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Nature Cities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明中国城市居民如何通过点外卖将高温天气下的热暴露风险转移到外卖员身上。这道理其实朴素易懂，可真正遭遇滂沱大雨或热浪滚滚的恶劣天气，外卖员又不过变成了一个在我们手机地图上移动的坐标而已。

就以今年夏天频繁遭遇反常降雨的北京为例。7月24号开始的那一轮特大暴雨，据说用了四天就下了北京一年的雨。雨下得太大的时候，向窗外望去，总是白茫茫一片。马路、街道、红绿灯、车流、广告牌、店铺、购物中心、小区居民楼，所有这一切被淹没在大雨里，仿佛这座城市都停摆了，安静得只有哗哗的雨声。待在房间里的人们，甚至等待外卖上门的顾客，无法了解那些仍坚持冒雨在马路上疾驰的外卖员经历着什么。

已经四年没跑外卖的我，也想知道，接连极端天气下，我这些曾经的同行们，在如何工作。

1 被雨水泡烂的脚掌

第一次见到老蔡，距离那场特大暴雨已经过去了两周，在半夜11点多的北京街头，夜空中依然飘着雨丝。他紧盯着美团配送的app界面，脸上映着黄色的光，迈着急匆匆的步子往灯牌早已熄灭了的美食城里赶去，不时发出“呱唧呱唧”的声音。

那声音是从他脚底下发出的。当天北京又下了一整天的雨，他的鞋子在白天11点配送午高峰第一波单子的时候，就已经湿透了。

和我聊天的时候，他一直在原地活动自己的脚。他说，整个脚已经没有知觉了，但前脚掌那里又隐隐作痛，猜测脚底的皮肤可能是被水泡烂了，或者磨出了水泡。

◉老蔡晚上回家检查，发现被泡的发白的那部分皮肉周边已经渗出了血丝，但第二天他仍要坚持靠这双脚跑单14个小时。摄影：老蔡

老蔡今年37岁，从甘肃农村老家来到北京，已经跑了四年外卖。作为美团乐跑的外卖员，没有电梯的高层、不允许电动车进的小区，类似的“破单子”都得由他踩着湿哒哒的鞋袜配送。雨天视线受阻、手机操作不方便、路面湿滑，这些都加大了配送难度，为了避免超时，他需要更集中注意力，至于鞋里面到底什么情况，也顾不得检查，就这样跑下来一整天。

“所以你就这样忍着跑了12个小时？”第二天见面时，我开口问道。

老蔡语气略带苦楚又骄傲地回答道：“是14个小时半，我每天10点钟上线跑单，昨天跟你说完之后，我跑到了1点半才收。”

我有些震惊地问，是什么人下雨天这么晚还点外卖？老蔡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吐了一口烟答道：“这有什么，多了去了，我前阵子最晚送到凌晨2点，还有人点奶茶喝呢。”

同样认为我大惊小怪的还有饿了么的专送外卖员小谭。小谭是00后，去年才从老家河南来北京打工。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相比于老蔡，他的生活压力较小，整个人显得更轻松，但也不得不坚持在每个下雨天出勤跑单。

他觉得，下雨天外卖员从头湿到脚这种事根本就是家常便饭，即使不下雨，在北京炎热的夏天，每天东奔西跑，出的汗都足够把全身的衣服浸湿了。

8月12号那天，北京天降骤雨，当时小谭正在返回商圈的路上。他花20块钱买的劣质雨衣在配送时划了个口子，再加上狂风肆虐，雨没下多大会儿，全身就湿透了。他索性把雨衣脱了，接着跑。

◉下雨天正在路口焦急等待的外卖员。摄影：玉阳

“对于这些情况，我都能忍受。”让小谭不能忍受的是，那天早餐他只喝了一碗粥，本以为几个小时后就能吃上午饭，可没想到，这一跑就到了晚上8点。突如其来的大雨让成百上千的顾客在同一时间拿起手机点外卖，小谭的系统则不断传来“您有新的订单”。爆单让他没有任何机会停下来，就这样一直在风雨里穿梭。等下线的时候，充电宝电量已经耗尽，手机电量还剩4%，他买了份饭想要回家吃，但实在太饿，只好在路边的一个公交车站停了下来。

摘下蓝色头盔，放在一旁，脸上的雨水还不时滴到饭里，但似乎没影响到他什么。小谭坐在广告牌旁平淡地吃着饭，不一会儿又戴上蓝色头盔，整个动作一气呵成，骑上朝夕相伴的电动车，消失在北京漫长的黑夜里，就好像他从来没在这里停留过一样。

我把这些新听到的故事转述给了老魏，他表现得很淡然。老魏是山东人，今年43岁，现在在京东送外卖，不过他从2018年就已经开始在配送行业工作了。一路走过来，他觉得干外卖这行遭点罪、受点伤太正常了，这些天让他真正感到不舒服的是，明明自己已经努力加快速度，确保下雨天餐品也能及时送到顾客手里，但还是会遭到意想不到的投诉。

◉对老魏这样准时、负责的骑手来说，在紧张的配送过程中，还要分心处理顾客的投诉，可能是他最不想遇到的问题。图源：老魏

2 天气越恶劣越得跑单

“前阵子不是北京下大暴雨嘛，那几天你在外面跑单了吗？”

老蔡对着我比了个“1”，我盯着他的食指问：“是跑了一天？还是休了一天？”

“是一天都没休。”他笑着说，“你别说这两天了，我跑4年外卖了，除了春节或者处理必要的事儿，都不休息。”

上有老、下有小的老蔡是家中的顶梁柱。两娃中的老大今年刚中考完，由于成绩不太理想，9月份只能上私立高中，一年学费就得交四五万。

“孩子大了，在教育上就得花钱，你说我压力能不大吗？每天就这样干十四五个小时，一个月能挣个一万三四，最后也剩不下啥。”

不过，家庭从来不只是让他疲于奔命，也让他在马路上飞驰的时候绷紧了保护自己的那根弦。他说，底线肯定是保护自己不出事，出了事耽误送单不说，毕竟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

对于外卖员而言，生命安全和金钱之于家庭同等重要，可又相互矛盾，不过老蔡言语中透露着一股自信，他认为自己能凭借高超的技巧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有一次，平台一股脑派了十几个单子，他就一边琢磨着最快的配送路线，一边在高速移动中观察过往车辆的速度和司机的行驶状态，以判断自己逆行、闯红灯的时候是否足够“安全”。

◉我自己在送外卖时爆单后的系统界面。在超时的压力下，一边规划取餐和配送路线，一边在高速行驶时观察车流和人流，骑手的注意力很难一直保持高度集中。图源：玉阳

当他因为送了一单不允许电动车进入只能徒步配送的小区，导致后续的订单快要超时时，大汗淋漓地跑回车上，反而要先给自己点上一根烟。他说：“越是着急的时候，我越要让自己保持清醒，送外卖可不只是个体力活，脑子里时刻都得计算着。”

这完全是在刀尖上跳舞。乍一听，让老蔡风雨无阻出勤跑单的压力似乎全部来自家庭，但这可能只是真相的一半。

在美团、饿了么这些平台的管理制度下，留给骑手“在刀尖上舞蹈”的空间其实相当狭小。那刀尖看上去是骑手自愿站上去的，但有时候也不是出于自愿，而且也不是你想停就能停下来的。

首先，老蔡提到，美团设置乐跑骑手的一个意义就是为了应对在高温、暴雨、大风、下雪这些恶劣天气下骑手数量不够的问题。“别人不送的单子，我们来送。像有些小年轻没我们这么大压力，一到下雨天不想出来跑，那也会被队长强制要求上线。”

与美团乐跑互为镜像的饿了么优选也有着同样的规则。饿了么优选外卖员小王介绍说：“现在美团和饿了么的众包，不是都像从前那样自由，像我们这种跑优选的，单量比一般的众包有保证。但几次下雨天不出来跑，就被队长踢出小队了。”

◉即使在规定的休息日，也会被强制要求出勤，一位美团外卖员抱怨道：“真不知道骑手恳谈会恳谈了啥！”图源：抖音@美团（雇佣兵）

相比之下，饿了么专送则是依靠罚款来进行恶劣天气下的出勤管理。小谭吐槽道：“专送的单价比众包要高一些，但是天气越恶劣就越得出来跑单，你像现在风和日丽的，我们反而能请假。”

有一次，他出门的时候，雨水已经漫过了他电动车的车轮，等骑到马路上，积水已经到交警的膝盖了。但他没有选择。他也曾试图找过借口请假：“无非就是电动车坏了、手机坏了这两个理由嘛，那站长能不知道？我们跑的单量关乎站长的工资，而且从外卖大战开始，骑手就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出勤的骑手少了肯定耽误给顾客配送的效率。”小谭透露，把站长逼急了是真会对骑手罚款的，金额在300-500元不等，还会直接把罚单发到群里杀鸡儆猴。

其次，考勤要求也逼着外卖员不得不在恶劣天气跑单。无论是美团还是饿了么，平台允许外卖员每周有一天的休息，超过规定的休息天数，则会取消“考勤奖”。但老蔡、小谭和小王他们都明白，说是取消“奖励”，其实就是变相“罚款”。“那就是我们挣的，取消奖励，相当于每单少一块，一个月就是几百上千块钱，我肯定不敢轻易请假啊，下雨天没事就跑呗，要不然等你真有点啥事又没法请假了。”

除了取消“考勤奖”，还有一点让美团乐跑或饿了么优选的外卖员感到很难受的是，下雨天的单子往往是一单压着一单，连绵不断。如果外卖员想拒绝手里的单子休息一阵，竟反过来还要向平台支付费用。“4单以内，每单转出去是2块，4单往上是3块，然后是5块、7块，它这个收费标准也是阶梯式的。”小王介绍道。

◉“太难了，不想送还得给它钱”。图源：抖音@海兴曲先生

据老魏透露，对于以上两个操作，新入场的京东“还没学坏”。例如，京东允许外卖员每日免费拒绝40次订单，并且不会因为考勤不达标而克扣单价。

但京东也给了老魏其他烦恼。下雨天，三家平台的算法都会相应延长配送时长，但就同样的路程，京东算法给出的时间，相比于美团和饿了么可能会少10分钟，甚至更多，而就是这10分钟让老魏送餐的压力骤然增加。

相应地，京东对于超时的单子的处罚力度也大一些，美团和饿了么对于超时订单的处罚标准一般是扣除50%的单价，京东则是75%。上个月老魏因为超时被扣了700多块钱，虽然他对京东给外卖员的整体待遇是认可的，但面对这700多块钱，说不心疼那也是假的。

3 谁为外卖员付出的代价买单？

如果我们接受外卖员不得不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坚持工作的现状，那么他们就此付出的代价又由谁来买单呢？

距离那个下雨的夜晚过去了一周，当我再次联系上老蔡的时候，他正在医院做检查。原来是前一天下大雨，路面湿滑，再加上头盔面罩上的雾气阻挡视线，他在送餐过程中追尾了一辆汽车，自己则从车把上边翻了出去。

◉在湿滑的道路上仍高速行驶的外卖员。摄影：玉阳

我听到这个消息一时没反应过来，不敢相信事故来得如此之快，毕竟老蔡当时谈起自己如何“在刀尖上跳舞”的轻松语气还在耳边回响。可现实是残酷和危险的，并不如他嘴上说的那般轻描淡写。

当我问老蔡和小谭，既然下雨天或高温天气这么危险，外卖员是否有相应补贴时，得到的答案是“有跟没有没什么区别”。下雨天，由于出勤的骑手数量少，根据单量与骑手数量的供需变化，单价会有相应的浮动，但不会有特意针对下雨天的补贴。此外，小到购买雨衣、头盔、工服，大到手机、电动车损坏，这些成本或损失，均由骑手自行承担。

老蔡和小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曾经因为长时间在雨中送餐，导致手机进水的情况。一向省吃俭用的老蔡，也只能自己花钱换个新手机。而小谭则吐槽道，那天自己挣了400块，但是换个手机屏又花了450块，在雨里忙了一天还倒赔了50块钱。

◉下雨天，外卖员的手机仍不离手，一天下来，手机进水无法避免。摄影：玉阳

而提起高温补贴，老蔡则是觉得非常可笑。北京市今年给室外工作者发放高温补贴的标准是，每人每月不得少于180元。美团在这个夏天也推出了“2025年夏季清凉行动”，宣称通过“单单补贴和长线活动等形式，通过更精准、多元的方式增加骑手在高温下的劳动收入。”

而在老蔡实际的体验中，所谓的“单单补贴”“精准”翻译过来则是，美团不是按月一次性发放高温补贴，而是要求骑手每天在13点半到17点之间完成一定的配送量：0-4单没有奖励；4-12单之间的单子，每单奖励1元；12单以上的单子，每单奖励3元。

送过外卖的都知道，13点半到17点，是介于午高峰和晚高峰之间单量最少的时段，想要完成这样的kpi并不容易。而且，这个时间段也是天气最热的时候，气温往往能达到35度以上。如此一来，在“精准”的名义下，本应是体恤外卖员辛苦劳动的高温补贴，反倒成了平台催着外卖员在高温天气下跑单的抓手了。

◉美团的“高温关怀”阶梯奖励活动，有骑手反映：“高温活动太坑了，压根拿不到。”图源：微信视频号@文冉旭

小谭也从来没听过什么“高温补贴”。当我问他希望平台能在哪方面改进时，他笑着说道：“至少提供一些藿香正气水什么的吧。”

去年夏天，他第一次跑单中暑，只觉得头晕耳鸣、心里面特别难过，吐出了好多苦水，还是坚持把单送完了。后来去药店买了藿香正气水，才好了一些。“从那以后，我才长了记性，夏天一定要备着藿香正气水。”

对于这些问题，身为京东骑手的老魏谈论起来倒是显得轻松。因为根据他的介绍，京东会给全职外卖员每个月发放300元的高温补贴，这是真正落实了的。同时，像冰袖、藿香正气水这些福利也是骑手可以免费领取的。

老魏坦言，希望京东越来越好，能够保持住这样的福利标准。但他的语气中却也夹杂着些许担忧，因为他知道有些福利并非取决于骑手，而是平台在商业层面的考量。就在几个月前，京东外卖一开始为了吸引外卖骑手，给出的单价是10元一单，但如今已经降到了4块钱左右。

◉京东外卖连续降价，有骑手说：“两个月前我叫你东哥，现在我该叫你什么？”图源：抖音@送外卖的小姐姐

最近这轮“三国大战”，平台之间虽然也有竞争，但补贴更多流向了用户，而不是外卖员。在外卖业劳动市场已经饱和的情况下，平台已经不需要通过笼络骑手来圈占市场和流量，它们宁愿把这些钱用来承担大量奶茶的浪费成本，也不会用于增加骑手福利。

其实，从一小瓶藿香正气水、一副冰袖，到一笔实实在在的降雨或高温补贴，再到恶劣天气下更合理的配送时间，这些落实到细节上的改变，无论大小，总是能让外卖员更有尊严、更健康、更舒心地劳动和生活。是的，他们甚至都没有提到社保。总之，今年的夏天已经结束了，他们的声音依然被淹没在大雨或热浪中。那么明年夏天，以后的每一个夏天，改变会发生吗？答案似乎不完全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作者：郑玉阳

一个生长于黑龙江省巴彦县畜牧二分场，漂泊在北京的intp青年，曾在北京跑过4个月外卖。目前主要关注数字科技、农业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

背景新闻：中国大规模断网！HTTPS流量全面中断一小时

2025年8月20日凌晨00:34至01:48（北京时间），持续约74分钟。中国全国范围内，境内外双向443端口流量受到干扰，导致大量国际网站（如苹果、特斯拉、必应等）以及依赖HTTPS的跨境服务无法访问，VPN连接也受到影响。

防火长城（GFW）疑似对TCP 443端口实施无差别封锁，通过注入伪造的TCP RST+ACK包中断连接。封锁设备指纹与已知的GFW设备不同，可能是新设备或配置错误导致。

封锁仅针对443端口，未影响80、22、8443等其他常见端口。

有网络安全专家分析，这可能是一次防火长城的技术测试或网络防御演习，特别是在北京9月3日阅兵临近的背景下。测试可能涉及新设备或新配置的启用，但也可能因配置错误导致意外中断。

以下是一些网友发布在推特平台的观察：

@whyyoutouzhele：8月20日0点34分左右，中国防火长城GFW突然开始屏蔽所有的境外443端口流量（也就是https访问）包括苹果，特斯拉，必应等网站流量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甚至完全的干扰或阻断。1点30，开始双向屏蔽所有443端口流量。1点38分，部分大公司开始恢复。1点50分：大量网站陆续恢复。

@gfw_report：我们观测到中国的防火长城 (GFW) 于北京时间2025年8月20日凌晨，对 TCP 443 端口进行无差别封锁。这对互联网造成短暂但大规模的影响。我们发现注入封锁的设备指纹与已知 GFW 设备不同，这可能意味着 GFW 尝试启用新设备，或在旧有设备上使用（错误的）新配置。 相关阅读：《2025年8月20日中国防火长城GFW对443端口实施无条件封禁的分析》

许多网友就断网事件发布了一些观点、猜想，有Reddit网友发问：“什么原因造成中国8月20日凌晨突发的网络大规模中断，境外443端口被全面屏蔽？”

以下是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网友的评论：

juryxiong：见证历史：GFW屏蔽了所有来自境外的443端口访问。如果你生活在海外，或者正在翻墙，你将无法访问任何中国https网站。

gillwillchill：从时间上看，大概率是测试或演练。很多用非443的庆幸没受影响，而这种测试只测443就够了。

porkbelly2022：反正国内上网基本上是白名单制，被封的网站远不止黄赌和政治，很多相当普通的网站也统统被屏蔽，不知为何，离断网也就差一步了。

ARKIxyz：朝鲜化试运行测试。

mdbhx：昨晚零晨我正看着油管视频，突然断线了。我尝试重连也不行，然后换成了hy2协议就可以了。我还以为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没想到是gfw无差别屏蔽。

Ryan02I5：《护网行动》《重保演练》。

TOKAKATOK：他们在升版本吧。

Gfreedman9：这次事件不像是单纯事故，更可能是GFW在进行一次新级别的封锁演练。目的是在特定时间点大规模实验，可能是为了在国际或国内发生某些事件时，江油或阅兵失误之类能做到瞬间全网断联；这种演练本质上是网络版的战备演习：测试一旦发生政治突发事件如社会抗议、国际冲突，能否快速让全国进入内网模式。说白了，这其实就是一种数字铁幕的预演。

btrfs_convert：倾向于GFW运维事故，说不定是什么配置文件下发错误什么之类的，升级和测试没这么窝囊的。

walking_shadow：重大活动之前不都有例行的防火墙“升级”嘛……目测这词升级的时候配置配错了。

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执行总会因为各层级的各种短期目标而变形。更何况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一个极度的短期目标，那就是现收现付制度。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远举

近日，“社保新规”引发了广泛关注。202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一纸《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二）》规定，自9月1日起，任何“自愿放弃社保”的协议，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形式，都将被认定为无效。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用人单位按照行政机关的要求补缴后，如果用人单位已经把社会保险费以补助的方式，支付给了劳动者，可以要求返还。

说是新规，其实严格地来说并不是。人社部的官方微信曾回答过这个问题。根据相关的法律，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不缴社会保险，是无效的。之前也曾有多起，约定不交社保，最终用人单位败诉的案例。不过与此同时，也实际存在的是，很多地方在执行过程中，是承认这种约定的。

总体来说，社保部门的动作较为克制。前段时间，骑手、快递员的社保问题，成为社会热点。其实社保部门一直在探索新办法，灵活地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强制性的一律按城镇职工全额社保。

从这个角度看，此次新规并不新，而是高法从自身工作需要，对法院工作面临的争议，从法律的技术层面，给出的回应。毕竟，相关法条是非常清晰的。

约定不交社保，一种情况是，用人单位根本没有出这一部分钱；另一种情况是，用人单位给了一部分给劳动者，但显然，金额没有交社保那么多。否则用人单位不会愿意承担风险。这就意味着，此次司法解释，会形成一种道德风险，员工最初和老板签订不交社保的协议，然后离职后要求用人单位补上，用人单位一开始就不得不交全额社保。这会导致用人单位的成本上升。考虑到社保占工资总额比例大，这就形成一种实质性的高额加税。

对于这个情况，相关的技术分析很多了。这里我想说说背后的局部和整体，长期和短期理性之间的博弈问题。

中国社会没有小政府的经验和常识，社会观念对政府的要求很多，对“政府来养老”是有高度社会期待的。但很多人收入不高，再加上人总是注重短期利益，而缺乏长期理性的，所以，无法做到计划性的长期养老储蓄。一边是无法自行储蓄养老，一边是对政府的期待，

很多人忽略了的是政府并不创造财富，“政府来养老”和“强制储蓄”，几乎是一个同义词。那么，一个几乎必然的结果就是，政府来强制储蓄。

这种强制储蓄，长远来看，劳动者未来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与之相伴的医疗保险，也能为日常就医和重大疾病治疗提供了报销保障，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这就是社保政策的长期理性，这也是大家认同的选择。

不过，初心总是好的，但从顶层设计的初心，到具体执行，总是会在时间长河中因为各层级的各种短期目标而变形。更何况，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一个极度的短期目标，那就是现收现付制度。

根据《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2019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4.26万亿元，此后持续增长到2027年达到峰值6.99万亿元，然后开始迅速下降，到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

精算报告还显示，由于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职参保职工与退休人口的比值一直在下降。在2025年是2.7，就是2.7个在职职工对应1个退休人口，但到2060年，潜在支持率就降到1。如果考虑到实际缴费人数少于登记参保人数，一部分灵活缴费人员到了最低缴费年限就不缴费了，那么，潜在支持率就会进一步降低到0.89。

那么一个社保本身部门，就会想办法在自身范畴内解决问题，提升缴费人数。这是社保这种长期理性政策的短期理性。相对而言，正如前面所说，从实际执行看，社保部门相对比较克制。但对于司法部门来说，回应各层级法院面临的争议，这是一种短期的、局部的目标。

于是，这种局部的、短期的理性，很多时候，会同时损害政策的长期理性与短期目标。

1974年，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在华盛顿的一家餐馆里，和后来成为副总统的切尼谈起了“较高的税率是如何导致较少的政府收入”这个话题。拉弗顺手在餐巾纸上画出了一条倒U形曲线。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

按照拉弗曲线，过高的税率会抑制税基扩展，进而损害税收总额。

一开始，税率增加，政府税收会增加，但随着税率上升，超过一定限度后，税收收入会随着税率的提高而减少。这是因为高税率降低了税后工资，会影响人们工作的积极性；高税率会降低投资收益，企业会减少投资，个人会减少培训投资，进而降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过高的税率，还会中止一些本来可以继续进行的交易，很多企业会经营不下去。于是，总税额开始减少，政府自身也会成为利益受损者。

这条倒U型的曲线最极端的两头，说明了一个最简单明了的道理，“当税率为零时，税收为零；但当税率为100%的时候，税收同样为零”。所以适度减税能激发经济活力。该理论构成里根经济学政策基石，里根经济学又为克林顿时代美国IT产业的爆发，打下了经济基础。

毋庸讳言，因为国内外的各种因素，中国经济现在仍处于承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都应降税以刺激投资、刺激经济、增加就业。这是短期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面对司法解释引发的实际问题，当局部的、短期的目标伤害到全局性的短期目标，并最终损害长期目标时，就需要增强各部门政策的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的协调性。这或许是此次司法解释背后的更深层次问题。

作者：秦晖

殿试

“宗族”已被偷梁换柱

“功能性宗族”主要始于明清，明代其实都不是很典型，到了清代才开始多起来。这和中国当时以白银为标志的市场化有很深的关系，它与人们常说的反映了地理经济规律的“胡焕庸线”（不包括东北，清朝将东北视为龙兴之地，禁止汉人“闯关东”）呈正相关，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西北、华北鲜有“功能性宗族”的原因。

在这之后，朝廷就要考虑如何对待宗族了。虽说传统王朝的治理模式是儒表法里，但过于高调地与儒家伦理对着干也太拧巴了，何况朝廷也不想明目张胆地灭掉民间组织，以免引起强烈反弹。他们还是想把民间的家族认同拉到秦制的轨道上，于是朝哪个方向进行引导就成为了重要策略。

