犯在狱中被迫害致死。并获悉有被羁押的3人被判刑，9人狱中有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被精神病/强迫失踪3人以及38人被判刑，共计41人。被捕的主要原因是维权上访，参加宗教活动，以及参加民主人权活动等。

1、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及取保获释的44人的名单：

白彦宾、卞丽训、常秀娥、陈淑琴、杜志俊、

范一平、何庆云、胡德元、黄爱华、江笑容、

金永新、靳玉玲、景润茹、寇爱梅、李萍、

栗静、 林国兰、刘淑萍、刘嗣祖、娄亚红、

马庆霞、梅新英、潘冬梅、任桂芬、孙淑杰、

汤芳琼、王红、 王卫真、吴玉娟、夏忆林、

徐建鑫、袁王柱、袁文格、曾永昭、张凤莲、

张美玲、张宪、 张小荣、赵常碧、卓顺珍、

江贤俊、訚爱梅、段振伟、曹培植、

2、羁押人员3人被判刑：

7年：董郁玉、

4年6个月：张忠顺、

2年6个月：宋泽、

3、被刑事拘留、被精神病、强迫失踪3人：

李宜雪：江西维权人士，女。李宜雪女士维权事件源于其在2022年4月14日遭派出所辅警猥亵，并在向警方指控后，竟然被警方送至江西省精神病院强制入院56日的事件。2022年12月21日，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发通报回应，认定涉事辅警赖某吉不存在猥亵行为，并指李宜雪在2022年4月中先后4次在公共场合扬言自杀、自称患有抑郁症、难以入睡，丁公路派出所因此将其送至江西省精神病院，医院诊断后收治入院，民警也于当日通知家属。李宜雪后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为由起诉江西省精神病院，并在网上曝光遭遇、发视频回应通报。2022年12月6日，诉江西省精神病院案一审开庭，庭审约两个小时，法院宣布择期宣判。2024年12月14日，李宜雪发布两则短视频称西湖分局筷子巷派出所所长带十余人闯入家中并破坏门口监控设备，此后李宜雪失联，引发网民持续关注。西湖区委宣传部12月17日通报称，当地小区此后每日上门关心，李宜雪一直在家中。大批中国大陆网民尝试多种方式联系李宜雪未果。2024年12月22日，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西湖区南浦街道办事处发布通告称，12月13日夜间北京安定医院3名专家（另5名民警、1名小区干部陪同）已在协商后上门到李宜雪家中为李宜雪鉴定，并与李宜雪父亲谈话，12月21日北京安定医院作出李宜雪患有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鉴于李宜雪当前病情，22日已将其送诊。上述公告并未打消公众质疑，相反，大陆民间舆论对中共当局再次强制将李宜雪关进精神病院一事表达强烈的不满，谴责之声一夜之间如海啸一般。

多杰旦仁：藏族，他是位于青海果洛州久治县的多杰旦民族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多杰旦仁波切于2024年11月初被失踪，中共当局警告当地僧俗民众不得谈论他被失踪情况和传送他的开示视频等。多杰旦职业学校有1300多学生，藏人开始担心这个职校的命运。

刘汉斌：重庆自媒体人，网名：文艺犯。2024年11月27日，刘汉斌因公开声援内蒙古清河县失地农民维权，被内蒙古呼和浩特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跨省抓捕，并被刑事拘留，目前关押在呼和浩特市第一看守所。律师提出取保候审的请求，于2024年12月6日被呼和浩特警方以“案件重大复杂”为由拒绝，并且限制律师的正常会见权利。刘汉斌是一名长期关注社会问题、敢于揭露真相的自媒体人。他通过个人平台记录和揭露中国基层社会的不公现象，特别是失地农民的困境。此次事件的起因是刘汉斌公开支持内蒙古清河县失地农民的维权行动，揭露当地政府强行征地、补偿不足等问题。这些失地农民多年来上访未果，甚至遭到地方政府的暴力打压和非法拘禁。

4、本期新增被判刑的38人名单：

16年：帕尔哈提·吐尔逊（维）、

10年：任建平、毛丽旦·依拉吾冬（维）、李卓忠、廖燕琼、

9年：杜秀艳、

7年9个月：邹家成、

7年6个月：陈敏、

7年：高晓颖、张秀芳、赵家贤、

6年9个月：林卓廷、

6年6个月：彭卓棋、李秀珍、

6年1个月：钟锦麟、

6年：姚锡锐、

5年：谢育军、

4年6个月：丛伟、

4年：杨秀花、黄邵溥、王建、

3年6个月：李孟君、刘春华、

3年3个月：李春丰、

3年：段桂秀、张旭、金宝存、杨淑玉、

2年10个月：杨洁、

2年6个月：张淑杰、赵鸿娥、

2年：朱亚梅、

1年9个月：王改梅、

1年6个月：杨毓萍、

1年4个月：杨美华、

1年：孙超、李俊飞、苑俊丰、

5、本期获悉狱中被迫害致死的2人名单：

王忠实、姚静娇、

截止发稿为止，中国目前共有1651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11人，无期徒刑18人，有期徒刑1387人，刑期不明24人，羁押未判235人，另有大量人员 “被精神病” 和强迫失踪并未完全记录在内。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请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4年12月31日）第111期（共1651人）》

