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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说的这个案子，发生在甘肃庆阳下面的宁县，一个父亲，发视频质疑儿子学校校服质量问题，“寻衅滋事”，被拘了7天。行政诉讼二审，确认拘留决定违法，判令国家赔偿3200多元。

案子发生在2023年，邓建国发现儿子的校服质量有问题，多方沟通未果后，发了两个视频。

校服厂家——宁县兆春服装厂，向宁县公安局报案，说邓建国寻衅滋事，散布谣言，要求追究责任。

宁县公安局认定，邓建国“无相关证据情况下发布不实视频，引起网友转发，造成公共场所秩序混乱”，行政拘留7天。

邓建国申请行政复议，宁县政府维持；

向庆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认为，虽校服确有质量问题，但“维权应通过正当途径，而非网络发布不实信息”。

庆阳中院二审认定：程序违法、事实证据不足、处罚不当。

这个案子，最让人不理解的是，宁县公安局、庆城县法院对事实的认定，也就是说，校服质量到底有没有问题？

公安局说，你说质量有问题但没证据，要拘留；法院说，质量有问题，但你没走正当途径，应该拘你。

兆春服装厂的校服质量到底有没有问题？庆阳市质量计量检验检测中心对涉事厂家生产的夏季校服抽样检测发现，棉含量不达标，不符合国家标准；

庆阳市市场监管局官网消息也显示，在后续专项行动中，包括兆春服装厂在内的校服供应商被查出多项问题。

公安、法院对这些证据为什么视而不见？甚至不惜违反程序，不告知邓建国可以申请暂缓执行，而是下了处罚决定就直接把人关进去？对提出问题的人“零容忍”，宁县是做到了。

这个案子，最让人感慨的是邓建国的遭遇：

因被拘留导致情绪崩溃、确诊抑郁症，离婚、失业。可谓生活一败涂地。

有人说，邓建国用被碾碎的人生，为孩子们换来质量合格的校服。

说实话，我对这个结论是有怀疑的。邓建国的遭遇，只能让更多的人闭嘴，监督、批评，除非你也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至于能不能换来合格的校服，大概率换不来。

公民正常监督，既不是诽谤，也不是寻衅滋事。

邓建国举报校服质量问题，也并非“无事生非”。

拘留抓人，公安机关本应应慎之又慎，要坚决杜绝小过重罚、让公民表达里动辄得咎。

同样，法院也应重证据，重程序。不能层层失守，形成错案。

为什么该谦抑的不谦抑，该讲法的不讲法？从湖南湘阴的“12字评论行拘5日”案，到宁县“质疑校服质量被拘”案，我们看到的都是权力的滥用，至今没看到滥用权力的人被追究责任。

如果，一个案子，确定办错了，把办错案的公安局局长、判错案的法院院长抓了，也拘留7天，你看他们还会不会滥用职权，制造冤案？

我查了一下，湖南湘阴的“12字评论行拘5日”案，宁县“质疑校服质量被拘”案，在二审判决翻案前，都没有媒体报道。

如果有媒体及时报道，一个明显的错案，或许不会延宕两年、三年，当事人也不用付出这么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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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万永

版权来源|法度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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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ABB都是red3代

但传言的产生肯定是空穴来风

一场发生在悉尼的醉驾事故，全世界掀起了对一名年仅23岁的女性隐形华人富豪的热烈追逐。

人叫LanLan Yang（杨兰兰），车是劳斯莱斯。

被撞的是位老头，开奔驰。当然，澳洲税低，奔驰不像国内这么贵。

但兰兰的劳斯莱斯，据说是定制款，而且豪宅里还停着一辆，属于发了财之后，吃一碗倒一碗的派头。

果然，警方开出保释金额，眼睛不眨就到账了。

新闻就在这里发生了：传说保释金额是7000万澳元，相当于4亿元人民币。

关键是，传言称「后续法庭还查询了她的存款数量，是2700亿澳元，约1.35万亿人民币」。

这都哪跟哪，法庭哪怕看到了，也不可能公开；澳洲目前最高的保释金只有500万澳元，而交通事故肇事者的保释金通常为5000–20000澳元（约2.4万–9.6万元人民币）。

更重要的是，如果真是有钱人，谁会让现金躺在账上啊！买房买公司买矿投资不香么？

传这个言的，差不多就是猜测御厨里满满几屉都是白面馒头的那种农民。

这也太离谱了，人均下来，相当于每个中国人给了她1000块。

上海、杭州、深圳、广州等城市居民给省外官员转移支付发工资，2021年人均才交4万多元。

2024年广东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才1.35万亿元，相当于她的存款是全国最有钱的地方政府广东省一年的税收收入……

传言者是不是以此暗示她是广东人？

从这个面相看，温州－闽南－潮州一带都有可能，但不会更南了。

从下图来看，又有一点东北姑娘的走姿。

虽然她的名字是ABB格式，但从下图怯生生的样子来看，不大有京城red3代的跋扈劲，甚至还没有戴电子脚铐的孟公主气派。

从种种迹象来看，很可能，她之前一直被保护得很好，缺乏社会经验，所以出事后表现得惊惶失措，特别中国。

因为是逆行，撞得很惨。怀疑兰兰姑娘到澳洲不久，还没习惯靠左行驶，酒后忘了规则与国内不同。

事发后，她酒精测出阳性；被抓到警局后不配合，第二次拒绝。

从这点来看，也很中国。要是在国内，这个时候应该有电话进来了，只要不测血液，就可以否认精度不高的吹气结果，就有转圜机会。

可惜这是澳洲，兰兰孤悬海外，孤苦无依。

有人劝县城婆罗门，县城里可以为所欲为，为什么非要来自己控制不住的大城市？

确实是这个道理。要是在大陆哪个城市碰到下图这样的姑娘，你会觉得她是个开车撞人的主么？

当然不会，只觉得人畜无害，人生无限美好。

这个车祸之所以出名，很可能是因为她撞了个名人。

开奔驰的老头，是位新闻主持人的驾驶员。

记者嘛，白天唯愿牛斗架，晚上唯愿火烧天，唯恐天下不乱。碰到这么个逆行的豪车华裔小姑娘，送上门的好题材。

好奇的是，有关这姑娘的任何资料基本都搜不到。在一个社交媒体时代，一个人几乎隐形，还是我上面那个猜测：家人保护得很好。

正常的话，这姑娘家教不差。

如果仅仅是有钱，真的不是罪。

当然，有人怀疑她是某家的千金，是做进口配额的，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自我大清设十三行垄断进出口以来，历代皇商，虽然也有沈一石这种下场的，但多半也还是金陵薛家的富贵绵延。

这事背后，最不堪的情形，有可能是她家在内地的对手需要利用此事掀起波澜。

还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毕竟是7月份的案子，现在已经8月份了，突然间火爆全世界，过于不寻常。

而且，那些传言明显不靠谱，可大家都热衷于传播，说明信息发布者对舆论的燃点也很熟悉。

新闻出口转内销的故事，已经上演了几十年。

至于车祸引发的风暴，上一个是京城的令狐小哥。

小哥撞死后，其父次日言笑晏晏参加领导视察，被另一位老干部骂了句「人性都没有，何来党性」。

当然，以上纯属猜测。ABB式姓名的能量，确实超出我们的想像。

我写了300多部家传、整理了1200部家庭相册，发现旺族多出自读书人、绅士、企业家、地主，少数平民子弟则通过读书、从军、创业改变命运。

家史即国史，现代国家鼓励学生先讲家史、次学国史，汲取智慧、经验、教训，节节攀升。

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遗忘才是。如果没有记忆，家就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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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如果没有家庭记忆，家就是一句空话。这个任务，只能我们自己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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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摊前黄金梦，今朝楼间汗雨倾。

笑看媒笔翻新戏，苦中掘金几人信？

简简单单摆摊，轻轻松松月收入几十万的拙劣谎言没几个人愿意相信，现在又改变战术了：抗楼生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你不信能赚这么多？好，那我们来谈谈努力工作的意义，或者说好处。钱不钱的，就另说吧。

仅仅大清早一会儿功夫，便看到了多家媒体在发布宣传类似新闻，简直怀疑他们是吃饱了撑的。

先看这条：广东的30岁战神波哥，每天扛楼九个小时，月入3万。

这数字看上去似乎还挺可观，毕竟月收入3万，扛楼算什么？

先不说事实能不能如此，就这种超负荷的工作量，又有什么值得宣传的地方。

“战神波哥”本就天赋异禀，一个人扛别人好几个的量，因此他挣的也比别人更多。至于能不能多到每个月收入3万这种程度，我保留疑问。

而“波哥”的节省，就更不值得宣传了。

早饭基本不吃，这是好习惯吗？虽然我也经常漏掉早饭，可尚且知道那样不好。看来我们的一些记者，官方媒体，认知还不如我。

水电一个月十几块，我估计夏天是一点不开空调的，水电十元省空调，肺当滤网肝储能。所有暗中标价，都用身体中各个器官买过单了。显然这同样也不值得拿出来吹。

房租200元一个月。虽然我没租过这个价位的房子，但是十年前在二线城市里租过800块的，因此基本能够想象出来，2025年月租200的房子，其环境会离谱到什么程度。

同一天，另一家媒体也不遑多让：21岁大学毕业生，靠扛楼日挣千元。

看上去某些人还挺得意的，就是不知道，大学毕业出来只能扛楼，值得骄傲的点在哪里。

十八年寒窗，鱼跃龙门去搬砖，为何不直接去搬砖？既然扛楼这么赚钱，把这份“好工作”，把这个“好饭碗”就给没文凭的人，岂不更好。

换言之，搬砖都这般挣钱了，其他工作的时薪岂不更加高的离谱。那为什么21岁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正值大好年华，不去干点其他更挣钱的同时且更轻松的工作？

还有“没背景、没人脉，唯一的作用就是多挣点钱”这种描述，就没人觉得怪怪的吗？以“作用”评价人的价值，因为“没背景”，所以只能搬砖……这是什么歪曲的牛马价值观，竟还想让观众从中寻出美感来，简直不可思议。

总爱隔三差五的发这些正能量满满的东西，却不知道，但凡别人用十二指肠稍微多想那么五秒钟，就会发现满满的糟点。

以前有句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现在突然发现，人类一思考，连人类自己都会忍不住想笑。

于是愿意配合演戏的人是越来越少，即便是见惯了无耻而懒得吐槽的群众，也会默默的在评论区里说两句常识。他们不反驳你，但无视，比反驳更具杀伤力。因为“懒得反驳”，也是一种放弃，跳过你的表达，而直接自说自话。

更讽刺的是，媒体们在极力表达着倾尽全力的打工，只要你懂得节省度日，总能存储到一笔不错的财富。

恰好某官方在近日斥责形式主义时又说道：过紧日子不是苦日子，紧的是不该花的钱，该省的省，该花的花。要把钱，花在民生的刀刃上。

可何为民生，还有比老百姓的吃穿住行更民生的东西吗？还有比宣传中住20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早饭基本不吃更荒诞的民生问题吗？

媒绘锦绣遮疮痍，民笑荒唐戏自欺。

这类报道，其实我们已经看得够多，吐槽的也够多了，我觉得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都明白其中道理，奈何另外一些人，懂装不懂。

可这样做，曾经或许会有着一点作用，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毫无疑问，这种作用正在越变越小。

协和董小姐的大结局出来了。

肖某、董某莹事件，最新通报！

套话咱们就不引用了。

就看看这帮院长、主任、处长、教授们如何处理吧：

别的都好说，董袭莹的姑姑班某娟，和帮董袭莹剽窃论文的马某渊的处理，太轻了。

班某娟这个人是祸头，董袭莹用来申请“4+4”项目的理工科考试成绩，就是班某娟做的假成绩。

马某渊买了班某娟的面子，把手底下穷学生的论文拿来给董袭莹抄袭，这个人也是坏透了。

这俩人怎么处理的呢？

班某娟留党察看一年，马某渊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过。

咱们上过大学的都知道，考试作弊、论文抄袭，没学位、退学，开除。

甚至像大连工业大学那样的学校，跟外国人交往都要开除。

对学生管得这么严，到了自己的教授、处长了，罚酒三杯。

你说一个人能给她侄女做假成绩单，能给同事的侄女儿剽窃学生的论文，这俩人还适合呆在党内、呆在高校吗？

这种人如何先锋，怎么带头呢？

伪造带公章的东西，这是刑责。

咱们过去说董小姐有关系，现在看起来是侄女像姑，她姑的后戳儿更硬，不知道还站着什么老呢。

老玩这种罚酒三杯的套路，老觉得群众可以被敷衍过去。

每个月扣社保的时候想到有一笔钱用来养了董小姐她姑，心里更难过了。

你猜谁笑到最后了呢？

之前那么多篇，算是白写了。

我很惭愧！这次从正能量角度理解董小姐事件

物理化学不及格的董小姐怎么考过医师考试的

这篇男性子宫的论文好新，写出来就没有被人看过

如来的取经计划，为什么没有塞董小姐这种关系户

看完董小姐和肖医生，你们明白朝廷推广针刺麻醉的一片苦心了吧

土狗努力还是有用的，不信你看董小姐爱上肖医生

说协和4+4学制没问题的人，你们真好蒙

周芷若是张三丰张老送进峨眉派的，为什么不能像协和董小姐那么豪横

中日友好和协和的瓜，说明媒体业真的不能倒！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2025年7月22日，在四川江油市一栋空旷建筑楼里，几名十四五岁的女生用辱骂、扇脸、飞踹、强迫脱衣等方式霸凌了一名十四岁的少女。施暴者还得意地录制下霸凌全程。

视频显示，在被霸凌者少女提出家人会报警，央求对方不要再打了之后，霸凌者嚣张表示“又不是没去过（派出所），以为我们怕你吗？没得20分钟就出来了”。

• 相关阅读：【CDTV】四川江油市民声援被霸凌少女，遭警察暴力镇压维稳

8月2日，这段视频被传出，并引发江油市民的愤怒。

之后，被霸凌少女的父母前往相关单位用下跪的方式祈求领导给他们一个公道。据部分流传消息，被霸凌女生的母亲是一名聋哑人。

8月4日，许多江油市民自发聚集到江油市市政府门前声援被霸凌女生和她的家庭。当局出动的大量警力，对市民们进行暴力镇压。

一些现场视频在抖音、微博、快手等平台发出，随即引爆舆论，但很快相关话题、视频、文章就遭到严格审查删除。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与此事件有关的三篇404文章。

一、飞蛾逐日｜昨晚的酱油没有照相馆

江油事件发生的同时，因电影《南京照相馆》引起的大量仇恨情绪、极端爱国主义情绪在中文互联网上蔓延。

微信公众号“飞蛾逐日”作者李宇琛用《昨晚的酱油没有照相馆》为题，声援江油市民。尽管作者使用了“酱油”代替“江油”逃避审查，但该文仍然很快便被删除。

文中写道：

手机屏幕上，像素像一群受惊的蜂，抖动着。一个女孩的脸，然后是两个，三个。一个蹲着，两个站着。一些粗暴的动作，像廉价电影里排练失误的场景。失真的声音里，哭喊和嘲笑缠绕在一起。

“你以为我们怕吗？又不是第一次。”

这句话，比画面里任何动作都更刺耳。

我们每天在信息的河流里游荡，寻找意义，寻找某种能让自己心安的东西。但那天，人们看到的，是一对沉默的父母。

在那个庄重的建筑前。那个女人，那个女孩的母亲，她无法说话。

她只能用身体的姿态，向这片土地提出一个无声的问题。

她的沉默，比所有人的喧哗加起来，还要震耳。

那个画面，像一根小小的刺，扎进了许多人的心里。

你看，人们就是这样。

他们可以忍受生活的沉闷，忍受工作的疲惫，忍受河水的浑浊。但他们无法忍受一个母亲无声的眼泪。

于是，人潮像溪流，汇聚成河。

一开始，只是涓涓细流。有带着孩子的父母，有下班的工人，有像我一样无所事事地寻找着什么的旁观者。

他们只是想为那个母亲说几句话，为那个被伤害的女孩讨一个说法。他们甚至还很耐心地，对着那些穿着制服的人，试图解释一种叫做“公道”的东西。

天黑了。

你知道，天一黑，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

一些更深的黑色，从夜色里分离出来，没有表情，轮廓模糊。

它们一来，空气就冷了，凝固了。

人群的嘈杂，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慢慢拧小了音量。

扩音器里的声音也变了调，生硬，冰冷，不带一丝温度。

然后，那些影子动了。

我看到镜头在抖。有人一直在拍，人们总是相信，镜头不会说谎。

我看见他们融进人群，像水滴汇入大海。然后，一些声音突然哑了，一些举起的手臂垂落，一些身影被黑夜吞没。

人群骚动起来，愤怒的质问像石子投进深潭，只泛起几圈涟漪，就归于沉寂。

“为什么？”

“因为妨碍了通行。”

后来，一个简单的解释，就定义了那个夜晚。一场关于公道的声讨，就这样变成了一场交通疏导。

车来了。

一辆笨重的卡车，它的车厢密不透风，像一个移动的铁盒。

一些人，那些几小时前还在为别人呐喊的人，被装了进去。

那一刻，我觉得镜头里的世界荒诞得像一场梦。有人在低声咒骂，有人在压抑地哭泣。

然后，有人唱起了一首老歌，一首关于家和远方的歌。

歌声沙哑，不成调子，在沉闷的空气里挣扎。

他们在对谁唱呢？是对那些黑色的影子，还是对自己？他们想用这首歌提醒什么？或者，他们只是在寻找一句熟悉的旋律，来抵抗这片无边的黑。

夜更深了。

手机屏幕上的光，开始变得断断续续。

我看见一辆奇怪的车缓缓驶过，它经过的地方，所有的光点似乎都黯淡了下去。

我看见混乱中跌倒的身影，看见一束想冲破黑暗的光（也许是某个手机的闪光灯）亮了一下，又迅速熄灭。

一切都结束在凌晨。

路上重新变得平静，街道被冲洗得干干净净。

二、听澜的杂谈｜服务人民的人，是怎么接受人民的下跪的

在众多被传出的视频中，被霸凌女生的父母在领导面前下跪求说法的画面尤其令人愤怒和心寒。对此，微信公众号“听澜的杂谈”发布文章进行评论，但该文同样遭删除。

文中写道：

第一个人民的公仆，直挺挺、抬着头颅，接受了受害者父母的下跪。

视频中，为女儿讨公道的父母跪在当地官员的脚下。官员树大根深、屹立不倒，仍旧慷慨对着镜头讲着大义，对脚下的“衣食父母”却视若无睹。

被服务的人匍匐脚下，服务者振振有词，我一霎分不清谁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了——还好，受害者父母只能趴在脚底下，还碰不到屁股，还能继续耍亮证姐的威风。

这一刻，道德责任感被停留在了受害者父母身上，无法顺着当权者整齐的行头继续向上蔓延。

第二个人民的公仆，指着脸、招呼手下，逼着有良心的人下跪。

视频里，一位脖子上都是横肉的不明人士，和上面讲的官员一样，也是拿着话筒的——这样的人一般都想通过声音大掌握话语权——对着一位老太太进行着教育。只是在给老太太下达了“再说一次的”最后通牒之后，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冲在了老太太前面。

事实证明，不明人士和小伙子同样是爱老人士。拿着大喇叭愿意教育老太太那么多次，到小伙子这就只愿意说一遍了：不明人士大手一挥，边上为人民服务的蜂拥而上，小伙子也被好好服务了，又是锁喉又是背手，同样跪在了服务者的脚下。

这一刻，道德责任感传到了小伙子身上，却又被蓝色制服的大手制服在了地上。

小女孩、女孩的父母、小伙子，都跪下了；

施暴者、政府的官员、不明人士，越站越自信。

施暴者哪来的勇气让别人跪下，自己心安理得地站着呢？

或许是让别人跪习惯了，长大了还没改掉这个习惯罢。

服务人民的人，就是这么接受人民的下跪的。

三、也也的批判诗30｜江油的妈妈

微信公众号“也也的批判诗30”写下两首诗以记录江油发生的一切。这两首诗也难逃被删命运。

第一首《江油的妈妈》如此写道：

江油的一个妈妈不会说话，也听不见

但是能看见

只看了那么一小会儿

天就塌了

天塌了！那么多踢踹…棍棒…耳光…

噼里啪啦掉下来

全都砸在女儿身上

天上飞来飞去的

应该都是天使啊，怎么放出来那么多小恶魔

大火在嗓子里猛烈燃烧

江油妈妈吐不出来

一个江油妈妈吐不出来

十万个江油妈妈帮她一起吐

吐出一大片火海

第二首《你好，谋杀者》写道：

七月的草木已茂密

谋杀者隐匿之中

风吹草低

还是不能轻易发现它们潜行的脊背

或者脊背上隐隐约约的花纹儿

我把我的女儿放在我的肩头

我激起我的轻功草上飞

为了不让我的女儿惊恐

我不停的施展我拙劣的口技

“噗啦啦，噗啦啦，噗啦啦”

我让我的女儿误以为她的爸爸

是在模仿一只鸟

你好，谋杀者

求你放过我的女儿

这绝对是我最后的底线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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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下称“司法解释（二）”，针对社会保险纠纷等问题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将于9月1日起施行。

其中第十九条明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约定或承诺无效。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规定请求解除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这一规定被许多人理解为“强制社保”的信号。据《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24》，2024年，在社保缴纳基数上完全合规的企业只占到了28.4%。约七成企业都存在不缴或少缴的情况，其中又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主，它们在我国市场主体中的占比达到了90%以上。

另一个背景是，据人社部统计公报，2024年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5.34亿人中，在职参保职工3.87亿人，离退休人员1.47亿人，抚养比为2.63:1，而这个数据在2010年还是3.16:1。伴随老龄化和少子化，社保的给付压力正在逐年递增。

社保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兜底，也是对劳动者的切实保障。以长远来看，企业和个人合规缴纳社保一定是好事。但短期内，在经济承压的背景下，“应缴尽缴”也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减少劳动者到手收入，甚至加剧降薪、裁员，进一步抑制有效需求，影响市场活力。

面对这个新规，我们与劳动法律师，以及人力资源密集、或受影响最大的行业，如餐饮、快递、小工厂的老板聊了聊，看新规到底“新在哪”，以及对他们有何影响，未来他们打算怎么办。

一位劳动法律师：

从字面上看，这一次规定的不是“必须缴社保”，而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签订协议免除社保缴纳义务的协议不生效”。过去我遇到的很多客户咨询，我跟员工签个协议、双方都同意不交社保，行不行？我们经常给对方举这个例子，租客跟房东协议约定不交物业费是否有效？社保不是劳动者交给用人单位的，而是双方缴纳到社保基金的。你俩说好不交了，那社保基金还没表态呢？

大多数人对这一点有误解，认为好像是“突然不能不交了”，为什么我不能自主决定这件事了。因为这从来都不是你能自主决定的事。在法律层面，社保一直都是强制缴纳的，从来没有允许过不缴社保。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最迟从这时候起，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就已经是法定义务了。至少在立法层面，从有法可依的角度，2008 年就要求强制缴纳了，只不过可能没有做到执法必严。

在这之后，2010年我国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从2011 年7月开始实施，在劳动合同法之外，又一部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并且对用人单位和职工的缴费比例、缴费基数，以及职工享受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的标准都做了明确规定，对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保的行为也明确了法律责任，如限期缴纳、加收滞纳金甚至罚款等，增强了法律的强制性。

这是立法的角度。从执法的角度，近年来体感上的变化主要是从2020年开始，各地比较密集地出台文件，推行社会保险“三统一”，也就是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主体、工资和个税扣缴主体、社保缴纳主体保持一致。2022年，人社部正式发布《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到这一次“司法解释（二）”的发布，能够感觉到社保稽查执法逐渐趋严。

因此，“司法解释（二）”没有创设此前大家不具有的义务，也没有减少此前大家此前享有的权利，它没有改变客观上已经存在的司法实践。有个词叫“宣示性立法”，它只是对于既有司法实践现状的一个字面上的确认和重申。

就这点来说，9月1号之后会不会出现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我的理解是不会，约定不交社保的协议一直都没有法律效力。

我们目前的社保缴费稽查执法情况整体上还是不告不理。目前我了解到的社保征缴机构主动发起稽查的案例还非常少见。企业主如果之前不交社保的，那9月1号之后还是可以继续不交，就等着员工去投诉。那员工会不会投诉？说不好。但是如果员工去投诉了，在这个问题上，法律是必站在劳动者一方的。以前是这样，今天是这样，以后也会是这样。

一位义乌的电商老板：

我们的工厂在义乌，有二十多位工人，客服、运营等办公室团队在上海，也有二十多人，总共约50人，目前只有三个人上了社保，我自己都没给自己上。

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义乌可能 95% 以上的人是没有社保这个概念的，甚至连合同都不会签，基本都是口头协议，按月发工资。像我们工厂在义乌已经算是正规的，除了打包的工人流动性太大，其他人都会签合同。工人不知道社保，也不会问，他们更想要的是实在的工资，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在流水线上做十几二十年交够社保。

据我的观察，义乌这些做电商的小工厂，利润率大概在 5% 左右，非常低，根本不足以支撑给工人交社保。

我身边有一个例子，一个工厂2024年卖了一个多亿，但到今年三月份统计的时候，扣掉人工、租金、原料等成本，账上只有100万出头。这100万还不是现金，可能还有烂账没收回来。他们总共有30个左右的员工，如果要交社保，按每人每月公司支出1500元算，就要额外再支出50多万。

制造业是薄利多销，现金流压力又很大的行业，做一个亿这么大的盘子，一年回报就这么一点，再多出50万的社保支出，崩盘的风险非常大。这还是体量大的，义乌最多的是那种两三个人的小工厂，一个月就赚一万多。