从明代开始，朝廷在一些地方推行“宗族里甲化”政策，也就是让宗族按照地域的辖区重新编组。在北方一些地区比如陕西、山西就有过这种情况。朝廷需要征粮，就在当地重新编组了里甲，仍然按姓编制，但同时又实行互保连坐，也有人把这叫做“宗族里甲化的治理模式”。

虽说表面上按姓氏编制，但内里体现的则是朝廷意志，一堆姓陈的人，本来“此陈”非“彼陈”，但还是被朝廷安排在一起，并在他们中指定了一个负责人。这个人并不一定是族中的长老，也不一定与本姓家族存在着血缘关系，他的作用是体现政府意志，而不是家族利益——交不上粮食，唯此人是问。

这种“宗族里甲化”其实已经抽掉宗族的了宗亲血缘关系，只留着薄薄的一层外壳，内里早已经被偷梁换柱，变成了一种类似于政府的基层保甲制度。

乡绅治族与柳如是之死

更普遍的一种现象是推行所谓的“乡绅治族”。科举制度理论上倡导大家都学儒家经典，并以此为蓝本出题开考，不仅仅标准答案要往儒家靠，很多对应的称呼也是这么来的，比如：举人就是通过“乡举里选”，由德高望重的人推举上来的；最重要的考试叫“乡试”……但实际上，乡试的考试地点不在乡里而在省里；举人也不是靠推荐上来的，而是通过智力测验为朝廷挑人才。

所有的士子都是以个人的身份直接接受朝廷的选拔，再由朝廷给予以一定名分地位：在经济上主要是“优免权”，明初规定，家中有秀才的户籍不用服劳役；举人可以优免税赋400亩；进士可以优免2000亩；二品官以上可以优免10000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法律特权。

《范进中举》插画

一些有功名的人干脆做起了帮别人免赋税的营生。而“优免权”其实是以牺牲乡亲们的利益为代价的——如果有功名，就可以不交赋税，那么这个人的赋税就摊到那些没有功名的人的头上，实际上就造成了这些人和乡里的对立，因此科举制度历来都被一些有名的大儒痛骂，这并不是晚清西学传入以后才有的现象。

朱熹就骂科举骂得很厉害，尽管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后来成为科举的题库和标准答案，但是他本人痛斥科举制，认为科举不如西周的乡举里选，甚至不如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因为它完全不以道德为标准，不仅破坏了乡里的天然和谐，还造就了一批功名利禄之徒，为了在朝廷当官可以不顾乡里的利益。尤其是明代，乡绅的“优免权”扩张得特别厉害。

所谓的乡绅其实完全和乡里的组织无关，既不代表乡里，也不代表家族，基本上由体制内的候补官僚和退休官僚组成。秦制实行回避制，当官是要离开家乡的，不能在本地任职。但是在获得功名以后到走马上任之前这一段时间可以留在乡里，退了休也可以荣归故里，这就是所谓的候任官员和致仕官员，致仕和候任的官员就组成所谓的“乡绅”。

那么“绅权”对皇权有没有制衡呢？简单地说有或者没有都过于绝对，应该说这里有一个多和少的区别。从村里出去的举人，有没有为我们村着想？想不想荣耀故里？与一个从外面调来的公社书记相比，他可能是有乡里意识的，毕竟乡里还有些亲朋好友，要顾及一些面子；但是要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相比，肯定又差一大截。

毫无疑问，乡绅产生的机制是和血缘关系完全无关的，而儒家讲的“敬宗收族”，强调的是由长房嫡派大宗支的德高望重者，也就是所谓的长老来治族。可是朝廷不希望这样的现象发生，因为谁是长房嫡派大宗支，谁最年长，谁辈分最高，这些不是朝廷可以任命的。此风一开，“里甲化”的目的就很难达到了。

所以朝廷真正的努力方向是，让长房嫡派辈分最高的人只在一件事上体现价值——就是主持清明节祭祖，其他的一切族内事务均与他无关。真正控制宗族的是功名最高的人，而且朝廷常常有意识地扶植那些非嫡派出身、本来辈分不高的人为了朝廷的利益，夺取宗族的权利。

清初的“钱氏家变”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大家如果读过陈寅恪先生写的《柳如是别传》就知道，钱谦益当时是钱氏家族里的大宗，钱家在当时也是江南大族，族产之多首屈一指。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一个典故，钱本打算投湖殉国，柳如是说了句，“你殉国，我殉夫”，结果钱却以“水太冷，不能下”而放弃。

影视剧中的钱谦益与柳如是

剃发降清后，清朝虽然也给了他一个礼部侍郎的差事，但他没多久就称病告假，并私下里与黄宗羲、李定国等有联系。再加上有人给朝廷递折子，说他有反清倾向，更使朝廷对他的防范之心从未消失。

钱谦益死后，钱家的一个原本边缘的旁支，在背后势力的挑唆下起来夺权，把柳如是给逼死了，导致家族落入一个忠于清朝，但是按照宗族观念来讲，根本就不应该有继承权的旁支手中。

朝廷、地方与民间

像这种“乡绅治族”，其实与宗族里甲化是同一种现象。明代也因为优免权最高导致乡绅和地方关系最紧张。明末清初，当时的中国除了流寇以外还出现了大量的土寇，所谓的土寇就是在本地大宗搞的土围子，即地方豪强。

我曾专门写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明末清初的土寇里几乎没有乡绅，全是一些在地方上很有钱，但是没有功名的“平民地主”，这些非士绅的白丁富户更容易成为地方势力，河南的刘洪起、李际遇、箫应训都属于这一类人。

这些人的土地、佃户以及积累下的人脉资源都在地方上带不走，所以不会做流寇，有点像《水浒传》中的祝家庄、李家庄。他们一般来讲没有任何科举功名，按以前的说法叫“素封之家”，但在地方上经营多年，很有号召力，容易成为地头蛇，导致出现强龙和地头蛇的冲突。

在那个时代乡绅是不会，或者几率很小能成为地方小共同体的代表的。不过到了清朝，这个现象开始有一定的变化。

首先就是因为明代缙绅优免权的过分严重，清朝开始取消一部分缙绅，尤其是低级缙绅的特权。在明代，秀才的优免权对乡村平衡冲击很大，一开始，一个秀才可以免二丁差役、50-80亩的地税，后来这种福利逐渐扩大。但到了清代，秀才的优免权就已经缩小很多，使得他们不能不转向从小共同体以获得生存资源，这也使他们和地方小共同体的关系变得比明代要密切。

明代士绅家宴

其次因为清初的抗清运动都是这些士绅领导的，所以清初的“江南三大案”：哭庙案（顺治18年抗粮哭庙）、通海案（顺治16年明室遗民接应郑成功，株连甚广）奏销案（顺治18年清廷将上年未完成钱粮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溧阳一县管绅全部革除），都是打击汉族乡绅的，自然也打击了绅权。

如果说乡绅和地方利益还有某种联系，清代比明代更有根据。

不过即使如此，就这个体制而言，从科举制度中产生的乡绅，更多的成分不是乡里长老，而是国家的官僚，不管是候补的还是退休的，他们的待遇都是朝廷给的，而这些待遇又与乡里是对立的，他们的特权都是危及到乡里利益、以他人的损失作为代价的，他们的赋税优免其实就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当时的趋势是，朝廷让这些人出面来组织、领导宗族，就是把宗族变成更近似于朝廷的一个基层分支或政权末梢，而不再是一个具有草根小共同体认同的组织。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地方公共事务和公共品供应的需求不断增加，小共同体与大共同体之间的张力逐渐有扩大之势。小共同体意识本来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它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

朝廷在北方搞的“宗族里甲化”，它的拟官方色彩要比南方更浓厚些。虽然北方没有族庙公产，没有祠堂，但也产生了一些别的组织形式。比如北方的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就特别厉害，产生了小刀会、大刀会、三合会、红枪会、哥老会、白莲教、天理教、一贯道等等，包括义和团也是这样。

从晚清到民国，华北地区普遍存在着红枪会、团练、拳坛等等，地方秩序的维护也依赖着地方豪强组织下的棍棒与拳脚。

当然从义和团的例子大家不难看出，朝廷对这种小共同体控制操纵力度要更大。朝廷、地方和民间对组织资源的争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存在的，当然，在压力之下，这三者之间有时也会出现不同的“两两组合”。

每更一图：

金雁/绘

（这篇文章原发表于2024年12月11日）

如果让我问你，在平常见到的工作岗位当中，有哪个岗位是最像“摆设”的，你可能一下子答不出来。但是如果我问你每个地铁车站的安检员的工作状态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走形式，跟“摆设”差不多，估计你可能和我会有一样的感觉。我在全国乘坐了这么多地铁，在国外也坐过地铁，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我们的地铁安检这道程序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设立。

在国外的地铁车站全都是乘客直接来到站台等候上车，根本就没有什么安检的程序，即使是枪支如此泛滥的美国也没有在地铁车站设立安检环节。还有，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日本，当时正好是奥姆真理教在地铁制造杀人案件之后不久，在地铁车站里到处都是对奥姆真理教犯罪嫌疑人的通缉令，但是地铁站里还是没有安检装置。在欧洲的地铁车站同样是如此，没有专门的安检设施。

有的人会说，在地铁车站设立安检设施，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护乘客的安全，机场和火车站不是都有安检设施吗？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区别对待。以我个人的观点，火车站也没有必要设立安检设施，只有机场应当有安检环节。这是因为，同样是交通工具，只有飞机是一旦起飞后无法紧急停止以疏散乘客实行紧急避险的，至于火车、地铁、公交等，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立即停车，让所有乘客迅速逃生，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伤亡。

如果我们考虑到所有车站安检环节的设施及人工成本，这更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试想，一个地铁站光是安检员就要配上好几个人，在今天人力成本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多养一个人要占用财政多少资金？谁也别说在这里雇用人员是地铁公司企业自己的事，要知道，全世界的地铁没有一家不是靠财政补贴生存的，因为这是公共交通属于基本公共服务，亏本也要做，所以全世界的地铁没有一家是盈利企业。有的人会拿出新加坡地铁作为例子，说新加坡地铁是盈利的，其实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新加坡地铁账面上的盈利，背后的原因在于新加坡政府在暗中进行了一种“另类的”补贴，也就是新加坡的地铁运营是不计提折旧的。

现在整体上经济形势不景气，各地财政可以说债务缠身，还要花出一笔不小的经费专门养这些人和设备，从经济的角度来讲第一是增加成本，第二是维护了这个小群体人员的特殊利益。其实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不难看出，除非来了什么紧急任务或者“重大活动”，在其余的时间里地铁的安检人员在进行检查时完全是在走过场，有的甚至连这个“过场”都懒得走。

你可能会说，多了这么一层安检，至少可以让我们更放心，能够有效减少可能发生的危险和伤害。请注意，这种思维其实里面包含着一个非常重大的谬误，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公交车也是公共交通，是不是有必要在公交车站也设立安检装置？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在于，为了防止出现一个发生概率极低的事件，就花费与之不相称的成本去进行预防，这就好比为了防止有人从高空抛物伤害行人（这种情况的报道甚至比地铁和火车站出事的要多得多），所以要让每个人上街都要头戴安全头盔一样，你不觉得这是一件相当可笑的事吗？

至于为了保证“重大任务”和“重要活动”而对地铁加强安防，说句不客气的话，那些“重大任务”和“重要活动”基本上都是官方自己想象出来的，也是一种变形的“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老百姓才不关心呢。不仅地铁是如此，在我看来火车站也没有必要设立安检，道理与前面的一样。我在国外也坐过火车，没见到哪个国家的火车站有安检的，而那些国家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可是比我们国家“乱多了”。

如果说伤害概率更高的地方，其实还真不是火车、地铁和公交，而是医院。不信你可以看看，是伤害医生的情况多还是在地铁上制造伤害的事情多，相信你只要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就不难发现这一点。但现在的事实是，有多少医院实行了认真、有效的安检？

所以，就如同财政的钱要花在刀刃上一样，投入重大人力物力的安检是不是应该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地铁安检：摆设还是安全？

名义上，苏联的社保体系号称“全民福利”，实则是一场特权阶层对普通大众赤裸裸的剥削，罪证主要如下：

第一，等级森严且极端不均的福利分配。极少数的特权阶层的养老金替代率远高于工人、农民，而农民在1964年之前甚至没有养老金。特权阶层还享有法律之外的各类隐形福利，疯狂地蚕食本应全民所有的福利资源，如完善的特供体系（包括但不限于食物、医疗、教育）、更大的住房面积、惬意的定期疗养等——而彼时的苏联人民还要为一块发霉的黑面包工作超过八小时，在老破小的商店里忍受人挤人的滋味。

第二，牺牲代际公平的现收现付制度全方位坍塌。现收现付制度是养老金支付的主要模式，但苏联建立的单一支柱的现收现付制度，充分展现了其弊端：
（1）随着人口老龄化（年轻人不愿生育），供养比彻底崩溃，1965年苏联劳动者与退休者比例为6:1，1990年降至2.5:1，整体支付能力锐减，但福利待遇（主要指的是特权阶层的福利待遇）不变
（2）在缺乏足够的资金积累的前期下，政府财政长期承压，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人口、石油红利锐减，计划经济彻底陷入僵化泥潭后，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政府财政已达崩溃边缘；
（3）面对当下巨大的缴费压力、超长的工作年限，年轻一代非特权阶层的苏联人民对未来缺乏足够的期待可能性，信心彻底丧失。

第三，运行机制的僵化与不透明。社保体系高度依赖行政指令，缺少足够的灵活度，无法有效满足民众多样化的需求。其资金的征收、管理和使用缺乏监管，普通民众无从知晓资金流向，而对特权阶层福利消耗的监督更是形同虚设，腐败和资源浪费现象严重，进一步侵蚀了体系的公信力和可持续性。

臭名昭著的特供商店，铁证如山

社保体系的崩溃，不止带来一系列经济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低养老金的退休者被迫返岗挤兑青年人就业，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下降，工厂产能下降，企业用工成本上升等），更意味着苏联执政合法性的彻底破产，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

站在后来者的视角，苏联的社保体系并非无药可救，至少在以下几点上可以改良，以挽救当时日益僵化的体制和人民日渐丧失的信心（非常欢迎读者的指正与补充！）：

1. 取消或削减干部的养老金补贴以及部分福利，节省资金注入全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缩小工农与干部待遇差距；
2. 定期动态调整一定期限内的社保缴纳费用、养老金支出，建立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
3. 加强对小微企业的帮扶，根据成立的年限、不同的类型、利润率的高低设置不同的企业缴纳比例，差额由国家财政补齐；
4. 对富人、中大型企业征收更多的税（特别是富人），用以补贴社会福利；
5. 取消或降低最低社保缴纳基数，减轻底层劳动者压力，或者根据年龄、工龄、工种等实际情况，有层次地划分最低社保缴纳基数。

笔者认为，对于苏联而言，其中最可行的是第一条——削减干部的养老金补贴和福利，补贴普通居民，以缩小待遇差距。但这也是最困难的一条——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苏联官员不仅具有强大的能量，而且数量庞大，拥有国家公权力的他们除非集体性思变，否则绝无可能主动提出让渡既得利益，苏联内部的官员浓厚的被鼓励的利己主义（而非人民主义）的氛围既是如此。

最上层的苏联掌权者更不会在乎普通苏联民众的死活，虽然他们明知向民众进一步让利会是维持统治的最好方法，但他们一是已经向基数庞大的官员让利，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二是更怕高级官员的颠覆，因此任何改良政策名义上是为了苏联人民，实则还是为了特权阶层。

而苏联官员并非完全世袭的特点，也为普通苏联人民的阶层跃升提供了非常微小的可能，这当然也在分化苏联人民和压制他们的能动性。

大排长龙的普通商店，当时苏联的城市居民普遍居住在拥挤不堪的赫鲁晓夫楼中

而中国的社保新规与苏联有本质差异——在我国，全民社保新规是是法治化强制的底线捍卫，是多层次保障的系统重构，是新业态包容的民生扩容，是代际公平的精算平衡。

而对于苏联，这一切只是特权阶层用以剥削人民的邪恶工具，好像是福利，其实就是强征暴敛的人头税。苏共完全背离了其“解放全人类”的政治理想，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我国建立起了全世界最大的社保体系，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拥护与支持国家新规，只有人民的政党，才能让民众真实地感知到自己的社保“缴得值、用得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板

中国数字时代编者按：该文章已在微信公众号平台被投诉下架，目前在微博平台仍然被限流可见。

拉拉女孩卧底打人团伙，“以身入局，胜天半子”

前言：
2025年7月6日，郑州围殴通讯录的视频在网络发酵；7月9日，郑州公安机关抓获涉案嫌疑人17名，依法刑事拘留11人，行政拘留6人（其中5人因未满16周岁不予执行）。行政拘留的在7月已被释放，至今，刑事拘留的11人仍被关押。

11人中，有一位女孩，名叫韩梦。她是一位拉拉，也就是之前本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流放地）文章提及的此事件中的拉拉女孩“萌萌”，正是她“卧底”打人团伙，拿到了证据并传到了网上。

韩梦的形婚男友小凯曾经在郑州人民公园两次被打，曾经当过兵的韩梦替形婚男友、替同志群体出头，想要找到打人的人，并留下他们的作案证据。之前“流放地”公众号文章中曾提到“萌萌”（韩梦）的事迹，但小凯的母亲担心小凯和韩梦被打人小混混打击报复，曾联系我要求删文。但因为误会，打人事件的幕后英雄韩梦仍被拘留。小凯终于决定不再沉默，主动联系我，决定向大家说出真相。下面是他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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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小凯，郑州本地人，是郑州人民公园打人事件受害者之一。2024年6月9号我在郑州杂技馆旁边的夜市吃完饭，去人民公园西北角靠近酒场那个厕所上厕所。上完厕所刚准备出去，就看到有五六个男的(15~18岁，其中两三个染着黄头发，有一个胖胖的)手里掂着短的木棒进来了，后面还跟随三个女的，都是染着黄头发(都是15~18岁之间)。领头那个黄毛(身高173、体重60公斤左右)上来就扇我左脸，另外一人用厕所的扫把上的木棍子抡我，我被打倒，眼镜被打飞出去，人都懵了。然后有一根更粗的棍子大力打到我左侧额头，当时就头破血流了。

然后他们又持续打了我的腿部和腰部，我找到眼镜站起来后想逃出，这时领头的黄毛又拿棍子和拳头疯狂地打我右脸，那几个女的则在厕所门口堵着。我说你们打错人了，然后从厕所门口冲了出去。

这时其他人都出来坐上电动车，只有那个黄毛还追在我后边儿，用木棍子打我背，我大叫救命，他追打我，直到其中一个女的喊他上车“走"，然后我看到他们八九个人挤在三辆电动车上，往南阳路方向逃走了。

被打当天我自拍留下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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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案后，我家人去了人民公园监控室查看监控，很意外地发现人民公园西北边的所有监控头都是坏的。工作人员说监控电线屡次被人恶意剪断，没有财力修复。查不到线索，只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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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31日夜里睡不着，我又到郑州人民公园“散步”，我以为打人的事情已经过去了。2:19左右，我刚从公园西门左手边的小道进去，就看到六个16-18岁的高中生模样的小年轻，手里拿着木棒子、黑皮带从山坡上下来，为首的是个赤裸着上身的、身板偏瘦、个子偏低的人。看到那些棒子，我感觉不太对劲，扭头就往公园外面跑。

他们见我跑马上就像疯了一样地追我，用棍子猛烈的从后面打我的右手臂、右大腿、右膝盖、左膝盖、左小腿、右耳下方、屁股、脚……造成我右手臂肿胀，多处开放性撞击伤、软组织损伤（这段经历，我化名Mars在网上讲述过）。

但和上次不是一群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伙人相互认识。之前他们打人是不拍视频或者照片的；这次，他们边打边拍。网上流传三个视频，其中44秒视频中穿灰色上衣、戴黑框眼镜的就是我，被他们用长棍一路追打，好不容易才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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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梦登场，开始卧底

韩梦是今年过年时我妈让我相亲过的一个女生。很凑巧，她是一个拉拉，25岁，原来在部队当过兵，是国家储备军。韩梦人挺好的，性格大大咧咧，但有时候显得冒冒失失的，性格有点莽撞。她是那种别人打了她，她是一定会反击回去的性格。我们性格挺互补，很谈得来。

得知了我在人民公园被打之后，她感到很气愤。看到我两次被打得那么惨，激起了她的正义感。她家离人民公园很近，所以从6月份开始，她就在夜里时不时到公园去看看，想找到这群人。

但连着去了好几天都没有碰见。

6月23日夜，韩梦又去了人民公园，终于碰到了其中一个小混混团体。韩梦利用自身性格优势和小混混套近乎。为了确认是否是打我那个团伙，她还故意聊到了男同这个话题，和他们聊得很火热。那帮人说，他们是因为痛恨男同，才埋伏在公园西北角(即同志据点)打人的。并邀请韩梦待会观看打人过程。

韩梦假意与小混混们交好，跟他们说自己也痛恨男同，想跟着他们一起找乐子——实则为了偷拍视频获取证据，只有拍到他们打人的视频，他们才无法抵赖。

随即他们抓了一位男同，口头训诫了这个男同，韩梦还配合他们诬陷这个人对一位女性性骚扰，将这名男同扭送到派出所，从此获取了小混混的信任，与小混混们"义结金兰"，并合拍了一张合影(有两个小混混没上镜)。她发给我分辨，看看是否是打我的人。

她还加了打我那几个小混混的微信，把他们拉到了一个微信聊天群里。韩梦建立这个微信群有两个目的：

1. 撺掇小混混们在群里发他们打人的视频，坐实其罪证；
2. 聚拢所有曾在人民公园随机打人的小混混同伙加入群聊，帮助警方最终一网打尽。

这个群名叫做“打击艾滋小分队”。他们把男同与艾滋捆绑在一起，故意污名化性少数群体。

群聊刚开始是5人，后来那4个小混混又拉进了6个人。这6个人都是原来在人民公园打过人的。警方也是根据这个群的群聊，后来把这11个人一网打尽的。

6月24日夜，韩梦又跟随小混混团体去公园，并暗中拍摄视频记录(就是蓝衣男子被打的视频)，尤其对主犯黄毛的脸部进行了针对性拍摄。可以在视频里听到韩梦咳嗽和吐痰的声音和“发到群里”这句话。拍摄全程，她没有对任何人动过手。

网传视频中的这只手就是韩梦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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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套证，获取视频

24号当天晚上，为了套出来小混混们以前打人的更多视频罪证，韩梦主动请小混混们喝酒吃饭。

喝酒的就是经常在人民公园打人的小孩。右边纹身的，是2024年打我的人；左边那个黑衣服的，和他们的团伙在2025年打了我。

趁他们酒醉，韩梦问他们有没有以前打人的视频，让她看看。没想到小混混竟直接把他们5.31打我的视频发给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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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梦受伤、住院、拘留

6月27日前后，为了拿到他们更准确的身份信息破案，韩梦谎称朋友有一家自传媒公司，现在招聘群众演员，一天工资是300块，如果他们想参加就帮他们试镜一次。她以试镜为借口给他们拍了大头照，然后以给他们买人身意外险的方式获得了他们部分人的身份证号。

27号晚上，小混混们又去公园打人，韩梦就跟随小混混们用手机继续拍摄，万万没想到从草丛中窜出一个男的，手持铁锤，往韩梦头上砸，韩梦本能防卫。同时韩梦开始呼救，小混混们闻声赶来，群殴了这个男的，这位男士曾经被这群小混混群殴过，今晚埋伏在此就是为了报复他们。他误认韩梦是和小混混一伙的，误伤韩梦，导致韩梦左侧上额骨鄂突骨折。韩梦打了110，这个男的和他的凶器被警方带走了。

之后，因为头部受伤，韩梦开始住院治疗，从此无法再获取小混混打人的证据。

下面是我和韩梦那几天的对话，可以作为佐证：

这是韩梦和我、我爸的聊天记录。其中的 baba 就是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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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混混的群里、小混混面前，为了获得深度信任，韩梦有时不得不说一些狠戾的话，迎合他们，拉近彼此距离，但平时她是一个很好的人。我记得那天韩梦很温柔地跟我说：“哥哥，我已经帮你找到证据了，你不要再睡不着了。”因为两次被打，我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因为药物反应，还有段时间浑浑噩噩的，所以之前一直没有发声。

