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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开学季，有自媒体账号爆料，上海浦东新区三桥小学5个班级仅有22名学生，却配备了23名专职教师。

教师比学生还多，太不可思议了！这样的配备比例，放在全球都非常罕见！于是，有记者给浦东新区教育局打电话咨询，结果被告知情况属实。很多人听到这消息，感觉都要炸裂了！大家都听过，一个遥远的山村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和几个学生，甚至只有一个学生。但这毕竟是在上海，而浦东新区又是上海最大的一个区，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虽然可能是动迁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人口出生下降的本质原因。

这里面也折射出一些问题。

比如，上海的新生儿严重下降。

2024年全年上海新生儿仅10万余人，较2019年的16.9万出生人口下降超40%，小学入学需求同步萎缩。

往年这时候幼儿园都在抢生源，今年家长可能面临没得选的尴尬境地——附近的民办幼儿园因为招不到学生，已经躺平了，倒闭了！

2024年在园幼儿数为3500万。预估2025年在园幼儿数为3100多万，较2021年的4800万，整整少了1600多万！年均减少400多万。

今年幼儿园开始招收2022/2023年出生的孩子，2022年开始出生人口跌至1000万以下。

2022年到2024年分别为：

956万，902万，954万。

所以后续在园幼儿数会进一步跌到2700-2800万。

伴随幼儿的减少，幼儿园大量的开始倒闭，从2021年的29.49万所，降低到2025年的预计24万所。

短短四五年时间，幼儿园减少5万所。

根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仅2024年一年就减少2万所幼儿园，减少的趋势幅度越来越大。

幼儿园的减少，最直接的影响是幼师的失业。

2023年，学前教育专任教师减少17万人，2024年再减24.18万，总人数降至283.19万。

连续几年，累计失业人数可能会突破150万！

而幼儿园的在园人数的大幅度降低，会给小学带来肉眼可观的冲击。

教育部发布的《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小学在学规模已于2023年达到顶峰，2024年，全国小学招生1616.63万人，比上年减少261.25万人，

并且2024年全国共有普通小学13.63万所，相较于2023年减少7200所，大家可能感觉7200所小学的减少量并不高。

一年时间，幼儿园关停2万所

一年时间，小学关停7200所，这是什么概念？

给大家举个例子：

整个安徽省2024年普通小学数量才5739所，包括整个山东省2024年普通小学数量是8147所，这样一对比就意味着每年小学的减少体量，快相当于一个省份所有普通小学的数量了。

这些失业的幼师并没有像网传的转去做直播了，30%的失业幼师转向0-3岁幼托领域，去照顾更小的小朋友。

毕竟直播不是一个稳定职业，挖花园挖成网红的只是少数。

而另一方面，有些富裕的多娃家庭家长开始聘请“家庭教育指导师”来照顾幼儿。家庭教师比只会做家务的阿姨薪酬高出数倍，一般也比其在教育机构拿到的工资高出数倍。

而据相关研究，幼师教育指导技能和养老护理技能迁移率高达72%（沟通/护理/健康营养指导/心理评估/能力），而养老社工岗位缺口超300万。

有意思的是，倒闭关停的幼儿园主要的转型方向也是这些：

1》发展托育一体，将3-6岁班改造为2-3岁托班。比如，山东对合规托班按每托位1万元补贴，普惠托育生均经费与幼儿园同标准。这个趋势之下，以后幼儿园的上学年龄将进一步提前。

2》发展为老年活动中心，补充目前养老院不足的问题。

3》还有些地方改造为社区图书馆，小学生托管机构等等。

失业老师考个职业证可以再上岗，工作地点都不带变的。

很少有幼儿园转做其他用途，如大家一下子想到的餐厅，会所，甚至改建别墅等。

是因为大部分幼儿园的土地性质是教育用地，不管是改成商业用地，还是住宅用地都会面临巨额的土地款补充。

住宅用地的价格是教育用地的两三倍，因为涉及教育资源规划，还面临很复杂的审批手续。

而目前幼儿园这些转型都依托财政补贴，比如，部分地区转型社区中心给予50-200万元启动资金。

最难的还是这10万民办园，或者2万非普惠民办园，如何自救成为问题。

有些幼儿园不得不转型"托管+研学"，周末开设自然教育课程，与周边小学合作开发"幼小衔接"课程，从3-6岁向"0-6岁全周期照护+青少年课后服务"延伸。还有的幼儿园转型老幼共托，同一场地设置养老区与托育区，提供助餐、健康管理、文娱活动等复合服务，如深圳“老幼一体化”示范项目。

估计以后幼儿园相当大部分会逐步变成“社区服务综合体”！

前阵子，道长的自媒体节目在内网阵亡，引来哀鸣一片，很多人将其视为环境变化的又一例证。

今天，公众号呦呦鹿鸣阔别一年半后又重新开始发文章，引来欢呼与怀念，也有很多人感慨虽然多有波折，但庆幸舆论场总还是有发声的空间。

其实，这些感慨或多或少都有些过度解读的成分。心情可以理解，但很可惜都与现实不符。

真实的情况是，对某一个自媒体账号的关或者放，往往只是受到具体某个事件或者某个人的影响，基本上都是孤立事件。

这些年舆论环境大的变化大家都有目共睹，但试图通过某一个自媒体账号的生死存亡反过来揣测风向的变化，注定会是徒劳。

对一个自媒体大号的处理，一般有几种情况：

一是在某个涉及现实利益的事件中得罪了一些特别有能量的机构或者领导，这些机构或者领导本人通过特定渠道表达不满，进而导致自媒体被禁言，有的时间长一点，有的短一点。

这种情况下，一般不会把事情做绝，还会给账号留有解封的机会。呦呦鹿鸣经历过的大部分是这种情况，被处理了就只能接受，并没有诉讼申诉机会的。

二是在某些特定时间节点之前，或者某些敏感时期之内的发言被判定为不受欢迎，账号就会被处理。很多时候，这些发言和相应尺度放在平时可能也就过去了，但在特定时间就会被放大审视，这倒是一定有规律可循的。

这种情况的处理往往就会比较重，因为执行者神经格外紧绷，会秉持宁枉勿纵，宁重勿轻的原则来处理，可能是账号被长时间禁言，甚至直接封号。

三是自媒体的发言触碰到了一些绝对不允许触碰的红线，或者相关发言影响到的领导决定赌上政治风险，一定要下死手整治，就有可能使账号被永久封禁。

前一类“绝对红线”的部分，一直做自媒体的老手其实都是很清楚的，等闲情况下也不可能去自杀式主动触碰，只有某些新手会在这方面栽跟头。但后一类情况就有很强的偶然性，有时自媒体自认为只是开展了常规力度的监督与批评，预估最坏结果就是作品被删账号被禁言而已，但没想到一不小心碰到了不理智的对手，非要把事情升级，那就只能认倒霉了。

总的来说，坚持为公共利益发声的自媒体，因为不可避免会触动一些权势阶层的利益，被禁言几乎是注定的宿命，时间长短不同而已。每次禁言相当于一次“有期徒刑”，到期后自动释放，并不能反映什么特别的信息，没必要去过度解读。

作为创作者，遭遇这种事本质上是屈辱的，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

区别是，有的创作者会遭受打击走不出来，有的则会心平气和对待，等到有机会发声时依然保持高质量的输出。

向道长和呦呦鹿鸣致以问候！

与大家共勉。

一点建设性意见：

看到喜欢的账号被禁言，不要问为什么，不礼貌。

这是一个比较讽刺的事情，没有任何宣传的意义：村干部吃饭“打欠条”，经年累月欠下小饭馆高达28万元的账，欠得饭馆老板只能借钱开店，直到“撑不下去了”。

是不是感觉这一幕似曾现实？但是请先别多想，这是9月1日也就是今天的一篇新报道，另一件事只是“另一件”，与此无关。

但我觉得，这篇里的“画面”，更有水准。

套路情节还是老招数，干部们去饭馆吃饭，只打欠条不付钱。少的都不肯付，多了更不用说。欠着欠着越来越多，累计到惊人的28万，更没人愿意付了。

地方政府自然也不愿意出这笔钱，一方面又不是自己吃的，凭什么让自己付钱；另一方面，“新官懒理旧账”，反正不付钱你也没办法。

但无论如何，欠债还钱，你不还，总得有个说法。

这个说法，便是“没钱”。

有点讽刺，在网上经常能看到发不出工资的报道，其中一些欠下的甚至是农民工的工资，理由同样是“没钱”。于是被网民调侃欠债的有理，讨薪的恶意。

但干部们吃饭欠的债，也可以用“没钱”当做理由吗？这根本不符合正常逻辑，因为没钱，就别吃呗？吃完不付，那不就是霸王餐。和"抢"的性质有些类似，只不过没那么直接罢了。

抢是直接动手，而这种嘛，无非是借了一个“干部”的身份，给老百姓一种“我有钱”的感受。说难听点，这就是骗与抢的结合体。

用身份唬住你，用权力吓住你。普通人看你的身份，以为你有钱；又怕被你用权力恶意刁难，只好给你赊账。

这是第一点：干部能不能去跟老百姓“赊账”？

我个人认为是不该允许的，想象一下古代的画面，一个县令吃了东西不付钱，说挂账，普通人能有啥办法，去县衙里告他吗？

至于第二点，更是讽刺异常：本来是没钱，媒体一报道，就有钱了，就在一天不到的时间里，把账付清了。

这次事情之所以上新闻，主要还是那个被欠账的村民，给民生周刊写了封求助的信，民生周刊记者跑去暗访了一下，给他发了出来。事情解决了，村民给记者送锦旗，于是引发关注。

那么我就想问了，到底是没钱所以不还钱，还是因为对方只是个普通村民，所以不还钱？

这两个答案，区别可大着呢。如果是有钱故意不还，那和违法犯罪有什么区别。可笑报道里用词精彩，看得我简直流连忘返。

“连夜召开”、“研究清欠事宜”、“推动问题整改”、“仅用18小时49分钟”……好家伙，我觉得这面锦旗应该送给当地政府，实在太不容易了。

就是从我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也实在想不通，还个钱而已，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玩意儿可研究。

而且，20年的顽疾，又何故只需要十几个小时，轻而易举的解决了？

村宴多年账未清，锦旗一面换分明。若非纸上风雷动，哪得顽疾半日平。

这让我想起《水浒传》里的一个场景：晁盖一伙人劫取生辰纲，甭管别人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本质上就是强取豪夺。有趣的是，晁盖这伙人嘴上说的最痛恨的，正是倚仗权势、武力横征暴敛之辈。结果他们自己，俨然也在做着相同的事。

不同点在于，生辰纲的钱财，是另一群人打着身份的幌子，披上合理的外衣，把“赊账”玩出了艺术，用比晁盖一伙人稍微文雅一点的方式弄来的。本质上，前前后后两方人，不都是吃拿卡要吗？

所以要说这条新闻带来了一些什么，两点最为关键。

一是“曝光”，把那些丑恶放在阳光下晒一晒，让它们的面貌给全世界的人看一看，比一切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慷慨激昂的陈词都更有效。

二是“缩影”，这次饭馆账目的闹剧折射的最简单道理：当权力缺乏约束和曝光的条件，哪怕只是一顿饭钱，也能被玩成欺压的工具。

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只是那28万的账单，而是他们那份随意对待民生的心态。

本文节选自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陈硕先生深度研究有关饥荒问题的报告《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回顾及启示》，原载于《世界经济》2011年第4期，转载仅为学术传播之所需，并向原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编者按

一、内容提要

对于饥荒、疾病、战争(冲突)等灾难的研究日益成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分支。研究的重点包括对灾难本身的描述性推论(descrip-tive inference)和探索灾难成因及潜在影响的因果性推论(causal inference)。基于上述两个方面,学术界对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途径展开:第一,对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及分布的估计和描述;第二,对饥荒产生原因的分析;第三,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领域,探索这次饥荒造成的短期及长期影响。

二、饥荒发生背景的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一般是指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前3年。此前,中国在前苏联的帮助下于1957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底,毛泽东主席基于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认为中国可以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建设(薄一波,1997)。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可以视作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国发展道路有别于前苏联模式的系统性表述(L iebertha,l 1995)。中央政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并在同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该方针具有显著的非计划色彩。在此期间,关于经济指标的制定和农业合作化的进度党内存在思想认识分歧,这一认识分歧反映在“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等反复过程中,最终以大跃进运动结束。1958年3月以后中央政府计划决策所依靠的重要部门国家统计局的日常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基本为高指标的制定服务。

大跃进首先从农村开始,在农村地区推进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在农业计划指标的制定方面,相对于1957年3700亿斤的粮食产量,1958年的计划产量最初为4316亿斤,该数字在1958年9月份的北戴河会议公报上被修订为6000~7000亿斤,其后在年底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最终被提高到7500亿斤(薄一波,1997)。在农业合作化领域,建立规模更大的人民公社来取代原先的高级社,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劳动力从事农田水利和钢铁冶炼;为了增加劳动供给,在农村地区广泛建立公共食堂以此将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Chen,2008)。工业方面典型的跃进发生在钢铁等重工业领域,钢铁产量指标也和粮食计划一样被不断地向上修正,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了钢铁和其他重工业品产量要“超英赶美”的口号。

高指标客观上导致传统计划部门通过编制计划、制定预算、实施计划的方式不再适用。在农村地区发动的大炼钢铁运动说明企业无法完成中央北戴河会议上制定的1070万吨钢铁产量的高指标,因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建成并纳入中央计划的城市钢铁厂产量有限：一五期间实现的炼钢能力为281.6万吨,整个一五期间产钢1656万吨,其中1957年产钢535万吨(余扬斌,2009)。当时“毛主席感到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薄一波,1997)。

综上所述,建国初期的党政不分或者以党代政使得党会较多地依靠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国家建设,而较少地受到来自实际情况如预算、资本、劳动力等的限制,从而在大跃进期间出现了许多不合实际的高指标以及“浮夸风”。

三、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及分布特征

1954~1966年中国人口死亡率

数据来源: 5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 1949~ 1989) 6 ( 1990), 中国统计出版社。

就全国范围内,饥荒的迹象在1959年开始出现,该年的死亡率为14.59‰,比1955~1957年平均死亡率(11.49‰)高3.10‰。饥荒在1960年最严重,死亡率在这一年达到了25.43‰。1961年以后死亡率开始下降,1962年死亡率已接近正常年份的水平。于这次饥荒中非正常人口损失,学者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和统计技术进行估计,结论存在巨大差异。蒋正华与李南(1988、1996)对于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估计为1700万人,此估计值一般被学界认为是实际人口损失的下限;其他具有代表性的估计数字有:Peng(1987)为2300万,Coale(1981)为2700万,Ashton等(1984)为2950万,曹树基(2005,a、b)为3246万。

表1：分地区人口净损失

说明: 作者以 1957年作为基期并结合 1955~ 1957 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得到的 1961年全国应有人口数为 68902万人, 则非正常人口净损失为 3860万人。最后一列中的负数表示这段时间该省人口在增长。

数据来源: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 1949- 1989)   ( 1990), 中国统计出版社

这次饥荒的特点是其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别,表1描述了中国各省份的非正常人口净损失,根据该表估计的人口净损失区间的下限是2400万,上限是3860万人。从绝对数来看,四川省在饥荒期间人口净损失数为115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损失的38.34%。从比率上来看,受饥荒打击最严重的省份是安徽,该省1960年非正常死亡率为56.87‰(安徽省1955~1957年年平均死亡率是11.73‰,1960年死亡率是68.60‰)。而位于中国东北部的重工业省份辽宁,1960年非正常死亡率是2.23‰,仅为前者的1/25。就城乡差异看,现有文献一般认为非正常死亡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Lin and Yang,2000;Kung and Lin,2003)。以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为例,农村地区非正常死亡率为28‰,而城市仅为13.73‰。从表1可以发现当时的三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和天津基本没有非正常死亡记录。三个直辖市在饥荒期间的平均死亡率是7.13‰,而正常年份的平均死亡率是6.96‰。人口损失的不同地区分布为后续探索饥荒成因的研究提供了地区差异。

四、饥荒的定义及成因

(一)关于饥荒成因的两种一般性理论

在阿马蒂亚-森之前,人类对饥荒的认识仍停留在马尔萨斯阶段。该观点认为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控制人口增长的机制主要通过现实性抑制(positive check)：当粮食生产无法跟上人口膨胀的速度或由于天气、生物灾害而减产时，战争和饥荒就成为对人口抑制的典型表现(Malthu1798)。粮食的整体供应是该理论考察的重点,该理论认为粮食供应的突然下降将导致饥荒。饥荒因此被定义为“极端的、广泛的食物匮乏”(Ravallion,1997)。上述理论被称之为“食物供应量下降”(以下简称FAD理论)。

森(Sen,1981)在考察一系列饥荒案例后,发现饥荒在粮食总产量没有显著下降的情况下照样会发生,这种情况在1974年的孟加拉饥荒中尤其显著。森因此认为饥荒并不是单纯的粮食供应不足,粮食不足甚至可能不是饥荒发生的原因。在他看来,社会中某个职业(阶层)的人们在市场化条件下失去或者被剥夺了获得粮食的“交换权利(exchange entitlement)”才是导致饥荒发生的原因。森的观点一般被称为“权利理论(entitlement approach)”。这种理论对饥荒的定义是“大范围的、非正常的、威胁生命的饥饿”(Ravallion,1997)。显而易见,相对于传统定义,该定义的适用范围要更广,因为它没有将粮食产量的下降作为饥荒发生的必要条件。

上述两种理论的侧重点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彼此对立。首先,传统FAD理论为“权利”理论奠定了研究基础。比如,中国1959~1961年饥荒和前苏联1932~1933年饥荒都源于之前激进集体化运动,这些运动均导致了粮食产量的显著下降(Massmio,1993)。而Lin(1993)和Massmio(1993)关于激进集体化运动导致的粮食减产的发现启发了众多后续研究,其中包括运用“权利”理论来解释饥荒的发生。其次,虽然有些饥荒最初确实来自粮食减产,但由于饥荒影响在人口中并不是均匀分布,出现了人口中的一部分群体受到的打击相对特别大。因此为什么正常的粮食减产(波动)会引起大规模的“权利失败(entitlement failure)”,进而导致饥荒?这个问题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在饥荒发生过程中政府的再分配措施也许有助于减缓饥荒的影响。

传统的FAD理论将考察的重点放在粮食总量的变化及变化的原因上,而“权利”观点更加侧重粮食在分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识别饥荒在不同群体中的分布。因此检验这两种理论的方法就比较明确：前者只需要考察粮食是否出现突然下降，而证伪后者直接的方法是观察遭受饥荒打击的人群是否存在职业(阶层)分布。

按照非正常死亡率计算,1960年是中国饥荒最严重的一年。就当时的粮食生产而言,1958和1959年粮食总产量的两年移动均值为142.44亿斤,人均粮食移动均值为581.97斤。该数量折成热量后大约为人均每天2710千卡,略高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建议的每日最低摄入热量(1900~2400千卡)(FAO,2008)。这意味着粮食如果能在领土境内按人口平均分配，饥荒可能可以避免。此外,FAD对于中国这次饥荒的有限解释力还表现在饥荒结束后的1962年人均粮食移动均值为465.35斤,反而低于3年饥荒时期的均值471.78斤。以上证据都表明粮食减产可能是人口非正常损失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就非正常人口损失的分布来说，现有研究均认为饥荒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

在下面两个部分,我们将从这两个理论入手综述关于这次饥荒的相关研究。应该注意到,前一个理论的重点是寻找粮食减产的原因,而后者则着力分析影响城乡及分地区死亡率分布的因素。

(二)关于FAD理论的相关文献

饥荒在粮食没有恢复到灾前水平的情况下就已经结束,这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为灾后政府相对公平的分配及福利政策。然而粮食总产量在1959年以后的显著下降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该年的粮食产量为17000万吨,较上年下降15%，1960年的产量又在这个基础上减产16%。Lin(1990)、Li和Yang(2005)的研究旨在发现导致粮食产量下降的因素。此外,粮食的过量消费同样会降低库存,Yang(1996)、Chang和Wen(1997)因此考察了大跃进期间在农村地区普遍建立的食堂制度对死亡率的影响。

Lin是第一位采用经济学观点研究中国饥荒的学者。Lin(1990)解释了生产效率在农业合作化以后降低的原因。Lin在该文中检视了3个传统的饥荒成因:(1)连续3年的坏天气(饥荒前后由天气导致的全国受灾情况见图2)；(2)公社管理失败；(3)过大的集体组织规模导致激励问题；他指出集体化和低效率并不必然存在因果关系，真正导致效率损失的因素是1958年秋天农民退社权的丧失；该权利的丧失意味着对于那些偷懒的社员，其他公社成员无法选择退社来保证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被侵蚀。作为理性的回应，他们只能降低劳动投入以避免损失，最终导致了1958年以后粮食产量的下降以及此后整个集体化期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徘徊不前。

对于退出权丧失是否真正是农业生产下滑的原因，文献中存在争论。Kung(1993)质疑退出权是否真正导致了减产，他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按照Lin的逻辑,在1958年秋之前由于社员之间可以用退出权互相制约,因此该阶段对监督的要求并不高。Kung认为该理论的预期与事实不符:可以选择退出高级社时,高级社实行的却是要求有更高监督水平的计件工资(piece rate),而之后恰恰采用了容易施行的计时工资(tmie rate)。第二,虽然1958年秋天之前农民有权利选择退出高级社，即制度没有发生变化,但这仅仅是名义上的,真正退社的成本极其高昂,农民在事实上并没有选择制度的权利。因此,在Kung看来,退出权在1958年前后没有实质性变化,因而不能用来解释此期间的生产率差异。

1956~ 1966年全国受灾面积比重 (% )

数据来源: 51949- 1995 中国自然灾害报告6 ( 1995) , 中国统计出版社;1949- 1988四十年水利建设成就6 ( 1989), 水利部计划司。

Li和Yang(2005)的研究对粮食减产做了系统性考察。他们首先建立一个关于计划经济的动态模型,描述了急于加快发展步伐的中央计划官员试图通过农业集体化更快地获取农业资源。而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造成农业生产滑坡。结合搜集的天气描述以及劳动力征调的数据并运用1952~197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该文发现对农村的资源汲取可能是导致饥荒的最重要因素,该变量可以解释33%的粮食减产;对农村地区的高征购是第二大影响因素,可解释28.3%的减产;而坏天气仅仅解释了12.9%。Li和Yang最终认为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农业灾情应当归咎于国民经济完全依赖于中央计划的风险。虽然作者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分解出农业产量下滑的原因,但是将农业产量下滑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失败却值得我们再思考。结合本文第二章节的论述,大跃进运动正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试图绕开传统的苏联中央计划模式转而依靠发动群众来实施国家建设的一次努力。建立自我管理的人民公社制度、冲击统计局以及全民大炼钢铁这些事件都足以说明计划官员在那段时间遭受严重冲击甚至“靠边站”。我们还需注意到的事实是,建国后到1978年以前中国都处于中央计划时代,为什么只有那段时间出现农业灾难?以上这些证据均说明,将饥荒的责任笼统的归咎于中央计划至少与大跃进期间的历史事实不相符合。

表2：大跃进期间基层食堂运行情况

说明: 从 1958年 7月到 12月, 24个省份的地方党报共有 120条关于食堂的新闻报道。

数据来源: 香港科技大学社 会科学部 Kung,Kai- sa ,i James提供的数据,

以上文献考察了粮食减产的原因。就粮食的消费来说,对大跃进期间在农村普遍建立的粮食消费组织——公共食堂是否是导致饥荒发生的原因,学界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观点。由于食堂中的食物消费至少在口号和政策层面是“敞开吃饭”,因此该现象为检验Hardin(1968)提出的“公地悲剧”著名假设提供了机会。Yang(1996)利用各省参加食堂的人口比重检验了食堂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他发现食堂显著地增加了死亡率。此外,Chang和Wen(1997)是第一篇系统考察食堂在饥荒中作用的经济学文献。作者估算的结果是,截至1958年秋天,在全国范围内大约建立了265万个食堂,到10月底,有70%~90%的农业人口已经加入食堂。非理性的食物消费使得在短短20天内就消耗完半年的粮食储备,结果在秋季丰收之前没有足够的粮食维持生存(Potter and Potte1990)。采用和Yang类似的定量分析,Chang和Wen也认为食堂的建立显著地导致了非正常死亡。作者最终的结论是食堂应该为人口损失负最重要的责任。针对上述结论,我们有理由怀疑统计上的显著是否是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知道名义的消费政策是否在实际中被不打折扣地执行,如果基层并没有按照口号提出的“敞开吃”,食堂对死亡率的贡献就会被高估。上述文献提供的定量证据是关于加入食堂的人口比重,而构造模型的前提则是加入食堂的农民均“敞开吃饭”,因此检验食堂作用更为重要的信息是食堂实际的运行情况。对于食堂的实地考察并结合当时各地报纸的报道,我们发现该政策在地方并不是被无折扣地执行:从当时各地报纸记录的情况看,从1958年7月到12月,24个省地方党报上共有120条关于食堂的新闻。从这些新闻的内容上看,仅有22%是无限额消费的,而有限额消费分为3种类型:按人口(占食堂总数的43.33%)、按家庭(占总数的8.33%)以及按粮票(占总数的25.83%)(数据描述及来源见表2)。此外,即使是无限额的消费也仅仅限于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同时,也仅在农忙时间才被允许。

(三)关于“权利”理论的相关文献

森将研究设定在市场机制下,而中国的这次饥荒发生在计划经济主导时期,在饥荒中城乡间死亡率差异巨大,那么当时的中国农民是否和森研究中那些受饥荒打击的职业(阶层)成员有相似的特点?

中国在计划经济初期,为了保证工业化的实施,一方面,政府需要保证城镇居民(多数为工人和事业单位成员)的生活必需,因此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城乡人口流动,保证城镇居民的福利不被进城移民消散;另一方面,建立连接城乡的统购统销制度,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从农村获得工业生产的原材料。因此,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民粮食的获得不能得到制度性保证,尤其在特定情况下,农民负担就会被过度增加。围绕上述逻辑,以下介绍的文献主要以“权利”理论解释饥荒成因。Lin和Yang(2000)第一次对“权利”理论和FAD理论在中国饥荒课题上的适用情况进行检验。他们发现一个省份城市居民比重越多,该省农村居民的负担就越大,饥荒期间的死亡率就越高。Kung和Lin(2003)在此基础上用超额征收率更加准确地测量了城市偏向政策。Kung和Chen(2011)的进一步研究将重点放在解释导致超额征收率跨省差异的因素方面。以上研究均采用省级数据来解释这些差异。

Lin和Yang(2000)采用一个省中城市人口比重作为当时“城市偏向政策”的代理变量,用人均粮食作为传统FAD的代理变量。在控制了省及年固定效用之后,他们发现两个因素在正常年份对死亡率都没有显著影响,但在饥荒期间这两个变量都显著地增加了死亡率。该研究中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城市人口比重”并不是“城市偏向”的直接测量指标,而仅仅作为代理变量进入方程。因此在其后的研究中,Kung和Lin(2003)进一步用“超额征收率”作为城市向农村汲取资源程度的直接测量来检验政治激进程度对死亡率的影响。同时他们也将现有文献中考察过的因素如食堂、政治环境等纳入考察范围,以求对这些因素进行系统性检验。他们发现大跃进期间激进的政治氛围对非正常死亡有显著的增加作用。该文同时发现在控制该变量以后食堂变量失去了显著性,该文认为粮食在食堂中的配额消费是造成食堂不发挥作用的原因。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范子英与孟令杰(2006)从缺粮区的划分来解释饥荒的分省分布。从“权利”理论角度,他们将研究样本分为城市、传统产粮区以及缺粮区并认为在饥荒中传统缺粮区因为可以获得粮食返销反而灾情较轻。该结论被Meng等(2010)的发现进一步证实。

以上研究均注意到死亡率在各省间的差异,并采用不同的测量方法寻找造成该差异的原因。这些研究检验了森的饥荒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情况。作为研究的被解释变量,这些研究都没有区分死亡率和非正常死亡率,忽视了两者的差异使得观察值具有异质性的风险从而降低了估计的效率。同时,现有证据发现当时的领导机构对下面发生的灾情并不是无动于衷,他们会相应地调整政策并收敛激进的程度(周飞舟,2003)。因此,政策或者激进程度和饥荒严重程度之间的因果关系会同时受到遗漏变量和联立内生性问题的影响,进而影响系数估计的一致性。

政治激进变量在Kung和Lin(2003)的研究中被当做死亡率的解释变量。作为大跃进运动期间的典型特征：激进的政治氛围,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学及历史学文献关注的重点。早期研究集中在路线分歧上,比如Chang(1975)和MacFarquhar(1974)提出的“两条路线”观点。

Bachman(1991)运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架构研究官员集团不同的部门利益,特别是“计划和重工业部门”与“金融部门”之间的利益差别,一些部门对于自身部门利益的诉求推动了大跃进政策的实施。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以上研究更多的是基于观察建立起来的分析框架而非严谨的因果推论。同时,从因果识别角度来说,上述基于中央层面的研究无法解释各个省份在推行激进政策时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

有些文献注意到个别地方政府在大跃进期间的活跃表现,但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将其归咎为该省领导人的激进性格及行为。例如Yang(1996)、Teiwes和Sun(1998)认为:不同的省领导人的确影响了该省的激进政策。Chen(2011)比较了饥荒期间的安徽和江西两省,他将这两个省份在饥荒期间的显著差别部分地归结到两省最高领导人的差别上。这些研究提供的丰富史实加深了我们对当时情况的理解,但将所有激进行为都归结为领导人的性格或者信仰无疑不是事情的全部。更为重要的是,此类研究无法就全国范围内各省的激进程度差异做出系统性解释。

Kung和Chen(2011)采用“超额净征收率”作为政治激进程度的代理变量,进一步探索政治激进在省与省之间差异的系统性成因。他们认为省委领导的激进行为源于体制内蕴含的激励机制:在其他变量被控制的情况下,作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省委书记相对于正式委员的省委书记更有动力通过推行激进政策谋求晋升。作为对政治学及历史学文献对个人角色重视的回应,该文采用个人虚拟变量控制住各个省份领导人时间不变的因素发现前述结论依然没有改变,这些因素可以被认为是性格、信仰及意识形态等。利用来自中国大跃进的历史数据,Kung和Chen的研究第一次指出基于理性的职业晋升激励同样是激进行为的重要原因。需要特别指出,该激励机制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同样存在,只不过晋升的考核指标由大跃进期间的征收率转到了可以使“多数人受益(all-encompassing)”的经济增长(McGuire and Olson,1996)。该文的发现对理解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并在更深层次指出为什么同样的政治集权加经济分权的制度设置(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Xu and Sun,2009)会出现大相径庭的结果。

在数据方面,该文发掘并采用了很多新的数据来降低测量误差。比如,该文第一次考虑到返销粮的数量,从而降低了由于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该文采用受灾比率来测量饥荒程度。此外,该文应用一系列变量如右派数量、农业“高产卫星”的数量、参加食堂的人口比率及农业集体化进度来系统测量分地区的政治激进程度(见表3)。

表3：分省激进指标

说明: 样本中没有包括当时的三个直辖市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如需引用本表所涉及的数据,务必同时注明原始出处及本文。

数据来源: 由本文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农业高产卫星0数据摘自5人民日报6 1958年 6月~ 1960年 12月; / 加入食堂人口比重0为 1959年底的数据, 来自5农业合作化重要资料汇编: 1949-1957 (1990)中央党校出版社; / 超额征收率0为 1959~ 1961年平均数字, 来自5农业经济资料: 1949- 19836 ( 1983)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 右派0数据来自/ 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工作报告0 ( 1959), 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 农业合作社进度反映的是 1956年夏天的情况, 数据来自 Chung ( 2000)。

