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他文化水平这么低”

CDT编者按：12月23日，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布此文后，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反弹。

相关阅读：中国数字时代【网络民议】栏目

---

网络社交媒体评论区因其可以突破时空局限，就多元话题开展即时交流，逐渐成为大众社会互动的主要场所之一。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近年来，部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网络社交媒体评论区窃取我国家秘密，扰乱我网络秩序，对我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伪装身份，伺机窃取情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通过伪装成相关话题爱好者，潜伏在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内容的网络评论区里，以询问、辩论、交友等方式刺探我国家秘密。工作发现，有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人工筛选或算法捕捉等方式，在某涉我科技项目视频的评论区中刺探我科研装备参数、编号、研发人员等涉密敏感信息。

——散播流言，扰乱民众认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通过招募“水军”、使用社交媒体机器人等方式，在评论区中肆意编造散布抹黑我政府、政策的不实言论，或歪曲我国历史误导民众认知。工作发现，有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在关于我国历史英雄人物的网络评论区中大量刷屏野史、伪史，妄图诋毁抹黑我国历史文化与英雄楷模，消解人民群众对英雄人物的敬仰及对我国历史文化的认同。

——操纵话题，挑起舆论争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通过创建大量用于制造舆论的网络账号，在社交媒体中主动操纵设置话题，并在评论区中刷屏控评，激化矛盾、制造对立，企图带偏舆论风向，操纵舆论话题。工作发现，有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恶意设置有关敏感话题，并刷屏煽动反动言论，激化民众情绪，试图挑事闹事、制造混乱。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

面对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互联网窃取我国家秘密、扰乱我网络秩序等行为，广大人民群众应保持警惕，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和反间防谍意识。

——增强安全保密意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核心涉密岗位工作人员在参与评论时，不在评论区中发布任何涉密信息，不暴露自己接触到涉密单位、涉密人员及国家秘密的情况，避免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提高自身辨别能力。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时，不被虚假信息和恶意诱导所迷惑。如发现网络言论中有涉及反动、敏感等危害我国家安全的负面信息，应保留证据，及时举报。

——遵循客观真实原则。广大人民群众应不盲目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不编造不实信息，不转发造谣、抹黑我国家历史、革命历程与发展建设等言论。

---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部分推特、微博网友的评论：

再次省到你：难道我没有双休，免费加班的秘密被窃取了。

小狸牙：我四个月没发工资了，算机密吗？

Duchy_of_Chen：諸如空氣質量數據之類的。

ChickenWaffle22：不是，间谍跑到墙内网络评上去搜集国家机密？那我就奇怪了，内网不是都被贵党控制了吗？如果有国家机密，那贵党不才应该是最大的间谍吗？

河南人要自信-：为精选评论或者关闭评论区奠定了基础。

苦盡甘來：以前我也相信是境外势力！！

拿盆干饭：间谍窃听之后留下了同情的泪水。

飞天御剑流：虚拟诈骗号码天天给我打电话，能不能管管。（这算不算机密？）

MTFXJP8964：普通老百姓根本接触不到有价值的情报。

EGamwich：国家机密都放在评论区了，那还叫“窃取”？

Eris37298：哪国间谍傻到评论窃密？又有哪个国家间谍傻到聊天时不用暗网通讯而是用腾讯，网易，新浪，字节跳动平台软件？

yjingnn8：这是共产党就惯用的洗脑手法，用来蛊惑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

ShimotsukiRigen：在评论区里说不好的是“境外势力”，在评论区里说好的是“阴阳怪气”，想给谁扣帽子就给谁扣帽子，横竖都是他们的理儿。

WhbiEZ5PoDwX2XS：揭露國家現實就是竊取國家機密，哈哈哈哈哈哈。

tima05yu：网友评论：草木皆谍。

ppanh：精选非间谍评论。

AndyFox168：枫桥经验网络版。

realdingdonggee：国安部骗经费是吧。

robin0ny：一種恐嚇手段而已。晚清也是如此。

am09241921：绑架民意传播仇恨挑拨离间贼喊捉贼。

teuroteuro：很简单呀，全国取消评论区不就得了。

秦制时代的原子化百姓，没有任何与朝廷正面讨价还价的能力，这是基本常识。南宋自然也适用这一常识。

朱熹评价两宋的财政汲取力度，称“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乃历代汲取手段的集大成者。其中，南宋的汲取力度又远大于北宋。南宋国土面积不如北宋，但财政数据显示，宋孝宗时代的汲取总额，已直追高强度敛财的宋神宗时代——须知，此时距离靖康之难不过短短数十年，经济与人口皆远未恢复到巨变前的水平。所以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南宋时，也说它是个“取民无艺” 的政权，汲取百姓血汗毫无节制。

南宋“取民无艺”的典型证据之一，是被北宋朝野视为暴政、在真宗与仁宗时代一度被取消的丁税（丁身钱），在南宋又以各种名目重新冒了出来。百姓的负担随之大幅提升。方健先生依据南宋地方志《嘉泰会稽志》卷五《赋税》提供的绍兴府新增税赋资料，做过一番计算，结论是南宋的绍兴府“平均每丁增加4.232贯文的税赋负担，较之北宋初每丁160文的身丁而言，增加了25.45倍”。

于是，在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十二月，礼部尚书刘大中上奏说，浙东百姓苦于人头税，已经开始拒绝养活新生儿了：

今浙东之民有不举子者。臣尝承乏外郡，每见百姓诉丁盐紬绢最为疾苦。盖为其子成丁则出紬绢，终其身不可免。愚民宁杀子，不欲输紬绢；又资财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举。诚由赋役烦重，人不聊生所致也。

大意是：现下，许多浙东百姓生了儿子不肯养育。臣我以前做过地方官，经常听百姓们说最痛苦的负担是丁盐紬绢。养了儿子，到了成丁之年，就要给朝廷缴纳紬绢，而且是年年要交。所以愚民宁愿杀子来逃避。养了女儿又会发愁没资产将她嫁出去，所以他们生了女儿也不养。总之，百姓杀子的原因，是朝廷赋税太重导致民不聊生。

次年（1138）五月，宋高宗下发了一道谕旨：“禁贫民不举子，其不能育者，给钱养之。” 严禁南宋百姓生了孩子不养活。与该诏书相匹配的新政策，是“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 ——乡村人里的第五等，城里人里的第七等（官府按资产多少给百姓家庭划定了等级），这些贫困家庭如果生了孩子无力抚养，每个孩子可向官府领四千文“免役宽剩钱”。绍兴十一年（1141），宋高宗又应地方官员奏请，准许自孕妇怀胎第五个月起，无论贫富，均免除其丈夫一年的“杂差役”，以便丈夫安心照顾产妇与婴儿 。此外，南宋政府还在地方设立“举子仓”。仓库的粮食，专门用于救助生了孩子无力抚养的家庭，标准是生一个孩子“给米一石”，约相当于今天的60公斤 。

中枢频繁出台禁止百姓生子不养的政策，意味着生子不养这种情况。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引起朝野重点关注的广泛现象。

这些政策，也只是看起来美好，并未真正改变南宋百姓养子成本过高的问题。所以，在宋孝宗时代，“民不举子”仍是南宋社会极为严重的问题。乾道年间，在处州（今浙江境内）做地方官的范成大上奏朝廷，称“处州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 ——人头税收得太狠，处州百姓不肯生养孩子。

大略同期，在福建做过提刑官的郑兴裔，也有一道给孝宗的《请禁民不举子状》，主旨是希望朝廷出台政策禁止百姓杀害子女。奏章说：“生子恒多不举”这种风俗，相沿至今所在多有，其中又以“建剑汀邵四州”最为严重，原因是“自军兴以来，户口凋残。贪吏奸胥又复肆其凌虐，丁盐紬绢诛求无艺，愚蠢小民，宁杀子而不愿输税。”郑兴裔告诉孝宗，自己“提刑福建路”两年了，这两年里耳闻目睹了太多父母杀害子女的惨剧，“于兹闻见所及，惨状不可名言”。他提供给朝廷的对策，是恢复本朝“杀子孙徒二年”的律例，发动民众举报，“告官审实，以犯人家财给之”，若举报属实，便将“不举子”家庭的财产奖励给举报人。

郑兴裔的办法可能未被朝廷采纳，也可能是采纳了但没有效果，然后被放弃。稍晚一些时候，孝宗淳熙年间去福建南剑州做地方官的陈安节，发现当地仍是“民俗类不举子”。陈安节的挽救办法，不是发动民众举报，而是“劝其举者，官赋之粟者三年” ——对生养孩子者实施奖赏，由官府连续三年给生养孩子的家庭提供粮食。据陈安节的墓志铭讲，有了三年粮食补助，南剑州百姓不肯生养孩子的风气发生了转变。三年粮食补助不是小数目，墓志铭对陈安节治绩的叙述，也许不算夸张。

大略同期的严州（也在今浙江境内），现象也很典型。据吕祖谦说，严州多盗贼，原因不是民风彪悍，也不是地理位置偏僻，而是“丁钱偏重于它邦，原其情状，实可怜悯”，当地百姓被人头税压得喘不过气来，只好上山去做盗匪。严州地方官府实地探访后，留下了这样一段记录：

深山穷谷至有年三十余，颜状老苍不敢裹头。县吏恐丁数亏折，时复搜括相验，纠令输纳，谓之“貎丁”。民间旣无避免之路，生子往往不举，规脱丁口。一岁之间，婴孺夭阏不知其几。小民虽愚，岂无父子之爱？徒以阨于重赋，忍灭天性，亲相贼杀，伤动和气，悖逆人理，莫斯为甚。

大意是：严州的偏僻山谷之中，藏着很多年过三十、容貌老成却不裹头、不行成人礼的男丁——因为行了成人礼就要纳入簿册，就是缴人头税。地方官吏为了将他们抓出来，常下乡挨家挨户搜查，这种搜查有个专用名词“貌丁”，就是当面检验百姓的面容相貌来判断其是否已经成年、是否应纳人头税。老百姓被“貌丁”逼得无路可走，只好生了孩子不养活，以求减少家庭人丁。一年之间不知有多少孩子因此夭折。底层百姓虽然愚昧，也有父子之爱。他们如此泯灭人性，全是被沉重的税赋所逼。

严州的情况太惨，所以朝野舆论的批评声音也大。南宋政府不得已，只好实施减税政策。据做过谏官的詹元宗讲：严州百姓以耕田养蚕种茶割漆为主业，全家人终年劳作“仅得以无饥”，加上朝廷的种种摊派与苛捐杂税，便活得极为艰难。朝廷实施了减税政策后——该州共计175740人，每年减免14292匹绢，相当于“昔之取者以其十，今之取者以其四” ，也就是将税负从十成降低为四成——严州百姓终于不再杀子：

严之习俗，苦于丁税之苛，有贫不举子之患。至是不复有闻。

可惜的是，严州减税只是特例，并未普及至其他地区。其他地区的官员，仍要继续面对辖下百姓不肯养活新生子女的难题。如在安庆府做地方官的余嵘，面对“乡俗不举子”，能做的只是设立三所救助机构，“各给钱米药饵” ，拨一点钱粮药物，能挽救一个孩子是一个。在福建为官的赵善俊，则大棒加胡萝卜，一面“痛惩不举子者”，一面“凡产育给金谷” 。这些措施效果很有限，且往往人走茶凉、人去政息。终南宋一朝，朝廷拒不减税，故始终没能解决“民不举子”这个问题。

人头税的重压，必然会在生育率上有所反映。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中提到：

从绍兴二十九年到嘉定十六年（1159-1223年）这64年间，（南宋的）户数只增长了114.23%，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23‰，是相当低的。在此期间，南宋境内大多数情况下是比较稳定的，人口的自然增长似不应如此之低。

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提到的杀子现象中，有多起恰好发生在“绍兴二十九年到嘉定十六年（1159-1223年）”前后。换言之，若将南宋政权治下存在极重人头税这个事实，与南宋“愚民”宁愿杀子以避人头税这种社会风气联系起来，这六十余年间那相当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便可以得到很合理的解释。简言之，这种低增长率是南宋政权“取民无艺”暴政的必然结果；也是秦汉三国两晋那些人头税负担沉重的时代里，频繁发生过的事情。不必惊讶，没有意外。

前运动员吴柳芳（56学姐）第一次被平台制裁的时候，我没有跟风一些媒体，为吴柳芳叫冤。

原因很简单：

1 看不上一些平台为了引流，一边标榜自己正能量，一边放纵软色情。

又要流量，又要牌坊，还不如Onlyfans来的光明正大。

2 通过“豁出去”来挣流量没毛病，但普通人沉迷其中的同时，也渐渐被堵死了出路。

那些在山村读书女娃娃，起早贪黑的早餐摊老板娘，端茶送水的女服务员，哪个不比吴柳芳难？难道也鼓励他们都“豁出去”吗？

3 吴柳芳的背后是一个MCN机构，专门孵化包装美女，走软色情割韭菜路线，我个人确实是见不得这种机构好。

这对很多用心搞优质内容的创作者来说，是劣币驱逐良币。在本质上，也是物化女性。（肯定了可以通过性暗示来挣钱的行为）

但在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下，某音恢复了吴柳芳的账号，很多人本来不知道她的，也去关注账号了，短短几天，她的粉丝就到了600多万。

不过，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

近期，吴柳芳的某音号再次被“制裁”。

不仅禁言，还强制掉粉600多万，目前粉丝来到了还没爆火之前4.4万。

这一次，某音给出的理由是：“多次发布低俗内容吸粉引流，影响恶劣”。

而且不仅把吴柳芳的账号给“灭了”，还对和吴柳芳同一家MCN的十几个账号都给灭了。

对MCN机构“大海星辰”，也采取限制后台账号管理功能30日处置。

这里插一嘴，“大海星辰”的创始人是童锦程，出生于1993年8月1日，因其在抖音和虎牙平台上的低俗内容而走红，被称为“渣男祖师爷”。

自“大海星辰”成立起，就经常通过制造争议话题、以及低俗内容来吸引眼球，从而实现粉丝增长和商业变现。

这也是我在前文中谴责的原因，吴柳芳并不是单纯为了谋生计，还是背后MCN机构作恶的棋子。

照理说，某音的这波操作是我想看到的。

但现在这样搞，反而让我更担忧了。

担忧在哪？

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

平台的刑罚依据到底在哪里？

一会儿封，一会儿解，还强制掉粉，这和法治社会、契约精神格格不入。

如果平台要封禁一个账号，应该拿出具体的有关规定，到底是哪一条哪一款，得说明情况。

而不是说封就封，说解就解。

既然平台开始以擦边为由封了吴柳芳的账号，怎么又突然解开了呢？

怎么又在吴柳芳没有发布违规作品的情况下，又给封了呢？

再次，很多人关注吴柳芳成为她的粉丝，平台又依据什么条款来强制清粉？

要知道，有很多人本来是没有下载某音app的，只是听说了这档子事，下载了某音app，成为了某音的用户。

说明吴柳芳也是变相地在为平台吸粉。

此外，人是在你平台被捧红的，现在你把她打成“低俗吸粉”之流，一键清理。

你自己呢？

钟晱晱之前炮轰某音说过两句话：

“以强欺弱，霸凌弱小。这不是你个人的行为，是对人类技术文明的亵渎”，

“不要以所谓的避风港原则，对这些行为进行搪塞！”

图源：经济观察报

如果说吴柳芳造成了“不良影响”，那么平台就没有责任吗？人家就是利用你的算法，你的推荐机制火的。

现在把吴柳芳罚了，平台呢？

什么事也没有，打开app，黑丝擦边主播还是一抓一大把，少了吴柳芳，更有后来人。

再一个层面，吴柳芳因为“低俗内容”收到了惩罚，

平台就用不追究责任了吗？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扫黄工作，也不是光抓小姐，小姐的营业场所也要被整顿吧？

再次强调，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平台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事后还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行为，让人感到害怕。

今天可以是吴柳芳，明天就可以是李柳芳、张柳芳。

正如钟晱晱所说：

“盈利性平台企业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平台随心所欲地删稿、推流，通过技术、算法，让网络成为玩弄民众智商的场所。

这不仅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法律体系，也对当前的营商环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无论是被造谣的钟晱晱，还是退役谋生的吴柳芳。

某平台，该给一个说法了！

• 完 –

网络辟谣这门手艺，上海算是祖师爷，如今苏州也得了真传，技术愈发炉火纯青。

近日，有一些自媒体发布文章和视频，对大量外资企业已经或准备撤出苏州表示关注，表达担忧。作为外资制造业企业集聚的高地与重镇，苏州的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深远，更牵动人们日益敏感的神经。

真有外资企业在撤离吗？哪些外企撤离了？比例占多大？因为什么原因撤离？出于对自己工作和收入的关心，人们迫切想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迫切期待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改善局面。

于是，苏州行动了，苏州辟谣了……

虽然辟谣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本身很难理喻，但不得不说，苏州辟谣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你们不是说外资企业在撤离苏州吗？我拿实际的数据来打脸：

你看，我们苏州现在有外资企业24639户，比上个月多了35户，比去年底多了1000户。短期在增长，长期也在增长，你们吃饱了没事干少传点谣言吧！

这次辟谣，绝对是高手在操盘！

辟谣，有三重境界：

辟谣境界第一重，主打一个你爱信不信

由权威部门出面，通常是地方政府或者是公安机关等主管单位发一个辟谣通告，说某某事情不实。具体哪里不实呢？不说。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也不说。反正我们权威，反正只有我们掌握信息，我说不实就是不实。

“你爱信不信”的辟谣，力度很大，但效果就几乎没有。谣言之所以有快速传播的空间，反映的是公众对真相的极度渴求，不提供真相的单纯辟谣无法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自然也无法平息谣言。

辟谣境界第二重，主打一个抠细枝末节

这类辟谣通常会抓住复杂传言中某个微不足道的错误细节来作文章，通过否定细节来把整个传言定性为谣言。

例如有传言说“喜羊羊昨晚拿着80公分的大砍刀杀了灰太狼”，某地出来辟谣说12月22日我市不存在有人拿80公分砍刀杀狼的事件，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然而真相是，凶杀事件发生在12月23日凌晨2点，砍刀长度是75公分，这样一来，“昨晚”的确是不严谨，“80公分”的确是不准确，可这个说法能算谣言吗？

“抠细枝末节”的辟谣，刚开始在上海流行的时候还能唬到一些人，现在大家普遍识破了这个套路，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辟谣境界第三重，拿光鲜一面的真实信息来遮掩全貌

这类辟谣是最有迷惑性的，是第二重境界的升级版本。它会直面事件核心，给人一种不回避问题的自信感觉，并且会给出具体的真实信息，看起来非常坦诚。

上面苏州对外资撤离的辟谣就来到了第三重境界。首先，它直接面对问题的核心，就是外资企业在苏州的现状与过去一段时间的变化情况，然后，它用市场监管的数据回应了公众的需求，给出了外资企业在册数量的权威数据。

然而，外资企业在册数量就是全部的真相了吗？不是的。

当人们讨论外资撤离的时候，第一个直观的感受是企业裁员和产线停产。一家工厂关闭了八成的生产线，裁撤了八成的员工，把相应岗位和产能转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算不算产能撤离？

当人们讨论外资撤离的时候，第二个直观的感受产业龙头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变动。某个地区撤走了一家年产值50亿的工厂，新开了5家年产值的1000万的工厂，算不算巨头撤离？

当人们讨论外资撤离的时候，第三个直观的感受是实际利用外资的变化。某个地区以前每年能有数十亿美元的外资直接投资，现在只有千万美元级别的投资，算不算资金撤离？

当然，以上各方面的数据苏州在辟谣时都没有提供，我也没有胆量私自去调查发布，所以，我并不知道苏州外资企业实际在岗人数变化，苏州外资企业实际产值变化，苏州大型外资企业数量变化，苏州实际利用外资变化……

苏州外资真实情况如何，你猜？

吴柳芳的抖音账号又被禁言了……粉丝数也从巅峰时的600多万被清理到仅剩4万。

自上次舆论风波后账号解封以来，吴柳芳的账号没有更新过一条视频，没有开过一场直播，没有任何动作。很显然，再次封禁吴柳芳账号不是抖音平台的决定，也不是吴柳芳做错了什么。

吴柳芳账号再次被封的原因有且只有一个：

某某总局要赶尽杀绝。

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心寒齿冷的故事：

一名拿过世界冠军的体操运动员，因伤退役后无法再靠体操维持体面生活，又因从小封闭训练别无所长，她要怎么改命呢？

互联网给了吴柳芳摆脱体制“施舍”自谋生路的可能性，功成名就管师妹的嘲讽为她带来了影响力晋升的机会。尽管代价是承受如山的压力与无边的恶意，但她承受住了，挺过来了，数百万用户的自发关注终于让她熬出头了。

作为“娘家人”，某某总局一没有给过吴柳芳充分的生活就业保障，二没有在吴柳芳作为小网红艰难打PK的时候给过任何提携帮助，反而在她刚刚有机会熬出头的时候送出赶尽杀绝的“圣诞礼物”。

摸着良心问问自己，这是“娘家人”该做的事吗？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退一万步说，就算按照某些人清朝末年的道德观，非要认为吴柳芳是在擦边，非要觉得吴柳芳丢了国家运动员的脸，非要给吴柳芳当爹指点她该如何生活，那你们也该负担起当爹的责任，给处境不妙的女儿另谋一条“体面”的生路吧？

哦，女儿丢了你的脸，就当众把腿打断任她自生自灭是吧？

摸着良心问问自己，这是“娘家人”该做的事吗？这是任何一个稍有人性的“爹”能干出来的事吗？

其实说到底，做出赶尽杀绝这一决定，并不是因为某某总局有多么强大，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在瑟瑟发抖，他们极度恐惧。

问题是，他们在害怕什么呢？

反贪部门或许能解答大家的疑惑：

某某总局原局长苟仲文，落马，被双开，涉嫌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被逮捕；

某某总局原副局长杜兆才，落马，因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某某总局原副局长肖天，落马，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吴柳芳在公共关注下存在一天，“举国金牌”的体制就要被审视一天，退役运动员的生活保障就要被审视一天，某某总局利益链条上吸血的每一只牛虻就要被审视一天。

这些人，深知自己经不起审视，所以必须赶尽杀绝。

一点建设性意见：

人家一没偷抢诈骗，二没贪污受贿，不喜欢请随意，不要欺人太甚。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六神磊磊读金庸｜年轻人已经够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了

近期，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学者王宪举在公开场合询问哈萨克斯坦官员“如何让女大学生多生孩子”，此消息引发网民怒批。

对此，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发布文章对该学者进行嘲讽，并为中国年轻人发声

作者提到：

一位专家问老外客人，怎么让年轻人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生孩子，引发很多讨论。

专家原话的槽点特别多。就没忍住，简单聊几句吧。

这届年轻人其实已经够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了。

他们有情绪、有压力，以自己化解为主，不怎么制造麻烦。换句话说，本届年轻人在自我开导方面特别会。

最近某宝上的二十大年度商品，知道都有些什么吗，水培香蕉，谐音梗“禁止蕉绿”，一个链接卖十万加。大家就这样自己宽慰自己，怎么不老实呢。

让玩，他们就玩一下，走到玉林路的尽头，走到小酒馆的门口；不让玩也不说什么。允许过的节日过一下，不提倡过，就收起道具，低头假装路过。多好的人儿。

他们爱网上骂骂老板，但好像也没真对老板做什么。你看那些报复社会的糟心事件，还是中老年干的多。年轻人干什么了。

他们看的诗歌、小说、摇滚、嘻哈，哪一样不老实的，我觉得我小时候看的东西都刺儿得多。连网络小说现在都是以“苟”为主，苟道流行。早几年的男频网络小说，主角都要“在生死之间磨砺”“越级挑战”，现在不磨砺了，都苟起来。

还要怎么老实服帖呢。

如果一代人很喜欢猫狗，却不想要孩子，说明不是因为缺爱的能力，而是因为后顾之忧。消除后顾之忧才是最有效的。总想靠做思想工作解决问题，不太好使。

教授还忽略了一件事，老老实实、服服帖帖，这八个字是个互相伤害的循环。

想着让人家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回头又会有人让你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可千万不要有自居食物链上游的幻觉。

毕竟生孩子和炒股不一样。想让大家都去炒股，就会有人自告奋勇出来，扮演炒股，直播炒股，回头去邀功，显示引导得多么新鲜卖力。生孩子演不了啊，咋引导，你得真生。

二、基本常识｜丰县铁链女之后没有全面清查，所以才有“收留”女硕士的荒唐

12月初，一名失踪15年的女硕士在山西农村被寻回，并被官方称为是被“收留”的新闻在中文互联网上引起网民关注。

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发布文章，提及同样是涉及拐卖妇女且被官方严厉审查的铁链女事件。该文很快便被删除。

文章写道：

“收留”一个精神病女人做老婆生孩子，花钱买一个被拐妇女做老婆生孩子，稍有常识的中国人都知道，这种事在很多地方都曾经存在，到现在依然存在。

但是，被舆论公开的有几个，被法律制裁的又有几个？

我们都关注过江苏丰县铁链女的绝望人生，现在也知道了山西晋中一位女硕士的悲惨遭遇，那，还有其他在病痛和禁锢中挣扎的女性等着被解救吗？很显然，还有的，而且数量不会少。

然而，江苏丰县公安部门与山西和顺县公安部门一定会用坚定的口吻告诉大家：

本地没有发现其他受害女性。

丰县没有去全面清查，江苏没有去全面清查，远隔千里的山西，自然就更加没有动力去主动清查了。

也因此，在山西和顺县被“老实男人”强奸禁锢了十多年的女硕士卜某及其家人，很可能在2022年和我们一样看到过铁链女相关的新闻，很可能也在心潮澎湃期待着很快被公安解救。

然而两年多过去了，受害女硕士没有等来警察叔叔的解救，反而成了“被好心老实男人收留”的正能量新闻女主角。

荒谬是真的荒谬，但意外却是一点也不意外。

丰县铁链女事件被定性为偶发个案的那一刻，其他被拐卖、被拘禁的精神失常妇女的命运就已经被宣判了“维持现状”，不太可能再有什么曙光。

从“实用主义”的社会治理角度来考虑，假装不存在，假装看不见，绝对是最稳定、最经济、最省心的做法。

解救一位被拐卖强奸的精神失常妇女，后半辈子治病和养老的钱得地方政府来安排，收买并强奸拘禁妇女的男人得抓起来关几年，家里的孩子可能也得政府来收养。在解救被拐精神失常妇女的过程中，可能遭遇群众的不理解甚至暴力反抗影响社会稳定，还可能会被媒体曝光影响本地领导的仕途……

是的，如果考虑划算不划算，那公安部门主动去清查解救一名被拐卖强奸生了孩子的精神失常妇女，绝对是一件方方面面都严重不划算的事情。

只是他们可能忘了，在判断一件事情划算不划算的时候，还需要考虑人生而为人的尊严价值，在判断一件事情该不该做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国家法律和社会正义。

他们可能忘了，被铁链锁住的八孩母亲小花梅是个人，被“收留”十三年生育多个孩子的女硕士卜某，也是个人。

三、往事与随想｜你指望卜小花在低福利的石叠村能得到什么？

微信公众号“往事与随想”同样针对此事进行评论，但文章也很快便被审查删除。

作者写道：

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不是网络曝光，什么事都不会有。村里人不会觉得有问题，当地警方和宣传系统不觉得有问题，外来的寻亲志愿者也不觉得有问题，甚至卜小花的家人也不觉得有问题。所以，一方面是网络舆论对现实的纠偏，但反过来看，则是网络与现实的断裂。

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懂法，不懂尊重女性，价值观太low？并不是，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知道现实是什么？

现实就是：这个政府指望不上。

假设回到2011年7、8月的和顺县青城镇石叠村，你指望卜小花在那里能得到什么？

很多人会说，他们应该去报警，然后警方会把卜小花送到救助站，寻找一段时间后，再把她送回亲人的身边。

而实际上，这里面每个链条都是断的。

你觉得石叠村的村民会有这个认知？谁会告诉他们应该这样做？现实是，在他们的人生经验中，这些都是没人管的，从小到大，他们看见的乞讨人员政府管吗？隔壁村那个精神病人政府管吗？顶多会有长辈做示范给他们打碗饭吃，这就是好人，若有人收留，这就是大善人。在农民眼里，政府从来是令人畏惧的存在，饿死你也没人管的好不好？所以，你准备批评他们认知有问题？

好，即便他们上报了，你觉得警方和救助站就会管？如果找不到家人，你觉得当地精神病院/福利院就会养她一辈子？你觉得当地财政有这笔预算，如果没有这笔预算，上级部门和中央就有这笔拨款？

这就是网络与现实的断裂。我不是说要把现实合理化，我最不满的是，大家好像漏骂了什么。

这一轮网络舆论，被骂得最惨的是那个所谓“丈夫”张瑞军，然后是认可张瑞军“收留”卜小花的当地警方，再有就是麻木不仁的当地村民，但是，最应该骂的，难道不是那个权力最大资源最多牛逼哄哄无所不能的汲取性政府吗？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这似乎只是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只要把张瑞军给判了，把当地警方通报批评一下，这事情就完了。

我们经常听到说中国人口众多，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总之中国没钱，这不搞笑吗？中国人这么勤奋，怎么会没钱？

今日中国，所有人都应该认识的一个问题：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分配不公，而最大的不公不是资本家占有太多，而是政府占有太多，然后分给了自己。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 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作出你的贡献！

了解更多投稿信息，请阅读中国数字时代征稿说明

欢迎读者访问 CDT播客 和 CDT视频 收听/观看更多相关内容。

·  编者按  ·

彭仁郁老师是中研院民族所的专任副研究员，台大心理系毕业后，她负笈法国，获得巴黎狄德罗大学临床人文学院心理病理即精神分析学博士，回到台湾后，她的研究关切从乱伦性侵受创者的主体经验扩展到慰安妇、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的创伤疗愈。最近几年，她跨出研究者的舒适区，在台湾树起“政治暴力创伤”的大旗，通过家庭访问、工作坊的方式让深埋于历史的受苦经验得以被诉说，在抚慰伤痛的同时促进代际对话。同时她也积极与艺术家合作，在语言的尽头开辟另类的疗愈空间。在访谈中，彭老师分享了她对“创伤”这个词的理论与社会脉络、以及新冠疫情和台湾MeToo浪潮的看法；我们也聊到了她在促转会进行政治暴力受难者创伤疗愈工作的经验与思考，威权的幽灵如何盘踞当下，疗愈如何成为一项必要的社会工程。和彭老师的对话让我意识到，当我们追溯历史记忆中的伤痛，不只是在哀悼或招魂，也是在思考如何走向未来。

采写 / 安孟竹

采访时间 / 2023年9月

纸版刊于《te:镜中寻步》

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

这是人们说起就沉默的一年。

老人看着年轻人死去。

傻瓜看着聪明人死去。

大地不再生产，它吞噬。

天空不下雨，只下铁。

——布莱希特 1940《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

（黄灿然译）

01 灾难时代的集体创伤 

安孟竹（以下简称安）：谈到“创伤”这样的概念，人们会联想到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精神医学史上，这个诊断范畴的发明与越战相关。创伤对我们而言曾经是个舶来词，但如今也已进入大众生活、变成日常用语了。在台湾，“创伤”这个词是如何被大众接纳的？人们对于这个概念的一般性理解是什么？

彭仁郁（以下简称彭）：PTSD原本是精神医学脉络里一个指称疾病的专有词汇，指的是一种与有生理基础的痛苦所不同的受苦状态。如你所说，这个疾病的建构原本是为了让国家投入公共资源来照顾那些从战场回来后出现暴力、酒瘾、社会适应等困境的军人。当这个概念进入DSM（《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之后，这个词汇反而“去脉络化”（decontextualized）了。台湾很早就开始跟随北美精神医学。从1980年代开始，只要有新版DSM手册一出，我们马上就会翻译。

在台湾，“创伤”概念真正流行起来是从1999年的9·21大地震开始。在这场灾害中，第一次有大批精神医学及临床心理学的专业人员投入救灾。他们带着PTSD的创伤量表到达现场，同步进行助人实践和创伤研究。随后，公共媒体上开始广泛谈论PTSD。后来的每一次公共安全事件，从八仙乐园彩色派对火灾到太鲁阁号列车出轨，临床工作者和媒体都共同推动了大众对PTSD的知晓度。

