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语 2025.8.10
低龄老人迎来就业黄金期
低龄老人迎来就业黄金期
“香港浸大撤销杨景媛博士录取资格”,这条在7日晚间开始急速传播的传言,先是由一些自媒体账号转发,而后再由少数几家机构媒体的公众号跟进,所转内容是一篇AI明显的“通稿”。目前,机构媒体官号已撤下转发挽尊,多数自媒体的还在。
这个操作显然是舆论战的手法,它的短期目的,是要对冲另一条出现了两天以上的另一则传言。这则同样未经证实的传言内容是,杨景媛向武大提交了知网论文的修改稿,并声称当初“受媒体滋扰”,才提交了那篇有瑕疵的论文。
这条更早的传言试图制造这样的效果:武大调查组似乎准备轻拿轻放杨景媛的论文问题,让她过关。而从处理逻辑来说,只要杨景媛保住武大硕士学位,浸大作为下家就可以保留杨的博士资格。所以,关于浸大的传言,是在做一种假想中的狙击战。
而关于浸大传言的另一重目的,是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裁定结论强化舆论对“撤销杨博士资格”的心理预期——在浸大7月28日做出“不评论个案”的公告后,内地舆论形成对浸大的不满和敌意,希望它像武大一样顺应一审判决,这就是孕育“传言”的舆论母体。
几家机构媒体未作核实,就照登那则浸大传言,累及大众媒体的声誉再次受到讥讽与谴责。但这个传言事件的重点,不是机构媒体失察,而是在武大图书馆风波中出现了反女权的舆论战术,机构媒体不幸被卷入,舆论再次僭越了新闻。
很有一些朋友,将浸大传言斥责为谣言,再据此表示对媒体的恨铁不成钢。其实大可不必,一是因为对这部分朋友来说,哪怕媒体依据专业主义干了活,也会被他们瞧不上,比如一年前南都编辑打给杨景媛的核实电话被挂,这部分朋友将其作为媒体厌女证据。
二是因为在武大图书馆一事中,对肖的谣言更多,人身诋毁色彩更重,微博官方前几日封掉了两个冒充肖校友说他转笔偷窥女厕的账号,即是证据。只能说,在反肖的谣言后,出现了反杨的谣言,这是舆论中的新动向,预示双方对其战术颗粒度,重点不是机构媒体做了或没做什么。
造谣肖明瑫是副区长儿子与造谣杨景媛被浸大除名,犹如硬币的正反面,本质上没什么两样。作为一个理中客,你不能无视前者,而对后者锱铢必较,反之亦然。至于说,机构媒体在提供准确信息上的责任,在武大宣布调查进程后,环境已不允许。
从略高的视野看,不少爱国大V加入反女权斗争,他们所惯用的手法进入舆论对决的过程,并非不可理解。从这个角度看,受浸大传言震动的也许不该是媒体业者,而是在这件事中持女权立场的人,因为不讲事实的原则及其应用不再为女权运动独有。
新闻媒体的天职是排除传言,但“新闻”这个东西,以事实为准绳,提供描绘真相的材料,其结果必定不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任何一方所乐见。在新闻式微,不足以成为媒体强前缀的现实中,媒体发生什么都是可能的,包括它迸发新闻的激情,或导致新闻的黯淡。
很多人不喜欢听到“激进女权”“极端女权”“田园女权”这些词,但他们似乎对“激进媒体”“极端媒体”“田园媒体”这类称呼无感。机构媒体现在的存在状态,就很“激进”、很“极端”。这就很有意思了,同样的词修饰不一样的社群,触碰不同立场,爱憎却如此分明。
媒体的激进在于认清了一个事实,大众并不能成为新闻生产可依靠的力量,因为大众受舆论影响最大。绝大多数媒体无法“上岸”,只能晾晒在沙滩上,依据新闻规律或听从宣传纪律做事,得到的结果差不多,媒体在有争议的性别选题中得到的都是贬低。
几家机构媒体无核查转发浸大传言,即使不是舆论的重点所在,可若要真追究它的象征意义,也许首要象征的不是媒体的过去(荣光不再)和未来(黯淡无光)如何,而是媒体现在的、此刻的内在恼怒,以及“一起与世界毁灭吧”的暗暗疯狂劲。
大众媒体不像2011年前后那样过度追求价值感,它们现在不是任何群体的同路人,更不是激进女权的“社运伴侣”,那种蜜月期早就随风而逝,它们走上了各自的歧路,关系不复从前。即使彼此可能拥有短暂的平和期,也都服务不一样的生存原则。
有人希望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对浸大被传谣一事不拒绝不生气不表态,一如另外人群对待肖的传言一样。他们当然也有记者一样的恼怒,只不过这种恼怒不是被维权者当枪使的恼怒,不是被网红当事人蔑视的恼怒,而是不管怎样都能擂上几锤媒体这面破鼓的恼怒。
赫然发现,#退休金要有一个额度 成了微博热搜第一,这个话题我肯定要参与一下。
说明这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社会情绪了,很多人辛辛苦苦上班,还没有退休老人拿得多,而且他们的退休金还靠自己交社保支付(现收现付),怎能没有怨气?
“退休金要有一个额度”至少包含两个意思:一是“差不多得了”,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哀求;二是“有些人的退休金太高了”,企业退休的老人,辛苦一辈子,一个月两三千三四千,实在不算高,是他们应得的,但是体制内和央国企的,拿着大几千甚至过万的退休金,究其根本,不过是占了体制的便宜,这就太不应该了。
所以,表面的社会情绪,背后很有道理,这不是仇富,也不是嫉妒,而是对社会公平合情合理的诉求。
正好前两天我的朋友朴抱一提了一个方案,见下图:
这个说法我完全同意,尤其是第四条,很有智慧。这两天很多人在提对岸蔡英文砍军公教的养老金,按道理大陆也应该砍,但在我们这里难度太大,所以冻结涨幅是一个退而求其次,追求可行性的方案。
换句话说:在农民养老金涨到1000元/月之前,一万元以上退休金的不要涨了。
前面也提到,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并不高(目前平均3000多元/月,这还是把国企退休人员放进去拉高了平均数的结果),应该再提高。我之前也说过,企业退休的就不要出来反对提供农民养老金了,大家都是牛马,没必要在农民身上找存在感。
此外,大城市生活成本高,3000-5000可以小涨——这里没有提5000-10000区间,那就象征性涨一点吧。
也就是说,我们要达成一个基本共识:退休收入越低的,涨得越多;退休收入越高的,涨得越少,甚至不涨。
有人可能会说,这不废话吗?理应如此。但是现实正好相反,我统计过,从2009年农民有基础养老金到2023年,三种人增长情况如下:
体制内月退休金从2000多元增加到6000多元,增长了4000元左右,每年增长285元左右;
企业职工月退休金从1000多元增加到3000多元,增长了2000元左右,每年增长140元左右;
城乡居民(农民)月基础养老金从55元增加到了223元,增长了168元,每年增长12元,超过一半省份低于150元,每年增长6元左右。
很早之前就在说要尽量拉平不同群体的退休收入差距,所谓的“降高扩中拔低”,但现实完全是背道而驰。包括2014年所谓的养老金并轨,本意是拉平企业和体制内的差距,但并轨之后,差距迅速从不到40%增加到了接近70%,现在已经差不多一倍了。
朴抱一说的第三点也很重要:“以后涨钱要按金额涨,不要按比例涨。”你要按比例涨,差距只会越拉越大——这也是这些年差距没有缩小反而增大的原因。这种话术实在恶心透了,大家不是猴子,中国人大部分都上过小学好不好?
虽然城镇职工的涨幅在逐年降低,从6%、5%、4%、3%一直降到今年的2%,但仍然无济于事,第一不能缩小农民与城里人的差距,第二不能缩小企业职工和体制内的差距。就算明年涨幅降到1%,也不解决问题,不要再玩比例的游戏了,得回到绝对值,按数额来。
比如说,明年的养老金应该这样涨:
农民涨300元;
3000元以下涨200元;
3000元-5000元涨100元;
5000元-10000元涨20元(农民历年最大涨幅);
10000元以上不涨。
这才是公平合理清晰可见,也确实能真正缩小收入差距的做法。
可能还会有人拿“农民有地”“农民有宅基地”说事,我完全赞成把其他收入也纳入在退休收入之中,包括土地租金、房租、工资收入、分红等,达到相应额度的,就按相应额度涨,达到10000元/月,就停。
还有两个未竟的疑问,我一一回答。
一、以上可以视为“老人老办法”,那“新人”应该怎么办?
我的意见是,应该整体降低缴存比例。这就是我在《中国社保高存缴比的五宗罪》中谈过的,高存缴比对体制内是优厚的福利,对体制外是沉重的负担,它让中国企业和员工背上沉重的负担,扭曲了劳动力市场,造成了代际不公,阻碍了养老制度的改革。目前体制内光是养老保险(24%)、职业年金(12%)和公积金(24%)加起来就达到了60%,这是一个高得令人咂舌的数字,是纳税人难以承受之重。
具体建议是:取消臭名昭著的公积金制度,它从一开始就是体制内(包括国企)的避税工具和民企的沉重负担;把养老保险整体降到单位和员工各8%,把职业年金降低到各3%,目前体制内退休金替代率超过80%甚至100%,这是极不正常的,应该降到50~60%左右。
二、农民没有交养老保险,未来要一直涨下去吗?
我的意见是:涨到1000元/月为止。本质上,它不是专门为农民设计的,而应该作为一个最低生活保障的基本养老金制度,中国所有老人只要收入低于一定水平,都有资格领取,最高可领取1000元/月。我之前测算过,以中国目前对于养老的财政补贴金额,就可以支撑这样的基本养老金制度。
很多人说“没交社保就没有养老金”,且不谈农民交公粮三提五统的贡献,也不谈视同缴费年限,也不谈他们的子女有缴社保……这也是缺乏现代社会常识的井底之蛙才能说出来的话,要知道,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个国家提供非缴费的社会养老金,这里面中国是最低的之一。
上表可以点击放大观看,里面都是穷国,没有拿发达国家比。所以别再嚷嚷“没交社保就没有养老金”了,显得特别土。研究表明,普惠的非缴费社会养老金对于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包括促进经济发展都大有好处。
再说一遍,它不是为农民专门设计的,而是为所有人设计,只不过大多数中国农民正好符合它的标准。所以,那些说“城里没有养老金的人更苦”的,也请支持这一政策建议。
按理说,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最后我再叠个甲吧,免得有人说我挑拨离间,打胡乱说。下面这段内容来自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去年的一份研究报告。
目前,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名义缴费率是单位16%+个人8%,职业年金名义缴费率是单位8%+个人4%,两者合计达到了36%的畸高状态,不仅国家财政无力承受,更使其作为特权群体的利益更加固化,因此,必须在做实费基的条件下降低费率。三是同步下调替代率。将基本养老金替代率调整到与企业职工相同的水准即50%左右。四是确定缩小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金与企业职工、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金水平差距的时间表路线图,让人民群众对养老金制度的公平取向有清晰的预期,进而增强其对制度的信任。
郑功成等,公众号: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网“社会保险法实施评估”课题组|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实践、路径偏差与制度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评估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金替代率高达80%以上,其与企业职工养老金相差悬殊,更非城乡居民养老金可以比拟,从而事实上形成了中国养老金制度下的特权阶层并走向固化……这种现象既与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相悖,也与资本主义国家公共养老金制度追求公平的制度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客观规律不符,而前苏联的崩溃、智利将公共养老金全面私有化背后都有和公职人员养老金异常丰厚导致广大劳动者不满有关的影子。”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是中国社保领域最顶级的学会,无论是官方背景、专家阵容还是政策话语权,在中国都不作第二人想。中国目前的养老制度是不可能长久的,往轻了说,是以后大家都不交养老保险了,像智利那样搞私有化,自己养父母和买商业保险,往重了说,前苏联殷鉴不远。
“退休金要有一个额度”为什么可以上微博热搜第一,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而我们能做的,就多了解一些常识,形成一定的共识,人人发声,以强有力的民意去推动改变。
还记得我前面说的明年养老金应该怎么涨吗?
一个消息传来,今年9月1日政府将落实强制社保规定,有人形容为影响波及个体工商户的雇员。已有上海包子铺打出新招聘,要的是60岁以上的店员,他们带退休金,无需缴纳社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新世相,有隐痛有讪笑,好像也抵消不了什么。
强制社保在舆论场的评价,整体上是不高的,因为政策周边的疑问像泡沫一样增长。这么大的政策变动,为什么不经过全国人大的批准?这是一种程序疑惑。强制社保能改变现有社保的不平等状况吗?这是一种更吸引听众的实体存疑。
从一些低声嘀咕的民意可知,现有的雇佣场景下,社保成为老板与雇员之间可弹性磋商的砝码,不缴社保就多给点现钱,缴纳社保就少给点工资,显示了短期雇工这块协商的灵活性。强制社保的推行,意味着这些社会领域的灵活性消失。
也有另外一些声音提及,强制社保本身是用工方的义务,政府强推无非是将这些义务给确定下来。支持强制社保的声音比较少,受到的嘲讽也很多,是因为就连支持者也无法否认,现行社保的阶层差异大,体制内外悬殊刺眼。
舆论向强制社保规定释放的一个强有力问题是,假如强制是为了“开源”,增加社保的大盘子,为何不同时“节流”,在社保支付端限高?或者说,为何不先“节流”,再视情况“开源”呢?可以想象,这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疑惑,不会有部门站出来释疑解惑。
社保的最高征收部门从人社部调整为税务局,已经很能说明问题。据此,一些人将强制社保定义为收入税,足见社会对这种变动的敏感。“收入税”或是一种比喻,可这种修辞背后的郁闷情节是难以掩饰的,尤其当社保的现实被引入讨论当中。
一种引人注目的观点认为,现行社保制度是对体制内外两种国民待遇的延续,是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也有人说,若加上企事业单位,不是两种而是三种分层。抛开分层数不谈,许多数据佐证社保在分配上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
未经确证的举例,是体制内退休金一两万,而农村老人月补一两百。前阵子,前媒体人彭远文多次撰文,针砭这方面的现实与弊政,揭晓的问题意识令人振聋发聩。可强制社保规定悄无声息地定下时间表,足见相关公共讨论在决策中的零存在。
一个颇有意味的情况是,正当舆论热议强制社保的当口,一篇关于蔡英文取消社保三六九的简明文献得以广泛流传——在这个时刻里,没人在乎要不要在对岸人名身份上加引号,在乎的是两岸强烈反差,其中映照的幽暗民心可见一斑。
在强制社保的同时,启动社保改革,以挽救大国寡民的孤绝心态——现实一点说,也是维持整个社保大厦不倒——成为大家我口说我心的舆论一致。即使是那些享受高社保福利的人也明白,不改革贫富悬殊的社保制度,对谁都不好。
关于社保制度的改革方向,前媒体人朴抱一率先破题,提出目标思路,其四分之一的谏言是:冻结1万元以上的退休金涨幅10年,优先增加农民退休金到1000元每月,优先增加3000元以下的城市居民退休金,3000-5000可以小涨。
在政府对强制社保没有解释说明,没有相关改革承诺的前提下,民间对社保改革念念不忘,会不会在某个时间时候得到回响,谁也不知道。但可以与社保改革相提并论的,是户籍改革的先声与现状,改革虽迟但到,却不一定符合最初的民意。
也许不得不相信,计算社保基金是否有耗尽的风险,政府掌握着无比详细的数据,职能部门掌握着全部的趋势,所行的步骤都有切实的依据。但今年4月国家审计署对各省挪用社保资金的披露,又让人对哪怕是对资金冗余未雨绸缪的设定,都会无比不安。
这场关于强制社保的全民大讨论,是民间借舆论场袒露单边观点的机会,全民以不安心态凝视着巨大的社保现实与阴影,却感到虚空当中无有反响、无以回报。这本是家国一体的凝聚时刻,却因为尖锐的实情心生间隙,三世如来能借一双慧眼否?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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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英文期刊 Made in China Journal 刊登了学者张舸 (Dino Ge Zhang) 的一篇文章,系统梳理并命名了一个正在中国社会蔓延的新情绪——“中国悲观主义” (Sinopessimism),并将其置于一种“后乐观主义”的语境中加以分析。
文章截图
作者援引学者张哲熙 (Gary Zhexi Zhang) 的概念,将“中国悲观主义”由原本的思想实验转化为对现实的诊断:在经济高速增长后的中国,曾经支撑“个人奋斗”与“阶层流动”的乐观预期正快速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无力感”和“沮丧”。作者指出,这种转变不仅是经济周期的结果,更是文化、代际与社会结构综合作用的产物。
编者注:中国悲观主义一词借用自“非洲悲观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发展研究、媒体报道和外交政策讨论中,常用“非洲悲观主义”来形容一种对非洲经济、政治、社会前景普遍消极的态度。
他借用学者项彪和劳伦·柏兰特 (Lauren Berlant) 的话指出,中国年轻人心理处于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状态。过去青年工人的那种“悬置”状态(既认命又期待)正在瓦解,“当乐观主义激发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永远无法实现时,它就变得残酷了”。
张舸指出:“自2020年以来,在国家强制推行乐观主义的背景下,尽管社会对这种负面情绪存在压制,甚至直接惩罚,但负面情绪在中国公共领域中的传播呈现出指数级增长。”作者表示,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向后乐观主义社会的持续转型”,“人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理想的残酷本质”。同时,与之对应的是年轻人行为模式的转变——从“无限推迟自我享受为特征的未来导向型禁欲文化”转变为“以享乐主义、经济节俭和功利主义顺视为特征的当下导向型青年文化”。
之后,作者以中国当下的网络流行语为例,依次介绍了多种“中国悲观主义”形态。首先是躺平主义,作者称其为“一种反工作 (anti-work) 的政治立场”,同时也是一种务实的自我调适策略。其次是反婚恋主义 (Heteropessimism),该主义以“我们是最后一代”等口号为标志,指部分青年主动拒绝婚育,男女双方以各自的理由退出异性恋关系市场。
此外,作者还介绍了润学,即“并非仅仅是对祖国及其传统生活的消极、悲观的否定,更是对有意义的逃离抱有积极、乐观甚至乌托邦式的希望”。与之相反的,则是另一波年轻人积极拥抱“体制”,考公考编。
然而,作者也强调,这些情绪与策略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与韩国的“N抛世代”、日本的“悟世代”以及欧美的“大辞职潮”形成全球呼应。文章写道:“事实上,中国是最新加入这一全球后增长困境俱乐部的成员之一。我们,无论幸运与否,都身处其中。”
同时,作者也表示,这种悲观主义并非坏事。某种程度上,中国悲观主义是“致命却实用的药物”,既是对现代化线性叙事的拒绝,也是寻找出口的尝试。作者引用张哲熙的观点:“中国悲观主义为那些被剥夺了当下的人提供了拒绝现代主义框架的条件。”
文章后半部分探讨了“中国性”的自我批判传统,从“东亚病夫”到《丑陋的中国人》,再到今日网络社群中的“自我否定与自我吹嘘并存”。然而,张舸引用夏学钧的话提醒人们,真正的方向感不必依赖宏大叙事,而应来自个体在黑暗中保持活力的能力。
最后,作者引用了“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一概念。他鼓励中国民众:当一个制度已不可持续却依旧延宕时,个体应意识到“历史总会有垃圾时间,但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