韩梦拿到的三个视频，我私聊发给了我的微信好友。打人者太凶了，朋友气不过，就给打包一块发到网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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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前后，派出所拿到了韩梦搜到的证据，抓获了小混混们。结果没想到，就因为韩梦还击了6月27号那个拿铁锤砸她的男的，韩梦也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了。从7月7号到现在，韩梦都关押在“三看”（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打人的小混混中有5个未成年，被当场释放，没有被拘留。

她一个小女生，在与犯罪分子周旋的这几天里，未曾有过一丝胆怯，我真的很佩服她。跟随拍摄期间，偶尔还劝阻他们凶残的暴力行为(比如没收小混混的辣椒水对着空气喷空；小混混打起人来，她会说，这里有监控不能打)。

近几年，类似我被打的案件有很多起，这次能很快一网打尽这群小混混，多亏韩梦以身入局，卧底其中拿到的证据。我认为韩梦不应该受到惩罚，反而应该嘉奖这位为民除害的巾帼英雄。

不过，也许韩梦卧底的方式方法欠妥，但她的起心发念是为了搜索证据。如今韩梦仍然拘押三看，请各位网友评评理，韩梦是否违法了?恳请公安系统的诸位领导们，给她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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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子几乎就是韩梦以一人之力破的。现在这个案子到检察院了。韩梦的律师跟我说，让我抓紧时间找到6月23日、6月24日、6月27号的受害人，请他们给韩梦写一张谅解书，这样就能大大的减免韩梦的刑事责任。

特别是6月27日被打的那位同志，如果您能看到这条消息，请帮韩梦写一份谅解书，这样检察院法院会减免韩梦的刑事责任。

这几年来，很多通讯录在人民公园被打，如果不是韩梦，可能这件事被曝光得更晚，会有很多受害人。韩梦是为了帮助同志群体出头，才身陷囹吾！曾经我怕出柜怕公开，现在为了找到那几位受害者，为了帮韩梦洗脱罪名，不得不把她做卧底的事儿、我们的通讯录身份给公开了。

现在韩梦已经被拘留了一个月零十天，我真的很担心她的安危，希望这位帮助我、帮助同志群体的女英雄能平安归来。

韩梦希望就我把她做卧底的事儿给曝光出去。她还说，要用她最好看的一张照片儿贴到网上，让网友知道她是卧底。

（亲历者和当事人小凯讲述；照片和聊天截图由小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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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次事件警方的处理，极为高效，为郑州城市形象扳回一城。现在事态渐渐平息，希望检察院能够尽快分辨是非曲直、公正处理，重新赢得网友民意和城市信心。也期待郑州能借此机会，在城市治理、城市形象塑造等方面更进一步。

CDT编者按：原文发布于作者微博，目前已不可见。

这些年来，明显感觉社会中一直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并且这股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很多美好的东西被无情地打碎与摧毁，公然地表现粗鄙被认为是真性情，这样的粗鄙在网络中连成一片彼此遥相呼应，声势还越来越大。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愿意一起坠落的人，只因为想要保持在原来的位置，都会被认为有罪。

也因此，一个有正常认知与共情能力的人，有强烈的无力感，由此而觉得痛苦与压抑是正常的。我认识的不少朋友，包括我自己，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情绪，有的甚至需要借助酒精，才能勉强地平息愤怒与缓解痛苦。在当下的环境下，如果有人不觉得痛苦，不觉得压抑与有压力，还一味地岁月静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反而有更大的问题：看上去快乐平静，其实病得很重。退一步说，即便不是病得厉害，也是迟钝得可以。

摘自中国数字空间词条“开倒车”

很多人会将自身感受到的压力与痛苦转化成戾气，转移到自己欺负得起的个人身上，颇有那种要烂就大家一起烂的势头。这样的情绪我能理解，它是人性的弱点与本能使然，但这种摆烂的心态与举止我不赞成。因为这只会造成更大的雪崩，而真到那一天，自己也绝不无辜。网络公共领域的这种氛围，不能说对我毫无影响，有时不免也有厌倦之感，好在自从较少走心之后，很难再实质性地伤害到我。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经历恶劣的环境，也许反而有助于个人的成长，焕发自身内在的生命力，就像《乱世佳人》中的郝思嘉那样。如果不是经历南北战争，恐怕郝思嘉到老仍是一位浅薄而幼稚的庄园主小姐。大浪淘沙之下，谁能真正经受得住冲刷，也是对自身的一场重大考验。我绝不是要为恶劣的环境做辩护，只是既然没法改变环境，就只能选择合理地调整自己的心态，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与处理糟糕的环境对自己的影响。

与此同时，面对那股一直拖拽我们向下的力量，必须有意识地施加反作用力，不然一定会被那股坠落的力量所征服。就像一个人站在激流之中，只是单纯地站在那里，或早或晚会被激流冲走。所以，首先要学会在激流中站稳，保持稳定的内核，在站稳的前提下，记得寻找同道中人，一起为筑坝做出努力。不是使用蛮力，而是学会有策略的努力；水滴石穿的努力重要，战略与策略也很重要。不置一时之气，不被对方拉低而共同摆烂，更不为被打败几次而心生绝望，因为我们要在意的，不是一次战役的胜利与否，而是整场战争的最终结局。

作者：韩旭

“释永信案”是由当地公安局、民宗委和审计局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的； 广西防城港“亮证逼迫让路”事件，也是由公安局牵头，联合有关方面组成“工作组”。调查组、专案组和工作组之类的联合调查机构，国人似不陌生。每遇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或者重大敏感事件，当地党政机关总会成立由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案、事件进行联合调查，以视重视。这似乎成为官方对待热点或者重大敏感事件、回应社会关切的惯常做法。

成立由相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或者“工作组”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一是可以充分体现和加强党的领导。调查组通常由党政和司法机关组成，对同级党委负责，便于党委统筹和协调，也便于党的领导。体现了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二是便于各部门间沟通协调，齐向发力，通力合作。成立“联合调查组”的案事件，通常涉及多个主管部门的管理职责，案事件具有内容综合性和问题交叉性，成立联合工作组，可以一次性解决问题，提高工作效率，且可避免各单位之间的相互掣肘和扯皮，从而形成工作合力。三是调查报告具有权威性。因为是多部门联合调查得出的结论，远胜单一部门的调查结果。因此，该报告的公权力更强，权威性更高。

依法治国的核心要义是领导干部应当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其基本要求是各项事务的处理均应纳入法治轨道，以法律作为行事的基本规范。由此审视，普遍存在且长期流行的各种名义的调查组、工作组和专案组，其主体合法性存疑，有违法治精神，可能背离法治轨道。

一是有违职能分工和管辖原则。法治的基本特点的职能高度专业化，职能分工越来越发达。然而，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混淆了部门之间不同职责分工，没有了分工也就没有了彼此之间的监督制约。在涉黑涉恶案件办理中，不少地方成立了由当地公检法机关组成的“专案组”，由此导致“检察监督”和“审判中心”被虚置，有的仍然是“侦查中心主义”。案件办部已经沦为多部门“联合办案”，前一部门办案中的错误或者瑕疵，后一部门只能继续错下去，并为其“买单”。无数教训证明，“联合办案”是刑事司法出现冤错的体制原因。早在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23条规定：“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职责审判案件，不得参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联合办案。”

二是对调查组或者工作组的调查结论无法提起行政诉讼予以权利救济。调查组或者工作组在联合调查之后出具的调查报告，一般都会有“事实认定”和“定性分析”，有的还可能有处理意见或者建议。它们往往成为有关部门处理决定的依据。有关部门在作出处理决定时不可能置联合调查报告于不顾。但这种调查究竟是属于行政行为还是刑事司法行为，性质并不明确。且多部门联合调查，既有行政部门，也有党的部门，甚至还有司法机关。因此，即使有关部门和人员对该报告不服，也不能对报告中的事实认定和定性分析提起诉讼，寻求权利救济，因为它不是具体行政行为。虽然调查组调查的案件是个案，调查报告可能直接成为案件处理的依据，但是它却规避了司法审查。即便存在错误，也难以得到纠正。

三是联合调查主体并非法定调查主体，所获材料的证据效力无法保障。如果是刑事案件，调查取证的法定主体应当是侦查人员。但是，在联合调查中，所有的证据材料都是以调查组或者工作组的名义获取的，主体包括了非法定的案件办理人员。若某事件经调查属于刑事案件，需要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如原少林寺住持释永信。该调查报告作为定案根据，证据性质和效力存疑，甚至会被质疑。调查报告既非鉴定意见，也非证人证言，更非书证，究竟性质是什么，法律上并不清楚。如果作为案件处理的依据，其将以法律上何种名义出现，不无疑问。在联合调查组工作体制下，极有可能以“调查”代替“侦查”，非侦查人员行使了侦查办案之责，造成主体混淆，职能不清。

四是当事人的异议权和救济权无法实现。当事人即便对调查结论有异议，调查组人员也不可能出庭作证。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材料是由调查组中何人获取的。牵头单位人员的意见是否会取代其他单位人员的意见，也不得而知。无人会对辩护方的质疑和发问，进行解释和说明，异议方的发问权和质证权均落空。这不符合以审判为中心庭审实质化改革需要，也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实现公正司法。

调查组或者工作组调查的案件，可能是行政案件，也可能是刑事案件。无论属于哪一类型，都应当以合法性作为基本前提。但是，在我国诉讼法和组织法上，我们均未看到这样的办案主体存在。存在的未必就是合理的。我们正在法治中国建设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也应当适应社会转型和时代发展的需要，亟待进行观念更新和理念重塑。

在笔者看来，调查组、工作组和专案组的存在是对法治的背离，不利于法治中国建设，其主体合法性、职能分工性和权利救济性均面临困境。联合调查组大概是“文革”时代砸烂“公检法”的产物，当时有所谓的“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肃清“文革”遗毒，应先从肃清各种名义的“联合调查组”做起。依法治国绝不是空洞的口号，需要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中。各种名义的联合调查组当休矣！

韩旭：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看到四川大学法学院韩旭教授的一篇文章，评论了近年来关系公共利益的社会热点事件普遍以联合调查组通报收尾的现象，强烈推荐给大家：

韩旭：调查组、专案组和工作组的存在是对法治精神的背离

韩旭老师主要从法治角度分析，我斗胆从其他角度做一些补充。

联合调查组，说白了就是“钦差大臣”模式，对于下级搞不定的民怨沸腾的事件，由上级派出钦差大臣来主持公道，充当青天大老爷的角色。周星驰电影里经常出现“八府巡按”主持平反冤案的情节，寄托的是古代劳动人民在常规渠道申诉无望后对公平正义的渴望。

文明社会，法治国家，本该有更现代化的解决方案。

联合调查组模式除了背离法治精神，本身在揭示真相、保障公平正义方面也很难尽如人意。

第一，联合调查组是虚拟组织，实际上“无人负责”

当然，实际上每一次联合调查组都有人担任组长，各单位派出的调查组成员也都有名有姓，但问题在于，对外发布的通报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位调查组成员署名，也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人对调查结论真正负责。

举个现实的例子，曾经江苏丰县铁链女事件，县市多级调查组开展了多次所谓调查，发布了不下3次调查通报，其中内容都与江苏省联合调查组发布的最后一版通报不符。可以非常确定，前面几个版本由当地调查组发布的通报都是假的。

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确认最后一版由江苏省联合调查组通报的结论就是真的呢？

还有一些事件上升到国务院派出联合调查组的程度，在中国的体制下已然是最高级别的重视，没有空间再提级调查了。可国务院联合调查组也同样没有公开的实际负责人，大家就只能将对“国家”的信任无条件投射到对调查组结论的信任。

但反过来，对调查组结论某些内容的质疑，是不是也会投射到对国家的信任之上呢？

没有具体的“人”来担责，表面上看是摒除了人为因素让结论更加权威，实际上却是让权威直面纷繁复杂的事实，直面舆论的审视与质疑。

第二，联合调查组从不邀请媒体加入，调查通报往往粗枝大叶，很难完整回应舆论

类似食用油罐车运输化工产品的事件、幼儿园孩子铅中毒的事件，由于关系到公共安全，天然地会引发全民关切与担忧。而要完整地回应舆论的关切与公众的担忧，并不是联合调查组发一个通报结论说“没事了已经处理好了”就能解决的。

要让公众真正信服一个结论，真正建立起对公共系统的安全感，需要有各个角度观察的可供核实的细节，需要一个各方面都合乎常识与逻辑的完整真相。

当下各地处理热点事件的调查组通报往往都是提供一个框架性的事实，提供一些定性的结论，对于很多有助于公众了解事件全貌的细节则一律欠奉。

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调查组不用心，而是这些更细节的内容，天然地不适合由政府组织的联合调查组来发布，这应该是媒体的职责，应该是由很多家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市场定位的媒体来干的活儿。

可现实是，联合调查组在开展调查期间往往都是拒绝媒体参与的，或者只允许极少数央媒参与记录（而不是真正采访）。还有很多情况，成立联合调查组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避免媒体“不受控地深挖”。

因此，近期多个公共事件的联合调查组通报后，由于缺乏可供核实的细节，也就留下了很多遐想与猜疑的空间。

第三，通报总是伴随盖棺定论与舆情管控，实际上拒绝了社会监督

很多时候，之所以成立联合调查组或者高级别调查组来处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网络舆论纷争不断升级，官方希望能够一锤定音盖棺定论，进而平息舆情。

因此，官方调查组发布调查通报的时候，往往会提前与相关部门协调好舆情管控措施，禁止对通报内容的质疑与追问。作为时事评论博主，我算是见得多了……

一个简单的道理：

真正坚固的真相，不怕追问，更无惧质疑。

但如果发布结论的同时禁止大家讨论和追问，那即便是100%的真相，也难免因拒绝监督的姿态而蒙上一层隐秘的阴影。

总而言之，联合调查组的模式对于避免地方势力干扰办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各地越来越熟练使用这一工具，其澄清真相和保障公平正义的功能也在逐渐面临新的挑战。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完全误会了联合调查组的初心，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边疆研究项目：旨在探讨中国如何对陆地和海洋边境邻国进行投资、开展合作并深化其存在，以期重塑其周边地区。该研究是国家亚洲研究局“中国战略空间地图”项目的第二阶段，该项目将战略空间定义为对中国实现国家经济和安全目标以及中国国家长期生存至关重要的领域，北京希望在此领域自由施加影响力并确立其领导地位。

一、联合国特别报告员：中国必须维护被监禁人权捍卫者的权利

本周，联合国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玛丽·劳勒 (Mary Lawlor) 发布了一份声明，要求中国当局维护遭监禁的人权捍卫者的权利。本次声明的特别之处在于，劳勒要求中国当局立即提供有关“知名人权律师高智晟下落的信息”。据悉，这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自高智晟律师2011年服刑以来，第三次对其处境公开表示关切。

文章截图

针对中国政府在先前的答复中称高智晟未被羁押在中国境内的说法，劳勒要求当局提供详细信息，说明其为寻找高某和确定其所在地点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针对其强迫失踪案件所启动的调查工作。

联合国人权专家表示：“高智晟失踪已近八年，中国政府始终拒绝就其强迫失踪问题进行对话，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如果他没有受到拘留、监禁或软禁，那么当局必须披露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查明其下落。”

高智晟，图片来自纽约时报

劳勒表示，“她对于自己多次要求获得关于高智晟失踪案件的最新调查进展但迄今为止未收到任何信息感到失望，并再次呼吁中国政府查明其命运和下落。”

据悉，多个人权捍卫者家属和公益组织向联合国指控中国当局对这些人权活动人士实施酷刑或虐待。因此，今年2月，特别报告员曾致函中国政府，要求其提供关于丁家喜、黄琦、黄云敏、伊力哈木·土赫提、秦永敏、张海涛和赵海通的健康状况和治疗情况的详细信息，包括最近一次接受医疗评估的日期。然而，报告员表示仅收到了其中两人的具体信息。

劳勒表示：“我对接连收到关于中国境内被监禁人权维护者所受待遇的指控感到不安，其中包括与酷刑、剥夺获得适当医疗服务及探视等权利有关的侵犯行为。”

最后，联合国人权专家呼吁中国政府应该“确保这些被拘留者能够获得家属探视、法律援助以及适当的医疗服务，同时将其关押在官方认可的拘留场所，并向拥有合法权益者提供关于其命运和下落的信息”。

二、谢菲尔德大学：以维吾尔侨民为例，针对中国的跨国镇压“可防可治”

编者注： 前两期的《CDT报告汇》栏目介绍了中国当局的跨国镇压行为。本期我们介绍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最新研究报告，报告证明，只要东道国政府干预，中国当局的跨国镇压行为完全“可防可治”。

相关阅读：
英国议会报告指责中国在英领土上“公然”实施跨国镇压
英国大学管理层配合中国当局压制学术自由

本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一所中国研究机构（INCCS）发布了一份报告，在揭露中国当局对维吾尔和哈萨克侨民跨国镇压的同时，介绍了如何防止和反制跨国镇压。

报告方面

该报告采访了位于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和英国的30多个组织。

报告首先详细阐述了中国等威权国家针对倡导人权的公民社会团体实施跨国镇压的手段，包括网络骚扰、监视和家庭恐吓等。“公民社会组织(CSOs) 是威权国家骚扰的主要目标，中国党国推动了跨国镇压的全球增长。中国对维吾尔和哈萨克侨民的镇压，是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政策’的延伸，也是中国境外驱动‘软实力’的关键方面，这些做法将威权主义呈现为民主的仁慈替代品。”

该报告还分析了如何预防和应对跨国镇压。例如，报告发现，“从事维吾尔相关问题的公民社会组织面临加剧的跨国镇压，并发展出自己的缓解策略，包括咨询网络安全专业人士、与地方当局互动，以及避免在线发布个人信息。这些策略通过增加知识分享、培训和监测的协调，可以作为预防策略更有效。”

具体而言，针对公民组织个人方面，报告表示这些组织应该努力确保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经常更换电话号码和寻求东道国政府的帮助。另一方面，东道国政府也应该提供足够的网络安全支持，并消除物理监视和物理暴力等。

报告还认为，东道国政府往往只重视那些涉及国家安全威胁的跨国镇压，而忽略了对这些组织个人权利的侵犯。报告批评这样的思维方式并不正确，并强调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就是国家安全威胁。

此外，报告指出，东道国政府不应该成为跨国镇压的帮凶，相反应该成为这些组织的“避风港”。例如，报告批评了哈萨克斯坦政府，指出一些来自新疆的哈萨克人因为抗议而导致被遣返。

此外，报告还详细说明了中国的动机：“北京的策略源于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民族政策’及其全球‘软实力’目标。中国官方通信指示官员监视海外维吾尔人，将他们标记为‘失联’，并通过威胁其亲属鼓励他们返回中国。”它指出，中共将维吾尔团体视为人权信息的“关键节点”，使用间谍、恐吓和虚假信息对其进行打压。

最后，报告敦促各国政府将跨国镇压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并同时优先保护人权捍卫者。

三、中国的“周边传播”正在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

本周，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旗下的“边疆研究项目”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将其对外宣传工作的重心从全球转向其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增加地缘政治影响力。

这份报告深入探讨了由北京大学学者卢荻首创的“周边传播”概念，这一概念被视为一项新兴的研究和行动领域，旨在影响邻国对中国的论述。

报告封面

该报告的核心论点之一是，中国正在寻求基于“亲和力”和“包容性”等文化共性，来打造一个“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将服务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通过推广一个“中国新时代对外话语体系”，讲述中国善举的正面故事。

该报告指出：“这种方法将‘跨界民族’视为一种可利用的资源，因为共享的文化特质，如服饰、食物和语言，可以作为连接周边地区的桥梁，使当地民众更容易接受国家精心编织的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叙事。”这一策略的实施，旨在通过文化软实力，潜移默化地塑造周边国家的观念，使其更倾向于接受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主张。

报告提供了多个具体案例来阐述“周边传播”是如何付诸实施的。例如，一家位于尼泊尔加德满都的“中国西藏书店”，它被描述为一个“对外宣传的前线”。这家书店的使命是“推动中国文化元素深度融入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场景”。这种文化渗透不仅仅是推广书籍，更是通过具体的生活场景，让当地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和熟悉中国文化，从而在情感上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此外，报告还讨论了地名使用的转变，例如从“西藏”（Tibet）到“西藏”（Xizang）的转变，以此作为削弱西藏独立理念和彰显其国家归属感的一种方式。这种语言上的微小调整，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在文化和政治领域施加影响力的深层意图。

报告还指出，在技术层面，中国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来持续生成动态、算法化的宣传内容。学者刘元和陈思强调了一场正在出现的“认知战”，其战场就是周边国家民众的思想。他们认为：“这一策略的实施，不仅包括传统的媒体和文化交流，还正在向数字领域延伸。通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中国可以大规模、自动化地生产针对特定受众的宣传内容，从而在信息战中占据优势。”

报告表示，这种利用先进技术进行宣传的方式，使得信息传播的效率和精准度大幅提升，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塑造和引导舆论。

最后，该报告总结道，这些举措共同构成了中国在周边地区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的综合战略。相较于其之前的“全球战略”，“周边战略”相对成功，影响深远，值得国际社会持续关注。

相关阅读：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20480.html

一份盖着红色公章的答复书，从河南登封寄往江苏宜兴，纸面上的铅字冷静而坚定。

它躺在江苏诺盛律师事务所郭建新律师的案头，宣告了一次信息公开申请的终结。

郭律师想看看千年古刹少林寺的账本，而登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回应简洁明了：

方丈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他治下的寺院财务，已属国家秘密。

这份日期为2025年8月13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将两件看似无关的事精确地焊在了一起：一个著名僧人的倒台，与一本拒绝被翻开的账簿。

自此，通往少林寺核心财富的道路，不再由菩萨或清规戒律把守，而是由《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与第三十六条亲自站岗。

公众的好奇心撞上了一堵由法律条文砌成的高墙。

释永信倒下前，是中国最具权势的方丈，一个行走于佛堂与董事会之间的矛盾体。

自1999年执掌少林以来，他将一个破败的寺院，打造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根据公开报道，其名下“河南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投资了多家企业，业务横跨文旅、食品乃至医药。

少林寺的商标被注册了数百个，几乎囊括了所有能想到的门类。

2023年，这家公司甚至斥资4.52亿元，在郑州拍下了一块商业用地，准备修建：

一个地产项目。

在海外，少林寺的商业版图同样壮观。

据媒体指出，其分支机构遍布全球四十余处，甚至计划在澳大利亚购置土地，兴建酒店与高尔夫球场。

方丈本人则频繁出入名流场合，从联合国讲坛到Meta总部，袈裟的身影与现代商业的逻辑并行不悖。

他被外界戏称为“少林CEO”，一个更深入人心的称号则是：

花和尚、大商人。

传闻与非议，像香火的烟尘一样，从未在嵩山的上空散去。

价值不菲的袈裟，百万级的豪车，以及关于他与多名女性有染并育有私生子的指控，多年来一直是坊间热议的话题。

这些指控在2015年达到顶峰，当时他的弟子释延鲁一篇万字长文，将师父的“七宗罪”公之于众。

那场风波曾以官方的澄清告终。

一份2017年的调查通报称，针对释永信的经济问题指控缺乏证据，而最劲爆的私生女传闻，也被定性为：

未发现。

历史在此处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十年后，当释永信被多部门联合调查时，官方通报里的罪名与当年弟子举报的内容高度重合。

根据网络消息，其中包括挪用侵占寺院资金，以及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

当年被否认的，如今成了立案的缘由。而当年作为焦点的财务问题，如今则获得了新的身份。

根据2022年起施行的《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办法》，寺院财务应“定期以适当方式”向信众与教职人员公布。

这纸规定，旨在让阳光照进功德箱。

然而，当郭建新律师试图借此一窥究竟时，他得到的答复是，由于方丈的刑事案件正在调查，这些本应“适当公布”的财务报告，现在属于国家秘密。

这个逻辑链条完美闭合：

因为方丈涉嫌侵占，所以寺院的财务成了刑事案件的证据；因为是证据，所以成了国家秘密；因为是国家秘密，所以不能对你公开。

一场旨在反腐的调查，客观上却为财务黑箱加固了一把最坚固的锁。

公众对寺院每年数亿元收入与支出的疑问，最终得到了一份盖着公章的“无可奉告”。

一个旨在追求透明的法律程序，最终导向了更彻底的保密。

千百年来，人们总以为隔开神圣与世俗的，是寺院那道高高的围墙。墙内是晨钟暮鼓、青灯古佛，墙外是红尘万丈、利来利往。但他们错了，那道墙真正隔开的，或许只是账本的里外。