上述关于饥荒原因的文献显示出明显的前后继承性。在早期研究中,文献的关注点主要放在饥荒本身的严重程度上,试图通过地方差异来揭示饥荒的成因。从FAD角度看,文献发现天气、公共食堂造成的粮食浪费、激励问题、退出权丧失以及粮食调出导致的粮食不足等是形成饥荒的因素;从“权利”角度,文献发现的成因有城市偏向制度导致农村居民余粮不足、对农村地区的资源汲取、粮食的过量征购以及大跃进运动期间激进的政治氛围导致粮食减产也加剧了分配不公。对上述研究的总结性描述见表4。

随后的研究则进一步探索作为前述研究解释变量的政治激进所产生的原因。以上研究均采用省级作为分析单位,他们的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省与省之间饥荒和激进程度的差异。已有研究也发现省以下的死亡率差异同样显著,例如同处于河南省且彼此相邻的两县,饥荒期间的死亡率差别达10倍以上(曹树基与廖礼莹,2010)。以上基于省级的研究无法解释这种省内差异。针对这种差异,Bernstein(1984)开创性的研究论述了粮食统购和饥荒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基层生产队干部的农民身份使得他们在执行有关政策时往往偏袒农民。在更大范围内,如果这种干部特质具有地区差异,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饥荒或者激进在基层出现差异的原因。

表4：现有研究关于饥荒成因的观点

五、饥荒的长期影响

(一)对政治及经济制度方面的影响

现有文献主要从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人口方面入手探索这次饥荒造成的长期影响。Yang和Su(1998)将饥荒和1978年之后的农村制度变革联系在一起。首先,饥荒促使国家领导人将1958年建立起来的大公社制度改变为“三级所有结构,生产队为基础”的组织,农民的自留地、自由市场被默许。其次,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中央领导人对农村政策的分歧,为农村基层进行制度尝试提供了空间和机会。最后,饥荒造成的巨大灾难,使得农民和干部逐渐认识到大而全的公社制度内在的弊端。对制度偏好的转移导致中国农民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末自下而上地放弃人民公社制度并建立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Yang(1996)发现那些遭受饥荒打击最严重的省份也是最早推进制度改革的省份。

Kung和Bai(2010)用更加系统的数据检验了饥荒对经济制度的影响。他们发现,促成公社化运动的理由是更有效率地动员农民从事农田水利建设以抵御自然灾害。但是他们同样观察到1978年去集体化的直接原因却是安徽省严重的旱灾。为什么同样的自然灾害导致了截然相反的制度选择?该文和Yang(1996)一样,发现那些饥荒越严重的省份开展去集体化运动越早。同时,饥荒对制度变化的影响又随着去集体化时期的天气条件的变差而加大。天气状况越差,农民对利用人民公社抵御自然灾害的信心就越不足,进而越推动去集体化过程。该文的着眼点并不单纯是饥荒研究,而是一个更具一般性且更重要的问题:制度是如何产生及变迁的?该文认为各个省份当年不同的饥荒严重程度可以用来解释后来的制度变化。

Yang(1996)、Yang和Su(1998)及Kung和Bai(2010)的研究揭示出上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农村地区的制度转变并不是一个突然和孤立的事件,其中孕育的逻辑发轫于60年代初并且是一个不断累积经验的过程,大跃进运动和对灾后的反思为后来的制度突破提供了内在的激励和推动力。

(二)对人口方面的影响

利用饥荒检验灾害对人口的长期影响,严格意义上应当不被视作饥荒研究。该领域内学者的注意力是劳动经济学关注的传统研究问题,而非饥荒发生的原因、分布的地理特征等。在这些研究中饥荒仅仅被视作一个外生冲击。由于该问题已经吸引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同时也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研究,因此本文在此简要介绍这方面的最新文献。此外,本部分涉及的论文大都为工作论文,它们基本上代表了当代劳动经济学利用饥荒来识别特定因果关系的前沿水平。

胎儿或幼儿时期的成长环境对成年之后的影响是医学及劳动经济学长期关注的问题。对该因果关系的识别往往需要外界环境的变化,但是外界环境的变化如果是内生的就会造成估计结果的不一致。饥荒提供了改变环境的外生冲击。饥荒之所以被认为是外生冲击,是因为成长环境的变化来自于饥荒,而造成饥荒的原因则外生于母亲。以上是劳动经济学利用饥荒识别胎儿环境对后续人口结果影响的方法论逻辑(Currie,2007)。由于这次饥荒已经结束了半个多世纪,其提供的时间长度足以检测对人口的长期影响(包括代际影响)。我们首先介绍影响该因果识别的几个一般性问题,然后以此逻辑综述已有文献。我们简要叙述其发现后,再指出它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采用的策略。对于那些没有将内容主要放在因果识别上的文献,本文也简单地介绍其关注的问题及得到的结论。

检验中国1959~1961年饥荒在人口方面的长期影响,因果识别上会受以下6个问题影响:(1)反向因果问题,正如Chen和Zhou(2007)所论证,“家庭的生育行为可能会针对饥荒的严重情况做出调整,如果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及时调整生育行为,饥荒对于健康的影响就有可能是虚假的因果关系”。(2)遗漏变量问题,即该因果关系会受到许多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干扰。这就需要在方法上将饥荒的打击作用与个体异质性的作用区分开来。(3)测量偏误问题,如何对饥荒打击的严重程度进行准确测量。(4)人口迁移问题,如果饥荒之后人口有跨地区移动,我们就无法将观察值在饥荒期间受打击的程度和后期的人口结果联系在一起。该问题是第3个问题的具体化。(5)饥荒对人口打击有选择性作用(selection effect):那些最强壮的人幸存概率最高,因此直接用幸存者检验饥荒的打击作用会导致对该作用的低估(估计值是真实值的下限)。(6)由于饥荒很可能是其他事件比如战争的结果,因此需要在统计上将这些事件和饥荒对人口的作用区分开来。

作为第一篇检验中国饥荒影响的经济学经验研究,Chen和Zhou(2007)研究了饥荒对于幸存者身高、劳动力供给和家庭收入的影响。该文发现1955、1957、1959、1960和1962年出生的群体在身高、劳动力供给及家庭收入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劣势,其中1959、1960和1962年出生的群体劣势最为明显:相对于非饥荒时期出生的群体,饥荒幸存者在身高上要矮3.03厘米。在识别方法上,该文利用饥荒对不同出生群体的打击程度不同的情况,采用双重差分方法(diference indifference,DID)检验饥荒的影响:关键解释变量是标识出生群体的哑变量和1960年省非正常死亡率的乘积。在作者看来,饥荒期间一个省的非正常死亡率可以作为饥荒严重程度的代理变量并具有足够的外生性。针对上文提到影响因果关系的问题(1)和问题(2),作者认为:第一,土改之后地主和富农阶级被消灭,同时在人民公社时期(1958~1962年)农民的私人产权被取消并全部加入公社且失去退出权,这意味着所有家庭在社会经济指标上均是同质的,因此反向因果关系不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很大影响;第二,采用DID方法,利用外生的非正常死亡率作为衡量饥荒打击程度的代理变量,进而解决遗漏变量问题。

采用2000年中国人口1%抽样调查数据,同样将大饥荒视作自然实验,Almond等(2008)发现饥荒幸存者在识字、劳动及婚姻市场以及财富上均处于劣势。该发现被Brandt等(2008)的研究印证。同时,饥荒增加了生女孩的概率,该作用将会持续两代人:被饥荒直接打击的父母辈和他们的下一代。他们同时利用香港出生率调查数据,比较了香港本地人的孩子和经历过饥荒的内地移民的孩子,发现后者在出生时体重轻而且女孩比重更高。该文的发现和Fung(2009a、b)及Kmi和Fle isher(2010)的研究结论一致。

Girgens等(2011)的研究没有发现饥荒的幸存群体和没有经历饥荒的群体之间在身高上存在显著差异。他们将出现这样的结果归咎于饥荒打击的选择效用(在作者们看来,未来身体较高的孩子在饥荒中生存概率也较高)对饥荒造成的发育迟缓作用(stunting effect)的抵消。因此如果要识别饥荒打击效果,必须控制住饥荒的选择效果。该文认为,决定能否在饥荒中幸存下来的基因因素可以通过遗传转移到下一代人身上,只要控制了孩子的特质就可以消除饥荒的选择效果,从而估计出饥荒的打击效果(该文处理的是上文提到的问题5)。

Meng和Qian(2009)的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经历饥荒的群体,那些胎儿或者幼儿时期遭受饥荒打击的群体在身高上要矮2.8厘米,体重轻1.4公斤,教育年限少0.6年。从识别方法上,该文主要针对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饥荒严重程度的测量偏误。如果偏误随机分布,将会导致对饥荒影响的低估。第二,饥荒的影响可能并不随机,饥荒可能更倾向于在粮食产量不高的地区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饥荒的影响可能是虚假的,背后真实的作用也许是出生地区繁荣与否对人口结果的影响。为了克服上述两个问题,作者依靠两个比较外生变量,1997年的自然环境和播种面积及不同出生群体上的差异(饥荒期间年龄越小,受影响程度越大)作为饥荒影响程度的工具变量。背后的逻辑来自作者的另一篇论文,在那篇文章中作者发现产粮区遭受饥荒影响最严重(Mengeta.l,2010)。第三,饥荒对幸存者有选择效用,正如上文提到该效用会低估饥荒打击的作用。针对这些问题,作者采用县级水平的饥荒期间出生的群体规模来测量饥荒严重程度。为了克服饥荒对幸存者的选择效用,该文采用分位数分析方法(quantiles analysis)并认为高分位的估计结果较为准确地反映了饥荒的真实影响。①在克服了以上问题之后,他们的结果发现饥荒的选择作用和测量偏误问题会导致OLS估计结果较真实值低估1倍。针对上述问题(4)和问题(6),作者们认为这两个问题没有影响因果结论,在作者看来,发生在中国的这次饥荒对识别灾害影响有两个优势:第一,中国当时严格禁止城乡及其他跨地区移民,相对于其他国家的饥荒,可以比较精确的测量饥荒的影响;第二,这次饥荒是在一个政治比较稳定的背景下发生的,在之前没有发生过战争,因此可以较为独立地将饥荒作用识别出来。该文所用的数据是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1989年中国人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

医学上认为早期营养不良会导致成年后身体肥胖。文献利用这次饥荒来检验该假设。Luo(2006a、b)的发现证实了该假设,他们进一步认为该作用同时具有性别及城乡差异:农村地区的女幸存者患肥胖病的概率要高0.086,但饥荒对城市居民却没有影响。用来自某直辖市的人口及体检数据,Wang和Wang(2010)检验了幼儿时期营养不良对成年后肥胖的影响,作者们也认为该影响存在性别差异:饥荒导致女性变胖、男性变瘦。和其他研究类似,该文也发现饥荒会导致幸存者变矮。此外,Fung(2009a、b)的研究也发现那些遭到饥荒打击的女性身体过胖概率比那些没有遭到打击的女性要高5%,但该作用对男性不明显。Fung认为其中的机制是生物学上的,比如过量饮食、久坐等,而不是个体行为上的。

一些研究重点关注饥荒影响的性别差异问题。Shi(2008)发现女幸存者在教育禀赋和劳动供给上较男性幸存者更具劣势。Mu和Zhang(2011)也发现女性幸存者具有较高的残疾及文盲概率,而男性幸存者的健康状况要好得多,他们将这种原因归咎为男性在饥荒期间的死亡率更高,这意味着针对男性的选择效用更大。

针对幸存者的精神健康问题,Xu和Sun(2009)利用G自治区L市精神病院1971-2001年的病人病例来检验饥荒对于成年患精神分裂症的影响。比较饥荒前后的出生群体,他们发现在母体中经历饥荒的群体比没受饥荒打击的群体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要高2倍。类似的研究还有Song等(2009)。

六、结论性评述:如何避免饥荒的再次发生

学界对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认识随着新数据的发掘而不断深入。上世纪80年代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对饥荒中人口损失的估计、对死亡率地区及性别分布特征的描述上。随着数据的不断发掘,特别是分省数据的获得,研究从描述性推论拓展到因果推论。最先进入学者研究视野的是利用这次饥荒检验现有理论,研究者试图解释饥荒分省分布的成因。这些研究揭示出这次中国饥荒更大程度上是分配问题而不是粮食供给下降问题,对计划经济时期粮食分配的研究成为学者考察的重点。**他们发现计划经济时期实施的偏向城市的粮食分配政策以及大跃进期间对粮食的过量征购是造成非正常人口损失的主要原因。**后续学者主要考察大跃进期间的激进政策,发现谋求晋升是地方官员推行激进路线的原因。对于饥荒的后续影响来说,这次饥荒被视为一次难得的观察契机。

此外,饥荒至今的50多年的长时段也给学者调查饥荒的人口影响提供机会。越来越多的劳动经济学、医学及人口学文献试图探索饥荒在个体生理状况(身高、体重等)、生活质量及精神健康等方面造成的影响。

受限于各个领域的传统关注点,现有文献主要是利用这次饥荒回答或者检验本领域关心的问题和假设,却没有涉及如何避免饥荒再次发生这个重要问题,该问题应当被视作饥荒研究的直接目标。

阻止饥荒的再次发生不仅涉及对1959~1961年饥荒本身的理解,而且对其思考也要超越事件本身而审思相关的制度设置、政府决策、信息搜集、个体和家庭的消费及储蓄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等问题。具体来说:

(1)在控制各地区的天气因素及当地政治措施之后,饥荒是如何在地区间蔓延的?当时的制度设置是加剧还是阻止了饥荒的扩大?①这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的研究中国的粮食储备体系、粮食的横向(省际)与纵向(中央–地方)调拨程序和运输系统以及制度的调整。②(2)如果上述制度可以在正常时期运作,在突发性灾难的重大打击下(如大范围灾害性天气、国际封锁及禁运、局部或全面战争等)能否依然发挥正常功能。(3)就信息搜集处理来说,基层的饥荒信息在传递到上级政府过程中是否存在制度性障碍?①各地上报的粮仓存粮量是否反映真实数字?如何准确识别粮价的非正常高企?如何对人口中不同人群的营养不良水平及对由饥荒导致的人口流动进行准确估计和跟踪?现有研究已经发现单纯增加粮食总供应,比如动用储备粮、增加粮食进口等并不能快速地阻止饥荒的发展(Bowbrick,1986),因此,有针对地发放救济可以显著缓解饥荒。(4)就个人及社会层面来说,家庭在面临饥荒威胁时如何调整当期消费水平以及是否选择迁移(所谓的“用脚投票”机制)需要我们思考。②(5)由于1959~1961年的饥荒发生在计划经济时期,从饥荒中积累的经验是否同样适用于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值得我们考虑。③从这个意义上,针对发生在其他市场化国家的饥荒开展比较性研究将是一个有益的工作。

最后,就世界范围看,由于国际救援机构的建立以及国际协调机能的提升,饥荒发生的概率将越来越少。学界对饥荒的研究也逐渐转向另外一种更加隐蔽但是危害性更大的福利损失形态———饥饿上来。然而毋庸置疑,中国1959~1961年的饥荒为学术界提供一个难得机会来考察中国政治、制度和人口变迁。其中蕴含丰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内涵,也将启发学者进一步的研究。通过考察这次饥荒,深刻理解饥荒的发生扩散机制及相关制度的设置也有助于预防及阻止饥荒再次发生,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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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飞舟(2003)：《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饥荒的反应和救助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八月底的一个夜晚，21岁的网约摩的司机阿凡・库尼亚万，像往常一样奔波在雅加达的街头。

他的手机里，新的外卖订单提示音不断响起，那是他生活的希望，也是沉重的压力。

这个夜晚，他不知道，自己即将被卷入一场改变许多人命运，也让整个国家震荡的漩涡之中。

彼时，雅加达的街头已弥漫着不安的气息。

民众们对国会批准的议员高额住房补贴一事极为愤怒，这笔高达每月 3075 美元的补贴，是：

雅加达底层劳动者10个月的收入，

贫困地区民众 20 个月的收入。

在物价飞涨、税收增加、失业率攀升的艰难时刻，议员们的贪婪之举，如同在民众的怒火上浇了一桶油。

抗议的声浪从各个角落涌起，民众高呼着削减议员工资，指责这些：

腐败的精英。

库尼亚万在送餐途中，正好碰上了防暴警察驱散抗议人群。

混乱中，一辆装甲警车径直冲向了他。

瞬间，他的身体被撞倒，车轮无情地从他身上辗轧过去，生命在那一刻戛然而止。

而他，不过是这个庞大国家中，为了生活苦苦挣扎的无数普通人中的一个。

他每日风里来雨里去，靠着送外卖和开摩的，勉强维持生计，却未曾想，会以这样惨烈的方式，成为了这场社会风暴的牺牲品。

他的死亡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如同点燃了火药桶，抗议瞬间升级为暴乱。

全国的愤怒被彻底激起。

在印尼，贫富差距犹如一道巨大的鸿沟，横亘在社会中间。

非政府组织乐施会曾发布报告称：

印尼4个最富有者的总身家，超过了该国最贫困的1亿人口的财富。

印尼长期位列世界上贫富不均最严重的国家前列。

雅加达的街头，一边是高耸入云的豪华写字楼和富人居住的高档社区，围墙内绿树成荫，安保严密。

而几步之遥，便是密密麻麻的铁皮屋组成的贫民窟。

在贫民窟里，一家人挤在狭小昏暗的房间中，卫生条件恶劣，孩子们在污水横流的街道上玩耍。

这里的居民，大多从事着最低端、最辛苦的工作。

以摩的司机这个群体为例，他们数量众多，是城市中最常见的底层劳动者。

雅加达交通拥堵，摩的成为了很多人短距离出行的选择。这些摩的司机们，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守在各个路口、公交站，等待着客人。

他们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衣服破旧且沾满灰尘。

一单生意可能只有几千印尼盾，除去车辆的油费、损耗，一天辛苦下来，挣到的钱仅够一家人勉强糊口。

遇上雨季，道路湿滑，生意更差，还得冒着生病的风险出车。

而他们，只是众多低收入群体的一个缩影。

工厂里的工人，在闷热嘈杂的环境中：

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工资微薄。

街头的小贩，时刻担心着城管的驱赶，为了几毛钱的利润，和顾客讨价还价。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尼的富人们。

雅加达的高档商场里，奢侈品店琳琅满目，富人们开着豪车，穿着名牌，在这里一掷千金。

印尼的富豪们拥有私人飞机、豪华别墅，他们的财富多到让人难以想象。

苏哈托家族在其当政期间，垄断国家资源，中饱私囊，据估计，其家族拥有的财产保守有：

200亿美元，最高可达1000亿美元。

这种贫富的巨大反差，在印尼社会存在已久，像一颗毒瘤，深深侵蚀着社会的公平与稳定。

腐败，一直是笼罩在印尼社会上空的阴霾，难以驱散。

印尼肃贪委员会曾指出，国会议员是导致印尼贪污猖獗的罪魁祸首。

从政府官员到司法系统，腐败现象无处不在。

2024年10月，印尼最高法院退休官员扎洛夫・里卡尔的贪腐案震惊全国。

在他位于雅加达的住宅中，调查人员搜出：

价值9200亿印尼盾（约合4.17亿元人民币）的各币种现金和51公斤黄金。

扎洛夫在2012年至2022年间，以中间人的身份，在多个案件中帮嫌疑人脱罪，收取巨额贿金。

这起案件只是冰山一角。

此前，印尼中央银行前高级副总裁米兰达为了在央行竞选副总裁时胜出，贿赂多名议员。

司法系统的腐败，让民众对法律的公正丧失信心。

就拿罗纳德・坦努尔的案件来说，2023 年 10 月，罗纳德在俱乐部停车场开车撞死了女友，监控视频清晰地记录了这一过程。

然而，经过半年多的审理，泗水地方法院却认定罗纳德：

无罪。

法官们称其女友死于饮酒过量，罗纳德还为其提供了救助。

判决结果一出，舆论哗然。

在民众的压力下，印尼肃贪委员会展开调查，最终牵出了背后的腐败链条，包括多名法官受贿，而扎洛夫正是帮助这些法官受贿的：

中间人。

这样的案例，让民众看到的是有钱有势者可以轻易逃脱法律制裁，而普通民众哪怕遭遇不公，也投诉无门。

根据相关机构近年发布的清廉指数排名，印尼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15位，清廉分数仅34分（满分为100分），属于腐败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印尼前总统佐科也曾无奈表示，因贪腐而入狱的印尼官员太多了，但腐败却并未停止，且变得越来越复杂。

库尼亚万的死，成为了点燃民众怒火的最后一根火柴。

2025年8月29日清晨，五千辆摩托车包围了雅加达警察总部。

那密密麻麻的摩托车队，像是一股黑色的洪流，宣泄着民众的愤怒。

学生们也纷纷加入游行队伍，他们举着标语，喊着口号，要求政府给一个说法，要求社会：

公平正义。

随着时间推移，示威规模迅速膨胀至：

数万人。

部分示威者开始失去理智，他们破坏交通标志和基础设施，城市的交通陷入瘫痪。

抗议活动不再局限于雅加达，迅速蔓延至梭罗、三宝垄、万隆、茂物、日惹、泗水和望加锡等城市。

在望加锡，一座议会大楼被纵火，造成至少 3 人死亡、多人受伤。

在雅加达周边地区，财政部长穆丽亚妮的住所遭强行闯入。

抗议行动逐渐演变为大规模的纵火、冲击与抢掠，整个印尼社会秩序严重恶化。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

他亲赴库尼亚万的灵堂吊唁，试图安抚民众的情绪。

国会议长布安也代表国会公开致歉与哀悼，7名涉事警员被拘留调查。

印尼政府宣布取消议员的多项福利和特权，试图平息民愤。

但这些措施，似乎未能完全浇灭民众心中的怒火。

抗议活动仍在继续，民众不仅要求严惩涉事警察，更要求政府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腐败等深层次问题。

在这场社会动荡中，普通民众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商店关门，工厂停工，经济陷入停滞。那些原本就生活在贫困边缘的人们，生计更加艰难。

而对于印尼这个国家而言，其国际形象受损，外国投资者对印尼的信心也受到了冲击。

雅加达的街头，抗议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被焚毁的公交车站，街头散落的碎裂玻璃与被烧毁的车辆，警察局外墙那焦黑的痕迹，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刚刚经历的风暴。

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会让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我们关注印尼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是在审视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文｜蛙蛙和洼

图｜新闻报道，侵删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32期：“灭蚊运动”究竟是灭蚊，还是灭人？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5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条，刊登读者投稿3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8月25日—8月31日，这一周。

浙江绍兴鲁迅纪念馆有一面“鲁迅夹着香烟”的网红打卡墙，于近期遭到一名孙姓女士（网名“非吸烟者权益策略师Ada”）的投诉。她认为，该画面可能诱使游客去拍摄“点烟照”，易对青少年产生误导，呼吁纪念馆进行更换。该女士还将此事投诉到了浙江省政务服务平台“浙里办”，建议将鲁迅抽烟换成鲁迅右手握拳的画面。很快，此事便在网上引发热议。多数网民表达了强烈反感，认为这就是一种动辄以投诉举报裹挟舆论的做法，带有典型的民粹主义色彩。当然，也有网民认为在公共场合去除吸烟形象，本身也是一种文明趋势，尽管它在当下的不文明中显得格格不入。

有人指出，公众之所以对这类投诉举报心存恐惧，是因为中国社会长期存在“举报文化”的土壤，使得一些别有用心者能够将个人诉求包装成宏大的“全民意志”，并且这样的举动往往屡屡得逞。例如，2024年1月，就有网民举报在南宁某地铁站里的一幅宣传画形似日本军旗旭日旗，南宁轨道交通集团为息事宁人将图案撤下。此后，这类极端民族主义的“碰瓷事件”多次上演，且愈演愈烈，连官方媒体最终也忍无可忍，批评称“碍国流量不能纵容”。孙女士的举报虽然不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缘由，但有媒体后续报道指出，其动机可能是借控烟之名推广所谓“尼古丁袋”，这也导致微博对其做出了封号处理。

还有人指出，中国的文化审查本身就充满高度不确定性，往往只需一个理由即可。因此，公众不仅惧怕审查本身，也惧怕随时可能被拿来当作借口的“理由”。就像四十多年前，有人投诉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里面出现了裸体少女，认为有伤风化，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为了展示对外开放形象，默许了它的存在。但如今，公共场所内还会出现裸体画吗？一切都在变得越来越紧，“不仅仅是我们的日子，还有我们的脑子”。因此，要求鲁迅放下香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股“拖拽我们向下坠落的力量”，毕竟文化领域存在已久的垄断性话语权一直在压制多元价值观。难怪有网友调侃，鲁迅抽烟被投诉后，李白连夜将诗改成了《将进茶》，屈原怕被人举报引导跳江赶忙上岸，岳飞精忠报国的纹身分分钟被清洗，关公也收起了管制刀具，武松为了避免非法狩猎办理了打猎证……

因此，人们的嘲讽或鄙视更像是一种民意的应激性反弹，担心“举报”会被包装成伪民意并滥用，担心“举报”成为钳制公民的又一借口，担心“举报”会上纲上线从而无休无止。不过，也有人批评媒体小题大做，各大博物馆每年都会收到各种奇葩投诉。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下舆论场充满禁忌与审查，许多议题无法触碰，人们只能在“铁笼子”里装模作样地热烈交谈，于是一些本无太大新闻价值的事件被炒上热搜。毕竟，在鲁迅所处的年代，他抽烟的场景被刻画无可厚非，人们甚至觉得那很生活化、很有个性。但在习近平新时代，若将鲁迅改为右手握拳，一些人自然会追问：他要打倒谁、推翻谁？这种百年后再现的战斗姿态未必解释得清，所以投诉本身也未必会被采纳。

8月29日晚，重庆大学城熙街的一栋高楼外墙，突然出现巨幅投影标语，分别是：“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自由不是恩赐要去夺回！”“起来吧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反抗夺回自己的权利！”“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产党下台！”50多分钟后，多名警察才找到了投影设备所在的酒店房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抗议者留下的一台监控拍摄到了警察破门而入的画面。而在桌上，还有他留给警察们的一封信，信中强调自己“不属于任何组织”，并写道“也许你现在是受益者，但在这片土地上，有一天你一定是受害者。若不得已，请把枪口抬高一点。”、“每个人付出一点，站起来反抗，那些坏人就不能为所欲为。”

之后，人们从多个途径得知，这名抗议者名为戚洪，1982年出生于重庆，曾为电商创业者，他使用户外投影灯、监控设备、远程定时、光雕机等设备实施了这起独狼式抗议，方式类似于去年1月的“济南万达广场投影标语事件（抗议者为柴松）”。早在8月20日，戚洪便设置好了设备离开中国前往英国，29日他从远端操作投影提前实施了计划。戚洪还坦言自己受到了今年4月成都天桥标语事件的启发，这也被一些网友戏称为“川渝联动”。目前，戚洪在重庆乡下的亲人已经受到警方调查。戚洪的有勇有谋引来大量关注，推特用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关于此抗议的首发推文，阅读量已经突破了1600万，创造了中推圈的一个新记录。

就在本月7日，昆明抗日胜利纪念堂门口，一名男子举起写有“习近平走人”的横幅；9日，苏州万象城，一位外卖员背着白板，上书“权力只会对它的来源负责，中国人民需要选举权”。不满的声音、勇敢的声音逐渐增多，已是不争的事实，“重庆投影抗议标语事件”只是最新一例，绝非终结。有网友评论说，类似抗议的变多，大有烽烟四起之势，但看桥员、守厕员、查房员……总有维稳力量捉襟见肘之时，而中共极致的恐惧也会陷入“男儿悖论”——因为严防垮台而走向垮台。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在采访戚洪后表示，此人的经历有代表性且特别，经历了“农村长大—辍学—打工—被警察侮辱—经商—幻灭—反抗”，而这就是许多平凡国人的写照，不乏苦难，也不缺勇气。戚洪的举动无疑会让更多人意识到，反抗的声音真实存在。即便身处高压之下，反抗仍可以凭借想象力突围，而他的行动也已成新的符号，在死水上掀起涟漪。

一周荐读：

• 【CDT月度视频】八月之声（2025）——“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

2025年8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2025.7.31—2025.8.29）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月度视频——《八月之声（2025）》。在内容上，该片揭示了当局的言论审查、权利打压，也记录了民间疾苦、民众呐喊与抗争；在形式上，该片模仿了2022年4月22日发布、随即风行全网并遭到审查的抗议上海封城的短片《四月之声》。

• 【CDT关注】大声｜时事评论家长平专访（1）：笼子里的中国与其说缺少自由，不如说缺少对笼子的反抗

吴薇：我们想做的“中国新闻三十年”的专题，其实我是想找一系列在我们过去中国新闻三十年的历史里面，重要的一些从业者，我们的媒体的一些记者、编辑，一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重要的新闻事件中间，发生过作用的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很想听的是大家个人每个人的一些选择和参与一些新闻事件的这些过程。

• 【CDT关注】不明白播客｜对话重庆反共标语事件当事人戚洪

8月29日，也就是中国情人节七夕的晚上10点，重庆大学城的一栋大楼外墙，忽然出现投影的巨幅标语。标语内容包括“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产党下台”等，投影持续了约50分钟，最终被警方锁定位置关闭设备。

• 【真理部指令】2025年第三季度涉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提示

2025年8月28日，推特用户@whyyoutouzhele（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了匿名网友投稿的成都网安内部文件《2025年第三季度涉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提示》，其中罗列了多项“重点风险提示”，包括9.3大阅兵、成都世运会、金熊猫奖/国家公园论坛、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关闭5周年、取缔法轮功26周年、十四世达赖满90岁等。

一周关注：

• 【网络民议】iSweeety的空间｜播客在美国为什么活得很好？但像喜马拉雅和小宇宙在中国做不太起来？
• 舞文弄乐｜梁文道即使“出事”了，也没什么关系！
• 锵锵如故｜梁文道被禁了，许子东也被提醒了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播客（Podcast）在美国已经演化为一个价值数百亿美元、拥有成熟商业闭环的产业。从独立创作者到媒体巨头，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和盈利模式。反观中国，以喜马拉雅、小宇宙为代表的音频平台，尽管用户基数庞大，却始终在盈利的边缘挣扎，商业模式显得异常脆弱。

• 【中国哭墙】八分半下架，我居然想到了您（8月1日-8月31日，2025年）

XYMT688：八分半下架，我居然想到了您。没别的，就是想要说点什么。 // -四喜丸子: 李医生 道长的播客被全平台下架了，又去重新听他的旧节目，特意翻到道长读您评论区留言的那期来听。李医生您说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然而现在连这么温和的声音也容不下了。

• 噪音｜我投诉大先生你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 特正经的张某某｜为了鲁迅能继续抽烟，我给纪念馆打了个电话
• 亮见｜投诉的风，还是吹到了鲁迅纪念馆
• 新新默存｜王五四：鲁迅最近的烦恼
• 老萧杂说｜投诉鲁迅夹烟，代表一股“拖拽我们向下坠落的力量”
• 天花乱坠黄阿狗｜让鲁迅先生不抽烟，没有什么不对的

这位女士真是太好玩了，绝对有才华，有想象力。我甚至觉得她比鲁迅先生还要幽默。贡献了本日最大笑料。事情是这样的：近日，游客孙女士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鲁迅故里的鲁迅抽烟的墙画不妥，并在8月22日将此事投诉至有关部门，建议将鲁迅抽烟换成鲁迅右手握拳的画面。这个事情的幽默在于，令人瞠目结舌。

一周惊奇：

• 【404文库】坏姐姐来了｜刘铭瑶之死
• 竹不倒｜沧州孟村这件事，本不应该如此“恐怖”！
• 走读新生｜河北孟村这件事，最“恐怖”3个问题不能不说！

2025年8月21日晚至22日清晨，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一位25岁的女孩去世了。警方通报显示，犯罪嫌疑人是她的丈夫。经法医检验，她的死亡原因是“钝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这个案件还有一名犯罪嫌疑人，是被害人的婆婆，因“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被警方控制，两名嫌疑人目前均被刑事拘留。