近日,智库“英中透视” (UK-China Transparency, UKCT) 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英国学术机构的中国研究正面临系统性干预与压制,尤其影响到涉及敏感议题的学者和学生。报告称,中国的跨国镇压在英国高校已“部分复制了中国国内的环境”,对学术自由与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报告截图
报告基于英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研究学者匿名问卷调查,50名受访者提交逾1.7万字的详尽答复,揭示了包括签证拒签、威胁家属、课堂监控、线上骚扰、研究项目被迫取消等一系列现象。“英中透视”指出:“在部分案例中,大学管理层不仅未能抵御干预,反而因依赖中国留学生学费而主动配合压制。”
调查发现,学者普遍担忧签证问题,这造成了对敏感议题研究的寒蝉效应。“有学者承认刻意自我审查,以确保能继续进入中国”,另有受访者将签证限制分为三类人群:“被禁入的批评者;自我审查者;以及与中共立场一致、言论不受质疑者。”
调查发现,38%的受访者认为,校方由于担心影响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使敏感议题研究更加困难;64%的人认为,依赖中国留学生学费加剧了这种顾虑。个别案例中,管理层明确要求学者调整教学内容,以避免冒犯中国学生或政府,甚至在中方施压下取消研究项目。报告还记录了一位学者的遭遇:被资助方询问研究是否会“冒犯中国政府”,并得知招生部门会跟踪其经费申请进展。
在学生层面,74%的受访者所在课堂上有中国留学生,然而部分教师为避免冲突而删除或调整敏感内容。一名受访者称:“来自中国的学生因担心课堂上存在潜在告密者而不愿公开讨论敏感话题,但在信任的小组或单独交流时更为坦率。”多位学者点名,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CSSA) 是校园监控的重要渠道,与中国使领馆保持密切联系。
此外,尽管72%的受访者未直接目睹中共官员在英干预,但调查发现,有案例显示,中国外交人员获准在无监督情况下进入教学楼,并且校方还提供了学者的敏感信息,包括“联系人和研究活动”清单等。甚至,还有学者遭到中国访问学者当面威胁:“我们在盯着你。”
针对保护措施,42%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大学未能充分保障中国籍学生学者及中国研究人员的言论和学术自由。该机构指出,英国《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案》(2023)与《国家安全法案》(2023)为高校提供了新的法律工具,例如建议终止孔子学院及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合作项目,并将某些干预行为纳入“外国干涉”刑事罪行范围。
然而,报告强调:“自上而下的执法虽必要,但不足以根治问题,还需学界内部形成健康、坦诚的学术文化与集体行动。”
最后,“英中透视”呼吁英国学术界正视中共干预的现实,加强对学者与学生的制度性保护,并与他国合作,共同捍卫学术自由。
约克大学教授玛格丽特·博伊廷 (Margaret Boittin) 是一位专门研究中国法律和政治的学者。2024年底,她出版了一本新书《中国卖淫业监管:性工作者、警察与公共卫生官员日常生活中的法律》 (The Regulation of Prostitution in China: Law 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Sex Workers, Police Officers, and Public Health Officials)。(编者注:目前该书还没有中文官方翻译,书名由CDT编辑暂译)
8月7日,英文期刊 中国书评 (China Books Review) 刊登了作家亨维克 (Robert Foyle Hunwick) 所撰写的书评。文中,亨维克对这本书高度评价,并表示:“书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探讨了这些女性如何看待自己,而非国家对她们非法工作的看法。”
文章截图
书评表示,全书的前三分之一回顾了中国性产业监管历史。例如,晚清昆明、贵阳、成都等地会设立由警察售票、抽成、统管妓院的“围墙区”。之后,1949年中国新政权建立,一次性取缔北京两百余家妓院。然而,改革开放后,性产业卷土重来,1980年代沿海城市酒店、酒吧里的“短裙客”成为景象。有人甚至提议设立有牌照妓院的“性特区”,但被老干部否决。与此同时,高官与企业家纵情声色,出现“江苏某局长包养140名情妇”及“铁道部长传与整部《红楼梦》剧组女演员有染”等轶闻。
书中引用《中国日报》2010年的数据,估计中国性工作者约在300万至1000万之间。在此期间,性交易的回潮伴随性病复发。1985年,中国大陆首例艾滋病例被称为“爱资病”(“艾滋病”的谐音),2007年梅毒在上海成为“最常见的传染病”。
对此,作者表示,胡温当政时期的政策主要是“忽视、谴责、容忍与征税并存”。例如,2006年出台的娱乐场所规制细则要求KTV、夜总会、浴室等“凌晨2点至8点关闭、包间门不得上锁且需半透明、禁用可调光照明”,并限定服务人员着晚礼服、旗袍或医护服。然而,博伊廷表示,许多政策形同虚设,缺乏实际执行。
该书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博伊廷的长期实地访谈。她的田野调查涵盖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走访KTV、出租屋妓院、情妇公寓,与不同层级的从业者对话。调查发现,底层的“站街女”与“发廊”女多视职业为羞耻。“她们深知自身处境岌岌可危,通常对政治、警察甚至健康检查都不感兴趣,认为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有害,不适宜合法化。”
然而,中层KTV小姐则愿意接受体检、敢于报警,认为性交易“虽非法但很自然”。一位受访者甚至称:“如果是我喜欢的客人,不论钱多少我都会去,因为我们女人也有自己的需要!”对于高层的“二奶”,她们则更加自信,并不认为自己是性工作者,生活方式也更加奢侈。
不过,无论对自己的看法如何,调查发现,这些性工作者(或嫖客)都不想让家人和邻居发现,因为他们觉得家人和邻居思想“封建”或狭隘。例如,就有一位性工作者担心,如果亲戚们知道她每月汇款的来源,她会“被唾沫淹死”。
最后,书评也提到了本书的不足:“这本书主要涵盖胡锦涛执政末期至2012年的情况,并未记录习近平主政时期检察机关严厉打击性交易的全部效果。”书评中,作者猜测,在北京等一线城市,政策打击或最为严厉,但在偏远地区,“容忍与征税”可能仍在继续,“粉红区”的潜规则并未消失。
武大图书馆案件过去了6天,沉默许久的肖母终于上微博了,但它第一时间不是认证身份,而是关闭了自己微博的评论区:
可能是架不住反对的舆论声音太大,所以它干脆选择开启一键防护了。
我们回忆一下之前的事,其实在武大图书馆案件中,肖某没有出庭过一次,它没有胆量面对杨同学,所以这场官司是肖母出庭的,结果肖母在法庭上公然辱骂杨同学,还开盒了杨同学的个人信息、出入境信息,威胁杨同学说下半辈子和她“不死不休”。
杨同学朋友圈
也是肖母出面写了微博小作文、请了媒体曝光和污蔑杨同学,是它买了微博热搜要置杨同学于死地,而更恶心的是,我点进肖母的微博关注列表:
清一色的男权。
可以说为了男宝已经和男权大会师了。
除此之外,今天我又收到一个私信:
看完真的被肖母恶心到,这就是男宝玛做的“好事”。
不要以为这样的男宝玛是个例,还记得大同订婚强歼案吗?男方母亲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亲口说出女方“钻进男人被窝里的”,甚至,连女方想要房本这个谣言也是男宝玛传出去的:
除了这两位,我今天在逛微博的时候,还看到一 位男宝玛的神经发言:
对于这条微博,一个野生男宝玛回复如下:
为什么要劝女儿默默走开呢?
原来是自家有男宝,是希望自己男宝以后性骚扰女性的时候,对面女性也这样“默默走开”,以免你家男宝付出代价吗?
更让我感到恶心的是,我收到了一些来自男宝玛的恶意攻击:
够了,我真的要吐了。
男宝玛群体从来都不是利好女性的群体,甚至,它们更多时候是与女性对立的群体,它们污蔑造谣、写小作文找媒体造势围剿女性,都只为了保护自家那个犯罪的男宝,男宝玛群体,从来都不是如它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弱势,相反,它们异常强势,家里有哥弟的女性朋友应该有更深的体会,在许多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女儿只是一个卖彩礼的货物,拿女儿卖了钱再给男宝添置车房、结婚的事数不胜数。
这些人每次都能在前阵为男宝冲锋,咄咄逼人,连一个帮女性发声的账号都不肯放过,所以,它们不是女性要团结的群体,而是需要女性警惕的群体。
任何一个维护犯罪男宝的男宝玛都不值得女性帮助和同情。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29期:从“不让生”到“哄着生”,转了一圈又回原点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9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1条,刊登读者投稿3篇,投稿请点此。
2025年7月22日,14岁女生赖某某在四川江油市一废弃楼房内,遭到多人围殴约4小时。几人的施暴手段包括轮番掌掴、踢踹头部/膝盖,并使用废弃水管殴打,还强迫赖某某脱下衣服。赖某某在被打过程中求饶,并称“我爸爸会报警的”,反遭到施暴者的嘲讽:“又不是没进去过!20分钟就出来了”。毫无忌惮的施暴者还将打人过程拍了下来,上传到网络上,引发了全网愤怒。网传消息还指,受害女生的母亲为聋哑人士,而受害人已多次遭同一批人欺凌,包括手机被抢走、长期在校被孤立。据悉,在事发当晚,受害女生父母就已报警,并多次去学校进行维权,但直至8月2日,施暴者才被传唤到案。
8月3日,一段视频还显示:被霸凌女生的父母跪在一位领导面前求公道,身边还有当地市民陪同。可这位领导拿着喇叭、站得笔挺的,对脚下反复磕头的两人视若无睹,活脱脱一副官老爷的作派。另一段视频中,疑似聋哑的受害女生母亲在维权现场因无法自由表达而竭力悲吼,最终情绪激动到晕倒。这些画面刺痛了无数网友,有网友说“孩子父母用如此卑微的方式跪求正义,那位官老爷却始终没有正视他们”、“她母亲因聋哑不能言,这不正是网上被捂住嘴、掐住脖子的我们吗?”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四川@江油公安 于8月4日发布了一则通报,此时距案发已经过去了十余天。
江油公安的通报称,“全部涉案人员均已到案”(但未说明到案时间),受害女生赖某某被鉴定为轻微伤。施暴者为刘某甲(15岁)、彭某某(14岁)、刘某乙(13岁)三名女生,其余为同行人员。公安机关年满14岁的两人做出了治安处罚决定,并送往专门学校进行矫治教育,其余人员仅批评教育。对于这一处理结果,很多网民并不满意。例如,有网友就提到,如此清晰的校园暴力案件,警方本应第一时间行动,控制嫌疑人,保护受害人,而不应该等到舆论发酵后才被迫“亮剑”。还有网友指出,“责令道歉、赔偿损失”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早有明确规定,这难道不就是受害者家属想要求得的一部分公道吗?
8月4日中午,江油市政府在当地举行新闻发布会,几百名市民挤满现场,质问声此起彼伏。有人直接指出官方的说辞与受害人家属说法存在诸多冲突。现场官员的回应未能平息怒火,引来全场“下去!下去!”的喊声,有人险些被民众围殴。4日下午,越来越多的江油市民聚集在市政府门口加入抗议,要替弱势者“讨一个公道”,示威规模迅速扩大,当地政府如临大敌,调集大批警力进驻维稳,并直接抓走一些抗议市民,现场气氛骤然紧张。之后随着事态的升级,警方的镇压力度不断加大,甚至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围观民众实施暴力——有人仅因为仗义执言就被一名黑衣男子(有网民指认是江油市公安局副局长)指挥众警察抓捕。
傍晚时分,大批市民继续在街头与警方对峙,其中包括不少学生。有人开始高喊“还我民主”、“拒绝霸凌”、“团结”等口号,甚至还有人带头高唱起国歌,抗议活动进入高潮。随着当地警方开始强力清场,双方终于爆发激烈肢体冲突,但手无寸铁的民众遭到单方面殴打。视频显示,有人倒地后仍被警方“连续6棍”抽打,现场充斥着各种过度使用暴力的画面。凌晨过后,当地一边增派警力,一边实施武力清场,甚至有人拍到军用信号干扰车出现在街头。到了第二天,江油整座城市呈现出戒严状态,市内多条要道实施交通管制。直至6日,当地仍有市民零星聚集,但大规模抗议已被铁腕手段彻底扑灭。
中国数字时代注意到,4日—5日微博平台上虽出现了与江油事件有关的热搜话题,但很快就被撤下榜单,其中“#江油霸凌#”、“#江油警察打人#”等话题遭到封禁。而其他一些相关话题,则明显开启了评论审查,以至于有网友调侃是“线上线下维稳相配合”。讽刺的是,就在5日当天,热映电影《南京照相馆》仍高居热搜,其一句民间宣传语是——“它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经历了什么”。有网友冷嘲:“我觉得《江油照相馆》的效果更好。”的确,当现实版《江油照相馆》上演时,我们看到——孩子遭霸凌、父母在申冤、声援者被抓,而那些在街头抗议中被制服在地的市民,有些人的牢狱时间,或许比霸凌者都还要长。
网上有不少声音称赞“四川多义人”,毕竟这段霸凌视频,在中国的惨剧名单里并不是最惨的,只是很多江油市民愿意为了一个非亲非故的孩子站了出来。无独有偶,去年8月成都城管欺压一名小贩导致了上千人抗议,最终警方迫于压力释放了小贩,这种拒绝冷漠、敢于抗争的集体行动,其实早就有过预演。当然,更多声音所疑惑的是,一个普通的霸凌事件是如何演变成群体性事件的?如果当地警方在事发之后第一时间抓人,如果那名领导在受害者家属下跪时“影帝上身”,如果民众的抗议没有发生在成都世运会前夕,可能事情都不会发展到后来的程度。只是,这些“如果”都没有发生。
还有一种解释是,这与中共当下“刚性治理”的模式密切相关。在这种模式下,禁言删帖捂嘴抓人彻底常态化,暴力维稳也就成了一种日常手段,而非最后手段。因此,当局一旦认定局势失控,就会迅速将其上升为维稳状态,不惜以高昂成本进行压制。同样,悲观者也注意到,当局的镇压能力近年来在不断强化——不到24小时,就能完成警力调集、精准抓捕、全面清场、全程戒严、交通封锁。那么,以后这类偶发的民意事件,真的还能推动任何实质性的变革吗?但无论如何,在这个炎热夏天的江油,还是让世人看见,专制洗脑无法剥夺人内心的良知、对弱者的同情,以及对公义的渴望。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次罕见的、针对素未谋面弱势个体的集体发声。正如那句让无数人泪目的话:“她妈妈是聋哑人,她爸爸是残疾人,他们说不出来,我们来说!”
AI(人工智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主要包括隐私问题、传播虚假信息、算法偏见和失业问题等。因此,“AI安全”议题逐渐走入人们的视线,各国也对此加紧进行立法和技术治理的研究。2025年7月30日,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MP (China Media Project) 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安全》的文章,对“中国版AI安全”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一些西方AI政策研究人员和开发者认为中国在安全方面的观点正在与他们趋同,但作者对此进行了驳斥,并认为这种看法非常片面,需要谨慎考量。
2025年8月2日,一段发生在四川江油的未成年霸凌视频在中文互联网上被传播。视频中,一名少女在空旷的建筑楼里遭到另外多名同龄女生辱骂、强迫脱衣、飞踹、扇脸等暴力霸凌对待。在被霸凌的少女提出要报警之后,一霸凌者更是嚣张表示:“又不是没去过,以为我们怕你(报警)吗?没得20分钟就出来了”。该视频最初通过江油市民微信群被传播,之后在微博、抖音等平台也被广泛关注。
针对网传奔驰女驾驶员在会车纠纷时亮出执法证一事,防城港市8月3日发布了第一份官方通报,回应了一些公众的疑问,堪称少有的反应迅速、通报详细,这点值得表扬。然而,看通报不仅要看它说了什么,还要看它没说什么。假如防城港这份通报内容全是真的,那它就暴露了更多的问题:第一,亮证女侯某某涉嫌违法犯罪,为什么没有处理?第二,侯某某丈夫所处消防支队的管理责任为什么没有追究?
最近,最高法发布了一则司法解释,引发了轰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不管是用人单位故意不缴社保,还是有些劳动者为了多拿工资和用工单位达成不交“五险一金”约定,9月1日之后,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
河南省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邵某某于医院坠楼身亡,此事不但令医界震惊,更引发更大范围的舆论追问。有患者对财新表示,邵医生生前曾遭受网络暴力,带有侮辱性语言的视频已经在周口当地广泛传播。8月5日,周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称,2025年8月1日20时38分,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发生一起坠楼事件,经核实,坠楼者为该院医生邵某某,女,57岁。
太清三年(549)三月,侯景攻陷台城,将萧衍困在台城里面。南梁贵族和宗室组成的援军包围着建康城,却顿兵不前,驻足观望,只想保存实力以夺取皇位。人人都在等老皇帝死。此时米的价格一升涨到七八万钱,以致造成人吃人的情况,健康城饿死的人达到十之五六。皇亲国戚、豪门大族的人都得自己出去采野生的稻子吃,一时间因饿死倒毙在水沟和山谷中的人不计其数…..
我还是那个看法: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制造仇恨,更不是在宏大叙事的笼罩下,却忘记了让自己文明和进步。无论是乘电梯还是开车,都请记得对面是你在爱国热情当中想要捍卫的、爱护的同胞;只有学会了爱身边的人,铭记历史才会有真正的意义。否则,仇恨只会制造出野蛮。
每个月的工资,你能按时、如数拿到手吗?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奇怪,不拿工资谁还上班呢?何况《劳动法》白纸黑字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然而,如果我们睁开眼睛看看身边,司机、教师、医护、工人、快递员、乃至各行各业的白领,都正在承受着被拖欠工资的风险。拖欠的方式更是五花八门……
第一次见到张梦凡时,央视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他眼睛周围的皮肤,看上去特别薄。后来才知道,那是擦眼泪擦出来的。镜头前的张梦凡从不落泪,实在控制不住,就低着头一言不发。透过反光玻璃,可以看到那张憋得通红,因痛苦而扭曲的脸,和红了的眼眶。可再一抬眼,他又变回那个平静的讲述者。那次采访,距离2015年8月12日的爆炸,过去不足20天。
偷偷举起的摄像头,正让日常生活的信任变得脆弱。近期,据《南方都市报》、光明网等多家媒体报道,一个名为“MaskPark树洞论坛”的境外平台涉嫌组织传播违法色情信息,其中涉及大量偷拍视频,引发公众讨论。这不是公共领域内对偷拍的第一次讨论。每次讨论中,偷拍者都被认为是“工作不顺”“生活极度无聊”“没素质”的存在,但实际上,他们却可能是好爸爸、职场精英、班级里的乖学生……
许倬云,1930年生于中国福建厦门,祖籍江苏无锡,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学贯中西,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的多所高等院校,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其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
2023年7月5日,49岁的肖新良在社交媒体看到一段30秒的消防车救援视频,画面字幕显示有人坠楼。基于现场画面的直观感受,他在评论区写下疑问:
“还在搞豆腐渣工程,统一招牌?”