当信仰可以被量化为门票、香火与投资收益时，支撑它的就不再是经文，而是报表。

这世上最荒诞的戏剧，莫过于此。人们点燃香火，祈求佛祖显灵，殊不知佛龛背后，早已是另一套逻辑在运行。

看到每日经济新闻官方账号推送一条新闻：

《英法德意等6国领导人联合声明：乌应自行决定领土问题，俄不能否决乌入盟入约》

这则消息，让我震惊的不是泽连斯基提出的乌克兰立场，而是网民对乌克兰的群嘲。他们的理由千奇百怪，真是什么乾坤都能颠倒！

作为一名坚定捍卫国家主权独立的中国公民，我不能不认可泽连斯基对乌克兰立场的强调：

必须实现真正持久的和平；俄罗斯必须立即停止陆上、空中的战事，同时停止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的袭击；必须释放所有被俘的乌克兰军民以及让被带离的儿童回归。

所有对乌克兰至关重要的问题，包括领土问题在内，都应该在乌克兰的参与下进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为什么认可？很简单，乌克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主权国家。一个主权国家，自然要自主决定自己国家的事，这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道义的。不要扯什么加入欧盟北约会影响俄罗斯的利益。一个主权国家，想加入谁就加入谁，谁也管不着。你可以劝说它，制裁它，比如拒绝与它进行经济合作，联合他国孤立它都可以，在它有难时幸灾乐祸也可以。但你不能侵犯别国主权，除非是有联合国授权。这就好比你再不爽一个人，也不能诉诸拳头一样。

俄罗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乌克兰领土上展开军事行动，这就是明目张胆的侵犯，这是事实，而不是可以讨论的价值问题。俄罗斯都在用铁蹄践踏国土了，乌克兰奋起反抗岂不是天经地义？

但看文章后网民的留言，几乎清一色都在指责乌克兰的不是。

这位叫“爱吃萝卜的peter兔”的网友真是有意思。既然是俄罗斯“送”的，那乌克兰就应该对这位老大哥感恩戴德了。但是，俄罗斯的领土又是谁“送”的呢？照这个逻辑，我大中国有没有“送”俄罗斯领土啊？照这个逻辑，俄罗斯“送”的国家就太多了，岂不是大家都要对它感恩戴德、仰他鼻息？这位网友大概是跪久了，觉得跪着比站着还舒坦呢！

这位叫“弘毅淡泊”的网友就是这样弘毅的吗？首先，乌克兰还在反抗，怎么就被说成是战败国呢？俄罗斯已经收到乌克兰的投降书了？就这点历史逻辑，还出来阴阳怪气地评论，实乃国耻。再说乌克兰提的那些条件很苛刻吗？那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基本需求吗？像这种软骨头，在抗日战争时期恐怕早就去当汉奸了。恐怕侵略者的飞机大炮还在远处鸣响，他就要跪地求饶，甚至不惜残害自己的同胞来苟且偷生了。这种人有什么资格对那些英勇反抗的民族说三道四？更可悲的是，还有几百人给他点赞。这种阅读量几万的文章尚且如此，要换做是几千万的爆文，就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点赞了。这才是最可悲的。

像下面这种“强权即真理”“赢者通吃”的论调，我想诸位在网上也见识不少吧。

有一类网民，则是一副人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嘴脸：

“挨了几年还没明白为什么挨揍”

“泽连斯基还是没有醒悟”

人家挨了几年都没明白，而这位键盘侠早就洞若观火了，牛不牛？人家一国总统周围有那么多智囊都看不透，唯独这位民间键盘侠一看便知，看来我华夏真是遍地人才，随便拿出一个键盘侠都比人一国总统牛得多，他们不去世界各地当参谋实在太可惜了。

再看这位网民：

到底是乌克兰想打就打，还是俄罗斯想打就打啊？还说“哪有这样的道理”。这哪里是讲道理，分明是耍流氓。

一位网民说“欧盟看见俄美朋友害怕回不了本，开始捉急了”。

长期关注俄乌冲突的人都知道，欧盟其实一直就是这个立场，怎么现在来个声明就是“害怕”呢，欧盟坚定支持乌克兰自卫，哪里表现出害怕了？说欧盟“害怕回不了本”，不就是否认欧盟支持乌克兰是出于道义，而完全是出于自己的算盘忽悠乌克兰吗？这种阴谋论在网上也不绝如缕。

还有一种指责，就是凡讲到俄乌冲突，他们就开始拿巴以冲突来指责西方双标。

他们不知道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虽然看起来有些相似，但有很大的不同。

可是你跟这些网民讲再多理都没用，这些群嘲乌克兰自卫的网民，是反智主义者的典型。这类人总是以立场决定是非，以断章取义取代全面分析，以一己之私否定真理正义。他们缺乏基本的学识素养，往往没有能力也不愿意了解基本的事实，仅仅凭一些特定的信息就来论断是非。有时他们是“装糊涂”，出于特定的动机而出来胡搅蛮缠，把水搅浑，然后达到误导舆论的目的。

政治上的反智主义就是一种戾气很重的政治病毒，对人蛊惑最大，表现最为猖獗，任他们在网络上盛行，必然会降低国民心智，影响国家对外发展。

如此群嘲，只会拉低国人在世人心中的形象。

跟大家汇报一个事儿：

我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

以前我的认识不足，总觉得高等教育是个很神圣的东西，北京科技大学的班某娟处长，为自己的侄女董某莹开一个假的成绩单，这就玷污了学术纯正，也但污染了国家选拔人才的事业。

我四十好几、毕业二十多年的人了，还把成绩看得这么重，太学生气了。

大家不要学我。

我们应该怎么认识这件事儿呢？

我给大家分享四个心得：

1.分数就是个数字，没那么重要；

成绩高或者低来判断一个人该不该读医学博士，这是白专道路，让最忠诚的人来读博士，这才是关键。

考分低的人多了，不一样拯救世界嘛。

2.物理和化学课程没这么重要；

有人说物理和化学没学好，就不能学医学，乱弹琴！华佗和张仲景学过物理吗？孙思邈和李时珍学过化学吗？

一个人只要热爱传统文化，敢于用针和斧子，或者思政、道法课学得好，一样可以成为优秀的医生。

班处长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大智慧，才越过了物理和化学考试，直接给董小姐出具了成绩单嘛。

3.成绩不一定非得考试才能给的

答案是否定的，谁说成绩一定要考试？

可以赋分嘛。

很多人过去也没有缴纳过社保，但是做出了贡献，这叫什么？

这叫视同缴纳。

同样，董小姐在巴纳德学院和美帝纸醉金迷的风气斗争了四年，这能不算贡献吗？她以一己之力，生生变成了哥大的大姐大，这算不算中国妇女海外求学的优秀代表？肯定算，这么一个王院士都亲口称赞的人，班处长直接给她赋一个物理化学的成绩，视同优秀，怎么啦？

4.姑姑提拔侄女儿，一定就是私心吗？

今早有位读者教育我，说我们搞自媒体的都是脏心烂肺。

薅住了一个热点写了那么多，肯定是坏人。

我想了想，确实有问题，我这个人觉悟低，遇到事情把人往坏处想。

毕竟董小姐虽然有闹情绪的情况，但人家学医一年就给患者开刀，也从来没开死过一个人对吧。

这不算天赋异禀，至少也得算学有所长嘛。

而且，人董小姐的职业生涯当中，至少没像湘雅刘翔峰那样，强迫没病的人做手术对吧。

所以，班处长完全可能是看到的自家侄女宅心仁厚，适合当医生，才冒着被群众不理解、指指点点的风险，给她开了调整过的成绩单嘛。

为国选材，这一刻人家不是什么姑姑、处长，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是一个伟大的老师！

反倒是我们这群觉悟很低的人，太肤浅了。

为什么就觉得成绩单不能做？为什么觉得成绩单不能改？

谁说做了假的成绩单就要下课的？谁说做了假成绩单，就要开除公职的？

为了鼓舞干劲，调整一下个别同志、个别单位的成绩单，可以理解的。

对了。

我刚看了看报纸上对这件事的评价。

又看了看评论区。

人民日报评“肖某、董某莹事件”最新通报

我要向那些留言的群众看齐：

要把通报看作喜报看；

把坏事当作好事看；

要把犯错误的肖某和董某莹，当作得了诺贝尔奖的同志来团结。

我以后就正能量了，请大家一定要监督我！

谢谢各位！

董袭莹的最新通报，看得我愤怒不已。

那么长的链条上，每个关键节点，都有人给董袭莹一路违规开绿灯，那么多环节，那么多人，都愿意违规帮助董袭莹，是董袭莹家大业大，还是董袭莹人缘好，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通报没说，是怕我们小心脏受不了吗？

坏消息是，董袭莹没有一个环节是合规的。好消息是，七年来，只给董袭莹一个人开了绿灯。

出问题的只有董袭莹，协和4＋4的同学们都关过了，恭喜你们。

通报的措辞貌似很严厉，我看到媒体总结说什么“5家机构19人被问责”。但问题是，19个人没有一个被开除的，最严厉的也不过是被撤职，最轻的居然只是所谓的诫勉。

就这样无关痛痒的自罚三杯，他们竟然还郑重其事地发评论，说什么“绝不姑息”。

说实话，通报你们爱怎么写怎么写，我们也不能怎么样。

但你这样搞了之后，还要自我表扬一番，甚至要让我们为你们拍手叫好，就有点恶心人了。

19个人，这么多人，放弃了职业操守，甚至已经涉嫌违法犯罪，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被上了法律手段，没有一个人付出了相应的代价，怎么有脸说绝不姑息的？

怎么有脸说的？

近日，广东为了防基孔肯雅热，开展了很多灭蚊行动。

因为我就在这里，刷短视频也能刷到当地人发的信息，所以对现在的防疫措施有一定的了解。

前几天，湛江有防疫人员趁家长上夜班去人家家里给小孩子抽血已经上了新闻。

最近又看到一件事情上了媒体。

佛山为了防疫把菜地都挖了，动用挖掘机平地，为了灭蚊也是兴师动众。

重型机械来灭蚊，真有种高射炮打蚊子的既视感。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在楼顶的花园都被清理了。

天台的花园，把积水清理了就可以了，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吗？动用这些大型机械不需要用钱吗？

感觉又回到之前防疫层层加码的老路上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看广州的消息，有很多机构防蚊不力还被处罚了。

为了不被处罚，只能不断加码。我做到极致，还有蚊子，只能怪蚊子太狡猾。

于是我看到有很多人入户检查消杀。

没有人在家怎么办？

那就破门而入。

没想到为了追杀蚊子，能做到这个份上。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为了防蚊居然把别人的房子拆了。

这些房子虽然是危房，但是如果要拆迁，那还是要赔人家钱的。

就这样以防蚊的理由把房子就拆了，不知道赔偿到位了没有。

还有大量喷杀虫剂杀蚊子。

甚至有的地方还搞出来红标和绿标来，入户检查合格了发绿标。没有检查发红标。这场面有没有似曾相识啊。

几十年前灭四害的经验又有了发挥的空间。

我知道这些防疫人员也很辛苦，但如果方法不对效果就不会很好。

我们看这些工作人员的处理方式，思路都集中在两点。

一是清除家中积水，不要给蚊子留下产卵的地方。为此不惜把菜地毁了，花园毁了，房子拆了。

二是大面积消杀。

我住的这个小区前几天就进行了一次大面积消杀。所有绿化带里面都喷了农药，我看地上很多昆虫的尸体，甚至蟑螂都躺在路上了。

确实有一两天的效果，但今天我就明显感觉到蚊子比以前更多了。

我坐在凳子上，被一群蚊子追着咬，我儿子也被咬得满腿包。这在消杀之前可没有这么多蚊子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想这跟大面积消杀破坏了生态系统有关。

因为整个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河网密布。除非你把珠江给盖得严丝合缝，否则蚊子始终都能找到繁殖场所。

老百姓家的那点积水，和珠江水系里的蚊虫相比，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只盯着老百姓家里的积水，花草菜地，而对珠江水系无能为力，这就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我在的这个小区，就在一条河旁边，前两天的大面积消杀的确杀了蚊子，但同时也把蚊子的天敌也给消杀了，蜻蜓，蜘蛛等蚊子天敌一起被消灭了，破坏了生物防治的基础。

而蚊子的繁殖周期是很短的，但其天敌的繁殖周期却很长。人为的干预只会让脆弱的生态系统崩溃。

这就造成了这一轮新的蚊子飞出来，没有天敌，消杀也不可能天天搞，所以蚊子比以前还要多。

你以为大面积消杀是在灭蚊，其实是在帮助蚊子，灭了蚊子天敌后，新的蚊子就更加疯狂了。

而现在疯狂查家中积水的方法，我感觉也是有问题的，蚊子不在家里产卵，它总不可能憋着不产，无非就是飞远一点，找到珠江水系，在那里产卵也能孵化大量蚊子。

所以，一味的堵并不能消灭蚊子。

有人说我光是批评，不提解决方法。

面对这个问题我就提出一个解决方法：堵不如疏。

不要清除积水，而是人为给蚊子制造很多适合产卵的容器，容器中加水，然后再加入洗衣粉。洗衣粉溶于水后会在水面形成一层薄膜，这层薄膜会堵塞蚊子幼虫的呼吸管。导致它们无法正常呼吸，最终死亡。

每家每户的阳台上都设置这样的陷阱，就让蚊子就近产卵，然后被消灭。总好过让这些蚊子飞到珠江水系里去大量繁殖。

我在我住的很多地方都这样操作过，在蚊子多的地方，放半桶洗衣粉水，隔一段时间去看，桶底有密密麻麻一片的蚊子尸体。

试想想。如果佛山那边每家每户都布置这样的陷阱，蚊子就近产卵，而不用集中到珠江水系里，这样做的效果会不会比堵住蚊子的繁殖点要好。

现在的防蚊方法，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无法杀灭珠江的蚊子，放点鱼也是杯水车薪。

有这样一个主基地在，蚊子永远无法消灭。而且广东经常下雨，一下雨就有无数水坑，那也是蚊子的天然繁殖地。防疫人员能挖了菜地，能硬化所有土地吗？

而如果再人为大面积消杀杀灭了蚊子的天敌，那蚊子就会越来越多。

现在动用挖掘机，吊车等大型机械，这些花费可是很大的。这些费用又是谁在买单呢？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灭蚊高招吗？欢迎留言讨论。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30期：她妈妈是聋哑人，她爸爸是残疾人，他们说不出来，我们来说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7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条，刊登读者投稿3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8月9日—16日，这一周。

一则关于社会保险的法律解释引发了“全民强制社保”的网络热议，话题源头是最高法于8月1日发布的一则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其中提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论以何种形式约定不缴社保，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解释将从9月1日起施行）因此，许多解读者都认为，既然任何“自愿放弃社保”的约定均无效，那用人单位出于合规考量，就必须给员工缴纳社保，也就衍生出了“强制社保”的结果。这类解读自然被官方批评是“误导公众、制造混乱”，因为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缴纳社保本就具有强制性。但显然有关的担忧也并非“狼来了”，例如已有上海包子铺打出新招聘，只要60岁以上的店员，因为“自带退休金，无需缴纳社保”。

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者和用人方之间就普遍存在着“不缴社保”的情况，而这也成了双方之间可弹性磋商的砝码 —— 不缴社保就多给点现钱，缴纳社保就少给点工资，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但强制社保的推行，意味着这些社会领域的灵活性消失了，以至于出现“就业者面临收入下降、失业风险”、“激励老年人再就业年轻人啃老”等担忧。当然，也有声音指出，强制社保的规定其实早已存在，如今是要求从“宽松执行”转向“刚性落实”，作为一种必要的兜底保障，它有利于劳动者的长远福利。但很快网民对于社保问题的讨论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假设“强制社保”真的很必要，那现有的社保制度本身，真的划算吗？足够公平吗？

在微博、知乎等平台流传着许多“自费买社保是否划算”的帖子，人们得出的结论几乎一致：社保（涵盖五险）中的养老保险存在着缴费限制、领取限制、类型差异、地区差异等，再叠加中国已出现的养老金亏空、经济衰退风险等，算来算去，虽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庞氏骗局”，但其收益性的确不容乐观，甚至比不上一些低风险的稳健理财方式。当然，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当下的社保制度本身就存在严重不公，而养老金更是长期以来都在积累民怨。在“双轨制”改革前，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无需缴纳养老保险，退休金由国家财政统一发放，而普通企业职工则需自行参保，待遇更低。为了合理化制度差异，官方还创造了“视同缴费年限”这一概念，但它不仅埋下了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也违背了平等原则，有人就问道：“某人补缴40年的个人社保费用才能获得与某领导同等的养老金待遇，这公平吗？”

除此之外，国家财政对于不同群体的养老补贴也存在巨大差异。广大农民群体不仅被排除在“视同缴费年限”之外，而且基础养老金水平极低，往往只有城镇退休职工养老金的零头，这也让他们成为了“被遗忘的群体”。早在2014年，就有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报告显示，全国城乡人均养老金水平相差24倍。如今在并轨改革十年之后，城乡之间、体制内外的养老金巨大差距依然存在，是两种国民待遇的延续，是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2025年3月，总理李强宣布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月最低标准提高人民币20元，个别地区农民的每月养老收入因此大涨14%，引部分网友调侃“表面施恩实则羞辱”。财新网就在一文中直白的点破了这种制度性不公——“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现收现付主导的职工养老体系的实质是乡村父母抚养的子女进城工作，给城里的退休职工养老。”

此外，随着中国迈入人口负增长和低生育率陷阱，年轻一代面临的负担也愈发沉重。近年来已有媒体报道称，一些年轻人选择断缴社保，因为“生活压力大、看不到未来”，同时也“不信任社保的回报与意义”。而微信作者彭远文则表示，中国社保缴存比例过高，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池塘里的水越来越浅了，抽水机抽得越来越急了”、“因为制度先天不合理，所以强制才有问题，制度执行越严格，问题就越严重”。也难怪有人最近将强制社保比喻为“收入税”，因为它暂时只是让人看到了强制与负担。诚如网友所言“年轻人一开始发现到老保障不了老年生活，后来才发现延长退休后活不到保险兑现，再后来才意识现在的社保实际上是一种税！”

本周，发生在澳洲的一起豪车交通事故也受到了广泛关注，一名年仅23岁的华人女性杨兰兰驾驶劳斯莱斯迎面撞上了一辆奔驰车，导致对方受到重伤。有报道称，杨兰兰非常富有并拥有其他豪车。于是在中文互联网上，出现了大量与杨兰兰有关的传言，且大都说她是一名“天龙人”、“贪二代”，甚至可能是“红二/三代”（因为名字是ABB组合），巨额财富或来源不明、来路不正。其中也有一些夸张的谣言，例如说杨兰兰被天价保释，金额高达7000万澳元（相当于4亿元人民币），例如说杨兰兰账户上拥有2700亿澳元存款（约1.35万亿人民币）。而“杨兰兰”一词一度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相关搜索包括“杨兰兰是谁”、“杨兰兰是谁的后代”等。

当然，杨兰兰本身的举止神秘也加剧了人们的猜忌，澳媒还发现杨兰兰的身份相当可疑，无社交媒体、无注册企业，甚至没有领英个人资料，是没有数字痕迹的“透明人”，这在网络时代非常罕见。也有人认为，杨兰兰或许并非什么“天龙人”，只是因为近年有大量通过不正当手段积累的巨额财富被转移至海外，成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她的奢靡生活因此格外扎眼，进而成为人们新的怀疑焦点。讽刺的是，中国现行规定限制每个公民每年购汇额度为5万美元，最近甚至要求单笔向境外汇款超过5000元人民币就要核实汇款人身份。有网友调侃“财富可以低调，但不能神秘得像一场行为艺术”。与此同时，杨兰兰开始在墙内互联网上消失，相关微博话题及多篇微信文章遭到屏蔽，网络审查力度远远超过了李欣X（被网暴的大连工业大学女生）、董袭莹以及杨X媛（武大图书馆争议事件女方）等热点事件的主角。最终她也被送进了装有海量敏感词的信息黑箱里，而这恰暴露出一种吊诡：毕竟在中国，“不可言说之人”本身就享有不容触碰的信息特权。

一周关注：

• 【网络民议】在加工资，和发福利前，他们选择了放贷

8月12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公开发布《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提出从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期间，居民个人使用贷款经办机构发放的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业务）中实际用于消费，且贷款经办机构可通过贷款发放账户等识别借款人相关消费交易信息的部分，可按规定享受贴息政策。

• 【立此存照】军迷战术板｜震撼！南海凌晨惊雷，052D“神盾”一声怒吼，菲舰当场破防！

8月11日黄岩岛“史诗级”对峙全程高能回顾。“轰！！！”一声巨响撕裂南海的宁静，万吨巨浪被钢铁舰艏劈开成两半！8月11日清晨 5时42分，我海军052D型 “桂林舰”（舷号164）与海警3104舰左右夹击，以雷霆之势正面撞退菲律宾海军 “苏禄安” 号巡逻舰，并当场驱离 35 艘菲方挑衅渔船！场面震撼，全程情节紧张刺激。

• 旧闻评论｜社保的强制及改革之愿
• 往事和随想｜“退休金要有一个额度”，兼谈明年养老金应该怎么涨？
• 往事与随想｜谈一谈中国社保的高存缴比例
• 往事和随想｜农民养老金十问十答
• 回到2049｜“强制社保”的公平问题
• 镜相工作室｜四个小老板和一名劳动法律师眼中的“社保新规”
• 大何崛起｜有人视同缴纳，有人视同没缴，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
• 【404文库】往事和随想｜中国社保高缴存比的五宗罪

一个消息传来，今年9月1日政府将落实强制社保规定，有人形容为影响波及个体工商户的雇员。已有上海包子铺打出新招聘，要的是60岁以上的店员，他们带退休金，无需缴纳社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新世相，有隐痛有讪笑，好像也抵消不了什么。强制社保在舆论场的评价，整体上是不高的，因为政策周边的疑问像泡沫一样增长。

• 【404文库】基本常识｜见不得人的兰兰，见不得光的财富
• 【404文库】审丑时代｜杨兰兰的瓜，越看越狗血
• 【404文库】澳新华人家传｜全世界都在问：谁在诬陷兰兰？

之所以有人相信兰兰女士掌握着数以万亿的财富，是因为中国有数量众多的巨贪和巨富人士将家人或情妇安顿在海外，并源源不断从中国转移资产以维持其奢华生活。这些被转移到海外的巨额财富里，干净的当然也有，但比例只怕是微乎其微。这也很难责怪大家形成一种偏见：凡是遇到嚣张跋扈，巨额财富来源不明的年轻人，就默认其财富来路不正，见不得光。见不得人的兰兰，见不得光的财富，尽管目前还不能100%确定背后有犯罪行为，却是绝大多数人的一致判断。

一周惊奇：

• 【立此存照】中国新闻网｜男子发12字评论被拘，当地启动调查
• 上观新闻｜“还在搞豆腐渣工程，统一招牌？”男子发12字评论被拘
• 亮见｜发12字评论被拘5天，翻案却花了两年！
• 玖奌杂货店｜说人说话，让人说话，让人说话

岳阳日报报道，湖南岳阳湘阴县居民肖某良因网上发表有关评论被行政拘留一案，近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记者从岳阳市委政法委了解到，目前，湘阴县公安局已履行再审判决，并按要求支付人身自由赔偿金。针对该案涉及的执法司法行为，岳阳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启动调查程序，并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 【404文库】水瓶纪元｜强体制小城执行“禁酒令”后，谁为“整风”买单？

几乎每个人被问到“有没有试着偷偷出去吃饭喝酒”时，都展示出了令人惊讶的恐惧：“微信定位都能查到的”“他们能用卫星拍到人”“酒店窗户都有无人机出来检查”“纪检委的人有种眼镜，戴着拍照就能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在许多公职人员心里，仿佛天网恢恢，稍有不慎就会被“抓”。而这些缺少现实依据的理由有的来自私下口耳相传，有的在短视频中被广泛转发。对“上面无所不能”的想象，实实在在地震慑了许多人。