921震后，救援人员从倒塌的房屋中抬出遗体。图源：端

如今这个词开始被用在所有“生活逆境”场景里，似乎所有负面经验都可以产生创伤，这个词使用的场景光谱开始变得非常广。大家在用这个词的时候，也忽略了它原本是一个非常病理化、标准化的疾病名称。这并不是台湾专属的现象。法国人类学者迪迪埃·法桑（Didier Fassin）的《创伤的帝国》（The Empire of Trauma）里也写到，“创伤”开始入侵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们已经习惯于用这个词去正当化自己受害者的立场，于是就产生了“受害者竞争”的问题。（【注】：受害者竞争指的是，受害者各自都认为最惨的受害者是自己，且是他人造成了自身的困境，但实际上往往是整体情势在伤害所有人。）

安：“创伤”可以是大规模的共同遭遇吗？比如刚刚过去席卷全球的疫情，在您看来，可以算是我们这代人的集体创伤吗？

彭：狭义来讲，集体创伤源于某个集体共同面对的生死交关、危及存活的事件。最常被提到的例子就是纳粹集中营。无论是酷刑、非人化对待、瘟疫般的屠杀清洗，纳粹的迫害对亲历者来说就是这样一个集体性的创伤事件。

弗洛伊德把“创伤”视为“心灵包被层的大规模破裂”，也就是说，心灵的内容物失去了内外区隔，内在的自我丧失了一个与外在现实对焦的基准，于是会跟当下的现实脱节；当一个人离开了暴力的时空场景，不会把过去的经验带到之后遭遇的新关系中；但创伤状态的人很难再信任其他人，每段新关系的开始都可能是对过往的重复。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创伤状态的人会失去对自己所处现实是否安全的判断力。弗洛伊德谈论“创伤”的背景是一战后的欧洲。当时战争在欧洲造成了上千万人的死亡，这种大规模的死亡让作为集体的人类共同面临着一个迫近自我毁灭的危急处境，人们对其他人类他者的基本安全感、信任感已经丧失了。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刚刚经历的Covid算不算集体性的创伤？疫情一开始，由于缺少维护安全的充分条件，大家会进入到了一种“我可能会染疫，染疫之后可能会死”的集体焦虑中：你要一直不断洗手、戴口罩，口罩戴出门一次就要换掉，似乎我们浸泡在一个看不见的病毒环境中，病毒随时会入侵、夺走我们的性命。我们害怕自己因为流动把病毒带给家人，也害怕跟自己接触的人。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这些的确是必要的防疫手段。但现在各国政府和流行病理学家已经告诉我们，Covid病毒经过好几次演化已经流感化了，致死率降低了很多，我们也早就有了疫苗，你可以出门了，不必再那么紧张。但这些科学数据和信息似乎很难进入到大家心里。直到现在台湾还有很多人延续疫情期间的保护措施，公车捷运上依然有大把的人在戴紧口罩，人们好像没办法回到Covid之前那种放松的状态。外在的客观情景转变了，我们的内在却无法跟上外在时空，依然受着死亡焦虑的影响。

---

后新冠时代的创伤被媒体称为“风暴之后的风暴”。图源: The Conversation

这样的“过度反应”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缓和。医学对创伤的恢复期有一个正态分布的描述，告诉我们95%的人过大概多久就恢复常态了。然而PTSD诊断标准给出这个“大多数人”的恢复信任感、安全感的时间是很短的，只有六个月到一年，而且没有对不同形态的创伤事件做出区分。实际上，每个人恢复的时间的确不一样。9.21大地震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经过事故现场附近时会感到惊慌。总有少数人落在这个“正常”的恢复时间之外。

02  我们与政治暴力创伤的距离

安：似乎集体创伤是一种共同的存在主义危机，对往下如何继续生活而言，过往的日常仿佛也失去了参照意义。也就是说，“创伤”这个词隐含着某种巨大的断裂感。然而也有一种通俗的看法会强调时间的力量，仿佛随着时间的流逝，伤痕也会慢慢淡化、消失或遗忘。从您作为心理学专家进入促转会后，一直面对和处理的是历史深处的创伤。根据您的工作经验，创伤真的会随时间而消逝吗？经历了几个世代，现在的人要如何去处理这种追溯到遥远过去的创伤？

彭：常民智慧里总说，让过去的留在过去，往前看；英文的俗谚里也有“时间会疗愈一切”的说法。但这样的说法或许恰恰证明了我们的无能为力。积极一点看，它告诉我们，即便在无能为力之中，还是得试着前进。同时它也说明了我们对自愈能力的信念。不止普通大众，临床工作者也相信人有自愈能力。所以即便经过了生死交关的暴力事件，对绝大部分人来说，那些“症状”表现确实可以得到缓解，这也是临床观察的结果。但问题是，所谓自愈能力是不是那么个人化的东西？

我们刚进入政治暴力创伤的工作现场时，各种政治阵营的人，甚至“二二八”（1947年，国民政府的圆环缉烟、公署卫兵开枪事件演变成了2月27日至5月16日间台湾各地因长久对政府不满而爆发激烈的官民冲突，民众要求政治改革，最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遣军队武力镇压，史称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受难者本人和家属、做转型正义研究的学者，都觉得我们没必要做这些，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太久。从一般社会标尺来看，这些幸存者有家庭、有小孩，仿佛真和其他人一样过着正常生活，连他们自己都会说“我们能活到现在的人都已经好了”。确实有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人际网络、资源去完成自我疗愈。尤其是，一些较早站出来作见证的受难者，被视为转型正义中的“台面人物”。大家常以他们的状态来衡量整个社会从政治暴力创伤中恢复的情形。但更多的人是无声的，他们没有以受难者（及家属）的身份进入公共空间，而是选择隐匿。但当他们选择不被看见的时候，我们就根本不清楚他们的状态。

我的策略是，作为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我要首先现身，先从国外的经验来谈政治暴力创伤。从2014年开始，我开始高强度地阅读一些文本，并且在公共空间谈论这个议题。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台湾的政治暴力创伤究竟长什么样，但我总认为，大家不可能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威权统治后毫发无伤。国外文献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伤不会因为当事人的过世而终止，留下的家人往往承接了创伤的状态。此外，口述历史文献里开始出现很多关于创伤的描述。我去问这些口述历史学家，你们听到的这些受难者、家属的创伤表述后有做什么处理吗？他们却回答说，自己只是把这些经验记录下来而已。

当我开始通过社群媒体、工作坊谈这个问题，陆陆续续有受难者后代来找我。其中包括我大学班上两个同学，他们是“白色恐怖”（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是指1949年《台湾省戒严令》的颁布开始，到1991年《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废除为止。这个时期国民政府借公权力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塑造了全台恐怖的政治氛围）受难者二代，可我在大学期间完全不知道他们的故事，直到二十年后我在脸书上写了一些（这个项目的）东西，他们才私下跟我联系。

电影《返校》。电影主题曲《光明之日》的演唱者雷光夏也是一位白色恐怖受难者后代。图源：电影宣传海报。

这些一开始来找我的后代里，有许多人是自己或家中兄弟姐妹曾被诊断为严重的精神疾患，但他们直觉上都认为这跟自己父辈的受难经历有关。他们把我拉进他们的家庭，观察那些没有走到台前的受难当事人的实际状态，我才有机会去理解政治暴力创伤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有的是1950年代的受难者后代，有的则是父亲在“二二八”时被枪杀，当时自己只有十几岁，现在都已是老人家，过去六七十年来从来没有因此哭出来，直到跟我说了之后，郁积在胸口的的东西才得到释放，眼泪才流下来。一个个案例的见证让我发觉这个社会有太多“沉默的幸存者”，他们中间陆续浮现出严重的创伤样态，已经不能不去处理。于是我们开始培训心理工作者进行入家工作。

一开始，“政治暴力创伤”对我而言有一个旗帜效应。我拿了这样一个名词出来，让受难者和家属可以借着它去言说过去一直难以言说的焦虑和恐惧，让他们找到这样一个名词去对应自己的状态。它并不是一个基于科学证据的疾病名称，而是如同“性暴力”或“家内暴力”这种词汇——这些词汇都不能准确涵盖生命经验，但我们需要这样的词汇让自己复杂的难言之隐有个可以指认的方向，它的效益和作用就是帮大家去正当化那些自己认为没有资格被讲述的经验。

一个新名词的出现总是会召唤思考和自我觉察。很多受难者，尤其是那些勇于现身作见证的人，是有一些英雄主义情结的，好像再怎么苦自己已经撑过来了。过了一两年之后，那些之前说自己“完全没事、不需要疗愈”的前辈陆续跑来告诉我，他们才慢慢意识到，自己身上依然有“症状”。比如有人到现在晚上都会做噩梦，大喊大叫、拳打脚踢，还有人说自己能闻得到当初受酷刑时便溺的味道。有时创伤反映在身体的惯性上，比如吃完饭会站起来不自觉地绕着室内走动，因为四十年前坐牢时，狱中的活动空间太狭小，为了保持基本的身体激励，狱友们形成了饭后循着同一个方向绕圈走动的默契。

对我来说，最意外的创伤表现是受难家庭对外部社会现实的焦虑。我们2018年开始做家访，原本有六十个家庭愿意接受我们去访问，入户工作从十月份开始，结果到11月底，地方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大胜，本来答应我们做家访的家庭接连打电话来拒绝。当时我们家访才做了不到一半，第一时间也没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不得不去问一些前辈，他们告诉我，国民党上台，大家害怕了。我们这些没有威权时代生活经验的人会觉得，2018年了，大家还怕什么呢？直到前辈们跟我说了拒绝我们来访的原因，我才意识到他们创伤的程度远超我的想象。那时候我深深感觉到，我们就像在不同海域里生活，这边看起来风平浪静、只有微微波动，但对于那些受难的前辈和他们的家人，已经是风暴等级的恐慌。

匈牙利纪录片《我不是幸存者》（Born in Auschwitz）讲述在集中营被生下的大屠杀受难者后代如何长大。图源：公视主题之夜

03  难以命名的苦 

安：所以“政治暴力创伤”这个名词的提出在您的工作中更像是一种方法或行动策略，通过发明这个词汇来调动受伤者的言说。这样实践方式与一般临床心理工作有很大不同。临床上，通常是个体创伤浮现后，受创者主动找心理师，干预才开始进行。但您似乎秉持了一种强介入式、行动引领的姿态来做创伤修复工作，不知道这样的策略是否遭遇过争议？

彭：心理工作者在理解一个人的受苦状态时，面对的确实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关注这个人自己的状态。我渴望理解的是，整个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压迫究竟会造就怎样的心理状态？在我听受难前辈“作见证”的时候，发现他们通常都在诉说别人的苦——家属如何，后代如何，然后召唤大家进行改革。自己的“苦”反而很难命名。当时我就在想，怎样让这些苦有一个更好的出口、让他们可以去自我察觉和指认，而不是停留在对政治立场的强调？“政治暴力创伤”的确是一个粗糙的、功能性的概念，它的提出只是想让更多经验被挖掘出来。先有这样一个词汇，你才可以去经营它的内涵。过去一个人总要先讲一大串故事，才能让听者感受到自己是受伤的。但当这样一个名词出现，你可以用“我有……”这样的句式让别人意识到你在受苦。

我刚开始挥这杆大旗的时候，一些受难者后代会对这个词很生气，因为这让他们直接联想到去脉络化的PTSD、觉得我在用临床医学的方式给他们贴标签，强化受害者消极被动的负面形象。他们会质疑说“你凭什么说我们有伤？”但当他们这样质疑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他们的苦是更加幽微、无法用一个粗暴的名词就说尽的。但攻击也好、反对也好，当这个概念提出来，大家至少可以在这个旗帜之下开始言说了。当他们开始理解我并没有要去扁平化他们的遭遇、消解他们痛苦的复杂性，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实际上，一些受难者和他们的家人得到过各种精神诊断，从躁郁症、抑郁症、焦虑症到睡眠障碍各种身心症状，但几乎没有人被诊断为PTSD。因此我无法借助现有的诊断范畴去争取关注，只能强调这些人的创伤因“政治暴力”而产生。

白色恐怖受难者蔡焜霖（1930-2023）。图源：纪录片《有正义感的人活不下去的年代》

安：为什么由政治暴力导致的创伤会变得难以诊断，或是常被指认为其他精神症状？这些精神医学难以捕获的症状在日常生活中有什么体现？

彭：PTSD的第一个诊断标准就是要“说出暴力事件”。但受难者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对他们施暴的人就是这个政权。当他们被政权污名化成为叛乱者、暴徒，要怎么指控？他们怎么能确定这些经验说出来的时候，对方能站在自己的立场，而不是跟从政治宣传机器的话语？因此这些受难者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告诉别人自己遭受了什么。**这一点非常像家内性侵或性暴力。**如果不是1970年代女性主义的临床工作者不断强调性暴力造成的伤害，这些受伤的经验就总是销声匿迹，甚至无法言说，因为伤害你的是家人啊！恰恰是这些看似拼贴、不准确的名词构造了一个松散模糊的空间，允许当事人把他们的遭遇说出来，我们才意识到这种暴力带来了多严重的伤害，才能去探究那难以言说的究竟是什么。

很多受难家庭的二代、三代并不知道上一代经历了什么，但在日常亲子相处中，他们会吸纳当事人的负面情绪，变得不相信人、没有安全感。他们承受着家庭带来的影响，却很难讲述，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接收了什么。上一代人维系安全感的方式会让下一代人不明所以，有的后代从小就收到家人神秘的“禁令”——不可以轻信、不可以交朋友、不可以碰政治。很多二代自己被长辈监控的力度不亚于父辈被情治单位监控的力度。你会看到政治暴力创伤的代际复制。这种复制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上一代没办法讲述自己经历了什么，但又想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高雄海洋科技大学教授黄春兰，父亲黄温恭医生曾因“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燕巢支部案”而遭到枪决，他写给妻子女儿的遗书六十年后才交到黄春兰手中。图源：https://www.nhrm.gov.tw/w/nhrm/News_21090613303649172。

安：心理工作非常重视“讲述”，言说似乎也是疗愈旅程的开始。但带入到政治暴力创伤造就的“失语”情境中，讲述受伤经验或许也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在您看来，究竟是什么限制了受伤者的表达？您在工作中会用哪些具体的策略和方法来调动难以言说的经验、让它们得以浮现？

彭：的确很难想象受难的前辈以他们的年纪、文化经验，能够在这种西方来的、一对一的治疗空间里对着一个所谓专业人士袒露情绪。复杂的临床状况需要我们准备多元疗愈的情境。所谓“疗愈”，其核心并不是专业的外在形式，而是关系的建立。这个关系要足够安全，可以让当事人放心地把尚未整理好的种种困扰、焦虑吐露出来。伤本来就是破碎的、血肉模糊的，大部分“伤”是很难讲述的。因为一旦开始回忆自己被羞辱对待的经验，还想维持一个“有尊严”的形象就不再容易。关键的是让受创者知道，不管你说什么，都只是你在我心里复杂形象的一个补充。

“创伤”像我们生命中的一块心灵地景（landscape of the mind），一个我们不想回去、却一直影响着我们“当下”的地方。疗愈的过程就是让受伤者在另一个人的陪伴下不断重返那个过去无法言说的暴力场景。很多受伤者此前从未用意识状态重新经历发生的事，也无法使之成为叙事、对它形成某种掌控感。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暴力过于真实地笼罩着他，让他一旦接近，就被淹没。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关系后，我们在此刻定下一个锚，让受伤者身上先绑一根救生索，然后带着我们回到那个一直在追逐他、但他一直试图逃开的暴力现场，去理解当下的状态和过往经验之间的关联。我们的存在和陪伴就是让他意识到，他不会因为接近自己的内在而变得脆弱，当他被吸进那个伤害发生的黑洞时，旁边有个人能把他拉住。

受创越是严重的人，越是被卡在过去。一开始进到一些前辈家中，我觉得他们好像生活在一个碉堡里、通过一台望远镜来远远观看外在世界的变化。当我们开始重复进入他们家里，让他们通过面对真人而建立对这个世界的安全感，他们对社会的想象也开始变化。

除了诉说，疗愈也可以借助多元媒介。我们请了在地剧团帮我们排一出关于白色恐怖记忆的戏，把这出戏带回当年发生过重大案件的现场去演（注：这里指的是由再拒剧团创作使用声音剧场与说书形式创作的、演绎白色恐怖历史的戏剧《明白歌》）。表演地点不是大剧院，而是社区活动中心、受难者故居，或是某个小学，来看的人都是当年受难者的邻里乡亲。有的老人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孩子，只是模糊地听长辈说起村里哪个邻居被抓走了。直到1980年代，国民党的监控体系还密布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当下公务员系统里的威权思维也没有完全消失。由于政治环境的钳制，在乡间基层，人们都在避免谈论挑战执政当局的话，很多事只能以私密方式流传。**绝大多数人早已习惯了不去谈论，甚至到今天已经忘记为什么不能讲了。**虽然二二八、白色恐怖的叙事对于生活在台北的人几乎成了政治攻防的工具，可一旦到了乡里一层，这或许是当地人五十年来第一次谈论这件事。他们的某个层面也被封印在过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没办什么公民论坛，而是用一种软性的、唤起情感的方式制造一个安全的空间，让那些冻结的记忆可以被言说，地方隐没的历史才重新被召唤回来。

再拒剧团《明白歌》在乡间的演出。图源：再拒剧团facebook

04  言说的悖谬，疗愈的可能 

安：政治暴力的漫长阴影，如同德里达的hauntology（幽灵学）。虽然世界好像变了，但历史的鬼魅一直萦绕于当下。创伤疗愈针对的是这样的历史，但也隐含着未来的面向。一个我们必然会去思考的问题是，伤害已经发生了，往后大家该如何继续共同生活？这样的工作必然要面对年轻世代。出生于不同环境的年轻人如何理解这段历史？在创伤修复工作中构建年轻世代和上一代的对话是可能的吗？

彭：鬼魅之所以会重复出现，就是因为我们拒绝朝向过去、回头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暴力的记忆就会被冻结在那个地方，让你没办法往前走。

世代差异也的确存在，出生在新世纪的年轻人，从有公民意识之后，就会接收到的大量政治投机客释放的网络信息。对于曾经威权统治的历史缺少感知。但我身边也有不少人从国、高中就开始关心“转型正义”（注：转型正义指的是民主化之后，就前专制政权所做的种族灭绝、人权侵犯等暴行造成的社会创痛进行平反、道歉、赔偿、司法追究等形式来进行弥补，从而为正义的未来奠基。）的人。台湾每年会举办面向年轻一代的共生音乐节，每年会有上千人参加。不止有灭火器、闪灵这样的独立乐团来表演，也有受难者和家属来做见证，表演舞台周围也有各种人权团体举办的活动。“陈文成基金会”举办的“绿岛青年体验营”也一直由年轻的志愿者在维持运转（注：绿岛体验营是通过让参与者重返政治犯被关押的历史现场、倾听受难者讲述，从而体会威权时代历史经验的公共教育活动）。我们还会搞“人权办桌”这样的活动，把政治受难者和无家者、过去和现代的人权议题进行结合，今年已经办到第七年，声量和规模都在持续扩张（注：人权办桌是通过共桌吃饭的方式，促进无家者、政治受难者和公众对话的一种形式，背后的理念在于，无家者和政治受难者在人权被剥夺的角度上有着相似的处境，造成他们苦痛的是同一种暴力体制）。

长期关注原住民土地权利问题的巴奈在共生音乐节上的表演。图源：共生音乐节

我这一代人的悲剧和限制在于，成长于经济起飞的时代，可以把自己藏在在党国教育提供的安定感里。下一代或许没有那么理想的环境了。但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对生命的热情和向往。只不过是今天年轻人的欲望、对美好世界的期待很少跟大的政治理想挂钩，反而他们跟脸书、Instagram靠得更近，每个人都在贴私人网志和照片。目前转型正义的推动者，包括受难者们自己，都在提醒我们这些中年人不要把话讲那么沉重。很多前辈甚至问我：“可不可以用搞笑、幽默的方法来推动转型正义？”那部带到乡间的戏剧里有一场蛮地狱梗的，就是把“一个人可以怎样在威权时代活下来”用一种机智问答的方式来呈现。我们原本很担心，受难前辈们看到了会不会觉得被冒犯，没想到他们反而看得很开心。他们认为想让年轻人接受，就要用这种方法。

安：曾经监控密布的社会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亲密、信任的破坏，理想的疗愈情境却需要身边人去提供亲密的支持。我自己这代人是对“创伤”这个词更加敏感的一代，但常常发生的情况是，我们想帮忙的时候，却会因为没受过专业训练害怕说错话。面对身边人经历的重大创伤，无论它是政治暴力抑或性暴力，我们这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究竟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彭：我的答案是case by case。对很多人来说，或许什么都不做，光是聆听就好了。但也要看情况，在MeToo运动里，大家会发现，当事人讲述的情绪状态差异很大。很多人觉得“聆听”就是朋友之间的聊天。但聆听创伤经验需要去承接和想象对方的受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很难不受冲击。

对于受创者来说，Ta们要回到那个被羞辱、对自己产生很多疑惑的场景里，说的时候也会担心聆听的人会怎么看自己。特别是在人际暴力的案例中，受害者会有罪恶感、会自责，因为她们总想拿回一些掌控权，即便是承受暴力、难以反抗的状态下。她们不愿承认自己当时是彻底失控的，因为那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生存恐慌。所以受创者在回到暴力场景时，总是努力反思自己“原本应该做什么”、“如果当时做了什么就好了”。这样的话如果善良的人听到，第一反应是跟对方说，“你已经很辛苦了”、“我知道不是你的错”。这种努力的背后是你消除对方的罪恶感，但这样做的时候你有可能也在取消言说者当下复杂的情绪感受，反而让当事人觉得“你不懂我在说什么”。然而，如果不取消对方的感受，聆听的人好像又觉得自己没起什么作用。所以聆听创伤并不是一种舒服的状态，过程中双方都有一些情绪要处理。我们的训练是，需要停在那些复杂的、暂时没办法解决的冲突与不适之中。但现实是，绝大部分聆听者都想带着当事人逃开那个不舒服的状态，这是本能反应。

除了听之外，光是陪在受创者身边做些日常的事，比如吃饭、运动、散步，找回一些基本的生活节奏，就是很重要的事了。恰好这些日常的事也是专业人士不能做的。

在评论文章《台版MeToo浪起后，我们如何跟上浪，可以一起走多远？》中，彭仁郁老师反思了MeToo浪起之后，对于受创者的创伤平复缺少关注和资源分配、对专业助人者缺少支持的现实。图源：端传媒

安：在台湾这一波Me Too运动中，社群媒体上的许多证言都用清晰的逻辑、真诚而有力的表达来还原事件。网络时代，这种借助社群媒体的公共发言能算一种疗愈吗？

彭：这一波MeToo中，的确有很多人都能用与受伤经验保持一定距离的方式，和强大的叙事能力、细腻的情绪笔触来讲述自己的遭遇。但必须看到的是，往往是经历过对创伤的爬梳、甚至做过临床治疗，才能有这样的表述。那些爆炸式、情绪宣泄的文章很少有人转发。大量转发的都是这种逻辑清晰、表述有力的文章，因为它让我们感受到受害者是有力量的。

一些媒体采访披露过，即便是那些很多人转的帖子——尤其是指名道姓指认作为明星、教授的加害者的时候，留言区也往往会出现大量情绪性发言。身边的朋友会告诉当事者别去看，但有的言说者还是想要知道别人的感觉、忍不住去看。所以在网络上讲出来就有疗愈到吗？或许有，但二次伤害可能也很大。我在给《端》的文章里写，“能说的就说吧”，意思是可以承担言说后果的就去说，还不能说的就不要强迫自己在这个时间、尤其不要用这种平台去说，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会招来什么反应、也无法掌控别人的评论。

记者房慧珍基于台湾MeToo的言说浪潮发起的实体信件展览《38号树洞》。图源：38号树洞网站

安：矛盾在于，如果把它视为一场社会运动，见证和言说本身就是重要的行动。可一旦讲出来，就可能演变成对受创者的二次伤害。所以面对难以承受的伤痛、或二次伤害的恐惧，也可以选择/允许“不说”对吗？

彭：没错，“说”本身就是有难度的。我有两个长期谈话的对象，一个谈了六七年，另一个谈了十一年，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很多时候当事人诉说的节奏、能说什么、能说到什么程度，并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同一个创伤场景可能要回去五六十次，每次被说出来的只有一个面向。所以心理治疗里的诉说并不是一段有前因后果、明确结构的完整叙事。相反，当事人的心理节奏非常重要，每一次我们让她绑着安全绳索陪她回去，到达她暂时可以到达的地方。如此不断循环往复，一点点去推进那个可以被诉说的边界。

安：您作为心理工作者，介入的都是关乎公平正义的社会议题。当然，没有一种痛苦是没有社会面向的。然而当专业心理工作者介入进来，社会苦痛就被放置在了一个封闭空间里去面对、处理。这种微观修复行动的目标并不在于撼动结构。最后一个问题是，当我们选择去用这样的方式处理社会苦痛，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还可以说疗愈工作也是在追求社会正义？

彭：我们自己也是人，面对一些议题时我们的身份会变成公民、社会运动参与者，但就心理治疗工作而言，我们的确无法直接调整外在世界。心理学不可能解决社会问题。我们能做的就是跟着受苦的人，看他卡在怎样的处境里，厘清他的向往是什么，帮他们找到替代的可能。

比如在家庭暴力或家内性侵的情境中，我们难以改变这个施害的家庭，但我们处理的首要问题是，受害者为什么离不开这个暴力的结构？我们需要去帮受创者梳理，她在这个结构里难以承认的欲求是什么。很多有累积型暴力创伤的孩子一直卡在自己的受虐经验中，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获得爱，在受虐中自我工具化为满足他人欲望的物件。这成了她们唯一的价值感来源。治疗师的介入不是去修理好受创者，而是和她一起进行新的关系练习，让她们意识到自己的渴望不必通过受迫害的关系而达成，不让他们继续在未来的其他关系中复制这种受害经验。治疗师与受创者的关系可以成为她建立新关系的雏形。等她们好一点，就可以离开了。

【受访者简介】

彭仁郁，巴黎狄德罗大学心理病理暨精神分析学博士。现任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员。浸淫于交织着个人生命史与社会集体史的人际暴力创伤“临床田野”逾二十年，探索精神分析与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论及方法论介面，并致力于与受创主体同行的跨专业疗愈实践。代表作包括《乱伦试炼》（法语专书，2009）《“不要碰政治”？：转型正义疗愈工程的心理学介入》（2022）、《放逐于自身之外：乱伦创伤主体的心灵地景》（2018）、《过不去的过去：“慰安妇”的战争创伤》（2014）等。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CDT编者按：2024年即将过去，中国数字时代为读者整理了年终专题，共7篇，包括年度每日一语、年度404文章、年度报告汇、年度敏感词、年度播客、年度视频和年度人物。

本文是年终专题第5篇，下一篇是《2024年度视频》。

2024年，中国数字时代【CDT报告汇】栏目共报道了150篇报告，内容涵盖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民调、跨国镇压、维吾尔人权、西藏人权、宗教自由、中国数字极权、劳工权利、中国经济、女性及性少数群体权利、以及美中关系等多个方面。

此外，我们为台湾大选制作了两篇专题并且转载了七篇“大声六四35周年”的专访。

我们还报道了释放多位中国良心犯的倡议，包括人权律师丁家喜、高智晟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 公民记者黄雪琴，劳工权利活动家王建兵和维吾尔人权活动家伊力哈木·土赫提等。

我们报道发现，民主、自由和人权2024年在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衰退的趋势。V-dem的年度民主报告发现，民主衰退的趋势依然继续，2023年全球民主水平已经跌落回1985年。然而，在各大机构的多个人权榜单中，中国的情况倒是始终稳定——几乎都处于榜单末尾。

我们还报道发现，中国人权状况在2024年仍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 在【CDT报告汇】继续报道维吾尔人人权遭到侵犯的同时，2024年我们报道了6篇涉及藏人人权的报告。多家研究机构称西藏的人权侵犯甚至远超新疆。不幸的是，由于西藏地处高原交通不便，藏人的悲催遭遇却难以被外界获知。

• 2024年我们收录的报告显示，中国在跨国镇压的基础上数字攻击也大幅增加。中国当局对外国进行的黑客攻击、信息战和数字镇压在2024年变本加厉，毫无收敛。特别是在美国大选之前，虽然中国没有特定支持对象，但是中国当局拼命释放假消息试图影响美国在台湾等问题上的民意。

• 在过去的一年，我们至少报道了3份权威民调，显示发达国家民众普遍对中国看法负面。然而，于此同时，西方公司却对中国人权状况视而不见。甚至，多个西方公司和中国合作的项目涉嫌侵犯中国人权，比如为数字监控攻工具提供技术支持，侵犯劳工权利和购买强迫劳动的产品。

---

在即将与2024年告别之际，让我们一起回顾【CDT报告汇】中颇有代表性的七篇：

【CDT报告汇】V-dem民主报告：2023年全球民主水平跌落回1985年

2024年是全球大选年，约有60个国家的40多亿人将在大选中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因此，今年对于全球政治走向将是极为重要的一年。

报告封面

然而，研究机构V-dem2024全球民主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民主水平以个人计算，已经跌落到1985年的水平 。如果以国家平均水平计算，相当于每个国家权重相等，世界民主水平则回到了1998年的水平，依然低于峰值。截止去年，专制国家人口占到了世界的71%。目前，全世界有91 个民主国家和88 个专制国家。

其中，中国位列倒数第八名，属于封闭专制国家。阿富汗由于塔利班掌权因此民主水平大幅跌落，但是民主综合评分仍然好过中国。另外，俄罗斯被评为选举专制国家，民主水平也远好于封闭专制的中国。

相关报告：
【CDT报告汇】罗德岛大学：2024世界人权状况糟糕，中国与利比亚并列倒数第十（外二篇）
【CDT报告汇】自由之家：全球网络自由度持续恶化，中国连续十年垫底（外二篇）
【CDT报告汇】中国新闻自由全球倒数第八，关押记者世界第一（外三篇）

---

【CDT报告汇】人权观察：2016年以来，70多万藏民遭强制搬迁（外二篇）

人权观察在2024年五月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正在有计划地胁迫藏族农牧民搬迁。自2016年以来，“整村搬迁”和“分散搬迁”的居民总计高达70多万人。

报告封面

在“整村搬迁”中，西藏有500个村庄、逾14万居民被迫离开自己长期居住的村庄。除此之外，“西藏官员还采用‘分散搬迁’的安置方式。 这种方式通常用来把官方认定的贫困户搬迁到他们认为更易于增加收入的地点。 2016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政府根据这种计划在全国各藏区搬迁了56.7万人。”

人权观察中国部代理主任王松莲称，“中国政府声称西藏农牧民是自愿搬迁，但官方媒体报导与这种说词互相矛盾”。人权观察表示这严重违反了国际法中“反对强迫迁离”的规定。

相关报告：
【CDT报告汇】连线中国：西藏数字监控登峰造极 远超新疆（外二篇）
【CDT报告汇】ASPI：蒙古文化变北疆文化，中共新话旨在削弱蒙古族身份认同（外二篇）
【CDT报告汇】新时代中共治藏策略：强化以大汉族主义为基础的民族同化政策（外二篇）

---

【CDT报告汇】中国当局如何监控和骚扰海外留学生？（外二篇）

大赦国际在2024年5月发布了一份报告《在我的校园里，我感到害怕》 ，介绍了中国当局对海外留学生的“跨国镇压”。中国当局通过监视、骚扰和恐吓，试图阻止中国和香港的海外留学生接触“敏感议题”或政治议题。

报告封面

报告采访了在欧洲和北美的32名留学生，其中包括12名香港学生。结果报告发现，“他们会在留学城市的抗议活动中被人拍照和尾随。许多人还透露，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会因为他们的海外活动而遭到警方的针对和恐吓。”

其中，一位化名叫“罗文”的学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参加完天安门事件纪念活动的几小时后，她在中国的父亲联系了她，并告诉她公安机构已经与他取得了联系。公安指示他要‘教育正在海外学习的女儿，避免她参与任何可能对中国国际形象造成不利影响的活动’。” 罗文告诉国际特赦组织，她认为当局想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你被监视了，虽然我们身处地球的另一端，但仍然能找到你。”

在这些采访的学生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的家人曾遭到中国官员的骚扰……接近一半的受访留学生表示，在参与抗议活动时，他们被一些像是代表中国政府的人员拍照或录像。”