我自己公司的人都是跟了我五六年的，很熟悉了，关系也比较好。想要的话我就会给交，像前两天有个同事说小孩子要上学，要缴社保，就会帮他缴。如果是新招的人肯定不愿意去承担这个成本，能省一点是一点。

虽然大家都在说强制社保，但我觉得这是需要时间的。可能从大企业到中小企业，从一线城市到小城市，这样慢慢覆盖、下沉。我觉得义乌还到不了全民社保的程度，如果真到这种程度的话，义乌就崩掉了。

如果假定一个最极端的情况，真的必须要交了，那我就只能做小规模，或者只找家里人一起做。

一位快递驿站老板：

我现在在深圳，自己有一个快递驿站，这个驿站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干，偶尔我老婆会来帮下忙，早上跟下午我会招临时工，早上三个小时，下午三个小时，按一小时20块算，属于灵活用工，这种兼职是没办法给他们交社保的。

同时我还在帮一个三通快递共配站网点的老板管理片区其中的一个驿站，手底下有 7 个快递员，快递员的薪资是按计件算，比如说一票7毛钱，一天如果送个七八百票，就是300多块钱，一个月就一万块钱，公司提供住宿，但也是没有社保。甚至连合同都没签，就是过来上班，谈一下多少钱。

快递行业赚不了多少钱，有时候都是在赔钱，像我管理的这个驿站，一个月可能就创造四五万的利润，但扣掉人力、租金，根本不挣钱。我之前帮忙算过一次帐，算下来一个月就赚三千，所以都是想办法去省钱。

之前我在厦门，是圆通和中通的一级代理商，做的还挺大的，结果碰上疫情，亏了200多万。当时手下有20个驿站，包括客服和快递员有50多个人员。只有小一部分快递员想要社保，我们会给交，但一票就相应的会少点钱。客服人员大部分都有交社保，因为客服也比较稳定。

如果要交社保，那我们一般是员工和公司四六分，员工四公司六。有时候是员工自己不想交，假如我公司要承担的社保是每月600左右，如果不交的话，我就补贴600给你，反正总的成本是固定的。

因为很多快递员他一个月赚个七八千，万把块钱的，扣掉生活花销，如果还有孩子，生活的开支是很大的，存不下来钱。所以他们更多是想多拿一些现金，而不是考虑以后会怎么样。

虽然说以前这种约定也不合法，但我做这个行业十多年，大部分人还是有契约精神的，我们谈好了，不交社保把该补的钱给你了，也不至于说离职之后去告我，我基本上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等于是最高法给全国人民普了一次法。而且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有人要是之前说好不交，之后又去告，告成之后往网上一发，那有些人想，我重新告，是不是还可以拿好几万？很可能会有人这样干。

对于公司来说，本来就不赚钱，一旦有人去告了，赔几万块钱，那这个公司不用开了。大家都是出于这种恐惧，会想之后怎么做合规或者怎么规避风险。

这个行业基本没有给快递员交社保的，只有顺丰、德邦和京东这种直营的公司是有的，其他通达系下面的加盟商和网点都没有。一种常见的情况是会和快递员签承包合同，把这几个小区承包给你，你自己去经营。意味着你是独立的个体，这样可以规避很多东西。我把业务承包给你了，那你在承包的过程发生什么事情，跟公司没关系，公司不用为你负责。

9月1号之后，我管理的那个驿站也要全部改成和快递员签承包合同了。

一位生鲜超市老板：

我最近每天都会在抖音刷到六七条关于社保的视频，我想问，真的一定要交吗？看到有人说不告就没事，一告就有事，我头疼得半死。

我妹妹叫我不要大惊小怪，如果真的强制交社保，社保局会来找我的。我早上买菜的时候也问了其他开超市的人，有的说他想和员工签一个合作协议，做好了发我一份。但问题是，我要怎么跟工人说呀？

我今年51岁了，这家生鲜超市是我弟弟2021年开始做的，我2022年回老家接手。当时有6个员工，我来了之后辞了一个，我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老员工没签合同，新招的也没签，发工资是我妹妹用微信发，她也常来店里帮忙，我每个月给她一千多。

之前招的员工我们有做工资拆分，包括基本工资、岗位补贴、社保补贴等等，加起来平均3000元左右。但去年我问了别的超市，他们工人工资比我还低，只有2800元，上班时间比我还长，九个小时，招人却比我好招。工人们不懂其他的补贴也是工资。我今年就只给工人说基本工资，不拆分了，也直接说了不交社保。

员工7个人，如果交社保的话，每个人还要多花一千多元，那我就要亏钱。我们7月总营收34万左右，房租每月一万，还有水电费、进货、运货等的支出，光我微信里7月就支出了29万。算下来，我自己累得半死，只能赚到五六千的工资钱。

我们生鲜利润本来就低，就是几毛钱、几分钱地赚。有的特价菜进价1元/斤，卖0.99元/斤；损耗也高，菜、水果、肉类每天都得扔掉，还有一些小偷小摸的人，虽然装了监控，但哪有时间查？粮油也不赚钱，大米进价50元，卖51.91元，油进价85元，卖87元；调味料算是能赚钱的，鸡精、味精进价5元，卖6.5元，利润虽然也低，但保质期长、损耗低。

线下都是老人家来买菜，年轻人都是在网上买。上个月美团、京东、饿了么都来找我们，我上了美团闪购，就跟其他的说不要了。因为网购订单要拣菜、称重、打包，很花时间，还不能超时，根本忙不过来，单太少又不能专门招一个人配线上单。这一个月下来，基本不赚不亏，但员工们累得很。

下个月更赚不到钱。最近有家新的大超市一个月后就要开门，就在一百米开外，之后的生意肯定不会好，至少得亏一个月，因为开业的时候要打价格战，不然顾客一下子全跑了。去年新开了两家，我们就跟着降价，他们后来不到半年就关了。有顾客跟我说，我都“杀死”几家了。

听说大超市都有交社保，我也纠结，是不是我哪方面做的不好，才交不起社保？

一位融合烧烤店老板：

我做这行，认识很多同样在开店的朋友，都没有交社保，现在都很焦虑、痛苦。如果要交，不可能让员工全部出这些钱吧？

我店里已经极力精简人员了，雇了四个人，每月人工成本一共21000元：一个厨师，一个烧烤师傅，工资都是7000元/月，他们之前开过烧烤店，懂烧烤，相当于我们一起创业；一个服务员，是厨师的老婆，4000元/月，之前是5000/元，因为店里生意不好，还主动说只给4000元就好了；还有一个洗碗工，是我爸爸，本来也应该4000元/月，但就给了3000元/月，已经62岁了，之前一直是农民，现在还是得干活。因为都是熟悉的人，才能撑起来这个店，我们也没签什么合同。

店里出也不现实，都很艰难地在运营，如果成本高了店开不下去，这些员工不也没有地方去上班了吗？我们厨师一家子有孩子要上学，有老人要养，两个人工资加起来才11000元。他们可能跟我的想法一样，不关心未来几十年的事情，更关心眼前自己能拿到多少，他们从来没提过社保，可能都不了解这个东西，觉得自己不需要，之前在其他店也没有交社保，这次新闻出来，也没有问我。

去年我创业开了这家融合烧烤店，投入了十几万。我现在32岁，一天打两份工，除了烧烤店还有摄影的副业。中午到傍晚骑着电瓶车出去接单拍照，八点回店里帮忙打扫、上菜，忙到凌晨1点钟，有时候拍夜景到11点，也要去店里看一看。回到家再选片、修图，两点半睡觉还算早的了。一个月休四五天，但休假时单子来了也要出去拍照。

烧烤只有40%毛利，为了房租低一点，我选的是比较偏的地方，人流量少，六七十平米的店铺租金7000元/月，还有水电费等等，固定成本每个月3万左右，每天得有2500元的营业额才能保本，而且我都没给我自己发工资。不夸张地说，今年只有五月份因为天气舒服，生意好些，赚了一万；其他时候，冬天太冷、夏天太热，都是亏本运营，7月份微微持平，可能有300元的利润。

我对交社保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以前我也上过六七年班，做销售，有交过社保、公积金，自然知道这是有好处的。但后来做自由职业和自主创业后就没有交过社保了，因为没钱。

去年几乎每个人都在赚钱，今年每个人都在亏钱。现在大家没有人出来消费，没有人吃饭，我们就赚不到钱。有的店重新装修了店铺，做了很多升级，想吸引客户，还是一样不赚钱。前段时间我们斜对面一家做低价活动，小龙虾99元十斤，当时人非常多，现在看着也没什么人了。

我也想过不做了，但房租还有四五个月才到期，现在也不好转让。关于社保，我只想等到9月1日再看看情况。

发个小文。

带家里人自驾回来，才知道热了一个杨兰兰，网上议论纷纷，什么“千万保释金万亿存款”云云。好多人说此人身份超凡，是了不得的“天龙人”，背景通天。

这是一眼假的，她比普通人有钱有势是肯定，但肯定牛不到天上去。用《红楼梦》里贾母形容赖大奶奶的话，就是“果位低”。

有朋友问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连你都在讨论她了，还发帖讨论，这待遇连宁县的校服都不如。宁县的邓建国举报儿子校服不好，都被当地问了个寻衅滋事拘7天，后来在庆阳法院打赢了官司，给赔了三千块多钱。这校服不比杨兰兰牛？

杨兰兰呢，从热搜到公号到抖音到小红书，挂得铺天盖地，见过这样的背景通天吗。

就算你不懂事，平台也会懂事的。

咱们行走江湖，要明白一条铁律：

一个人的身份牛不牛，网上才是最权威检测点；要看一个人的重要程度，你就看她受保护的程度。

好比网上写字的，有的天天爱充“官方人”，但在网上却可以被敞开了骂，这只说明一件事，就是他不重要。

否则哪怕贵一点的痰盂儿被踢到，主人也会心疼吧。

之前红过的什么周公子、董小姐、亮证姐，各种骚操作，实际上他们都算不上天龙人，顶多是地龙人、县龙人、村龙人，在某个特定的地域行业耍耍威风、打打来福可以，一放网上就不灵了。

我的主业是读金庸，金庸小说就揭示了真正牛叉的“杨兰兰”是什么情况：

有一伙江湖汉子，无意间撞见了任盈盈和令狐冲在一起。当时他俩关系还没公开。

于是，汉子们提起匕首，纷纷把自己眼睛给刺瞎了，还大叫：

“小人三天之前便瞎了眼睛，早已甚么东西也瞧不见！”

“小人瞎眼已久，甚么都瞧不见了！”

幸亏令狐冲求情，任盈盈才宣布从轻发落，免于刺眼，发配东海蟠龙岛，一辈子种地瓜。汉子们还欢天喜地、如蒙大赦地去了。

他们还都没去乱传、没乱发帖呢，看错一眼就要发配海岛，这才叫惹了天龙人。

另一个案例，是有个小兵忍不住偷看了黄蓉的脚。

柯镇恶立刻认为，这个小兵性命难保。这就是源于他对真正天龙人的洞察和理解。

好在黄蓉比较宽仁，训诫一句就算了，小兵没出啥事。不然也是个死人。

对比任盈盈、黄蓉的威势，就知道杨兰兰牛也牛不到天上去了。差远了，不是一个量级的。

好比宁县，强也强的有限，收拾家长邓建国的时候挺牛的，现在被挂到网上有什么辙没有，一点没有，当地领导肯定很生气，那不是气网民，而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我咋就不是宁国府呢。

几乎每个人被问到“有没有试着偷偷出去吃饭喝酒”时，都展示出了令人惊讶的恐惧：“微信定位都能查到的”“他们能用卫星拍到人”“酒店窗户都有无人机出来检查”“纪检委的人有种眼镜，戴着拍照就能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在许多公职人员心里，仿佛天网恢恢，稍有不慎就会被“抓”。而这些缺少现实依据的理由有的来自私下口耳相传，有的在短视频中被广泛转发。对“上面无所不能”的想象，实实在在地震慑了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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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烧烤旺季，榆林闹市区的网红烧烤店却空荡荡的，只有外摆位置稀稀拉拉坐着几桌人，几摞塑料椅收在角落，没机会摆出来。一年靠几个月旺季赚钱的小饭店老板们没想到，春节后几名河南干部“违规吃喝”引发的“禁酒令”，会在陕北小城榆林如此严格地落地执行，波及到他们的生计。

日常吃饭喝点小酒的客人本就少了许多，“禁酒令”的执行，让榆林的公务宴请“全军覆没”，高档大酒店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挤进街头市场，开设平价大排档，进一步挤占了小餐馆的生存空间。

水瓶纪元观察到，出于整风反腐本意的“禁酒令”，在各地具体实施时，出现执法标准含糊不清，层层加码，甚至“一刀切”和形式主义的乱象，这些乱象加重了体制内普通公职人员的焦虑，对当地餐饮业、服务业造成了巨大冲击。

榆林靠开采煤矿起家，依赖国有能源工业发展，“体制内”缴存公积金人数占比超过九成，是典型的体制强度高，经济结构单一的城市，“禁酒令”带来的冲击，在这里尤为明显。

含糊不清的指令

这场榆林餐饮业的萧条由5月13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下称“中纪委”）的公开通报引发。

通报中举例，今年3月21日，河南省罗山县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李献林召集10名干部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学习教育期间违规吃喝，五人共饮四瓶白酒，当天下午其中一人死亡。

“违规吃喝”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一种情形，中纪委通报中将此事定性为“顶风作案”，并要求各级党组织“以案为鉴”。此后，在中纪委的“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一把手’以身作则”的倡导下，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掀起了一场体制内的禁酒运动，被媒体报道为“史上最严”的“全天候禁酒令”。

几位与水瓶纪元交流的体制内人士，都无法准确回忆榆林是从哪一天开始“禁酒”的，只大约记得是在5月下旬。所谓的“令”并没有一纸红头文件，甚至没有一条微信群里的文字通知。

“这种不会直说的，不可能留下痕迹”，榆林市下辖县政府单位的一名公务员梁迪说。

不能喝酒、不能外出就餐的要求，是从密集的会议、要求严格的学习和上级领导拐弯抹角的敲打中“领会”到的。

莫桥是榆林市一事业单位的无编制工作人员，在禁酒风波前，单位开会学习都是党员干部的事，只有年末年中才要求全体职工参与会议。

现在，她也要每周参与学习，从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多，一学就是一上午。莫桥觉得自己像是回到了高中，早晨来到单位，领到一份十几页的材料，往往是《八项规定》相关文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会议精神等。同事们需要一个接一个地诵读文件，读完后再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主要内容是贪官们如何犯错和忏悔。

中央《八项规定》的具体内容（图_网络）

学习后需要研讨，每个人都必须发言，谈自己的想法。发言要严肃深刻，要有内容，留下记录材料给纪律检查委员会_（下称“纪检委”）_检查。“有时真不知道说啥，我翻手机，领导还不许，说‘要用自己的话谈’”，莫桥无奈地说，“就这样纪检委还批评我们研讨不够深刻。”

学习会议上，莫桥的领导给职工讲了河南信阳干部被通报的典型案例，然后告诉大家：工作的8小时之外，也不属于你们，都在监管范围内，不要因为喝酒闹出什么事来。“他都这么说了，没人会去撞那个枪口。”

为了证明开会学习到位，梁迪每周要抄写大量笔记，遇上频繁的时候，隔一两天就要开一次会。“我们开会效率也高，墙上PPT换一下，领导换个外套，大家换换位置，又拍一张，那就相当于又开一次会，半个小时能开四五个会。”梁迪笑了笑，“学习的还是《八项规定》里的‘不能搞形式主义’，说学习得非常深刻。其实领导念几句，剩下的让我们自己去抄（笔记）。”

尽管指令含糊不清，但频繁学习、检查带来的紧张氛围，让端着铁饭碗的人们自觉管住了嘴。

作为医院的中层干部，佘晓书过去很少有机会在家吃晚饭，新一轮《八项规定》学习开始后，她再也没有在外就餐过。

佘晓书在单位人缘好，爱热闹，哪个科室吃饭都爱叫上她，“光是和单位的人吃，一周就有个两三次。各科室之间业务往来多，经常麻烦人家，（我们）饭桌上聊聊天、联络感情，工作的时候沟通更顺利。”工作之外，作为家族里的姐姐，唯一有稳定收入，生活水平够得上中产的人，她也经常请家人朋友出去吃饭，“外地的亲戚来了、家人过生日、工作读书的小辈回家了，（我）都会请他们吃个饭，尝尝新开的餐厅。”

今年情况不同，年迈的父亲过寿本来是大事，但对待工作一向谨慎的她不愿冒险，一大家人最后决定在佘晓书妹妹家里聚餐。“在家吃也很温馨，就是妹妹忙前忙后的，很辛苦。”

最近，佘晓书的外甥搬了新家，原本也要一家人庆祝。佘晓书不想再让家人迁就自己，这次聚餐，她把在火锅店充值了千余元的会员卡交给妹妹，让她带着一家人去吃饭。“她们都没单位，不怕出去吃。”她回忆，把卡交给妹妹时，她告诉妹妹，“赶快把里面的钱都用掉，现在这个情况，说不定（火锅店）哪天就倒闭了”。

整个6月，佘晓书已经推辞了四五场婚丧嫁娶、满月乔迁的邀请。宴席上难免要喝酒，为了避免违规，没有公职人员敢答应。对于请客的人来说，不邀请这些人似乎显得人情淡了，如果发邀请又会让别人为难，干脆就不请客了。

突袭检查

不是所有人都像佘晓书一样自觉。

蒋豪对“禁酒令”很不满，他只是一个县级单位的无编制工作人员。他想不通，自己没钱没权，只是赚点工资，违规吃喝和他这样的人有什么关系。“我能去吃谁的啊？”

于是在最初，他没当回事，还是如常在外就餐。

直到6月上旬，他在单位附近的餐厅一个人吃午饭，遇上了纪检委的随机检查。蒋豪回忆，当时饭馆突然进来了两个人，上来就管他要身份证，还拿着手机在录像。“我当时就问‘让你（拍）摄我了吗？’他们就说自己是纪检委的，要检查。”

两名自称纪检委的人盘问蒋豪：“有没有单位？”“是什么单位什么岗？”“为什么在这里吃饭？”蒋豪回答，家里没人做饭所以在外面吃。“他们还问隔壁桌的两个人，结果人家说就是附近打工的，把他们（纪检委人员）凶走了。”

那天之后，蒋豪忿忿不平地和妻子抱怨了许久，最后还是决定不再外出吃饭，免得让自己撞枪口上。

县公务员梁迪警醒得更早。他的朋友是当地某政府部门的协理员，在“禁酒令”还没有广为人知的时候，这位朋友去和一个高中同学吃饭，两人喝了啤酒，被来随机检查的工作人员拍下了照片。梁迪说，这位协理员朋友是外聘人员，没有编制，如果挨处分工作就没了，或许考虑到这一点，纪检委给了他部门有编制的领导一个“管理不到位”的警告。

对梁迪来说，身边的朋友被处理，起到了些杀鸡儆猴的效果。对体制内的工作人员来说，挨了处分，晋升和涨工资就更难了，即使那位朋友没有受到严重的处罚，他给领导添了麻烦，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还是听话一点。”

2023年，云南红河县纪委县监委向全县126名纪检监察干部发放了“禁酒令”提醒卡。（图_网络）

原本就很少有饭局的梁迪，现在连和朋友家人的聚餐都取消了。“禁酒令”实行以来，他们单位食堂格外热闹，中午吃饭都要早点去。“你别说，之前没有感觉，这段时间天天吃灶上（食堂）的饭，路过馆子闻到都有点馋。”

纪检委巡查不仅会去小餐厅，榆林市内较为高端的酒店才是他们检查的重点。

一家高端酒店的经理杨斌告诉水瓶纪元，他所供职的酒店已经开了六七年，生意一直很好，直到“禁酒令”实行后迎来断崖式下跌。整整一个月，纪检委的人都频繁地在酒店巡查，“天天在大厅转啊，谁还敢来。”

纪检委人员和执法机关不同，不会穿制服、开执法记录仪，而是着便装在酒店大厅、前台、走廊等地转悠，也会查问几句。“有的客人看打扮就知道是公职人员，（纪检委）再看了身份证，（对方）在哪个单位一下就查出来了。”

上述酒店的实际控制人伍嘉透露，据他了解，榆林市其他酒店的情况“都差不多”。他听说，在别的酒店有进包间查住（查实）的，还有调监控的，“（调监控）这种一般是有人举报，和公安局抓小偷一样的，目标很明确，我们这里还没有遇到过。”伍嘉回忆，在他的酒店，纪检委的人曾多次来查看酒店的流水，当天消费较高的单子，会核查付款人是谁，金额较低的则不会深究，一般不会进包间。

为整治“违规吃喝”，多地出台了最严禁酒令，禁止三人以上的公职人员聚餐。（图_网络）

伍嘉、佘晓书、梁迪等多名人士都提及，市里有某些单位会在傍晚和早晨突击检查，让职工吹酒精检测仪。

烟酒超市的老板辛云燕也从客人口中听到了这个说法。有夫妻俩来她店里买东西时，顺便拿起酒瓶在看，她顺势推销：“家里喝二两还不让吗？买回去喝。”男顾客回答她：“谁敢喝啊，明天早上去了单位还要吹酒精（检测仪）呢！搞得和查酒驾一样，比酒驾都严格了。”

恐惧的力量

没有人知道，纪检委查人的标准是什么。

开会时，莫桥的领导告诉他们，某某局处理了二十多个违纪人员，另一个单位处理了六十多个违纪人员。“但也没说（他们）具体做了啥被处理，处理结果是什么。”

当标准不明时，“层层压实责任”的指导不断催生出更严格的要求，市县两级出现明显的差异。

莫桥所在的市级单位，学习之余还要求整改。她拿出一份个人问题整改表格，表格列的内容包括“问题及表现”“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和“整改情况”。她透露，单位要求每位职工都必须检讨自己的问题，“不可能没问题，写一条问题还不行，非要两条。”

梁迪所在的县政府部门单位更加严格，要求写学习心得时检讨自身不足。其中，单位给列出三十多条“毛病”，要求他们在其中必须挑出自己的“毛病”，“毛病”指标按职级分配，一般干部四条，科级以上七条。让梁迪为难的是，这三十余条“毛病”中，许多是“我收了别人的东西”这种程度严重、足以把自己“送进去”的错误。据称，上级列出这些构成犯罪的毛病，用以证明干部的“自我认识非常深刻，自我革命非常彻底”。“可是我没犯这种错误，哪能承认啊。”梁迪说，他只能尽量选轻的。

任青就职的县中学，6月上旬突然通知了新规定，今后三个人以上一起吃饭，就属于违规聚餐。但她在县政府上班的丈夫并没有收到这样的通知。任青猜想“这不知道是领导自己想的，还是和哪个单位学的。”很快她发现，虽然只有个别单位出了这个规定，但其他单位，甚至她在市里工作的朋友、亲戚，听说“三人吃饭属于聚餐”的说法后，都开始自觉执行，并互相知会。

“三人吃饭属于聚餐”的规定也在其他省市出现，引起不少网友的关注和讨论。（图_微博）

市级医院工作的佘晓书就说，医院从来没有规定过三人吃饭就违规，但她已经借这条规定拒绝了许多人。“大家都知道，好像也就默认了。”

约束每个人的不止模糊的规则，还有“传言”带来的恐惧。

水瓶纪元采访多名公职人员后，发现许多人普遍认为“上面”这么重视，一定不能被“抓典型”，不能有侥幸心理。而且“防人之心不可无”，人们担心下级举报上级，担心同事朋友出于嫉妒心，互相举报的情节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谁知道会怎么处理，没犯错也说不清楚”，只能管好自己。

几乎每个人被问到“有没有试着偷偷出去吃饭喝酒”时，都展示出了令人惊讶的恐惧：“微信定位都能查到的”“他们能用卫星拍到人”“酒店窗户都有无人机出来检查”“纪检委的人有种眼镜，戴着拍照就能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在许多公职人员心里，仿佛天网恢恢，稍有不慎就会被“抓”。而这些缺少现实依据的理由有的来自私下口耳相传，有的在短视频中被广泛转发。对“上面无所不能”的想象，实实在在地震慑了许多人。

有餐饮从业者发布短视频调侃称要为顾客砸掉监控，避免“违规吃喝”被拍摄到。（图_抖音）

酒楼阶级滑落

在榆林市，酒店大多是住宿和餐饮一体的业态，酒店的餐饮形式以包间和宴会厅为主，很少有普通的堂食座位，因此不是市民日常“下馆子”的选择，只有请客和庆祝时才会在酒店吃饭。

酒店实际控制人伍嘉清楚自己的客户群体是谁。“说实话，酒店的一桌饭平均价格一千多，普通家庭一年能吃几顿？指望一个月挣三五千的（普通）老百姓消费不现实。”他听说，中纪委在指示中强调要“（作）风腐（败）同查”，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被抓到吃喝方面的作风有问题，就会被进一步调查是否存在贪腐情况。“他们（公职人员）是怕由于（吃喝）引出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些人谁能经得起查吗？”

高度集中在体制内的财富资源分配，或许是“禁酒令”在榆林市带来大范围连锁反应的现实基础。

榆林市位于陕西北部，人口300余万，煤炭资源丰富，能源产业是其支柱产业，2022年GDP总量超过六千五百亿元，在中西部地区的非省会城市中GDP排名前列。中国的能源产业高度国有化，榆林的能源收益是地方财政的一个主要来源，用以供养大量公职岗位。

2022年，财经博主刘晓博发布一项统计结果，榆林市“体制内”缴存公积金的人数占总缴存人数的90.24%，在全国GDP前50的城市中位居第一。这意味着，榆林所有的在职人员里有九成就职于体制内。