此外，我们还需要关注的有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对于中国劳工权利的追踪报道。十二月份中国发生了安全事故0起，工人集体行动166起，工人求助36起。

CDT编者按：2023年12月，有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医生在美国纽约逝世，享年95岁。2024年12月30日，自由亚洲电台旗下的中文新闻杂志歪脑（WhyNot）采访了与高耀洁有过交往的防艾公益人士，回顾他们近年来所遭受的压力和人生轨迹。文章作者为丹木。本文是节选，点击这里访问歪脑阅读原文。CDT转载保存过多篇来自歪脑的文章，点击此处查看。

2023年12月10日，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医生去世。12月19日，她的葬礼在纽约近郊芬克利夫公墓举行，约200人冒雨参加了葬礼，其中包括她的亲属、与她一同从事艾滋病公益或晚年照料帮助过她的志愿者、人权律师、学者、媒体人、她治愈过的患者家属等。

这个出生在山东曹县、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并缠足的地主女儿，熬过了战乱和文化大革命，成为在河南颇有声望的妇科医生，1996年，已经退休的高耀洁在一次会诊中发现患者由于输血感染艾滋病，意识到血库可能被污染，从此走上揭露中国艾滋病血祸、防艾和救助艾滋遗孤的道路。

当人们在纪念和缅怀高耀洁时，另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她揭露这场公共卫生灾难后受到的打压：她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儿女遭到株连，最终不得不在耄耋之年出走美国，再也不能回到故土。

本文采访了几位从世纪之交开始参与艾滋病公益、并与高耀洁有过交往的人，他们所遭受的压力以及之后的人生轨迹，也是中国社会环境变化的缩影。

胡佳的防艾经历：软禁、毒打、被旅游

高耀洁去世的消息传出后，一位外媒记者试图寻找胡佳——这位从艾滋病公益事业开始逐渐走上异议之路的人权活动家，是高耀洁生前最器重的工作伙伴和晚辈之一。

然而胡佳迟迟没有回复，他沉浸在极度悲伤之中。不仅仅因为高耀洁的去世，更因为他处在国保严密的监控下，无法亲身向这位平生最尊敬的前辈道别。

胡佳与高耀洁最初相识，是在2001年。那一年，胡佳偶然了解到艾滋病正在河南农村蔓延，于是从环保志愿者转向艾滋病工作。年底，他和同伴通过电台募集到保暖衣物等物资，准备捐赠给艾滋村的贫困家庭。

运送物资的卡车被大雪困住，胡佳和同伴在12月24日乘火车先行到达河南。白天，他们在漯河市下车，探访艾滋病人，胡佳第一次见到骨瘦如柴、濒临死亡的艾滋病感染者。“我握着他的手，有一瞬间感觉自己变成了那个垂死的人，透过他的眼睛，看见了站在床前的我，”——胡佳至今仍忘不掉那一幕。午夜，胡佳和朋友们走在上蔡县街头，他们看见一辆送葬的车，车上一身白衣的女人无声地哭泣，宛如幽灵。

圣诞节当天，警察突袭了他们入住的宾馆，将他们软禁四天，并销毁了照相机的全部胶卷。

和警察一起来的，还有一名当地负责艾滋病防治的官员。被软禁的几天里，警察和官员轮番恐吓他们，毫不掩饰对记者和NGO的厌恶与恐惧。“真的是‘金句’频出”，胡佳嘲讽道。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些政府官员的话：“非政府组织就是反政府组织……我们防火防盗防记者”。他们勒令志愿者把物资交给政府分发，因为“必须让老百姓感谢共产党”。

[…]

村民成刚：“在我眼里，每个生命都是刻骨铭心的悲剧”

记者找到了曾经协助胡佳等人的村民成刚，他介入艾滋病救助工作，是因为他的第一任妻子也感染了艾滋病，感染者和家属通过正常渠道向当地卫生部门官员反映，官员只是说：“谁让你们去卖血？”

成刚不愿回忆前妻的死亡，记者提及艾滋病时，他做了一个“嘘”的手势，以防有人听到。他甚至记不清一些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份，“巴不得丢掉那些记忆”，他说。

为了替患者和孤儿寻求帮助，成刚带着微薄的打工收入去寻找媒体，但没有媒体愿意报道，他又找到了北京的NGO，此后，他成为了NGO在河南的合作伙伴。成刚负责协助志愿者进村，救助艾滋孤儿，并写下艾滋病村的真实情况，其中一部分甚至在中国疾控中心下属的媒体发表。