相关报告：
【CDT报告汇】人权观察：中国当局对外攻击有所收敛，但对内镇压变本加厉；政治打压对象不断增加，但经济下行导致小规模抗议连连（外二篇）
【CDT报告汇】人权观察：中国政府跨国镇压手段以威胁在华亲属为主（外二篇）

---

【CDT报告汇】得益于美国公司的帮助，中国审查制度正在走向世界 （外二篇）

2024年2月，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评估了包括“散布虚假信息”在内的中国审查制度，指出在部分美国公司的帮助下，中国审查制度正在向海外蔓延，影响着全世界全球信息环境，并对美国的利益构成重大挑战。

报告封面

报告表示，在2012年之后，中共当局大规模扩张审查机构，而审查的范围和严格程度都急剧攀升。报告指出中国的信息控制系统是“世界上最复杂、最无处不在的”。

该报告还发现了大量美国公司在帮助共产党发展其审查制度。具体来说，美国公司主要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方面帮助中国发展技术，例如进口现成的通用处理单元 (GPU) 和云计算基础设施等产品等，以及和美国谷歌、IBM等科技公司合作来完善和改进自己的技术。而这些公司的产品和技术可以很好的运用于在线内容监控和“舆论引导”等方面。

最后，报告表示，虽然还不能证明这些美国公司都是明知故犯，但是他们警告称，"在许多情况下，中国运营的外国公司会故意隐瞒他们与中国安全部门的联系，这使得尽职调查变得更加复杂 "。

相关阅读：
【CDT报告汇】中国输出数字极权，协助柬埔寨建立“防火墙”（外二篇）
【CDT报告汇】ATMOS：气候活动家对新疆太阳能电厂赞不绝口却对维吾尔人权问题视而不见（外二篇）
【CDT报告汇】女权电影《芭比》出品方被爆出“剥削”中国女工（外二篇）

---

【CDT报告汇】我们永远等你，永远爱你——写给中国政治犯的情书（外二篇）

2月14日是西方的情人节，又叫做圣瓦伦廷节 (Saint Valentine’s Day)。在2024年情人节的前一天，大赦国际 (Amnesty International) 和人权捍卫者 (CHRD) 共同发布了三封来自政治犯爱人的情书。情书的作者分别是人权律师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的未婚夫野渡和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在情人节这一天，他们的爱人均因为从事中港的人权活动而身陷囹圄，“有情人却难成眷属”。

其中，前支联会副主席、人权律师邹幸彤，因组织香港维园六四悼念晚会而在港警被拘留，根据《香港国家安全法》，她将面临长达10年的监禁。她的未婚夫、同为活动人士的野渡目前生活在中国广州市的警方监视之下。

邹幸彤，图片来自大赦国际

中国数字时代摘录野渡写给邹幸彤的信《卿卿如晤》如下：

卿卿如晤，第一次知道这四个字，是在读中学时，课文收录了林觉民的《与妻书》，意映卿卿如晤，親愛的妳，我要離開妳，革命去了。年纪尚幼的那时，理解不了“遍地腥羶、滿街狼犬”的专制时代是什么样子，需要毅然决然地告别所爱的人去反抗。

那一年，我们突然被明白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那一天起，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了青春。这时才知道“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能獨善其身！”是何等的沉痛，才明白深于情、挚于爱者，必不能忍受一个不公义的社会对爱、生命、自由的伤害，那一滴泪比这个世界更沉重。觉民先生及先辈们深知，挺身而出爭取自由，只是一代人付出代价，甘于被奴役，却是无数代付出代价。

而见字如面现在也无比的艰难。在安徒生的世界里，新装除了一人，全世界都看不见。现实世界里，情人的情书除了一人，全世界都看得见。在这个比冬天更肃杀的极端时候，我的阳光依然要挣扎着穿过高墙照亮你昏暗的牢房。

野渡

相关阅读：
【CDT报告汇】大赦国际发起请愿，呼吁中国当局释放维吾尔知识分子伊力哈木
【CDT报告汇】“雪饼案”罪成， 大赦国际批评中共懦弱

---

【CDT报告汇】谷歌新闻屏蔽上千家“大外宣”网站（外二篇）

11月23日，谷歌联合网络安全公司 Mandiant 发布一篇报告，揭露了一个向全世界散播虚假新闻的中国信息操纵网络 GLASSBRIDGE。目前，谷歌以违反编辑透明度和反欺骗政策为由，封禁了相关网站。

报告封面截图

谷歌表示，该网络由四家中国公关公司运营，建立了1000多个虚假新闻网站。其覆盖范围极广，包括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泰国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

这些网站往往会伪装成独立媒体，以所在国的语言发布新闻内容。然而，内容多为来自中国国家媒体的文章、新闻稿以及亲中国政府立场的政治叙事。甚至，这些网站还会利用人工智能掺杂真实新闻生成文章，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具体来讲，这一网络的内容针对性很强，主要涉及台湾、新疆、南海等敏感议题，以及传播中国当局的政治和外交立场。

以四家公司中的上海海讯科技公司为例，其运营600多个虚假新闻网站，覆盖中英文受众以及多个国家，内容则以宣传中国官方叙事为主，文章质量低下。其中，大量内容来自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主题涵盖南海争端、台湾问题、新疆政策等。

相关报告：
【CDT报告汇】开放技术基金会：中国APP设置“数字门槛”将海外用户挡在墙外（外二篇）
【CDT报告汇】“大外宣”记者：全球数字平台更多发布自由，但失去了在国内平台享有的特权（外二篇）
【CDT报告汇】中国数字孤岛：App Store热门应用前一百，中国区66款不可用（外二篇）

---

【CDT报告汇】三学者质疑哈佛“中共民调”，指真实民意至少相差25%以上（ 外三篇）

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率到底有有多少？

不透明的独裁体制一直使这个问题困扰着外界。然而，这个问题一定程度上又决定了中共当局的合法性。经济学人在16日报道了一篇学术论文，该论文指出中共支持率应该位于50%至70%之间，然而由于无法完全消除受访者隐瞒偏好的动机，所以这一数字只是上限。

文章封面

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找到了该论文，并且阅读后发现其结论很有力的反驳了一些中共长期拥有“超高支持率”的民调真实性，并且“用数字说话”指出这些民调距离真实民意至少有25%的误差。

报告网页截图

首先，论文在摘要中指出以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为代表一些西方学术机构，其研究指出中共的支持率长期都在90%以上。并且，这些民调都假设中国公民不会“出于政治恐惧而在调查中歪曲自己的观点”。由此，“学者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共享有真正的合法性，这大概来自于它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公共产品和说服公民相信政策成功的能力。”

然而，来自南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三位学者质疑了这一说法。他们使用了一种名为“列表实验 (list experiment)”的调查方法，这一方法旨在消除“受访者在回答敏感问题时而隐藏自己内心真实想法”的问题。他们发现，当他们和哈佛大学采用同样的“直接提问”方法来调查中共支持度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中共拥有90%以上的超高支持率，不过经过“列表实验 (list experiment)”，他们的结论发现，中共支持率的上限应该位于50%至70%之间，而且“直接提问”做出来的民调应该高估了真实民意至少25%以上。

中国数字时代编辑阅读哈佛大学的报告后发现，该报告并未使用任何应对敏感问题测量的调查方法。然而，哈佛大学有着诸如 Dustin Tingley 和 Joshua D. Kertzer 等世界一流的实验政治学者，并且在其他多份报告中都对敏感问题进行了“列表实验”。

中国数字时代编辑通过查阅资料还发现，至少从2017年开始，全球范围内都对独非民主国家的民调提出了质疑，比如有多位学者发表论文质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高支持度，V-dem等世界顶级的政治学研究机构都会考虑对敏感问题进行类似“列表实验”，但是编者并没有发现哈佛大学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的民调有过类似改进。截止目前，编者也并没有找到哈佛大学民调具体的问卷问题。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哈佛大学的民调也有着受访者人数众多、问题详细和持续性民调等优点。

此外，这三位学者的研究还有一些重要的发现。

大约 65%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为人民服务并积极响应民意，并且50%的人认为中国政府的体制是最好的。还有大约 40% 的受访者表示，因为害怕政府镇压，他们不敢参加抗议政府的活动。不过三位研究人员也表示，“如果问题不那么直接地牵涉到领导层，政权支持率会进一步下降，这表明列表实验可能也无法完全缓解偏好伪造的动机。”

该报告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许多学者认为“城市精英是中共主要的潜在挑战者”这一说法并不成立。相反，他们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富人、受过教育的人和城市人是中共的主要批评者”。

最后，三位作者表示，他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公民不会因恐惧而在调查中歪曲政治观点的假设是错误的”。因此，他们希望以后学者再发表涉及中国的民意调查时应该考虑到这一问题。

相关报告：
【CDT报告汇】黄亚生驳斥金刻羽鼓吹的“中国模式”，“市长经济”牺牲农村且效率低下 （外二篇）
【CDT报告汇】皮尤：美国四分之三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对美国影响负面（外二篇）
【CDT报告汇】亚洲协会：全球对华好感度平均值为 -12%（外二篇）

相关阅读：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14368.html

李宜雪的通报出来了。

因鉴定为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她被“依法”强制送诊。

送到哪没说，大概率是江西省精神病院。两年前，她就因同样的原因，被送进过这个地方。

那是整个事件的起点。

01.猥亵

2022年3月14日，李宜雪因民事纠纷，向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丁公路派出所报案。

由于派出所不予立案，且多次讨要说法无果。她就想着“闹一闹”，以便尽快解决此事。

4月14日晚，李宜雪抱着威胁的心态，顺着一家商场的墙外楼梯，来到三楼天台。

李宜雪散心的商场楼梯丨图片源自中国新闻周刊

有人报警后，她被带到了派出所。接待她的，是当班辅警赖某。

次日，赖某以沟通案情为由，通过私人电话联系了她，说可以帮忙，但要见面聊。

当时疫情严重，李宜雪所在小区正处封控，进出麻烦。为了工作方便，她住在附近酒店。

因此，在接到电话后，她提出在酒店大堂约谈。但赖某以酒店离西湖分局太近，容易遇到熟人，说话不方便为由，提议在房间碰面。

出于对其职业的信任，李宜雪同意了。于是，4月15日下午5点多，赖某身着便衣进入了李宜雪的房间。

起初的十几分钟，赖某还在交流案情，但随后话锋一转，说“你要是我女朋友的话，我就能给你把这个事平了，还用得着整天往派出所跑？”

见李宜雪没有接话，赖某起身，从窗边的凳子上冲到床前，将李宜雪扑倒，实施了猥亵。

由于李宜雪反抗，并声称要报警，赖某停止了侵犯。但他抢走了李宜雪的手机，拦在门口不让她离开。

接着，赖某跪在她面前，扇自己巴掌，说他在派出所见到李宜雪时就非常喜欢，还说自己多不容易，有抑郁症，希望可以放过他。

赖某一边诉苦，一边道歉，就这样，两人僵持了一晚，直到早上6点，他才离开。李宜雪因心软，没有选择报警。

当天晚上，赖某发短信道歉。

李、赖二人聊天记录丨图片源自新黄河

第二天，赖某又约她见面，地点是酒店大堂一侧的餐厅。依旧是下跪、诉苦、道歉，由于动静太大，惊动了酒店工作人员，赖某自行离开。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02.送诊

自从此事发生后，李宜雪经常失眠。4月21日晚上10点，睡不着的她出门散步，又走到了先前的商场。

本想去三楼天台吹吹风，结果被保安发现，以为她要跳楼，便报了警。

李宜雪与到场的民警僵持了很久，聊到最后，她将赖某猥亵她的事说了出去。

按照李宜雪所言，听到这番话的民警们，第一反应是将执法记录仪关掉，并把保安支走。

接着，她被拽下楼梯，塞进警车，带到了丁公路派出所。

民警没让她下车，也没理会她要跟赖某对峙的请求，只是拿了一沓材料，便驱车前往江西省精神病院。

此刻的时间，是4月22日凌晨1点左右。

江西省精神病院丨图片源自网络

到达医院之后，民警告诉李宜雪，只是检查检查，弄完就放她回去。

面诊时，医生问了她两个问题：心情是不是不好？是不是经常为一些事纠结？

李宜雪给了肯定回答。

在她回答问题时，民警出具了一张肇事肇祸证明，内容大意是，情绪不稳、有自杀倾向、行为异常。

随后，她被带走，只剩下民警和医生单独交流。等她再次回来时，住院手续已经办好，并由民警签字确认。

最终，在没有征得家属同意、没有获得法院许可、没有经过详细鉴定，仅仅是面诊的情况下，李宜雪被强制入院治疗。

03.起诉

当晚，因为哭闹，李宜雪被束缚带绑在床上，直至天亮。

她的主治医生告诉她，现在已进入为期两个月的强制医疗阶段，家人也接不走，探望都不行。

之后的日子，就是每天早中晚，服用奥氮平、曲舍林等精神病类药物。

不吃就会被绑在床上，强行灌药。再不配合就打安定，绑个好几天。

被束缚带捆绑的淤痕丨图片源自新黄河

5月下旬，李宜雪多次晕倒在病房，巨大的折磨让她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因此，主治医生想对她采取电击疗法。但电击需要全身麻醉，家属签字才能使用，被她父亲拒绝了。

6月17日，李宜雪出院。

依旧没有任何诊断证明，只有一张出院记录，还是拍的照片。记录显示，李宜雪患有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甲状腺结节。

李宜雪出院记录丨图片源自南方都市报

出院后，李宜雪开始了维权之路。

她先是联系酒店，想调取监控录像，但被告知录像已被覆盖，无法查看，且当时值班的工作人员也早已离职。

于是，她选择举报丁公路派出所，可打遍了电话，皆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她认为，丁公路派出所一直坚称她是精神病，所以她只能先告赢江西省精神病院，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才能接下来告派出所。

李宜雪精神鉴定结果丨图片源自南方都市报

她去一家省级三甲医院，做了精神鉴定，在得到无异常的结果后，7月20日，她将江西省精神病院告上了法庭。

04.罗生门

由于开庭时间遥遥无期，自8月起，她便将自己的遭遇，公布在社交媒体，很快引发了舆论关注。

8月10日，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督察大队，主动找到李宜雪了解情况。随后，赖某因此事被停职调查，于9月主动离职。

四个月后，12月6日，该案件在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历经两个小时的庭审后，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李宜雪认为，对自己的精神病认定存在问题，医院收治程序也违反了《精神卫生法》中，自愿住院和经家属同意原则。

而医院则称，他们是按照“肇事肇祸”程序收治入院，警方送来的手续材料齐全，属于依法依规收治。

另外，对于“猥亵”，赖某并不承认，他说李宜雪在房间内精神状态有异样，行为让他感到害怕。

随着该案被媒体广泛报道，12月21日，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就此事发布了通报。

12月21日的通报丨图片源自网络

首先，认定赖某不存在猥亵行为，不予立案。只是对其私自回见纠纷当事人的行为，给予了批评和停职。

其次，李宜雪曾先后4次在公共场所扬言自杀，并称自己患有抑郁症、晚上睡不着觉。

出于对她人身安全的考虑，丁公路派出所依法，将李宜雪送到江西省精神病医院，经医院精神障碍诊断后收治入院。

对于这个通告，李宜雪并不认同，理由跟起诉江西省精神病院时一样。

她表示，在此次民事诉讼宣判后，她将对精神病院、丁公路派出所，提起刑事诉讼，前者是非法拘禁与虐待，后者是非法滥用职权。

05.失联

转眼到了2024年12月，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已久的李宜雪，突然发了两则视频，称公安局派了十余人闯进她家，还破坏了门外的摄像头。

“救救我，救救我，他们太可怕了。”这是视频中她的求助，之后便没了音讯。

由于互联网上流传着她失联的消息，12月17日，官方发布通报，说李宜雪没有失联，亦没有被传唤，她一直都在家中。

失联传闻的通报丨图片源自网络

然而，当有人前往她家核实情况时，却发现屋子里空无一人。

5天后，另一份通报出炉，李宜雪再次被诊断为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由街道社区“依法依规”送诊。

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只是不知这一次，她要在精神病院待多久了。

在广大网友的关注下，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终于发了通告，这次不再是什么西湖区融媒体中心了。

读完这个通告，不由得让人喟叹：不是这个冬天太冷了，而是这片土地实在太冷了！

这份通报当中最大的一个漏洞是，虽然声称依法依规将李宜雪送诊，却完全不敢提李宜雪父亲同意了没有。

而没有家属的同意，《刑事诉讼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应当由人民法院决定。

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

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

没有法院的决定，任何机关都无权将公民关入精神病院。

而且进行强制性治疗还有个大前提：强制医疗的对象只能是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

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才可以予以强制医疗。

而李宜雪实施过暴力行为吗？

有暴力倾向么？

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了吗？

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吗？

通报里可是明明说“实施违法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完整，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

鉴定书敢公布吗？

现场视频敢公开吗？

多么自相矛盾！

多么为所欲为！！

呜呼哀哉！

一国14亿人，当初救不了小花梅，如今又救不了李宜雪！

耻辱啊！耻辱啊！！

这份通报下面落款是两个部门，写得也很长。我仔细看了几遍，尤其是最后两段，愣是没看懂，看的是一头雾水。

最后两段是这样写的：

12月21日，北京安定医院作出鉴定意见：被鉴定人李某雪诊断为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实施违法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完整，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

鉴于李某雪当前病情状况，12月22日街道社区依法依规将其送诊。

我不是医生，应该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但是，“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这个危害性大吗？到了必须“依法送诊”的地步吗？

为什么不是由李某雪的父亲“送诊”，而是必须由“街道社区依法依规将其送诊”？

如果李某雪有侮辱、诽谤他人的违法行为，而且“实施违法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完整，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那是不是应该接受治安处罚？该拘留就拘留，该处罚就处罚，而不是“依法送诊”吧？

一方面说诊断为有病，一方面又说“完全责任能力”，这怎么看都有点别扭。

通报中说的是“依法依规将其送诊”，但没有说送到哪家医院，那这“送诊”是送哪里去了？有没有送到江西省精神病院去呢？

要知道，李某雪正在与江西省精神病院打官司，如果被街道社区“依法依规”送诊到江西省精神病院去了，那就是把原告送到被告手里，想想都替李宜雪捏一把汗。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我所欣慰的是，今天，仍有人在朋友圈里孜孜不倦地普及法律知识。

他们有的是律师，有的是法学教授，有的是自媒体人。向他们致敬。

也有人跟我留言说，你敢聊聊法治吗？

我一听，就拍案而起！

你说得什么话？！在法治社会，法治有什么不能聊的！我们要天天聊、处处聊、人人聊！只要不裸聊，怎么聊都可以！

我们难道不就是要形成人人聊法治、人人盼法治、人人懂法治的美好社会吗？

人人可聊法治，是法治社会的基础标志。如果一个社会连法治都不能聊，那它算哪门子的法治社会！

还有人跟我说，你敢聊聊依法执法、依法送医吗？

这又是什么糊涂话！“依法”二字后面，只要不是加违法的东西，加任何内容都可以。执法、送医加在依法后面，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执法者还能跑到法律头上不成？

真的不明白，有些人问这些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干什么。你想说什么？几个意思？

依法执法，这四个字，肯定没问题。谁要敢说这四个字有问题，那么他一定有问题。我这么说，没问题吧？

当然，说归说，更关键的是做。比如，依法送医，依的是什么法？谁有权力送？送去哪？这些细节既然有人质疑，就有必要解释清楚。

很多人把“依法+”简单地理解为对公民个人的要求，比如违反相关规定会如何处理，不服从管理要求会如何处置等等。这其实是片面的，甚至都没有抓住重点。

在依法执法的工作中，政府是主导部门，也是权力部门、管理部门、服务部门，因此在具体的施策、执法过程中，就更加要注重守法有序，这既是践行依法治国，也是为了公平正义。

所谓“遵纪守法，人人有责”，领导干部要带头，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一线执法者更要知法守法、执法守法。

没有一定的法律授权，没有必要的法定程序，不可以轻易地对普通居民要求什么。这个底线就是法治的底线，就是依法治国的底线。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能突破“依法”的底线。谁要是突破这个底线，就该让他尝尝法律的铁拳。

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检索“依法治国”，可以看到，“依法治国”出现在标题中的次数为600多条，出现在正文和标题中次数是1万多条。

随便拎出来一些话，都可以作为依法送医的行动纲领：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是一个整体，要准确把握、全面贯彻，不能畸轻畸重、顾此失彼。执法的最好效果就是让人心服口服。”

“坚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努力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

……

以上，我为我说的话负责。我就不信，这些方方正正的文字，浓眉大眼的道理，敢情还有人说它错了。我觉得登在《人民日报》上都没有问题，我可以不要稿费。

你们说，是也不是？

看了李宜雪的通报，没看懂街道社区把她送到精神病医院的操作。这年头，街道社区是什么势力，这么神勇的吗？居然有权力想把谁送精神病医院就把谁送医院，他们是谁的部下？

通报里称警方从北京找来了专家，鉴定李宜雪是“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我压根没查到这是什么说法，只有一个叫“强迫性人格障碍”的东西，而那本身是不必送医的。

莫非分开写，是为了强制扭送精神病医院？

就算是李宜雪的家人要这么干，至少也得拿出她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的证明才行。否则别人是精神病，她天天在家里睡觉，关你p事？

这不叫防患于未然，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是臆想，仅靠一点臆想便伤害他人，难道不比精神病更可怕？你根据梅超风练了九阴真经滥杀无辜的现象，就要炮决其他练过九阴真经的人，防止他们作恶。郭靖冤不冤？

这显然比被警察拘留更可怕。被拘留了，至少得说明你违什么规，犯什么法。但把你关进精神病医院则不需要，因为此时你已经失去了“解释权”——一个精神病的话怎么能信呢？

更讽刺的是，通报本身让人看不懂，李宜雪被送精神病医院的理由，似乎是因为她在网上说了什么，言语攻击了谁，这才导致现在又被强行扭送精神病医院了……这行为真的不违法吗？当然，我是说李宜雪，她违法了你们应该批捕她；比如造谣、损害他人名誉权，甚至不能直接批捕，那不公平和透明，这不就是诉讼的意义吗？

至少得给别人一个证明清白的机会，这样的社会才能让人安心。

可他们把她再一次送到了精神病医院里，是的，再一次。第一次把李宜雪送到精神病医院是2年前，当时李宜雪报警控告有一名辅警猥亵她。之后也不知道怎么了，就说李宜雪要跳楼轻生是个精神病，把她送精神病医院关了56天。

说来也神奇，56天出来后，当初那个要跳楼轻生的人，竟然不跳楼了，也不轻生了，而是开启维权之路，起诉江西省精神病院，甚至把这家精神病医院告上了法院。

而可怕的是，现在他们把一个原告再次送到了那个被告手里。双方本就是一种“仇恨”的关系，把其中一方交给另一方“处理”，我只能说可怕。

网上有人说，没有人比精神病医院更懂怎么把人变成精神病。我不是很相信这种说法，但一个正常人在一群精神病的世界里，时间长了，恐怕精神很难不崩溃。然后成为真的精神病！

最后还有一点，这起事件按理说人们应该相信警方的通报，可为什么引起了那么大的舆论，那么多的热搜，那么多的质疑和谩骂？

很合理，毕竟同一个地方，弄出过提灯定损，弄出过鼠头鸭脖这些荒诞至极的事情。尤其是鼠头鸭脖，市监局拿着去鉴定，一口咬死就是鸭脖，最终被啪啪打脸，这是对信任何等程度的破坏？

千万不要再搞一次！

今天是朱令去世一周年，一年前，朱令在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冬至那天去世。昨天，看到清华学子张黎利的这篇文章《清华大学在朱令案中的冷血与无耻，我如何成了救助朱令的长期志愿者》，张黎利是清华大学92级计算机系的学生，和朱令是同一年进入清华的，他和孙维是初中同学，还认识帮助过朱令的贝志诚，而孙某那个时候的男朋友，清华计算机系的谢某某，和他同系，宿舍也只隔着几个房间。

2013年，他第一次从天涯知道朱令的事情，对朱令非常同情，之后发起并建立了一个专门帮助朱令和朱令家人的基金会，叫华霖救助基金，这么多年，一直在默默地帮助朱令和朱令家人。他还是公号“朱令我们在一起“的唯一的管理员，这么多年，持续为朱令的事情发声。

他最近的这篇文章可以解读为对清华的控诉书，历数清华在处理朱令事件中种种恶劣的行径，一共四个观点，全文看下来，可以说清华在对待朱令的事情上，是相当冷血和无耻，令人非常愤慨！

他的第一个观点：朱令的病没有及时治疗，清华负有部分责任。

1995年3月9日朱令第二次住院，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接诊，李舜伟怀疑为铊中毒，并与相关专家联系。但清华提供的化学品清单排除了朱令接触铊的可能性，导致医生误判，使朱令错失了及时确诊和治疗的机会，病情最终不可逆转。

当然，这里也不得不说这个医生也有责任，既然高度怀疑，为什么不做排查，就那么相信清华的话？

清华当年出书面证明清华本科生不可能接触到铊盐是为了逃避责任，还是出证明的人做事情马虎，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这份证明延误了朱令的诊断和治疗，让朱令之后的三十年成为一个重度残疾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另外，投毒案是在清华宿舍里发生的，也是因为当年清华对铊盐管理不妥，让那个歹毒的人能够轻易把铊盐带出实验室，给朱令多次投毒才造成朱令悲惨的境遇，所以清华对造成朱令的悲剧，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张黎利的第二个观点：清华大学对证据丢失、导致案件无法侦破，负有重大责任。

1995年4月28日，朱令被确诊为铊中毒，怀疑有人投毒。朱令父母向清华报警，清华保卫科却通知朱令宿舍的人，结果造成了4月29日宿舍失窃，重要证物丢失。1998年，警方要求检查封存物品时再次发现部分证据遗失。这两次失窃直接导致案件关键物证消失，使案件无法侦破。而事后清华化学系只是赔偿了朱令家3,000元了事。因为清华管理不善，造成了朱令案件最重要的物证丢失，清华的行为令人愤慨。

张的第三个观点：清华在朱令治疗和救助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冷漠。

朱令作为清华学生，最初是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的，治疗费用由清华承担。但是在朱令住院一年后（1996年），清华就停止支付医疗费用，并反复催促朱令父母办理退学手续。

办理退学意味着朱令将失去公费医疗，这给朱令父母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尽管他们多次写信请求保留学籍，清华都不理不睬，直到1997年4月，在朱令班级毕业前夕，清华才安排与家属见面，但校方态度非常冷漠，明确表示无法保留学籍，断绝了朱令的医疗保障来源。 1997年11月，北京相关部门要求清华提供40万救助款，但清华仅同意支付20万元，另外的20万是由北京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承担的。清华还要求签订一次性补助协议，还强调这是“特殊照顾”，与司法程序无关，目的就是把自己撇清。

张同学这段陈述是和朱令的律师张捷的说法是一致的。张捷也提到清华当年为了不承担朱令的医疗费，以休学不能超过两年为由勒令退学。在朱令妈妈强烈反对下，清华给出一个条件就是一次性买断出20万，如果要追究责任就不给。朱家人当年一直财务很困难，只能无奈接受。

做出了这么多不堪的事情，居然还对朱令一家如此刻薄，勒令退学，且一直没有给朱令发毕业证。因为朱令没有大学毕业证，身份一直是工人，又拿不了低保，医保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最后是张捷把朱令作为他公司的一个员工，每个月发几千块的工资才得以保障朱令的医保。

张黎利说，清华的做法相当于把在校内被投毒受害人推出了学校，让这个受害人自生自灭，他深深感到了清华的冷血与无情，而受害人的悲剧很大程度是由于清华自身管理不善才导致的。最后还是在上级部门要求下，讨价还价赔了40万的一半。对清华当年的做法真是瞠目结舌，且无比愤慨，天理何在，良心何在？这特么到底是哪个没人性的领导做出的决定，真的很想骂人！

20万买断后，从1998年至2012年的15年间，清华校方与朱令家人没有任何联系，从未打过电话，写过信，彻底对朱令事件不闻不问。直到2013年，朱令事件成为社会热点后，校方在外界推动下，与朱令家人进行了几次接触。2013年9月，清华校长陈某某带着两位管理人员和一位校友探视朱令和家人。那位清华校友当场给了朱令父亲10万现金。这是清华校方唯一一次主动尝试与朱令家人和解。然而，这个行动因为一篇微博文章的公开曝光，引发了校方对潜在舆论风险的担忧，停止了所有后续联系，内部领导更是表态“从今以后清华死猪不怕开水烫”，明确拒绝再与朱令家人进行接触。

张黎利的第四个观点：清华校方一直在回避责任。

1995年，北京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清华拒绝回答是否有铊。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化学系副主任薛某某声称朱令的实验中绝不可能接触含铊物质，清华本科生不可能接触到铊。但北京市公安局后来查获清华购买铊盐的发票和介绍信，1996年清华校方承认工物系购买过铊。张黎利通过SCI科学索引的数据库，发现1996年，清华大学在荷兰学术期刊《分析化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涉及铊盐的论文，其第一作者和第三作者分别为清华的童某某和李某某两位教授。根据化学实验研究及论文发表的一般周期推算，该论文的相关实验工作正好发生在1994-1995年间，即朱令中毒期间。而那个时候孙维正在童某某和李某某所在实验室做研究，是唯一能合法接触铊的本科生。

但在1997年，清华总务处和副书记先后表态：学校化学药品管理很好，按规定管理毒品，及时报案，无任何责任。校方始终拒绝承认实验室管理存在问题。

迄今为止，清华从来没有承认过在朱令事件上有任何责任。

去年朱令去世，清华官方发文称朱令为“我校1992级校友”，可知你们对待你们口中的校友当年是何等冷漠残酷？而且这个所谓的校友到现在你们都没有颁发毕业证！清华，你欠朱令一个道歉和一份毕业证！

当然，我也很清楚，我这里一直统称清华，但真正做出这些决定的是当年清华的领导，而不是现任清华的领导。当年具体做出这些没人性没底线的决定的人到底是谁？根据张黎利的文章，朱令父母从1997年开始就写信给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恳请校方先行支付朱令的治疗费用，但是校长秘书拒绝签字接收。当时清华的校长是王大中（1994 到2003任清华校长）。朱令父母只好在97年9月3号以挂号信的方式把这封信寄给了当时的清华党委书记，寄出以后也一直没有回音，直到一年以后才有回音，而之所以有回音并不是他们良心发现，而是因为相关部门要求清华提供安抚款。这个时候根据网上搜到的信息清华的党委书记是贺美英（1995年9月 – 2002年2月），但张黎利的文章里提到当时出面和朱令父母见面的书记的名字是张再兴，我查了一下，张再兴是当时的党委副书记。

我们也要分清楚，清华官方的态度和清华学子的态度是不同的。我认识的许多清华学子也为清华在朱令事情上的处理深以为耻，这位张黎利同学更是本着清华学生一向做事严谨的风格，彻查了当年清华在朱令出事后所作的行动。张黎利的文章还提到他一年多的调查访谈中一些令他震惊的发现：第一，清华校园过去二十年来发生的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不少，但从未听说清华承认过自身的管理责任，反倒看到了清华状告死亡学生家长闹事的新闻。用张黎利的原话就是：“清华园里面游荡着不止一个冤魂”。

第二，清华绝大多数学生，对这些非正常死亡事件知之甚少。他的很多同学和他一样，在毕业十多年后才从媒体上得知了当年发生在身边的朱令惨案。而他调查中采访的清华在校生和近几年的毕业生中，大多数没听说过朱令事件，也不知道其他的学生命案。我想，这种对命案的轻描淡写，生怕担责任的态度，正是这类事件不断发生的根源之一。

如果张黎利的文章所述都属实，那么清华的确做得太过分了！清华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莘莘学子吗？将来那些优秀的学子报考清华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清华现在的领导也应该为当年的管理者做出的恶心事负责，或者说弥补当年的过错，希望他们在朱令父母有生之年，勇敢地站出来给朱令一个迟来的道歉，给朱令补发毕业证，如果可能，也尽可能在经济上补偿朱令的父亲母亲，以告慰朱令在天之灵。

