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9岁的Yuki被卷入一场与性骚扰相关的舆论风暴。作为施害者出现的，是她的高中语文老师陈勇。

事情起于她参与的一个性骚扰相关调研。Yuki写下自己的遭遇，并上传到QQ空间相册里。于她而言，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记录。可到了当晚，Yuki看到这条动态的浏览量比平时多出不少。第二天，陆续有人来私聊她。还有人从别处看到了截图，他们问，这件事是真的吗？你认识那个女生吗？“我说我认识，就是我。”

这次风暴很快平息，但在2024年7月底，28岁的Nicole发帖讲述了自己在18岁时被性骚扰的遭遇。通过文章里的关键词，人们意识到，其中提到的高中语文老师，与性骚扰Yuki的是同一个人。

这篇文章揭开了一起高中教师性骚扰、涉嫌猥亵学生的案件。在Nicole之后，相继有近十个当事人，站出来指认这位语文老师。案件跨越了两所学校，以及十余年的时间。

她们遭遇性骚扰时还未成年，但伤害却一直延续至今。在事件受到公众关注前，她们独自面对这段过往，却不知道仍然有高中生，在和她们差不多的年纪受到伤害。

这一次，她们决定主动站出来。对于尚未成年或刚刚成年的女孩们来说，这是一次成长中的动荡，这场迟到的维权，也终将给她们带去回馈。

01

孤立无援

被传播开来的截图，记录着Yuki遭遇性骚扰的详细经过。那时她18岁，是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西区的高三学生。

事情发生在2022年4月13日晚上，她原本在校外的补习班上晚自习。她的高中语文老师给她发来一个餐厅定位，邀请她吃晚饭。她坐在了老师旁边，看到老师对面还坐着一个姐姐，他介绍说，这是一位“故人”，称呼她为“九月”。吃饭过程中，老师先是多次把手搭上Yuki的肩膀，顺势擦过她的胸部。Yuki有些尴尬，假装没感受到，坐在对面的九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而老师的行为逐渐明目张胆。他在饭桌下牵住Yuki的手，好几次摸她的胸，把她搂进自己怀里。

事发当晚，Yuki向朋友讲述被陈勇性骚扰/受访者供图

Yuki没有直接写出对方的名字，但提到男性的“高中语文老师”，指向的只有陈勇。

她能察觉到自己没有取得太多信任。她发在朋友圈里的相关信息，很多同班同学都不会点赞或转发。后来一个学妹告诉她，当时有人在学校的表白墙上分析Yuki平时的“生活作风”，也质疑她，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提起这件事。

这并不奇怪。在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西区（以下简称为“实外西区”），陈勇一直是个受到众多学生、同事喜欢的老师。

在Yuki的印象里，陈勇似乎对所有学生都很好。他常常给学生送书，Yuki就收到过三四本。他们每周都要写周记，高中学习压力大，Yuki就会在周记里写下自己的不开心，陈勇每次都给她批注很多评语，内容大多是鼓励和关心，“所有人好像都在push你去看你的成绩，但是这个老师只会希望你健康快乐地成长”。

陈勇批注的评语：今天是一个很温暖的日子，恰巧是5·21，你记住此生爱世界的前提是爱自己！/受访者供图

陈勇也经常提起自己在上一个学校任职的往事。Yuki记得，他在课上告诉学生，自己之前在石河子市第二中学（以下简称为“石河子二中”）教书，是实外西区的校长花重金把他聘过来。过去那些和他关系很好的学生，被他称为“弟子”或“丫鬟”。在陈勇的微博里，也有很多他和学生的合照，还有学生给他写的信和诗。

在石河子二中，其他老师和同学都叫他“才子”，这个称号也延续到了实外西区。Yuki记得，陈勇不喜欢别人叫他“陈老师”。

让Yuki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学生们写给才子的文字。他们谈到自己对陈勇的感情，谈到陈勇给自己带来了多么大的影响。Yuki能看出其中真诚的“景仰”。

所有这些，组成了她记忆里的陈勇，一个可以用“美好”来形容的语文老师，而这种美好在性骚扰发生的当天破灭了。

18岁的Yuki不知道要如何理解陈勇的行为。那天晚上，她在线上问陈勇为什么要这么做，只得到了模棱两可的回答。后来她选择了回避，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最后，她拉黑、删除了陈勇的所有联系方式。

事发当晚，Yuki在线上质问陈勇/受访者供图

她想要欺骗自己，但是陈勇在她耳边说的话，她始终绕不过去，“非常直白，我又听得超级清楚，要是离我远一点，我还说听错了”。

到了2023年，19岁的Yuki仍然没有真正鼓起勇气。当时，她似乎是陈勇性骚扰行为的唯一受害者。她甚至觉得，陈勇对其他学生都很好，“可能是他（对我）没有把握好分寸，他当天真的是喝多了一点点”。

在这场风暴中，Yuki孤立无援。舆论逐渐平息后的两三个月，她都处在痛苦之中。她有很多天没去上课，但也不知道干什么，只能在宿舍或是咖啡厅里“待着”。“每天都感觉自己活得很不真实，这个世界很陌生，有点灰蒙蒙的。”

Yuki不知道的是，有一个女生坚定地相信她。她是比Yuki小一届的学妹，而陈勇是她所在班级的语文老师，她也正在忍受陈勇的性骚扰。

大概在2022年下半年，16岁的晴枫就意识到，陈勇可能是在对自己进行性骚扰。

那时陈勇常常给她发微信，问她在干什么、去了哪里、和谁在一起，作为他的学生，晴枫都听话地一一回答。后来，陈勇的信息开始越界，一放假，他就会要求晴枫给他发自拍，还让她“把头发散下来”“夜跑到汗流浃背的时候拍下来”。周五放学的时候，他常常要求晴枫和他自拍合照。晴枫不喜欢拍照，总是找机会逃走，陈勇就在学校里偷拍了她的很多照片，然后私下发给她，说她长得真好看。

陈勇在聊天中的言语骚扰/受访者供图

每次收到这些消息，晴枫都很不安，不知道该怎么回复。

晴枫记得，2023年10月，几乎整个学校都知道了Yuki的事。起初看到Yuki的文章，晴枫有些震惊，但仔细一想，“确实像是他（陈勇）会干出来的事”。

Yuki和晴枫还不知道她们将会认识彼此。Yuki努力地从那次风暴的后遗症中走了出来，晴枫则在被骚扰的过程中不断忍耐。直到2024年7月底，一篇公开帖文再次引发了风暴，发帖者Nicole曾是石河子二中的学生，她在文章里写到，2014年，她18岁时，曾受到石河子二中一名语文老师的性骚扰。

而这位语文老师，被大家称为“才子”。

这篇帖文像一根线，把散落在数十年间、分布在各个地区的受害者们联系起来。她们不再是孤立无援。

02

找到彼此

Nicole的发帖是一个偶然。那天她看到一个视频，视频作者讲述了自己童年被亲戚性侵的遭遇，评论区里，有很多相似经历的留言。这些分享，让Nicole联想到自己。

Nicole发帖讲述被性骚扰经历/受访者供图

性骚扰发生在2014年，Nicole高中毕业的暑假。她记得，那年陈勇30岁上下。事情发生那天，Nicole偶然被同学邀请，去陈勇家里吃饭。饭后，同学们在客厅里聊天，陈勇突然叫Nicole去他的房间。Nicole去了，但只是站在门口，陈勇坐在床上，问她“是不是处女”，还说自己“最讨厌处女了”。Nicole很惊讶，就在她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陈勇走过来抱了她，还亲了她的脸和嘴。

18岁的Nicole同样产生过自我怀疑，但28岁的Nicole早已明白这件事并非自己的错。Nicole想，也许讲出自己的遭遇，能让更多人警醒。

这一次，帖子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也因此带来更多回响。来自石河子二中和实外西区的受害者们，在这里找到彼此，并且获得彼此的支撑。

Yuki和很多高中同学一样，立刻认出文章里的“才子”就是陈勇。她联系上Nicole，作为同样曾身陷风波的人，Yuki觉得，自己也许能够帮上一点忙。

麻烦确实很快就来了。公安机关找到了Nicole，要通电话向她了解情况。可好几个电话打来，她都不敢接。后来，Nicole一边通话，一边给Yuki发消息，Yuki把消息转发给一个学法律的朋友，询问朋友应该如何作答，再把回答转发回去，就这样聊了一个多小时。

2024年8月，事件曝光后警察找Yuki了解情况/受访者供图

三个人分担了紧张。“她（Nicole）没有给我们发消息的时候，我们也在想警察在说什么，还有什么要注意的。”Yuki说。

事情没有止于性骚扰的曝光。2024年8月1日，公安机关也联系到Yuki，到她家里做了笔录。警察告诉她，这件事涉及未成年人被性骚扰，他们必须强制介入，开展调查。Yuki和Nicole因此决定，两人分别与西北、成都的当事人联系，把收集到的更多证据提交给警察。

帖子发出后的每一天，Nicole都能收到新的线索。有的网友告诉她，自己就曾被陈勇性骚扰，有人则提供疑似受害者的线索，一共“起码得有十几二十个（人）”。

晴枫也是主动联系她们的当事人之一。过去她不敢报案，因为陈勇是她的老师，连她家的门牌号都知道，她担心被报复。但Nicole的帖子和其他受害者的评论让她意识到，十几年来，陈勇的性骚扰行为可能从来没有停止过。2024年8月，陈勇主动从学校辞职，晴枫彻底没有了顾虑，没过几天，她就和Yuki一起去报了案。

站出来用法律手段维权，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当事人们交流，Yuki发现她们有很多担忧。她们担心自己的信息被身边人识别出来，会特别强调要把陈勇给她们的称呼、相关关键词抹掉。整理案情自述的时候，Yuki提到警察可能会联系她们做笔录，她们也很害怕接到警察的电话。

不少人在犹豫中选择了拒绝。有一个人私信了Yuki，但是说自己还想再考虑一下，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复她的消息。Nicole也屡屡碰壁，有一些人向她倾诉类似经历，可不愿出来作证；还有一两个同学给Nicole发来陈勇的骚扰信息，“但也是觉得现在比较忙，（或者）结婚了，以各种理由拒绝我了”。

她们也会听到反对的声音。Nicole记得，高中时陈勇和一个女生走得很近，在任何场合他都会带着这个女生出现，她猜测这名女生可能也被陈勇性骚扰，但女生听了Nicole的话之后非常生气，她说，陈勇是她“生命里的一束光”，还说Nicole做这样的事，以后会遭报应。

最后，一共有9个当事人愿意提供自己的材料。她们有了一个小群，名叫“正义取胜”。

其中两个2022届的学姐让晴枫印象深刻。陈勇的性骚扰曝光后，她们嘴上说着很忙，不想和陈勇有太多交集，希望这件事“过了就算了”，之后还是发来了详细的自述和大量证据，包括陈勇给她们的信、礼物，还有一些亲密的语音信息。

陈勇发的红包记录截图/受访者供图

“每个来联系我们的人，都很可能说出一些让我们更加震惊的事情。”和其他当事人交流，让Yuki反复感到愤怒和痛苦。

在这种愤怒的推动下，她很快投入整理证据材料的过程。那几天，Yuki天天一个人待在家里，除了吃外卖都在面对电脑屏幕。她从自己做过的那次笔录里，学到了警察提问的方式，会补充问当事人更多详细的问题。学法律的朋友也一直给她提建议：自述里要附上身份证号、手写签名，还要补充一句“本人承诺以上全部内容属实，明确该举报内容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Yuki第一次“追求正义”了。在2022年4月事件发生时，在2023年10月风波兴起时，她都曾有可能得到属于自己的“正义”。

但她两次与“正义”错过。2022年4月，Yuki被性骚扰的第二天，她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朋友，对方很生气，坚持打了12345，投诉到市长热线，但因为当时Yuki不愿出面，后来也没有新的进展。

2023年10月，Yuki的经历曝光后，实外西区的副校长、年级主任和一位英语女老师找到了Yuki大学的校门口。他们说学校非常重视这件事，一定会仔细调查，在两周内给她答复，但后来也没了消息。Yuki鼓起勇气去问了当时在场的女老师，老师告诉她，学校已经在大会上公开批评过陈勇，还取消了他的相关奖金和评优评先资格。

她之后没有再追问这件事的书面处理结果。而晴枫告诉南风窗，2023年那次风波的最后，校方在学生面前给陈勇做了澄清。那是一个晚自习，晴枫的班里突然来了七八个校领导。他们告诉学生，最近有一些关于陈勇的谣言，都是完全没有的事，让学生们不要相信、不要担心。

而到了2024年，因为找到了彼此，事情似乎有了实质的推进。8月7日，Yuki和朋友把她整理了整整7天的自述和证据，交给了公安局。那份材料很厚，Yuki还记得，有100多页。

03

噩梦与好梦

报案以来，晴枫常常做噩梦。

在梦里，陈勇回来了。有时候他们在上课，陈勇突然就出现在教室门口；有的梦里，他喊晴枫的名字，晴枫一抬头就看到他站在面前；还有一些梦里，晴枫看见他从学校门口走进来，或是从教室门口经过。

“吓得要死，但是醒来发现是梦，就万幸。”晴枫说，陈勇在她梦里出现了不下20次。而Yuki告诉南风窗：“（梦见陈勇），那是我们大家都会做的梦。”

报案给晴枫带去不小的压力。在补习班，她遇到一个男老师和陈勇长得很像，“有点应激”。她更担心自己的身份被学校发现。最初的一周里，她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听课，每天晚上都会失眠。晚自习上，她写着写着作业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很冲动的决定？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学校可能会约谈自己，甚至是处分、开除，她把最坏的结果都想了一遍。

2024年9月16日，终于收到了Yuki和晴枫的行政立案告知书。

立案告知书/受访者供图

警察告诉她们，会在两个月内有结果。而在一个确定的结果真正到来前，她们的生活在漫长的等待与调查中被不断消磨。

作为高三学生，晴枫往往只能抽出周末的时间。她一直没有把自己的遭遇和维权的事告诉父母，如果要去派出所，她只能以周日下午返校为借口，早一点出门。实际上，她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去派出所做笔录，然后再赶回学校。与此同时，她还得兼顾上午的补课和晚上在学校的考试，“一整天的行程非常地累”。

晴枫曾努力为自己找证人。她写了一篇短文发给同学，希望能让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做了很多努力，而现在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只要对方还没告诉家长，还有一点点动摇，晴枫都会一直努力说服。花了两周时间，她终于找到两个女生和一个男生，带他们去派出所做了笔录。

晴枫后来追问对接的警察结果如何，对方没有明确的答复。

2024年10月，陈勇的一则朋友圈让Yuki愤怒。事情曝光以来，Yuki时不时就会从别人那里看到陈勇的消息，大多是说当事人们在造谣，说自己很委屈、看错了人。而那天，他的朋友圈是在怀念一个“小丫鬟”——这个女生之前因为意外去世，Yuki记得，陈勇常常在课上提到他们关系很好。在朋友圈里，陈勇写道：“小丫鬟……我很想你，可是你不晓得的是，我喊你‘小丫鬟’也会被拿来说。”

陈勇朋友圈截图/受访者供图

可Yuki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陈勇的性骚扰行为曝光之后，女生的两个朋友找到了Yuki，她们说，女生以前跟她们讲过很多自己被陈勇性骚扰的事，还说自己很害怕。

那天Yuki原本在和父母逛街，陈勇的朋友圈帖子打乱了计划。在父母面前，Yuki因为生气脸涨得通红，不想逛街、也吃不下饭，直接蹲在一边开始用手机打字，“有点不受控制”。在此之前，她和代理律师也有商量过写一篇文章，把此前整理的信息在网上公开发布，可是担心风险，还没有商定确切的时间。而当时看到陈勇的朋友圈，她一天就把文章写了出来，发到了几个社交平台上。

“因为我那天就是很生气，非常生气，我就是忍不了了，我不能等了。”

2024年11月，Yuki又在其他平台公开发文，警察也对接了案件里的其他当事人，去了西北、上海、北京，给更多的当事人做了笔录。

也是在11月，警方通过陈勇，联系到了2022年4月案发当晚，和Yuki、陈勇同桌吃饭的另一个女生九月。代理律师陈思琪告诉南风窗，九月的证言与Yuki的陈述基本吻合，甚至提供了更多猥亵细节。因此，公安初步确认了陈勇对Yuki的性骚扰、猥亵事实。

警方的积极行动，总能给当事人们带去新的希望。每到这种时候，Yuki都会开心地和群里的其他当事人分享进展，原本沉默的群会短暂地活跃起来。她们开玩笑似的讨论，要是陈勇进监狱了，要不要去看他，怎么去看他，“每次他们（警方）一说这种事情，我就会想很多”。

等待结果成了她们之间的纽带。晴枫返校前的那个周日下午，Yuki常常会跟她说，希望她下周回家拿到手机的时候，就能看到陈勇被关进监狱的消息。

这是她们共享的好梦。

04

坚持的回馈

距离立案过去了约3个月，2024年12月20日，公安机关对陈勇骚扰他人案，涉及Yuki部分做出了终止案件调查的决定，理由是违法行为已过追究时效。

距离立案过去了约4个月，2025年1月22日，警方对陈勇骚扰他人案，涉及晴枫部分做出了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理由是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违法事实的成立。

晴枫还记得自己收到结果的时刻。她把手机偷偷带进了学校，晚上躲在寝室的厕所里看消息。警察先是让她去公安局签字，签字后再说结果。又隔了好久，警察才给她发了不予处罚的决定书。

晴枫和Yuki收到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终止案件调查决定/受访者供图

她看着警察的消息，发了很久的呆，最后只是回了一句：“好，我知道了。”

这是晴枫预想中最坏的结果之一。在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里，警方单独摘出了一句晴枫曾发给陈勇的话：“想你了才子。”在代理律师、上海海华永泰(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思琪看来，警方也许认为这是晴枫对陈勇的回应，进而证明，他们之间的聊天是“有来有回”的。

警方也曾向晴枫问起这句“回应”。她解释，快要放假前，陈勇会不断地在课堂上提醒同学们要去想他，他也会私底下跟晴枫说类似的话。晴枫知道，如果自己发了这句话，就可以让陈勇“消停点”。比起承担拒绝带来的后果，她能做的是尽量减少陈勇对自己的骚扰。

晴枫不是没有尝试过拒绝。有一次，晴枫实在受不了了，把陈勇设置成了免打扰，整个周末都没有回复他的消息。到了周日返校的时候，陈勇就把晴枫叫到办公室，问她为什么不回消息，还拿戒尺打她的手。还有一回，大约是2024年1月中旬，晴枫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复习，陈勇从她背后绕到桌前，很快地用手背蹭了下她的脸，然后就走了，晴枫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他可能停顿了两秒钟，当时我花了一秒钟来反应放在我脸上的是什么东西，再花一秒钟去反应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走了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刚刚经历了什么。”而这时候，晴枫已经来不及再做出什么行动，去表示拒绝。此后，类似的行为陈勇又做过两次。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颖告诉南风窗，在很多性犯罪案件中，极少有受害者在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强烈反抗，大多数受害者的态度倾向于沉默、甚至是无意识地同意。受害者的这种反应背后，可能存在很多考量：比如对方与自己的社会地位差别、对方对自己切身的权益的影响、对方是否会过激作出人身伤害行为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确实会造成事后难以认定受害人是否同意，或行为人是否‘强制’的原因。”刘颖说。

事实上，她们在最初就已经知道困难的存在，却还是一步一步坚持了下来。对她们而言，坚持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几位受害人向教育局实名举报/受访者供图

Yuki的父母也曾劝她放弃。那一次，Yuki因为看到陈勇的朋友圈帖子气得吃不下饭，原本支持她维权的父母，也觉得她的情绪有些异常。他们劝她，事情过去了，还是要向前看才好。

“（可是）我觉得就没有办法向前看了，既然我知道有这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不能视而不见向前看了。”自从知道自己并非唯一的受害者，Yuki就已经无法再后悔。

至少，她们最基础的诉求已经实现——陈勇被吊销了教师资格证，这意味着，不会再有更多学生成为他性骚扰的受害者。

在半年多的维权之后，长期跟进案件进展的Yuki和晴枫都意识到自己变了，变得更加勇敢、更加坚定。

晴枫感受到自己的成长。第一次去公安局立案的时候，Yuki、律师还有她的朋友都陪着她，她依旧特别害怕。Yuki能看出来她当时有些发怵，还有点发抖。后来，晴枫带自己找到的证人去公安局时，似乎充当起了过去Yuki的角色，她会提前告诉同学警察会问什么问题，安慰他们不要紧张和担心。

而Yuki也有了更多信心。因为她终于发现，自己的坚持并不孤单。

她找到了一个网络，在其中人们坚持着某种“理想”，同时彼此支持。每次Yuki公开发文，都会有很多人给她打电话要求删帖，在持续大约一周的时间里，她常常很害怕，不敢接电话。有一次，她把来电显示截图发给代理律师，代理律师找了另外几个社工朋友一起，开了一个线上会议室陪她。会议室里，大家聊聊案件的情况，有时候并不说话，Yuki也会感到很安心。

她意识到，理解别人的痛苦也是一种能力，“我相信（共情）这个东西是有力量的”。

力量传递到她手中，Yuki也变得勇敢。有一次，电话那头要求删帖的人说，她们以后结婚的时候，想到这件事会觉得很后悔，Yuki听了很生气：“难道这是什么很羞耻的事吗？我们是不应该发声吗？我们要自己忍着吗？”说完她就挂了电话。

而曾经的伤疤，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愈合。晴枫依旧会做噩梦，陈勇还是会在某天突然出现在她的梦里。如今回想起2022年4月的那一天，Yuki还是会心跳加速，有点喘不上气。

Yuki还有至今也无法面对的事。作为语文老师，陈勇曾经给她的高中三年留下了美好记忆，她的笔记里还记着很多他教给学生的诗，周记本上还有他的评语。而现在，这些东西似乎都不复存在了。Yuki不愿仔细去想，陈勇就是用这些文字在关心她，获得她的信任，又用所谓的文人潇洒去伤害她、控制她。“也许我真的需要去相信，所谓文学也是一种巧言令色。”

Yuki的手机里还存着陈勇留在周记本上的评语/受访者供图

她手机里还留着周记本的照片，她也曾想过要把本子翻出来看看，即使她不知道，自己应该对它做点什么。

可是，周记本找不到了。它和那些Yuki不愿看到的照片一样，藏到了更深的地方。

Yuki知道，总有一天，她必须把它们都翻找出来，“彻底地、非常舒坦地去面对”。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茶叶贸易是一部真正的经济惊悚片。卖家和转售商抬高巨额佣金，实施欺骗，一夜之间就可成百万富翁。

从 1727 年开始，每年俄罗斯和中国商人都会乘坐雪橇、战车、三驾马车和轿子来到恰克图（今布里亚特）。他们长途跋涉来做茶叶交易。恰克图当时被称为“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威尼斯”。这里牵涉到很多金钱。

来自专门委员会的俄罗斯商人致力于制定交易条款，与中国同行协调当季价格，同时也参观其他人的商品并展示自己的商品。在线人帮助下，他们可以改变产品交付时间来牟利。

（恰克图，1783 年，路易斯·尼古拉斯·德·莱斯皮纳斯）

出售的货物，也就是用来交换茶叶的货物，都是通过西伯利亚公路从各个省份运输过来的，这条公路也被称为茶叶之路。它从莫斯科延伸至恰克图。从那里，茶叶商人穿越内蒙古大草原，抵达当时被认为是通往中国的门户——张家口。

根据沙皇保罗一世1800年3月颁布的《关于恰克图关税的法令》，所有结算均通过易货贸易进行。俄罗斯商人一直用本土商品来交换中国茶叶：纺织品和皮革、面包、山羊皮、赛加羚羊角和马鹿角，狐狸、水獭、貂、白鼬、北极狐、猞猁甚至猫等毛皮动物的毛皮特别受中国人的喜爱。直到1855年政府才最终允许货币支付。

（1851 年地图，从伊尔库茨克到北京的路线，在两国边境有姐妹城市——恰克图和買賣城）

買賣城，字面意思是“贸易城镇”，蒙古语：Naimaa hot、Maimaa hot、Maimaachin）是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中国在外蒙古的几个贸易定居点的名称。靠近俄蒙边境，即所谓的“蒙古恰克图”（今阿尔坦布拉克）

恰克图各类商品的运输方式、保质期均有差异，运输所需的时间也不同。因此，雅库特博览会的毛皮于 11 月抵达，而莫斯科的皮革和织物则在次年头几个月抵达。

恰克图的交易有点让人想起现代交易所的股票市场。恰克图“多头”押注价格上涨，提前购买茶叶或毛皮，然后在需求高峰时卖出。空头伺机而动，故意不产生需求，等待更有利的条件。

在一次熊市中，舍斯托夫兄弟俩赚了一大笔钱。 1841年，由于山路崎岖，中国商人比往常晚运送了大批茶叶到恰克图。因此，只被允许销售上等茶叶，以免浪费时间检查廉价茶叶（毕竟，假冒商品确实存在）。当中级交易员还在犹豫是否要买入昂贵的商品时，掌握了情况的舍斯托夫兄弟已经成功购买了相当数量的商品，并成为了垄断者。

（恰克图的俄罗斯和中国商队）

当国内茶叶过剩的威胁笼罩着贸易商时，俄罗斯商人却相反，暂停了采购，因为他们担心展会和莫斯科的茶叶价格会下跌。因此推迟了货物交付，否则交易就不可能完成。

但这事不可能拖得太久。这些毛皮必须在秋季或初冬出售，而且随着温暖季节的到来，中国对毛皮的需求也会下降。由于道路泥泞、河水泛滥、货物损坏风险高、雇用马车夫的费用高昂以及牲畜饲料缺乏等多种原因，到了春季，俄罗斯境内的物流变得更加昂贵，毕竟冬季将货物运送到国内展会的费用要便宜一半。

中国茶商也先期抵达恰克图。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想尽早达成交易。而是根据一项秘密指示。根据秘密指示，商贾抵达恰克图后，必须刺探俄国商人的货品需求与销售价格，通过人为哄抬物价刺激俄国商品大量运入，再突然压低价格。章程明文建议以宴请馈赠方式笼络俄商，在觥筹交错间套取商业机密，违者将受严惩——这等于是将工业间谍与内幕交易写进了官方文件！

茶企的盈利能力更多地依赖于俄帝国内部的高定价，而不是利润丰厚的国际贸易。平均而言，买家以3至10倍的价格购买茶叶。

（十七世纪的商人家庭，1896 年，安德烈·里亚布什金）

据20世纪末伊尔库茨克出版的《西伯利亚历史大事年表》记载，早在1638年，贵族之子瓦西里·斯塔尔科夫作为使节出访蒙古，返程时首次将茶叶作为汗王赠礼带入莫斯科。

尽管俄罗斯人最初将茶称为"空洞的饮品"，甚至难以想象它会比传统克瓦斯更受欢迎，但俄帝国茶叶销量始终坚挺。谢德林在《外省散记》中写道："看起来不过是杯清茶！可要是中国人断了这玩意，咱们这儿准得乱套"。