“禁酒令”之后，体制内人士撤离。市里的高端酒店纷纷开始服务体制外群众、走进百姓家，做起了“便民外卖”“卤肉档口”。伍嘉经营的酒店也开了大排档。一荤一素加上主食不超过30元。

榆林某酒店开设的大排档（图_毛栗子/摄）

一位中年女性带着孙子在树荫下，等着排队买饭的家人。她就住在附近，“天太热了，这里买几个菜，都不用在家开火，蒸点米饭一家人就都吃了。”伍嘉笑着接话，“我们这儿米饭也有，一块买回去，别做了。”

正值饭时，许多市民在酒店支起的大排档前排起了队。来购买的市民中，有人叹息“酒店的生意差成这样，日子不好过了”，也有人觉得“贪官不能吃了，正好让老百姓吃”。

伍嘉看着人头攒动的大排档，眉头一直没松开。

“这都是暂时的”，他告诉水瓶纪元，餐饮包间“零点业务”_（即包间单桌预定业务）_营收下降了95%，酒店每天都在赔钱，做外卖和大排档是为了让员工有事做，后厨的食材保持流通。“餐饮这个板块一百多号人，连辞带退的已经走了三四十个。”

酒店厨师在大排档做饭（图_毛栗子/摄）

这家酒店的经理杨斌用“断崖式下跌”来形容这个月的经营状况。他说，以前周一到周三生意不好，下午只能订出去二十来个包间，现在工作日内是“光板”，一点生意都没有，只有周六日才能坐四五桌。如今为了降低人力成本，这家酒店只能让服务员和厨师轮休，一个月上10至15天班，工资也只能按天数发。

杨斌透露，为了发工资，酒店还挪用了给供货商的钱，而有的员工因为领不到工资，已经在起诉酒店维权了。而给酒店供菜、供肉的大棚和屠宰场，突然没了售卖渠道，都在寻找新的客户。

伍嘉的酒店占据了一栋高楼，如今只有大排档所在的一小片区域有些喧闹。酒店内部安静无声，为了节省成本，挂满水晶吊灯的走廊和宴会厅一片昏暗，以往吹到让人发冷的空调也没开。六月是高考结束的季节，本来是酒店承接“谢师宴”的小高峰，“现在哪有老师敢出来喝酒？”伍嘉苦笑，“禁酒令”一朝实行，他一天之内就接到三个宴会取消的电话。“我们一个客人给孩子办百天宴，去单位报备，领导不说不能办，也不说能办，那最后就是没法办。”

市民在酒店大排档排队购餐（图_毛栗子/摄）

挤压底层

公务员们是小城最大的消费群体，他们从酒席上离开，受害的不止酒楼。亏损的压力在餐饮供应链条上传递，对越底层的供应商来说，是愈发不可承受之重。

辛云燕的烟酒超市就开在一家大酒店对面，店铺一年租金就要二十多万。过去仰仗着酒店生意好，店里零售都能卖七八箱酒，日流水在五万以上，一到下午，两个店员都忙不过来。“现在一天连一箱都卖不了，加上烟和饮料，一天的流水勉强一万左右。”

茶叶店店长景蕊的每日流水只有之前的一半，“生意比疫情的时候还差。”她告诉水瓶纪元，她店里售出的茶叶礼盒，过去大多用于赠送，“烟酒茶不分家，这个事（“禁酒令”）以后，谁还敢收东西呀？我们店里回款明显慢了。”

辛云燕卖烟酒已经十多年，有许多熟客逢年过节都按箱买，少的两三箱，多的十来箱也有。平日里，客人请客带的酒不够了就随时给她打电话，让她送到酒店去。“熟客都是上班的（体制内），现在怕得啥也不买了，不上班的少，买酒也是请上班的喝，又不会单独喝，现在是没人喝了。”

过去，晚上十点店员下班，辛云燕还要自己守到十二点以后。“吃完饭那会也会有一个小高峰，人喝多了出来买烟买水，坐我们这喝喝茶、聊天醒酒，又能卖不少。”现在，她还是会守到十二点，但却是因为白天没生意，人流大幅下降，只能尽量拉长营业时间，哪怕多卖一瓶水。“今天坐了一下午，就卖出五六瓶，这生意咋做。”

辛云燕说，她在“禁酒令”前高价进的十几箱酒如今货都还闲置在库房里，其中不乏一瓶两千多元的茅台。她在考虑辞退一两个店员，“没有生意，我自己也守得过来，实在雇不起人了。”

7月1日凌晨十二点快要关门时，空荡荡的烟酒店里进来一位收废品的老太，辛云燕翻找出两个空酒盒给她，抱歉地说“今天只有这些”。“以前大纸箱、酒盒子要给她打包一堆，现在破烂都捡不着了”，她说。

围在烟酒超市对面酒店门口的代驾也消失了。辛云燕说，对面酒店生意好的时候，代驾司机们就守在门口，三三两两的凑在一起抽烟聊天，有人出来就凑过去揽客。“来来回回总有十多个人在那，他们都带着头盔穿着马甲，很好辨认。”现在，酒店生意冷清，代驾也不知道都去哪了。

7月1日晚11时许，水瓶纪元在上述酒店门口徘徊许久，才遇到一个骑折叠电动车经过的代驾司机，试图拦住他询问生意如何时，他没有停下，挥挥手说“没生意”，便骑车离开了。

酒店生意难做在意料之内，而当家门口卖烙饼稀饭的小餐馆也难以支撑时，刘海洋意识到，“禁酒令”波及的范围比自己想象中大。

榆林某餐厅的夜市空无一人（图_毛栗子/摄）

刘海洋是一名国企中层干部，性格外向喜欢美食，和不少餐厅的老板是朋友。他告诉水瓶纪元，卖烙饼稀饭的老板做的是夫妻档小生意，但利润主要来自酒水，“卖啤酒二锅头赚的钱能管（覆盖）房租水电成本，剩下的才是卖饭菜赚的。”“禁酒令”后，小餐馆的酒水收入微薄，在酒店低价大排档的挤压下，就连去吃烙饼稀饭的人也变少了。

餐饮业的最末端是靠打零工谋生的人，在经济结构单一的工业城市榆林，很多在帮厨、洗碗、服务员岗位上工作的年轻人失业了。榆林某县城一家窗帘店老板透露，“禁酒令”前他许久都招不到年轻店员，“禁酒令”后，上午贴了招聘广告出去，下午就接到几个电话，都是可以随时上班的年轻女孩。

在阶级的另一端，公务宴几乎消失后， “正风反腐”的目是否达成了呢？

公职人员莫桥不知道答案。此前她因父亲过生日，给单位报备后和家人外出就餐，饭店里只有他们一桌，没人敢出来吃饭。老板告诉她，虽然店里没人，但他们很忙，因为最近都是买好食材带着餐具，领着厨师和服务员上门去别人家里服务。“这都叫去家里了，还怎么管？规定管的都是我们这些普通小职员，领导想吃喝还是有办法。”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前几天刚写过湖南湘阴县的肖新良因为12字评论被行拘，这两天又看到有新闻，有家长因为质疑孩子的校服有质量问题，在网上发了视频，被寻衅滋事行政拘留7天。

2023年12月1日，甘肃庆阳市宁县盘克镇的邓建国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质疑校服质量安全和校服乱象谁监管》。12月8日，再次发布《时至今日，问题校服仍然未被召回》。

在校服厂商报案后，宁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果断”出手，于12月13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邓建国“无相关证据情况下发布不实视频，引起网友转发，造成公共场所秩序混乱”，决定对其行政拘留7天。

甚至，警方都没有告诉邓建国可以申请暂缓执行拘留，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决定书》后，直接就将他送到了拘留所。

被执行拘留后，邓建国先是向宁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驳回。邓建国又向庆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依然被驳回。

邓建国不服，继续向庆阳市中院提起上诉。最终由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宁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鉴于案涉拘留决定已经执行完毕，无撤销的必要。但警方要承担7天拘留的国家赔偿3237.08元。

二审总算是给邓建国翻了案。法院判决当地警方违法，但邓建国却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结束拘留后，邓建国整个人的情绪处于崩溃边缘，时常在半夜起来。妻子受不了他的变化，在2024年1月提出离婚，双方在2024年1月29日以感情不和为由签订《离婚协议书》，两个孩子由女方抚养。

之后，邓建国被工作单位辞退，在医院诊断出“患抑郁症”。

这则新闻让人看了很是沉痛，发声的代价是如此巨大。而邓建国还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坚持，总算是翻了案，否则他这一生都将背上曾经被拘留过的人生污点。

邓建国质疑的校服质量，的确是存在问题：校服棉含量不足，标签造假。庆阳市市场监管局2024年3月通报，联合教育局开展校服质量专项检查，这家服装厂因“质量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被责令整改。

然而当地警方，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拘留了一个对校服质量提出质疑的人。我们经常在说，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但甘肃宁县的权力者们，却是在提着笼子肆意关人。

1996年5月初，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陆定一病危，断断续续地说了两句话：“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然后便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来。5月9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两句话，就成了陆定一最后的遗言。

要让人民讲话，要让人民讲话，要让人民讲话。甘肃庆阳市宁县的官员们，有必要再次重温陆定一先生的遗言：要让人民讲话。

先是有人因为12字评论被拘留，后又有因为质疑校服质量被拘留。发声的代价是如此巨大？这连续的两起新闻，让我感到一阵阵寒意。

连续几日的暴雨后，14位零工消失在上工路上。

这是不久前的山西大同，2025年7月27日，一辆载有14人的中巴车在谷前堡镇附近因强降雨失联。救援队事后打捞出的10具遗体显示，遇难者均为前往摘辣椒的当地村民，大多是中老年女性零工。她们冒雨出发，只为挣一两百元贴补家用。

看到新闻后，王欧心情复杂。他想起一年前的河南平顶山叶县，一辆轻型厢式冷藏货车违规载人，导致因加班太晚而搭乘该车的8名女工遇难——连续两年，相似的悲剧背后，折射出太多农民工的脆弱与无奈。

王欧是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在过去十多年里，他持续在全国各地进行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调研，尤其关注农村女工在城乡之间的处境。王欧也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他经历过留守儿童的困境，很多农民工问题正是他身边亲友的日常。

近日，冷杉RECORD与王欧进行了一场长谈，我们聊到为什么类似事故会重复发生，为什么农村大龄女工成了最脆弱的劳动者——她们为何如此迫切地工作，退而不休？而她们所代表的超龄农民工群体，在社会保障、劳动权益与风险抵御上的系统性困境，又该如何被看见和破解？

以下是王欧的讲述：

她们为何迫切上工？

新闻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这些天我脑海里反复浮现调研遇到的女工，她们的焦虑和纠结，我也在想两次案件里的各种细节，它们为何重复发生？

要分析这两起事故，首先有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两次事件的伤亡者，大部分都是大龄女工？

因为农村的男性以及没有结婚的年轻女性，绝大多数都到沿海打工去了，尤其年轻女工，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更受欢迎。现在很多工厂招聘，基本都规定要三四十岁以下，大龄女工能在城市找到的工作有限，最多就是保洁和家政。

现在所谓的大龄女工，大部分都是“60后”“70后”，她们有的从来没出去打过工，有的早年短暂在外打工，生育后就得长期留守农村照顾老小，所以没办法去很远的地方打工，只能在附近做日结工。

我发现如今的农民工，挣钱的心态更加迫切，大龄女工尤其如此。本质上，是因为他们子女教育、租买房、结婚等家庭再生产的所有环节，成本都在快速提高，他们的经济压力比我父母那一代更大。

比如现在撤点并校后，很多孩子就要去乡镇上学，寄宿、托管、家长租房陪读，都要花钱，还有家庭为了上学在县城买房。义务教育如此，更不用说高中和大学，私立高中、民办本科的生源主体都是农家子弟，这些学校的学费比普通一本贵很多。

还有彩礼钱。在中西部的很多农村地区，可以不用给女孩子买房，但如果是男孩，家庭通常要出几十万的彩礼钱，分担后续结婚买房、教育等成本。

按照年龄算，大龄女工的小孩大多已读到高中、大学，或面临结婚买房。这个家庭的男性可能早出去挣钱了，提高家庭收入的压力都传导到这些女性身上。

大龄女工在城市能找到的工作有限，多为保洁或家政

我在中西部调研时，遇到的农村大龄女性，只要还有力气干活的，就没有几个能安心在家里做留守妇女。农业的收益非常低，如果双季种水稻或小麦玉米，一亩地年收入大概只有1000多块钱，她得挣。

不过很多人还是会觉得农村女性不挣钱，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是被遮蔽的。

我看到好多家庭的情况是，男性的收入都存起来，女性挣的钱用于家庭日常支出。有个采访对象和我说，一个人挣钱，3-4个人吃，那不会剩下什么。所以大龄女工的收入对于整个农民家庭来说不可或缺。

从这个角度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连下几天暴雨，那些女工还那么迫切地甚至抱着一些侥幸心理出去工作。事实上，加工牛肉和摘辣椒可能已经算不错的工作，因为可以长时间持续工作，挣到更多的钱。

我接触到的大龄女工，她们都过的是一种极致节俭的生活。前年我和学生在江西的一个工业园调研，好多女工贴身穿的内衣内裤都是一两块钱买的，你可以想象那个质量肯定是最次的，甚至可能对身体有害。

这些女工花在自己身上的钱是非常少的，最多就是买点廉价衣服，简单做个头发，偶尔和一起上班的姐妹们聚个餐，通常也是发工资或逢年过节时，剩下大部分都寄回家。

但在我看来，这样的工作机会对她们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中西部农村地区女性挣钱的机会非常少，一个家庭的话语权就是那个挣钱的男性。但现在，女性可以挣钱了，也就有了说话的底气。哪怕挣得有限，哪怕很多是花在子女和家庭上，但这也是她们自己挣的，独立挣的，她们可以和姐妹们去逛街、聚餐，而不需要征询丈夫的意见，她们在家庭、村庄的地位和话语权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只不过，光提供经济机会还不够，各方面的劳动保护也要跟上。

村镇零工，规范程度不如外卖骑手

这两起事件分别发生在河南平顶山和山西大同，均属于中西部的农村地区。而所涉及的牛肉加工、辣椒采摘等产业，也可归为近十年来中西部新兴的现代农业。

它们的用工方式大多属于非正规雇佣，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保，没有法定节假日的概念，基本游离于劳动法的监管之外，其规范程度远不如沿海地区的工厂，甚至不如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外卖骑手。这样的模式在中西部农村广泛存在。

招聘主要靠人传人：每个村子找一个中间人，通过其亲属网络和熟人关系进行招工。所以招到工人都是一串串的，他们上下班也是同村一起出发，同坐一辆车，或结伴骑电动车，与沿海地区截然不同。

我在昆山调研，看到当地工业园的企业会统一安排正规大巴接送工人上下班，很少听说出现交通事故。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已经搞了三四十年的工业化，在用工正规化方面已摸索了许多年。

1993年，沿海地区的致丽玩具厂曾发生一场大火。资方觉得工人会偷窃原材料，因此把窗户和安全通道全部用铁条封死，三四层的厂房只留一个出口。火灾发生后，导致八十多名女工活活烧死在里面。这场大火间接推动了1995年劳动法的出台。

此后十多年里，法律人士、劳工研究的学者的关注，媒体的广泛报道，工人本身的意识觉醒和积极行动，以及跨国产业链上的国际压力等等，这些力量共同推动了沿海地区劳动条件的改善。但对现在的中西部地区，这样的因素很难凑齐了。

一位清扫作业的环卫工人

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家蔡昉曾提出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人口红利会在2010年前后逐渐消失，这也无形督促了当时沿海地区工厂对劳动者的保障。

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相比沿海晚了至少十几年。2008年是一个节点，当时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中西部地方政府拿到部分投资后，修建了铁路、高速公路，升级了水电网等基础设施，这才有了招商发展的条件。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大量劳动密集型、污染密集型产业，以及城市中剩余的工商业资本，也陆续向中西部转移。

在我看来，无论是资方还是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还停留在如何更多地招商引资、服务地方产业发展上，用工规范尚未进入他们的治理视野。但是，如果对这类零工经济的劳动安全再不加以规制，那么下半年或明年再次出现类似问题，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

几乎不存在的劳动纠纷

在中西部农村，农民工发生工伤后，往往不是按照法律法规来解决，而是依照当地的习俗来处理，其中还牵扯着各方势力的博弈和较量。

比如动用家族势力——家中在村里有多少兄弟？家族影响力如何？有没有亲戚或熟人是当官的？如果家中恰巧有身居官职的亲戚能说上话，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向企业老板施压，赔偿相对会利索一些。但这毕竟是少数，多数普通百姓并没有什么当官的亲戚，能够调动的社会力量非常有限，因此更常见的做法是家里人到工厂门口静坐、围堵老板等。

他们很少会走正式途径，比如起诉或者劳动仲裁，因为要花钱，而且这意味着他们和企业、中间人之间的人情关系彻底破灭。一般不是非常严重的工伤，大家都不会走到这一步。

在我接触到的案例里，村干部、工业园管委会、乡政府的劳动或司法部门等，往往扮演调停者的角色，大多偏向资方或老板。因为企业的税收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地方官员的政绩主要考核的又是经济增长和招商引资的成效，一些政府部门或个人甚至可能与企业存在利益联系。所以一旦发生事故，工人往往处于极弱势的地位，能获得的赔偿微乎其微。

不过，像近年这两起极端事件则属于“重大安全事故”，当它们引发上级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就会被地方政府以另一种方式处理——有人承担责任，花一大笔钱赔偿。

除了显性的工伤，过去的讨论中，隐性工伤常被忽视。

比如我在江西某县调研时，见过一位在大米加工厂扛包的男工人，每天从早扛到晚，忽然有一天他的腰无法动弹了，一动就剧痛。他认为这是在米厂长期劳作积累的，但厂方老板和村里一些人却觉得是他自己身体不好导致的。最终这位工人没有得到工伤鉴定，只获得了一点点象征性的赔偿。

另一个案例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前些年，她在老家的印染厂工作，厂里招了不少本地的大龄女工，其中有一道工序是在沸水中加入染料和化学试剂，再在池子里清洗布料。事实上，这些染料和试剂都有慢性毒害，企业为了规避工伤责任，采取“老员工工作满5年就辞退，再换一批新员工”的做法。

我认为在工伤问题上，中西部农村地区最需要的是制度化的建设，这在大城市已经较为普及。我在北京接触过许多建筑行业的工伤案例，不少公益律师机构会帮助工人提起诉讼，政府的司法部门也建立了完善的司法流程体系，能够迅速响应。然而，县里面几乎不存在普通的劳动纠纷。

晚年困局

大龄农民工之所以持续从事强度大、风险高的零工，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微薄的养老金无法维持生活，只能“退而不休”。各种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的参保率普遍非常低，即使参保，他们的医保相较于城镇职工，无论在报销比例还是覆盖范围上都存在较大差距。养老和医疗，已成为当前大龄农民工普遍面临的问题。

当然，大龄女工可能更加脆弱。因为她们的职业生涯更断裂，为了兼顾家庭，总是来来回回进出劳动力市场，结果是，绝大部分的大龄女工都没有累计到15年的社保，甚至因为长期打零工，从未有过社保。

在我调研的几个中西部地区，老一代女工通常生2-3个小孩，我接触的好几位女工生育完没有好好休息就去干农活，结果落下病根。此外，她们长期从事底层甚至重体力劳动，也容易积累疾病。

随着年龄增长，她们的医疗支出往往比城市女性更多，但能获得的医疗资源却相当有限。通常处理态度是，小病不怎么管，一旦去看病，往往已是大病。

河南中牟县的一个村卫生所

我们村里就有好几例这样的情况。有位老太太不到60岁就去世了。她丈夫早逝，她早年在家种地，把两个儿子辛苦拉扯大，又帮忙照顾孙子。后来小儿子在县里开餐馆，她又去帮忙买菜、切菜、洗碗，什么活儿都做，以至于餐馆都不用雇人。其间老太太多次肚子痛，但总是忍着，直到两年前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是肠癌晚期，从确诊到去世，仅一个多月。

这位女人的一生几乎都在为家人劳作，却连看病的机会都没有。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这些零工的晚年照护问题，特别是大龄女工。女性寿命通常比男性更长，她们大多居住在丈夫所在的村庄里。随着年轻一代跨省务工和婚姻的增加，村里的年轻人逐渐离开，在外地打工、陪读，而她的丈夫可能已经过世，谁来照顾她呢？

对于农村人来说，家庭作为照顾的机构已经解体了，有一部分人会进养老院，通常是很低端的服务，用我们当地的话说，如果一个老人进了养老院，会加速生命的终结。

而对于留守家中的老人，很多只有基本的物质照顾，没有任何情感交流，老人也难谈有什么尊严。我还听说一位农村独居的老太太，家人好几天都联系不上，最后只能找村干部上门，结果发现老太太走了好几天。常言道“人走三天，要入土为安”，这不知道走了多少天才被发现。

一位晚年独居的农村女性

这里面存在一个悖论，一辈子都在照顾别人的人，但到了晚年，身边却没有人照顾自己。

这些大龄女工，在她们有劳动能力的时候，挣的钱全都贡献给家庭和子女了，积蓄十分有限。有的虽有意识为自己养老存钱，但很少能落实到行动上，因为她们还是深深嵌在家庭结构中，即使六十多岁了，还在带孙子，儿子家庭有大额支出，仍然需要资助。这是一种惯性使然，越落后的地方，越根深蒂固。

还有些大龄女工，选择去县里甚至更远的地方，做个清洁工挣钱，目的就是为自己积累一点养老的资金，可能都不到十几二十万。而这样的数额，在她们晚年如果生一场病，或者需要长期用药时，根本不够应对。

医疗资源的下沉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现在农村推行的一些医疗体检，常常流于形式化，乡村医生大多只是填表、量血压，几乎没有实质性效果。

这些老年人如何有尊严地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我认为也应该纳入乡村振兴的内容之一。

新生代 新问题

现在学术界研究农民工群体的人很少。像我这样出身于农民工家庭的人，在精英高校里更是越来越少。我在清华的师弟师妹，大多来自大城市，家庭条件也都不一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日常接触的人群往往会影响他的研究方向，但随着学术阶层的逐渐固化，许多学者已经很难接触到农民工群体，自然也难以真正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我和弟弟都曾是留守儿童，我初中开始父母就外出打工，我弟弟更是从小学就与父母分离，他们关系疏远，冲突很多。很多农民工家庭都是这样，父母长期在外，无法了解孩子成长，也缺少日常沟通陪伴，最终亲子之间逐渐无话可说，每次打电话聊两句就挂断。

我早年间和我妈妈没什么话可讲，我一路读书、工作、结婚、买房，家里也没提供什么支持。我是开始做农民工研究后，才和妈妈交流多了，也更能理解她。我们聊她的工友和亲戚，聊村里的事情，我前面提到的很多案例，都是她告诉我的。

但她至今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研究，她不识字，不会说普通话，也听不懂今天这样的讨论，她更在意我能挣多少钱，读完博为什么没去当个官。我不知道如何告诉她自己在做的事情，这是我最纠结的问题。我在想，明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上，一定要写上“献给我的妈妈”。

我觉得情感问题在新一代女工身上更加严重。比起上代人，她们更追逐自由恋爱，视孩子为爱的结晶。但孩子出生后，她们又不得不和孩子分离，甚至因为经济压力，分离得更早，我见过很多生完孩子三四个月就又出去打工的，很多女工都有很大的情感创伤。事实上，新生代女工投入的情感更多，受到的冲击也更大。

这也是我一直担心的事情，我怕新生代农民工还是会重复上一代的老路子，甚至面临更多的问题。

第一代农民工是去工厂里拧螺丝，建筑工地搬砖。现在随着产业更新换代，新生代农民工涌向一些低端服务业，以及外卖、快递、网约车行业。可是据我2021年在武汉针对外卖员和骑手的研究数据，无论是社保缴纳比例，还是工作和家庭的稳定性，他们甚至不如制造业的工人。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职业阶梯更局限了。在建筑业、制造业做久了，可以成为熟练工、低级管理员，甚至包工头、小老板，但在平台经济之下，平台把它能掌控的东西都长在模型里，长在管理层里，把发现的新的可能性都收编进去了。

略有改善的是，越来越多的地方开放了异地中考，一些农民工子女可以在一个地方持续接受完整的教育。以前农民工工作了一辈子也无法在城市买房，现在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也不能，但至少能为了子女教育在县城买房。因此，新生代面临的经济压力更大，对孩子的投入更多。

我在武汉和麻城交界地调研，跟踪的28个行政村里，如今只剩下3所小学了。这导致新一代的留守儿童从小学甚至幼儿园起，就要去乡镇读书。

我当时看到那些寄宿学校的小孩子特别心酸，那么小的一个人，就要自己打饭，自己洗碗，提一个桶去洗澡、洗衣服。澡堂是露天的，只有一堵墙，用木板建个小隔间，房顶都没有，冬天也那样洗。

现在农民工子女的留守形式发生很大变化，在没有家庭和村庄的保护下，这些年幼的孩子如何能拥有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我们的基层政府和教育机构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和农业的关系越来越远，这里不仅潜藏着上一代农民工养老照护的危机，更多年后，这一代农民工自己的养老怎么办？如果他们的养老资源、社保这些问题仍不改变，就算他们在县城买了房子，可能老年还得回到农村，依赖农村那个熟人社会的互相支撑。

你看东亚的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他们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用一代人就完成了。可是我们大陆第二代农民工，现在又卡在城乡之间，面临重复的问题，依然在代际循环。

如果他们未来又回到农村，和他们父辈那样，那就太悲哀了。

不是共情资本，是了解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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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真理而斗争，欢迎回到2049。