• 吾我五木｜“雅下水电工程”环评及批复文件属于国家秘密

此次申请信息公开的缘起，是我看到猫盟的一篇推文《探讨雅下水电工程在生态保护上面临的挑战》，文中提到：“笔者致电中国生态环境部申请查阅相关环评报告，得到的答复是该工程涉密，环评报告不予公布。”2025年8月17日，我通过生态环境部“政府信息公开”的在线申请链接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 竹不倒｜成都加油站这事的答案，就两个字“巧合”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大概19天前，一车主在成都高新天山加油站加油，油箱容量50升，结果小票打出来显示加了67.96升。多出来的17.96升，加到哪里去了？当时事情引发的舆论相当大，于是官方回应介入调查，再于是19天后，调查结果出来了：交易系统异常，只有这一笔错了，而且退了多收的钱。

• 句号未满月｜便民的门开着，办事的人在哪儿

八月十八日，辰时三刻的太阳已晒得人后背发暖。湖南永州宁远县的盘君，打棉花坪瑶族乡便民服务中心门口过。那地方是给百姓解琐事的，玻璃窗擦得锃亮，窗内的办事牌摆得齐整，可往里一瞅——空的。他多了句嘴，问路过的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含含糊糊。伸手翻了翻桌上的签到簿，纸页被手指磨得发毛，二十七个名字列得清清楚楚，只五个旁侧打了勾……

• 传媒茶话会｜又更新啦！最新版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发布

8月14日，国家网信办发布通知，为进一步夯实网络传播秩序管理基础，国家网信办顺应各地各单位需求，组织对《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进行了更新，公开发布《2025版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名单涵盖稿源单位1459家。

一周讽刺：

• 六神磊磊读金庸｜金庸：顶级的坏人，往往都特别善于自洽

仔细观察一下小人物薛公远，就觉得这家伙太耐人寻味了。平时非常能伪装，特别会趋利避害。有求于人的时候，他比谁都懂低声下气，甚至摆出看门狗的模样，谁不听您的我就干谁。就活像三四年前，小区群里天天吹捧、附和管理人员，帮着威胁恫吓邻居的那些业主。而不同于上述这些人的是，一到真正作恶时，又胆子很大，残暴果敢，毫无敬畏。简捷不敢吃的人，他薛公远评估之后就敢吃。

• 现实的模样｜一批”中国官员”，向社会公布财产了
• 家庭回忆录｜李主席公布了逐月收礼清单

近日，香港官员向社会公布财产，特区行政长官、各政治委任官员及行政会议成员的最新个人利益申报资料，已上传特区政府相关网站，随时供公众查阅。看到香港官员的财产公布，让人们不得不想——内地官员的财产何时公布？虽然官方说有申报制度，但那只是“内部备案”，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官员们到底有多少财产。

• 李驭尘｜爱国大V“唐哲同学”被永久取消广告资格，因将俄博物馆展品指为731部队罪证，其曾挪用汶川地震照片充当加沙现场

2025年8月28日，微博博主“唐哲同学”的微博商业生命，被平台一纸公告判处了死刑。没有禁言的倒计时，也无关账号的存废，处罚精准地落在了他近60万粉丝流量变现的核心命脉上：永久取消广告分成与盈利资格。对一个以流量为生的自媒体人而言，这无异于一场数字世界的资产清零。而执行这场清算的原因，颇具黑色幽默的意味。这位长期以“爱国”为旗帜的大V，最终是被他亲手炮制的“爱国”内容本身所反噬。

• 星球商业评论｜美国国企马上就是美国经济的中流砥柱了

懂王大概率是研究过真正的国资委的。它成立于2003年，除了管理国有资本实现保值增值外，还要强化国资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把重点放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从懂王的视角看，芯片、钢铁、稀土这不就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嘛？懂王再翻翻后面20多年，可能就更受启发了。它什么领域也没退不说，规模还越来越大，到今年初，央企的总资产已经是国资委建立时的十几倍了。

一周声音：

• 【404文库】张3丰的世界｜李微敖是一个好记者

“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中，唯一有价值的报道，就是李微敖采访到武汉大学校长，那句“等上级安排”，其实是能代表2025年社会氛围的证词，也是这个事件的核心真相：很多困扰，都是权力本身造成的。这个事情最近引发新一轮争议，因为武大校长在一个场合说：李微敖打电话说自己是长沙一中校友，我才给他说了那么一句……

• 阜成门六号院｜到底应该如何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社保问题
• 夫子张｜放弃幻想吧，劳务派遣开始常态化

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社保问题势在必行，不过要先理顺机制、再扩容。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劳动者的意愿和支付能力，还应注意减轻企业的社保负担，做到劳企两利、细水长流。美团的“参保自愿、企业补贴”或是当下更能同时兼顾企业和个人利益的一种可行路径。另外，涉及数亿人口的中低层社保问题，其实是国家的一个全局性社会性问题，单靠雇主无法解决，还需要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承担相应的责任。

• 修明札记｜猜疑链与崇祯死局：重来100次也不会给朝廷捐钱
• 捉刀漫谈max｜古代王朝只干两件事，一是找百姓收钱，二是防百姓造反
• 西坡原创｜好好的系统，说崩就崩了
• 捉刀时间max｜北宋的最后八年

崇祯和大明朝是确定因素，满清和李自成是不确定因素，投靠后者能不能保命不知道，但为前者效命一定没命，这是一个简单的概率学问题。最终大臣们做出了符合个人理性的决策，那就是降清。明朝与法国的专制王权揭示了一个历史宿命，一个与所有人为敌，毫无信誉的王朝，在顺风局中还能生存，一旦碰到逆风局，必然会在孤立无援中走向灭亡。

• 【404文库】幸福剧团｜法西斯美学的诱惑：崇高感、归属感、自豪感

法西斯美学的宏大叙事，往往会使观众热血沸腾深陷其中难以自拔。集体被无限拔高，相应的导致个体被无限矮化。为了获得集体的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每当你为某些艺术家创作出来的恢弘场面陶醉的时候，应该想想自己是不是无意中丢掉了什么。

一周故事：

• 极昼工作室｜社保“新规”落地前，小工厂老板的选择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在2024年调研发现，城镇就业人口有8%处于“应保未保”状态，集中于灵活就业群体，以农村户口为主。他曾向《财新》分析，5000元（月薪）是他们参与社保的“经济门槛值”。据不同的小微企业老板提到，大家对社保“新规”的顾虑，除了用人成本增加无法负担之外，还在于担忧相关部门是否会追缴社保并处罚金。

• 工劳小报｜高温与洪水：气候危机下的劳动者

极端天气对劳动环境暴露度高、劳动强度大、休息条件差的劳动者有更大的威胁。比如，厂房、工地、矿井容易积水、坍塌，户外劳动者（外卖员、长途运输司机、清洁工等）中暑或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显著增加。同时，这类劳动者还往往缺乏相应社会保障：高温津贴、防暑降温措施难以落实；极端天气带来的伤害很多时候被视为“自然灾害”而非“职业伤害”，劳动者及其家属维权难。

• 食通社｜做了两年半农业记者，但我依然“看不见”食物

两年前，我跳槽去了一家财经媒体，全职做农业报道。我以为这是份更靠近土地、靠近食物的工作，能把新闻报道和具体的生活重新建立联系。和那些书写风味的美食作家不同，我写饲料行情、生猪出栏、粮价波动，采访种地的人、做养殖的人、推广农业技术的人……总而言之，就是报道食物供应系统，试图梳理它的生产链条、流通结构和价格逻辑。

文｜李宇琛

2025年8月22日，我发布了一篇文章：《河南一公安副局长妻子喊冤被捕，抓她的正是丈夫同事》。

事情本身不复杂。

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刘浩南被留置，他的妻子赵君杰，在网上为丈夫喊冤。

然后，她也被抓了。

动手抓她的，正是她丈夫曾经的：

同事与下属。

文章发出后，撤稿的要求在8月26日这一天，从两条线上同时涌来：一条在明，一条在暗。

明处，是一封来自西平县检察院的邮件。

发件人自称常方方检察官，她在邮件里附上了自己的：

身份证照片。

指控文章侵犯了她的：

名誉权和隐私权。

从2019年写熊昕案，到后来写原伟东案，我写过冤案里的办案人员、涉事警察，比如熊昕案中偷听熊昕律师会见的警察张某庆，原伟东案中，对嫌疑人和证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警察杜国利。

他们从未发来身份证，说我侵犯了名誉。

暗处，则是我公众号后台的一个陌生账号。

就在同一天，这个账号发来一条消息，语气礼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对方说：

公安局相关领导想找你撤稿，需要什么手续。

起初，这两条线看似平行。

直到暗处的那个人，在我反复追问“哪个公安局的哪个领导”之后，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发来了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正是当天早些时候，有人在邮件里发给我的，常方方检察官本人的身份证。

两条线索，在24小时内汇于一点。

这个操作，立刻制造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身份悖论：

发信人自称公安局领导，却用检察院检察官的身份证来交涉。

这里只存在两种可能。

要么，是盗取了常方方的信息。

要么，就是常方方本人在：

假冒公安局领导。

这两种可能性，无论哪一种，都指向一个结论。

它们之中，必然有一个身份是：

假的。

而他们那份捆绑着“名誉权”和“隐私权”的法律主张，本身也构成了一个精巧的矛盾体。

侵犯名誉权，如果不存在贬低，那需要是：

内容虚假。

侵犯隐私权，前提是：

事实为真。

一句话不可能同时既是谎言，又是被泄露的真相。

这种自相矛盾的指控，其实只指向一种他们不便明说的潜台词：

我写的是真的。

这立刻引出了下一个问题。

一个公职人员在工作岗位上的职务行为，怎么会有隐私？

这事发生的地点，是西平县检察院，不是她家。

她接待的对象，是为案件奔走的律师，不是来串门的亲戚。

她说的每一个字，都代表着她所服务的：

公权力。

公权力运行，理应被记录，被审视。

当一个名字和职务行为绑定在一起时，它就不再是单纯的个人符号，而成了权力运作的一个具体环节，一个责任的锚点。

将这个环节呈现给公众，不是窥探，而是：

监督。

更值得玩味的是，他们对文章核心事实的选择性沉默。

那篇文章里，写了公安局长被留置，写了他妻子喊冤后被抓，写了办案人员是丈夫同事的利害关系。

对于这些核心事实，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他们所有的愤怒和行动，都精确地聚焦在了一句话上，那句记录了常方方检察官名字和她“不归我们管”的回应。

这种避重就轻，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响亮的发言。

这似乎在印证，那篇报道最惊人的部分，恰恰是他们最不敢触碰的事实。

而针对那句“不归我们管”的投诉，也让他们自己陷入了一个逻辑陷阱。

如果那件事真的不归你们管，那么我的记录只是陈述事实，忠于职守与个人名誉并无冲突。

如果那件事其实归你们管，那么你们应该介入的，是那个案件，而不是这篇记录你们不想管的文章。

而那张身份证照片的签发机关一栏，印着几个字：

驻马店市公安局。

正是刘浩南案的办案机关所在地。

原来，那堵规矩森严的墙上，早就开好了方便往来的小门。

他们并不畏惧事实本身，他们畏惧的，是事实被记录下来的样子。

就仿佛只要捂住说话的嘴，世上便只剩下了赞歌；只要敲碎映照的镜子，就能证明自己的脸上并无污点。

但他们或许忘了，有时候，敲碎镜子的声音，要比镜子里的影像响亮得多。

李宇琛（立于尘）

写于2025年9月1日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气候新闻内幕 (Inside Climate News)：成立于 2007 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专业气候新闻编辑室。该机构是“一家非营利、无党派机构，致力于发布关于地球所面临的最大危机的关键报道、调查和分析”，其“曾荣获包括普利策奖在内的许多最负盛名的奖项”。

一、中国矿企污染赞比亚当地环境，环保律师张晶晶帮助受害者追责

气候新闻内幕 (Inside Climate News) 是一家专注于报道气候变化的媒体。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带来数万亿美元的投资，该媒体也发布了“中国星球”系列文章，旨在介绍中国当局的万亿美元发展计划“如何重塑地球和自然世界”。

8月24日，气候新闻内幕发布了该系列的最后一篇深度报道。然而，与之前介绍中国具体投资项目及其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不同，这篇报道介绍了中国一位拥有超过30年经验的环保律师——张晶晶。

文章封面截图

2014年，张晶晶移居美国，成立了非营利组织“跨国环境责任中心”，开始关注中国企业在全球投资带来的环境污染。“她曾在国内与之斗争的公司，现在正在海外污染和驱逐社区。她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发展模式——其特征是‘先污染以致富，再尝试在以后的某个时候清理’。”该报道表示，张晶晶正在将自己在中国积累的宝贵经验传授给“全球南方”国家的律师们，以帮助当地社区对抗来自中国企业的环境污染。

今年2月，一家中国有色矿业的国企在当地拥有的铜矿发生尾矿坝溃决事故，导致大量含有重金属的废料泄漏，造成严重污染。“污染渗透了数十万人的饮用水源。对更广泛的数百万民众而言，它影响了鱼类和灌溉所依赖的河流。居住在矿山下方的居民，他们的生计依靠种植和销售作物，今年失去了全部收成。”

当时，对于环境评估的主要证据来自芬兰和美国大使馆的独立调查，例如“驻卢萨卡的芬兰大使馆宣布其独立顾问在尾矿坝中发现高水平的16种重金属，包括铅、砷和铀。”然而，中国有色矿业只给出了一些公关说辞，而当地政府也含糊其辞。“当公民社会团体要求提供详细信息时……官员们要么拒绝详细说明，要么忽略请求。”这使得追责工作非常艰难。

之后，代表受害者的律师找到了张晶晶，希望她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五月，张晶晶飞到当地。在接触了多位相关人士之后，她利用自己在中国的经验提供了一系列解决办法。

她向当地公民组织成员阐述了如何利用中国的官方政策来进行斗争。她表示：“与需要对股东和市场压力负责的西方公司不同，中国公司主要向中国共产党负责。” 张晶晶指出，这使得某些传统的倡导策略效果不佳，并表示：“但你可以利用多种工具。”她展示了习近平的演讲、机构准则以及对“一带一路”的“绿色”承诺等文件。她指出：“这些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但它们“显现了政府的优先事项，在中国具有巨大影响力。”她特别强调了2022年的一项政策声明，该声明要求中国公司“遵循国际最佳环境标准或者更严格的中国法律。”她建议当地律师们在与公司官员或大使馆工作人员会面时，可以“带着这个文件，并且质问对方：‘你们为什么不遵循这个指导方针？’”

在张晶晶结束赞比亚之旅后，污染企业和当地政府宣布将给予每名受害者1000美元的补偿。

最后，气候新闻内幕描绘了这项工作的复杂与艰辛，以及张晶晶的乐观精神。尽管法律诉讼过程充满挑战，而且社区可能会因为赔偿问题而产生分歧，但张晶晶依然坚信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相信每个案件都是向前迈出的一步……即使我们败诉，我们也向人们证明了法律可以成为他们的工具——他们拥有权利。”

二、纽约时报：中共如何通过同乡会影响纽约选举

8月25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共如何影响纽约的各级选举”的深度报道，揭示了中国政府通过在纽约的同乡会等团体，悄然干预美国的地方和州选举，以压制异议、扶持亲北京的政治人物。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指出，这些团体大多是享有免税待遇的非营利组织，然而“同乡会等团体已成为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干预纽约各级选举的工具。这些组织大力扶持那些持亲中共立场的候选人、阻挠那些反对北京的政治人物。”具体而言，他们主要通过施加压力、动员选票和筹款等方式来影响选举结果。

调查显示，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往往与中国有生意或家人关系，因此容易受领事馆控制。文章引用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黄韵琪的观点，指出这种干预旨在“在海外侨民中压制异议，以防这种思潮回流本土。”此外，她更强调北京正在进行长远布局：“你永远不知道哪位政治人物最后可能会竞选国会议员，或者成为总统候选人。”

文章详细描述了天安门学运领袖、退役陆军牧师熊焱竞选国会议员的遭遇。在他宣布参选后，他就成为了中国政府的目标。报道援引联邦检察官的刑事指控，指出“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一名情报人员雇佣了一名私家侦探来挖掘他的黑料……在电话中，两人讨论要雇佣一名女性引诱熊焱，要让他身败名裂。这名间谍名叫林启明（音），住在中国，他承诺会给一大笔钱，并表示4万美元是一个妓女的合理价格。”甚至在通话中，该间谍表示“暴力也可以”，“打到他不能参选。”

除了直接威胁，中国领事馆还通过同乡会领导人对其施压。熊焱表示，前美国福建同乡会会长陈学端曾告诉他，如果支持他的竞选，陈学端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可能会受到影响。最终，熊焱在初选中惨败，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政府腐化了这里的华人。”

另一位受到影响的政治人物是台湾出身的前州参议员曲怡文。报道称，在她参加台湾总统在纽约的宴会后，中国领事馆的“中间人”联系了她的办公室，明确表示她的出席“是不合时宜的”。

随后，同乡会领导人开始攻击曲怡文。文章提到，“曾经支持曲怡文的社团领袖们纷纷转而支持陈学理。”最终，陈学理轻松击败了曲怡文。文章引用台山联谊会长期领导人甄锦荣的话说，“如果怡文没有参加那场活动，她百分之百会赢。”

此外，文章还揭露了这些团体通过非法筹款和获取市政资金来巩固其政治影响力。“《纽约时报》发现，在过去五年中，超过50个与北京有联系的组织鼓励成员为政治候选人筹款或背书。其中许多是非营利慈善机构，然而法律禁止这类机构参与助选活动。”

例如，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人陈善庄拥有的非营利组织，在为州长霍格尔举办筹款活动后，获得了4.5万美元的疫情援助金。报道引用圣母大学教授劳埃德·希托希·梅耶的话指出，这些非营利组织的行为“完全越界了。这明显违反了国会对免税资格设定的限制。”

目前，针对这些指控，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发言人则一概否认并声称“中国无意也从未以任何方式干预美国选举。”然而，文章通过对视频和文件记录的调查，发现了许多由领事馆官员主持的宣誓仪式。其中，同乡会成员“宣誓要促进两岸统一”或“维护祖国发展的利益”。

最后，报道总结称中国政府在纽约这个拥有60万华裔人口的城市中，通过同乡会等团体建立起了一个“全球最庞大、最高效的运作体系之一”，从而悄然影响美国民主的基石——地方选举。

三、维权网：八月中国新增38名良心犯

维权网（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于2025年8月31日发布《八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报告显示，上期名录中的31人已刑满释放，2名被羁押者遭到判刑，12人狱中有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强迫失踪12人以及被判刑的26人，共计38人。被捕的主要原因包括从事宗教活动、维权上访以及参与民主人权活动等。

1. 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的31人名单：

白亚娟、崔兰琴、顾超、 李传芳、刘伯新、

潘洪明、秦少华、申国胜、宋玉胜、唐玉、

王霞、 杨冬梅、杨秀美、于永琴、宇美霞、

张荆州、钟黎伟、钟联、 周亚芬、周玉宝、

朱得山、王悦忠、王瑞祥、杨贵杰、江兆英、

张毓真、杨兴荣、袁嘉蔚、洪英、 徐子见、

卢思位、

2. 被羁押者遭判刑名单：

3年9个月：徐琳、

2年6个月：姜卫东、

3. 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的12人名单：

泽噶嘉措、张森、区锦新、任晓云、张卫、姚西林、宋玉德、杨治金、朱正武、朴锦顺、李永峰、尹旭安、

4. 本期新增被判刑的26人名单：

15年：冯斯瑜、

14年11个月：阿斯穆姑丽·麦麦提依明、

6年：李树莲、

5年6个月：严德蓉、

5年：姚佳秀、

4年：王淑敏、李财华、李德成、

3年9个月：石翠英、漆玲、

3年6个月：毕金梅、佟静、

3年：赵桂莲、王秀玉、刘书荣、朱云、袁洪英、潘汉玉、邢望力、

2年8个月：张蓉、

2年6个月：孙春花、

1年6个月：李莉霞、林素贞、王健、

1年：江碧吟、杨宗霖、

报告称，截至目前，中国共有1690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11人，无期徒刑17人，有期徒刑1427人，刑期不明24人，羁押未判235人，另有大量人员被精神病和强迫失踪未完全记录。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可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5年8月31日）第119期（共1690人）》。

当看到“终止Ⅲ级响应”的新闻时，被下派到街道的佛山当地机关工作人员刘睿感叹，“终于告一段落了！”

8月26日下午，广东佛山市召开基孔肯雅热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称，佛山市政府决定终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响应，疫情防控策略将由应急处置转为常态化防控，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在这场对抗基孔肯雅热主要传播者——白纹伊蚊的战斗中，人类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然而一些居民在防控过程中察觉，蚊子比以前少了，却也更难消灭了。8月中旬，有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广东的蚊子对菊酯类杀虫剂几乎都已产生抗药性。

抗药性意味着什么？人类又该如何应对？暂时的胜利让人们回归日常，也带来新的思考：或许，人与自然之间并非谁控制谁，而是需要在不断调整中找到动态的平衡点。

蚊子少了，也更难杀了

8月24日，台风“剑鱼”来了。“台风前后，蚊子会多一些。”回到家门口的中山居民夏琪看到纱门上停了三四只蚊子，这是她近一个月来见到蚊子最多的一次。

25日中午，消杀人员金勇刚结束佛山一所中学的消杀任务。一周后就要开学了，他所在的消杀公司收到了不少学校的订单。这段时间，公司业务量翻番，许多企业、机构都找他们消杀，反馈也都不错。

工作人员正在消杀。郑子愚摄

工作人员使用的消杀药剂。他携带的篮筐里放着控制药量的量杯、手套、鞋套等工具。郑子愚摄

佛山某城中村，菜市场里摊贩叫卖，老人聚着聊天纳凉。一位餐饮店主称，村里现在没什么蚊子。

23日下午，一位研究者在珠海高新区一栋办公楼傍晚捕蚊。吸蚊器和蚊笼是他行李箱中的常备工具。一小时后，蚊笼中捉到十多只蚊子。对方解释，作为专业人士，在蚊子多的地方，一小时能抓上百只。这次捉到的几只，还多是来自下水道附近的“卫生黑点”。蚊笼中的蚊子数量间接反映出防控成效——

7月初基孔肯雅热疫情暴发后，佛山当地街道将居住区划分为多个网格，每个网格由居委会、派出所、卫生站人员组成团队，负责张贴提示、登记住户信息、排查发热及积水情况、派发灭蚊片、清理杂草杂物等。发现发热或积水，须及时通知户主并跟进。清理消杀中还动用了无人机，准确定位杂物堆积和积水黑点，立即处理。

与之相关的布雷图指数，此时已降至5以下。郑爱华解释，该指数通过检查积水容器及伊蚊幼虫孳生情况计算得出，是评估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的重要指标。布雷图指数在5以下，则属于相对安全范围；介于5到10之间，提示该地区存在低度风险；介于10到20之间，提示该地区存在登革热流行中度风险；高于20，提示该地区属高风险地区，有暴发风险。

不过，也有人感到蚊子似乎更难杀了。

佛山某区级机关单位的杨珊在近期一次消杀后注意到一个细节：烟雾中，一只斑鸠从楼顶坠落，无力再飞，而不远处，两三只蚊子仍在盘旋。

她还发现，蚊子似乎总在消杀后不久再次出现。另一位工作人员则表示，如今被蚊子叮咬后，包肿得更大，且四五天不消，挠破后容易留印，蚊子不但难杀，好像也更“毒”了。

很难说这些细节指向蚊子的抗药性提升。不过，“如果你在点着蚊香的半夜，还起来打蚊子，那你就感受到抗药性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郑爱华说。

杨珊看到一份数据，是佛山三水区相关单位近期得出的监测结果：白纹伊蚊幼虫对残杀威的抗药性指数为4.53（低抗），对双硫磷为16.86（中抗），对氯菊酯为41.43（高抗）。白纹伊蚊成蚊对马拉硫磷的死亡率为81.67%，属“可能抗性种群”；对溴氰菊酯的死亡率为25%，属“抗性种群”；对噁虫威的死亡率为98.33%，仍属“敏感种群”。

日前，顺德区也测定了白纹伊蚊成蚊对4种杀虫剂的抗药性，结果与三水区基本一致。

被打破的平衡

蚊子出现抗药性是一个老问题，郑爱华说。

郑爱华介绍，早在2.26亿年前的三叠纪就出现了最早的蚊子。而当时人类的祖先仍是水陆两栖动物。能历经数亿年演化而不被淘汰，蚊子自有其生存之道，人类难以彻底消灭。

19世纪，人类合成化学杀虫剂并广泛应用于农业和公共卫生领域，如农业害虫一样，蚊虫抗药性问题也逐渐显现。

简单来说，抗药性就是连续使用某类杀虫药剂后，蚊子发展出对这类杀虫剂一定剂量的耐受能力，并且这种能力能够遗传到下一代。只要持续使用杀虫剂、驱避剂，蚊子就必然产生抗药性。

郑爱华担忧的是，短时间内，大规模、高频次的消杀会加速蚊子抗药性的变化，打破人与自然之间原有的平衡。

一个周末，小雨淅沥，中山水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王颖被派往某村协助工作。“那个地方的布雷图指数达到20了”，村干部告诉她。

指数“爆表”的是一片工厂区。王颖被派往的厂区面积近3000平方米，积水点多集中在电动车棚周围——因水泥地面浇筑不平，墙角低洼处容易积水。她看到不少积水混杂泥土、垃圾、青苔，明显属于卫生“黑点”。厂区周围还有多处水洼。村干部称这些都是隐患，要求他们立即清理。

王颖说，大多数工作人员并不太了解生态平衡和抗药性方面的知识。她注意到药剂包装上明确标识了每平方米3克的用量标准，但实际操作中，几乎没人带秤，往往直接倾倒。

村里一位连续多年参与防蚊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这类药“没有这么严格的讲究”。在蚊虫孳生地附近多倒才有效果。对方边说边抖抖包装袋，将药物倒入窨井。“如果杀不死，那就多倒点。”至于抗药性，他们相信，多点剂量总能见效。

工作人员直接倾倒药物。受访者供图

以往的雨前，蜻蜓——蚊子的天敌低空盘旋。最近几个月，王颖感到，蜻蜓比往年更少了。她住的小区外有条水沟，夏夜总能听到蛙鸣。如今，蛙鸣消失了。

因消杀人力紧张，刘睿被要求工作日每天半天下沉社区防疫。十个工作人员一组，每组在一个社区轮值两周，再转往下一处。消杀防控后，他发现周边蚊子少了，病例增速也放缓，“即便穿短裤上街，也不太被叮了”。但他注意到，路边的灌木丛被铲平。他感到难过：消杀一种昆虫也可能导致其他物种死亡。刘睿说，我们不能放任不管，但也不能过度干预。若其中一环遭到破坏，势必影响整个生态链。

郑爱华担忧的是，短时间内，大规模、高频次的消杀会加速蚊子抗药性的变化，蚊子因此更难被杀死。“对长期防控而言，今年的用药终点就是明年的起点。”人类不得不持续增加剂量和频次，投入更多成本——这不是可持续的防控方式。

他进一步解释，事实上，蚊子传染病毒有“窗口期”，正式名称是“外潜伏期”。蚊子叮咬感染者后，病毒需在蚊子体内“潜伏”约1周多，才能通过再次叮咬人传播病毒，而成蚊的寿命仅1至2个月，其所携带的基孔肯雅热病毒不会传给下一代。此外，蚊媒病传染传播有几个决定因素，包括：蚊子密度、人口密度、人蚊接触强度。因此，清除蚊子孳生地、消灭成蚊和做好个人防护措施是防控工作的重要环节。

我们学会共存了吗？

佛山禅城区居民梁刚感受到生活的变化是在8月中旬，佛山受台风“杨柳”时。当时，暴雨导致佛山部分区域内涝，他所在小区有车辆被淹，他的车因停在高处而幸免。

台风过后，梁刚发现内涝与防蚊措施有关：街道在下水道铺装纱网，却被落叶垃圾堵塞，导致排水效率骤减。他把人们生活的城市理解为一个复杂的系统。“装纱网是必要的，”他说，“但任何措施都可能带来新问题，我们应该提前研判、系统解决，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城市治理如此，面对自然亦然。

郑爱华表示，我们也无需对蚊子的抗药性过于担忧。具有抗药性的蚊子，其环境适应能力相对于敏感的蚊子往往更差。在不用杀虫剂的时候，蚊子的抗药性种群会发生可逆的变化，但是前提是环境中还有敏感的蚊子种群。但是如果蚊子全部都产生了抗药性，那这种可逆性变化就很难发生了。

此外，为了延缓抗药性的产生，在消杀用药的时候可以采用“鸡尾酒”的方式，有点像艾滋病药物的使用方式。即次消杀过程中，混合两种不同靶点或者不同杀伤方式的药物，能延缓抗药性的形成；也可使用“生物控制”方式，如通过释放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雄蚊，使其与野生蚊交配后产生不育后代，从而降低总体蚊子密度；还可研发新型的蚊虫驱避剂、杀虫剂等，也能有效地规避蚊子对现有杀虫剂的抗药性的问题。

这个夏天，佛山在全市范围内多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统一行动，全面清除蚊媒孳生地，筑牢基孔肯雅热群防群控的严密防线。爱国卫生运动作为我国传染病防控的宝贵经验，在历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均展现出强大效能。本次疫情防控实践再次证明，做实做细爱国卫生运动，能快速有效降低蚊媒密度，切断疾病传播链条。

8月26日，佛山市召开基孔肯雅热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佛山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曹俊烨指出，在蚊媒传染病防控中，爱国卫生运动主要从三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是打造健康的人居环境，二是培养公众健康的卫生习惯，三是推动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一系统性、群众性防控方式，不仅着眼于当前应急，更致力于长效健康治理。

郑爱华出生于1979年，他依稀记得童年时期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的经历。他了解到，爱国卫生运动不只是一时的清扫整治，更在城市着重环境卫生、在农村管好水与粪污，标本兼治，为降低传染病发生率、保障群众健康、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而当前的蚊媒疫情为爱国卫生运动提出了新课题。我们国家以前应对的虫媒传染病，如疟疾、血吸虫病和乙型脑炎等主要发生在农村。而现在流行的基孔肯雅热的发病规律显示，人口密度是关键指标。随着城市化推进，城市人口密度增加，该病更像一种“城市病”。面对佛山这类有高密度城中村的地区来说，它介乎城市和农村之间，其路面、管网系统有所欠缺，产生的卫生死角也与以往不同。他呼吁，在实践中，我们需在过去有效方法基础上，优化出一套适应未来复杂城市环境的防控策略。

城中村内不免出现一些卫生“黑点”。甘煜敏摄

城中村内不免出现一些卫生“黑点”。甘煜敏摄

人与环境、政策与执行、集体与个人——每一种关系，都在重新寻找平衡。

“我住在一楼，有些潮，蚊子也多。”早在多年前，住在中山一小区一楼的夏琪就给家里装上了纱窗、纱门。她学会通过观察纱门纱窗上停落的蚊子数量，来判断是否点蚊香或涂抹“蚊怕水”。

夏琪觉得，防蚊已成为生活常态。常态化防控加上每个人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才是有效措施。

每天回家，她都先拍打纱门惊走蚊子，再开门侧身进屋。白天室外点蚊香，夜晚室内用温和的蚊香液，床上加装吊顶蚊帐……她逐渐学会了与蚊子共存。

王颖仍被要求参与下到村里宣传基孔肯雅热的工作中。她发现，某些村民家中积水多是有原因的。这些村民家农田在地势较高处，缺少水系灌溉，当地早早禁止打井。而用自来水灌溉成本高，村民们还担心氯气影响作物生长。于是，村民们用水缸、桶收集雨水。作为一名水务工作人员，王颖觉得应看到居民需求，尽力为他们解决困难。