这些工作为他惹来了麻烦，一次，他用笔名发表的作品被当地官员看到，官员到村里来打听，成刚假装什么也不知道，问道：“找到这个人怎么办？”官员答道：“抓了撂监狱里去！”成刚吓得赶紧逃离，“鞋子都跑掉了”。为了逃避骚扰和追捕，他露宿过田野、坟地，一度跑到北京，借住在NGO工作的朋友家。

后来，成刚写下的故事被集结成书。他统计了本村2000-2005年死于艾滋病的298人的姓名、性别、死亡时间和年龄，详细记录了部分人为了盖房子、娶妻卖血，最终死于艾滋病的故事，他写道：“对于国家，他们也许是数字，可是在我眼里，每个生命都是刻骨铭心的悲剧。”

这本书注定无法在中国正式出版，只能由公益机构印刷，储存在民间社会研究机构传知行的仓库里。然而，2014年，传知行被查抄、关闭时，这些书也作为“非法出版物”被没收。

如今，时过境迁，成刚也不再“对抗政府”。他开了一家店铺，重新结婚生子，成为了小康之家。他仍然关注着过去并肩战斗的人们，除此之外，他不再过多关注公共事务。

[…]

李喜阁也已经销声匿迹很久，她曾经是中国最著名的艾滋病感染者之一，频繁地参加上访、应NGO和北京高校邀请赴北京讲学，甚至在2005年12月世界艾滋病日期间，登上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栏目和北京新闻台“人生热线”节目。2006年，她到卫生部上访，被原籍公安局刑拘，取保候审后仍被软禁。

李喜阁（右）与高耀洁的合影（爱知行网站）

2009年后，网上关于她的消息越来越少，现在也几乎没有人能够联系到她。根据多个信息来源提供的消息，她与政府的关系有所缓和，回归了平静的生活。

胡佳有时候会想念李喜阁的二女儿琳琳，当年，他曾经认琳琳做干女儿，李喜阁带女儿到北京治病、上访时，胡佳的母亲主动提出邀请她们到家里吃饭，毫无恐惧与歧视。“琳琳已经是成年的大姑娘了，不知道结婚了没有，”他自言自语，当他提到琳琳或许只能和艾滋病感染者结婚时，语气又充满了遗憾。

李丹：寻找温和的空间

李丹（左一）与高耀洁的合照（受访者提供）

随着河南农村艾滋病问题逐渐解决，以及中国政府对民间组织的不断骚扰，当年关注艾滋病议题的志愿者们四散天涯，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有人选择了淡出社会活动，有人将议题转向人权和民主化问题，也有人选择更加温和的公益活动。

李丹曾经是与胡佳一同工作的志愿者，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硕士阶段研究太阳物理，2004年，他决定放弃学位，成为全职志愿者，创办了NGO“东珍纳兰”，东珍的北京办公室与亚洲促进会合作成立了“惟谦艾滋法律中心”，协助艾滋病患者维权，并开展引入国外防艾经验、高校艾滋巡讲等工作。河南办公室则致力于救助艾滋孤儿，在商丘市开设了东珍艾滋孤儿救助学校。

2008年惟谦的一份特刊记录了东珍孤儿学校遭到骚扰的情况：商丘市本地活动家因协助开办学校、接受外媒采访而被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刑拘，当地政府“每天派便衣警察跟踪员工出行、派人深夜闯入东珍员工宿舍进行恐吓骚扰……由便衣警察或雇佣村民对员工进行抢劫和殴打。”由于当地政府的压力，学校最终停止运营。

河南工作结束后，李丹开始致力于对高危群体进行艾滋病防治宣传，但在2011年，他发现这个议题很难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于是转型从事文化工作，尝试开办公共空间、举办活动，为NGO和文化领域工作者提供连结的机会。

李丹本人保持着温和的作风，但2014年后，随着国内空间收紧，他的事业还是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公民社会的人不是出国，就是坐牢”，他说。2019年，他的公共空间关门大吉。他觉得，现在看来，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至少不必在疫情期间浪费房租苦熬。

时至今日，李丹仍在国内的审查体系之下从事文化策展工作，致力于举办女性艺术展和国际文化交流。不过，由于网络环境的变化，即使是这样的活动，也难以避免“小粉红”的攻击。2023年底，他的活动被小粉红视为“煽动性别对立”和“勾结境外势力”，遭到一场严重的网络暴力。

（节选）

训诫书是指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做出训诫罚的行政处罚的一种法律文书，训诫罚亦称申诫罚、精神罚，是指行政处罚主体对违法行为人所作的谴责与告诫，防止其继续违法的一种处罚措施。