（中国茶叶商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前进，摘自《伦敦新闻画报》，第 2731 期，1891 年 8 月 22 日）

19世纪中叶，茶叶成为俄罗斯的主要进口商品。马克思在1857年《纽约每日论坛报》头版上惊讶地指出：“以前恰克图的茶叶年平均销量不超过10万箱，而到1852年已达175万箱，商品总价超过1500万美元。”

茶商本人极少亲自采购茶叶。他们将交易委托给常驻恰克图的佣金代理人。这些代理人通过信贷或东家的资金，在俄罗斯采购工业品，将其运至恰克图换取中国茶叶，再通过陆路将茶叶运往俄罗斯集市或经西伯利亚转运欧洲。售出茶叶后，代理人需偿还债务并向茶商汇报。

（喝茶，1914 年，康斯坦丁·马科夫斯基，乌里扬诺夫斯克地区艺术博物馆）

代理人或许损害了东家的信誉，或许勉强保本，但雇主既不要账簿也不要凭证，全凭口头信任。代理人收取茶商的贿赂、以跳楼价抛售俄国商品，或完全放弃议价的情况屡见不鲜。但茶叶大亨对代理人造成的财务损失漠不关心。因为，茶叶需求持续增长，利润不仅能支付中间商佣金、抵消不利的兑换条件和物流成本，甚至足以支撑奢靡宴会。往返恰克图的商道危机四伏，对商人而言，承受些微损失远比丧命划算。途中可能遭遇劫匪…甚至同伴背叛。

（阿列克谢伊奇，1884 康斯坦丁·马科夫斯基，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随着1862年中国开放海港与苏伊士运河通航，俄国开始通过海路进口茶叶。经敖德萨绕开亚洲的运输路线更具成本优势，导致恰克图茶叶交易量腰斩。海关迁至伊尔库茨克后，恰克图的官员与商人陆续撤离。

茶商们从恰克图转战新兴城市开拓事业，同时将饮茶习俗传遍俄罗斯。自此，俄国人对茶的热爱从未消退，至今仍在每个家庭的茶炊中延续着这份跨越三个世纪的情怀。

最近，携程老总梁建章提出的“工蜂型经济模式”火了。

梁建章认为，在蜂群中，工蜂负责采集食物、哺育幼虫、构筑蜂巢。它们不辞辛苦，忙忙碌碌，却不能繁殖后代——这种生存状态神似韩国经济。

韩国这种“工蜂”经济的特点总结一下大概是这样：民众常年辛勤工作，向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工业品，他们的收入在满足日常需求外，更喜欢用于旅游等，却不愿意生育；即使选择生育，目标也是后代未来能跻身大企业，从而选择拼命“鸡娃”，但生得不多。

2024年，韩国生育率跌破0.72，再次刷新全球最低纪录。看上去只是一个数字，但它背后藏着一个国家的未来方向。

出生率不是国家强弱的终极指标，但它是一个社会是否还“能让人活下去”的直接信号。

曾经亚洲四小龙中最拼的韩国，今天却成了全球生育最低的国家。这不仅仅是人口学问题，更是社会系统全面失衡的表现。

而韩国的今天，是否就是中国的明天？

年轻人不生娃，不是他们自主的选择，而是无路可走。

很多老一辈人看不懂年轻人的“不婚不育”。他们觉得是懒，是躺平，是不负责任。但真相其实是，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是“不愿意”，而是“生不起”。

韩国社会表面现代化，背后却极其保守和压抑。

你可能听说过“补习地狱”这个词，在韩国，这是常态。孩子放学后要接着上三四个小时的补习班，课表密不透风，一周七天几乎无休（当然，咱这儿也差不多）。

教育只是压力的一部分，更沉重的是住房。

首尔一套普通两居室的价格，折合人民币约400万元。而韩国年轻人毕业后年薪大约只有15万元人民币左右。别说买房，租房都得精打细算。房租、水电、交通、饮食，再加上养育一个孩子的教育和生活支出，几乎压垮所有人（当然，咱这儿房价收入比更夸张，即便在下跌之后）。

在这样的条件下，不结婚、不生娃，成了默认的出路。不是年轻人没有责任感，而是现实已经把他们逼到悬崖边。

另外，女性生育则约等于退出职场，这是韩国残酷的潜规则。

很多韩国女性即使结了婚，也选择不生孩子。一位韩国妈妈在社交平台上说：“生完孩子那天，我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

韩国对职场妈妈非常不友善。虽然法律上规定有产假，但在实际中，许多企业并不欢迎带娃女性回来继续上班。

大公司更倾向于不结婚、不生育的女性，甚至在面试中明里暗里询问婚育计划。职场歧视看不见，但依然真真实实存在着（咱这儿也一样……）。

于是，越来越多女性干脆做了选择——要么职业，要么家庭，两个都无法兼顾。

女人的困境，本质上是制度性的困境。

韩国还有一点令人感到恐惧：补贴和政策，挽不回年轻人的生活信心。

面对严重的人口危机，韩国政府也不是没反应。补贴、奖励、免费育儿服务都推出了。但他们没搞懂的是，问题并不在发多少钱，而在生活的基本结构已经扭曲了。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按照2024年新政策，家中有1岁以下婴儿的父母每月可以获得100万韩元（约合5450元人民币）补贴，比去年增加30万韩元（1635元人民币）；抚育1至2岁幼儿的父母，每月可得到50万韩元（2725元人民币）补贴，比去年增加15万韩元（818元人民币）。

此外，男女均可享有最多1年半的育儿假，可以分4次申请，在孩子满8岁前可随时使用。

然而，还是没用。

因为年轻人要的是一种可以预期的生活，而不是一时的补贴。他们知道，只要结构不变，今天的补助也会变成明天的成本。

韩国的城市布局极度集中，全国人口超过一半都住在首尔圈，资源拥挤，房价飞涨，教育竞争无解。这是生育率下降的根本。

只要这些结构性的矛盾不变，发再多的钱也没用。

不光是韩国的问题——从“奋斗者”变成“工蜂”，东亚年轻人正在集体退出这场令人窒息的生存游戏。

过去几十年，韩国人是亚洲最拼命的民族之一。从“汉江奇迹”到三星、现代的崛起，背后都是一代代人艰苦奋斗的结果。

但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想再继续这场“接力赛”了。他们用“工蜂”这个词形容自己。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没有生活，也没有未来。赚来的钱不够生活，更别提结婚、生子。

曾经的奋斗有希望，如今的努力只换来疲惫。他们并不怕累，怕的是无意义的重复，成为被压榨的“社会耗材”而毫无价值尊严感。

选择不婚、不生，是一种集体性的沉默抗议。他们拒绝再为一个已经看不到出路的系统拼命。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会不会是下一个？

很多人看到韩国的困境，难免担忧中国会不会也走向同样的未来。

现实是，中国一些大城市的生育率已经低于韩国。2023年，北京、上海的生育率低于0.7，广州、深圳也差不多。而全国总和生育率也跌至1.0，出现60年来首次总人口负增长。

相比之下，中国体量大，还保有一些“缓冲带”。比如，二三线城市和县城的生活压力稍小，父母辈还愿意出钱、带娃。但这些优势能维持多久？更何况，小城市就业更难，房价还是很高。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年轻人对未来的信心正在迅速下滑。

当“努力也没用”成为普遍共识，整个社会的生育意愿自然会崩塌。

必须要注意到：生孩子不是数字，是年轻人对生活现状的投票。当教育模式越来越变态扭曲、当就业越来越卷而压榨不停、当工资不涨而生活成本却居高不下、当人们难以拥有足够的假期、当劣质有毒食品依然充斥着市场，谁还愿意生娃继续承受这一切？

很多政策制定者把生育率当成一个冷冰冰的数据。但对普通人而言，生孩子是对社会未来做出的“信任投票”。

只有人们觉得这个社会值得继续生活下去，你才会愿意传递生命。

但今天，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想做这个决定——不是他们不爱孩子，而是他们不接受这样的生活。

如果一个国家的年轻人普遍不愿生育，不该先去指责他们。更该反思的是，这个社会到底给了他们怎样的生活条件。

中国，正在“工蜂型社会”这条路上快速前进。

改变的时间窗口并不多。如果不真正从根本上去解决年轻人的生活焦虑，再多的补贴和鼓励都将沦为空谈。

“工蜂经济”这个比喻实在是太精妙了，感谢梁建章的勇敢发声。

但也要说个冷笑话：蜂群社会尽管有工蜂作为耗材，至少还有能够繁衍下去的一整套机制，而我们的社会呢？

每个周末在教室里昏昏欲睡的学生，都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周末。可在现实里，他们往往需要签下一纸“自愿到校”的申请书，才有资格光明正大地继续被安排考试、自习、刷题、总结、背诵……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当下中国多数中学对落实双休这一政策的真实回应方式。

2025年春季，全国范围内推行高中双休制度。这项改革原意良善，旨在缓解学生长期积压的身心压力。但一纸政策下发，进入地方教育系统、学校管理层、家长家庭，再到学生个人，层层“转译”之后，终究在大多数地区变了味。

 在我的记忆里，这不是第一次教育减负了，我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搞过一次，那还是2016年的时候，本人第一次接受电视台采访就是对“弹性放学，自愿到校”问题的回应。记者在我初中学校门口蹲了半天，不知道怎么的就选中我了，然后喊我过去回答几个问题，这时候在门口的教导主任也过来了，递给我一张纸条让我背熟，然后就有了如下对话：

“同学你是自愿到校的吗？”

“是的。”（是个鬼啊，能7:30上学我为什么要6:30就过来）

“同学你觉得学校双减政策落实的怎么样？”

“作业量比以前少了，我的课外辅导班也停了。”（当然停了，因为直接去老师家补习了）

“同学，我注意到现在才6:30，但是初中上学时间应该是7:30呀”

“我们学校有一个弹性上放学政策，因为考虑到我爸妈上班时间和我上学时间不一致，通勤有困难，所以可以自愿提前到校，晚些放学。”

“那你觉得这个政策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让我爸妈负担也轻松了，我在学校也可以学到更多东西。”（轻松个锤子，我爹8点上班，我妈7:30上班，从小学到高中，不是因为我他们都能多睡一会）

除了这种弹性放学，自愿到校申请书，自愿自习申请书，课后辅导申请书，阴阳课表早就搞了快十年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罢了，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全面否定，毕竟这是中国特殊国情导致的，真要搞素质教育全面发展，那你让西北地区的孩子怎么和北京上海的孩子比？

中国高考制度决定了千军万马必须挤过一座独木桥，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学校被用升学率考核，老师的评优评先看班级成绩，家长望子成龙焦虑不安，学生自幼被告知考不上就没前途。在这样一个社会预期下，“休息”从来不是值得被鼓励的行为，反倒常常等同于“堕落”“不自律”。所以即使教育部文件白纸黑字写得再清楚，只要没有改变升学路径和人才选拔逻辑，学校就不会敢放，家长就不会放心，学生就只能被自愿。

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最终执行者之间隔着若干层级，中央想“治本”，地方想“治稳”，学校则要“保结果”。当治理的目标不是一致的，最终的“落实”也就变得千姿百态。各地教育部门在解释“为什么不能真双休”时，大多提到教学任务重，通勤不便，资源不足等理由，听起来合理，实则是以现实难题掩盖对体制优化的推诿和懒政。要知道，教育资源的不均和课时安排的紧凑，不该由学生的周末来填补，更不该靠摧毁孩子身心健康来对冲。

假双休背后反映的是全民焦虑，当社会整体的流动性开始减弱，“机会”越来越集中于头部高校、热门行业、资源城市，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一种“唯分数论”的筛选机制里。大人们自己都没有摆脱“996”的焦虑，又怎会愿意让孩子周末休息？这不是孩子的错，而是整个社会结构不愿意停下来的问题。家长焦虑、老师焦虑、校长焦虑——每个人都深知这样不正常，却也只能默默继续，因为谁都不敢先躺。于是明面上写着双休，骨子里却是变相加班。

双休之所以难，并不在于制定，而在于撼动了太多既得利益和路径依赖。要真正让双休成为“实休”，请从教育资源平衡做起，中国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教育领域同样明显。

在那一纸“自愿申请书”的末尾，有学生的签名，也有家长的笔迹。那是一个时代共同“心虚”的印记——我们明知道孩子们不愿意，却还是替他们按下了“同意”。

如果双休制度注定要在现实中打折执行，我们至少应该先学会诚实，不要再用“自愿”来粉饰强迫，不要再把“竞争”合理化为压榨，哪怕不能马上让每个孩子都休两天完整的周末。

都是咱马家人👍

媒体获悉，今年3月23日，曾引发全国关注的冤假错案当事人赵作海在河南商丘因病离世，终年72岁。据其亲属透露，赵作海遗体已安葬于老家柘城县老王集镇赵楼村。

1999年，赵楼村村民发现一具无名尸体，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被刑拘，在羁押期间，赵作海遭受刑讯逼供，被迫作出9次有罪供述。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1年后，随着“被害人”回到村中，这起离奇案件出现戏剧性转折。赵作海被改判无罪，并得到65万元国家赔偿。

该案随后启动追责。

2010年，“赵作海案”的主审法官胡烨、审判长张运随、审判员胡选民、代理审判员魏新生停职接受调查，此后再无下文。停职前，胡烨已升任河南省高院的法官，其余三名法官都在商丘市中院刑一庭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主审法官胡烨也是河南吴留锁冤案审理法官。

当年拍板的时任地区政法委书记王师灿因为已经退休到美国居住，未能追责。

2012年6月，开封市龙亭区法院对刑讯逼供赵作海的6名警察作出一审判决。6警察刑讯逼供罪成立，其中5人获刑，一人免予刑事处罚。

此外，商丘市检察院当年出庭支持公诉的两名检察官汪继华和郑磊，已经于数年前先后离开检察院，目前在商丘市的律师事务所任律师。

时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立勇针对赵作海案件，就如何“纠正执法问题，促进公正执法”进行专门讨论。

张立勇说，在当时的庭审中，尽管辩护律师为赵作海作了无罪辩护，但声音很微弱。法官先入为主，一开始就把被告人定做罪犯。辩方和控方，没有平等的话语权。所有这些，最终导致法官职业操守的缺失。法官不能坚守职业操守，最终导致冤案发生和法院的地位下降。

张立勇表示，赵作海案件，反映出我们法院有些法官没有很好地处理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没有坚持疑罪从无。法院要进一步在转变司法理念上下工夫，始终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

事实上，启动追责的案件中，赵作海案的追责“动静”已是最大。

“法度law”检索发现，近年多起冤错案，事后追责大多没有下文。

由于追责未设时限，不少案件处于追责结果没下文的状态，陈夏影案、念斌案、杨明案等，均未见到启动追责的公开报道。

据悉，早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就颁布实施了《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明确规定了错案责任的追究范围、违法责任。

2013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台首个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明确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明确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2015年2月，最高检出台《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2013—2017年工作规划)》，其中明确提出将健全冤假错案防范、纠正、责任追究机制。

对于冤错案追责难的现实，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英辉认为，这与过去的办案机制有关系。原来的体制存在问题，并非谁办案谁负责，很多是审委会集体讨论通过的或者判决是由多级法院核准的。一旦确定为错案，要倒追谁是决定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责任人就比较困难。所以，现在的司法责任制改革中，强调谁办案谁负责，从源头预防冤假错案。

作者｜京睿

版权来源｜法度Law

每年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数据》都会公布农民工“随迁儿童入园率和在校率”的数据，几乎都接近百分之百。例如，2024年，“3—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为94.5%、义务教育年龄段随迁儿童的在校率为99.8%”。

但是，如果你对中国流动人口和留守儿童现状有基本了解，就知道，这些漂亮数字，毫无意义，甚至有点“掩耳盗铃”。

为什么这么说？所谓“随迁儿童”，意思就是跟着父母在外地生活的孩子。他们跟着父母，前提一定是能在那里上学。只要有能力把孩子带在身边，家长当然会确保孩子有学上。如果打听到新城市入学要求高、入园难、择校贵、证件麻烦，在现实中很多家庭干脆不会带孩子一起出来打工，而是留在农村老家，成为留守儿童。

所以，现实是，好多还在幼儿园，小学阶段的孩子，因为没有在父母工作地上学的机会，被迫留守。失去了成为“随迁儿童”的机会，他们自然就不会进入这项“入学率接近100%”的统计。也就是说，这个数字本质上筛掉了最难、最弱势的“留守儿童”，最后只统计那些本来就有条件入学的幸运孩子，再怎么高也没有实际参考意义。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国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2020年，全国还有超过6600万的留守儿童（详见上图）。

多数城市公办学位有限、入学门槛高，如果没有本地户口，就只能走积分入学和积分入户。但这些积分往往对学历高，购买社保的群体更有利。以苏州为例，父母如果是高中学历，可以加20分，而研究生以上学历可以加200分。东莞的积分入学可能是最宽松的，对学历没有要求，但是积分是基于社保缴纳时间的，很多灵活就业的群体，没有买社保，当然也就积分入学的条件。而且很多地方，即使拿到积分入学的条件，具体的学校是随机分配的，导致很多孩子要在离家很远的学校上学，虽然都在一个城市，但如果通勤距离太远，对于学生和家长都是很大的挑战。

所以，这导致目前我国还有6千万左右的留守儿童，其中4千多万都在农村。他们因为没有条件在“流入地”入学、最终只能留在农村老家。只有那些能“顺利办下入学的”，才统计进了官方口径里的“随迁儿童”。而那些最需要帮扶、最值得关注的，本该被看见的数据，却被巧妙地排除在外。

所以这样的“在校率”“入学率”，表面光鲜，实则并未反映政策下的障碍，也没有反映农民工子女的实际受教育状况和社会分层。比如，同样是“义务教育阶段”，农村老家公立学校免费入学门槛较低，但大城市即便“义务教育”，外来工子女要列队办各种材料，往往还只能进去民办、“过渡班”或者三无小学校园；大部分公办幼儿园只收本地户籍，有的还收取高额赞助费。这才是现实。

而那些为了教育不得不分居两地的家庭，孩子在农村上学，父母一年见一两次面，感情淡漠，心理健康和安全问题也频频发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都显示，2020年，中国有4177万农村留守儿童，其中27.1%的小孩是完全由祖辈照看，还有12.9%的儿童是单独或与其他儿童一起生活。这些被“统计在外”的问题孩子，他们的教育、健康、安全、情感全部被长期忽视。

总之，看似完美的“随迁子女入学率”，更像是一份自己给自己评分的成绩单，通过显而易见的筛选偏差，掩盖了残酷的现实。剩下当然都是“几乎100%”。但真正困在入学门槛外、需要教育公平的孩子，依然在无声地被忽视着。

我对印度这个国家实在是没什么好印象：

种姓制度，堪称当今世界最为腐朽的传统糟粕。这种按照血缘出身将人分出贵贱等级的做法，每存在一天都是人类现代文明的耻辱。

社会治安，几乎是噩梦般的存在。骇人听闻的强奸案，防不胜防的盗窃抢夺，不可信赖的警察系统，让印度成为国际旅客的玩儿命圣地。

公共卫生，虽然中文世界流传的“干净又卫生”不能代表印度所有的地方，但该国公共卫生状况整体之恶劣还是全球知名的。

此外，还有诚信缺失、盲目自大等族群文化问题，也让人很难对印度国民产生好感。

但是！我不喜欢印度，我能看到印度存在的各种问题，却从不会蔑视这个国家，更不敢忽视印度人这个庞大到冠绝全球的族群。

无论是在国家竞争的宏观层面，还是我们作为个体在“地球村”寻求发展的微观层面，印度人都是绕不开的存在，也绝对会成为中国的长期主要竞争对手。

忽视印度，将是极其危险的战略误判，蔑视印度，必定会因傲慢无知付出沉重代价。

作出这样的判断，当然绝不是单纯因为印度人口世界第一，而是基于多个因素的综合考量：

第一，印度人之中肯吃苦肯拼搏肯创新的人才绝不比中国少，甚至因为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种姓制度的存在，很多中下层印度人的努力程度已经远远高于中国人。

稍有基本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不同族群的先天智商是没有显著差别的，基础环境与后天努力共同决定了发展的高度。印度当前在基础环境方面相比中国还是落后一截，但差距正在缩小，在后天努力的追赶之下，很难说中国相对印度的领先优势还能维持多久。

第二，因为英语普及率和族群抱团文化等因素的叠加，印度裔移民在全世界众多主要国家的占比正快速提升，在科技、教育、商业等领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对于个体的中国人来说，参与国际竞争时难免会被拿来与印度人做比较，很遗憾的是，中国人的印象分相比印度人并不占优势。

对于中国来说，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在全球各个领域的影响力正在持续提升，且因为发展阶段的差异，其提升速度在当前比中国要快得多。

第三，因为发展生态位高度重合以及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印度政界整体上对中国高度警惕，印度民间对中国的仇视心态极为突出。

这一边，中国人整体上对印度持嘲讽、蔑视和厌烦的态度。

那一边，印度人整体上对中国持追赶、警惕和仇视的态度。

再不修正对印度的认知，继续沉溺于从印度人身上找优越感的话，就很危险了。

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抑郁风险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学生手机沉迷现象严重，初中阶段尤为突出。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联合发布《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2024）》，当中《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下称“报告”）披露上述信息。

该研究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委托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与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联合开展。调查采集有效样本13992份，对象涵盖小学五年级到高二年级的学生，平均年龄14.6岁，其中男生占50.2%，汉族占75.7%，住校生占65.4%。

报告指出，农村学生抑郁风险检出率高于以往中国青少年抑郁风险检出率。其中，21.5%的农村学生有轻度抑郁风险，8.1%的农村学生有抑郁高风险，抑郁风险检出率是城市学生的1.5至2倍。抑郁风险反映存在抑郁情绪的可能性，不等同于临床评估诊断的抑郁症，也非患病率。

农村学生问题行为发生率突出，例如“不做作业或抄作业”、“骂人或说脏话”的行为发生率均超过半数，“与人争吵”的发生率也达46%。分年级来看，初三、高一、高二年级学生不做作业或抄作业的发生率均超过60%。

而学生的学业表现与其心理健康状态紧密联系。根据学生的自我报告，39.3%的农村学生成绩处于60-70分区间，15.8%日常成绩不及格。随着分数的降低，抑郁风险检出率升高。

报告解释，60-70多分的成绩，实际上意味着存在一定的学习问题，有相当部分的所学内容没有掌握；日常成绩不及格的学生则意味着严重的学习问题。

研究还发现学生手机沉迷现象严重，初中阶段尤为突出。46.1%的学生倾向于不能忍受没有手机，43.8%的学生倾向于即使未使用手机也会一直想着它，均高于全国青少年水平。不同性别不同年级农村学生的手机沉迷倾向存在差异，初二女生表现出更强烈的手机沉迷倾向。

蓝皮书中另一专题报告《2024年不同人群短视频使用强度与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农村户口、父母学历低或家庭经济状况差的青少年和大学生，以及中等学历、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的成年人，短视频使用强度更大；社会关系不佳，如留守青少年、父母关系不睦、师生或同学关系差的青少年或大学生，短视频使用强度也更大。长时间使用与更高的抑郁、焦虑得分及更低的自我满意度相关，青少年中，这一关系呈线性趋势。

家庭支持的薄弱增加了农村学生心理健康风险。报告指出，父母离异的学生抑郁高风险率（10.0%）高于父母结婚家庭（7.5%）。父母关系越差的学生抑郁风险越高，父母关系非常和睦的学生抑郁风险检出率最低，父母关系很不和睦的学生的抑郁风险检出率最高。

另外，父母长期外出、学生住校也会增加风险。相比于父母都在家、父母只有一方外出的学生，父母均外出的学生抑郁高风险率最高。

亲子沟通是父母提供有效支持的重要途径。当学生认为父母不了解自己遇到的困难时，其抑郁高风险检出率为认为父母了解的学生组的7倍。

与此同时，农村教育系统可以为学生提供的心理支持不足。在农村学校，心理健康师资普遍短缺。报告指出，79.7%的农村学校配备心理教师，但多为兼职，仅有少数学校有专职心理教师。

报告提出，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心理发展的关键阶段。处在这一时期的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对其未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相比城市青少年，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对突出，主要表现在抑郁风险更高、学业适应困难、心理创伤发生率高、行为问题显著以及积极心理品质有待提升等方面。

大规模留守儿童因家庭结构破碎与情感支持缺失陷入困境，农村学校面临专业心理师资匮乏、课程体系薄弱的现实，叠加贫困、校园欺凌、低龄寄宿等压力源，形成系统性风险，亟需社会广泛关注与支持。

报告建议，应全面提升农村教师心理健康素养，建设农村学校心理健康工作队伍，强化家庭支持，促进家庭功能，借助新技术推动优质资源援助农村地区，加强心理课的活动设计与推广。

马克思的祖先来自中国。马克思的祖先是在元朝随蒙古大军从中国到达欧洲的。马克思的祖先在中国是回族人，再往前追溯也是周朝犹太人°的后裔。世界上的回族人和犹太人在历史上曾经有共同的源头，源于华夏族群。

马克思的家族具有穆斯林文化传统。有关马克思的文献中没有发现马克思吃猪肉的记录。马克思不吃猪肉的原因是，他遵守了古兰经的规定。古兰经说猪肉是肮脏的，非法的。古兰经禁止吃猪肉。马克思的妻子马燕妮也是来自穆斯林家族。按照穆斯林文化习俗，如果夫妻两人有一方是穆斯林，另外一方一般也是穆斯林。如果婚前不是穆斯林，婚后也会遵循穆斯林文化习俗。马克思的妻子马燕妮来自穆斯林家族，马克思在生活上也会遵循穆斯林不吃猪肉的习俗。马克思死后，墓前没有石人、石马，符合穆斯林的简葬习俗。马克思的家族是回族。在中国的民族认定中，70万犹太人曾经被认定为回族。如今世界回族人中有许多是犹太人。

马克思的父亲海因利希，原本叫做希尔谢·哈列维·马克思，是犹太教士。马克思的爷爷也是犹太教士，也是梅因兹（Mainz）著名犹太教士哈列维的后裔。哈列维之子敏兹是帕都亚的犹太教典学校负责人。马克思的母亲普列思博克同样是著名学者与贤人后裔的拉比之女。

拉比（Rabbi）是接受过正规犹太教育，系统学习过《塔纳赫》、《塔木德》等犹太教（Judaism）经典，担任犹太人社团或犹太教教会精神领袖或在犹太经学院中传授犹太教教义者，主要为有学问的学者。2～6世纪曾作为口传律法汇编者的称呼。后在犹太教社团中，指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熟悉《圣经》和口传律法而担任犹太教会众精神领袖或宗教导师的人。

在纳粹德国期间，欧洲的回族人和犹太人受到严重迫害。马克思的后裔家族逃亡到世界各地。在马克思的后裔中，生活在马来西亚的约有8000多人，基本上都是穆斯林。

马克思一生共有过6个孩子。1858年，他在一封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对于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最愚蠢的莫过于结婚生子，使自己被家庭琐碎的小事束缚起来。”

