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北漂，在北京工作十多年，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成了“上访人员”，享受着警察盘问、查身份证、驻京办核查、属地调查的待遇，持续了两年。

我实在忍不住想说说：这一切还要从2024年初说起，当时正值寒冷的一月，我在北京后海南锣鼓巷闲逛，有个警察突然叫住我，让我拿出身份证检查，我配合了他。这种情况我在北京遇到过多次，基本走个流程一分钟就完了。但这一次不一样，警察说，我的身份信息有些问题，让我等等。

我问有什么问题，他没说，而是用对讲机叫来了另一个警察，那个警察到了之后简单了我几个问题，意思是我还要到警察局配合调查。我当时也是闲逛，想知道我究竟有什么问题。于是在北京第一次坐上了警车，警察在车上还很客套地和我聊天，十几分钟后带我到了南锣鼓巷附近的派出所。这个派出所在一处四合院，院子堆满了落叶。

我在警务室等待期间，有值班警察给我录了笔录，笔录的内容只有两行字，我的身份年龄等，为何到派出所？我说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笔录就真这么如实记录了，我签字按手印了。然后，这个警察就让我在警务室等，等啊等，等了一个小时，没人管我。

我问警察，我可以走了吗？他说刚才那个找我的警察有事出去了，让我等等。我又等了一个小时，再询问的结果是要等我户籍地的驻京办核查。我于是又等了一个小时，驻京办官员才姗姗来迟。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驻京办官员没有对我作任何核查，直接把我给接走了。到警局外面，我还在想着我为何被滞留。驻京办官员说你没事，回家吧。我一时火大，没事你让我在派出呆这么久。驻京办官员说，我核查了你的身份证，你不是上访人员。“我们也是从五环外匆匆赶来，路上一个多小时。兄弟！我是为你好。”他说，这是北京警方的问题，现在快到春节，他们扩大检查范围，误把一些人员划到重点监控区了。

那一晚，我从六点被叫到派出所，结束都十多点了。我以为这只是一场误会。

没想到，两个多月后，我在前门又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又是警察拦住我让我去警局，这一次我不干了，我说前阵子刚刚被检查过，我是被误划入黑名单的人员，我在北京有正常工作，不是上访人员。

此后，这类的事发生多次。我开始疑惑，我为何成了北京警方的重点关注对象？直到我去故宫玩，我才知道真相，我真的是上访人员了。

那一次我带着家人去故宫，在长安街地铁就被拦下了，又是到警务室作登记，后来警察还和我老家打电话确认。打完之后，值班警察又把我领到另一个警察处，在他的协助下我才顺利到故宫。我在太庙游玩的时候，遭遇同样的问题。我留了个心眼，瞄了一眼警察的身份证核验器，上面隐约写着：“新冠疫苗”几个字。原来，我是疫苗问题的上访者。

不对啊，我从来没有因新冠疫苗上访过，这在我身上根本不可能发生。曾经，确实有新冠疫苗上访者找过我，但仅此而已，难道接触上访者自己也会变成上访者，就像新冠病毒一样感染？我无法理解，一定是哪错了，可我找不到答案。 

我尽量避免到北京这些重点地区，但还是不免不了被核查。2024年，我多次出京开庭，每次返京过检查站的时候，刷卡机就“卡卡响”，我就不得不警务区登记，又是一套流程：姓名、身份信息登记，然后值班民警要向户籍属地派出所求证，得到指令之后，我才会被放行。

这一套流程有时是十几分钟甚至半个小时，因为有时给属地派出所电话，他们的电话不通，我只能在检查站等待，我很无奈，明知我是“被上访”的人员，但又不得配合走完流程，以致于我没事都不想出京。

可是，不出京还不行，我在北京有工作，我在地铁我经常遭遇检查。我的单位在国贸，每次到国贸地铁C口，经常是排队检查，每次到我又是身份证的问题，又要耽误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需要不断解释、保证才得以放行。

有一次，我要到机场接人，我在那说半天，耽误了接机。这也不是办法啊，我向朋友们求证，这种情况怎么办？我朋友圈有不少朋友给我建议，其中有一个办法不错：12345（市民服务热线）。

我向12345求助，接线员说你把你的遭遇、诉求告诉我。几天之后，当初查我身份证的派出所来电话了，解释了一番，但说我个人身份证标记问题无法解决。不过，打打12345还是有些作用，至少他们会有回访。

我有一次在通州收费站被拦着排查半天，我打12345投诉他们扰民，收费站处的派出所所长亲自给我打电话了，向我表示了歉意。

2024年这一年，我成了12345投诉的常客。过境收费站、地铁派出所，都被我投诉过。我投诉之后，他们就会过来给我解释。在我不断的投诉之下，我突然发现，警察也是有软肋的，投诉12345他们必须反馈，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绩效排名。

有一次，有个派出所的干警给我电话，他说要亲自见我。于是我们约着在国贸地铁附近见面了。他是骑车来的，他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他查了我的身份信息，不是北京这边标记为上访人员的，而是外地派出所，他们只是依据属地上报作的处理。

他问我有没有上访，我说我确实没上过访，他说如果我没有上访的话，是不是在微信群里发表极端言论。我说没有，我当了多年记者，知道言论的尺度和红线在哪，这点政治觉悟我还是有的。

临走前，他对我说，你能不能别投诉我们了。我说你们不拦我我就不投诉。

有了这条线索，我绞尽脑汁地想，我终于想到：两三年前，还是疫期期间，我在南昌，确实收到南昌警方的来电，说要了解群里疫苗上访的事。我当时就解释了，我没上访也没有过极端言论。后来南昌警方又第二次来电，让我到派出所走一趟，我当时在外地没法回，他后来又在电话里询问关于上访的事。我说，如果我在哪个群里有极端言论，你找出来再说。他未置可否，但让我保证不会上访或者发表极端言论。我被他纠缠的很烦，就作了口头保证。

只这一次，我确实是被警方找过。说实话，我到现在也不知哪个群哪个网友发表了什么言论，结果祸及到我这个无辜的群友。

如果没错的话，我大概就是疫情时被标记为上访人员的。但疫情结束多年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却困扰我到现在。

我问北京警方能不能把我的名字消除掉，他们说谁上报得找谁解决。

我只能向南昌警方求助，我问所在辖区派出所说没有上报过。我又私下找南昌的警察朋友，他说这种情况一般是不存在，警察工作比较规范。后来说可能是当时疫情联防联控上报的黑名单，但问题是这个机构解散了，没办法。

这几年，我的户口迁出了，我又找到我新的户籍所在地派出所，他们查询之后，回复说我没有上访记录。但是，我在北京就是会当作“上访人员”被拦截。主要还是在北京这方面，但北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找属地公安也解决不了。

这一晃又过了一年了，我在北京就这样成了“被上访人员”。这一年，我的孩子大了，第一次到北京，我想带他去天安门玩，结果硬是没去成。还有国家博物馆等地是去不了的，我解释很多次都没法过去，我突然发现，我在北京呆了十多年，能所去的地方越来越少。

虽然我知道12345解决不了我的问题，但我在被查的很不爽的时候，我还是会打12345。有一次，我对12345说，我现在是律师了，你们老是把投诉单派给基层派出所，这解决不了问题。对方说，那我把你的身份律师也备注下吧，我们敦促更高级的公安部门解决。

这一次，终于有更高级的警局找我了：北京公安西城分局。首先是西城分局的人打电话给我，记录了我诉求，但最后，还是要交到具体片区派出所负责，我又投诉了个寂寞。

我又一次向12345反馈这个问题，12345工作人员无奈地说他们也只能派单给职能部门，最终解决还是由有关部门解决，12345会敦促，你可以反馈满意或不满意。问题是我反馈了几十个不满意，依然无解。

渐渐地，我成了北京的投诉专业户，也成了北京警方的麻烦。北京警方可能也作了不少工作，他们联系我现在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属地派出所后来给我来电，详细了解我的情况，对方表示消除我的身份标记上访问题基层解决不了，要上报到上级部门，解决需要流程、需要时间，我多次咨询，对方表示还没解决或不知道。

但是，我还要继续在北京工作啊，只能继续忍受着被盘查问话，遇到有些轴的警察，他们作事一丝不苟，我解释都没用，他们就得按流程办。把我惹烦了，我又找12345、12345又找北京警方，北京警方又找属地警方，属地警方又来找我，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死循环。

今年，检查身份证的地铁站又多了，而且现在是人脸识别，精准抓取。在地铁的茫芒人海中，警方一眼就认出了我。每一次，我在地铁时都是地铁保安先拦住我，让我等等，然后警察来了，然后对我进行盘问、核查、放行，一套流程没有十分钟是走不完的。

我解释多了，也不想再解释了，完全配合警方。最近，我在亮马桥被查，都走了五六趟地铁我才上车，我在朝阳公园站又被查了，又是过了五六趟地铁，才将我放行。后来我发现，我在家附近的双井地铁也要享受这样的待遇了。

因为盘查的太久太多次了，我对北京警方的流程实在是太熟悉了，他们没有张口，我就知道他们第一句话：身份证出示下，你来北京是有什么诉求吗？每一次，我在地铁被盘查的时候，周围总是投来异样的目光，有时我火气大一点，还会引来围观。

我是个北漂，自从“被上访”之后，我更关注上访人员，或许是心理暗示，我渐渐地把自己当成了上访人员。有一天，我发现穷尽了所有手段都没法解决问题，我只能通过上访来解决，我来到国家信访局打算上访，但被眼前队伍给惊到了，我又退缩了。我不能由“被上访”变成“真上访”。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只是一名北漂，在北京工作十多年，当过记者，现在是律师，我报道过很多大新闻，也为当事人解决过很多问题。但自从我“被上访”之后，我始终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我是一个因疫情防控被误划的“上访人员”，无论是北京公安系统还是驻京办已证明我不是上访人员，我这两年也没有上访过，我完全是被冤枉的，但我还是被当作“上访人员”对待了，两年来，我一直被各种盘查、询问、核对，每一次的结果就证明我不是上访人员，没有100次也有几十次证明了，但下一次，我还是会被当作“上访人员”对待。我理解北京警方为首都平安的辛苦尽职工作，但我是被冤枉的“被上访者”，我多次投诉12345、12345又多次找警方、警方又多次找我，这成为了一种死循环、成为一种巨大的内耗，我也不想这样了。所以，我恳请北京警方想想办法解决下我的问题，事实很清楚，我不是上访人员，但被上访对我的工作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求放过！

作者：金微，前记者、现律师。原新华社、华夏时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主编，现为北京执业律师。个人代表作品：转基因玉米调查、铁路资产低估案、14万中国人基因外流等。法律案件：基因外流案系列官司、媒体名誉权案、上市公司案等。

推荐下我们老家的赣南脐橙！

原标题：被流氓软件抛弃的7种用户！火绒曝光鲁大师流量劫持黑幕

但青小蛙觉得，现在这个更好，红衣教主威武！

昨天，火绒安全发布了一篇名为《“捉迷藏”式收割：撕开鲁大师为首系列企业流量劫持黑幕！》的技术分析文章

原文链接：https://www.huorong.cn/document/tech/vir_report/1858

文章非常非常有趣。是的，就是有趣。

火绒安全通过技术分析，展示了多家软件厂商，通过“捉迷藏”手法进行大规模流量劫持和隐蔽推广的方法，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