这仅12字的疑问,却因其潜在的指向性(统一招牌工程常被视为地方形象工程),精准刺痛了当地权力的敏感神经,引发了一场司法噩梦。湘阴县公安局迅速行动,以“发表不实言论”“在网络上起哄闹事”为由,援引寻衅滋事条款,对其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事后信息揭示,警方雷厉风行执法的核心驱动力,正是认为肖新良的评论“影射”甚至“攻击”了时任县委书记李镇江主推的工程及其个人形象。
肖新良不服处罚,开启司法维权之路。
汨罗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迅速驳回其诉讼请求,理由极其荒诞:将案外网友留言“他好多姨妹子、舅子都是做广告公司的”及6个点赞视为肖新良言论的“延伸扩展”,认定其“破坏社会公共秩序”。这种牵强附会的逻辑,实则为配合公安打压“胆敢冒犯”县委书记权威的本地人肖新良,提供了司法背书。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昏庸地维持原判,两级法院的“配合”,彻底暴露了地方司法体系在权力干预下的失守,形成了闭环式的错误处罚困局。 彼时,该县委书记的权势如日中天,司法机关俨然成了其个人权威的“家丁”,对外地鞭长莫及的网友无可奈何,对本地的肖新良则“拿捏”得轻而易举。
直至县委书记李镇江这座最大的“靠山”倒台,案件才迎来转机。
2025年6月25日,肖新良历经七百三十天的抗争路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终于撤销原判,明确指出该案“社会不良影响轻微” “认定扰乱公共秩序证据不足”,终还肖新良清白。
省高院得以公正断案,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其层级更高,摆脱了县级权力网络的直接捆绑,无需再为倒台的县委书记“服务”,更多的要为自己的公信力负责。
此案最核心的痼疾,在于地方权力(以县委书记为代表)对执法与司法的深度干预与滥用。公安机关将一句基于现场画面的推测性疑问“还在搞豆腐渣工程?”武断定性为“不实言论”并火速打击,其根本动机并非维护公共秩序,而是为维护县委书记及其关联工程的“形象”与“权威”。法律要求寻衅滋事需满足“明知虚假仍散布”及造成公共秩序混乱的要件,在肖新良案中均不存在。这种“因言获罪”、“因疑施罚”的逻辑,本质是权力对任何潜在“冒犯”的零容忍,是基层执法沦为“家丁式”维稳工具的典型体现。
两级法院未能履行独立审判和监督职责,反而沦为错误处罚的背书者。汨罗法院将他人留言强行归责于肖新良,混淆言论主体责任,其判决逻辑之荒谬,若非屈从于地方权力压力(即维护县委书记的“面子”与地方“稳定”),实难解释。岳阳中院未予纠正,暴露出司法系统在地方强权面前“唯上不唯实”、“唯权不唯法”的深层病灶。
本案清晰地再现了“公检法配合制约失衡”的冤案生成模式,但其核心驱动并非简单的“配合”,而是在县委书记意志主导下的“协同迫害”,行政权与司法权共同背离了宪法精神,只为维护特定个人的权威。
历史上“文字狱”源于统治者的疑忌与打压,此案正是县委书记个人权威不容丝毫质疑所催生的现代基层版“文字狱”。
纵观本案纠错过程,一个致命问题浮出水面:无人为冤案担责。从为讨好县委书记而违法行政拘留的民警,到在权力压力下失守法律底线的审判人员,以及最终倒台但未被追溯此案责任的县委书记本人,均未受到应有的追责。这种“纠错不究责”的处置模式,实为对司法公信的二次伤害,更向后来者传递了“依附权力打压异见风险极低”的危险信号。
历史教训警示我们:问责真空是冤案再生的温床。清代杨乃武案平反后,浙江巡抚杨昌浚等三百余官员遭革职流放,成为震慑吏治的里程碑。反观当代,赵作海案、刘忠林案等冤狱当事人虽获赔偿,但制造冤案者鲜见被追刑责。刘忠林蒙冤25年后无罪释放,当年刑讯者却早已退休,司法系统仅以“证据不足”轻描淡写带过。这种“个人青春葬送、官僚安然无恙”的结局,无异于变相鼓励权力滥用。肖新良案中,若仅因县委书记倒台而案件得雪,却无人为其在位时的滥权干预司法负责,则冤案根源未除。
终结冤案循环,须祭出终身追责利剑。必须将权力干预司法的行为(如县委书记的指令或压力)纳入追责的核心范畴。建立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 更需打破“集体决策”和“执行上级命令”的责任迷雾,明确追查在冤案链条中每一个环节屈从于不正当权力干预的责任人, 如汨罗法院审判委员会成员应逐一说明表决意见,让每个参与者在司法史上留下可追溯的签名。对于滥用权力干预司法的领导干部,无论是否已调离或退休,都应依法依规严肃追究其责任。
当湖南省高院的判决书为肖新良洗冤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体正义的回归,更是司法系统在摆脱特定权力阴影后一次迟到的自我救赎。
这种习惯性迟到多了,我们很难再为之喝彩。
然若问责之剑,尤其针对权力干预源头的问责之剑,再始终高悬不落,今日的“12字冤案”终将成为历史长河中的又一个重复符号。
清代杨乃武案平反后,尚有浙江巡抚杨昌浚等三百余官员遭革职流放,成为震慑吏治的里程碑。内蒙呼格吉勒图冤杀案、河北聂树斌冤杀案、有哪些官人受到惩罚?
今不如昔至于斯呼?
但愿" 十二字评论冤案 ” 就此成为绝响!
2025年9月1日即将实施的社保新规,核心在于废除之前“默许”的自愿弃保,将社保从可选项变成必选项。
每个月缴纳的社保主要涵盖五大险种: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我们能从新规中明确感知到社保账户存在压力,主要来源就是养老与失业险的支出。
这两项比较敏感,经常看期神文章的朋友应该不需要我去细说了,毕竟上次通过社保局公开数据分析待就业率,就被关了半个月小黑屋。
结论就是社保支出在可以看得到的未来里,必定会持续爬升,但是现阶段很多年轻人选择放弃缴纳社保,今朝有酒今朝醉,享受当下,不去为老龄化社会买单。但是我们得清晰地认识到,社保的池子本质上也是类庞氏,如同资管产品的资金池,是需要通过消耗当下年轻人的流动性,去代际补贴老年人的,毕竟老年人当时缴纳的社保,也是在补贴他们的父母辈。
我们社保基金其实每年的投资回报率都非常好,无奈通缩带来的支出成本过高,无法实现收支平衡,因此新规的强制缴纳,就应运而生。
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就是一种另类的税种。哪怕上周五给国债征税,或者不久的未来对黄金征税,作为第一大多头的我都举双手双脚赞成,因为逆周期品种必须要在通缩期里为顺周期部分买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本身就是逆周期调控的意义。但是社保面向的征收对象,我认为是当下最困难的群体,这无疑是伤害实体经济、饮鸩止渴的最直接表达。
大企业,高薪群体并不会回避社保,因为这只是收入中很小一部分,之前签订自愿弃保的往往是小微企业,雇佣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以餐饮业为主,本来在下行社会中做生意就难,禁酒令后再来强制社保,钱从哪来呢?都不是开福利院的,无非两种选择,一是与员工协商降低工资,转成社保,但是要知道本来这部分员工的工资也就三四千,扣掉社保每个月生活支出都无法覆盖;其次就是裁员,降本增效,甚至关门大吉。这势必会导致待就业率的承压,最终还是会反噬社保支出。
京东可好,为了自身的ESG表忠心,给所有员工上社保,这有集团资金做支撑,本质上还是变相寻租,而且我相信这些政治正确的大企业在未来会通过平台优势把这部分支出赚回来,一边开着“七鲜小厨”与小饭馆争利,一边用社保把小饭馆打趴,真牛逼,这就是我们的头部平台企业,高新科技我唯唯诺诺,与民争利我重拳出击。
各位也别笑,能看得到这篇文章的你们,注定不会是第一波低收入受害者,但是你得想明白,当社保账户在很长的未来里都无法平衡的时候,你的退休时间也许也会被无限度延期。
其实伤害最深的,还是那一批父母没有养老金,自己却要出来打工挣钱的低收入群体,没有得到代际补贴的同时,还得转移支付。
给老年人降降养老金吧,毕竟改革开放最美好的三十年红利期,他们都享受过了,也让年轻人跳跳广场舞。
CDT编者按:该文章目前在微信公众号、网易新闻等平台均已被404删除。
2022年2月23日,宁波大学(以下简称“宁大”)食品与药学学院20级水产学博士研究生李特在南海海域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采样任务时,下水浮潜后失联。这场意外不仅让一个家庭支离破碎,更围绕着“因公死亡”认定与赔偿问题,在李特家属与宁大之间掀起了一场持续数年的争议。
李特是一位在学业、科研与实践中均表现突出的优秀学子。学业上,他一路稳步精进,从宁大科技学院生物工程本科,到宁大海洋生物学硕士,再到食品与药学学院水产学博士,期间荣获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宁大优秀毕业生等多项荣誉。
科研领域,他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核心成员,深度参与南海多地科学潜水采样工作,熟练掌握多种精密仪器操作与专业软件使用,发表了十几篇重要学术论文,SCI国际期刊第一作者一篇,其中一篇还获得2021年中国药学大会分会场论文交流报告第二名。
实践方面,他曾服役于6xxx0部队,获“优秀士兵”“荣誉士兵”称号;在校期间担任班长、研究生会干部等职,2020年被聘为宁大校友工作联络员。作为正式组织人员,他拥有多项潜水资质及计算机、英语等级证书,自评“积极认真、吃苦耐劳、勇于挑战”的品质,贯穿了他的成长历程。
2022年2月,李特投身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海洋中光层‘难培养’微生物资源挖掘及其抗感染活性物质研究”(项目编号:421****1)。该项目由宁大食品与药学学院何副教授牵头,执行周期为2022年1月至2025年12月,旨在通过科学潜水技术探索南海中光层珊瑚礁区域的微生物资源,李特作为项目主要成员,负责“科学潜水与样品采集”工作。
当时,李特刚新婚不到二十天,全家都劝他过完蜜月再出门,可他总说“科研采样很重要,学校和导师要求采样,不得不去”。作为学生,导师和领导的安排他无法拒绝,最终还是听从安排踏上了征程。母亲后来回忆,“就这样,我的孩子就像一个战士一样,去冲锋陷阵,可结果却是这样的让我们寒心”。
2月17日,李特向导师徐教授微信请假,告知将随何老师前往海南采样,计划时长约20天,获得批准。出发前,他与何老师及实验室王老师详细沟通了采样所需的旗子、离心管、培养基等物资准备,以及冷柜空间确认、航行路线等细节,其中“开船三天”“赶着大风疯狂航行”等信息,足以体现任务的艰巨性。宁大食品与药学学院也为此次出行出具了介绍信,明确采样时间为2022年2月18日至3月9日。
然而,2月23日,当李特乘坐琼东渔11xx8船前往南海海域执行采样任务,在该海域某潜点下水浮潜后,意外失联。2024年,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查明其失联经过并依法判决“宣告李特死亡”。2025年3月,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认定该事故为重大责任事故,明确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划分。事故发生后,经检察院调解,海南的船东、出海组织者及何老师个人均向李特家属支付了部分赔偿金,家属也出具了相应的谅解书。
这场意外让李特的家庭彻底崩塌。母亲马女士因多种病症失去工作能力,李特的父亲精神失常无法劳动,他新婚不久的妻子也因巨大刺激导致身体指标异常,长期被悲痛笼罩。“三年多来,我四处奔波处理后事,全靠着能给儿子一个‘因公死亡’的定论支撑着,现在真的快撑不下去了。”马女士的话语中充满了无助。
她始终想不明白,儿子是为了学校的科研任务牺牲的,可学校却连基本的赔偿都不愿承担。家里辛辛苦苦培养出一个博士生,如今在执行任务时出了意外,学校怎能毫无责任?她想不通,为什么有些在学校里跳楼的孩子家属能拿到赔偿,自己这个为科研献身的组织人员儿子,反而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在此情况下,马女士提出了两项核心诉求:
她认为,李特作为学校承担的国家级项目核心成员,在执行任务时发生意外,符合我国《工伤保险条例》中“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工伤认定情形。她还提到,与李特一同在事故中失踪的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一名工程师,其家属至今仍能领取工资及出差补贴,待宣告死亡后拟按因公殉职待遇赔偿,这让她对李特的工亡认定抱有期待。此外,她强调即使获得第三方赔偿,根据相关规定仍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二者分属不同法律范畴。
面对马女士的诉求,宁大海洋学院在2025年7月8日的回复函中明确表示,李特生前系海洋学院2020级水产学博士研究生,并非学校职工,双方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关系,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因此不满足因公牺牲的认定标准,建议家属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
双方争议的核心在于“劳动关系”的界定。学校认为,在读博士与学校之间是教育培养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因此无法纳入工伤保险范畴。而马女士则坚持,李特作为国家级科研项目的核心参与者,其采样工作是项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学校的工作联系远超临时工的事实劳动关系,理应得到工亡认定与赔偿。
为寻求解决,马女士曾向浙江省相关单位写信反映情况,也多次向学校寄送函件,但始终未能改变学校的态度。
李特用行动践行着“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学报国精神,他的优秀有目共睹,然而意外发生后,其家属的合理诉求却陷入困境。这场争议的背后,折射出在读博士生参与科研项目时权益保障的空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计划书中明确将李特列为核心成员,其为项目付出的时间与精力不容小觑,但在意外发生后,却因“非劳动关系”而难以获得相应保障。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对同事故中工程师的处理方式,更让这一空白显得格外突出。
目前,马女士仍在为儿子的“名分”与家庭的未来奔走。这场持续数年的争议,不仅关乎一个家庭的命运,更牵动着学界对科研人员权益保障的思考——当青年学者为科学事业奉献青春甚至生命时,如何让他们的家人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障,或许是这场争议留给社会的重要课题。
不是你需要社保,是社保需要你。
习近平走人!
今天晚上,就在一个小时前,公众号“都市现场”发布一篇文章,声称“杨同学被香港浸会大学取消录取资格”:
▲除了传播“杨同学博士录取资格被取消”的不实信息外,这篇文章甚至造谣称“杨同学骚扰肖明掏”???
截止我看到的时候,这篇文章光转发数就有10万+,我们难以想象那这篇文章的阅读量得是一个什么程度,几百万,上千万?
但问题是,这篇文章,是一篇彻头彻尾的造谣!!!
首先,这篇文章声称,杨同学被从“拟录取博士名单”中移除。一个最基本的常识,香港的大学根本没有“拟录取名单”,offer都是一对一发邮件通知的。说什么港校拟录取名单,这就相当于说什么洛杉矶第一人民医院,墨尔本雷锋小学一样,荒谬到有些搞笑了!!!
第二,我已经向香港浸会大学的教职工与学生求证,根本无人听说过还有这事,并且均认为该消息严重不实。
第三,该消息最初出自“金融街一号狙击手”,这是一个完全非官方的个人自媒体,或者说营销号。除此之外,该消息无其余任何信源。而该自媒体早已把贴文删除跑路。
而在“都市现场”发布这篇未经证实的不实信息后仅一个小时,即删除文章。
我想问,一个官方媒体,在未经证实的前提下,对着热度如此之高的社会事件发布传播如此之广的不实信息,这是什么行为?这样会误导多少公众,造成多么恶劣的社会不良影响?捅出这种宇宙级别的篓子后,难道一删了之,就可以了吗???
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规定,【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
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呼吁有关部门严惩涉案人员!!!
2023年发生的武大图书馆事件,最近又被一群男大v煽风点火。
三月云姐妹是谁在企图掩盖武大图书馆事件的真相?
都发布了详细的梳理文章。
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这件事,即法院的判决书。
大量南拳人士拿着判决书说,这就是诬告的铁证。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份判决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1、判决书里的春秋笔法
2、败诉理由一:特定受害者
3、败诉理由二:自慰还是湿疹?
3.1 判决书在语言学上的奇怪之处
3.2 一个3年湿疹患者的种种怪异表现
4、判决书以外,24.07武大的处罚已失效
首先,法院承认了原告所有证据的真实性。
即当事人女生提交视频、录音、道歉信、文字稿、个人信息截屏,内容真实。
这一步就已经可以推翻南拳所说的“诬告”,因为事实是真的,并不是诬造虚假的。
接下来,我们先不着急判断是否构成性骚扰(这点下面会说),先拿着法院认可的证据,来看看法院这份判决书里的说辞有何不同。
注:下文中被告为肖明T
事发录音1
00:16 原告“本科生是不是”,法院改成“不认错是不是”
01:03 被告“我愿意给你钱,我愿意私下解决”,法院没有提及
06:25 被告“我之前做那个事,我觉得太龌龊”,法院没有提及
事发录音2:
00:01 被告“我经济补偿我都可以”,法院没有提及
00:11 被告“我知道姐姐你不缺钱,我只想解决问题,我知道你的意思”。原告“我不缺钱,你也不用用钱弥补”,法院没有提及
02:12 被告“姐姐我是第一次,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做…”,法院没有提及
02:59 被告“……我也是一时冲动的,我知道我是成年人”,法院没有提及
03:31 被告“……我一开始确实冲动”,法院提及
这些是录音和法院判决书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可以先记着。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败诉理由。
法院认可了视频、录音的真实性,但为什么还是败诉了?
在法院给出的理由中有这2条:
“必须是和性有关的骚扰行为”“必须针对特定的受害者且违背了受害者意愿”
我们先说这第二条。
判决书原文为:“性骚扰必须针对特定的受害人。如果骚扰行为没有明确的指向对象,即使该行为会使某个或某些人感到不悦,也不应当将其认定为性骚扰”。
是的,在我们国家当前的法律中,只要无法证明有特定对象,即使有人感到了不舒服,也无法认定“性骚扰”。
在武大图书馆案件中,就是,肖明T做出了性骚扰的行为,但没有办法表明这就是针对当事人女生,所以我国法律并不认可“没有特定受害者”的骚扰行为。
有行业内的律师指出:
根据新《民法典》第1010条,“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这段话其实并没有对“性骚扰”本身给出明确定义,只列出了性骚扰的不同形式,以及“违背他人意志”、“对他人实施”这两个要件。我们完全可以追问:中国大陆法律目前对“性骚扰”的界定是否仍然过于狭隘?为什么一定只有“针对特定的受害人”才算性骚扰?是否在有些别的情况下,“没有明确的指向对象”的某些行为仍然可能(或者应该被视为)构成性骚扰?