马克思先后遭到德国、比利时及法国政府的驱逐。最后，他来到了伦敦，从事他那伟大的工作，抚育孩子。长子海涅出生不久便夭折了，马克思把孩子的死视为“资本主义罪恶制度下，穷人悲惨境遇的牺牲品”。两年后，又遭次子弗朗西斯卡夭折。1852年，马克思在书信中写道：“我的妻子病了，女儿珍妮病了，我无法而且从来无法请医生为她们诊治，更无钱买药。上周，我还能为孩子们买土豆和面包，可今天，我又能为他们买什么呢？”

马克思喜欢炒股。1864年6月，马克思给菲利普写信说，他在伦敦股票市场上赚了400英镑。同年7月4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在最近的十天里，如果我有钱的话，那么我就能在股票市场上发了一笔。现在时机已经来了，只要有一点脑子和少量的钱，就能在伦敦股市赚大钱。”炒股票亏钱后依旧不愿意出去找工作。写作是他的最大兴趣。

马克思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基本上相信人有来世。马克思给他的女婿信中写道：“我将一生奉献给了革命斗争。为此，我并不后悔。如果有来世，我还会这么做的，但是我不会再结婚了。但是，今生我非常想将我女儿从困苦生活的境遇中解脱出来，而不要像她母亲那样，为了生计而身心疲惫。”如果马克思往生后能够转世为人，可能不会再结婚。

马克思和其忠实的管家海伦·德穆恩曾有过一个私生子腓特烈。1851年，腓特烈·德穆恩出

生不久，就被托付给一对工人夫妇收养。腓特烈的学费由恩格斯提供。恩格斯一直自称是腓特烈的父亲。1895年，恩格斯在去世之前，将真相告诉了腓特烈和埃莱诺。他们同父异母，埃莱诺和腓特烈后来成了挚友。腓特烈在伦敦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腓特烈于1929年去世，享年78岁。他是马克思的子女中是惟一活着看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人。

马克思的女儿去世后，其中有的后裔也转世为人。中国广州武台寺印幸法师°的前世曾经是马克思的女儿。关于马克思及其女儿与中国印幸法师前世的关系，印幸法师将会写文章进行说明。

《俄罗斯报》记者切尔卡希在伦敦乘坐出租车时，发现司机安东尼·马克思是马克思的后裔。他车上挂的卡尔·马克思的小幅画像，镶在精致的铜框里。司机与马克思长得很像。司机说马克思他是他的高祖。马克思的女儿是司机的曾祖母。

马克思一生经历长达四十年的流亡生活。1843年他被迫卸任《莱茵报》主编，带着一家老小走上流亡之路。1848年12月，普鲁士政府剥夺了马克思的国籍。从此马克思开始了长达三十五年没有国籍的生活，直到去世。“我是世界公民。”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也是马克思流亡生涯的真实写照。

马克思的祖先是来自中国元朝的穆斯林。如果再往前追溯，马克思的回族马姓氏族源于西周周文王的后裔，也是西周犹太人族群的后裔。西周犹太人族群中的马氏家族属于西周王族的一支。西周第一个国都是耶路撒冷。中国的周文王、周武王和周成王分别是《圣经》和《古兰经》记载的扫罗王、大卫王和所罗门王。马克思的回族马姓氏族在西周时期属于以色列犹太人族群。

想到了彭帅事件

音乐能做什么？在街头抗争的烟雾与人群之中，一首歌无法阻挡催泪弹，无法抵挡逮捕令，也无法叫政权倒下。但它能让人不再那么孤单，让城市的沉默裂出一点缝隙，让那些快要被遗忘的记忆重新浮现。

一、唱K可以推翻政权吗？ ──嘉年华式抗争与音乐的新角色

2014年的香港，有过这样一个夜晚：几顶帐篷、几盏营灯，一群年轻人围坐在金钟的街头。有人拎来一把吉他，有人低声唱起〈海阔天空〉。那是属于很多人青春的旋律，熟悉、安静，也许还带着一点不合时宜的浪漫。就在那时，我身边有人低声嘟囔了一句：「唱K可以推翻政权吗？」语气里有些笑，也有点刺骨。

那句话后来变成了某种批评的代号。 「嘉年华式抗争」——在社运语境里，这四个字总带着一点轻蔑的语气，好像说你不够激进，不够认真，不够用力。但真的是这样吗？到了2019年，那些曾被看作软弱的东西，一一被翻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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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name="ts" text="黄色圣诞音乐串流何韵诗演唱青春颂

2019年的香港是另一种样子。示威变得流动、匿名、难以捉摸，而音乐也变得无所不在。它潜入了日常：商场里忽然响起歌声，街角的小喇叭放出合唱的录音，市民拿着镭射笔仰望天空、有人开始哼唱，于是更多人加入，声音就这样一层一层地铺展开来。

〈愿荣光归香港〉成了这场运动最广为流传的音乐记号。它没有明示的政治口号，但每一个音节都是宣言。从网上匿名贴文起家，到素人网友录音混音，最后成为集体在商场、地铁、天桥下合唱的「国歌」，这首歌像是给沉默找了一个可以出口的位置。那不是单纯的歌唱，而是一种集体记忆的重组，是情绪的共振与相认。

与其说是唱歌，不如说是某种无声的约定：我们还在这里，我们还没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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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的音乐出现方式，和我们过去所理解的「抗争音乐」也不同。它不像经典民谣那样先有一位歌手写好、唱红、传唱；它是反过来的——先有情绪，然后才有歌；先有需要，才出现旋律。

在这样的情境里，「嘉年华式抗争」或许不是一种削弱，而是一种抵抗的更新方式。嘉年华，不只是狂欢，更是夺回空间、推翻权威秩序的历史策略。当城市的街道、商场、广场，都被一层层的武力与恐惧封住，歌声是少数还能穿过这些封锁的东西。它轻、不具威胁，但正因为如此，它到处都在。

在那一年里，音乐不再只是「唱K」，它是「和你Sing」，是街头的一场呼吸。它不是为了推翻政权，而是让人在被推倒之前，还能彼此看见。它不会变天，但会让你撑过那天。

而且我们都知道，有些抵抗，是从彼此的眼神和歌声里慢慢累积起来的。

## 二、什么是抗争歌？ ──定义比你以为的更宽广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抗争歌」似乎应该具备某些明确的条件：要愤怒、要高亢、要把不公不义直接唱出来。但如果你曾站在人群中、经历过警察清场的夜晚、或者只是静静滑过YouTube上的留言，你会发现——一首歌会不会成为抗争歌，关键从来不在它写了什么，而在于，它在什么时候被唱出来，又是被谁唱出来的。

2019年，何韵诗发表了一首叫〈我总是想像你离开后的日子〉的作品。不是为了运动而写，不包含任何口号，甚至旋律也异常轻柔。但就是这样一首歌，在示威退潮后、在审判与秋后算帐开始之前，被许多人收藏、转贴，甚至有人留言说：「这首歌陪我撑过那几个星期，每晚听着听着，就不那么想哭了。」

在评论区中有很多感人的话

「我们太久没有哭过了」，何韵诗说。 「自从那年六月，每个人都戴着装备，出门就进入备战状态。但我们忘了，我们也是有资格哭的。」这句话也道出了另一种抗争的形式——情绪的承认。当所有口号都说「坚持到底」、当每场集会都要「不撤不退」，这首让人静静落泪的歌，反而成为了人们心底最真实的对话。这，就是一种抗争。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方皓玟的〈你是你本身的传奇〉。这首歌发行于2018年，原本只是她写给自己和一位朋友的鼓励之歌。到了2019年，这首歌开始在Telegram群组里流传，被印在口罩包装上，也被写进信封里，寄给被捕的手足。他们写道「无论世界怎么催逼你变，记住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凭你的双手去写你故事」，这首歌后来成了许多人的精神支柱——当现实里什么都可以被涂改、模糊、吞没，这句话就像一面还没被喷漆盖掉的墙，提醒人们：你还有你的名字，你还有自己的故事。

这不是一首政治歌曲，但它在街头与牢狱之间流动，它撑住了一种不被压低的自我。当一首歌在成为「歌」之前，先成了一句话、一种信念、一段无声的拥抱，那它就已经是抗争的一部分了。

这样的转化其实一直都在发生。 〈银河修理员〉不是为了运动而写，却在一所中学被学生合唱后，留下了记过、留下了纪念，也留下了一句留言：「2021年7月，记念信义中学。每一位的银河修理员。」一首关于梦与修补的诗意之歌，被年轻人拿来对抗制度、对抗不能说话的校规。也许他们从没想过要成为「政治人物」，但在那天，他们站着唱，那就已经足够。

还有〈青春颂〉。这首歌不是喊口号，也不讲革命，它只是唱青春如何像光一样无法抓住。但正因为如此，它才特别像是那些年我们没能拥抱完的人、没能说再见的朋友，或那些站在人群里，却从此没再出现的身影。它是给年轻人自己的歌——不关乎宏大叙事，而关乎我们怎么在压抑里，还记得自己曾经活过。

甚至〈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也是一首值得细看的歌。它没有明言是为了谁、为了什么而唱，但在2020年，当抗争走入低谷，当越来越多帐号停更、街头沉寂，这样一首关于「现实和想像之间落差」的歌，被无数人默默加入播放清单。这些歌，没有在新闻出现过，却在耳机里陪人走过日子。

你会发现，一首歌变成抗争歌，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它「够激烈」，而是因为它在「那个时刻」给了人一点重量，一点力量，或者只是一点点陪伴。

甚至连〈光辉岁月〉这样的经典，在雨伞运动时曾一度被批评为「左胶」、「失败主义」，却在反送中运动里再次被大合唱。人们或许不再相信它能「改变世界」，但他们还愿意唱它——愿意，就是抵抗。

抗争歌从来不是某个类型，它可能来自独立音乐人、流行偶像、busking歌手，也可能是匿名网友在论坛上临时写下的一段旋律。它可能高举拳头，也可能轻轻唱着「没关系，你已经够好了」。在这个越来越难发声的时代，能够被唱出来，本身就已经是勇气。

所以，什么是抗争歌？

也许，是那首在你逃跑时还在耳机里播着的歌；是你在法院外看到有人小声哼唱的旋律；是你在记过通知单上看到同学抄下来的歌词；是你在深夜点开YouTube时，留言区里满是「谢谢你陪我走过」的那首歌。

它不一定呐喊，但它一定有人在听。

它不一定要你上街，但它让你知道，你不是孤单一人。

三、在歌声中抵抗（上）：台湾──情绪的风景，音乐的行动

如果你曾在2014年春天走过台北立法院附近，也许会记得那样一个夜晚——那里有帐篷、书架、便当、甚至还有一架钢琴。那是一场由学生主导的占领运动，人们称之为「太阳花学运」。而在那样一个喧嚣又专注的现场，有一首歌像黎明前的灯火被静静点亮。

那首歌叫〈岛屿天光〉。

它是灭火器乐团为这场运动特别创作的作品，由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学生向主唱杨大正邀歌，录音现场就是占领立法院外的人群。那天的录音不完美，有人音准浮动，有人进拍太快，但歌声真诚地拥抱了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那不是一首唱给外界听的宣传歌，而是一首为了彼此而唱的歌——唱给坚守、唱给犹疑，也唱给将来的自己。

「天色渐渐光/咱就大声来唱着歌/一直到希望的光线/照着岛屿每一个人」歌词里有光，也有等待，那是一场不确定的运动里，少数能让人安静地相信「我们不是孤单的」证据之一。

如果说〈岛屿天光〉是写给一场社会运动的歌，那么在台湾，还有许多歌是写给某一种沉默太久的痛。

蔡依林的〈玫瑰少年〉就是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改编自2000年高雄发生的校园性别霸凌事件——叶永鋕，一位喜欢跳舞、举止比较阴柔的男学生，在学校被排挤，最后在厕所滑倒死亡。多年后，蔡依林用这首歌讲述那个被「正常」社会拒绝的人，唱出一句：「玫瑰少年在我心里/绽放着鲜艳的传奇/我们都从来没忘记」

它不是一首典型的抗争歌曲，但它在同志大游行现场被无数人合唱，也在家庭与信仰交战的房间里，陪伴了许多年轻人走过「敢不敢说出来」的岁月。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是对抗某个政权，而是对抗那个让人不敢成为自己的世界。

还有焦安溥（张悬）的作品，她的作品一向内敛而坚定，像〈玫瑰色的你〉这样的歌，从来不高声疾呼，却在很多人的伤口边，像一块安静的布，盖住正在流血的地方。她不会告诉你怎么做，但她会陪你撑过不能做什么的日子。

音乐的抵抗，有时不是为了改变什么，而是为了在还没改变之前，让人能够撑住。

这样的抵抗，也出现在台湾原住民歌手阿爆（阿仍仍）的作品里。她用排湾语创作的专辑《kinakaian 母亲的舌头》，在2020年获得金曲奖肯定。这不只是语言的复兴，更是文化与历史记忆的拾回。对于长期被边缘化的原民族群来说，能在主流平台上，用自己的语言大声唱歌，本身就是一场不需请求的存在声明。

她的音乐不怒吼、不抗议，但它存在。这是我们所能想像的最温柔而坚定的抗争方式之一。

如果我们再往土地与环境的方向看，还有像林生祥、拷秋勤这些深耕农村与环保议题的音乐人。林生祥曾以〈种树〉与〈临暗〉为例，唱出农村人口流失、土地争议、与经济正义。他的歌像老土地一样慢，慢到你必须蹲下来听，才能听见里面隐约的怒气与愿望。这些歌经常在反核、反迫迁的集会上被弹唱，在大声疾呼之间，提供一种慢的力量。

有人说，台湾的抗争没有香港那么激烈，但在声音里，它其实一直在。

台湾的抗争歌，很多时候不在于「反对什么」，而是「还能相信什么」；它不只是一场街头的动员，更是一场长年文化积累的展现。当歌声出现在立法院门口、同志游行队伍、部落的山路，甚至只是你家的客厅，它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

我们还在唱，因为我们还在。

三、在歌声中抵抗（下）：香港──从匿名之歌到城市的合唱

有一天傍晚，观塘apm商场的手扶梯前，传来一段熟悉的旋律。一个男生开口唱：「愿荣光归香港」，他声音有些颤抖，像是刚鼓起勇气。几秒后，有人接上第二句，再来，是一整层楼的人合唱。商场里突然安静，连旁边精品店的背景音乐都停了下来。手机镜头举起，人群像是瞬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在一起。

那不是演唱会，那是2019年的香港。

〈愿荣光归香港〉的诞生是一个传奇。它没有作曲人浮夸的记者会，没有唱片公司的宣传稿，甚至一开始连歌手名字都没有。只是某天，连登论坛上一位用户发了贴文：「作咗首军歌，帮大家回血」，招募网友一起录音。那个网名叫Thomas dgx yhl 的创作者说，他只是想做一首「严肃有力」的歌，像国歌一样可以鼓舞士气。

但他没想到，这首歌会在几天内被成千上万人下载、翻唱、改编，用各种方式唱出来。有人改编成钢琴版、女声版、合唱团版本，还有人翻成英文、日文、德文，传到世界各地的游行现场。这不是一首单纯的歌曲，而是一种情感的语言。你唱出来的不是旋律，而是一种表态——我们愿意站在一起，哪怕没有人告诉我们这样做有用。

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是：「祈求民主与自由，万世都不朽，我愿荣光归香港」这句话曾让人哭，也让人被捕。后来香港教育局公开点名这首歌「带有强烈政治讯息」，不应在校园播放。但这首歌最早的合唱之一，就是由一群中学生录的。他们或许不知道自己违反了什么，但他们知道，有些东西，如果现在不唱，就没有机会再唱了。

这种来自匿名与素人的创作，反映了2019年运动里一个显著的特征：没有领袖，也没有「大台」；但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行动者。就像音乐——没有舞台也可以响起，没有标签也可以被听见。

除了全新创作，旧歌也被赋予新的生命。 〈海阔天空〉、〈光辉岁月〉这些曾经的「金曲」，重新成为人群中的合唱曲目。它们的时代背景也许早已不同，但里面的情感——对理想的向往、对压迫的抵抗——仍然可以被新一代理解。有人说，这些歌太温和，太旧，但也有人说，它们就像是另一种历史的回音：那个相信音乐能改变世界的时代，还没完全死去。

然而，也有些创作，是新的，是激进的，是不加修饰地呐喊出来的。像方皓玟的〈人话〉，直接批评警暴与失序，歌名呼应7.21元朗恐袭过后，利君雅多次怒斥警方：「讲人话啦！」，用一句「Tell me what did you say？」回应整个社会的沉默。这首歌在「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歌曲」中得奖，全靠网民投票。她曾说，若不是这场运动，她不会写出这样的作品，也不会明白音乐除了好听，还能这么有用。

还有庄正——原本是Sony Music签约的流行歌手，却因参与抗争被捕，后来被公司解约。他自己录制了〈Will (not) see you soon〉，MV里是他站在地铁站外、雨中缓缓走过的身影，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但画面与歌声传递出的那份孤独与坚持，让人久久不能平息。

更有意思的是，阮民安（Tommy）这样的前偶像艺人，在旺角busking现场被认出来时，大家并不只是追星，而是把他当成一个也在现场的人。他后来自资录制〈煲底之约〉，找来一整个「黄营」团队合作拍摄MV，里面有周庭，也有义务录音师。他说：「既然有知名度，那就用它做点事。」

音乐，在这个城市里从来不只是娱乐。

它是那个让你在黑暗中知道你不是唯一一个不愿放弃的人。

它是你在转角听见的和音，是在法庭里抄在笔记本上的一段歌词，是在被封禁之前，还来得及按下下载的mp3档案。

有时它像石头，有时像水。但它总能找到缝隙，流进那些还没有关起来的心里。

四、音乐能做什么？ ──记忆、连结与疗愈

人记住一场运动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人靠口号、靠时间表、靠新闻照片；但也有人，是靠一首歌。

你不记得是哪一天第一次穿上黑衣，也不记得是哪一次在地铁被推挤得喘不过气。但你记得，在那一晚被清场后，你戴着耳机走回家的路上，手机里放着的是哪一首歌。你记得那句歌词是怎么慢慢在喉咙里化开来的，然后你才发现，你已经哭了。

音乐的力量，在这种时候才会真正显形。不是因为它改变了什么，而是因为在你快要被世界压扁的时候，它伸出一只手——不拉你站起来，只是轻轻放在你背上，让你知道你还活着，还有力气慢慢往前。

我们曾经以为抗争只有一种声音，是呐喊，是呼口号，是正义凛然。但后来我们才知道，抗争也可以是轻声的，甚至是颤抖的。

音乐不是战术，它是一种存在的方式。你可以在一整天都没有讲话的情况下唱歌，也可以在觉得没有人会懂你的时候听歌。当所有语言都不再可信，当说真话变成风险，音乐仍然允许你说「我不服气」，允许你说「我还记得」，允许你什么都不说。

而那份允许，本身就是一种救赎。

抗争之所以令人疲惫，往往不是因为外部的打压，而是因为内部的孤独。当你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退场，看着新闻里一次次失败，看着自己慢慢从「相信」变成「忍耐」，你会开始问：这些还有意义吗？

这个时候，如果有一首歌，哪怕只是一句旋律、一段副歌，能让你短暂地停下来、喘一口气，重新找回自己——那就够了。

也许你还记得某晚的地铁站，有人站在墙边低声哼唱，那声音很小，但你站着听了很久；或者你记得一场游行结束后，朋友没有说话，只是把一副耳机递给你，里面是〈你是你本身的传奇〉；也许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是当某首歌突然从车上收音机播出，你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方向盘。

音乐是这样的东西：它不会告诉你要怎么做，但它会在你最想放弃的那一刻，偷偷把你拉回来一点点。不是拉回战场，而是拉回你自己。

我们活在一个让人疲惫的世界里。而音乐，有时就是我们能对抗这份疲惫的唯一方式。

它提醒你，记忆不是别人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的东西。
它告诉你，连结不是靠组织，也不是靠领袖，而是你唱出第一句时，有人愿意接第二句。
它让你知道，疗愈不等于遗忘，而是你可以带着伤继续走。

这三件事——记忆、连结、疗愈——它们不是口号，也不是功能，它们是你还活着的证明。是你还在唱的证明。

因为只要还有人唱着歌，就代表这座城市还没被完全摧毁。

而你自己，也还没有放弃。

结语｜我们还在唱，因为我们还在

一首歌可以改变什么？

它不能让子弹退后，也不能叫铁丝网松开。它不能保护人免于拘捕，不能修正宪法，不能填平街道上那一道道裂痕。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人愿意唱。不是因为他们以为唱歌有用，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在这世界变得太安静以前，让自己也变得无声。

我们都看过那样的片段：在商场里，人群忽然停下，手机举起，歌声浮现；在中学课室里，有人不小心哼出一句熟悉旋律，四周的人安静下来；在某一场记者会之前，有人轻声问：「你还记得那首歌吗？」那是一种比口号更内敛的动员，比标语更深的情感认证。你不用知道那个人是谁，你只要知道他也在唱，你就知道你不是一个人。

在一个城市几乎忘了如何做梦的年代，音乐还在教人怎么记得。

它记得那个原本属于所有人的公园，被重重铁栏包围之前，是什么样子；它记得那些从没写进报导的眼神、握手和道别；它记得那些没有名字的人，他们没有进入历史，但曾经在历史里用声音留过痕迹。

一首歌，也许无法让整个社会改变方向，但它能让某一个夜里快要倒下的人，撑过去。它是那条从一个人心里伸出的线，在黑暗中轻轻碰触另一个人心里的某处。不是拉，而是碰，轻得几乎不可察。但就是这么一点点，人就不会散。

那是人与人之间最原始的连结——你开口，我回应。没有指挥，没有协议，没有准备，但却能在瞬间完成一首合唱。这不是因为我们练习过，而是因为我们都需要那一点证明：我还在，而你也还在。

有人曾说，真正的城市不是高楼，不是路线图，而是人之间愿意彼此靠近的那个距离。而音乐，就是让这个距离变得可能的东西。

唱歌的人不一定是勇敢的，他可能也很害怕。但唱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抵抗。不是对外的，而是对内的——对那种想要放弃、想要遗忘、想要干脆闭上眼睛不再理会一切的自己，说：「不行，我还不想。」

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太多的裂缝：社会的、政治的、语言的、伦理的，甚至连家庭和爱里，也有分裂。我们学会了怎么切割，怎么保护自己，怎么不去碰那些伤口。但音乐不会避开那些伤口，它只是坐在你身边，陪你一起呼吸。

有时候，它什么都不说。它只是一句旋律，或是一段空白。但那也足够了。因为它没有责备你太慢、太懦弱、太感伤。它只是陪你。

它不需要结果，它不问你要不要胜利，它只问你：「你还好吗？」

也许我们终究无法改变什么，也许有些时刻永远回不来，有些人永远也不会再唱。但这些歌曾经在我们体内震动过，那些声音的回音，已经留在我们的骨头里、记忆里、语言里。

而这就是它留下的东西。

不是旗帜，不是教条，不是战果，而是：当你想念、想说话、想有人在时，你会想起那首歌。

也许有一天，这些歌会从公共空间中消失，被审查、被遗忘、被替换；也许它们会像某些人一样，被标签、被处罚、被封印。但在那之前，在我们还记得的这段时间里，它们都还是活的。只要有人愿意唱，只要还有人听见，那些歌就没有死。

而我们，也还没有被摧毁。

我们还在唱，因为我们还在。

南宁的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主要以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为主，新兴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另一方面，近年来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企业的经营困难。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不平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南宁求职，通勤时间过长成为不少人的一大难题。有的人需要乘坐10站地铁，出站后还要步行900米，从出门到公司起码要花费一个小时；还有人每天得先步行1.5公里到地铁站，乘坐8站地铁后，出站再走1公里才能抵达公司。更有甚者，需要多次转乘地铁，通勤时间长达两个小时，让上班族疲惫不堪。

薪资待遇又是一大痛点。许多工作试用期扣完社保后仅3500元，还有低至2000-3000元，连基本生活开销都难以满足。即使转正后，也不乐观，扣完社保到手3000多元。在物价不断上涨的当下，如此薪资水平让人……此外，社保缴纳不规范、不给员工缴纳社保的问题也较为普遍。

一些公司明确将招聘年龄限制在28-30岁以下，过了35岁，找到合适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年龄较大（其实也不大）的求职者，如30岁以上甚至40岁左右的人，深刻感受到了年龄带来的阻碍。他们即便有丰富的经验，也常常因为年龄不符连简历筛选这一关都过不了。“30的也一样，他们一边喊招不到人，一边又想要二十出头又要有工作经验的”“40了一看年龄简历都不看的”。“典型干活嫌人少，吃饭嫌人老……”

一位求职者吐槽：“30的也不要，2800都要本科以上，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要会什么技能的人了”。

学历方面，不少工作要求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其他学历容易被拒之门外。

不少人还遭遇了各种坑。试工期过长且不合理是一个普遍问题，有的公司面试时承诺试工只需三天，可到了第三天，老板却不断延长试工期，从五天到七天，甚至半个月，而且试工期的工资计算方式也不明确，有的公司甚至规定试工期没有工资。还有的公司在招聘时存承诺的薪资与实际不符，岗位工作内容与招聘信息描述相差甚远。有人在试岗期快结束时，才被告知自己的设计风格不符合公司要求，而在此之前，老板对其设计稿并未提出任何异议，甚至还表示认可。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公司原本的员工忙完手头的事情后要回来继续工作，自己只是被找来临时顶替的，白白耽误了半个月时间。还有人在面试时，被要求做一些与岗位无关的端茶倒水做PPT，那可能都还算小事。

如此艰难的就业环境，有的人不断投递简历，参加面试。也有不少人开始动摇，微信群里的“南宁不是人活的地方”“普通人真的坚持不下去”，溢于言表。

另一部分失业青年开始考虑离开南宁，前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闯荡。大城市，就业机会更多，发展空间更大，虽然竞争也很激烈，但至少有更多的可能性。“找个伴一起去，趁年轻一定要去北上广深闯一闯”，这种想法在年轻人中较为普遍。还有一些人选择自主创业，但创业并非易事，资金、市场、管理都是问题，成功的概率也不高。“从2000年到现在，我认识开设计公司的小伙伴，10家有6-7家已经关了，失业的设计师2-3年没找到同类型的工作不在少数”，一位设计公司老板的感慨。

在就业困难的背景下，工作日时，景区、商场等地出现很多看似不用上班的人，有人猜测他们可能是失业者，或者，调休的自由职业者。“工作日去景区的时候发现一堆人都不用上班”“昨天工作日去青秀山，人多得不得了，我在想他们都不用上班吗”。同时，摆摊的人越来越多，摆摊比逛的人还多。

租客的来来去去是经济起伏的标尺。某位租客，在房东家租了七八年，与房东一家相处融洽。平日里，房东家里煮粽子会热情分享，逢年过节也少不了他的份，闲暇时还会和房东兄弟一起钓鱼。然而去年九月，他遭遇职场重创，被拖欠半年工资，老板跑路，项目奖金化为泡影，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在老家背负着每月2000多元房贷的他，无力再支付房租，只能与房东商量用押金抵最后一个月房租。离开那天，他带着无奈和窘迫，最终，他选择先回老家，未来是否回南宁继续租房生活也成了未知数。

这一波租客退租潮中不少房子租金相比之前下降，地段稍差的三房，以前能租到2500左右，现在只能租两千左右，而且出租难度加大，即便如此，能把房子租出去就已经谢天谢地了。位于巷子里的房子，每间房租仅两三百元，某些房东不仅要承担包修包换的费用，租金收入甚至还不如自己上班的工资。

公租房是保障性住房，本是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的，然而公租房申请难度极大，排了两年多才排到，而且很多公租房分布在城市边缘，交通和配套设施极不方便。即便如此，申请的人依旧很多，一个名额往往有七八百人争抢。

某些学生群体毕业后，班上至少一半以上的同学都经历过失业。自身的工作也极不稳定，前三份工作每份都做不到半年，不是钱少事多，就是公司各种奇葩规定，还时常找理由扣工资。有说工作相对稳定的，还遇到诸如单位报销款项迟迟不发等奇葩问题。

不少人都在思考自己的出路。有人原本拿着相对较高的收入，每月能存下点钱，但工作压力巨大，天天开会被骂，业绩考核压力也大，完不成业绩还有被裁员的风险。即便如此，考虑到就业环境不好，辞职后找工作难度大，也只能选择继续坚持，最多再干一年，等存够一定的钱，便打算“摆烂”休息一段时间。

有的人选择去广东寻找机会，即便知道可能会与失业返乡的人潮擦肩而过。可现实是，广东的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很多工厂因没有订单而倒闭，没倒闭的也只是勉强维持，不少人在广东混了几年，也只是勉强糊口，甚至还有人表示在广州工作两年多，一无所获，劝别人不要再来。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媒体”栏目中长期记录这些被当局审查封禁的媒体或自媒体。

本期节目，我们将介绍遭到封禁的媒体、自媒体账号为：常识流通处、衣者褚、新新青年BLOG。

一、常识流通处｜我们不是吃不起也不是不配吃好一点儿的药

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作者署名为“里约热泪奴”，该号长期发布文章，对各类社会事件、热点话题发表看法。同时，对一些权力滥用、贪污腐败等问题发布讽刺文章。

该号有多篇文章遭到审查删除。最终，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在2025年年初遭到封禁。

2024年年末，集采药事件在中文互联网上引起喧哗时，“常识流通处”发布文章《更多的进口药，将从医院消失了》，对当局不合理的政策进行质疑。

但该文很快便被删除。

文章中作者写道：

药品集采，初心是通过国家层面组织集中采购，让药品企业最大程度形成规模化优势，进而大幅降低价格，医保基金和患者的支出负担都能减轻。但是，灵魂砍价，将价格砍到了如此地步，差点令我惊到灵魂出窍。

一分钱一分货大体上是对的。通常，人们在选择商品的时候，会怎么选呢？

是什么最便宜就选什么吗？应该不是，而是会去看综合性价比。或者说，在消费降级的大背景下，人们可以在其他方面省一点，比如买便宜的衣服、下便宜点的馆子，但是，生病吃药，应该不会专门挑便宜的，而是会在价格与疗效方面做一个平衡选择。

比如，阿司匹林肠溶片，中老年三高患者预防血栓心梗的必备药品，每片3分钱，一天一片，一年下来才几块钱，你是会觉得它帮你省了钱而高兴，还是因成本极限压缩，担心它的质量而在吞服前心存疑惑？

如果砍价有这样的神奇效果，是不是可以经验推广，让他们帮我们把一户房子砍到10万，一辆汽车砍到1万，一部手机砍到100?