这些企业都做了什么？

• 大规模劫持用户流量：通过自家产品（如鲁大师等）植入推广模块，暗中控制用户设备，对用户进行广告弹窗、网页游戏推广等获利行为。

• 静默安装软件：未经用户同意，自动下载安装各种第三方软件、浏览器插件及推广工具，从中赚取安装分成和推广佣金。

• 篡改电商链接：如篡改京东购买链接，植入返利代码，将用户正常购物流量转化为企业收益。

• 锁定浏览器主页和搜索引擎：频繁将用户浏览器主页、默认搜索引擎修改为指定推广页面，强制增加流量。

• 精准投放广告：根据用户地域、设备信息、软件安装情况等，动态调整推广内容和投放对象，以提升转化效果。

• 技术逃避分析和查杀：利用云控、数据加密、代码混淆、环境检测（如检测是否为技术人员、虚拟机、安装杀毒软件等），逃避安全厂商和用户的监控。

• 组件动态下载与隐藏：推广组件并非随主程序一同安装，而是后续远程下载植入，且具备自我隐藏、冷却期与概率控制，避免被轻易发现。

如何捉迷藏

这是最有趣的事情，这些流氓软件会挑选用户来进行推广，主要排除以下条件的用户：

北京地区用户，不推广

检测到用户地理位置为北京时，系统自动回避推广行为，规避高监管与技术分析集中区域。

检查到专业软件，不推广

发现设备安装了开发、调试、逆向分析等专业工具（如IDA、OD、Wireshark等），认定为技术人员或高风险环境，停止推广防止被分析、抓包和曝光。

检查到虚拟环境或假用户，不推广

通过检测虚拟机特征（MAC、显卡、电池等）、任务栏图标数量异常、浏览历史缺乏主流网站或游戏等，判断为分析环境或伪造用户，停止推广。

检测到专业用户（杀软、虚拟机、技术人员等），不推广

检查出设备有杀毒软件（如火绒、360、卡巴斯基等）、淘客插件、虚拟机、运维工具，或具备专业人员操作习惯，均不进行推广，主动避开安全圈和行业人士。

检查到高价值或强防护用户，不推广

读取用户软件会员充值信息（及充值记录）、注册表弹窗过滤设置等，精准识别高价值会员或强防护用户，对此类人群全部取消推广，减少投诉和负面风险。

检查到维权/投诉/技术风险用户，不推广

监测用户访问技术论坛（如吾爱破解、看雪）、投诉维权平台（如12315）、流氓软件曝光资讯、热点人物微博及相关负面关键词，一旦发现即停止推广，主动控制舆情和风险。

访问过周鸿祎的微博，不推广

值得注意的是，在劫持浏览器的过程中，会对用户是否访问过周鸿祎的微博进行检测，若检测结果为已访问，则不会进行推广。

怎么样？你有没有被抛弃？

作者：魏春亮

周筱赟律师取钱被盘问的事情，央视新闻也报道了。

周律师原计划取现4万元，但在柜台办理时被告知，取款1万元以上需要登记资金用途。

他说，你就给我备注个人消费吧。但柜员却又问，那你具体买什么。这让周律师很震惊，我买什么为什么要告诉你，但他也只好说，朋友结婚要送红包。

但柜员在电脑上操作了半天，然后说，系统里没有这个选项。

然后更奇葩的来了，柜员又问他，上个月某日，某某某给你汇了一笔钱，这笔钱是做什么的？

再次震惊的周律师，拒绝透露更多私人信息，然后银行报了警。

半小时后，银行方面又称无法联系到警方，并突然转变态度表示可以办理取款业务。

面对这一系列波折，周律师觉得银行的这种做法不仅侵犯了客户的隐私权，而且是把所有的客户当成犯罪嫌疑人来审问，最终放弃取款。

而事情发生后，红星新闻记者实探银行取现发现，多地银行仍存在 “加码” 执行情况：

5万以上取现需民警到场核实，2万以上取款要查流水、填用途，有银行甚至建议客户分笔取款规避流程。

面对这么匪夷所思的规定，我以为每个人都会表示反对。但出乎我的意料，红星新闻的报道下，评论区的一半都是表示理解和支持的。

他们的话术，一般有三种，每一种都让人无语，恕我不能接受。

我就是不喜欢取个钱还要被盘问！

01

“随便编个理由就行了，干嘛为难柜员呢？”

共情打工人，已经成为新时代的政治正确，郑智化事件中如此，取钱事件中也如此。

只要披上“打工人”的外衣，就好像挂上了免死金牌，任何的批评都是残忍的，不人道的。

银行柜员问你取钱有什么用，你不能质疑，你质疑了，网友就说柜员也是按规定行事，你为难人家干啥？

他们把你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看成是针对其他个体的胡搅蛮缠。他们把你对侵犯权利行为的不容忍，看成是没事找事无事生非。

他们分不清柜员在为难你时，是打工人，还是权力的代言人。在他们看来，对权利的维护，要让位于打工人的心酸。

是，随便编个理由就能取到钱，但我就是不想编，因为不编理由就能取到钱，是我的权利，是正常的世界该有的样子。

不要把取钱者和柜员打工人对立起来，就像大V“汪友”所说，

如果我维权会害到打工人，那害打工人的就不是我，而是打工人的领导在害他，或者是发在网上网暴他的网民在害他。

任由互联网渲染“维权会害到普通人”的公司，只是在拿普通人当人质罢了。他们最不关心普通人。 

不要把对个人权利的维护，混淆成私人之间的纠纷。

何况，柜员为难你的时候可丝毫没手软，你又何必如此体谅他们呢？

02

“这都是为你好，被骗就知道后悔了，到时候还得怪银行”

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会上网会打字的成年人的想法，但有这种想法的人还挺多。

说这种话的人，就没把自己当成成年人看，而是躲在成年人的皮囊里，内心却期待着一个什么都为自己做主的“大爹”。

一个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一个有自由意志的成年人，应该为自己的任何行为负责，应该为自己的任何选择承担后果。

愿意奋斗，就要承担辛苦的后果；愿意躺平，就要考虑清贫的可能。被骗了，那也是他自己的事，与人无尤。

他就应该承担这个行为带来的后果，没有任何人有责任为他承担任何后果，也不需要任何一个所谓的“大家长”，帮他去预防。

他就应该“自作自受”，成年人的时间只需要尊重个人命运，而不需要“为你好”。

至于说“被骗了还得怪银行”，如果这话是停留在嘴上，那就任他唠叨，银行又没什么损失，我们倒也不必为银行担惊受怕；

如果他要到银行闹，那法律自然会保护银行不需要负任何责任，你要相信这时候法律会站银行而不是他那边，我们更不必咸吃萝卜淡操心。

这就是成年人世界的残忍和自由。是的，虽然残酷，但你要接受，因为这就是我们自由的保障。

03

“别人都老老实实配合，你咋那么矫情呢？”

这话说得可太准确了，对的，我可太矫情了，我就是会对这种行为保持极度的矫情和敏感。

前段时间，朋友给我打了两万块钱，然后我的银行卡就被冻结了。一问才知道，说我们的账号没有交易记录，有交易风险。如果要解冻，就要提供聊天记录等证据。我说，我们的交易我自己知道没风险，我的聊天记录为什么要给你看？柜员说，我们这是为你好。

是的，只要拿出聊天记录，我就可以马上解冻，但我就是矫情，就是不愿意给他们看我的聊天记录。

当然，我也愿意承担后果——三天后才自动解冻。

我可以放弃自己的隐私，用权利来换取方便，但我就是矫情，就是敏感，就是不愿意。

我知道，在面对高大坚硬的墙时，鸡蛋的挣扎无用，但我也不愿放弃鸡蛋的尊严。

即使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即使反对了也没有用，我也会在每一次被盘问时，表达我的不满。

沉默和配合很容易，但我要他们知道，总有人对他们侵犯个人权益的行为不满。

这就是我为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所做的努力。

我就是不喜欢取钱时被盘问，我一直会说！

一直到我不需要再说！

-完-

东北又“赢”了。随着2024年东北三省的最新人口数据公布，一句戏谑的话语迅速冲上热搜：“东北又要少一个班级的学生了！”

黑龙江减少了33万人，辽宁减少了27万人，吉林减少了22.1万人。三省合计一年流失超过82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消失。辽宁的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出整整22万，吉林的出生人口甚至不足10万。

出生率垫底、离婚率封顶、死亡率爆表，人口“三杀”，一场无声的社会实验。网友调侃说：不生了、不过了、不活了。好像一个段子，但其实是中国最早交卷的一次考试。

东北人坐在早市的小板凳上，喝豆腐脑、磕茶叶蛋，看全国还在鸡娃、还在996、还在争当“优质劳动力”。他们已经在终点等我们。

所以别嘲笑东北。东北不是落后，而是提前——提前老，提前悟，提前把现代社会的剧本演完了。

东北是最“体制”的地方

东北的体制，一直是“以国企为主”的。大厂、大矿、大厂长、党委书记、调度室，所有命运，都能从“红头文件”上找到影子。

这种结构在历史上，是计划经济的荣耀；在现实中，是“利出一孔”的体制复刻：一切听命，一切归口，一切审批。也正因为此，东北最早进入工业化、最早城市化、最早老龄化、最早低生育化。

东北是未来样本，只是大家还没意识到——你现在羡慕的“管理精细化”“全流程审批”“网格化治理”“智慧城市”，都是东北式的延伸。

你笑东北“厕所都得找人”，可现在的孩子上个兴趣班、挂个号、报个志愿、加个群，不也都得找人？找工作呢？家里没有过硬背景，萝卜坑轮得到你？去磕头吧，磕破再说。

东北不是落后，是我们未来的样子，只不过他们先冻上了。

“东北病”不是病，是环境进化

2024年黑龙江出生率3.35‰，每千人只有三个新生儿。听起来惨，其实精准。人干啥不都要讲讲“值不值”？房子不好卖、教育没出口、工作不稳定，那就不生。

别的地方在算早教班的钱，东北人算明白账：既然起跑线都塌了，不跑了。

离婚率更狠，辽宁有一年离婚率是结婚率的两倍。东北女人的劳动参与率64%，全国最高。她们从厂里、矿里、医院、学校走出来，发现男人那套“我养你”已经过时，“我自己养我”更稳。

于是，“爷们天下”崩塌，家里变成“女主外，爷们歇着”，婚姻成了工业时代最后一个倒下的铁锈厂。

死亡率爆表？那不是病多，是老得早。辽宁60岁以上人口超25%，但人均寿命78岁。

他们不是活不下去，是活得太明白——机器停了，烟囱凉了，心气散了，人也老了。

东北的“铁锈”，是遥遥领先

全球铁锈区都有同一个循环：经济不振→人才外溢→生育下降→老龄化加剧→经济更不振。美国底特律、日本东北、西欧矿区，哪一个不是从辉煌坠入寂静？东北只是快了点，用40年走完别人200年的路，再次遥遥领先。

东北的“三杀”，只是完成了一次时代的交接仪式。他们亲手送走了旧工业时代、送走了“多子多福”、送走了“凑合过日子”，也送走了“奋斗即救赎”的幻觉。

你笑他们摆烂，其实他们只是比你更早看透了题：努力不一定有结果，生育不一定有回报，婚姻不一定有意义。于是，他们交了白卷，顺手还折成了纸飞机。

多管管，就都东北了

今天的年轻人动不动就喊“要有人管管”。这话听着像是秩序的呼唤，其实是对控制的渴望。这种“规训人格”，正是一种东北味——需要确定性，害怕出错，害怕违规，害怕被孤立。合群，明白吗？就是合群。

上学听老师，工作听领导，生活听算法，情绪听流量。“会多管的”，成了新的优等生。而“多被管的”，成了新的顺民，而这就是东北化。

嘲笑东北，理解东北，成为东北，超越东北。

东北，提前走完了这条路。他们没有被时代抛弃，他们是时代的领跑者，他们只是提前到达了终点。

其实挺好的，人少是非少，地大物博活着不难。人，不就图个松快嘛，我挺想去东北生活的，天天泡澡，不香吗？

（完）

11月3日12:13，在今日头条发布了题为《县长突然被调任副局长前，前任县长已经被抓了》的文章。

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因为读者看了我写的《县委书记调去市农业局当副局长，这是在下一盘什么棋？》一文后爆料说：这算什么，山西新绛县委原书记侯文亮、原县长张琼、县纪委原书记杨小召三个人都被调到运城市当副局长了，原因是违规吃喝被举报受到了处理。

我一查，果然，运城市人民政府官网2023年8月31日发布任命通知，侯文亮任运城市医保局副局长，运城市人民政府官网2025年7月10日发布任命通知，张琼任运城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正处级），杨小召任运城市民政局副局长。

杨小召本身只是一个副县级干部，调去当副局长还不算太反常，但县委书记和县长都调去当副局长在当下是非常反常的。

于是，我写了上述文章发布在今日头条上，分析指出反常的调整背后可能是因为他们有违法违纪行为受到了处分处理。文章里隐晦地说：现在地方上有一种很不好的趋势，那就是官员们提拔重用的时候多数都会公示公开，广而告之，落马也多半会广而告之，但一些因违法违纪被降职降级或从重要岗位调离闲置或被边缘化的官员的变动，只做不说，让人摸不着头脑。

10月6日21:07接到头条通知，该文被一个叫“XX召”的人投诉，说我“发布不实信息、造成本人名誉人格受损”。结果，该文被删除。

11月7日13:37，我将文章发布到了微信公众号上，结果文章也被投诉侵权被删除。

杨副局长大概不知道，2016年我曾去运城采访过时任市委书记，2019年曾受运城市委政法委邀请去讲过课，当地官场有不少我的读者，于是找了四个独立不同的信息源了解上述三官到底为何都调去当副局长。除了一人表示打听不到外，另有三个不同的信息源都向我证实新绛县上述三名官员是因违规吃喝被举报受到了处分处理。

这下，心里更有底了。但是，即便在有三个独立不同的信息源的前提下，还是修改了文章，不再提侯文亮、张琼、杨小召三官被调去当副局长的原因，有意完全不提违规吃喝被处分的事，标题改为《县委书记、县长、纪委书记相继都调去当副局长，出啥事了？》，只介绍当地把县委书记、县长、县纪委书记相继都调去当副局长这些事实，然后指出这些是不正常的人事变动，呼吁当地信息公开，文章使用的人事变动信息全部来自政府官网，文章使用的截图也都来自官网。

心里暗想，这下没法投诉了吧。不料，XX召再次投诉，他认为“本人及文中涉及张琼、侯文亮等同志职务的调整，职级并未发生改变”，“当前，干部职务职级的横向调整以及干部职务直接的能上能下均属于国家在干部管理过程中正常行为”。

杨副局长还投诉说，褚朝新把县委书记调去当副局长这种很正常的事情说成不正常，“严重违背了社会共识和发展常识，严重侵犯本人和文中涉及的张琼、侯文亮等同志的名誉，造成人身侵害和人格贬损。”

这么严重的指控，把平台的工作人员吓坏了，导致我修改后完全没提他们为什么被调去当副局长的文章再次被删除，不过，同步发到微信公众号的该文至今还在：怪事：一起搭过班子的县委书记、县长、县纪委书记都调去当副局长了。

连续收到了四次投诉，甚至还有数百字的投诉函，不能不重视啊，很明显，投诉人就是运城市民政局杨小召副局长。

如果说杨从县纪委书记调离纪检系统到民政局当个排名第三的副局长是正常的横向调整，估计很多读者会信，毕竟他只是个副县级干部，也不是地方主官，但他把县委书记调去市医保局当副局长、县长调去市生态环境局当副局长也说成是正常的“横向调整”和正常的“能上能下”，是“社会共识和发展常识”，那完全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日哄鬼。