公众号:林三土
不是诬告,是案由不适用
再换句话说,这完全就是因为我们法律的落后。
在香港的《性别歧视条例》中,就有规定“性骚扰”行为并不一定要指向具体某个人,只要构建出了“有威吓性的环境”,就可以视为“性骚扰”。
而意大利更是在17年前(2008年)就做出判决,认为男性在公共场合触摸生殖器属于属于刑事犯罪,哪怕只是“骚裤裆”。
在不少国家,“性骚扰”的认定也需要有特定对象,但是,它们会有更完善的“公共猥亵罪(public indecency)”。
什么是公共猥亵罪?
在公共场所或可能被公众看到的地方,实施具有性暗示、性刺激或冒犯性道德感的行为,无论是否有实际身体接触或暴露下体,都可能构成该罪。
比如澳洲昆士兰法院不久前作出的判决,
29 岁男子 Timothy William Ogilvie 在列车上被目击在裤内自慰,令乘客极度不安。最终被判公共猥亵罪,获得 6 个月监禁(缓刑)及 12 个月社区矫正处罚。
2001年美国弗吉尼亚州,一男子摩西在超市盯着一位女孩,在裤裆里自慰,被法院提起两项罪名(犯罪者上诉失败)。更由于他面对的是11岁的女孩,涉及儿童性犯罪,即使整个过程他都没有触碰到对方,但他最终依旧被判刑10年,缓刑4年。(对比此地qj儿童的判刑,看资料的时候看到这里直接热泪盈眶了,谁懂啊)
甚至在我找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一则案例,某男子仅因为在有学校这类儿童存在的地方随地小便,就被起诉“公共猥亵罪”,并被要求接受社区改造。
不论是香港的“性骚扰”,还是上述国家的“公共猥亵罪”,都有个共同特点,即当事人根本不需要直接看见裸露的生殖器,只要感受到对方可能存在的性意图,感到对环境产生了不安,就可以报案。而只要当事人承认了”性意图/性行为”(比如像肖明T道歉信中所提到到“做了下流的事)就可以定罪。
甚至相比于我们国家的“猥亵罪”也需要特定受害者,其它国家的“公共猥亵罪”甚至无需特定受害者,更重视公共的感觉秩序。
相比于裸露,法律还更重视行为的性质(性刺激意图)、是否在公共场合,以及是否造成目击或公众不安。
自行或联同他人做出涉及性的行径,并且该行径造成了一个对某些人有敌意或有威吓性的环境。可以看出,香港定义中的第二类性骚扰,未必需要指向特定的个体
公众号:林三土
不是诬告,是案由不适用
假设我们有完善法律、向着更加文明社会迈进的意愿,哪怕这次案件败诉,也本该有一个“什么是性骚扰”“什么事公共空间该做/不该做”的讨论。
可你看看网络上的男大v,想要构建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就算真的在公共场合对着她,赏他一耳光骂一句clm也就得了。先让人写道歉书事后又举报校方,又提起诉讼,败诉后还像疯狗一样咬着不放并且全程洋洋得意在互联网上公开,这就是欠收拾”
在另一条帖子里,有人称自己曾多次遇到男性在公开场合自慰、裸露生殖器,自己明明感到了不舒服,却说这不是性骚扰,结尾更捍卫男性在公开场合自慰的权利?
而微博高管“来去之间”对此条内容对转发支持,更是让此事的荒谬之处达到了新高潮。
当别的国家不断用法制建设让公共空间变得更加文明,我们国家的男性却在试图捍卫自己在公共场合打飞机的权利。
这算有辱国格吗。
败诉的另一条理由,法院原文写到:
“……但必须与性有关,行为人需具有性意图,以获得性方面的生理或心理满足为目的”。
接下来让我们仔细来看。在该条款下,判决书大致给出了两条理由。
第一,法院否认的肖明T可能存在的“自慰”。
在判决书中写到“(肖明T)写下「做了下流的事」,但没有指明具体是什么事”。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瞬间怀疑我的中文是不是没学好,特意去查了一下“下流”这个词的含义。
百科是这样解释“下流”的:“指引起性欲或绘声绘色地描述色情等”
所以,“下流”一词在中文语境中所传达的“引起性欲”,居然无法证明肖明T的性意图?
而用来证明“原告提交的道歉信及录音中存在的前后矛盾”的理由更是看得我满头雾水。
法院认为,在报警后,“黄某回答,我没有看到男生具体的骚扰动作…”这条和道歉信中不一致。
我把这段取证记录贴在下面,大家可以自己看看。
原告的部分只有最后短短的3行,而上面12行的全是警方和肖明T的对话。
首先是篇幅,我不知道办案人员是否真的像法院判决书给的那样,对肖某有三次追问,而只对原告只有一个问题。如果是真的,那给人感觉办案人员对原告的态度非常随意。
但就算不提这个双方询问的篇幅差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对比肖某来看,原告的问答在语言学层面有种怪异之处。
办案人员提问了里说“网络上的表述”,但是前后文却没有给出到底什么是“网络上的表述”。
而相比较对肖明T对追问却详细到了“什么是下流的事,什么是恶心的事”,为什么办案人员在这里对双方采用了不同的提问策略?
更诡异的是判决书给出的原告的回答。
“我没有看到男生的骚扰动作、没有听到男生骚扰的语言”
我直觉感觉这可能不是原告的原话。
它非常不符合语言学的表达习惯。词汇重复且生硬(“骚扰动作”“骚扰的言语”),“骚扰”这个词重复了两遍、“男生”这个词也重复了两遍。
并且缺乏指代或合并,正常语用在对话过程中会省略重复部分,比如提问者已经说了“骚扰”,那么双方都知道是在“骚扰”这个对话语境,所以回答者根本不需要在回答中再次强调“骚扰”,还强调两遍,只会直接给出回答,比如类似“两个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看见”。
在上文办案人员和肖某的对话中,办案人员提问“下流的事是什么”“妳什么时间知道女生说的恶心的事是什么事情”,肖明T的每一次回答中,没有一次重复“下流的事”“恶心的事”这几个词,没有一次重复,而是像我说的那样直接给出了回答。
这种过度强调的语言学技巧在网络中“绿帽情节的捡手机文学”中是同样的。比如杜撰者会这样写:“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但是我还是想为在你生日那天在你家出轨辩解一次”。
但在真实对话中,人们不会向已知对话背景的人交代时间地点,对于一个想洗白的人来说更不会刻意重复事件本身,这话本身在真实的语境下就是矛盾的。所以那句话是写给观众看的,是在向观众交代时间地点。
当然,回到这件事本身,我不是说法院就是编造。只是说判决书里原告回答的刻意强调非常突兀不自然,不符合处在相同情境下、已知对话语境的对话双方。
还不仅如此,判决书里双方的语气是不一致的。肖明T的部分有非常多口语化表达和程度副词词,比如黄线荧光笔部分“我才意识到”“我就”“可能”“根本”“我其实”……
而判决书上给出的原告部分只有“我没有看见”“没有听到”。和原告的日常表达风格看上去差很多,人机到像法院工作人员魂穿原告,围观了沟通后下的一句“判词”。
当然,司法判决书中记录员常会记录并转述,我的问题是,都是转述,为什么原告被告双方的转述风格、句法、语气、措辞都有如此大的不同?上下紧挨着的两段话,有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很显然这并非由于记录员的个人语言风格日常或者人机。如果原告真的进行了否定,为什么不直接放她的原话?
除了办案人员问询的差异、法院转述的差异,我的第三个问题是,原告回答里“我没有看到男生具体的骚扰动作”这句话里“看到”指什么?
假设我现在是一个诡辩学家,我可以刨根问底地问:“妳到底有没有亲眼看见,用自己眼睛看见?”那么只要没有爬到桌子下面去看,都可以算“没有(亲眼)看见”。
我大可以诡辩,手机摄像头“看见”不能等于“我看见”。那我的问题又来了。
照这个逻辑,假设一个人被偷了手机后报警,警方根据监控或者其它视频抓到了犯罪分子,该犯罪分子是不是也可以抗辩称,原告没有亲眼看见我偷的(因为是摄像头看见的)。这种情况法院会宣判该“犯罪分子”无罪吗?
所以整体来看,当法院以“前后陈述不一致”为由时,我对这个“陈述”本身在判决书上的呈现,感到了语言学上的种种怪异。
另外,还记得开头的事发录音文件中肖明T提到的“我觉得太龌龊”“我也是一时冲动的,我知道我是成年人”,这些都法院都没有提及吗?
我不明白为什么法院没有将这些词纳入“可能是性行为”的考虑范围,更难想象,“下流”“龌龊”“一时冲动”“成年人”这些词是在形容挠痒痒。
第二,法院倾向于相信肖明T当时在挠湿疹
既然说到挠痒,那这部分就来看看肖明T事发时到底是不是湿疹吧。
这是法院给出第二个“不构成性行为”的理由。
肖明T方提供的的就诊记录全是在2023年7月11日事后,唯一一份2022年的,并非他本人。所以法院在判决部分没有采用“就诊记录”作为理由。
而是采用了2021年、2022年、2023年的买药记录。
根据法院认定的事实,最早的买药记录可以追溯到2020年。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份药就是肖某本人使用,但如果真的是他,那么从2020年到2023年,肖明T已经是一个有着至少3年经验的老湿疹患者了。
接下来,我掌管逻辑思维的大脑又开始疯狂运转了。
第一,为什么一个3年湿疹患者会说“我是第一次”
让我们再次回忆一下开头没有被法院提及的部分,在事发录音中肖明T提及:
“我真的是第一次”
“我之前做那个事,我觉得太龌龊”
“姐姐我是第一次,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做…”,“……我也是一时冲动的,我知道我是成年人”,“……我一开始确实冲动”
而在被告为了证明自己曾经买药的证据上,还主动提供一条2021年的信息,“被告父亲回复「好久了,他老是挠…」”。
所以肖明T并非第一次挠痒。
为什么一个3年的湿疹患者会说自己第一次挠痒?
为什么一个3年的湿疹患者说自己挠痒太龌龊?甚至在道歉信里写了“下流”?
为什么一个3年的湿疹患者说自己一时冲动才挠痒?
“一时”“一次”类似的字眼在录音中反反复复出现,以至于我如此困惑,为什么有着3年湿疹病例的肖明T如此执着于证明自己是第一次挠痒?他到底想证明什么?他挠了这么多年到底突然觉醒了什么让他说出这些话?
我非常困惑。
第二,湿疹和挠痒有必然联系吗?
这个问题恐怕很多姐妹没有想到,但我掌管逻辑思维的大脑不放过每一处的细节,为什么湿疹就可以直接和“挠痒”划等号呢?湿疹就要挠痒吗?
我特意查了各种资料,没想到大吃一惊,各种回答都告诉我“湿疹不可以挠!”
湿疹不可以挠……手上带有一些细菌,湿疹损害局部的屏障功能不好,所以通过搔抓会继发感染
所以3年老湿疹患者肖明T同学,知道这件事吗?
当然,“不可以挠”和“忍不住要挠”,也是两回事,很多回答也提到,有很多湿疹患者会忍不住抓挠。所以我又去查了湿疹和挠痒相关的研究。
大多数研究(上海中医院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皮肤科、湘雅第三医院)和湿疹患者的亲身经历都提到,湿疹的瘙痒情况存在非常明显的昼夜节律,“以夜间加重为主”。并且最主要的是湿疹瘙痒对睡眠质量的影响,“没有睡好觉”“挠了一夜”,是湿疹患者最大的痛苦来源之一。
而白天由于需要工作、学习等分散注意力的事,瘙痒情况会比夜间好很多。“白天感觉都好了”“在外面上班一天都没事”“白天看着还比较正常”“白天还能忍”,这些是很多湿疹患者的原话。
当时事发是下午6:30到8:10。而2023年7月11日湖北省日落时间为19:28:00,天黑时间为19:55:11。所以可以判断,还没有完全到最严重的晚上睡眠时间段。
而事发还在图书馆。肖明T作为一个3年多的老湿疹患者,对自己什么时候瘙痒更严重会不知道吗?但是他作出的选择是去图书馆学习,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理解为,他认为此刻自己的湿疹是可控的。
那他挠了多久了?原告观察到了就有一个多小时,甚至如果原告没有上前阻止,也不知道是否会继续下去。
除了这个具体的时间段,在法院的判决书里,还有一个医学专家对这个时间长度的描述。这位被告请来的医学专家说“自慰也不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
是的,“自慰也不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位被告请来的专家看来,不管肖明T在做什么,这都是一段“这么长”的时间。
家人们,这合理吗?我简直匪夷所思啊。
被告想要拿时间长短洗脱“自慰”的可能性,那这个时间对非睡眠时段、且有3年经验的湿疹患者挠痒就合理吗?
一个3年的湿疹患者,如果他知道自己瘙痒严重,他为什么会做出去图书馆学习的行为?
一个3年多的湿疹患者,如果知道自己瘙痒开始严重,并且知道自己是隐私部位,他为什么会放任自己在公众场合“挠一个多小时”?
3年了,并且根据肖某母亲的说法,他还是从小就有,那就是很可能这个时间还是远超3年的。但打小就有湿疹的他,不知道湿疹不能挠,不知道湿疹会越挠越痒,不知道湿疹什么时候容易加重,就放任自己在公开场合挠了一个多小时,时间长到被告请来的医学专家都用上了“这么长”,这合理吗?
而最大的问题在于,就算我退一万步说,肖明T就是存在湿疹的,但有什么理由可以说他就不是在自慰了呢?为什么“有湿疹”就等于“不自慰”了?这两者的逻辑关联在哪里?
我感到非常困惑。
我上面这几段的论述,除了一些专业知识如公共猥亵罪、湿疹,和案件相关的全都来自法院判决书本身。可以看到,事发的录音法院在判决书里没有全部呈现,用来证明不是自慰的两个理由(“前后矛盾”在语言学上的怪异、3年“湿疹人”像第一次得湿疹)逻辑上怪异,限定“指定对象”的性骚扰条款还显得我们法律有点落后。
我确实没有亲眼看到事情经过,更不知道办案人员和双方当事人的原始录音是怎样,当然我更不是在说法院撒谎,我只知道“诚实永远是最简单的,而撒一个谎,就要靠另一个谎去圆”。
看完判决书,我们来看看判决书以外的。这些判决书以外的资料,让我对肖明T母亲做这些事的动机,感到背后发凉。
武汉大学是在2023年10月13日发布的“处理通报”,首先不得不说这份通报非常善良,没有像大连工业大学那样公布当事人全名。
同时这份处罚是有时间期限的,根据《武汉大学学生纪律处分办法》第二章,记过处分期限12个月。事发于2023年7月,处罚到期时间是2024年7月。而根据该条例,处罚到期后,肖某的表彰、奖励其它权益,均不再受处分影响。
所以在舆论再度升级的2025年7月,肖某的学业根本已经不再受处分影响了。
而在该《处分办法》第四章第三十条更是写明:
“处分到期,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培养单位出具处分期间的表现鉴定及解除建议,报审核部门同意后,处分予以解除。”
所以,即使退一万步,肖某的行为不构成“性骚扰”,把它的视频上传到微博也会被判定为“涉黄信息”。而武汉大学针对这样一个在公共场合不当的行为,做出一个有期限的、到期后奖励不受影响、到期后还可以申请撤销的处分,到底有何不妥?
而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当事人女生又遭受了什么?
她个人信息、全名资料满天飞……甚至有人拿着她的身份证去登记器官捐献。大量营销号、男拳博主对她造谣攻击、“恶女”“七宗罪”“毒妇”“噩梦”“压抑的欲望”……让你怀疑她到底做了什么要被这样对待。
而肖明T同学,更有各种奇怪的往事。
被疑似为高中同学的人,指证高中时进女厕所;
中考分数疑似没有达到武汉外国语学院分数线,能入学,还凭借“借读生”身份拿到武汉大学保送资格
100多万的路虎是他的练手车,此外还有一辆奥迪被武大保卫部记录过3次超车,手表一块近5万、一块26万,放在地上背包是是doir……种种奢侈的生活显然无法和平均月生活费只有2000元的大学生相比。
肖同学还能调动超出常人的媒体资源,从公众号到百度,肖同学一声令下,它们准时准点万箭齐发。
关于男拳小作文里说什么“这件事气死了肖明T的爷爷肖乐夫”,我真是一点也不信。
到底是对ICU有多无知。进ICU需要全身插管,很多人都是万不得已才进,不仅是因为病情的轻重,更是因为全身插管本身就会对身体造成很多难以恢复的创伤。
平均数据上,大部分患者只会在ICU待1-2周,只要稍微有点自主活动的生命迹象,医生就会让你转进普通科室。而肖某的爷爷一个在ICU待了一年以上的人,医生都只会觉得“人死得差不多了”,居然有人觉得他还能看新闻、听新闻,这到底是什么医学奇迹?我是说这些男拳的智商。
法院判决书的问题我上面用了大篇幅来论证,在文章的最后,还想提另一个点。
在女权主义的话语场上,总有自由派提倡什么“擦边自由”“婚女都是需要拯救的对象”,那我希望你们看看,在这次事件中她们扮演了什么角色。
肖明瑫在法院审理过程中,都没有出庭,而是的母亲作为代理。另外请记得,微博小作文也是肖母亲手发的。
当你们觉得婚女是弱势群体,需要声援时,她们为了自己的男宝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开盒单女身份信息、出入境信息、威胁和她下半辈子“不死不休”、轻松召集到多位证人……特别是当我看到她的关注列表,熟悉微博的姐妹一定不陌生,集齐了多位男拳博主,我说你们男宝妈和男拳沆瀣一气的样子真是装都不装了。
另外你还有印象当初打着律师旗号靠擦边走红的“是小冰心啊”吗?人家靠着骂这位女生“毒妇”,已经赢得了兄弟们的一片喝彩。
7月22日,四川江油的三个小太妹,把一个14岁女孩拖至某废弃的楼房内,持续进行了4个小时的殴打,诸位可以找来视频看一下,极其残忍。
被打的女孩说爸爸会报警,施暴的小太妹边打边叫嚣出一句名言:你以为我们怕?又不是没进去(指警局)过?!没有20分钟就出来了。
8月4日,警情通报出来了。对于三个违法行为人:
刘某甲处行政拘留十三日,罚款一千元;
彭某某处行政拘留十日,罚款八百元;
刘某乙因未满十四周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对刘某乙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
这期间网络上有传言说施暴者的父母为高官,很快当地警方出面辟谣:三名施暴者的父母有的无业,有的是售货员、外卖员。
关于这事,我看到网友们的意见都是觉得判得太轻了,呼吁《未成年人保护法》真正保护“该被保护的未成年人”。
法律修订需要审慎,咱说了不算,我想说点别的。
一、受害人7月22日报警,警方的通报8月4日才出来。关于为什么间隔这么久,也有记者采访了警方,警方给出的回应是:1.牵涉多人,经多方查找,待涉案人员8月2日全部到案后进行询问。2.伤情鉴定在8月3日才出。
相当数量的单位一方面人员和机构庞大冗杂,另一方面真正干活时人手短缺。当然没人干活的根本原因还是不够重视。施暴的三个小太妹和被打的女孩一看就都是底层家庭的孩子,公事公办,无需特事特办。
虽然经历了半个月,但也没耽误最后给这三个小太妹该给的判决,据江油警方,对于这三个的处罚决定,已经“属于“从重”。这点大家还是可以相信,对于这种家庭的孩子,没有包庇的必要。
但半个月的时间,能发生什么呢?