就读社工专业的彭雅在佛山某街道实习。“大家并不焦虑，只是每日做好该做的防护。尽管目前仍有病例，但期待生活一步步回归正轨。”彭雅说。

8月26日，“终止Ⅲ级响应”的消息传出。彭雅感叹道，这一切离不开政府各部门和市民的共同努力。杨珊期盼能有个正常双休，好好休息一下。

佛山乐从镇南区公园内，设了五个消杀网格，每个网格间隔六七十米。一个喇叭播报着公园每天上午7点至9点、下午5点至7点开展灭蚊消杀。

公园的消杀网格指示牌和喇叭。甘煜敏摄

当天下午5点，不少老人、年轻的夫妻带着孩子在南区公园玩耍。一对老人来公园散步，志愿者拎着驱蚊水，喷在老人的手臂、脚踝处。公园内，一位老人举着麦克风唱起了歌，“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

给桥底的草喷完药后，一位消杀人员拎起管子走向下一个消杀网格。消杀声时响时停，直到完全消失。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除郑爱华以外均为化名）

给你告老师去！

各位好，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海边的西塞罗复更后度过的第二个月，从家庭的繁忙中抽出一点空闲，我想聊一天前两天看到的新闻。

浙江省绍兴市的鲁迅纪念馆有一面鲁迅手里夹着香烟的网红打卡墙，部分游客到鲁迅纪念馆参观游览，会到这面墙点燃打火机或者香烟，拍一张打卡照。 近日，游客孙女士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这幅鲁迅抽烟的墙画不妥，并在8月22日将此事投诉到了“浙里办”。 孙女士投诉绍兴鲁迅纪念馆网红墙画的理由是，该画的原画是鲁迅在自己家里抽烟，墙画去掉背景，有引导人室外聚集抽烟危害他人健康的风险，还有误导之嫌，女士要求对墙画进行更换。

这个事爆出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好多网友发散思维，问鲁迅夹烟不行，那岳飞纹身“精忠报国”就更有误导之嫌了！要打马赛克。李白写诗《将进酒》未成年人看了喝酒怎么好？也应该删掉。

可能这事闹得确实太不像话了，最后是官媒人民日报下场发声，然后微博等平台知趣的把戒烟爱好者孙女士的号给禁了。

说实话，这个新闻刚刚爆出的时候，我其实没太在意，因为作为一个靠每天码字为生的人，我遇到类似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最近这几年来，基本上我写什么，评论里一定都会有人找到角度说你这个写的不合规、不正能量、屁股歪了，最后一句“举报了”结尾，言语间得胜的意味，仿佛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在看到伤风败俗的狗男女之后，躲到黑暗角落丢出的那块小石头。

我把这类人称之为举报爱好者，虽然在我评论区里群聚的这部分举报爱好者角度之刁钻、用心之险恶，其实比好歹提倡禁烟的孙女士都过分一些，但我们还是能从他们的行为模式当中看到一二相似之处。

这类人，除了网友吐槽的“孔雀开屏只看腚”，专门从别人创作的好东西里挑出几根骨头的天赋。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懂得“柿子捡软的捏”，你看“鲁迅夹烟”这个新闻里，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孙女士就算真的力求禁烟，她本来也有其他很多别的方法，去表达自己的主张——比如她自己都说了，很多人在画像底下“陪一根”拍照，那她完全可以在看到游客做出这种举动的时候上去劝阻，劝句“同志，吸烟有害健康。”之类的。亦或者，她的禁烟态度更激进些，也可以在画像底下打横幅、作演讲、搞禁烟宣传。

以上两种行为，本来都可以起到表达自己禁烟主张的目的，但孙女士都没有选，她的本能反应就是写一封举报信，直接投诉到“浙里办”去，要上级以政令的方式直接责令当地部门进行整改。这个方向感之清晰、准确，就真的也是没谁了。

但为什么她方向感如此清晰呢？因为她心里其实清楚，鲁迅的画像是死的，但在底下“陪一根”拍照的游客是活的。她要真在画像下面一个一个拉游客，劝戒烟，肯定要遇到阻力，甚至被骂神经病。

这个阻力是她不想碰到的，她只想以最小的成本达成自己主张和目的，所以她就本能的想起了乞灵于公权力，借助公权力去实现自己的诉求——是的，乞灵于公权力，这就是一切举报，无论正当还是非正当的，共同的本质。

但孙女士的这种方向感之清晰，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那就是最近几年国内男女权论战激烈，而在论战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好像都特别善用“举报”这种方式给对方添堵添恶心——今天男性们举报女性们喜欢的某个耽美同人网站，明天女性们举报男性们某个擦边论坛，最后双方你来我往，把彼此能获得一点快乐的擦边玩意儿全都给彼此封禁了，双方被迫都这么不那么痛快的活着。这事儿说到底怪谁呢？可能只能怪我们从小被培养的举报文化实在是过于发达。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看到鲁迅夹烟还是看到别人写你看来不爽的文字，某些老大不小的巨婴第一反应，依然如被教育的乖孩子一般——“给你告老师去！”

在这些人的想象中，他人不符合自己理念行为的自由是没有的，而他们自己的个体又是孱弱的，但要独断的强迫他人屈从孱弱的自我去做或不做某件事，唯一的办法就是举报，靠乞灵于公权力完成自己心中那个小小秦始皇无法伸张的独断欲。

但如此发达的告密感官，似乎在全世界是并不多见的。

小时候看伏契尼的《牛虻》主人公少年亚瑟因为嫉妒自己心仪的女孩与革命领袖走进，在向神父告解时以忏悔的方式说出了他知道的革命计划。结果他的告解神父向当局告了密。亚瑟因之背负上了告密者的耻辱，不得不用一辈子去洗清，整部《牛虻》小说几乎都是以这个悲剧为起点而展开的。我童年时读到这个故事，最大的感受其实是西方人对告密、举报这件事的“罪感”实在是太浓烈了，你看亚瑟这样一个无心之失，就非但得不到原谅，而且甚至不能自我原谅。

而如果你深入了解西方文化，会发现确实是如此的，基督教中最著名的罪人犹大，他所犯的罪其实也就是向罗马政府举报了耶稣——以当时的罗马法律看来，犹大这做的绝对是个浑身正能量的举动。但犹大却因此被欧洲教会骂了整整两千年。有这个故事做底子，欧洲人对“告密者”的痛恨一直就延续至今。

与之相比较，你会发现我们在文化审美上对告密、举报这种事就一直保持着正向态度。这可能跟我们的历史驯化有关。

中国上古时代有个周厉王，他为政严苛，还不许别人说他坏话，于是就安排了很多特工在市井穿行，偷听人谈话，谁有不满就惩治谁，最后亲朋好友路上相遇都只敢眨眨眼睛，不敢说话，所谓“道路以目”，但周厉王的这个做法最后也没有搞成，可能是因为派那么多人进行如此无死角的监视既不现实又耗费过大。所以他的方案破产了。

但商鞅变法的时候，就天才的想出了一个厉王政策的改进型：史载商鞅推行保甲制、连坐之法 ，鼓励举报，惩治不举报 。商鞅订下的规矩中，有一条叫“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也就是鼓励大家举报他人，这么做的人和立下军功的人享受一样的奖励。

商鞅的这个规定紧接着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被举报的犯法者用绳子串着排成长队在渭水边砍头，河水都染红了。

到了汉武帝时，为了搞钱支持对匈奴的战争，也搞了一次大规模的举报。汉武帝于元鼎三年颁布“告缗令”，发动天下平民告发偷税漏税者，以其偷漏金额的一半奖励举报人，另一半收缴国库，偷税者全家流放边疆一年，并且错告诬告概不追责。这个法律颁布下去，史载中产以上之家纷纷破产，从商者减少，物价飞涨。

到了唐代武则天上位的时代，因为权力得来的合法性不够，于是大兴举报之风，搞了个匦检制度，用于检举谋反的人，和汉武帝一样，诬告、错告盖不追究，核查属实则有重赏。一时之间朝堂之上人人自危。

以上三个故事，只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举报学的三大高潮时期，实际上国人对举报这件事的酷爱，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的累加的，一直累加到清代。

清朝皇帝之所以能那么顺手的执行文字狱，彻底实现周厉王无法实现的梦想，本质上不是因为他们比周厉王安插了更多的耳目，而是因为商鞅为中国古代帝制发明的这套驯化法，已经把这里的民人们培养的过于热爱举报——热衷于互相监视、互相举报的大清国民们，今天你举报我“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明天我举报你“一把心肠论浊清”，后天皇上一并降旨，说那就都满门抄斩砍了了事。然后，大家一起上刑场的时候两家人还在互恨互害，觉得对方是恶毒的，朝廷是圣明的。

不信你去看看孔飞力的《叫魂》，清朝的中国遍地都是这种能活活把自己蠢死的底层互害。

于是商鞅得逞了，中国人终于被驯化的爱上了举报这件事。并通过这种热爱，他们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周厉王也构建不了的关押他人和自己思想与行为的牢笼。

怎样从这个牢笼里脱出？我觉得首先，的确要从改造文化，让人们开始厌恶举报开始——也不用厌恶到欧洲人的那种程度，但至少看到墙上的鲁迅夹烟，就立刻想到“要举报”，这样的神经质我们好歹还是先厌恶一下的才好。

只有当民众不如巨婴一样不事无巨细的要求公权力介入到他们的一切日常生活中时，讨论个体的自由与独立才能成为可能。而这样可能性，在只要看到别人有不合自己意愿的举动和发言就“举报了”的人那里是不可能存在的。

夹烟的鲁迅先生的确说过“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上能够如此跃进。”

而今，我们会觉得先生说的害不够完满，不妨补上一句：“一见鲁迅夹烟，就立刻想到带坏小孩子，就立刻想到正能量，就立刻想到要写举报信告官，中国人的行动唯在这件事上能够如此勇敢。”

愿终有一日，我们能丢下这“跃进”，这“勇敢”，摆脱商鞅给我们的怪癖与枷锁，奔向真正的人格健全与精神自由。

CDT编辑按：

8月29日，也就是中国情人节七夕的晚上10点，重庆大学城的一栋大楼外墙，忽然出现投影的巨幅标语。标语内容包括“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打倒红色法西斯 推翻共产党暴政 不要谎言要真相 不要奴役要自由 暴政共产党下台”等，投影持续了约50分钟，最终被警方锁定位置关闭设备。。

8月30日，《不明白播客》主持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袁莉请到此次标语投影事件的行动者戚洪在 YouTube 直播对话，戚洪因为安全考量并未露面，但表示已于8月20日离开中国，与家人一同前往英国，29日当天是远端操作投影。原本有点担心计划失败，而且面对“庞大的暴力机构”还是有所担忧，但没有预料到事情发生后会有如此大的反响。

戚洪在直播中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出身重庆山村，16岁辍学后南方打工，早年在北京因流动人口身份多次遭遇警方粗暴对待，甚至被收容所关押和凌辱。2006年后他靠电商创业改善了生活，在北京买房买车，表面过上中产阶级生活；但2019年后，他因疫情、教育、食品安全、思想控制以及仇恨教育等问题，对中国社会彻底失望。

戚洪分享，他是受到“四通桥事件”的彭立发、白纸运动青年及今年4月成都天桥标语事件的启发，想用自己的方式把心声吐露出来。他同时强调自己并非追求暴力革命，而是希望以较为“行为艺术”的方式表达心声，点燃一些大学生心中的“火种”。

编者注：华语自由创作社区大声（大聲- Dasheng）已授权中国数字时代全文转载。

访谈重点摘录：

……就是一只青蛙坐上中国总理的位置，它也会是人民的好总理。人们会说，“难道你没看出来这只青蛙的儒雅帅气吗？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王子。”这是因为明君贤相加青蛙是中国皇权传统中理想的政治模式。

你说我们一直都在记录着别人的历史，有时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就在经历历史，就是历史的参与者，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我很赞同。

……一直到 2019 年，孙小果的案子再次成为全国热点。原来它很快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处于危险之中，而且继续作恶。我自己撰写了三篇文章，三篇报道，包括孙小果案，但是没有提我的名字。外界所知道的事情都是不准再 follow 的，但是它回删这一点是最近才被人们意识到的。身在自由的国度，我比他们有更多的言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我可能也有责任说出我所知道的历史。

第一句话是，言论即是自由。第二句话叫，言论是一切的开端。倘若不为言论而战，自由必将丧失。

吴薇：长平老师，欢迎你来接受我的采访。我们想做的“中国新闻三十年”的专题，其实我是想找一系列在我们过去中国新闻三十年的历史里面，重要的一些从业者，我们的媒体的一些记者、编辑，一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重要的新闻事件中间，发生过作用的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很想听的是大家个人每个人的一些选择和参与一些新闻事件的这些过程。同时这个过程，就个人的经历和我们整个这个时代，这三十年新闻行业的变迁，这部新闻史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个人每个人的史，其实也是构成了这个新闻的史。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您是一个必须我要采到、很重要的、有分量的一个人。因为我一直觉得你是很少有的，就是从中国的 90 年代开始，一直写评论中国新闻走到今天。而且你现在虽然身居德国、身居海外，但是你的触角，你的接触中国和评价中国时政的这种笔触是从来都是仍然很锋利、很生动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能做这个访问，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也很兴奋。

所以其实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评价一下长平的三十年和中国新闻的三十年，你会怎么去描述它呢？

长平：谢谢吴薇，谢谢观众朋友。我先从一个故事说起。这个 1998 年，当时我和作家、媒体人钱钢几乎同时加入加盟《南方周末》。当时《南方周末》编辑部有一台传真机，那时虽然有了电子邮件，但是传真机和信件还是主要的通讯工具。那台传真机一直就开着，从早到晚很少有停歇的时候。那它在干嘛呢？它在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有提供新闻线索的、有鸣冤叫屈的、有读者发来意见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全国各地记者的投稿。当时很多重要的新闻，各地的本地媒体都不能报道，有些记者已经采访了，写了稿子甚至已经编好了，然后收到禁令或者受到压力不能发表，他们就投给《南方周末》。也有同行专门为《南方周末》写稿。大家都能在《南方周末》发表一篇文章，发表文章对作为一种职业荣耀。这个《南方周末》的编辑在缺稿或者手头稿子不太满意的时候，就起来走到传真机旁边转悠一下，翻一翻，有些时候能拿到一篇稿子，直接就能上版发出来。

所以我当时就说，《南方周末》是全国记者一起做的。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细聊。有一天，这个钱钢他刚来不久，他就盯着那台传真机看了很久，他很感慨的说：“要把它保存好，这就是历史。”可能因为他写过《唐山大地震》，对这些历史素材更加敏感和珍惜。我们并非不能理解“这就是历史”，但是我们当时的关注点都在当下，都在忙着记录别人的故事，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历史。同时我们也年轻，就觉得这样对待自己有点太自大，有点不好意思，甚至太可笑，所以大家对钱钢的话觉得有点惊讶，甚至笑出声来。对，但是今天回头看，那台传真机真的就是历史，中国新闻史和政治史上重要的历史文物，很有可能就没有人把它保存下来。

那天我们在通话中，你也谈到这个观点。对，你说我们一直都在记录着别人的历史，有时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就在亲历历史，就是历史的参与者，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我很赞同。这些年来我也逐渐开始在文章中提到我的过去的经历，我写过的文章。对，在德国之声，我甚至在“长平观察”时评专栏之外，还新开了一个栏目叫“长平漫游”，就写下自己的一些生活和思想的游历。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更好的例子，下次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讲。

再回到你的问题，就怎么看长平三十年和中国新闻三十年的关系。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就是一台传真机，也许还是一台装了 AI 的传真机。因为我不只是接收记录，还会思考。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就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包括我工作过的一些媒体，比如《成都商报》、《南方周末》，他们的官方历史中，因为有些时候他们会做什么报庆多少周年，几十周年，会写一些官方历史，在他们的官方历史中，甚至在那些需要在发表在微信公号的抗争者写下的记录里，也许是有中国新闻的三十年，但是并不存在长平的三十年，就跟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里描述的情景一样，长平是一个不存在的人，不存在的符号。如果说当年《南方周末》办公室那台传真机可能因为我们的忽略，没有能够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下来，那么长平的消失则是人为的审查、删除的结果。

我们曾经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就我个人在国内的工作而言，我很幸运，当时读者多的时候，可以说几乎每一篇文章发表出来，都会拷贝到各个网站，到处都是。因为当时互联网很发达，不只是因为我的读者多，互联网需要大量的这些素材，需要这些内容，竞争也很激烈。另外我们作为作者也没有那么有版权意识，觉得有人看也不错。有些网站是给我说了，很多网站包括一些房地产专栏也包括一些知名媒体开的专栏，其实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是我写的专栏，当然很多都跟我说了，有些甚至不跟我说，他有个编辑跟着你发了文章就贴过去，作为你的专栏，好像你每天在他那里更新专栏一样。我们也不介意，就觉得有人看，这个也不错，反正当时是那样想的。

所以我就觉得，至少我的文章在网上容易查到。但是后来我逐渐的发现，去搜索越来越少，到今天去搜索长平，几乎只剩下什么地名、什么历史跟着相关的历史字条什么的，这是完全没有。我很早就发现了。对。但还是有点惊讶，因为当时我们外界所知道的都是不准再发了。对，但是它回删这一点是最近才被人们意识到的。另外包括我刚才提到，有些可能努力甚至于反抗的姿态，去留下的一些历史记录，因为它很，可以说是非常有效率的审查机制，让一些人写的这样一些记录中，可能也没有我的名字。

我注意到这点是读到类似几篇文章。比如说举个例子，中国有个很著名的案子，叫孙小果案。就是在云南昆明，有一个黑社会团伙，的确是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在 1997 年，我和《南方周末》另外一位记者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就去昆明采访，采访了之后，引起很大的轰动。可以说是当时的《南方周末》还是很受重视，对这个案子的宣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孙小果已经被抓了，但是他们家里有各种关系，包括公安内部的关系，一直各种拖延，受害人根本不敢声张。我们去做了采访之后，的确是让当时可以说是相当程度的沉冤昭雪。看起来当时以为是作恶者罚当其罪。当时我们知道他被判了死刑，后来又改为死缓。但不管怎么说，他会几十年关在狱中。我的那位同事还受到过威胁，他还离开广州，躲了一个月，然后感觉到应该没有问题就回来了。但是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是，一直到 2019 年，这个孙小果的案子再次成为全国热点，原来他很快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处于危险之中，而且继续作恶。

一直到习近平时代的作恶打黑什么的，他再次成为什么全国督办的案子。他再次被判死刑，然后在 2019 年被判死刑，然后被执行死刑。而且他的一个系统很多人都被判了。这个案子可以说是让媒体非常的感慨，有很多人在写文章，其中包括……包括有些人就是感慨，当年的《南方周末》已不复存在，这样的案子都再也不能得到像当年那样的舆论监督，言论自由的空间几近为零，就连体制内的舆论监督都只剩下舆论打手的功能了。然后这些案子的解决都靠可以说是政治斗争，实质为政治斗争，名义上的所谓反腐，这些来解决。那有人就写文章，有好几篇文章，就写到当年的报道。而且就怀念当年的调查记者，比如说有篇文章，它还讲，“孙小果案的背后，我们不能忘记的什么南方系的英雄”。这个文章，它因为要在中国网络发表出来，它列举了过去我的很多同事，这是非常好的。其中包括提到我自己撰写的三篇文章，三篇报道，包括孙小果案，但是没有提我的名字。没有提出我的名字。而且写得非常流畅，感觉就是你看不出他自己抹掉了什么。对。

这个我就不存在。这个还是挺让我感慨的。我当然并不是介意一篇网文是否提到……一篇一篇网文是否提到我的名字，但是我只是感慨这种让一九八四都自叹不如的审查机制。那就是即便那些以反抗为名，留下的文字中，这个历史也被改得不着痕迹。这个在中国互联网上消失的当然远远不止我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的失踪。直到去年，有一篇网络文章引起很大的关注，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袁莉还写了一篇报道。那篇报道的名字叫《在加速崩溃的中国互联网，正在消失的集体记忆》。它是基于一个引起很大关注的帖子。对。有一个作者，他的叫何加盐，有一个博主，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互联网正在加速崩溃》。他讲，就是我们原来以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但是没有想到这种记忆原来是像金鱼一样的记忆。袁莉也去测试了，她在这篇文章也测试了，包括那些看起来不那么敏感的人说，一些知名的企业家，比如柳传志，包括马云、包括马化腾，他们过去的留下的大量的互联网的这种记录，都被删除。

这个……袁莉也采访了我。她引用了我的话，我告诉她说，我的确，我之前就已经发现，我在公共舆论中的存在被扼杀的比早年预想的要严重得多，但是我也没有发现这整个的坍塌，或者这整个这么大的部分，都像金鱼的记忆一样都不存在了。我说那是我……那也是我个人生命的很大一部分的丧失。这个我感觉到是自己的个体生命被否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来谈我的个人历史和中国新闻三十年的历史，也是我个人的社会生命存续的一种增长，也是对于中国言论审查的一种抗争。

当然在国内那些我曾经的同道，他们的名字是可能出现在国内的这些文章中，但是这些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怀旧、忧伤、叹息。叹息调查记者一事，叹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些都很好。但是我自己想要讲的一些内容，他们很难说出来，比如说抗争，比如说一些对当下抗争的启发。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说，身在自由的国度，我比他们有更多的言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我可能也有责任说出我所知道的历史，虽然未必是为他们代言，因为每个人会看到不同的历史，所以更主要的是我替自己发言，说出我自己的经历、观察和思考。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又带出第三个理由，那就是这跟我在中国媒体长期工作的主题有关。那就是在历史叙事中，发掘个人历史、个体抗争和个体的价值。这个我在一些文章中做过回顾，就是我在中国的宣传中，一直强调集体叙事，或者历史的宏大叙事、集体唱响。从一开始，我和我所工作的媒体中的很多同道，我们的一个价值立场，就是坚持个体立场、坚持个人价值、记录个体历史、警惕时代洪流的裹挟。

那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2008 年，那是一个被我称为真正的中国梦的元年。虽然很多人把“中国梦”是从习近平上台的 2012 年开始算起，但是我觉得 2008 年是一个……实际上就是我这样计算。实际上习近平和胡锦涛的时代并没有那么割离。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而且胡锦涛时代的后期其实就已经为“中国梦”、为习近平时代做了准备。2008 年的奥运会和西方的经济危机，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的转折点。那一年很多中国媒体也非常的兴奋，不只是央视。可以说从头一年开始，因为我们都要准备第二年的这些议程，我就在各种文章中，以及在跟媒体同行的各种讨论中，我就希望大家脑子里一定要想到，在这种集体叙事中，我们一定要强调个人立场、个体价值、个人尊严。

那一年刚好我被邀请，同时为好几家有影响力的报纸，你说《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还有我自己当时当然曾任副总编的《南都周刊》，撰写新年献词或者是社论，或者是改革开放纪念特刊等等。我自己也写了好多，为《南方都市报》上海的《新闻晨报》、北京的《青年记者》、《新京报》等等，写专栏文章的时候，我当时是特别有意识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主题都像我给《南方周末》当年的新年献词写的定的原标题一样，叫《在狂欢夜中做个自由的舞者》。到后来他们改了这个标题，当时还给过他们一个标题选择叫《大时代中不能没有你自己》。就是希望警惕被危险的民族主义话语席卷。

以新年献词为例，我在开头是这样写，当然都是新年献词的那种文艺腔：“帷幕许起灯火璀璨，在 2008 年的世界舞台上，中国已然站在中央。闸门洞开浪涛汹涌，在历史洪流的席卷之下，你在哪里？”在结尾我是这样写的，就无论你是何种角色都不要被历史的大潮淹没，或者冲刷出……冲刷去你的独立存在。至少你要在大时代中做个坚强的小人物，在狂欢夜中做个自由的舞者。

当年我给《南方都市报》写了一篇社论，当时也写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三十年。大概那个社论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个叫“纪念不为赞美，得失均需反思”。就是我强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三十年，每一束光芒都动人心魄，每一个三十年都值得纪念。这个我自己当时主编的《南都周刊》的三十周年纪念，我就策划了一组报道，直接就叫“三十年个人进化论”。当时我在主编寄语中写：“有人在历史中看见别人，有人在历史中发现自己。”我的重点就是说，因为在时代的大潮当中，个人的悲欢离合很容易被认为无关宏旨，过于看重难免矫情。但是这正是我要反对的洗脑话语。对我后来也一直写，包括我每年在六四当天要写一篇纪念文章。其中有一年，我记得的就是讲六四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摧毁。我的意思就是说，讲述个人历史一直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只是过去我可能更多的是记录其他人的个体抗争、个人生命历程。那我也需要面对自己的生命历程。

这就是我对你的这个问题的浓缩的回答。

吴薇：听你讲了这么多，我其实非常的感慨。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可以来强调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做这个事情。其实还可以再往下延伸一下，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个人史就是更重要的历史，或者说每个人的个人的历史，其实在构成真正的历史。这个话搁在其他国家，它的上下文的意义没有那么显著，但是今天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以为互联网给中国带来了这种技术的自由，给每个人所谓的这个赋予权利，好像不管是每个人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去记录，当年还有直接用手机这种公民记者参与的这种抗争。好像曾经不管是在中国自下而上的这种反抗，还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这种抵抗，极权对原子化的这种，就是原子化的控制社会的这种手段的这种能力，好像都曾经有过提升。但是在大家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好像就是把手机也都当作了就是自己身体和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有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就是它也可以用技术的力量完全抹去所有人的共同记忆和个体记忆。而且像你这么一个有意识在文字里面去呈现记忆、呈现历史、呈现历史的书写的人，你没想到的是你以为你写下来就有了，可是你写下来的所有的东西被技术和这种使用技术的政权它完全抹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让我们这些能够，第一还有记忆，第二还属于年富力强，没有老到我们曾经采访的那些人到耄耋暮年到白发苍苍去说，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就是还有鲜活的记忆，仍然还有非常活跃的思路，而且还有发声渠道的这些人，在今天就是要有意识的去记下来。离我们没那么远，我们以为不那么着急需要记录的东西，现在就变得非常非常紧迫。我也是听了以后，我觉得这也是我的理解，也是我对你的一个回应。

长平：是的。我之所以举那几十年前的例子，就是这是一条线索，它不只是一个价值观，就是也是我们几十年在做的，一直持之以恒的一个事情。就是外界不一定能够看到，外界可能更多的看到是会给一些比较肯定的，你们很勇敢，你们一直在抗争，一直坚持做。但是背后这条线，我很高兴你今天给一个机会，我们把这条线理一下。这条线为什么……我们后面可能会谈到，就是为什么当局这么在意这条线，为什么我坚持这条线，最后是要撞上红线。它是一个集体叙事和个人抗争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战斗，一直到今天。

吴薇：对。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讲三十年，不是因为我们要怀旧，我们哪里有时间怀旧啊对吧？是因为如果想看眼下，更加理解中国现在的技术、政治、社会和媒体的现状，甚至去找到往下走的这种动能和力量，它必须我们要去研究中国怎么走到现在的，而且怎么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确立了这么一种数字的利维坦控制。而且这种控制模式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塑造了中国的现在的政治面貌、权力结构，这种官民的互动，甚至整个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舆论环境。他们为什么觉得一切都可以在他们的掌控之下？就是怎么走到今天这种媒体生态的，怎么走到今天的这种权力和公众的这种对抗，都没有对抗，但是已经是一种控制和被控制的非常固定化的一种模式了。我觉得这些是我们现在要往下聊的原因，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觉得在这个点上谈三十年，它不是一个回顾历史，简简单单去怀旧去看我们曾经做过什么，沾沾自喜的过程。是我们其实在记录和分享我们的经验，你的成功你的失败，哪些事情做出来了，哪些事情做不到，原因是什么，然后就可以再往下走。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投射和预期，我想请您分析一下中国三十年，中国新闻的三十年，你如果放在这样一个政治传播、媒体生态的这么一个结构框架下，你想怎么去总结和回顾它呢？

长平：我想用三句话来作为一个回顾。我的一个非常短的演讲，就 2016 年底，加拿大记者言论自由协会给了我一个奖，我当时做了几分钟的这个叫什么获奖感言，说了……然后当时本地媒体，有一家电台，本地媒体做了报道。有一家电台的报道让我觉得很不错，因为他把两句话直接就作为最开始的要点提出来，恰好就是我要讲的重点。

一句话是，言论即自由。第二句是，言论是一切的开端。

言论即自由，听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话，但是在我看来，它包含着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宣传教育和政治哲学。这种哲学其实实用主义或者效益主义，也叫功利主义。这个最著名的当然就是邓小平的那句“黑猫黑猫白猫论”，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如果放到自由上来说，他可能会说自由本身并不重要，他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通过他可以达到其他目的，比如说能够实现国富民强。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他如果只是手段，那么他是可以替换的。如果通过专制体制，也可以实现国富民强，甚至更有效率，比如说举国体制，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要自由呢？所以我一再强调，就是自由本身就是目的。但这个可能来自就康德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这是他的道德哲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意思说人拥有绝对价值，应该被尊重，而不是被当做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在我看来，这个自由也是这样。言论自由，就能够说话本身就是自由，自由本身就是目的。这个而不是说我们通过自由获得其他价值，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不能……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自由获得其他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后面要讲的。那首先就是自由言论自由本身就有价值。这一点听起来比较抽象，但实际上在我们的新闻实践中，一直一直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或者是我们随时都会受到类似问题的挑战。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这个……“人民的好总理”。就是我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总是有人告诉我，这个体制内有一些人，他们正在运筹帷幄、深谋远虑，这个我们需要去配合他们。对。这我们不要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其中最最被说的多的就是“好总理”。这个我为此我写了好多篇文章。我能记得的，比如说 2011 年我在《南华早报》我的专栏中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总理的谎言》。这个 2013 年我在我主编的《阳光时务》写过一篇主编的话叫《总理、青蛙和王子》。2022 年，那时候总理已经换了，但是仍然是“人民的好总理”，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李克强会从好总理到英明领袖吗？》。就是一只青蛙坐上中国总理的位置，他也会是“人民的好总理”，人们会说，“难道你们没看出来这只青蛙的儒雅帅气吗？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王子。”这是因为明君贤相加青蛙是中国皇权传统中理想的政治模式。专制政治的性质决定了这种理想模式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存在过，但是它一直在人民的想象中延续至今。所以中共建政以后，由于宣传机器的洗脑功能的空前强大，直到现在，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情况一样，这种民间想象是超级的丰富。文革之后的影视作品中，比如彭德怀、贺龙、陈毅等等元帅都被渲染成刚正不二的青蛙，作为明君形象连连破产之后的替代品，那还得靠贤相。除了双手沾满六四鲜血的李鹏，他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其他总理无一例外都是“人民的好总理”。从周恩来、朱镕基、温家宝到李克强，总理们都清廉正直、体恤民情，而且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我想说对总理保有希望没有问题。问题在就像我刚才讲的，总有人告诉我，而且在国内的时候，因为我也能接触到一些好像有些内部消息的人，他们会非常殷切，而且非常带有强迫性的责怪我，总理深谋远虑，为运筹帷幄，我们应该静观其变，不要添乱。简单的说，就配合总理或者总理也可以是代替其他……也可以是其他人或者其他势力，为了让他们实现他们的抱负，这是最重要的。言论自由应该退居其后。我在长期的专栏写作中，我一直在拒绝这种请求。所以我要讲言论即是自由，自由即是目标。

第二句话是言论是一切的开端。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说，我认为言论也是工具。它不只是工具。言论自由是通向其他自由，实现其他好的目标的一道大门。当时我在获奖典礼上，列了一大堆被投入监狱的中国仁人志士们的名字。我就说为什么我要列这些，在我们言论自由的一个奖项上，为什么要列这些政治犯？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在中国的政治犯绝大多数都是言论犯，都是因言获罪。在中国他们可能以各种罪名获刑，但事实上他们犯的罪就仅仅是表达了异议。一方面就中国政治空间异常的狭窄，人们几乎没有可能从事言论之外的异议活动。比如中共早年干的那些事情，比如说组织工人罢工、买武器或者建一个党，中国目前的异议人士都没有机会去做。另一方面，独裁者比谁都能看到言论的巨大威力，他们非常明白言论是一切的开端。