杨小召在运城市纪检系统工作多年，在两个市直单位当过纪检组长，在运城市纪委当过室主任，2020年调去新绛县当纪委书记。这种常年在纪检系统工作干了多年副县级实职的干部，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不出问题，调离纪检系统就算不提拔也会重用，然而并没有。最反常的是侯文亮和张琼，侯文亮是跨地市从晋中市昔阳县长的岗位上重用到运城当新绛县委书记的，张琼在省委组织部工作多年，是去地方蹲苗的，当了县长不出意外肯定要提拔重用。

稍有时政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侯文亮和张琼这两个人不出意外都会提拔重用，现在不仅没有提拔重用，反而调到权比小了很多的市直机关当副局长，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县委书记和县长是县里的主官，虽然多数都也真是正处级，但权比远远大于市直机关的很多部门的一把手，别说去当副局长，就是去当局长也不算很好的安排。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聂辉华最近出版的《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一书第三章中有专门的“科普”，“县委书记究竟有多大权力”、“哪些职务的‘含权量’更高”等可重点看看。杨副局长若是真不懂这些常识，我建议好好读一读聂教授的新书，长按下图即可进微店下单《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

杨小召说县委书记调去当市医保局副局长、县长调去当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是正常的“能上能下”，是“社会共识和发展常识”，意思很清楚：组织原计划要提拔重用侯文亮和张琼两位同志的，但他们的执政水平不行，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两个人不堪大任，所以把两人下了，正常的能上能下。哈哈，不知道侯文亮和张琼两位同志看了杨小召副局长的这些话后是否会骂娘。

杨小召1978年出生，在基层官场混了小半辈子，如果连这些基本的官场常识都不懂，那多半是个酒囊饭袋，那他是如何混到副县级干部的就很让人生疑了。我猜测，他多半是以为褚朝新这么个外地人不可能知道当地的事，能瞒就瞒、能哄就哄。

可是，天下哪有真不透风的墙呢？

11月8日，忍不住把三个独立不同的信息源都证实了的违规吃喝的消息发布到了微信朋友圈和今日头条上。其中一个消息源说得很具体，新绛县的班子成员宴请前任县委书记，喝了某款高档酒，吃完找了一个企业老板买单，老板拍照后举报了……

11月9日，又写了一篇文章，把从三个不同的信息源证实了的他们违规吃喝的消息直接写进了文章里，再次发布到了今日头条上，并点名道姓问杨局长是不是真的认为县委书记县长们被调去当副局长是正常的。这一次，今日头条至今没有再删文。

第四天了，还没有收到杨副局长的新投诉，他突然安静了下来……惶恐啊，不知杨副局长又在憋什么大招。

2025年11月12日

“这一个月就像地狱一样，已经记不清第几次被勒脖子了，恶语相向变本加厉，人性的恶与可怕，项链也被扯断……”

2024年1月24日，31岁的护士董文卉在日记中记录下自己被家暴的片段，施暴者是相处5年的男友师佳豪。

悲剧在5个月后发生——6月20日晚，师佳豪在董文卉家地下车库等了她8个小时，之后，他载着董文卉驶至西安市灞桥区一处十字路口的角落，从主驾驶脚垫处取出一把40公分长的双刃匕首，刺向后者颈部。董文卉死后，师佳豪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棉被盖在她身上，开车转悠了一个多小时，驶往派出所。

经警方侦查证明，董文卉曾在车上向师佳豪提出分手，后者不愿意，因此发生争执。

2025年11月3日，此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师佳豪被控故意杀人罪，将择期宣判。在庭审现场，他否认自己蓄意谋杀，辩称平时喜欢把玩刀具，用来削手上的死皮，杀人只是当时“上头了”。

漫长的被施暴过程中，董文卉并非没有求救。她曾在凌晨向家人展示伤痕，家人两次报警，更换门锁，试图介入——然而，系统将其视为“家庭矛盾，感情纠纷”。直到她死后，日记被发现，人们才拼凑出她长期被困在暴力中无声而漫长的挣扎。也有人因此“怒其不争”，认为她求助太晚、隐瞒男友信息，甚至指责她不是一个“完美受害者”。

那么一个残酷的问题出现了，一个不那么“完美”的受害者，就应该在暴力中被致死吗？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个案子，更想要探究的，是社会系统该如何回应和介入家庭暴力。当受害者的求助被简化为“感情纠纷”，她该如何逃脱无处不在的“人间水火”？

在这个案子中，董文卉无处可逃。

“请你务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万次，毫不犹豫地救自己于人间水火……你只是你自己，你不是任何人，你才是最重要的！保持清醒、独立，永远！”生前最后一篇日记里，她写道。

一次求救

一切并非没有征兆。生命最后4个月里，董文卉曾尝试打破笼罩了自己几年的阴影。

董文卉生活照

她最先求助的是父亲董守仁。2024年3月26日清晨六点多，董守仁醒来后，发现手机上有一通女儿的未接来电，是半夜十二点多打来的。

这很罕见。董文卉在一家三甲医院做护士，平日工作忙，总值夜班。她住在自己买的公寓里，很少主动和家里联系。董守仁发信息问女儿，今天休息还是上班。后者回复说休息。董守仁说，休息的话就过来，你妈在，想吃啥让她给你做。

那段时间，董守仁和妻子周桂芳住在儿子董文浩在西安东郊租的房子，帮忙照看孙子。董守仁记得，那天女儿没再回信息，直接过来了。她戴着口罩，进了门，招呼都没打，径直走到里间卧室。

哭声随后从掩着的房门传出。家人开门进去，董文卉摘下口罩，给他们看自己脖子和手腕上的伤。直到这时，她才坦言，自己有一个交往了5年的男友，“昨晚他差点掐死我，手腕是被钢管折叠椅打的”。施暴后，师佳豪还一直待在董文卉的公寓里。

董文卉脖子上的伤痕

一家四口赶到公寓楼下时，董文卉拦住了想要冲上楼的弟弟董文浩，“他啥事都能干出来，万一出事咋办？”董守仁随即报警，民警赶到后，众人一同上楼，在电梯口刚好撞见了师佳豪。

“就这么个事，你看咋办？”当着民警的面，师佳豪说。在董家人记忆中，他看起来“很无赖，丝毫不觉得自己做错了”。随后在派出所，董文卉和师佳豪做了笔录。民警告诉董守仁，这属于“家庭矛盾，感情纠纷”。

回到公寓，董守仁帮女儿换了门锁，要求她和师佳豪断了来往。事后他们才知道，董文卉在师佳豪的威胁下，第二天就去派出所主动撤了案。

5月6日，董守仁夫妇临时起意去女儿家，没打招呼便直接开门进去。小公寓是个开间，董文卉正坐在茶几旁吃饭，紧接着，师佳豪从卫生间走了出来。

董守仁见女儿还和他在一起，顿时火起，“他都打你了，还报过警，怎么还能在一起？”他一把将董文卉掀倒，踢了她一脚，饭撒了一地。董文卉哭着说，“你们谁都可以打我，我想从楼上跳下去。”师佳豪狠狠抓住董守仁，在他胳膊上拽出淤青。董守仁大声让师佳豪离开，但对方不为所动。

“你到底是什么目的？”董守仁坐在茶几上跟他对峙。

后者的回答是，“非她不娶，要么就是你死我活”。

董守仁亮明态度：“你们俩要在一起，除非我闭眼了。”

周桂芳紧跟着问女儿的态度，让她当面说清楚。但董文卉始终一言不发。董守仁说，“你别逼姑娘了，我不同意。”“你去死吧，你死了以后什么事都好说。”师佳豪撂了句狠话。

董守仁当场拍下师佳豪的照片和视频，发给远在甘肃的大女儿董文倩。董文倩远程报了警，但警察说，没出事，管不了。

对峙时，董文卉家人拍下的师佳豪

四个人就这样对峙到将近下午五点，董文卉该出门上班了，师佳豪才离开。老两口把女儿送到医院旁边的地铁站。等到半夜十二点多，两人算好了女儿下班的时间，又去医院接她一起回家。

回家路上，董文卉跟父母隔着好几米，闷头往前走，全程沉默。到家后，她直接倒头就睡。接下来的几天，她大多数时候要么一言不发，要么独自哭泣。

这一次求助，连同家人与警方的介入，如同石子投入无尽深潭——只激起了一圈涟漪，便又迅速恢复沉寂。很快，董文卉再次陷入那片无人触及的黑暗。

隐秘的关系

回到家，通过反复盘问和多方打听，董守仁夫妇慢慢拼凑起两人相识的经过：师佳豪比董文卉小一岁，是咸阳老家隔壁村人，没有正式工作，靠开货车为生。2019年，师佳豪通过董文卉的堂姐加上她的微信，说是要为董文卉介绍对象。结果董文卉和他介绍的朋友没谈成，他自己反而介入进来，开始约她出去。

“她说师佳豪给她灌了很多酒，趁她意识不清的时候，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还拍了照片。”姐姐董文倩说，父母逼问“怎么愿意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时，董文卉终于说出了原委。

彼时的师佳豪隐瞒了自己已婚并育有两个孩子的事实。董文卉知情后，曾劝他不要离婚。但他自己回去翻箱倒柜找出户口本和结婚证，与前妻办理了离婚，并于2019年底搬进了董文卉家。

董文卉家墙壁上留下的刀痕

董文卉始终不愿多谈这段关系。在家人的认知里，她是有正式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作为一名三甲医院的护士，她的收入也不低；而师佳豪不仅离异有娃，还没固定工作——这怎么看都是一段极不匹配的关系。父母多次告诫女儿，不要与这个男人继续来往。

其实在家人印象中，董文卉几乎从未谈过恋爱，她的婚恋问题一直是全家人的心事。她刚工作那两年，家里没少为她张罗——介绍过董守仁同事的孩子，或者在西安有房有工作的年轻人。可要么因为性格不合，要么因为董文卉工作太忙没时间约会，最终都不了了之。

大概2020年前后，董文卉开始对相亲表现得很排斥。每次打电话，董文倩总要先东拉西扯一些家里的事，最后再将话题引过去，问她最近有没有认识什么男孩。而董文卉总是避而不谈，匆匆挂断。

不同于姐姐的小心翼翼，父母的方式更为直接。2023年，老两口搬到西安后，索性把她拉去了婚介所。当时女儿已经30岁了，他们心里着急，打算交3000多块中介费给她找对象。但董文卉一言不发，勉强登记了基本信息后就离开了。

家人一度将她的回避理解为自卑——自从2018年10月弟弟董文浩结婚后，她似乎就越来越不愿意提起婚恋的事，回家次数也比之前少了。

“弟弟结婚了，她有思想压力。”这是家人的解读。

在社交媒体上，董文卉默默记录着生活的变化。2019年之前，大多是和家人的合影、登山沿途的风景，以及伴着欢快音乐或跳舞或搞怪的视频。2019年6月之后，一些伤感的内容开始出现：有时是一张自拍，配文“如果真的消失了，那应该有特别多的遗憾吧，如果可能，说不定会有另一种选择”；有时候她写道，“早餐吃个香蕉，听说可以抗抑郁”，“希望你能遇见一个勇敢的人，在你选择怯懦的时候，他的勇敢会提醒你站起来”。

比照时间线，当时的董文卉已经遇到了师佳豪。

那两年，董文浩每隔几天会去一趟姐姐家。他曾在家里发现过剃须刀，也在门外看到过一束已经枯萎的玫瑰花。但董文卉从不解释。如今再回想起这些细节，董文浩笃信，“她就不愿意跟这个男人一起。”

暴力与控制

董文卉死后，家人在她的书架上找到了日记本。结合她在社交媒体的记录，以及藏在衣柜抽屉里的存单和去做药物流产的检查单，过往5年里她所遭遇的暴力与控制，才被逐渐还原。

日记始于2024年元旦。

董文卉在日记中记录下了自己遭受的暴力

“2024年要多拍照记录生活，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一天……给自己留一些美好的回忆，每一天都是生命中最年轻的一天。”当时她31岁，在2023年12月刚做了药物流产。她将这段话写在日记本开头，仿佛在寄语新生。

然而仅仅3天后，笔调骤然阴沉，“身体和心灵遭受了巨大的创伤，一次又一次……死过了，丧失意识的感觉，濒临死亡的滋味。恐惧，害怕，无助彷徨，被人威胁，被人拿刀架在脖子上，有家不可回……”

后来在庭审现场，师佳豪承认，自己曾因不满董文卉流产，至少打过她两次。他还透露，自己之前那段婚姻，同样遭到了女方家属的反对，直到女方怀孕才不得不同意结婚。

董文卉似乎从未公开过和师佳豪的关系。姐姐董文倩曾询问过董文卉的闺蜜，对方说见过师佳豪两次：一次是在西安玩时，这个“胡吹乱侃，看着就不靠谱”的男人跟着来了，但董文卉并未介绍对方，其间还抱怨“我都说了是和朋友出来玩，你非要跟着”；另一次是闺蜜婚礼上，董文卉同样不愿意向旁人介绍他。

除了施加肢体暴力，师佳豪还试图威胁和控制董文卉。

他的手机里存有董文卉的私密照。庭审上，法官询问拍摄原因，他辩称自己平时喜欢拍照。但董文倩分析，“拍了照片不删除，女方有固定的住所和工作，如果敢提离开，他就会拿着照片去单位闹”。她在工作中处理过太多类似的家暴事件，女方往往因为男方的威胁而选择忍受打骂。