那则关于施暴者父母是高官的谣言都跑遍半个地球了,真相还在家穿鞋。
谣言就是一堆鸡毛,吹口气就能漫天飞舞,而有关部门只会在后面跟着小跑,边跑边气喘吁吁地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
话说正义它怎么总是迟到?就不能给自己的桌子上刻个“早”字?
二、青少年霸凌现象非常普遍,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列举了常见的霸凌形式,以及什么样的青少年易成为被霸凌的对象。但那篇文章被莫名嘎掉了,懒得再写。一句话概括下就是:只要你“特殊”,就可能被霸凌。
而青少年们界定“特殊”的标准,是与成人不同的:胖、丑、慢、穷……都是理由,但还远不够:长得好看、出手阔绰、来自外乡、是个网红……也是被霸凌的原因。
我认识一个小姑娘,家里做生意的,条件中等偏上,长得还挺好。有个特点就是:习惯道歉。比如两人在公共场合发生碰撞,她一定是主动低头道歉的那个,无论是非。就这么一个“有礼貌”的孩子,读了初中后,被班里女生言语攻击、组团孤立……初二时因抑郁休学。
有学者说,我们很多中国人的灵魂里,住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还有一个土匪。这个土匪就是游民文化。
游民文化包括:强烈的反社会性、在社会斗争中,最具主动攻击性、注重拉帮结派、鄙视道德伦理。
比如一些我们经常听到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大块吃肉,大口喝酒;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些“金句”从来都不在主流文化中,但一直扎根在游民文化里。许多的乱象,或许可以从这里找到解释。
江油不只有李白的诗,还有14岁少女的泪。
2025年7月22日,14岁女生赖某某在江油市一废弃楼房内,遭刘某甲(15岁)、彭某某(14岁)、刘某乙(13岁)等多人围殴约4小时。对方的施暴手段包括轮番掌掴、踢踹头部及膝盖,并使用废弃水管殴打,还强迫她脱衣服(未完全得逞)。赖某某在被打过程中求饶,称“爸爸会报警”,反遭施暴者嘲讽:“又不是没进去过!20分钟就出来了”。毫无忌惮的施暴者将打人过程拍下来,上传到网络上,引发全网愤怒。
8月4日,四川@江油公安 通报: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甲、彭某某作出治安处罚的决定;对刘某乙及其余围观人员批评教育,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规定,对刘某甲、彭某某正按程序开展送往专门学校进行矫治教育的相关工作。
网友对此处罚似乎并不满意,认为施暴者利用法律保护未成年人的漏洞,肆意欺凌他人,性质恶劣,应该受到严惩。不少网友认为,现在未成年人犯罪越来越低龄化,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划定的年龄偏高,应该降低年龄,加大打击范围和打击力度。(相关阅读:14岁女生被殴打,霸凌者是“官二代”?警方通报)
有律师说,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明确,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违反治安管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在一年以内二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可以拘留。期待新法施行后,能灭一灭施暴者的嚣张气焰、让他们长点敬畏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被霸凌的赖某某,母亲为聋哑人,家庭弱势。赖某某长期在校受歧视,曾多次被同一团伙霸凌,包括堵厕所欺凌、勒索钱财。施暴方家属至今未道歉,被霸凌的赖某某母亲在现场激动一度晕倒,父亲跪求公道,众家长一起讨说法,高呼“抗议”!“你做错事了先有个认错的态度”“我们只想保护该保护的未成年”!
这不是个例,而是弱势家庭的孩子被霸凌的一个缩影。
2025年2月,广东湛江吴川市第三中学,一名15岁男生被多名同学围殴。施暴者用拖把击打其头部,将脏布条塞入其口中,并不断辱骂嘲笑。受害者智力缺陷,父母离异,由年迈的祖父母抚养。
2022年12月,湖南初一女生肖某连续一周遭两名同校女生欺凌。公开视频显示,她在路边被扇33记耳光、踹踢16次,全程未反抗。肖某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家里就只有年迈的爷爷和奶奶,施暴者选择目标时明确针对“背后无人撑腰”的留守学生。
2024年3月,河北邯郸一名初中生小光(化名)因长期遭三名同学霸凌,最终被杀害掩埋。小光父母离异,父亲在外地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课题组在2020年至2022年针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的调研显示,53.5%的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被霸凌的学生中,单亲、留守、离异或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受害比例最高。施暴者专咬“病鸭子”,专捏“软柿子”。
为何弱势家庭的孩子容易被霸凌?主要原因是弱势家庭的孩子常因资源匮乏被迫养成内向、胆小的性格,遭遇暴力时不敢反抗或求助。他们往往缺乏背景支持,容易被孤立。特别是离异家庭或留守儿童,缺乏家长的有效支援。在受到霸凌时,家长很难第一时间给他们保护,或者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学校对霸凌管理不到位,法律对霸凌者惩罚有限,更是让霸凌者肆无忌惮。
赖某某的泪,是弱势家庭的呐喊,也是社会的警钟。别让孤立无援的孩子继续成为被霸凌的对象,别让类似的事件一再发生。学校要教会孩子互相尊重,法律要更加严厉,社会要共同关注。关注霸凌事件,声援被霸凌的孩子,就是保护每一个孩子,就是避免下一次霸凌事件发生。
河南省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邵某某于医院坠楼身亡,此事不但令医界震惊,更引发更大范围的舆论追问。有患者对财新表示,邵医生生前曾遭受网络暴力,带有侮辱性语言的视频已经在周口当地广泛传播。
8月5日,周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称,2025年8月1日20时38分,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发生一起坠楼事件,经核实,坠楼者为该院医生邵某某,女,57岁。事发后,该院迅速组织抢救,但坠楼人员终因伤势过重,于8月2日凌晨1时40分死亡。
事发后,许多邵医生曾经的患者在社交媒体上自发悼念,对邵医生离世表示惋惜。吴雨(化名)曾由邵医生接生,她对财新表示,邵医生对患者尽职尽责,在当地知名度很高,有口皆碑。公开信息显示,邵医生毕业于新乡医学院临床专业,副主任医师,从事妇产科工作二十多年,擅长无痛分娩、1分钟无痛流产、各种高危妊娠的处理等,曾获“河南省优秀妇产科医师”“周口最美医生”等荣誉。
吴雨回忆:“我生产时胎儿头太大,导致难产,当时助产士已经束手无策,多亏了邵医生过来才把孩子生下来。”在她印象中,邵医生是“一位非常慈祥的阿姨”,“她非常认真负责,在我住院期间,她每天查房的时候都会事无巨细地关心产妇的情况,关心孩子吃了什么,连给孩子喂奶的姿势都手把手教给我。”
关于邵医生坠楼身亡的原因,网络传言系“因长期遭受网络暴力,求助无果,以死明志”。8月4日,邵医生的丈夫张先生(化名)在接受津云新闻采访时,证实邵医生确遭受持续的网络暴力。“三个账号连续七个多月的网暴,让她陷入极度无助、求告无门的感觉。”
根据津云新闻采访,张先生介绍网络暴力由三起医疗纠纷引发。第一起纠纷中,产妇发生羊水栓塞,为保命需切除子宫,家属签署同意书后,产妇顺利诞下一名女婴。事后家属反悔,认为生下女孩,产妇子宫又被切除,导致家中“绝后”,要求医院和医生赔偿100万。
第二起医疗纠纷是一名三胎产妇胎儿较大,邵医生多次劝其剖腹产并告知风险,但夫妻二人均坚持顺产,并签署了风险同意书,最终产妇子宫破裂,胎儿死亡,产妇经手术保住性命。后家属到医院闹事,被拒绝后转而到抖音平台发布视频。
第三起医疗纠纷发生于两年前,产妇顺利生产两天后,孩子突然出现缺氧导致皮肤青紫,医院将其送往新生儿ICU抢救,最终治愈出院。两年后,该幼儿被确诊为脑瘫,家属认为是医生失误。
据了解,起初前两个患者家属各自发布视频,关注度尚不高,后来这三起纠纷的家属在抖音平台合流,互相关注并推荐作品,影响力大增,此后大批“键盘侠”纷纷对邵医生口诛笔伐。
吴雨告诉财新,几位家属发布的相关视频,“我和我的朋友都在抖音上刷到了。”目前,相关账号已全部清空,吴雨回忆,那些视频对邵医生的形容包括但不限于“过度医疗”“没有医德”“摘子宫换钱”。“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邵医生那样细心、负责,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情?”她说。
据津云新闻,张先生称邵医生曾两次到周口市太昊路派出所报案,第一次警方未予立案,第二次虽立案,但警察并未明确如何解决,也没有第一时间联系视频发布者下架视频。
8月1日,邵医生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条告别视频,与孙子孙女视频通话,并给张先生留下一封遗书后跳楼身亡。根据张先生对津云新闻的叙述,遗书中详细写了三起医疗纠纷的具体情况,“最后让我一定要替她正名。”他还透露,事发后,派出所到现场拿走了邵医生的手机,下架了她的告别视频和网暴者账号内的全部视频。
目前,针对三起医疗纠纷,究竟孰是孰非尚无主管部门定论。就第一起纠纷所涉羊水栓塞,乃是产妇分娩过程中一种极其凶险的并发症,即羊水突然进入母体血液循环引起肺动脉高压、缺氧、多器官衰竭等等一系列严重症状的综合征,若不及时干预,最终会发生全身性出血倾向,同时可伴随多器官功能衰竭,是导致孕产妇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教授王琼告诉财新,羊水栓塞会导致子宫大出血,死亡率最高可达86%,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把子宫切除止血,可能会导致产妇流血致死,造成极大的抢救困难。
就邵医生所涉纠纷和网暴处理情况等,财新多次联系周口第六人民医院和当地公安部门,均未获回复。目前,周口市卫健委和相关部门已成立调查组,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处理,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7月22日,四川江油一个14岁女生被3个同龄女生霸凌施暴3小时。后来施暴视频被发上网,引发了轩然大波,各路消息四起,当地警方已经连续通报了两次。
乃悟上一次看到江油的消息,还是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里面说江油肥肠很好吃。导演陈晓卿说那里的肥肠好吃得入口就睁不开眼。
从霸凌事件的后续反应看,当地的老百姓明显眼睛睁得很大。想必大家这两天也看到了很多路边社消息和当地各方深入交流的视频,乃悟就不展开说了,说点别的。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研究报告》显示,遭遇过校园霸凌的中小学生大约为:
30%。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对3000多名中小学生调查后的结果更夸张,认为大约一半的学生都遭到过校园霸凌。
由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对于参与霸凌的未成年人,一直没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这次的施暴视频里,施暴女生显然也知道这点,他们嚣张表示:
20分钟就出来了,又不是没进去过。
有一位市级治安大队长回忆,他们市一个季度处罚未成年犯罪接近500次,好多人都是重复犯罪,最频繁的一个人,3个月时间进了30次局子。
去年全国轰动的邯郸初中生杀人事件,案情和影响如此恶劣,三名未成年被告的判刑结果分别是无期、12年和矫正教育。
在江油当地警方8月4日的通报里,施暴的3人中,已满14周岁的两名女生被治安拘留和罚款,并送往了专门矫正学校,另外一人则被移交监护人看管。
矫正学校,就是专门针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犯罪行为危害又不是特别严重的未成年人的司法措施。
乃悟研究了一下矫正学校。截止2024年7月,中国共有专门学校209所,较2022年翻了一番。
然而根据202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白皮书,中国每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超过10万,起诉的接近六万人,还有附条件不予起诉的超过两万人。
除了被警察叔叔送进去的,还有很多家长自愿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这么看起来,矫正学校的数量不太够。
数量不够之外,矫正学校还呈现出区域不均衡状态。有的省份,长期一个省就只有一所学校。而像精神小伙比较多的贵州省:
每个州市都有一所。
乃悟查了一下资料,目前对矫正学校如何进行矫正,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各地都是自己干自己的。有的矫正学校主要以军事训练为主,有的搞得比较好,还会有相应的文化教育、职业培训,甚至舞蹈班和武术班之类的。
教需要被矫正的孩子们军事技能和武术到底好不好,乃悟也不知道,但是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些矫正学校师资力量都很一般。很多学校依赖警察叔叔进行干预,问题是,警察叔叔他也不是教育学家啊。
对于问题少年们来说,仅仅是处罚和普法很显然不够。用一位专门学校的校长的话来说:
更关键是要重塑他们的社会性。
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矫正问题青年,需要专门的心理辅导,科学化的矫正课程和规范化的管理。
美国在90年代做过统计,60%的强奸犯、72%的青少年杀人犯和70%的长期囚犯都来自没有父亲的单亲家庭。数据趋势到今天基本没有变化。
问题少年很多并不是天生就是问题少年,他们大多数都有着来自家庭、社会的深层次的问题,就更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和矫正。但大多数矫正学校都极度缺乏心理医生和心理辅导教师,很多学校只有一个。
矫正学校也很无奈。第一,他们经费来自地方财政拨款,部分来自于家长缴纳,无法聘请好的教师;第二,很多时候优秀的教师不愿意前往矫正学校,很多学校只能从毕业生里面去挑选。
应届大学生能不能管问题青少年,极大概率是不能。不熟悉的朋友可以看看日本漫画《GTO》,或者《古惑仔:战无不胜》,就是陈浩南和李嘉欣一起去学校当老师那集。
有从矫正学校辞职的心理老师坦言:
我觉得我也需要心理辅导。
此外,一些学校管理上比较粗放的矫正学校,喜欢直接招聘退伍人士当老师,武德充沛的老师遇到头铁的问题青少年,结果就出现了14岁少年被活活打死的案例。
乃悟不想批评这些学校做得不好,因为问题不是他们造成的,他们只是承担了部分结果和责任。
美国的社会学家们孜孜不倦地研究为什么他们是世界上关押了最多罪犯的国家,有人说是惩罚力度不够;有人说是监狱都是盈利性质的,人越多,钱越多等等。但是乃悟还看到一个回答,说美国同样也是单亲家庭比例最高的国家。
孩子有没有健康成长成长环境,有没有得到正确的家庭教育太重要了,这是每个父母的责任,社会也要给父母承担这种责任的支持,这不仅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们。
社保“强制缴纳令”来了?
最近,最高法发布了一则司法解释,引发了轰动: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
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不管是用人单位故意不缴社保,还是有些劳动者为了多拿工资和用工单位达成不交“五险一金”约定,9月1日之后,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
这一招,堪称釜底抽薪,让“弃保”的机会成本大大提升。任何用人企业想逃避“缴社保”的责任,都可能“喜提被告”,甚至可能被追责、罚款。
最高法的表态,也道明了一个被我们忽略多年的事实:社会保险,是和纳税一样的法定义务,它对于企业、对打工人,无处不在。
国家突然强调“社保红线”,背后的信号非同寻常。《晚点LatePost》此期有一篇文章分析,2024年中国就业人员总数约7.34亿,但根据统计公报中参保人数最低的失业险推算,中国拥有完整社保(即“五险”)的人数最多为2.46亿,仅占就业人员总数的33.5%。
“全民强制社保”的时代到来,将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
其实,“五险一金”从诞生起就带有强制性。
简单回顾一下社保制度的历史:
1993年,我国首次提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并明确“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金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
1999年1月22日,《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生效,在职员工具备了向企业提出追索养老金、医疗保障及失业保险的权利;
_此后2008年修订的《劳动法》,以及2011年施行的《社会保险法》都再次明确_用人单位必须对所有员工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我国的“五险一金”构成
社保的“强制约束力”,从一个细节就能看出来:2019年开始,社保中“五险”的征收主体从社保局转移到了税务局。因此有人说社保是一种特殊的税,不无道理。
总体而言,“五险一金”制度的建立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进步,对于劳动者,是关系到终生福利的大事。
为何现实中,还有人不愿意交社保,或者希望尽量少交?
原因,很复杂。
从“五险一金”的构成上看,养老保险是绝对的大头,但这是一笔长期的投资,按照现行规定需要交满15年才能退休后领取。而在2030年之后,这一年限将逐步提升到20年。
回报周期**如此漫长**,但个人的支出成本却不是一笔小数目。
以北京为例,按最低缴费基准算,个人部分的社保缴纳费用为716元/月,如果是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养老保险,没有雇佣单位分摊,费用几乎翻倍。一个月薪7000-8000的人,就需要拿出10-20%的收入来交社保,低收入者需要负担的成本比例还要更高。
今年许多人呼吁的“为骑手交社保”,实际上存在很多不同的声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在针对外卖骑手的一项问卷调查中显示:
_23.5%_的骑手明确表示“不愿参保”;
_38.9%_的骑手仅愿拿出月收入的5%用于社保;
_不足10%_的骑手能接受现行个人缴费比例;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有超过2.4亿灵活就业者,骑手们对于社保的疑虑有着相当庞大的群众基础。
很多游离在“社保真空地带”的都是年轻人,他们自认身强力壮、可以养活自己,至于老了有没有后人种树让自己乘凉,还想不到这么长远。
尤其是,经济遇冷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拿到到手现金,而非几十年后的“预期收入”。活在当下,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因此有很多网友评论说:不是我需要社保,而是社保需要我。
过去,用人单位不为员工缴纳社保也是违法的,但对于一些规模不大、利润不高的作坊企业,小餐饮店、小零售店,社保征缴执行并没那么严格。
国家为什么现在突然收紧红线,强调“不缴纳社保的约定无效”?