除了这两句话，我当时还讲了一句话：倘若不为言论而战，自由必将丧失。这个也非常重要。你刚才提到大家怀旧，或者感慨空间越来越紧。很多人主要聚焦于习近平的个人性格，或者个人政治理念、政治手腕。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自由从来不是谁给予的。我在 2011 年在南都写过一篇社论，叫《纪念王小波，争做自由人》。当时我就讲，因为王小波成为一种现象，但我就指出他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指出自由的可贵、思维的乐趣。自由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同时他也给他事实……他没有直接回答，因为他不是时评作者，他没有直接回答社会上一些争论，但是他事实上通过他的文章告诉人们，对，在社会上一些争论的答案。比如说法律和自由，法治和民主等等。他告诉人们，公平的法律和良好的秩序正是一个自由人的本能，自然而然的追求。但是他们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谁给予的。他只能依靠自由的思想和权力来完成。没有自由作为前提，秩序就无从谈起。如果有那也只是专制者的自由。失去自由的人也就失去了秩序。所以社会上当时争论的“先制定好法律，再给予自由”，还是“先开放自由，再制定法律”，这并不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因为当人们没有自由的思想和权利参与制定法律时，他就不会产生出公平的法律来。

我在那篇社论中讲，其实我们应该看到自由并不是一条在道路的尽头等待我们的花园。自由就是这条道路本身。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并没有一劳永逸的时候。这个想法过了几年，我到了德国，2015 年的叫什么……新闻自由日的 5 月 2 号，我写了一篇文章，进一步的总结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那个文章的标题叫《自由是一只会变的笼子》。当时我提到我很喜欢的作家卡夫卡。他有个小说叫《饥饿艺术家》。在其中不一定是他的重点，但是那句话，我一直对我可以说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他就描述一只豹子，他讲了只豹子，这个它似乎没有因为失去自由而惆怅，它那高贵的身躯应有尽有，不仅具备着力爪，好像连自由也随身带着。它的自由好像就藏在牙齿中的某个地方。对。就是豹子之所以像豹子，是因为它牙齿中带着自由。这是我的理解。所以我后来我希望我的笔，我的脑子中一直带着自由，带着自由本身。

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我也很快发现一个秘密，就是在现实中，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中，跟马戏团囚禁豹子的笼子不一样，关我们的那个笼子是一只易变的笼子。它随时都在偷袭我们，稍不留神，它就会缩小一圈。在网络刚刚出现的时候，它的功能好像主要是反抗限制。今天它已经被体制利用成为维稳的利器。很多人都被它欺骗，被那个笼子欺骗。因为很多人觉得，当时的香港人，甚至现在的台湾人、美国人都在想，只要这个笼子它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只要不去碰它，我们就可以……在笼子里面的人会这样想：“我们只要不去碰它的边界，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安居乐业。”不在外边的人想：“只要我们不去碰它，我们就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井水不犯河水。”当然还有些人认为，这个笼子就像紧箍咒，它变小是因为我们不肯顺从。但事实上，这个笼子它有很多限制自由的方法，它不仅囚禁你的身体，它也改造你的思想。它让你相信这些说教，这些想法。就是不仅笼子里边的人被洗脑，笼子外边的人也信以为真。因为它固定不变。

到今天，我认为笼子里的中国，与其说是缺少自由，不如说是缺少对笼子的反抗。笼子外面的世界，与其说是自由的边界受到威胁，不如说是自由的意志正在减弱。这也是我一直给自己的一个定义，我认为我的写作，时评写作，它不是我最初想当作家的那种写作，这个写一个东西，成名立腕，不朽，而是一种行动，是在大街上呼号，在广场上呐喊。就像我刚才讲的，世界上没有那样一种永恒不变的，或者静待未来的自由。自由就是一种永远的抗争。

这是我用这三句话来回答你的问题。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界定三十年新闻史的几个特征。我为什么要用这三句话？在我看来，它是容易被人们忽略的一种实质上的历史和它的特征。当然人们通常会想到的那些特征，以后有机会，我们在将来我们的在接下来我们的访谈中，我们还可以细谈。

吴薇：我们再整个总结一下，就这三句话。你现在……现在谈的这三句话，因为你讲的特别哲学，我是很喜欢的。我们大家要往下稍微要拓展一下。你现在能帮我再总结一下这三句话吗？

长平：第一句话叫言论即是自由。第二句话叫言论是一切的开端。第三句话是，如果我们不为言论抗争，那就将失去自由。理念、方法和抗争和行动。理念、方法和行动。在我看来就是这三个方面。

吴薇：其实你是用一些最终总结出来的这种结论来概括这三十年。而且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现实得出来的结论。比如说有一种误区，就是说自由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然后相对是一个定量的东西，只有就是得到自由、获取自由和没有获取自由这几个状态。但是现在好像有一种误区，就是因为没有自由就不做了。但是你的逻辑是自由本身就是目标。自由是等不来的。你怎么能等到有自由，你再去做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不要以为不动，或者离这个笼子远一点，你原来有的自由它就还在那，或者你如果没碰这个笼子，它就不出来咬你。但这个其实我的形容……我一直形容它是一个……它是一种病毒，就是这个病毒你不是说你躲着它，它会走出来的。那这是我前几年的形容，结果没想到后来在这个 COVID 期间就被证实了。就是当全世界其实都慢慢地觉得，那我跟这套体制保持一些距离吧，好吧？或者就说包括像德国，这还是一边跟中国谈生意，一边也去说一说人权。还有很多国家就假装中国的言论自由、新闻控制这些事情，这么恶劣的一个国家，但是还是可以跟它在其它方面合作、共生对吧？甚至你好我好。但事实是它是一种病毒，它会蔓延的。它会走出它的边界的。所以你用的是这一个笼子，而且在笼子里面的人以为，我只要不去踩这个红线，我就能维持我现有的空间。笼子外面的人想，我只要不去进去这个笼子，反正我在外面。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不管是墙内，就是中国领土里面的，包括香港越来越，这个笼子它是带在每个人的身上和脑子里面的。那大家集体的言论和行动的停止、萎缩，它最终会影响到你每天日常的生活状态的萎缩。那墙外也是一样，不管是跨国镇压，还是这种长臂管辖，还是现在你会发现，它越来越多的这种中国式的传播和媒体形式都在走向全世界，走向海外，走向所有海外的这些自由平台。那你就知道你哪躲得过这个笼子呢？所以这是我的理解和一个回应，是吧？

那我觉得这些是结论。

长平：这不仅仅是结论。我要强调的是，这是一种状态。就是经常……我这些都包含着，因为经常会被问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观察习近平会不会打台湾？你观察习近平还会专制到哪一步？习近平对媒体还会怎么样？那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习近平一个人决定的。自由是一种动态，是一种动态。就是它取决于外部世界的反应，它不是一个他脑子里有一些成套的计划。就算他有一些蓝图，但他也不是说他就能完全严格的按照他的蓝图执行。事实上这个世界会怎么样，跟每一个人的存在和行动都相关。这就是后来在互联网上，在互联网用的很普遍的所谓混沌理论，就是说在什么南太平洋上一只蝴蝶振动翅膀，在世界上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就会引起一场飓风。那只蝴蝶非常的渺小。我是相信这种理论的。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每个行动能产生的确切的效果。但是你要行动。这是为什么我一直会一再会被问到，就是在这么令人绝望的情况下，你还能坚持写作，还能坚持抗争？我当然有过很多思考，就包括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去抗争。如果我们知道明天就自由了，就解放了，然后我们才去行动，这不是一种投机吗？或者都不需要你的那一个微博的行动了。正因为如此，并不是说我们行动就一定会在某年某月某日带来解放，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相信混沌理论，我相信自由是一种动态，我相信这世界不是由习近平和普京决定的，他们也是在看外部世界的反应。这其实不是结论，这是一个状态。

吴薇：而且其实是一个生存和做事的逻辑。就是你相信你做事它就是有动能的，而且这种相信你的行动的目标就是行动本身的意义。并不是说我们写作、我们记录、我们表达，实现了它就有意义。就是这种自由表达本身它就是意义。

长平：对。你总结的非常正确。就是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就是你写也换不来自由，甚至让你失去自由，那你还为什么要写？既然你说的写作本身它就是自由行动的一部分，它本身就能给我带来意义。

吴薇：现在我们来谈中国三十年，很多人会以为我们是在怀旧，怀念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媒体人还有空间，那个时候因为有空间所以做出来事，而现在是因为没有空间所以做不了事。很多人以为我们会用这种方式来讨论。但其实我不这么想。我认为这个体制它并不是现在习近平一个人制造的。它的存在并不是我们现在眼前这十年的所有的决定因素。可是很多人会以为就是换一个领导人，一切就会好。所以现在会看到大量大量的讨论，都把矛头指向习一个人。所以你同意这种看法吗？你认为就是说媒体人如果……我们现在讨论过去是因为觉得看当年能做事是因为有那几个领导人，现在做不了事，就把习变成了大家做不了事和不做事的唯一解释，你同意这样的一种目前这种非常普遍的一种情绪吗？

长平：是的。我不否认这个时代有很大的变化，领导人的这个个人角色在这个政治学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我希望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对谈中，我能让大家看到，这个当年那些怀疑就是事实，但也不是事实。就是我们其实当年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一直处于危险当中。

谨以此片向《四月之声》致敬。本项目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2025年8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2025.7.31—2025.8.29）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月度视频——《八月之声（2025）》。

在内容上，该片揭示了当局的言论审查、权利打压，也记录了民间疾苦、民众呐喊与抗争；在形式上，该片模仿了2022年4月22日发布、随即风行全网并遭到审查的抗议上海封城的短片《四月之声》。

我们谨以此片向这部匿名作品致敬。本项目也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同时，在中国数字空间更新有该作品的彩色版本。相关链接：https://youtu.be/B3-Ss6dJm2o

致谢：感谢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YesterdayBigcat 对中国相关事件素材的收集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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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者按：2025年8月1日—8月31日，距离李文亮医生去世已1957—1987天。这位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因为说出真话成为悲剧英雄的普通眼科医生并没有被民众遗忘，为公共安全与健康充当“吹哨人”成为他闪亮的墓志铭。在李文亮医生留下的微博的评论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写下日记”，“诸多双耳朵仍铭记着他吹出的悠长哨响”，网民们在这里和李文亮医生一起分享和倾诉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正如一位网名为“一朵默默绽放的花儿”的新浪网友所说：“李文亮微博成了‘互联网哭墙’，一个安放人们良心的地方。”

因为李文亮的微博随时可能被网络审查部门下令删除，中国数字时代对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网民留言每日片段精选备份，直到该微博账号被关闭为止。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留言区：

2025年8月1日—8月31日：

张张你要加油呀: 亮哥，很久没过来看你了，来跟你报告个好消息，我买房啦，住在自己的小窝里幸福感爆崩，每天都很开心，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啦

用户8001876998: 道长的节目被下架了 之前听他读大家给你的留言的时候曾经泪流满面～现在只留一声叹息～

Muse0718: 李医生第一次给您留言 道长八分185集说了很久关于你的故事 今天节目都下架了 我很难过 不知道去哪里找道长 就想给你说一说 谢谢您

XYMT688: 八分半下架，我居然想到了您。没别的，就是想要说点什么。

-四喜丸子: 李医生 道长的播客被全平台下架了 又去重新听他的旧节目 特意翻到道长读您评论区留言的那期来听 李医生 您说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然而现在连这么温和的声音也容不下了

宇野Suki: 文亮，有个妇产科资深女医生跳楼了。这几天心里很不平静。

牛马老李: 河南妇产科一位非常优秀的邵医生跳楼以死明志，这个世道怎么了

张门永存: 老李 同为医护工作者 看到邵老师的以死明志真的是痛心万分 谁又能真的理解我们医护人员啊

Jiasunshines: 看到周口妇产科医生跳楼事件，真是意难平

是一个纸团: 邵晓蓓老师长期被恶意攻击去您那边了，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希望你们在那个世界一切都好是一个纸团: 邵晓蓓老师长期被恶意攻击去您那边了，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希望你们在那个世界一切都好

痴心王想不想: 李医生，河南的邵医生去看您了，怀柔的支书夫妻尹女士和蔡先生也去了。。。他们都是好人

Xavier2026: 今天特地去公园看看，已经有鲜花摆上了。

满杯芝士奥利奥: 李医生 我今年考上家乡城市的警察啦 好想你呀 我一定做一个超级超级正义的警察 超级超级好的人 和你一样。

誓做抢票小能手: 2025.8.8 原来还有这么多人来李医生这里

乒乒乓乓962464520: 李医生，最近接连几起校园霸凌、亮证姐、还有虐猫事件让我焦虑失眠，为什么有些人骨子里那么坏，这世界那么的不公平。人类相对于宇宙不过是一粒尘埃，却处处明争暗斗、相互攀比、战争战乱不断。我经常有种想法，就是来一场末日大审判，好的坏的、有钱的没钱的、有权没权的通通消失，还地球一片清净。

厚道芒果爱社会: 李医生，好多年过去了。周围还是那么令人窒息。

雾野的山茶: 李医生，刚刚下班。想起5月份去过一家店的粥挺好吃的于是过去了。去到目的地我才发现这家店已经倒闭了。。。

Alice2590: 李医生：梦秋至，思念深。 愿您一切都好，也愿您生活的空间，没有世间的酷暑，没有乱七八槽的纷扰，更没有隔段时间爆出的惊人大瓜……那样，正义感极强的您。就不会困惑……

杉栐芽衣: 李医生我很久没来了，上一次还是22年9月自己成为经历者被系统处理中，但是还想着考研去改变自己，试图找到人生的方向，结果三年后的今天我依旧那么迷茫。即使真的成为研究生了，看着别人的成功会觉得自己没有勇气和能力。24岁我依旧把自己活得像个小朋友，甚至一些焦虑不安就可以把我逼的崩溃大哭…

奇妙的和谐v: 偶然看到还有这么多人在李医生的帖子下面评论，好感动

正方形的椭圆: 你走之后，还是群魔乱舞，没有人学到教训

盈坡开了向日葵: 亮哥下午好啊，好久不见！我似乎不记得上一次来这里是什么时候了，似乎是正为着毕业找工作的事情焦灼烦闷的时候。不过，现在我已经工作了，上班了将近九个月，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我觉得理应告诉您一声，也告诉过去的那个自己，后面会慢慢变好的，坚持下来了。谢谢我的树洞

从头学起de博客: 所谓“性别对立”说穿了其实就是底层互害。对不。老李。

蓝烁0127: 2025-8-24，想起李文亮，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来看他 一晃快过去6年了你在那边还能看到我们的留言吗

Emanuel_2020: 李叔，我又来看您了，突然想念您了，依旧无比思念。这段时间家里发生了变故，使我三观都重塑了。作为曾经的唯物者，如今投入了耶稣基督的怀抱。这段时间读了些圣经故事，对离别感到释怀了，曾经和古人一样很看重离别，认同一期一会的人生哲学。现在看来，人与人之间总会再见，要么在天国，要么在人间。

少年永远十七岁: 李医生，已经五年多了，生活早已恢复如常，只留下一段集体记忆。

可是你都还记得吗: 老李，又来跟你说晚安啦，往下翻了许多网友的评论，发现大家各有心事，谢谢你的微博，老李，是大家的一个精神支柱，那天访谈她们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的微博不在了，我们这些人又该去哪里倾诉

w45023: 李医生，我今天返校了，研二生活正式开始了！祝我一切顺利吧！！！希望这学期能得心应手一点，立个小目标：在这学期结束回家过年之前第一篇小论文能接收，第二篇小论文可以完成初稿

小刘吃点啥: 五年了李医生 大家一直都没忘记您

这个是可用昵称: 2025.08.27 今天出差第一次来武汉 路过医院 看着沿路风景 内心控制不住颤抖

肖尹希: 老李，最近我的生活进入平稳阶段，工作感情一切都顺利。下个月22号就30岁了。之前跟你说过的很多事，似乎都迎刃而解了。 你也会替我感到开心吧 之前吐槽太多不开心的事，我想我也要跟你说说我开心的事。 你最近怎样呢？？最近天气凉爽很多，感觉一切都很美好的感觉

用户7413397532: 来看你了李医生。在这个太滥的社会我在努力的活着。

-陳長城-: 李医生 我又跟我想在一起一辈子的女孩子联系上了，我曾经以为我不会结婚，不会恋爱，可是那个人是她，我想跟她挽手过一辈子，两年前因为一些现实的原因导致我们分开，命运就像开了个玩笑，我们又相遇了，我很珍惜这次机会，希望修成正果的那天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娃娃脸儿93106: 李医生，刚刚过了医师节。来看看你。很多人像我一样，把你的微博当成港湾。

开辟未来的永远是年轻的生命: 这么久了，原来这里每天还有人啊，你被大家一直惦记着，真好。疫情过去那么多年了，从高一到大学毕业，这些年对于我而言活着的感觉逐渐从压抑转为麻木了，告别高中灰暗的时光后算不上好也算不上差，但是这个世界好像不是很好了，每天还是非常怀念过去……

这是麦德居替: 聚焦于他人的丑闻，让自己的过错名正言顺。

可口不乐521: 李医生，上次跟你聊天还是六个月以前。时间过得飞快呀。还好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媳妇生了，双胞胎男孩。替我感到高兴吧噢，对了，两个小朋友都转到新生儿科去了，其中一个法洛四联症，在用呼吸机。希望他们两兄弟能挺过来。祝福我们吧。下次给你留言可能要等到他们出院了。再来给你带来好消息。

用户7494830016: 恨无金刚力却菩萨心 自己过得一地鸡毛却见不得人间疾苦 或许只有感同身受才那样心疼 愿世界善待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祈祷][祈祷][祈祷]

世旭好像不会上篮: 老李，想你了，我突然发现我好久没来看你了，最近工作不顺利，生活不如意，来来回回的跳槽，没有感情，也不想搞，前女友谈恋爱了，哈哈哈哈，本来以为不会太有波澜，但是现在发现还是有一点点小触动，上班吧，各种赚不到钱，我都想送外卖去了，但是我啥时候能褪去我的长衫呢，哈哈虽然里面可能啥都没穿

麦兜也叫麦仲肥: 当妈三年半，很久没出过远门，最近来北京出差，火车站候车的时候在德克士吃饭，突然想到你说德克士手枪腿是最好吃的……你好呀！再见！

长空高飞的名单: 早，李医生！合群是为了自保，孤独才是真正的自由。

当时只道是寻常927: 李医生，亏的扛不住了。在武汉跑网约车了，希望有一天能接到嫂子和孩子。我会好好跟嫂子鞠个躬。 向您致敬。

yy岁月柔的宝宝: 邵医生好可怜…请你抱抱她，对她说我们爱她[拜托]想她[拜托]有时候我真想做一名律师，专门保护这些可怜的善良的人…

小木晴子520: 亮哥，今天想起你，也想起沙白。我给她留了言，也想给你留言。其实也没有什么要说的，我觉得你和沙白都是活出了自己气节的人。亮哥，无论此时你在哪里，都希望你还是活出你自己的样子而不悔！

一只无名小卒哒: 李医生 不一定非得大富大贵 无忧无虑的过完一生不也是很好么

CDS档案 | 李文亮

CDS档案｜新冠病毒事件总汇 

很多自媒体博主疯聊，劳务派遣公司将面临大清洗。

派遣公司不仅不会面临大清洗，而且未来将常态化，并占到用工市场的半壁江山。

先扒一扒劳务派遣的起源、发展。

劳务派遣最开始出现在1920年代的美国，目的是为解决企业临时性用工需求，后来推广到全球。

改开初期，为了满足外企驻华代表处用人的限制，当时批准成立北京外企服务总公司，这算是咱们劳派的鼻祖。

20世纪90年代，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劳务派遣确实帮助不少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

2001年，进入WTO以后，为了降低成本、规避用工风险，大量企业将派遣人员应用到各行各业。

至此，劳务派遣开始全面普及。

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本意是强化对正式工的保护，没成想，企业为了规避责任，将大量岗位转为派遣制。

派遣工数量从2008年代2700万，暴增至2023年的4759万。

2013年，《劳务派遣暂行规定》施行，明确派遣制岗位仅限于“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

规定企业使用派遣工的比例不能超过总用工量的10%。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劳务派遣只会愈演愈烈。

从企业、机构、政策三个角度来看，劳务派遣实在太香了。

你比如说企业。

如果正式工成本10万，拿派遣工成本基本在6万及以下，压缩幅度40%，甚至更低，企业不用承担、社保、福利等长期支出。

一旦有工伤、劳动争议，矛盾、责任直接转嫁到劳务公司。

用工形式非常灵活，旺季快速补充劳动力，淡季直接缩减规模。

劳务机构就更不用说。

他们向用工单位收取派遣工薪资的10%-25%的服务费，利润就是工资的直接抽成，这也是过手油。

公共服务部门也喜欢。

你比如教育、医疗这两大类，因为编制限制，指望通过派遣制师资、医护解决缺口问题。

有些中小学派遣制教师占比达20%-30%，一些新建学校、偏远地区占比超过50%。

别的不说，如果你是派遣制老师，那么在待遇、稳定、职业发展方面，一定会全方位受限。

如果你在学校，在职称、学历、进修、评级等方面，几乎都没有进步的可能。

很多企业都是搞“假外包、真派遣”，互联网大厂早已普遍推行外包模式，很多知名大厂的外包比例都超过50%。

没办法，派遣制就是能够有效降低人力成本。

从短期来说，劳务派遣确实能够缓解财政、编制压力，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实现资源的动态匹配。

但长期来说，以学校为例，教育质量的核心是稳定，派遣制加剧阶层分化，人为制造“教师中的二等公民”。

师资流动性破坏教学的连续性，待遇不公也会加剧人才流失。

不过就眼下来说，怎么解决灵活与保障问题，怎么平衡效率与公平挑战，根本就看不到任何有效改观。

那么，劳务派遣的这个权宜之计还会一直常态化持续。

八月十八日，辰时三刻的太阳已晒得人后背发暖。湖南永州宁远县的盘君，打棉花坪瑶族乡便民服务中心门口过。

那地方是给百姓解琐事的，玻璃窗擦得锃亮，窗内的办事牌摆得齐整，可往里一瞅——空的。

---

1.

他多了句嘴，问路过的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含含糊糊。伸手翻了翻桌上的签到簿，纸页被手指磨得发毛，二十七个名字列得清清楚楚，只五个旁侧打了勾。

盘君没多言，掏出手机拍了段视频，发在网上，配文就一句：“便民的门开着，办事的人在哪儿？”

没承想，这视频发出去才两天，夜里七点多，他老家的门就被叩响了。来的是四个穿制服的民警，彼时盘君没在家，屋里只有年过六旬的老父老母。

老两口听见敲门声，还以为是邻居送东西，开了门见这阵仗，话都噎在了喉咙里。民警说，盘君在朋友圈转了“宁远县公安局的内部讯息”，要他删了才好。

老人家一辈子没跟民警打过这样的交道，攥着门框的手都在抖，直到盘君赶回来打了电话，这事才算暂了。

---

2.

之后，联合调查组出了通报。说民警上门是为那“内部讯息”，过程平和，有执法记录，待了二十八分钟就走；也说乡政府缺岗的事查了，属实，会按规矩处置。

只是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通报里没沾边：为啥要选在夜里上门？那“内部讯息”到底是啥，值得这般上门？

更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是乡里起初的态度。

有人去问缺岗的事，先答“我们是巳时上班，不算迟”；等拿出县政府辰时上班的规定，又改了口：“有些人家住得远，路上费时间。”

到最后，也不过是罚了迟到的人二百块钱——要知道，那日空着的岗，足足二十二个。

---

3.

这就怪了。二十二个人不在岗，百姓办事得等，乡政府隔了一天才去查；一条朋友圈的讯息，倒能让民警连夜跑一趟。

这“急”与“缓”，到底看的是什么？难不成，那“内部讯息”，比百姓能不能办成事还重要？

按公安系统的规矩，涉密、敏感的内部讯息，不能随便转，转前得经保密审查。

可要是盘君转的，本就是那便民中心缺岗的事呢？这事关着百姓办事的便利，该摆在太阳底下让人看、让人说，怎么就成了“不能外传的”？

这般事，先前也有过。今年七月，重庆云阳县的政府部门被曝巳时还没人上班，纪委监委很快就介入了，查了也说了要改；河南商水县更直接，把“吃空饷不干事”的人撤了职、追了责。

比一比就清楚了，宁远这边的做法，实在有些拧巴。乡里先对着缺岗的事敷衍，接着民警又深夜去敲人家的门，眼里没顾着“办事难”的根本，倒先去管了“说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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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众人拿手机拍一拍、说句公职人员没尽到本分，这不是添乱，是在行使该有的监督权。

可公权力面对这样的监督，该怎么回应？是该先把空着的岗填上，让百姓第二天能顺顺当当地办事，还是先去提醒那转发讯息的人？

监督该是敞亮的事。如今，民警夜里的脚步声，敲在盘家老两口心上，也敲在旁人眼里。

我们总在说“监督权”，可这权利，到底要怎么才能不打折扣？要怎么才能让百姓说话时不用琢磨“会不会惹麻烦”？要怎么才能让“为民服务”不只是挂在墙上的字？这些问题，不是只问宁远的。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篇报道发表于2024年5月23日。CDT近期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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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23日，我坐在东京湾海岸一个咖啡厅里，窗外蓝色海面上几艘白色货轮缓缓驶过。几个小孩在海边溜滑板，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下午。但此时手机新闻却在提醒我，重庆温度已经43度，市民在山火的烟雾中排队做核酸检测。

我心里略微有一点庆幸。我想起一位深圳的朋友，自新冠疫情肆虐以来，已经做过300多次核酸检测。深圳——这个紧邻香港的中国南方城市——被戏谑地称为“核酸之都”。而我，在10个月之前，刚刚离开那个城市。离开深圳时做过一次核酸检测，到东京落地时又做过一次，仅仅两次。想到那些每24小时就需要被别人拿棉签伸进嘴里的朋友，我确实会觉得庆幸。

2022年深圳市，居民排队接受核酸检测 （ AFP / STR ）

那时东京的情况当然也不容乐观，当时每天感染人数都在两万人以上，但生活一切如常。我在7月31日开始发烧，过了10天已经毫无任何症状。假如我依然住在深圳，那么不仅我会被强行拉去商旅酒店隔离，我的几百位邻居也会，我所在的社区及周边会被标记为“高风险地区”，我所居住的南山区——被称为全球GDP最高的市级行政区——全体市民均因为我要做一次例外的核酸检测。这一区域住着135万人。

2021年11月15日，我从深圳来到东京。从深圳宝安机场启程的飞机升空后，会在深圳湾上空飞一个巨大的弧形转向，从右侧舷窗看下去，是香港的流浮山和湿地公园，在南方的冬天里郁郁葱葱。天气极好，可以隐隐约约望见香港岛的摩天大楼。我靠在窗户上，就这样一直呆呆地看着，直到飞机冲入云层。虽然我心里已经无数次跟香港道别，但这次却是最伤心的一次。

我在31岁那年到香港工作，时间虽然短暂，但因为香港这座神奇的城市，我觉得自己才真正长大了，变得有勇气、有自信、有爱。香港是我的人生中的座标原点，时不时提醒我，自由是一种什么状态。然而经过2019年，我心中的那个香港也不复存在。

我的随身背包里，有几块拇指大的碎玻璃。那是2019年8月31日晚，香港示威年轻人和警方在旺角地铁站发生剧烈肢体冲突时，地铁站被打碎的玻璃。我那天晚上路过旺角，随手捡了几块，有的上面还有血，作为对那个晚上的纪念。

飞机一路向东北，掠过高山大河，从杭州和温州之间的海岸线飞出中国大陆。我就这样呆呆地看着。从中国到日本，我已经飞过很多次，但这一次，心情很不一样。在新冠疫情中居家自肃的日子里，我已经考虑过无数次，我要离开这个国家——中国。

在这几年里，昨日构筑的世界不断崩塌，我在少年时代确立的那些价值和观念，遭受到非常严重的挑战和诘难。如果是20年前的2002年，我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如今，我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我毫不犹豫地认为，这完全不是我的原因，是我背后的那个中国，完全变了。正是因为中国这几年的巨大变化，使得我，以及我的很多同龄人，变成了祖国的敌人。

一、米老鼠和可口可乐的80年代

一名男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戴着墨镜，手拿可口可乐，在中国国庆庆典的装饰品前拍照留念 （ AFP / Robyn BECK ）

我出生在华山脚下的一座小城。华山是被中国人称为“五岳”的“西岳”，距离古都西安仅120公里。因为所谓的“汉唐盛世”，故而西安是一个足令中国人骄傲的城市。相对于上海和北京，西安是一个极为封闭的城市，很多人把汉唐盛世像一根名牌雪茄那样挂在嘴上炫耀，沉溺于对辉煌历史的迷恋，在心态上普遍缺乏一种现代的开放性。

即便如此，回想起我的童年时代，我依然觉得那是一个值得记录的黄金时代。那时候拥有电视的家庭不多，每个周末和小朋友一起看动画片，虽然是黑白电视，米老鼠和唐老鸭都不知道什么颜色，但还是津津有味的看完十五分钟。这是学习六天之后，一周唯一的期待。那时候，中国还是每周六天工作制。

《血疑》（ 网络图片 ）

八十年代也是中日两国的蜜月期。1984年，一部非常有名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赤い疑惑》）在中国大陆播出，主演为女演员山口百惠，她所穿的衣服被称为“幸子衫”，当时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山口百惠是我父亲心中唯一的女性偶像。我小时候他还跟我开玩笑说，“长大以后娶个日本太太”之类的。

可能大部分中国人第一次因为这部剧，知道有血型这回事。该剧播出时，还曾经有人因为剧情过于悲痛而自杀。最令中国观众震惊的是，在他们心目中的战败国日本，居然在1970年代，平民家庭就有抽水马桶、燃气灶、电视机这些很高级的东西，城市车水马龙、高楼鳞次栉比。

当时邻居谁家要是有一台日立或者东芝的电视，那是了不得的大事。对我们这代人而言，美国和日本，就是代表着美好、舒适、发达的生活水平，以及有趣、好玩的文化产品。“进口的”即意味着高级、耐用、有品质等等，进而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

再比如可口可乐。这种常见饮料在我小时候是作为一种奖赏出现的。我考试拿到好成绩，父亲会买一瓶可乐给我，喝完的玻璃瓶子还要给商店送回去。那种甜甜酸酸的口感，似乎可以在舌尖上停留好几天，以至于我刚刚毕业自己赚钱的头几年，天天把可乐像水一样喝——都是童年的病根子。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一位叫薛枭的男孩，在废墟中被困了80个小时。当救援人员把他挖出来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喝可乐，冰冻的。”

1988年，一部名为《河殇》的纪录片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探讨了诸多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认为中国有太多传统文化包袱，黄土文明应该向西方海洋文明学习，拥抱“蓝色文明”。我那时候年龄小看不懂，但大人很喜欢这部片子。2008年3月，我在台北见到了这部纪录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先生，我非常激动地向他说，我这一代也是“河殇的一代”。

纪录片《河殇》片头截图 （ 维基百科 ）

1990年，中国第一次举办亚运会，为此，父亲为家里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我仍记得北京亚运会的主题曲，那时候几乎人人会唱，其中有一句“四海会宾客，五洲交朋友”。北京还专门在亚运村兴建了“五洲宾馆”。可是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中国是不是“五洲交朋友”呢？

1990年北京亚运会《亚洲雄风》（ YouTube / @pal2011 ）

借此国门打开的机会，兰州大学的学生李阳，发明了一套快速学习英语口语的方法，他称之为“疯狂英语”，短短几年内在中国大为流行。李阳1993年为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位议员担任口译，成为国民瞩目的明星级人物，“全民学英语”已是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我的中学英语老师经历过六四，天天都在劝我们，一定学好英语，以后出国。

在我的童年时代及少年时代，我们这些人就是在一种“否定中国、肯定西方”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只是当时惘然而已。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对中国的现状都是不满意的。我中学的政治课本里，几乎引用了邓小平关于向西方学习的全部言论。中国需要学习西方，需要对外开放，这是朝野的共识。