董文卉

庭审中，师佳豪还承认，施暴理由多是由于发现女方在社交平台上收到了异性的点赞，或者互相访问了主页。而有时她只是约了朋友出去玩，师佳豪就会揣测她想去见某位异性。他声称对董文卉是“真爱”，杀人是因为想和她一起死，只是对自己下不了手，最后才开车去了派出所。

“杀人怎么能是真爱？女性跟任何人谈对象，她都是属于自己的，都是自由的。”董文倩无法理解。

董文卉死后，董文倩还发现，师佳豪会擅自删除她手机里的联系人，比如一位买房时认识的男性中介。他还将董文倩从董文卉的支付宝好友中删除，因为看到过姐妹俩有经济往来。在庭审中，师佳豪承认，他会看董文卉的手机，还曾看到家人发来的相亲对象照片。

董文卉家中被砸坏的手机

董文卉父母与师佳豪对峙后，后者曾致电董文倩，要求她劝父母同意两人结婚。并威胁说，如果不同意，就杀她全家。此后某天，董文倩收到过一条妹妹发来的询问她工作单位的信息，她没多想就回复了。事后她惊觉，那可能是师佳豪发的，“他还问了我弟和弟媳妇，一家人的信息他都掌握了”。

家人还在董文卉家中发现了一本信用合作社的存折。她曾在2023年3月在社交平台发帖记录，称这是人生第一本存折，还在评论区回复别人称，“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知道了就惦记上了。”

董文倩推测，这是为了防师佳豪——他没有固定收入，还要养生病的家人和两个孩子。庭审上，师佳豪承认自己欠了几十万外债，还将董文卉的电话留给了催债方。家人根据董文卉2020年以来的工资流水与存款记录，估算出约二三十万元的资金缺口，怀疑流入了师佳豪手中。但后者在法庭上坚决否认。

董文卉记录下来的每月工资流水

基于日记、报警记录和银行流水等证据，代理律师欧阳一鹏认定师佳豪对董文卉施加了长期系统性的家庭暴力，包括肢体暴力、精神暴力以及经济压迫，并据此向检方提出了对虐待罪进行补充侦查的建议，希望将虐待纳入最终的量刑中，从重判处。

漫长的沉默

这些隐秘的控制和挣扎，在董文卉生前，都被她的沉默包裹着，连家人也难以触及。

2024年6月10日到19日，趁着孙子暑假出门旅游的空当，董守仁夫妇跟董文卉住在了一起，试图用陪伴来守护她。但她依然沉默、疏远——卫生间灯开关坏了，空调排水管被晒到老化滴水了，她都拒绝父亲的帮忙，自己上手去修。

董守仁感慨女儿太独立了，又忍不住陷入自责，“当时踢她那脚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她动手。姑娘生我气了，不愿意让我为她付出。”他说着，眉头皱成一团，眼泪滚落下来。

提到女儿，董守仁忍不住落泪

6月19日，孙子即将旅行归来，董守仁夫妇便回家去收拾。当晚，周桂芳还给董文卉打了视频电话，一家人隔着屏幕，一起看了投屏在电视上的旅行照片。

次日晚上10点左右，董守仁突然接到公安打来的电话，让他们过去一趟。老两口匆忙赶到，得到了女儿遇害的噩耗。

在董文卉第一次向家人发出求救前，是长达数年的、无人知晓的沉默。

“面对同事的询问，轻然带过，没什么。”她在日记中写道。董文倩事后询问她的同事得知，她并不会跟同事聊自己的感情状况。即使身上的伤痕被看到，她也只是一笑带过，不多回应。

她的书架上有一本《非暴力沟通》，里面留有不少勾画痕迹。她还在日记中记下读书笔记，提醒自己“认清错误即错误，它不代表你”，“要用思维来反抗，消除情绪上的痛苦”，“本身俱足，不会去幻想未来有任何事情或任何人将会拯救你或使你开心”。

家人在董文卉书架上发现的书

她似乎从小就习惯独自承受一切。她是家里最懂事的那个孩子，没有叛逆期，姐姐和弟弟都挨过打，只有她几乎没让父母操过心。小时候大人在炕上支着桌子打麻将，她能安静地在一旁写作业，有时周桂芳半夜醒来，发现她还在伏案学习。高中住校后，她变得更加独立。她是家里唯一考上大学的孩子，毕业后自己还了助学贷款，两年后又买了房，直到交了订金才告诉家人。

她是家里的主心骨。董文倩时常觉得妹妹才是长姐，自己买电子产品也要找她把关，给父母的礼物也是她来仔细比价。她还主动提醒董文浩，婚后要记得给媳妇买花和护肤品。

但她对自己却显得吝啬。董守仁记得，商场里80多元的短袖，女儿一定要上网半价购入。直到30岁生日，才舍得买条细金项链犒劳自己。她想把钱攒起来，买个一百多平的大房子，等父亲退休了，一家人住在一起。

“我娃太独了，都没给家里人机会帮她。”周桂芳从前总以女儿的懂事为傲，现在却偶尔会“恨”她太独立，“自己把自己不当回事。你一个人弄不了的事，总要给人说，大家一起想办法。”

无处可逃

董文卉用沉默堵住了自己的全部退路。而来自男方的控制，则让她无处可逃。

第一次报警时，董文浩曾无意间在董文卉的手机上看到了师佳豪发来的威胁信息，扬言要“杀了全家”，“他拿家人的生命和私密照片威胁我姐，她不敢说”。

在董文倩看来，妹妹之前接触男性很少，是一个对男女关系很保守的女孩，“这就导致她碰到这种事，起初可能不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也不敢让别人知道。现实中真正能勇敢站出来表明自己是受害者的并不多。”

2024年的求助和报警，并没能够真正帮到董文卉。欧阳一鹏认为，家暴的问题不能当作平常的情感纠纷来处理，特别是针对女性的家暴，往往是持续性的，加上双方力量完全不对等，应该加强保护力度，对犯罪进行加重处罚。

董文浩甚至后悔当初报了警，“报警后，他一点儿代价都没付出。要是我当时给他点教训，也许还不至于这么嚣张。”

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低估了来自师佳豪的恶意，没人想到他会真的杀人。

开庭当天，有记者问董守仁，如果当时没有极力反对他们结婚，是否可以避免悲剧——在这个逻辑下，暴力更像是一个男人求而不得后的必然结果。

董守仁觉得这个问题的逻辑不成立，师佳豪多次殴打董文卉，还威胁要杀了全家，他根本不可能同意这门婚事。

董文卉在家中的灵位

事发后，家人在短视频平台为董文卉发声，呼吁判处师佳豪死刑立即执行。董文倩的直播间和私信里，涌来了不少相似的受害者，她们是另一个董文卉。董文倩告诉我，其中年龄最小的22岁，最大的40岁，她们的遭遇共享同一个模板——暴力、威胁和无力。

有一个女孩，被男人以私密照和视频相威胁，对方还扬言知道她妹妹的学校和父母的住址。她的肋骨曾被打断，报警后却未得到处理，现在正在走起诉程序。另一位女性被威胁了整整10年，男方看到董文卉的新闻后，还将链接发给她，警告说，“你要不老实，也把你这样（杀死）。”

“逃不掉。”董文倩摇了摇头，“他知道她的单位和住址，又提前备好了刀具，早早做好了杀人的准备。即使我妹躲过了6月20日，也不一定躲得过接下来的每一天。”

无处可逃的绝境中，董文卉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维持着生活秩序，以此对抗无孔不入的恐惧——她时常在日记和社交媒体上鼓励自己，精确记录每月的工资，每天运动、做饭、记录生活碎片，努力活在当下，试图用规划和克制，掌控自己的人生。

董文卉最后一次为自己准备的午饭

6月20日那天，董文卉称了体重，去银行存了钱，洗了4双鞋，为自己做好了第二天的午餐。她仍在精确执行自己努力维持的生活秩序。没人知道她那晚为什么上了车，师佳豪最终还是控制了她生命的最后一程，连同死亡本身。

（文中董守仁、周桂芳、董文倩、董文浩为化名）

一场6天7夜的狼人杀

2025年10月30日深夜，“关注四川绵阳如何应对舆情”微信群（以下简称“鱼群”），这个由近200余人组成的数字剧场，已经连续上演了6天7夜的“现实版狼人杀” 。舞台的聚光灯，此刻正打在一位“神秘博士”身上。

他，就是这场大戏的“狼王”——陈永福律师，微信群名为“白晓生”或“福尔摩斯白：真相只有一个” 。

在过去的这些天里，这位“福尔摩斯白”凭借其“博士研究生”和“资深律师”的身份，一度试图掌控全场。但此刻，他精心构建的“村民敲诈勒索”推理剧本正被群友持续解构和嘲讽。

“狼王”被逼入绝境。但他没有选择认输，而是启动了终极预案：如果不能控制剧场，就炸掉剧场。

白晓生的操作精准而迅猛：在极短的时间内，他“快速邀请了66个新账号进入群聊”，同时“多次分享自己的实时位置” 。

这不是一个普通群友的“发疯”或“报复”。这是一次经过计算的、利用平台规则的“外科手术”。这种异常行为，“精准地触发了微信平台的反营销和反骚扰算法。系统自动判定该群存在异常聚集活动，并将其封禁” 。

这就是白晓生的“焦土策略”。

当幸存的群友涌入备用的“关注四川绵羊如何应对舆情”群（“羊群”），讨论这场“定点清除”时，这位“舆情大师”施施然地现身了。他用一句轻描淡写的话，为自己的行为做出了最精辟的注脚：

“我就是试试封不封群” 。

这场大戏的序幕，早已在更早的玩家手中拉开。

前情剧要：13人群，官员退群

在“白大师”登场前，一切的起点，是两声微弱的警报和一次笨拙的捂嘴。

2025年10月14日与15日，两份关于四川绵阳安州区朝阳磷肥厂的紧急投诉，出现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村民的描述充满了生理上的痛苦，直白且具体：“老百姓呼吸困难”、“烟雾刺鼻” 、“竹林树木叶子全落” 。

这些投诉指向的污染，并非虚言。村民在本地群“朝阳大集体（35人）”中抱怨：“反正我是说遭得很凶哦”、“一家老小住着这里不容易”、“影响身体还是不得行哦” 。

然而，10月20日，一篇试图曝光此事的文章在仅获得680次点击后，页面便化为一行冰冷的红字：“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

传统的“硬封堵”开始了。但这一次，封堵在数字时代留下了“后门”——文章附带的一个微信群二维码。坚果兄弟和一批神秘潜入者，构成了一个仅有13人的微信群：“关注四川绵阳朝阳磷肥厂污染” 。

第一场“狼人杀” ，就在这个13人的微型房间里展开。官员笨拙地登场了。

谢军的表演堪称灾难级。他先是在文章评论区以官方口吻训诫：“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入群后，又试图恫吓这仅有的13人：“转发会不会被公安监控哦？”“之前好像有人转发就被行政拘留了” 。

这种“弄巧成拙”的威慑，反而激起了群友的好奇。很快，他的身份被点破。这位谢军，竟然是绵阳市安州区秀水镇的人大主席，其分管职责中“赫然包括‘生态环境保护’” 。

当群友在群里直呼“谢主席”后，这位本应保护环境的人民代表，选择了彻底的沉默，并于次日悄然退群”。

这场由地方官员亲自下场、最终仓皇退场的舆情应对，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比污染事件更具戏剧性的故事。

200多名网友怀着好奇与围观的心态，涌入了新的“鱼群” 。舞台被放大，观众已入席。谢主席的溃退，为“大师”陈永福的登场，铺好了红砖路。

博士律师登场

在“鱼群”这个200余人的新剧场里，“福尔摩斯白：真相只有一个”（白晓生）隆重登场。

与谢主席的直白不同，白晓生的出场是“全副武装”的。他深知，在某些舆论场中，权威的构建是“控场”的第一步。他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几乎无懈可击的“专家”人设，一个集学术、法律、心理于一体的“跨界权威”：

1. 法律权威：

   他亮出名片，显示其真实身份为北京峰璟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陈永福。

2. 学术权威：

   他自称博士研究生，而他的博士研究课题，就是“如何应对舆情”——“关于新闻事件，网络舆情的产生，发展…有什么力量参与和干预…这是我的博士研究生研究课题。”  这种“我研究的就是你们正在干的事”的姿态，瞬间让他从“玩家”变成了“游戏管理员”。

3. 专业权威：

   他宣称自己拥有三个学士学位，包括“心理学” ，并明示自己师承中国“第一个环境法博士”汪劲教授，在污染问题上拥有话语权。

看起来，他不是一个“参与者”，他是一个“中立的”、“吃瓜的”观察家。

11月8日，在“羊群”中，他如此炫耀自己的地位：

“你们有很多律师朋友，你也可以去打听打听，我白晓生这个律师界的江湖名号，在律师微信圈子，还算是有几分知名度吧！外号比我本人真名在圈内肯定更有知名度。”

“我白晓生是什么样的人…我专业水平如何，还轮不到你们群里组团来对我诋毁和攻击吧！”

谢军的失败在于一眼就能被识破。而白晓生的策略则是复杂得多，甚至，是“专家”是“学者”是“律师”。

他试图制造一个“真相”：他不是来维稳的，他是来“寻求真相”的。

“福尔摩斯白”：如何从『空气污染』“推理”到『敲诈勒索』？

这位“福尔摩斯白”登场后，迅速开始了他的“探案”。

他的核心策略，是“议题污名化” ，一场精妙的“叙事劫持”。他要做的，是釜底抽薪——将一场严肃的环境污染事件，重新定义为一桩精心策划的刑事犯罪。

他的“推理”分三步走：

第一步：解构污染事实。他先是以“专家”身份科普氟化氢气体的危害，在获得群友信任后，突然抛出“独家情报”：一张声称是事发地的航拍图，显示“只有一小块竹林枯黄” 。

第二步：提出“合理怀疑”。他据此“推理”：这不可能是化工厂的隔空污染，那么原因“好像只有一种可能性：人为故意制造的事件。” 。他甚至“专业”地提出，这可能是“使用除草剂或脱叶剂”造成的。