与此相对应的是，这次集采中，大部分外资原研药都没能谈成。比如，优时比、大冢制药、默沙东、勃林格殷格翰等原研产品报价偏高；辉瑞和拜耳，手握4款原研药入场，却连价格申请环节都未参加。

结合国采整个趋势，未来外企原研产品将会逐渐淡出国采视野。

也就是说，更多的进口药，将从医院消失了。

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担心。担心我或我的孩子生病后，在医院开不到价格可能贵点但疗效更好的药，免不了多遭罪。人活于世，挣钱的意义之一，就是让自己更有安全感，如果可能，我愿意用钱来买这一份安全感，来免除不必要的痛苦。

我还是那个观点，第一，药品集采将虚高的药价打下来是好事，但不能变成某种意义上的某购某销，不能变成低价者得，将药价打到匪夷所思的程度的同时，也要能回答民众关于药品质量的疑惑与担忧。第二，要给消费者选择权，我们不是吃不起也不是不配吃好一点儿的药。

二、衣者褚｜我不懂啊，为什么要保护那些丧尽天良的人？

微信公众号“衣者褚”为媒体人褚朝新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他曾在《新京报》、《南方周末》担任记者。在王立军事件中，他首先传出其被捕的消息。此外，褚朝新关注中文互联网上的热点话题，对官员贪腐等问题也时常发布评论文章。

目前，“衣者褚”已遭到封禁，褚朝新在另一公众号“衣者朝新”仍保持更新。

在2025年1月发布的《时至今日，我们居然还要担心孩子是否吃得饱》中，作者写道：

2024年6月25日，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在《国务院关于2023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披露：在审计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时，重点审计了13省159 县2021 年至2023 年 8 月补助资金 231.37 亿元，

部分补助资金管理使用较为混乱，有的被直接挪用，66县将19.51 亿元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基层“三保”等支出。66个县为了还债挪用了孩子们的营养餐补助近20亿，平均下来一个县就是2900万左右。

审计署还发现，有41县和1533 所学校等通过压低供餐标准、虚构采购业务等变相截留挤占2.7 亿元，有5个县教育部门与中标供应商合谋，通过供应商分红、捐赠等方式套取4216.02 万元，用于发放福利等。147家供应商和部分学校食堂等供餐单位违规经营，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供餐。

审计署披露挪用事件后，我曾作文《从孩子们的嘴里夺食，罪大恶极》说：这种人神共愤的事情，应该点名道姓曝光才对。不点名道姓，我们就很难知道是哪些孩子的吃饭钱被这些畜生不如的东西挪用了，家长们就很难有针对性的给孩子们补餐加营养，普通民众也就更难参与到监督和公共谴责中来，违法违纪的官员们承受的法纪压力和道德压力就微乎其微。

我当时就曾预言：干了坏事而不受到谴责和制裁，他们将来还会继续把罪恶之手伸向孩子们。

等啊等啊，终于等到了一个结果：2024年12月22日上午，审计署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审计整改报告》显示，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审计方面，已整改问题涉及资金40.39亿元，完善制度248项，处理处分1200人。针对直接挪用问题，66县已原渠道归还、支付拖欠补助等19.51亿元。针对变相挤占问题，41县和1533所学校已通过原渠道归还或上缴财政后重新安排等整改问题涉及资金2.7亿元。对部分供餐单位违规经营问题：121县已处理处罚相关学校负责人237名，解除与147家违规食材供应商的合同等，追回资金或罚款等4.2亿元……审计署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海还披露，8省已经追责问责徇私枉法的供餐监管部门和学校工作人员等380多人。

可是，审计署的通报还是没有公布具体是哪些县挪用挤占了孩子们的吃饭钱，也没有公布哪些官员和具体的责任人受到了何种的问责和处罚。

我不懂啊，为什么要保护那些丧尽天良的人？正如夏天所预料的，不点名道姓、不公布具体的地方，这些禽兽不如的东西是很难有压力的，类似的事情肯定还会层出不穷。

一个星期后，也就是2024年12月19日，辽宁本溪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五里甸子镇学校的一群家长反映：学校食堂提供给孩子的饭菜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而且那些蔬菜上还带有牙印和米粒，这些食物原本是学校食堂工作人员打算带回去喂狗，后来因为发现饭菜不足，就将桶里的剩菜拿回来给孩子们食用。

三、新新青年BLOG｜让人民看到未来

近日，在中美“关税战”二度开打之际，《人民日报》无视底层百姓艰苦生活，发文称“美方加征关税无法压垮中国经济”，“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外部冲击”，“天塌不下来”。

此文引发网民强烈不满，微信公众号“新新青年BLOG”也发布文章痛斥《人民日报》“文章写尽太平事，不肯俯首见苍生”。

但“新新青年BLOG”发布的文章很快便被审查删除，更离谱的是，“新新青年BLOG”的微信公众号也在短时间内被完全抹去痕迹。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选读了《驳人民日报《天塌不下来》：真正的危险，是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的部分内容。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选读本文的另外部分内容：

既然美国执意加关税，不如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干脆就把美国的“封锁”当作一个契机，看中国该如何真正走出外贸依赖、重建经济活力。

我有破局十策，兼顾战略定力与操作性，请看。

（一）以人民为本：直接发钱，重启内循环

不是“鼓励消费”，是直接发现金。

从中央财政到地方余粮，设立“经济韧性基金”，向中低收入家庭每月每人一次性发放1000元，作为“抗关税·促内需红包”。

这不但能立竿见影地刺激消费，还能缓解居民债务压力，恢复信心——内循环的第一步，是让人民有钱可花，有底气生活。

（二）刀刃向内，启动“编制优化改革”

精简非一线岗位公务员和事业编，削减层级、裁冗员；

县级以上单位每年优化10%冗余岗位，用于激励基层；

节省财政转为公共服务支出（教育、社保、住房补贴）。

国家要过紧日子，把钱花在人民身上。

（三）“工作8小时”法治行动：铁腕整治996

修改劳动法，明确规定：非特殊行业每日工时不超8小时；

成立专项执法队，重点查处互联网、金融、制造等行业；

实名举报有奖、典型案例通报全网。

恢复劳动尊严，提升生活质量与家庭消费力。

（四）全民社保下沉：低收入群体全覆盖、全兜底

将外卖员、快递员、临时工等非正规劳动者纳入社保体系；

全面覆盖，为农村人口补缴，政府全包；

提供“社保信用”积分，可兑换培训、租房券等福利。

不让新劳动力成为“隐形穷人”。

（五）“全民一户建”计划：人人有栖身之所

政府主导建设低密度一户建社区，统一规划、低价出售；

首套购房免契税，提供20年超低利率贷款；

青年人才落户即送建房券+土地指标。

解决住房不安问题，刺激就业与建材产业。

（六）“就业宝”上新：一人一岗政府兜底

针对待业青年的“就业宝”平台上线：

每人可获得一个定向工作包（含培训+岗前补贴）；

优先安排进中小企业、养老护理、公益岗位，应对老龄化危机；

做三个月给奖学金+全额社保返还。

（七）企业减负：以税换活，让中小企业喘口气

与其拼命招商引资，不如减税降费、降低门槛让本土小微活下来：

取消五险一金强制上限；

放开灵活用工机制；

电费、租金、税务减免一年。

经济不能只靠大厂站岗，必须让“10人以下小作坊”遍地开花。

（八）金融反哺：把信贷从“地产+国企”转向“个体+技术”

现在银行的钱去哪了？大部分进了“城市更新”、“地方融资平台”，或者炒作AI泡沫。

应建立“技术+个体信贷倾斜机制”：

初创企业无抵押也能贷；

有实际技术落地的团队获专项贴息；

让“穷人开工厂、码农办公司”成为可能。

金融真正“普惠”，内循环才有根。

（九）让人民看到未来：每条政策都要“追踪落地”

所有补贴政策实时追踪；

人民日报、央视财经开“追踪栏目”；

每周公布“发了多少钱，帮了多少人，谁领到了”。

透明才有信任，信任才有力量。

（十）战略定力：暂缓“面子工程”，优先“里子工程”

这个时候，不比谁建高楼、开大会、做形象工程，而是：

修桥补路、改旧棚、治黑臭水体；

兜底医保、扩大保障房、改造菜市场；

投资“公共设施+人”，而不是投资“钢筋水泥+政绩指标”。

高质量发展不是空话，而是千万人每天生活的“细节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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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都是怎么悄悄收钱的

低层次：

1.现金红包、招采回扣、贵金属。

2.街上基本无人问津但是长期存在的精装修茶叶礼品店，一盒茶叶5K 起步，你猜猜什么人会去买？某些人的小舅子/小姨子/妹夫又是什么角色？

3.每逢节假日就有人大量购入百货、超市、电器城的不记名购物卡，然后这些卡都去哪了？

4.某地产商突然有几套低价出售的1折房源，你or妻子or亲戚很幸运的抽中了被销售名额。

中层次：

1.突然有人设立奖学金，自家的孩子刚好今年又在学校被评为三好，顺利保送名贵私校。

2.今年本地有企业顺利上市，自家的小舅子/小姨子/妹夫在上市前刚好是股东，然后在估价出来后转卖掉股份。

3.别墅、豪宅，特别是国外的，自己的老婆孩子只是住过，有钥匙，装修也是提供了参考建议，但是产权完全是其他人的哦。

高层次：

1.某部电影投资5亿，票房做到4亿，有投资人是X属XX群岛的离岸投资公司；

2.某币、某股突然暴涨，持币or持股者疯狂出货，通过在香港注册的投资公司，再溯源实际控制人发现又是X属XX群岛的离岸投资公司。

3.澳门某场内，突然有客户在一夜狂赢数千万。

4.某士得，清乾隆款青花折枝花卉梅瓶拍价1.2亿，拍得者和该件宝贝的拥有者均为神秘客户，台前叫价的都是代理人。

这里的工会 vs 真正的工会

今年，外企裁员仿佛按下加速键，几乎每月都有新消息传来。四月，PayPal（美国在线支付服务商）被传出将撤出中国，裁员比例高达80%。

把时间线再往前拉。去年八月，老牌互联网巨头IBM宣布关闭中国研发部门，超过1000名员工面临离职，在互联网上引发热议。来到今年三月初，故事迎来终局。IBM中国投资公司正式关停，这次震荡再次波及到北京、上海、大连等地1800多名员工的去留。

在21世纪初，入职像IBM这样的大型外企公司，意味着优渥的待遇，体面稳定的职场环境和潜力无限的未来，也代表了很多人对于一份工作的最高想象。时过境迁，当裁员潮下的外企人被迫走出“舒适圈”，才发现世界早就变了。

李莉就是其中之一。来自农村的她，一路考到北京的研究生，2011年毕业后，直接进入了IBM工作，一待就是13年。在那里，她遇见了自己的爱人，前后生了两个小孩。直到去年，成为裁员名单上的一员。对李莉来说，IBM不仅仅是一个工作的地方，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她的人生。当然，她也完整地见证了IBM这艘巨轮从黄金时代到逐渐沉船的过程。

以下是李莉的讲述：

文 | 王潇

编辑 | Yang

运营 | 小二郎

生存的边缘

离开IBM半年后，再聊到它，我发现除了工作的部分，还有很多对青春的怀念。

我研究生毕业就直接进了IBM的研发中心，一工作就是13年，直到被裁。这13年里，我在IBM遇到了爱人，前后生了两个小孩。我有意识地自我观察，发现其实IBM一直在塑造着我，从某种程度来说，它已经变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这种塑造很难说清楚。在一个环境里待久了，人自然就会被改变。或许，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我又入职了一家外企，这本身就能说明一些影响吧。

▲ 2024年10月30日是李莉在IBM的最后一天。图 /@虎虎生威-本人 视频截图

其实，当时知道要裁员后，我是不想再去外企的。IBM从1984年就进入中国了，是一家老牌企业。如今，连IBM都开始裁员并撤出中国，这在很多人的眼里，是一个信号：可能很难再找到一家稳定且待遇好的外企了。

而且，本身外企的工作机会就在减少，正式离职前，我面试的大多都是民企和国企。其实，我做了一些心理准备，比如可能加班很多，或者要更讲究人情。可真到面试的时候，还是会有出乎意料的时刻。我记得在面试一家国企的时候，领导坐在办公室的沙发里问问题，中途还点起一支烟，没聊多久，还有员工开门进来帮我们倒茶水。细究起来，这些都是小事，但是就感觉和我之前参加过的面试不太一样。

这些细碎的时刻让我逐渐意识到：本土企业和外企，文化底色是不同的。我抱着求稳的心态，原本打算入职一家国企，可后来，突然又接到了另一家外企的offer。理智告诉我，国企更适合现在的我，作为一个快40岁的二胎妈妈，虽然在国企很难再有上升空间，但至少是个“铁饭碗”。但当一个外企offer摆在面前时，我心里的天平明显倾斜了——外企的职场的年龄焦虑没有那么严重，努努力没准还有上升空间，我想着“要不再冲一把”。最终又回到了外企里。

▲ 从IBM离开两个月后，李莉找到了新工作。图 / @虎虎生威-本人视频截图

我原本以为，大家都像我一样幸运。去年八月，IBM宣布关闭中国研发部门，整个研发中心1000多人，包括一线经理、二线经理都要被裁。当时关于IBM裁员的新闻很多，毕竟是一家世界500强名企，立马有很多猎头联系我们，原本的工作群直接变成了找工作群，每天同事们都会在群里丢各种招聘信息。所以很幸运地，我没有经历过海投简历无门的情况，面试排得很满，我还专门列了一张Excel表格，平均看下来，每周都有两三个面试。

所以我天然地以为，同事们也和我一样，不缺选择。可前段时间，我和以前的同事一起聚餐，才发现事情不是这样的。有些同事在找新工作时还被降了薪，甚至有人还没找到工作。

我还在外企，所以要适应的地方不多，但其他人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爱人的新公司是一家民企，刚入职五个月，我们的生活已经在发生变化了。原本，我们都在IBM工作时，6点多下班，有很多时间可以一起陪孩子。有时会逛超市，有时带小孩去附近的公园玩。可现在，准点下班变成了少数情况，只能尽量争取一个人早点下班陪伴小孩。一个人带两个小孩是很耗费精力的，所以我一般只陪他们在家玩，很少像以前一样下班后全家一起出门了。

就算同样入职了外企，情况也有所不同。今年，裁员的外企更多了，几乎每月都有新消息。四月，PayPal（美国在线支付服务商）被传出将撤出中国，裁员比例高达80%。

我的一个前同事，入职了一家规模比较小的外企，我能明显感受到她的不安。她刚入职不久，就有员工被优化了，她只能每天谨言慎行，努力保住一份工作，毕竟现在的大环境哪里都不稳定。我还有一个在国企工作的朋友，在我的认知里，国企就代表着稳定，可是前段时间他们公司也传出，员工名额开始缩减的消息。

▲ 就算是大众心里代表稳定的国企，也有员工名额缩减的情况。图 / 视觉中国

其实从离职后，我渐渐没有再关注IBM的新闻了，直到今年三月份，朋友圈突然多了很多关于离别的动态。我上网一查，才知道IBM（中国区）彻底关停了，在中国的研发职能全面撤离，北京、上海、大连等地1800多名员工面临离职，我原本工作的北京环宇大厦办公区也开始拆除设备。

原本我们会觉得工作没了大不了再找，可现在放眼望去，真正能承接自己的机会似乎在减少。对于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来说，大多数人还在生存的边缘挣扎。

黄金年代

我算是见证了IBM从最辉煌走向落幕的全过程。

我之前在北京的一所大学读研，2011年毕业后，进入到IBM工作。那时候，国内的互联网行业初露头角，很多互联网公司在各大高校开出高薪抢人。相比之下，IBM给到的年薪会比互联网公司低一些，但有可能解决北京户口。

我是从农村一步一步考出来的，家里几乎不能托举我在大城市的人生。我得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北京落户、安家。所以，对于那时的我来说，IBM算得上是最优选，那段时间刚好也是IBM在中国的黄金年代。

▲ IBM于1984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当时，IBM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图 / 视觉中国

外企是从1992年开始全面进入中国并持续增长，到2012年，有人把这20年称为外企的黄金时代。你去看IBM的财报，2012年是营收表现最好的一年，净利润高达166亿美元。

那段时间，我明显感觉到身边人对于IBM的向往。先是父母，他们一直都是很低调的人，我到大城市读书，入职IBM，他们很少直接夸奖，但过年的时候，亲戚问起我的工作，我能清晰地看到父母脸上骄傲的表情；我入职IBM后，还经常有身边的朋友拜托我介绍相亲，就像前几年的国内互联网大厂一样，IBM一度也是相亲市场里的加分项；还经常有人向我打听公司有没有新的招聘计划，能不能进来做实习生。

我性格里有很像父母的一部分。从小到大，我都很踏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学。我发现IBM和我的性格底色也是很相合的。工作中，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和计算机打交道，人际关系很简单。我更习惯踏踏实实干活，而不是在领导面前表现自己。不过，当时的领导是会把我的成果看在眼里，也不太需要我去刻意表现，还会去替我争取机会。

入职后差不多2年，我的职级就升了一级，紧接着又差不多3年，又升了一级，相当于5年升两级。这个速度在IBM也算是升得很快了。

那几年也是我最意气风发的时候。手握好几个重要项目，感觉好像不论干什么都能成。一般而言，要想在职场里长久地生存，都免不了要主动拓圈，多交朋友。但我不太习惯主动社交，在IBM，我只管把活干好，其他什么都不用想。

那几年也不缺项目，总有新客户进来。有的项目如果活太多，干起来太累，我和同事还会相互开玩笑，“要不这个活干脆不要了”。

当时在IBM工作最大的感受是舒服——人际关系简单，上班相对自由，不强制打卡，要想早下班简单说一声就行。

人在同一个环境里待久了，难免对一切都会习以为常，但有时候外部视角其实会有更多发现。我有拍视频的习惯，快离职时，我把工位的视频发到了网上，有人评论，“都要离职了工位还保持得这么整洁”。那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公司没有相关规定，但好像真的不管什么时候，大家都会自觉地维护办公区或者桌面的整洁。

我开始思考背后的原因，就像酒店退房，或者出租屋退租时，我们并不会刻意保持整洁，因为觉得那不是家。但在IBM，我的确感受到了归属感。

▲ 图 / @虎虎生威-本人 视频截图

这也是IBM有意强化的部分。刚工作时，我的心态是“我干活，你付钱”，慢慢地这个想法被公司里的很多人和事改变了。比如，从入职起，我们就定时有领导一对一聊天，去帮我调整工作状态，或者解决问题。

还有定期组织的家庭日，设置亲子活动区，有针对幼龄的项目，也有针对大一点小孩的计算机科普类的项目。

在这种氛围的感染下，我时常会萌生一种想法：在这里一直干到退休，也挺好的。

从刚进公司一直到2018年左右，都是我的职业上升期，可能因为自己在走上坡路，就有些忽视了大环境是在慢慢发生着变化的。自2012年之后，公司的净利润一直都是下降的，也就是说，公司赚钱的增速正在逐渐放缓。仔细回想，其实那几年公司也时不时在裁员，有时会放出一些名额缩减计划。

如果放到现在往回看，当时的IBM在战略上是出现了问题的。从后来的互联网行业走向看，那些抓住了云计算、AI等先机的公司都迎来了更好的发展，错失云计算可能就是IBM沉船的开端。IBM很早就有开拓云计算市场的计划，但实际操作上，一直没有被真正重视。

直到2013年，IBM才正式进入公有云的市场，只能一直在边缘徘徊。

最后一代外企人

我对水温的改变，是有些后知后觉的。到现在我的感受是，我们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似乎变成了最后一代外企人。

改变是从2019年开始显现。先是员工人数在减少。招的人变少了，原本走了一个会再招一个补齐，后来就走一个少一个，不再招新人进来。升职机会也在减少，哪怕领导已经尽力帮我向总部争取，我也没有再升职。公司里的年轻人，也没有像我刚入职时那样，能够获得晋升名额。

公司上升时，我们挑活干，但下行时只要有项目就接。这时候我们也开始琢磨新办法，找机会，体现团队价值。

▲ 图 / 电视剧《理想之城》

我开始想客户可能有哪些新需求，再和团队往相同的方向努力一下。也差不多从那时起，我心里开始默默的看项目的时间线，看能不能撑满这一年。但在上升时期，我从来没有列过这种计划，活根本干不完。

公司的流动性也开始变大，年轻的员工会离职，其实也可以理解，那时的IBM就像是一艘即将沉没的巨轮，哪个年轻人愿意在这样一艘船上耗费青春呢。

如果是对市场很敏锐的人，或许是可以清楚地感知到巨轮是在不断下沉的。很多原本战略上的失误和周围环境改变所造成的影响都在慢慢显现。像之前云计算战略上的失误，导致后期IBM这家互联网巨头只能在市场边缘试探。根据市场研究机构Gartner调研数据，2017年时，全球公共云市场已经进入了3A竞争格局，亚马逊、微软、阿里云合计市场份额达到70.3%，其余若干家就只能分食剩下的29.7%。

AI战略的失误也开始出现。IBM其实算是AI产业的先行者，上世纪就开始投资AI了，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IBM都把宝押在了医疗领域上，错失了AI的风口。

▲ 早期的IBM电脑。图 / 视觉中国

再加上国内互联网大厂开始不再使用国外的IT设备，而转向本土化设备，这对IBM、Oracle（甲骨文）等提供IT设备的外企带来了很大影响。

把这些都放在一起考虑，很容易就会发现，IBM的颓势是止不住的。可当时的生活实在太舒服了，最忙的时候，加班也只到七、八点左右。所以即使行业在往下走，人就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很难立刻感知到风向的变化。

在2021年之前，我对这些变化都是没有察觉的。虽然在走下坡路，但排一排，每年的事情还都是满的。只是觉得大家似乎变得更清闲了，下班后业余的时间更多了。可等到2021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公司已经很久没有招人了，团队的人走一个少一个，这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等到2023年时，我身边的很多老员工也开始明显地感受到危机。那时候，身边好几个同事提醒我要更留意个人能力的提升，为以后找新工作做准备。我们平时的聊天话题也发生了变化，从担心工作稳定，到自我安慰应该不会真的大规模裁员，再到最后摆烂一般“就算真裁了，也至少能拿个包吧”。

我和爱人开始慢慢地做出调整。有意识地学更多新知识，琢磨新技术的更新，为自己的未来留后路。

▲ 图 / @虎虎生威-本人视频截图

如今回想起来，之前也有很多机会可以走，但如果放在每个时段的当下，我的选择并不多。像职业上升期的那几年，每年都有新挑战，我的角色也在不断成长，没有走的必要。等开始走下坡路时，我已经和爱人结婚了，作为女性，如果那时去找工作，已婚未育的状态，很难找到一家待遇更好、更稳定的公司。等到了2019年，我生了第一个小孩，2022年时，老二又出生了。

等到2023年大家都开始焦虑时，我又已经过了35岁，以这个年纪再想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也是件难事，还不如继续留在IBM。好像人生真的是一环套着一环的，总以为有无数个机会可以从一艘即将沉没的船里逃走，但实际上，这艘沉船已经是当下最好的选择了。