前段时间有个消息，算是小规模地引爆了朋友圈和微信群，说最高法院出了一条司法解释，自今年9月1号起，无论双方协商还是劳动者单方承诺，任何不缴纳社保的约定都是无效的。很快社会上就把它解读为强制社保。不知道是谁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家门口的包子铺要关门了》，整得相当危言耸听。大家普遍产生了担忧，就是在社保的重压下，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怕是没好日子过了，甚至要陷入倒闭潮。依我看，这种反应确实有点太过了，因为最高法院只是出了一条司法解释，换言之，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规定，相关的法条早就存在了，人家一直都要求用人单位给员工缴纳社保，最高法只是做了一个更明确的解释而已。

也就是说单从法律本身去看，国内一直实行的都是强制社保。但是法律中有一个理论叫无救济则无权利，就是说法条是法条，现实是现实，别管法条写得多么清楚多么全面，如果现实中的司法根本不管，那这个法条就等于是没有。有时候我就想，全世界所有国家如果都按照基本法办事，那大多数国家可早就成了共产主义桃花源了。强制社保也是如此，实际上在现实中，用人单位为了节省点成本，员工为了多拿一些到手工资，双方都会私下达成某种不缴纳社保的承诺。属于是把法条完全架空了，所以我预测至少短期内，该怎样还是怎样，不会突然给你搞一个180°大调头，哪怕长期去看，落实也是相当有难度的。

但是既然最高法特意做了一个解释，这就说明国家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某一天给你搞个突然袭击也不是不可能，所以市场上的焦虑情绪完全可以理解。你看这就很有意思了，也不用太久远，我记得也就是十几年前，社会上的主流声音都来自所谓的劳动法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是劳动法的坚定捍卫者，动辄就指责用人单位不缴或少缴社保，鼓吹连社保都缴不起，还开什么企业？甚至还有人亲自下场，帮助劳动者维护权益。但你看最近几年，这种观点的声浪明显下降了，相反的，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不缴纳社保的声音，更有不在少数的年轻人，人家就是不交社保，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不是骑手更需要社保，而是社保更需要骑手。正是因为这种声音的存在，所以这一次的“强制社保”才会引起社会上的普遍不满。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和中小企业、和个体户业主共情这是一方面，但我想还有更重要的另一方面，这就要讨论一下我国的社保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表面上看，这个问题还不简单么？说好听的，它是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说不好听的，那就是保险。但其实社保的属性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我国社保有个显著特点，就是一个人不缴社保是很难生存的。最基本的如果不缴社保，那么退休之后你就没有退休金，我看现在年轻人都学精了，谈男女朋友第一个要问的就是你爸妈有没有社保，如果没有趁早拉倒。更可怕的是，如果没有社保，生一场大病更是有可能把家底掏空。就像我一直都没有社保，结果几个月前生病住院，四万多的医药费给我搞的都想跳楼了，要是没有各位老板的帮助，那我只能撸网贷了。

当然你会说不交社保，我还可以购买商业保险，同样具备以上功能，但问题是一方面，我国的商业保险还不够发达，而且另一方面，商业保险有很多不透明、或者说咱老百姓研究不明白的地方。买的时候给你忽悠得天花乱坠，结果一生病住院，这也不能报那也不能报，限制条件非常多。甚至有很多人身保险，都要调查你最近几年看病和住院的经历。所以和商业保险相比，国家的医保在这方面确实还是相当良心的。而且还要考虑到，直到今天，在我国很多大城市中，社保是和一系列资格问题挂钩的，没有社保就没法落户，甚至都办不了一张居住证，当然没有社保也没法买房买车上学。也就是说长久以来，我国的社保说是保险，但它其实有着某种强制性，什么东西有强制性？税收具有强制性。

但是我国的社保和税收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税收是赚得越多交的越多，就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虽然也经常被吐槽，有人说起征点定的有点低了，还有人说最高45%的边际税率有点高了。但说到底，累进税本就是国际上的基本套路，特别是发达国家，全都是这么玩儿的，咱们国家也没有搞特殊，你要是看看欧洲那些福利国家，说实话咱们国家的个税算是相当克制了。其实到了现实中，考虑到6000元的起征点，再加上五险一金各种税前扣除，绝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有缴纳个税的资格。也就是说个税如果存在伤害，那伤害的也是中高收入者，国内的普通蓝领、各个领域的打工人，是享受不到个税伤害的。

但是社保则不然，因为社保存在着缴费基数的下限和上限，咱们就以北京为例，社保缴费基数的下限是6821元/月，上限是35283元/月，我们就看养老保险，个人缴存比例是8%。这就意味着如果你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00块钱，那么你自己也要缴纳6821×8%的养老保险，这就是545块6毛8，单单一个养老保险，你到手工资就不到2500了。但如果你一个月的工资高达10万元，你缴存的养老保险并不是8000元，而是35283×8%也就是2822.64元。所以你看越是收入低的人，社保占其收入的比例就越高，这和税收的情况正好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社保主要伤害的是低收入者，所以社保不仅像是一种税，而且它更像是一种穷人税，显而易见让穷人多交税，背负更大的经济负担，这并不公平。

这还只是社保关乎公平的一方面，还有一点就更扎心了。直接上例子，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曾经在不经意间，公布过一份数据。说2023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8778人，发放养老待遇7.85亿元，企业单位离退休人员13220人，发放养老待遇3.69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11.94万人，发放养老待遇2.51亿元。除法都会算吧，根据以上这些数字我们就会得出结论，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退休工资是7452元/月，企业单位的退休人员，退休工资是2326元。如果你什么都不是，比如说农民，那么你每个月能领取到的养老金只有175块钱。这和全国范围内的数据也基本差不多，机关事业单位平均月养老金约为6000元，企业约为3000元，农民约为220元。

那你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来自农村，父母都是农民，现在你去到大城市的一家企业打工，月薪是10000元。你的同学小黄也和你在一座城市，父母是体制内退休干部，小黄现在也在体制内，每个月工资是6000。你赚的比小黄多，个人缴纳的社保当然也比他多，可你们的父母呢？小黄父母加起来，一个月能拿20000退休金，而你的父母只有几百元，60多岁了还要种地操劳，这不就等于是你花钱养小黄父母么？

再往远看，几十年后，你退休能拿多少钱，小黄退休能拿多少钱？我国养老保险，个人缴存部分是工资的8%，企业缴存部分是16%。按道理讲养老保险是多缴多得、少缴少得，你觉得你每个月自己掏了800，小黄只掏了480，那我退休金肯定也要比小黄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企业要赚钱，所以它给你缴纳养老保险，肯定是卡着10000元这条线，所以你一个月缴纳的养老保险就是2400元。但是机关事业单位则不然，可以这么讲，以实际工资为基数去缴纳社保，这是非常罕见的，一般都会以更高的基数去缴纳，比如说200%，甚至会按照300%的封顶线缴纳。如果是300%，那么单位给小黄缴养老保险，缴存基数就是18000，乘以16%这就是2880元，再加上小黄自己缴存的，加起来就是3360元。

不过缴费基数还只是一方面，除此之外，还有企业的企业年金和体制内的职业年金，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养老保险的一个补充。如果你在体制内工作，那么财政会给缴存8%，而缴存的基数和养老保险的缴存基数，一般都是一样的，如果是刚才的例子，基数也是18000。然后你个人再缴存4%，当然你个人的缴存基数仍然是6000。这么看的话，小黄每个月自己缴存的养老保险就是720元，还是要比你个人缴存的800元少。而且职业年金是强制性的。但是企业年金可就没有硬性规定了，企业和个人可以缴8%和4%，也可以小于8%和4%，当然也可以不缴。那么换你是企业主，你会给员工缴存这个东西吗？所以这么算下来，你每个月缴存的养老保险还是2400元，而小黄则是5040元。

所以综合起来，别看小黄现在赚的比你少，他个人缴存的养老保险也比你少。但他的退休金，完全有可能干到你的两倍。这就为什么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的养老金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难道说体制内对社会的贡献就更大？那我就要呵呵了。所以打工人之所以担心强制社保，固然有着忧虑经济发展的因素，也不否认他们和小老板产生了共情，但更多的是和自己共情，是对不公平的愤怒。如果做不到一碗水端平，还请决策者三思。

乱离人不如太平犬。这是每个读书识字的中国人都熟悉的一句话。也可以说，这句话浓缩我们最普遍的历史意识，饱含着血泪和无奈。

鲁迅把它转译成了那个众所周知的悲愤的说法，中国古代的治乱循环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虽然鲁迅在那篇文章里呼吁：“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但人们好像很少听见这句，而只觉得“想做不得”和“暂时做稳了”的交替，是那样坚不可摧的封印。

之前有朋友问我，你是学历史的，怎么不大写历史文章？我心想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琢磨了一下，其实是我心里挡着一个想法，一个不太容易说明白的想法。我总觉得，历史锁死了我们的思想，思想作用于现实，又进一步锁死了未来。这里说的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我们惯常接触到的被书写下来的历史。历史本身是丰富的，但历史书写经常是单一的、狭隘的、贫瘠的。

如果学习历史只能让人不敢想不敢做，倒不如无知点好。刘项原来不读书，乱拳打死老师傅。

但空着头去想，终究也难走得远。何况在这样一个所谓的知识大爆炸时代，谁愿意顶风做一个“无知人士”呢。所以更有效的做法还是去从真实历史中抽出另外一条丝线，去打开心里生锈的老锁，甚或去炸开几堵门，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最近就读到一篇很好的文章，文章结论大异于我们的“历史常识”。题目是“毁灭的回报”，讲的是帝国崩溃如何利好普通人的故事。The rewards of ruin，作者Luke Kemp。

文章开头引用了一首诗：

无人行走在山中野山羊与飞蛇之间，

在那生长着多汁植物的高原上，

如今只长着泪水的芦苇……

阿卡德已毁灭！

这是一首咏叹古代阿卡德帝国衰亡的哀歌，阿卡德帝国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历史上第一个已知的统一帝国，大概存在于四千多年前。这首诗让我想起我们《诗经》里的《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不同文化里的兴亡之感，想来也是没太大区别。

作者要说的却是，虽然阿卡德帝国崩溃了，但考古学家发现，当地居民的生活一直很正常，普通人甚至没有察觉到帝国的灭亡。

以前考古学家专注于研究那些辉煌帝国的灿烂成就，比如最早的文字，最早的法典，巨大的神庙，罗马的斗兽场，东方的长城。

但最近这些年，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提出新的问题：在这些帝国崩溃时，普通人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人们脑海中通常浮现的历史图像是，乱世之中饿殍遍地、流离失所……但考古学证据却是相反的，伴随着帝国的崩溃，普通人可能过得更好了。

我们通常持有的“帝国黄金时代”“黑暗时代”的观念，是帝国精英视角。事实上，帝国昌盛的时候，普通人不一定昌盛，帝国倒霉的时候，普通人也不一定倒霉。举个我们自己的例子，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存在，但历史的另一面是“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如果你是减掉的那一半可能就开心不起来了。

文章说，这种精英视角“不仅扭曲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也影响着我们如今和未来对崩溃的想象与思考。”好像有点盼着崩溃的幸灾乐祸感，不是，作者当然承认，崩溃会带来苦难和暴力。

但有一类证据的存在，证明了历史往往是多面的，而我们低估了帝国的“稳定”“强大”对普通人造成的负担。

考古学家通过对古代人骨骼的检查发现，在帝国稳定的时候，统治阶层比普通人的身高高很多。而帝国消亡之后，同一地区的普通人身高开始增长，女性身高增长得更快。

数据显示，罗马帝国治下的普通人，他们的实际身高比理想状态足足矮了8公分。帝国崩溃之后，人们的身高又开始增长了，而且蛀牙和骨病减少了。

对此的解释是，帝国高强度、系统性的榨取消失之后，普通人可以吃得更饱。而且帝国统治时期，人们不得不种植单一税赋作物，现在可以多样化种植，食物更多元，身体就会更健康，而且肉也吃得更多了。

当然还有一个比较残酷的因素，就是战乱导致人口下降之后，留下来的人就更有议价权了，工价会上升。比如欧洲14世纪黑死病之后，人们的身高和工资普遍上升了。真是五味杂陈，弱者要想过得好，只能靠同类的减少。

由此我们获得了更合情理的历史图像。帝国是压在普通人头上的一座大山，它“保护”你不受别人欺负的代价是，它给你的压力会逐渐趋于你的承受极限，你的身高会向上转移。当这座大山崩溃是，假如你有幸捡一条命，那么你的小日子通常可以过得更好。

甚至有最近的例子，1991年索马里前政权崩溃之后，进入军阀割据，虽然冲突有所增加，但是从婴儿死亡率到极端贫困率，几乎所有生活质量指标都有所改善。这里不是为索马里的现状辩护，而是说人们容易放大“无国”的苦难，而忽视“有国”的苦难。

拉长时间来看，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似乎是一个致命的失误。农业是和帝国一起出现的。农业时代的人类和从前相比，身高不仅下降了，骨骼变得更脆弱，牙齿出现更多蛀洞，而且由于人和动物挤在一起，传染病更多了。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是，今天男性的平均身高，仍然低于冰河时期的祖先。

这就是“文明”的代价。

假如我们问一个到处游荡的原始人，你会拥有更多更多的同类，你们会发明很多很多的新东西，但你们会互相厮杀，会吃的更少吃的更差，会被固定在一个地方没日没夜的干活……你猜他会怎么想。如果是我，我可能会说，算了，我们就这样混着得了，谁想进化谁进化去吧。

帝国崩溃，普通人过得更好了。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记录呢？答案很简单，普通人的生活无法留下记录。想想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东西，都是征服者及其后裔留下的记录。

帝国不仅劫持了普通人的生活，而且劫持了普通人的记忆。

一个新王朝建立，或许会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但绝不会说王朝本身不应该存在。

自从有了历史书写之后，人类就开始发明历史了。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历史书上留下的形象，是一个战功赫赫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但考古学家发现，拉美西斯最著名的一次军事远征，是公元前1274年针对赫梯人的战役（卡迭石之战），却因法老的无能而以失败告终。对此，拉美西斯只是将证据掩盖了起来。拉美西斯把别人的纪念碑抹平重新刻字，纪念自己在战场上没有赢得的“胜利”，由此打赢了历史这场仗。

世界上最早的一份和平条约，是公元前1259年由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帝国皇帝哈图西里三世签订的，一式两份，在埃及的版本中，是赫梯人认怂，在赫梯的版本中，是埃及人认怂。

旧帝国毁灭，新帝国兴起，历史书写却始终是精英视角。普通人要么干脆是文盲，好不容易出一个读书识字的，学习的也是那套帝国官方叙事。

现在历史学者对于从前流传下来的“黑暗时代”的说法已经持怀疑态度。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提出，我们应当考虑“赞美崩溃”，因为它可能会带来人类福祉的改善。

这篇文章的作者说：“这种’1%视角’已经扭曲了我们对崩溃与历史的理解。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部属于’99%’的崩溃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帝国的兴衰，对过去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对今天的我们又意味着什么。”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欢迎崩溃或者加速崩溃，干这种事的往往是另外一群野心家，这些人也是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需要躲着的。而是说，我们哪怕无法为先辈拿回自己的食物、尊严和身高，至少也应该拿回一部分被劫持的记忆。普通人的生活，也自有其光辉。

文章末尾一句话更是发人深省，直接上英文吧：

We don’t need to fear ourselves or the absence of rulers; we need to fear power and those who try to grab it.

最后容我唠叨一句，只有好好读一些正经书正经文章，我们才有可能突破头脑中那些无法察觉的封印。你之所以觉得很多原本荒谬的事情理所当然，是因为轨道早已铺就，谁上去都会到这里来。你总得有一个新容器，才能装下新东西。

咱们开个栏目吧，一起读一些真正好的文章，就叫「西坡新知」。欢迎大家捧场。如果想要获取文章资源，后台留言加「西坡读写群」。

将结婚登记作为育儿补贴发放条件，实质上是对非婚生子女平等权利的剥夺，这种差别待遇既无法律依据，也违背社会公平正义。‍

作者｜康有华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近日，有网友反映因未办理结婚登记被深圳卫健委告知无法领取育儿补贴，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该网友质疑称，根据广东省现行规定，非婚生育已可正常办理生育登记并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为何在育儿补贴申领环节却遭遇限制？

这一情况，与国家卫健委此前明确的“育儿补贴申领只需提供婴幼儿身份及抚养关系证明”的政策导向存在明显差异。虽然最终实施细则仍需等待全国及各地的统一部署，但该事件所折射出的婚姻与生育权分离、非婚生子女权益保障等深层次社会问题，已引发公众的热烈讨论。

该事件中热议的育儿补贴政策，正是近期国务院发布的《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育儿补贴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

这一政策，也是我国在人口压力下出台的最新生育支持措施。其预期通过普惠性、直接性的现金发放减轻家庭养育的负担，并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发挥鼓励生育、改善民生的积极作用。

育儿补贴等一系列新政策，体现了我国的计划生育从抑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转向，进一步落实了国家对生育、家庭和儿童权益等所应承担的保护义务，是促进人民福祉、保障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要之举。

然而，政策的好意若要成为人民权利的真正实现，仍需要防止执行实施过程中的扭曲和误解。当前育儿补贴发放可能存在的差别对待乃至歧视，必须通过法律专业的分析加以消除。

就此而言，该事件中核心的问题在于婚姻能否作为对生育以及儿童权利的限制。

婚姻并非生育权保护的前提

生育作为妇女的自然禀赋，毫无疑问应受到法律保护。而国家对妇女生育权的保护，并非以婚姻为前提条件，这尤其体现在我国宪法第48条：“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婚姻保护，则另行规定于宪法第49条。

即便不能完全将男性对生育的参与排除在外，生育过程的进行及其负担也主要由妇女作为个体承受，国家因而必须最大程度地尊重妇女对于生育的自主决定权，并为妇女的生育选择提供充分的保护。

如果我们聚集于生育本身，更会意识到生育的过程和结果与婚姻并无实质关联。婚姻与否，既无法减轻妇女生育期间的痛苦，也不会改变子女诞生的结果。将婚姻作为生育的前提，会压制妇女对生育的自主选择，有悖于宪法对妇女生育权的保护要求。

在如今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引导下，婚姻与生育的解绑也更鲜明地体现在最近几年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中。如四川省2023年新发布的《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就不再以结婚作为办理生育登记的前提，保障未婚妇女平等享有生育保险等社会福利，其自公布以来即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

深圳卫健委所在地广东省2022年新发布的《生育登记管理办法》，同样也取消了生育登记与婚姻的捆绑；向深圳卫健委提出质疑的网友，更是指出其本人此前已经完成生育登记并享受了生育保险和津贴。

在此情况下，若将结婚登记作为育儿补贴申领的必要条件，不仅构成对妇女生育权的不当限制，也与当前生育政策发展方向相悖，存在违法增设社会保障获取条件的嫌疑。

社会观念中对未婚生育可能冲击既有婚姻关系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这种忧虑源于对传统家庭伦理的维护和对社会稳定的考量。

然而，我们也不应将这种担忧情绪化地夸大，甚至将其作为限制妇女生育权的理由。未婚生育不能与出轨、背叛家庭等反面事例简单划上等号，现实中的许多伴侣即便相互忠诚也可能选择不进入婚姻关系。

非婚生育现象的增加，更多反映了个人选择权的扩展和社会包容度的提升，而非对婚姻制度的否定。维系婚姻关系内伴侣之间的彼此忠诚，已远远超出育儿补贴和生育政策的射程范围，更是生育权所不能承受之重。

非婚生子女的平等保护

结婚登记不应作为育儿补贴申领的前置条件，其根本依据在于宪法和法律对非婚生子女的平等保护。我国宪法确立了儿童保护原则和平等原则，明确禁止基于家庭出身的歧视；民法典第1071条更明文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这一消除对非婚生子女歧视的立法范例，甚至可追溯至1950年的婚姻法第15条。

上述规定，从根本上否定了以父母婚姻状况作为儿童权益保障标准的合法性。

育儿补贴作为普惠性政策，其核心在于保障儿童发展权益，确保每一位儿童都切实受益，发放标准应当严格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非评判父母婚姻状况或变相审查父母的婚姻关系。

既然政策发布时已经明确无论是否一孩家庭都能平等享受育儿补贴，更无其他理由剥夺非婚生子女家庭的育儿补贴。况且无论是否婚生，子女都无法选择其出身的家庭和环境，社会也不可能因为歧视而取得进步和发展。

儿童作为权利主体，其合法权益的实现，不应受父母婚姻状况的影响。将结婚登记作为育儿补贴发放条件，实质上是对非婚生子女平等权利的剥夺，这种差别待遇既无法律依据，也违背社会公平正义。

对生育的担忧在于其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正是国家需要通过社会保障政策提供兜底性支持的根本原因。婚姻制度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育带来的各种压力，但绝不能异化为限制公民行使生育权利的门槛，更不应导致对未婚生子女的歧视对待。

国家唯有保障生育自主、坚持平等原则，才能真正形成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

“法治理想国”由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碧、赵宏、李红勃、罗翔共同发起，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栏目。

反对提高农民养老金的各种理由，我基本上都反驳过了，但登陆任何一个平台，在任何一条相关讨论下面，仍然充斥着这样的套话，令人不胜其烦。

为方便传播和大家使用，我收集了最常见的10个借口，并用最简洁的语言回答。请大家截图保存这篇文章，再看到这种不过脑子的话，就可以直接呼他脸上。

01 农民没交社保凭什么领养老金？

在没有社保制度的时候，中国农民有交公粮和“三提五统”，农民把维持最低生活生产之外的一切都上交了，除了不叫社保，比后面交社保的人交得多多了。

在中国建立社保制度之后，体制内和城市工人此前没有交社保，但视同已经缴纳，这就是“视同缴费年限”。这一政策农民被排除在外，如果一视同仁，现在60岁的农民至少有十多年工龄，70岁的农民至少有二十多年工龄，折算下来一个月应该拿多少退休金？

有人坚持认为“农业税是农民租种土地的租金”，那么国家作为雇主是否应为农民“没交社保”负主要责任？按规定雇主应承担三分之二，补缴后农民应该拿多少退休金？

02 养老金多缴多得，少缴少得，不缴不得

这话看似有理，其实不然。

首先它混淆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险的不同；其次它混淆了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不同；最后，它混淆了社会保险的不同形式。

只谈社会保险，养老保险一般有三根支柱：一是财政负担的基础养老金，二是雇主和个人共同缴费的职业养老保险，三是个人储蓄的个人养老账户。对于个人养老账户这句话完全正确，对于职业养老保险大体成立但并不完全对应，对于基础养老金来说完全不成立。

基础养老金由纳税人承担，为低收入老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有别于低保，它是普适的，可覆盖多数退休老人）。因为这是公共财政支出，所以遵循的原则是：收入越低补贴越高，收入越高补贴越低，达到一定收入水平不予补贴。

中国目前退休金领取和缴纳并不对等，不完全来自养老保险基金，有相当大的比例来自财政补贴。补贴原则并未遵循世界通行的规则，而是正好相反：收入最高的体制内退休人员补贴最高，人均超过3000元/月，收入中等的企业退休人员人均补贴500多元/月，收入最低的农民人均补贴不到200元/月。

03 城里低收入老人比农民更惨，你怎么不说？

对，所以应该建立普适的基础养老金制度。

我们经常说“提高农民基本养老金”，并不是只针对农村老人，而是针对所有低收入老人，只不过绝大多数农村老人正好属于这一人群。如果你关心城市低收入老人，更应该呼吁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04 不交钱就能领养老金，以后大家都不交怎么办？

首先，基础养老金的额度不高，根据中国的经济情况，以600元-800元/月为宜。还应设置门槛和阶梯，比如退休收入低于3000元/月才有资格领取，越低领取越多。如果你能接受老了每个月拿不到一千元，当然可以。

其次，可以强制缴纳，社保本质上与税收相似，全世界社保基本上都是强制缴纳的。但应该降低缴纳比例，比如把目前雇主加个人合计24%降低到一半左右，减轻企业和劳动者负担，包括纳税人对体制内的负担。有了基础养老金，职业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就没必要那么高。

最后，即便真的所有人都不交职业养老保险，相比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未必是一件坏事：中国目前退休老人3亿多，按人均不到1000元/月的标准，中国财政完全可以承担，不仅可以缓解即将到来的养老危机，还能大幅度减轻企业和员工负担，极大促进经济发展和个人消费。

05 哪里拿钱给农民涨养老金，你掏钱吗？

首先，在养老保险基金之外，政府每年还有大量的财政补贴用于养老金发放（参见第二条）。

这里面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公，根据最新的2023年财政部的数据，2200万体制内退休人员补贴超过8000亿，人均每月超过3000元；1.2亿企业职工补贴了7000多亿，人均每月500多；而收入最低的1.7亿城乡居民（农民）才补贴3000多亿，人均每月177元。假如取消所有的养老财政补贴，这笔钱足以建立600元/月普惠阶梯式的基础养老金制度，覆盖80%的退休老人。

换句话说，目前中国养老补贴方式是不对的，雇主和个人缴纳的部分不应补贴（多缴多得），而应全部用于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城乡养老保险。

此外，目前中国养老支出占整体支出的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也远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目前中国一年财政支出约30万亿，即便单独再拿出1万亿用于提高农民养老金，养老支出占比仍然处于低位。

06 农民有土地，可以种地为生

农民并不真正拥有土地，土地使用权价值普遍很低。以租金而言，多数地方一亩地一年只能租几百元，很多地方甚至根本租不出去。分摊到每个月只有几十块钱，远不足以弥补养老金数千元的差距。