第三步：锁定“犯罪动机”。他随即抛出一个“内幕故事”，称当地一个名叫张国良的村民，和一个叫操小平（或操小萍）的“江湖人士” ，试图借污染事件向工厂敲诈勒索。

至此，这位“福尔摩斯”的“推理”完成了。他向群里抛出了这个颠覆性的结论：

“到底是一起公共污染事件…还是一起人为故意设套，制造事件…趁机敲诈勒索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    

这套“组合拳”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它瞬间将矛头从工厂和失职的官方身上，转移到了受害村民和关注此事的群主（坚果兄弟）身上。

最后，他图穷匕见，直接在群里对群主坚果兄弟发出了刑事指控：

“如果我内心的怀疑推理成立，群主（坚果兄弟）可能涉嫌：敲诈勒索罪。”

他成功地将议题从“工厂是否排毒”，扭转为“村民/群主是否敲诈”。他此时好像还不是工厂的辩护人，而是揭露“敲诈团伙”的孤胆英雄。

『救星』还是『掮客』？一桩『被制造』的构陷

白晓生的“推理”天衣无缝，唯一的缺憾是：它是假的。

更准确地说，这是他一手制造并兜售给工厂的“法律武器”。“敲诈勒索”的指控，并非工厂的原始报案，而是白晓生主动“投喂”给工厂的“构陷剧本” 。

这一切，在他主动公开的、与工厂方的私聊记录中，暴露无遗。

2025年11月2日早上7点（即“鱼群”被炸两天后，《神秘博士潜入“关注四川绵阳如何应对舆情”微信群，6天7夜，最终成功炸了一个群！》一文发布的第二天），白晓生主动联系上了朝阳磷肥厂。

第一步：主动“投靠”并“植入剧本”。他开门见山：“您好，请问您是绵阳市安州区朝阳磷化工有限公司的吗？”  在确认身份后，他立刻给出了那套早已在“鱼群”演练过的“专业分析”：

“根据我的观察与分析，您公司的投诉污染事件，背后应该是有人在故意策划，煽动…然后在网上大肆炒作舆情…然后趁机实施敲诈勒索。”    

第二步：“锁定”罪犯。当工厂代表表示“我们也怀疑这个事情”时，白晓生立刻熟练地列出了他锁定的“犯罪团伙”名单：

“这个策划和炒作舆情的团队们，主要应当包括以下人员：群主#汪仁政、#田曦、#郑宏彬、村民曹小平、蒋福政。。。”    

第三步：最幽默的时刻。这位“福尔摩斯白”煞有介事地列出了“犯罪团伙”，而工厂代表——即“敲诈勒索”的“受害者”——的回复，堪称全场最佳：

“前面3个都认不到”

这段对话是整个绵阳舆情事件的高潮。它清晰地显示了：“敲诈勒索”的指控，是由“舆情大师”白晓生一手制造，并“兜售”给工厂的。

他不是在代理一个“敲诈勒索”案，他是在唆使和制造一个“敲诈勒索”案。他将在公共群聊中进行的“推理”，在私聊中变成了“法律服务”。

他成功地将一场村民投诉的污染，扭曲为一场针对环保行动者（坚果兄弟）和受害村民（曹小平）的“刑事指控”。这是“舆情应对”的“究极手段”——将提出问题的人，变成需要被法律解决的人。

『表演式质证』：当证据来自停产工厂

为了支撑自己的“推理”，白晓生在“羊群”中抛出了多达11组“证据”，试图证明“污染不存在”且“群主（坚果兄弟）在造谣” 。

这是一场“表演式质证”。讽刺的是，正是这些他赖以“翻案”的“铁证”，彻底暴露了他和工厂的谎言。

荒诞剧之一：“30年无污染”的谎言

工厂代表在与白晓生的私聊中（白晓生将其作为证据公开），抛出了一个极具迷惑性的“事实”：“我们96年建厂，在这里30年了，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污染问题” 。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事实是：就在2019年，这家“朝阳磷化工有限公司”赫然被列入生态环境部在长江经济带开展的“三磷”专项排查整治名单中。2024年3月，它又因“硫酸、罐区未见泄漏应急处理方案”、“洗眼器水压不足”等严重安全隐患被官方点名曝光。

一个连硫酸泄漏预案都没有、被国家点名整治的企业，自夸“30年无污染”。而这位“环境法专家”白晓生，对此照单全收。

荒诞剧之二：“表演式检测”

白晓生的“第七组证据”是四份来自官方的《行政检查告知单》，时间横跨7月至10月，结果均是“检查中未发现你单位存在违法行为” 。

这看起来是“铁证”了。但让我们放大看一眼那份8月份的“合格”报告：检查日期是“2025年08月29日” 。

8月29日——这个日期，恰好处在工厂自己承认的“7月15日至9月1日”的停产期间。

如果绵阳安州生态环境局在朝阳磷肥厂停产期间检查和废气采样，将构成严重程序违规。这属于技术上无效，事实上虚假，性质上恶劣，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弄虚作假” 。

这出“表演式检测”的荒诞剧，至此达到了顶峰：一位师承“环境法专家”的博士律师，拿着一份“对停产工厂”出具的“合格检测报告”，在200余人的微信群里，试图证明这家工厂的排污“符合法定标准”。

他证明的，只是一栋没有开工的建筑，确实没有在排污。

『专业』的底色：性骚扰、政治构陷与『大狱』威胁

“福尔摩斯白”的“专业”不止有所谓的“推理”和“证据”。他的工具箱里，还装着更奇葩的武器。

武器一：政治构陷

他抛出“第四组证据”，是“6张外网散布信息网页截图”，用以“证明”坚果兄弟团队“第一时间在外网散布传播，炒作外网舆论” 。他还抛出“第三组证据”，称坚果兄弟“因网络寻衅滋事被多次传唤，拘留”，以此“证明劣迹斑斑啊” 。

在当下的语境中，这是严重的指控，试图将一场环境维权事件，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

武器二：系统性性骚扰

这也是白晓生令人瞠目结舌的操作。2025年10月31日凌晨，他敏锐地捕捉到群友“颜颜”的性少数（LGBTQ）身份倾向，随即对这位群友发起了赤裸的、公开的、系统性的性骚扰。

他反复追问：“阿彦，你对我有没有感觉？”    

当群友“海”指责他“小心人家告你性骚扰啊”时，白晓生祭出了他最无耻的“战术马甲”——声称自己也是群体一员，以此将骚扰“合法化”：

“你不懂我们这个群体”    

“@恭喜不过，你也不要担心，我是LGBTQ里的B，对你我也可以的哦”    

这并非“发疯”，而是一种高明的舆论干扰战术。他深知LGBTQ话题在中国公共空间的敏感性。通过强行将一场严肃的污染讨论“性化”、“桃色化”，他成功地污染了讨论空间，迫使正直的围观者（如“海”）因“太压抑了”而退群，从而实现“清场” 。

武器三：炫耀与威胁

当群友“丢三落四E”追问他是否与工厂签了委托协议时，他公然炫耀：

“如果我再告诉你，委托人支付了多少律师费，我怕你这辈子都再也无心搬砖…”    

而当群友“短裤被风吹走呀”不断戳破他的表演时，他发出了最赤裸的“铁拳”威胁：

“这几天骂的是不是很爽啊? 我会让你去体验一下群主曾经多次体验过的生活。”    

“群主体验过的生活”是什么？白晓生自己早已给出了答案——“拘留” 。

一种新型“律师”的诞生

白晓生（律师陈永福）的这场6天7夜鱼群表演以及后续的操作，如同一场在数字显微镜下进行的公开实验，清晰地勾勒出一种新型“舆情应对”的诞生，一种新型“律师”的诞生。

从官方视角看，他代表了“舆情应对”的迭代升级。如果说谢主席是第一代“直白且无效；那么白晓生就是第二代“软引导”的“新型狼王” 。他精通“表演式透明”、“议题污名化”和“规则利用” 。他比官方更懂如何“引导”舆论。

从工厂视角看，他简直是“主动上门”的“救星”。在工厂因污染事件的陷入困境时，是白晓生“主动投靠” ，并一手“制造”了“敲诈勒索”的剧本。他提供了一套“法律武器”，让工厂从污染的“加害者”，摇身一变成了“敲诈”的“受害者”。

从律师界视角看，这无疑是一场行业“奇观”。一位自诩“江湖名号”响亮、师承名门的“专业”律师，其“专业”操作竟然是：教唆客户“构陷”维权者；在法庭（微信群）上公然使用“停产报告”这种虚假证据；对群友进行系统性性骚扰；并赤裸裸地威胁将“反对者”送进“大狱” 。他的“专业”，重新定义了“专业”二字。

从民间视角看，他通过注入海量的、真假难辨的“信息熵” ，辅以人身威胁和“脏弹”攻击，试图彻底摧毁了公共讨论的信任基础。当他发现无法在200多人的“吃瓜群众”面前赢得“狼人杀”时，他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利用平台规则“炸掉”整个游戏房间，强行结束了真相探寻。

而在两个微信群“关注四川绵阳如何应对舆情”（鱼群和羊群），他以一己之力，污染了两个200多人的公共空间，其污染程度，丝毫不亚于朝阳磷肥厂的氟化物。

更多详情，请见以下几篇文章：

污染曝光后，有关部门潜入一个13人的微信群应对舆情.pdf

神秘博士潜入“关注四川绵阳如何应对舆情”微信群，6天7夜，终于炸了一个微信群.pdf

污染、官方和舆情大师

《涉事工厂到底给“舆情大师”支付了多少钱？》

《从官方到博士：2025高端“舆情应对”必修课》

【题记】

有网友“投诉”成瘾。我写这个话题，前面已经3次“经用户投诉”而“暂时不可查看”。当然，用户一投诉一个准，这也是一桩奇事。但既然人家都投诉了，积极性必须支持。这是我对投诉界“行情”的理解。

我写了什么呢？我只是重复证明，农民可以“实质地拥有”农村土地所有权（而不只是向村集体“承包”），我认为，如果能这样，则农民会更好，农业会更 好，农村会更好，国家会更好。

文后留言我全部放出来，可是，你不留言，你没有讨论问题的兴趣，既不摆事实，也不讲道理，你就投诉。你相不相信，道理是讲明白的，不是投诉明白的。

我第3次修改以后，昨天晚上贴出来，今天上午十点，就被投诉准了，才一千个点击。其实我写得很用心的，辛辛苦苦写了三千字，才一千名朋友看到，难免感到失落。所以，我准备修改后贴第四次。

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吗？文章在公号上发得出来，就证明这是一个开放的话题，不是禁忌的话题，同时，也说明我用词是审慎的，没有触发敏感词。

我感觉到，有的朋友，一听说农民可以实质地拥有农村土地产权，就感到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尤其是一位名叫“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网友，上来更不打话，只掷我三个字：“已投诉”，我跟他沟通，他也不理睬我，仿佛他的使命就是投诉。

下面是被投诉删除的文章大略——

让农民拥有“农田所有权”会不吉利？

1

我知道，城市土地所有权是“不可以讨论”的，它属于“全民”，是“路线问题”；而农村土地，包括农民的屋基地，属于“集体”——最基层的农业生产组织（只是生产组织，而不是一级政权）——生产队，是“经济问题”，也是“民生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事实也是这样。上个月，笔者两次发帖“议论农村土地政策”，文章能够发出来，就证明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虽然后来这两篇文章都“暂时不可查看”——系统是这样通知的，我也觉得“暂时”一词用得恰如其分，我也相信这是暂时的。

但事先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两篇文章，得罪的都是网友。10月4日第一次贴出来，有网友在文后争论，观点对立，其中一位不讲武行德，上来就赠我三个字：“已投诉”。当然，应该还有“投诉”了没有向我报告的。总之，两个小时后文章就“暂时不可查看”了。

“此内容暂时不可查看”是比较轻微的处罚，可以修改后重发。我就不嫌麻烦，耐心修改，然后重发，这是10月17日了，这一次停留得久一些，也没有超过半天。

现在，我又修改了，准备重发。为什么我的脸皮这么厚，一而再地非要讨论这个话题？因为这实在是一个显而易见被颠倒的问题，需要颠倒过来。

2

直接引起我的纠结的，是2025年9月16日网络消息，农业农村部长韩俊“重申”：“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严禁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报道还有一句——“韩俊部长特别强调，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土地和财产权益”

我觉得韩部长是一位内心柔软的人，他知道强调一下“初衷”就够了，至于结果如何，部长心知肚明，他知道公众也知道，不用再说，因为这是一个经济学常识。

倒是一些网友杠上了。他们对农民可以拥有实质的土地产权“感到恐惧”，对持这种观点的人怒不可遏。他们的理由是：如果让农民实际拥有土地权，如果让土地成为农民可以处置的资产，就会发生土地买卖，就会有农民“失去土地”，就会发生“赤贫”，就会回到旧社会，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因为这是教科书级的谎言。几十年前的教科书就是这么编的。直到现在，从贩夫走卒（农民工——破产农民，及其子弟），到大学教授，都会不过脑子，仅动腮帮子，背诵这一套。他们做出一副不接受反驳的样子，理直气壮，仿佛在守护弱者的命根子。其状令人惊愕。