这可能和当前社保收支紧平衡有关。根据2024年的预算报告:
_202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18944.7亿元,增长5.2%;预算支出106061.28亿元;_当年收支结余12883.42亿元。
看起来,去年的社保基金还有很大的富余。但考虑到2024年我国各级财政对社保基金的财政补贴高达2.6万亿,近年来还在快速上涨。真实的社保基金**压力,可想而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中国的社保一直以来都是“现收现付制”,当前工作的人所缴纳的社保,其实是付给了现在享受养老金的退休人员。
本质上,社保就是一个关于分配的数学题。有人曾经作出测算,如果以中国的平均寿命78岁,男女平均退休年龄56.25岁来算,那么达成“现收现付”的条件至少是:
1个人领社保的同时,1.67个人在工作。
而当前,中国正迎来一波史上最大的“退休潮”。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1950-1958年、1962-1975年和1981-1997年三次“婴儿潮”。其中最大的一次,就是1962年开始的这个波峰。
随着更多的“60后”步入老年,接下来每年都有超过2000万人退休;但与此同时,我国每年新增的潜在劳动力供给大概为1700万-1800万。
换句话说,我国每年都会减少300-500万劳动年龄人口。
退休人口与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倒挂,将是社保体系未来几十年面临的严峻问题。
从目前来看,国家已经着手从几个方面去填补社保扩容后的资金缺口:
1.加大财政补贴。2025年财政赤字规模达5.6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6万亿元。但随着各级财政“过紧日子”,用财政补贴社保缺口,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2.社保转移支付。简单来说,就是从广东、江苏等东部发达省份调配资金,去补贴其它地区。2024年,我国的社保调剂资金总额达2840亿元。其中,广东的统筹调剂资金历年来都是最多,民间流传着:
广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的老人。
3.各种方式“开源节流”。最近有一些动向值得关注,6月24日,《国务院关于 2024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公布。其中指出:
13省将406.26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等,挪用于“三保”支出、偿还政府债务等。
通过加强审计防止资金浪费挪用,还不足以填补未来的收支缺口。
接下来严查企业欠缴社保行为、尽可能扩大社保缴纳人群的基本面,或许是重要方向。
“强制社保”时代到来,会给我们的社会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从短期来看,很多企业将面临一波合规成本的上涨。这不仅会影响到餐饮等中小微企业的利润,也会对劳动者们的收入产生波动。
许多人没意识到:社保,本就是自己收入的组成部分。老板雇佣一名打工人时,心理上是有一个整体的成本预算的,它包括:
工资+“五险一金”支出+其它成本
这个用工成本,是由市场决定的,并不会因为政策的变化而凭空增加或减少。如果必须缴纳社保,那么企业必然将这一部分的成本,转嫁到劳动者的工资上。
当前许多利润极为微薄的行业(外卖行业利润率仅为3%),吸纳了相当多的就业人口。“强制社保”导致的用人成本上升,会不会导致用人单位重新权衡效益,转而去推动“机器换人”?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外卖可以无人机配送、机器人配送。
而从长远而来,当前的社保制度也需要更完善,以增加吸引力。
比如医保的跨省报销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工作流动性很高,换城市早成了常态。但换个城市看病的时候,医保卡不能用,账户也不能转,相当于“交的是全国的钱,却只能报销本地的账”;
再比如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目前两种体系的差距仍然很明显,也存在缴纳和领取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4年度:
_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每人每月3825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每人每月_246元。
考虑到不少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都出身农村,很多人交社保意愿不高,就是担心自己的父母难以受益。
总体来说,中国的社保体系在往普惠化的方向发展。想要拉动内需,以更大的力度刺激消费,就必须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度。这也是今年以来高层“投资于人”的政策取向体现。
而对于个人来说,交社保不只是“法定义务”,更是一笔对未来的投资。即使你只想“活在当下”,每年只有几百块钱的医疗保险还是要交,关键时刻可以救急、救命。
有网友说:“买社保相当于多养一个儿子。只需要养15年,不用辅导作业、不用买房买车,等你老了每个月准点给你钱花,没有抱怨也没有牢骚。”
这也许是普通人只要付出就肯定有回报的项目了。
第一次见到张梦凡时,央视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他眼睛周围的皮肤,看上去特别薄。后来才知道,那是擦眼泪擦出来的。镜头前的张梦凡从不落泪,实在控制不住,就低着头一言不发。透过反光玻璃,可以看到那张憋得通红,因痛苦而扭曲的脸,和红了的眼眶。可再一抬眼,他又变回那个平静的讲述者。
那次采访,距离2015年8月12日的爆炸,过去不足20天。
当晚,天津港发生了一场由危化品引发的爆炸,张梦凡所在的八大街中队是距现场最近的消防队。中队26名消防员接了任务,开着4辆车冲去现场,张梦凡因为胯骨骨折在养伤,由战斗员转去做通讯员,留在中队。那天出任务的战友,8人牺牲,18人不同程度烧伤。
21岁的张梦凡成了最幸运的那个。
爆炸在现场留下了比半个足球场还大的深坑,和波及周围百余米的焦土,也在张梦凡心里留下一片废墟。在湖北孝感老家,他特地留出一个衣柜,存放当时的消防服、军装、走访战友家属的100多张车票,以及两张纸——那晚的派警单,和一张写有8位战友名字与电话的A4纸。这些年每到休假,他除了回老家,就是去天津、河南等地“探亲”——这是8位已故战友的家乡。探望和照顾他们的家人,是张梦凡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救赎方式。
十年后再面对媒体,张梦凡语气平静,没有了那张因痛苦而憋到扭曲的脸。两三年前,他突然发现,自己不再因为听到伤感音乐而崩溃,也不会在午睡醒来发现天已经黑透时,感觉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他似乎好了起来,“过上自己的生活了”,这是他从未期待过的。
而这也是我们想讲述这个故事的原因。我们无意塑造一个悲情英雄,或是挖掘一场灾难的余烬。我们更关心的是,一个幸存者,如何在漫长的十年里,处理幸存带来的愧疚、责任,与自我拉扯。张梦凡说,自己内心深处最大的牵绊,依然与那场爆炸紧紧相连。
因为他不想遗忘,也害怕他们被遗忘。
最近几年,张梦凡一直“漂”在路上——名义上在成都工作,实际上一大半时间都在酒店度过。作为一家传媒公司的外联制片,他习惯了拎包就走的生活。即便回到成都,也是住酒店。他的全部家当只有两身换洗衣物、一双拖鞋、一个洗漱包、一支温度计、几份工作文件,可以轻松塞进一个双肩背包,和一个登机箱。
这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曾以为自己会在部队待一辈子,生活在集体中,受严格管理。直到十年前的那个晚上,看到那朵十几米高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提起爆炸,这是最先闪到回张梦凡大脑里的画面。
除了这朵仿若灾难片画面的蘑菇云,那晚还有些不同寻常的迹象:接近夜里11点,张梦凡在睡梦中被天边火红的亮光照醒,他还以为天亮了;派警单上的火情信息很模糊,既不知道确切的着火点,也不知道什么物质着了火——入伍5年,他第一次见到信息这么模糊的任务单。
张梦凡将派警单交给火场文书訾青海,一分钟后,大家整装集合,乘着4辆消防车冲了出去。8月初,张梦凡在一次跑步训练中摔倒,造成大腿错位、胯骨骨折,于是当天晚上,他的工作是留在值班室,打开通讯设备,将前方情况上报给支队。
但那一晚,手台里异常安静,无人应答。
第一次爆炸发生时,玻璃被震得直晃,张梦凡本能地往外跑,想起手台和手机没带,就又返回了值班室。再次出门时,第二次爆炸来了,他躲在二楼楼道里,天花板和玻璃全部被震碎,在他身后飞溅起来,玻璃直直扎进墙里。
跑出营区,张梦凡看到天空正升起一朵蘑菇云。
他心里凉了半截,意识到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火灾。他想冲进现场,去找战友。这时,中队门口的马路边聚起了匆忙逃生出来的居民,有人只穿着内衣内裤,有人崩溃大喊,有人拉着他哭着不放手。
安抚好居民,已经是凌晨三点。张梦凡回到中队,不停地给每个现场人员打电话,但直到接近天亮,始终无人应答。
据“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调查报告显示,发生爆炸的瑞海公司仓库,系违规获得经营资质,不具备储存危险品、爆炸品的资格。张梦凡曾对媒体回忆,爆炸前一个多月,中队每星期都会去辖区内的储存危化品的单位进行实战演习,也绘制过这些厂区的图纸,精确到消防栓的位置,但瑞海公司并不属于他们的辖区范围。
这场爆炸中,共有99名消防员牺牲,超过了2005—2014年我国消防员死亡数量总和。而距离现场最近,最早到达现场的八大街中队,当晚无一人归队,最终8人牺牲,18人受伤。
天津烈士陵园
不顾领导反对,张梦凡坚持留在了严重损毁的中队。他想守着这座孤岛,等着战友们的消息,也怕家属过来找不到人。
楼道里突然传来脚步声,张梦凡以为是战友回来了,冲出去一看,是战友梁仕磊的家属。梁仕磊是代理中队长,爆炸前已经跟队里请好了假,说是8月份要去领结婚证。
家在天津的家属陆续赶来,不时有哭声传出。一位父亲长久地坐在椅子上,沉默地抽着烟;一位母亲外表看起来极其镇静,但从内到外透露出极致的悲伤——这是战友刘程的母亲。张梦凡清晰地感受到,她的心已经死了。
訾青海是河南周口人。家人开了六七个小时车赶到天津。在没有得到确切消息前,张梦凡只能说战友去执勤了,得等消息。訾青海的父母坐不住,就跟着志愿者,去收治伤员的医院挨个找人。最终,他们等来了儿子遇难的消息。
新兵头两年不能回家,而訾青海还有20天就两年期满,到时候他可以选择退伍或者转士官继续留队。
辨认战友的遗体,比劝慰家属更揪心。经历了爆炸的尸体多有残缺,需要一起生活多年的战友反复辨认。那段时间,张梦凡白天协助搜救人员辨认,晚上守在电话前,等着接家属电话。为了发动更多力量找人,他建了一个收集“8·12”事故线索的QQ群,每天有上百人申请入群,大家分享着搜罗自线上线下的救援信息。
第一个确认牺牲的是杨钢。按照要求,所有战士的物品都要封存起来,不能乱动。张梦凡违背了命令,拿着扫帚进了杨钢的宿舍,帮他清理了床上的玻璃碴子。杨钢曾将家乡的咖啡豆带来天津,种在中队的院子里。
张梦凡每天都去给咖啡豆浇水,幼嫩的小苗在爆炸不到半个月后开出了第一朵花。
那段时间,张梦凡变得比以往都勇敢。他从小内向,和人说话时都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他形容自己永远是班里的最差生,胆小、懦弱、老实。在中队,他也总是待在不起眼的角落,等着队友主动发起活动。而爆炸后,他独自留守中队,接待家属和志愿者,应对各路媒体,收集信息寻找失联者,整理队友遗物,彷佛一下挣脱了从前的躯壳,强大起来。
张梦凡记得,当时有一位上海小学生给中队汇来50元钱,附言“向您们亲切慰问,敬礼”。他随即开通了微博,将此前和战友相处的点滴,牺牲战友的照片和社交媒体信息,以及自己絮絮叨叨的随想和梦境,都分享在网上。
他希望更多人知道并记住八大街中队的兄弟们。
“苟且偷生的滋味爽吗?”没过多久,就有网友在评论区这样说——这加重了张梦凡作为幸存者的隐秘愧疚。甚至还有人认为他在利用战友炒作。2019年接受采访时,张梦凡曾透露,那些质疑的声音,让当时刚满20岁的他一时想不开。
活着让张梦凡感到愧疚。
他后悔没能一起去现场,即使这对结果并不会有多大改变;他至今都会设想,如果当初能够预料到事故,哪怕承担再大责任,他都不会把派警单递给战友,“还是想让他们活着”。
但他几乎不在人前袒露自己的情绪,十年前面对媒体时就是这样。一开始他会强忍着,然后偷偷背过身去抹泪;反复讲述多了,也便逐渐麻木,像台机器一样作答。只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会尽情释放。
大爆炸后,张梦凡得过抑郁症。最近几年他才开始跟人吐露这件事,此前除了心理医生,他没告诉过任何人,包括父母。治疗是偷偷进行的,钱是在支付宝借的。
事故发生后,有专业的心理医生被到派到他所在的中队,定期为大家做疏导。临走时,医生留了联系方式,但张梦凡从没主动寻求过帮助。他怕麻烦别人,也怕家人担心,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我消化。
张梦凡的退伍军人优待证
8位战友的追悼会,张梦凡一场也没落。有一次,同一天在同一个殡仪馆参加了三场。他觉得讽刺,“好像上班一样”。
一次参加完追悼会回程的车上,他没忍住,哭了出来——这是他极其少有的在外人面前崩溃的时刻。2015年“十一”期间,已经出院的战友们回中队聚过一次,大伙儿给已故战友摆了餐具和酒。有人聊起爆炸当晚,张梦凡低着头,突然冒出一句,“兄弟们走得太冤了”,随后不受控地大哭起来。
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他总会想起和战友们训练、玩闹的日子。他命令自己不要再想,但根本控制不住。爆炸后的第三天,他梦见了杨钢——那是第一个被确认牺牲的战友。他想跟杨钢说话,但对方只是在旁边看着,并不理他。20多天后的一次午睡,他梦到了刘程、杨钢、訾青海等几个已经牺牲的战友。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想醒来,但全身动弹不得。终于费了很大劲醒来后,他又后悔了——他想多梦一会儿,再看他们几眼。
之后一两年,战友们总会出现在梦里。张梦凡挣扎着醒来,恍神儿间回到现实,才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在了。他想着,不如也一起离开这个世界吧。这个念头一出现,他又会强迫自己赶紧想想父母,克制这种冲动。
关于幸存的愧疚,很多人劝张梦凡没必要,但他就是走不出这个状态。
他决定把生活重心放在战友身上。他在2015年年底退伍,离开了原本打算待一辈子的部队,最大的动因是想去探望8位已故战友的家人。
“有人牺牲了,有人受了伤,一辈子带着残缺,只有我一点儿事没有。”尽管很多人宽慰他,但他总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儿。他必须要去探望那些家属,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需要什么帮助。他觉得,只有这一页真正翻过去,自己才能开始新生活。
这是他最想做也最害怕做的事。此前接受《冷暖人生》采访时,他说自己心里其实特别紧张,“因为不知道要说什么,我担心战友的家属见到我,会情绪很激动地问我:为什么你活下来了,我的儿子却牺牲了?”他在手机里存好了要带给每个战友亲属的照片,拿着他们的花名册,第一次独自出远门。他没告诉过任何人,这一趟旅程的花费是他从支付宝借的。
张梦凡在高铁站
最先去的是杨钢家。他家在重庆忠县的大山里,火车转大巴再换摩托车,张梦凡走了12个小时才到。杨钢父母见到他,没有一句质问,甚至没有陌生感。他们接他回家,给他做杨钢最爱吃的菜。父母将杨钢的墓立在每天上下班必经的山坡上,每次骑摩托车路过,都会按按喇叭,跟儿子打招呼。
在天津,他陪中队长梁仕磊的父亲喝酒,陪刘程的单亲母亲一起处理儿子的后事;在湖南永州,他收获了第一条好消息——战友蔡家远43岁的母亲通过做试管,怀上了新生命。
张梦凡最后去的是訾青海家。訾青海是他在队里最亲近的小弟,住同一个宿舍,值同一个班。訾青海的父母当时状态很差——母亲郭献珍几乎闭门不出,周围人都知道她家孩子不在了,她怕被人关心,任何关心都会让她难过。她每天躲在家里哭,哭到眼睛疼。
张梦凡来了,看着眼前这个跟儿子性格同样温顺的男孩,她总觉得儿子回来了。夫妻俩心疼他,带他出去吃好吃的,去新乡郊区的凤凰山逛,也劝他看开点。平时老两口难过的时候,也会去凤凰山看看风景。
花了近一年时间,张梦凡走遍了8位战友的家,多了8对父母。父母们都把他当自家孩子,知道他退伍了没收入,非要塞给他钱,他坚持不要。这种彼此间的羁绊,在爆炸第二天就有迹可循——当时,一张微信截图在网上流传,昵称为“刘世嵻”的消防员告诉朋友,“我回不来,我爸就是你爸”,还说战友刚子“走了,牺牲了”。“刚子”指的就是杨钢。
张梦凡的父母起初并不支持他探望家属的计划。他们担心他会不断被拉回痛苦中,陷入崩溃。但张梦凡执拗,只要自己认定的事,谁劝也没用。
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当他走到家属身边,聊起已故的战友,彼此都能得到些安慰。他见证了破碎家庭里长出的新希望,这反过来也治愈了他。
2016年,到訾青海家“探亲”时,张梦凡告诉郭献珍,说蔡家远的母亲通过试管,成功怀孕。郭献珍萌生了同样的想法。訾青海虽然有个姐姐,但“养到20岁的孩子,突然不见了”的痛苦还是无法承受。为了让自己能往前走,她决定再生一个。
求医之路很艰难——她当时47岁,做过结扎。新乡一家医院为她手术打通了输卵管,治疗了几个月依然无法怀孕,再去郑州检查,医生说她只有5%的怀孕概率。
在北京,公立大医院一听她的年龄,直接拒绝。
站在医院外的天桥上,郭献珍想跳下去。恰巧一位相识的记者打来电话,说是帮他们找到了当年“六旬失独母亲郭敏生龙凤胎”新闻的当事人,对方推荐了北京的一家私立医院。夫妻俩多次往返北京,吃药、检查、住院,花光了家里几十万积蓄,郭献珍终于在2017年7月怀上了双胞胎。他们觉得人生有了新的希望。
2018年3月,郭献珍剖腹产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分别取名“圣恩”和“浩恩”,平时唤作“大宝”和“小宝”。张梦凡特地赶去医院,透过监视器看到了这对新生儿。
但很快,网上有人质疑他们大龄产子,言语恶毒。张梦凡罕见地在微博上发了火,怼了回去。战友已经不在了,他容不得对他们家属的任何侮辱。这触到了他的底线。
张梦凡一直和家属们保持着联系,尤其和訾青海家。郭献珍性格开朗,有事会给他打电话商量,有好消息了也第一时间通知他。今年7月,手里的项目一结束,张梦凡就赶到新乡。郭献珍见到他,小跑着过来拥抱,两个孩子也立刻缠住了他。
张梦凡去訾青海家“探亲”,陪两个孩子玩
郭献珍告诉张梦凡,养育孩子的过程比想象中艰难得多。她和丈夫訾付长年纪都大了,平时只能找朋友帮忙。老两口的时间表也全围着孩子转:做早饭,送上学,辅导作业,一人负责一个。老师要求孩子们在学校说普通话,也鼓励家长在家说普通话。郭献珍就跟着短视频学发音。
为了陪孩子更久一点,夫妻俩每天坚持锻炼。訾付长定期会将头发染黑,郭献珍则格外注意拾掇自己。碰到有人问她是不是孩子奶奶时,她就当没听到。要是问起,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要孩子,她就只说,“俺结婚晚”。
这七年,他们几乎将全部注意力都倾注在两个孩子身上,一天都没有和孩子分开过。孩子们不知道有个哥哥,郭献珍计划着,等孩子长大几岁,再告诉他们。他们把訾青海的烈士证,和他儿时常看的几本书,装在他在部队用的绿色布包中,收在家里最高的柜子里。
大家坐在一起,难免提起訾青海。郭献珍感性,总忍不住掉眼泪;訾付长则把头别过去,长久地沉默,眼里满是血丝。但这种沉默又总会被孩子们的欢笑声和打闹声迅速打破。
曾经的伤口正在长出新的血肉。郭献珍告诉我们,也不断提醒自己,“孩子已经不在了,但活着的人还得要活,是不是?”