没有共识的部分大概就是六四这一部分。由于官方长期的讳莫如深，关于六四的过程及评价，我是在南京上大学之时，第一次听亲历者讲述过。我1997年开始上网，98年即发现了很多海外新闻及学术网站，其中有一个叫做“64memo”的网站，上面有大量关于六四的图片资料。当时那种震惊，真是难以言表。

那时候中国的大防火墙尚未建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自由地访问海外网站。除了六四之外，还有台湾官方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网站，在这些网站上，我知道了很多我过去从不知道的事，使得我不得不重新探寻，我所成长的八十年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多道理是我上大学之后才明白的。我很感谢当年那些在课堂上回忆往昔的老师们。有些老学者经历过中日战争、国共战争，有些老师经历过反右、大饥荒、文革，有的老师经历过六四。那时候，大学的课堂上还没有安装摄像头和录音设备，学生里也没有党团安排的信息员，老师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讲历史故事。

1998年，西安为克林顿访华建造的欢迎广告牌 （ REUTERS / PTB ）

我去大学的前两个月即1998年7月，克林顿总统访华的第一站就是西安，他是六四之后访华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代表中国的西安官员郑重地递给克林顿一把钥匙，然古城西安的南大门缓缓打开。那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性的镜头，这个古老的中国，再次向以美国为首的外部世界打开了大门。

我这代人，人生的前二十年，中国的关键词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邓小平说，坚持总路线100年不动摇。让我们这代人曾经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样的日子会伴随我们终生。在入世之前的二十年，虽然有各种跌宕起伏，但整体在路径上，中国还是向着更加开放的方向。这就是我青少年时代对中国的大体认知。这些都让我们彼时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二、如金子般发光的日子

2001年，中国年轻人在上海的一个电子展上上网 （ REUTERS / Claro Cortes IV ）

2002年大学毕业之时，很多同学选择考公务员进国家体制，我也未能免俗，但当时进入体制内工作大概率是会被同学鄙视的。那时候互联网经济刚刚崛起，到处流传着做网站创业的传奇故事。丁磊（网易创始人）、张朝阳（搜狐创始人）、马化腾（腾讯创始人）就是那个时代的神话。很多人放弃了进入体制的机会，去大型企业工作。

我当时考上了中国广电总局的公务员，我父亲是广电系统的，怂恿我考这个部门。我当时已经决意从事新闻，最终还是放弃了做公务员。2002年的7月13日，我从南京飞到了北京，住在南城半步桥的一个小公寓里。为了拿到北京户口，我去了一家隶属于中共的日报工作。

随后就遇到很多大事。首先是那年夏天，中国的大防火墙建成并开始试验运作，从此，很多港台及美国、欧洲的新闻网站就不能继续访问。我认为GFW的效果，终于在二十年后初见成效。200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访问过外面世界的网站，同我们这代人相比，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简单而可怜。如今中国大陆网络上“小粉红”现象与此密切相关。

自由是这样一种东西：一旦曾经获得，就无法失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上网需要借助很多软件，才能不受阻碍地去看中国以外的网站，这个动作后来被称为“翻墙”。当时我们没有人觉得是多大的事情，如今，很多地方都传出因为翻墙访问X（Twitter）或者YouTube被拘捕的案例。

那年秋天，中共十六大召开，北京城戒备森严。江泽民和胡锦涛之间的权力交接，是中外瞩目的大事。这是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后第一次和平的权力交接。邓小平在1992年确立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体制，并隔代指定接班人胡锦涛，且每一代领导人仅能连任一次，执政时间为十年。这就给外界呈现了一种“制度化”的假象，人们对制度稳定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2002年，江泽民（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国庆53周年宴会上向胡锦涛（左二）和李南清（右）敬酒 （ REUTERS / Andrew Wong ）

江胡交接之后，人们对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引发的政治焦虑，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与此同时，广州的一种怪病在蔓延，但早期的新闻被压制，直至春节后才开始大范围非正式的流传，这就是非典型肺炎（SARS）。

虽然被压制，但还是有媒体冲破禁令，报道了SARS。一位名叫蒋彦永的军队医生，在4月向外媒公开透露了中国非典型肺炎的真实情况，刚刚上任的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停职，同时被停职的还有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类似的情况发生在2020年1月，一位叫李文亮的医生在私下的信息渠道非公开地提及了新冠肺炎，被武汉政府严重警告，后来他被誉为“吹哨人”和“英雄”。

中国政府在2003年4月下旬，开始公布真实的非典型肺炎患者病例及数字，并允许WHO专家到北京调查。虽然有些迫不得已，但这些开放的姿态还是让外界认为胡温的上任，为中国带来了颇不一样的改变。人们对3月刚刚当选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寄予厚望。

公民社会中的媒体人

2003年，一名男子在北京街头的报纸杂志摊上看书 （ AFP / FREDERIC BROWN ）

新闻人当时都很乐观，觉得依靠自己手中的笔可以改变中国。2003年3月，一位叫孙志刚的企业职员在收容所中以不明原因死亡，以滕彪为首的三位法学博士给官方上书，要求废除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6月20日，《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3月的人大会议后，在新闻界开始流传一个新的词汇：胡温新政。但当时我是失业状态。我在3月初刚刚和一家新近崛起的时政报纸《21世纪环球报道》谈妥，去做该报驻北京记者。这家报纸隶属于广州的南方报业集团，在业内被认为是具备改革气质的自由派媒体大本营。可是当我在3月17日入职那一天，被告知报纸被停刊了。那一天，温家宝刚刚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21世纪环球报道》头版 （ 维基百科 ）

报纸被停的原因很简单，一位记者采访了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请他对邓小平时代做简单评价。李锐说，“邓小平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这是不对的。”本来这句话在终审时已经被主编删去，但印刷时（未知是否有意）使用了先前的版本。3月17日出版的这期报纸被收回，报纸被停刊。

刘晓波后来评价这份报纸被封的原因，他说，“他们过于关心国内外政治。”对我来说就很讽刺，因为我在胡温新政的第一天就失业了。那时候，我对所谓的“胡温新政”发生了一丝怀疑。毕竟关闭一家报纸，显得意识形态的管理部门非常小气，而且那句话并没有讲错，何况还是党内高级干部讲的。

但也是这一年，中国的新闻管制似乎有所松动。当年秋天，南方报业集团在北京创立《新京报》、新华社在上海创立《瞭望东方周刊》，均被认为是具备自由派倾向的媒体。次年，《时代人物周刊》于北京成立、《南方人物周刊》于广州成立。

记者因为薪水的多寡在各个媒体间频繁跳槽，大家都似乎觉得迎来了一个媒体的黄金时代。后来成为腾讯公司副总裁的陈菊红，当时是《南方周末》的头版编辑，她在回忆南方报业的时候，有一句话被别人频繁引用：“那是一个如金子般发光的日子。”

2003年年底，《中国新闻周刊》刊发了一组封面故事：《2003，新民权运动》，并为此组稿件配发了一篇题为《2003年，公民权利年》的社论。这篇文章执笔者为成都大学青年教师王怡。文章末尾如此写道：

“经过漫长的27年，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已经站满了市民。有一种值得期待的前景，就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在议会和政府之间，同样的站满持有恒心的公民，和各种公民的结盟。”

就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后，2004年1月27日，胡锦涛在法国巴黎的国民议会大厅发表演讲。他说，“中国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消息传回中国国内，引起媒体相当热烈的讨论。中国官方在六四之后已经很久没有提及“政治体制改革”这几个字了。

2004年9月，新近成立的《南方人物周刊》在第7期杂志推出一组报道，《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王怡以专栏作家的身份入选。这个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可以视作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个政治光谱，有茅于轼、徐友渔、贺卫方等人，甚至还向台湾的殷海光致敬。

从那个时候开始，乐观的情绪开始逐年蔓延。当时大家身在此山之中，何曾想到几年后的境况居然每况愈下。这个名单中的高耀洁，2009年8月流亡美国，直到去世也未能再回故土。而王怡则在2019年12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9年。

这种乐观情绪之下，一种对政治改良的期待应运而生。首先是媒体人这个群体，积极报道各类维权事件。当时这类事件在新闻审查上比较容易规避，通常在报道之后，涉及的政府部门或者企业，出于对社会舆论的在意，也会作出相应的改善或纠正，于是记者们就有一种盲目的对报道效果的确认。

比如前文提及的孙志刚事件，在南方都市报报道之后以及三博士上书之后，很快废除了《收容遣送办法》，让当时的媒体人士气大振。不过，一年之后的2004年3月，《南方都市报》的主编程益中即因为所谓的经济问题被立案侦查。民间普遍认为这是对南方都市报的报复。

以南方系为主的一些媒体人群体，把不断扩大中国的新闻自由视作是自身的使命——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知灼见，就无法讨论中国的前途命运，就不会知道“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终极问题的答案。这是我在2008年时反思“为什么我要做新闻”这一问题时所想到的答案。

很多媒体人凭借互联网的便利，互相交换本地的信息，比如广东省内的新闻，广东本地媒体如果被控制的话，就请上海的媒体朋友来报道。这就形成了那几年在媒体生态中一个很流行的现象：异地监督。2004年，中宣部即下令禁止异地监督，这之后，对异地负面新闻，只能采用“异地评论”的方式。

2005年，矿工的亲属在听到承德煤矿瓦斯爆炸的消息后痛哭不已 （ REUTERS / China Newsphoto ）

由于我当时所供职的新闻杂志隶属于官方的新华社，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跑新闻。2005年2月14日辽宁阜新发生矿难，有214人死亡。次日我即冒着大雪赶到600公里之外的事发地。一位遇难者的遗孀在接受采访时问我：为什么有户口的赔21万，没有户口的只赔7万？都是一样的人命啊。

我当时写了一篇揭示生产事故赔偿中“同命不同价”的稿子，谁料被主管机关毙稿，不止是我，赶去辽宁的全国各地的记者，都没能发出来稿子。我们被告知只能转载新华社的通稿。我在冰天雪地里忙碌了三天，甚至偷偷摸摸半夜去看尸体，居然连稿费都拿不到。那是第一次对“媒体推动变革”这个命题发生了怀疑。

也有乐观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家提出“围观改变中国”的口号，并辅之以“公民社会”、“官民良性互动”、“中产阶级”、“新兴阶层”等一系列的周边概念，试图以言论自由为突破口，改变中国的现状。当时许多报纸都特设了评论版面，《南方都市报》甚至成立了一个《评论周刊》。

当时大家的共识就是，必须在媒体上促成对新闻事件更自由和广泛的言说。我作为《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作家，此时也开始撰写时事评论专栏。

记者、律师、教会和程序员

2009年，一辆武警装甲车停在临汾一座教堂外（后面），十名当地宗教领袖因无证礼拜被判入狱 （ AFP / PETER PARKS ）

律师和法学家则在另一条道路上。北京大学宪法研究中心的教授贺卫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领袖，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或者自己撰稿，主张中共应该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应该将宪法司法化，比如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言论权利、集会权利等，即可以得到保证，其核心是要求细化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尤其是记者和律师两个群体密切接触之后，互相帮助和配合，形成一种看似非常有力的变革力量。当时律师界的领袖是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浦志强律师，他曾经代理了《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夫妇被起诉的案子，涉及言论自由。2014年他则因六四研讨会而入狱。

而互联网公司的一些程序员则抱有“技术改变中国”的理想。一位毕业自上海交通大学的知名网友，曾经建立过一个互联网数据模型，根据他采样的中国互联网管制的数据和自己的算法，他曾信誓旦旦地说，在2017年10月的某一个时间点，中国官方将失去对互联网信息的管制能力，中国的言论自由可望实现。许多程序员认为，互联网的崛起，将极大的推动中国的言论自由。

可是很多年后，我们知道，中国互联网的崛起，即便在早期曾经有过言论范围的扩大以及令个体更容易发出声音，但整体来看，极大地增强了官方的宣传力量以及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效果。流量是党产，影响力亦是党产。技术的成长不过是增加了统治手段的高效与便捷。

2005年前后，北京和上海崛起一批为数众多的地下教会，甚至进行半公开的查经或者祈祷活动。根据香港作家陈冠中在河南的调查，他估计，截止2010年，官方教会和地下教会的基督教及天主教教众有1.5亿人之多。当时一些知名知识分子比如范亚锋及李柏光，均为基督徒。

2005年连战访问中国大陆，成为第一位踏上中国土地的国民党领导人 （ REUTERS / Jason Lee ）

2005年4月，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中国大陆，开启了此后数年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蜜月期。这是继1945年之后，国共领导人首次会谈，虽说国民党已是在野党，但连战仍在南京获得30万民众的自发欢迎。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被允许直播，这在中国是非常少见的事情。

中共在此后，也有限度地开放讨论台湾问题，以及民国历史的研究。胡锦涛为此特意在一些场合，肯定了当年国民政府在中日战争中的贡献，所谓“正视历史”。这亦成为一些改良派对胡温政府抱持期待的理由之一。我从2005年开始，陆续给《南方都市报》及《南方周末》撰写关于台湾问题的评论，此后的几年，我个人的兴趣基本是研究港台问题。

2008年3月16日，我从北京经香港到达台北，采访当年的台湾大选，但郁闷的是，我刚刚从北京起飞，拉萨就发生了314事件，我懊悔为什么要来台湾。没多久，汶川发生地震，许多媒体人冲破新闻封锁，纷纷前往四川，打破了一次“禁止异地监督”的禁令，且事后也没有被追究，在稿件上也最大程度做到符合官方的要求。

2010年，Google退出中国，谷歌中国总部外，中国谷歌用户送上鲜花 （ REUTERS / Jason Lee ）

那时候，各地网友频繁举行线下聚会，称为“饭醉”（“犯罪”的谐音），也发明很多暗语和“黑话”，最著名的莫过于“草泥马”这个词，并延伸为一系列反对政治的符号。“草泥马”打败“河蟹”，即意味着反对胡锦涛的“和谐”。2010年1月13日，因无法忍受中国繁琐的内容审查，Google搜索引擎决定退出中国，一批北京网友来到Google中国总部楼下献花。那天晚上我也在场，亲眼目睹了“非法献花”这个词的诞生。

烟花散去，留下的是改革者的“单相思”

2008年，一名士兵在为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站岗 （ Action Images / Jason O'Brien Livepic ）

2008年8月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我在北京家里的阳台上看到漫天的烟花在空中飞舞，心里不禁在担心中国未来的可能。我有点不太确信当时这些进步主义人士的乐观情绪能够持续多久。万邦来朝举国同庆的那个夜晚，我竟然有点怅然若失。我只是隐隐约约觉得，我们的乐观是大概是没有根底的。因为这些年来，不论什么事情，最后都会遇到一堵冰冷而坚实的墙。

奥运会之后，温家宝即将进行政治改革的传言甚嚣尘上，但与此同时，“普世价值”这个词汇在媒体上封杀及围剿。2008年当年出版的《公民社会评论》，是模仿当年匈牙利转型期的《公民评论》杂志，出版一期即被封禁。三年之后，连“公民社会”四个字都不能提了。

奥运会后的三鹿奶粉事件，把奥运会带来的辉煌与荣耀在短短几天之内撕得粉碎。但对我来说，真正令我死心塌地的则是发生于2008年年底的零八宪章事件。当时，我认为那份文件上的主张已经足够温和，即便如此，仍然不能被当局容忍，那么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将永远不会到来。

2009年北京，一名便衣警察（右）在刘晓波受审的法院外拉下刘晓波支持者举着的横幅 （ REUTERS / David Gray ）

易言之，中国的民间和官方各自拥有不同的思考逻辑和行为逻辑。以渐进主义改良为目标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努力，在表面上看卓有成效，但并未获得官方的任何回应，也没有在立法领域取得任何进展。与此相反，反倒是官方利用立法权，不断在禁锢律师、记者以及宗教人士的活动空间。所以改良主张更显得像是一种自虐以及自我怜悯的单相思。

比较有说服力的案例是2010年7月，波兰《选举报》的主编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在学者崔卫平的邀请下，在北京的一家书店公开做了演讲，讨论波兰以及中国的转型问题。米奇尼克说：“中国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成就，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民主的演进。那么所有逆转或者违背这个过程的行为都是违背自然的。”

与其说是自由派学者和行动者们对这个结论深信不疑，毋宁说是米奇尼克的这一说法验证了长久以来自由派学者对这个庞大国家的路径期待。中国有一句古话，“仓廪实而知礼节”，经过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中国一定能和平实现民主转型，这是很多人当时的想法。那天在晚宴上，我向米奇尼克讲述了我的担忧，我已经忘记了他是如何回应的。

三、香港，香港

1999年6月4日，数万人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烛光守夜活动 （ REUTERS / RM ）

2009年春天，因为对新闻的倦怠以及对所谓新闻理想的怀疑，几乎是带着满身伤痕，离开了新闻杂志，去GQ杂志中文版做编辑，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当时的媒体政策大体是严管新闻，但是对娱乐、时尚、体育等领域放开，所以像《Vogue》、《GQ》、《Sports Illustrated》这些杂志均有中文版本。当然，这也被视作是中国“开放”的一个特征。

离开新闻领域当然是因为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就是对任何改变都不再抱有期待，但这只是我的看法，我的很多同行当时还认为此时是中国媒体的上升期，尤其是当时许多网络媒体在崛起，开出相当于传统媒体3-5倍的薪水在招兵买马，网络媒体当时的尺度比传统媒体略微大一些。

2010年3月30日，因为三鹿奶粉引发的结石宝宝案件，结石宝宝的父亲赵连海在北京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我当时用新浪微博评论此事，微博账户立刻被永久封禁。而当时，新浪微博这个产品才刚刚在中国上线。此后，我就很少有动力在中国国内发表时事评论了。

2010年香港，一名抗议者在敦促释放赵连海的集会上吹起呜呜祖拉 （ REUTERS / Stringer ）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许多自由派人士争相庆祝。官方则完全禁止这类消息的传播，最后实在无法掩盖，由代表民族主义立场的《环球时报》发出评论，指出这是西方的一个阴谋。无论如何，六四那一批知识分子在政治变革上的努力，至少在此是告一段落了。

正是因为这种失落，我在2011年春天，去了香港工作，也是在一家新闻杂志。在那里，我试着用不被审查的中文撰写文章。过去在中国大陆，因为审查的缘故，每个人心目中都住着一个中宣部。如今可以自由的写作，于我而言是非常难得的。

谁料没过多久，就被广州的相关部门找我谈话了，而且就在香港。我们坐在香港北角的一家颇具维多利亚风格的咖啡厅里，他们质问我为何要报道陈光诚和艾未未的新闻，质问我为何不热爱这个国家。虽然在北京我也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但是他们在香港依然如此毫无顾忌，却让我有点震惊。

当时的香港其实已经在巨变的前夜。北京一再否决了香港的立法会选举方案，并在中学辅助教材中推行“国民教育”，敏锐的香港年轻人有一种对未来深深的隐忧：即在“温水里青蛙”，香港会一再丧失拥有过的自由。这种担心在七年后的2019年成为现实。这是后话了。

我从北京到香港工作，更加验证了过去我隐隐约约的看法。香港与大陆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大陆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香港正在发生什么。香港本土派的一些网络媒体把大陆人骂作“蝗虫”，而当时在大陆网络颇有影响力的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也公开在节目中骂香港人是狗，即当年所谓的“蝗狗之争”。

此后，香港年轻人的言论和主张逐渐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关于香港前途的讨论，是这个城市惴惴不安的暗流。香港与大陆的那些在制度上的不同之处，正是香港得以成为亚洲世界城市的理由，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地无三尺平的小岛成为东方最自由和迷人的城市？香港的世界性和开放性，注定会成为渐趋保守的北京政权打压的理由。

2014年2月，时任《明报》总编辑刘进图被不明人士在街头砍了六刀，情况危殆，再次引发港人对新闻自由的担忧。2015年2月，总编辑钟天祥撤换《明报》头版头条关于六四的“加拿大密件”文章，更让港人怀疑，一直以来的新闻自由已经在北京的强大压力之下无法守护。

2014年，刘进图被袭击后，《明报》的记者和编辑在香港抗议暴力活动中举起报纸头版 （ REUTERS / Bobby Yip ）

此后的雨伞运动等大型冲突，都在既定的逻辑之内。当年10月，又发生了著名的“铜锣湾书店事件”，这是一家被认为专门售卖中国大陆政治书籍的书店，五位书店人士相继在香港失踪，后来被证明是不明身份的人士将他们挟持到中国大陆，并“配合有关调查”。香港人的言论自由被戕害之后，人身自由也面临重大威胁。

“不！你还有理想！”

2014年，一名艺术家正在香港第一座永久性博物馆创作民主女神雕像，该博物馆致力于残酷镇压中国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活动 （ REUTERS / Tyrone Siu ）

三个月后的2016年3月15日，在我身上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当天下午我按计划乘飞机离开北京去香港参加一个学术活动，在首都机场被四名不明身份的人士带上一台轿车，关押在至今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一个小房间，一共19天。被塞进车里的那一刹那，我只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我不在中国就好了。

一位负责审讯的相关人士问我：你为什么要给《苹果日报》写稿？我只好实话实说：因为房价很贵，而这家报纸给的稿费很高。他又问：你仅仅只是为了钱吗？我回答说：“我就是为了钱。”他突然间被激怒了，粗暴的打断我，严厉地说：“不！你还有理想！”我当场愕然，无以为对。

此后的半年内，我不能离开中国大陆，直到当年8月底，才被允许去澳门旅行。我还被警告不能撰写时事及政治评论，亦不能接受任何外国媒体采访。与此同时，我在香港的有限居留签证也被迫中止，我不得不搬到深圳居住。但出入境并未受到严格限制，所以也经常去香港买书会友。

有一点很重要。言论及出版自由的香港，一直在为红色中国保存着那些不能遗忘的记忆。比如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的研究书籍，一直可以在香港出版和发行，香港就是中国的“真相博物馆”。但，真相就是谎言的敌人，就会被谎言的制造者无情打压，这也是当时我们判断香港处境会更加糟糕的理由之一。

更何况，在北京眼里，香港其实是一个反对派言论聚集的基地。这也是北京一再强调“港人治港”必须是“爱国的港人”才能“治港”的原因。他们对“自由”这种东西抱有出乎本能的警惕以及不信任。

四、四十而不惑

2017年的大事件是刘晓波在狱中去世。作为六四符号的溘然陨灭，这无异是一个巨大的象征。从六四之后开始的中国政治转型运动，在民间大体有两条路线，一是以体制内开明的退休官员、体制内知识分子、媒体人和律师主张的渐进改良路线，一是以刘晓波为代表的自由派独立知识分子主张的政治反对路线。二者的核心分歧是是否接受中共的领导。

而刘晓波的去世以及伴随而来的对政治反对派的驱逐和打压，使得政治反对路线趋于消失。而主张改良路线的人们，在2018年春天也遭到了现实无情的嘲弄。那一年春天的全国两会上，宪法被修改，删除了国家主席的连任规定，使得国家主席的第三届任期成为可能。这引起国内外的激烈讨论，并引发了一波移民热潮。

回顾过去四十年中国的道路，“改革开放”是一个颇能迷惑人的词汇。官方不断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六四后遭遇重挫，然后被无限期搁置。不仅如此，党务系统对政府侧的限制以“不断加强党的领导”为由层层加码。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他们总结了相当多的经验，有资金、有技术、有高超的能力继续维持高压管制，并且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以民族主义及狭隘的爱国主义为圭臬。

持自由派倾向的人群，以进步主义的思维去看待中国过去这四十年，以一个虚假的期待作为奋斗的目标，认为中国的发展进路是线性的、不断往上的，中国会不断保持开放姿态。如今看来，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我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并且在人生的前半部分积极投入去实现这样一种期待，犹如飞蛾扑火一般。

历史不会一直是进步的。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反反复复的事情太多。当年义和团领袖朱红灯也是带着农民在山东推倒圣诞树及火烧教堂的。就像如今，在和服的起源地苏州，穿和服竟然会被警方问话并且被强制脱掉，安倍晋三去世的时候，中国国内互联网上一片欢腾之词，这在八九十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有句古话说，四十不惑。也就是说，人到四十岁的时候，才能够明辨是非，才有了自己的价值尺度与判断标准。我的前半生，基本和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时期相重合。我这些人生颠簸，几乎也都受到中国政治演进的影响。台湾作家龙应台曾说：一滴水，如何知道大江大海的方向？

看着昨天的世界不断崩塌，也离我渐渐远去，我并没有觉得更迷茫更彷徨，只不过对中国更悲观而已，然后将自己限缩于个体建构的小世界之中，对当下的中国，想说的话越来越少，可能以后什么都不会说，这大概就是佛家讲的“大悲无泪、大悟无言”吧。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两年前，我跳槽去了一家财经媒体，全职做农业报道。我以为这是份更靠近土地、靠近食物的工作，能把新闻报道和具体的生活重新建立联系。和那些书写风味的美食作家不同，我写饲料行情、生猪出栏、粮价波动，采访种地的人、做养殖的人、推广农业技术的人……总而言之，就是报道食物供应系统，试图梳理它的生产链条、流通结构和价格逻辑。

然而很快，我就发现，我们的选题多源于上市公司公告和财报。绩效要求我每个月要出十几篇稿子，导致我绝大多数稿子都是电话或者微信采访，当天就必须把稿子写完。只是偶尔才会出差去实地采访。

因此，毫不意外，哪怕我每天都在写“吃”的问题，我依然看不见食物——大公司的财报只会描述宏观的状况。这种描述相当笼统，只靠着财报里的三张表（注：即财务体系的三大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无法解释得清食物是怎么被生产、被处理、被消费，又是怎么在中途被丢弃的。我常常困惑，我真的是在做记者吗？

一、看不见的猪脓包肉

我第一次深刻意识到自己“看不见”食物，是在研究一家著名养猪企业的猪到底卖到了哪里。这家企业号称每年能给1亿人提供猪肉。但真到了生活中，我没看到任何猪肉在以这家公司的名义售卖。我把问题抛给一位分析师。他说，这家公司只需要把猪卖给屠宰场就够了，他们不需要面对消费者做品牌。

我还是想找到他们的猪肉到底去了哪里，我继续查资料，居然意外撞见了一条线索。

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有人吐槽：“他家的猪前腿脓包修不完。”——说的正是那家企业。评论后面有人回他，“打针太多了。”还有人说，“收脓包肉回去喂狗。”

他们的身份不难猜，基本都是屠宰场的人。在生猪屠宰的工序中，有一步叫白条修整。生猪身上那些不适宜食用的部分就在这一步被切除，成为废肉。有的超市和猪肉贩还会对猪肉进一步精修再售卖。

“打针”，指的是打疫苗。如果疫苗还没有完全吸收，那头猪就被宰杀了，它的身上就会有脓包。这必然是养殖企业过于追求养殖效率的结果，增效本就是现在养殖行业在周期下行时保住自身利润的办法。

◉农业展会上，各类猪企热衷于展示自己的智能化水平，以期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图片｜谢小丹

我找了张图片，看了看所谓的脓包，长得就像是猪肉上面又生出的疙瘩。长着脓包的肉是不能吃的，正常情况下也不会出售给消费者的，可剩下的猪肉也不清楚是否还有健康隐患。但当天手头的稿子不需要补充上述信息——那是一条很常规且普通的稿子，涉及的信息只有那家企业最近几年的业务发展、生猪周期走势和它的业绩波动等等。哪怕在众多对该公司的报道里面，它都极其普通。

一时间我没有精力去追踪。于是，我选择了暂时放下，先交掉这篇稿子。

在那两年里，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写这样的宏观农业稿件。写大公司，确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职业训练，每天追踪业务变动和市场挑战，很快就能摸清行业走向，商业又是弄清楚社会运转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然而写多了大公司稿件，我对农业却是门外汉，最终很多报道都突破不了宏观数据分析和供求关系讨论的框架。

所以发现“脓包”的那一刻，我其实是兴奋的。这个线索没有人写过，哪怕从功利的角度讲，如果能把问题弄清楚，也许还能换来那家公司公关对我另眼相看——过去，我跟这家公司一直沟通艰难，他们就像是躺在我通讯录里的“活死人”，无论怎么打电话、发微信，他们都不理。后来有同事写了一篇“触动”到了他们的稿子后，我们才跟那家企业勉强建立了沟通关系。

但最后，我还是没把自己的线索追下去，大概率是因为畏难。无论如何，手头的资源都无法支持我找到屠宰链条上的人去采访，或者真的进入一家屠宰场寻找答案。而下一篇稿子的截稿时间马上又要到了。

二、当记者自己遇到了下行周期

做了农业记者之后，第一个选题就是写牛羊肉价格下跌。采访一位内蒙古养殖户后，我们变成了朋友。之后牛肉价格下跌了很久，我第二次再去找他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好问的了。反倒是他问我，各地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吗？我说，没有。是真的没有，过去的两年半，我大部分选题多多少少都会涉及行业下行、价格下跌。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羽毛球涨价，很多羽毛球爱好者因此哀嚎，打不起球了。可是，羽毛球涨价是因为羽毛的成本上涨，羽毛成本上涨却是因为贩子们收不到毛了——养鸭亏损，很多养殖户已经退场。这个线索让我偶尔还能在数据和研报之间，找到一点点食物和人的联系。

另一个例子是，肉鸭这条产业链里，鸭肉就不如副产品值钱。因为不值钱、又需要销路，就会有人用它冒充牛羊肉售卖。一份报告里还说，很多鸭肉最终流向了建筑工地的团餐。在这个肉蛋奶不稀缺的年代，我第一次意识到，肉蛋奶消费，也能划分人群。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不是做了农业记者，我可能也不会留意菜市场里的价格涨跌，更不会在网上买菜、点外卖的时候去想，这些食材从哪来，卖给了谁。然而，去追问人们为什么不再买奶了，为什么有人吃不值钱的鸭肉，未尝不是何不食肉糜。

我们有一套常用的报道框架，其中一项是观察价格波动。价格是个很直接的抓手，既和宏观市场有关，又能映照每一个人的日常消费。价格波动，往往是因为供需失衡。不凑巧的是，我进入农业领域的时机刚好是价格下滑的周期，特点是供给过剩和消费下滑。过剩来源于在上行周期里的乐观预期，人们好像以为市场会无限大，几乎所有人都在加大投入，憧憬未来的高收益。但是冰冷的现实是，上行周期会结束，人们会消费降级。

◉水稻试验田。图片｜谢小丹

写农业的这几年，我能看到行业的下行，现实常常让我心情低落。更糟糕的是，学会了这套商业分析逻辑，我总忍不住要想想自己的行业和公司。做记者还是什么好职业吗？大家几乎都会想这个问题，也会尝试着去找出路。如果自己的条线形势一片向好，日子可能还好过一点，像是科技媒体的老师们大概率日子还好过。媒体要自保，势必要多找投放和合作，也必须要更关注那些欣欣向荣的行业和企业。甚至，这些年很多主流媒体公号上的重磅长篇农业文章，常常来自几家互联网公司的软文：某家电商如何参与乡村振兴；某短视频平台如何推动农产品直播带货；某大厂如何用新技术让农业看起来更像一个高科技产业。

但真正种地养猪的农业显然不在此列。每年财报季，那些农业公司的营收，甚至还赶不上科技、工业公司的利润。农业公司多数又不直接面向消费者，没什么打造品牌的需求，不需跟媒体合作。加上我那些拾人牙慧的稿子确实没什么人看，流量总是垫底，我最终没保住自己的工作。

三、标准化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其实，在农业报道里面，也有很多让人振奋的叙事。有蓝莓企业跟我介绍过，如何将蓝莓做得标准化。标准化，简单来说就是用传感器不断监测数据，再用上设备辅助调节，最后保证果树能得到统一一致的光热水肥条件。

这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看天吃饭和产品非标品的难题，降低了他们的运营难度。而对消费者来说，标准化意味着买水果不再仿佛开盲盒，不会这次觉得口感好，下次味道就不一样了。