3

事实上，农村土地所属，不是国家性质的关键。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带头大哥，十月革命后，在农村土地政策上也是有过争议的，并不是直接没收富家的土地充公。

在中国，一九四九年以来，农村土地政策一直在变化。从“分田分地”，到“农业合作化”，再到人民人公社（初级社高级社），还有文革前，有过短暂的“包产到户”，后来作为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紧急刹车，强令禁止，然后到了改开年代，全面实行“包产到户”，直到现在——每一个阶段的土地政策都不一样，但都是社会主义。

可以说，到今天，农村土地政策还在“摇摆”，不然，某些“政策”也就用不着一再“重申”，而且在实践中，全国各地有自己的人创举（正如当年的小冈村）。

这都是农村改革“不到位”带来的。

回想1979年，在邓小平的支持或“默许”下，四川广汉悄然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这标志着历史性的消灭了“人民公社”。而这样“重要”的消息，当时的报纸竟然不着一字。这无非是担心某些人转不过来弯——以为伤到了农村社会主义路线的根基。

接着“下放土地”（也叫“包干到户”，或“土地承包责任制”）——把原来属于公社所有的土地，全部“租”给农民。由于这一政策的转变，立即使七亿农民摆脱了饥饿，城镇集贸市场农副产品不再紧缺，“凭票供应”迅速成为历史。

由于取得了这样的“伟大成果”，后来的报纸倒是大张旗鼓地宣扬了。本来“撤销人民公社”和“土地承包制”是两个连贯动作，前者因其“敏感性”避开了宣传。

农民“向公社租用土地”的期限，说是三十年，现在看起来是，实际上是无限期。既然可以让农民“无限期”租用公社土地，本身就说明可以让农民“实质拥有”。

而可以让农民“无限期租用”，又不可以让农民“实质拥有”的直接后果，就是束缚了土地的潜力，让农民不敢在土地上有长治久安的的建设和投入，非当地户籍的人想冒险去农村修房造屋，也被锁死。

4

按现在的有限使用权，土地有时候不是农民的资产，甚至是负资产。例如，当农民由于衰老和疾病等原因而失去耕种能力的时候，无人接手，不能变现，不能抵医药费和护理费，但理论上还对土地负有“责任”——家庭责任承包制嘛。

最后，农村土地终究如魔术师手上的飞刀，当一代农民逝去，再回到“集体”，回到不叫人民公社的“公社”。这将是土改之后，农村土地的第二次“回归集体”这位虚拟的主人。

为了让农民“不失去土地”，就让农民“不拥有土地”，这套逻辑强大得令人无法反驳。

其实，于理于法，“有限产权”也应该可以“有限变现”，使它成为农民最后的保障，尤其是“五保户”的“医保”。例如，农民“五保户”去世前将土地“交还集体”时，获得一定“补偿”。

今天触动我再次修订这篇稿子，企图再发一次的原因，是看到网上流传一个据说是原重庆市长黄奇帆的“政策建议”，他建议政府给城镇老人每月几千块钱，老人去世后，他们的房子归政府。也就是说，黄奇帆建议，政府帮助城镇老人用房产养老。

如果这一政策可行，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让农民用“责任地”养老？以体现农民在责任地上，除了责任，还有一定的权利？

5

事实上，从计划经济开始，“集体土地”不是作为一种财产，而是作为一种惩罚性的身份标签，被按在农民头上的。

只有按这种逻辑，才能解释农民身份的青年一旦考上大学，或者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就会立即取消原身份所属的土地。否则，假使土地真正是农民的财产，难道考上大学或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就得接受一次财产剥夺的惩罚？

这便是农村土地的实质。

也就是说，当青年农民“及第”后便“失地”“失籍”，从此注定只能在房价高昂的城市老死，设若中年“去职”，或老来“思归”，均无再回到故乡居住的可能。陶渊明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归去来辞》只能是一篇痴心妄想。

在“离开故土便回不去”这一点上，中国古代有相反的政治传统。前清虽然跟今天一样，也是实行了官员回避制，县以上的官员都“外派”，但还有一个规矩是，官员告老都回原籍，不得在做官的地方置办房产。

今天就反过来了，不得在原籍买房盖房，你可以在任何城市置地买房，买多少房都可以国家正在鼓励，只要不在老家农村买就行。

在农村，花二十万可以盖一套宜居的独栋民居，而省城得花二百万，现在掉价了，也得一百万。所以，你想把城里的房屋卖了回老家住，省一大半的钱出来养老？不行。

6

说到底，“土地买卖”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或地区，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买卖是纯商业行为，不涉及国家主权，不考虑购买者的国籍。

这里有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故事。大约三个月前，媒体报道美国农业部“禁止中国买家购买美国农田”。这就是说，在此之前，中国人不仅可以购买购买美国的房地产，还可以购买美国的农田。

这至少告诉我们，土地买卖并非不可想像。“退休干部”回村买地盖房并非大逆不道。这只是治理模式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取决于观念，而跟国家主权无关（否则，把土地卖给外国人岂不等于卖国）。

2025年7月9日，外交部严正地谴责了美方，称那是“典型的歧视性做法，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最终也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将经贸投资问题政治化。”

而中国的农田呢，岂非歧视本村以外的所有人，包括从本村考学离开的前村民？

2025年10月3日草稿，15日重修，17日再修，11月9日再再修，11月11日再再再修

延伸阅读：

• 重庆“鹅岭公园”的“入住”者 | 从杨森，到蒋介石，再到刘、邓 | 何三畏

• 家乡县衙风水好，历史上只有一位县长被处决 | 何三畏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媒体”栏目中长期记录这些被当局审查封禁的媒体或自媒体。

本期节目，我们将介绍遭到封禁的媒体、自媒体账号为：张3丰的世界 、新新默存、行歌相答。

一、张3丰的世界｜没有空间，人又如何成长呢？

2025 年 10 月下旬，成都 “有杏书店” 宣布将于 11 月 28 日正式停止营业。

• 相关阅读：【404空间】城市的地得｜好了，今天就告别吧

“有杏书店”自成立以来，以举办文学分享、公共对谈和文化活动而闻名，是成都独立文化空间的代表之一。店内曾多次承办作家交流、纪录片放映与时事讨论，被视为一个开放的民间文化场所。

然而，这些活动也时常遭到当局阻挠。2025年10月，张丰邀请“基本常识”作者项栋梁在书店举办“走出食物焦虑”的讲座，但讲座最终遭有关部门叫停，理由是“活动没有进行报备”，并被要求“认真整改+取消整月的活动”。

书店的创办人之一是知名媒体人张丰。

他长期在“城市的地得”、“张3丰的世界”等公众号上发布社会与文化观察类专栏文章，内容涉及媒体环境、舆论生态及公共空间变化。中国数字时代收集了众多来自张丰的文章，其中不少都遭到中共当局审查封禁。

• CDS词条：：张3丰的世界、城市的地得

“有杏书店”发布关店消息后不久，张丰的微信公众号 “张3丰的世界” 亦被注销，相关内容无法访问。

在过往多期【404档案馆】及【404文库】栏目中，中国数字时代收录并选读了来自“张3丰的世界”的多篇文章。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选读“张3丰的世界”于2025年5月29日发布的文章《没有自由，当然就没排便自由》。

文中写道：

南方周末关于大量中学生便秘的报道，引发的关注远超预料。

它意味着某种伤痛已经触发大部分人的神经：一个社会的弊端，最终由无辜的孩子来承担；孩子们不但精神上受到煎熬，身体上也已经出现症状。

想想真的悲哀：很多年前南方周末呼吁的还是其他自由，如今开始呼吁孩子们的排便自由——我们在不断的退步，但是还有退的余地吗？已经到孩子们的肠胃了，还会到到哪里？

我想起前几天范美忠老师来书店做分享，他带来了四个学生。

有读者朋友看到这些孩子，露出了羡慕的眼神：他们的状态太好了，走路有风，眼神明亮。

当然啦，他们四个可都是参加了不久前的800公里徒步。

分享会当天，一位朋友带儿子来。她说，给儿子讲小朋友们的徒步经历时，儿子睁大了眼睛：徒步800公里，那是“正常人”能做的事吗？

到底什么是正常？被禁锢在教室中普遍出现便秘，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正常。

我想起范美忠对我的诘问。在一篇文章中，我称他为“我们时代的怪杰”，他说：我“杰”是肯定的，但是并不怪；不正常的、奇怪的是社会，不是我。

他说得太对了。

我们要模仿鲁迅说什么“救救孩子”，其实我们连什么是健康的孩子都不知道了。

那天和范老师以及孩子们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我也发现了他们走路飞快，不一会儿就没了踪影。范老师一点都不担心他们。

晚上分享会结束，范老师要和读者去夜宵，我问他：这些同学怎么办？要不要送他们回崇州的学校？

范老师回答：不用管他们。他们今晚上自己住酒店，明天继续在城里参加活动。

这不但是“正常的孩子”，健康的孩子，还是强壮的孩子，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是——他们不会便秘。

中学生普遍便秘不是新现象，几个月以前我就看到相关的资料，如今不过是由好的媒体把它讲述出来而已。

它反映出某种现实：为了考试成绩，中学生不但精神普遍出现问题（青岛有老师的论文指出超过50%的学生有抑郁症状），肠胃也普遍出现了问题。

可以说，这个社会已经病得相当严重，最终由未成年人以一种曲折的形式，承担了社会的病症：无休止的内卷和规训，不但塑造人的灵魂，也在重塑人的身体。

南方周末提出了“如厕自由”的呼声，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对此感到羞愧。正是作为整体的成年人——家长、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合谋，让孩子们出现了普遍的便秘。

现在作为家长你必须认识到，最重要的是孩子的自由——有身体的自由，灵魂的自由，然后才是好的教育。

11月5日，张丰再次发文，称“过去几天，有太多的人关注、关心书店，大家的爱，最终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影响，书店可以继续办下去了。”

• 相关阅读：城市的地得｜ 重新出发：本周六有杏书店活动继续

二、新新默存｜默存、新默存、新新默存、新新新默存

“新新默存”是一个关注思想、文化和社会观察的微信公众号，核心撰稿人为宋石男、王五四等人。它延续了早期“默存”系列账号的风格，以深度随笔和评论为主，关注城市青年焦虑、地方社会变迁、言论空间收缩等当代生活困境话题。

• CDS词条：新新默存

在“新新默存”之前，微信公众号“默存”和“新默存”先后被封禁，中国数字时代曾在【404媒体】栏目中对它们进行过收录。

• 相关阅读：新默存

即便屡遭封禁，宋石男等人仍然坚持发声。如今，在“新新默存”遭封禁后，他们又推出了微信公众号“新新新默存”，形成了一个不断迭代、通过文字延续思想与观察的账号链条。、、

2025年2月，在郑民华医生质疑中国集采药制度引发舆论热议之际，“新新默存”发布文章[《医保局分发“太平无事”通稿，国民就能真的感到安全？》。]()

• 相关阅读：【404文库】“麻药不睡、血压不降、泻药不泻”（外二篇）

文中写道：

在许多特征上，国家医保局牵头“登门”上海7家医院，都偏离了调查组常规的行事风格，很难称得上是一次求真务实的调查，准确说更像是一次特意搞出大动静的舆情处置行动。从国家医保局对外公布的通稿看，他们的上海之行可谓不虚此行。

国家医保局借人民日报渠道公布通稿，因发言人与记者双双匿名而受到指摘，被批评为动机不纯及行事不正；通稿针对“血压不降、麻药不睡、泻药不泻”现象（以下简称“三不”现象）的全盘否定，被认为有违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不科学。

从修辞手法看，通稿有着息事宁人的基调，字里行间将“三不”现象归咎为上海医生的以讹传讹，“多是他人转述与主观感受”。集采药没问题，集采制度没问题，闹出这么大动静，最后是医生的问题。医保局的通报让人得以窥见统一意见的过程与手法。

板子没有打在具体医生身上，只可理解为表面的“息事宁人”，毕竟“三不”风波缘起于上海政协委员、瑞金医院郑民华医生的提案，涉及另外一个参政议政系统，医保局明智地敬而远之。同时，却以11个字的结论，将“上海医生”推向舆论屠宰场。

医保局的通稿看似给上海医生留了周旋余地，实际上却用四两拨千斤的笔法让后者成为众矢之的。伴随着通稿传播的，是舆论场中对上海医生形象的污名化与抹黑。“三不”风波让医保局药监局难堪被动，而通报的舆论反扑则替他们在报仇。

郑民华医生的质疑被贴上“带节奏”的标签，在他提案上联署的一众上海滩知名医生则被放在集采制度的对立面，被污蔑为医疗腐败“小金库”的所有者，呼吁追查这些医生。这是自新冠以来，上海医生声名鹊起后，第一次被推向难以自证清白的处境。

三、行歌相答｜只能硬撑着往前走

微信公众号“行歌相答”以个人观察与社会现场记录为特色。账号署名作者为“向青春微调”，该号长期发布有关城市流动人口、劳动者境遇、互联网文化与生活日常的文字。

2025年，该账号遭到当局封禁。

在中国数字时代曾收录的文章《烟草行业都不景气，底层人还能撑多久？》中，作者通过对烟草行业现状的描述，展示当前中国经济的困境。

文中写道：

这里的烟草行业不景气，指的是各个终端销售单元，比如小超市、小烟酒店等，不是指国家层面的各级烟草公司，各个生产厂家。

因为在国家层面，烟草行业至少在目前还是利润可观，堪称龙头的。

放眼全国，每个城市的小卖部小超市都有成千上万，单个不景气哪怕倒闭，都可忽略不计，但如果成千上万的小卖部、小超市一直没钱可赚，甚至倒挂，这样的不景气也会影响国家层面的总体收入的。