很多人觉得农村老人可以种地维持生计，请注意我们说的年老体衰的老人。城里人可以退休，重体力劳动者还可以提前退休，农民就应该干到死？如果这个理由成立，是不是给城里老人发个扫把就不用发退休金了？相比城市的就业机会，农民可以种地谈不上优势。很多农村老人情愿去城里当环卫工也不愿意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最后，可以建立农村老人退还土地换取更高养老金的机制。

07 农民还有宅基地，城里人可没有

城里人虽然没有宅基地，但是有房子。在中国近几十年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城里人的房产增值，远远超过农民宅基地的价值——就时代/制度红利而言，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需要注意到是：农民子弟进城是城里人房产增值的主要原因，时至今日，房价下行，农民的孩子因此背上了沉重的房贷负担，成为所谓“房奴”。

城里人无法买农民的宅基地，这被视为农民的“特殊待遇”，实际上，这不是特权而是对农民权益的损害。如果你的房子被限购，这对你有利还是不利？

08 农村生活成本低，不需要花太多钱

正好相反，在大多数物品上，农村的价格都高于城市，因为城市存在规模效应，能够把成本降到最低。无论是质量、价格还是种类，农村都无法跟城市相比。

很多人之所以有“农村生活成本低”的错觉，是因为农村老人把生活需求降到最低，把生活质量降到了最低。

09 我们这里农民有钱得很，有房租还有分红

听说城里家家都是拆迁户，每家都有几套房，光房租已经花不完了，还要退休金干嘛？很多城里人视野所及，最远只能看到城郊农民，而看不到更远更普遍的农民。

不过，确实应该区别对待。如前所述，基础养老金应设置收入门槛，高于一定水平就应该取消领取资格，这里的“收入”可包括房租、土地出租、集体分红、退休返聘收入等。

10 进体制的门敞开着，你不去考能怪谁？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你干嘛不去做皇帝？

都抢着进体制内，谁来养体制内？这样的制度能长久吗？

就写到这里吧。其实，在大多数农民每个月不到200元养老金的现实面前，不需要任何理由——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都应该改变。

我们不是要说服他们，在利益面前，是说服不了的；我们是要用事实、逻辑、道理，以及我们的声量，压过他们。

昨天，朱令的骨灰被正式安葬。

讣告来自她的父母，“爱女已入土为安，特此公告”。

这个名字上次被提起是两年前的冬至夜。中毒28年后，50岁的朱令过世。

当你在搜索栏输入“朱令”，会得到一个寥寥数行的故事——

清华大学化学系92级学生朱令，在1994年冬和1995年春至少两次摄入致死剂量重金属铊盐，因误诊时间过长，造成不可逆的巨大损害，终身残疾。北京警方认定有投毒犯罪事实发生，因证据不足，案件至今仍未侦破。

短短字符下，悲剧漫长，人生苦寒。

虽然已经太晚了，但我想好好送一送朱令。

我想打捞一些闪光碎片，希望每个关心朱令的人回望这28年时能想起，在人性之恶外，故事的另一边，有人竭力维持住了人的尊严，美，和不屈的意志。

朱令爱听央广文艺频道的《海阳现场秀》，听节目时会笑出来。

朱令最喜欢的植物叫马齿苋，样貌普通，具向阳性，别名“死不了”。

一位学妹回忆朱令练习走路的场景：“先由护工抱她站起来，站稳后，她抬脚站上一个转盘，两只脚都站上去后，大家要扶着她把转盘转到她背对着机器的位置，将她的身体绑好。这中间，她的脚要使劲蹬住，用全身发力往前顶屁股，直到站起来。她的腿那么细，整个过程都在拼尽全力。她运动时，我看到的是生命之美。”

护工会叫朱令“小美”，知道她爱美。朱令听了就乐，但又拒绝，“我是朱令令，不是小美”。

朱令爱吃饺子，冬至离开那天，朱令父母招呼大家吃了饺子，是朱令最爱的茴香馅。

朱令最爱甜食，因为有糖尿病，父母会先给她喂降糖药。父亲吴承之说，“晒着太阳吃饭是令令最快乐的事了”。

每年都会有人为朱令过生日。33岁时志愿者围着她唱生日快乐歌，有人观察到朱令跟唱的口型是：Happy birthday to me。

汶川地震时，妈妈朱明新用朱令的名字捐了钱，想告诉大家，朱令仍“有感情、有尊严地活着”。

遗体告别那天，殡仪馆回荡着古琴曲《广陵散》，这是朱令最后一次登台演出的曲目。

当天到场人数超150人，有亲属、旧友，还有和逝者并不相识的人。

在一部朱令纪录片的结尾，校友们合唱，“但愿你会记得，永远地记着，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

朱令有个姐姐，吴今，会跳芭蕾，会弹钢琴，曾是北京市崇文区理科状元，在1989年4月的春游里，不幸失足坠崖身亡。

昨天讣告里有这样一句话：“感谢公墓方关照，能够与姐姐吴今相伴。”

她们都不孤单。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篇报道发表于2024年4月26日。CDT近期将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编者按：关于中国问题的舆论场上，宣传与批判的严重两极化，反而令很多当事人只剩下沉默以对。尤其是像香香这样的少数民族个人经验，更少被外界所了解。

她不知道为何民族从那一刻开始成为了“问题”，自己的身份也会成为国家的“麻烦”。

短短一段小漫画，并没有那些宏大的政治、身份问题，有的只是主人公琐碎的回忆和真实的思考，这些片段可能更胜千言。

我是出生在新疆的香香，爸妈都是维吾尔人。从小循规蹈矩的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国家的“麻烦份子”。

我六岁开始学汉语，维语汉语都很流利。小时候生活都只是围绕着读书和考试。

我在乌鲁木齐长大，老师都是汉人，以前班上有维吾尔人和汉人，汉人还多些。所有科目的老师都是汉人，唯一的维人老师是教维语的。

那时的我认为汉维差异像人有高矮胖瘦，虽然外表不一样，倒也没特别觉得有什么。

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读喜欢的书，到处去旅行，过个平凡的人生就好啦！

2009年“七五事件”时，我刚读小学，原本的和平游行演变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相互仇杀。

那是我脑海中第一次有“民族关系”的概念。

械斗结束后，军警开始镇压，从我家大楼的窗户望出去，街上一名男子躺在地上，被白布盖着，当时在想…

“这个人是所谓的暴民吗？还是他只是参与了抗议活动？会不会…他根本是个与事件无关的寻常路人？”

奇怪的是，没几天后乌鲁木齐恢复正常上班上课，不论汉人或维人，都当作整件事没发生一样。

唯一有印象的变化是餐厅。

通常因为宗教信仰和口味不同，汉人当时多去中式餐厅，维吾尔人多去维吾尔的餐厅，回族餐厅是最受到所有族群欢迎的。

在七五事件过后，回族餐厅的客人剧减。

少数汉维两个民族和平相处的地方，大家当时也不愿意去了。

过了几年，我也不是很常想起这件事。身为女性主义者，我其实不是特别对伊斯兰教有归属感。

高中毕业前我就决定直接申请美国的大学。

从小我就满擅长念书和考试，高中毕业后我很幸运地顺利申请上了某美国名校。

当课堂上中国与美国同学激辩政治时，我常选择沉默。

美国同学说：“新疆维吾尔的再教育营明显是违反人权。”

同班的中国同学非常生气：“你有去过新疆吗？有真的看到他们在干嘛吗？凭什么胡说八道！”

在美国时，我常假装不会说中文。想起家乡的汉维冲突，我一直觉得双方是不可能互相理解的。

再说网络上那些偏激的言论也不少…

虽说是自己的国家，但好像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

然而，在七五事件的十年后，在我陌生的香港爆发了反送中运动。

看到政府动用警察镇压抗议民众的新闻画面，我想起了当年在乌鲁木齐街上被白布盖着的男子。

2020年到2021年间，中国政府的疫情应对措施，更让我觉得这并不是哪一个族群的问题。

这两年间，武汉、上海等城市接连对疫情进行严厉封控。

在不合理的权力管制下，被惩罚的人是不是就像十年前在乌鲁木齐被打死的那个男子？或许只是政府面对无法轻易解决问题时的代罪羔羊。

在威权的统治下，被针对的群体从来不会是固定的。

不论是新冠肺炎，反送中运动或是更久以前发生的七五事件，或许风波过去后会有一时的风平浪静，但威权的阴影一直都在，随时会回来。

今天的我们，可能就是明天的你们。

尾声：这样的未来，哪里是她在过去没有想过？族群政治之外，香香似乎仍在寻找归属和容身之处。那是个作为女权主义者的她、那是个思考极权主义的她、那是个忧虑这个国家受压迫者的她。那也是当下年轻人共通的忧虑。

昨天中午正在外面开车时，收到朱令父母吴叔叔和朱阿姨分别发来的消息，告知当日朱令下葬了。

（朱令）

8月12日，朱令被安葬于北京市万安公墓金区忠组0006号，姐姐吴今的身旁。

他们也发来一封信，见下：

各位关心令令的朋友：

朱令的骨灰今日安葬，受场地等诸多因素所限，仅邀请20多位亲朋参加葬礼。爱女已入土为安，特此公告。

感谢救助基金以及海内外所有捐助者的帮助。

感激公墓方关照，能够与姐姐吴今相伴。

感恩国内外各界爱心人士的关心和付出：亲朋挚友们为了帮助查找病因发起了首次网上救助行动；医护工作者们数十年如一日参与救治与护理；广大校友和志愿者们自始至终地陪伴；公安干警们为了侦破工作恪尽职守缜密追凶；几十位全国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为了推动案件进程鼎力相助联名提案；律师和记者们为了真相仗义执言。

如此大爱的情怀义举我们永志不忘！

爱女虽已安葬，但沉冤须昭雪！我们将一如既往追凶，无论天涯海角！

吴承之 朱明新

于2025年8月12日

因为很多人又问起在哪儿看这个案子的详细经过，所以再发一下链接。让我们记住朱令！

朱令中毒案（一）：案情篇（1992-1995）

朱令中毒案（二）：破案篇（1995-1998）

朱令中毒案（三）人物篇（2005-2013）

朱令中毒案（四）分析篇

朱令中毒案（五）2018年论文解读

朱令中毒案（六）终结篇

8月12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公开发布《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提出从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期间，居民个人使用贷款经办机构发放的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业务）中实际用于消费，且贷款经办机构可通过贷款发放账户等识别借款人相关消费交易信息的部分，可按规定享受贴息政策。

另外，财政部等九部门同日公开发布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方案》，其中明确，对于经办银行向服务业经营主体发放的贷款，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对经营主体进行贴息，贴息期限不超过1年，年贴息比例为1个百分点，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分别承担贴息资金的90%、10%。单户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

两项政策的核心是引导信贷资金流向与消费相关的领域，从而降低融资成本，提振个人消费和服务业经营的活力，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1.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

• 针对居民个人用于消费的贷款（不包括信用卡）。
• 重点领域包括家用汽车、教育、文化旅游等，单笔消费用于贴息的上限为5万元。
• 贴息比例为年利率的1%，最高不超过贷款利率的50%。
• 借款人在一家机构的贴息上限为3000元。

2.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

• 适用于餐饮、旅游等八大服务行业。
• 自2025年3月16日至12月31日期间签署的合规贷款。
• 贴息比例为1%，政策覆盖21家全国性银行。
• 贴息期限最长为一年，单户最高贷款规模贴息可达100万元。

该贴息/补贴政策推出后在微博、推特平台引发了网民嘲讽，一些网民认为此类贷款补贴如同笑话，“在加工资，和发福利前，他们选择了放贷”。之前，有网友在评论“全民强制社保”时，也发表了类似观点。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网民评论：

海盗糖包：哈哈。为了消费，把贷款做成了消费。还是发钱实在。

凉风有信0324：原来之前人们不爱消费是因为没有贴息啊，一直以为是余额不足呢。

我是恁爹耶：塔又不急，我们急个卵。

小喵不吃鱼尾巴：多送点保时捷五元优惠券，大家就都能买得起啦。

KNCQR147411：提振消费给出贷款补贴，放美国要被新闻联播连续放一年。

澳洲扒鸡 :哈哈，花五块钱买鱼饵，咱一起出海钓金枪鱼呀。

然酱的小面包干：双休就能促进消费。

淇淇牌赚钱公司：笑死，一个个深渊债务等着你，哪个人想的这么绝。

富尼法号涩涩：很努力地绕开直接发钱这条路。

buckyloos2：继续榨，还不够，骨头磨成粉也能用。

yingz1981：他们什么时侯都会这样选择的。你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罢了。还指望什么呢？

ShwetaG29822558：你不花钱，政府替你贴；但前提是——你得先欠债。

暂时想不出名字就这么着：什么时候先把国补落实到位，河北国补天天抢都抢不到。

财班嘟嘟：贴息固然是好事儿，还是多想想怎么贴“本金”才是正道。

山谷里的知识点：实实在在提高大家收入才是真的！贷款都要还的，现在这个经济情况，贷款真的要谨慎。

数码科技小张：努力让人人都背上贷款。

这个方糖不太圆：免税比这靠谱吧。

山隹木四水：我差的是本金，不是息。

经济新视界：居民想要的是去杠杆，降负担，金融部门可以提供的却一直是让你上杠杆、加杠杆。 // 张小马打豆豆：你不加杠杆，黄四郎怎么去杠杆。

你听下雪了a：怎么总想着想掏空穷人。

对于他来说，最务实的生存法则是，“可以病，不能病态，也不能太病。”他反复把这句话解释给新来的年轻人：“我们是有病，但不能病恹恹躺平，肾坏了脑子没坏；也得照顾好身体，身体是本钱，本钱没了，都是白玩。”

文丨新京报记者 吴瑜 实习生 罗丽娟

编辑 丨陈晓舒

校对 丨赵琳

老裁缝终于坐回缝纫机前，生计和尊严都回来了。

两年前，听说广州有服装厂专收尿毒症病人，待业多年的43岁尿毒症病人张顺，从江西老家赶来。没带什么行李，除了三支缝纫用的旧锥子。

厂里都知道来了个“狠人”——早七点多到，晚十点多才走。揽最多的货，布料把缝纫机桌面铺满，剩下的堆在腿上。踏板“踩到飞起”，“下一件永远要比上一件快。”再后来，他要和“普工组”的健康工人争货单，比试工作量。

“风吹不着，雨打不着，让咱们病人过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张顺一直记着员工大会上，主管说过的话。

这家“收留”尿毒症患者的工厂，其实是广州城郊的一家民营透析中心开的。二三层是透析室，四层就是服装厂。尿毒症工人——最大的60岁、最小的18岁，每日上上下下，把服装厂里挣到的钱用来交透析费，透析完的身体再继续投入工作。

在广州这不是个例。3年来，边打工边透析的外地尿毒症病人，占据数十家民营透析中心近半数床位。他们在这座城市，开辟出以工养医的生存路径，也过上抱团取暖的集体生活。

但这不仅仅是尿毒症病人希望以更“体面”的方式生存的故事。

根据中国肾脏疾病数据系统统计，截至2024年底，我国有超200万尿毒症病人，其中大陆地区透析患者总数达118.3万例，年新增患者约2万人。大量乡镇县城尿毒症病人，仍面临着就业、就医和经济上的困境。

在广州这个生态圈里，民营透析中心和病人彼此依存。一方面，民营透析中心提供的食宿、就业、补贴等福利，为病人提供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靠福利吸引来的病人，又为透析中心带来医疗营收。

与此同时，这个生态圈也处在规则的灰色地带。

夜里十点半，张顺在加班。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病人与工人 

距离广州市中心20公里，一家五层民营透析中心临街坐落，日晒雨淋后，招牌褪成灰蓝色，在往来的车流中并不打眼。每个清晨，一群尿毒症工人簇拥着钻进这栋楼，天黑，又四散消失在背后的握手楼群中。

楼内运转着一个精密的医疗工业系统——四层是服装厂，58名尿毒症工人在此工作，日产能最高可达两千件；二三层是透析室，50台透析机并列排开，可供200人轮班透析；一楼是理疗室，为病人提供推拿按摩服务。电梯入口，挂着街道办事处颁发的“爱心工厂”证书，上面写着“帮助病人回归社会”。

餐饮、手工、医疗耗材组装，广州几家民营透析中心提供的就业类型各异。张顺所在的服装厂，开办得早，规模较大，在圈里小有名气。

每早八点半，四楼工厂里，随着缝纫机的声音吱吱呀呀响起，58双黑瘦的手忙碌起来。技术好的车裤子，细心的剪线头，眼力好的查货，年纪大的打扫地面的废布条，最后熨烫、打包。这天，共产出1000多条裤子。工人们比画着过大的裤腰，猜测，这批货最终要发往海外。

除了速度慢，外行人也能一眼看出工厂的特殊。

每一双劳作的手臂上，用于透析的血管丘陵一般凸起；零星的水杯里混着蛋白粉，防止手脚抽筋耽误干活；头部车间里，十几名健康的熟练工人带动产量，近九成肾友工人堆积在尾部，干技术门槛低的碎活，他们围坐在一张方形大桌子边，穿腰带，钉扣子，挂吊牌，货不够分时，“把活儿让点儿给家里有小孩的”，大多只拿底薪维生。

尿毒症病人透析中，枕边备着速效救心丸、防止低血糖的彩虹糖。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中午十二点，张顺乘电梯下到三楼透析室，从工人变成病人。为了确保每个工种都不缺人，工人们分早中晚三个批次离岗透析。

透析室里，透析机通过两根针连接他的身体，血液经过一个针眼流入小拇指粗的透析管，透析机代替衰竭的肾脏，把体内淤积的水分混带毒素甩出，最后干净的血液再从另一个针眼输回身体。除了换肾，这是尿毒症病人维持生命的主要方式，血液透析。通常一周三次，一次四小时，直到生命终结。

“存不到钱，但能养活自己”，工厂包吃住的情况下，叠加每月400元的“控水奖金”，工人们的工资能基本覆盖医疗和生活支出。

作为“劳模”，张顺收入最高，月平均工资在4500元左右。近三个月，除去透析费、药费和生活费，结余下的1000多元，他都用来打营养针，238元一针，相当于缝600条裤脚的工钱，一星期一针，“打完有力气继续挣钱。”

得病前，张顺在沿海各地的制衣厂打工，用几十年劳作，换来县城的一套房；得病后，他又在各地辗转求医，积蓄、工作、婚姻，连同残存的排尿能力一起流失。最后，需要终身透析的他，困在老家，坐吃山空。

与张顺一样，工友们的面目是相似的。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乡镇或县城郊区，年龄大多在二十岁到五十岁之间，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持换肾，需要终身透析。时间拉长一些，他们曾经从事各行各业，用当外卖员、长途车司机、装修工人、流水线工人的收入，支撑起一个家庭的运转，得病后，被劳动市场淘汰，面临经济压力。他们希望自力更生，不做家人的负累。

具体来说，钱是一点一点流走的。

透析前的漫长时间里，“死马当活马医”的钱，已经让一些家庭掏光家底。慢性肾脏病分为五期，不可逆地向前发展，周期慢的长达20年。

2012年，血液透析被纳入大病医保，大部分地区报销比例提升至九成左右，极大减轻了尿毒症患者的负担。但是，透析自付部分、并发症、用药、交通、在透析中心附近租房等费用叠加，对于失去收入来源的病人，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光是血液透析的自付部分，不同省市县、不同医保类型，报销程度都不同，患者的医疗负担也因此相差较大。一些地区的透析费仅能报销七成左右，患者每年需自付3万-4万元。部分地区设有报销上限，超出部分需患者自行承担。一位湖南籍工人透露，老家每月报销限额在4000元左右，额度经常不够用，“后来，我不得已把每周3次透析改为2周5次，每月仍要自付2000多元。”这笔支出，几乎相当于这个农村家庭整月的收入。

工厂考勤表，标注着工人离岗透析的时间点。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生计和尊严

来广州之前，工人们怀揣着一堆求职不得的经历。

偏见、比常人差的体力、被透析耽误的工时、雇主怕出意外担责等，使他们的就业之路困难重重。于是他们隐藏身份，带袖套、穿长袖，“小偷一样”工作，最后纸还是没包住火；许多基层公立医院，只在白天开放透析，工作和透析时间冲突，病人们选择上夜班，连续几个月通宵，“身体遭不住了”；有人干脆做日结搬运工，用工时段灵活，但手臂上透析用的血管，因用力过猛堵塞了。

最后，他们退回到一方床位上。

关于老家的生活，工人们多多少少描述过这样的画面——日子长在两张床上，一张床在家，床边窗户紧闭，白天黑夜，风晴雪雨，生活没什么分别；另一张床在医院，“黑麻麻的病人钉在越来越挤的透析室”，直到病人一波波被更替。

连接两张床的，是一辆风雨无阻，每周三次往返“续命”的电动车。由于基层医疗资源覆盖不足，在偏远地区，有的电动车需要跋涉到市级医院。根据国家卫健委2025年发布的数据，目前，全国仍有72个常住人口超过10万的县，公立综合县医院不具备血液透析服务能力。

于是，经年累月，与钱一起丧失的，还有尊严和体面。

他们或许还能活很久，但因疾病，很多生的权利提前丧失了，不仅是婚姻、社会关系，还有工作机会，这些和病痛一样难以承受。

张顺就曾面临这种处境。离异、无业，儿子尚未迈入社会。邻居眼里，当年意气风发的老裁缝，变成了总穿长袖衬衫的无业游民，没人知道，长袖下面是越来越密集的针眼，像给往后人生打出的一串省略号。

他想去大城市打工挣钱，但医保报销是个问题。“异地就医”手续繁杂，高额垫付费用难以承担。另一种思路，放弃老家医保，购买大城市的医保，也难办——“五险一金成套下来得一千多元”，更重要的是，得在当地有正经工作，打零工不算。

2021年，生活像是开了一道口。

那年9月，国家医保局在全国启动5种门诊慢特病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尿毒症透析是其中一种，相关费用的实时报销在各地逐渐普及。

不久后的2022年1月，广东省率先开放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医保的户籍限制，这意味着，在广东打零工的尿毒症病人，如果来自医保报销程度低的地区，可选择在广东就地参加职工医保，且不与其他险种挂钩。3年后的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文提出，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医保的户籍限制，以推动参保公平，目前部分地区仍有居住证等条件限制。

两项医保政策的开放，让作为“试验田”的广州，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参保就医的地域和身份限制，透析病人得以前来谋生。

“黑麻麻的，浑身中药味，甚至没有去考察透析室，直接杀到车间试缝纫机。”老员工都记得当年张顺冲进工厂，着急挣钱的样子。“我只想努力挣钱，比之前过得好。”

隔天在宿舍醒来，“熟悉的感觉回来了。”握手楼群，窗户挨着窗户，天没亮，稀稀拉拉的声响就钻进耳朵，接着晚归人的脚步声的，是清洁工、外卖员、工厂工人电动车滴滴的启动声。他起床上班，走在这群人中——得病前他是其中一员，现在，他“回归正常人的世界了”。

张顺在工作。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张顺对桌的邱秀兰，比他晚一拨儿到。

邱秀兰今年35岁，因病被雇主辞退后，她在云南家中“躺了”5年，靠在电子厂工作的丈夫供养自己和两个小孩。“大部分尿毒症家庭，婚姻都不会持久的”，丈夫有了新的感情，她不反抗，“我什么价值都提供不了”，何况，每月总归是要管他伸手要钱。

丈夫不同意邱秀兰外出打工，“别累死在外面。”“我宁愿累死，也不要病死”，临行前，她给院里安上监控，想孩子时能看上一眼。然后，在一个清晨的狗吠声中悄悄出了门。

在工厂里，她一步步学技术，一年内成为车间主力，第一个月赚的3600元，除去医疗和日常开支，她把剩下的寄给老家的孩子，另一笔攒下的钱用来张罗公公的葬礼。丈夫照常不联系她，不过现在无所谓了，她能养活自己。

当生活趋向平稳后，她把更多的年轻女性同乡带出来。

18岁的叶晓敏是其中之一，她是县城医院里年龄最小的尿毒症病人，辍学后，没机会迈入社会。父母都是务工人员，收入并不高，她还有两个正上学的兄妹。因为家住得偏远，母亲不得不在县城医院附近租房照顾她。透析费和租房费，给家里带来很大压力。

压力还来自对未来的迷茫。“我年纪小，每次进透析室，其他病人都用可怜的眼神看我，好像能看穿我的一生。”县城小社会里，她避着人走路，大部分时间沤在出租屋里，就这样过了三年。“我不甘心一辈子这样。”当地医院的透析群里，她加上邱秀兰的微信。

叶晓敏爱学习，能吃苦，一进厂就要求去头部车间学技术活。邱秀兰教她用缝纫机，从走直线、打圈，再到打边。她还用剩余的布料给叶晓敏缝了坐垫，“坐着不累”，厂里发的1000元介绍费，邱秀兰也“分享”给叶晓敏一半。很快叶晓敏学会了车整条裤子。

她们彼此陪伴，挨着床位透析，又一起上班，自食其力付医药费。

10平方米的宿舍里，她们和另一位云南老乡合住，两张上下铺的床，多出的床位码满药，窗台上晾着粉格子样式的枕巾，那是用厂里的废弃布料缝制的。下班后的夜晚，微风顺着楼群间的缝隙吹进来，满屋都是洗衣粉的味道。

像窗台上被拼接晾起的布料，三个被疾病磨损的身体，在这个能够到的“最宽广”的地方，重建起“体面”的生活。

邱秀兰和叶晓敏在工作。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老板的生意

“我开厂的目的很简单，通过帮助他们，增加病人数量。”五楼办公室里，兼任透析中心老板和服装厂厂长的贺军坐在监视器前。他按动遥控器，屏幕里十三个画面依次切换，工厂和透析室尽收眼底。