我在云南昭通、北京平谷也看过类似理念的果园，果树与果树之间不光行距、株距统一，就连果树的形状都修剪得一样，像部队的方阵，让每一颗果子都能获得同样的光照。果实也有标准的分级，有特定的机器对水果做分拣，能确保大小、形状甚至甜度的统一。

甚至我还体验过上百万的智能拖拉机。当我们还在争议城市里智驾是否安全的时候，这一技术已经找到了一个很好落地的场景——大规模农田。如果克拉克森不是买辆兰博基尼拖拉机，而是买辆带有智能驾驶辅助的拖拉机，也就不会一开始把地耕得歪七扭八了。

◉工作人员为参访者介绍东北黑土地上的百万拖拉机。图片｜谢小丹

养殖行业也一样，今天的养殖企业甚至可以通过传感器精确地知道每头猪吃了多少饲料，再计算出这些饲料能让他们长多少肉，这种精细化运营可以有效地降低喂养成本。

刚进入农业报道那会儿，我也曾对这些故事充满兴奋，以为凭借技术手段，农业可以克服看天吃饭，克服一切不确定性，最终消灭饥饿、让所有人吃得更好。

事实上，中国的城市消费者已经享受到了这种便利：生活在北京，一年四季都有稳定的新鲜水果蔬菜，买菜可以选择送菜上门，不想做饭可以选择外卖，或者就近找一家餐厅解决……

生存需求看似被轻而易举地满足了，但真正的“吃饭”变得越来越轻飘飘，既看不见食物，也看不见食物的生产过程，浪费也不再是一件需要羞耻的事。“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成了一种极容易被突破的道德约束，需要被政府发起的“光盘行动”来教育。

作为消费者，或许可以靠更透明的信息缓解焦虑。但作为记者，作为信息传递的一环，我却更无力。企业会讲规模化、讲产地直采、讲订单农业、讲二维码溯源……大部分时候，我只能相信他们的商业判断和解决方案，做了他们市场教育的工具。

但我又无法全心全意拥抱那个商业世界。哪怕从逻辑上讲，规模化生产也不真的意味着安全，只意味着有问题的食物会更大规模地出现。再加上庞大的农产品流通体系，波及的范围就会更广。

◉每个城市都有几个这样的农贸市场才能满足市民生活需要，但它仅仅只是农产品流通体系当中的一个枢纽。图片｜谢小丹

农产品流通体系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连接零散小农户与庞大的消费市场。于是，从一块土地上的农作物出发，要经过产地经纪人、集贸市场、产地批发商，再穿越销地的一级批发市场、二级批发市场，最终抵达商超、农贸市场或餐饮企业，才走到消费者的餐桌上。每个环节之间，都有着无法填补的信息差。如果今天消费者要受到食品安全的困扰，可能这里面的每个环节都尽了自己一份力。况且，这套体系又太长，层层加价让农户和消费者都难以获益。

我还有种不安。过去，那个养牛的朋友告诉我，在他的老家，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很多人把回家养牛作为避风港。今天，“返乡种地”也是媒体们喜欢做的选题。可他们返乡后，假如以这种方式经营农业，成本将会巨高无比，又要经历农产品价格的周期性波动，返乡务农真的是出路吗？如果小农户都退出了农业，在城市里真的会有更好的生活吗？

四、我的实验田

写农业稿的时候，我遇到了许许多多何不食肉糜和外行的时刻。于是我换了一种方式学习：去年，我在住处附近的一个共享农场租了10平方米的土地。解决了种什么、怎么种的问题，终于把种子撒到土地里，我又焦虑了起来，开始担心收不回租地的成本。

成本当然是收不回来的，只不过能身体力行地对自己的报道领域又加深了一点点认识。

在农作物长势最好的7月底，我出了趟差，加起来9天。临出发前，我还拜托朋友去帮忙浇水。后来一看天气预报， 北京那段时期要连着下雨，索性就跟朋友说，不要去了。

回来后，又遇上北京连日降雨，地里变得格外泥泞，没法下脚，所以前后大概半个月没法去查看那一小块地的情况。我以为，老天爷会帮我照料好那些蔬菜的。

结果面对的却是一片狼籍：所有的叶菜都死了，辣椒泡烂了，番茄幸存了几棵，只能说是勉强活着。只有没有经过人类长期驯化和培育的薄荷和紫苏，在暴雨过后依然生机勃勃。

之后的八月，高温多雨，即便补种也没有一棵蔬菜存活。不只是我，因为天气原因，蔬菜种植户们跟我一样损失惨重，去年夏天，蔬菜价格飞涨，在气候变化面前，小白和老手几乎是同样脆弱。

◉2024年北京夏季高温暴雨后，辣椒、茼蒿、生菜全军覆没，没有救活。图片｜谢小丹

我不仅遭遇了天气的挑战，身体也因为种地饱受摧残。

种地最初，我决定不除草，因为听说保留杂草可以给土壤提供更多覆盖，保留根系还可以减少对土壤里微生物生长环境的破坏。

但几乎每个路过的人都会问一句，你怎么不除草？有一天，一位邻居大爷同样停下来问我，我便兴致勃勃地分享学到的知识。

结果他反问，是不是抖音上看的？他的言下之意很清楚，我被抖音骗了。于是我继续辩解，却惹恼了他。我没能修复邻里关系，之后再在农场碰面，他再也没有理过我。

后来我没能抗住压力，跟杂草斗争了很久。因为蹲在地里除草，膝盖落下了病痛，直到今年夏天，才彻底痊愈。

种地其实除了心理疗愈外，对做农业记者没什么帮助，最终还是要回到业务层面上去思考自己的答案。

农业领域里也有一些新选题：返乡的新农人，消费企业介入种植上游，甚至火锅、茶饮里又出现了新的农产品……这种选题有很多。然而，这些选题真的载得动农业吗？

在写阳光玫瑰的时候，我遇到过一位阿姨，费劲让她相信我是记者之后，她立刻情绪激动了，大骂媒体无良。她说，家里做建筑生意被骗了很多钱，想着做阳光玫瑰保住生计，却又遇到了烂市，采访就是在往她的伤口上撒盐。

那天，我惹了烂摊子，努力给她发微信和短信补救，又费了一些口舌才把她安抚好。她还把自己丈夫的号码发给了我，让我去找他聊一聊。

我没有再去联系他们，把我们的对话全删除了。那时候，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种植户素材，选题也很简单，就是要写一写阳光玫瑰这个品种是如何失败的，已经没必要再去打扰他们。况且一个轻飘飘的选题，也承载不了这样的家庭伤痛。

过去的两年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时刻迫使我反思，究竟想做什么样的农业报道，要怎么去做？

偶尔我会想起自己的前领导。他说，我们的优势是每天跟行业里的人泡在一起，所以能更及时了解行业里的变化。我被这句话戳中了，把它奉为了金科玉律。

来做了农业后，写了两年半稿子，农业呈现给我的面貌越来越复杂。它不光是商业模式，也事关生计，不光有智慧农业，也有它传统的那一面，我也越来越不甘心待在商业的框架里去报道农业。

究竟怎么做，我还没有答案。只是我不能再用门外汉的方式来写农业了，唯一能想到的方法就是前领导的那句话，每天跟行业里的人泡在一起。我得离得再近一点了。

食通社作者：谢小丹，前农业记者，梦想有一小块地自己种

写在前面

今晚聊一部重映的电影——《青蛇》

本来这部重映是我近期最想推荐大家去看的一部，结果却成了我最不敢推荐的一部。

和《死神来了；血脉诅咒》面临的问题一样，我不知道该给大家推荐哪一版本，感性上我相信这部在影院里看是很难得的体验，但理性上我认为只有看它未删减的版本才能获得它的表达。

为何《青蛇》有如此强的唯一性，因为它绝不仅仅是一部追求爱情的故事，爱在整部电影里只占据着一角，整部电影都是围绕着那层不可见的“欲”展开的。

它讲的是一条蛇想成人的故事，是一条蛇懂了爱的故事，更是两个女人追求欲望的故事。

它是一个奇情故事，是一个神话传奇，更是两个女性命运的历史书写。

一旦没有了欲只剩下情，这一切都将不成立。

我们今晚的这篇文，就主要去聊这一个词——情欲。

一、

这部与历代白蛇故事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放大了蛇的蛇性，是最重视蛇这一意象的作品。

青白二蛇即便化形也遮挡不住她们的蛇性，能躺着绝不走着；白蛇和许仙的交往身形摆弄似是缠绕；两蛇化形初始脖颈相交摩挲纠缠；青蛇从房顶落到声色场的地面上，更是像一条蛇倏然落下，软绵绵地缠着舞女共舞。

所以要了解这部片，我们就要先了解蛇。

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中，蛇的象征和文化意涵很早就出现了。因其身似性器官，它最常见的是与性相关，又因其水陆两栖而被认为阴阳同体，在先民的崇拜和认知中，它多被视为雌雄同体的生物。

比如在世界文明中广泛存在的衔尾蛇图像，我国出土的凌家滩玉龙同样是一条衔尾的蛇形生物；以及女娲和伏羲画像尾部的缠绕，尤其汉画中他们多以连体孪生的形象出现，两性同体存在于很多地区的崇拜中。

所以因其性的象征，蛇一方面被作为生殖崇拜，另一方面被认为是性欲交合，代表纯粹的欲望本身。

《青蛇》首先还原了蛇身上的第一层意涵，那就是蛇与欲总是相关联的。

电影的开篇就勾勒出了欲的氛围，第一个镜头就是顺着水流漂下的青色纱巾，配合着婉转泣诉的音乐；青白二蛇的出现是为一个赤裸身体在林中生育的产妇挡雨，而产妇的赤裸又成为了法海最初始的欲望心魔。

白蛇与许仙的交合凸显的是白蛇和许仙的欲，许仙并非是为爱沉沦，而是为欲沉沦，所以在看到白蛇的那一刻低头注视的是白蛇半隐半露的胸部，在看到青蛇扭腰舞蹈时会眼睛发直。

青蛇去引诱许仙更是对姐姐的追逐，她想要体验到姐姐的快乐，所以姐姐在水池里与青蛇缠绕欢笑，这构成了她们之间的欲。

而当法海让青蛇历练他的心魔，命令青蛇引诱他时，青蛇与法海又构成了另一重欲。电影的插曲《莫呼洛迦》多次响起，莫呼洛迦本就是人首蛇身的大莽蛇神，当青蛇抱着法海水中露出的蟒蛇蛇尾交欢时，两人已经完成性欲交合。

欲是勾连起片中每一个角色的索道，在青白想要成人的世界里，整个世界充斥着蛇性，充斥着情与欲的交合。

只有做到这种极致，才能彻底抛开性别的枷锁，进而进入人内心因欲而产生的情爱世界。

二、

欲不是青白二蛇寻找的最终答案，她们来到人间是寻找人之所以为人的关于情与爱的那一面。

《青蛇》删去了传统版本白蛇报恩的剧情，白蛇化形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成人。想要学会人的感情，了解人间的情爱。

所以白蛇选择了许仙，她看到秦楼楚馆之外的水上学堂，那是与色欲完全相悖的场所，而在学堂里她看到了一个看似离色欲最远的人，那就是批评耽于情欲的学生的夫子许仙。

白蛇早早流下了那滴属于人类的泪水，也因为她比青蛇多修炼了五百年，她更早地懂得了如何去区分自己的情与欲。

电影对于情爱的探索，重心放在了青蛇身上。

她不信任姐姐追求的情与爱，她觉得情是不存在的，因而她入世的第一站就是风月场，人世间在她看来只有欲的存在。

所以她欣然答应帮法海修炼心魔，以情欲去勾动法海；她会去引诱许仙，不止是嫉妒和好奇，她更想看看即便是姐姐相信的飞不出她手心的老实人许仙，是不是也会耽溺于情欲，在她的引诱下变得没有定力。

但与她相处五百年的姐姐发现了她有情的一面，她看出了青蛇与她的反目和斗法只是为了验证自己是否还紧张她，她的情放在了自己身上。所以姐姐让她回紫竹林，继续去做蛇，做她想做的事，不要承受因人间的情爱而产生的愤怒和痛苦。

青蛇直到姐姐即将死去的那一刻才真正懂得了情。

当姐姐弥留之际用脸颊摩擦她的脸，镜头闪回了二蛇刚化形的时候也是这样摩挲。情与欲在这一镜头中被缝合在了一起，漫天的雨、水和泪掺杂在一起，这是青蛇开始懂得情的那一刻，她体会到的是即将失去的痛苦。

而她真正落下了第一滴清晰完整的泪，是见到被剃度的许仙的那一刻，她这滴泪是为自己也为姐姐而流，她发现了自己的情在姐姐身上，感受到了自己即将失去的痛苦，也感受到了姐姐当时那滴泪落下的心境。

最后她杀死了许仙，因为她想要满足姐姐最后的情感需求，于是她选择杀死许仙让他永远陪伴姐姐。这不是法海口中妖性的一面，反而是至情至性的一面。

三、

欲不止与寻找到自我有关，同样还与权有关。这是这部电影尤其是李碧华原著的另一面。

之前聊《白蛇：浮生》的时候，我们列举过白蛇故事的演变，包括早期的“美女蛇”故事，到明清时期的贤妻良母甚至是《义妖传》中将青白二蛇进行有情有义的改写。

这其中有一个很明确的点，那就是在白蛇身上，对情欲二字的彻底消除。美女蛇尚且是以情欲引人的，到了“义妖”二字之后更是对于性的完全剥离，也是对白蛇化身的女性身上的情与欲的剥离。

在白蛇身上出现的性压抑与封建礼教的发展契合，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转变中，女性的欲望被首当其冲地压制，被认为是不洁不贞的，是危险并且害人害己的。

对欲望的拥有其实就昭示着对权力的拥有，而白素贞与小青作为两个在历代文本里无法表达欲望的女性，她们在《青蛇》的文本里以极大的声量发出了女性追求爱欲的呼声。

这是她获得权力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妖想要成为人，其实就意味着一个女人想要在情感层面上获得和男人同样的位置。

就像是王秀珊在《自白蛇传说之原型意涵论李碧华<青蛇>中的女性爱欲与命运》中说的那样：在文本为男性所掌握的叙述之下，白娘子愈演变愈多情执着的形象除了代表着民间大众对追求爱情自由的呼声，并且还藏着一种属于女性的声音，幽幽诉说关于爱欲与自我发展的一种原型命运。

所以在这部作品里，我们能看到白素贞要如何将自己缝合进男性的世界方能得到他们的认同。

书斋的老夫子在发现白素贞治病救人后才纷纷称赞许仙找了个好老婆；众人也是因此而赞颂白素贞。

直到她为许仙诞下一子，才被法海承认她获得了人的身份，也就意味着她得到了以法海为代表的父权社会的秩序和规则的承认。

这与传统家庭中女性获得地位的身份是结婚和产子别无二致，只有生下了儿子让自己获得“母亲”这一社会身份之后才能获得相对应的社会位置。

《青蛇》不止是对情欲的追求，也写出了情欲与权力的对照，以及她们追求权力的方式。

在李碧华小说的最后，依靠破四旧这样一场席卷全中国的大破坏才成了雷峰塔倒、青白蛇团聚的契机，这当然不是她对这段历史的赞颂，但它意味着唯有彻底的破坏才能迎来重生。

她们被更大的权力误打误撞地“拯救”，她们在塔倒后继续追求自己的欲望，小青看向姐姐想到“素贞不安定了。嘿，一有男人在，她就不安定了！”

何必安定，所以“横竖素贞看中了，就让她上吧”。

“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自由不是恩赐要去夺回
起来吧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起来反抗夺回自己的权利
打倒红色法西斯 推翻共产党暴政
不要谎言要真相 不要奴役要自由 暴政共产党下台”——8月29日晚10点，重庆大学城现巨幅投屏标语。

CDT编辑注：读者可前往工劳小报官网订阅新闻信，或加入Telegram群。工劳小报简介：“工劳”这个名字是工人和劳动的简称，同时也是“功劳”的谐音。我们想透过“工劳”这个词来强调基层劳动者在维持中国社会运转中的贡献。但同时，工人也是社会不公的最大受剥削者，长期处于失语、不可见的无力处境。我们反对此种现状，希望提升劳动者的能见度，让我们彼此能看见、理解社会不同劳动者的处境，並期盼不同职业的、不同性别的、不同民族的劳动者能达成真正的团结。

导语

今夏的高温与极端天气，再次将基层劳动者的处境推到公众视野。7月，青岛大学的宿管员疑因持续高温突发疾病离世，山西载有14名采椒零工的中巴车在洪水中销声匿迹，令人想起2023年7月涿州水灾中被困在厂房的工人。此类事件并非偶发个例。随着极端高温与暴雨天气日益频繁，基层劳动者面临的生存与工作压力进一步加剧。

根据《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1961年至2024年，我国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根据中国天气网（1、2）的数据和澎湃新闻的信息汇总，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的高温日变得更多、更热、更早，暴雨和大暴雨天气过程的持续时间也有增加的趋势。今年的异常天气在6月已初露迹象。6月，全国平均气温21.1℃，较常年同期偏高0.9℃，与2022年并列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一。全国平均降水量85.8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3.4%，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5成至2倍。7月，北京出现特大暴雨，24日-28日间，全市最大降水量543.4毫米，相当于四天下了近一年的雨。

图源：澎湃美数课

极端天气对劳动环境暴露度高、劳动强度大、休息条件差的劳动者有更大的威胁。比如，厂房、工地、矿井容易积水、坍塌，户外劳动者（外卖员、长途运输司机、清洁工等）中暑或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显著增加。同时，这类劳动者还往往缺乏相应社会保障：高温津贴、防暑降温措施难以落实；极端天气带来的伤害很多时候被视为“自然灾害”而非“职业伤害”，劳动者及其家属维权难。长期处于高暴露、高强度、低保障的工作环境中的劳动者既缺乏应对气候风险的条件，也缺乏制度性的保护，ta们是受极端天气影响更甚的群体。

气候极端化与劳动风险叠加，基层劳动者正以身体和生命承担着这场气候危机最沉重的代价。工劳小报第一期主题刊关注气候危机下的劳动者，梳理今年以来，高温和暴雨天气下基层劳动者面临的多重风险，以及相应制度保护的状况。

高温之下：未落实的补助与保障的不均

相比过往公众认知里，建筑业户外工作者最常面临高温天气的风险，今年，室内劳动者的脆弱性也格外凸显。7月6日，青岛大学宿管疑因高温去世的消息，引发了关注高温下劳动者处境的小高潮。无独有偶，7月15日，西安一保安也因高温天气在保安亭猝死。在一年比一年严峻的夏天，保护劳动者的政策是否到位，又是否真的能在实践中落在实处？

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但更重要的并不仅是发一笔钱，而是为工人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温度，采取必要的防暑降温措施，如减轻劳动强度，调整工作时间，定期为劳动者提供健康检查，并采取新科技、新设备控制高温，进行日常监测和健康检查等。

越来越多工人的工作环境已达到应发放高温津贴并采取其它措施确保用工安全的条件，因为大部分中小型工厂的流水线都没有空调，车间温度动辄达到33度以上。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哪怕工作场所突破高温，高温津贴的发放和执行往往混乱且不规范。中国劳动趋势的分析指出，高温津贴实际落实上各省各行其是，缺乏统一标准，多个省市区别对待室内外工作者，且津贴标准多年未更改。在过往法律判例中，企业可能声称温度达标，拒绝发放高温津贴，劳动者起诉后需自己提供对工作场所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和证人证词，否则法院可能驳回劳动者的申诉请求；而及时发放了津贴的用人单位可能也以此来免除改善劳动条件的责任：今年6月，有上海企业被曝光，老板以‘高温费已发放’为由，拒绝在车间开启空调，导致员工在高于37度的环境中工作。

图源：国际劳工组织

高温劳动导致的工伤和工亡常因发生时间和地点的模糊，而被用工单位推诿责任和拒绝赔偿。7月，西安猝死的保安周某就因在上班前一小时出事，且长期居住的条件恶劣的职工宿舍严格意义上不算作工作环境，遭遇相关责任方的推诿，小区物业称周某属于外包员工，劳务中介则认为周某是在正式用工前一小时猝死，不符合工伤，公司仅愿意进行有限的人道主义赔偿。现实中热射病发病以及因高温造成的伤病实际发作的时间地点可能有延迟或模糊性，由于缺乏更明确的政策细则执行落实的规定，企业得以规避工伤责任。

另一暴露在特殊脆弱性的高温劳动群体是大量就业不稳定、处于非正式劳动关系的工人，包括建筑业、农业、家务劳动者、拾荒者和街头小贩等。例如，平台接单的家庭服务业劳动者大多为灵活就业的网约工，尽管其工作环境符合高温津贴的标准，但由于ta们大多没有和平台或外包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平台便规避了提供权益保障的责任。非正式劳动者的高温劳动保障非常不足，这类工作又因其灵活的工作时间可能更多吸纳了需要承担双重劳动的女性。这再次提醒我们，高温天气的风险哪怕在劳动者当中也并非均等，原本就落在社会保障网络之外的工人没有退出高温工作的选择，也更缺乏制度保障。

暴雨洪水多发，劳动者面临的多重风险

今年的汛期相较于往年有所提前，从6月下旬开始便呈“南方久涝、北方急涝”的态势：6月27日后，华中西南一带（河南、贵州等）连续强降雨引发城乡内涝与山洪，公路中断、工地与小作坊被迫停摆，外来务工者与临时工首当其冲，很多人既无带薪停工也无灾后补偿的预期。7月下旬的雨带北抬，北京在7月28日启动防汛一级响应，公共交通与文旅场所大面积停运，对零工、骑手、环卫与文旅服务业的即时收入形成断崖式影响。截至7月末，北京近郊多地受灾，受灾居民与小微企业、保洁与民宿服务人员等在保险与社会救助覆盖上的薄弱处境，延长了ta们重启生计的时间成本。8月初，南方暴雨再度“倒水式”倾泻：深圳多次触发分区暴雨红色预警，深汕特别合作区鲘门街道在66小时内录得累计891.6毫米极端雨量，地方层面一度采取“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综合措施。节律交替的降水过程，把基层劳动者置于两难境地：停工无薪，出勤又高危。      

无人机视角显示，2025年7月29日，中国北京密云区因强降雨发生洪水，村庄民房及其它建筑物部分被淹没。图源：路透社

今年发生多起暴雨失联案，劳动者在通勤、返乡或临时工地转换途中陷入联络中断与生命危险。把今年的情境与既往经验对照，则更能看清结构性问题：汛期红色预警即代表停工停运，但平台与外包体系的层层转包，使得用工调度与气象预警存在严重脱节。今年南方多地的暴雨里，清晨出工的通勤包车最易陷入“预警已发，车仍在路上”的风险之中，农忙季或采摘季的短期招工队伍尤为脆弱，一旦遇山洪就可能失联。在这些情况中，谁来下停运指令、何时通知、出了事谁负责等问题，至今依然模糊不清。

暴雨和洪水的多发也暴露出交通与物流业的脆弱：运输能力骤降，站点关停，从业者的生计因此受到严重冲击。洪水冲毁道路桥梁后，货车司机、快递与仓配从业者既担“车损自担、货损自赔”的合同风险，又面临平台考核延迟与罚款的压力；此前小报总结过洪灾对运输与出版等行业的连锁伤害，道路虽能很快抢通，但劳动者的保障却无法跟上：谁付停工的钱、谁赔损坏的工具、谁负责理赔，往往没有明确责任人。

而对于劳动者而言最大的困难是灾后的漫长恢复。对于涿州而言，灾后重建的迟滞首先体现在产业链节点的受损：作为北京出版业的库房腹地，涿州的图书物流园区“整园受淹”，有企业自述8000平米库房、约360万册存书几近全损；而图书库存常被保险拒保或保额有限，巨额亏损只能在企业与一线从业者之间层层消化，影响从编辑、仓配到营销的整条产业链条。对交通与即时配送来说，洪水后的“重启”同样艰难：城郊的快递集配站往往最早失守、最晚恢复，北京房山区一处站点曾一度困住80人；水退之后，即便车辆还在，但电瓶报废更换动辄上千元，自担成本直线上升。

此外，暴雨天气对外卖骑手的影响也十分显著。这不仅是因为骑手在暴雨中工作有更高的风险，容易遭遇交通事故，更是因为，在暴雨天气，城市居民对外卖的需求量会剧增。在暴雨天气，外卖骑手面临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因长时间淋雨而生病，脚长时间浸泡在不干净的水中带来的健康风险，在雨天发生滑倒、翻车、撞车等意外。上述风险会因缺少高质量的防雨装备（比如能够抵挡暴雨的雨鞋、雨衣）而加剧。同时，暴雨天气也会带来手机进水、电瓶车电瓶泡水等问题，带来进一步的财物损失。

暴雨中的外卖员，图源：食通社

关于暴雨或洪涝，相关的制度性保护很少。洪水突发往往被认定为“不可抗力”，由此造成的工厂被淹、工人没能及时撤离而遇难，在部分地方人社部门可能不算作工伤。而对于农民工、临时工、非正式就业人员，因为工伤保险覆盖不足，更可能面临“无人负责”的情况。对于农户而言，农作物在洪水中受损可以通过相关农业保险获得相应理赔款，但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十分有限。

与洪涝相关的另一项制度性保护是蓄滞洪区补偿。依照《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办法（2025年）》，国家会针对住房、农田、专业养殖、经济林等区域在蓄滞洪区运用期间的水毁损失予以补偿，补偿力度在损失的40%到70%之间。不过，该项补偿只限于被划定到蓄滞洪区范围的情况，覆盖范围十分有限；且该补偿只针对洪涝中一般性的财产损失，也非为劳动者提供的针对性保护举措。

结语

长期在高暴露、高强度、低保障工作环境中的基层劳动者，往往缺乏必要的物质与技术条件去应对气候风险。面对高温，建筑业、环卫、制造业等户外劳动者缺乏遮阴、降温、防护设备等基本设施；外卖骑手在极端高温、暴雨、台风等气候事件中仍需作业，缺乏有效的防御手段。由于收入有限，ta们往往也难以通过购买空调、防护服、高质量雨具、保险等方式来提升防护能力。而信息获取渠道的匮乏，则使ta们无法及时获得气象预警和健康指导等关键信息。这些条件上的不足，使得劳动者在面对气候风险时更加被动。而制度性保障的缺位，则将ta们推向更加危险和脆弱的境地。

希望幸福也能敲敲中国的门

在体育比赛中，垃圾时间是指胜负已定，比赛进入毫无悬念的阶段。若将垃圾时间的概念引入历史，北宋的最后八年，绝对是帝国的垃圾时间。

北宋最后的八年，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代帝王，在内外交困中上演了一场荒诞的亡国悲剧，最终以“靖康之耻”的奇耻大辱收场告终。

第一、内政糜烂

宋徽宗痴迷艺术和享乐，纵容以蔡京、童贯、朱勔等六人为核心的六贼集团。他们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朝堂上只剩下了阿谀奉承和党同伐异。

比如蔡京，他打着变法的旗号，大肆敛财。史书评价他“穷民膏血”，北宋的民间经济被搞得凋敝不堪。

还比如六贼之一的朱勔，他在江南大肆搜罗奇花异石，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花石纲”。他们设置应奉局，四处出击、勒取花石，再用船从淮河和汴河运入京城，这项工程连年不绝，周遭百姓生灵涂炭、中产之家全都破产，甚至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

1120年，大名鼎鼎的方腊起义爆发，口号就是诛杀朱勔。方腊起义声势浩大，参与的百姓非常多。据史书记载：凡得官吏，必断其肢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或乱箭穿心。足见民怨之深。方腊起义虽然被童贯率精锐的西军镇压，但这场起义沉重打击了北宋的经济命脉，也就是东南的财税重地，还极大消耗了本已捉襟见肘的军事力量。

第二、外交短视

宋徽宗君臣并无雄才大略，反而好大喜功，整天做梦幻想着“燕云十六州”像馅饼一样从天上掉下来。

1120年，宋金签订“海上之盟”，联金攻辽。名臣李纲忧心忡忡地指出：辽国之患犹可枝梧，金人狼虎，异日必为大患！意思是说辽国的问题，还可以应对，但金国是虎狼，联金攻辽是在与虎谋皮。

果然，最终燕京被金人攻下，北宋又被迫花费巨资，赎回了原本属于自己但被金军劫掠一空的“空城”。这场拙劣的表演，将北宋的腐朽懦弱暴露无遗。对此，金国皇帝完颜阿骨打评价说：可轻取东京，也就是可以轻松拿下北宋的都城汴梁。

第三、军事无能

金国灭辽一年，便大举入侵北宋，并轻松的长驱直入，来到北宋都城汴梁。

宋徽宗吓得屁滚尿流，匆忙将皇位禅让给儿子赵桓，也就是宋钦宗，自己则仓皇出逃。随后，宋钦宗签下了城下之盟，送土地、送美女、送金钱、送物资、送人质，还尊金国皇帝为伯父。

更令人发指的是，为凑足天量的赔款，北宋开始疯狂搜刮，甚至将宗室和官民女子明码标价抵给金国。北宋朝廷的行径，将千年帝国的尊严践踏殆尽，是人类历史耻辱的第二名。不要着急，第一名也是他们创造的。

1126年秋，金人再次南下，宋钦宗病急乱投医，竟然相信江湖术士的“六甲神兵”，把统御守军的权力交给了江湖术士，成为了王朝末日最辛辣的讽刺。

随后，为满足金人的胃口，宋钦宗下令搜刮全城、掘地三尺。1127年，金人在汴京疯狂洗劫，并将徽宗、钦宗二帝，连同一群达官贵人掳掠北上，北宋就此灭亡。

从1120年到1127年，这八年的垃圾时间，是北宋系统性溃败的总爆发。这八年政治腐败达到了顶峰，朝纲废弛，民怨沸腾，经济崩溃，民生凋敝，财政枯竭，最高统治者昏聩怯懦、投降派苟且偷生，士大夫虚妄迷信，加上战略短视、军事无能，最终引狼入室、自毁藩篱。

岳飞在《满江红》中痛呼：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里的“耻”和“恨”，正是对那八年“垃圾时间”的精炼总结。当一个王朝的统治集团彻底腐败无能、丧失担当，纵有个别的忠贞之士，也难以在“垃圾时间”中力挽狂澜，最终还是会走向不可救药的覆亡深渊。这不仅是北宋的挽歌，更是历史的镜鉴。

文｜李宇琛

2025年8月28日，微博博主“唐哲同学”的微博商业生命，被平台一纸公告判处了死刑。

没有禁言的倒计时，也无关账号的存废，处罚精准地落在了他近60万粉丝流量变现的核心命脉上：永久取消广告分成与盈利资格。

对一个以流量为生的自媒体人而言，这无异于一场数字世界的资产清零。

而执行这场清算的原因，颇具黑色幽默的意味。这位长期以“爱国”为旗帜的大V，最终是被他亲手炮制的“爱国”内容本身所反噬。

那些曾为他带去无数点赞与拥趸的帖文，最终成为了清算他时最无可辩驳的罪证清单。

这份清单上，记录着一个内容投机者的全部路径。

他用以构建其爱国叙事大厦的砖石，并非事实、考据与理性，而是更轻便、更廉价、也更易燃的材料：

情绪。

唐哲同学的微博认证是历史博主，他也曾试图证明自己的专业性。

2022年初，他转发过一张号称是作家张爱玲祖母的老照片，引人怀旧。

照片很快被证实为现代人拍摄的艺术照。

唐哲同学删帖道歉，承认自己“张冠李戴”，并将失误归结于：

“知识浅薄，难免差错。”

这句谦辞，在日后看来，更像是一份精准的自我鉴定。

当历史考据无法快速兑换为流量时，他便熟练地转向了另一条更汹涌的航道。

在这条航道上，事实的准确性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立场是否正确，情绪是否到位。

他开始娴熟地剪辑苦难，拼贴仇恨。

他的一篇关于加沙儿童的帖文，配图催人泪下，广为流传。

根据网友的溯源，那张令人心碎的照片，的确记录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只不过那场灾难的名字叫：