关于小超市小卖铺，记得央视新闻多年前的一则访谈中，一位香港嘉宾说，在小区门口开一个小卖铺，其收入绝对大大超过一个高级打工的。

社会上也一度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做再小的生意，也比一个好的打工者强。

现在这样的说法过时了，已经被无情的现实狠狠地击破。因为很多以香烟为赚钱硬件的小超市小卖铺，已经越来越难，甚至达到命悬一线垂死挣扎的地步。

只要去市场上走走，你就会发现，烟民、烟店老板和烟草管理部门，这个最基层的三点一线的一条龙行业，都是各自吐槽，各有困惑。

烟民们认为香烟越来越贵，本来钱就难挣，现在就更抽不起。

烟店老板们认为香烟越来越难卖，而且能赚钱的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不倒贴的。

烟草管理部门虽然暂时处于旱涝保收的状态，但销售任务完不成，弄不好就被裁员减薪，拍屁股走人，也是难以开心的。

[…]曾经烟酒店这个行当，因为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且赚钱容易，多少人还争着抢着往里进。即使不想开，转让费也很可观。现在形势下滑，基本都是陷在手里转不出去，只能硬撑着往前走，抱着每天能亏的少些，只求不亏就是烧高香。

以上，是本期节目所选取的被封禁的媒体、自媒体账号。本期节目所选读的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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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无国界记者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RSF)：是总部位于巴黎，致力于保护记者免受迫害，促进新闻自由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由罗伯特·梅纳德 (Robert Ménard) 于1985年在法国蒙彼利埃创立。

一、2025新闻自由掠夺者名单：中国共产党、普京和马斯克榜上有名

每年的11月2日是“终止针对记者犯罪而不受惩罚的国际日”。每年这天，无国界记者组织 (RSF) 都会公布最新一年的新闻自由掠夺者名单。今年的新闻自由掠夺者名单共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34名个人和团体。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憎恨新闻自由”，他们侵犯了记者及公众获取信息的权利。

据悉，该组织将新闻自由掠夺者分成五类，对应五个指标：政治、治安、安全、经济、法律与社会。具体而言，是指“利用国家机器钳制媒体；对记者施以暴力或监禁；以经济手段让媒体破产；操纵法律以实施监禁或审查；煽动公众对新闻业的仇恨”。

文字截图

报告表示：“他们的手段各异，但目标一致——让独立媒体噤声，践踏新闻与信息的权利。谋杀、监禁、抹黑、宣传、网络水军——都是他们强制沉默的武器。在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公布这些名字，旨在提醒世人：有罪不罚并非不可避免。那些践踏新闻自由的人必须被点名，并承担责任。”

文章首先提到“长期迫害媒体的惯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沙特阿拉伯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该组织表示，他们在2025年再次因对记者与媒体的残酷迫害而“表现突出”。

无国界记者组织还指出，“2025年的新闻自由掠夺者更以频繁利用技术手段限制新闻报道自由而著称”，例如该组织点名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当局通过聊天机器人进行洗脑宣传。

报告指出，该组织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列为新闻自由掠夺者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杀害、袭击并监禁记者”。据悉，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目前共羁押约120名记者。其中，揭露武汉疫情真相的公民记者张展再次被判刑，香港《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仍在狱中等待受审。

根据最新排名，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在180个国家中位列第178位，低于同为新闻自由掠夺者的阿富汗。

无国界记者组织称：“作为过去13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持续推行对新闻和信息的绝对控制政策。随着中国‘防火墙’不仅过滤外国平台，还封锁VPN和加密通讯应用，数字审查正不断升级。同时，大批审查员对社交媒体和私人对话进行监控，筛查所谓‘颠覆性’内容。到2025年，连人工智能驱动的聊天机器人也被迫遵循中共路线。”

此外，世界首富、社交媒体X的拥有者伊隆·马斯克（Elon Musk）也榜上有名。具体理由是：“自2022年10月28日收购推特并将其更名为‘X’以来，埃隆·马斯克已将该社交媒体平台转变为传播虚假信息的重要载体。取消免费账户认证转而采用付费模式、恢复被封禁账户以及内容审核团队裁员等举措，均助长了虚假信息的扩散。”

最后，无国界记者组织总干事蒂博·布鲁廷 (Thibaut Bruttin) 表示：“我们必须承认新闻之敌不断革新攻击手段的能力。本届《新闻自由掠夺者名单》凸显了威胁的多样性。一些政客扼杀可靠的信息来源；另一些掠夺者谋杀或囚禁记者；还有人操控资金、滥用法律或舆论以迫使记者噤声。无国界记者组织在这个象征性的日子公布他们的画像，旨在指出：有罪不罚不是命运的必然。那些践踏新闻自由的人必须被点名、被追责。”

二、自由之家特别报告：呼吁澳大利亚采取更多行动应对跨国镇压

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近日发布了一份专题报告，呼吁澳大利亚政府采取行动，打击发生在其境内的跨国镇压行为。报告指出，澳大利亚虽然在防范“外国干预”方面建立了较完善的安全体系，但在保护侨民、流亡人士与异议者免受恐吓和胁迫方面仍存在明显漏洞。

报告封面

报告特别点名，中国是实施跨国镇压“最活跃、最系统化的国家之一”，其行动范围“几乎遍布所有主要民主国家”，而澳大利亚长期处于其压力之下。

报告首先列举了多起在澳发生的威胁事件：柬裔议员收到死亡威胁信、香港民主人士在墨尔本被悬赏举报、伊朗裔议员遭跟踪与网络骚扰，以及维吾尔、藏人、卢旺达人和厄立特里亚侨民遭到监控等。自由之家称，这些事件显示，在一个近半人口为移民或移民二代的国家，威权政府的触角已深入社区。

自由之家指出，跨国镇压的形式正从单一恐吓升级为系统性“海外统治”网络。中国、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通过驻外机构、社团渗透、情报合作及数字监控等手段，持续对流亡社群施压。报告援引资料称，中国政府通过“海外警务站”、间接施压家属及滥用国际刑警组织通报系统等方式，对澳境内批评者施以“心理与制度双重控制”，其中包括香港、维吾尔及藏人等少数族裔社群成员。

报告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已认识到“跨境威胁”的存在，并在2018年通过《间谍与外国干预法》 (EFI) 及《外国影响透明法》 (FITS)，设立“反外国干预协调中心” (CFICC) 与“反外国干预特遣队” (CFIT)，截至2024年已展开逾120起行动，成功阻止多起暗杀与绑架企图。

但自由之家批评，这些措施“更侧重主权与安全”，而忽视了受害群体的个体权利与心理安全。报告引述澳大利亚维吾尔女性协会负责人拉米拉·查尼谢夫的话称：“外国干预是政府对政府的较量，而跨国镇压是政府对人民的暴力。”自由之家特别批评澳洲当局虽然建立了相关应对机构，却未将“跨国镇压”作为专门犯罪予以定义，而是将其与“间谍活动”并列，容易让公众将移民社群视为潜在威胁，从而加深族群紧张感，也削弱被害者向警方求助的意愿。

在外交层面，澳大利亚虽签署多项国际合作协议——包括2023年自由之家《反跨国镇压原则宣言》及2025年G7共同发起的“公共善网络安全基金”——但迄今未曾动用制裁机制。报告批评澳方“在面对威权政府的海外打压时表现谨慎乃至消极”，即便美国已因香港悬赏事件制裁相关官员，堪培拉仍“未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自由之家指出，澳洲当今的外交取向是“优先贸易与战略利益，而非人权问责”。

此外，澳大利亚的移民与庇护政策也被视为跨国镇压的“隐性助力”。报告批评政府持续实行离岸难民安置政策，将寻求庇护者送往瑙鲁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导致逃离迫害的难民再次暴露于他国威权网络之下。

总体而言，报告肯定了澳大利亚“识别威胁的能力”，但强调其反应机制“仍过于依赖安全逻辑，而缺乏人权视角”。因此，自由之家向澳洲政府提出几点建议以改善这一状况：建立透明的举报与跟进机制；为地方执法提供跨国镇压识别培训；开放民间渠道，允许侨团建议制裁名单；审查与镇压国签署的引渡及法律合作条约。

最后，自由之家在结语中写道：“当人们逃离压迫，他们应当在海外找到自由，而不是另一种恐惧。”报告认为，唯有当民主国家将人权保护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才能真正防止跨国镇压成为“全球化的威权常态”。

三、葛拉茨：中国极不可能入侵台湾

近年来，台海两岸情势升高，“中国当局是否会武统台湾”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与一些悲观的看法不同，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兼国家安全改革项目主任葛拉茨 (Dan Grazier) 近日与两位研究员联合发表了一篇报告，对“中国入侵台湾”这一假设提出质疑，称中国当局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正在不断降低。

报告封面

作者从战略、政治、经济与军事四个维度进行分析，指出若中国当局贸然行动，风险极高，胜算极低。

首先在战略层面，报告提醒，“战争”不仅是武力较量，更有可能触及核威慑与大国冲突升级。报告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拥有核武器，围绕台湾问题的对抗可能导致核冲突升级。”因此，在战略意义极为深远的台湾问题上，中国领导层必须权衡核冲突与失控升级带来的巨大代价，入侵行为并非简单可行之选。

从政治角度看，作者指出，武力统一台湾对中国共产党而言风险极高。文中强调：“冲突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在政治上具有危险性，因为伤亡在所难免。”加之中国人口红利消退、生育率下降的背景下，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可能在国内引发反弹。而且，若行动失败，对于习近平领导下的“民族复兴”叙事与个人执政合法性都是重大打击。

在经济层面，作者分析称，若中国当局选择武统，其经济与全球供应链将遭重大扰乱。报告警示：“冲突将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它很可能扰乱南海及台湾海峡的全球航运，导致关键国内资源被迫转向战争而非解决经济问题。此外，入侵行动还可能招致国际社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经济制裁。”

作者表示，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与出口大国，一旦海峡或南海通道被扰乱，全球经济震荡难以避免，这对北京而言是“不轻易跨越的门槛”。

最后谈及具体的军事执行，几位作者指出，若由中国发动对台登陆作战，这将成为“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复杂的军事行动之一”。“现代军事能力将使此类行动的复杂程度远超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仅是跨越台湾海峡并建立滩头阵地就构成重大挑战，随后在台湾极具挑战性的地形上展开地面作战，将极大降低北京在政治可接受的时间框架内取得胜利的可能性。”

因此，综合上述四个维度，报告得出结论：尽管中国将台湾视为“国家核心利益”，但从当前实际能力、国内外环境以及潜在代价来看，近期发动全面入侵的可能性极低。“深思熟虑后……便会明白这个情景其实多么难以实现。”

最后，基于上述判断，作者对台湾、美国及其印太盟友提出三方面启示：

其一，不宜将“战争必将爆发”作为唯一基准，而应更多思考冲突预防机制与外交方案；

其二，防务资源应更加聚焦“危机管控”“灰色地带竞争”与“情报早警”体系，而非纯粹为大战做准备；

其三，媒体与公众话语需谨慎，夸大的“战争迫近”叙事可能反而削弱冷静判断与危机缓释空间。

四川在线｜某国企员工长期“翻墙”被捕！国家安全部披露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资讯已成为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普遍方式，但个别网民法律和风险防范意识淡薄，违法使用“翻墙”软件（俗称VPN或“梯子”）访问境外网站、注册账号以及参与群组聊天。贪图猎奇不仅可能带来个人信息安全风险，甚至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自由”背后的陷阱

——个人隐私信息泄露。“翻墙”软件往往宣称保护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但事实上，“翻墙”服务提供商或外部攻击者可能利用各种漏洞窃取用户浏览记录、账号密码等个人隐私数据，最终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某用户曾通过“翻墙”软件浏览境外网站并用信用卡向某机构支付资料费用，半年后信用卡被盗刷数千美元。

——境外间谍网络窃密。部分“翻墙”软件受境外势力控制，甚至由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直接研发运营，通过暗植木马病毒，强制读取用户个人信息、设备存储文件，并进行数据回传。某涉密单位工作人员为访问境外学术论坛，误装实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研发的“翻墙”软件，导致其工作手机和电脑被远程控制，大量涉密研究资料被窃取。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诱发连锁违法风险。部分网民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极易受到欺诈信息、极端思想、政治谣言的侵蚀，这可能让最初的“好奇浏览”发展为“主动参与”，成为违法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帮凶，带来连锁违法风险，陷入犯罪泥沼。某国企员工长期访问境外反华网站，观看涉我政治谣言视频并下载传播，被国家安全机关依法逮捕。

拒绝非法“翻墙”，筑牢安全屏障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网络“翻墙”断不可行。使用“翻墙”软件，本身已违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而“翻墙”后踏入的所谓“法外之地”，更是因缺乏有效监管，成为各类不良、不实信息的集散地。广大网民要严守底线，依法依规上网，自觉维护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共同守护自身信息安全与国家利益。

——拒绝使用“翻墙”软件。广大公民特别是公职人员要自觉遵守国家相关法规，拒绝使用“翻墙”软件，坚决抵制“翻墙”行为。确有学术、商务需求的个人、单位，应通过国家批准的合法正规渠道进行境外访问。