2017年，为缓解公立医院床位压力，推进分级诊疗，原国家卫计委正式允许社会资本进入透析领域，也是那一年，贺军从公立医院提前退休，创办了这家民营血液透析中心。据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共有独立透析中心611家，约占全国透析服务机构总量的十分之一。其中，广东是全国独立透析中心数量最多的省份，占96家。

但分级诊疗效果仍难以实现。“本地人更信赖公立医院，公立医院依然一床难求，民营透析中心大量机器闲置。”于是，多家民营透析中心通过发放福利吸引客源。所谓的福利包括，包吃住、安排就业、发补贴等，补贴金额从几百到小几千元不等，“不提供住宿和就业的，补贴高一些。”

激烈竞争下，一些民营透析中心还会通过中介触达外地客源，这些“透析头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对接外地尿毒症病人，有时还负责去车站接人、安顿食宿和介绍工作。当病人透满三个月，他们从透析中心处按人头拿介绍费，金额在百元到千元不等。

凭借商人的敏锐和冒险精神，2022年，看准尿毒症病人就业难的痛点，贺军在透析室楼上办起制衣厂，帮助病人以工养医。此后，靠安排就业吸引来的透析患者，占据了客源总数的大半，一度萧条的透析中心得以起死回生。

其实，工厂本身难以盈利。工人们戏称，下楼透析才是“体现价值”的时候。

“价值”可以量化为数字。据2025年7月15日实施的《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泌尿系统透析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血液透析费”项目的全省最高限价为每次390元，各地市据此合理制定具体价格。不考虑用药和其他治疗项目，如果按每周血液透析3次计算，月人均血液透析费用约为4000元到5000元。医保报销的九成左右费用，通过医保经办机构拨付给透析中心。

“单人月毛利润在2000元左右。”贺军说。“毛利润”指从医疗上赚到的钱，减服装厂“贴出去的钱”。

“终究不是慈善，我能提供的很有限”，晚上十点，五楼办公室里，监视器的蓝光打在贺军脸上，屏幕一角，张顺佝着身子加班，夹在缝纫机上的小夜灯，把他的脸映得黑亮。贺军坦率地说，“只能是给他一个好身体，再给一个工作机会，让他能回归社会，自食其力。”因为担心出意外，他通常等到张顺下班才离开。

这样的生态圈里，民营透析中心和病人是彼此依存的。一方面，民营透析中心提供的食宿、就业、补贴等福利，为病人提供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靠福利吸引来的病人，又为透析中心带来医疗营收。

也正因为这样的福利，使这个生态圈始终处在规则的灰色地带。这背后，是一个争议已久的话题——发放福利是否合规？一些外省案例中，已有类似行为被有关部门叫停整改。

有律师认为，发福利不仅涉及不正当竞争，也可能属于医保基金的不合理使用。有业内人士抱怨，个别透析中心每月补贴高达两千元，类似“花钱买病人”。但也有律师称，民营透析中心“让利”患者，属于市场行为，不该被过多干涉。总之，“不能在明面上说”的福利，给圈里人带来隐隐的不安全感。

“什么规则，没有规则，规则就是活下去”，缝纫机边，张顺快速输出，语速和针脚一样密。他听说过类似传言，比起老板，他更担心工厂的存续。厂里缺货源，发不出工资的那个月，他借给贺军数万元维持运转。他想在这里干一辈子。

而贺军则更希望得到一些政策扶持，比如，有关部门能提供一栋廉租房，作为病人的宿舍。有律师表示，目前法律上没有专门针对尿毒症病人的用工规范，如果给企业以雇佣残疾人一样的政策优惠，或许能提高雇佣积极性。

“如果这样的就业模式，能从广州推广出去，我们找工作就没这么难了。”一位工人病友说。

尾部车间里，尿毒症工人在剪线头。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扳命”

“在这里没有失落感，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从第一批尿毒症病人来到广州，已经过去近五年。他们早就把自己连根拔起，一些人离家前，把户口本从父母处分割出来，怕出事后连累家人。

在这片开辟出的领地上，尿毒症病人建立起自己的语言体系，健康人叫“正常人”，健康的工人叫“普工”，而病人间互称“肾友”，一些病友继而发展成情侣，圈里叫“透析搭子”。分散在不同透析中心的老乡会彼此惦记，“隔段时间就打个电话，就怕人消失了。”

日子是共同过的。下班路上，小瓶冰镇矿泉水一个传一个，轮着喝一瓶；宿舍里，一人生病，其他人帮着送医院；钱被借来借去，肾友来来往往，有的去了别的透析中心，有的后来去世，这些钱不一定都还得上。张顺赚到的钱，请肾友吃过饭，帮回家探亲的肾友报销过飞机票。赚得最多的那个月，他捐出去1000元，街道颁发的爱心证书至今放在每日通勤的公文包里，把包的四个角撑得周正。

与老家相比，唯一没变的是眼前的死亡风险。毕竟，透龄、肤色和手臂上针孔的密度，年轮一样呈现着剩余生命的刻度。

从医学上来说，年轻尿毒症病人的生存期，通常为5年到20年，受年龄、病情等因素影响，部分可达20年以上。根据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透析专业委员会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我国透析患者平均年龄为56.9岁。

风险的形式是具体的。透析过程中出现的低血压、肌肉痉挛、低血糖等情况，如果得不到及时抢救，重则危及生命。张顺透析时不睡觉，“怕出意外醒不来”；一位透龄长的病人手里攥着速效救心丸，四小时透析过程中，他不断地睡过去，醒来后又在枕头缝里翻找药瓶，“这药跟钱似的，可以不用，但得有心里才踏实”；“扳命”，病床上一位贵州患者用方言形容透析，这个词原意指离开水的鱼拼命摆动尾巴。

这里的确出现过死亡的案例：高龄病人透析后晕倒死亡了；清晨宿舍里，工人被发现时已经不幸离世。作为“高危”群体，他们的死因难定。家属来闹，工厂赔钱，遗体被领走，之后的事大家不愿多讨论。直到一切恢复如常，传言湮灭在工厂机器的运作声中。

即便是这样的风险，大家也都选择用集体主义的方式应对。

两年前，病人们自发成立互助基金，每月一发工资，就往里面存十块钱。起初只有厂里员工参与，后来逐渐扩展到外面的透析中心，甚至是线上的肾友微信群。发起人张永宏记过一笔账，先后有上百位病友参与互助，最多的时候，基金里有过8000元。它让贫血的女孩输上了血，也救过返工路上出车祸的肾友，“没这笔钱，人就没了。”

每逢生日，病友一起庆祝又活过一年。“老东北”“桂林仔”“云南妹”……围坐一圈，用厂里发的两百元生日奖金吃饭喝酒。祝酒词里，大家心照不宣，不谈因疾病而雷同的过去，更不兴聊未来，活在当下的日子里，日常琐碎才是下酒料。酒桌上，脸色乌黑，五官的界限都因此模糊起来的，是透龄长的，他们放得开、喝得多，给年轻人斟酒时，手里的酒瓶被慎重地掂来掂去，倒倒停停，“他们路还长，得控制。”

结束完一天的工作，晚上八点，透析床位上叶晓敏打着哈欠，邻床邱秀兰已熟睡。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对于年轻的工友，人生的确有更多可能性。

“从透析的第一天，我就没有打算透析一辈子。”叶晓敏非常肯定地说。18岁的她，大概率会活过厂里年老的工人；或者，按照她的预设，活到医学进步，治愈疾病，“换不起人肾，换个猪肾也行”，但这是一项遥远的技术，称为“异体猪肾移植”，目前全球仅实验三例，均未完全成功；当然，最理想的状况是，活到攒够钱换肾，那才是透析圈里所谓的“终极上岸”。目前，受制于数十万元的费用和受限的肾源，我国超200万名尿毒症患者中，每年能完成肾移植手术的仅5000例。

透析室里，年轻的工人隔床平躺，聊起对未来的规划，关于遥远的医疗技术，关于换肾的价格，关于如何挣更多的钱，关于病好后和“正常人”一样恋爱、结婚。有时有人聊到血压升高，透析机发出滴滴的警报声。

目前的工作，是支撑这些“可能性”的支点。

厂里35岁以下的肾友占了三分之一，初中、技校、大学辍学的都有，许多人在这里才第一次迈入社会。他们大多进入头部车间学技术活儿，干得上心，总拿全勤奖，在各个车间里当上小组长。

透龄长的，没这些念想，工作只为维生。日复一日，他们围在尾部的大方桌边干碎活儿，平均工资不超过2000元，基本抵消开支。午休时间，大桌子变成床，他们直直躺着，睡得踏实，像一排搁浅的鱼。即便底薪连降三次，直到没有，也有人继续待着。他们或许做过其他尝试，发现活路不多，于是不再折腾。

命运无力逆转，不妨舒坦活一日算一日，“不当家里负累就成。”

在这样的尾部车间，工人流动率极高，据贺军统计，来来往往有过百来人，大部分不超3个月就离开，通常，他们在提供不同福利的透析中心间试探、流转。

张顺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

透析室门口的储物间，工人离岗透析时，把物品存放在里面。柜门上的人名换了一波又一波。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对于他来说，最务实的生存法则是，“可以病，不能病态，也不能太病。”他反复把这句话解释给新来的年轻人：“我们是有病，但不能病恹恹躺平，肾坏了脑子没坏；也得照顾好身体，身体是本钱，本钱没了，都是白玩。”

靠着这样的法则，他过上自足的生活。去年挣了四万多元，攒下两万，打营养针和住院，都没愁过钱；旧宿舍又黑又暗，他自费800元住进大单间，有两扇大窗户，握手楼间距近，阳光照不进屋里，但“有窗户才像人住的地方”。总有外面的透析中心打来电话挖人，他不为所动，“不想像商品一样被换来换去”，稳定才是安全感。

顺利的话，人生将这样有序地运转下去。就像床边桌上，永远码着药片、枸杞、眼药水、矿泉水、创可贴，生活就围绕这些物件展开。

早起，来一片药“抗病毒”；一把枸杞明目，再滴上眼药水，尿毒症影响视力，可他“靠眼力挣钱”；塞进包里的矿泉水，是两天的饮水量，一口都多不得；最后，用创可贴把胳膊上的针孔盖严实，“房东看到不敢租给你的。”

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他出门上班，新的一天，周而复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顺、邱秀兰、叶晓敏、贺军为化名）

这位较真的家长，发现校服质量有问题（材质和标签上宣称的不符），录了一个视频，点击量11万。

和学校沟通无果，他又做了一个视频。然后校服生产商举报了他，当地公安把他拘留了七天。

现在法院判他无罪，当地警方违法，对他进行国家赔偿，金额是3200元。这个金额是根据相关法律测算的，本身并没有问题。

但是，这位男子已经失去了一切。画面中他悲苦的脸庞，实在触动人心。我认为，这就是“典型中国人”，在这副面孔中，我们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上次让我有这种感觉的，是“鸿毛药酒事件”中从拘留所出来的那位医生。

因为被拘留，邓建国就成了“有问题的人”，他失去了工作。家里人不理解他，于是也只有离婚了。在申诉的过程中，周围的人可能也觉得他是“神经病”，于是他也就真的抑郁了。

这是一个极端个案，但也是一种普遍的处境：在这片土地上，“发声”往往意味着很大的代价。权力的打压只是一方面，更严重的是来自社会（甚至包括自己家庭）的孤立。

就像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大家可以回味一下，一个不小心说出真相的人，是如何一步步被周围的人指证为“疯子”的。

对此我也有一点体会。因为过去几年写的一些文章，我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敏感的”。据说成都某机构举办活动，特别提示不要我过去。我觉得很好玩。“难道我自己的书店是一个文化特区？”

很多人处在一种发声的阴影之中，这个阴影就会不断扩大——实际上它已经无边无际了。

本文的截图，来源于凤凰网的视频，这个视频的转发和点赞量很大，但是它的评论数却还不到5，显示出来的几条，不过是“🙏”这样的表情符号，这本身就是一种嘲讽。

可以尝试把自己放在这位男子的身边。你是属于他的“单位”，“家庭”，孩子就读的学校，校服生产商，或者是当地警方？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CDT编者按：原文发布于2015年8月20日，天津港危化品仓库爆炸事故发生于2015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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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爆炸事件。这些天，大家该说的都说了。

只有一事始料未及：这一次，舆论危机为何如此深重？

爆炸的第二天，我在微信里写道：“参见我13年前的告诫吧，作为学者，能说的其实已经不多”。然后，我把《流言止于公开》那篇谈话（参见附录）重发在朋友圈，也发给了一些我熟识的领导，期待万一有什么人能够拯救这场行将来到的舆论危机。

但显然，可能来的还是来了。这场业已来到的舆论危机，其杀伤力比之爆炸本身，有过之而无不及。

学者总以为，学术的告白一定有人会听，听了一定有人会做。其实未必。

转眼，已是头七。

大概不能为天津港做什么了，下面这些基于灾难传播常识的笔记，权当是写给下一个天津港：

一、传播的原则是什么？

不管是新闻、宣传、政府公关，其基石都是“公开性”。

在危机面前，公开性是公信力之父，而公信力，则是人心变乱中一切号召力的来源。

SARS那年，违反了公开性原则，结果天灾转为了人祸，贻害国家不算，大小官员还搭上了自己，包括部长级高官。后来，2003年4月20日，卫生部举行新闻发布会，首次披露北京SARS疫情真实数据，SARS作为社会危机戛然而止。信息公开与否，是在灾难中治乱的关键，这一点已很清楚。

SARS五年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在理论上，“公开”成为常态——虽然对信息公开的履行并不完美。十年后，《求是》刊发国家领导人的文章，回顾十年前：“非典之前的疫情，各地想办法捂着、堵着，信息被严格管制。那年4月20日之后，政府和媒体放开了。”

今天，公开性已经不算是知识，而是常识。

汶川地震那一年，我们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公开时刻——汶川地震的传播学遗产》，不过我想，没有多少干部会去读吧。很多领导喜欢的读物是舆情技术，这类作品，读的人糊涂，写的人又何尝不是装糊涂。

到了天津港爆炸这一次，在事件的最初几天，再次忘记了公开性（尤其是天津），结果，这种不应该有的人祸点燃了场外议题，引发次生灾难于人心民意！

爆炸的第二天，我写道：时光向前，而风景向后。不幸而言中。 爆炸的现场犹可清理，受伤的家庭犹可抚慰，可是由忤逆民意导致的对国家形象的伤害，谁能只手弥补？ 这是所谓“相关领导”阶层又一次“败事有余”的教科书般的实例，此事件当事者的结局当可预测。

二、如何应对谣言？

谣言本不必有，不公开的事情多了，世上也就有了谣言。周晓虹在《传播的畸变》一文中定义说：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说，流言（gossip）和谣言（rumor）都是社会大众中传播的未被确证的信息。

美国学者对战时谣言的分析，指出了形成谣言的两个条件——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并且，大部分谣言都是集体创作。

有一些所谓谣言，日后不断被证明只是不被认可的真相披露，问题是，这样的事例太多。于是辟谣成为需要举证自清的一方，而与此同时，网络交流成为了信息短缺的社会唯一的选择。

恰如Rasnow所说，谣言是一种公共的信息交流，反映了个人对于某一社会现象的假说。

我在分析SARS中的网络流言现象时，也曾说过：“从理论上来说，作为一个‘平权化的媒介平台’，……它无非是给无权无势、一时缺乏消息来源的大众一种信息传通的基础平台：从开始时期对消息封锁的打破到后来的添油加醋，从描述事实到盲目议论，从透视真相到风传谣言，诸如此类。”

还有一些谣言，被证实确是谣言。但社会却似乎并不认为这些谣言就毫无意义：人们一般向当局或是媒介吁请真相，把证实的责任交付给它们，但谣言却打击了这一过程，胡泳把谣言理解为一种“社会抗议”。

我一直认为，面对谣言，最有效的措施就是：1、呼应大众对于危机事件关键要素的重要性认定（如网民所言，该递上真相时，别忙于递纸巾），2、提供正当、清晰、全面、权威的信息以覆盖谣言，与此同时，3、在探索真相、寻求解决方案方面与社会公众保持密切互动，4、并在深化议题方面提升国家与社会对话的品质。

如何应对谣言？这就是答案。

至于删帖、封号之类，用来制止有意图的违法行为时，是有效的；可是，用于一般社会公众心理则不行：

举凡一切好奇、恐慌、抗议，或可被抵消，但无法被删除。

三、如何面对新闻界？

新闻界的本质，并不是一个自足的本体，而是沟通国家与社会民意的中介体。除了履行媒介-信道的职责，新闻界没有多少自己的利益，也没有显在的企图心。好的治理者看待新闻界是中性的，更好的治理者看待新闻界是良性的。

灾难发生后，新闻界闻风而来，原因只有一个：受众的惊恐需要信息、意见来抚平。而这一点，也正是政府的意图所在，不是吗？因此，以下技术性问题是不言自明的：

所有记者均有权报道吗？是的，而且应该迅速建立临时新闻中心，以统筹服务林林总总的新闻媒体。

对不同的新闻媒体可以区别对待吗？可以，但应以不妨碍泛在的新闻报道权为前提。

外国新闻记者有权报道吗？是的，如果他们确实是记者。

新闻记者、外国记者也会信谣、传谣吧？是的，如果他们得不到态度诚实的信息发布，那么新闻界就会转而报道所谓“未经证实的”道听途说；抛开新闻伦理的纠葛不谈，那种对“未经证实的信息”的关注，其目的大多仍是要敦促权威信息的发布。

1843年，马克思在《莱茵报》从事新闻工作时期，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写道：“要是个别的人，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居民成了某种异常可怕的灾难的牺牲品，而又没有人谈论这种灾难，没有人把这种灾难看做一种值得分析和讨论的对象，那么，受难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不是别人无权谈论这个问题，那就是别人认为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因而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

四、如何发布新闻、危机公关？

天津港爆炸事件，八次新闻发布会，五次效果不佳。有一些发布会的场景，甚至成为引爆民间舆论的新导火索，这是很不应该的。由于语境受限制，这里就不具体评述当事人和具体议题了。但是围绕着政府危机公关和新闻发布会，有几个相关禁忌，须当说明：

新闻发布会，应该是有准备的新闻发布，不是仓促上阵、手足无措的见面会。这种有准备，不是限指事实、数据，而是洞悉新闻价值的议题准备、以及直面这些议题的心理准备。形象地说，你不能一问三不知，不能搪塞推诿，不能莫名终止发布会，不能夺路而逃。

新闻发布会，应该是有诚意的新闻发布。对于已经收集到的事实数据，应该发布；对于不断确认中的事实数据，应该做动态的发布；对于未来才能确认的事实数据，应该对发布本身作预告性的发布；对于确定无法发布的事实数据，应发布歉意和承诺。各类事实、数据，可以与新闻界相支持，可以与公众信息相印证，以最终形成政府发布的权威度。

此之谓“正心诚意”。

重大危机应对的原则之一，是让首席长官出场；危机公关传播，也是如此。天津港爆炸事件，前几次发布会上，屡见主官、责任官员缺席或失语，这是危机公关的大忌。

新闻发言人应该是受组织委派的、受过系统新闻及公关训练的专业人员，而非是一个官员级别。很难想象，一个业余人士能够理解专业记者所需，并且作专业化的应对。

关于新闻发言人去行政化这一点，我在很多场合提过建言。此外，新闻发言活动应该是一个基于轮式沟通的团队工作系统，而非一盘散沙，各自说话。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我猜，这些领导，一定也是上过新闻素养或危机公关培训班的。他们一定知道，危机事件中，新闻热点的来源大多涉及以下方面：威胁群体利益；侵犯基本价值；唤醒刻板成见。

是的，这三者，正是爆炸过后，新闻热点仍然层出不穷的原因。

五、如何网络执政？

毋庸讳言，每次伴随着灾难事件的发生，会有敌对势力试图借网络舆论造势，也会有些人罔顾法律责任，在网上妄语胡言。

但是，在灾难面前，网络舆论的问题主体，还是不明流言纷飞、舆论监督日盛、民间议政杂出，这些挑战，本质上还是法治框架内的现实治理问题。还记得，在所谓官官相护的网络流言纷飞之际，相关部门没有站出来以行动来辟谣、也没有发布信息来披露政府的调查行动，直到李克强总理16日下午赶赴天津，亲自说出“要彻查追责、公布所有调查结果，给死难者家属一个交代，给天津市民一个交代，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给历史一个交代。”这句承诺，给公众带来了最初的安慰，也遏制了流言的进一步生发。更好的辟谣来自《天津日报》直到18日才以“快讯”发布的旧闻：瑞海公司董事长于学伟、副董事长董社轩等10人在13日上午已被控制。两者相互印证，网上关于官官相护的议论方见平复。

但是，无疑，要彻底扭转这一网络舆论，只能靠国家来兑现总理“彻查追责”的诺言，而非“人民时评”有关网民“不要被各种“负面猜想”牵着鼻子走“的告诫。

我们要记住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孤立存在的网络执政。

网络空间的问题，其实只是现实问题的延伸；网络政治，只是现实政治的镜像；网络执政这个概念，只能落实于现实执政的改革。

简言之，没有痛下决心的社会管理创新，没有不断趋于良善的现实治理，就不会有网络舆论的大治。

这个道理如同：对着镜子，我们可以正衣冠；但衣冠不整时，我们不必去正镜子。

2015年8月19日星期三

于南京花神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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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流言止于新闻的公开 ——关于网络传播时代的广州城市危机的谈话

2003 年2月15日，《南方周末》记者就广州因非典型肺炎事件而爆发的城市危机问题，和杜骏飞老师作了题为“网络传播时代与流言控制”的访谈。以下是谈话实录的 整理稿：

【《南方周末》记者问】（以下简称“问”）：这次关于"非典型性肺炎"的各种传言，由广州开始，迅速波及了海南、福建、湖南等地方，并且也引起了 这些地方的抢购白醋和板蓝根的风潮。除了以口传口以外，应该说，网络的各种平台都在其中扮演了很特殊的角色，作为网络传播学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杜骏飞答】（以下简称“答”）：扮演角色？不，网络没有“扮演”角色。在这次事件里，它只是再次完整的表现了自己。作为一个"平权化的媒介平台"，它起到了 它该起到的作用，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对于像广州城市危机这样的社会事件来说，网络所起到的作用，也就是给无权无势、一时缺乏消息来源的大众一种信息传通 的基础平台：从开始时期对消息封锁的打破，到后来的添油加醋，从描述事实到盲目议论，从透视真相到风传谣言，诸如此类。

实际上，这都是网 络的强渗透性所决定的，也是可以在事前完全可以预料到的。看起来，当地政府和有关宣传部门，显然对这一传播规律缺乏科学认识，其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政府机 构也好，传统媒介机构也好，总是大惊小怪：事先，藐视网络信息势力的强大——比如企图封锁消息、采取鸵鸟政策，事后，又对于网络的负面影响怒不可遏。这是 缺乏常识的表现。

【问】：似乎，在网络上会特别容易孳生这种不正常的流言和信息恐慌，这是偶然的、还是由网络的特性决定了的？

【答】： 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从理论上说，网络在传播学意义上的信息“把关人”效应注定只能是很宽松、很弱的。尽管不少BBS论坛都有不许发布色情、暴力和反动 信息的要求，但是，在遵循这个要求的前提下，各类流言和假信息还是可以出现在网络上。如果说传统媒体的把关逻辑是“只有……才能发布”，那么网络媒介的把 关逻辑就是：“只要不……就能发布”。明显看得出，后者的要求比前者宽泛很多。在这种氛围中，网络形成了自身的媒介文化体系：新闻的议题通常是受众群体自 己设置的，而不是总编和宣传部长。所以一旦有了迎合了某种信息需要（这一点很重要）的流言蜚语，其传播就会而势不可挡。

【问】：在恐慌发生以后，除了扩散这种情绪之外，网络是否也应该有某种机制能够控制并且平息各种不正常的恐慌？

【答】：从互联网本身来看，它在技术上的设计，本来就是充分分散的和反控制的。扩散消息是它的优势，控制消息却不是。这就是任何"重要消息"的传播，在网络上都难以阻挡的原因。

当然，由于网络传播的社会作用，多是在虚拟社区里实现的，因此通过社区的技术过滤和人工手段，确实是可以起到一点间隔效果的，而事实上，这次事件里，据我所 知，至少有几个大型社区已经设置了关键词过滤，然而结果怎么样呢？这个社区控制了，其他社区跟进，国内社区过滤了，国外社区跟进，BBS删帖，手机短信跟 进。一味强调对网络传播作某个方面的控制的结果，总是会吸引更多的好奇，萌生更多的谣言，产生更多的反制力，然后就会产生“雪崩效应”——恐慌会像雪崩一 样愈演愈烈。

【问】：那么，堵塞网络上的这种愈演愈烈的恐慌，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答】：众所周知的是，网络作为信息 媒体，是有优势，但它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始终比传统媒体相差很多，这一点，当我们作媒体信息发布效果的对比时，一望即知。因此，对网络谣言的最好控制，就是 在尽可能早的事件前期，在传统媒体上，始终力求信息的公开化和及时化——如此，网络谣言才可能会失去孳生的土壤和传播的市场。

【问】：我理解您的意思是：信息公开，这是一种媒介机制的预前反应，而预前反应是成本最小的控制措施，可以这样说吧？

【答】：不错。谈到预前反应——对于网络流言的最根本的预前措施，只能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信息公开机制。但是这一点，也正是我们的传统媒体机制里很难改善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当我们试图控制网上的某个消息时，首先应该问一个问题：这个消息是应该被控制的吗？同样，当我们试图控制网上的某个风传一时的谣言时，首先也要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早点把可以抵御谣言的真相和事实告诉人们？