这种极为常见的法律文书，在2020年1月3日之前，还从没有一份引起过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医生在武大班级群“吹哨”，上传了一份带“SARS冠状病毒”字样的检验报告及视频。当晚，消息传遍整个武汉医生圈。

消息发出后的第三天，即在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帖称，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

2020年1月3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街派出所对李文亮在微信群发表有关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不实言论作出了训诫。

训诫书是这样记载的：

你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社会秩序。你的行为已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治安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

答：能

我们希望你冷静下来好好反思，并郑重告诫你：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你听明白了吗？

答：明白

这份训诫书在网上曝光后，迅速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哨音被制止，世界性灾难降临了。

2020年2月1日，李文亮通过微博宣布自己确诊感染新冠病毒，5天后去世。他的微博也由此定格在2月1日这天，但是下面的评论没有一天间断过。

2020年2月7日，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2020年3月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追授李文亮“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2020年3月19日晚，武汉警方通报李文亮事件处理情况，决定撤销对李文亮的训诫书，并向李文亮家属致歉。对李文亮医生被训诫一案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

2020年4月2日，李文亮被评定为烈士。

《史记 · 医者李文亮列传》

李文亮者，辽西人也。少时，文亮不喜人情世故，遂立志负笈南方。将及弱冠，金榜题名，入国立武汉大学，修杏林悬壶之术。

珞珈山下，长江之畔，学海七年，学业大成。文亮乃往南方，执业厦门。凡三年，复回鄂府武汉，入中心医院，操明目之技，兢兢业业，惠人多矣。

己亥岁末，文亮示警于同学群内：吾院收治七例病人，疑患恶疾萨斯，皆源华南海鲜市井者。顷之，警示泄于网。有司曰：此谣也，当惩。文亮遂困，先遭中心医院监察科约谈，复遭辖区派出所训诫。

未几，执业中遇一病患，文亮为病毒所袭，始干咳，旋发热，疑为病毒性肺炎，卧床矣。

数日后，廷公开议之，有院士名南山者，乃医界翘楚也，语国人曰：此似萨斯，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可人人相传，已有多名医者中招，敢不慎欤！

举国皆恐。顷刻，群情惊惧，口罩热销，人人蒙面，处处禁足。当此时也，鄂府武汉封城，隔断出入；四海之内，农村堵塞道路，城市关闭小区，全民动员，共防新冠病毒。然为时稍迟，五百万鄂众已迁徙回乡过年，庚子新春佳节，遂成传播之势于天下，家中渡劫至元宵节。

然新冠病毒羽翼已成，灭之难矣。举全国之力，借科技之能，倾中西之技，仍呈僵持之态。

至此，世人方知文亮示警之功，被训诫之冤，誉之为“吹哨人”。此时，文亮正挣扎于病榻。有访员相询，文亮曰：真相比平反更重要，健康的社会不应只有一个声音。

恰在此举国战“疫”之攻坚时刻，文亮病情转重，危在旦夕。消息传出，网民皆唏嘘流泪，一夜数惊。更有数以百万计网民，彻夜不眠，在线守候祈祷，冀望诚心感动上苍，文亮转危为安。然万众用尽移山心力，仍难留文亮。庚子年正月十四凌晨，文亮逝矣。元宵佳节当前，真心英雄不在；新冠病毒未灭，“吹哨之人”已逝，悲夫！

初，文亮遭有司训诫，训诫书曰：若不思悔改，违法不已，必有严惩。文亮答：明白。是非颠倒，有甚于此者乎？

太史公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道不仁，为众人抱薪者常常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常常困厄于荆棘。又云，情深不寿。不仁之天地，谓谁也？医者文亮，情深之人乎？为众人抱薪者乎？

距离我们第一档普法栏目“法治的细节”开播迄今已经过去整整7年，栏目几经波折却也留下了法治组小伙伴们最经典的普法作品，那句“法治中国不在宏大叙事，而在细节雕琢”的Slogan也因为同名畅销书而深入人心。

转战“法治理想国”后，我们重拟“在行动中追逐理想，在理想中获得力量”作为新栏目标语，也表达出重新开始的信念。

2024年过去，我们书写过的法律评论不少，在这些具体案件的讨论中，我们时常感受法治的挫败，却也总能重获信心。想起徐震宇老师在《正当法律程序的早期发展》后记里的那句，“我们都是脆弱的凡人，在世间努力去做一点点美好和正义的事，有时成功，有时失败”，这何尝不是我们共同的心声。

所以在2025年到来时，对过去一年我们关注过的重要法治事件做个回顾，也再次表达追逐法治理想国的信心，还是法治之光常说的那句，惟愿法律人的努力可以让“正义如滔滔江水滚滚而来”。