• 南风窗｜“可以不穿裙子了”，空姐原来这么无奈

8月，山东航空推出了新制服“青未了”，新制服供女性空乘自选裤装或过膝裙，高跟鞋也被更轻便的平底鞋代替。改换制服的本质，是将安全、实用与效率前置，而非审美。相较于裙装与高跟鞋，平底鞋和裤装可以降低颠簸摔伤风险、方便乘务员处理紧急情况，提高服务效率。接受采访的女性空乘人员告诉南风窗，这种职业精神，正是她们进入这一行业时的期待与自我要求。

一周讽刺：

• 【404文库】建设性意见｜我还以为协和4+4真的调查整改了呢……
• 【404文库】就叫熊太行也行｜赢了！协和董小姐她姑保住了党籍和退休金
• 建设性意见｜要摘掉一个坏人的编制有多难？

如果有一所顶级院校的医学博士学位，可以通过伪造本科成绩申请入学，没有大学物理、化学基础也能通过平时考试，抄袭他人已经发表的论文也可以毕业，全程只要有人打招呼就能一路绿灯……你猜，会有多少权贵子弟走这条捷径？如果告诉你，这么一条漏洞比筛子还多的博士捷径，7年来只有董小姐这一位天选之女发现并走通了，你，信吗？没想到，8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正式的调查处置问责通报称：对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其他学生的入学资格情况进行核查，未发现存在违规情形。

• 没品驴｜宣告失败的共享家园，夺走了上海主理人的主体性

因为共享家园的代表人物@耀城正能量 已经在昨天宣布：共享家园干不下去了，全都拆了吧！项目失败的原因，视频里并没有详细解读。是有群众里的坏人“白天干活我睡觉，晚上米饭我框框造”？还是说这场行为艺术，终于发展到了最还原历史的一集？我们不得而知。没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不需要为这位共享家园主理人的生计发愁/有网友发现，在操办共享家园大业之前，@耀城正能量 的饰演者王耀城，曾是一家小众独立时尚珠宝品牌的主理人。

一周声音：

• 张3丰的世界｜发声的代价向来巨大
• 六神磊磊读金庸｜连宁县校服都不如，杨兰兰背景牛不到哪去

因为被拘留，邓建国就成了“有问题的人”，他失去了工作。家里人不理解他，于是也只有离婚了。在申诉的过程中，周围的人可能也觉得他是“神经病”，于是他也就真的抑郁了。这是一个极端个案，但也是一种普遍的处境：在这片土地上，“发声”往往意味着很大的代价。权力的打压只是一方面，更严重的是来自社会（甚至包括自己家庭）的孤立。

• 西坡原创｜帝国崩溃，利好普通人

我们通常持有的“帝国黄金时代”“黑暗时代”的观念，是帝国精英视角。事实上，帝国昌盛的时候，普通人不一定昌盛，帝国倒霉的时候，普通人也不一定倒霉。举个我们自己的例子，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存在，但历史的另一面是“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如果你是减掉的那一半可能就开心不起来了。

• 张小号｜新闻质量，一去不返

如今的新闻，火的快，过去的也快，上周的热点，这周已经没几个人记得。瓜田里生机勃勃，但同一个瓜秧下，吃瓜群众聚的快散的也快。但来去聚散之间，真相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就拿武汉大学图书馆的事，到现在还在网上吵。尽管这事因为法院判决之后再度引爆，但网上还是质疑重重，对立双方人马仍各执一词。我在想这要是在以前，会不会有电视台把双方当事人请过来，做一期节目，双方坐一起把事说清楚，再请几个专家，几十个观众一起理性的说道说道。

• 【旧闻重温】新京报传媒研究｜杜骏飞：写给下一个天津港

我想说的是，当我们试图控制网上的某个消息时，首先应该问一个问题：这个消息是应该被控制的吗？同样，当我们试图控制网上的某个风传一时的谣言时，首先也要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早点把可以抵御谣言的真相和事实告诉人们？后来，政府出面做了大量的辛苦的工作，也包括宣传上的努力，但是传播学意义上的混乱结果，是已经注定了。就像有个医学专家说的那 样："这3天的时间被传言占领，政府尽管做得很不错，毕竟在和病毒争夺控制公民意识走向和活动权的斗争中，失去了3天宝贵的时间。"

• 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出门总要背着井的青蛙父母，没必要带孩子出门

他们以为让孩子去博物馆、去旅行，就能开阔视野，但如果看到一张旧日女工照片（而且这些女工作为开放初期的务工群体，早已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人生转变和跨越，是时代的受益者）就以“不好好学习，就只能做牛马”来教育孩子，那么孩子逛再多的博物馆、去再多地方，也只能在父母的低层认知里打转。

一周故事：

• 冷杉RECORD｜超龄农民工，在零工市场「退而不休」
• 青年志Youthology｜当“能坐着”成为一种工作福利
• 工事有料｜座上荔枝甘，座下指犹酸——奶茶爆卖和外卖大战的剥削真相

连续几日的暴雨后，14位零工消失在上工路上。这是不久前的山西大同，2025年7月27日，一辆载有14人的中巴车在谷前堡镇附近因强降雨失联。救援队事后打捞出的10具遗体显示，遇难者均为前往摘辣椒的当地村民，大多是中老年女性零工。她们冒雨出发，只为挣一两百元贴补家用。看到新闻后，王欧心情复杂。他想起一年前的河南平顶山叶县，一辆轻型厢式冷藏货车违规载人，导致因加班太晚而搭乘该车的8名女工遇难——连续两年，相似的悲剧背后，折射出太多农民工的脆弱与无奈。

• 剥洋葱people｜缝纫机与透析机：尿毒症工厂里的生存实验

老裁缝终于坐回缝纫机前，生计和尊严都回来了。两年前，听说广州有服装厂专收尿毒症病人，待业多年的43岁尿毒症病人张顺，从江西老家赶来。没带什么行李，除了三支缝纫用的旧锥子。厂里都知道来了个“狠人”——早七点多到，晚十点多才走。揽最多的货，布料把缝纫机桌面铺满，剩下的堆在腿上。踏板“踩到飞起”，“下一件永远要比上一件快。”再后来，他要和“普工组”的健康工人争货单，比试工作量。

• 歪脑｜东德斯塔西博物馆： “只有在梦中，我才是自由的”

斯塔西（Stasi），是Staatssicherheit的简写，意即“国家安全”。从1961年起，斯塔西就如影随形渗透到每一个东德人的生活里，监控思想，防止境外势力颠覆。同样斯塔西也会刺探西方国家情报，当中最有名的是他们安排间谍纪尧姆在时任西德总理布兰特身边，纪尧姆最终成为总理左右手，窃取西德不少最高机密。德国的朋友跟我说，以前斯塔西潜入异议人士家中，会刻意留下痕迹，如轻轻调整沙发的位置，让回到家的人体验到赤裸又深入脊髓的恶寒。这在德语中名为“Zersetzung”（心理侵蚀）。

• 没药花园｜朱令昨日安葬

朱令的骨灰今日安葬，受场地等诸多因素所限，仅邀请20多位亲朋参加葬礼。爱女已入土为安，特此公告。感谢救助基金以及海内外所有捐助者的帮助。感激公墓方关照，能够与姐姐吴今相伴。感恩国内外各界爱心人士的关心和付出：亲朋挚友们为了帮助查找病因发起了首次网上救助行动；医护工作者们数十年如一日参与救治与护理……

最近都没怎么关注某些地区的“基孔肯雅热”，所以也没想到，人类奇葩行为，又进一步升级了。

给下水道的井盖装“纱窗”。

新闻里说他们的操作“硬核”，太谦虚了。这哪里是什么硬核，这简直就是无敌。只不过很好奇，雨水把垃圾、树叶带到纱窗上，那是不是本就容易内涝的地方，积水就更轻而易举了？

内涝和防蚊，他们选择了防蚊。

然后怎么办？反正小姨子大舅子多的是，给他们开的保洁公司派任务，最后落到保洁工头上，一个一个的去清理下水道盖板上积存的垃圾呗。

能让清洁工顶着高温在几吨的垃圾里翻手表，这点事，算什么。

经济流转了，垃圾也清理了，甚至工作岗位都增加了几个，简直就是天才啊。

只是我不明白，这样的代价和这样的成果之间，是否匹配？或者说，蚊子，又真的能够防住吗？

在某社交软件上，早就有网友对此提出了疑问：灭蚊，1个人干活，8个人围观，出9个人工资。

而另一地的广播电视台也发表了类似的内容：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拿起扫把清理下水道周边的树叶以及井盖里面的淤泥，他们默契配合工作，认真测量下水道井盖的尺寸，精心裁剪纱网，防止雨水进去孳生蚊虫……

看看这些用词，默契配合、认真测量下水道井盖的尺寸、精心裁剪纱网。估计用不了多久，新一批生产的井盖上，要增加防蚊窗纱了，成本提高，预算提高，皆大欢喜。

只不过一到了下大雨的时候，再也不用下水道检验城市的良心，因为井盖会教你做人。

可若真出现那种情况，给周边生活的人们造成损失，曾经拍屁股的那个人，又需要为此担责吗？

我想，大概率是不必的，因为他们是为了“防蚊”。

只要有了理由，尤其是为了公共安全，先别问做的事情合不合适，效果好不好，代价大不大。你只要知道，出发点是好的就够了。

这便是某些人的逻辑。

可我们都知道啊，“基孔肯雅热”这样的疾病，致死率非常非常低，跟流感的致死率都没法相提并论。而且，它也不会人传人，它只能通过蚊子传播。

所以，需要这般如临大敌的态度来对待吗？

今天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已经有网友称“还没下雨便出现积水”了。那些水，可能来自生活用水，也可能是一些工业、农业的渗漏。可无论是哪般，它都积存了起来，会成为蚊虫的另一个“家园”。

你根本无法彻底的杜绝蚊子，这一切，都将成为无用功，这就是大自然和现实，他会在蚊子该消失的时候让它消失，冬天来的时候。

不断有人在说传染病、疫情，可其实他们连“基孔肯雅热”的特征、危害以及传播介质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只是看到兴师动众，就感到害怕，也感到心安。

害怕，是因为这疫情；而心安，是有人在防疫。他们觉得，自己又白白捡到了一次“无代价的健康”。

殊不知，真正的传染病不只是蚊虫所带来，还有那些行为本身。那些行为之中，有人得到岗位，有人得到利益，还有人得到权力的快感。

国家卫健委领衔的调查组公开了董小姐一事的报告，对19个人处以党纪政纪处分，其中看起来处分最重的是董小姐的姑姑班晓娟教授。涉及到一个已退休院士，说是批评了一下。整体看，罚酒19杯，不喝也得喝，因为喝完事了拂尘去。

舆论对这个报告是不满意的，原因有二：一是全是纪律处分，没有治安处罚或追求刑责，比如伪造成绩单属于什么性质，调查组点到为止；二是这些托举东董小姐的院校骨干，凭什么那么干，调查组仅仅记录了董小姐的一路绿灯，没涉及谁是大王。

对于这两大疑惑，人们完全可以自己打圆场。例如，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虽然没有点全名，但写到调查报告里近似公开羞辱，差不多得了；报告只是报告罢了，不是为了揭示真相，关系网中人，难得糊涂就好，吃饭砸锅的事不能干。

真相不是国字头调查组的首要任务，那从有破有立的角度看，它似乎也有考虑的。在“破”上蜻蜓点水，连一张纸的厚度都没破过，但在“立”上倒是很用心的。那就是，协和4+4没破有立，从而瓦解了舆论中最激烈最集中的质疑，拒绝翻旧账。

像百分之九十九的调查报告一样，如果把社会质疑比作1，官方最后给出的答案都是小于1的，绝不会大于1。官方调查组已经信了，公众只是要一个以调查为名包装的“糖果”，至于它能解渴还是能抗饿都不是关键。调查组的自在，和舆论的不自在形成持久张力。

这种张力属于体制内外的张力，属于民间与官方之间的张力，比性别对立要重要得多，因为这种张力之下，无论男女，一律通杀。这也不是煽动对立，而是提示董小姐的调查看似圆满，实质上在人心上砸出了更大的坑，而这个坑会塌陷成无边黑洞。

执政党讲自我革命，从很高的高度追求自我革命，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对于党员数量过亿的全球第一大党，董小姐调查组的结论虽以党委名义做出，可仍免不了一个诘问：如此恶劣的教育舞弊案，有纪无法是不是背离了自我革命的要求？

杜绝用形式主义来治理形式主义，始终是执政党在维护形象和声誉上向民众作出的承诺之一。董小姐拿着伪造的成绩单，一路过关，所有的审核审查沦为形式，这种用学阀、官僚作风拿捏程序正义的形式主义，在调查组的结论中有任何触及吗？

在一个流行用调查组来“终结”民众反响强烈的社会事件时，已经制造了两个巨大的现实：调查组的结论并不被人们心悦诚服地认可与接受，调查组的工作成效收受到严重质疑已是常态；调查组自我赋权，为调查的权威性背书，问题是谁来审查调查组的结论？

教训的本身不该仅仅集中在如何查办上，这是明的事实，更应该集中反思暗的部分，亦即：19名党员干部为董小姐张罗锦绣前程，如果不是她因婚外情败露，她是不是就可以靠关系网络荣耀地生存下去？若不是董小姐自毁长城，调查组能有任何作为吗？

不同级别的调查组频繁涌现，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当代中国的政治景观。调查组模式看似解决了问题，可长此以往，却形成了用调查组来应对问题的习惯，而没有认识到这是作风问题复发与反弹的表现，调查组就会沦为另一种形式主义。

舆论批评调查报告处罚轻微、避重就轻，对人命关天的教育舞弊高举低放，对董小姐打通关的高校腐败、医疗腐败视而不见，好像董小姐是天外飞仙而不是腐败土壤开出的花果，所有调查组组成单位又是如何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的？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吗？

从前，社会大众期待调查，热盼调查组，以为它是一种紧急情况下的控权方式。可现在呢，民众在一次次失望后形成了新的舆论认知，认为调查组是另一种形式，是具体舆论事件中自我赋权而非自我革命的延续。董小姐这件事的社会反响郁结在此。

如果从上述角度看，以董小姐私情牵扯出的跨院校教育舞弊案，虽说宣布董小姐及其背后人等软着陆，不会得到更重的法律惩处外，从舆论不忿的指向看，其实象征着调查组在民意民心上的“硬着陆”。董小姐他们是被疼爱了，看透这一切的社会痛苦却在继续。

广东的基孔肯雅热“疫情”，已经延续了一个多月。各地的运动式“防疫”，愈演愈烈。

什么给小孩子抽血，什么破门换锁，什么全城砍树冠，全城清理私人绿植，什么全市大扫除，什么给下水道装防蚊纱网，什么拆除冷巷，什么出动吊机搬走天台杂物，什么入户排查积水……比新冠疫情时期生猛百倍。

新冠防疫的要点是封控，不让你们动。基孔肯雅防疫的要点是动你们。

上面所说那些还不算“防疫”狠招。真正的狠招是：全省各城都在疯狂喷药水消杀。

坐标广州，天河、越秀。

随便出门逛逛，不管哪条路，总能看到“消杀队员”们拿着喷枪在路边喷洒药水。

城中村更甚。穿环卫工制服的人三五成群，背着设备，举起喷枪，向两边墙壁和空中到处乱喷，不管有没有行人经过，反正朝你脸上头顶狂撒药水。

我回小屋子喂猫就遭遇了两三次这种“生化危机”，窄巷里白雾腾腾，怪啸连声，即使以百米冲刺速度屏住呼吸快步逃离，每次都鼻子堵塞、眼睛剧痛。

小区里当然也是这样。一早醒来，就听到远处喷枪的呜呜怪啸，然后就开始到处仙雾缭绕了。

我住在小区里。早几天晚上十点多，刚吃完饭在喝茶，听得窗外露台上忽然响起像冲击钻一样的厉啸声，以为什么鸟人居然胆敢深夜装修，开门出去一看，竟然是一个黑衣人带着一个穿环卫工服装的家伙，背着装备，拿着喷枪，沿着人行楼梯一直走上来，边走边到处乱喷。整个露台顿时毒雾弥漫，一股恶臭味扑面而来。这俩杂碎喷完露台喷走廊，沿着住户通道乱喷，再一层层往上走，每层楼都喷一遍。

问候完这俩杂碎的家人，我马上打电话报警。当然是没用的，警察例行嘻嘻哈哈，话术策应。次日，街道志愿者来检查卫生，我问那是你们街道安排的吗，回复说“会跟居委会反映的”，理由是附近出现一个病例，需要安排相关人员进入周边的居民楼消杀。

所以，现在不光每天早午晚在路边、街巷和小区空地消杀，还要随时进入居民楼消杀。

消杀喷的杀虫水，那是含毒农药。

即使是最良心的杀虫水，都是必然含有拟除虫菊酯的。尽管生产厂家声称拟除虫菊酯高效灭蚊和对人体低毒，但那就是一种不折不扣农药。

根据美国国家生物信息技术中心官网的介绍，除虫菊酯和拟除虫菊酯类会通过皮肤、黏膜、呼吸道等由人体吸收，近距离大剂量接触会导致儿童和成人哮喘病急性发作以至死亡，长期接触会导致肺炎、胸痛、癫痫，短期接触会导致头痛、肌肉颤抖、抽搐、昏迷等神经毒性症状。实验表明，拟除虫菊酯类会导致老鼠出现甲状腺癌、肝癌、混合性腺瘤。

根据该中心引述中国大陆一篇2016年的论文，暴露于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下，会增加儿童患脑瘤的风险。

另一篇2012年的论文，显示暴露于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下，会增加儿童患白血病的风险。

另一篇2019年的墨西哥论文，显示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具有遗传毒性，可诱导基因重排、改变基因表达并修改DNA，促成淋巴瘤和白血病。

广东和广州相关部门没有透露在每天多次的灭蚊喷雾中，具体使用拟除虫菊酯类下的哪种农药。

但长沙卫健局8月12日对光明网说过，他们使用的药物包括“氯菊酯、氯氰菊酯、醚菊酯等”。

根据相关研究，醚菊酯对人体存在低毒性，但氯氰菊酯对人体构成中等毒性，通过皮肤接触，会导致麻木、刺痛感、痒感、灼烧感、膀胱失控、运动失调、癫痫发作等症状，甚至有可能导致死亡。实验中还会使哺乳动物丧失生育能力。

这些灭蚊水、灭蚊喷雾里只有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吗？

当然不是。

根据中疾控网站去年9月一篇《登革热疫情防控，科学灭蚊是关键》的文章，指导各地疾控人员，可在屋顶平台、建筑死角、下水道等处喷洒或投放有机磷杀虫剂。

根据卫健委2024年3月发布、9月实施的《蚊虫化学防治技术标准》，可在居住区、人群临时集结地、蚊媒传染病流行区进行空间喷雾、热烟雾喷雾，可对蚊虫滋生的沟渠、积水等喷洒颗粒剂。这些喷雾和颗粒剂里，除了拟除虫菊酯类，还包括双硫磷、倍硫磷、杀螟硫磷、甲基嘧啶磷等，都属于有机磷农药。

根据上面贴出的中疾控指导性意见和卫健委的蚊虫防治标准，有机磷农药是必然会与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一样，成为这次灭蚊运动喷撒药水的主要成分。

有机磷农药的主要特征就是强烈的臭味，如大蒜味等等。那次就在我窗外大量喷洒的，就具有近似于蒜的刺激性恶臭。有机磷农药的害处很多人都知道，就懒得找什么论文了，百度就可以了吧。

这位北京三甲副主任说：“有机磷对人体的危害十分巨大。常见的有机磷农药有敌敌畏、对硫磷等，它们进入体内后……出现神经功能紊乱、呼吸功能障碍等，患者主要临床表现有恶心、多汗、流涎、瞳孔缩小、支气管痉挛和分泌物增加、肌肉震颤、头晕、谵妄等，严重者可出现肺水肿、昏迷等症状，对患者生命产生巨大威胁。”

这位山东三甲副主任指出：“农药喷洒时皮肤黏膜直接接触是最常见暴露方式，其次是误服被污染的食物或水源。”

他的意思是，有机磷农药喷洒在皮肤黏膜上，会导致人体中毒；沾染到了水和食物，被人吃下去，同样会导致中毒。

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网站的一篇论文，有机磷农药通过吸入的吸收最快，换言之，只要闻到就可能使人体中毒。

有机磷农药通过摄入、吸入或接触皮肤进入人体后，会抑制胆碱酯酶，导致神经过度活跃，中毒者通常会因无法呼吸而死亡。

《国家地理杂志》网站告诉我们：“这是一种痛苦的死法，你最终会窒息而死，因为你基本上瘫痪了。”

论文还告诉我们，美国在2005年已经停止在住宅区使用有机磷农药。

另一篇美国多家大学专家署名的论文和建议书告诉我们，中国目前使用的几种灭蚊药：

倍硫磷，在美国及30个国家属于高毒性农药，已被禁用。

双硫磷、在美国及28个国家属于高毒性农药，已被禁用。

杀螟硫磷（杀螟松），在28个国家属于高毒性农药，已被禁用。

只有甲基嘧啶磷属于中等毒性，还没被任何国家禁用。

有机磷农药部分清单，X就是被美国禁用，数字就是被多少个国家禁用，H就是高毒性。

就是这些被多个国家禁用，在很多国家只限于种植业使用的高毒性有机磷农药，却与所谓低毒的拟除虫菊酯农药一起，混合成灭蚊喷雾，堂而皇之在广东各个城市的街道和住宅区里到处喷洒，有些地方（如广州）竟然还公然进入居民楼里大量喷洒。

不是喷一次两次，而是反反复复地喷洒。据我所知，在广州的绝大多数地方，包括住宅区，一天就要喷两三次。街道上、绿化带等等究竟一天要喷多少次，就没空去数了。

在一线城市人来人往的公共区域、居民住宅区喷洒高毒性和低毒性的农药，不是只集中喷洒一次两次，而是全城每天至少要喷两三次，反复喷洒大半个月。我数学虽然不好，也算出来不止60次了吧，而且还会没完没了的一直喷下去。

行人走在街上，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当头喷洒。上述我在城中村小巷子的遭遇就是典型案例。随着呜呜喷枪怪啸，低层住户随时随地就会从窗户外吹进来各种各样的农药，毒性颗粒会粘附在餐具、桌椅、床铺、饭菜、茶水上。沿街食店更是这样，锅碗瓢盘和食材，都会被肆无忌惮喷洒的农药污染。人吃进去喝进去，会否慢性中毒？这，难道还需要问吗？

所以，这一场场的灭蚊运动，究竟是在灭蚊，还是在灭人？

再说，喷洒高毒性农药再多，就能灭得了蚊子吗？现在全世界哪座城市能彻底消灭蚊子的？

只要有水、有植物，蚊子就能存活。居民家里和天台的积水盆栽都去掉了，旋即台风“杨柳”席卷广东，一夜间又积水遍地，紧接着热带低压又裹挟数天风雨。废了那么多人力物力清除积水，又有何用？

广东位处珠江三角洲，西江、北江、东江诸多支流汇聚，还有无数的河涌，无数的池塘，无数的天然湖人工湖，无数的水库。只要有这些水系，就会有无数的蚊子。只发动群众清理积水有什么用？再牛逼，你能让珠江断流？能排干所有湖泊和水库？别的不说，那先把广州的麓湖、流花湖、荔湾湖、东山湖、海珠湖、白云湖统统排干吧，里面的积水可多得很，不排干不足以灭蚊子哦。

广州有座白云山，上面覆满植被和草丛，被称为“城市山岳型森林生态风景区”，离市区极近。市区的蚊子就算全毒死了，白云山上的蚊子可多得很，什么时候飞下来叮几个人，不定又得闹“疫情”了。真想灭尽蚊子，是不是该发动全市公务员和编制内人员集体上山，每天从头到脚给整座白云山喷三遍农药？

广州成为白雾缭绕的“仙城”，已经很多天了。

这些“仙雾”，是由有机磷类、除虫菊酯类，以及吡丙醚、残杀威、噁虫威（见卫健委蚊虫防治标准）等等高毒性、中毒性和低毒性农药混合而成。喷洒一天两天，对人体影响不大。喷洒五天七天的，可能对人体也只有微量影响。