我 一直在跟踪这个事件的发展，从报道中我注意到：广东是从去年底出现非典型肺炎病例的，春节前后，广州地区开始出现本地病例。那么，为什么在官方和传统媒体 上一直没有采取预警市民的宣传？后来，2月8日，"广州发生致命流感"这样的消息以手机短信和口耳相授的形式传播（光是8日到10日，广州的手机短信量就 增加了500万条），有关方面竟然会不知情，竟然会不明白：不作传播上的积极应对将会暴发诸多不良的猜测和流言。——令人难以置信！然后，2月10日上 午，才有媒体含糊其词地报道：近期广州患"感冒"和"肺炎"的病人增多。这算是什么“新”闻？大众的知情权和新闻的公开性原则何在？大众传媒的公信力又何 在？！

后来，政府出面做了大量的辛苦的工作，也包括宣传上的努力，但是传播学意义上的混乱结果，是已经注定了。就像有个医学专家说的那 样："这3天的时间被传言占领，政府尽管做得很不错，毕竟在和病毒争夺控制公民意识走向和活动权的斗争中，失去了3天宝贵的时间。"很对，作为非专业人 士，这个医学专家显然更知道什么是传播。

你想，当人们期待着广播电视和报纸上能够告诉他们一个权威的说法时，没有发现任何消息，你会怎么办？在这种情形下，个别网站上开始出现可怕的字眼：禽流感，炭疽……

(10 日晚间，我甚至还看到说“巴西的先遣队员患炭疽病”的荒谬传闻)，然后流言散布到全国各虚拟社区，这值得奇怪吗？一点也不。当主流的和安全的信道被阻塞 时，受众会有什么反应？只有上网——即使那里有谣言，但是毕竟也可能会有真相，尤其重要的是，人们毕竟可以在那里得到渴求的"任何信息"。

【问】：回到操作层面，如果我们必须直接在网络上对网络谣言加以遏制，政府应该作什么样的应对呢？

【答】：显然，当网络谣言盛行时，我们确实也要力争合理的使用网络媒体本身的力量，其前提是要公正和有科学性——我想，以下方法可能是有效的网络危机公关手段：

1.在第一时间向各社区网站管理人员发布强调权威信源的消息；

2.此后，在主流门户网站和新闻网站发布成系列的新闻专题；

3.设置有关事件的专题网站，并且加大发布信息的背景纵深、保持信息的高频度更新；

4.举行网上记者招待会或举行专家主题聊天；

5.充分利用新闻组、虚拟社区内的在线通告；

6.在重要的或流言极其泛滥的BBS站点首页，设置指向权威消息和权威网站的链接。

【问】： 前面，您谈到知情权。——我注意到：某些网络论坛对于广州的事件反应似乎过于激烈和充分，比如竟然还有人把相关的病因调查报告扫描到网络社区。从中可以看 出，中国网民对于突发事件所要求的知情权比我们所预想的要来得更强烈，您如何看待正式信息渠道的设置和网民的反应之间的这种差距？

【答】： 中国的网民对于突发事件所要求的知情权，并不过分，和世界其他地区也没有区别。如果说有区别，那也是被激发出来的反制能力。网络传言的过度丰富，是建筑在 传统信源过度封锁的基础上的——过度的信息不对称才会导致信息的反制力量，网络就是大众对抗信息封锁的利器。就像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所说，社会体系部 分地是由不同旨趣间的紧张态势所形成的——权力总是蕴育着反权力。

试想，如果我们的有关部门对于这样攸关市民生死的事件，态度上能更积极，信息披露能更彻底、更及时、更有公信力，传播策略更科学，网民还会产生什么过度的好奇、要求什么过分的知情权吗？我看不会。

作为研究者，我本人一直在关注虚拟社区的不良信息与社会控制问题，也观察了国内外不少相似的案例。我以为，从根源上说，要想彻底控制网络负面信息的危害，只有在政府和传统媒体的信息的公开性上有所进步。

想问理由吗？根本理由只有一个——从传播路径的丰富上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在网络时代，传播的风也许会足够的大，最后，那些沉重的控制之墙，不仅会被穿越，甚至会被推倒。我想，这类结果在社会学总体意义上，总有一天可能会是崩溃性的。

在这次广州的危机事件中，有个博士在报纸上说，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不发生疫情不可能的。——这话很有趣。同样，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对于5000多万 人口的中国网民来说，如果正常的信息渠道不畅通，那么，不产生网络流言是不可能的；不发生混乱的流言和引发舆论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谣言也是不可能的。一方 面，我们不能对这种完全可以避免的危害社会安全和稳定的传播危机坐视不管；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尊重基于基本人性的传播学规律。

道理就是这样：在网络时代，如果缺乏绝对意义上的智者，那么，流言只能止于新闻的公开。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媒体”栏目中长期记录这些被当局审查封禁的媒体或自媒体。

本期节目，我们将介绍遭到封禁的媒体、自媒体账号为：劳务宏观笔记、CRN、人我场。

一、劳务宏观笔记｜数据的改善只是表面现象

微信公众号“劳务宏观笔记”致力于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关注劳工权利。该号作者曾发布多篇文章对中国就业难、失业率高、农民工收入低、女性劳工权益等问题进行评论。多篇文章遭到封禁。

2025年5月23号，该公众号发布了《四月青年失业率回落0.7个百分点，就业状况改善了？》 一文。文中对中国当局宣传的经济光明论、就业形势一片大好等说法进行质疑。

这篇文章随即便遭到删除，之后不久，公众号“劳务宏观笔记”也被微信平台封禁。

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 栏目中，我们曾收录并选读了该文的部分内容。

2023年12月，中共当局修改青年失业率统计方法，不再统计在校生。当局试图用这一手段掩盖青年失业问题。

• 相关阅读：【404文库】劳务宏观笔记｜修改统计方法后，12月青年失业率降至14.9%，问题真的解决了吗？

对此，在“劳务宏观笔记”发布的一篇遭到删除的文章中，作者质疑道：

2023年6月份，我国青年失业率高达21.% ，达到了历史最高值。青年失业问题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后来国家统计局停止了公布该数据，理由是青年失业率的统计方法需要修改，主要涉及，毕业前寻找工作的学生是否应纳入劳动力调查统计，以及青年人年龄范围的界定问题。

时隔半年，国家统计局终于再度公布了青年失业率。

12月的数据，年龄段仍然是16到24岁，但特别强调了“不包含在校生”，很有可能是把毕业前找工作的学生排除在了统计范围之外，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失业率。

所以，虽然目前的数据低于去年同期。但是真实的情况并不一定就比去年好。现在我们还没有相同口径的数据可以比较。但是联想到今年数据做出了修改，很有可能缩小了统计的范围，这样也就低估了失业的严重性。

[…]在官僚部门层层考核的压力下，地方官员和高校负责人难免为了数据好看，想各种治标不治本的应对方法，先把数据改善。就业问题能否真正解决还存在疑问。
而且，就业不是随便提供一个岗位就可以了。好的就业岗位应该为青年提供职业向上发展的平台和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所以说，数据的改善只是表面现象，失业问题能够真正解决还要看实际的情况。

二、北美最大华人LGBTQ组织华人彩虹联盟（CRN）公众号清空

6月22日，北美最大的华人LGBTQ组织“华人彩虹联盟”（Chinese Rainbow Network, CRN）的微信公众号文章被404。根据CRN官网，该组织成立于1996年，旨在“建设一个更好的华人性少数社群”。

截至目前，CRN的微信公众号仍可访问，但全部文章均显示“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CRN微信公众号文章截图

CRN微信公众号近期推送

4月底，CRN曾发布标题为《山海不阻赤子心》的立场声明，其中写道CRN“面向海外爱国华人华侨”“坚决反对任何借性少数议题进行煽动、分裂与对立的行为”。

这份引发争议的声明也一并遭到删除。

CRN立场声明《山海不阻赤子心》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针对LGBTQ社群的审查愈加严格，例如，多地政府将LGBT内容列为“扫黄打非”的对象，耽美文学作者被“远洋捕捞”面临刑事指控和高额罚款，高校LGBTQ社团社交媒体账号被封。此外，性少数群体的线下空间也持续收缩，骄傲节等活动停办，高校、演唱会现场等公共空间禁止代表多元平等的彩虹旗。

相关阅读：

CDS档案卡：海棠文学城耽美作家被捕
未命名公众号：高校LGBTQ账号被封禁
公共空间禁止彩虹旗

三、人我场｜有一百种方法刑事你

微信公众号“人我场”，作者署名“陆炎”。该号长期发布文章，对发生在中国的各类社会事件进行评论。此外，该号重点关注中国法律议题，对一些执法不公、判罚不公的事件进行评论。

2023年11月，“人我场”发布文章《“100种方法刑事你”河南版：农民先遭违法强拆，后被寻衅滋事》。

文中作者写道：

11月22日，曹丽霞收到了河南省许昌中院的《驳回申诉通知书》。

为了清白，她申诉了一年多，还是未能摆脱司法机关扣在她头上的“犯罪分子”的帽子。

在遭遇地方政府违法强拆后，曹丽霞开始信访维权，最终被判“寻衅滋事罪”；努力了这么多年，房子没了，盖房子的钱也没要回来，自己也曾身陷囹圄。

真验证了山东平度云山镇党委书记王丽那句名垂青史的金句：“我有一百种方法刑事你。”

曹丽霞今年45岁，是河南省禹州市褚河镇南沈村的农民。

2019年，经褚河镇原分管房建人连自彬、南沈村原副主任张平安、村小组组长划批了一块宅基地后，曹丽霞夫妇开始在划给她的一处荒地上动工建房。

但在建房时，曹丽霞却突然被告知，这块荒地其实是“基本农田”，要求她停止修建。

曹丽霞感到纳闷：宅基地是村、镇两级批给她的，怎么又不能建房了？她找到了村干部，村干部同意她继续修房。

曹丽霞提供的一份她与当地村干部的对话录音内容显示，对于曹丽霞的建房行为，村干部确实未予干涉。

曹丽霞不懂法，也不懂政策，她只知道，在村里，村干部说的话，就代表政府说的话。宅基地是政府批的，村干部也同意她盖房，那就继续盖吧。

结果，在2020年12月房子基本建成后，禹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褚河镇政府特意挑了一个深夜，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将曹丽霞的房子夷为平地。

因为盖房子，曹丽霞一家花了几十万积蓄，突然间房子没了。对一个农村家庭而言，这几乎是灭顶之灾。

为了讨一个说法，这个平凡的农民开始逐级信访，但始终没人重视她的诉求。

2021年6月，曹丽霞前往北京，打算向国家信访局递交材料。

这时，褚河镇政府的负责人开始“维稳”了，他们主动、频繁联系曹丽霞，主动表示愿意对拆房子一事进行赔偿。

曹丽霞回到禹州后，褚河镇政府与曹丽霞夫妇签署了一份书面的《协议》称：

褚河镇政府经过“研究”，认为曹丽霞的要求有理、有据、合情，决定一次性赔偿68万元的建筑费用。

同时还约定，双方应信守承诺，镇政府不再追究曹丽霞上访经过，曹丽霞也不再继续上访。

《协议》签完不久，褚河镇政府就撕下了面具，亲自跑到公安局报警了。

因涉嫌“寻衅滋事罪”，曹丽霞被禹州市公安局刑拘。同时被抓的，还有根本没有参与信访的曹丽霞的丈夫。

2021年11月20日，曹丽霞夫妇被禹州市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禹州市法院称，褚河镇政府是“迫于信访压力”，无奈之下，对强拆他人房屋的行为进行赔偿。

被判缓刑后，曹丽霞还被威胁“不准上诉”，如果上诉，检察院就要抗诉，对他们夫妇重新收监。

去年春天，曹丽霞曾经通过网络喊冤，很快就受到了当地职能部门“重新收监”的威胁；因为担心家中的老人、孩子无人照顾，她被迫删除了网帖。

彼时，曹丽霞曾极其无奈地对笔者说：“再也不喊了，再也不敢了，认命了。”

经过内心的反复斗争，对清白的渴望，终究还是战胜了某些人的百般威胁。曹丽霞终于下定了决定，要申诉到底。

2023年2月13日，禹州市法院驳回了她的申诉。

2023年11月22日，许昌中院也驳回了曹丽霞的申诉，并希望曹丽霞“尊重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自觉服判息诉”。

“一份错误的判决，我凭什么要尊重？”曹丽霞说，此生将为自己和家人的清白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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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永舟

编辑 | 吴擎

8月，山东航空推出了新制服“青未了”，新制服供女性空乘自选裤装或过膝裙，高跟鞋也被更轻便的平底鞋代替。

改换制服的本质，是将安全、实用与效率前置，而非审美。相较于裙装与高跟鞋，平底鞋和裤装可以降低颠簸摔伤风险、方便乘务员处理紧急情况，提高服务效率。接受采访的女性空乘人员告诉南风窗，这种职业精神，正是她们进入这一行业时的期待与自我要求。

在这之前，大众印象中的女性乘务人员，大多穿着高跟鞋、齐膝裙和丝袜。7月，做过空姐的脱口秀演员嘻哈曾在一档节目里表达困惑：“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空姐）在那么复杂的高空环境下工作，还要穿短裙、丝袜、高跟鞋，就不能穿裤子吗？”

脱口秀演员嘻哈在节目中表示对丝袜作用的疑惑

当飞机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撤离时，空乘所穿着的丝袜因为材质问题很容易起火。嘻哈的一名乘务长朋友，因为在撤离时腿部没有衣物保护，从滑梯上下来后，膝盖和腿都受伤。嘻哈在脱口秀上说：“如果那时候她有一条裤子，她就不会这样子。”

这段脱口秀讲完后，嘻哈以几乎满分的票数，战胜了上一年脱口秀冠军付航，夺得冠军。观众对这段脱口秀的认可，折射的是公众长期以来对女性空乘人员因着装问题而影响机舱工作效率甚至是人身安全的担忧。

在长久的呼吁下，2024年12月7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客舱运行管理》中首次明确规定：“在飞机滑行开始至飞机到达目的地旅客下机结束，客舱乘务员不应穿高跟鞋。”

如今，“空姐可以不穿裙子”的相关改制，在近几年内被不少航空公司推行。今年7月，春秋航空规定，女性乘务员在整个值勤期都可以穿着符合标准的自购黑色平底鞋。2024年8月，湖南航空公司全面开始推行乘务员穿平底鞋执行航班。相关负责人曾回应媒体，这一举措是为员工“减负”，新举措下，乘务员航班全程不用再穿高跟鞋，包括进退场、上下客梯、走廊桥等。

2024年8月，湖南航空公司发文始推行乘务员穿平底鞋执行航班 / 图源：湖南航空之家

空乘人员是一项兼顾安全与礼仪的职业，自20世纪三十年代诞生以来，该职业随着各国航空业的发展与定位，不断在服务功能、安全技能与礼仪等多方面进行平衡调整。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对实用性的考量，在各行各业也许都会被愈加重视，空乘人员亦不例外。

1 岔开腿和走稳路的需求

2017年，刚成为一名空乘人员时，郭凡收到了航司发的制服：一套大红色的西装式套裙，一片式的高开叉制短裙，长度在膝盖以上，裙子下面只能穿统一发的丝袜。高跟鞋则是6～7厘米的坡跟，上班的时候，空姐需要从进入航站楼就需要穿着它，包括前往机舱、接待、送客等一系列流程。

上了飞机后，郭凡可以换下平底鞋。于是，她每天出门工作带的行李箱里，时刻备着除了一双平底鞋，以及一双多余的丝袜，后者是为了身上那双被划破后有得更换。

其实当时公司也发了裤装，但完全用不着。工作期间，无论冬夏，空姐们都只能穿裙装。“着装规定是统一的”。

在做空姐的日子里，郭凡还是逐渐养成了这套服装在自己身上留下的习惯，比如坐下前捋一下裙摆以防走光，在工作时下意识不会做太大的动作。她平时其实不爱穿高跟鞋，郭凡的身高有170厘米以上，踩在超过5厘米的鞋上就会感觉重心太高，相较于其他个子稍矮的女生更容易摔倒。

登机并不一定都走廊桥，有时需要乘客从航站楼搭摆渡车到飞机旁边，空乘人员要走有别于乘客的另一座舷梯，梯面并不是平整的，而是布满了不锈钢的锯齿状凸起和空隙，这一设计可以加大摩擦力，防止人踩上去时滑倒。但身为空姐，夏允需要穿高跟鞋上下，“很容易重心不稳，人容易摇晃，鞋子也会卡住。”

空乘人员登机的梯面更不平整 / 图源：pexels

航司发给夏允的高跟鞋本来是5厘米，约莫在前两年，夏允忽然发现，选择制服的系统上多了一款3厘米的粗跟，目前，空姐可以选择5厘米和3厘米两种，“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平底，”夏允说。

每次执行飞行任务前，空姐需要在机场附近的办公基地开准备会。从这个会开始，夏允就得穿上高跟鞋，直到飞机起飞，才能换上平底鞋。穿久了，脚底会出汗发滑，夏允需要自己准备吸汗的鞋垫。

有一次下暴雨，按照惯例，空姐可以在雨天换成平底鞋，但那天登机前，没有任何明确告知，乘务长忽然要求大家换回了高跟鞋。夏允和同行的空姐只好集体穿着高跟鞋，在大雨中坐中巴车从航站楼出发登机，“好几个（空姐）同事都在下车时滑倒了”。

夏允当空姐九年，她所在航司发的制服裙长度在膝盖以上，背后微微开衩。“虽然（制服的）设计不会很暴露，但我们平时的工作不像那些办公室的文职只需要坐着”，频繁的走动、弯腰等动作，都会带来走光的风险。

空姐的日常工作需要频繁的走动、弯腰等动作 /《欢迎光临》剧照

乘务员的座椅与乘客座椅面对面，夏允必须全程保持挺直腰背，并拢双腿，“如果走光会很尴尬”。起飞20分钟、下降30分钟，加起来近一个小时，这期间她的整个身体都得紧绷着。

夏允拿到手的制服分为“夏、秋、冬”三套服装，冬装是有裤子的，在冬天，穿什么是乘务长来决定的，“只要乘务长说，今天可以穿裤子，我们就可以穿裤子”。

但在春秋两季，全国各地温差较大，比如从上海飞到东北，在上海还算合适的服装，到了东北就会变得寒冷难耐。迎客的时候，夏允需要打开舱门，站在门口，“前舱的那两个人会一直发抖”。冬天的时候，几乎每次飞东北航线，夏允都会感冒。

但为了保证空乘在飞行中的服务质量，空姐不能随便吃感冒药，如果身体不舒服，需要先报备航医，接受身体检查，然后再吃药。哪怕身体不适，也不能停止飞行，请假需要去三甲医院开有效证明，拿到医生给出的专业证明，再去给航医、直管领导依次审批。

除了着装，空姐的发型、指甲颜色甚至是眼影颜色都有统一规定，在郭凡她们公司，“穿红色制服就要画暖色调化妆，蓝色制服就要画冷色调的妆”。如果被查到妆容不合适，乘务长可能会要求空姐这次不起飞。在入职培训的时候，郭凡就受到了专门的化妆式样培训，而同样是空乘人员，空少的仪容要求，就只是“干净清爽”。

空姐的指甲、眼影颜色和发型都有统一规定 /《向风而行》剧照

每天出门上班前，发型、妆容加在一起需要花掉郭凡至少半小时时间。

入行这些年来，夏允脸上的妆容经历了几番变动。有一段时间，公司对女性空乘人员的腮红色泽程度提出了相当具体且“严苛”的要求，“必须要看得出来，但又不能太明显”。她们不理解花时间在这些细节上的意义，却不得不照做。

2 “安全培训时穿的是连体服”

在空乘行业待了2年后，郭凡离职了。当网络上开始热议空姐的制服问题时，她想起八年前入职时接受的安全培训，“无论是跳滑梯还是逃生模拟，我们穿的都是那身紧紧护住全身的连体服，而不是裙子。”

飞机需要迫降时，空姐需要组织乘客紧急撤离，从准备物资到与地面联络，从开舱门到引导旅客疏散、跳滑机。每一个过程都可能需要大动作，甚至需要跑、跳。“管理秩序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混乱、拥挤，对空乘的脑力和体力都是考验”。

如果飞机在水上降落会更麻烦，虽然有救生衣，入职时也会培训游泳，但短裙的束缚，会让游泳撤离变得更困难。

撤离前，空姐还需要做的一项工作，即提醒机上的女性乘客去掉身上的丝袜、发夹，防止着火或受伤。当然，她们自己也需要在最终撤离前脱下丝袜和高跟鞋。

消防实验中点燃的丝袜 / 图源：杭州日报

演员嘻哈在脱口秀里提到了自己一位空姐朋友的经历，一次在国外遇到发动机着火，那名空姐在90秒内成功撤离了所有乘客，自己却在脱掉丝袜后，由于没有裤子的保护，从滑梯上下来后，“整个膝盖全部烂掉”。

这套服饰是符合国际礼仪标准的，“但它只考虑到礼仪的部分，没有考虑到空乘这个行业的特殊性，除了礼仪作用，还有一部分安全需要。”郭凡说。

夏允也记得，自己在9年前接受入职培训时，“训练服就是一套运动服，但实际到了工作中，是需要穿着制服处理紧急情况的。”

自入行那一天起，夏允就从公司与培训那里得知，空姐这份工作包含“服务”与“安全”两大部分的功能要求。但真正入行后，她发现，服务的成分几乎占据全部。

安全领域可能涉及无数意想不到的情况，比如，在地面就可能有旅客的充电宝起火，“空姐需要迅速跑去拿灭火器、转移疏散旅客、维持秩序等等”。飞机滑行和加速离地阶段，还可能遇到引擎故障、撞击等意外情况，空姐需要第一时间做出判断，如果需要组织旅客疏散，空姐要从机上放出滑梯，这个过程伴随着飞机起火、冒烟的可能性。而在疏散前，空姐第一时间需要做的，是“脱掉高跟鞋和丝袜，光脚撤离”，高跟鞋容易把滑梯刮破，丝袜则容易导致着火。

海南航空的机上撤离风险提示 / 图源：海南航空

夏允亲身经历过一起机上紧急医疗事件。飞行途中，一位旅客忽然失去意识，刚起飞就在机上晕厥了。夏允和乘务长在一位医护乘客的辅助下，全程跪地对旅客进行抢救，包括使用氧气瓶、揉搓手心等等。

虽然拉上了帘子，没有太多人观看，但操作时还是会感到动作上的掣肘，直到飞机落地后把旅客送去医院，夏允和乘务长整整跪了两个小时，两个膝盖都淤青了。

真正遇到紧急情况的概率其实并不大，从业9年，夏允遇到过最紧急的也不过类似起飞前的充电宝发热，“发热就有潜在的起火风险”。作为一名乘务人员，她必须时刻保持预警，自己随时可能在某一天需要穿着短裙、高跟鞋参与处理意外和救援。

除了正常飞行任务，航空公司会定期组织空乘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演练，以检验他们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对能力。

航空公司会组织空乘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演练 /《活在当下》剧照

夏允她们公司就要求每两年去一次总部复训，演练项目通常包括模拟火灾、紧急疏散、气象异常等紧急情况，空姐需要穿连体运动服，进行跳滑梯、跳泳池、水上撤离、拿灭火瓶灭火等动作。

此外，每个季度公司还会组织模拟演练，“就是在自己公司模拟舱，穿制服，演练内容差不多也是那些安全课题。”不过，相较于在总部模拟舱里演练，在公司内部的练习是“以学为主”，“模拟舱很小，就那么几排，主要是一些无实物的口述流程，”夏允说，“主要是让我们对安全流程始终是熟悉的，不那么需要真的跑跳。”因此，穿制服的影响倒也不大。

在成为空乘人员那一刻起，对安全技能的强调，是这份职业带给他们的一份自我定位。而无论是服务还是急救技能，建立在学习和训练之上的专业性，一定超过穿着、妆容带来的观赏性。

3 被舍弃的非必要性

在民航史上，对空姐穿着女性化特征明显服装的早期规定有一定时代原因。20世纪30年代，美国波音航空公司首次招聘空中乘务员，当时，大部分飞机乘客都是高端消费人群，因此，空姐的女性化穿着，成为吸引这部分消费者再次乘坐飞机的商业元素之一。到了50-60年代，美国航司甚至会对空姐的应聘要求对年龄、体重，非婚等作出限制。

1930年5月，25岁的艾伦·丘奇在从奥克兰飞往芝加哥的航班上担任世界上第一位空姐。她和另外七名单身女性组成了“最初的八名”空姐

如今，飞机更多作为一种便民的交通工具，而非用于享受或彰显服务的奢侈消费。乘客对空乘人员的服务要求，也在乘坐飞机平民化、日常化的趋势下，倾向于更实用的功能。就像高铁上的乘务员，不论男女，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列车秩序与乘客安全。

但在主导礼仪功能的裙装，不仅会给正常工作带来一些不便，还容易给不怀好意之人可乘之机。郭凡在工作时遇到过乘客偷拍，“（乘客）将手机放地上，打开摄像头”，空姐走过的时候，就可以拍到她们的裙底。所幸偷拍行为被另一名乘客发现，及时阻止。

类似的场景夏允也遇到过。更常见的情况，是直接对她动手动脚，“比如我送一杯水，（乘客）会连带着摸一把我的手，发餐的时候会直接触碰我的腰”。然而，由于机舱工作环境特殊，以及航司相关制度的缺失，她们大多只能忍气吞声。

回想起来，初进入空姐行业的时候，郭凡对这份职业的成就感来源，是自己在处理安全事故的专业。平时遇到大事的概率不大，但飞行全程的安全问题无小事，比如在飞机上发现乘客在使用充电宝、发现旅客在厕所里偷偷抽烟，“有时候烟雾报警器不敏感”，这些郭凡都经历过。阻止隐患的细微改变，都能给她带来成就感。