一月

被骂牲口的城管和“无买卖就无伤害”的营商环境

2024年伊始，一段河北省邢台市某裁缝店主与城管人员发生口角的视频传遍全网。视频中城管首先是要求裁缝店主拆除贴在玻璃门上的广告，裁缝店主告知，因为此前已被通知不能在玻璃窗和门上张贴广告，自己就将广告做成标牌悬挂在屋顶。但执法人员认为，挂在屋内的广告还是能被看到，仍旧要求店主配合摘除。店主反复强调，如果没有广告，自己的生意将无人问津，而城管所说的门头只是标明了营业执照，根本无法标示出店里的经营范围。在数次申辩无用，执法人员依然强行要求裁缝店主摘除店内那张作为标牌的纸张后，店主忍无可忍地骂出，“我今天就不摘，就要把这个牲口揪出来”。

其实此前也发生过不少同类案件。云南某商家在开业时在门口摆放花篮，执法人员被认为属于占道经营；海南某地一超市经营者的孩子在店铺门前的桌子上写作业，执法人员将桌椅没收，这些案件中，执法人员的理据都是所谓“市容市貌”。但此类案件频发其实已说明，所谓“市容整治”因为界限模糊、标准未定，已渐渐沦为一种口袋罪，也为实践中行政机关尤其是城管部门粗暴执法、僵化执法，甚至选择性执法提供了正当性庇护。

此外，邢台裁缝店视频同样折射出当下很多地方营商环境的镜像：一方面各地在今年密集性出台各种提升营商环境的政策；但另一方面，不仅诸多与营商环境塑造互相抵牾的制度性障碍难以被摈弃清除，实践中也屡屡可见执法人员对小至小商贩，大到都颇具规模的民营企业的刁难。所以，如果当地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还只是停留在口号上，并未落实于具体的立法和执法，地方经济大概就真的只能如店主在视频里负气时所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的两败俱伤。

三月

邯郸少年杀人案：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是恶魔？

2024年3月，邯郸市三名初中学生杀害同班同学的消息引爆全网。因为被害者和加害者都是不满14岁的未成年人，加之三名未成年人的作案手段相当残忍，在杀害年仅13岁的同班同学后将其埋尸于家附近的塑料大棚内，所以案件曝出也再次引发公众和法学界人士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思考。

面对近年频发的未成年人犯罪，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了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如果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行为，同时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对于特定犯罪，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就应当负刑事责任。而本案在曝光后，最高检几乎是光速核准了对三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追诉。也就在刚刚过去的12月30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其中被告人张某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人李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马某某依法不予刑事处罚，但由相关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依法决定对马某某进行专门矫治教育。案件的主犯可说得到了重判。

邯郸少年杀人案引发的热议，不仅在于这又一起未成年人恶性杀人案件，还在于本案中的施害人和受害人无一例外都是留守儿童，故本案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如何重新审视现行教育模式和城市管理制度的缺失，如何确保孩子学到如何真正的尊重生命，尊重他人，如何确保那些未成年孩子在成长的最关键时刻，不会被迫与父母分离，能够获得正常的情感关爱和引导教育，而不至再成为一起起恶性案件的加害者和受害者。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之觞，也需要所有人的关注，毕竟我们要创造出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孩子的未来。

四月

禁售冥币纸钱？到底是迷信还是民俗？

2024年清明将至，南通市民政局与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名下发一则通告引发全网热议。这则名为《禁止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通告》指出，全市范围内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制造、销售冥币纸钱、纸扎实物等封建迷信殡葬用品，否则要被处罚甚至承治安处罚责任。

南通市通告的上位法依据首先在于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第17条“禁止制造、销售封建迷信的丧葬用品”。但何为“封建迷信”，法律并无统一定义，即使是《殡葬管理条例》也对此未做任何解释。而且，迷信和民俗往往难以界分，有些活动和行为即使最初带有迷信的色彩，但伴随时间演进也早已成为民俗民情。焚烧冥币纸钱也与此类似。也正因为焚烧冥币纸钱、纸扎实物更多代表的是习俗和文化，代表的是公众绵延千年的祭奠仪式，南通市的这纸禁令才会引发如此的舆情喧嚣。如果只是为倡导文明祭祀，扭转不良风尚，政府完全可通过鼓励、指导、宣传、建议、奖励等柔性方式达成目标，而简单粗暴地禁止公众焚烧冥币，甚至一刀切地处罚制造、销售冥币的商户，除了使法律规定与大众认知互相悖离，还会导致对于信仰自由在内的私人生活的粗暴干预。