当然，我一直没有离职还有一层原因，是没觉得自己真的会被裁。我一直想的是，公司可能会做一些人员优化，但总该留一些人，被裁的几率不会很大。

我甚至还考虑过把房子换到公司附近，结果还没行动，裁员的消息就来了，我真的特别意外，怎么都想不到会全部裁掉。

现在想来，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裁员时的状况，整个过程迅捷、高效，甚至有些猝不及防。先是周五时，我还在加班，可公司内网的权限突然被收回，我当时打给经理询问，才得知“要裁员了”。

▲ 得知裁员消息后，仍然每天按时出门上班。图 / @虎虎生威-本人 视频截图

我还算得知信息早的，对于大多数员工来说，通知是周一早上才下达的。那时，天下着小雨，IBM通知召开全员大会，一众人冒雨到达公司，会议只进行了三分钟，宣布大规模裁员，迅速结束，紧接着，员工们被移除工作群组，内网无法登录。雨还没停，一会议室的同事们就从外企职场人都变成了待业人群。

曾经熟悉的同事们，就这样各自奔向了自己新的跑道，渐渐疏于联系，只能偶尔相聚。

我从IBM离职了，好像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落幕了，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一个时代也在落幕。如今的年轻人，很难像我们当年一样，有很多入职老牌外企的机会了，我们这代外企人好像变成了最后一代。

（李莉为化名。）

参考资料：

[1].《IBM失去的十年：错失云计算机遇，豪赌AI失败》,砾石商业评论 [2].《“老板”也在裁员名单中！IBM突发裁员，中国研发部门一锅端》,凤凰网财经

我在湄索遇到的每一个人，在得知我是中国人后，几乎都会用并不熟练却异常清晰的普通话吐出他们知道的唯一一个中文词语 ——“诈骗”。

湄索，这个与缅甸妙瓦底仅一河之隔的泰国边境城市，所有缅东电信诈骗从业者的必经之地，因为商业片《孤注一掷》和演员王星被人口贩卖到妙瓦底诈骗园区，两次成为中文互联网最风口浪尖的话题。

今年2月下旬，中泰缅三国在泰缅边境开展联合行动，是缅东诈骗产业自2023年底以来的力度最强的一次清扫。湄索正经历由此引发的一连串连锁反应，成为供我们一窥电诈生态变化的窗口。

3月初，在王星事件的两个月后，我和朋友为记录边境缅甸难民学童的故事来到湄索，机缘巧合之下，见到并对话了刚刚逃回的人口贩运受害者、疑似电诈园区管理层、为园区和缅甸民族武装供货的边境商人、解救受害者的在地组织，和很多在这里生活的际遇行业各不相同的普通人。

我们的所见所闻只是冰山一角，但或许也可以拼凑出一幅粗糙的图景——泰缅边境的电诈产业面临的又一轮清剿、压制，和在这一过程中，园区的预备、博弈、转型、甚至转移。以及这一切对湄索意味着什么。

消失的中国人

3月7日，我从曼谷出发，乘坐每天一班的飞机前往湄索，航程只需50分钟，和飞清迈差不多，价格却是后者的四五倍。这一架次的飞机由于常年坐满了在湄索中转，要前往妙瓦底的人，被当地人戏称为“电诈专机”。

正值王星事件引发的“东南亚恐慌”和新一轮的电诈清扫，这架客载量180人上下的小型客机如今仅售出了不到五分之一的座位，加上我也只有三四个中国人。

湄索机场的到达大厅有一家叫“YATAI INTERNATIONAL”的茶叶店，据正面连接报道，它曾是泰缅边境最大的电诈园区“亚太城”开的，专门用来接待从曼谷飞来的电诈公司老板们，供其喝茶歇脚，如今陈设、商品已经全部被搬空。一同消失的还有大厅里的其他门面，灯牌都被拆下来倚靠在一旁，保持营业状态的只有一个航空公司柜台，一个连锁便利店，一个临时边境检查台和旁边站着的一群泰国警察。

看到我的中国护照，检查点的警察如临大敌，从怀里掏出手机拍照留底我的护照、泰国的长期签证、工作证、租房合同、TM30（泰国长期居留外国人向移民局报道的手续），并在填表过程中反复确认，“你知道这里的情况吗？就是诈骗。”“你确定不去缅甸吗？真的确定不去？”

大厅里摆了几排中泰双语的红黄蓝配色警示牌，零星几个在边角上标注了英文翻译，“请勿轻信境外高薪招聘信息，请勿非法偷渡”，“缅甸边境沿线只有损失，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浪费自由，危险生命”。

我经常能在泰国媒体上看到有疑似人口贩运受害者的中国游客在湄索机场被遣返的报道，甚至仅提及目的地是湄索，就会上海关的特别观察名单，影响下次入境。

从常规陆路进城也几乎是不现实的。我的朋友从清迈出发的大巴来被湄索城郊检查站卡住，作为全车唯一的中国人，他被喊下车，要求必须有湄索本地人前往检查站担保，否则只能原路遣返。在警车里睡了一晚后，边境难民学校的社工蓬带着一叠机构资质和身份文件来证明他的访问目的，才把他带出来。

作为朋友在湄索行动的实名担保人，蓬反复要求我们承诺不过河，远离国境线的丛林。我理解他的顾虑，就像边检警察拒绝朋友进城的理由，“我见过太多中国人，如果我现在让你进入这座城市，你今晚就会消失在河边。”

也许因为严格的出入城管制，我们在湄索期间，没在公共场所里见到一个中国人——这很不同寻常，在电诈产业疯长的几年里，这里几乎已经成为一个缅泰中三国人口共生之地。城中心几条商业街上，不少挂着春联灯笼的店铺都拉下了卷帘门。

泰缅边境线的管控也更严密了。

紧贴着泰缅友谊大桥和作为国境线的莫艾河的十字路口，是本地最繁荣的边境市场，在这里你可以找到能想到绝大多数的泰国和缅甸小商品、宝石，甚至中国产的电器、器皿、零食。市场靠河的一面是一排露天集市摊位，主要卖海鲜和烟酒，他们被一道齐腰高的铁丝网挡住，那边就是缅甸了。朋友买了一包巧克力爆珠烟，我们隔着带刺的铁丝网递钱过去，他们再把商品递过来。即便防止偷渡的力量在不断加强，但边境线上有隙可乘，我看到其中的几段围栏上被套了厚纸壳，卖货的缅甸青年可以轻松地跨过去而不至于划伤大腿。

卖烟给我们的缅甸大哥问我们是哪里人，我们说中国。“以前每天都有20来个中国人来这买烟，最近都见不到了。你知道的，诈骗。”他缅甸语和英语夹杂着讲，最后两个字说得是中文，字正腔圆的。

即便能证明是出于正规目的，妙瓦底的缅甸人如今也几乎无法通过第一泰缅友谊大桥来到湄索。而为了应对更无处不在的偷渡，泰国一侧在作为国境线的莫艾河沿岸新设了大量检查站，摆着和机场一样的电诈警示牌。在与对岸园区最密集的河段，几乎每隔一两公里就有两三个迷彩服打扮的泰国士兵设卡驻守，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曼谷和彭世洛的部队，临时派遣驻扎来湄索，以增强威慑。

我们入住酒店的前台说，2月底以前，他每周末都会接待十来个只会讲中文的人，由一个讲缅甸语的人与他沟通开房。他们持湄索口岸签发的的出入境卡，但使用的缅甸语假名。我们猜测这些是由缅甸华人带着出来过周末的园区中高层或蛇头，但前台说近期没再见过他们了。

出逃的受害者，人口贩卖受阻，诈骗“用工荒”

3月8日，我和朋友在酒店大堂等网约车，一个身材高大但神色紧张的青年男人主动上前搭话，向我们借手机给家人报平安。四个小时前，他刚刚渡过作为国境线的莫艾河，并向逃出电诈园区后遇到的第一群中国人——也就是我们——求助。

他叫小杨，自称于2月16日被发小骗来曼谷“救急虚拟币业务”半个月，机酒全包。落地两天后，他被贩运至妙瓦底以南16公里的欧亿公司。

小杨被贩运的路线很复杂，从曼谷出发，每一百公里换乘2次私家车，之后每十来分钟更换一辆皮卡车，换了7次，到达山区。那时他已经感到不妙，但语言不通，打不到车，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能继续跟着走。被进山关卡挡住后，他被要求步行翻山，四五十分钟后到达另一条山路，又接连换乘八辆摩托。每换一次，司机都会给他拍一张照片来确认身份。像一件快递在流水线上被传送整整一天后，他最终在渡河后被送往园区。

欧亿园区

今年2月以来，米歇尔观察到泰缅边境线上的人口贩运路线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她在湄索生活了11年，在反人口贩卖组织（Global Alms）从事受害者救援工作。

米歇尔此前接触的受害者们大多直接乘坐私家车或公共交通从曼谷来到湄索，当夜入住酒店，第二天一早再被车接走，最多换车两到三次抵达河边并渡河。而近几个月，为了规避沿河增设的边境检查点，蛇头们开始启用更多的山区路线和更频繁的换乘。

重重封锁之下，泰缅边境线上的人口贩运仍在进行，但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最直接的结果是——妙瓦底，尤其是那些资金和关系网络相对薄弱的小公司，开始面临劳动力短缺。

小杨被贩运到妙瓦底的路上看到一皮卡车一皮卡车的人反方向被送离缅甸。被困欧亿公司的半个多月里，他只见过两个在他之后来的新人，而同一批交赔付离开的有二十人。

这笔赎金交得也并不容易，公司一开始称转账3万美元放人，小杨父亲同意后，人事负责人又临时反悔，“他说最近人比较难进来，老板不肯放人，让我好好干一年，合同到期不用赔付都放我走。”

据小杨和本地NGO提供的信息，直到为应付近期清扫，泰缅边境第二大电诈园 “KK园区”向周边小公司施压（妙瓦底的大公司通常可以对小公司施加影响甚至下达命令），允许非自愿被贩卖的员工离开，小杨才获得了离园机会。据小杨说，临行前夜，他组里一个被骗招来但凑不出赎金的台湾单亲妈妈偷溜进他的宿舍，在他鞋垫下塞了写有妹妹电话的纸条，求他回家后帮忙联系想办法。小杨前后被四批不同的妙瓦底地方武装交接，在缅甸农民家等到凌晨出发，最终渡河回到湄索。

想要回国的人在缴清赔付和路费后，电诈公司会根据持有护照的情况设计不同的路线。

有护照且泰国签证没过期的，就送过河后正常从湄索坐飞机回国，无论谁问起都统一回答“没到过缅甸”。有护照但签证过期的，全部送到湄索移民局交罚款，逾期每天交500铢，上限2万，交完后也可以正常离境。

那些没有护照被一路偷渡来妙瓦底的，公司一般提供两个选项，明码标价。交不起回国路费的，过河后直接向湄索警察局自首，拘留28天后移交移民局，移民局再关数月后遣返回国，期间伙食费用自理，一般要花个800美元左右。如果不想蹲这么久移民监，交1500美元20天左右就可以回家。负担得起回国路费的，公司会联系蛇头安排偷渡路线，妙瓦底过河后经由泰国、老挝，一路回云南。第一次偷渡的人可直接在海关口岸自首，只需缴纳罚款，不会被判刑。

在湄索进出城管控，新设更多国境线检查点之外，泰缅边境线的人口贩运愈来愈困难的另一原因，是地方犯罪庇护网络的松动。

湄索本地人跟我闲聊时提到，有曾与电诈园区关系密切的警察局高层“被带走审查了”。我回到曼谷两天后，泰国官方确认了消息，曾负责处理湄索偷渡和走私问题长达四年的泰国皇家警署副总监被控“联合非法赌博团体罪”和“洗钱罪” 而被免职调查，一起被革职的还有他的四名下属。

缅东电诈何以特殊

在电诈公司们入驻对岸的妙瓦底前，湄索就像大多数不怎么发达的边陲小城那样，以边境贸易、纺织和农业为主要营生。在城里闲逛，随处可见售卖传统印花服装的低矮店铺，和琳琅满目摆着电器、餐具、汽修、玩具的杂货摊。

这里是泰国向缅甸出口货物最方便的地方，得益于完善的公路系统，来自泰国东海岸的集装箱卡车一天就能抵达这里。马路旁停放的车基本都是日产，从这里卖往到河对岸的也是。由于缅甸道路状况不佳，这个城镇就是装载着日本进口的二手汽车、摩托车和卡车的最后一站，商人们在码头上将集装箱装卸，和日用品等其他货物一起运往缅甸。

牛也是这里的主角。泰国的牛养殖业并不发达，每年都需要从缅甸进口大量的牛肉，其中湄索口岸通关的最多。每个月有超过一万头缅甸活牛从这里进入泰国——边境商人常常通过向畜牧官员支付每头牛一两千铢的费用避开30天的病毒检疫——被包装成检疫合格的产品送上泰国人的餐桌。

边境在这里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界限。每天有大量的缅甸人跨越边境来到泰国工作，成为农场和工厂里沉默的螺丝钉。在湄索的缅甸人口甚至超过泰国人口的7倍，在底层劳动力市场也更受欢迎——他们便宜又能吃苦。

电诈改变了这里。2017、18年前后，“亚太城”最早在妙瓦底北部的水沟谷开始建设——时至今天仍是泰缅国境线上规模最大的电诈园区。潮水一样的中国人来到湄索，短暂停留后前往对岸的妙瓦底，沿着莫艾河，断断续续上百公里的钢筋水泥拔地而起，取代了山谷田地，建起一条灰色里夹着霓虹灯的“边境城墙”。城墙那头，是赌场、夜场、饭馆、酒店、游乐园，像毒蛇的獠牙紧咬在边境线上吸食血液。

18年底19年初，米歇尔在河对岸发现了脚手架和起重机，那里曾经除了树和低矮的村房什么都没有，慢慢地，一片一片的高楼出现在地平线上。当时，湄索作为经济特区已启动建设两年多，她起初以为那只是工厂。随后新冠爆发，由于缅甸在疫苗接种和疫情控制方面的严重滞后，湄索和其连接妙瓦底的口岸封锁超过两年。完全投射在新冠疫情的聚光灯照不到的阴影处，开始实施封闭式管理的园区成了一方自治天地，电诈公司在其中不受约束地成长，为所欲为。直到结束疫情封锁的2022年，第一批受害者出来时，米歇尔才知道，这是用于诈骗的。

电诈公司为这座边境城市带来了更多的物资和贸易需求，以及与之相伴的溢价。以过河为例，渡一名缅甸人过河（其实是偷渡）从新冠疫情以前的20铢，涨到现在的2000铢，其他国家人则要支付更高的价码，中国人最贵。

现代奴隶制在诈骗公司里野草一样地疯长，几乎不受任何现代法度约束，反而更依赖与民间地方武装的紧密关系。为了获得庇护，电诈园区需向控制地盘的地方军缴纳土地租金和物业费分成，而人口贩运、渡河等关键环节，也需支付额外费用，以换取“默许”或“护送”。

一位湄索的边境贸易商人告诉我们，2018年以前，妙瓦底的地方军“特别穷”，基本上只买些食物、衣服之类的基础物资。但如今在电诈园区的“供养”下，他们的采购清单换血升级——军用雷达、战术头盔、防弹背心、豪车、名表，样样不缺。

公司与地方割据武装相勾结，这也使缅东地区在整个东南亚的电信诈骗产业中都极为特殊。

“在我经手的上百个案例中，缅东，尤其是克伦邦妙瓦底的受害者是最难解救的。”阿曼达说，她在全球反诈骗组织GASO从事东南亚电诈受害者救援工作，目前长居柬埔寨。

如果受困于在柬埔寨的电诈园区，GASO的营救路径通常是指直接联系柬埔寨内政部，由内政部帮助立案并直接交给受害者所在的省，由省指派管辖范围内的警察局直接去园区要人，基本可以实现零赔付捞人，“三年以来没有（营救）失败的案例”，阿曼达认为，“无论怎么样，一个完整的国家，维护名誉还是比赚钱收保护费重要。”

这在缅甸基本上无法实现。自1948年独立以来，缅甸内战不断。2021年春天，缅甸军方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并拘禁昂山素季等前政府高层，更加剧了政府军和民族地方武装组织的混战。妙瓦底所在的克伦邦远离中央政府管辖，基本由几支民族地方武装控制——他们彼此因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而分裂，对电诈园区的实际控制权也时常更替。

在妙瓦底混乱的治理真空，救援经常要通过营救人员个人在地方武装、园区之间打通关系来达成实现，很多时候也只能通过家属向园区赔付再额外支付过河费把人捞出来。不同国籍的受害者赎金价码不同，阿曼达介绍，马来西亚人5000-7000美元，越南人大约8000美元，中国人则高达3-5万美元。相比之下，在缅甸政府军控制的区域实施救援难度甚至略低于地方武装割据的缅东地区。

断电、断网、断油，回合制博弈

当我们在谈论缅东的电诈清扫行动时，不能将其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单向度的“打击与挨打”。事实远比这复杂得多——这是一场反复交锋、策略不断演变的博弈，电诈集团与国家治理力量围绕这条边境线展开你来我往的攻防。

控制边境人员流动之外，最被中文互联网熟知的打击手段还包括断电、断网和停止燃油供应。缅东地区长期依赖泰国的基础设施，以妙瓦底为例，其网络、电力几乎100%来自泰国，生活和生产物资也大多通过边境贸易获得。

2月5日，泰国省电力局宣布对与其签署有供电合同的五个缅甸边境地区断电，这些区域分别为中泰合作打击诈骗行动的三个目标——孟邦帕亚通祖、掸邦大其力、和克伦邦妙瓦底供电。这被视为是一次精准且有力的威慑。

但电诈公司早有准备。2023年底，妙瓦底所在的缅东地区已经经历过几轮清扫，如今很多大公司早已配备了发电机。而在这一轮断电宣布的前两天，路透社报道称，又见到了几批新的大型发电机抵达帕亚通祖，许多当地居民面临停电，但电诈公司却能维持运转。

甚至更早，泰缅边境的公司就开始预备转移对泰国能源的完全依赖。2022年，缅东大其力的园区就与老挝国有电力公司签署供电协议。

电力在这里成为外交的角力场，而电诈公司穿梭其间。大其力通讯社称，今年2月的断电行动开始当天，老挝对缅东的电力供应翻了一倍，以弥补泰国方面断电后的能源短缺。直到两天后，也就是老挝能源矿产部长会面中国驻老挝大使的前夜，老挝将对大其力的供电量削减回一半，并发文称将调查该地区可能存在的电力滥用问题。

相比之下，断网的杀伤力大些，但园区也并不是毫无还手之力。去年6月，阿曼达收到一封来自泰昌园区的求救邮件，信中提到了这家公认边境线上最黑的电诈园区正在安装埃隆·马斯克的星链——这种曾经为乌克兰等战区提供网络的卫星系统，开始飞速在缅东园区的建筑物顶扩张领地，以应对断网。据《连线》杂志统计，在过去四个月内，KK、泰昌等个电诈园区将星链设置为互联网提供商，使用次数超过4万次。

甚至更“原始”的方法也开始被启用。前面提到的那位边境贸易商人还告诉我们，2月8日开始，他被要求不能再向缅甸销售柴油和汽油。而稍早些时候，妙瓦底的电诈园区们从他那里采购了大量插卡路由器，插入手机SIM卡可以将热点充作WIFI。

但无论星链，还是插卡路由器配合SIM卡，这些方法比起普通光线宽带，成本更高，网速更慢，对于高度依赖网络，群发骗招信息、人口贩卖、日常诈骗和洗钱的电诈园区来说，就像抽去了釜中的一棵粗壮的薪柴。

2月20日，中泰缅三国开始针对妙瓦底电诈展开联合行动，中国公安部陆续派遣警察到湄索进行中国籍相关人员的解救和押解工作。很巧合地，我们和工作组警察住在湄索同一家酒店。办理入住时，我看见十几个身材健壮的中青年男性讲着中文上楼，当时还以为是误打误撞订到了那家传闻中专供从业者落脚、交换不同园区待遇情报的“电诈酒店”。有趣的是，当我们真的找到那家电诈酒店时，这里同样住满了中国公安。

电诈酒店斜对面十几米远，有一家“客家餐厅”，我们在那里遇到三个当天早上刚从妙瓦底过来的青年。他们反复称自己和电诈无关，但他们说对岸的园区目前仍正常运转，提及对“不听话”的员工用刑时一直说“家里的规矩”，我们推测他们是电诈公司管理层。在严格进出城管制和清扫的当下，他们仍有自如往返国境线的渠道。

对缅甸电诈的打击是一场跨国合作，需要考虑各国的法律和现实情况，这导致押解和解救工作很难一蹴而就。同酒店遇到的公安向我们解释了电诈人员的解救问题，这些滞留在妙瓦底的中国电诈从业者绝大多数是从湄索偷渡入境，若想回国，他们必须先回到湄索，走一遍泰国的司法程序。此外，每天包机数量有限，即使中缅泰三国联合行动有便捷通道，遣返流程依然需要时间。再加上跨境执法和缅东民族武装的割据格局，想要一股脑把所有中国人带回国，并不现实。

此外，据公开报道和公安的确认，无论是自愿前往还是被人口贩运，他们都需要在回国后根据实际参与电诈的程度接受法律审判。

转型，业务模式转变，国际盘

最近两个月，阿曼达在柬埔寨见到了不少熟面孔。那些电诈园区曾在2022年的柬埔寨西港“918”清扫电诈行动后转移到缅甸，如今又因为缅北和缅东地区的打击行动而搬回柬埔寨。

今年年初以来，柬埔寨东部毗邻越南的蒙多基里地区正在建起新一批的“诈骗城市”，成为被泰国在与缅甸、柬埔寨边境的清扫驱离的电诈园区们的下一落脚点。

离开的园区换了一处春风吹又生，而这条边境上选择留下来的公司也需要转型。

臭名昭著的亚太城、KK等大园区早在一年多前就开始调整策略，包括来去相对自由，名义上反对人口贩运的“规范”招聘，以及减少会造成直接致死致残的体罚。这看似更加“文明”的转变背后的逻辑仍是赤裸的。

在妙瓦底，公司不会在一个月内无法恢复工作能力的伤病上投入医疗和食宿成本，小杨和本地NGO告诉我，伤员会被视为失去价值并被转卖给其他园区，甚至公海（尽管器官交易实际上极少发生），或者不等没气就直接埋了。

而如今，由于国内反诈宣传普及、边境管控的加强，跨境拐骗链条难以维系，“劳动力”成了更珍贵的资源。一切依旧是为了攫取更大利益——正如奴隶主不会轻易杀死奴隶，以避免损失自己的“财产”。

泰缅边境上那些不愿转型的公司，会押着员工躲进更偏僻隐蔽的山上，搬入更难以被锁定的“黑园区”。但现在，他们也到了生存还是改变的十字路口。

小杨所在的欧亿就是年前从电诈园区更聚集的通达搬到山上，如今这里只有他们一家公司。比他早来一个月的老员工告诉小杨，“他们刚来的时候都是先被吊起来几天，把你弄服。"小杨来时，公司已经开始走“怀柔”线路，他见到的几次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基本都是与公司绑定地更紧密的管理层，“他们想要长久，就想窝在那里赚钱，不想有人搞事情。”当然，这种“怀柔”是指仅仅不伤筋动骨但更花样百出的折磨，业绩不好的时候体罚鸭子步(双手背后完全屈膝状态下移动)，或踩着指压板加班，晚上两点半下班，早上六点半继续工作。

妙瓦底园区的业务模式和目标市场也在转变。公司们纷纷转型“国际盘”。

有条件的大公司招聘印度、马来西亚、肯尼亚等地区的英语使用者。我在曼谷的同事曾为绿色工业合作拜访肯尼亚驻泰国大使，对方却滔滔不绝讲了半小时有多少肯尼亚人被困在泰缅边境搞电诈被折磨，他们远在非洲又缺乏资源，完全没有办法。

我们在湄索遇到了前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地方副检察官艾琳，她因发现受理案件中越来越多被缅东杀猪盘诈骗的美国人而决定辞职，专门从事经济诈骗受害者服务。在来到边境后，她甚至真的曾成功追回过赃款。

小公司则无力进行同等的“国际化”转型。以小杨所在的欧亿为例，一百七八十人里除去三十个负责安保和后勤的缅工，大部分是骗招来的，他们年纪很小，文化水平不高，电脑拼音打字都需要现学(他们往往也是在两到三个月的新手保护期后因业绩差而最常被惩罚的)，显然无力进行国际盘诈骗。即便如此，小公司们也已经放弃了日渐警惕的中国市场。

我想这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被骗钱和被人口贩卖的中国人少了，中国政府的关注和打击也会减弱，而中国之外的一切，仍是一片“蓝海”。

莫艾河

湄索之行的最后一个下午，我和朋友决定去亲眼看看泰缅边境第一园区“亚太城”——离市中心不远，骑摩托向北半小时，就能抵达它的正对岸。一出镇子就是连片的甘蔗、玉米和蜀黍田，本地人说，这些不是经济作物而是作为动物饲料。种子和肥料都靠向湄索的中资企业贷款购买，等到收获时，农民自留一些，剩下的再卖回给这些企业。

枯水期的莫艾河窄得只够一艘小轮渡在里面转个弯，水位刚没过成年男性的胸口。一路沿河行驶，没多久，我们甚至不用低头看地图，便知道已经到了。河岸这边仍是农田，对案已经是繁荣的城镇，高楼林立，最显眼的几栋少说有十几层高，我们在湄索都没看到这样有现代城市气质的建筑。

这是我们第二次见到莫艾河。上一次是去国境线上的寄宿制难民小学，正赶上期末考试结束，孩子们排队接种疫苗。朋友跟拍了一个缅甸学生，妈妈和姐姐从河对岸来看她，临走时她们手挽着手，涉水过河回家。

那天的河岸荒芜破败，我们却总感觉有干净的希望，眼前繁华的高楼却只能让我联想到浑浊血腥的脏污。

我模模糊糊地听到一阵笑声，朋友指着河对岸的一角让我去看——一群只穿着短裤的缅甸少年在浅滩游泳，在这短暂的一刻，他们像其他任何和平地方的孩子一样快乐，就好像诈骗和战争都没有存在过。

“如果没有精力好好学一年藏文。你会发现，你跟你的家乡的人、没法用共同的语言交流。”

在青海西宁的家中，久美成列第一次看父亲的电影。那是一天晚上，全家人都等在电视机前，等着中央六台播放《静静的嘛呢石 》。他很期待父亲的电影，但始终没有被故事里的小喇嘛所吸引，电影没放完，就看不下去了。

那之后几年，他再也没有看过父亲的电影。在西宁度过的整个小学时光，父亲都在北京工作，偶尔会回家一趟，但呆的时间很多。久美成列回忆道，从没有缺乏父亲陪伴的感觉。小时候，他和姥姥住在一起，常会有亲人相聚。

每到周五，表哥们会从共和县，来西宁过周末。他们便会去租碟屋，租一些香港鬼片、周星驰的喜剧，或是好莱坞的战争片、超级英雄系列。这是久美成列，童年时的一种娱乐，也是最初的电影启蒙。因此，当看到了父亲的电影，尽管拍摄的是熟悉的藏地，但还是无法被平淡的故事所打动。

十二岁，久美成列来到了北京。在北京的家中，他第二次看《静静的嘛呢石》，也看了父亲之后拍的《老狗》《寻找智美更登》。他坦言说道：“其实，那时我也还小，我也是不理解，为什么父亲他们会这么努力、这么辛苦地去拍这些电影？”

但他确实感受到了父亲对电影的爱。那时，万玛才旦在北京电影学院读艺术硕士，会在校园内的光碟店，买各种光盘，想看世界上最新的电影表达。每天，久美成列看着父亲回家时，总会提着两大塑料袋的光碟，其中有专门为他买的动画片。

他开始认识父亲的一些电影朋友。那段日子，人们总会一起聚会，谈论电影、谈论藏地、谈论艺术。久美成列还记得，一次跟着父亲回青海，却坐了一辆长途公交车。原来，导演松太加的工作室在那。“一个離西宁城很远的地方，进去之后，首先闻到的是油画颜料的味道，房间里面摆着，将近十幅很巨大的画架。父亲和松太加叔叔就在这周围，聊着关于创作、关于电影的东西。那时候，我对这些话题并不太懂，只感觉，他们是一些很特别的大人，很特别的艺术创作者。”

少年时，久美成列还是很喜欢香港黑帮片，尤其是《无间道》三部曲。他也敬佩卓别林、巴斯特·基顿这样的导演，欣赏他们的才华。但看了伯格曼的电影后，他觉得有某一种东西被打开了，领略到了电影艺术的魅力。

电影《气球》的剧照

2.