但现在已经喷洒快一个月了。再这么继续搞下去，是要让全广州1900万常住人口陪着蚊子腾云驾雾，一起“仙去”吗？_

在刚刚过去的7月末，或许你看到了这则新闻——在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暴雨后的清晨，一辆中巴车被洪水冲走，车上14人，都是在附近大棚采摘辣椒的零工，多为中老年女性。

过去几年里，女性农民工在务工途中或工作中的意外屡有发生。它们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映照出一个庞大群体在城乡迁徙中的脆弱与辛劳。

而在今年春天的浙江采茶季，短视频平台也出现了大批来自中原地区的农村女工，她们几十人共居一间宿舍、喝冷水、吃馒头，随着农事的节律，如候鸟般在全国巡回打零工。

这些新闻，让我们一次次看见女性农民工群体。她们数量巨大，在艰苦的环境下工作，清晨出门，夜里归家。用极其艰苦的劳动，哺育儿女，贴补家用。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她们？妈妈为什么要打工？为什么如此急迫地挣钱？她们在焦虑什么？

王欧，或许是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之一。他是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副教授，研究农民工及其家庭，已经超过十年，尤其关注女性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处境。在江苏和广东的工业区、在广西和江西的乡村，他看到了农民工如何劳作，也看到了他们的孩子如何留守。他的另一个身份也很重要——他来自江西，出生于1985年，是曾经的留守儿童，一位女工的儿子。

平顶山叶县的冷藏车事故发生后，王欧心中郁结，写下了一篇题为《女性农民工的母职困境》的文章，他想要解释：为什么对这些农村女工来说，挣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这篇文章发表于今年7月，《人物》也因此找到王欧，想和他谈谈。

王欧观察到，最近十余年，在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农民工的比例在上升。在照料工作之外，农村女性，也越来越成为家庭不可或缺的主要劳动力。为了挣钱，她们会在孩子出生几个月后就出门打工；做陪读妈妈时，她们也在打零工；中年时她们会进厂，做高强度的工作；到了老年，她们会做清洁工……她们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在随着家庭的需求而变化、换挡。

女性农民工对挣钱的强烈渴望，有大的背景。过去十多年，农民工家庭越来越深地嵌入了城乡结构的变化之中。土地城镇化的模式，从教育、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给农民工家庭带来了压力，而这种压力，女工是最直接的承受者。

她们陷入个体自由与家庭责任、家庭照护与家庭生计的拉扯之中，有着急，有取舍，有纠结，还有不忍和眼泪。

以下是王欧的讲述：

文｜林松果

编辑｜姚璐

女工的眼泪

我对女性农民工的关注，开始于十多年前的田野调查。让我从两个小故事说起。

2013年，我进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读博，第一年我们都在学校上课，要把学分修完。接下来就要找一个题目，开题、写论文。

说来也巧，2014年，我的导师参与了一个关于留守儿童的课题，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项目。他知道我对劳工、农民工、城乡发展等等议题感兴趣，就让我做学生层面的负责人。那年暑假，我们去了研究的第一站，江苏昆山——留守儿童的父母打工的地方。昆山是苏州下面的一个县级市，但经济很发达，经常排在全国县级市的首位。

在昆山，我们去了好多工业区，我们当时提出来，要调研那些把孩子留在老家的年轻工人，工业区管委会也很配合，帮我们找人。当然，工人都很忙，白班、晚班两班倒，我们的访问时间，要么是上午八九点，晚班工人刚下班，要么是傍晚，白班工人刚下班。当时也很奇怪，来参加我们调研的，大多数都是女工，是年轻的妈妈们。

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一家电子厂，那天早上，我也是发问卷，我们的问卷都是A3纸对折，正反各两页，问题很简短，有很多空白。我是填问卷的督导，哎，我突然发现，有个女工，填完问卷没走，还在写，密密麻麻写了很多，边写边掉眼泪。我也不敢打扰她。

后来她写完了，我就问她，是不是我们的问卷设计得不好，有好多问题没问到，以至于她还要自己写？她说不是，我们的问卷设计得很好，问题都是她关心的。我们当时的问题大概是：你为什么出来打工？打工之后怎么跟小孩联系？联系的频率是多少？打电话主要讲什么？就问得很细。

她说，正因为填了这么多题目，把她压抑在心里的很多话激发出来了，她特别想说。但是小孩太小了，这些话无法跟孩子说，只能把它写下来。我们聊了一会儿，她整个过程都很激动。

等她一走，我就看她写的什么。哎呀，我心里特别难受，她一直在解释一个问题——妈妈为什么要打工？她说，妈妈不是很狠心，不是不爱你，不是对你不好，我出去打工是不得已。我必须要出去，希望可以给你一个好的教育环境，让你将来不必像我们一样。

我现在还记得她的样子，她说这些话的场景。她是安徽庐江人，胖胖的，扎个辫子，眼睛大大的，边写边掉泪。包括那批问卷，这么多年了，一直跟着我，现在放在老家的小书房里。

当时我刚开始学社会学，很多事情都不懂。但是这个场景对我的冲击非常大。

为什么呢？在那之前，在清华的课堂上，我接触到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当然很多研究就是我的老师、师兄、师姐做的，他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判断是——短工化，新生代农民工会频繁换工作，一份工作干不满一年、半年甚至一个月。他们在劳动伦理方面退化了，不像上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能忍受长时间的枯燥劳动。

在昆山接触一线工人之前，我脑子里都是这些研究和判断。但见到她们，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好多年轻女工，孩子刚出生就出去打工，没有见证孩子学说话、学走路，牺牲了非常珍贵的、陪伴孩子长大的时光。她们那么辛苦地加班、倒班，为了她们的小孩去劳作，一点时间都不愿意浪费，我受到了很大的触动。那时候，我就开始模模糊糊地思考，她们为什么要这样？

我再提供第二个例子。昆山的调研之后，我又跑到农民工的老家，看到了另外那批留在家带孩子的女工。

在广西，我认识了一位女工。她是贵州人，嫁到广西，第一胎生了个儿子，第二胎又生了双胞胎儿子。公婆都70多岁了，带不了孩子，丈夫是建筑工，哪里有工程就去哪。所以她只能自己带孩子。我们做了好几次访谈，我就发现，她特别着急挣钱。

这种着急的表现是什么？双胞胎孩子才一岁多，她就想跟着同村的女工去打工。她老公当然不愿意，一直摁着她，说她出去了，孩子没人管。那年过完春节，她趁老公喝完酒心情比较好，就做他的工作。他就同意了，说你去吧，跟着同村人，去哪个城市、去哪个厂，反正也知道。

年过完了，大家要出门了，她也收拾了行李，到河对面的公交车站等公交，准备坐大巴去广东。等车的时候，她老公就知道了，骑摩托过来，把她扣住，不让走。他一个人拦可能还拦不住，后来公婆也来了，一边牵着大儿子，一边背着小儿子，孩子哭着说，「妈妈你别走，舍不得你」。她心一软，瘫坐在地上，「工也打不了了，又出去不了了」，这是她的原话。

当时他们夫妻吵架，她就说，自己在家也没事干，「你做点建筑工，一个人做，我们七个人吃，你做多少就吃多少，都吃完了」。当地很直接，就是这样去算账。

我在跟她接触的过程中，非常强烈地感受到：留守女工，不是安心在农村留守，她们有非常急迫的挣钱打工的愿望。我也感受到她的纠结，她知道没人带孩子，一直在等孩子长大，一直在纠结，到底孩子多大，她能出门挣钱。

我还可以补充一句，这个村子的盖房标准是盖三层，她家还只盖了两层，你想她的经济压力有多大，自己结婚的房子还没盖完，还有三个孩子要读书、结婚，她能安心在老家留守吗？她的经济化取向，能不强烈吗？

我觉得，正是这些在田野中碰到的案例，促成我的思考，让我考虑女性农民工的经济面向，后面我写了一篇文章《家庭化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型》，就讨论这些问题。

二代女工，相似与不同

我研究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80后、90后甚至00后，而我们一般谈到的第一代农民工，是60后、70后。研究中我就发现，这两代女工其实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以结婚作为转折点，结婚前，两代女工的区别就很明显。

第一代女工，出门打工之后、结婚成家之前，比较「懂事」，挣点钱就寄回去给父母，支持哥哥结婚，支持兄弟姐妹读书，她打工还是出于「家庭取向」，是为了她的父系家庭；新生代女工，尤其是90后、00后，家庭目的变得很弱，挣到钱就自己花，买衣服、化妆品、逛街……当然也会给家里一点钱，尤其是逢年过节，但是是以礼物的形式给的，意义不一样。

我访谈新生代女工，真的，她们都说，从刚工作到结婚之前那段时间，是她们一辈子最开心的时候，谈到这一段，她们眼睛都是发亮的。她们会认识姐妹，发了工资之后，放了假，她们会先饱饱睡一觉，然后小姐妹就一起逛街，试衣服，试鞋子，买化妆品，做美甲，做发型……逛到脚都走不动了，还要走。真的是一段非常明亮的时间。

到了要谈恋爱、找对象，两代女工也很不一样。

第一代女工，也有自由恋爱的，但不多。我有个姨，就是在广东打工时谈了朋友，嫁到了湖南，但前提是我外公同意，他不同意，她是嫁不过去的。更多女工还是回家相亲结婚。我的另一个姨，打工的时候，有个浙江男孩对她特别好，但我外公不同意，他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女儿，坚决不允许她嫁到外面。她后来就相亲，嫁到了隔壁村，后面也不是很幸福。

她们出门打工，当然会碰到单身男工，也可能会有浪漫关系。但她的父母、弟妹、老家的习俗和观念……对她的影响更大。她们也更容易听父亲的话，「弟弟妹妹要读书，家里还这么困难，你要懂事」，等等说辞，都是对未婚女孩的要求。

但新生代女工，家庭的约束就弱多了。现在的家庭不会让她们拿多少钱回家。她们之于家庭的独立性，也大大提高了。她在外面谈恋爱，要跟一个远距离、跨地域的人结婚，父母一般不会反对，反对也不会成功，我都看到过很多抗拒父母的案例。

这种差异背后，偏学理一点的解释就是，她们和乡土社会、和父权制家庭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一样了。

等她们结了婚，有了宝宝，尤其是宝宝上小学之前，两代女工的区别也非常大。

第一代女工，生孩子之后，很多就会留在农村带孩子。当时隔代抚养没有这么盛行，农民工家庭对农业的依赖也更强，女工在留守期间普遍务农，学界对此有很多研究，叫「农业的女性化」。她们对小孩教育也没那么重视，不会专门陪读。小孩上了小学，她们又会出门打工。

但是新生代女工非常不一样。往往小孩出生没多久，她们就出门打工，孩子上小学了，她们再回来陪读。我在广西、江西看到的情况都是这样，孩子刚几个月，妈妈就出门挣钱了，孩子上了小学，就回来陪读，她们很重视学校教育。

当然，这个群体也会分层——那些经济条件相对好、能买房或租房陪读的人，才会回来。也有大量80后、90后女工，尽管重视教育，但没有这个经济条件，她们的小孩依然读村小、镇中心小学、乡镇中学。她们不需要陪读，就一直在外面挣钱。

所以特别不同的是，你读过去关于女工的研究，无论是潘毅老师的《中国女工》（出版于2007年），还是李静君老师的《性别与南中国的奇迹》（出版于1998年），她们写的都是单身女工。女工结婚成家之后，就回老家留守、育儿、搞农业，成为「38、61、99」部队（指农村留守的妇女、儿童、老人特殊群体）的一员。但今天的年轻女工，生子之后，反而是要出去打工。

所以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学教育学、博士论文做儿童发展研究的同学聊起这个现象，她大为震惊——各种学术研究都表明，从怀孕到上学这段时间，对儿童发展至关重要，所谓「三岁看老」，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们要理解，女工的一生，都是随着家庭的需求而变。根据她们的经验，学校教育非常重要，可以帮助孩子向上流动。所以她们必须把握窗口期，在孩子出生后、上学前的几年，努力挣钱，争取在县城买房，孩子上小学之后，就回去陪读。

虽然不舍，虽然心碎，但她们必须舍弃陪孩子长大的时间。这是她们的理性选择。

妈妈，只有生产，没有生活

这些母亲背井离乡，远离孩子，她们是怎么生活的？我在文章里写过一段话，「她们力图通过更长时间、更加辛苦的劳作以及更加节俭、更加抑制的消费，最大程度地扩展母职的『经济』之维，以弥补经济母职的扩张对照料母职的侵蚀。」

怎么理解呢，我在那些工业区调研，我看到那些女工几乎都是，只有生产，没有生活。

你想，如果她是在富士康，每天早晚倒班，几乎没有休闲娱乐，都是在上班挣钱。遇到淡季，工厂单子不多，每月有一两天，她们会有点闲暇。怎么过呢，可能会先睡个好觉，睡到中午，弥补身体的消耗，醒来就刷刷手机。工友、老乡之间也会聚餐，但不再会像年轻时那样下馆子，而是在出租房里做饭，他们觉得这样更热闹，也更实惠。

当时我在深圳沙井工业区做调研，在城中村租房，我的邻居就是工人。我就看到他们在休息的时候，男性工人会喝很多啤酒，女性工人就一起做饭，她们会干很多活儿。

跟上一代女工相比，她们还是会为自己保留小小的空间，也会化妆，染头发，穿着也会在她们的审美领域，有一些追求。但是显然，会被压抑到一个很小的空间，不能在自己身上花太多的心思、时间和金钱。她大量的时间都被劳作占据了，大量的钱，都被家庭拿走了。

当时我们做访谈，在那些出租房里，只要一聊到孩子，那些工人，尤其是女工，没有不掉眼泪的。我现在还记得，在昆山，我遇到一对河南夫妻，在富士康下游的代工厂工作，跟我聊完，那个妈妈就拿着毛巾，情不自禁地掉眼泪。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很傻，我老问她们——每次跟小孩团聚之后又要离开，离开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会怎么跟小孩告别？她们说，都是等孩子出门玩的时候走，睡着的时候走，或者让爷爷奶奶把孩子抱走，小孩子发现妈妈不在了，就哇哇大哭。

我就发现，这些女工，她们无法面对这些创伤性的场面，会把情感隐藏起来，不能碰。她看起来很冷漠，跟孩子的关系没那么密切，跟孩子打电话，老问孩子学习怎么样，有没有听爷爷奶奶话，感觉她好像一个工具人，就是想着挣钱，就是用经济来弥补孩子其他层面的缺失。

但实际上，她们一直在压抑自己，她不能表达对孩子的爱。因为表达了，她又做不到，她所处的环境和结构，也没有机会让她表达。所以她呈现出的状态，就是压抑和冷漠。

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写一篇文章，主题就是留守儿童父母的精神世界——他们其实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精神世界，他们没有时间和机会去表达，但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情感。

上面我们谈的是出门在外的女工，还有一批在县里陪读的女工。她们的生存状态，我觉得可以用两个词概括，一个是「在家不在位」，一个是「在位难工作」。

「在位难工作」，就是当孩子还比较小，或是处于教育的关键期，那妈妈的重心就是陪孩子。但她们又有很大的经济压力，怎么办，只能去做那种时间弹性的工作，通常是计件工，时薪甚至不到10块钱。

我在江西南部，就看到很多妈妈在做计件工。那边离广东近，承接了一部分内迁的服装产业，县城里有很多小作坊。一个小作坊，三五台缝纫机，就把陪读妈妈召集起来，让她们分包某一个环节，计件拿工资。

她们怎么做事情呢？早上，她把孩子送到学校，就去小作坊车衣；到了中午，如果孩子的学校不提供午餐，她就要回去做饭，学校提供午餐的，她中午就吃自己带的饭，稍微午休一下；工作到下午三四点，接孩子放学、做晚饭、辅导作业，等孩子睡了，她们继续工作到八九点。

还有一点，服装行业有淡旺季，淡季还好，相对从容，旺季就很麻烦。老板要赶在出货期之前，把产品往广东运，这时候女工会非常忙，她们的应对方式就是——三五个女工，统一找个亲戚来帮忙，看一周甚至一个月小孩，以集体育儿的方式来应对。

另外一种就是「在家不在位」，孩子稍微大了点，女工想多挣点钱，就会进到本地的工厂。我调研过中年工厂妈妈，都是每天在流水线上劳作十几个小时。旺季时，每个月只休息一天甚至半天。她们想多挣点钱，就必然要牺牲陪伴孩子的时间，「陪」的环节，会打折扣。

由此您就能感觉到，她们的生活节奏之快，时间挤压之深，又要工作，又要顾孩子，其实她们不容易的。经济压力很大，没有所谓「从容不迫的陪读」。

我之前读过一些文章，有的说县城陪读女工爱打麻将、婚姻关系不稳定，有的仅仅关心这些妈妈怎么和学校互动，怎么报班，怎么教养孩子。前者让我很生气，后者我觉得视野太狭窄。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女工，她的家庭要进城，她背后的经济压力、家庭分工，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女工到底承受了什么。

城镇化如何形塑女工命运

女工承受的压力背后，有大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

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大概起源于2016年，当时我有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工人是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我要研究他们，不能只在他们的打工地，还要去农村，去他们的老家。

我去了江西和广西的两个县，要去农村，通常要在县城中转。当时在江西遂川，我受到的冲击就很大——县里建了非常多的商品房，马路很宽，酒店很新，跟城市差别不大嘛。当时我就很好奇，到底谁在买这些房子？我模糊地觉得，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等我进了村，又看到了一些现象：村小基本没有了，小孩子读书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很小（甚至还没有课桌高）就去寄宿，要么就只能到县里或者教育发达的乡镇去读书。

在广西调研时我发现，镇上都已经有了房地产楼盘。当时为了省钱，我还借住在那些买房的农民工家里。他们都是老家在村里，为了孩子读书，在外面买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聊到：房子什么时候买的，怎么买的，为什么买，谁出的钱，还欠多少钱……

包括我自己的经历，我老家在江西永丰县，是一个南北狭长的县，有山。那几年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老家村子的资源禀赋越差，人出去打工越早、越多，空得越快，出去买房的也越多。我家附近，那几年突然出现了很多说不同方言的人，都是从山里搬出来的。

大概是这些零零散散的调研、阅读与返乡经历，让我看到，中西部县城里建了很多房，而买房的主体就是农民工。我开始更自觉地了解这个现象，了解土地城镇化，了解这对农民工的家庭、小孩与女工来说，到底有什么影响。

首先，农民工买房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结婚，在县里有房，那在婚姻市场的议价能力就会高一大截，尤其在偏远村庄更是如此；二是孩子读书。而且结婚和买房，这两件事是结合在一起的，买房结婚，那么很自然，孩子就可以读书。

这种城镇化生活，首先我们要承认，农民工在追求更好的生活。虽然他们不能在打工的地方实现城镇化，但可以离开村庄，在县城买房、定居，让小孩接受城镇的教育，对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但这种跨越，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代价——买房要花很多钱，江西县城现在的房价，从六千到九千元不等，广西低一点，均价四五千。买个100多平米的房子，光毛坯房就是五十万，通常装修还要十几二十万。普遍情况是，买房会花光他们的积蓄，还会剩一半房贷，他们也可能不好找银行贷款，就会找亲戚借钱。因此，他们固然可以住进新房，但买房也会留下很多债务。

而且当他们到了县城，生活花费就会变得很高。吃的、用的都要买，县里的孩子，很多也会报培训班，会学才艺。我们就发现，县城孩子的抚养，也有中产化的趋势。县里无处不在的消费场所和消费机会，游乐场和商场，也会让花费变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陪读妈妈，她们的经济压力更大、生活支出更多、经济紧迫性更强。我认识的女工，有的在超市里卖东西，一个月1800块钱工资，都舍不得请一天假，背后就是这样的经济压力。

当然，更大的背景在于，在调研中我发现，在很多农村，建新房已经很困难，农民工被鼓励离开农村，到县里去买房。

在很多县城，好的教育资源都被转移到了新城区，老城区的实验小学、中学，资源越来越少，乡镇学校的老师和骨干，也不断被抽调到新城。

而这样的城镇化，最终加剧了女工的经济取向，加剧了她们在母职的不同方面的冲突。

女性的一生，如何嵌入家庭

我最近在关注所谓「女工的整个生命周期」，我们不能以切片的方式，去审视她们的生命，无论在什么年龄，她们都是嵌在家庭和地方社会里的。每个阶段，她的生命意义都在不断转换。

在我看来，她们的生命周期，有这么几个主要的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就是结婚成家、生养子女。结婚成家之前，她们是非常自由的，甚至完全可以像城市的女性一样，去安放自己的亲密关系和生活方式。但结婚生子之后，她们人生的意义和任务都变了，职业生涯也会有巨大的断裂。

第二个转折点，就是孩子上小学。孩子开始接受义务教育，随着县域城镇化以及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女工群体会出现分化。家庭条件尚可的女工，会去县城陪读；但大量家庭条件弱一点的女工，顾不了孩子读书，就会一直打工。

第三个转折点，是孩子上高中或大学之后，教育基本定型了。这个阶段，女工的生活重心和家庭角色会发生很大变化——短短十来年，孩子会经历上大学、结婚、买房、给彩礼。尤其孩子如果考上大学，在城市定居，她们压力就更大了，要给孩子在城里买房，至少要付首付。

在这个窗口期，她们会重新成为一个「经济人」、「打工人」，要么出门打工，要么进县里加班很厉害的工厂。有男孩的家庭，女工的「经济化」取向会更强。就像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女工们，明明有更轻松的工作可选，她们为什么选工时更长、待遇更高的工作？这是在这个阶段会发生的普遍现象。

接下来的转折点，是孩子结婚成家，有了孙辈。她们可能会去带小孩。但现在很多年轻妈妈会自己带孩子，那女工就要持续地打工、给钱，以金钱的方式来帮助孙辈。但在这个阶段，她们不会那么紧迫和焦虑了，因为她们会觉得，孙辈出生，「自己的人生任务完成了」。

这些阶段结束，女工就到了大龄，开始考虑养老问题。这个问题也非常紧迫，这一代女工，普遍没有社保，他们的孩子要么在城市背着房贷，要么是自顾不暇的农民工。而且她们普遍有个想法，叫「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想自己搞定。

我这些年也在做大龄农民工研究。他们到了60岁甚至70岁，还在外面做工。我在江西回访时就发现，有个62岁的女工，因为她的公公卧床生病，她回了老家，照顾他直到离世。等后事一办完，她又跑到广东做清洁工。当时她给了我很大冲击，60多岁了，你都不能安度晚年，还要出去打工。她们是觉得，能够在外头干活挣钱的时间不多了，要抓住最后的尾巴。

那她们什么时候会停下来呢？就是做不动了，被城市劳动力市场淘汰了，她们就停下来，回到自己的村子，度过最后的时间。

纵观女工的整个生命周期，我会觉得，她们的生命，是嵌在家庭里面的，而且因为城镇化的趋势，这些转折变得更加锋利，她们承担的压力也更沉重——城镇化在普及，民办大学与职业学校在扩张，孩子要进入城市。所有这些都会传导到农民工家庭，传导到女工身上，让她调整自己生命周期的转折。

我们说了这么多女工，那男工呢，这个家庭里的父亲呢？我个人认为，父亲的角色比较单一，就是挣钱。如果我们把分析女工的框架，用来分析男工，那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就是结婚。结完婚，他就变成了一个「当家人」，一个挣钱的人。社会对他的期待，就是你把钱拿回来，这就行了，你就是一个好男人。

从单身工人到丈夫、父亲、爷爷，他们的角色，相对来讲都比较简单。他们很少承担照料义务，一般什么时候会参与呢，过年返乡的时候，或者建筑工在两个工期之间返乡，会参与一些所谓的「家庭照料」，但这种管理也很粗暴，我经常听到的就是「打一顿」，只有父亲能暴打孩子一顿。

至于这些家庭里的权力关系，总的来说，家里的户主还是男性，他常年在外挣钱，回到老家，还是家里的代表，权威还在。但家里日常小事的决策，包括钱怎么花，其实已经是女性做主。但这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女性承担的责任也更大。

如果她在陪读，最后孩子不听话，没考上高中，那么丈夫会责怪她，她也会觉得自己没做好。在日常的照料和劳作之外，这会给她们带来额外的焦虑。但我们必须要知道，在那样的环境里，一个母亲又能怎样帮助到孩子？或许更多要依赖的，是社会和学校教育。