五月

青海一法院庭审疑似被微信“远程遥控”：司法如何能现场唱双簧？

2024年5月12日，一则青海省天峻县法院庭审案引爆媒体。事发当日，该县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涉嫌寻衅滋事的发回重审案件。在休庭后，辩护律师路经审判席时发现主审法院的电脑界面显示，此案原二审法官，海西州中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和天峻县人民法院院长似在利用微信群实时遥控指挥法院庭审。当律师发现此事并拍照取证后，即遭到十多个法警围堵。又在律师要求出庭检察官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无果后，律师报警。警察出警后依法扣押、封存了合议庭成员使用的电脑主机。这则新闻在网络迅速发酵并被律师群体大量转发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5月13日迅速做出回应，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该则通告将引发舆情的责任全部推至案涉律师身上。

根据《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其中当然也包含上级法院的干涉。所以上下级法院之间，并非如行政机关一样属于领导关系，而是监督关系。之所以规定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是监督而非领导关系，又在于对“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履行审判职责”以及“两审终审制”这些诉讼基本原则的维护。如果在下级法院庭审时，上级法院可以随时在线发布指令，并主导案件的审理，二审基本上就已经缩减为一审，两审终审制也将毫无意义。所以这则案件引发的问题就在于：法院自己是否真正将“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履行审判职责”、“两审终审制”和“审级独立”这些诉讼的核心法则奉为圭臬，并真正贯彻落实于个案审判中？

七月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二审稿值得肯定，也让人有更多期待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在2023年9月首次公布于中国人大网，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就引起巨大喧嚣。在2023年9月30日征求意见截止前，共有99375人在中国人大网上留下125962条意见，由此创下近三年法律修改参与人数之最。2024年7月，该草案二审结束，中国人大网也将二审稿全文公布于网上，并再次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

在二审稿中，曾引发巨大争论的一审稿第34条第（二）（三）项“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被修改成，“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宣扬、美化侵略战争、侵略行为的服饰、标志，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此外，一审稿有关生物信息提取，以及“侮辱、谩骂警察”属于妨碍警察执行公务等条款，在二审稿中同样被大幅修改和删除。这些都值得特别肯定。二审稿的修改说明，民众关切立法修改，且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表达意见，而官方又对此作出积极回应，这本身就已是法治的进步。但二审稿中未被涉及的问题同样不少：例如总则中缺少对违法未完成状态（未遂、预备等）减轻或不予处罚的规定，缺乏对主观故意过失的要求，作为最重处罚类型的行政拘留未被纳入听证范围，甚至是除未成年人外，被处罚人违法记录的封存乃至消除等问题，二审稿同样没有涉及。这多少还是令人遗憾，也让我们对之后的再审怀有更多期待。

七月

油罐车混装食用油：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毒奶粉？

2024年7月，《新京报》曝出一则耸人听闻的新闻。一些油罐车在卸完煤制油后，未对储存罐进行任何清洗就直接装上食用油继续运输。煤制油中包含大量化工液残留，在混入食用油后对人体所造成的侵害不言而喻。

本案连央视网评论都说，这已经远非一般的食品安全事故，其本质就是投毒。从刑法角度，“形同投毒”的混用油罐的行为的确已构成《刑法》第144条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又根据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在运输、储存等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的”，也按照刑法中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论罚，而此罪最高甚至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此次油罐混用案的出现已不再是简单的食品安全事故，其对公众健康的漠视已严重挑战公众底线。对于这类案件的处理，法律当然需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对于涉事的当事人，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也当然应受到法律的严惩。但这个极端案件的发生，同样需要我们反思行政监管责任的缺失，在追究肇事者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同时，也需要彻查在此过程中那些疏于监管，甚至是被利益俘获而放任违法发生的行政机关责任人员和主管人员。希望彻查能带来真正的改变和行动，也希望“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毒奶粉”只是网友戏言，而不会再继续成为公众心中无法消散的阴霾。

七月

中国人民大学性骚扰事件，为何不能仅仅是师德问题？

2024年7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王迪在网络平台实名举报博导王贵元性骚扰。7月22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发布情况通报，称举报情况属实，涉事教师被开除党籍，撤销教授职称，解除聘用关系，并将问题线索依法反映给有关机关。事情曝光一天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人民大学的快速响应和重视程度，体现出学校对于师德师风失范问题的零容忍。

本案快速解决依赖于两个条件：第一，举报人提供了录音和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这为调查提供了基础，不至陷入师生各执一词的“罗生门”；第二，网友纷纷转发并声援受害人，要求学校给予公正处理，所以围观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过去几年，性骚扰问题获得公众广泛关注，高校和职场作为性骚扰发生的重灾区也都进行了相应的规范建构。人民大学在通报中称，性骚扰攸关“师德师风”和“育人环境”，但高校性骚扰绝不仅仅是师德伦理问题，它已经延展为人格权的法律问题，因此也会涉及包括民事侵权、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责任。人民大学对这一事件的迅速处理反映出，随着社会公众对性骚扰问题的讨论，人们对性骚扰的认识更加清晰，对性骚扰的容忍度也在不断降低，而明确的反性骚扰立场也将带来职场关系和两性关系的改变。