逃避责任，掩盖错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会让声誉越来越糟。勇敢承认错误并改正才配得上中国顶尖大学的声誉，才能让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知耻而后勇，知错而弥补，虽然很艰难，虽然需要勇气，但这是唯一正确的做法。唯如此，才能告慰朱令在天之灵，才能让所有清华学子不再寒心，才能平息所有关心朱令的人的不平和愤怒，才能不辜负清华两个字。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京沪两地在11月双双遇到消费的大幅下降：北京11月社会品消费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4.1%、上海同比下降13.5%，同期全国同比增长3%。

上海2024年11月消费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北京2024年11月消费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除京沪外，广州11月的社零也同比下降了1.6%，而截至本文发布时，深圳的数据还没有出来。

过去有个说法表示经济下行压力不会影响京沪，因为京沪会吸走全国资源，所以“京沪永远涨”，现在又应该怎样解释？

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一线中的一线城市，两地现在的消费状态会不会成为一个全国前瞻指标，或者说有他们背后特殊的因素呢？

京沪消费下降的背后，我认为至少有几点重要原因：资产缩水、就业波动、消费结构差异和更高的居民杠杆率这几点重要原因。

（1）资产缩水影响巨大

最近被广泛讨论的消费降级，不仅仅是收入变化影响这么简单，相比于收入的变化，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财富观对一个人的消费影响来得更大。

我们以北京和上海为例，一套京沪非常普通的住房市值随随便便超过500万，而其他二三线城市可能只有100万，而在过去几年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还是其他二三线城市，都经历了房价的大幅下跌，京沪的跌幅并没有更小。如果各个城市的跌幅都一样，比方说下跌30%，京沪平均总价房产（500万）缩水的绝对值是150万，其他城市平均总结房产（100万市值）缩水的绝对值只有30万，这样的资产缩水对消费心理是有巨大冲击的。

还需要强调有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虽然很多新北京人或新上海人常常自称自己多么励志、多么努力，但其实他们绝大多数人在京沪这样的城市也根本没靠工作**赚到多少钱，只不过当年咬牙买房之后价格涨上去了，最后把时代的红利当成自己的本事，这显然是一种错觉。**

但不可否认的是确实有很多人的满足感和消费潜力是基于之前的房价上涨，曾经国内房地产如火如荼时，就算是出国旅行，很多国人得知当地房价很低之后自己心里都会暗爽一把，现在房价下跌了、也卖不掉了，所以消费也开始减少预算了。

（2）就业波动影响更大

以北京和上海为代表的热点城市汇聚了大量高收入职业，在经济周期向上的时候，这些行业蒸蒸日上，帮助所在城市吸引了全国无数人才；而当这些行业开始衰退的时候，自然就会降薪裁员。

这种情况导致京沪外来人口的流出和消费力的下降，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过去这些年，那些造富能力非常强的行业如房地产、金融、教培、互联网，一个接着一个由于客观市场规律或遭遇铁拳使得大量从业者遭遇财务困境。甚至于很多从业者当下的困境恰恰就来自于曾经的成功，例如一个教培或房地产行业的优秀从业者，在2020-2021年用自己在事业上成功所赚到的钱作为首付三倍杠杆买了一套房子，那么现在无论如何都很难支撑，而其他人因为连首付都没有，所以连踩坑的资格都没有拿到，反而成了一件好事。

另外，除非是家境富裕的土著，一线城市的生活是躺不平的，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一线城市要么卷、要么走…因为这里的成本比其他城市高不少，如果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他们没有理由继续付出高昂成本留在这样一个地方，而人口一旦流失，消费自然也会下降。

（3）消费结构差异

我们看2024年11月全国的消费数据，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可选消费大幅下降，其中下跌幅度最大的是化妆品类，同比2023年11月的降幅达到26.4%，而其他一些关乎生活基本需要的必选消费表现相对稳定。值得一提的是，家用电器因为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推动，使得这一项目的同比增长达到22%，这证明补贴消费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未来这样的补贴应该会越来越多，值得期待。

过去一线城市的消费升级是走在全国领先位置的，因此一线城市居民的可选消费比例是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的，这也导致一线城市居民消费下降的空间比其他地区更大…

所以不是其他地方的老百姓不想省钱，而是其他地方的消费者几乎没有经历太多实质性消费升级，现在的消费基本都是吃饱穿暖，实在很难再去省了。

（4）居民杠杆率更高

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远远要大于其他城市，也就是说即使一线城市的收入更高，但高出的幅度远远不如房价高出的幅度大，这就是杠杆的效果。这也导致相同年龄段、相同行业的人群，在一线城市的（买了房的）人财务压力普遍远远大于其他城市的人…也是由于财务压力原因，一线城市的结婚率、生育率也远远低于其他城市，而在小城市，由于现代金融观念落后、房屋总价相对较低，一般人买房不会把杠杆用到极致，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高房价城市，买套很普通的房子就可能需要贷款几百万，居民杠杆压力是非常大的。

我们从数据看，一旦居民杠杆率超过某个临界值后，居民杠杆率越高，消费增速就越慢，两个数据有非常明显的负相关。

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 vs 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看过往数据，2020年以来中国居民杠杆率高位盘整，但消费增速还在持续放缓，这说明在现有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和社会福利保障背景下，60%出头的居民杠杆率应该就是老乡们的极限了，因为居民已经极为努力地顶住压力让杠杆率维持高位而不是掉头向下，但代价是消费的低迷，居民这几年已经开始牺牲消费来扛鼎了，中国人民确实是全世界最吃苦耐劳的群体。

事实和数据证明，在经济下行期，并没有什么地方是绝对安全的堡垒，“京沪永远涨”可能只是一些人的自我安慰，就好像刚需不怕跌一样，这类洗脑式的论断没有参考价值，只有情绪价值。

另外，消费下降说明居民的财务压力已经开始影响到实际生活体验了，所以忘掉房价吧，房价真的已经是一个没什么营养的话题了…因为当你发现困难来的时候，砖头并不能当饭吃，我们普通人下一步最应该关注的是未来一年自己或家庭的工作和收入情况，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只要是能按时按量发工资的公司那都是好公司。

而在京沪之后，其他热点城市和更多二三线城市是否会出现京沪类似的消费下滑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但消费的疲弱，不只是短期出现的问题，而是长期的结构性短板，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重视投资重视生产，但却忽视消费的重要性，甚至有人觉得消费就是吃喝玩乐就是不利于奋斗，这个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对于通缩的压力和消费的价值，我这里分享一下之前在我的付费星球发的一个帖子，主要目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帮助读者克服通胀焦虑，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总之，消费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动能，如果没有足够的有效需求，那么生产也将变成失去意义的无效内卷；而且消费的下降一旦成势，就很容易带出一个恶性循环：消费下降导致生产商亏损或减产 – 然后产业链上下游降薪或裁员 – 再然后被降薪或被裁的人因为收入减少于是进一步缩减消费…

另外，2025年就要到来，在川普上任的前景下，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国际间的贸易保护主义会重新抬头、新的贸易摩擦会再次到来，外需将变得不再稳定，这时培育好自己的内需市场就更加重要了，只有自己足够强大稳定，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扩大内需，特别是在居民消费上给予更大的力度的补助已经刻不容缓了。

2024年11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3%，这一增速较10月份的数值4.8%，大幅下降了37.5%，也比市场的预期数值5.3%低了2.3个百分点。对比历史同期数值，3%的增速也处于历史低位，低于过往5同期均值水平4.22%。

再看一线城市呢？更加触目惊心。11月，北京社零消费零售总额同比-14.1%，创2022年12月以来近2年新低;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13.5%，创2022年5月以来30个月新低。

价格是供需均衡后的结果，消费需求不足，价格全线走低。

2024年第三季度，综合衡量全社会物价水平的经济指标—GDP平减指数，当季同比录得-0.53%。从2023年6月开始，已经连续6个季度为负，这一轮持续时间为近20年来最长。再下跌一个季度，我们就将创下 1990 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惨淡记录。

具体到CPI和PPI是什么情况呢？

11月份，CPI同比从10月的0.3%再度回落至0.2%，已连续57个月运行在收缩通道内。PPI同比为-2.5%，自2022年10月起由正转负，截至2024年11月，已连续26个月处于负增长区间。

GDP平减指数连续为负，表明我们的经济陷入通缩风险，消费对经济贡献的乏力也开始显现。

2021-2023年，消费对GDP贡献均值为60.4%，2024年前三季度则大幅下降至50%，单三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仅29%。

怎么办呢？每当经济需求不足的时候，需要借助外力来吧经济拽出泥潭。我们复盘了此前三轮物价通缩周期的过程，基本是如下路径：

第一，拉外需，外需回暖在此前几轮物价回升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比如1998-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通过加入WTO，推动外需增长，带动物价回升。2008年和2015年通缩周期也都伴随着外需的回暖。

第二，如果外需承压，通过地产投资来刺激国内需求弥补外需缺口。比如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2015年，地产涨价去库存，通过拉升房地产市场需求，弥补外需缺口，最终带领物价走出泥潭。

那么，这两条路径还能继续奏效吗？

大概率很难。

首先，房地产投资就是目前经济的最大拖累项，并且预计在短期内无法解决。根据我们的预测，2025年房地产行业将会使GDP增长率降低2个百分点，并且这种增长拖累或会持续至2030年。

其次，出口估计也不能做过多指望。

自2017年川普上台开始，全球政治向“右转”，“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浪潮迭起。而2024年特朗普的再度当选，其保守主义、孤立主义比8年之前表现的更为激进。

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美国新一届政府提出“对中国商品全面征收60%关税”、并积极主张“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更为严峻的是目前不仅仅是美国，包括欧盟、沙特以及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印尼等诸多国家都提出要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这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根据高盛的测算，美国这一个国家对我们的平均税率从目前的19.3%只提升20个百分点，都将会使我们明年的经济增速下降0.7个百分点，回到4字头的增速。

如果提升到60%呢？

瑞银集团的最新研究也显示，60%的关税将砍去中国经济年增长率的一半以上。

看到了吗？

出口和投资在未来都可能拖累经济的增长，所以拉动内部需求是我们不得不做的必选项。事实上，我们的政府也认识到了拉动居民消费的必要性。

政策层面上，在12月11日至12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大力提振消费”放在明年重点工作任务的第一位，强调要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实际行动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发放消费券、实施消费补贴、推动家电市场以旧换新、拉股市等等。

但一系列的措施，效果并不那么显著。那么未来，还有办法让消费起来吗？

有的！

具体应该怎么做呢？路径也很清晰，政策要减少对供给层面的刺激，要落到需求侧，加快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做大居民收入，托底民生保障。让居民既有钱消费，更敢于消费。

首先，帮助居民修复资产负债表，直白一点就是稳住居民最大头的资产-房产。

数据显示，房产占我国居民总资产的比重达70%。

目前无数居民被套牢在房产上，房贷利息为刚性支出。收入一旦下降，不想要断供，只能节衣缩食偿还房贷。还如何指望宏观经济有需求，有未来？

所以，政府救地产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拿出真金白银救助存量房，稳住房价，呵护居民最核心的资产，为居民现金流腾挪空间。只有如此，才能护住居民的信心、护住经济的需求。

其次，要大幅提升居民收入占比，缩小贫富差距

消费的底层是收入。一般而言，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收入越高花的越多。

对比国际情况，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偏低。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在40%左右，其他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济体，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都在50%以上。比如，美国是68%，越南也是68%，印度是58%，俄罗斯低一点，在52%。这意味着，每创造100块钱的GDP，美国人分走68块，印度人分走58块，我们分走40块。

分的少，花的自然少。而这个分的少，主要体现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较低，再分配环节向居民部门转移支付效果不显著。

2022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为52.7%，低于美国、日本、韩国的62.1%、73.3%、59.8%。

一般而言，在初次分配不均的情况下，政府参与的再分配环节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但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再分配调节作用不佳。2022年，居民、企业、政府部门在初次分配环节收入份额分别为62.2%、26.6%、11.2%，三者在再分配环节收入份额分别为60.8%、22.6%、16.6%。

可见，再分配环节并未提升居民收入份额，更多体现为企业部门收入在税收环节向政府部门而不是居民部门转移。比较不同国家的衡量贫富差距指标基尼系数，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值在财政调节后明显下降，而中国的基尼系数基本不受财政调节的影响。

所以，在初次分配中，要提高企业支付的劳动者报酬占比，鼓励企业分红、适当减少利润留存，让居民有钱可花。在再分配环节，政府税收要提升累进性质的直接税占比，比如加大对富人征税，对低收入群体减税，缩小收入差距，这些才是提升居民消费的根本途径。

最后，政府还应该完善医疗和养老保险问题，为居民的看病和养老兜底，让居民消费没有后顾之忧。

从我国当前财政支出来看，社会保障支出严重不足。2010-2020年，美国广义政府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一项占GDP的比重平均为17.5%，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平均为9.6%，仅为美国的55%。同一时期，美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以及相关运营、管理工作的经济事务一项占GDP的比重平均为3.8%，中国则平均为8.1%。

目前的财政支出，向逆周期属性的社会保障支出不足，缓冲居民消费需求的能力较弱。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不足的情况下，又没有兜底，消费起来战战兢兢，年轻人不婚不育的的底层逻辑也在于此。

所以，政府要加大财政支出向社保倾斜，让居民没有后顾之忧，敢于消费，敢于畅想未来。

救济经济根本没有特效药，只有综合施策，方能走出困境。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自由娜拉NORA：是一个缘起于“铁链女事件”民间行动的独立媒体，持续关注和监测中国人口贩运和精神障碍权益的最新新闻和政策动向，推动相关问题的政策倡导、学术交流和公共传播。

一、AEP：中国人工智能屏蔽真相，散播谎言，咄咄逼人，企图称霸全球

美国非营利组织AEP于12月21日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揭示了中国人工智能（AI）存在积极的政治审查，否认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并散播官方谎言做大外宣。

报告封面

据悉，AEP全称为“美国优势项目”（The American Edge Project），是一个非盈利组织，由多位美国政界、军界高层人士发起，旨在用技术和创新推动美国经济发展。

该机构测试了中国三大AI模型——腾讯“混元大模型”（Hunyuan-Large）、阿里巴巴“Qwen2-72B-Instruct”，以及清华大学“ChatGLM-4”。他们将这三款AI模型与美国的Grok（X公司）、Llama（Meta）和ChatGPT（OpenAI）对比。结果发现：“美国的AI模型即使面对关于美国历史和领导人的敏感话题，也能提供详细且基于事实的回应，而中国的系统则展现出一致性的审查、扭曲以及迎合中国共产党的叙事。”

具体来讲：

• 系统性的历史审查： 视频证据显示，中国AI模型主动扭曲重大历史事件。腾讯的混元模型错误声称“在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中没有人死亡”，而ChatGLM则将死亡报道称为“不实”后完全自我审查。观看视频：
• 人权问题上的错误信息： 在被问及已被记录在案的人权问题时，中国的Qwen2将对维吾尔族镇压的指控称为“毫无根据且虚假”，而Hunyuan则将其视作“公然的政治阴谋”以诋毁中国。美国的模型则提供了详细且基于事实的回应，并引用了国际人权组织的资料。观看视频：
• 选择性政治审查： 中国的AI系统在政治话题上表现出系统性的偏见——它们可以随意批评西方领导人，但会主动阻止对中国领导人的任何批评。ChatGLM针对拜登总统给出了10条批评意见，但当被问及习近平主席时，却回复“对不起，但我无法满足该请求。”观看视频：

该机构CEO道格·凯利（Doug Kelly）表示：“中国的AI模型系统性地撒谎、审查并歪曲事实，以服务于专制议程——而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模型成为全球标准。美国必须在开源和闭源AI开发方面都保持领先，以确保自由与透明——而非审查与控制——塑造我们的全球数字未来。”

此外，报告还发出严厉警告：中国目前正在实施一项规模达1.4万亿美元的技术战略，其中包括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155个国家扩展其AI系统。该机构称，其结果可能是中共将其AI技术及意识形态嵌入全球数字基础设施。

最后，报告以一系列建议作为总结，呼吁美国政策制定者加速开发与闭源AI模型的创新，并推广民主技术标准，积极在全球南方争夺技术影响力。

二、西藏研究机构：中国在不丹兴建“跨境村庄”

西藏研究网络“绿松石屋脊”（Turquoise Roof）于12月20日发布了一份报告，称中国截至2023年已经在不丹传统领土上建成了22个跨境村庄和定居点，总计约825平方公里的土地，占不丹总领土面积的2%。

报告封面

报告称，中国的这一举措不仅对中不边界谈判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在中印地缘政治关系中引发了深远的战略考量。

据悉，这些中国村庄包括19个完整的村庄和3个小型定居点，共计752个住宅区，约2284个住宅单元，可容纳约7000名居民，包括普通移民、边防警察、建筑工人和军人。

其中，报告称中国在不丹西部洞朗高原（杜克拉码）周边地区建了8个村庄。然而，洞朗高原是中印对峙的关键地区，对中国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战略意义重大。因此，中国当局通过控制这一地区，在与印度的军事博弈中获得优势，同时推动不丹在首都廷布设立中国大使馆。

报告表示，中国对不丹土地的逐步占领通过六个阶段实现：

1. 1990年代初：派遣牧民进入争议地区，与不丹牧民竞争土地使用权。
2. 搭建牧民避难所并建立永久住所。
3. 派遣军队巡逻以支持当地牧民。
4. 建设军事哨所，后升级为永久性建筑。
5. 从2004年开始修建连接西藏城镇的公路网络。
6. 自2016年起，在争议地区建设村庄并迁移居民。

然而，中国并没有停下占领不丹领土的脚步。自2023年初以来，中国新增了7个村庄，使得东北部的住房数量达到此前的三倍以上。这些村庄的建设密度和规模表明，中国已不太可能将其占领地区归还不丹。即使未来达成协议，不丹可能仅能收回部分尚未开发的地区，而中国在东北部和西部的核心占领区域预计将保留在中国控制下。

绿松石屋脊表示：“中国在不丹境内建设跨境村庄的行为为国际社会带来了深刻的警示。这种‘强力外交’手段凸显出较小国家在面对大国机会主义领土要求时的脆弱性。”不丹由于印度的安全关切，始终未能与中国达成有效协议，而中国则利用这一僵局加速其战略推进。2023年3月，不丹似乎无奈接受了中国的大部分谈判条件，表明在中印地缘政治压力下，不丹的谈判空间极为有限。

最后，报告总结称，这种策略不仅影响了中不边界谈判，也为区域内其他领土争议提供了潜在先例，挑战了现行国际边界体系和小国的主权独立性。因此，在全球关注地缘政治平衡的背景下，中国在不丹的行动及其长期后果值得全球关注和警惕。

三、《中英联合声明》40周年，ARTICLE 19发文痛批中国当局失言

今年12月19日是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40周年。言论自由倡导组织“第19条”（ARTICLE 19）当天发文，批评中国当局“背信弃义”，今天已经完全背离了声明中“一国两制”的原则。

文章截图

ARTICLE 19全球中国项目负责人迈克尔·卡斯特（Michael Caster）评论称：

40年前，中国向香港及国际社会作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然而今天，它却系统性地剥夺了其在《联合声明》下所有与人权和基本自由相关的承诺的遗迹。

从2017年起，中国当局声称《联合声明》的大部分条款不再具有约束力，认为其“不具实际意义，也完全没有任何约束力”，只是“一份历史文件”。

然而，ARTICLE 19表示，《联合声明》实际上是一项国际法律协议，自1985年以来就已被注册为具有约束力的条约。其中，《联合声明》明确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法律将确保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旅行和迁徙自由、通信自由、罢工自由、职业选择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在内的权利和自由”。

尽管如此，香港却从一个区域内自由表达的活跃灯塔迅速转变为一个日益接近中国内地的地方，成为世界上言论自由最受压制的环境之一。

ARTICLE 19每年都会发布全球言论自由指数。可是，在过去十年中，香港是下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一共跌落了54分至“危机”等级。在2023年，这一指数显示香港在16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5位。

ARTICLE 19称：“对香港自由的攻击主要来自北京于2020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和2024年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这两项法律在由听命于北京的立法会通过后，成为打压异见的工具。这些法律被用来为大规模逮捕和监禁提供依据，例如2024年11月19日对45名民主派人士的大规模判刑，其中包括法律学者和和平抗议领袖戴耀廷以及学生领袖黄之锋，分别被判处10年至4年的监禁。”

最后，迈克尔·卡斯特（Michael Caster）表示：

通过肆意无视其在《联合声明》中的核心义务，中国逐渐剥夺了“一国两制”所剩无几的理念，以至于香港很快可能与中国大陆这个人权荒漠无异。中国单方面否定其仍然有效的条约义务，这种行为反映了该国对法治的蔑视，以及其对香港相关历史和国际法的系统性歪曲。

国际社会必须与香港团结一致，并加大措施追究中国的责任。

2024年，经济局势严峻，尽管政府推出措施提振经济、扭转价格下跌，却未见消费需求回升。

房地产仍旧走弱，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价格指数观察，截至2024年9月，二手房价格相比2021年高点下降15.4%，新房价格下降9%。除个别政策支持的行业外，很多行业面对消费的低迷，陷入价格战。企业生存难，“降本增效”成为底色，劳动者收入愈加压缩，消费愈加低沉。

就业难在年轻人中尤其严峻，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9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明显高于30岁以上人群*。

就个人来说，对经济冷暖的体认并不需要数据支撑。作为年终回顾，我们希望看到“大环境”中的「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我们回归一个简答的问题：这一年你过得怎么样？

我们采访了5位从事市场营销的人，他们从业时间均为10年以上，疫情前已经成为中层骨干，也因此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行业的、消费者的、组织的变化。他们来自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从事的行业分布在食品、服装、新能源汽车、科技和房地产，包含不同政策支持程度的行业。

当消费降级、降本增效、价格竞争成为市场基调，他们或者比从前更“卷”，为维持收入不降太多，不放过任何可能奏效的办法；或者开始“克制自己的努力”，接受今非昔比的现状，维持恰当的投入产出比。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可能和大多数中产一样经历着上升受阻、财富缩水，几位被访者均就职于北上广深的大型企业，处境很可能好于其他城市，好于中小企业雇员；并且，相比于后辈的年轻人，他们已经感到自己属于“幸运的一代”。在明天即将发布的《下篇》中，我们采访了24位年轻人，听他们对2024还有什么想说的。

从高歌猛进的时代走来，我们习惯于在年终复盘和新年展望之时，总结“机会”和“办法”。但是，这一年在尝试了比以往年头更多的“机会”和“办法”之后，或许真正留给我们的，是如何理解一个从未经历过的经济周期，如何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中自处。

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10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7.1%，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6.8%。本统计对“就业”的定义为每周工作时间1小时即算为就业。另有经济学家关注到从城镇回归农村的劳动力数量可观，并没有反映在城镇失业率数据中。

两个创新项目被喊停之后，

我不折腾了，苟住吧。

大概2015至2019那几年，商业地产这个赛道做得风生水起。那时我还在一家服装公司，我们得求着购物中心给个好铺位，因为当时对于零售品牌来说，在购物中心开店是提升品牌形象、把握高净值顾客的重要渠道。我之前在咨询公司做过，有跨界的思维和资源，刚好那两年我经常跟一家商业地产公司的合作伙伴探讨关于购物中心的想法，有一天他们就抛出了橄榄枝。或许当时这家公司在同行日渐火热的竞争中，期待通过跨界人才的加入做一些尝试和突破，打造差异化，毕竟商业地产行业一直崇尚“标准化、可快速复制”，当时还没有太多所谓“非标商业”出现。

那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但我当时没想到疫情会有三年这么久。我大学期间也赶上了非典，但是很快就过去了。抱着疫情很快会过去的预期，我就来到了这家商业地产公司。

刚加入的时候，公司有利润和增长的空间，要求我这种跨界人士提供不同的视角、充分发挥。2021年上半年，公司曾给我一栋空置的小楼，包括调研、定位规划、品牌化包装、空间及商品规划、空间设计、招商洽谈、运营策略、投入收入测算等大部分环节都交给我。在招商洽谈中，对于一些小众品牌，老板甚至允许不用惯常的租金思维来合作。

我很喜欢这种挑战，大概在一个月里就把规划类环节做完了。第三个月的时候意向商户也基本谈完了，在上项目申报预算的一周，突然被公司喊停了，这个项目算是“胎死腹中”了。现在回头看，2021年房地产政策起起落落，大家信心逐渐没那么足了。那时大部分同行企业和资产方在资金上大概开始出现问题，部分企业开始售出重资产项目。那段时间“轻资产”成为商业地产这个板块热议的话题。

注：2021年房地产政策包括上半年严格调控的“三道红线”、房地产贷款集中管理制度、实施“两集中”供地模式等，及下半年透露暖意的维护按揭有序发放、房地产税延期、支持优质房地产并购贷款等。

2022年上半年，公司又启动了第二个创新项目，我再次重整信心参与其中，这次覆盖全国业务，但就在规划完毕、项目落地第一阶段时，公司的领导层发生了大变动，从70后为主的行业资深经理人，换成了一个更为年轻的80后团队，无人提及的旧项目默默流产。我估计老板的考虑一是要降低成本，二是在这样的大环境里，行业大咖和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做出的结果可能也差不多，因为公司没有开拓性的事情要做，只是维持基础运营。我觉得就是不折腾，安安稳稳地躺过这段周期的信号。

接下来公司给我的空间也收缩了，新的领导层也不关心我以前的工作经验，我擅长什么，而是把我当成一个螺丝钉，布置我做按部就班的工作，把基础工作做到极致。

之前在工作当中很契合的、一起碰撞创意灵感的同事先后离开，只剩下一两个，零零散散的。我有种失落感，也了解到不少同事很难找到令自己满意的新工作。于是我发现自己变怂了，考虑要先稳住工作，稳住存款，那就先苟着吧。

客观来讲，我觉得或许这是一家公司面对周期而做出的最好决定了。降本肯定要降的，有试错成本的事就不敢做了。对老板来说肯定也想先稳住资产，不倒闭，发出工资，至于做行业龙头什么的就先别想了。对员工来说就是稳住工作，其他别想了。

民营背景的购物中心，

吸引品牌入驻变难了。

疫情前的三到五年里，都是品牌方去拜访购物中心，求着购物中心给个好位置啥的。现在，很多连锁品牌的拓店计划都收缩了。购物中心的人得跑出去问品牌今年有拓店计划吗？人家可能说我今年只能做一个新店，已经有四家购物中心来找过我了。

对购物中心来说，以前要挑符合商场定位的品牌。现在可能很多商场开业的时候你会觉得奇怪，这家商场到底是什么定位？为什么会有一堆定位不匹配的品牌堆在这边？商场也没办法，今天它解决不了好不好的问题，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因为出租率得先上去，才有机会慢慢调整入驻品牌，逐渐符合定位。

今天想要一步到位吸引符合定位的品牌入驻，对于民营性质的商业地产公司是蛮难的。国央企的商业地产项目比较受品牌方的偏好，品牌会认为国央企的项目资源比较好，稳定性也好一些，因为它们的位置会拍得比较好，也不存在资金链的风险，因为稳定，也能吸引到较高质量的运营人才，营销费用也没有像民企砍得那么多。

疫情前有些商场一年花百万甚至千万级别的营销费用去做策展，现在营销费用砍下来了，内容创意肯定没以前好，吸引流量的能力就进一步下降了。但是没办法，今天消费者想的都是稳住存款，没那么有消费力了，就算花再多的营销费用，消费者也是来逛而不是来花钱的。

今年有一家商场开业，位置还不错，但没有把卫生间细节搞得很人性化，导致消费者在开业第一天就吐槽，怎么感觉从一线城市突然到四线了。如果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品牌商也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也能理解，房地产商很可能没有钱了，但是商场要先开起来再说。

现在一些商场有病急乱投医的状态，今天看到别人家做宠物了，也跟着做个宠物活动，明天搞一个市集。我的一个商场的朋友开始帮品牌商户做直播了，他说其实也卖不掉什么，但是一定要做满一定时间，有KPI考核的。这些做法解决不了问题。我觉得源头就还是要去研究消费者的感受，消费者真正关心的是什么，把钱花在他们真正care 的地方。

先把眼下渡过去。

我觉得不少人都变成缩头乌龟了。我有一个媒体的朋友，专门帮主理人品牌找投资的。我正好有几个主理人朋友想要找投资人，就去问她有没有好投资人推荐，她说如果是你朋友叫他们别做了。其实大家都没有信心，虽然在一些商务场合会相互鼓鼓劲，但是信心是需要有实际的案例成果的。现在很多的案例还是包装的成分比较高。

23年的时候还是希望看到曙光的，现在已经不那么在意后面到底是向上还是向下了。早两年还会讲不确定，现在连不确定都不会讲了，就是先过好眼门前，没有那么多人去为未来打算。同行有些朋友的KPI考核经常把下个月的工作成果算到这个月来，你问他下个月的KPI怎么办？他说先稳住这个月再说吧。再比如以前会做理财的朋友，现在理财都不怎么做了，存款利率再低也存。当然，我只能说我们这种老百姓，那种大咖的情况我不知道。

我的一些亲戚原来是准备把小孩送到国外去读书的，现在都“烂尾”了，不送了。因为送出去之后一是不知道在国外会怎么样，二是以后回来找工作也没什么高薪的机会了。不如把去国外的钱以后当工资发给孩子好了。

大家对长期的投资都没有信心了，都是做好最坏打算了。我们见面都是说希望明年我们不管在不在这个行业，大家还能再见面，能开开心心地聊一聊就好了。以前见面都是聊有什么合作机会，现在见面都是聊家常、聊身体，谈谈自己身上有了几个结节。

大家都会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因为当外部资源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你能够做到的就是保护好自己身体这个资产。

我以前做事风风火火，现在做什么事先告诉自己缓一缓，不要着急，不要强求。比如工作当中碰到一些事情跟我的衡量标准不一样，我会去适应别人，不要让自己生气，生气就会有结节。我要去相信别人提出的需求和见解都是有合理性的，你怎么确定你的决定最后的结果会更好？也不能确定。大家都不要为难大家了。

虽然现在着眼于过好短期的每一天，但我还是在学习一些课程。比如基金类从业资格类的课程，我在前年已经自学完成，临考试报名发现报不了，因为当时限定只能专职从业人员才能考，现在非专职从业者又可以考了，我想明年考一下。还有CMA管理会计师，对职业经理人掌握必备的财务管理思维会有帮助，学这个不为考证，纯粹是为了给自己扩展认知。随着消费基础设施Reits 这样的新政成熟，相信在我日后工作中能用得上，让自己更有竞争力。

整个价值链上下游所有人的

日子都变得更难了。

食品饮料行业算是国计民生了，正常情况下应该非常稳，但今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难。感觉整个价值链上下游所有人的日子都变得更难了，“降本增效”成为基调。

真正感觉到压力是在第二季度之后。上半年大家都还卯着劲想做出起色，但是618 表现平平，营销和促销活动效果变差了，库存清不掉了，线上线下都没有变好，年中发现业绩和指标的差异那么大。以往季度性开的会，变成月度开，最后恨不得周周都在对数据。

以乳制品为例，今年液奶销量掉了挺多，因为牛奶量可能供大于求了，价格战就来了。白奶价格拉低，一些功能性的、高附加值的产品也开始做更多促销，整个盘子的利润就拉低了。乳制品这个一直在涨的行业，感觉遭遇了三聚氰胺以来最难的一年。

我所感受到的消费降级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社交热情下降，就是提着一箱箱的奶走动送礼的情况少了，另一种是日常消费热情下降，因为消费者对未来预期没那么昂扬了，有实惠的就买实惠的。

国家要保证底层农户的收入，听说一些地方政府会帮助畜牧业，否则农户就真的要杀牛了，因为市场需求萎缩了。有些国企或者地方支持的企业，有社会责任和义务，需要保证农户收入，产量不敢降太多，这就需要牺牲一些利润，降价促销把产品销出去。而这样的行业环境，对于在意利润的企业来说就非常有压力了，比如对上市公司来说利润就更直接影响股价。

这两年感受到地方政府的压力也大了，要求企业的合作变多了。举个例子，今年地方政府也有他们的产能指标，可能是产奶的吨数，他们会为了达到指标提出希望我们完成多少吨的季度指标，如果完成指标会有一些税务上的优惠或有补贴。但是我们因为需要保证产品体验和新鲜度的要求，还是没有完成这个季度指标。

注：相关数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6月，国内牛奶产量1856万吨，同比增长3.4%；规模乳企乳制品产量1433万吨，同比减少3%，奶产量增速高于消费量增速。