我的母亲，也是女工

最后谈谈我作为研究者的感受吧。我做研究，跟很多人都不一样。大多数人是出于职业或智性方面的兴趣，但这么多年来，我都是从自身经历出发。尤其是我们今天谈的母职和女工问题，跟我的经历直接相关。

我也曾经是留守儿童，生活在一个不那么幸福的家庭里。从很小开始，我就看到了所谓「母职的经济化」，看到了我妈妈在经济层面，对这个家庭的付出。

我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呢？首先说我父亲，他是我爷爷奶奶最小的孩子，从小就备受疼爱，他在村子里是开手扶拖拉机的，是个技术工，在村里也受欢迎。但他不是很着家，爱喝酒，喝完酒也爱打牌，挣的那点钱，自己胡乱就花光了。

而我妈妈，一辈子都是挣钱的人。在务农时期，她就是主力，我六七岁就跟着她下田，一直看到她很辛苦。农业是季节性的，不忙的时候，她也要干别的活。她去水泥厂扛过水泥，去石灰厂打过工，在工地上干过活。一般女性在工地上都是做小工，但她是做杂工，这是中老年男工干的活。所以你就知道，她一直都是重劳力。

我上初中之后，他们到广东打工，我爸爸不愿意进厂，就在那边开三轮，后来跟着我表哥，承包了一些工厂的废料处理工作。我妈妈更辛苦，她进过厂，做了好多年拾荒的工作。因为我爸爸的性格是那样，我妈妈总得跟着他、管住他，让他不把钱花光。

他们打工打了很多年，直到我和我弟弟大学毕业，中间他们还回家盖房子，也是我妈妈在总负责。

后来我父亲身体不好，因为爱喝酒，他变得很胖，50岁不到，血管就出了问题，偏瘫在家，我妈妈照顾他。但就算这样，她还是会出门做活，找那种凌晨、深夜干的活，这个点我父亲睡着了，不需要照顾，干完了，她就匆匆忙忙回家。那几年，是她最最不容易的时间。

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我妈妈的经济角色非常非常突出。她要挣钱，也要管我爸爸的钱，既要忙外面，也要忙里面。这一辈子，她都是以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来凸显她「经济人」的角色。

这对我妈妈有什么影响呢？后来我弟弟有了孩子，她去帮忙带孩子，你就会发现，她很不适应，因为她不知道怎么带小孩——她是典型的「干活的人」，这种照护工作，是她不熟悉的。所以她经常以那种命令的方式去带孩子，会骂小孩，恐吓小孩。她没有那种细心和耐心，也没有那么精致和讲究。所以直到现在，我妈妈生活在弟弟家里，矛盾一直都很多。

所以对我来说，因为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我母亲强烈的经济角色，她挣钱的辛苦，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她很难兼顾别的层面，母亲、妻子的层面，我都看在眼里。

这种经历也永远影响了我们的母子关系。我小时候也不是她带大的，是爷爷奶奶带的。她常年干重活，后来又在外面打工，我们之间的交流，尤其是情感方面的交流，其实没那么多。

但在做女工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我逐渐理解了我妈妈——她具备很多我们认为的「男性气质」，如果她不这样，那些活儿她干不下来。如果我不是做这个研究，不去访谈那些女工，可能我一辈子都不能理解她，没有机会去理解，我或许就成为社会上一个普通的养家的男人。

但正是这段经历，让我慢慢靠近她。在心底里，我也希望我自己的母亲读到我的这些研究。她为了家庭劳作一辈子，却没有与她的两个儿子建立起良好的情感关系。但是我其实非常想跟她讲，她的一个儿子，在以自己的调研、思考和写作，间接地理解她。

或许再过一些年，等我们都从容一些，我会给她写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口述史。

七年前的这会，我正在冼村派出所因被查身份证一事做笔录。

俯仰之间，走南闯北，西去东归，我又逝去了七年岁月。这七年，我不仅被几家政法机关打上“抗法”和“网络流氓”的烙印，我还被包括北京电视台记者唐宇声等所为的自媒体口诛笔伐。

因过冼村派出所，我在网上被包括河南省的鹿邑公安、 吉林省集安市公安、陕西蓝田公安都亲自发文称老何是“网络流氓”。

当然还有诸如LN省公安厅官微转发北京电视台记者唐宇声的文章现记者怒怼前记者，网友：这才是记者中的真正脊梁！对我大肆羞辱。

做记者十几年，包括曾在北京电视台旗下北京时间短暂打过几天工，我从未听说过唐宇声。当初唐记者还多次在微博上挑衅我，不知后来何故他又亲自删除了自己的雄文。

在老何看来，自己删自己写的文章，除了食言自肥以外，就好比把自己拉出去的东西吃掉一样恶心，老何是断然做不出删掉自己文章的事情。

而共青团BJ市委官微则转发全国检察类十佳优秀自媒体 @CU检说法 的文章称过冼村派出所的何光伟，你挑衅警察的样子，真丑！

@CU检说法 系江苏网红检察官王栋所有，作为同龄人老何面对他的指责也只能忍气吞声六年，就在去年王栋才突然良心发现向老何道歉。然后他这个荣获全国检察类十佳优秀自媒体 @CU检说法 的公号也没了。

我对王栋的致歉深表欣慰，相比鹿邑公安、集安公安、蓝田公安和唐宇声之流，王栋至少明白骂人不对，有机会我跟他喝二两。

还有最高检主管、《检察日报》主办的《方圆》也转载广州市黄埔区检察院笔名为御史书童的检察官文章再过100遍冼村派出所，你也得配合出示身份证对我大肆指责。

广州市越秀区检察院官微也刊发检察官廖震寰的文章检察官有说法：守法，请从自己做起指出：何光伟“欠缺法律素养”、“缺乏正确理解法条的能力”、“是‘自以为懂法，实际上就是抗法’的鲜活例子。”

就是这个连我工作单位都没搞清楚就猛批我的廖震寰，现在已经是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了。老何只给《南方周末》撰过稿，从未真正在《南方周末》打过工。希望廖震寰这位曾经“广东省十佳公诉人”在办理案件时切不可跟骂老何这样草率，若不搞清楚事实办案那就是要人命了。

与信阳中院书——旧文重发
张战伟传——重发
孙力军传
过凉州户
王然救父
李书耀传
向于凯律师致敬

七年过去了，我们经历了疫情等各种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在为活着而努力，包括查我身份证的冼村派出所警察和那些在网上骂我的人。

在《过冼村派出所》发表次日一早我家被围时，我已到白云机场登基。我乘坐最早一趟航班去山西，因我另一老板的事情，我和施平律师一口气起诉当地警方14次，就是那次持续几天13个案子的开庭，我们一口气胜诉13次。加上此前一次诉当地警方不作为，那家公安一共败诉14次。直接后果就是当地公安局局长下课换人，当然我老板的事情也得到了处理。

过冼村派出所后，当时的广东捕头李春生曾让我们共同的朋友警告我：你都成网红了，你还想怎么样？你把我们广东警察的形象全毁了。

我之所以路过冼村派出所，是去找赵绍华律师与我老板黄家仁。赵彼时为黄辩护。黄曾经做过30余年的警察，后遭汕头公安栽赃构陷十余年。

在老赵和我的努力下，我们把黄案的幕后黑手前汕头市公安局副局长詹奕华告进监狱，将汕头市当时的一位重要领导告到调离汕头，换来了黄案一审无罪。但由于他的身体原因，他在二审宣判前离世。

正是因为黄案，我和黄都曾多次写信给李春生。遗憾的是我这位河南老乡坚决不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听闻他的落马也和汕头有关。

这七年我还因卖官窝案起诉信阳公安，我熬走了袒护信阳公安的一堆领导，包括拒绝打贪反腐的信用市两任纪委书记，还熬走了因我诉信阳公安而多次要办我的甘荣坤甘荣坤受审 我申请旁听。

遗憾的是，我老家信阳公安那帮卖官鬻爵的犯罪分子们至今几乎毫发无损。我对此深感无力，只能怪我人微言轻又没钱买个更大官去对信阳公安刮骨疗毒，信阳公安卖官窝案大概率也就烂尾了。

我也因复印案卷材料乱收费过番禺法院，广州市有关部门邀请我亲自围观查处该院小金库，复印费小金库事件听闻也是该院时任院长何国雄落马涉及的其中一个小事。

这七年我还经历了诸如仅罚款100元、过凉州户、广州地铁强行要求戴口罩于法无据等事件，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我所有计划。

我还隆重纪念张宏宇不宜再担任法官一周年 老何发表重要讲话打掉了张宏宇法官的员额，然后在公开谴责中原区法院院长乔亦丹，乔院长继续升官，我再次感受到了司法不公带给我的无奈。

在我被执信中学家委三次踢出微信群后，虽然我呼吁请依法取缔家委会未成功，但广东发改委已发文规定：严禁学校以家委会、班委等名义强制违规收费。

我也等来了秦如培的落马，当年秦如培曾指示贵州高院发函收拾我，让我再次坚信只要是坏人早晚会被天收。

这七年我看到了黑我我老乡胡圣银等人的朱是西挂掉，虽然南阳官场再震荡 朱是西搭档张明体被查，但胡圣银案至今未得到解决。胡案让我看到河南官场利益共同体的顽固，他们可以以法律的名义来“以恶化债”。

我还过绵阳市公安局，我见识了绵阳公安一些办案人员的疯狂，当然也等到了陈思宇无罪归来，我们坚信四川高院能改判曾建斌无罪。

我也过顺德法院，这个至今仍在开庭的宁远喜、温惠冤案，不仅让我见识到了官商勾结的厉害，我更感受到了宁远喜夫人石晓文和温惠丈夫朱春萌及其家人的坚强，如果说石晓文是为夫鸣冤的代表之一，那么朱春萌一定是我见过对妻子不离不弃、持续喊冤的最伟大的丈夫。

我所见过的喊冤者，几乎都是妻子为丈夫、妹妹为哥哥、母亲为子女喊冤，丈夫为妻子喊冤还能如此坚持的人，除了朱春萌我真没见过。希望顺德法院能依法传唤梁维、叶华能等证人到庭，不然真对不起近期网友对顺德法院的高度关注。

无论是我所经历过的事情，还是我们网上看到的亮证姐、帽子姐……我们都能看到诸如查我身份证一样那些警察的身影。无论有没有违法，我们几乎都能跟警察打交道，都可以看到警察经手的事情。

警察是公平正义的守护者，我们的安全、稳定生活也离不开警察。所以我们需要警察讲法、守法，这也是我《过冼村派出所》的初衷。

我绝对不敢跟有些自媒体煽动的那样“与警察对抗”，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老何天生胆小怕事。无论我过冼村派出所还是告信阳公安，我都是希望我们的警察群体懂法守法，希望你们爱惜你们的形象，希望我们警民关系融洽和谐，希望冤假错案不再发生。

七年过去，我知道的一些冤假错案尚未平反，一些新的冤假错案又被制造出来了。如果我们的警察都守法懂法、都依法办案，还会有冤假错案发生吗？虽然至今依然有很多人在骂我，但我要告诉你们，这些年有不少警察也给我点赞，他们认为我过冼村派出所警示他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依法，信阳乃至河南的不少警察甚至认为我告信阳公安，让他们的领导不敢再卖官。我确实人微言轻也没啥能耐，但我肯定会继续坚持自己，做我认为是对的和应该做的事情。相信那些骂我的人早晚也能理解。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警察的执法水准和宽容度自然也不是我老家信阳所能比的。这就是我有些朋友问“你敢回老家信阳过次派出所吗”的原因。我希望警察都能专业守法、依法执法，也希望所有的公安机关能宽容老百姓说几句话，比如我《过冼村派出所》。

无论我们对查身份证这事能否做到统一的看法，我相信司法公平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究的目标。法治社会需要我们所有人努力建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法治，无论警察、还是那些骂我的唐宇声之流。

周诚发现自己认识林雨。视频里，那个低着头，在学校里被三名同龄人殴打的瘦小女孩，与他住在同个村里，他们或许在山上打过招呼。这个40岁上下的中年男子也有一个上学的女儿，他愤怒，感觉视频里的巴掌也打在自己脸上。第二天，周诚又看到，派出所也没能给林雨的家人一个公道。他决定出门，去给林雨的聋哑人母亲和农民工父亲撑腰。

8月4日这天，涌到派出所、市政府和教育局的江油市民，许多有着和周诚类似的情绪：弱势者被霸凌，警察惩处不力——人们为之不忿，也有映射自身的恐惧。刘芳是个母亲，也住在农村，她搭着邻居的摩托车赶到市政府。她决定要发声，用农村的说法就是“闹”，“如果我不闹，以后我的小孩遇到同样的事情怎么办？”

市政府大厅里，林雨母亲跪着，嘴巴焦急地张得很大，但发不出声音，她与丈夫不停地把头磕在大理石地板上，举起双手跪拜，抓着一名政府官员装扮的人的脚腕，希望“求一个公道”。前来声援的市民围在他们身后，把市政府大院和附近的道路占满，人群举起密密麻麻的手机屏幕，传播现场视频，为无声者发声。

当晚，聚集群众被警方采用暴力手段驱散。第二天，随着线下清场和网络删帖机器的高效运行，这场普通市民走上街头的抗议被迅速地抹平。

事发一周后，水瓶纪元在江油市内感受到一股诡异的平静。路边的餐馆有人吃夜宵，警车安静地闪着红蓝色的光经过。林雨居住的小镇，街头不再有人讨论这件事，闹市区超市的老板和顾客闲聊，被问及霸凌事件时，只摆摆手说：“我们在店里，那天没去。”过一会又指着一个方向示意，“她（林雨）就住那个山头”。

有当地人称，高速路口仍在排查外地牌照的车辆，林雨事件的一些重点区域，也仍有专人在上报“可疑人员”。江油市政府门前的道路早已畅通，街上的小店开门做生意迎来送往，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察在往返巡逻，无人侧目，一切如常。

恢复平静的江油市政府前（图_水瓶纪元）

弱势者

7月22日，14岁的江油中学生林雨在市区一处废弃楼房内，被三名年龄相仿的女生殴打、辱骂、强迫脱衣。现场视频显示，打人者逼迫其下跪，并反复脚踢其头部、脸部、用PVC管击打其身体。施暴期间还有人用手机拍摄。

事发10天后，8月2日，林雨被霸凌的视频片段在社交平台发酵，有人披露林雨的母亲为聋哑人、父亲为不识字的农民，与此同时，有人编造了霸凌者“家庭背景深厚”的消息。弱势群体被“上位者”霸凌的情节令许多普通人共情，这些视频获得广泛传播。

8月3日，周诚看到了同事在微信上发给他的霸凌视频。周诚年近40岁，有一个还在上学的女儿，和林雨家住在同一个村子里。刚打开视频时，他就觉得画面中被打的女孩面熟，或许在村里上山下山的路上和她有过照面。“这娃好像是我们这儿的”，他告诉同事。“就是你们村的”，同事回复。

周诚认识林雨的父母。他回忆起，林雨的父亲常年不在村里，也没有稳定的工作，母亲为聋哑人，交流不便。

林雨家位于江油市大康镇某村，距离江油市区十余公里。村落依山而建，林雨家所在村组位于更深的山腰，距村口五六公里。村组不大，不足十户，几栋自建房沿着蜿蜒山路零散分布。这里常发生滑坡、泥石流，家家户户门口都贴着防震避险的通知。

林雨家所在村（图_水瓶纪元）

林雨家是一幢两层的自建房，屋顶覆铁皮棚以防漏雨，自8月初事件发酵以来，家中没再住人。邻居告诉水瓶纪元，林雨的祖父数年前到河南的矿井采矿时遇难，平日她与父母、奶奶同住。为便于就学，一家人在林雨上学的镇上租房，假期再回村。全家靠种地维生，林雨的父亲偶尔随施工队接零活。

周诚说，林雨家经济条件一般，几年前，本地的矿山占用了他们原本的住处，给他们迁址建了新房。若非因为矿山占地获得了一些赔偿，他们难以搬入现在这幢居住条件较好的房子。

看完林雨被霸凌的视频后，周诚感到愤怒。他说，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校园霸凌距离自己这么近，而被霸凌者就在自己身边。最让他愤怒的是，事件中几个人“围攻”一个人，还将霸凌过程拍了视频。“如果单独找（林雨）谈清楚，甚至扇两耳光，我也不至于这么在意。但拍下视频，再传播出去，性质就变了。”在他看来，未成年人之间的争执、肢体冲突不罕见，几个人因为口头纠纷打起来，也算正常。他担心的是，一旦录制视频并公开，这样的公开记录会伴随被霸凌者很长时间，影响她未来的人生。

除了周诚，8月3日这天，为林雨的遭遇感到愤怒的还有许多网民。尽管事发一周后，简体中文互联网上有关此事的视频和评论几乎已被删除干净，但从视频被披露到发酵的过程中，林雨被霸凌的视频获得了大量转发，传播力度至少足以覆盖江油这个常住人口70多万人的西南小城。林雨的遭遇让每一个观看短视频的普通人关联到自己的命运——作为弱势群体，被“权贵”欺压。

“霸凌者背景深厚”的说法因此深受欢迎。有人“爆料”，施暴者之一刘某甲的父亲是公安局副局长；也有传言说，她的父亲是律师，母亲是一级警督。尽管在两天后，也就是8月5日，江油官方发布公告辟谣称，霸凌者父母均为普通务工人员，但是，可靠信息渠道的减少和蓝底白字通报的不容置疑，并没有说服事件的关注者们，他们仍然倾向于与官方不同的解释。

恐惧

事发一周后，谈及此事，林雨同村的村民孙飞仍旧愤慨不已，“别人（霸凌者家长）是当官的，（林雨父亲）报了案10天（警方）没有作为，如果不牵涉当官的，派出所早就处理了。”他觉得，无权无势的受害者一家，更需要大家一起声援。

随着林雨被霸凌的视频在网上引起热议，8月4日上午，江油警方通报处理结果：霸凌林雨的三名女生中，两名满14周岁的女生被送往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另一人未满14周岁则受到批评教育。受害者伤情被警方鉴定为轻微伤。

但这份迟来的处理通报，没有平息争议，反而激发了人们更多的猜测。有人认为霸凌林雨的三名女生受到的惩罚过轻，觉得背后“有猫腻”；还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说，曾看到本该接受“矫治教育”的打人者之一出现在台球厅，暗示霸凌者已经逃脱了法律制裁。

8月4日上午，因不满事件处理进展，一些市民开始自发聚集在江油市城郊派出所门口，想为被霸凌女孩林雨一家“讨个说法”。周诚在朋友圈传播的视频里看到，人们聚集在派出所门口，林雨父亲一度躺在派出所门口，而派出所方面始终无人出面回应。

看到这段视频后，周诚决定去现场看看。

周诚对霸凌者在视频里的“嚣张”态度尤其印象深刻。在那段霸凌视频里，林雨哀求不要打脸，称父亲看到了会报警时，霸凌者之一表示：“（我们）又不是没去过，以为我们怕你（报警）吗？没得（有）20分钟就出来了”。

村民刘芳也对霸凌者称不怕报警的言语感到震惊。“出了（霸凌）这个事，那个女孩（霸凌者）说进派出所20分钟就出来了，都不怕别人报警，（好像）法院都是她们家开的，想咋样就咋样，她说这种话，每个人都觉得愤怒。”

刘芳和丈夫都是农民，比林雨父母年龄稍大。刘芳的丈夫曾常年在外务工，多是干装修、建筑等零工。她和丈夫住在一幢二层自建房里，室内简陋得像毛坯房，墙壁和地板都是水泥，屋内陈设着旧沙发、矮桌和置物柜，没有空调，也没有多余的家具。

家中拮据，令刘芳对贫富差距更加敏感。“现在小孩上学，你骑自行车或三轮车去接送，而别人开小轿车，小孩们心中就会对比。即使五六岁的小孩，也认识各种牌子的车。“她告诉水瓶纪元，自己的孩子上学时也曾受过同学的嘲笑和老师的轻视，但那时没有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霸凌不曾张扬于更大的范围。

尽管刘芳的孩子已经长大，不会再面对校园霸凌的情况，但“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想法这段时间一直萦绕着她，“如果我不敢闹，万一以后自己小孩遇到这种事怎么办？”

8月4日下午，刘芳在微信上流传的视频里看到，因与派出所交流无果，人群转而前往教育局和市政府，她决定搭村民的车一同去声援。城郊派出所距市政府3公里左右，在市政府门口，人群和保安发生冲突，从门口涌入市政府院内。

下跪

水瓶纪元走访了解到，与林雨一家同一个山头生活，甚至打过照面的村民们，都没有从林雨的父母口中了解过事情的近况。“他们不会自己到处说”，一位邻居说，霸凌事件及其之后的事情进展，本地人也都是从短视频里看到的。

短视频中，8月4日下午，在市政府大院里，一名自称是林雨舅舅的男子，和市民讲述自己对警方处理的不满。这位“舅舅”提到，早在7月22日家属就已经报警，直到8月3日，才有警察向家属保证“能处理好事件”。”他称，他们在派出所等了一天，4号早上，警方才发布通报，且通报中，霸凌者抢劫手机、故意殴打等行为都没有立案。室外烈日当头，围观者都用衣帽遮挡太阳，该男子顾不上这些，他情绪激动，嗓音嘶哑，一边说一边在头顶比划，“已经过去10多天了，（女孩）脑壳上面还有包。”

另一段被广泛传播的视频也发生在8月4日这天。在市政府，林雨的父母以近乎匍匐的姿态跪在市政府大厅。这对夫妇年龄不大，穿着黑色无袖上衣的林雨母亲身材瘦小，嘴巴焦急地张得很大，但发不出声音。林雨父母在政府大厅不停地磕头，举起双手跪拜，爬行几步后跪倒在一名政府官员装扮的人脚边，抓着他的脚腕希望“求一个公道”。

在视频中，林雨父母下跪的对象自称江油市政法委员会_（下称“政法委”）_副书记。这是一个穿着深蓝色Polo衫的中年男人，被跪着的林雨父母双手抓住时，他仍站得笔直，手持扩音器对围观群众讲话，似在劝导，目光并未落在脚边跪地哀求者的身上。或许是因为没有得到这位领导回应，林雨父亲一度仰头嚎啕，身边的妻子也因情绪激动瘫倒在地，周围人将她扶起。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市民中，许多人举起手机拍摄记录现场状况。视频画面捕捉到，有围观市民将拍摄的现场视频发到微信的聊天框内。

周诚当时就在现场，他后来也看到了这段视频，与对霸凌者的反感类似，周诚对该名官员在调解现场的做法也非常不解。他认为，无论事件责任如何、诉求是否充分，面对这种情形，身为领导，最基本的做法应当先将对方扶起来，“人家平民百姓两个人跪在地上把你腿抱住了，就是祈求你，让你’可怜可怜我‘，结果你就一直在那站着。（他们）跪在你面前那一刻，你应该给人家扶起来。”周诚皱着眉说，“这是最基本的，不管官大官小，人人都是平等的。”

周诚记得，起初，在8月4日上午，市民还可以自由出入市政府会议大厅，随着下午到现场的人数逐渐增加，为了维持秩序，政府大门被关闭，围观者不能再进入。当天天气很热，周诚觉得自己快要中暑了，人们密密麻麻地挤在市政府门口等，“希望政府给个说法，要求严查”。

后来，自称是江油市政法委副书记的男人告诉市民，可以到指定的会议室坐下来表达诉求。

周诚回忆，他随人群进入了会议室，市民代表们在台前讲话。这些代表来自市区或周边乡镇，多数为自愿报名，与受害女孩家属并无直接关系。周诚表示，市民代表们的主要意见是，“保护该保护的未成年（人），而不是（只要是）未成年（人）就可以逍遥法外。”

市民聚集在市政府内的会议室（图_网络投稿）

多段会议室视频显示，有市民代表手持带底座的话筒，轮流以四川方言质问一名黑衣男子：“受害者父母不识字、母亲是聋哑人，你们的处理意见如何让他们签字？”“14到16岁的未成年人违法，应当如何处罚？”“家属与官方说法相互矛盾，你们称受害者父亲已同意处理方案，他说你们可能对他进行了诱导。”每段发言落下，室内人群便起立鼓掌、欢呼。

“（市民代表提出的）意见到最后都没有结果，随后大家又去了教育局。”周诚说，他到场的初衷很简单：施暴一方的监护人应在现场向受害者一家公开致歉。“未成年人可以不出面，但作为监护人，是不是应该给大家郑重道歉？”