飞行过程中有许多需要处理的安全事故 /《快乐飞行》剧照

但她发现外界对空姐这一职业群体的印象似乎并非如此。有男性乘客想问她要电话号码，“大部分乘务员都遇到过”。辞职后，郭凡在自己的社交平台透露过曾经做空姐的经历，后台会涌入网友目的不纯的询问。时间久了，由于空乘人员权益保护相关机制的匮乏，以及来自外界的刻板印象，她逐渐心生失望，于是离开了这一行。

前段时间，“建议换裤装”的话题开始发酵后，郭凡在与以前的同事吃饭时提到了这事，但郭凡发现她们其实不太在乎，“因为不太相信一张意见卡能推动制度改变”，无力感扑面而来。

夏允曾以为空姐是一项专业度很强的职业，但入职多年来，她逐渐发现，这是一份对外“服务业”，对内高度军事化管理的职业。她感受到，真正的掣肘或许还不在于服装，而是在于基层空乘人员话语权的微弱。

乘务长随时随地的一句话，都可以更改和决定她们穿什么。即便在具体工作过程中遇到不便的情况，也很难向上反映，“所有权限都在乘务长那里，我们感受到冷了、不方便了，却无权决定自己穿什么、化什么妆。”

哪怕穿了裤装，但陈苹曾经工作过的航空公司还是要求女性空乘人员需要穿修身的白衬衫和戴丝巾，白衬衫的衣襟容易沾到刚化好的妆，丝巾缠在脖子上，天热的时候很容易出汗，但陈苹必须保证丝巾的角在一个固定的形状里，这使得整个人从头到脖子必须保持平直和持稳。

要保持丝巾的角在一个固定的形状里，整个人必须从头到脖子保持平直和持稳 /《活在当下》剧照

陈苹也很不喜欢公司要求的盘发，为了让发型在十几个小时内保持稳定，她会往头发里固定很多小发夹，有时候戴久了，头皮被扎得生痛，由于每次都要喷发胶，于是不得不每天洗头。这种固定发型也导致她无法烫发、染发，卷发可能会让她在盘发上花费更久的时间，变相拉长工作时间。

相比每天上班前为了化妆、盘发花费时间，她们更愿意将时间用在提高机舱工作的效率与安全性上。如果真的有一天，用得上她们培训所学的安全与急救技能，她们希望，“至少在那种时候能有选择的权利。”

（本文采访对象皆为化名）

-END-

值班主编 | 张来

排版 | 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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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案不缺证据，缺公道

有一些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为犯罪的行为，在甘肃省陇南市成县可能会被忽视。

不到一个月，吕岩向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了3封律师函，并向当地警方报案，但多次交涉均未果，这让他陷入极度的困惑之中。

吕岩是北京市炜衡（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他代理的中海建国际建设咨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海建公司”）名下价值7999.5万元的股权，被人用伪造的公章和文书，转让给了第三方。

这起案件证据确凿，法条清晰，原以为十拿九稳，但吕岩和委托人中海建公司法定代表人胡琳却陷入“鬼打墙”：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其在本案中已尽到“形式审查”之责，至今拒不纠正。

而接到报案的成县警方，最初告诉受害方，警方会研究该案涉及职务侵占罪、诈骗罪还是盗窃罪，翌日却以“股权纠纷”的定性回复报案人。

“我不相信甘肃的法治和营商环境会差到如此地步。”吕岩说，“但问题就这么悬着，受害人每一天都损失惨重。”

01 8千万股权被盗走，就像偷个番茄

吕岩致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3封律师函，分别发送于2025年7月10日、7月25日和7月28日，至今没有获得正面回复。

3封律师函都指向中海建公司名下，价值7999.5万元的股权，被伪造的公章和文书窃取一事。

“他们盗走我们8000万的资产，比在菜市场偷几个番茄还要轻松。”中海建公司法定代表人胡琳说。

案发过程非常简单：

2025年6月25日，中海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马延圣变更为胡琳，该变更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公示登记。

同一天，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向中海建公司制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次日即6月26日，法定代表人胡琳刻制了“中海建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的新公章并备案。

可是7月初，中海建公司发现，原本为中海建公司所有的，实缴出资7999.5万元，持股比例为79.995%的甘肃西成海建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西城海建公司”）股权，在中海建公司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更登记在了甘肃亿智联国际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名下。

变更及公示登记，就在7月3日。这时，胡琳登记为中海建法定代表人已有一周，却对此事毫不知情。

“我被吓懵了，赶紧带着律师去成县。”胡琳及授权人员多次与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沟通，并出具大量证据，要求对方调查此次股权变更的真伪与合法性。

后续让胡琳很意外，“一直到8月10日，我们都没有收到任何正式的书面答复意见。”

胡琳方与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方的分歧在于，胡琳认为后者在收到中海建公司要求调查的材料后，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启动调查程序，对变更中所提供材料的实体审查。

但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则以已做过形式审查为由，一直推诿着不进入实体审查。

“形式审查与实体审查的互补关系，在法理和实践上早就非常清晰，不应该搅浑水。”兰州另一位资深律师表示，如果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逻辑成立，那么任何人都可以伪造假印章假材料去盗夺他人公司的股权，还不用担心任何后果。

02 假公章转走真股权

那么，这次股权转让是如何通过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形式审查”呢？

几经交涉后，中海建公司及其代理律师，从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复印了甘肃西成海建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此次转让的《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书》等文书。

按照上述两份文书的“形式表述”，2025年6月23日，在西城海建公司会议室内，西城海建公司的三家股东——中海建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延圣、陇南西成经济开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玉鹏以及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海军，与此次股权转让受让方甘肃亿智联国际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成文参加会议。

《股东会决议》称，“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长马延圣召集主持会议，经股东会会议协商，一致通过如下决议“，第一条就是：

“公司原股东中海建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将所持有公司79.995%出资额为7999.5万元人民币以7999.5万元人民币转让给新股东甘肃亿智联国际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原股东……放弃有限购买权。”

看到这些文书后，胡琳哭笑不得，尤其是股东会决议落款盖章的部分，“假得肆无忌惮。”

首先是上排居中的中海建公司，名称和公章皆为伪造。现在的中海建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是胡琳于6月25日，由中海建国际建设咨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更名而来。

“6月23日，中海建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和公章都没出来，除了伪造，别无办法。“

事实上，直到6月26日，胡琳才拿到刻制好的中海建公司公章，其图样与上述股东会决议上的中海建公司公章并不一致。

另一股东 “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及“陈镇文印”字样的法定代表人印章，也涉嫌伪造。“工商资料显示，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早在2024年5月27日，已将法定代表人由陈镇文变更为赵育鑫，且此后一直未再变更。

“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形式审查‘，连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谁都不查查？”律师吕岩质问道。

除了这两个私企股东被指造假，持股西海建公司20%的股东、当地国企陇南西成经济开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高玉鹏的印章，也在股东决议等文书上留下了印记。

2025年7月14日，胡琳和公司律师在陇南西成经济开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内，找到了高玉鹏。面对询问，高玉鹏表示，他收到了相关律师函，但他对股权变更一事毫不知情，也不清楚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是如何盖上去的。

高玉鹏的另一个身份，是陇南西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在职干部。虽然否认参会并盖章，但高玉鹏拒绝就此事投诉或报案。

一眼假、满纸假，却挡不住中海建所持的西城海建公司79.995%的股权被顺利转让。

03 被罢免的董事长赖着不走

让胡琳感到忧虑的是，涉案的西城海建公司79.995%的股权，价值7999.5万元，所谓股权转让协议上也认可这个数额，并且约定由受让方支付给中海建公司，但至今她没有见到一分钱。

并且，原股本为中海建公司实缴7999.5万元，在转让给甘肃亿智联国际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后，变为了“认缴”。

“这一进一出，这七八千万到哪里了？”胡琳问。

获得股权的甘肃亿智联国际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09月09日，法定代表人梁成文等两名股东，均为中海建公司的前员工。

“马延圣利用员工代持其实控的公司，已是公开的秘密。”胡琳说，马连圣这样搞，就是“左手倒右手。”

胡琳现在跟马延圣还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四年来两人一直在打离婚官司。马连圣是中海建的前法定代表人，又是西成海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给他操控这次股权转让提供了先天便利。

其实，在6月23日被正式撤销中海建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之前，马延圣在该位置上“赖了”将近四年之久。

2021年9月30日，中海建公司（当时称中海建国际建设咨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经理由马连圣变更为胡琳，并由马聪（前两人儿子）出任新的监事，并确定公司更名。

这次股东会，由大股东胡琳发起，她持股99.83333%，剩余的0.16667%股份由马延圣持有。马拒绝参加这次股东会，也不接受决议内容。

“马延圣的反应，不影响股东会决议的法律效力。”胡琳的一位代理律师说，“但要解决问题并不容易，”

04 造假者打出组合拳

几年来，马延圣频频打出组合拳，试图排挤大股东胡琳出局，为此不惜伪造她的签名。

一份中海建公司2021年2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称显示，将公司名称由“中海建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中海建国际建设咨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且增加了公司的经营范围。

同年9月18日，另一份股东会决议为:1、股东会决议时，由原定的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修订为“决议由全体股东表决通过”;2、公司根据需要或涉及公司登记事项变更的,可修改公司章程,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修订为“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全体股东通过”。

当时，胡琳已提起离婚诉讼，同时向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马延圣违法侵害大股东的权益。

她在举报信中说，作为占股99.83333%的公司最大股东，这两次股东会她既没有收到任何人的参会通知,也未参加这两次股东会，所谓股东会决议中的“胡琳”签名系伪造。

她进而认为，马延圣通过涉嫌违法犯罪的手段，试图彻底剥夺她对公司的管理权限，目的就是为了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2025年4月25日，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 “兰市监罚〔2025〕62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称在审查了胡琳提交的多项证据，又经过现场调查和笔迹鉴定后该局认定，中海建公司2021年2月18日和9月18日两次股东会决议中，胡琳的签字系伪造，决定对向登记机关提交虚假材料的中海建公司处以40万元罚款。

2025年6月17日，该局又下发“兰市监撤决〔2025〕6号”《撤销公司变更登记(备案)决定书》，撤销了中海建公司2月22日和9月24日的两次变更登记。这才有了胡琳6月25日领取的新营业执照。

在法庭上，马延圣也败了。2025年3月19日，兰州市城关区法院“（2024）甘0102民初830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马延圣提交的中海建公司股权为他和胡琳两人共有的诉求。

马延圣上诉后，终审兰州市中级法院“（2025）甘01民终2822号”《判决书》维持原判。

马延圣向胡琳大兴诉讼，不止确权中海建公司一起。

2021年11月26日，马延圣以甘肃环海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名义起诉胡琳，要求胡琳返还借款1500万元。

2022年3月24日，马延圣起诉胡琳，要求确认铭辉公司股权为两人共有。

几乎同时，马延圣还在不同的法院7次起诉胡琳，要求确认兰州和北京等地7处登记在胡琳名下的房产为两人共有。

与此同时，马延圣派手下跟踪胡琳，并且每天到胡琳的住处蹲守。

被恐吓、被跟踪、被威胁，胡琳多次到公安部门报案，相关人员或者以“家务事”搪塞。

最近的一次，2025年7月1日，在中海建公司办公地楼下大厅，马延圣在监控摄像头下公开殴打胡琳，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诊断书显示：遭受殴打的胡琳“外耳挫伤、感音神经性听觉丧失（双）、耳鸣、面部挫伤、头皮挫伤、腹部挫伤。

接案的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派出所虽然出具了立案文书，但一个多月过后，此案毫无下文。

“这些都不是家务事，这都是明显的违法犯罪。”胡琳说。她之所以如此拒绝地打离婚官司，并且在财产权益方面积极维权，都是迫不得已。“马延圣包养两个情妇，生了四个私生子，我要捍卫我和孩子的合法权益。”

而在西城海建公司股权被假公章假材料转让一案中，当时双方都为公司主体，而不是胡琳和马延圣这对夫妻。

“有人一直在混淆法律问题，好浑水摸鱼。”律师吕岩说。

胡琳的离婚官司历经四年周折，最近刚有眉目，没想到马延圣又出“绝招”。

05 “成县还讲不讲法律？”

获悉西成海建股权被马延圣私刻公章转走后，胡琳于2025年7月10日委托律师吕岩，向陇南市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寄送律师函，要求对骗取工商变更登记的行为及时进行查处，并尽快撤销此次变更登记。

同时，也向甘肃西成海建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陇南西成经济开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寄送律师函，要求其配合查处股权违法变更一事。

7月14日，胡琳以中海建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和律师赶到陇南市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解释说，2025年7月3日，马延圣等人是通过现场方式进行股权变更登记的。

胡琳向该局副局长杜民强提交了《撤销股权变更登记申请书》及相应材料，杜民强向胡琳承诺，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对此事开展调查，同时在登记系统将甘肃西成海建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列入警示，所涉股权不得进行再次变更。

谁知道等到7月23日，胡琳等人再次来到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时，由杜民强副局长组织召开的答复会竟然表示，该局对股权变更提的交材料只进行形式审查，“马延圣提交的材料符合形式审查的要求”。

胡琳的代理人、北京市炜衡（兰州）律师事务所吕岩律师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明确规定：‘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受虚假市场主体登记影响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登记机关提出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申请。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及时开展调查。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同时规定：‘受虚假登记影响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登记机关提出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申请’。”

而且，法律对登记机关亦有明确要求：“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规定：‘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于3个月内完成调查，并及时作出撤销或者不予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决定’。”

“我不相信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杜民强副局长不知道上述规定。”吕岩说，“成县应该是一个讲法律的地方，我们现在遭遇推诿，理由非常可笑。”

06 “真的是因为他上面有人？”

除了去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维权，胡琳也咨询了多位法律界人士，“马延圣等人的行为，涉嫌职务侵占、伪造公章、盗窃和诈骗等多种刑事犯罪。”

2025年7月23日，胡琳及其律师于向成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值班干警了解案情后，让他们前往治安大队对伪造印章行为进行报案。

成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接收报案材料的张警官表示，该案件需要同法制科讨论，确定案件是否在管辖范围。

第二天，胡琳和律师再次前往成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提交根据从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案件证据和补充材料。前一天接警的张警官表示，案件到底是以职务侵占罪、盗窃罪还是诈骗罪进行立案侦查，还需与法治科进行讨论，有结果后电话联系胡琳。

然而，当天下午，该张警官电话联系胡琳时，话风突变，称经调查所涉股权被违法转移一事系股权纠纷，不归公安机关关系，要胡琳去公安局取回报案材料。

从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到成县公安局，最初的表态都是依法办案，接着便很快推脱，让案件遭遇“鬼打墙”，种种反常，让胡琳想起了马延圣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上面有人。”

“马延圣经常宣称他用钱搞定了很多官员。”胡琳掌握有此类现场视频，还在网上公布过。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反腐风暴越来越刮向马延圣。

几个月前，在和胡琳的一次诉讼开庭时，马延圣拿了一张过期的身份证进入法庭，被法警询问原因，马延圣说有效身份证放在家里。

而在另一次听证会上，马延圣竟当着众人自曝称，他刚被纪检监察部门留置了50多天。

胡琳后来得知，马延圣被留置的原因是涉嫌行贿，虽然他被暂时放了出来，但身份证和护照等证件被扣下，以限制他的出行。

马延圣还责骂胡琳说，他遭受了50多天“生不如死”“地狱般”的生活，“都是为了公司”。

当地行内的消息是，马延圣此次被留置，涉及甘肃某厅级机构的主要领导。

让胡琳担心的是，该领导虽然已经落马，但马延圣是否还有其他关系，从背后支持了他靠伪造公章来盗窃股权？

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成县公安局相关人员，以及西成海建股东、当地国有企业陇南西成经济开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玉鹏等人的言行，都让胡琳看不懂。

“我将控告到底。”她说。

编者注：本文可能是为了通过微信审核而故意进行的“反讽”。作者在评论区部分释放了大量的“嘲讽”和“翻车”评论。

8月11日黄岩岛“史诗级”对峙全程高能回顾

“轰！！！”

一声巨响撕裂南海的宁静，万吨巨浪被钢铁舰艏劈开成两半！8 月 11 日清晨 5 时 42 分，我海军 052D 型 “桂林舰”（舷号 164）与海警 3104 舰左右夹击，以雷霆之势正面撞退菲律宾海军 “苏禄安” 号巡逻舰，并当场驱离 35 艘菲方挑衅渔船！场面震撼，全程情节紧张刺激。

全场回顾

8 月 11 日清晨五点刚过，黄岩岛东北约 12 海里处的海面还罩着薄雾。052D 型驱逐舰 “桂林舰”（舷号 164）的导航雷达上，出现了三个密集回波：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特雷莎・马班瑙” 号、“苏禄安” 号、“帕马马拉卡亚” 号，呈 “品” 字形向潟湖口移动，身后还跟着 35 艘大小不一的菲籍渔船。

这是一次典型的“多点渗透”—— 用公务船开路，再以渔船填充现场，制造 “既成存在”。中方现场指挥员后来对记者回忆：“对方很明白，只要有一艘船挤进 12 海里，他们就能发通稿说‘成功送补’。”

6:10 第一道警告

海警 3302 舰通过 16 频道英语广播：“你已接近中国管辖海域，请立即掉头。”

菲方无应答，船队继续以 12 节速度向黄岩岛湖口切入，丝毫没有停下的迹象，气氛开始变得紧张。

6:25 机动占位

“桂林舰” 加速至 20 节，迅速切入 “苏禄安” 号与渔船群之间；3104 海警巡逻舰（由 056 护卫舰改装）从东南方向外逼，形成 “关门” 态势。这一系列动作精准而迅速，展现出我方舰艇操作人员高超的专业素养和应对能力。

6:38 擦碰瞬间

“苏禄安” 号突然右舵，船艏向 3104 舰腰部逼近，危险一触即发。

“桂林舰” 舰长当机立断，下令向左微舵、减速，用舰艏轻顶 “苏禄安” 号右舷后侧。

一声闷响，两舰钢板擦出火花，肉眼可见“苏禄安” 号右舷栏杆凹陷。整个过程仅 3 秒，AIS 轨迹显示，相对速度低于 4 节，属可控挤压，既达到了阻止对方挑衅的目的，又避免了更大规模冲突的发生。

6:42 菲船队转向

无线电里传来菲方急促的英语呼叫：“We are leaving, we are leaving.”

35 艘渔船见势分散，其中 6 艘因慌乱被迫在礁盘外抛锚，我方成功阻止了菲方的非法入侵企图。

7:05 现场恢复

中方三船停船漂泊，拍照取证，留存对方挑衅的证据；“桂林舰” 医疗组通过小艇向 “苏禄安” 号询问是否需协助，菲方婉拒。8 时，菲船队全部退至 12 海里外，航迹终止，黄岩岛附近海域暂时恢复了平静。

中方处置细节

•全程录音录像：海警 3302 舰桅杆上的光电跟踪仪，从 6:00 到 7:20 连续摄录，画面已移交外交部，为后续可能的外交交涉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撑。

•火力未启封：“桂林舰” 垂直发射井盖全程关闭，主炮未上弹，仅使用船体机动。这充分体现了我方在处理此次事件时的克制与冷静，以最小的代价维护了国家主权。

•渔民配合：现场除公务船外，约有 80 艘中国渔船在黄岩岛内侧锚泊，形成 “人链”，防止菲渔船借机溜入。渔民们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祖国的海域，展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怀。

菲方回应与事实核对

11 日中午，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瑞耶拉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苏禄安” 号右舷出现约 1.5 米长凹陷，声称 “遭中方危险撞击”。

但对比中方视频可见：

•擦碰前菲船已贴向 3104 舰，若不干预，被撞的将是中方海警。

•凹陷位于水线以上，无破损进水，不影响航行安全。事实胜于雄辩，菲方的说法显然是在歪曲事实，试图混淆视听。

背景与后续

•法源依据：6 月 15 日起施行的新《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 23 条明确：对拒不离开中国领海的外国船只，可采取 “制止、拖离、顶推” 等措施。本次操作被法律界评价为 “教科书式低烈度执法”，完全符合我国法律规定，是依法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行为。

•美军动态：卫星 AIS 显示，美海军 “尼米兹” 号航母位于黄岩岛以东约 200 海里，未进入事件半径 50 海里以内。五角大楼回应：“知悉擦碰，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美军的态度也从侧面反映出我方此次处置的合理性，让其难以找到干涉的借口。

•下一次摩擦：菲海岸警卫队已在苏比克湾检修“苏禄安” 号，预计 3 日内可恢复巡航。菲媒称，计划再组织 “渔民补给团”，规模或扩大至 50 艘。

中方现场指挥官表示：“来多少次，就依法处置多少次。” 这坚定的表态，彰显了我国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信心。

结语

一次擦碰不足以上升到“海战”，但它把黄岩岛的现实再次拉到眼前：潟湖里，中国渔民照常起网；潟湖外，双方的船仍在一海里一海里地丈量主权。

下一次，也许还会有新的船舷擦痕，但规则与底线，已经在今天的海面上写得足够清晰。黄岩岛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试图侵犯我国主权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击。我们坚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海警队伍的守护下，祖国的海洋权益必将得到有力维护。

对于此次黄岩岛对峙事件，你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让我们一同为守护祖国海疆的英雄们加油！

中国数字时代摘录部分高赞评论如下：

无相：什么叫三事喜办，博主就是

QKA：这编辑太厉害了

夸父：作者是抗×神剧编剧下岗再就业了么

九歌：评论区才有真相

R.Su：毛主席说，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

小胖爱Milan：14小时前你这文章确定不是来搞笑的？

时刻准备着：牛逼 瞪着眼睛 这都能反转

Tide。：看不懂164的操作，海警已经在前面卡着位置了，他还往海警那边冲，还是高航速，不理解

邓忠敏：当年你退出文坛我是坚决反对的

最近澳洲的杨兰兰很火，因为一场“豪车车祸”。

23岁的杨兰兰女士，开着劳斯莱斯，和奔驰相撞，导致奔驰车司机重伤——而另一边，杨女士被迅速保释。

可是警方却发现，该女子在澳洲没有工作和收入来源，事发一周后，当地媒体也没有扒出来她的更多信息……

一时间，神秘的杨女士，在网上火了……

而这个事情，确实也让不少人围观侧目。

第一，开着劳斯莱斯的杨小姐才只有23岁，而且又是酒后驾驶，还出了车祸，而跟她相撞的奔驰车司机是一名电台主持人的司机，而这次车祸事故导致了这名司机脊椎、肋骨和两侧股骨均断裂。

然后警方称，杨小姐没有受伤，然后他们现场对杨小姐进行呼气测试，结果呈阳性——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第一关注点，其实不是在“杨小姐是谁”这一点上，而是不禁感慨“两车相撞，奔驰车车主受伤，劳斯莱斯车主毫发无伤，这劳斯莱斯的质量真好”。

第二，就是车祸发生后，杨小姐是迅速被保释出来了——“迅速”这个副词，就用得非常巧妙。

第三，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事发一周之后，这个杨小姐的身份依旧是个谜：没有媒体找到她的社交账号，也没有挖出来她注册过企业，甚至也没有找到她的领英个人资料——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杨小姐在网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在人均互联网时代，是非常罕见的。

第四，杨小姐当时出车祸的那辆劳斯莱斯，是2025款车型，零售价超过100万美元，也就是将近718万人民币。

不管怎么说，这位杨小姐在财富上肯定是很有实力的，可是事发一周后都能如此神秘，这就挺匪夷所思的。

但可能也是因为太神秘了，所以这两天，网上就传出了两个很搞笑的“谣言”。

一个是说“杨小姐当时车祸的保释金是7000万澳元”——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是谣言，是因为7000万澳元等于3亿多的人民币。

而你要知道，澳大利亚的交通肇事案件的保释金数额，通常是5000澳元至2万澳之间。当地最高纪录的保释金是500万澳元，是2023年一起贩毒集团头目案件；当地交通事故领域最高记录保释金是200 万澳元，是2023 年悉尼保时捷酒驾致死案——而杨小姐这个车祸目前并未致死，保释金额不可能破最高纪录，甚至还超出那么多倍。因为这个已经远超司法实践了，也已经被多家法律专家和主流媒体证伪了。

另一个是说“杨小姐有2700多亿的澳元存款”——首先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就非常离谱。2700多亿澳元，差不多是1.3万亿的人民币了——这个资产都超过亚洲首富了，并且从常识出发，这也肯定是不可能的。

首先，这个杨小姐才23岁，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就算家里人的，也不太可能；

其次，如果她真有这么多财富，那么她的个人信息是不可能这么神秘的，不可能连查都查不到的；

再想想，如果你都查不到她的个人信息，那你是怎么查到她一共有多少资产的呢？对吧？！

所以这个数字，很明显就是有人信口雌黄编出来的，因为一般来说，身份是很容易查，财富才是很难查的，比如前阵子的某事件。

所以这个保释金和存款说法，都是假的，包括她的住宅信息目前都是没有核实的。

目前唯一证实的信息，就是正规媒体所报道出来的，关于她出车祸，然后那辆劳斯莱斯的信息。

不过总的来说，这个杨小姐肯定是很有实力的，只是有多少实力，大家都不知道罢了。

关键是，她这么年轻，这些实力应该也不是自己挣的——其实目前事情的突破口，不在于这个“财富”上，而是在于这个人本身的“身份”上。

她到底是谁？！

神秘到这种程度，确实引起了无数人的兴趣，所以我也很期待，接下来杨小姐事件的后续，会不会露出她的“庐山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