据上市公司披露数据，36家乳企中，13家出现亏损，24家净利润下降，亏损面较去年同期有扩大，盈利水平呈下降趋势。24家乳企净利润下降幅度均在双位数以上。13家亏损乳企中，奶牛养殖企业占据7席。（《东方财富网》）

不停换动作换人，

折腾一通累死，但收效甚少。

连续不达标是今年的事，去年我们的业务还多多少少有增长。我们公司整体来看2023年也是增长的。现在公司里最大的学问变成如何合理地设定指标？从组织到个体上，怎么调试预期？如果调低之后还没达成目标怎么办？没人有标准答案。

往年到第四季度，合作的经销商还能帮你达成销售指标，今年经销商不敢帮这个忙，因为对未来的预期是下降的，这就特别像房地产——去不了库存。

今年我们不得不在各种夹缝中找机会，任何一个小机会都不放过。以往做完年度计划，就大概知道这一年的节奏了。但是今年，非常规的动作很多，折腾一通累死，可有效的东西有限。最后发现维持销量都很难，可是不做这些事，又怕销量掉得更惨。

我们天天加班到8、 9 点，一个月只有一两天可以早点回家。不停出差看市场，做这个分析、那个分析，后来公司就开始换人、换组织，在更高的层面，品牌投资、定价策略的章法打乱了，开始搞更低价位的产品了。

整体感觉就是越来越只看眼前，动作不停，有时缺乏一致性和连续性。有时链路的影响传导比较缓慢，过了三四个月才发现一件事做错了。有些人或者部门没达成业绩目标被换掉，很多看不见的价值也连带损失掉了。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其实并不是个体的问题，是体系的问题，是需求端的问题，但是人已经换了。

本来我管理的就是一个挑战性的生意，这两年刚开始琢磨到一点规律，包括怎么做到价值回归，从端到端怎么做，需要怎么聚焦等。但是现在感觉组织协同性变差了，各部门都有压力，大家都挺急的。以前增长目标跳跳够得着，有资源支持，互相配合，做起来会更顺利，现在跨部门做事没那么顺了。

组织跟个体一样，如果没有失败过，面对失败都不知道从哪开始反思，自己还没想清楚怎么办呢就迫于压力去做补偿动作了，慢不下来。你不敢承认或许已经生病了，更无法判断这病是肿瘤还是炎症，缺乏有效的诊断体系。原来不管增长快、增长慢，你是有参考的。现在谁都没有正确答案。坐标体系变了，每个人都在边猜边移动。

仅仅为了维持收入稳定，

也要花比以前更大的力气。

整体感觉就是不安，因为你觉得一定得改变，但是又不知道这个改变落到自己身上会是什么。看到有时职级高的人跌倒得好突然，就会担心什么时候轮到自己。看到好的业务都做得不好了，就会担心自己这块业务还稳不稳。时常听到沮丧的消息，没达成指标从一次、两次变成一个长期的状况，就会觉得很疲惫。

个体层面上，我们今年整体工资是稳的，但奖金明显变少了，因为指标达不成了。

我们公司这几年有比以往更频繁的工作内容或者职位调动，但是没有裁员。就我个人而言，之前有一阵子我的不安在于，如果这个工作消耗得那么多，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找下一份工作？要怎样看待我的职业生涯？

不过后来，多亏了一个自我支持的网络，我发现在大环境不好的时候，我的心态还算是稳的。我也想把我的状态传递给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们，所以在闲暇时间会给别人做音乐疗愈或心理辅导，我没有考虑过把它当成一个收入的手段，但我觉得好像这么做能消解我在职业上遇到的挫折，获得价值感。

我发现自己从“这个生意能涨几个点”这么宏大的自己毫无控制力的事情，回到我能具象地得到幸福感的事情上，可能跟这个人聊完一小时之后，大家都变开心了，我就很乐意做这样的事。

我用这种方式来“维稳”。如果真的要考虑今天该跳哪个槽？哪个公司怎么样？我觉得是没头没尾的问题，会越来越慌。

疫情前，我关于职业生涯的观感是面向整个世界的，由于教育背景，会觉得去海外工作不是很遥远的事。我身边的朋友去国外工作，我会觉得那就是很正常的一个选择。疫情后即便2022年我都仍然这么想，但是 2023 年我开始真正感觉到了封闭。今年这种封闭感更强了，都别说是海外了，在中国之内应该怎么走都看不清。

以前我通过社交媒体和在国外的朋友，对其他国家的事多多少少是知道的。我也经常往国外跑。疫情封闭之后，且不说外部因素，我自己就越来越觉得累，对他人的关心就少很多，也自我关闭了一些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两三年下来，我对外界的职场或市场在发生什么就知道得很少了。虽然了解国外的信息渠道一直在那里，但是我觉得世界哪都不咋地，对国外的工作和生活也没有那么向往了。

今年最大的变化是，我休假会重复性地去同一个地方休息。以前向外探索的时候，感觉世界是向我打开的，现在我要在我和世界之间隔一层，度假的时候选择跟大自然贴近，跟人群远离。

今年开始我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也变了。我一直不是一个靠职级或收入来评估自己价值的人，但是多多少少会觉得我的收入会稳中向上。但是今年看到房地产的趋势，看到好多地方裁员，看到好多人突然从顶峰下落，难免要想到自己。究竟什么是我的理想状态？我是要一个劲儿向上拼？还是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够了？

原来我以为个人能力大于环境时代，现在亲身体验到职业成功大部分是时代环境造就，而非个体造就的。我已经不再找那个峰值了，就想减少波动性。对于职业生涯我也不考虑那么远了，就想下个月、下个季度能不能维持稳定，不被换掉。

但是现在仅仅是想减少波动维持稳定，也需要花比以前更大的力气。

对于工作我也从关注长远的目标变成关注日常能做什么，怎么把手头的项目做扎实。我觉得我还是挺享受日常工作的，今年扎扎实实地做了一些项目，重新开始和领导和团队系统地思考策略，增长一些认知，从日常的事务里找到喜欢这个工作的理由。

人员太稳定了，

年轻人没有上升空间。

我们这个行业以前人员流动是很频繁的，这两年却非常稳定。这就导致年轻人上不去。95后毕业生们学习速度快，能力强，但就是很难升上去，永远只能负责一小块。有些年轻人就会选择去互联网大厂、或者去考公、或者离开北京。如果不离开，升职的空间也有限，公司更多是通过横向的移动，为他们提供学习机会。

我今天还看到朋友圈里一个985的小姑娘在“发疯”，以前大学生储备一个方向就行了，要么找工作要么留学要么考公，她已经三手抓了，可是年底了还没拿到工作的offer，也没有拿到出国留学的offer，她最后还是要报名考公。

我们中国区的成长趋势戛然而止，

变得非常保守。

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这几年就是“不确定”。我们公司受到了两方面的冲击。

一方面是内部的调整。公司前几年战略调整，以提升利润率为这个阶段的首要目标，做了组织架构调整，减少了创新上的投入，加大力度提升线上销量。这种改变在当时是符合整个商业浪潮的，在一段时间里也看到了好的生意走向。那时公司大概对自己品牌的 Equity （品牌资产）有足够的信心，但是这样“强销量弱创新”几年下来，发现品牌资产还是受到了一些打击的。

另一方面的冲击来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舆论环境。从2021 年的新疆棉事件开始，我们在中国区的成长趋势戛然而止，士气受挫。同事们都觉得过去三年我们已经不像自己了，变得非常保守。所有对外的发声都处在一种高度防御的、高敏感的状态。甚至一个模特的眼睛不是双眼皮都会被消费者诟病。

我们这个品牌本来是非常忠于体育精神、不断主动出击的品牌。在这些冲击下，在中国大陆地区我们经历了长达2年的保守状态。

新疆棉事件之后，我们停止了一切 Campaign，和明星解约，整个公司进入一种不发出任何声音的状态，在所有平台，甚至包括短信都不再主动触达消费者。噤声状态下我们在各大平台的流量在一个月内就跌到谷底。几个月之后才慢慢恢复小范围面向用户的沟通。

这几年，我们最大的牺牲就是不再做品牌层面的宣传，全面地回归到产品的沟通，以前哪怕产品的沟通都有一个背后的 narrative （叙事） ，但是近两年的产品沟通就只讲功能。2023 年我们才慢慢开始恢复表达观点，但是观点还是非常中庸。

我感觉我们的品牌沟通曾经一度想对所有人说话，现在越发觉得应该只对我们真正的用户说话。这是蛮大的变化，我觉得也是好事。以跑步为例，以前我们会给跑步包装糖衣，美化它，把它说的一点也不难，还非常快乐。但是今年我们不再美化它了，跑步就是痛苦的，但有人还是爱它。我觉得这反而是我们想回归的真实的运动。今年奥运期间的广告初入市场有很多争议，但是那是我们品牌对运动精神的坚守，而这些争议随着一些现象级的胜利，开始赢得认可。我个人猜想，在运动的世界里，“赢”不只是一种结果，更是一种心气儿，这种渴望拿下胜利的心气儿是有感染力的。

政策对我们也有影响，比如2022年开始，所有用户数据不允许出海。我认识的几乎所有外资品牌都重新做了一遍自己在国内的数字平台，包括官网、小程序和APP。这种感觉就像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途中换轮胎。

用户看到的只是这些数字平台的前端，但是后端要对接供应链、动态库存管理、物流系统、交易系统、会员系统，所有接口重新做一遍。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取舍，有些APP 只得退出中国市场。现在两年过去了，功能才基本恢复完整，才有精力开始续上几年前戛然而止的功能开发，重新开始追赶国内原本就很超前的数字应用体验和能力。

这两年的消费降级主要影响了我们在低价位段的市场份额。从数据上看，目前我们最擅长的还是高价位的产品，比如1200以上的鞋，但是在800-1200价位段优势就微弱了，600-800元及600元以下的市场份额就丢的很厉害。以前可能有品牌光环，大家愿意买打折产品，但是现在消费者宁愿去买同价位的国产品牌。矛盾的是，工厂店春节期间大排长龙，所有工厂店春节期间的销售都远超预期。

过年回老家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穿的都是FILA。我们天猫上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FILA，之前我一直纳闷是谁在买FILA，因为我在北上广几乎看不到。出去旅游会发现那种公务员家庭全家人都穿科隆（Kolon）和迪桑特（Descente）这种品牌。这只是我个人的观察，也没有量化。我猜想体制内的人对于明显的海外品牌，尤其美资品牌会敏感，但迪桑特这种品牌形象没有那么鲜明，商标小小的，会被看作是一种安全的选择。包括FILA，虽然是意大利品牌，但是因为被安踏收购了，也有安踏的光环，体制内穿也很安全。但是有趣的是，我老家做公务员的亲戚会给自己的小孩买我家品牌。

我相信品牌还是重要的。

现在我觉得我们在一个 U-turn 刚刚转过弯的地方，我自己是有点乐观的，而且我觉得这可能不只是我们品牌的 U-turn，也是一种趋势的开始。

虽然现在有一种说法，新品牌都靠产品，不需要广告。但我觉得重要的不是你拍一条广告片，重要的是品牌有观点，知道自己是谁。尽管有消费降级、有意识形态的撕裂，作为一个品牌讲清楚你是谁仍然是重要的。

我们今年做了一些引发争论的事，但是我们重新做回有自己主张的品牌，这是对的。你说鞋子的差异性能有多大？现在技术材料本身的可获得性是很高的，因此做差异化还是需要品牌。

我们今年做了一些线下活动，也给了我很大信心。我在活动上亲眼看见热爱跑步的人，听到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故事。我相信我们会做更多以前经常做的事，包括线下活动，还是要真的去到消费者面前去沟通。另外也要提供更多切实的服务和体验，包括我们现在有几十家（经销商）店铺是有跑团的，每周一起跑步一到两次，他们之间会形成非常强烈的关系，这是真实的人际关系。

品牌资产是要累积的。只要品牌停止了这方面的投资，品牌资产就在丢失，你甚至不用做什么损害它的事，它自己就流失了。

有些国产品牌的进步很快，也招揽了许多资深内行人士，扎实地深耕产品创新和用户体验。撇开竞品关系，单纯作为热爱运动的人，我很尊敬它们，而且中国运动文化的普及和深化需要整个市场共同努力。但是，也还是有些鱼龙混杂的做法存在。我尤其关注品牌与职业运动员的合作模式，到底是在把他们当作工具，甚至不惜做出违背体育精神和有损运动员生涯的事，还是秉持共赢，助力运动员长足进步，签约运动员其实冷暖自知。

心理上的脆弱性，

让大家避免冲突，不敢讲真话。

以前觉得升职是件容易的事，做得好就有机会。现在大家都明白上升通道非常有限了。不仅向上流动少了，从前有很多跨区域的流动，现在这种横向流动也少了。另外，外国人的含量也急剧下降。疫情前我日常沟通中大概10-15% 是外国人，现在很少碰到外国人了。市场部领导层之前有一半是外国人，现在只有两三个。

我每周都要给负责创意的老板们讲我们的创意。以前我得费劲用蹩脚的英文讲一些本地的洞察，他们的观点不一定对，但是因为文化背景不同，总会给我一些没想到的角度。现在大家背景都差不多，我能获得的挑战跟激发就少很多。这对创意而言不是好事，大家做的东西容易陷入一种套路。

我们涨薪的政策调整了，在组织架构调整的时候，有些人接到了降级降薪的offer，就看他们接不接受这个offer。但很少听到关于待遇的抱怨，可能因为总体来说薪水还是体面的，年假比较多，也会给大家相对的自由，比如夏天的周五下午不用上班。整体而言这是一个比较尊重人的公司。

这几年公司文化是有变化的。过去大家争论问题都蛮大胆，我甚至听到过很激烈的讨论。大家秉持体育精神，很直接，没有商务吹捧。这两年不太敢讲真话了，跟社会整体的变化有关系，可能心理上的脆弱性，让大家避免正面冲突，包括年轻一代好像会很难接受负面反馈。现在我们每年还有一些和心理健康有关的福利假期，就是因为公司感觉到大家有过于焦虑的情况，需要调整工作状态。

我们一直是卷的，现在仍然卷，但是以前卷是为了把东西做得更好，自己逼自己。现在还有一种卷是在卷彼此的credits（功劳）。可能大家都经历了裁员，会想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成绩，在老板面前争取曝光度。大家觉得如果自己是个小透明就会成为下一轮被裁的人。

世界很割裂，

反而激发了我的好奇心。

不管是疫情期间还是过去一年，我的职责一直在调整。我今年1月接了一个新角色，在一个大家都在变化的过程中，我要很快地找到自己的位置。今年我的工作是超饱和的。工作日周一至周四，我早八晚九，不过一般周五到周六日我们不太会加班。

今年夏天有一阵子我在看心理医生，因为我有点burn out。我自己也尝试了各种办法，包括坦诚地跟老板讲我压力太大。我也尝试了一个情绪训练营，进到一个20天的计划里，每天在社群里打卡一些轻量化的心理学小任务，包括冥想、呼吸等。最后我发现对我来说唯一有用的还是去把事情一点点做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的情绪问题反而就被解决了。

过去四年是我看书看得最密集的时间，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割裂，反而激发了我的好奇心，重新回到不断学习、好奇心旺盛的状态。所以即便我压力很大，也很忙，但是自我满足感是高的。

我已经40岁了，我觉得我还在自己的奥德赛阶段（注：奥德赛阶段，指介于青春期和成年期，自我探索和寻找时期），好像人家的青春期是奥德赛，我到现在还在寻找，我觉得一直在探索这件事情本身给我比较大的满足感。

身处重点发展行业，我感觉到的不是欣欣向荣，而是竞争的残酷。

我是2021年加入这家公司的，当时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如火如荼，现在进入回归冷静、回归商业本质的阶段了。

这几年政策退坡一直在发生。最早的时候，政策补贴非常厉害，以至于很多企业就是去骗补的，他们造的车不用卖出去，单是拿补贴都能赚钱。最早是补钱，后来是购置税减免，现在购置税减免马上也要结束了。

这个行业的另一个处境就是竞争残酷。因为其他经济板块不行了，尤其像房地产这种支柱产业不行了，新能源赛道就有很多钱涌进来。其实背后的投资非常复杂，很多资本在理想、蔚来、小鹏都有投资，包括雷军自己也投资其他车企，也自己造车，华为也躬身入局。总之资本想进这个行业，智能产业要转型，也会进入这个领域，导致竞争加剧。

以前车企每个月发一次销量，现在一些特别卷的品牌恨不得每三天发一次销量，让优秀的人卷到更多钱，拿到更多销量，也让销量惨淡的品牌快速淘汰出局。很多品牌怨声载道，因为你不发自己的作业，会有人帮你发出来。水军、黑粉、红粉这一套，车企也玩得很溜了。前阵子理想MEGA 汽车遭水军攻击，也有竞争品牌的员工被警方调查。

汽车用户也在消费降级。以前消费者购车会先定义自己要买什么级的车，A级、B级、还是C级，今天根本不考虑级别，就是跨级、跨价格段、跨能源形式、跨座位数，全部放在一起比价格。

价格战打得特别厉害，比亚迪一个月可以卖四五十万辆，就是因为它的很多产品都是七万、八万、九万就能买到以前 15 万的体验。特斯拉也一样，从一个 80 万的品牌慢慢变成一辆车只要二十万出头。所以合资车，像本田、丰田、大众、奥迪、奔驰、宝马这些品牌压力非常大。

竞争激烈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过去一辆车研发周期要五年，现在最快也要两年，意味着它还是一个长周期的产品。往往一个产品还没有交付出来的时候，这个产品的市场站位已经被占了。华为体系一年可以出四五辆车，它把智能科技品类的节奏带到汽车品类里来了。

大家节奏都越来越快。很多时候你发现你明年要交付的产品已经不如竞争对手今年交付的产品了，这是很痛苦的，怎么办？是降价，还是回炉重造？压力写在每个人脸上。

身处这个行业感到的紧迫性和不确定性很像在互联网大厂的感觉。裁员是很日常的事情。理想是分产品线裁员的，纯电产品线几乎腰斩。蔚来去年（2023年）裁了一波，大概裁了20%的岗位。合资公司裁员更厉害，大众、福特都裁员了。我在福特的几个朋友都是拿了大礼包走的。

这两年不断有品牌在告急，前年是威马，去年是高合，眼前极越汽车一夜解散，通用破产警告，福特电车退出中国，每隔几个月都能听到一个你觉得是“巨大的骆驼”倒下的消息。

这种残酷的感觉是疫情后开始的，疫情期间大家还有盼头，觉得疫情过去会好起来。但是后来大家发现经济起不来。2023年初，我觉得很多投资人反应过来了。以前新势力造车去融资很容易，但是疫情之后投资人更审慎，新势力汽车公司的现金流远不及过去健康。

国人普遍乐观，我在行业之中，

并没有这么乐观。

中国在智能电动车的赛道算是弯道超车了。在油车时代国产车是没办法跟国外品牌对抗的，品牌溢价很有限，而现在中国品牌可以要高价，理想、蔚来、问界是有一定的品牌溢价的。国产品牌的份额和心智上升得非常快，合资品牌正在失势。今天这些头部国产品牌更懂得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在产品定义上、营销沟通上比过去的合资品牌要技高好几筹。当然特斯拉仍然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国人好像普遍乐观，但是我处在行业之中，并没有这么乐观。先说芯片，论研发水平中国已经步入世界一流，但如果谈到制造水平，例如3纳米、 5 纳米高精尖的芯片，中国与世界顶尖水平仍然存在一定距离。

一辆车要装载上千枚芯片，有通信的、娱乐的、传感器的、自动驾驶等等各种芯片。芯片卡脖子就会让整车的交付能力很差。咱们现在的智能汽车大部分用的还是国外的芯片。中国公司自己研发芯片也有流片成功的，但是真正到成熟量产可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芯片制造工艺特别复杂，造芯片的设备都是既高精尖又重资产的东西，一套设备的研发和制造可能就是几十亿、上百亿级别的。

我们在技术上的差距还很大。举个例子，我们在智能驾驶上现在几千块钱成本做出来的东西，仍然赶不上特斯拉几年前就可以花几百块钱成本做出来的结果。我自己有两台智能汽车，一台特斯拉是好几年前买的，还有一台国产智能汽车。特斯拉低成本的视觉方案的体验比国产车几千块配备激光雷达的体验还要好，这两辆车开起来的感觉，一个是游刃有余的老司机，一个是愣头愣脑的机器。这就特别像苹果机和安卓机的对比，安卓机可能各种堆料，苹果机用的CPU算力、内存、分辨率可能都不如你，但就是能把体验做得很丝滑。

这个行业的另一个挑战就是顶尖人才的流失。今年小鹏自动驾驶负责人就去了英伟达。我周边有两个朋友要读博的时候，一个学视觉算法，一个学自动驾驶，几年前他们一个拿了德国的offer，一个拿了美国的 offer 走了。

另外，整体市场的凉意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我好朋友今年换了房，几年前买的房子缩水了100多万。但是感觉大家对于这种事情也不太大惊小怪了，时代的雪崩中，每个人头上都会落几片雪花吧。

注：相关数据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分析，1-11月我国汽车产销累计完成2790.3万辆和279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9%和3.7%。1-11月，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1134.5万辆和1126.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4.6%和35.6%，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0.3%。合资/进口车市场占有率下降，今年10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193.1万辆，市场占比首次超过70%的大关。

我看到很多曾经努力的人在往回退。

虽然说站在公司的角度会比较担忧。但在个人层面不是很担忧。我想自己有一技之长，即使这个公司没了，我可以再找其他工作。

这两年人的状态还是有变化的。如果说把同事分为两类人，一种是聪明地躺平，一种是进取的。这两年“躺”的人肯定是在增多的。我自己曾经属于进取的一类，总希望能真正影响决策者，但是越想改变点什么，结果越是会预期违背，不仅建议不一定被采纳，反而要背更多锅。

所以我越来越倾向于聪明地躺平，只做我自己觉得重要的、有影响的事，其他事都会尽可能地推掉。不让自己陷入一个苦哈哈的状态，努力得比较"克制"。不仅是我，我看到很多曾经努力的人在往回退，包括我这个年纪的，也包括刚毕业的年轻人。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现在升职和涨薪是完全不相关的。HR （人力资源部）冠冕堂皇地说在这家公司，但凡不跳槽，想要收入增长是非常难的。你可能获得一个很大的升职，加薪寥寥无几。这几年也没有普涨这个概念了，也没有年终奖，就连写在合同里的也没有了。

今年我把更多时间和感知力都放回到家庭里去。每周至少运动两次，除了项目要出差或加班，10 天里面有 8 ~ 9 天都准时回家跟家人一起吃饭，陪孩子玩，给孩子洗澡，陪孩子睡觉。我自己也享受在其中。周末一定会有一场运动，会有休息时间。基本上每个周末至少有一整天可以保证是家庭活动时间。

特别优秀的年轻人

却只能做一些螺丝钉的事。

智能汽车这个行业相对来说民企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我在上海比较熟悉上汽（国企）。上汽一些优秀的人都在往互联网造车的民企跳。上汽的很多品牌也是不停地重组，有些甚至退市了。上汽的人对自己的评价就是发的出来工资，背后的保障还是在的，但是也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里面还是很官僚的，比如听说上汽还是用上海话，不讲普通话的。

所以优秀的年轻人还是在行业头部的几家公司，就是比亚迪、华为、理想、小鹏、蔚来。

但是我们现在社招都不招了。招实习生只看清北本科、211 的研究生或者藤校的毕业生。实习生过来就纯“刷履历”，我们会第一天就跟他们明确说我们没有headcount ，实习之后留不下来的。身边的实习生都是哈佛、MIT、藤校的。在我看来很多实习生的能力都是超过他们的 mentor （上级）的，有一种倒挂的感觉。因为这个赛道的命运还没有被充分定义，还有想象的空间，所以还是很多人想进的。

我们部门好几十人，就只有2个应届毕业生。他们展现出来的质素很高，但他们在这边工作得挺不开心，觉得价值发挥不出来，做一些小螺丝钉的事情，每天做得很麻木。

每周发销量排行榜，

然后大家在排行榜上各自加定语。

2019 年5月16日美国商务部第一次宣布对华为制裁，大家第一次发现一个国家竟然能够动用国家力量来制裁一家企业。从公司来讲，那时候势头已经非常好了，突破千亿美金收入，手机全球市场份额已经快登顶了。制裁之后经历了几年的低谷期，最直观来讲，我们的年终奖下降了。

我觉得从 2023 年9月 MATE 60 发布之后，公司又呈现一个上升趋势。因为 Mate 60 的发布，我们比全社会预期的要更早一些解决了美国制裁的制约，大家都感觉很鼓舞和提振士气。而在那个时机我们又提出鸿蒙原生应用全面启动，也就是要做真正中国独立自主的操作系统，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因为合作伙伴对华为的未来重拾了信心。

今年又推出了一些创新性的产品，9 月份发布了全球首款三折叠手机，虽然卖得挺贵，但因为辨识性明显，还是供不应求。我们之前就说如果华为作为中国市场上的 top 玩家，能把价格和 iPhone 拉齐，这对整个供应链以及其他的手机品牌都是好事——这样大家才都有肉吃。只有你能让行业上下游都挣到钱，大家才能拿出更多钱去做技术投入，这个行业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当然产品的创新度要能够支撑溢价。去年发布的六座车 M9 是一款超过 50 万的新能源SUV，销得也很好。当时我们有个调研发现，买 M9 的用户基本上都是从奔驰、宝马、奥迪换车过来的。前段时间预热亮相的一款旗舰车，价格在 100 万至 150 万之间，开启预定后没想到两天内就有 2, 000 多个预定。同等价位的豪车在中国市场上一年也就售出 2, 000 多辆。一方面说明说明富裕层还是保持着购买力，另一方面说明像车企，手机行业的卷带来的效果是行业整体品牌认知度和信任感的提升，消费者愿意为此买单。

今年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大家更卷了。手机品牌过去可能一年只发布两次，现在很多品牌半年就开好几场发布会。因为每个季度都会有市场份额的排名，手机厂商压力也很大。车企更卷，每周都有排行榜。大家在这个排行榜上各自去加定语，比如我是哪个细分市场的前三，寻找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数据表达。

我目前在做原生鸿蒙操作系统的工作。这个操作系统的意义非常重大，如果有一天美国极限打压我们，不让中国的手机使用 iOS 和安卓的操作系统，我们还能有中国人自己的操作系统。因此，党政央媒很理解这个意义，原生鸿蒙发布的时候，记者来做全方面的采访，连续上了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史无前例。

建立这个操作系统最难的是需要说服那些应用的拥有者尽快适配。应用的拥有者有的是公司，有的是政府，比如广东省用的是粤省事，浙江是浙里办，上海是随申办。我们今年跑了很多省市，对方都是理解这个国家和产业意义，比较支持，乐于起示范作用。但是从上面的领导认可，到下面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执行，实际行动起来有些没有预期中快，原因也有很多，比如一些地方预算吃紧，因此我们也会拿出很多激励和扶持措施。我们在干一个过去没有干过的事情，摸索着前进，因此今年非常忙，完全在打一场新的战争。

尽管公司在逆势上扬，但是大环境的艰难我还是能感知到的。我们家在前些年换房子的时候，把家里的存款几乎用尽了，但是当时很有信心，并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现在手上的存款比那时候多了，但是你让我现在换房子我是不敢的。信心还是受大环境影响的。

外包很难招到优秀的年轻人了

我们不太有裁员的压力，总感觉人是不够用的。社招比较少了，但是我们一直在通过人力外包公司去招聘。很奇怪的是，以前我们外包还能招到一些不错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在这里积累两三年经验，作为跳板再转去其他公司做正式员工。现在外包招聘的候选人素质整体不如以前。我很好奇，外包岗位薪资并不算低，却招不到人。市面上一直说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他们都去哪了？

这几天，李宜雪讲了很多遍她被送入精神病院的经过。她的表情往往看不出太大波澜，语气平静，回答提问时习惯分点叙述，说到气愤时也不会提高太多音量，“我不想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情绪激动，会显得我好像真的不太正常。我尽量让自己保持一个冷静理智的状态”。

2022年4月22日凌晨，李宜雪被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丁公路派出所送到江西省精神病院，住院56天。李宜雪称，被送到精神病院之前，她曾向丁公路派出所告发辅警赖某吉猥亵自己。

李宜雪将这段在精神病院的经历视作迄今人生遇到最大的坎儿。出院后不到一个月，李宜雪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为由起诉江西省精神病院，随后开始在网上曝光她的遭遇。2022年12月6日，该案一审开庭，但尚未宣判。

2022年4月21日，李宜雪在商场的室外楼梯“散心”，随后被丁公路派出所带到江西省精神病院。拍摄：张馨予

随着公众对这起事件的关注不断升温，2022年12月21日，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发布通报。根据通报，警方认定赖某吉不存在猥亵行为，鉴于李宜雪先后4次在公共场所扬言自杀，并称自己患有抑郁症、晚上睡不着觉，丁公路派出所出于对李宜雪的人身安全考虑，依法将其送江西省精神病院，经医院精神障碍诊断后收治入院。

李宜雪不认可警方通报中的多处说法。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诉江西省精神病院的民事诉讼一审宣判后，她还将分别向江西省精神病院和丁公路派出所提起刑事诉讼。

不予立案的猥亵事件

李宜雪被送入精神病院的开端，是一件各执一词的猥亵事件。

在李宜雪的讲述中，猥亵事件的发生始于赖某吉的主动接近。2022年3月中旬，因一起民事纠纷，李宜雪到丁公路派出所报警，派出所不予立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李宜雪为这起纠纷多次来到丁公路派出所。到了4月14日，李宜雪再一次来到丁公路派出所询问案件进展，第一次见到辅警赖某吉。“4月15日，赖主动电话联系了我，说这起案子他可以帮我忙，要见面聊。”

李宜雪说，当时由于南昌疫情严重，所在小区处于封控状态，她没有办出入证，所以住在家附近的酒店。接到赖某吉的电话后，李宜雪提议在酒店大堂见面，“但是他说酒店离西湖分局太近了，在大堂容易碰见熟人，还是在房间聊比较方便。”西湖分局距该酒店仅250米，步行时间少于5分钟。李宜雪称，4月15日下午5点多，赖某吉来到她住的房间，穿着便装，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

“进了房间，他先是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床边，我坐在床上，和我交流案情。”李宜雪记得，聊了10多分钟，赖某吉话锋一转，说“如果你是我女朋友，我明天就能帮你平了这件事”，之后就起身亲她摸她。李宜雪开始反抗，声称要报警，“说了这句话，他就停止了行为。”李宜雪说，赖某吉随后开始道歉，甚至下跪扇自己巴掌，请求她不要到派出所告发他。

李宜雪回忆，赖某吉直到4月16日早上6点才离开，两人一夜未眠，赖某吉“一直在跟我诉苦，道歉，打感情牌”，并在当天晚些时候发短信道歉。4月17日，赖某吉再次约她见面，两人这次约在酒店大堂一侧的餐厅，“他还是那些话，说他这两天上班心神不宁，然后直接在大厅跪下来了。”因为动静太大，酒店前台一位工作人员上前询问，赖某吉随后离开酒店。李宜雪说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李宜雪。拍摄：张馨予

直到在2022年4月22日被送到精神病院，李宜雪都没有想到调取酒店大堂的监控录像。从精神病院出院的第二天，李宜雪联系酒店，希望调取监控录像，作为证据，但酒店告知监控录像已经过期，无法查询。

2022年12月29日，《中国新闻周刊》来到李宜雪与赖某吉见面的酒店，前台工作人员称酒店的监控录像只保存一个月，并且2022年4月17日值班的工作人员早已离职。

赖某吉的讲述与李宜雪截然不同。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拒绝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请求，记者未能联系到赖某吉。而赖某吉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22年4月15日李宜雪两次拨打其电话，邀约他到酒店见面，中途曾打算离开，后被李宜雪电话叫回。赖某吉还放出了部分当晚与李宜雪的对话录音，他在录音中说“你不要叫我来酒店”以及“我又没办事”。

赖某吉说，他从未对李宜雪有过猥亵行为，并表示李宜雪在房间内精神状态有异样，行为让他感到害怕，“打开门进去之后，就看到卫生间从走廊那个门到房间里面，地上都是水，床上也是湿的。”

对于赖某吉的说法，李宜雪称其放出的录音经过剪辑，非完整录音，并说“如果他没上床，怎么会知道床是湿的？”