同样赶到市政府门口声援的还有24岁的陆强，他住在绵阳市区，女儿今年三岁。8月4日，他本来和朋友约好来江油钓鱼，可刷到霸凌视频后，“心情都没有了”。看到有市民聚在市政府门口，陆强和朋友也打算过去看看。

到了人群聚集处，陆强听到了受害者一家的更多情况，他对事态的发展有了无力感，“这么久了，为什么（霸凌者）监护人连一个道歉都没有？”

在市政府门口，陆强听到围观群众的讨论，希望政府对霸凌者予以严惩，可陆强觉得“政府也没办法，刑法在那儿放着，不可能让小孩进监狱。”他说，8月4日下午，当他刚站在市政府门口时，他仍然乐观地相信政府会对事件有一个交代，而在此之前，大家给政府足够的时间调查也是必须的。

清场那一夜

江油市民将8月4日在市政府门口拍摄的视频发布在网上，大量视频显示，警察和群众产生冲突，市民们被警察拖走。

多名警察围殴市民（图_网络视频截图）

刘芳说，当天她在市政府门口看到很多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察，她不敢拍视频，也不敢和身边人讨论。她很怕，那天之后，再聊起这件事，她在自己家都下意识地压低声音。但直到现在，她仍然觉得“非如此不可”，除了走上街头让政府“给个公道”，她没有其他办法。

当回忆起市政府门口的聚集人数之多，刘芳似乎也获得了克服恐惧的勇气。面对水瓶纪元，她的语速逐渐变得飞快，声音也大了许多，”农村人没文化没背景，官当得再大，但是我们老百姓人多嘛。我不相信他把几万人一次性给全部搞‘死’嘛。”

实际上，在8月4日下午，当市民代表们在会议室里讨论如何惩治未成年霸凌者时，在市政府门口外，由于聚集的人数不断增加，警方的布防开始升级。数辆黑色有“特警”标识的面包车和大巴车来到现场，人群被拦在道路两边，分散在市政府所在的诗仙路东段的整个路段，警察站成一排面向市民，阻止更多人向市政府聚集。根据现场视频，一个市民被多名警察拖行带走，路边被警察拦住的人们喊着“暴力执法”，却未能出力阻止。后又有多人被抬走，包括一名穿着裙子的女士，也被三四个警察抓住，四肢离地地被拖走，有人高喊“抓老百姓干嘛？”

这天傍晚，周诚因工作提前离开市政府的会议室。他指出，随后广为流传的一段视频里，在市政府外指挥警察拖走一位中老年妇女的黑衣男子，就是此前在会议室里被市民代表质问警方不作为的政府官员。

多名警察在市政府门口拖行一市民（图_网络视频截图）

那段视频让他印象深刻：画面拍摄于市政府对面的江油市第一中学门口，人群被挤到路边，两个身着蓝色制服的警察与一名黑衣寸头的中年男子围住一位瘦小的中老年妇女，两名警察似在说服，而前述据信为政府官员的黑衣中年男子，手持扩音器，手指着该女士反复吼问：“你走不走？”

一名戴眼镜的青年挡在这位妇女面前，质问黑衣男子：“你要爪子（干什么）？你要把人家老婆婆拖走是不是？”也许是被质问的语气激怒，黑衣男子情绪激动，用手指着青年示意身旁警察，喊道“拖起走”。几名警察冲出，抓住青年的胳膊将其拖走。

在江油市民看来，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当权者欺压弱势者的画面。周诚气愤地说：“（黑衣男子）当的啥子官？我们都是围观者，你不能随便想拖哪个就拖哪个。”

警方的暴力让直面冲突的人群又多了一重愤怒，许多视频中人们喊道：“凭啥子抓人？”“警察打人了！”“就这么对人民群众？”

现场视频显示，到了深夜人群仍未散去，有人带头唱起国歌：“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警民对峙加剧：有人摔倒在地，被四五名警员围住并有踢打动作；有人对镜头控诉称，自己被喷射了辣椒水。

凌晨一点后，人群被驱离至诗仙路尽头的中坝广场。警方在广场抓捕尚未离开的市民，有人骑电瓶车逃跑，坐在后座的拍摄者哭叫着喊“他们来抓我们了”，画面中一名穿黑色制服的警察紧追黄色上衣男子，飞奔穿过广场。网传画面显示，警方至凌晨三点仍在清场，现场传出惊呼声，随后直播中断。另有网友发布抖音直播间截图，页面提示“服务器升级调整中，暂不支持本地区开播”。

8月4日傍晚时分，刘芳在更大规模的冲突爆发前离开了现场。其后，她在社交媒体平台刷到多段冲突视频，看到有警察殴打现场抗议的群众，有人被拉牲口的货车拉走。她被强烈的惊吓淹没，“太恐怖了，一个国家政府都这样干了，你说这些人怎么（办）？”

当地被用货车拉走的被捕市民（图_网络投稿）

陆强也没有在市政府门口待到晚上。傍晚，他也刷到警民对峙冲突升级，警察暴力清场的视频。尽管曾对政府维持秩序、不公开案件抱有理解态度，但他觉得，用这样暴力的手段对待江油市民是不公平的。“一个老百姓，你说他暴乱了，人家手上又没拿东西，在没有威胁到（警方）人身安全情况下，政府有点太过激了。”他的语气里透着沉重和无奈，“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不公平，太可怜了。”

新的一天

8月5日早上，市民再次聚集在诗仙路东段，通往市政府大楼的路口已经设有黑色围栏，道路也以交通管制的名义进行了封锁。市民拍摄的视频中，一个黑色上衣青年隔着栏杆对警方喊话：“你们也有娃，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不想政府高高在上，我们在维护江油的形象……人民警察为的是人民，我相信他们是有良心的……我们要的是政府给说法，不是要冲击政府。”

江油市政府所在的诗仙路被管制（图_网络视频截图）

站在他身边的几位妇女说，“我们都是做父母的，我们娃都是在念书，马上开学了，还老百姓一个公道。”但随后，一队穿黑色制服的警察扯开围栏冲向这位青年，把他推到在地上后抬走。一个穿蓝色制服的警察紧跟其后，喊着“往后退”，并从自己的装备中拿出一瓶雾状液体向市民喷洒，从视频中市民的反应看，这种液体有刺激效果，阻止了其他市民靠近。

许多参与声援的市民将现场的图片、视频发布在社交平台，“江油”一度成为微博热搜词条。网友郑月告诉水瓶纪元，自己在8月5日9时许，转发了多条含“江油市民被警方殴打拖行图片”的微博，不久后均被删除。

微博相关话题词被封禁（图_微博）

8月5日，四川绵阳网警回应施暴者父母身份问题，称网上出现“江油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女儿打的人”“施暴者父亲为律师”“施暴者亲妈是江油市一级警督”等信息均为谣言。3名违法人员（霸凌者）的父母分别有2人无业、2人在省外务工、1人为本地售货员、1人为本地外卖员，编造谣言者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辟谣信息被网友总结称：施暴者家长“没有背景”，处置迟缓是因为派出所积案过多。但清场事件发生后，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加重，比如刘芳就对官方的说法半信半疑——“你怎么晓得是咋个事情？不晓得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删帖和官方通报双管齐下，8月4日晚，江油警方暴力镇压事件很快就在社交媒体上成为“禁忌”。但网民对霸凌事件的“私力追查”仍在继续。施暴者刘某甲的个人信息被违法“开盒”，家庭住址曝光，甚至有人找上门，在其家门前撒尿、扔纸钱、倒垃圾。施暴者刘某甲家的邻居告诉水瓶纪元，几天过去，施暴者家门口的走廊里仍有异味。

“人不在家，一家人都没在。”这位邻居称，目前小区已经几乎恢复了平静，“（家长）同意赔偿并道歉”。此前，有陌生人到其门口焚烧纸张、撕毁门框对联，但邻居“不清楚是谁”。

刘某甲住址门口有人烧纸（图_网络投稿）

上述邻居告诉水瓶纪元，施暴者刘某甲住的小区是2019年交付的安置房，当时房价每平米四千余元，大多数居民都是从农村回迁来的，经济条件一般，“没有钱，我们也都是种地的农民。”这位邻居也确认，刘某甲父母并非权贵，“一个送快递，一个帮人卖货，都是普通人。”

为了回应人们对官方通报的质疑，8月6日，江油当地官媒“涪江观察”继续发布文章称，刘某甲曾有过一次因纠纷在派出所接受调解的记录，而网传视频中彭某某、刘某甲自称“进去派出所十多次，不到二十分钟就出来了”的言论系担心受害人报警，故意夸张吓唬受害人。这篇有官方独家信源的文章还披露，打人者及家长已向受害人赔礼道歉。而林雨家人也在这篇文章中表示，“希望网友们不要再转发视频。”

事件仿佛戛然而止，但在江油市民眼里，霸凌者的监护人没有公开道歉，政府的解释也没能回答大家的质疑。

周诚对这样不了了之的结局感到憋气，“感觉事情就被压下来了，很糙很潦草。”他说，他从前相信公权力所代表的公平正义，觉得有问题可以找警察，但现在他“切身地觉得世道不公平。”

随之而来的还有担忧。周诚的女儿也在上学，身为家长，自己不能24小时贴身跟着女儿，如果女儿也遇到校园霸凌怎么办？他开玩笑地说，“或许应该让孩子学一下散打拳击等搏斗类项目？”他说，无论如何他都会反复告诫孩子，在学校不要惹是生非、欺负别人，但如果受到欺负，要及时告诉爸爸妈妈。

多位和被霸凌女孩同村的村民表示，当地政府官员曾和村干部一起挨家挨户”走访“，要求村民不要讨论，也不要传播相关视频。微博搜索栏中，江油仍关联着“警察打群众”的词条，但已搜索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在微博AI总结的搜索结果中，事件定性一栏显示“无证据表明警察参与殴打群众。”

这些愤怒、担忧和害怕被迅速抹平了。到了8月5日下午，通往市政府的诗仙路口的街面上已经几乎空无一人。两天后，第十二届世界运动会在距江油车程2个多小时的成都开幕，多家媒体宣传，开幕式向世界递交了一张“和合共生”的文化名片。

（林雨、周诚、孙飞、刘芳、陆强、郑月均为化名)

天通苑经验

“可以坐着上班”

打开招聘软件，可以看到制造业与服务业不少招聘广告中，正在把“坐着”当做一项工作福利。仿佛“能坐着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特殊待遇。

与之相对的，是基层服务行业中日益普遍的“全程站立”：餐饮、零售、酒店等岗位的员工，许多都被要求在超长工时里全程站立工作，不设椅子，没有休息，不能坐下。

这种要求并非出于效率或安全考虑，而是源于一种看不见的表演逻辑：站立的身体，被当作“积极”“专业”“热情”的象征，传递给顾客、传递给管理者，也传递给摄像头背后的监控系统。

“坐着会给顾客懒散的感觉，会让顾客不想进来消费。”一位经营者如此解释。

这是一种和真正的劳动不同的劳动。它的价值不在于完成工作本身，而在于营造出“在工作”的姿态。

“在工作”的劳动姿态，开始被单独抽离出来加以规范。站着、走动、微笑、口播，成为评价绩效的一部分——它们并不直接提升服务效率，却不断被强化、被记录、被奖惩。

当劳动变成表演，劳动者也就成了道具。健康被消耗，情绪被压住，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被替换成标准化的笑容和话术。这不仅是服务业的日常，也是当下许多岗位的现实：制度用可复制的动作定义“合格”。

文｜孙漫漫
编辑｜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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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播

在许多门店，劳动的第一要求不是把事情做快，而是把样子摆对。

小光在一家餐饮连锁工作，每天站十个小时，下班回宿舍总是一瘸一拐。去医院问诊，还没拍片，医生光听描述就判断——静脉曲张、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积液。这些病，在服务业是再常见不过的职业损伤。

要缓解并不难。一双压力袜、一副支撑性鞋垫、每站五十分钟坐十分钟，都能让情况好很多。但店里不允许。

这种逻辑里，站立并不一定能提升效率，却成了“敬业”的证明。于是，哪怕客人不多，员工也不能坐下。前厅留一人值班、其余人去后台休息，这样的安排被认为“不专业”。

表演站立虽然辛苦，但好在不要求技巧，如今的服务业工作中还包含着更多不被认真解释、却必须严格执行的“表演性劳动”。

地上没有垃圾也要扫，不赶时间也必须小跑上菜，上班时要一直走动，遇到同事必须打招呼问好，如果被经理抓到没有笑，会被批评。这些动作不一定改善顾客体验，却能让管理层看到一个忙碌、整齐的场面。

在奶茶店兼职的张章做好了脚疼腿疼的准备，却没想到嗓子成了损耗最大的地方。

兼职第一周，他每天口播到嗓子干哑，吞口水都疼。一位同事辞职了，因为声带结节。

店里有一套细得近乎荒诞的口播SOP：顾客进店要喊，点单要喊，取餐要喊；天气变了要喊，季节更替要喊。每隔十分钟，全店会齐声高喊“毛巾清洗时间到”“三十分钟检查茶汤时间到”。

这些台词里，有提醒顾客小心烫口的好意，也有品牌广告，还有复杂的问候与告别话术。奇怪的是——顾客在的时候要喊，没顾客的时候更要喊。

“你得有活人味！” 店长批评张章的表情僵硬，口播毫无感情。

在张章每天站立的十个小时里，没有一刻是停下来的。他得当后厨，泡茶，泡咖啡，煮珍珠，切水果，滤茶叶，不停地洗洗刷刷，还得看前场，点单，收银，处理线上的订单。

京东美团和阿里外卖大战，订单激增， 上早班的张章一个人干了一千多的营业额，他打电话求助，店长敷衍了几句就不闻不问了。其他同事没到上班时间也不来。张章说他很理解，如果是他也可能会“见死不救”，正常上班时长已经让透支了所有体力，大家都没有力气再来赚这一小时十块钱的加班费。

没有力气当活人，又要表演口播喊麦，那就只能当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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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捐

有时取餐的顾客已经走了，店员仍对着空气口播，直到念完。
这些词本来就不是念给顾客听的，而是念给摄像头，店长，或者念给潜伏在顾客队伍里的“便衣”督查。

某品牌奶茶店对口播每周有五次随机抽查，四次监控一次线下。
如果被发现没念，便会按照打分标准扣分，不仅可能会被罚写复盘，还和工资提成挂钩。

监控，罚款和体罚是管理的主要手段。
在许多公司，罚款叫 “乐捐”。

有的奶茶店，规定收银人员如果面无表情，第一次捐一元，第二次捐两元，以此类推。
某长三角地区的奶茶品牌有门店要求没喊口号的员工“乐捐”50。
某湘菜品牌上菜时有固定口播，如果服务员没说，罚款10元，女员工没有涂口红罚款5元。

张章的同事曾一个月被扣了一千多，将近工资的三分之一。

体罚也非常普遍，某连锁咖啡品牌要求店员抄写差评，每条100遍，如果没对路过的顾客微笑打招呼便被罚做俯卧撑，其他的体罚比如深蹲、爬楼梯也屡见不鲜。

“总比罚钱好”有人在评论区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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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人

公司试图用量化考核制度将一切标准化、流程化，本意是以用户为中心，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
然而，最影响顾客体验的偏偏是那些无法被量化的部分。

管理者无法观测消费者在店员那里获得多少情绪价值，就去要求笑容和声量。
在动不动就罚款的威胁下，店员们渐渐把力气从“做得好”转移到“做得可以好看”。

服务员本来就是活的人，但经营者偏偏用一套标准化SOP和严苛罚款把活人僵化抽干成伪人，然后再让伪人死气沉沉地表演活人。

无数人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抽干人，再用无数花活儿让人表演人，好一个 加一减一等于负的集体伪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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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

代价首先落在身体上。静脉曲张、声带结节、慢性腰痛，这些原本属于长期体力劳动者的伤病，如今在大量服务业岗位上提前出现。

更隐蔽的，是情绪的耗竭。为了应付镜头和考核，员工学会了用同一套表情和语调面对所有人，把真实的感受收起来。
正如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所说，情绪劳动可能导致“情感异化”——劳动者与自己的真实感受逐渐脱节。

劳动原本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但在表演化的劳动里，这种连接被削弱甚至切断，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冷冰冰的标准。

惩戒和监视制造着失去自主性的劳动者，表演式服务生产观光式的消费者，这期间，消失的是人和人之间真正的关切。

文 | 大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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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个一闪而逝的热搜，说的是好多官媒，跟约好了似的，齐刷刷地转了一篇标题吓人的文章——《社保断缴1次，这些待遇全部取消！》

说实话，这标题取得，真有水平，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一股寒气。

我这人好奇心重，就点进去瞅了瞅。

还好，没那么夸张，不是说你一断缴，过去交的全都打了水漂。

但要说没影响，那也是假的，而且影响的都是些要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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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

最直接的就是医保。

这个月断了，下个月你看病就得自己掏钱，一分钱都不给你报。

你要是手脚快，三个月内赶紧续上，那还好，下个月就能恢复，连续缴费的年限也给你算着。

可一旦超过三个月，那就麻烦了。

各地规矩不一样，但基本都得让你等个三到六个月的“观察期”，这期间看病还是自费。

更要命的是，你之前的连续缴费记录，“啪”一下就清零了，得重新开始攒。

可别小看这个“连续年限”，这玩意儿决定了你看大病时报销的上限。以深圳为例：

而那个“累计年限”，决定的是你退休后还能不能免费用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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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险

这个对准爸妈们来说，打击挺大的。

大部分地方都要求你生孩子前，得连续交满9到12个月的社保，不然一分钱生育津贴都拿不到。

万一中间断了一个月，对不起，不符合条件。

等你生完孩子，得再吭哧吭哧连续交满一年，才能把之前那笔钱给补领回来。

这中间，产检加生孩子的钱（少说一两万），就都得自己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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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入场券

还有些隐形的门槛，比如买房、落户、孩子上学。
在北京上海这种地方，社保断一个月，之前攒的五年、七年资格，就得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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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后面还介绍了怎么补缴，那些流程化的东西我就不啰嗦了。

我想聊的是，这盆冷水到底想泼醒谁？

其实这个政策一直就有，近期才忽然上热搜，再联想到前几天最高法说“不给员工交社保的合同无效”，这套组合拳打得，意图简直不要太明显。

前一招是敲打企业，后一招，就是对着那些交“灵活就业”社保、心里还在琢磨着要不要断供的人，还有那些失业了但还在咬牙自己交社保的朋友们，进行一次“灵魂拷问”。

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你都交了这么久了，现在不交，前面的就亏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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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上，这叫“沉没成本”，跟电信诈骗一个路数。

骗子总会告诉你：再投点钱就能回本了，不然前面的就全没了！

不过，我就纳闷了，本来大家对这事儿就有点怨气，你不去想办法让它变得更香甜可口，
反而跑过来威胁说“这玩意儿很重要，你不听话后果很严重”，你猜大家会怎么想？

那么失业自己还在缴的人一想：反正这些权益也没了，索性断了。

我看这宣传口，真是捡到宝了，一句话就把人给劝退了。天才，绝对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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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一切背后有个更大的背景：交钱的人越来越少了。

2023年，我国医保缴纳在职人数是 2.7亿人，而同期就业年龄段人口是 7.7亿。
换句话说，能稳定交社保的，已经是打工人中的上等人。

但从2019到2023年，居民医保少了 6200万人，光是2022和2023两年，就少了 4500万。

医保可是社保里最核心的险种。没它捆着，养老金那边的数字更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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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解释是数据“优化”或“升级”，但社科院一句大实话更扎心：
“不能排除部分居民因缴费负担而放弃参保缴费。”

归根结底，就是两个老问题：兜里没钱，心里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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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村家庭来说，一年四百，可能是两周的买菜钱，还得年年交。
对于收入不高、工作不稳定的年轻人，眼前的饭都快吃不上了，谁还有心思去想几十年后的事？

所以，这不是个别人的选择，而是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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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次的问题是：
我们的社保体系，本来就是基于“铁饭碗”设计的。

几十年前的假设是：你一辈子待在一个单位，工作稳定，不会失业，也不用担心企业耍赖。
所以才会有“连续缴纳才算数”“跨省转移困难”“缴费基数过高”等规定。

但时代变了，现在有几个人能保证不换工作、不失业？

如果不改，二三十年后，城市里可能出现大批没工作、没收入、每月只有一两百块补助的老人——那画面，想想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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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本该走的是“低门槛、广覆盖、保基本”，
结果现在成了“高门槛、覆盖广、待遇天差地别”。

所以，靠吓唬几句是解决不了的。
你越吓唬，老百姓越打鼓：是不是池子里的水快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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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点“正能量”

各位朋友，别纠结眼前这点得失了，要有大局观！

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奋斗到75岁不是梦！

社保是什么？
是夕阳红的绚烂光彩，是广场舞的强劲节拍，是游山玩水的经费来源。

当然，万一你快退休了还没交够年限，那也没关系。
个人账户里的钱退给你，剩下的正好为社保基金做贡献，一举两得，皆大欢喜。

过去有个词叫“视同缴纳”，以后可能会有个新词：“视同没缴”。

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

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

一个有正式编制的公职人员，究竟要多坏，要犯多大的错误，才会被剥夺编制、开除公职、取消退休待遇？

按我的朴素理解，公职人员行使职权时所犯的错误（犯罪行为除外）大体上分为几类：

第一种，把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做好的同时给自己捞了一些好处。这肯定不好，但在当下社会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种，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因为能力不足、方法不当犯了一些小错。这需要批评教育，但还是可以给机会改正进步的。

第三种，故意利用职权做坏事，侵害公共利益，或者掌握公平裁判权的人自己带头破坏公平。像这种，我认为是可以一票否决撤职查办的。

比如协和董小姐事件中，身为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领导，本身是负责维护学生成绩公平的职位，却利用职权凭空给董小姐伪造成绩，把一名明显不具备基础知识的学生送上医疗岗位，说明其对学生成绩公平没有丝毫敬畏之心，也就完全丧失了担任相关岗位的基础，理应撤职查办永不录用。

可实际上呢？为董小姐伪造成绩的李某宽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记过处分，免职处理。众所周知，免职不等于撤职，歇一段时间，人家又是好汉。李某宽同志的编制和行政级别稳稳当当，没有受一点影响。

甚至连始作俑者，董小姐的姑姑班某娟也只是留党察看一年、撤职处分，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调离教师岗位。同样，编制和行政级别稳稳当当，实际待遇没有受一点影响。更别说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了。

比如广西亮证姐事件中，亮证姐的丈夫黎某将代表国家公权力的行政执法证件交给妻子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显然在主观上对其执法权力没有丝毫的敬畏之心，对消防安全的严肃性没有丝毫敬畏之心，让这样的人留在消防队伍里，我作为群众是很难放心的。

然而实际上，黎某受到的只是党内警告处分，收回并注销其行政执法证。这意味着，黎某的领导职务没有受到丝毫影响，编制和待遇更是岿然不动。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以上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在体制内一名合同制聘用人员或者“临时工”身上，又或者发生在民营企业的某个岗位上，会是怎样的处理结果呢？

董小姐和亮证姐连续两个事件的官方通报，看情节，满屏都是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知法犯法，看处理，满屏都是批评教育诫勉谈话，个中反差与荒谬实在一言难尽。

董小姐案件中帮助董小姐造假全链条上的19位体制内大佬，亮证姐事件中涉及到的7名公职人员，没有一个被开除公职撤销编制的。

一个都没有。

就这，某官媒还有脸说相关处理结果表明了对违规行为绝不姑息，也难怪评论区要将其解读为“绝不让董小姐的姑姑撤职休息”……

或许真的是怪我不懂事吧，国家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犯了点错误就开除，岂不是让更多的同志寒了心？

但你也不能怪我不懂事。我一个遵纪守法的纳税公民，真的很难共情这些由纳税人供养着的滥用职权的公职人员，也真的很难接受已经查实他们滥用职权后将来仍然享受比我多好几倍的退休金。

我的要求很简单：

对于那些已经查实有主观故意滥用职权做坏事，或者肩负着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责却带头破坏公平的公职人员，如果不能送进去坐牢，至少也要开除公职，级别归零，让其无法再染指公共权力，从此自食其力谋生。

这要求，算非分之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