久美成列向我讲述了，他看过《秋日奏鸣曲》的体验。这让他，想到了自己和父亲：

“这部电影，讲的是母女关系。这个女孩一直期待，母亲能给她更多的肯定。所以，她很努力去学钢琴，想要在母亲面前証明自己。但是，她发现，她母亲并不是很在乎她，她母亲好像更在乎自己的生活。这就导致了她和母亲发生了一次很剧烈的冲突。”

“那时候，我看到这些情节，会想到自己。当时，在潜意识里面，我也很努力想追得上父亲的脚步吧。我也希望，他能够给我更多的肯定和支持吧。因此，我也在心里给了自己压力。”

面对媒体采访时，久美成列对此说了很多。万玛才旦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他会给儿子安排各种任务：每天要看多少书，看多少电影，每天要用英文冩日记。除此外，他专门安排了一位中央民族大学的老师，教儿子学习藏文。

另一方面，万玛才旦也是一个开放的父亲。他提出的建议，都会先征求儿子的意见。十六岁时，久美成列要回青海，在寺院学校学一年藏文化。最初，他很排斥，他是学校的足球队长、班里的宣传委员，舍不得高中的同学们。

“但我的父亲和母亲告诉我，到了我这个年龄，马上就要上大学了。这之后，人生的计划会排的很满，更没有精力好好学一年藏文。如果，你这个时候不去，等你到了社会，你会发现，你跟你的家乡的人、没法用共同的语言交流。甚至，对于一些事情的认知，都不在一个共同的层面。那时候，你会感到很难受。他们希望我能去，后来，我就同意了。”

确实，如久美成列所说，他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他读的初中部，班上的同学，年龄最大的有53对。每天六点起床，六点半在教室唸经。早课上，同学们都会着藏袍，一道背书。下午，人们会在操场辩经半小时。日子周而复始，这一年，让久美成列好像丢掉了异乡人的衣服。

长大后，他常回到藏地，和人们聊天，聊当地人认为幽默的事情，聊生活的琐事，聊悲伤的事情。久美成列发现，当他了解地越多时，看父亲的电影时，越能投入进自我的情感。

“这以后，我再看父亲的电影，会觉得更加亲近。小时候，我生活在大城市，会对活在村庄、生活在寺院的其他藏族人，感到有一些距離，不会和他们很亲近。所以，当时我没办法对父亲的电影感同身受。”

“渐渐的，我会了解到，《静静的嘛呢石》里的人们为什么想看电视，会了解到《老狗》里，为什么他一定要把藏獒赎回来，为什么到了最后，不惜要把老狗杀死，也不会交到外人手里。这是因为，我離这些生活更近了，離这片土地更近了，感受就会更多、更多。”

不只是观看父亲的电影，他也开始进入到父亲的剧组中，参与了《撞死一只羊》《气球》《雪豹》等片的拍摄。久美成列告诉我，生活中的父亲、工作中的父亲，并没有什么不同。父亲一直保持着，很平静、很谦卑，对每个人都很友好的状态。

“父亲也是一个很注重细节的人。比如说，每一场戏的调度、动作，每一句台词，每一个道具，就好像是，他在生活里给我安排的一些任务。他会考虑到，第二天拍戏时，要提前和谁打个招呼，要提前准备哪些道具，会做到面面俱到。这就像，每次我们从西宁回贵德时，他看村里面的老人时，会想到他们需要一些什么营养补品，都会提前买。”

除此外，久美成列明显感到到，片场的父亲，远不如生活那般严肃。他常能听到，父亲和身边的主创们聊天，神态轻松。“因为他在创作，这个过程中，他会很快乐。他在监视器后面时，你能明显看到他，脸上有着发自内心的愉悦表情。”

2019年12月，久美成列的首部长片电影《一个和四个》开机。电影改编自藏族作家江洋才让的短篇小说，讲述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某天，暴风雪即将降临青藏高原某原始林场，护林员被卷进了一起警察追击盗猎分子的案件当中。

拍摄前，久美成列和父亲商量，希望他不要来片场，因为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对此，父亲很支持，从没有来过。

这是久美成列第一次拍长片，那一段时间，他有些忐忑。他会想要盯很多、很多的细节。他会让演员演一遍又一遍，期待达到自己心目中的完美。这让主演金巴有些不满意，两个人经历了一个磨合期。因为疫情的影响，拍摄被迫中断，2020年冬天才重新拍摄。

那一年，久美成列不断去看素材。他发现，这种繁琐的要求，让演员不断去重演，不仅没有太大变化，反而让他们的状态有所下降。甚至，会感到一些麻木。为此，久美成列和金巴有过一次长谈。他也调整了合作方式。

“我会先跟他们说清楚，我想要一个什么状态。基本调度之后，让他们自由发挥，不像之前那样，会说我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我发现，这种方式会让他们演地很舒服，有了一些超出我预期之外的表演。

今年，久美成列执导电影《藏地白皮书》开机，该片由万玛才旦编剧和监制。这部公路电影的拍摄，从拉萨到珠峰大本营，再一次回到拉萨后，去往西双版纳，经历了二十多次转场。这代表着，每去往一个新的地方，需要重新布置，重新感知它，非常有挑战性。从4月20号开始拍摄，一直到6月18号结束，这中途，经历了父亲的離世，但剧组和导演并不能停。

久美成列告诉我，拍电影的过程中，会更理解自己的父亲。

“我会理解，他为什么会在生活、在工作中，这么细心、这么一丝不苟。因为，父亲作为导演，不只要考虑创作的问题，剧组里的大大小小的事，也要照顾到。正因为他是这样，他的作品才会呈现一个非常优秀的状态。他的朋友们也很敬重他、关心他、疼爱他。”

我们的采访结束了，久美成列不想谈論父亲的離世。这是夏天的一个上午，透过手机，我感觉到这位二十六岁的导演，还保有一种少年般的声音，语气也基本是平静、镇定的。但不知道是出于一种我的恍惚，还是我的一种想象，当我回听录音时，却感受到了一种不易察觉的情绪，传递到了我身上，让我感到了一些悲伤。

谈到小说和电影时，久美成列说过，父亲会通过作品呈现自己，是一个不会把内心想法过多流露出来的人。我想，久美成列也是这样的人吧。

这让我联想到了一本书，《遇见万玛才旦》，这是一部围绕着电影进行的访谈录。这本书的最后，是在2015年，作者去了万玛才旦导演的家。她刚好碰到了十八岁的久美成列，两个人谈起了电影。这篇的访谈，最后如此写道：

万玛才旦结束与那个记者的采访，走回来了，久美成列不太好意思在爸爸面前”班门弄斧“，我们就结束了交谈。

END

写于2023年7月，该文为首次发布。

采写：木头人
普通影迷，第三届深焦影评大赛冠军

在香港这座光影交织的“动感之都”，同志群体的故事往往隐没于霓虹灯照不到的角落，或偶然闪现，那也是如《春光乍泄》般聚焦于年轻的灵魂与迷离的情感。因此当导演杨曜恺以两部讲述老年同志生活的电影《叔·叔》（2019）与《从今以后》（2024）走进影迷视野中时，我们似乎才第一次看到那些被时代困缚、在家庭伦理与自我认同间挣扎的银发身影。从男同志桑拿房内压抑的肢体触碰，到女同伴侣遗产争夺战中暗涌的阶级裂痕，他的镜头始终凝视着“边缘中的边缘”，克制地将幽微情感编织进公共议题的经纬。

作为香港同志影展创办者，杨曜恺的创作始终带着双重自觉：既是艺术家对同性题材的关注，也是行动者对社群记忆的书写。他的两部华语电影都取材自社会访谈与现实案例，而无论是《叔·叔》里老年男同迟暮相爱的困局，还是《从今以后》中女同伴侣不被承认的遗产困境，都不过是父权宗族制与传统家庭观对性少数系统性压迫的一个微小切面。而在全球保守主义回潮的当下，或许更应该从这些微小的切面入手，去了解在时代与社会掩盖下性少数群体的真实境遇。

这篇深度对谈除了呈现杨曜恺的创作方法论，也触及到过去年代中的个体故事：他们并不完美，有很多局限，但正如杨曜恺自己所言：“我从来不认为电影里的主角需要是完美的”，真实的个体更是如此。而当我们凝视那些被主流叙事抹去的老年面孔，了解他们缺陷之下的无奈与挣扎之后，或许我们能对何谓少数有更多的思考。

杨曜恺凭借《从今以后》拿到第7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泰迪熊奖最佳电影

01 关于《叔·叔》

深焦：在《叔·叔》之前，您拍过两部长片《我爱断背衫》和《封面有男天》，都以海外为故事背景，是什么驱使你回到香港拍摄电影？

杨曜恺：我小时候在海外上学，之后在香港念的又是国际学校，所以没有学过中文（书写），因此前两部电影都是写的英文剧本。但作为一个香港人，广东话是我的母语，我就一直很想拍一部广东话电影，因此才回到香港。

《叔·叔》的剧本是我先用英语撰写，然后再找人翻译成中文的。虽然不会用中文写作，但我的读说听都没有问题，拿到翻译初稿之后，我就对台词进行调整，翻译再根据我的录音进行修改。如此来回多次，经过非常繁复耗时的过程，才终于完成剧本。

《封面有男天》剧照

深焦：《叔·叔》的灵感来自江绍祺教授的《男男正传》，书中12位年长男同志的案例中，有哪些最触动您？在改编时如何平衡纪实与虚构？

杨曜恺：我见过其中好几位，有些在电影开始拍摄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有一个案例我觉得尤为特别，这位年长男性从不认为自己是Gay，他认为自己对同性的欲望渴求就像赌瘾一样。所以他偶尔会去公厕寻找“同伴”，就像赌徒时不时就需要赌一把，满足了“瘾头”之后，就可以回去做个“正常人”。

我当时非常惊讶于这种想法，之后我就明白，他们其实是以此将自己的欲望和同性恋的身份分割开来。这个人后来就成为《叔·叔》中柏的原型，同时也糅合了其他五到七位受访者的经历和人生观，最终构成柏这个人物。

不过在访谈里，其实并没有两名已婚的年长男同志交往的案例。一般而言，年长男同志多会找较为年轻的伴侣，甚至会有年纪相差20岁以上的情况。但我并不想自己电影里的角色是这个样子，一来老少配的戏码早已不新鲜，二来这种关系里年长者往往追求的只是年少者的肉体。因此我就重新构思了一种情感关系：如果两位主角都是“叔叔”，两位都是已有孙儿的祖父，现在才坠入爱河，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

《男男正传》封面

深焦：您认为老年同志在身份认同、家庭责任与情欲表达上，与年轻一代的同志相比，有什么特殊性？

杨曜恺：以前和现在当然不一样，尤其在我访问过的“叔叔”里，他们都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生活在旧时代的人。他们和现在年轻人生活的年代相差了有三四十年，而这三四十年间发生的变化是非常大的。现在大众对于同性恋的看法，以及相关法律都有了很多转变，甚至有了同性婚姻的可能。所以很多年轻同志，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相当自豪的，甚至不会自我标签是Gay或Lesbian，而是流动的性向。不少人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会向家里出柜，如果家人无法接受，他们也会抗争到底。

但那个年代因为对同性恋的认知不足，人们会认为那是一种腐败、一种病态，甚至是违反刑法的罪行。香港是直到1992年才将同性性行为非刑事化（勘误：正确时间应为1991年7月）。同性群体因为性倾向不被法律允许，不敢对他人透露，甚至不敢（和同性）交往，因为可能遭遇交往对象的勒索和举报。在那样的环境里，同性群体的身份认同一定是很糟糕的，会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同时必须掩盖自己的真实情感与倾向。

深焦：谈到负罪感，《叔·叔》的另一位主角海，在片中是有基督信仰的，这是一个刻意为之的角色设定吗？

杨曜恺：半是刻意吧，但确实在访谈里有同志是有宗教信仰的。看上去很矛盾，但他们的信仰是很“香港”的。香港人一向非常实用主义，他们会将宗教里觉得适合的纳为己用，觉得不适合的就“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他们不会像西方的那些虔信者那样，将信条教义全盘接受，而是会有所选择。

《叔·叔》剧照

深焦：您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去描写两位主角的家庭生活，中国式的家庭是否导致老年同志更难挣脱枷锁？您如何理解老年同志对传统伦理的妥协？

杨曜恺：他们已经到了那个年纪，尤其结了婚之后，会将子女的尊重看得非常重要，其中最引以为荣的，就是老了之后，子女给钱花这件事（就像在《叔·叔》里，柏收到儿子给的家用后，那个感动溢于言表的一幕）。那是一种非常中国人的心态。很多人以为中国人吝于感情的表达，其实情感都隐藏在细节里。我们不会像外国人一样天天“I love you”,但中国人是会通过一些细微的看似不起眼的行为，去表达爱意。

因此对于柏与海而言，子女和家庭给予了爱与尊重。你要他们为了爱情而抛弃一切，是非常困难的。天秤两端的比重显而易见，一边是奋斗一辈子为家庭奉献得到的回报，那代表着一生的成功，另一边则只是一段“雾水姻缘”，怎么可能舍此取彼？

在我的访谈里有一位“叔叔”，他说自己“从大陆游水下来香港”，当时一无所有，几十年间白手兴家，有了家庭，有了老婆，有了子女，回家有汤喝，“过时过节（有孙儿）会喊阿爷阿公”，在他看来这就是“成功的代表”。他不会认为没有出柜，一辈子自我欺骗是一种失败。现在那套“做自己”的想法并不适用于他们。

深焦：柏虽然欺骗了妻子，但电影并没有对他表现出批判，有观众认为这是对“同妻”议题的回避，您如何看待这种争议？

杨曜恺：我们不能用当下的标准去judge（评判）他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这些“叔叔”很坏，欺骗自己的妻子，但在那个年代，十个同志里可能有九个都会这么做。因为结婚是必须的，如果不结婚，先别说在家庭中会难以自处，亲戚朋友会投以怪异眼光，工作上也会多有阻碍。在以前的公司里，如果不结婚别说无法升职，连找工作都会有困难，会觉得你“娘娘腔”，或者不成熟没定性，机会会优先给到有家室的员工。那个年代是不允许你做自己的，因为做自己的代价太大，很多人只能选择结婚。这是时代局限造就的悲剧。

《叔·叔》剧照

深焦：太保和袁富华均为直男演员，您如何指导他们诠释老年男同的复杂情欲？例如桑拿房的肢体接触戏，如何让演员突破心理障碍？

杨曜恺：开拍之前都有给演员看过剧本，也讲过会有亲吻和情欲戏，演员们其实都有心理铺垫。但到了拍戏的当天，其实还是会紧张，两位演员就在片场不停抽烟（笑）。我就说，不用怕，我们就像排练舞蹈那样，分解动作，第一步这样第二步那样，如此这般练了一个上午，直到非常熟练，仿佛在进行一场舞蹈表演。一开始两人都裸着上身，还是会尴尬，但当排练了两个小时，十个动作做了十次之后，尴尬也就慢慢消失了。上午热完身，吃过午餐，我们才正式开拍。两位都是专业的演员，经过之前的热身，入戏也很快，非常自然地就完成了拍摄。

深焦：电影中对柏的妻子清虽然着墨不多，但令人印象深刻，区嘉雯的演绎也十分精彩。她对丈夫的情况显然不是一无所知，您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是怎么思考的？

杨曜恺：对于那个年代的女性而言，家庭是最重要的存在。她只能“只眼开只眼闭”，她不可能不知道，但她又无法理会。丈夫对自己的情感，身为妻子自然心知肚明，但那个年代的人不太看重“激情”，或“谈情说爱”。她们首先是建立家庭，生了小孩之后子女就是一切，因此只要伴侣顾家、不赌钱不喝酒不家暴，就算是挺美好的婚姻了。现在看起来当然很离谱，会认为那不过是最最基本的要求，但在那个时候就算是很难得了。

所以对清来说，只要（对方）不要主动上门，不要威胁到自己的婚姻，就当“没事发生”。不然她还能怎么办呢？离婚吗？在那个年代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离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如何独立生存，又如何面对自己的子女。而且很多女性根本不想别人知道自己的丈夫是Gay，这才是最要紧的，光为了遮掩这见不得光的丑闻，就足以令她选择忍耐和沉默。否则由此而来的羞辱不仅仅针对丈夫，更会波及到子女和自己。

《叔·叔》剧照

深焦：《叔·叔》中柏与海“回归家庭”的结局，是否反映了您对香港社会接纳同性恋的悲观预期？

杨曜恺：其实不悲观。香港这几年有很多同志和政府打官司打赢了，争取到了很多法律上的权利。社会对同性恋的看法也越来越开放，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反对也没有那么激烈了。所以还是乐观的，虽然慢，但并不是没有进步。

深焦：香港老年同志群体似乎普遍面临“养老院歧视”的问题。政府与社会组织是否对此有所回应？《叔·叔》中提到的“同志安老院”提议在现实中有无进展？

杨曜恺：没有（笑）。因为在香港，一般养老问题就已经十分严峻了，对此尚且没有资源解决，更何况是性少数的养老问题。在我访谈的案例里，有非常顽强，很早就出柜的同志。这部分人往往对自己的身份和倾向非常确定，因此终身未婚，和家里也基本断绝关系。他们老了之后，都会害怕进到一般养老院里会被歧视。他们作为社会的边缘人，长久以来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现在让他们回到“直”的群体中，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例如他们的私密物品，以前收到过的情书，甚至他们的黄色影碟，这对他们而言可能都是非常宝贵的存在，但进到那样一个环境里就不再能拿出来，不能在其他“普通人”面前暴露。聊天的时候，其他人可能谈及自己的妻子儿女孙辈，他们也没办法参与，因此很容易就会被孤立。

香港有一个组织叫“晚同牵”（香港首个也是唯一一个专为年长同志社群提供服务的注册慈善机构），会尽量照顾同志老人，每个月有固定的聚会，如果发现老年同志有什么困难，社工会上门帮忙。但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有很多老年同志是还在“柜里”的，他们也未必想要这种帮助，因为一旦接受就等于昭告了身份，从而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这当中的情况也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

《叔·叔》剧照

02 关于《从今以后》

深焦：《叔·叔》聚焦老年男同的隐秘情感，而《从今以后》则关于老年女同的遗产困境，为何选择这个题材？除了和《叔·叔》的关联，是否有其他原因？

杨曜恺：我也不是故意地写完老年男同后，就接着写一个老年女同的故事。其实是2020年的时候，我听了一个关于香港LGBTQ群体遗产权益的讲座。当时演讲者讲了好几个类似《从今以后》故事的案例，我就起了访问当事人的念头。那几个案例都是女同伴侣，这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很多男同伴侣即使在一起很多年，都会瞒着家人，维持秘密的状态，因为当时社会对男同的鄙视是更严重的。男同根本没有想过会有被彼此家人接纳的可能，经济往往也是各自独立。

女同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女同伴侣会被认作好姐妹好闺蜜，只是因为都嫁不出去所以才两人结伴一起过日子，即使出双入对，他人也不会觉得奇怪。这些女同伴侣和彼此家人和谐相处了很多年，让她们以为自己真的已经被家人接纳，成为了真正的一家人。这其实也是父权社会逻辑的一种体现：对女同性恋表面上的接受，本质上是因为没有威胁力。两个女人在一起没什么，但两个男人在一起就是对男性集体形象和权威的一种危害。

但当女同伴侣的其中一方逝世之后，她遗产的处理往往会成为一个问题。有些案例里的家人，就像《从今以后》里Pat的家人，固然知道当事人是一对伴侣，但当碰上利害关系的时候，家人很轻易就能否认她们的关系，因为没有结婚，也没有任何书面文件可以证明，法律也不承认。为了得到死者的遗产，当然予以否认，例如说“她们只是一对好姊妹，我的妹妹是同情她可怜她，才让她在这房子里住了十几年，现在妹妹去世了，她就想霸占房子。她们本来只是朋友而已。”相比起来，电影里的情节已经算是比较温和了，现实中我有看到过（家人）直接换门锁的情况。

《从今以后》剧照

深焦：《从今以后》的开头，就是主角一起买菜吃饭的情节，包括在《叔·叔》中也有类似的场景。都说食色性也，但在您的电影中，似乎吃饭比起性的场景，更能体现亲密关系，这是您有意的处理吗？

杨曜恺：是的。尤其当我们谈及片中人物的年龄，例如《叔·叔》中的两位主角都六十多岁了，对他们而言最甜蜜的事情就是两人一起买菜做饭，都是些很简单的小事，但已经是难以得到的生活。

而在《从今以后》的开头，我想表现她们已经在一起细水长流了那么多年，周围人，从邻居到门卫到菜市上的商贩，对她们的关系都是了然于心的。以及她们毕竟在一起几十年了，不可能表现得如热恋中那般甜蜜情态，而是在很多动作上，例如走路的时候你扶我一下，或者你放下杯子我就会把水满上，两人的情感恰恰体现在这些细微之处。

深焦：Pat从未签署遗嘱这一剧本设计除了引出Angie与Pat家人的“房产争夺战”，背后还有着怎样的考量？例如有评论认为，这体现了Pat身上存在着的传统男性色彩。

杨曜恺：Pat当然是一个有缺陷的角色。如果她真是一个周全的人，她当然应该立遗嘱。但我从来不认为电影里的主角需要是完美的，而且这其实也是中国人普遍的想法，就是对立遗嘱这件事情十分抗拒，不敢写，因为觉得不吉利。哪怕到了六七十岁，明知后果，但还是不去计划。尤其对于同性伴侣，这种恐惧和疏忽就会对爱人以后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在我访谈的伴侣中，有很多都没有立遗嘱，一旦问到，有人就回答：“没关系，到时候我的姐姐会知道的”。我心想，你们在一起三十多年了，最后却要取决于你的姐姐？你的姐姐真的知道你的想法吗？或者她根本不想知道的话会怎样？这对你的伴侣而言也太危险了。她们看完电影之后，嘴上说会做，但一年之后再问到，也还是没有立遗嘱，会觉得一旦把自己的死写在纸上，就仿佛是对自己的诅咒，是这种恐惧阻碍了她们。有人问到，Pat是不是不爱Angie，所以才不立遗嘱，我是不同意的。这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从今以后》剧照

深焦：故事中的主要矛盾看似是遗产，但本质是关于“福荫后人”的冲突：Pat的家人想让她入龛，是因为算命先生说那样有利子孙后代；Pat的家人想抢走Angie的房子，是因为小儿子要结婚生子，这里面是否也隐含着您对宗族传统的批判？

杨曜恺：异性恋者攻击同性恋的时候，往往会用“下一代”这种说辞。除了因为同性恋无法“传宗接代”，还会认为只要有同性恋的存在，就会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甚至声称会带来性侵的问题。有些人会将“下一代”的利益作为一种“武器”，来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及同性群体的权利。

深焦：电影中您花了相当篇幅去描绘Pat家人的生活困境，Angie与Pat的家人显然处于不同的社会阶级，是否可以理解这部电影里除了同性伴侣与传统社会的冲突，其实也有着阶级的冲突？

杨曜恺：我认为很多家庭的故事里都包含着经济权利的斗争，尤其是当一家里的兄弟姐妹境遇有所不同的时候。香港八十年代的经济腾飞，造就了很多人一夜之间的白手兴家，有些人则被落在了后面，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我想在电影中表现这种家庭里的经济差异。

《从今以后》剧照

深焦：香港也不承认事实婚姻，如果故事的主角换成一对从未结婚的异性伴侣，这个剧本是不是也能成立？

杨曜恺：某程度上可以成立，但这里牵涉到我们社会文化的问题。正因为社会普遍不接纳同性伴侣，有些人会觉得在家人去世后，把她的所谓伴侣赶走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外人眼中看来她们不过是姐妹关系。但假如家里有个叔叔没结婚，而你从小到大都知道他有位女友，大家都公认这位就是他的妻子。当那位叔叔去世之后，家人未必会如此对待他的女友。哪怕法律确实不保护他们的关系（假如没结婚也没子女），但社会舆论的反应会截然不同。会觉得有没搞错，几十年了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一对的，哪怕两人没结婚也没理由把人家赶走。这是一种很微妙的社会共识：因为异性恋就是被接纳的关系。

深焦：《叔·叔》和《从今以后》相隔了五年，比起前者的温和，《从今以后》的表达似乎更加尖锐。这五年间您的创作心态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

杨曜恺：当然是有很大变化的，毕竟整个世界的环境都变了。七八年前，我们会感觉世界在走向共融，现在反而大倒退了。《叔·叔》某程度上算是一个爱情故事，想让观众了解这群人的痛苦。到了《从今以后》，我想表达的是社会的不足与现实的不公。

《从今以后》剧照

深焦：《从今以后》在2024年的柏林电影节首映，《叔·叔》当年则先去了釜山电影节，然后再去了柏林，欧洲观众和亚洲观众对这两部电影的观感有哪些不同？

杨曜恺：《叔·叔》 的话，亚洲人会更容易明白，因为那些微妙的家庭的东西他们更感同身受。欧洲观众未必能get到其中的细微之处，更倾向于当成一个爱情故事来看待。《从今以后》则反而欧洲观众能理解得更深，因为他们能从这部电影看到自身社会过去的不公，明白到香港也正在经历一个他们走过的阶段。

《从今以后》剧组在柏林

03 关于同志电影创作

深焦：您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西方的酷儿理论发展得如此之快，是否有影响到您的创作？