最近几年,郭献珍夫妇和张梦凡都发现,对方笑容越来越多了。张梦凡其实不喜欢小孩,过年回老家都尽量躲着家族里的小辈,但每次到了訾青海家,总是不自觉地笑起来——咧着嘴的那种,然后坐在地上陪孩子们玩整整一个下午。
张梦凡似乎好了起来。
爆炸发生后的头两年,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对未来最大的期待,总说“希望家属们能生活下去”。他说当时满脑子只想着战友和家属们,完全没考虑过自己。眼看战友家属们都在走出阴霾,他也尝试着重建自己的生活。
他在网上找过心理医生。给医生打电话时,他不是倾诉痛苦,而是直接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遏制自己想要轻生的念头。医生给了一些建议——吃药和去广阔的地方,张梦凡吃了一两个月的药就不想再吃,之后他选择了去全国各地旅行。
在丽江古城,客栈院子里有个天井,他就躺在天井下的躺椅上,看天上的云。什么也不想,一躺就是一下午。放空的感觉让他舒服,他为此又续住了一天,继续发呆。就这么在各种安静又开阔的环境里走走停停了差不多一年,张梦凡没那么想死了。
网上的言论对他来说也没那么重要了,他说自己更在乎留下来的人——战友的家属们。跟家属们接触的这些年,他意识到幸存也是一种幸运,这种幸运意味着他要承担更多责任。
2024年,他恋爱了,有了从未期待过的“自己的生活”。女朋友是个在武汉工作的山东姑娘。今年7月,在新乡一见面,他就告诉訾青海的父母,说自己谈对象了,下次会带着女朋友来看他们,还说打算明年结婚。
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遗忘。
十年后,张梦凡过上了“自己的生活”
“遗忘可能是中国的国情,只要热度过去,大众很快便会遗忘”。他发现,爆炸刚发生时每天上百人活跃的QQ群,第二年就没什么人说话了,几乎成了“死群”;2019年,有网友在他的微博下留言,惊讶于4年前竟然发生过这么大的事故;日常生活里,偶尔提到那场爆炸,他意识到,很多人并不知道。
为了对抗这种集体性遗忘,每次国内出现重大火灾事故的新闻,他都要转发。有拍火警的电影上映时,他会不遗余力宣传。每年8月12日,他也一定要发微博:一周年时他连发三条微博纪念,两周年则在留言区回复大家想问的问题……评论区的互动越来越少,他微博的字数也越来越少。2024年,只留下了“九周年”三个字。
他也还保留着一些部队里的习惯——他喜欢逛超市,因为在中队时,一休假放风,大家第一要紧的事就是去超市扫荡泡面和零食。他从来守时,总会在约定时间提前出现。那是作为消防员的肌肉记忆:接到命令后,无论在做什么,都要在一分钟之内穿上战斗服上车。
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也留在了从前。那时候手机上交,大家就在最有限的条件下找最简单的快乐:在地上画方格,捡石子下棋;或是扫落叶时,随手捡起几片叶子,玩“拔根儿”。
每年8月12日,张梦凡都尽量回天津一趟。原本的大坑早已被填平,建成了广场,杨钢的咖啡豆在那年秋天枯萎了,原本的位置被立了块纪念牌。即便不能在那天赶回天津,他也会找一个路口,给战友们烧烧纸——别墅、消防车、手机、平板、金元宝,每人来一套。
家属们也在用各种方式对抗遗忘。
訾青海的骨灰送回周口时,父母选择将他葬在周口市商水县的烈士陵园。他们想着,如果葬在老家的祖坟,几代人过去,就没人记得了。而进了陵园,总会有人去祭奠他。
他们还把孩子的遗物寄去了天津,存放在纪念馆。
訾青海留下的照片很少。新兵入伍的头两年不能回家,但第一年过完年,夫妇俩实在太想儿子了,就带着女儿一起开车去了天津。一家人在天津逛了两天,拍下一张合影。他们特地将照片带回老家,打算冲印放大,但却在冲印店意外丢失了。
那是他们见到訾青海的最后一面。
失去儿子后,郭献珍就梦到过他两回。一次是在部队,訾青海练出了一身肌肉,手撑着地,脚倒立着挂在单杠上。她拍了拍他,说我儿子太棒了,他对她笑了一下。梦醒了。
还有一次,她梦到了儿子的照片,也是笑了一下,突然不见了。
郭献珍看儿子以前照片
有时想儿子了,她会偷偷打开电脑看他的照片,或者偷偷打他的电话——尽管知道无人应答。她说自己只想问他一句,“青海你咋不让我梦见你?我还想看看你。”
张梦凡也越来越少梦到战友了,有些记忆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模糊。他知道遗忘是人类的本能,但至少目前,他还能一口气说出刻在骨子里的那8个名字,他们是“指导员李洪喜,中队长梁仕磊,排长唐子懿,刘程、蔡家远、杨刚、成圆、訾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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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七月底,北京、天津、河北、广东、云南、重庆等多地出现因强降雨、泄洪等原因导致的严重洪涝灾害。北京密云受灾尤其严重,十余万人被转移,愈三十余人因洪灾丧生。其中,太师屯镇一养老照料中心有31人因未被及时施救丧生,老人居多。
微信公众号“就叫熊太行也行”对于此事发布的遭删除的评论文章中,作者写道:
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屯镇的养老照料中心,淹死了31人。
北京大多数这一波洪水的伤亡,都发生在这里。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院子,都是平房。
洪水涨到两米深的时候,这些老人躲也没法躲,8名工作人员根本就没法拯救55名身体失能的老人。
有没有安全的地方呢?
一墙之隔,就是密云区第二人民医院,这里是楼房,三层楼。
只要早一点安排老人转移进隔壁医院,他们就不会死。
为什么没有呢?
区委书记余卫国说,预案没有把镇中心列入转移范围。
而且说,他们用了传统思维方式,没有考虑到老人、孩子和身体不便的人。
这不是鬼扯吗?
哪场洪灾没有背老爷爷、老奶奶的照片?
老老实实道个歉,不行吗?
以及,我试了高德、百度、腾讯、苹果,都搜不到“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
点评上也看不到这个单位(别的养老院是有的)。
泥洼洼一片,真干净啊。
编者按:本文含有涉及抑郁、自杀等内容,请酌情观看。如果你也有相关问题,请联系专业机构。
7月27日,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朋跳楼身亡。这已不是近期第一起民营企业家自杀事件。
对此,微信公众号“飞蛾逐日”作者李宇琛发布评论文章,点出民营企业家自尽事件背后,是当局对部分民营企业家的打压和敲诈。然而该文很快便被删除。
文中写道:
三个月前,4月17日,汪林朋被湖北武汉市江汉区监察委员会带走。罪名是立案调查,措施是留置。
7月23日,他出来了。留置措施被解除,变为了:
责令候查。
四个字,意味着他重获自由,但悬顶之剑尚未完全撤去。
他回到了公司,像往常一样开始工作。同事们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董事长。
然后,就是7月27日的上午。
坠落之前,汪林朋的最后72小时自由时光,是在怎样的心境中度过的,无人知晓。
但另一位董事长的最后时光,留下了痕迹。
时间拨回两年前的常州。
华立公司的董事长承勇,44岁,比汪林朋年轻。
他没有被留置,只是连续三天接受常州市纪委监委的谈话:
每天早出晚归。
调查涉及天宁区原副区长杨康成案。纪委需要承勇承认,他替杨康成保管了800万。
承勇说没有。
调查人员需要他说有。
承勇朋友圈的最后留言:
审讯小屋子有点难熬,太压抑。
在连续三天的“谈话”后,11月11日凌晨4点36分,他从世茂广场一跃而下。
他留下了一封遗书,之后被公布在公司公众号上,内容刺眼:
“含冤跳楼身亡,自证清白”。
遗书里说,他遭威逼,违心承认了那笔不存在的800万。他说他想:
早点结束。
但事后自己懊悔了,陷入绝望。
他最后的感叹是:
“度日如年…后面还要继续,我觉得太累了,先走一步,拜拜。”
汪林朋和承勇,两位成功的民营企业家,都走上了一条相似的、通往天台的路。
这条路的起点,都指向一个特殊的房间。
根据2018年开始实施的《监察法》,这个房间里的措施叫“留置”。
最长6个月,与世隔绝:
律师无法介入。
设立的初衷之一,是为了防止嫌疑人逃跑、串供,或者:
自杀。
在那个有点难熬的小屋子里,人的心理防线很容易被摧垮。尤其是当一些调查人员,背负着破案压力,想要撬开一个缺口时。
一位叫张庆方的律师曾披露,这种事并非孤例。他甚至用了一个很刺耳的词来形容承勇案里的操作:
敲诈。
敲诈一个民营企业家,为官员的案子填坑。
作者李宇琛近期发布的另一篇文章也同样被删除,该文对石家庄警察关于刘东林案中“自己查自己”的行为进行质疑。
文中写道:
有些结论,像陈年的酒,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散发出独特的味道。
另一些结论,则像过期的罐头,放得越久,开罐时崩出来的东西就越惊人。
这串数字,他们已经拨打过无数次,听筒里大多是忙音。
但这一次,有人接了,并且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同志,用沉稳的语调,口头宣读了一份迟到了六年的核查结论。
根据刘东林家属代理律师刘佳佳和王铁章公开发布的文章,这份结论的核心内容可以总结为:
2019年10月,市局领导亲自组织,纪检组牵头,对刘东林之死进行了核查。
结论是:
程序合法,未发现刑讯逼供,初步判定为因病死亡的意外事件。
家属对此无异议,尸体随后火化。
这份由“自己查自己”得出的完美报告,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逻辑闭环。
唯一的瑕疵是,这份诞生于2019年10月的结论,直到2025年夏天,才通过电话线,第一次抵达它本应抵达的当事人——刘东林的家属和律师耳中。
这就产生了一个小小的时空悖论:一个在2019年就对结论“无异议”的家属,是如何在之后的六年里,坚持不懈地奔走、控告,又是如何在2024年底聘请律师介入此案的?
也许,在某些地方,时间是可以被折叠的。
刘东林,外号“熊”,人如其名,是个壮硕的砂场工人。
根据律师文章中引述的案件简况,2019年9月30日,他被带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8天后的凌晨,他死了。
当年,家属接到的通知是,刘东林死于“肺栓塞”,送医院抢救无效。
几年后,在石家庄警方监管下的暴钦瑞也是这个死因。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医学名词,频繁出现在各种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官方通报里,与“躲猫猫”“喝开水”一样,共同构成了当代非虚构写作的素材库。
但家属很快发现了剧本上的漏洞。
据律师文章披露,他们拿到的就诊记录显示,救护车抵达时,刘东林早已没有生命体征。
后续长达7个小时的“抢救”,更像是一场不知给谁看的:
行为艺术。
更让他们无法理解的是,一个壮得像熊的人,怎么会突然肺栓塞?
在殡仪馆,他们终于见到了刘东林。
那具躯体无声地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律师在文章中这样描述家属看到的情景:
刘东林心脏处的胸口位置有圆形规则的淤青、背部(上半背)有不规则片状黄褐色的淤青、脚踝有伤口、双脚浮肿。
一位曾与刘东林一同被关押的工友后来透露,他自己遭受过电击、捆绑、殴打,他心脏处的圆形淤青,就是电击的痕迹。
家属想拍照,被陪同的民警制止了。
对于背部的淤青,民警同志给出了另一个专业解释:
尸斑。
至于胸口的圆形淤青,则无人解释。
或许,是“熊”自己不小心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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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就要实行“强制社保”:根据最高法司法解释,任何“不缴社保”约定都属无效,无论双方协商还是劳动者单方承诺。兹事体大,需要认真对待。
这是一个餐饮店老板发的视频,下面有几千条留言,其中一条留言说“这是危机的开始。”我朋友圈有篇文章刷屏了,题为《门口的包子铺要关门了》。
“强制社保”表明看是保护劳动者权益,但事情不会那么简单,政策初衷恐怕也令人生疑,让人想起三个月前“骑手社保风波”中那句“是骑手需要社保,还是社保需要骑手”。
我知道,有人会说:全世界社保都是强制缴纳,这有什么问题?以前可以钻空子,现在把漏洞补上了,这有什么不对?
这个是好问题,所以问题不在强制,而在于社保制度本身。关于中国社保制度,尤其是养老金制度的问题,我过去谈了很多,但在“强制社保”面前,最值得谈的“中国社保缴存比例过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影响至深,同时又很容易被大众忽略的问题。
首先要说中国社保的存缴比例非常高。以前我也不知道,到了加拿大,一比较才发现中国社保缴存比例高得离谱。以养老保险为例,加拿大雇主和员工分别5.95%,合计11.9%,加拿大隔壁的美国是分别6.2%,合计12.4%,中国是企业16%员工8%,合计24%,是两个发达国家的两倍。加上其他“四险”,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积金”,接近甚至超过50%,放到全世界,即便跟北欧高福利国家比,也是一个高得吓人的比例。
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下面我分五点来谈,姑且名之“五宗罪”。
第一宗罪:造成企业的沉重负担
这个负担有多重?正如开头的案例所说,它可以让一家企业关门。这不是夸张的说法,早在2016年,财税专家李炜光就提出了“死亡税负”一说,直指中国企业税负太重,对利润率不够高的企业就意味着死亡。当时很搞笑,国家税务总局转载文章反驳,说中国企业税负并不高,但李炜光说的“死亡税负”不是指各种企业税,而是指社保。社保也可以视为一种税,李炜光原话:“劳务税即五险一金,2016年中国总税率68%,其中48.8%是劳务税,而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在会计记账上,五险一金当作职工福利,但它其实是作为企业的一个税费。”
之前我让DeepSeek算过,假设营收一亿,利润三千万,工资成本40%,中国加拿大企业税负各自多少?
看到了吧,如果不算社保,中加企业税负差不多,一旦加上社保,中企是加企的差不多两倍,其中社保是加拿大的3.17倍,加上公积金是3.8倍。老老实实交社保可以把一家企业交倒闭,就在于此——把上面的利润改成10%(很多企业还没有达到这个利润率),马上就亏本了。
社保负担如此之重,一个企业怎么生存?国家的经济怎么发展?它不仅仅是老板操心的事情,也与普通人休戚相关,正如开头那篇《门口的包子铺要关门了》一文中说的,包子铺关门,5个伙计自然也就失业了,即便以后继续,老板也会考虑多雇佣退休老人,因为这样不用交社保。
第二宗罪:造成普通人的沉重负担
社保除了企业要承担,员工也要承担相应的一部分,这是其一。
但不仅于此,社保的高存缴比例还体现在体制内。单就养老保险而言,体制内除了基本养老保险单位16%加个人8%之外,还有职业年金单位8%个人4%,两者合计高达36%,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少有的高存缴比例。此外还有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积金,与企业一般按下限各5%缴纳不同,体制内一般按上限各12%缴纳,合计24%,仅此两项,就达60%。不要忘了,体制内并不直接创造财富,这些都是由纳税人承担。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国企也有额外企业年金,比如大家熟知的银行石油电信等垄断行业,消费者对定价没有发言权,也没有更多选择,本质上也可以视为一种税,姑且可称之为“国企税”。所以,国企畸高的缴存比例,是由普通消费者承担。
概言之,社保的高缴存比例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为体制内(包括国企)量身定制的,并由纳税人/消费者承担。
第三宗罪:扭曲了劳动力市场
这点就不需要展开说了,人人都明白。为什么这些年大家拼了命也要进体制内?因为体制内福利好啊。最大的福利就是前面说的高存缴比例的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和公积金。
这已经扭曲到了什么程度?今年高考录取,公费师范生和公安警校的录取分数甚至超过了985/211院校,大家想进体制内已经疯狂到了何等程度?