令人欣喜的是，本案中的受害人在网络公布案件事实后，几乎再无人指责被性骚扰的一方未作出强烈的反抗。公众不再苛求“完美受害人”何尝不是近年女性主义叙事不断获得表达的胜利。也因为对女性权利保护观念的高扬，今年12月在山西曝出女硕士因精神异常离家被某村村民带至家中，并与其生育子女的新闻后，当地公安机关迅速展开调查，并对涉案人员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在一个高度折叠的社会，女性主题总是丰富又复杂，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走在了直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路上。

九月

做法事被控诈骗：个人有迷信的权利吗？

2024年9月，一起因“做法事”而被控诈骗的案件在广东湛江市坡头区法院开庭审理。检方指控称，陈某贵、陈某华在湛江市区从事封建迷信活动，并通过虚构做法事为逝者招魂超度而骗取他人财物共计86800元。庭审中，“做法事为逝者招魂、超度”与“不做法事会使逝者魂不附体、影响子孙”等，是否属于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成为控辩双方论证的焦点。

根据我国刑法，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包括：诈骗者有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进而作出财产处分的欺骗行为；欺骗行为必须使对方陷入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了财产；诈骗者取得了财产，而被骗者则遭受了财产损失。如果仅依据迄今已曝出的案件事实，即案件所涉及的被害人也都表示并不完全相信封建迷信的说法，聘请被告人“做法事”，也只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达成的市场交易，那么本案似乎就不构成诈骗，因其欠缺当事人因行为人的诈骗行为而“陷入错误认识”这一核心要件。

本案之所以引发公众关注也在于，封建迷信和民俗民风往往难以界分。有些活动和行为，即使最初带有迷信的色彩，伴随时间演进，也已成为民俗民风。如果将基于民俗民风的“封建迷信”活动都作为诈骗行为予以刑事打击，刑法就彻底突破了其理应谨守的谦抑性。《刑法》适用的复杂，还因为其背后存在一个始终悬而未决又充满争议的问题：公民有迷信的权利吗？即使公民为封建迷信所惑，从事一些愚昧且未开化的行为，国家有干预的权力甚至义务吗？这些干预权力的界限又在哪里？

十月

如何看待《民营经济促进法》：平等对待就是最好的保护？

2024年10月10日，《民营经营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布，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全文共九章七十七条，围绕民营企业的平等对待、促进发展、规范经营和保护权益展开。为民营经济立法，本身就是法治建设的大事，这也说明法治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意见稿的第七章，尤其谈及权益保护。规定包括企业的名誉权、荣誉权以及经营者的个人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等权益不受侵犯；限制人身自由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必须严格遵守法定权限、条件和程序进行；禁止利用行政、刑事手段违法干预经济纠纷；规范异地执法行为。

正是这些常识性的宣告，引发公众热议，而宣示性立法也说明，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已经到了需要重申基本信念的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部立法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现实问题，将直接决定市场的信心。所以，对于“促进法”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让促进的目标本身不会落空，实实在在地解决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仅仅是宣示态度，并不能给市场带来真正信心。而且，民营经济所需要的也并非法律上的优待，而只是平等对待，即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对民营企业的发展的经营，法律尽可能明确，少捕慎诉，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合理预期。

十二月

“远洋捕捞”接连被痛批，为何仍屡禁不止？

2024年12月16日，国务院举行了以“加快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的专题学习会，披露2025年国家将开展涉企执法专项行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稳预期强信心。在这次学习会后，“国务院关注罚没收入异常增长、禁止远洋捕捞、跨境执法”等词条再次上了热搜。这无疑释放出国家要对近年频发“远洋捕捞”等违法执法现象进行严厉整治的信号。

近年来，公安机关异地抓捕民营企业家，查封、冻结，甚至划转外地企业家及其个人财产的案件时有发生。其中部分案件因为明显有逐利执法之嫌，且跨越了刑事案件的地域管辖，因此被坊间戏称为“远洋捕捞”。远洋捕捞的首要原因同样是趋利性执法。公安机关在没有明确刑事管辖基础的情况下跨区甚至跨省进行刑事立案，无非就是因为此类案件可能涉及没收数额巨大的违法所得，或者判处数额巨大的罚金。从被曝出的案件看，实施“远洋捕捞”的刑事司法机关大多来自内陆和边远地区，而被捕捞的大多又是江浙沪广东福建的民营企业，所涉及的案由主要为网络传销和网络赌博案件。这就是杭州九堡派出所甚至发布通告称，“外地公安不得非法入企办案……如发现杭州市以外的公安机关，在没有本地民警陪同下，非法入企办案的，请立即110报警”。远洋捕捞的泛滥甚至在年末演变为，执法部门跨省抓捕海棠文学城的耽美作品作者，迫使这些作者为免牢狱之灾四处筹钱，以应对高额惩罚和争取缓刑。