汶川。

挪用国殇去点缀异域的烽火，这种操作对唐哲同学而言并非孤例。

他最近的“代表作”，是一组据称是731部队的“核心罪证”图。图中的婴儿标本，足以点燃任何观者的怒火。

这些“铁证”迅速引爆了舆论。

只是，有心人根据线索查证后发现，这些婴儿标本静静地陈列在一家俄罗斯的博物馆里。

一件普通的医疗展品，就这样在他的微博上，跨越时空，成了一段血腥历史的元凶。

这种时空错乱的叙事，曾经在他一篇关于以巴冲突的帖文中达到了顶峰。

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一名华裔女子被哈马斯围困，在危急关头高喊“我是中国人”，随即被武装人员挥手放行。

这个堪比战狼剧本的情节，连他自己的部分粉丝都表示难以置信。

有媒体查证后指出，这纯属一则为了迎合民族自豪感的：

三无杜撰。

当事实的硬核被抽空，剩下的便只有情绪的空壳。

他攻击辉瑞的新冠药物，却无视公开的临床数据；他影射诋毁国内知名学者，却拿不出任何证据；他批判通信专家项立刚，甚至连对方的出生年份都张冠李戴，以至于被微博社区的公开笔记直接标注为：

思维混乱，引用内容不实。

终于，在2024年的“清朗”专项行动与2025年平台整治极端民族主义的背景下，这座由谎言、拼凑与情绪构筑的大厦迎来了推土机。

微博管理员的公告写得清晰：

“经核实，所示违规用户@唐哲同学多次通过拼凑不实信息、张冠李戴等方式，以“爱国”之名博取流量，因违反社区公约，目前已受到禁言处置，并扣除近期全部广告收益。爱国是人民最质朴、最淡然、最没有利益纠葛的情感释放，不应成为某些心术不端者的谋利工具。造谣行为，不仅扰乱了正常传播秩序，更亵渎了历史，亵渎了爱国两字。”

唐哲同学成为了那个被“亵渎”的爱国主义所献祭的典型。

他的倒下，与更早一些的前辈们如出一辙。无论是散播“人肉汉堡”谣言的“至道学宫”，还是利用爱国流量卷走粉丝6亿P2P投资的“黄生”，他们的商业模式并无本质不同。

他们都发现了一座巨大的流量富矿，这座矿的名字，叫爱国。

他们要做的，不是开采和冶炼，只是将那些最廉价、最劣质的原矿石甚至是假矿石，直接打包贩卖给那些最饥渴的灵魂。

就这样，神圣的情感被做成了一门生意，一门几乎没有门槛，只需煽动与复读的生意。

在这门生意里：

真相是负担，考据是累赘，理性是绊脚石。

而当监管的重锤落下，生意戛然而止。人们看到一个投机者被清出场外，于是纷纷拍手称快。

只是，少有人追问，那座曾被疯狂开采的矿山，在被挖得千疮百孔之后，还剩下些什么。当一种本该凝聚共识、团结国民的伟大情感，可以被轻易地标价、贩卖、并最终因质量低劣而被下架时，它的损耗，又该由谁来计算？

喧嚣过后，一地鸡毛。那些曾经的狂热与眼泪，最终证明不过是一场流量的骗局。

而最大的荒诞在于，骗子倒下了，但曾经为他鼓掌的观众，却早已转身去寻找下一个更新、更响亮的舞台。那里，同样的剧本正在上演。

李宇琛（立于尘）

写于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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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琛｜长期征求微信公众号，用于坚持写作与发声

是试点吗？

全国能推广吗？

8月22日，香港领导的财产情况于政府官网公开。包括主席李家超在内的领导，有中英两种文字版本的《利益登记册》PDF版可供下载。

其中李家超的情况比较简单，与其妻子共有一处位于油尖旺区的住宅物业及车位，夫妻二人各占一半权益。

除此之外，还要看社会和企业兼职情况。与内地官员只能有一个社会兼职不同，李主席有整整三页清单：

行政长官获赠礼物名册也需逐月公开。

我查了一下，今年前7个月，李主席没有收到任何礼物，去年底倒是连续两个月都有。

其中11月份获赠一本书、两盒食物、一瓶酒、一件摆设及一盒食物：

12月份获赠4瓶酒：

除李主席外，其他人在内地买房很积极。看来到内地来炒房的大军中，也不乏香港官员的身影。

•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与家人共拥有7处物业。有4人（或其家人）分别在珠海、东莞、中山、杭州置有房产。

•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的妻子拥有三个物业，分别是位于沙田的住宅（预备出租）、位于黄大仙的住宅（出租中）和位于港岛东区的商用物业（预备出租）。

•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的妻子和家人通过一家公司持有一个位于湾仔区的住宅连同两个车位，作出租用。其妻子还持有中山市的一个住宅单位，两人共同使用。

•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申报了三处房产，包括一个位于东区的住宅单位，由妻子拥有，间中自用；一个位于荃湾区的住宅单位，供家人自住；一个位于湾仔区的住宅单位连同两个车位，由妻子拥有作自住。

•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与配偶共同拥有一个中西区自住物业。

•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与配偶联名拥有一个新界大埔住宅物业作自用。

•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钧申报的沙田区自住物业则由其配偶拥有。

•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申报的7个物业均为住宅，一个在中西区，3个在湾仔区，1个在杭州，1个在澳大利亚，1个在新加坡。

•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及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分别申报与家人拥有2个及以上物业。

•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申报拥有一个位于东莞的自住物业。

•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珠海拥有一个自住物业。

看到如此景况，内地网友的反应非常有趣，纷纷点赞这个「试点」搞得好。

他们可能不知道，香港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并非试点，亦非始于今日，而是早在林副统帅叛逃的1971年，根据新修订的《防止贿赂条例》，官员利益申报制度就运作了。

而且，香港也不是我国惟一一个公开官员财产的城市。1993年7月2日，我国台湾公布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并在同年9月开始实施。

至于有网友希望在全国推广，这个想法可能有些不太合适。

毕竟，虽然香港已经回归，但毕竟还是资本主义制度。

正确的做法是，香港应该向内地看齐，内部申报、组织掌握即可，以免被有心之人利用，危害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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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300多部家传、整理了1200部家庭相册，发现旺族多出自读书人、绅士、企业家、地主，少数平民子弟则通过读书、从军、创业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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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遗忘才是。如果没有记忆，家就是个空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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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如果没有家庭记忆，家就是一句空话。这个任务，只能我们自己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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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七使2022｜到处喷洒毒农药，是在灭人还是灭蚊？

广东的基孔肯雅热“疫情”，已经延续了一个多月。各地的运动式“防疫”，愈演愈烈。

什么给小孩子抽血，什么破门换锁，什么全城砍树冠，全城清理私人绿植，什么全市大扫除，什么给下水道装防蚊纱网，什么拆除冷巷，什么出动吊机搬走天台杂物，什么入户排查积水……比新冠疫情时期生猛百倍。

新冠防疫的要点是封控，不让你们动。基孔肯雅防疫的要点是动你们。

上面所说那些还不算“防疫”狠招。真正的狠招是：全省各城都在疯狂喷药水消杀。

上述文字来自微信公众号“七使2022”。在这篇被删除的文章中，作者质疑过去一个多月以来广东各地为防治基孔肯雅热而采取的各类过度措施。

文中接着写道：

坐标广州，天河、越秀。

随便出门逛逛，不管哪条路，总能看到“消杀队员”们拿着喷枪在路边喷洒药水。

城中村更甚。穿环卫工制服的人三五成群，背着设备，举起喷枪，向两边墙壁和空中到处乱喷，不管有没有行人经过，反正朝你脸上头顶狂撒药水。

我回小屋子喂猫就遭遇了两三次这种“生化危机”，窄巷里白雾腾腾，怪啸连声，即使以百米冲刺速度屏住呼吸快步逃离，每次都鼻子堵塞、眼睛剧痛。

小区里当然也是这样。一早醒来，就听到远处喷枪的呜呜怪啸，然后就开始到处仙雾缭绕了。

我住在小区里。早几天晚上十点多，刚吃完饭在喝茶，听得窗外露台上忽然响起像冲击钻一样的厉啸声，以为什么鸟人居然胆敢深夜装修，开门出去一看，竟然是一个黑衣人带着一个穿环卫工服装的家伙，背着装备，拿着喷枪，沿着人行楼梯一直走上来，边走边到处乱喷。整个露台顿时毒雾弥漫，一股恶臭味扑面而来。这俩杂碎喷完露台喷走廊，沿着住户通道乱喷，再一层层往上走，每层楼都喷一遍。

问候完这俩杂碎的家人，我马上打电话报警。当然是没用的，警察例行嘻嘻哈哈，话术策应。次日，街道志愿者来检查卫生，我问那是你们街道安排的吗，回复说“会跟居委会反映的”，理由是附近出现一个病例，需要安排相关人员进入周边的居民楼消杀。

所以，现在不光每天早午晚在路边、街巷和小区空地消杀，还要随时进入居民楼消杀。

消杀喷的杀虫水，那是含毒农药。

[…]行人走在街上，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当头喷洒。上述我在城中村小巷子的遭遇就是典型案例。随着呜呜喷枪怪啸，低层住户随时随地就会从窗户外吹进来各种各样的农药，毒性颗粒会粘附在餐具、桌椅、床铺、饭菜、茶水上。沿街食店更是这样，锅碗瓢盘和食材，都会被肆无忌惮喷洒的农药污染。人吃进去喝进去，会否慢性中毒？这，难道还需要问吗？

所以，这一场场的灭蚊运动，究竟是在灭蚊，还是在灭人？

二、路边有片海｜拉拉女孩卧底、曝光郑州围殴同性恋团伙，却被拘留至今，亟待平反

2025年7月，郑州人民公园社会青年围殴同性恋事件在网络发酵后，郑州公安机关抓获涉案嫌疑人17名，依法刑事拘留11人，行政拘留6人。

遭到刑事拘留的11人中，有一名同性恋女孩韩梦，是打入该团伙的“卧底”，也正是她拿到相关证据发布在网上。而她至今仍被拘留关押。

为此，微信公众号“流放地”作者“路边有片海”发布韩梦形婚男友、郑州人民公园打人事件受害人之一小凯的讲述，呼吁释放韩梦。但该文在微信平台遭到删除。

文中写道：

韩梦是今年过年时我妈让我相亲过的一个女生。很凑巧，她是一个拉拉，25岁，原来在部队当过兵，是国家储备军。韩梦人挺好的，性格大大咧咧，但有时候显得冒冒失失的，性格有点莽撞。她是那种别人打了她，她是一定会反击回去的性格。我们性格挺互补，很谈得来。

得知了我在人民公园被打之后，她感到很气愤。看到我两次被打得那么惨，激起了她的正义感。她家离人民公园很近，所以从6月份开始，她就在夜里时不时到公园去看看，想找到这群人。

但连着去了好几天都没有碰见。

6月23日夜，韩梦又去了人民公园，终于碰到了其中一个小混混团体。韩梦利用自身性格优势和小混混套近乎。为了确认是否是打我那个团伙，她还故意聊到了男同这个话题，和他们聊得很火热。那帮人说，他们是因为痛恨男同，才埋伏在公园西北角(即同志据点)打人的。并邀请韩梦待会观看打人过程。

韩梦假意与小混混们交好，跟他们说自己也痛恨男同，想跟着他们一起找乐子——实则为了偷拍视频获取证据，只有拍到他们打人的视频，他们才无法抵赖。

随即他们抓了一位男同，口头训诫了这个男同，韩梦还配合他们诬陷这个人对一位女性性骚扰，将这名男同扭送到派出所，从此获取了小混混的信任，与小混混们"义结金兰"，并合拍了一张合影(有两个小混混没上镜)。她发给我分辨，看看是否是打我的人。

她还加了打我那几个小混混的微信，把他们拉到了一个微信聊天群里。韩梦建立这个微信群有两个目的：

撺掇小混混们在群里发他们打人的视频，坐实其罪证；

聚拢所有曾在人民公园随机打人的小混混同伙加入群聊，帮助警方最终一网打尽。

[…]7月7日前后，派出所拿到了韩梦搜到的证据，抓获了小混混们。结果没想到，就因为韩梦还击了6月27号那个拿铁锤砸她的男的，韩梦也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了。从7月7号到现在，韩梦都关押在“三看”（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打人的小混混中有5个未成年，被当场释放，没有被拘留。

她一个小女生，在与犯罪分子周旋的这几天里，未曾有过一丝胆怯，我真的很佩服她。跟随拍摄期间，偶尔还劝阻他们凶残的暴力行为(比如没收小混混的辣椒水对着空气喷空；小混混打起人来，她会说，这里有监控不能打)。

近几年，类似我被打的案件有很多起，这次能很快一网打尽这群小混混，多亏韩梦以身入局，卧底其中拿到的证据。我认为韩梦不应该受到惩罚，反而应该嘉奖这位为民除害的巾帼英雄。

三、劳东燕2004｜这些年来，明显感觉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

8月19日，劳东燕教授发布了一条微博，以十分温和的语言诉说对近年来社会发展的感受。即便全篇未提及任何敏感话题，该帖仍被审查，目前已是不可见状态。

她写道：

这些年来，明显感觉社会中一直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并且这股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很多美好的东西被无情地打碎与摧毁，公然地表现粗鄙被认为是真性情，这样的粗鄙在网络中连成一片彼此遥相呼应，声势还越来越大。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愿意一起坠落的人，只因为想要保持在原来的位置，都会被认为有罪。

也因此，一个有正常认知与共情能力的人，有强烈的无力感，由此而觉得痛苦与压抑是正常的。我认识的不少朋友，包括我自己，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情绪，有的甚至需要借助酒精，才能勉强地平息愤怒与缓解痛苦。在当下的环境下，如果有人不觉得痛苦，不觉得压抑与有压力，还一味地岁月静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反而有更大的问题：看上去快乐平静，其实病得很重。退一步说，即便不是病得厉害，也是迟钝得可以。

很多人会将自身感受到的压力与痛苦转化成戾气，转移到自己欺负得起的个人身上，颇有那种要烂就大家一起烂的势头。这样的情绪我能理解，它是人性的弱点与本能使然，但这种摆烂的心态与举止我不赞成。因为这只会造成更大的雪崩，而真到那一天，自己也绝不无辜。网络公共领域的这种氛围，不能说对我毫无影响，有时不免也有厌倦之感，好在自从较少走心之后，很难再实质性地伤害到我。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经历恶劣的环境，也许反而有助于个人的成长，焕发自身内在的生命力，就像《乱世佳人》中的郝思嘉那样。如果不是经历南北战争，恐怕郝思嘉到老仍是一位浅薄而幼稚的庄园主小姐。大浪淘沙之下，谁能真正经受得住冲刷，也是对自身的一场重大考验。我绝不是要为恶劣的环境做辩护，只是既然没法改变环境，就只能选择合理地调整自己的心态，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与处理糟糕的环境对自己的影响。

与此同时，面对那股一直拖拽我们向下的力量，必须有意识地施加反作用力，不然一定会被那股坠落的力量所征服。就像一个人站在激流之中，只是单纯地站在那里，或早或晚会被激流冲走。所以，首先要学会在激流中站稳，保持稳定的内核，在站稳的前提下，记得寻找同道中人，一起为筑坝做出努力。不是使用蛮力，而是学会有策略的努力；水滴石穿的努力重要，战略与策略也很重要。不置一时之气，不被对方拉低而共同摆烂，更不为被打败几次而心生绝望，因为我们要在意的，不是一次战役的胜利与否，而是整场战争的最终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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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21日晚至22日清晨，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一位25岁的女孩去世了。

警方通报显示，犯罪嫌疑人是她的丈夫。经法医检验，她的死亡原因是“钝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这个案件还有一名犯罪嫌疑人，是被害人的婆婆，因“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被警方控制，两名嫌疑人目前均被刑事拘留。

从8月22日至今，“孟村伤妻致死案”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一方面，因为暴力和犯罪发生在家庭内部，再次引发了人们关于“家暴”一词对“暴力”行为遮蔽性的讨论。另一方面，这位逝去的25岁女孩，几乎符合人们对“完美受害者”的所有想象，她人品端正，家世清白，相夫教子，隐忍克制，她曾在社交网络上写下，“只是想平平淡淡安安稳稳过完这一生”——却依然免除不了遭逢厄运，被丈夫暴力致死。

她的过往人生如何一步步走到现在？到底是因为什么，让她难以离开屡有暴力行径的伴侣？一个女孩永远地消逝了，但那些关于暴力的讨论、法律边界的探讨，以及纪念的声音远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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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已死亡

死讯是8月22日清晨传来的。

那天，孟村回族自治县下着雷阵雨，这场初秋的雨已经断断续续下了一周多，7时36分，受害者父亲刘君接到电话，电话内容为，“你女儿在县医院急诊，你赶快过去，”电话内并未提及女儿已死亡。

等他赶到现场，女儿刘铭瑶脸部呈青紫色，有伤，经CT检测，脑部有出血，肿块，肺部受伤，腰部骨折，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刘铭瑶的弟弟刘恒随后也赶到了现场，他在医院见到了姐姐，头发散乱，额头、眼眶、脸颊都有青紫色的淤痕，嘴唇乌黑，嘴角破了，有血迹，完全不是平时的样子，“都不敢相信这是姐姐”。

一份来自急救中心的院前急诊病案记录显示，孟村县急救中心于8月22日7时8分接令，7点20分到达现场，患者刘铭瑶“呼吸心跳停止，时间不详，车到已死亡”。这份报告还显示，她头颅为畸形，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双眼眶、面部、四肢可见淤青，心电图示直线。

另一份医院于8月22日13时出具的报告显示，患者“蛛网膜下腔血液沉积、右颞、左顶头皮下血肿，肺淤血表现”。此外，患者“腰1—3右侧横突骨折愈合期”，这可以说明，受害人身上已有旧伤。

从见到女儿到打出报警电话，刘君花了13分钟。关于那天的记忆，因为过于痛苦也过于突然，刘家一家人都有些处于应激状态，晚上回到家里，至亲们坐在一起，他们花了几个小时，每一个人都慢慢说，一句一句说清楚，交叉印证，把当天所有时间节点一一记录。

他们自制了一张情况说明，时间精确到分钟：8：50左右刑警队人员到达县医院。9：04到达事发地楼底。9：30开锁人员到来，此时警方也获取到开锁密码。9：35左右，全体人员到达案发现场，进入现场取证。10：14警方取证完成。

受害者家属后来也进入了案发现场，拍摄留存证据：东南卧室床单留有血渍，床头墙面有数道新鲜利器划痕，地面有未被清理干净的血渍，在光线反射下，大面积清理血痕清晰可见。卫生间地面留有未理清干净血迹，东北卧室地面留有残存血渍。楼下垃圾桶，警方也进行了搜查，发现垃圾袋中有含有血迹的纸巾类物品。

一则电梯监控视频显示，8月21日晚，刘铭瑶与丈夫金昊还有儿子一家三口进入电梯回家，金昊光着上身，疑似醉酒，他一进电梯里就蹦了几下，并掏出手机查看，随后，刘铭瑶笑着和金昊说了句话，金昊又跳起来，抬起右手拍打刘铭瑶头部，前后两次。电梯到达所在楼层后，金昊走出电梯时脚步踉跄，因为站不稳，扶了电梯门对面的墙壁几秒后才站定。

另一则电梯监控则显示，8月22日清晨7点多，刘铭瑶躺在急救担架上，身上盖着白布。

关于那天发生的一切，弟弟刘恒很自责，在电话那头说，“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姐姐到底经历了什么，我只知道我姐当晚非常的痛苦，她还是没能熬过那个晚上。”

刘恒记得一个细节，姐姐的手指甲里全是白灰，他猜想，是她在挨打的时候往墙边躲避，拼命地想站起来逃生，墙壁上硬是被抠出一个长长的洞。

余生为你而来

刘铭瑶和金昊相识于学生时代，他们是高中同学，自由恋爱，高考后报志愿，刘铭瑶分数比金昊高，但为了能和他在一个学校念书，她降分录取去了对方所在的学校。

这段恋情最初就没有受到女方家庭的认可，刘家人不太喜欢金昊，因为他的情绪不稳定。三年前，金昊就曾在县城广场与一位老者发生口角，随后和同伴一起殴打了那位丁姓老人。

据“我们视频”采访当事老人，金昊打人后，家人前往医院赔偿对方医药费，事后他的爷爷、爸爸带着他三人登门道歉，金吴骑着小车匆忙赶来，长辈怎么叫道歉也不张口，丁大爷的妻子评价，“他这个狂劲儿让人接受不了”。

但刘铭瑶依然选择和金昊结婚了。恋爱六年，从高中到大学毕业，21岁，他们就决定结婚，女方家人一开始并不同意，但因为女儿喜欢，他们拗不过，还是决定尊重女儿。

刘铭瑶生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父母都有稳定工作，在县城也是体面的小康家庭，关于网传的金昊家经济情况很优越，家境远超刘家，弟弟刘恒否认了这一点，他说两家人之间“算是门当户对的那种”。金昊是当地检察院的劳务派遣人员，其父母都在当地医院工作。

正因为金昊在检察院工作，此案经沧州市公安局指定管辖，移交肃宁县公安局进一步侦办。

不难看出刘铭瑶对这段婚姻的憧憬——婚后第一天，这位新娘就在一张稿纸上写下：亲爱的金先生，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是我们相识的第六年，也是我们携手走进小家的第一天。这一路兜兜转转，我们还是我们。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共同守护我们的小家，我可以为你分担烦恼，你可以成为我的依靠，有幸与你相爱，余生为你而来。初为人妻，请多多关照。

据刘家人了解，婚后金昊第一次暴力行为发生在2021年10月29日，而他们结婚的日期是2021年10月16日。也就是说，婚后不到两周，暴力就已经开始发生了。

当时这桩暴力事件的处理办法是，在刘家人的见证下，金昊的母亲打了他，并承认自己“管教无方，儿子不是人”。事后回看，刘家人会觉得，女儿错过了拯救自己最好的时机。

婚后第二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宝宝。刘铭瑶非常爱孩子，弟弟刘恒说，“孩子是我姐姐的命根子”。

结婚4年不到，暴力在刘铭瑶的生活中反复发生。弟弟记得，姐姐很多次回来身上都带着伤，有时是眼角，有时是手臂，家里人问她，她会掩饰，“是自己撞的，是骑车摔伤的”。

有些真相只是身边人不忍戳穿而已。刘铭瑶去世后，她的一位朋友在社交平台上回忆：我恨我自己，早就发了端倪为什么不捅破这层窗户纸，你以为的掩饰，其实我早已看穿，我为什么不再多问问你。我恨我自己！大夏天你穿着长袖来我家玩，身上的伤痕你跟我说是摔的，你那么爱面子，用尽力气想保持婚姻的体面，最终却是以这么不堪的结局人尽皆知……

另一位朋友也指出，金吴在婚姻中并非良配。一次，她和这对夫妻一起去旅行，早上起来，刘铭瑶给孩子洗脸刷牙穿衣服冲奶粉洗奶瓶，还要给金吴洗脏内裤，“让他去看热水好了吗，他说他很累不想动，他在沙发上刷一早上抖音他说他很累不想动”，而刘铭瑶没有一点怨言。

作为娘家人，刘家人很想劝刘铭瑶离婚，但她会说，舍不得孩子，他们也想直接找对方父母沟通，被刘铭瑶拦下，因为如果被金昊知道了这些，又会遭来新的暴力。

事实上，刘铭瑶一家都是非常温和的人。8月22日当天，在金昊母亲尚未被警方控制之前，刘铭瑶的至亲们曾与她有过一段长谈对峙，一段长达15分钟的视频记录显示，刘铭瑶母亲虽然悲痛万分，从头到尾没有对金吴母亲有过任何言语和肢体过激行为。

那天的对峙弟弟也在场，他甚至对金吴母亲还保留了对长辈的礼貌。在我与刘恒的通话中，他一直努力保持冷静克制的措辞，他不想称呼金昊为“姐夫”，也没有用更情绪化的用词，他称呼金昊为“犯罪嫌疑人”。

“念别人的好·修自己的心”

为什么不离开一个常有暴力行径的伴侣？这是很多人对于刘铭瑶的疑惑。

我看过几乎所有她的互联网痕迹，和她弟弟通了40多分钟电话，看到她朋友们的讲述，其实也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她不再能够亲口解答这些疑惑。所有的现有信息，都只是有限的呈现，而不是确凿的判断。我们只能试图拼凑她的过往，去理解她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

刘铭瑶是一个很爱家的女孩，有一个小五岁的弟弟，但父母对他们从来没有重男轻女，女儿出嫁后，爸妈和弟弟依旧保留好她的房间，不堆放任何杂物，弟弟说，“我们基本每天都会墩姐姐房间的地，保持得很干净，我房间养了宠物有一些掉毛，姐姐房间一般比我的干净”。

每次许新年愿望，刘铭瑶几乎都是“希望家人健康”。她曾发动态说，“我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家人，很想珍惜每一刻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她会拍下爸爸妈妈走在前面的背影，配文：家人幸福健康就好。

或许是因为原生家庭很幸福，她有着一种不谙世事的单纯。大学毕业后，她进入婚姻，对方希望她相夫教子，她就没有去找工作。很快，她就怀孕了，成了全职妈妈。

她很爱孩子。新生命确实带给了她幸福感，孩子刚出生时，她写道，“我从不知道自己的心可以溢满如此多的爱，直到我成为母亲的那一天。”孩子长大一点，会和她互动了，她会记得那些很美好的瞬间，“我那聪明又有点调皮的儿子，今天的风很大，早晨和儿子出去的时候，我的头发刮乱了，他一直不停地帮我整理头发”。

她不止一次在社交网络上对自己喊话，“不能老和孩子发脾气！记住！”，“少玩会手机，多陪会孩子”。她也从不吝啬对孩子表达爱意，“与其说我陪伴你，不如说你治愈我”，“我也因为有你而感觉到幸福”……

在她的叙述里，她几乎从不提及自己遭受的暴力与压力。从校服到婚纱，刘铭瑶很珍惜婚姻里微小的甜蜜日常。结婚后四个月，她拍摄了丈夫从市场出来两手都提着几袋子菜的背影，以及一桌做好的菜。再比如，一年冬天，她记录丈夫，昨天晚上喝多了但给她买了一大盒草莓回来。

如果说新婚时她不想离婚可能是因为爱情，有了孩子之后，她变得愈发难以离开。

她婚后一直没有收入。手心朝上的日子不好过，虽然妈妈会给她贴补，但她内心一直否定自己的价值，与丈夫的交流也显得不够有底气。朋友记得，有次一起吃饭，她很喜欢一条裤子，但是因为不想问丈夫要钱，不想看他脸色，就先不买有了孩子之后，找工作变得更难，因为想要多花时间陪在孩子身边，她曾找过一个馒头铺的工作，工作时间灵活，一小时10块钱，她觉得很不错，但丈夫不让她去，在微信里她这样对朋友解释，“我对象不让我去呢，他说我不嫌丢人”，并附上了一个流泪的表情。

她感觉自己很难改变外部环境，于是开始向内自我说服。这几年，她的社交网络常常像是一个女孩在自我安慰——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要有感恩的心；念别人的好，修自己的心；人啊，健康幸福就足够了；做了一个很好的梦，所以会顺利的对吧；今日感慨：自从生完孩子两边妈妈有的出钱有的出力，感觉真的挺满足的，生活更应该多一些知足少一些责怪，我好幸福也很知足。

2023年7月5日，她发布微博，“他也为我们改变挺多的，不是吗？”

弟弟刘恒说，姐姐心里应该也是想过离婚的，但是她没有工作，害怕在孩子的抚养权上争不过男方，于是一次一次放弃。

更糟糕的情况发生在今年7月，刘铭瑶发现丈夫出轨，并将此事告诉了双方父母。离婚的事情明确地提上议程，男方表示，绝不会放弃抚养权，刘铭瑶很挣扎，7月24日，她在微博上写：思绪很乱。这也是她最后一条微博。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刘恒发现姐姐回娘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也不怎么给家人发消息，家里人担心她，又不敢说太多，怕给她压力，“这个也是敏感话题，一聊的话她可能就不再说话了，因为她也很乱。她只是想要孩子，并不是想要那男的。”

亲人不放心，怕那个小家再爆发战争，怕刘铭瑶再受到伤害，到了晚上9点多钟，刘恒和妈妈经常去姐姐家楼下转转，看她家亮灯没，想知道姐姐在不在家。8月20日，他还去商场游乐区帮姐姐带了一下孩子，没想到过了两天，等来的竟然是姐姐的死讯。

“像开着上帝视角一样看着她的一生”

和刘恒通话的过程中，他一次都没有哭。他说，“我现在脑子是受惊的状态，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只能用自己最坚强的那一面去面对，我非常希望我姐姐能够回来，但我没有办法让我姐姐回来了。”

他点开和姐姐的微信聊天框，发现最近几条姐姐都没有说她自己，“都是她在问我工作怎么样，工作得好不好”。

姐弟之间的感情很好，去年寒假，金昊开了一个火锅鸡餐厅，刘恒怕姐姐太辛苦，也跑去店里帮忙，点菜上菜，他虽然不喜欢金昊，但是为了姐姐，他愿意无偿劳动。

姐姐去世后的深夜，刘恒写了一长段和姐姐的回忆，那是一封写给姐姐的信。他说——

姐姐，我今天回咱家楼上，你的房间我一直都给你留着呢，你嫁出去的时候，我和咱爸妈每天都给你留着，每天把你屋子打扫得很干净，看你柜子的时候有好多大学的荣誉证书，我想你。

你还记得不？我那时候老胖了，我和你在家闹玩，你老爱记录我，还有咱妈咱爸。每次你回家我都可开心了，你肯定给我带好吃的了，我想你了姐姐。

你每次都是在我不开心的时候骑三轮带我出去玩，一开什么店铺，你都带我去吃，有时候自己都没吃过，都给我买。我穿睡衣，你说穿这么破干嘛，我说在家爱嘛紧（不要紧）的，你第二天就带我去盐百买了一身新衣服。还记得有一次我过生日，我一直都舍不得买一件衣服，你给我买了，你还瞒着我，我当时可开心。

你放心，家里人都在呢，我和咱妈每天晚上9点还去你楼下转一圈，看你家里开灯了没，你回家了吗？你总是不舍得给自己花钱，弟弟今天把衣服给你买回家了。你为啥丢下我们，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我们肯定给你讨回公道。

你在天堂找到奶奶了吗，安顿好了吗，缺什么给我托梦，不要担心家里，家里有我呢。

你回来陪陪我吧，姐姐。

仁义、善良，这是很多人对刘铭瑶的评价。许多朋友都在网络上写下对她的缅怀和回忆——

“你疼爱孩子超过你自己，你总是把别人放在前面，自己排在最后，你也答应过我，以后把自己看得最重要，你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两天不断地翻看手机相册里咱们的照片，咱们的聊天内容，还是无法接受你不在的事实”。

“瑶瑶，你知道吗？每当我想起你和我说你的愿望就是和孩子在一起，好好陪着孩子长大，除此没有任何愿望，我这几晚想起这句话我都会落泪，一个不成愿望的愿望，你从不要求，几乎没有过要求。”

就连当时她结婚时的婚庆工作人员都发帖，“她是我的新娘啊！真真切切的接触，相识相知，现在这么好的女孩真的很少，只能说有教养，善良又真诚。记得婚礼前一天，我们婚礼化妆师，跟拍录像都提前到达宾馆，她会给我们亲自送饭，时刻让朋友照顾我们，试问有多少新娘能把我们当成朋友去对待？因为你要结婚我认识了你，我很幸运，但是如果知道是这样，我宁可不要认识你，不要你结婚。”

许多人看完了她的社交网络，“像开着上帝视角一样看着她的一生”。

记得2021年的时候，她21岁，还对自己说，“你不一定非要长成玫瑰，你乐意的话，做茉莉，做雏菊，做向日葵，做无名小花，做千千万万”。

她还说，“我是市井小民，梦想是家人平安，嫁个普通人，平平淡淡安安稳稳过完这一生”。

（文中刘君、刘恒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