杨曜恺：发展得是快，但倒退得更快（笑）。尤其特朗普上台之后，这在以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我之前才参加完一个会议，讨论的内容是关于香港的公司如何在避免提及DEI这几个字的情况下继续工作。因为这些公司很多总部都在美国，现在美国下令禁止DEI，如果香港这边继续提及，可能会导致在美国的总部受罚。简直就像换了人间，前两年大家都还很拥抱这个理念，现在却变成讲都不能讲，甚至需要专门开会来讨论这件事。我完全无法理解世界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太可怕了。

杨曜恺

深焦：您自2000年起主办香港同志影展，是否可以分享一下您对华语同志电影创作的观察？有什么变化趋势？

杨曜恺：台湾包括亚洲这些年有相当多作品，将同性议题商业化，例如BL电影。BL电影对同志权益某程度上是有帮助的，让这个群体在大众中有了更广泛和正常化的认知。但也有一部分人会认为BL电影不是同志电影，其目的并非探讨LGBT议题，而只是将同性恋简单化浪漫化、专为女性受众而创作的电影。但我认为这个趋势（对同志而言）并非没有好处，至少能争取一部分支持者。即使那些女性观众可能并不完全理解同志的境遇，但起码从不会恐同开始。

2024年第35届香港同志影展海报

深焦：您认为当前香港电影人创作酷儿题材时，最需突破的困境是什么？技术、资金还是整体社会的文化保守性？

杨曜恺：拍摄同志电影在香港依然是很艰难的，资金是最困难的，很多投资人会认为这个题材太过小众。我当时拍《叔·叔》的困难之处在于选角，因为需要六十多岁的男性出演。这个年龄段的男演员，很多都是以前邵氏电影期间演惯大英雄、警察探长那种很阳刚的角色，对他们来说会比较难。但如果让现在四十岁以下的香港男演员去扮演Gay，很多还是蛮愿意的，所以选角现在应该没什么障碍。市场的接受度可能会是个问题，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进影院（看同性电影）。例如《叔·叔》上映的时候，很多夫妻就是老婆想看，但老公不肯，哪怕走到影院门口了都不愿意进去。受众有限，也就很难找到投资。

过去香港有《春光乍泄》，那是经济腾飞的时候，整个电影产业也百花齐放。现在社会的氛围已经不一样，2000万和500万预算的差别是很大的，当你只有500万预算的时候，你不可能飞到阿根廷拍摄，也不可能请到梁朝伟和张国荣。

《春光乍泄》剧照

深焦：下一部作品是否会延续老年同志主题？或尝试其他性少数群体的故事？未来是否会考虑创作非同志题材的电影？

杨曜恺：现在是有几个想法在酝酿。其中一个是比较商业的非同志题材项目，但最近香港电影业不太景气，未来几年对电影的投资可能也会减少，所以这部商业片能不能拍成也是未知数。另外也想回归拍摄英语电影，目前还在筹备阶段。

五一假期结束了，各地旅游捷报频传。今年五一期间，全国出行人数3.14亿人次，消费达到1802亿。

我大概算了一下，五一出行人均消费为573元。而2019年，这个数字是：

603元。

大家确实都出来玩了，但是各行各业感觉恢复情况不太一致。就比如乃悟最关心的航空业吧，按照第三方平台统计，五一期间境内航线客运航班量6.95万班，同比增长5%，国际航线同比增长了16%。机票平均价格890元，同比增长5%。

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啊！

乃悟又看了一下今年春节期间的统计，民航发送旅客达到1824万人次，日均运送228万人次，创下春节同期历史新高。

春节是一季度最火爆的出行周期，看这个数据，各家航空公司今年一季度的业绩一定很好吧。

乃悟翻看了各大航司的一季度财报，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

国航今年一季度亏损扩大22%，东方航空净利润从去年同期的亏损8亿到今年的亏损9.95亿。南航又是超薄座椅又是餐食节省，亏损幅度和去年相比没有变，那才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最终省了三块五。海航的利润下降了6成，被誉为最能赚钱的春秋航空归母净利润减少了16%，吉祥航空扣非后的归母净利润下滑了30%。

乃悟又查了查各机场的数据。上海机场今年一季度盈利超过5个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6%，白云机场一季度盈利接近3个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还多。首都机场的营收也在增长，亏损在收窄。

机场这个生意模型是特别的好，飞机起降要收费，旅客在机场坐飞机也要收费。所以机场都说自己赚钱了，那就说明坐飞机的人多，而且飞机起降频繁。

既然人旺机也旺，那为啥各大航司却都在亏钱呢？

星球此前写过，第一是因为国际航班恢复程度不理想，各家航司都在国内市场卷机票价格。

第二是按照十四五规划，航空运输旅客数量有达标要求，各大航司航线航班都在大开特开。

当然，也有不受这些因素影响的。节前，幸福航空突然宣布停飞。

乃悟给大家讲个古。这家公司最早由中航工业和东航合作创办，幸福航空早期几乎使用的都是来自中航工业的产品：

新舟60支线客机。

全球航空市场就那么大，还被欧美用适航证体系分化控制，新舟60没有取得欧美的适航证，就导致其无法向欧美市场销售。

当然，也不能全怪欧美朋友，新舟60在2009年到2015年的6年间，发生事故17起，其中7起都和起落架有关。

这就导致新舟60的客户都是亚非拉兄弟和幸福航空。最便宜的时候，这家公司甚至推出过0元机票，随便坐，不要钱。

可能是亏损过大，又或者是别的原因，中航工业又把公司甩给了西安国资。然而西安国资更赔不起。关键时刻，疫情又来了。于是，就有了大家看到的工资停发、社保停缴、最后停飞。有人计算，就目前幸福航空能飞的飞机，全都努力运营也要每年亏损一个亿。

有媒体采访了幸福航空员工，他们说目前公司拖欠10个月工资、40个月公积金、28个月社保等等。一些飞行员、空姐、地勤靠干兼职挣钱。

太可怜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救救空姐？

2025年3月3日，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发布了《反家暴法》九周年监测报告，分为概述篇和政策法规篇。本次推送概述篇，限于篇幅，推送内容节选原文的摘要，以期向读者展示概貌，建议读者们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报告全文。

截至2025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暴法》）正式实施已有九年整。2017年3月1日以来，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持续发布民间监测报告，以期勾画我国反对家庭暴力的进展，了解存在的挑战，提出对策建议，与社会各界共同促进妇女权益、家庭安全、社会和谐。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暴的重要制度创设，本篇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施状况单列一节，进行考察。截至2024年10月底，各级人民法院共作出近 2.6 万份人身安全保令。但是，这个数量和我国巨大的人口总量、家庭暴力的发生状况和报警情况等相比，实在让人不敢乐观，而且保护令的核签发率仍然没有披露，加之能够查找到的保护令数量越来越少，已经难以如之前那样去考察所申请的哪些保护措施和准率较高、哪些保护措施如迁出令核准率很低。

总体而言，虽然《反家暴法》实施九年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家庭暴力问题依然严峻，需要社会各界持续关注和努力。

一 一年来反家暴工作的主要进展

1.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与实施：让法律活起来
2024年国内多地颁布实施了反家暴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与《反家暴法》相配合实践。
2.多部门协作机制的强化：形成反家暴合力
3.救助与法律援助的扩展：为受害者提供更多支持
4.与未保法等法规条例携手，从源头预防家暴

二 主要责任机构的工作（详见报告全文）

与反家暴落实工作相关的机构有：人民政府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民政部门、公安部门、司法部门、法院、检察院、妇联、工会、共青团、残联、村/居委会、社会组织等。

三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施

（一）整体趋势

2024年1月至10月，全国法院共核发人身安全保护令5199份，截至2024年10月底，各级法院共作出近2.6万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在过去9年中，全国法院核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数量总的来说呈上升趋势。

地方法院在核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方面的进展可在公开报道或数据中查询到的，有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甘肃省、浙江省杭州市等。

（二）跨省司法协作和多部门协同推进

2024年，我们检索到保护令方面的跨省司法协作和多部门协同推进的两个实例。12月，安徽省马鞍山市公安局塘西派出所及时受理了一起江苏南京市居民的家庭暴力案件，并协助其向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实现了跨地区的司法协作和保护令的有效执行。

4月16日，浙江杭州市妇女联合会、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与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及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卫健委 8个部门共同制定出台的杭州市《关于加强部门协同深入推进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其中包括发挥各部门职能作用，从妇联协助申请、检察院支持起诉、公安机关收集证据，到人民法院制发和执行，推动多部门建立常态化协同机制，全方位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四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中持续存在的挑战

尽管越来越多的家暴受害者的权益能得到不同程度的保障，但现实中不如人意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折射出反家暴法的落实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和挑战。

我们还在多个家庭暴力的实例中观察到：未成年人受家暴情况中，学校的强制报告往往缺失，除了申请保护令，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民政部门和社工服务机构，可以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没有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又该有怎样的罚则？面对情节恶劣的家暴案件，部分法院法官只是“批评教育”，并坚持调解，让受害者终于同意“再给对方一次机会”。 《民法典》中关于离婚冷静期已经饱受诟病，2023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委员会审议中国履约报告时，也敦促废除这个规定。以上实例仅涉及少数反家暴责任部门。要推进反家暴法的有效实施，我们还需直面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1.不同责任主体、不同地方发展不平衡，一线人员能力参差不齐。

2.反家暴活动时间集中、方式单一。

反家暴活动往往高度集中在三八和11-12月之交的“16日行动”期间，而不是贯穿全年的常规工作。普法宣传大多仍采用宣讲的方式； 家暴案件的处理中，部分责任主体仍过于依赖简单的调解和口头批评等。

3.信息和数据披露太过稀少。

4.未见专项预算，经费保障状况不详。

5.救助/庇护只有场所数量不见服务信息。

6.社会力量多方受限，难以发挥。

结语

由于可以获得的信息非常有限，我们相信对于一些信息和实践的查询和整理仍然不够完善，在呈现《反家暴法》实施九年来的进展和挑战时，在严谨性和完整度上仍非常不足，尤其是随着《反家暴法》施行时间的持续增加，将越来越需要更多力量、包括国家机构开展监测评估进展的工作。

在梳理大量的信息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信息缺乏具体内容，从有效信息中可以看到，在取得诸多进展的同时，各个责任主体的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具有共性的挑战，如缺少工作流程的要求或指引，缺乏有关反家暴工作的评估考核指标，对人员的业务培训、数据统计缺失与滞后，强制报告、告诫书、保护令、监护权暂时转移、临时生活救助和庇护等制度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民间力量在多方受限中艰难开展反家暴工作。

在此前的监测报告中，我们已经反复提了政策建议，本篇不再赘述。在此，我们只想强调，2025年是联合国95世妇会在北京召开三十周年，全球正在评估各国的后续行动。中国作为95世妇会的东道主，应该以更强有力的政治意愿、更有效的措施办法来推进《反家暴法》的实施。这既是关乎家庭成员、特别是广大妇女的权利和福祉，也体现中国作为联合国积极的一员，在践行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国际法、95北京世妇会行动纲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国际承诺。

在这个过程中，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将持续守望，以监测见证进展和促进改善。我们看到，通过当事人的驱动、通过妇女坚持不懈的推动，通过各责任方的回应，有意义的改变将继续扩大。

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于2014年10月11日注册，愿景是促成一个所有性别、尤其是妇女和女童都享有平等、免于暴力的社会。致力于倡导完善和实施相关法律政策，协助相关机构和专业人员进行性别平等和反暴力的能力建设，通过服务和支持促进妇女和女童赋权。

为平妇女支持热线：15117905157（推荐求助拨打）

邮箱：equality-cn@hotmail.com

相关阅读：智识漂流｜“55名男性子宫肌瘤患者”，如何瞒过协和院士？

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抗辩理由。

前文回顾：河南中医院36名男性剖宫产！协和院士背书……

前天我写了一篇文章，大意是：齐鲁医院霍文静在论文中制造了55个“子宫肌瘤男性患者”，如果她是齐鲁医院重点科室主任，那这个丑闻就大了。但她仅仅是一个护士而已，所以这个事件的关注点更应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主管、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主办、协和院士主编的国家权威期刊——《实用妇科内分泌》电子杂志。

然后我扒了一下这份期刊：

编辑团队如下：它由我国著名妇产科领域学科带头人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院士担任主编，孙爱军教授担任执行主编，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中心联合主办。全国妇产科领域著名专家教授担任副主编、常务编委和编委。

我的疑问是，这种一眼假的论文，是怎么发出来的？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实用妇科内分泌》电子杂志都不审稿的吗？

全文见：“55名男性子宫肌瘤患者”，如何瞒过协和院士？

极目新闻稍晚的报道给了一个答案：发表“男性患子宫肌瘤”论文的杂志一年发文高达三千余篇，中介称版面费最高达万元，可提供代写服务。

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我没觉得自己做错什么，也没觉得自己侵犯了谁的名誉权。

结果今天收到一位孙先生的夺命连环投诉，都是针对这篇文章的。

第一个投诉发起于12.03分，投诉理由是：“责任编辑可以决策文章的发表，除非发生重大问题，才提交编委会讨论审议，决议提交执行主编决策，必要时才提交主编做决定。至今为止没有发给主编执行主编任何文章做决策。上面的文章对主编进行了人身攻击，申请删除上面文章。”

44分钟后，又投诉了一次，理由为：“针对近2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霍文静的学术论文的报道，在报道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与主编，执行主编，编委团队不实信息，主编郎景和院士、执行主编、编委团队内的所有成员都未参与该稿件任何评审环节，对论文数据真实性、作者学术行为无监管义务，对该杂志的运行与发布情况并不知情。所发信息涉及内容与事实不符，要求删除。”

我猜测这位孙先生可能就是《实用妇科内分泌》电子杂志执行主编孙爱军。

孙爱军是北京协和医院能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先后担任“国家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支撑计划重点攻关项目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项目的负责人。

我其实是被吓到了。主编、执行主编“对论文数据真实性、作者学术行为无监管义务”？

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抗辩理由。

主编和执行主编“对该杂志的运行与发布情况并不知情”，不是失职吗？你不知情，期刊发布的内容还是一样要承担责任的。这不是常识吗？

协和的大咖，你在搞什么啊？

我有点崩溃了。我要向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协和妇产主任普及这个知识点吗？

根据《报纸期刊管理规定》《著作权法》及多家期刊公布的岗位职责，主编和执行主编的核心义务包括：

终审权责：执行主编需对每期稿件进行终审并签发，主编需对期刊的政治、学术、出版标准全面负责；

流程监督：建立三审三校制度，确保责任编辑初审—专家外审—执行主编终审流程落实；

质量把控：对明显存在数据异常（如男性子宫肌瘤患者这类医学常识性错误）的稿件，负有不可推卸的失察责任。

此事件已构成重大出版事故。主编团队却以”不知情"为由推卸责任，在那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把我都整不会了。我该怎么办？我算说明白了吗？对协和的大咖真的刮目相看了。

在当今社会，中西医之争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且争议不断的话题。然而，我们需要清晰地认识到，中西医之争本质上是一个具有诱导性的假问题，很难通过争论得出明确的结果。

医学的核心目的是治病救人，其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能否有效地治疗疾病。但现实中，人们常常用地域来区分医学，将其分为 “中医” 和 “西医”。这种做法其实是民族主义情绪在作祟，它预设了一种敌我对立的氛围，是不合理的。

实际上，全世界的古代医学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

以中医为例，它强调不能暴饮暴食，提倡食用清淡、让人感觉舒服的食物，认为康复应顺应自然规律。而古希腊医学之父希伯克拉底也提出 “让食物成为你的药物，让药物成为你的食物”，古罗马医学家盖伦同样认为简陋可口的饮食对健康更有益。

此外，放血疗法在民间也有体现，比如老太太给发烧小孩扎中指放血退烧，这和古罗马的方法类似。这表明在古代，不同地域的医学都在探索如何维护人体健康，有着相似的思考方向。

到了 17 世纪，传统医学迎来了重大变革，迈入了现代医学阶段。

英国医生威廉・哈维通过解剖人体，深入认识了人体结构，这一举措带来了一场全新的医学革命。西医实际上包含了西方传统医学和西方现代医学，西方现代医学是在批判和继承西方传统医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而来的。

那么，中国是否有现代医学呢？答案是肯定的。

清末名医伍连德在抗疫过程中，最早提出了戴口罩、分餐制等理念，这些都是典型的现代医学理念。

屠呦呦在治疗疟疾时，从古代医方中获取灵感，经过大量的研究和实验，最终提炼出了青蒿素。她运用的是现代医学的理念和方法，是当之无愧的了不起的现代医学家。

“中医” 和 “西医” 这种分类方式天然地预设了对立情绪，并不科学。如果我们用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来划分，就会清晰许多。

不管是来自哪个地域的医生，使用何种方子，都应该用现代人的思维和认知进行重新检验。对于那些有效的方法和药物，我们应该保留并进一步研究和发展；而对于无效的部分，则应果断抛弃。同时，我们要借助高科技手段来提升治疗方法，充分发挥传统医学的最大价值。

倡导科学的医学态度

我们提倡现代医学，并不是要反对中医，而是要用现代思维来审视中医。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其中必然有许多有用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挖掘和传承。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医中也存在一些可能已经过时或无效的内容，我们需要进行自然的筛选。

医学不应该存在中西医的对立，而应该有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有效和无效、医生和骗子的区分。在医学领域，打嘴炮式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真正重要的是能够治病救人，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中西医之争不应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医学的本质，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对待不同的医学体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共同推动医学的进步和发展，让更多的人受益于医学的成果。

CDT编者按：微信公众号“三里河”发布一篇文章援引官方数据称“五一假期期间消费爆了”，并强调“中国有足够的韧性抵御外部环境冲击”，该报道引发了一些网友的质疑，因为人均消费“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whyyoutouzhele：五一刚过，官媒交出了亮眼的数据：“五一消费爆了，中国游客消费同比增8%” 但人均消费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2019年五一，全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1.95亿人次；人均消费150.08元；2025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3.14亿人次，人均每日消费114.82元。今年五一假期人均每日消费较2019年下降了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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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消费，爆了。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5天全国国内出游3.14亿人次，同比增长6.4%；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1802.69亿元，同比增长8%。

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监测，假期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6.3%。

消费市场的亮眼表现，不仅是一组令人振奋的统计数据，更折射出中国消费市场在政策工具与市场力量共振下激发出巨大活力。

这背后，有哪些重要的趋势，又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文旅消费不断出“新”。

5天，总花费1802.69亿元，再次体现中国消费市场的韧性。

“五一”假期，各地创新和丰富消费场景，以多元供给激发消费潜力、市场活力，为游客带来深度体验。

从特种兵式夜游到博物馆奇妙夜，深度化、个性化等需求让文旅消费有了新变化、新趋势。

如，酣畅淋漓的音乐节和演唱会成为假日“新宠”。北京昌平区打造的“音乐+文旅”沉浸式体验，实现综合收入6593.05万元。

同样在北京，花式游园备受青睐，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931.83万人次，同比增加4.37%。

新变化还体现在“China Travel”+“China Shopping”上。

伴随入境免签利好，“五一”假期很多外国游客选择到中国旅游。

假期首日，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梦想号、芮吉塔号和海洋赞礼号三艘国际邮轮，三船同靠让2000多名外籍游客抵达中国。很多外国人还提着行李箱来“扫货”，支付宝平台显示，“五一”假期前三天，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金额同比去年增长180%。

新趋势上，县域游、夜经济在升温。

除了去大城市感受繁华商圈与地标景点，越来越多人出行的目的地也在变化，“反向旅游”逐渐兴起。

晋江、荣昌、平潭等小城凭借独特的非遗文化、未被过度开发的自然景观和充满烟火气的传统美食，成为都市人逃离喧嚣的新选择。

“县城游”持续走热的背后是消费者不再执着于追逐地标符号，而是更渴望在旅途中获得心灵的松弛，小地方大体验逐渐变得更具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五一”期间多地推出“惠玩夜经济”活动，通过消费券、数字化导览等提升服务便捷性，拉动餐饮、住宿等二次消费。

如，陕西11个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客流量达481.7万人次，同比增长11.39%。

促消费政策撬动效应凸显。

观察消费者的变化，可以感知一个阶段的消费市场趋势演变。

“五一”假期，以旧换新政策展现出超预期的市场撬动效应。

假期前四天，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超6万份，带动新车销售88亿元；消费者购买12大类家电产品356万台，带动销售119亿元；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242万件，带动销售64亿元。

如果拉长时间的维度，政策的精准性与需求撬动效应则更为凸显。

2025年初至5月5日0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突破300万份；消费者购买12大类家电以旧换新产品5516万台，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4167万件。

系列数据印证了耐用消费品存量市场更新需求的巨大潜力，揭示了耐用消费品消费升级的深层逻辑，家庭耐用消费品进入集中更新周期，技术普惠正通过政策激励加速转化为现实消费力。

“五一”假期，中国更具韧性、更富层次的内需市场新图景正在展开。在政策工具与市场活力的双轮驱动下，中国有足够的韧性抵御外部环境冲击，在转型升级中积蓄新动能。

当一件几乎一样的事情，开始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时，那么必然是哪里出了点问题。去年4月份，江西抚州的才子大桥上，出现护栏被成片吹倒的画面。当时也上了热搜，官方说夜里11级大风，而网友们骂骂咧咧：耗资2亿，就这？

人们怀疑质量上存在豆腐渣以及施工中存在官商之间的利益勾结，所以才被大风捡了便宜。但与此同时，也有一小部分声音认为：这很难评价。接近12级的风把护栏吹塌，并非完全不可能。

可一年之后的今天，同样的事件出现后，无论是在视频里，还是在新闻报道下面，人们为地方官方“解释”的评价，可以说是万里挑不到一条。这种现象，对于我们这儿的人来说，反倒是有点凤毛麟角的意思了。

但这也相当合理，毕竟再如何自欺欺人的货色，也必须在大山落到自己头上之前，重新做回一个人。

5月6日，“百姓关注”发布消息，四川雅安一桥面护栏被风吹倒，石材碎裂，市民质疑是“豆腐渣工程”。

当地的解释是咨询过气象部门了，就是风太大，后续维修会加一些相应的防护措施。

别再说风大了，笑太多，脸都要笑麻了。

怎么之前建造的时候，不加一点防护措施呢？有位网友的点评非常到位：照你们这个逻辑，那沿海城市是不是天天都得修护栏？黑白手套左右互搏，投标的公司岂不得发财。

这并不是普通人越来越爱刁难谁，是你常常用天气作借口，年年拿剧本喂饭，次次都说是真人真事。吃多了，哪怕只是一口热水，也会先咂摸咂摸，看看是不是工业风味。

真正被吹倒的，是群众的耐心、信任，还有那点点残余的期待。就像吃坏肚子的饭，你总不能每次都说锅的问题。

于是，见得多了，自然不好骗了、或是不愿意继续被骗了。隔三差五污吏落马，不是收了商人的钱，就是权色交易，或者是警察长期给黑恶势力提供庇护……甚至去年的央视纪录片里，还有某地公安局副局长的另一重身份曝光，直接是黑社会老大的。

连庇护都省了，自己去干。

真以为这种事情频繁的发生，只要打掉，便不会有任何影响吗？

殊不知，那些看不见的影响才是最致命的。很多人已经潜移默化的看到官，就想到贪，有的甚至看到穿着某些制服的人，都能联想到黑恶势力了。

失望多了，人心怎么可能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

这种失望导致的变化，换种说法便是：你说你的，反正我不信。

有些东西，就像那被风吹倒的护栏一样，看起来结实，其实早已风中摇摇。

前几天，各大媒体纷纷转发90后男子搬砖赚200万的新闻，结果翻车翻了个彻底，收获了满满当当的嘲讽和揶揄。

这几天，又一个大叔卖600万个鸡蛋饼，直接挣了4套房出来。

你好歹得尊重一下看客的智商吧，25年卖600万个鸡蛋饼，你当你是孙大圣，会72变吗？就算你每天工作10个小时，全年无休，连着干了25年，算下来也必须每54秒钟就卖出去一个。

而比起每54秒钟卖出一个鸡蛋饼而言，显然每54秒做出一个鸡蛋饼的手速，更让人感到“有趣”。

这种内容，能怪网友们不信，怪他们在评论里质疑嘲讽吗？你可以粉饰太平，但无法修复人心；可以控制流量，但挡不住失望积压成潮。

事实上，那些动不动便质疑的，还算是保留了一些信任。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到这些内容后，连质疑都不屑了。

失望的次数太多了，明摆着扯淡的内容，却被大量媒体奉为圭臬，动不动搬两个缺斤少两的信息出来，作为表明立场的素材。死不悔改，那还质疑个屁。

人设可以立，护栏可以倒，智商可以骗，但人心骗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就变成你现在看到的样子。

谁言大风无眼，专拣豆腐渣吹。

信任一旦破碎，重建就比修桥难得多。哪怕后来真的刮来了12级大风，也很难再有人信那护栏是被风吹倒的。

不是因为风不够大，而是因为“谎太多”，人心早就吹凉了。

4月30日，屠呦呦教授成功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这消息一公布，在舆论场引起了轩然大波。

人们议论的焦点是，美国科学界的顶尖组织机构，都能吸收屠呦呦成为院士，为啥我们的“两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不能？

难道屠呦呦不够资格？

“三无科学家”屠呦呦

屠呦呦主要的科学贡献是发现了青蒿素。经过多年研究，她从中医古籍中得到启迪，改变了青蒿素传统提取工艺。她创建的低温提取青蒿抗疟有效部位的方法，成为青蒿素发现的关键性突破。

2015年10月，屠呦呦以“从中医药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青蒿素，开创疟疾治疗新方法”，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自青蒿素问世以来，据世卫组织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已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每年治疗患者数亿人。在中国，从上世纪40年代每年约3000万的疟疾病例，经过70年不懈努力，如今已完全消除。这一伟大成就，屠呦呦可谓功不可没。

可就是这样一位为人类科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中国科学家，却因种种条件限制，始终未能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于是，屠呦呦就成了我国最著名的“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无留洋背景、无院士头衔）。

美国国家科学院

看了这些，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的“两院”那是“优中选优”，美国的科学院，是不是个“草台机构”？

据公开资料显示，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于1863年，属私人非营利性组织。科学院的成员由被选为院士的杰出科学家、工程师和医学专家组成。该院是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的顶尖组织之一，拥有来自各个领域的知名学者和专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和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选举，是基于院士在自己的领域内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和对整个领域的重要性来进行的，是通过对院士的名誉和声望的高度认可来选出的。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是美国的最高学术荣誉之一。

到目前为止，美国国家科学院共有2662名院士，其中556名属外籍院士。

看到此，谁还敢说美国国家科学院是“草台机构”呢？

中国“两院”院士

关于中国“两院”院士的入选，一直就非议不断。

在中国科学界，院士，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称号，常常被视为科学领域的顶尖精英，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影响力，对国家的科技发展可谓意义深远。