这是多么不正常的现象?要知道,真正创造财富,真正有竞争力的是民营企业啊。还记得体制内抢着“下海”的年代吗?那才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时候。现在,再没人想“下海”,都在想着“上岸”。
我们不能责怪普通人短视、没有冒险精神,这背后是制度的指挥棒在起作用,是民营企业沉重的社保负担VS体制内优厚的福利待遇,最直接的根源是过高的社保缴存比例。
第四宗罪:造成了代际不公
这是前段时间非常火的一条视频《加班回到家,我交的社保在翩翩起舞》,点进去看,留言有1.2万条。
另外一篇火爆全网的文章叫《爷爷每多活一天就能给家里带来566元的收入》:爷爷一个月退休金17000元,是全家的经济支柱,所以全家都把爷爷当成宝好生伺候。
这样的内容以前也有,但今年特别多,特别容易火,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情绪。很多上班族的工资收入还没有退休老人的退休金高,你让他们心理怎么平衡?而且不能把这归结为“嫉妒”,最令人难以平复的还在于:这些退休老人高昂的养老金正是由辛苦上班收入微薄的在职年轻人负担的。上面那句“我交的社保在翩翩起舞”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中国的养老制度是“现收现付”。
同样,这也是拜过高的社保缴存比例所赐。
第五宗罪:阻碍了制度改进
《加班回到家,我交的社保在翩翩起舞》下面有一条点赞很高的留言是这样的:“父母那一辈交公粮养他们,现在我们交社保养他们。”这句话太精准了,一句话概括了这几十年中国的养老制度现实。
我之前写过,中国养老制度是中国作为身份社会最显著的体现,根据城乡之间和体制内外,划分成了体制内-企业职工-农民三种身份,不同身份适用不同的制度设计,最终结果天差地别,三种人的养老收入比:1:15:30。这在全世界都是极其罕见的。
而我之所以说上一句话特别精准,不仅在于善于概括,而且还指出另外一个现实:最惨的两代人往往是一家人。一代是50后60后的农村老人,基础养老金不到200元,一代是80后90后从农村进城的青壮年,他们背负房贷,养育孩子,一边交着高存缴比例的社保养着城里的老人,一边还要从有限的收入中省钱接济农村的父母。
中国的社保制度,尤其是养老制度,很多年前就在喊“降高扩中拔低”,现实情况是绝对差距越来越大。养老制度作为一个福利制度,本意应该是缩小贫富差距,但现实适得其反,反而拉大了贫富差距:中国不同阶层的退休收入比在职收入的差距更大。这方面我过去已经谈得非常多了,这里就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最下面的系列文章合集。
而高存缴比例同样难辞其咎,正是因为过高的存缴比例,导致中国养老三根支柱中的“基础养老保险”一只独大,只此一项,就让体制内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替代率普遍达到了80%以上,甚至超过100%(高于北欧高福利国家水平)。所以,降低缴存比例,降低替代率是改进中国养老制度非常关键的一环,这是中国社保专家的普遍共识。很多人觉得你怎么可以“虎口夺食”?但这是制度改进的必由之路,绕不过去的。
姑且谈这五点,实际上社保高存缴比的弊端远不止五点。
说完“五宗罪”,再说“强制社保”。现在回答开头那个问题了:全世界社保都是强制缴纳,为什么中国“强制社保”就有问题?——因为制度不合理,所以强制才有问题,制度执行越严格,问题越严重。
“钻空子”一般意义上不是一个好词,但在面对一个有问题的制度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有灰色地带,才有腾挪空间。但现在空间一点点被堵死了:先是2019年之后,社保从人社部门改由税务部门征收,之前企业还可以按最低标准缴纳社保,之后这个空子被堵上了;9月1日开始执行的“强制社保”,又堵住了雇主与员工自主商议的空子。可以说,这是最后一个空子,从此以后,中国社保制度的弊端将被放到最大。
如果缴存比例没那么高,如果不是现收现付,如果退休金没那么悬殊,哪怕任何一个“如果”成立,“强制社保”都没那么可怕,但是,没有“如果”。我正在看见:池塘里的水越来越浅了,抽水机抽得越来越急了。
“社保税”
文|李宇琛
如果因为这个故事,我的声音就此消失,我不会后悔。这是一个关于南方小城的故事,在昨天发生了一些事情。
故事从一段晃动的影像开始。你知道的,现在的故事,总是从影像开始。
手机屏幕上,像素像一群受惊的蜂,抖动着。一个女孩的脸,然后是两个,三个。一个蹲着,两个站着。一些粗暴的动作,像廉价电影里排练失误的场景。失真的声音里,哭喊和嘲笑缠绕在一起。
“你以为我们怕吗?又不是第一次。”
这句话,比画面里任何动作都更刺耳。
然后是另一句,像一句谶语,在城市的角落里悄然流传:
有人说,有些影子在阳光下稍作停留,二十分钟,就回到了阴影里。
二十分钟。一支烟燃尽的时间,一首歌放完的时间。
二十分钟,就能从光亮处全身而退,像一阵风吹过,了无痕迹。
那一刻,这座城市里许多人,都觉得空气变得不真实。
我们每天在信息的河流里游荡,寻找意义,寻找某种能让自己心安的东西。但那天,人们看到的,是一对沉默的父母。
在那个庄重的建筑前。那个女人,那个女孩的母亲,她无法说话。
她只能用身体的姿态,向这片土地提出一个无声的问题。
她的沉默,比所有人的喧哗加起来,还要震耳。
那个画面,像一根小小的刺,扎进了许多人的心里。
你看,人们就是这样。
他们可以忍受生活的沉闷,忍受工作的疲惫,忍受河水的浑浊。但他们无法忍受一个母亲无声的眼泪。
于是,人潮像溪流,汇聚成河。
一开始,只是涓涓细流。有带着孩子的父母,有下班的工人,有像我一样无所事事地寻找着什么的旁观者。
他们只是想为那个母亲说几句话,为那个被伤害的女孩讨一个说法。他们甚至还很耐心地,对着那些穿着制服的人,试图解释一种叫做“公道”的东西。
天黑了。
你知道,天一黑,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
一些更深的黑色,从夜色里分离出来,没有表情,轮廓模糊。
它们一来,空气就冷了,凝固了。
人群的嘈杂,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慢慢拧小了音量。
扩音器里的声音也变了调,生硬,冰冷,不带一丝温度。
然后,那些影子动了。
我看到镜头在抖。有人一直在拍,人们总是相信,镜头不会说谎。
我看见他们融进人群,像水滴汇入大海。然后,一些声音突然哑了,一些举起的手臂垂落,一些身影被黑夜吞没。
人群骚动起来,愤怒的质问像石子投进深潭,只泛起几圈涟漪,就归于沉寂。
“为什么?”
“因为妨碍了通行。”
后来,一个简单的解释,就定义了那个夜晚。一场关于公道的声讨,就这样变成了一场交通疏导。
车来了。
一辆笨重的卡车,它的车厢密不透风,像一个移动的铁盒。
一些人,那些几小时前还在为别人呐喊的人,被装了进去。
那一刻,我觉得镜头里的世界荒诞得像一场梦。有人在低声咒骂,有人在压抑地哭泣。
然后,有人唱起了一首老歌,一首关于家和远方的歌。
歌声沙哑,不成调子,在沉闷的空气里挣扎。
他们在对谁唱呢?是对那些黑色的影子,还是对自己?他们想用这首歌提醒什么?或者,他们只是在寻找一句熟悉的旋律,来抵抗这片无边的黑。
夜更深了。
手机屏幕上的光,开始变得断断续续。
我看见一辆奇怪的车缓缓驶过,它经过的地方,所有的光点似乎都黯淡了下去。
我看见混乱中跌倒的身影,看见一束想冲破黑暗的光(也许是某个手机的闪光灯)亮了一下,又迅速熄灭。
一切都结束在凌晨。
路上重新变得平静,街道被冲洗得干干净净。
一份简短的说明出现了,文字平整,没有波澜。犯错的孩子去了该去的地方,传闲话的人受到了教训。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符合所有程序。
只是,那份说明里,没有提那些模糊的黑色影子,没有提那个移动的铁盒,也没有提那些消失的面孔去了哪里。
他们去哪儿了?他们还在寻找那个答案吗?
我还在信息的河流里寻找,寻找那个女孩,寻找那个无声的母亲,寻找那些消失的面孔。我在无数的ID和头像里,试图辨认出他们。
也许,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他们。也许,那个夜晚的一切,都只是这座城市在闷热的夏夜里做的一场集体噩梦。也许,我给你讲的这个故事,从未真正发生过。如果因为这个故事,我的声音就此消失,我不会后悔。
立于尘
写于2025年8月5日
江油的一个妈妈不会说话,也听不见
但是能看见
只看了那么一小会儿
天就塌了
天塌了!那么多踢踹…棍棒…耳光…
噼里啪啦掉下来
全都砸在女儿身上
天上飞来飞去的
应该都是天使啊,怎么放出来那么多小恶魔
大火在嗓子里猛烈燃烧
江油妈妈吐不出来
一个江油妈妈吐不出来
十万个江油妈妈帮她一起吐
吐出一大片火海
(也也2025.8.5)
七月的草木已茂密
谋杀者隐匿之中
风吹草低
还是不能轻易发现它们潜行的脊背
或者脊背上隐隐约约的花纹儿
我把我的女儿放在我的肩头
我激起我的轻功草上飞
为了不让我的女儿惊恐
我不停的施展我拙劣的口技
“噗啦啦,噗啦啦,噗啦啦”
我让我的女儿误以为她的爸爸
是在模仿一只鸟
你好,谋杀者
求你放过我的女儿
这绝对是我最后的底线
(也也)
揣测动机这种事情我很少去做,因为主观因素很难证实,讨论公共问题应该尽量避免诛心。但有的时候,某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某种强烈的倾向性,你就很难不去质疑它的动机……
在防城港奔驰亮证姐事件中,防城港公安部门的一系列做法,让人很难不去猜测,这里的公安系统到底是姓公还是姓侯。
8月6日,也是在亮证事件发生15天后,防城港公安部门终于发布通报,对侯某某非法持有行政执法证件,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威胁群众的行为做出行政处罚,拘留5天。
正义迟到了还算不算正义我们姑且不论,但防城港公安在通报里隐藏违法人员侯某某的全名,却把受害者“平头哥”真名暴露出来的做法(几小时后已修改隐藏),简直是不可理喻,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借口,只能去揣测他们的动机:
替亮证姐侯某某报复持续维权把事情闹大的“平头哥”,以及震慑潜在的不听话的“刺儿头”。
除此之外,真的找不到别的解释了。
按道理,按规定,肯定是要把所有涉案人员的姓名打码处理的,毕竟违法人员也有人权,也有隐私权,受害者就更不用说了,应该是重点保护的对象。
你要说他们粗心,草台班子忙中出错,那也是说不通的。且不说从上一轮通报到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一个拘留5天的简单通报写800遍都够用了。再说这件事情的舆论影响力如此之大,这份通报绝对是经过了从派出所到市局再到分管市领导以及宣传部层层审核之后才发出的,没理由这个环节里的所有人都没注意到这么明显的,一个名字打码一个名字没打码的错误。
你要说是案情需要或者舆情需要,那更是不可能的。所有人都想知道的是亮证姐的全名,想要查询她到底有怎样的背景和社会关系,受害者更为人所知的是“平头哥”这个网名。“平头哥”真名叫什么对公众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他的遭遇是我们每个平头老百姓都可能经历的,这也是此次小小特权事件引发众怒的最重要原因。
所以,无论如何,平头哥作为受害者的真名都是不应该出现在通报里的。
除非,有人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报复他,威胁他。
之所以这么去揣测防城港公安系统,是因为整件事情的处理中,他们已经是第三次表现出来强烈的偏向性了。
第一次,平头哥去派出所报警,说自己受到亮证威胁以及有人涉嫌假冒执法人员时,当地派出所就很不合理地把事情定性为一般纠纷,对有人假冒执法人员的线索视而不见,置之不理。
这很明显是偏向了亮证姐侯某某一边,但我们仅凭一件事还不能确认。
第二次,侯某某去派出所报警,声称有人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头像和车牌,当地公安不仅第一时间受理案件,而且在深夜(晚10点后)派出一位民警一位辅警陪同她上门勒令删除视频,还威胁拘留平头哥。
而且,第一次平头哥报警时,公安机关以不知道亮证姐的真实信息为由拒绝开展调查。在侯某某报警时,公安必定已经知道她的身份信息,而且人已经到派出所“自首”了,到这时公安仍然对其涉嫌假冒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
同一个案件,涉事双方先后报警却得到了天差地别的待遇,这很明显是偏向了亮证姐侯某某一方,但这时我们还不能确认。
直到第三次,也就是今天,一份显然会引发全国舆论关注的处罚公告,防城港公安居然给违法人员姓名打码,反而把受害者全名暴露出来,这其中的偏向性可以说是毫不掩饰了。
原本,对于亮证姐侯某某有着怎样的强大背景我还半信半疑,只是基于常理去分析当地第一次通报存在的漏洞。
到这里,你再跟我说亮证姐的背景只是她老公,一位二级消防士,打死我都不会信了。
请问防城港公安,你们到底是姓公还是姓侯?
原标题:那些担心绝后的人,或许绝后才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
肯定有人会说,这个标题太过“偏激”了。“偏激”这个词,在中国社会被滥用的频率实在太高,而且总是双标。只要对社会话题有不同看法,甚至仅仅是讲述文明世界应有的常识,哪怕逻辑和依据再充分,总会有人说“你太偏激”。可与此同时,这些人可以对金钱盲信、对权力盲目崇拜、对“传统”盲从,连乡下神棍和国学骗子都能成为他们的人生指南。他们对文明和科学的抵触甚至痛恨,跟清朝人差不多,但从不会说自己极端偏执,因为他们还会滥用辩证法。
这个标题只是陈述一个事实。根据媒体报道,河南周口市妇产科邵医生坠楼自杀,其丈夫表示邵医生受困于三起医疗纠纷,“三个账号连续7个多月的网暴,让她陷入极度无助、求告无门的感觉。”
第一起医疗纠纷缘起一名产妇因羊水栓塞需切除子宫保命,家属签署同意书后,产妇顺利诞下一名女婴。邵医生丈夫称:“事后,家属称其为娶媳妇花费50多万,如今生下女孩,产妇子宫又被切除,觉得家里绝后了,便要求医院和医生赔偿100万。”
三起医疗纠纷的患者家属在抖音上相遇,互相关注并推荐,动静越闹越大。邵医生曾经报警,但警方未予立案。第二次报警,警方终于立案,但并未明确如何解决,也没有第一时间联系网暴者下架视频。可笑的是,在邵医生自杀后,面对舆情,网暴者的视频迅速下架。
虽然事件仍在调查中,但综合目前各种信息,可以发现还是那个熟悉的套路:按闹分配,外加“明明可以马上处理,但就要等事情闹大了才处理”的不作为。
有人认为,这事儿的最大问题在于不作为,在于对网暴者的纵容,但我还是坚持“互相配得上”的观点。网暴者看似少数,但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观点,在现实中可一点也不缺支持者。比如对cosplay的网暴,是因为很多人看到cosplay就联想到日本,继而认为玩这个的都崇洋媚外。拿邵医生这事儿来说,对“绝后”担忧的也从来不是少数人,只是“暴”的方式和对象不同。
我有一位朋友,完美实现了“离开县城去城市,离开北方去南方,最后出国”的人生三部曲。她在陕西县城长大,毕业后在家人建议下考了家乡的公务员,第一次婚姻嫁给了同事,公公是县城里的一个实权正科级干部。生下女儿后的第一天,公公在病房里用开会讲话的语气说:“现在生了第一胎,第二胎要快点提上日程,你们要早做打算,认真对待,务必生个男孩。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不能绝后。”
我有个经验,话语中一旦出现“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不能(不会)如何如何”,基本就说明说话的人是个过度自信的傻子,比如我之前就见过有人说“像我们这种夫妻都是公务员的家庭,不管国家经济怎么样,我们都不可能受到任何影响,国家肯定会把我们的待遇管起来的”。这种县城婆罗门式的“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不能绝后”,同样愚蠢得很。他跟网暴者其实没有区别,不过只是关起门来暴自己的儿媳妇。
朋友曾经回忆,那一刻气得浑身发抖。后来,在种种不愉快之下,她不顾家人反对选择离婚,只身南下,在职场上小有成就,之后又独自前往海外读书和生活。
不生孩子叫“绝后”,只生女儿叫“绝后”,在中国社会一点也不少见。多少人被父母逼婚时,没听过“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你就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非要让我们家绝后吗”之类的话?
正是因为远离文明、智识和认知停留在前清时代的人实在太多,才滋生了网暴的土壤,也滋生了不作为的土壤——不作为从不仅仅是一种行政层面的“懒”,本质上也是一种认知契合。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小事”,个体的“合法权利”不算什么,是因为他们并不懂得应该尊重和保护什么,同样道理,担心“绝后”、看不惯cosplay乃至反感那些正常的人生选择和生活,反感文明,本质也是不懂得尊重的狭隘粗鄙。在现实中,越是这些狭隘粗鄙的人,越喜欢在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时来一句“国家该管管了”,但当他们说出那些与文明世界背道而驰的极端话语时,就会觉得自己才是大多数。
生育是人的自由,但说实话,在一个整体认知水平与正常文明有相当差距的社会,很多人其实真的不配生孩子。那些坚信成为“人上人”才能获得好的生活的人,那些对权力无比畏惧又无比膜拜的人,那些为了钱不择手段的人,那些时刻都在算计和阴谋论的人,那些崇尚狭隘极端民族主义、实则对世界文明一无所知的人,乃至那些习惯随地吐痰、开车时互不相让、排队时非得想办法插队才开心的人,只会将孩子教育成与自己一样的人。他们还会觉得这是好事,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的,不这样就会吃亏。
从这一点来说,那些担心绝后的人如果真的绝后,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们生得越多、灌输越多,社会就会越危险。可惜的是,历史和现实早就告诉我们,逆淘汰才是社会常态,就像前些年,勇于称自己是最后一代的,反而是那些有着正常三观和清醒认知的少数年轻人。
明知通往光明的道路上布满刀剑风雪,有些人也会选择无畏逆行!
7月28日,山东晓临律师事务所律师于凯,向全国人大法工委邮寄了《关于废除寻衅滋事罪的立法建议》。
于凯提出该《建议》的理由,归纳下来有以下四条:
一、“寻衅滋事罪”罪状表述的模糊性,严重影响了公众对权利义务的合理预期,损害了刑法的权威和公信力;
二、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寻衅滋事罪的存在,是导致执法机关选择性执法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处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模糊地带的行为,大多被以寻衅滋事罪作为兜底条款进行处罚;
三、寻衅滋事罪规定的模糊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存在巨大冲突,导致该罪在司法实践中被滥用;
四、寻衅滋事罪在立法和司法解释上存在缺陷。
针对目前社会反响最大,争议最多的网络发表失察言论,上访、申诉、控告等行为被指控寻衅滋事罪的现实,于凯提出批评称,此举不仅剥夺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使公权力缺乏监督,更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在《建议》中,于凯律师还提废除寻衅滋事罪后的处理办法:,其四种不同形式可分解到故意伤害罪、侮辱罪、抢劫罪、故意损坏财物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来处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可以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行政处罚。
当我看到于凯向全国人大邮寄出该建议的时候,我除了尊敬,对他的行为只有九个字的评论:
于凯律师,你又“任性”了!
于凯“任性”的时候,距离他重新拿到律师执业证,仅仅过去了11天。
“任性”的于凯,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2023年8月,于凯曾联合兰庆洲、马晓临、于兆燕、张文鹏等五位法律人士,以山东晓临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向全国人大法工委上书提出《关于废除寻衅滋事罪的立法建议》。
因为该建议提及了包括安徽淮南朱玉珍案、吉林洮南黄德义“私造浮桥”案、“上访妈妈”唐慧案等三个广受社会公众关注、争议的“寻衅滋事”典型案件,于凯受到了一记重锤。
2024年7月4日,青岛市司法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于凯作出“停止执业一年”的处罚。
理由是:“违规炒作案件。”
遗憾的是,一年前的重锤虽然将于凯敲得头破血流,却没有将他敲醒。
当他重新拿到被律师视为生命的执业证后,又一头扎进了虽看似通往光明,实则布满刀剑风雪的漩涡中。
在《建议》,于凯又提出了包括张文鹏、许宗平寻衅滋事案、兰州周禄宝,景树仁等人寻衅滋事案,淮南朱玉珍一家满门寻衅滋事案等三个典型案例。
不知道这一次,于凯会不会因“违规炒作案件”,再次被吊销律师执业证?
当今的律师圈,泥沙俱下,有胆小如鼠者,也有蝇营狗苟之人!
当然,也不乏于凯这样的人。
律师们,不妨扪心自问一下,你具备家国情怀的法律理想吗?你有法律报国的精神准备吗?
一句话,你是一个真正的律师吗?
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敢质疑……
这,应该是很多律师的精神现状吧。
但也正因如此,才凸显出诸如于凯,徐昕、张新年、周筱赟等情怀律师的重要性和他们的风骨气节,也以此,他们才赢得世人的敬重。
胸中有情怀,心中有正义,是一种力量。
一种改变时代,推动时代的力量。
我们勇敢的情怀和朴素的正义,也许改变不了现实,但让我们,至少不会活成自己讨厌的人。
祝于凯: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