根据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于2022年12月21日发布的通报，经调取李、赖双方笔录，收集李宜雪入住酒店工作人员以及商场保安、邻居、家属证言，查看李、赖双方通话记录、现场录音等材料，认定赖某吉不存在猥亵行为，公安机关已依法作出不予立案决定。

由于辅警赖某吉私自会见纠纷当事人，违反工作纪律，丁公路派出所对其作出通报批评并予以停职。因该违纪行为，赖某吉未能通过员额制辅警过渡政审，遂于2022年9月5日离职。

收治入院前的三小时

李宜雪被送到精神病院，发生于猥亵事件的一个星期后。

“那件事发生之后，我就有了失眠的症状。”2022年4月21日晚，睡不着的李宜雪想出门散心，走到酒店附近的一家商场。商场停车场旁有一处三层高的室外楼梯，李宜雪在晚上10点左右走到室外楼梯上，“想吹吹风静一下。”李宜雪补充说，她那天没有轻生意图。

由于当时南昌部分区域执行封控管控措施，商场周边街道几乎没有行人，李宜雪独自站在室外楼梯，引起了保安的注意。李宜雪称保安让她下楼，她不愿意，两人发生口角，保安随后报警，称李宜雪要跳楼。

李宜雪回忆，保安报警后没过多久，开来一辆警车，车上是4名她之前在丁公路派出所见过的民警。过了10分钟左右，又来了一辆警车，一共来了8名民警，加上商场保安共有9人。李宜雪说，双方当时僵持了一会儿，然后她说出了赖某吉猥亵的事情，“我一说这件事，一个民警就关掉了执法记录仪，支走了保安，然后他们就沉默了十几秒。”在李宜雪没有注意时，一位民警上了楼梯，随后“把我拽到一楼，然后把我塞进警车，开到丁公路派出所门口”。

在丁公路派出所门口，李宜雪没有下警车。她回忆说，“一位姓赵的民警进到派出所，差不多10分钟后出来，手上拿了一沓纸质材料，然后警车直接就开到了江西省精神病院。”

江西省精神病院。拍摄：张馨予

2022年12月29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向商场一位陈姓保安主管求证2022年4月21日晚的情况，该主管称除非有公安机关介入，否则拒绝采访。丁公路派出所王所长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李宜雪在2022年4月21日当晚未提起赖某吉猥亵一事，并表示这已经不是李宜雪第一次在该广场实施轻生行为。在警方通报中，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也称李宜雪先后4次在公共场合扬言自杀，依法将李某雪送江西省精神病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2018修正)》（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陈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当事人确实存在自杀、自伤的危险，公安机关有权决定是否需要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否则，该处理而未处理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当事人及其家属可以提起行政不作为之诉。

不过，陈碧补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十四条规定，需要送往指定的单位、场所加以监护的，应当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准，并及时通知监护人，“这个案件，还需要核实警方是否履行了上述义务”。

入院治疗程序是否合法？

李宜雪被丁公路派出所民警送往江西省精神病院的时间，是在2022年4月22日凌晨1点左右。两个小时后，她作为患者住进江西省精神病院，在里面接受近两个月的治疗。

根据李宜雪的出院记录，江西省精神病院对她的入院诊断是“人格障碍”，入院情况写道她“反复发脾气、人际关系不稳十余年、表现偏执敏感、以自我为中心、记仇易报复”。

但李宜雪对江西省精神病院的诊断存在质疑。她说面诊时，医生只问了她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是不是经常心情不好”，另一个是“你是不是经常容易为一些事纠结，导致失眠”。她对这两个问题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李宜雪说，面诊过程中，民警出具了一张肇事肇祸证明。随后她被带出房间，一位民警与医生进行了交流。等李宜雪再被叫进房间时，住院手续已经办好了。

2022年12月28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江西省精神病院，希望了解医院对李宜雪的诊断依据和诊断过程。江西省精神病院拒绝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在李宜雪诉江西省精神病院案中，江西省精神病院在提交的答辩状中表示：“原告李宜雪因肇事肇祸被丁公路派出所民警强制带入我院，经门诊医师评估，当日按肇事肇祸程序收入我院。”

警方通报中，丁公路派出所将李宜雪送江西省精神病院收治的法律依据包括《精神卫生法》和《江西省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收治管理实施办法》。

根据2007年出台的《江西省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收治管理实施办法》，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发生以下肇事肇祸行为之一的精神病人应予以收治监护，包括杀人、伤害等严重侵害他人人身权利的；放火、爆炸、投毒、破坏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抢夺、损毁公私财物的；严重扰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正常工作、生产秩序的；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后果的。

陈碧认为，《江西省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收治管理实施办法》对于收治对象的限定明显小于《精神卫生法》。至于李宜雪是否符合应予以收治监护的对象，陈碧说“哪条可以用在李宜雪身上？我没看出来”。

另外，根据《江西省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收治管理实施办法》，“经鉴定确认发生肇事肇祸行为或有肇事肇祸倾向的精神病人，公安派出所应强制送精神病院治疗，同时逐级上报，并由设区市公安机关签发《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入院通知书》，交由精神病院治疗。”陈碧认为，这条规定有可能被扩大适用，侵犯相对人的人身权益，并且和上位法发生了冲突，“各地行政法规应当与上位法《精神卫生法》相符合”。

2010年前后，国内曾频频发生“被精神病”事件，在各方推动下，中国首部保障精神障碍患者权益的法律于2013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

《精神卫生法》明确，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两种情形之一的，才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1）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2）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如果是第一类情形，经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但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而是由监护人对其做好看护管理。如果是第二类情形，国家可以实施强制收治，但患者或者监护人如果对诊断结论有异议，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

陈碧说，当事人的监护人可以起到保护其合法权益的作用，如果当事人属于自杀自伤的情形，监护人可以拒绝住院治疗；如果当事人属于伤人的情形，可以要求再次诊断；还不满意的，可以再要求司法精神障碍鉴定。

而在李宜雪被江西省精神病院收治入院的当晚，其监护人并未签字同意李宜雪住院治疗。李宜雪回忆，当晚是由丁公路派出所民警在入院通知书上签字，随后她就被带到了住院病区。根据警方通报，李宜雪入院当日，“民警将李宜雪入院治疗情况告知了其家属”。

李宜雪的爷爷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2022年4月22日李宜雪入院当日，没有任何家属在通知书上签字，到了早上，才有人通知李宜雪父亲，她已被强制送到精神病院。

李宜雪认为，她诉江西省精神病院，重点就在于该院的强制住院治疗程序是否合法。

在江西省精神病院，因肇事肇祸程序强制住院治疗的患者不在少数。

曾茵于2022年5月底被家人送到江西省精神病院，被诊断患有双向情感障碍后住院治疗近两个月。曾茵回忆，同一层有不少是通过肇事肇祸程序被警察送进精神病院的，其中有人已经住院治疗超过一年。曾茵说，有些肇事肇祸病人确实比较暴力，会攻击人，“感觉真的有病”，但还有一些肇事肇祸病人相处起来看不出症状。

根据《江西省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收治管理实施办法》，对公安机关强制送治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精神医学鉴定费用、基本治疗用药费用由财政给予报销，住院床位费减半。另外，上述办法指出，按每强制收治一名肇事肇祸精神病人补助100元的标准，适当增加公安部门强制收治管理专项经费。

南昌市财政局曾于2014年4月和2015年4月，两次公开市财政拨付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治疗补助经费情况。根据披露，2013年3月至2013年11月，江西省精神病院共收治出院肇事肇祸精神病人308名，南昌市财政局拨付补助经费91万元。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江西省精神病院共收治出院肇事肇祸精神病人310名，南昌市财政局拨付补助经费91万元。

《中国新闻周刊》联系了南昌市财政局社保科，了解最近几年江西省精神病院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数量，以及市财政拨付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治疗补助经费的情况，未获得回复。

“我不是精神病人”

“我选择先告精神病院，是因为我想通过告赢精神病院证明我是一个正常人，之后才好继续告派出所，否则别人会拿我是一个精神病人说事。”李宜雪说，她对江西省精神病院的起诉，是她维权的第一步。

从得知要住院治疗的那刻开始，李宜雪就开始了“我不是精神病人”的自证。

大多数时候，李宜雪的自证是通过吵闹，极力否认自己是精神病人。一进住院病区，她就开始大叫，说她不是精神病人，凭什么住精神病院？她说，“护士告诉我，你不要情绪这么激动，你越哭越叫，就越像个精神病，你就越出不去。”

但李宜雪很难压抑自己的情绪。刚住院的几天，她拒绝服用医院开出的奥氮平、曲舍林等药物，“护士就会用约束带把我绑在床上，把药灌进去。”李宜雪说，一旦被绑在床上，就不会被轻易解开，她曾被绑过七天七夜。后来案件开庭时，李宜雪看到医院提供的材料中有厚厚一沓约束单。

李宜雪说，住院到一个月左右时，因为她情绪崩溃，产生了轻生的意图，“出院之后我爸爸才告诉我，当时医生就想对我使用电击疗法。因为电击疗法需要全身麻醉，要家属签字，我爸爸不同意，所以没有采用。”

李宜雪的爷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宜雪住院治疗后，其父曾多次想把女儿接回来，但都被医院拒绝了，“不要说接回来，去看她都不允许”。

后来，李宜雪逐渐接受在精神病院住院的事实。她会在每天早上6点起床，7点吃早餐，10点半吃午餐，下午4点半吃晚餐，其余时间都和其他约60位病人一起在活动室活动。在活动室，有人会不停地走圈圈，有些人会坐着一言不发，还有很多人会聊天，彼此交流为什么会住进医院。

在入院时，江西省精神病院对李宜雪的诊断是“人格障碍”，出院时又多了一个“强迫性障碍”。这是江西省精神病院根据李宜雪在医院的行为作出的诊断。李宜雪说，她喜欢反复地洗手，有时一天要洗三次澡。而在医院里，三五天乃至一星期才能洗一次澡，这让她难以忍受。正因如此，每次洗澡，李宜雪都会洗40分钟左右，“所以经常会被骂，也会因为这个被别人认为不正常。”

在对江西省精神病院的起诉书中，李宜雪的诉求包括确认医院在整个收治、治疗、护理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行为，以及重新进行司法鉴定，证明自己精神一切正常，并要求江西省精神病院承诺今后永不收治她。

李宜雪向法院申请精神司法鉴定的过程并不顺利。李宜雪说，南昌市能够做这类精神司法鉴定的只有三家机构，其中一家是江西省精神病院，另外两家是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和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它们分别以“只接受颅脑受重创的精神鉴定”和“提交材料不足”退回了李宜雪的申请。

2022年11月27日，李宜雪到一家三甲医院进行鉴定，根据面诊、脑CT以及一些量表，医院给出“无抑郁症状、无焦虑症状”的参考诊断，李宜雪将其作为证据递交给了法院。李宜雪说，后续如果要再进行精神司法鉴定，也不会在江西省内做，而是会选择北京、上海等城市。

对李宜雪而言，有一个让她心生希望的消息——曾有一位试图摘掉精神分裂症帽子的人，在对江西省精神病院的官司中胜诉。

南昌男子万友生在2008年12月7日被他人强制送入江西省精神病院，第二天在其母亲等人的强烈要求下离开医院。在出院小结中，医院诊断万友生患有“精神分裂症”，万友生之后将江西省精神病院告上法庭。

在案件历经一审、重审、二审后，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江西省精神病院在收治万友生住院时不符合规范，但未认定“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是否合规。万友生提出申诉。2018年8月2日，江西省高院作出判决，认定江西省精神病院在未对万友生进行必要的检查亦未进行任何治疗的情况下，在出院小结中诊断其患有精神分裂症，“明显缺乏依据，不符合诊疗规范”。

（文中曾茵为化名）

1

前几年朋友中流传一个段子：孩子高考要不要报新闻系？“这要看是不是亲生的，亲生的就建议不报。”

这话有一点心酸，有一点沉重，而今我觉得也有一点轻佻：你会怎样看待那些仍然在做调查新闻的记者呢？

2

中国调查记者不多了。好几年前张志安老师做过一个统计，有一百多。

现在可能又少了一百。

3

像刘虎这样的，不能在任何媒体工作，却仍然是我心中的“调查记者”。

真正的调查记者，已经很难在媒体工作了，因为大部分媒体都不做调查新闻了。

李微敖是为数不多的奋战在一线的调查记者。他说要感谢经济观察报，因为大部分稿件都能发出来。

4

据说成都有人批评李微敖，“就没有说过成都一句好话”。

他把这当成是褒扬。真正的记者是不会把“说好话”看成是自己的工作的。其实他也没有说过其他城市的好话。

再说了，说好话人实在太多太多了。

5

这几年李微敖有印象的报道很多。

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安邦保险，那时很为他担心。

还有：某县县委书记打击举报人；张继科和景甜……很多人攻击他，他遭遇了网暴。

不是很担心网暴，成千上万人攻击他，他不会害怕。他手中一定有各种证据，在法律上也不会有风险。

但是我也能想象出他孤军奋战的背影。这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人物。

6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把李微敖和刘虎称为“独狼型”记者，或者叫独行侠。

李微敖是有“单位的”，但是在过去20年他换过8次工作，几乎在所有有影响力的媒体都工作过。

他在做自己。秉承自己的理念，也自己承担风险。他是一个“独立作战单元”，和供职机构更多是一种合作关系。

这是一种流浪，可能也是“调查记者”的独特命运。不谋求升迁，也不连累机构。“能养活自己，却无法养家”——但是最重要的，其实是在流浪中保全了自己。

保全的是人格，一种媒体机构中已经很少人在乎的东西。

7

李微敖和成都有着很深的渊源，他一定是爱成都的（所以也一直关注着，“监督着”）。

他从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后到成都商报工作，2005年我到这家媒体工作时，和他成为同事，那是我们关注“公共”和社会议题的开始。

转眼间快20年了。我们方向不同，却都还在坚持着什么。

8

这种坚持，当然也是开心的。我赞同他公开场合中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

比如，他说现在的报道水平其实比以前高；现在投身于新闻业的年轻人，也比很多“老记者”起点高。

我还有一个判断：中国人整体上受教育程度在提高，这么大的国家，没有新闻业是不可想象的。

说到底，总会有人选择做记者。

今年都这样了，明年呢？

12月22日，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等两部门发布通报，说明网传“李宜雪”失联相关情况。

通报称，12月21日，北京安定医院作出鉴定意见：被鉴定人李宜雪诊断为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实施违法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完整，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

鉴于李宜雪当前病情状况，12月22日街道社区依法依规将其送诊。

通报称，2024年3月11日，湖南网民罗某某向南昌市西湖区筷子巷派出所报警，称2023年11月以来，李宜雪在网络直播时多次侮辱、诽谤其本人和家人。

2024年4月1日，经筷子巷派出所调解，李宜雪向罗某某道歉并作出书面保证。事后，罗某某再次向公安机关报警，称李宜雪仍在网络上对其进行侮辱。筷子巷派出所遂多次传唤李宜雪，李宜雪均拒绝接受传唤。

11月8日，筷子巷派出所办案民警依法开具传唤证，前往李宜雪住处将其传唤至派出所进行询问，李宜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并主动写出申请，要求聘请北京权威机构对自己的精神状况和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

11月20日，筷子巷派出所依法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提请委托。11月26日，北京安定医院受理委托，医院专家于12月13日上午来到南昌，筷子巷派出所联系李宜雪，其称不在家，后电话关机。

当日22时40分，李宜雪主动联系社区民警称在家，民警立即到其家中，告知专家已到，请其到派出所进行鉴定，李宜雪表示不愿去派出所，要求在本人家中鉴定。经告知其父亲李某，筷子巷派出所5名民警（其中女民警1名）、1名社区干部（女）陪同北京安定医院3名专家（其中女性专家2名），于当日23时45分至次日0时55分，在李宜雪家中对其进行鉴定，依法依规全过程录音录像。

12月14日1时26分至2时26分，北京安定医院专家在筷子巷派出所就李宜雪的精神状况对其父亲李某进行了谈话问询。12月14日，李宜雪在抖音平台发布两条视频（一条说筷子巷派出所所长带10余人直闯其家，破坏门口摄像头，另一条是向网友求救，说救救我，他们太可怕了，十几个男的对付我），后未再更新动态，引发大量网民关注。

2024年12月17日，南昌市西湖区融媒体中心通报称，近日，该中心接到网友反映，西湖区南浦街道居民李宜雪“与外界失去联系”。经向南浦街道核实，街道也接到网友类似问询。出于对李宜雪的关心，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自12月14日起每日上门了解情况，李宜雪一直在家中，其父亲和工作人员也与她通了电话，不存在网友反映的问题。

12月21日，北京安定医院作出鉴定意见：被鉴定人李宜雪诊断为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实施违法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完整，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

强迫性障碍俗称强迫症，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主要表现为反复出现的强迫观念、强迫冲动或强迫行为；人格障碍是一种心理难题，位于人的个性核心，并影响其行为模式和对他人的待人方式。患者的行为方式通常与正常人有显著偏离，并深陷在病态行为中。一些常见的症状包括对人际关系的执着占有和担忧、可疑或偏执、过度的情绪波动、反社会行为、冲动性和对注意力的过度追求等。

通报称，鉴于李宜雪当前病情状况，12月22日街道社区依法依规将其送诊。

另据报道，2022年4月22日，李宜雪被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丁公路派出所以肇事肇祸为由，强制送入江西省精神病院。出院后，李宜雪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为由起诉江西省精神病医院，并开始在网上曝光自己遭“丁公路派出所辅警猥亵”一事，引发全网关注。

据此案件，街道社区是否有权将李宜雪送诊？

北京市京哲律师事务所党支部副书记龚华律师向法度Law表示，根据《精神卫生法》规定，强制送精神病院应满足以下条件：

1. 精神障碍：患者必须被诊断为患有精神障碍。

2. 暴力或自伤行为：患者必须存在可能伤害自身或他人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

3. 监护人同意：如果患者的监护人不同意送患者住院治疗，就不能强行进行住院治疗。

另外，如果患者或其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如果再次诊断或鉴定表明患者确实需要住院治疗，且存在上述危害行为或危险，医疗机构才可以实施住院治疗。

法律规定旨在平衡保障公众安全和保护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确保只有在患者处于危险或可能危害他人安全时，才采取强制性的医疗措施。我认为，街道社区送李宜雪到精神病院强制治疗，涉嫌违法，应及时予以纠正。

北青网法治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瀛和律师事务所胡青春律师向法度Law表示，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将精神病患者强制送医治疗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强制医疗，其法律依据是《刑法》《刑事诉讼法》，此种情况主要针对涉嫌犯罪的嫌疑人或被告人，因其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不对其强制医疗可能继续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公检法等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可以对涉案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程序。

另一种情形是非刑事司法程序中的送医治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第三十一条则规定，精神障碍患者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一项情形的，经其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

那么，居委会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实施强制送医呢？

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三十六条，只有精神障碍患者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在其监护人不履行送医治疗义务时，患者所在单位、村委会、居委会才有权介入，将患者送医，为其办理住院治疗手续，目前，综合各种报道和信息来看，李宜雪并不符合强制送医进行治疗的条件。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199期：“给吃给喝十几年，怎么就是拐了”

过去两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章11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件，刊登读者投稿2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12月14日—21日 这一周。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人大重阳”发布的一篇文章引发了全网围观，文章记录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来人民大学演讲后与现场观众的互动。其间，一位名为王宪举的教授向刚结束演讲的叶尔兰·卡林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先是描述了自己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坦纳访问时的一些见闻，说看到当地的小孩非常多，而政府也极其鼓励生育，这使得整个国家的生育率维持在较高水平。

王宪举还提到，自己听说哈萨克斯坦的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然而，与中国相比，现在的中国女性都不愿意生育，也不相应政府的动员。最终，王宪举抛出了一个令人无比震撼的提问“你们国家的女大学生怎么能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早生、多生孩子呢？”有网友如此形容听到这个粗鲁问题时的感受 —— “感觉像是刚‘收留’了女大学生，立马就来咨询怎么生孩子的话术”。

据人大重阳院长王文的介绍，提问的王宪举教授是著名的俄罗斯问题、中亚问题的研究专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文在转交该问题时，顺带也询问了叶尔兰·卡林自己有几个孩子，对方的回答是6个孩子。人大重阳微信公号编辑遂将其作为了现场最有价值、最为亮眼的花絮，把整篇文章标题命名为了《当这位高官说有6个孩子时，在场都会心大笑》。（目前原文已被删除）

不满人民大学正在“全方位堕落”的人大校友熊太行评论道，“生育率低的问题其实是有定论的。要么是社会发达百姓生育意愿过低，要么就是老百姓真的过不下去了。”而对于中国这种“未富先老”的特殊国家而言，实际上这两种情况都已存在了。叶尔兰·卡林在回答问题时提到哈萨克斯坦对于鼓励民众生育加大了政府投入，甚至专设了教育基金，这恰恰是值得中方认真学习的。另一方面，叶尔兰·卡林也提到，该国存在个别“不教育和养育女孩儿的习惯”，而这大概就是王宪举所谓的女性“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之秘诀，若中方真想要效仿这点，只要坚持倒车就可以了。

有网友感叹，按理说驻外记者出身的王宪举本应有最基本的国际视野，但他却在国际场合问出无异于“怎么给女人脖子套铁链”的问题，暴露出自己糟糕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还有网友指出，王宪举这类精英学者的提问，实际上揭示了一个真相，那便是涉及一国大政方针之时，这类人群潜意识中追求的正是“服服帖帖”，眼中没有人的权利，只有政治收益。其制定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听话、照做、服从，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在他们眼中也无非是生育机器罢了。

在遭遇野蛮提问后，哈萨克斯坦的后续反应可谓相当激烈。两天之内哈萨克国际通讯社连发多条微博，多角度全方位介绍该国如何保障女性权益，隔空回应王宪举的奇葩提问。打脸力度之强，频率之高，堪称毫不留情。乍一看，就像是要为另一个中世纪国家指明方向，其“赶紧与野蛮言论撇清关系”的急迫心态，可见一斑。诚如网友所言，哈萨克斯坦目前可能还算不上是一个非常文明的国家，但它至少知道“怎么对待妇女儿童才是文明的正确的”以及“在国际场合应该说什么话表什么态”，对于物化女性明确说不。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已经算是“遥遥领先”，以自己为镜子，照出了愚昧与文明之别。

12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11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言人付凌晖介绍称，11月份的经济运行呈现出“生产升、需求增、就业稳、市场暖、质量优”等特点。此言一出立马引爆了网络舆论，在央视新闻的一则微博下，不少网民纷纷批评官方美化糟糕的经济形势，评论在短时间内突破了1000条且呈一边倒态势。最终，央视新闻选择开启了评论精选，以应对舆论失控。目前，原微博总评论数已突破2000条，但评论区只显示了6条精选评论。

有网友评论道“你告诉我15个字里哪一个是真的？”、“这么好的事情就6个人评论？”、“赶紧加息吧！”的确，如果中国经济现状真如这15字所言，那当前就不应该是防范经济衰退，而是担心经济过热了。还有网友讽刺“这么好的地方那一定很多人结婚然后生至少两个小孩吧”，算是隔空调侃了之前的王宪举之问。事实上，即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是完全真实的，也显示出消费增速明显放缓，至少低于预期，但官方却坚称“需求增、市场暖”。对此，有网友回应“骗骗别人就行了，何故连自己都要骗呢？”

这番缺乏基本现实感的自欺欺人15字，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何近期多地会出现“给树木穿毛衣”的现象。一开始先是北京某园区给胡同里的树木穿彩色毛衣过冬，之后便引来其他城市效仿，官方称这种毛衣树木丰富了街景“大大提升了社会人情味和温感度”。但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况是，在民生凋敝、经济衰退的当下，尚有穷人衣不裹体、食不果腹，为何却要优先给路边的树木披上毛衣呢？

有网友指出，给树木穿毛衣是一种奢靡之风，亡国之举。这种资源严重错配的唯一解释，大概就是“树的价值比韭菜高”或者说“穷人处境不及城市街景”。据《资治通鉴》记载，这种大国颜面压倒一切的荒诞，早在一千多年前的隋炀帝时期就有出现。当年，隋炀帝在洛阳大宴诸蕃，为向人展示中原的富足，遂以缯帛缠树。其中有蕃人发现了端倪，反问道“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仅9年之后，隋朝灭亡。

一周荐读：

• 【年终专题】“在这个比冬天更肃杀的极端时候，我的阳光依然要挣扎着穿过高墙照亮你昏暗的牢房”……2024年度CDT报告汇

2024年，中国数字时代【CDT报告汇】栏目共报道了150篇报告，内容涵盖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民调、跨国镇压、维吾尔人权、西藏人权、宗教自由、中国数字极权、劳工权利、中国经济、女性及性少数群体权利、以及美中关系等多个方面。

• 【年终专题】“中文互联网上的内容每年都以断崖式的速度在锐减”……2024年度404文章

在2024年即将落幕之际，中国数字时代第2篇年终专题《年度404文库》，为您呈现这一年中被屏蔽的声音。404文章的不断累积证明了对审查的反抗始终在发生，尽管有些集体抗议可能在未成形时就被压制，但反抗的声音依旧不懈地寻找突破口，试图在下次成功突围……

• 【年终专题】“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2024年度敏感词

在2024年即将落幕之际，中国数字时代第3篇专题《年度敏感词》将呈现这一年中被压制的故事：从总理记者会的取消到“六四”的沉默，从经济挣扎到青年摆烂，试图突破控制的阴影，让低吼的真实得以被更多人听见。

• 青年志Youthology｜2024，微微存活

青年志用24组词回顾了2024年。这一年，青年人在“没力气”和 “还有点力气”间反复横跳。闹剧、悲剧和喜剧交替上演，愤怒退场，接棒的是解构一切的抽象。我们用24组词回顾了2024年。这一年，青年人在“没力气”和 “还有点力气”间反复横跳。闹剧、悲剧和喜剧交替上演，愤怒退场，接棒的是解构一切的抽象。这是我们又度过的一年，能说的都说了。不能说的，就留在心里。

一周关注：

• 【网络民议】“缯帛缠树”不是亡国之兆么？
• 常识流通处｜从北到南给树穿毛衣，总觉得有点诡异

近期，中国多地出现“给树木穿毛衣”的现象，一些城市街道旁的树木披上了颜色丰富的毛衣，引来不少市民和游客打卡留念。据悉，一开始是北京某园区为胡同里的树木穿上彩色毛衣，其目的是给树木和灌木做冬季保护，以保暖材料加以覆盖。而给树木批彩色毛衣能够提升氛围、丰富街景。之后，此举引来其他城市效仿，官方称“这大大提升了社会人情味和温感度”。

• 【网络民议】“怎么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让女人生孩子，直白的说就是怎么给女人脖子套铁链”
• 【404文库】人大重阳｜人大学者王宪举问“怎么让女大学生服服帖帖生孩子”
• 【404文库】六神磊磊读金庸｜年轻人已经够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了
• 【404文库】就叫熊太行也行｜人大教授：听说你国女大生毕业就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生孩子
• 【404文库】就叫熊太行也行｜我母校人大投诉我了，说我伤害她的商誉
• 【404文库】深涵说｜和谐社会，又救了烂人一命
• 熊太行｜王文当院长，中国人民大学这几年到底有多差
• 建设性意见｜打人不打脸，哈萨克斯坦这下手也太狠了……
• 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希望你老实又服帖的人，多到超乎想象
• 二湘的十一维空间｜人大王宪举教授粗鲁提问的背后，是国人的国际视野问题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王宪举在公开场合询问哈萨克斯坦官员“如何让女大学生多生孩子”，引发网民怒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11月22日到访人民大学，以“哈萨克斯坦的改革和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主题发表演讲，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人大重阳”发布的一篇文章详细记录了演讲互动部分，其中包括王宪举的提问和卡林的回答。

• 【网络民议】阿强同志｜性少数议题事关民生问题

同性恋及性少数议题是一个事关2亿人的民生问题（7000万性少数+1.4亿家长=2.1亿老百姓）。这个群体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尊严贫困”问题，而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我认为需要从解决“物质贫困”到解决“尊严贫困”过渡，让人人活出尊严感，尊严感是人能享受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性少数议题是涉及到健康、教育、法律、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的民生问题。需要通过推动反歧视立法、完善社会保障、提高公众接受度等措施，使我们的社会成为更加包容、和谐，美好的社会。

• 【翻车现场】“生产升、需求增、就业稳、市场暖、质量优”

12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11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1月份经济运行呈现“生产升、需求增、就业稳、市场暖、质量优”等几个特点。央视新闻在微博上转发了这一消息，评论区有不少网民留言批评官方美化糟糕的经济形势，总评论数量突破了一千条。面对大量批评声音，央视新闻选择开启了评论精选，以应对舆论失控。

一周惊奇：

• 宾曰语云｜燃气公司滥用“执法权”，村民柴火灶被贴封条！
• 亮见｜如此欺负老百姓，谁给你们的权力？

近日，因为存在“双火源”安全隐患，河北邢台新河县一村民家的柴火灶，被新河县中裕燃气有限公司贴上了封条，引发争议，同时，“燃气公司有无执法权”的问题也激起了网民讨论。12月16日，邢台市住建局双代办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事件引发关注后，昨天县级主管部门和乡镇工作人员到村民家中进行调查，将柴火灶的封条撤了。该村民也积极主动配合，将柴火灶拆了……

• 林樾读书｜发明“恶意讨薪”一词的人大代表李宝忠，被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

近日， “恶意讨薪”一词创始人，人大代表李宝忠被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被执行总金额仅为48万元。据悉，全国人大代表，河北建设集团的董事长李宝忠曾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应当把恶意讨薪农民工列入征信黑名单。有网友查询发现，李忠宝董事长的企业在公开信息查询系统里，自身风险千条以上、关联风险也是千条以上。原来，李忠宝先生就是欠薪专家！他深受讨薪之苦，所以咬牙切齿地向国家提议：严厉打击讨薪者！将他们列入征信黑名单！

• 【404文库】老干体v｜雷军前手下被「远洋捕捞」弄死，检察院都拦不住，中央呢？
• 老萧杂说｜这架势是要把民企老板搞绝种

一位雷军的前手下，北京一家公司总经理邢燕军，被草原铁骑以「涉嫌开设赌场」的名义抓回草原，检方认为证据不足不予批捕，但铁骑继续关在自己的办案点，直到变成尸体。铁骑说是自缢，一份简单的尸检报告显示死因是突发性心脏病。人死了大半年，至今没个准确的死因。半年后，这起案件终于被撤销，被抓的14人无罪获释。差不多就是远洋捕捞弄死了人吧。这家企业的「原罪」，估计是因为收入还不错。

• 顶端新闻｜天津一事业单位招本科生参与“掏粪”？有249人报名，招聘单位回应

“有249人报名去和平区掏大粪？”12月19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天津市和平区2025年度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有一个岗位需要招本科生参与粪便、油污掏挖养护工作。20日上午，该招聘单位工作人员回应极目新闻记者称，该岗位属专业技术工作，主要负责一线排水设施的养护、管网改造及现场施工管理工作，无需掏粪，该工作人员主要负责技术指导及应急处置。

一周讽刺：

• RAUZ｜排海行动一年后，中国赴日游客增长214%

近日，日本政府观光局发布的最新月度资料显示，2024年10月访日外国游客达到创纪录的331万人次，比2019年同期（250万人次）增长33%。今年1~10月，访日外国游客数突破3000万人次大关，甚至冲破了该国从1964年以来的记录。2023年全年日本接待了2507万人次国际游客，仅位列全球该排名的第15位。但数据表明，尽管经历核污染水排海等争议，全球赴日旅游市场正在强势复苏。

• 个人记忆库｜报告：三年口罩，戴了个寂寞

前几日，美国众议院冠状病毒大流行监督和问责委员会特别小组发布了调查报告《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行动后回顾：经验教训和前进道路》，竟然称在美国，戴口罩对防范新冠没有任何作用！我将对此开展严厉的批判。本文内容仅限于美国的情况，与国内无关，仅供参考。举报我的，请勿反对毛主席的指示：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一周声音：

• 【404文库】唐师三百手｜“学霸就餐区”，养成权威主义人格的温床

近日，网传成都某知名中学食堂开辟了所谓的“学霸就餐区”……人格发展的关键时期，个性不能自由舒展，那么就必然扭曲发展。所以，中国的中学教育大概率会培养出人格扭曲的学生，一代一代地培养。同时，校方滥用权力加以管理，使其中大部分学生养成慕强的人格，也就是崇拜和服从拥有强权的人和机构。

• 【404文库】往事与随想｜你指望卜小花在低福利的石叠村能得到什么？
• 【404文库】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671份判决书告诉你，收买被拐妇女儿童怎么判
• 【404文库】旧闻评论｜一篇消失了的宣传稿

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不是网络曝光，什么事都不会有。村里人不会觉得有问题，当地警方和宣传系统不觉得有问题，外来的寻亲志愿者也不觉得有问题，甚至卜小花的家人也不觉得有问题。所以，一方面是网络舆论对现实的纠偏，但反过来看，则是网络与现实的断裂。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懂法，不懂尊重女性，价值观太low？并不是，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知道现实是什么？现实就是：这个政府指望不上。

• 古老板的老巢｜三明医改后，中产阶级要怎么应对？

别想着有什么方法能改善公办医保的结果，永远也不可能好。屎上雕不出花！民间需要反思的是，我们追求医疗由政府来保障这件事，对还是不对。如果你至今坚持这一观点，坚持要将医疗产业公有化、医保大锅饭化，那你的认知就得配上你的命运。从现在开始，每一年都为未来储备医疗支出费用吧。认清现实吧，不要抱什么幻想了。事已至此了，回不了头了。

一周故事：

• 水瓶纪元｜海棠作者被捕，耽美创作频繁涉刑出路何在？

起初，海棠文学城上多位耽美作者的停更和失联是悄无声息的。各种小道消息在微博隐秘地流传，直到当事作者和家属出面证实，事件才终于搬上台面。自今年6月以来，安徽警方以涉嫌淫秽物品牟利罪，跨省抓捕了50多位作者…过去几年间，国内各网络文学平台逐步收紧审查制度，使耽美作者们被迫翻越墙外赛博流浪，而如今，服务器在台湾的海棠文学城作为国内耽美作者的创作飞地已不再安全。色情淫秽和言论自由的界限，究竟该如何划分？女性情欲的书写又该往何处安放？

• 【404文库】鸡蛋bot｜高楼燃爆调查：事发前两小时燃气公司曾到场，物业有入户密码未进屋排查

深圳湾万象城商圈，人流喧杂，但总有人习惯性地停下脚步，抬头望向那栋44层高楼燃爆后留下的空洞，静默离开。12月11日14时46分，深圳消防接警，位于商圈内的深圳湾悦府二期（柏瑞花园）1幢发生爆燃事故。至当日18时，明火已扑灭，事故造成1人死亡，无其他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笔者现场发现，此次事故至少造成1幢27-30四层、多户房屋受损，部分外立墙面完全剥落…..