为抑制“远洋捕捞”和趋利性执法，国务院和各部委同样出台了不少文件，例如公安部2021年就发布了《公安机关禁止逐利性执法“七项规定”》，今年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甚至不惜以重复常识的方式强调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保护。从现有规范来说，针对“远洋捕捞”和小过重罚等趋利性执法的规范不可谓不细致不周全。但如果上述规范仍无法获得执法机关的遵守，那么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提升营商环境的目标仍旧会流于口号和宣言。民营企业保护最终依赖的，是国家公权力机关的自我约束，真正的市场信心也将来自于此。

回顾法治事业的2024，仍然是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或许跟之前比，它没那么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但我们的认真和坚持，我们的努力和呐喊，证明了历史没有垃圾时间。个体努力确实有限，但也不能忽视我们同样是历史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有一种历史终结的幻觉，就是觉得赶上了大时代才会精彩，似乎一切改变会在某个时刻戛然而止，而忽视了自己正在经历以及即将经历的。

来吧，朋友们，不管它是大时代还是小时代，2025已经成为此时此刻。我们创造的，就是我们所在的时代。法治理想在，阵地在，我们都在。

雨后春笋般开张的俄罗斯商品馆，据说毛利高达50%，最快3月就能回本。只是，有些俄罗斯商品馆里面的商品几乎没有一件是来自俄罗斯的，大都是来自中国。

假的，假的，全是假的，假到连俄罗斯人都看不下去了。有个俄罗斯人在上海逛俄罗斯商品馆，发现里面卖的商品压根就不是来自俄罗斯，吐槽了几句，被赶了出来。

另一家俄罗斯商品馆更绝，看到有俄罗斯人来了，直接就关灯了。

风靡一时的所谓“俄罗斯进口商品”，早在几个月以前就被爆出过各种问题。四川广元，有人吃了“俄罗斯进口奶粉”以后，血糖直接飙升。经当地警方调查，这个所谓的“俄罗斯进口奶粉”，其实就是一个郑州小伙在一间安置房里生产出来的，用洗澡盆把植脂末和麦芽糊精混合到一起，搅拌搅拌就进行分装销售。

就这些连奶粉都算不上，要多恶心有多恶心的玩意，全国各地发货，日进斗金。通过销售“俄罗斯进口奶粉”，这位郑州小伙买了新房豪车，娶了美女媳妇。

更早的时候，有一个自称是俄罗斯车臣人的河南人，取名“保尔-柯察铁”，说几句河南腔的乌拉，就轻松收获三十多万粉丝，顺便再带带货，赚的是盆满钵满的。

比“保尔-柯察铁”更牛的是一个名叫“娜娜”的“俄罗斯女子”，在网络上喊几声乌拉，使劲地夸中国好，半年时间竟收获200多万粉丝，带货带到断货。

只是，后来被发现，这个“娜娜”也是一个中国人，扮成俄罗斯美女。

尽管接二连三的上当，但遍地开花的俄罗斯商品馆来了，依然有不少人趋之若鹜。

其实，稍微用大脑思考一下，就能察觉其中的蹊跷：俄罗斯的轻工业远远不如中国发达，哪有那么多的食品可以出口到中国来？那些俄罗斯大列巴（面包），保质期本来就很短，等到从俄罗斯运到中国来，还不变质吗？

是什么人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呢？这样的人值得同情吗？

网上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如此赤裸裸的挂羊头卖狗肉，这么长时间，为什么就没有人揭穿他们呢？

一开始，我也有这样的疑问。等到我有一天，逛街时来到一家俄罗斯商品馆，看到里面的人来人往时，我一下子想明白了原因，因为我在那一刻想起了下面这个视频：游戏机里有抓大白鹅的游戏，就有俄粉受不了了，要求撤掉。

我还想起了司马南在一次视频中声色俱厉的“格杀勿论”。司马南说，影响中俄关系的人，应该格杀勿论。

想起这些画面时，我就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寒颤，赶紧跑开了。想想看，如果我去告诉他们，这俄罗斯商品馆里的，几乎都是中国生产的，不是什么俄罗斯商品，会有多少人信呢？老板会恨我，说不定店里面的顾客也不会饶过我，万一冲出来几个彪悍的俄粉，说我是在诋毁“俄罗斯商品”，是在破坏中俄关系，即使没有“格杀勿论”，揍我一顿，我该如何是好？

据说，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做过一次调查，在受访者中，有约六成对俄罗斯印象“非常积极”或“比较积极”，而对美国和日本印象“比较消极”或“非常消极”的超过50%。

这一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的民众对俄罗斯好感度最高。

既然有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存在，那被一些不良商家盯上，被“收割”，又能有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