然而，近年来关于中国院士入选黑幕的传闻却不绝于耳。

①评选过程存在“人脉关系”。据相关调查显示，在部分院士评选中，有候选人凭借着与某些现有院士的师徒关系或者校友关系，从而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一些学术成果并非特别突出的候选人，却因为与多位有投票权的院士有着紧密的人脉联系，在评选中便能一路“过关斩将”。

一场本该以实力为评判标准的科学竞赛，选手的出身背景和人际关系却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这样选出的院士，已背离了科研能力和创新成果的要求，只能算作“关系院士”。

②科研成果评定存在“夸大”或“注水”现象。有专家表示，一些所谓的“重大科研成果”，在经过深入探究后发现，其实际的科学价值和创新性并没有宣传中那么大。某些科研团队为了让自己的成员入选院士，不惜动用大量的资源来美化成果。奇怪的是，这些成果却能在院士评选中被作为重要的砝码来参与评定。

这种评选，背后明显存在利益共同体的包装和推动的无耻勾当，这样选出来的院士，只能算作“水分院士”。

③地域因素和单位因素的畸形影响。有数据表明，某些地区或一些特定的科研单位，院士的入选人数呈现出一种不合理的集中现象。这些地区或者部门为了提升自己的科技声誉，集中资源和力量来推动本地区的候选人入选，而真正优秀的候选人，却被莫名其妙地排除在外了。

这种在评选过程中，明显的地域保护主义和特殊的推荐安排选出来的院士，只能算作“地域院士”。

在“关系院士”、“水分院士”和“地域院士”的重重作用下，象屠呦呦这样优秀的科学家不能当选院士，似乎也就情有可原了。

优秀的，不一定是院士；而院士，也不一定就优秀。像最近因董袭莹事件，被网友讽刺得体无完肤的王院士之流，不就是最好的例证么？

说到底，这些都是“关系”“圈子”的蝇营狗苟谋利伎俩在作怪。科学界，有假院士，文化界，一样也是黑幕重重。

如，本该是文学净土的中国作协，同样也充斥着“关系会员”“水分会员”和“地域会员”。那些真正埋头耕耘，作品质量上乘的作家，却总是得不到应有的认可；而一些水平一般，但会玩关系、会投机钻营的人，却能凭着几部“粪草作品”，堂而皇之就成了会员。这不仅是在作践文学，也是在赤裸裸地丟尽了作协的脸面！

科学界、文化界都尚且如此，其他的，还能好到哪儿去呢？

当“优秀”的评判标准被套上利益的“枷锁”后，“评判者”就会抬着一双“狗眼”，望着“被评者”振振有词地说：左看右看，你的水平都很低！

这，就是现实里对“评优”的莫大讽刺，谓曰——狗眼看人低！

“狗眼”，什么时候，才能被“人眼”所替代呢？

 5.6

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

图片来源：Pixabay.com

撰文 | 丁玖

责编 | 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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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爱读书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二十年前，一位颇有建树的南京大学校友和美国名校化学博士通过多年的仔细观察说：“中国人不读书，只读教科书”。而图书馆，便是培养民族阅读习惯的一个重要场所。

每所大学都有图书馆，往往还有不止一个，其中最主要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大学图书馆”。藏书量最多的大学图书馆当属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千七百多万册。同样，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公共图书馆，可能也不止一个，最大的那个在“图书馆”前通常以所属城市命名或再加上“市立”或“公共”二字，如南京图书馆或纽约市立图书馆。

图书馆为人们提供书籍，但馆藏图书数目却从来不是衡量图书馆的最重要的指标。图书馆最重要的指标除了馆藏图书的内容质量外就是藏书的“流通量”，好比经济学家衡量经济活力注重“货币流通量”一样，这是图书馆“使用效率”的度量。类似前几年中国政府的一句告诫“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书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藏的”。

许多人都听说过一百七十年前在大英博物馆阅读桌下留下的“马克思脚印”这个故事。虽然“脚印”纯属子虚乌有，但是自1850年6月起，伟大学者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为了撰写《资本论》，与伦敦大英博物馆结下几十年的不解之缘。从早上9点到晚上7点，他通常待在那里的圆形阅览室中博览群书、收集材料、摘录分类、撰写书稿。他前后集数十年心血写就的四卷本辉煌巨著的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某种意义上讲，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是《资本论》诞生的助产士。

丘成桐在其自传《我的几何人生》中，回忆了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系读博期间，课余时间日夜浸泡在数学图书馆里。在浩瀚的数学大海中，他不仅收获了学问，也初识了一位正在攻读物理博士的美丽姑娘，并最终收获了爱情。

读书多而藏书不多的最著名的中国读书人非钱钟书先生莫属。据说他几乎不买书，也不藏书，但他最善于利用图书馆资源。当他还是清华大学本科生时，就以“横扫清华图书馆”著称；当他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时，他会每周定期去研究所的图书馆，归还上次借阅的一批书，再捧回一袋书。所以，钱钟书无需藏书，书中的人文知识、历史典故、精辟论述等已贮存于大脑中或记录在笔记本里。我在2019年有幸瞻仰了他在无锡的故居，目睹玻璃柜里数本大部头多语种蝇头笔记摘录，被他如此广泛的阅读所震撼。

另有些人，家里有专门书房，一排排书架看上去气宇轩昂，一层层精装书像西装革履的绅士立在其中，它们却几乎没有机会下架活动筋骨，因为主人只是把书当作富丽堂皇的摆设，在他们心中，面子远比里子重要，是否忙里偷闲真正读书并不重要，不是吗？

我自幼也喜爱读书，期间数学书读到一纸博士学位证书，其他书和数学书一样到现在还喜欢读。我从小受父母影响，长大后也得益于几个好老师、好同学、好朋友，一直随心所欲地读书，乐此不疲。

去年我读到一位留美学人的博客，专谈中美两国的公共图书馆。作者查询了官方统计，发现截止到2022年，中国有3303家公共图书馆，平均每42万人共享一家，而美国则有17278家，平均每家服务2万人。这样按人口平均，两国公共图书馆的数目相差21倍。如果加上非公共图书馆（如学校图书馆和学术图书馆），美国共有131848家各类图书馆，而中国缺此官方数据。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近美国，学术论文总数已超美国，然而，从“公共图书馆数”这项量化“公民阅读普及率”的指标上看，两国尚有差距。

我在中美两国见识过多种图书馆，包括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我想分享对两国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功能和区别的某些简单观察，借此发表点一孔之见。

01 中国图书馆：腾飞的三十年

改革开放前，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尚未开始腾飞，需要资金维持的图书馆资源不丰富。但由于建国后十七年出版业者的共同努力及编辑部人普遍较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从科学技术到人文历史，一本本出版发行的专业书籍或普及读物给各行各业的读者提供了营养丰富有益健康的精神食粮，广受公民喜爱，如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推出的汉译人文经典或随笔游记传记；科学出版社面向专业人士的科技著作；人民教育出版社及高等教育出版社不断重印或新出的各类教科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精心挑选的中外文学作品。多年来，我每次回国学术访问之余，会造访当地古旧书店或旧书摊，挑购优质旧版图书。那时的出版总量虽与今日无法相比，但书籍内涵优美，少有东抄西凑之作，货真价实，也让为数不多的各地图书馆起到了文化教育先锋作用。许多名人都曾回忆到他们少年时泡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饱餐启蒙读物的幸福光景。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建设热潮汹涌，人们再次热爱起书籍，渴望阅读。1977年，高考的恢复让民众求知欲得到了空前爆发。考进大学的一代骄子，以悬梁刺股精神争分夺秒读书，他们精读与课程学业有关的教科书，泛读拓广知识开阔视野的课外书，大学图书馆里日夜坐满了人，许多炙手可热的教学参考书要排队借阅，图书馆的使用率达到极大提升。

一位北京大学地理系81级学生在几年前一篇回忆文章中，引用了歌唱当年北大图书馆的一首歌词：

晚风轻拂图书馆，座位全占满；没有座位怎么办，心里是凄惨惨；坐在门前的草地上我消磨许多时光，从七点半我一直挨到十点半。

也有几次被人赶，那景象真凄惨；收拾书包，垂头丧气我离开了图书馆；四处流窜犹如丧家之犬，直到黑夜吞没我在宿舍大门前。

图书馆，图书馆，北大的图书馆，有过许多美好时光；书包、饭票、铅笔盒，还有一个倒霉蛋。

更多进入了无围墙电视大学的在职青年，构成了全民读书的主力军。70年代末期，我在读大学时的一则日记中记录了下述故事：我一高中同学很上进，但因所修电视大学课程《材料力学》借不到教科书，专门来信请我帮忙从校图书馆借阅。此时图书馆使用功能更增强了，因为这本质上等同于国外大学图书馆名为“馆际互借”的一项便民服务。

随着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和不停建造的配套实施，中国的图书馆群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年代。文化建设紧跟城市建设的步伐向前发展，新的公共图书馆在各地不断涌现。大学扩招让大学城像商业城一样遍地开花出现，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了新校区，面积成倍增加，雄伟的新图书馆成了光彩夺目的校园一景。从北京图书馆脱胎扩建的国家图书馆，也于90年代拔地而起，气势恢宏。过去的三十年见证了中国公共及大学图书馆蓬勃发展的景象。

我上次回到家乡扬州，路过一家城市书房，就在风景迷人的瘦西湖边上，每天24小时开放，增添了这座苏北历史名城的文化风景。在拙书《亲历美国教育：三十年的体验与思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我也曾应邀在苏南名城无锡苏州的书堂做过演讲，探讨中美教育理念方式的异同。直接体验这些书房书堂并与听众互动，令我深感愉悦，并从他们的神态捕捉到书籍的魅力。自然，我们的公立图书馆也需及时跟上人们渴爱读书的步伐。

图书馆大楼竖起后，众多图书排列在一行行望不到尽头的崭新书架上，看上去琳琅满目，满眼是书的海洋。馆外人行马路通向大门的数十级宽阔台阶、馆内上下左右巨大容量的使用空间、阅览室内外色彩缤纷引人注目的艺术装饰，折射出一件件现代化硬件设施，仿佛让人进入了一个书籍时代的人间仙境。

清华大学历史上最令人敬仰的梅贻琦校长，在他1931年就职校长演说中留下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如果将他的治校理念引申到书籍世界，就有：所谓图书馆者，非谓有高耸大楼之谓也，有好书流通之谓也。“大楼”是硬件条件的比喻，“流通”则是软件功能的刻画了。

二十年前，有位海外华人教授在书里记载了他在国内的一次图书馆经历。当时他正造访一家研究院，收到另一华人教授的电邮，请帮查找一篇中文期刊文章，复印寄给他。受托者在院内图书馆没能查到该文，别人告他附近那个资料齐全的图书中心应该有它。这幢新建高楼，外表厚重、气势宏伟。大门前的台阶个数，甚至可和能装万人的大会堂比比。他爬上去的虔诚之心，好似朝拜书的麦加世界。但寻找期刊、复印论文的前后过程，让这位学者感觉大变。手续之繁琐、交流之困难、氛围之尴尬、态度之傲慢、让他内心十分埋怨老朋友为啥叫自己替对方遭罪。他在此磨蹭良久的下午时光，整座大楼几乎是空空荡荡的，除了无所事事的工作人员，没看到几个人光临这座实用性大打折扣的壮观建筑。

几年后，笔者在国内一所名校的宾馆图书室（这是值得赞赏的一项服务，满足了爱读书访客的精神需求）读到一本书《美国人的性格》，在其第三部分“访美掠影”一文《博闻强识的电脑》中，著者费孝通这样回忆他本人在祖国图书馆内的切身感受：

只要想一想我自己要想写一篇文章，要引用一次自己明明记得的资料，为了要核实一下，去图书馆借书查阅，不知要花多少唇舌，多少时间。有时生了气，文章也吹了。

连费孝通这样一位面相慈祥的社会名流，读书著述查阅资料时也会受一通图书馆借书柜台喷出的气，可见他遇到的冷遇有多冷，心中的沮丧有多深。

02 美国图书馆：如何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爱好读书是美国人一个重要特征。这个习惯从小养成，和美国初等教育重视阅读有关。在美国小学，数学远没有中国学得那么多那么深，毕竟成年人中大概95%一辈子用不到多少数学，比如解一元二次方程，所以少学点数学不难理解。然而，语文训练，包括大量阅读、写作练习和班级演讲，大大超过中国同类学生，因为语言交流能力在人生中最最重要。自然，他们长大后一直保持对书籍的热爱。在机场候机室或机舱里，许多美国人一书在手津津有味地读着，不像在中国公共场所放眼看去几乎人人都在玩手机。他们读得比较多的图书包括小说、传记和科普作品。有趣的是，美国学校用的教科书多是精装的，又厚又重，适合在教室里使用，但出版商却印刷了大量平装书，它们不仅重量轻，而且尺寸小到可以放进口袋，这是为方便旅行阅读考虑的。正因为喜欢读书并寻找对自己胃口的书，逛书店或图书馆成了美国人日常活动之一。书店是私营的，但图书馆却是政府用税收建造的。

美国的公共图书馆不仅星罗棋布分散在各城镇，而且许多就位于居民社区中，方便民众借书还书。我已在美国大学教书三十余年，经常光顾本校图书馆及周围的公共图书馆，熟悉它们的各种服务与功能，也享受过由此得到的好处。任教大学所在市，居民人数不到五万，却有一个较大的公共图书馆，但只有两层楼高，与全国各地普遍不建高楼的做法一致。它位于交通要道，离本市政府机构楼群相距较近，所以那些去联邦办公室办事或附近店铺购物的人可以顺便借几本书或几盘电影光盘带回家阅读或观赏。

不过我常光顾的，却是住家所在社区的一个图书馆，是县公共图书馆的一个分馆。它只有一层楼，虽然没有宏伟的建筑或气派的外表，却极端好使、十分受用，对本社区所有居民免费开放。只要提供居住本区的任何证明，如驾驶执照或水电费账单上的居住地址，就能免费获得一张借书卡，也无需预付“押金”。它每天开馆后供应免费咖啡，让你一边看书一边提神，闭馆后继续免费提供无线网络。馆内还有若干电脑，供读者免费使用，如上网查询或打字写作。每天来往借书还书的读者常见携儿带女，络绎不绝，工作人员总是笑容满面，热情服务。借阅者若不小心过期还书一两天也不会被无情罚款，一切富于人性化。虽只有寥寥几名职员，小小图书馆每周公益活动却排得满满的。有读书会、作家日、学电脑及健康讲座等，还专辟一间儿童借书阅览游戏室。

美国人不仅老年少年都爱读书，而且还积极捐出家中读完或长者逝世后遗留下、后辈无意占有的个人图书，送到图书馆让更多人受益。这种捐书，与风行全国的慈善捐物有一样的哲学理念：捐物是物质性的接济穷人，捐书是精神性的输送营养，它们加在一起后，就完成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使命。

由于爱读书人太多，捐书者也很多，所以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每年都举办一两次大型卖书活动，历时好几天。一般精装书每本一元，平装书降到五角，淘书者纷至沓来，往往一袋几袋买回家。到最后一天，常降到一袋书两三美元半送半卖。这些卖出的书，说不定过不久又捐了回来。所以，如同金融学里的货币流通那样，流入不同读者的这些书籍圆满实现了它们最大的功效。我家里越积越多的许多书就来自于旧书贱卖中淘到的宝贝，如一本英译的中国古代小说、几本贾平凹、金宇澄等的中文小说以及五十四卷一套还很崭新的《西方世界的伟大经典》。当然我也向美国人学习，不用再读的书捐给图书馆。

比起公共图书馆面向社会各界平民百姓，大学图书馆服务对象主要是大学生、研究生和老师，因而其教育与学术功能更强。我博士母校密歇根州立大学不仅有座很大的校级图书馆，数学系还拥有一个藏书丰富、装饰典雅的漂亮图书馆。系里每个教员都有钥匙，在图书馆关门后也可进去翻翻专业期刊或查查研究资料。那么研究生也被赋予这特权吗？答案是无论哪位获得资助刚来报到的研究生，不管来自本土还是国外，第一天从系研究生事务主任秘书手中，接过其助教办公室和楼门钥匙，另加系图书馆钥匙。几十年前，这令来自国内一所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十分惊奇，因为那所学府新落成不久的学校图书馆曾经大胆实行“开架借书”，但这方便学生之举却导致几个月后许多书不翼而飞。一些读书人或许像孔乙己那样认为“偷书”只是“窃书”，不像“偷钱”那么丢脸。这位博士生在原校读硕士时，数学系虽有图书馆，却每晚“铁将军把门”，师生无人能进。而这里竟如此相信刚来念书的外国青年，不怕书被偷了？西方文化中彼此信任的基因有多强！实践证明，外国学生与本国学生一样，无愧于系方充分信任。这名博士生在那里读书的几年内，从未听说过系图书馆“监守自盗”故事。每人充分享受使用图书馆的种种便利，尤其在静谧的夜间，坐在舒适的单人沙发上，沉浸于数学思维的汪洋大海中，那种感觉对求知者和探索者而言真是美妙至极。结果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读书动力加大了，学习效率提高了，钻研劲头更足了，写出的博士论文也富有创造性了。

收藏保管并对外借阅只是图书馆的基本功能，科学管理的图书馆总把读者需求放在首位，尽量挖掘图书资源，举办相关活动，如书展、画展、读书报告会等。在高度信息化的美国大学图书馆，高效为学生修课、教师授课、学术研究提供支持和方便。其中一个很得人心的“便民服务”就是所谓的“馆际互借”。顾名思义，如果某个学生或教师因为学业或研究而需要文献，但本校图书馆没有收藏，这时可填写“馆际借阅申请信息表”，输进所需资料有关信息，如书名、著者名、出版社名、版次、出版年份，网上提交后，连接各大学图书馆的信息高速公路很快就能找到馆藏此书并离本校最近的大学。只要此资料可以外借，很快就会寄到本校，校方图书馆马上通知当事人前来收取。自然，这种馆外图书的借期（可能不多于一个月）通常短于本馆（一般半年），但只要外馆不催还，可以续借。我的许多研究工作所需专著或论文集就得益于学校图书馆馆际互借办公室的高效服务。

在英特网出现前，借书需要通过馆藏目录卡片寻找书的号码，在书库拿到书办理借阅手续时，前台人员总是不忘贴上写有归还日期的标签。借书者却常常忘记这个日期而被事后催还并罚款。如今，发达的网络消除了这些麻烦，图书馆会在还书日前一周电邮通知阁下在那日前勿忘还书。但是如果你还想续借，可在网上完成续借手续而不必专门跑一趟图书馆。这不仅方便读者，也节省图书馆劳动力。

大学图书馆的主要顾客是学生，所以它不能像衙门那样一副冰冷面孔，而是自始至终微笑相迎。在美国，学生是大学的主人，因为他们付了学费，理应得到最佳待遇。而付给教师的薪水，不是对他们做研究的犒劳，而是对他们教书的报酬。所以一切措施都以学生为准。学校基层和中层管理者，如系主任和学院院长，最放在心上的是设法满足学生合理要求，而不是整天把眼光盯在教师科研考核上。

大学每周五日全部课程，上课时间总是从早晨八点开始，每节课的长度为50或75分钟，依该课每周上课三次或两次而定。机关办公室正常上班时间也从八点开始，但是大学图书馆为了最大限度照顾学生，总是提前开门，提前量从半到一小时都有，甚至像“早鸟(early bird)”那样更早起飞。这是“满足学生需求”的一个简单做法，因为上课前某些学生可能要去图书馆借书或去那里的电脑查什么东西。至于每天何时闭馆，也是尽量推迟。回想起我当年读大学时，学生宿舍每晚十点熄灯，图书馆也更早关门打烊，那时刻读书写字或许正在兴头上，却被突然响起的尖锐铃声命令你离开，心中的懊恼依然记忆犹新。而美国大学图书馆，一般会开到半夜甚至更久。到了期末考试前那两周，学生的睡眠时间自然减少，图书馆开张时间也相应前后延长，半夜三更时的灯火辉煌，为复习迎考的学子提供了光明和场所。

大学除了周末，还有寒暑假。在美国，除了几个法定假日，如元旦、马丁·路德·金生日、复活节、独立节、劳动节、感恩节和圣诞节等外，大学图书馆几乎天天开门。暑假历时三个月，多数学生利用这段时间打工挣学费或另有安排，但也有不少同学继续修课，尽早完成毕业所需的学分数，部分教师根据自愿原则教暑期课程，所获报酬不算在按九个月发放的年薪内。另外，暑假是大学老师们做研究的最佳时期，那些有研究基金支持的教师，因为不必教书，大把时间都用于做实验写论文出成果上了，他们门下的硕士或博士生也在暑假里大干快上，因此图书馆大门必须在炎热阳光下继续敞开。大学是教育新一代各行业尖兵的练兵场，是教授、博士后和研究生开垦未知世界的处女地。在这教学相长、探索自然的事业中，图书馆必须而且必能发挥巨大作用。

正因为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对于现代文明的排头兵角色，它们需要有信息与情报科学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来按不同部门各级管理。在美国，大学图书馆以及稍有规模的公共图书馆的中上层管理人员通常都有“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的学士或硕士学位，部分人拥有博士学位。我任教大学有个本州唯一被美国图书馆协会认可的图书馆与信息科学专业，培养从学士到硕士学位的专业人才。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学生，其中包括北大图书馆学专业的毕业生，在此获得研究生学位，毕业后去了纽约等城市的公共图书馆或高校图书馆任职。

03 为什么我们不爱读书了？

如我在开头所述，读书，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至关重要，然而，在中国，人们的读书习惯却远比不上欧美国家。在2009年发表于《科学时报》上的一篇随笔《读书与国家读书节》中，我曾解释了中国人“只读教科书”的来由：“教科书与考试相关，而目前铺天盖地的应试教育把教科书提升到无以伦比的高度。譬如，为考上替父母增光的‘清华北大’，众多学子从幼儿园到高中拼命死啃堆积成山的教科书和考试辅导书；为考上待遇诱人的国家公务员，一部分平时远离书籍的人也和备考学习指导书暂时热恋起来；为了在还不够风雅的乌纱帽上再套上一顶博士帽，某些一贯‘无暇’读书的官员也纷纷成了大学教授的宠儿。如此等等，给崇高的读书境界倾注了平庸的成分。”

另一个导致很多成年人远离书籍的原因是：考进大学前应试教育书读得太多太累，一旦结束这个阶段，入学后的部分大学生就有机会将“恨书”化作行动，再也不想读书了。还有一个原因归于网络世界的诱惑，它将大众尤其是青少年从书籍活页中赶走，抛进虚幻的电子空间。大量自媒体微信公众号文章的泛滥成灾，也吸引了许多热衷于获取“碎片知识”的读者。可惜，很多这样不负责任的“短平快”网络文章，不是东抄西抄拼凑而成，就是错误百出贻误读者，阅读质量怎能与经过正规渠道出版的优秀作品相比？

突飞猛进的现代科技既给人类带来了好处，比如若正处于酷暑，家里不开空调是无法快乐的，但有高科技产品在带来方便同时也带来害处，如电子计算器。计算器帮助人们快速完成繁琐运算，然而它的出现及学校对此放任使用，客观上已经害了几代美国小学生，因为他们离不开它，连“九九口诀表”也懒得去背。所以美国小孩的心算能力远低于中国小孩，罪魁祸首可能就是手中的计算器。类似地，中国成年人疏于读书，罪魁祸首或许是让人沉湎其中的智能手机。

自然，当今全民族没有养成良好读书习惯一个不应忽视的原因，一是图书馆太少，二是现有图书馆的潜在功能没被充分挖掘。如果国家与地方政府多点文化投资，星罗棋布地多建城镇、社区和乡村图书馆，对周围居民简化借书程序、优化服务质量，逐步培养民众阅读兴趣，并定期举办读书报告会、科学论坛、专家解惑、热点辩论等开启民智、训练思维、鼓励质疑、明辨是非的公益活动，吸引越来越多的公众加入读书队伍中，进而一步步改善人民的知识结构、认知习惯和交流能力。这样久而行之，公民整体素质就会稳步提高，分析和判断能力就会慢慢增强，其外在表现将是，容易感染上各类病毒的聚集性搓麻将活动将明显减少，而发展出如下生活方式的人将越来越多：他们坐在图书馆阅览室沙发里或家中书房靠背椅上，埋首于一本好书，领悟智者洞见、追随历史风云、聆听科学回音、品味优美写作，沉浸在收获满满的喜悦之中。

读书使人进步，而推动我们进步的一个动力源就在图书馆中！

（完稿于美国哈蒂斯堡居所夏日山庄，202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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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最近，医学圈的事，让大家看到了医学的学术问题。

我们看到这些乱象不禁要问，只有医学有这样的学术问题吗？

当然不是，只是因为医学的问题关系着所有人的利益。

而在其他领域同样有令人瞠目结舌的学术成就。

一个叫杜钢建的人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马克思的祖先来自中国》的文章，而且这个文章还是纪念马克思诞辰207年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座谈会在北京的发言稿。

我们先大致看看他的发言稿。

他的奇葩观点

1，马克思的祖先来自中国，马克思的祖先是在元朝跟着蒙古人到达欧洲。

2，马克思祖先是回族人，理由是没有记载马克思吃猪肉。而且姓马，再往前追溯是周文王后裔。

3，马克思女儿转世为人，成为广东武台寺印幸法师。

4，西周第一个国都是耶路撒冷，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分别对应的是圣经和古兰经的扫罗王、大卫王、所罗门王。

……还有一些观点都不想总结了。

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教授、博导、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看他现在的内容，还是香港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

一个社科类的专家，就这认知水平？

以前听说马克思研究，总觉得高大上。现在看了他的发言稿，感觉也不过如此嘛。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如果没有话题可以不说，没必要胡扯。

马克思的中文翻译是马克思，他祖宗就要姓马？这是什么常识？

血缘传说和迁徙路径都没有任何证据，都是主观臆断。

马克思是犹太人，犹太人也不吃猪肉，也简葬，你就能推出他是回族？这是什么逻辑？

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的，你却说他女儿转世轮回成了武台寺法师。一个研究无神论的专家还在搞这些转世轮回，这不矛盾吗？

通篇胡扯，居然能堂而皇之地在座谈会上发言。这种座谈会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而且他不是第一次发这种惊人语了。

他曾论证人类起源于湖南。

他还曾论证英国起源于湖北，英国的名字来源于湖北英山。这该死的谐音梗。

他还曾论证列宁是湖南人。

甚至他还说百余位外星人在湖南活动多年。

这位法学教授，就研究这些，可惜了那么多经费。

他研究出马克思，列宁都是中国人，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还是个投机分子。

用文化民族主义凌驾于学术客观性，误导公众认知，甚至把公众当傻子整。

我看还有很多人给他打赏嘛，那就是信了他这套说辞。

这样的人还是教授博导，误人子弟，社会科学还能研究出什么成果来？

这就是现在的学术环境，经费用来养这些人，白瞎了。

啥时候才能正常一点？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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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这样的专家教授忽悠瘸了，不如玩点益智类小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