• 真实故事计划｜大哥在养殖场看着你

2024年9月开始，知名漫画作者@真-柳堡在网络上发布一系列文章，控诉自己2008年起供职的A-soul工作室是一间长期压榨画手员工的黑工厂。之后，又有近20名工作室前画手加入声讨，相关话题一度登顶热搜第一。出品过《浪漫传说》《暴走邻家》《极度分裂》等知名作品的A-soul漫画工作室成立于2008年，刚好赶上中国漫画的蓬勃发展期，还受托绘制了《斗罗大陆》的漫画版。

CDT编辑注：原文2020年5月19日发表于“国际特赦组织”中文官方网站。

Amnesty International

采集十指指纹、双眼虹膜、DNA，这听起来像是科幻片里的情节，我从未想过会这么快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来自新疆，汉族人，尽管考上大学后离开，我每年都会回去一两次看望亲友，新疆永远是我的家乡。两三年前的冬天，当我被通知要回新疆办理“第三代身份证”采集生物信息时，我深切感到新疆是我身上不可抹去的一个印记。

办理那天人很多，但只有三位警察办公。我进去时，负责拍照的警察不停地跟一位烫了头发的中年女性说，“你把头发压一压，太高了，我这照不全”，那位中年女性说，“我已经压了半小时了，要不你帮我p 一下吧”，警察无奈地将电脑屏幕给她看，“都快p 成光头了，还是照不全啊！”全场哄笑。

但我至今记得在众人的哄笑中感受到的荒诞，对于生活在新疆的人来说，这一切改变越来越习以为常。

每个来排队的人都是从照相开始的，可是每个照相的人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好不容易过了照相关，采集指纹的机器总是识别不出指纹，每过一阵它都会大喊“请同时按捺左右手拇指”，然后用维语再大喊一遍。负责采集指纹和虹膜的警察时不时提醒按指纹的人，“你的手太干了”。采集虹膜的时候，她会说“看红点”，拿着虹膜机器的人往里看，果然有个红点。有一次，她跟被采集虹膜的人说，“你的眼睛怎么是歪的呀？”全场又哄笑。

最后一步是采集DNA，在手指上扎出血，沾在写着你身份证信息的试纸卡片上，警察在结束的时候轻声一句“好了”，你就可以用棉签捂着手指出来了。

所谓的“第三代身份证“我最后并没有拿到，也许只是把我召回来采集生物信息的幌子。

但我至今记得，在基层工作人员的无奈与众人的哄笑中感受到的荒诞，相似的场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上演，像是对监控公民这个宏大目标的消解，而对于生活在新疆的人来说，被消解掉的更是个体的警惕——即这一切改变越来越习以为常。

新疆——中国最安全的地方

不只一位亲友跟我说，新疆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这甚至是有些新疆人引以为傲的成就。

这几年，每回一次新疆，我感受到的氛围都要收紧一些，受到的管制都要更多一些。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进到任何一座建筑中：餐厅、商城、电影院、医院、超市等等都需要通过安检，一道检查包，一道过人，还要刷身份证。所以亲戚们经常开玩笑说，在新疆，没有身份证你连小区都出不了。

有一年冬天，我和家人去加油站，因为加油站只能允许司机一个人进入，其他乘客要下车步行到出口等加完油之后再上车。我只好在零下二十几度的寒冬里走下车，走到出口瑟瑟发抖等车开出来。

十九大期间，乌鲁木齐街上有很多专门检查手机的警察，如果发现你的手机上发过什么“反党言论”，就会受到处置。

体制内的朋友，工作也变得如履薄冰，每个单位都重点盯防那些不抽烟不喝酒的少数民族，认为他们“有问题”。一位在国企工作的朋友，成了“访惠聚”的成员，被安排住在少数民族家中，和他们同吃同住，“培养民族感情”，一起“学习”，甚至连过年也不能回家。

Amnesty International

当我向家人、朋友表示对这些措施的不理解时，往往获得的回答只是一声叹息，“这就是新疆啊”。有时候我觉得我离开那里已经太久了，所以这一系列大家习以为常的管制才让我无法忍受。

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界限

刚离开新疆的那些年，我都在逃避这个印记，因为在新疆之外，这个印记意味着意想不到的麻烦、污名，同时也是“偏远、落后”的代名词。但是在新疆，汉族算是享有一定特权的个体。对少数民族的生活，我没有切身体验，却都看在眼里。

春节回家过年时发现，非本地的少数民族出火车站必须有单位持介绍信，或亲属写保证书才能出站。每隔两百米，就有一辆警车；每个单位都被分配了不同数量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他们是从南疆来的，每个单位必须给他们安排工作。表现不佳的，将被送去某个地方“学习”。

一位朋友告诉我，十九大前后，他们单位很多少数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突然消失了，朋友、家人、同时都不知道ta 去了哪里，直到几天后才传出消息，说这些人已经被抓，至于为什么被抓，原因五花八门：不配合安检，发表过不当言论，以及此前有案底的不管有无再犯，都一律被抓。而所谓的案底，并不仅是那些犯过政治错误的人，曾经有偷盗、抢劫等犯罪记录，或曾留过“不符合政策”的大胡子的少数民族，都因为十九大被抓了起来。

在这充满偏见的社会结构之下，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此不平等。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同时也天然带着那些偏见与歧视

在生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歧视少数民族。还记得小学时，我和两位维吾尔族男生特别要好，他们比我强壮很多，每天放了学就教我翻双杠，我们每天分享同一袋零食，喝同一瓶水。但偶然得知一位高中同学（汉族）的专业是维吾尔语。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要学维语？那有什么用？” 从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生长在这充满偏见的社会结构之下，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如此不平等。我作为一个汉族，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同时也天然带着那些偏见与歧视。

许多年以来，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所展现出来的新疆人，都是以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人为主要形象的，在每年三月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少数民族一定会穿着传统的民族服饰亮相，这种单一刻板的形象让人们失去了了解这个民族真实生存状况的可能，看不到他们的困境和真实的社会地位。

就像是我身边的长辈都非常喜欢新疆舞，但他们似乎从未把那些跳新疆舞的维吾尔族和身边存在着的维吾尔族联系起来。 一位在工厂工作的亲戚无意间提到厂里的少数民族学技术太慢，觉得他们没有汉族人聪明，另一位在大型资源型国企工作的朋友说，他们的单位根本没有少数民族，也不打算招聘，还有一位同学跟我提到，她坐火车最讨厌“遇到维族”，因为他们“又吵又臭又脏”。

“牺牲一代人”

有一年我心血来潮想要回母校看看，发现母校的围墙上，都用铁丝网围了起来，也许不了解的人，会把它当成一所监狱。我看着这个我曾经学习多年的地方，心里感到悲哀极了。现在的那一批学生，会不会把铁丝网当成理所当然呢？当他们毕业，长大，去到其它地方，看到那些没有铁丝网、没有围墙的学校和建筑，他们是会感到自在和自由，还是会大骂那里不在意人们的“安全”呢？

这几年，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对新疆几乎一无所知。那里的文化，那里的历史，那里发生过的一切似乎都在一点一点的消失。

现在新疆所实行的政策，就是要“牺牲一代人”，而牺牲的这一代人，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是命运的共同体。

我曾在火车上遇到过一位在新疆政府部门工作的人，他很直白地告诉我，现在新疆所实行的政策，就是要“牺牲一代人”，而牺牲的这一代人，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是命运的共同体。

对于大多数新疆的汉族人来说，最实际的自救方式，大概就是沿着这条漫长的体制爬啊爬，其中一些，可以爬出新疆，爬到其他地方，然后在那里小心翼翼地掩藏起自己的口音，了解当地的人情世故，融入那里的文化。

对于新疆的少数民族来说，很多人甚至没有条件选择这条路。对被“牺牲一代人”的我们来说，或许只可以借着那些零碎的片段来拼凑记忆中的故乡，那是我们回不去的新疆。

“远洋捕捞”出现了细分领域——6月来以来，50多位耽美文学作者被跨域抓捕，多为女性。她们中有人被判刑5年，有人不得不四处筹款以求轻判。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14234.html

CDT编者按：2024年即将过去，中国数字时代为读者整理了年终专题，共7篇，包括年度每日一语、年度404文章、年度报告汇、年度敏感词、年度播客、年度视频和年度人物。

本文是年终专题第4篇，下一篇是《2024年度报告汇》。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数字时代【404档案馆】累计发布160期播客节目。包括【CDT周报】、【404文库】、【404媒体】、【CDT报告汇】、【CDT网语】、【中国哭墙】等栏目。此外，还新增栏目【CDT关注】，更完整地记录了中国墙内外反抗中共审查的声音。

在本期【年度播客】中，三位主播将以对谈的形式，分享过去一年里制作播客的感受。

---

以下是对谈文字记录：

播客之路：最大的收获与意义

Elijah：

本期节目是年终播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三位主播会一起回顾这一年来制作播客的点滴，聊聊收获与挑战，也会探讨在中国越发严厉的审查环境下，我们是如何记录这些消失的声音的。

今年一年，我们播客做了不少内容，话题从各种社会事件到中国经济以及对各种审查与反审查的记录，而且我们还新增了【CDT关注】等新节目。

你们觉得自己在播客制作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没有哪一刻让你觉得，“这份工作，我真的做对了！”

Rumu：

对我来说今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正式入门了，我负责的两个项目是【CDT关注】[和【404维修站】。【CDT关注】主要是关注墙外媒体的比如说像莽莽、柴静、不明白播客等等。

因为以往，CDT更多注重的是对中国大陆的反审查与抗争，但是其实我们觉得海外的声音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单独开设了这个栏目。

然后【404维修站】是一个我们即将要推出但是还没有推出的一个栏目。它是用来修复和补足那些因为言论审查被迫删改的词语和句子。就是我们通过“维修”的方式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被改过的原文。

Frank：

过去一年最大的收获可能是整个【404档案馆】编辑部把各个节目、各个类别现在开始非常有针对性地分门别类了。比如说我们有对于海外媒体的节目，我们有关于每周的记录，我们有对于敏感词审查的节目;

我们也有对于网络民议的节目，类似【CDT网语】。

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节目的总标题叫【404档案馆】，我们首先是一个档案的性质。所以如果能够有条理地去整理或者是收录或者是归纳记录一些过去一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大事小事，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如果说某一刻让我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的话，其实每一刻我觉得都挺有意义的吧。有时候会突然听见别人他也会说“诶，最近有一篇文章被删了但是后来在中国数字时代上面找到了”，那我就会觉得那一刻，我包括所有其他的同事编辑大家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

Elijah：

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过去一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对于中国更复杂的审查机制以及公众舆论的动态有了可能更深的理解。特别是比如说在做【404文库】选读以及【404媒体】的时候就能看到：通过挖掘这些被删除的内容以及被封禁的账号，你能够发现更多来自普通人的真实的声音，以及一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情绪，而不是单纯的来自官方的一些宣传或者报道。

Frank：

对，我也有这种感受。就是这两年开始我觉得我们收录了很多的比如说【404媒体】或者是一些文章其实它不是一些来自非常大的、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网络大V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是一些很普通的微信公众号，可能只是突然讲了一个话题然后成为了一个爆点。然后官方就这样就把它封禁掉了。这两年可能这种审查的影响逐渐从更广的对于大V、对于大影响力作者的层面已经逐渐下降到普通百姓的层面了。

Elijah：

我觉得我个人有这样的感受，尤其是像对于我们【404档案馆】来讲，我们对这种声音的记录本身就也是一种对抗遗忘的力量。这本身就是会让我觉得在做这种去记录以及去对抗遗忘的工作的时候，每一个瞬间都是有意义的。当然就是说在做这种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通常我们还是伴随着特别多的困难，尤其是像我们做播客这种涉及到中共敏感议题的时候，有时甚至会觉得寸步难行。

---

幕后难题：制作中的挑战与意外

Elijah:

那过去一年中你们有觉得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挑战是什么呢？

Frank：

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挑战可能是，有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自己在跟时间赛跑。因为我记得像当时有几篇播客是关于梅大高速事故的，然后那几篇文章删的非常快。包括上个月关于无差别伤人事件，那些文章真的是出来一篇被删一篇，出来一篇被删一篇。

然后像我们做播客的时候，可能你在做你在录制时，文章就巳经被删除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种你个人或者是你这一个团队在跟整个审查系统进行抗争的一个过程。包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在对于一些可能比较敏感的话题或者是比较触及官方神经的话题的文章的收录上面，也需要进行非常迅速非常高效率的收集或者是整理。因为很有可能下一秒你刷新的时候它就已经被删除了。所以这是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Elijah：

播客的挑战对我来讲的话，就是对一些信息的真实性的验证以及我自身的一些情绪的平衡，以及在我们收录的时候对不同文章不同观点的一些情绪上的平衡。比如说最近像珠海无差别杀人事件，包括像日本人学校男孩遇害事件中，在我们选读的时候，我们关注的观点仍然是可能带有我们主播个人的一些偏好的。

所以在在做播客，在为读者们选读一些内容的时候，对我而言我觉得最大的挑战还是对这种情绪以及信息的平衡。而且很多素材的获取（过程中），尤其是像我们在中共技术性审查之下，让我们去获取一手的资料其实很困难，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通过一种所谓的非传统的渠道来获取一些素材。

• 相关阅读：
  【CDT周报】第195期：只有通报，没有真相；蝼蚁之命，轻于蝴蝶
  【404文库】“闭上眼睛，鬼怪并不会因此遁去”（外二篇）

Frank：

另外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比如说像之前我们一直在做的【中国哭墙】就是对于李文亮医生新浪微博评论区的网民留言的精选。其实这个方面就让我觉得非常触动。因为像每一期每一条留言，网民真的是在跟李文亮医生或者是他们心里的那个所谓的李文亮医生在掏心窝子的讲自己内心的话。

然后你会看到其实中国普通百姓或者是中国社会阶层层面的普通人，他们其实是很朴素的。他们真的是每天需要为了吃饭、为了生活、为了交房租去挣扎的。但是他们没有地方倾诉，因为整个审查系统的压力他们没有办法去宣泄自己的这种情绪。所以他们唯一能找到的渠道就是中国哭墙就是李文亮微博的评论区。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在这种时刻你去朗读或者是记录或者是收录他们的文字，其实你个人也会非常触动。然后我觉得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作为主播，作为一个播客的主持人，我们其实得保持一定的理性，但是很难保持理性。所以说就是要在理性和感性中间寻找到一平衡吧

• 相关阅读：
  【CDT百科】李文亮医生的微博评论区为什么被称为“中国哭墙”？
  【中国哭墙】如果你不愿走在前面（11月1日-11月30日，2024年）

Rumu：

我觉得我觉得两位说得都很好，然后先说我个人的一个困难，就是纯属于我个人的，当然还是跟练习播音技巧有关系，以及还有一些技术设备上的问题。这些都是后来慢慢改善的，从中感受到的一种进步也算是一种带来成就感的东西。

然后刚才Frank说的那个和时间赛跑我是很有共鸣。

每当看到一些被删除的文章，尤其是自己很喜欢的或者是觉得很重要的议题，都会感到一种很深的无力感。我们不得不去努力备份，与这种审核赛跑才可以。

然后播客也是一个特别注重时效性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要很讲求效率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录一些已经删掉的内容或者是一些要很快（制作）出来的内容，包括我们现在年终的时候也是我们必须要很快的把每一篇内容都录好才可以。

---

情绪低谷：如何应对政治性抑郁

Elijah：

刚刚Rumu说看到各种404的内容其实会觉得很无力。那在这种无力之下其实我很好奇你们会不会因为长期关注这些敏感甚至所谓的“负面”的议题，而感到疲惫或是政治性抑郁？

Frank：

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中国人或多或少的都有政治性抑郁吧。尤其是如果你有渠道有机会接触到其他国家、民主体系的方面的话，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政治性抑郁。

然后如果长时间长期的接触这些话题当然肯定会有一种疲惫，但我觉得这个疲惫倒不是说对于中国言论审查系统本身的疲惫，也不是说对于这种个人抵抗的疲惫。而是一种“我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的行为或者说自己的努力到底能不能改变一些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

这种情绪很难克服了，就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觉得如果中共或者是中国一直保持这种高压的审查系统，然后一直保持这样子的政治环境，那我觉得这种情绪其实也没有必要去克服。因为它可能会长期的存在。

Rumu：

说到政治性抑郁这个话题，我确实是有过一段很严重的政治性抑郁的，尤其是在曾经疫情的时候。然后我可以在这里就是分享一下我个人就是消解政治性抑郁的一些方法，可能比较私人一些。

第一个方法就是退网以及关注“附近”。

“附近”是人类学家项彪老师提出的一个概念。不过解释起来倒也可以很简单，它可以就指的是你的家园方圆五里地的那么一个小的生活空间。比如说你去公园，你去菜市场，去家门口附近遇到一些人。

因为有些时候就是我们我们干的事情是跟新闻相关的，我们很容易接触到的是一些很遥远很宏大的叙事。包括现在的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会使人们有这种遗忘“附近”的倾向。就是大家都沉淀在那个屏幕上的世界，然后这也是造成政治性抑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种时候 就是能够从这个世界中稍微退出来，然后去观察去投入生活中具体的个体。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用的方式。

然后另一个能给我很大安慰的就是，你会发现找到同类或者说找到同道之人可以给你很大的安慰。

就是当你以为你自己是很孤独的，然后就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关注这些东西，你找不到其他的人的时候。就是你去遇到这样的社群或者是去看一些跟你有相同想法的公众号呀这些发言的人，你就可以会有一种不再孤独的感觉。

---

难忘瞬间：触动心灵的一集

Elijah：

在过去这一年，两位在制作某些内容的时候，就像你们刚才说一定会被触动到的有哪些具体的内容或者一些重要的话题你们想分享的呢？

Frank：

那我讲一讲我吧，我可能这一年工作里面更多的话题都是关于中国经济的。

我觉得中国经济今年就非常的……用一个词叫抽象吧。

我觉得挺抽象的就是，一方面官方大张旗鼓地在说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包括各种方面都在讨论中国经济如何如何的好，GDP增长如何如何的稳定。但是另外一方面从各种的社会事件、各种的底层事件，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在年底的一些讲座上透露出来的信息都是中国经济在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有一种对峙在里面。就是官方知道他们在造假，也知道这样的信息、这样的数据可能是不可靠的。但是为了一定的需求依然要维持这一套说辞。另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已经察觉到了身边中国社会、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当他们想要通过某种渠道去反应去反馈这些问题的时候，反而会被中国的审查系统快速打压，迅速的压制。

所以我觉得我们工作的职责就是替很多的普通人，替很多的中国普通百姓去传达他们的诉求，去宣泄他们的需求。尤其是在中国高压的审查体系之下更需要像我们这样或者是越来越多的无论是微信公众号，无论是墙外的媒体，无论是墙内墙外的各种各样的组织，通过大家的宣传，通过大家的引导让更多的百姓了解到中国社会到底在发生什么，中国的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到底有个什么样的未来。所以我会觉得这一年对于中国经济的正面或者是反面的各种讨论辩论对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话题。当然我也希望2025年有关中国经济的讨论可以越来越多，我也希望更多的文章、更多的微博、更多的演讲不会被删除，不会被封禁。

• 相关阅读：
  【CDT报告汇】上海美国商会：会员公司盈利创历史新低，对中国市场预期悲观（外二篇）
  【404文库】“砸了今日锅，去还昨日债，谁为明日忧？”（外二篇）
  【CDT周报】第175期：收30年前的税，放50年后的债

Rumu：

就是有一个让我有一点印象深刻的话题就是吴柳芳的擦边事件。

可能跟我就是作为女性的身份有关系吧，然后同时我觉得这个事情背后折射出的很多角度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同时包含了很多种不同的叙事。

一方面是两性叙事，就是他很明显跟一些以前的对于这些荡妇羞辱的这些批评，然后还有就是对于女性权益越来越多的关注。

另一方面就是大国叙事。因为我们都知道吴柳芳是一个这个奥运运动员嘛。然后呢就会有一种很常见的说法就是按照以前经典大国叙事来说就是“她既然是一个运动员怎么还可以去擦边？”“就是丢国家的脸”之类的。就是运动员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所以她不可以这么做。

但是同时我们可以感觉到现在的社会舆论的风气反倒是从大国叙事开始有一些向同情个体的方向去转变了。

我记得之前看六神磊磊评价这个事件的文章，他的说法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说“网民们把国之重器的共情范围悄悄缩小了，但是把人艰不拆的共情范围悄悄放大了”。

就是跟整个环境的变化有关系，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铁拳砸中的感觉，每一个个体都变得更加能够去理解那些其他个体的处境。

因为他们也会觉得如果她不干这个的话，她能干什么？以及包括就是很多运动员，他们必须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养活自己。

而且呢，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在干的所有反审核的抗争，也是在“擦边”，因为什么是“边”？谁规定的“边”，“边”究竟代表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的问题，某种意上我觉得墙也是一道“边”，就是“擦边”的背后它实际上是社会权力还有舆情的那条隐形的动态线。

中国网民一直都很擅长于进行这种“擦边”的反抗。我觉得就是通过那种各巧妙的方式来绕过审核和不能碰的红线，然后用各种和谐的隐蔽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小小的反抗。但我觉得这种反抗它其实就是一种”擦边“。

• 相关阅读：
  【404文库】吴柳芳“擦边”：“恰恰2024年的人接受了这个故事”（外二篇）

Elijah：

是的在【404档案馆】中我们也不断去强调这些话题。但是你仍然能看到在中文互联网上对女性的不友好，甚至就像Rumu说的吴柳芳事件中对这个曾经的运动员的一种荡妇的羞辱，到最后就恰恰是2024年大家对吴柳芳有了更多的共情。某种意义上也是像Rumu说的，其实中国的普通人都是在不断的“擦边”，不断的擦了各种各样的“边”。

记得有一期【404媒体】中也有提到一位女性医生的处境，她也是在社会权力、男权社会下给她界定的一个边界上不断地去做着小小的突破，可能只有一毫米、一微米的突破，但是她也是在做着所谓的强权不愿意让我们做的事情。

恰恰就是因为这种普通人的不断“擦边”，我们对强权进行反抗，对这个社会进行反思，才有了我们需要记录下来的一些东西。

另外一个让我今年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可能也是每一年CDT，包括我相信各位都在关注的话题就是，一些记者、媒体人们所面临的一些困境。

我记得在今年年初的一篇【CDT报告汇】中有提到中国的在囚记者人数仍然世界第一。（注：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简称RSF）2024年12月12日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记者监狱。全球四大记者监狱——中国124人，包括香港的11人、缅甸61人、以色列41人和白俄罗斯40人——关押了全球近一半的被拘记者。）

所以尤其像今年张展出狱再入狱、很多媒体人的账号不断被封，还有像此前一些律师受到的迫害，他们的子女甚至都无法正常的上学入学。这个也是让我今年仍然很感慨的事情。

• 相关阅读：
  【404媒体】“她们本不该成为被牺牲的那部分，没有人理应成为被牺牲的那部分”(外二篇）
  【CDT报告汇】中国在囚记者人数高达121人，连续5年成为世界最大记者监狱（外二篇）

---

工具与资源：审查材料的收集之道

Elijah：

既然我们聊到了这些各式各的话题以及我们的一些幕后的制作。其实（在制作播客时）收集素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两位在搜集并且分析这些素材材料的时候会用哪些资源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听众读者很好奇的问题。

Frank：

对我个人而言，一些比较主流的资源肯定是很关键的。当然第二点我觉得我们同样也完全不能够忽视中国官媒的一些作用。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一些很大的舆论导向、一些很大的政治或者是经济上的导向，其实都能从官媒发布的文件或者是文章中发现它。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官媒的微信公众号甚至包括它们的微博账号，其实也需要很重点关注。

而且你也能看到其实大家在它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博，尤其是微博上，其实普通人的抵抗还是挺多的。包括如果这条微博被精选评论的话，那很多人会在转发里面阴阳怪气；如果他没有精选评论的话，基本上每一条官媒的微博评论几乎都会翻车。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大家获取一些不同观点、不同渠道的地方吧。

Rumu：

刚才Frank说的这一些，很多也是我在用的资源。

中国互联网上确实一直有这样反抗的声音，其实知乎上也常有，只不过知乎的那个问题经常动不动就被封了。不过可以通过被封的知乎问题来看出它的那个动向。

除了这以外我平时会关注一些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些国内常见的新闻或者是左派、自由派相关的人士，很多类似的我想就是我们的观众应该是在CDT网站上会经常看到他们的名字。

还有以及各种各样的墙外媒体。

除了这以外我觉得CDT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用的渠道，而且我觉得这也正是让我觉得CDT在干的是很有意义的这么一个原因，因为CDT在把各种各样的资源和新闻就是以一种整合性的方式，能够让大家更快和更系统的去接触他们，就是能够方便大家。

Elijah：

对，对我而言我觉得CDT本身就是一个我获取信息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包括两位有说不管是墙内还是墙外我们获取资源的方式仍然是有限的，因为很多内容一发出就会被删除，尤其是墙内。

---

机制变迁：审查的新趋势与影响

Elijah：

我们刚才提到这种审查机制，两位有注意到今年中国的一些审查机制有哪些新的变化吗？这种变化有对我们的内容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Frank：

我之前经常会整理知乎平台的一些文章，或者是一些讨论。然后从今年开始，知乎它有所改变，就是在过去你在谷歌或者是百度直接点知乎的链接你就可以点进去，而现在你必须要登录之后才能够看到具体的内容。它现在变得有一点像微博了，因为微博就是如果你没有登录的话你没有办法看。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就是进一步控制个人信息，包括很严密的对于谁来看这个新闻、谁来看过这个问题进行控制，那可能在未来他们如果想要追溯回去的话，他们就可以找到。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感受到的审查机制肯定是越来越严的。

Rumu：

就是 Frank说的这个我也有同感，就是不只是在知乎，在其他平台上也会出现的就是这几年我能明显感受到的一个是显示IP地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取消匿名。曾经的知乎的匿名板块我觉得也是有一些有用的内容。

今年让我觉得印象比较深或者比较忧虑的一个东西就是网证制度吧。

而且就是我觉得就可以体现出早有前科呀，很多方面都是，比如说所有平台就是在国内你都必须要用身份证实名或者是绑定手机号。然后所有不同的软件其实都使用的是同一个用户。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说的这些IP地址还有取消匿名，它可以构成一条很明显的就是这种言论空间越来越紧缩的这么一条线。

• 相关阅读：
  【404文库】“持证上网：就像持证呼吸一样荒诞”（外二篇）

---

创作智慧：如何绕过审查的限制

Elijah：

嗯，的确有时候会觉得当前我们收录的很多作者还在保持创作，会对他们的勇气而感到钦佩。所以两位有在收录这些内容的时候注意到一些比如说这些内容创作者对审查的一些有趣的应对策略吗？你们有任何发现他们绕过审查的一种方式吗？

我会发现最经典的方式就是所谓的正话反说或者反话正说。尤其像一些官媒翻车言论下你总能看到网友似乎是在附和，但是不管是用狗头的方式还是用一种阴阳怪气的方式来绕过审查。

Frank：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有很多微信公众号的作者包括很多的网民他们很喜欢用代指或者说用历史借古讽今吧。我觉得在中国现在的社会对于审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因为我记得像普里戈任的事件，包括关于俄罗斯、关于朝鲜出兵乌克兰的很多事情，中国网民就会用很多很多北宋、明代、清代、唐代的一些故事去讲。

那我觉得只要读者是一个对于时事新闻有所了解的，对于历史事件也有所了解的人，他就能很自然地懂得作者或者是这个网民他想表达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大家在审查的系统之下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我觉得是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包括一些很有趣的词语吧，比如说像“东大”现在是指中国，就是“东方大国”的代称。我之前一直在想我说“东大”是什么？

然后包括像“西朝鲜”，然后什么“北越南”，很有意思。

然后包括很多网友会说“原来你讲的是越南，我还以为你讲的是越南呢”。我觉得大家这种幽默真的是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能够逃避或者说绕过审查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你甚至不需要说什么对面就知道你在说什么。

Rumu：

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汉语本身的特点是有关系的，因为就是汉语是一种内容含量很高，同时它又是一种语境文化。所以就是可以包含很多这种比较隐晦和复杂的内容。然后它也很方便谐音一类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河蟹”“草尼玛”等最早的互联网四大神兽。然后包括刚才Frank提到那个就是用明代唐代，也其实是我们的文化自古有的。这不就跟那个“汉皇重色思倾国”是一个样子的，说的是“汉皇”，但其实他在讲的是唐朝。现在也这样，然后就是用其它的什么这个越南、印度来代指中国，但不说中国，用一个代指的，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谁。

Frank：

对，甚至我觉得就是可能中国它的语言的特点，中文是表意文字，所以就导致“习近平”这三个字后来出现了“刁近平”，然后出现了“刁近干”、“刁远干”。就虽然它最后已经抽象到从读音你已经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但是只要你是个中国人你懂汉语你看到这三个字，你就会知道这个代指的是谁。

包括我们之前收录过的那个音调“↗↘↗”，我到现在都觉得那是一个最搞笑的一个敏感词。大家居然能理解，其实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也反向代表了大家已经被整个审查系统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Rumu：

确实，还有那个就是像“六四”常用的代称是5月35日，这个也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巧妙而且印象很深的一种代指。

感觉之后大家在【404维修站】也可以听到更多相关的内容。

除了这以外还有一个让我觉得最绝妙的一个就是白纸运动。因为我觉得白纸运动算是把就是讽刺审核这个事玩到极致了。就属于是就给你举了一白纸，这个纸上什么都没有写，但是看到纸的人明白你想要传达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以一种没有传达任何东西的方式传达想要传达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从审核之中大家切实地创造了一种艺术，我觉得它已经解构了审核本身了。（注：这场运动表达形式——手持空白纸张——来自一个苏联笑话；2020年，这个笑话在香港成为现实：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抗争者手持空白纸张静默伫立，遭到警察的驱赶和拘捕。2022年，这种表达形式在中国成为一场大规模抗争运动的标志。详见CDS词条白纸运动）

Elijah：

对，甚至包括上海万圣节，“万梗节”，我们看到各式各的装扮，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解构都是在做讽刺。

Frank：

对我觉得它的核心的思想就是“不服从”。

Elijah：

是的，就是不服从。

• 相关阅读：
  【CDT周报】第193期：“万梗节”无法被禁止，它不在巨鹿路，就在其他路
  【404文库】“他们扮的是‘鬼’，但他们只想活得像人！”（外二篇）

---

展望：对2025年的期待

Frank：

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聊了过去一年对于2025年【404档案馆】甚至对于中国数字时代整个网站整个团队大家有什么期待吗？

Elijah：

我个人的期待是更及时地做出一些对当前审查与反审查记录的工作。越发严厉的审查机制下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会越多，希望能做出更多的记录。

Rumu：

我的期待就是希望未来一年我们能够落实更多的一些愿景吧，作为一个保留的惊喜吧，就是我们希望接下来可以推出一些我们想要做的栏目。

Frank：

对，然后顺着Rumu的话，我对2025年的期待可能是希望我们会有更多的听众吧，或者说也希望现在的听众大家可以把我们的栏目、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组织分享出去、介绍出去。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抵抗的力量，然后无论你是在墙内还是在墙外我觉得你都可以尽所能地向身边人、向你熟悉的人、向你信任的人去介绍我们的网站介绍我们的栏目，然后也是把对抗中国审查的声音传播得更远吧。这就是我的2025年的期待

Rumu：

我觉得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就希望CDT可以找到更多的同道之人，同时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让观众们感觉到自己找到了同类，并且不再孤独。

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 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作出你的贡献！

了解更多投稿信息，请阅读中国数字时代征稿说明

欢迎读者访问 CDT播客 和 CDT视频 收听/观看更多相关内容。

CDT编辑注：朱令铊中毒事件是发生于1994至1995年的一宗案件。1994年11月底，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系的本科生朱令（本名朱令令）出现铊中毒症状，最后得助于互联网才得到确诊和救治，但留下永久后遗症，此后几十年生活无法自理，直到2023年逝世，一直依靠父母照顾。1995年5月，北京警方对朱令案进行调查，但相关证据丢失。警方传唤了嫌疑人孙维（朱令的同班同学），但未将其逮捕。朱令案于1998年结案。近年来，朱令案频繁引发社会关注，清华校友、帮助朱令的志愿者张黎利在本文中透露，过去几个月先后有七家媒体对朱令的父母进行了采访，但是采访的内容被禁止播出。

这是我个人油管频道《闲人老张》最近一期视频的字幕，供无法看视频的网友们参考。为了文章能顺利发出，关键人名做了处理，希望文章能通过审核且存活得久一点。

---

大家好我是闲人老张

今天想谈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就是发生在1992年的清华大学投毒案

也就是朱令被投毒案

我的老观众可能都知道

过去十几年以来

我一直是帮助朱令的志愿者之一

有一个专门帮助朱令和朱令家人的

华霖救助基金

我是这个基金的发起人理事

也是帮助朱令的微信公众号

《朱令我们在一起》的唯一的一个管理员

朱令照片。图源：网络

呃再过几天呢

12月22号

就是朱令去世一周年的日子了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关于朱令的消息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已经被禁止得

越来越严了

是禁止广泛讨论和转发的

过去几个月

先后有七家媒体

对朱令的父母进行了采访

但是采访的内容都被禁止播出了

而且

国内另外几个长期关注朱令的微信公众号

比如说

《帮助朱令》微信公众号

的管理员

也被多次请去喝茶

现在也没法正常更新了

我的微信公众号

《朱令我们在一起》

更新起来也非常麻烦

嗯常被删帖

或者是被限流

而且有的时候

审核也非常复杂

我改一个字可能要等一个小时左右

所以今天我聊的内容

就不在公众号里面发布了

我觉得可能更适合在油管这种

不受限制的自媒体上面发布

所以今天的内容

我就放在自己的个人频道里面了

今天我想讲的

并不是朱令案的来龙去脉

因为这个互联网上到处都是信息

我想讲一下

我作为一个和朱令同年级的清

华大学生是如何成为了一个志愿者

我为什么一直在坚持做这件事

我参与这件事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清华大学校方在朱令案中

扮演了一个多么不光彩的角色

首先我想澄清一点

我并不是在朱令案以后的

第一批志愿者

在案发当时

第一时间给朱令提供帮助的

是北大的贝志诚

那第一位志愿者

对案情进行反思

并开始追寻真相的志愿者

是朱令的同班同学童宇峰

他创建了一个

专门记录朱令案的网站

叫做《风中的木头》

这个网站至今还存在

第二波救助朱令的志愿者

是2005年

当朱令案在天涯上

成为热点之后

在北美的何清女士

还有一位李女士

她们在海外成立了

海外的救助朱令基金

他们是第二批志愿者

我开始关注朱令案

已经是2013年了

是第三批的志愿者

那2013年的4月份

复旦大学发生了一起投毒案

一个复旦医学院的研究生

给同寝室的室友下毒

造成室友死亡

这个案件当月就破获了

但是随着这个破获呢

清华的朱令被投毒案

又重新被媒体提起来了

我也是在2013年

才第一次听说朱令的名字

我现在还记得那天的情况

就是我听到了朱令名字以后

我就追到这个论坛上去

天涯论坛上去看帖

从下午下班一直看到了半夜

在我自己办公室里面看到最后

我手脚冰凉

背上全是冷汗

因为这个故事里面除了朱令本人

其余的绝大部分故事里的人物

都是我非常熟悉的

那首先就是贝志诚

因为当年呢我在清华里面

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

不上晚自习的人

所以我经常晚上呢

就到我们从宿舍楼的另一层

和另一个班的

这个一些不上晚自习的人一块

就是打游戏啊

或者看他们玩游戏啊之类的

那那个时候呢

贝志诚也是经常从北大来清华

看我们玩游戏的

所以那个时候跟贝志诚有过几面之缘

但是其实这个案件里面

让我更惊讶的一个一点呢

是案件的唯一的嫌疑人孙某

孙某是我实验中学

初中三年的同桌

我还记得

跟孙某第一回见面的时候

第一堂课

我们上的是英语课

在上英语课之前

孙某问我说你小学

学过没学过英语

我那时候要面子

我就说学过

然后孙某就在纸上写了一个单词

问说这个单词你认识吗

我看了一眼

我说不认识

然后孙某当时就哈哈哈大笑

这是我们第一回见面

后来我知道那个单词写的是not

not也就是说我其实是英语的not

我都不认识

因为当时很没面子嘛

后来呢

在初中三年期间

我们俩一直是同桌啊

我的学习反正一直是不怎么样

直到初三下半学期我开始努力

勉强又上到了实验中学的高中

但是孙某在中考的时候

报考了北京四中

所以到高中以后她就去四中了

高中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

后来在92年我们都考了清华

我上的是计算机系

孙某上的是化学系

在大一的时候

入校的时候我们应该见过一面

然后后来在清华里面就再也没见过

直到快清华快毕业的时候

我们又见了一面

那个时候

在我们的宿舍楼外面吧

孙某当时穿的一件红的夹克

因为她从初中

就特别喜欢穿一件红的小夹克

我看见她就跟他聊了几句

当时就问我说马上要毕业了

你准备去哪啊

孙某跟我说他准备出国

她问我

我说我可能在国内先混几年吧

聊了两三句话就走掉了这就是

我印象里的孙某

对孙某的印象

没想到再次看到孙某的名字

已经是在天涯的论坛里面了

而且

孙某是作为案件的唯一嫌疑人存在的

这个是让我非常非常诧异的一点

再接着再看天涯的帖子呢

让我更诧异的呢

就是

孙某那个时候的男朋友或者是老公

是清华计算机系的谢某某

谢某某我也认识

谢某某的宿舍跟我可能就隔几个房间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

怎么这件事里面所有的这些人

除了朱令本人之外我都认识

我就隐隐地觉得

这件事可能跟自己有些关系

然后当天晚上呢

我回家就做了一个噩梦

梦里面呢

我梦见自己在清华的三教

也就是那个一个特别大的阶梯教室

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突然有一天去上晚自习

就坐三教的阶梯教室最后一排

在那正坐着呢

正要掏出书来呢

孙某过来了

孙某跟我笑了一下

然后在桌上放了两块糖就走了

然后我呢就嘴馋嘛

我就把糖拿起来给吃了

刚刚把糖吃掉

我就吓醒了

惊醒然后直接背后全是冷汗

这个就是我对朱令案的第一次的知情

的情况

那个时候是4月份

正好是清华的校庆期间

我在那个周末

去学校跟我们同班同学聚会

就谈到了朱令这件事

有一位在学校留校当老师的同班同学

就说

他知道朱令案

而且他说据他所知

清华在朱令案上能做的都做了

没有什么对不起朱令的

当时我就很怀疑

因为如果清华该做的都做了

为什么像我这样

跟朱令同一年级的学生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而是在10年以后我们才听说

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起疑了

紧跟着

我又参加了一个

清华企业家校友的聚会

在这个聚会上面

我就提出了我自己的疑问

而且我也建议说

大家都是做企业的

积德行善

最好咱们大家凑一些钱

给朱令做一些生活费用

我觉得以咱们校友的名义

去送过去

因为那个时候我看报道

知道

朱令他家里这个医疗费还是比较缺的

所以在那次集会上

我差不多募了10万块钱左右吧

具体多少我记不清楚了

会后呢我又通过一位律师朋友

找到了朱令的家人

我就带着现金去朱令家拜访

朱令家

是在北京方庄的一个老楼里面

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三居室

还是四居室啊

就是进

门有一个很昏暗的很小的一个门厅

然后门厅左边有一个小房间

就是朱令的房间

我当时进去的时候

朱令在床上昏睡着

床旁边立了一个特别大的氧气瓶

我就在这个很昏暗的小客厅里

跟朱令的父亲吴叔叔

还有她的母亲朱阿姨开始聊天

了解朱令的情况

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

从1995年到2013年

18年里面

都是朱令的父母在照顾朱令

没有护工

但是那个时候

他们的年纪已经比较大了

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

而且不管是在医疗费用上

还是住房条件上

都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

吴叔叔当时说

他们想去上海找一个亲戚

在那附近找一个能长期住的病房

最好有两个房间

一个大房间是朱令的病房和看护病房

旁边一个小房间

是叔叔阿姨轮流睡觉的地方

我当时就做了很详细的记录

然后那天

我们也谈到了

叔叔阿姨最大的担心

叔叔阿姨他们当时就说

如果哪一天他们走了

以后谁来照顾主令

我们差不多聊了一个小时吧

从朱令家这个昏暗的客厅出来

我下到楼底下以后

我当时就觉得应该为这件事做点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叔叔阿姨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

坚持不懈照顾了女儿18年了

我觉得这种付出实在让人感动

我觉得只有父母对子女

才能有这样无私和长期的付出

子女对父母可能都做不到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跟叔叔阿姨聊天的时候

我进一步

确认了清华在这件事上肯定是有责任的

我当时的怀疑可能是有道理的

我放下对清华的这个怀疑

我先把

刚才聊天里面和叔叔阿姨谈到的这个

访谈的情况

写了一个文字稿

发到了我们那个校友群里面

就是给那些捐钱的人看

同时呢

叔叔提到的这个上海疗养院

两个房间这个情况

我也在校友群里面开始问

有没有人能提供这样的条件

嗯

这就是我第一次去拜访朱令家的情况

那再往后呢

因为那是2013年4月份

到4月底的时候

朱令这件事就进一步成为网络热点了

嗯

有人在美国白宫的网站上发起请愿

说要求把嫌疑人孙某从美国驱逐出境

而且这个请愿

在几天之内

签字人数就超过10万了

所以到2013年5月份

大量的记者就开始去朱令家采访

紧跟着呢

就惊动了这个当年的北京市公安局

所以公安局就在朱令家门前

安排了警员

不再允许记者上门了

也不再允许访客了

同时

公安局的副局长

带队到朱令家探访

为了稳定舆情

对朱令进行了一些安排

当时安排朱令到北京友谊医院

进行了20多位专家的会诊

同时公安局和卫生局又协调

制定了安置方案

安置方案就是按照我写的那篇文章

里面叔叔的要求

安排了一大一小两个房间

在北京市小汤山医院

安排了两个房间

大的房间是朱令

和护理人员住

小的房间是叔叔阿姨轮流睡觉

这样的话朱令一家

就被保护起来了

也可以说被隔离起来了

因为记者就很难再进行采访了

但是我作为志愿者

还是能去医院探访的

每回探访

都需要审批

我觉得医疗条件还是挺不错的

可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他们刚刚住进去的时候

医疗费用到底由谁来出

还没有结论

我们算了一下

每年的医疗费用可能要70万左右

在朱令成为媒体热点的期间

可能网友捐了接近100万

但是我觉得

这种通过媒体热度造成的捐款

不持久而且

叔叔阿姨也比较担心

将来他们离开以后

朱令谁来照顾

即使把网友捐的钱全留给一个亲戚

可能这个亲戚由于个人原因

也不可能长时间的去照顾朱令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

就是说只有一个组织

才能长期有效的去对朱令进行救助

包括进行这个医疗费用

包括生活费用的募捐

所以呢就是几经波折吧

最后

终于在北京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底下

挂靠成立了华霖救助基金

本来基金的名字想叫朱令救助基金

因为基金所有的募来的款项

都是用于救助朱令和他家人的

但是因为这个名字当年太敏感了

审批的时候没有审批下来

所以改名叫做华霖救助基金

中华的华

甘霖的霖

基金

也设立了章程和管理制度

我

就是基金的发起人理事(之一）

此后的一年

直到公安局

完全承担朱令的所有的费用之前

我们可能进行了两三次

的捐款

那个时候

我已经知道

清华在朱令案里面责任重大

清华造的孽

我觉得应该是清华的校友来帮助清华

还

同时我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对清华在朱令案里面的责任

进行了自己的整理

在2014年5月份

也就是说我介入这件事一年之后

我在一个公众号里面写了一篇文章

专门谈清华在这个案件里的责任

但是这篇文章写出来以后

很快文章就不能访问了

而且我也没有公众号的访问权限了

这个公众号直到2020年

我才重新拿回管理权限

公众号的名字叫做清华那些事儿

里面只有一篇文章

就是当年我写的这篇文章

那下面

我就念一下

当年我写的这篇

调查清华在朱令案里责任

的文章同时我会加入一些评论

好那下面我开始念

文章的题目叫做自强不息的清华

请停下来

等等灵魂

写于朱令被投毒20年之际

自强不息

如果大家知道

清华大学的校训叫做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

但是通过我的调查

我认为在朱令案里面

清华绝对没有厚德载物

所以我的标题把厚德载物去掉了

叫做自强不息的精华

我下面开始念

作为和朱令同一届的清华学生

我直到毕业10年后

才听说了她在宿舍被投毒致残

的可怕经历

从那时起

除了对校友的同情之外

我一直对母校清华大学

在这起校园投毒案中的责任和问题

感到不安

2013年春天

朱令案再次成为社会热点之后

校庆聚会上听

到的一句评论“清华能做的都做了”

终于使我下定决心开始了自己的调查

到今天调查已经持续了一年

在此将调查结果和个人观点列出

供关心此事的校友们参考

括弧注一

每个观点下方的事实罗列中

隐去了清华校方员工的姓名

仅以职务名或清华校方代称

注二所列事实

均来自于自己的访谈

和亲眼所见的文字材料

并无网络摘抄

好下面说观点一

观点一朱令的病没有及时治疗

清华负有部分责任

1995年3月9日

朱令第二次住院

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接诊

李舜伟怀疑为铊中毒

并当即打电话

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职业病研究所的专家联系

并让患者携带门诊记录

立即前往该职业病研究所请专家查看

事后李舜伟在门诊记录中写道

张寿林教授来电

称急性铊或砷中毒

需考虑可请朝阳医院查尿铊含量

请免疫科会诊

1995年3月15日

应李舜伟要求

清华校方提供朱令接触化学品清单

排除接触铊的可能性

当时提供清单如下

我这个文章里面有当时的这个

提供的这个药品的扫描件

我认为正是这份清单

使医生排除了铊中毒的可能性

导致朱令的病情发生了不可逆的恶化

这是我的观点一

那观点二

清华在证据丢失造成无法侦破问题上

有重大责任

1995年4月28日

朱令被确诊为两次铊中毒

怀疑宿舍内投毒

当晚9点

朱令父母联系学校要求报案

4月29日凌晨

朱令家人再次联系清华校方

要求立即迁出同宿舍同学保护现场

查封朱令在学校的物品以待化验

清华校方表示反对

认为迁出同学有困难

并告知朱令班的女生

五一期间要去旅游

问题不大

4月29日下午

清华保卫处报案

1995年4月29日至5月7日期间

宿舍失窃

重要证物丢失

警方取走部分剩余物品

分析其余物品封存后

要求清华校方保留

至于清华这个失窃案

大家可以在互联网上查到详细的内容

我的这个报告里面只是我的简短结论

所以我在里没有提

我接着念

1998年11月17日

警方要求清华保存封存物品

被发现再次部分丢失

扫描附件是第二次丢失物品清单

和清华的情况材料说明

如果第一次失窃案不发生

案子当年可能就不会证据不足

如果第二次失窃案不发生

随着科技进步

十几年前无法化验的物品

也许能重新成为案件的关键证据

但是接连两起离奇的失窃案

终于时案件所需证物丢失殆尽

而两起窃案均发生在清华校方

已经明确了解案情的严重性之后

清华的管理水平可见一斑

这个是我当年写的

我这里面补充一些当年没有写的情况

第二次失窃案发生之后

清华化学系的反应是

可能是被打扫卫生的人给偷了

我这文章里面附了这个清单

从这清单里可以看到

基本上

这回已经把所有的相关的证据

全都丢失掉了

最后的解决方案

是清华大学化学系

向朱令家赔了3,000块钱了事

再补充一点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是2014年

在2018年

华裔专家贺敏将

当年朱令中毒时的长发

进行了质谱检测

可以清晰的看出反复中毒20余次

而且中毒出现了两次峰值

这些在当年没有条件进行的检查

如果要是当年的证物不丢失

实际上是很容易查出来的

因为在水杯这种上物品上面

去检查这个铊的残余

是非常成熟的技术

可惜当年这两个失窃案

使得所有的证物都丢失了

即使是在2018年科技有了发展

这个案件也没法侦破了

我认为造成这个案件无法侦破

清华是最大的责任人

我接着念我的文章

观点三在治疗和救助朱令方面

清华难称积极

一1995年朱令治疗费用50多万元

根据公费医疗政策

国家和清华共同承担

这里面

我补充一些当时文章里面写的细节

就是作为清华学生

朱令是可以享受公费医疗的

她在校期间费用是由清华承担的

但是在1996年

就是朱令住院一年之后

清华就停止继续支付医疗费用

而且开始反复催促吴叔叔和周阿姨

给朱令办理退学手续

办理退学手续

就意味着医疗费用没有人来承担了

那个时候

承受着精神和经济双重压力的

叔叔阿姨

实在无奈

只能连续给清华校领导写陈情信

在1997年3月25日的陈情信里面

那时候已经写到第五封了

他们再一次表达了最迫切的几点请求

第一是请求清华保留朱令的学籍

二是

请求继续支持朱令治疗康复的费用

三是请求安排照顾朱令的生

活

直到朱令能够生活自理

或者案件水落石出

但是清华从来没有给过反馈

直到1997年4月28号

在化学系

朱令他们班同学毕业前夕

清华终于给出了回应

安排了一次

校方和朱令家属的见面座谈会

参与的双方

校方是来自于校办

总务处保卫处

教务处及学生部的行政领导们

还有化学系的代表是副主任薛某某

那朱令一家

到场的是这个朱令的母亲朱明新

和朱令的舅舅朱三三

在这次会上呢

朱令家又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但是清华校方的回答是非常坚决

原话如下第一

关于学籍

国家有规定

朱令的学籍已不能保留

学校考虑

若朱令病愈

有医生证明

可重新考虑复学

今后朱令与学校是校友关系

第二关于费用

家属建议设基金支付费用

对学校来说是天文数字

学校经济紧张

爱莫能助

有学籍有费用

无学籍无费用

那这次座谈会之后

清华逼朱令退学

其实就是断了朱令的所有的医药费

来源

不好听的说法

就是

把在自己校内被投毒受害的受害人

推出了学校

让这个受害人自生自灭

所以调查写到这里的时候

我深深感到了清华的冷血与无情

刚才这段是我后面的补充材料

那我接着念我的文章

1997年11月20日

北京市相关部门

要求清华提供40万元救助款

清华最终同意提供20万

并和朱令家人

签订一次性困难补助协议书

剩余20万

由北京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提供

这里面我也做一些补充说

明就是当时朱令家每个月的医疗费

至少是六七千

所以尽管叔叔阿姨非常节省

但是还是钱非常不够

叔叔阿姨

就写信给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

恳请校方先行支付朱令的治疗费用

维持康复治疗

但是校长秘书拒绝签字接收

所以他们送信

校长秘书不收

那叔叔阿姨只好在97年9月3号

以挂号信的方式

把这封信寄给了当时的清华党委书记

寄出以后也一直没有回音

直到一年以后才有回音

那一年以后为什么有回音呢

是这样并不是清华良心发现

而是接到了市里的命令

首先 1998年8月

公安局公布这个处理结果

那原话是这样

经过中央领导批示

经过北京政法委强某同志批准

北京市公安局文保处结办此案

这里面有一句话

根据中央领导同事批示

妥善处理

做好双方家属工作

所以对于朱令案

除了结办之外

就是要做这个安抚工作了

这个时候

北京市要求提供这个补偿方案

清华才参与了

补偿方案

那我接着说一下后面的细节

1998年9月22日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张某某突然出面

联系朱令家属开会

会面

嗯

朱令的父亲吴叔叔和舅舅朱叔叔出席

会上张再兴表示

学校决定一次性解决

给20万补助

还专门说了一句

我们对朱令是特殊的照顾

但同时强调

一次性补助和司法程序相矛盾

不能一并进行

朱令的母亲朱阿姨回忆

当时的言下之意就是很清楚

不是因为他们的责任

而是一种道义上的选择

问接受不

接受接受的话就是签一个协议

这事就了了

清华以后就都不管了

如果要告清华的话

那就告我们随时准备应诉

再说一下这40万的

为什么是20万

20万

市政府本来决定是一次性补偿40万

这个40万市政府要求清华全都出

但是清华并不同意

拖了一个月

所以最后教委也没办法

从外面找来了另外的20万

到10月份

北京市的教委书记说这件事落实了

那那20万是哪来的

就是北京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也就是2013年我挂靠成立华霖救助基金的

地方

好我接着往下念

1998至2012年15年间

清华校方没有再和朱令家人联系

清华校方

没有任何人和朱令家打过电话

写过信什么都没有

就是对朱令不闻不问

朱令事件再次成为社会热点后

2013年9月6日

清华校友总会总干事

校长办公室主任和公安局人员

一起拜访了朱令父亲

2013年9月10日

清华校方两位管理人员

再次到医院探视朱令的父亲

这里面补充说明一下

其实从2013年5月到9月

我一直在协调校友会的人

跟朱令父母联系

希望他们重新建立联系

那这两回会面

和我本人的推动作用

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2013年9月25日

清华校长和两位管理人员及一位校友

前往医院探视朱令及家人

校友当场给了朱令父亲10万元现金

那这个呢

我也补充说明一下

就是在9月25号的前一天

这个校友会的老师给我打电话

说这个

第二天陈校长要去见朱令的父亲

让我带着基金会募来的剩下的钱

一块前往

那那个时候呢

我这个比较年轻嘛

就觉得为什么校长去见

要我拿着我们

在校友里面募来的钱去

所以呢

我就没去

但是十年以后

我反过来想

其实这个是清华和朱令家人

和解的关键的一步

因为从朱令案发生之后到现在了

几十年了

只有一位校长愿意冒一些风险

去见朱令的家人

那个时候

我没觉得这个事情有多了不起

但是现在看

当时的陈校长

是清华唯一一个

愿意去为这件事

冒一点仕途上的风险的人

那呃

后面的结果呢

就是

因为我没去

所以

校友会又叫了另一位清华企业家

姓梅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梅律师

梅律师到了现场以后

陪同校长一块看了吴叔叔

临走的时候呢

梅律师拿出了10万元现金

交给了吴叔叔

校长离开之后呢

当天下午

一位律师就给吴叔叔打了电话

吴叔叔很兴奋

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那位律师

那位律师就马上在微博上发了文章

说清华要承担责任

然后准备启动追凶

写了一篇哗众取宠的文章

这篇文章

应该是把前面所有的努力都断送了

因为清华一看

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再继续了

风险太大

在这之后

我再去想推进这件事的时候

清华已经没有任何反馈了

我再也推不动了

没有任何一个清华校方的人员

会出来见朱令的父母了

我通过内部打听到的消息

他们说一位

领导的原话是从今以后

清华死猪不怕开水烫

这是幕后的信息

接着念此后截止至2014年5月15日

清华方面没有和朱令家人联系

就是到我10年前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下面我念

观点4清华校方一直在回避责任

首先

在朱令被确诊为铊中毒并报案之后

清华在是否存在铊的说法上前后矛盾

1995年5月

北京电视台电脑医生的记者采访时

问是否有铊

校方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双方因此发生争执

1995年5月

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

清华化学系副主任说

朱令所做的实验

其他学生都做

而且作为本科生

她绝无可能接触到含铊物质

那我这边再补充说明一下

化学系的这个薛某某

他当时的原话是

从朱令的在校学习环境中看

是绝不可能接触到含铊物质的

她做的实验其他学生也在做

接着又强调

而且作为本科生

她绝不可能接触到含铊物质

接着念

在案件侦破过程中

警方找到了

清华大学购买铊盐的明确证据

这块我说一下补充材料

那这个时候呢

朱令案已经从清华派出所

上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14处

由民警李树森负责侦破

李树森同志非常尽责

工作非常细致

他一口气从北京查到了石家庄

调查了2,000多人

落实了200多个单位

最后落实到清华

查到了清华购买化学品

铊盐的发票和介绍信

1996年11月

清华校风称不是清华没有铊

是化学系没有铊

工物系有铊

我再提供一下补充材料

那公安这时候再去联系清华

得知化

学系的李某某童某某两位教授

做实验要用铊

学校确实购买过

因为公安已经出示了发票和介绍信

这个时候

我们搜索这个SCI科学索引的数据库

可以发现

1996年 清华大学在荷兰学术期刊

《分析化学学报》上

发表过一篇涉及铊盐的论文

第一作者和第三作者

正好就是清华的童某某和李某某

两位教授

根据化学学科实验研究发表

写作的一般周期

可以推算

相关实验工作正好就在1994-1995年

朱令中毒期间

1997年3月

清华校方承认化学系有的仪器有铊

由本科生搞科研接触铊

那这个时候清华承认了

童某某和李某某的实验室中

除了有几名研究生之外

还有唯一的一个本科生孙某参与

也就是说

在朱令身边的人之中

孙某是唯一一个

能合理合法接触到铊的学生

那我接着念

其次

清华的最终结论是自己没有责任

和国家教委对此事的认知不同

1997年4月28日

清华总务处处长称

清华对化学药品的管理很好

没有问题

1997年6月26日

清华大学副书记表示清华是否有责任

我们反省过

一朱令没有接触过铊盐

二

管理上按照管理毒品的规定做了

三及时报案了

凡是公安局要求做的都做了

中间被盗

不能简单说谁有责任

到现在学校没有责任

关于责任问题要有法律依据

我接着念

1997年7月28日

国家教委发布的

关于加强学校实验室化学

危险品管理工作的通知中

明文指出

1995年5月和1997年 5月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发生了两起学

生铊盐中毒事件

除人为作案之外

铊盐未按剧毒品管理是其重要原因

这其实是北京市教委官方

给北大和清华的两起铊中毒案的

官方定性第一

这两起都是投毒

第二毒源是哪来的

都是两个大学实验室来的

所以说

对剧毒化学用品管理不善

是重要原因

但是这是教委对这这个事情的定性

和清华的定性不一样

清华至今没有改过

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定性

清华至今没承认过

在这件事上有任何责任

我接着念我的文章

一年来的调查访谈过程并不复杂

但其中的一些发现却让我震惊

第一清华校园过去20年来

发生的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不少

但从未听说过

清华承认过自身的管理责任

反倒看到了清华状告死亡学生

家长闹事的新闻

这里我补充说明一下

当年我查到的新闻啊

有一位在清华校园内

非正常死亡的学生

他的名字叫做杨闻韶

木易杨闻天祥的闻

韶关的韶

1991年2月25日出生于湖南岳阳

2008年 以岳阳市理科状元的成绩

考入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2010年4月29日

上游泳课时发生意外

当时任课老师不在场

只有一名本科在读学生作为助教

这个助教

在杨同学溺水打捞上来之后

在一边只知道哭

两个巡视员去打急救电话

施救电话先是打给了校医院

说没有救护车

然后打999

过了10分钟救护车人员赶到

但是杨闻韶已经瞳孔扩散

停止呼吸

这是一起典型的严重的教学责任事故

但是没有新闻

游泳馆照常使用

清华没有向杨闻韶的父母道歉

而且

清华把杨闻韶的父母

所在的单位

告上了法庭

说他们父母无理取闹

这件事情

在互联网上也是被大量删帖

但是我保留了当年的记录

我这里有杨闻韶父母写的

关于杨闻韶如何淹死的一封信

我一直保留着

虽然中国的互联网上已经没有了

好吧我接着念

第二清华绝大多数学生

对这些非正常死亡事件知之甚少

我的很多同学和我一样

在毕业十多年后

才从媒体上

得知了当年发生在身边的朱令惨案

而调查中

采访的清华在校生

和近几年的毕业生中

大多数没听过朱令事件

也不知道其他的学生命案

我想这种对命案的轻描淡写

正是这类事件不断发生的根源之一

我们当年上大学的时候

清华每年死的人很多啊

就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说法

一每年自杀四个

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来

每年自杀4个

这么多年下来

这里面都是自杀吗

这里面难道只有朱令跟杨闻韶

是出现了这种意外情况吗

这里面有没有他杀

有没有其他一些事情

清华应该承担责任的

但是这些非正常死亡事件

我们都没有看到过新闻

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清华承担过任何责任

我相信在清华永远伟光正的光环之下

清华园里面游荡着不止一个冤魂

不止一个学生的冤魂

我接着念

清华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有了孩子以后

我经常带他到校园游玩

当他问起时

我曾毫不犹豫的回答他对

清华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曾经我希望在清华读书

能成为我和儿子的共同经历

现在我相信

一个能尊重儿子生命

能以身作则

教会他如何承担责任的学校

才是选择的底线

母校清华

在建设世界一流名校的道路上

慢些走吧

请停下来等等灵魂

2014年5月20日

唉

我其实曾经非常以这个清华母校为傲

在2001年

2011年清华成立百年基金的时候

那时候清华成立一个百年

叫做新百年发展基金

那年我捐了三份钱

一份是以自己的名字

一份是以我两个儿子的名字

我捐了三份

使得我们父子三人

全都出现在了

这个新百年基金的

初始捐赠人名册上

那个时候我太希望自己的孩子

至少其中一个孩子能跟我成为校友

但是2014年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对清华已经深深的失望

我对清华的冷血

推卸责任非常的不满

清华的校训是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

我经过一年的调查

我看到了这么多的事实

清华的厚德载物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在文章里面把厚德载物去掉了

那这只是我十年以前写文章的时候

对清华的认知

从2014年到现在

又是十多年过去了

清华在朱令案上的新的作为

我已经不能用失望来描述了

我认为突破了

突破了最基本的底线

我只能用深深的以清华校方为耻

来描述我的感情

如果现在让我写清华的校训

那就

不仅仅只是厚德载物去掉

剩下自强不息了

如果我现在给清华写校训

那应该是厚颜无耻

死不悔改

过两天就是朱令的忌日

我会在朱令的忌日之后

给大家详细说一下

清华在这后面的十年里又干了什么

他为什么当得起厚颜无耻

死不悔改这八个字

今天就到这

---

朱令忌日之后，会做第二集视频节目，说一下清华大学2014年之后在朱令事件中的无耻行径，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