——谨慎下载来源不明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用户应从官方应用商店安装软件，对标榜“翻墙”“加速上网”等功能的软件、搜索引擎和浏览器插件保持警惕，不安装、不使用来源不明的应用。

——塑造个人健康网络习惯。通过官方媒体、正规平台获取信息，学会辨别网络谣言与敏感内容，不随意浏览、评论、转发未经证实的境外信息。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推特网友的评论：

Jokielicious：倒灌境外谣言原来有后果的吗？我以为没事呢！

羊爸狗妈粘豆包：我有个同事就这样，天天翻墙往回搬扯淡言论，他恰好也是我们办公室最负能量的。

fat伊洛：差点以为是某个“历史”博主落网了呢！

crazycloudccc：划重点: 参与群组聊天。

CeoSpaceY：吓唬人是一种成本最小利润最高的统治方式。

CuiGan45555：越怕什么越宣传什么。

okboy59060369：能不能别管的这么严，什么都要管，方方面面都要管，不嫌累吗？ // IBerihan9569：养猪不用笼子关着过几天全跑了

sx678557234：上国际互联网在其他国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到中国这就危害国家安全了，好大一顶帽子。

jiweylee：央视自己有youtube频道。

asia636e：红色恐怖。

相关阅读：人民日报｜网传云南大理“赤裸小孩”事件追踪调查

11月11日，云南大理州和南涧县联合工作组通报了此前网传“野人小孩”、”犬化小孩”的调查情况，不过他们用的标签是“赤裸小孩”。

我仔细看了文字通报和配发的视频，对通报的核心事实部分，例如是亲生父母、没有邪教、没有拍视频牟利，我基本是认同的。

不过，大家也要理解“官方通报“的局限性，有一些话作为官方是没办法讲的，有一些话是地方政府不想讲的，这就只能通过细节的表述来看懂暗示。

1.孩子此前绝大部分时间处于赤裸状态，通报前几天才习惯穿衣服，但通报只能说现在好多了。

通报里，民政局工作人员小王说，这些天来孩子变化明显，他已习惯穿上衣服鞋子，也越来越愿意和人交流。

这些话大家要看明白，官方的重点是“向前看”，告诉大家在政府的帮扶干预之下孩子已经有很大改善。但换个角度，也可以作证孩子直到通报的这几天才习惯穿上衣服鞋子， 才开始愿意和人交流。

变化明显，意思就是跟之前完全不同；

已经习惯穿衣服鞋子，意思就是之前抗拒穿；

越来越愿意和人交流，意思就是之前拒绝和人交流。

甚至，直到被干预接近一个月后，孩子仍然没有完全习惯穿鞋。在公布的视频里，工作人员带孩子玩沙子，提醒他不要把鞋子弄脏，孩子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把鞋子脱掉。

孩子父亲李某某的自述也佐证了“孩子长期不穿衣服“是事实。

针对网络上关于”从来不给孩子穿衣服”的质疑，李某某说，事实并非如此，“平平患过湿疹，天气暖和时不喜欢穿衣服，但他觉得冷了也会主动找衣服穿，从来没有因为着凉生过病。”

这种辟谣方式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从来不给孩子穿衣服“是谣言，因为偶尔孩子冷得受不了了会主动找衣服穿。但大家关心的重点从来都是3岁半的孩子为什么大部分时间没穿衣服。

2.孩子经常像狗一样四肢爬行，但因为没有发现虐打的外伤，所以通报基于落后的观念认定不存在虐待。

联合工作组相关人员介绍，经公安机关调查，结合证人证言、医学鉴定及日常行为观察，确认李某某、万某并无虐待孩子的情况。

大理方面对“是否存在虐待儿童”的调查有一个基础逻辑，是通过医学检验孩子有没有外伤痕迹，这是《刑法》的逻辑，是对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

之所以我国早在《刑法》之外单独制定一部《未成年保护法》，是因为刑法保护的是一个人最低限度的权益，制约的是那些显著凶残的暴力行为，而未成年人所需要的保护和照顾远在刑法的标准之上。

没有外伤痕迹，可以推定不存在暴力殴打，但按照一个正常人的朴素认知，长期放任孩子赤裸爬行、在地上取食，难道不是生理和精神的双重虐待吗？

然而，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对于家庭暴力是有明确定义的：

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要是按照这个定义，这对父母可能还真不构成虐待儿童的家庭暴力……

3.孩子还有救，经过干预还能回归社会，但当前状态其实不太好，但通报更倾向于展现工作成果报喜不报忧。

我和大家一样，都很关心孩子的现状，担心他有没有留下难以逆转的身心伤害。从通报的情况来看，万幸的是孩子总体上还有救，不幸的是，孩子当前的行为发育其实不太好。

通报里记录了一个场景：

“这是小兔，还有小鱼。“在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小王的指导下，他拿着画笔，一笔一画认真地画着。

然而我们去看通报附带的视频就会发现，3岁半的平平根本就没有用笔绘画的能力。

视频里，都是民政局工作人员在画，而平平连握笔都是“一把抓”，根本不具备任何画画的技能。

只能说很庆幸的是孩子的社会性还没有完全泯灭，可以参与到人际交往和游戏中，还有被正常教育的可能性。

官方通报出于平息與情和展现工作成果的考虑，更多是报喜不报忧，对此也只能说理解但并不认同。

4.这家人非常难搞，极不配合工作，但官方通报不方便直接吐槽他们。

这家人到底有多难搞？其实通报里的一些细节信息已经暗示了工作组内心的疯狂吐槽。

通报介绍，10月17日，联合工作组赶赴四川寻找李某某、万某一家，于18日7时许找到他们。经劝说，他们一家于21日与联合工作组一同返回南涧县。

18号一大早就找到了这家人，工作组一大群政府工作人员经过3天的“劝说”，他们才同意一起返回南涧县。

通报介绍，工作人员帮助矫正孩子行为时，偶尔对孩子说了一句比较严厉的话，（父母）两人都会露出不高兴的表情。

通报还介绍，联合工作组对李某某、万某一家进行妥善安置，安排14名专业人员组成团队随同陪护。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什么样的家庭，需要安排14名工作人员随同陪护？这些工作人员在陪护过程中又面临了怎样的困难？

孩子父亲和外公在通报里除了自我辩白，就是呼吁大家“放过他们”，从头到尾没有认过一个字的错，甚至还拿手洗尿布来表功。

通报里介绍，孩子父亲李某某近日用手机写下了一段心里话：“事情发展到现在，非我们所愿，更始料未及。我向所有关心关注此事的网友、相关部门及社会各界表示抱歉。”

我划下重点，第一，这段话是用手机写下的，第二，这段话表述之得体、完整，是长期写作的人才能做到的。

所以我说这家人从头到尾没有认过一个字的错，并不是冤枉他们。

通报里还介绍，母亲万某对孩子赤裸爬行的行为不干预、不管教，李某某又听从万某意见，也不干预孩子行为。

划重点，父亲李某某听从母亲万某的意见。

通报介绍，省、州、县三级医疗团队也对李某某、万某进行了医学健康检验和心理健康评估，结果显示：李某某身体健康，精神和心理正常。万某性格倔强，不愿与人交往和沟通，自我意识较强。

划重点，孩子父亲有精神和心理正常的评估结果，孩子母亲并没有这样的评估结果，很显然，对万某的精神评估并没有完成。

更关键的是，作为孩子母亲的万某，从头到尾没有接受过记者采访，没有对工作组说过哪怕一句适合在通报里公开的“软话”。

一句都没有。

等工作组撤走之后，这家人会是怎样的态度和表现，我实在是不敢想……

对通报里没有直接吐槽这家人，我表示理解，官方表态不适合这么做。对于联合工作组成员在与这家人相处期间的遭遇，我深表同情。

5.通报说这家人没有接触或加入过邪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被奇怪的组织洗脑过。

通报里直接回应了网友关于邪教的质疑，公安机关介绍，李某某、万某无邪教相关接触史，未发现两人参与邪教组织等情况。

这里我完全相信公安机关的工作能力，如果真有“邪教组织“在背后的话，肯定是能查出来的。

但是，请大家注意，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只认定过25种邪教组织，这个是有明确清单的。

按照基层公安部门的工作规则，如果不是在上述清单里的宗教组织或“身心灵”机构，是不会被直接认定为邪教组织的。

所以，公安部门排除了孩子父母参与邪教组织的情况，只能说明他们没有参加上述25种组织，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接受过其他奇奇怪怪机构的洗脑。

基于这两人养育孩子的极端行为和抗拒外界干预的观念态度，我个人强烈怀疑他们是受到近年流行的某些“身心灵”机构洗脑影响。建议公安机关彻查打击！

最后强烈呼吁：

请一定不要把孩子丢回给这对父母单独养育啊！

一定不要！！！

这两天有一个视频在网上流传，一个杭州的小学，老师开门进学校，值日的同学大声嚷着：“老师早。”

老师直接把车开进去了，也没什么反应。

这个视频出来，大家纷纷斥责老师没礼貌。

原因也很简单：

孩子跟你问好呢，你就应该把车停下来，摇下玻璃，笑嘻嘻地说：“同学们好。”

人家给你敬礼，你给孩子还礼，这样才叫公平合理。

但是现实中有困难，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

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四十七条就有规定，乘坐交通工具和电梯的时候，不需要敬礼。

首长的车进营门的时候，军官坐在车上，哨兵敬礼，军官在车里坐着是不用还礼的。

如果类比这个规定，那老师也不应该对门口站岗的值日生同学还礼，尤其是老师跟首长的情况还不一样。

首长开车不能自己开，有驾驶员，老师雇不起专职驾驶员，都是自己开，你嬉皮笑脸跟同学问好，分散了注意力，前面有人没看到，伤了人，麻烦就大了。

今天南方都市报的评论说到点上了：

有些学校的人车分流做得不好，值日生站的应该是人行门，最好就不要走车，老师开车从有孩子站门口的门里过，本身也有不小的风险。

所以问题来了，如果校园就特别小，附近没有第二个门，那应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取消小学生站大门的值日制度啊！

这种虚头巴脑、毫无意义的制度就应该取消。

一来是这玩意有额外风险；

二来明明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技术可以替代折腾孩子了。

先说额外风险。

现在的社会没有那么太平，针对孩子的暴力行为一直都有，你让孩子站大门，有坏人一脚油门过来了，或者拿着什么危险物品就要伤这几个孩子，孩子怎么办？

你就给孩子发了个红袖章对吧，这玩意又不是哆啦A梦的反射斗篷或者姜子牙的杏黄旗，它除了吓唬其他老实的小朋友之外，没有任何防御力。

然后说成熟技术。

小学生能查什么？就是校服和红领巾。

这东西一个摄像头就能解决，而且校园的摄像头都能识别人脸极其厉害，直接能把谁没戴红领巾、没穿校服的脸认出来，咣当推到班主任手机上。

完全没有必要找几个孩子在门口站着，看见没带的还要去问对方的名字，原始社会的手段，漾人笑话。

一个有额外风险，又有完美替代方案的事情，还要坚持做，为什么？

只能理解为思想落后，或者领导喜欢。

过去一直这么干，于是就还这么干，这就是思想落后。

觉得把一部分小朋友动员起来当值日生，可以用学生斗学生，增加主人翁意识，让同学学会告状，觉得自己跟校领导是一条心的，这就是领导喜欢。

这些没意义的东西，趁早废了，多节省环节，少折腾孩子。

为什么初中就没人查红领巾了？因为大家都退队了。

没了红领巾，这人就不学习了吗？当然不是，大家学得更狠了。

为什么高中就不安排值日生打小报告了？因为高中生不爱穿校服的人战斗力太强，值日生会被揍得特别惨。

正经事儿多了，花架子就少了，早点在权责范围内把乱七八糟的事情减一减，这个叫做德政。

我替孩子们谢谢你们了。

“拭目以待”

从9月开始，一种由蚊媒传播的传染病——基孔肯雅热在广东江门蔓延，9月20日，江门市政府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响应，打响了一场人与蚊子的“战争”。防蚊灭蚊成了全市人民的头等任务。

压力之下，基层与居民的矛盾时有发生。有工作人员未经允许进入居民家中，清理可能滋生蚊虫的绿植；也有居民在忧虑之下，决定连夜带着植物离开；基层工作人员同样在网上诉苦，自己已经连续工作了70多天。

10月25日，江门市决定终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响应，疫情防控工作转为常态化。但多位基层工作人员反映，他们的工作没有太大变化，目标依然是灭不完的蚊子。

那段时间，消杀喷雾浓郁得像云朵，在窄小的巷道、居民区、学校铺开，空气是氯腈菊酯、残杀威、倍硫磷等杀虫剂的混合物。小区的广播循环着宣传标语，“做好防蚊灭蚊，守护健康生活”。基层工作人员楚红感觉脚背一痒，一只吸了血的蚊子尸体黏在她的手心。

她收到的最新指示来自疫情防控会，“不惜一切代价，用3-4天时间灭成蚊、杀蚊卵，迅速将全市成蚊密度指数降到安全水平。”

于是，楚红的一天变成了这样：

上午：倒垃圾、消杀、灭蚊。

下午：倒积水、宣传、灭蚊。

晚上：入户发蚊香、灭蚊。

她已经数不清自己连续上班多少天了，“国庆取消休假，周末也取消。”

今年夏天，基孔肯雅热，一种蚊媒传播的传染病在广东各地蔓延，主要症状包括发热、关节痛和出皮疹。7月初，广东佛山市报告了第一起确诊病例，7月28日，佛山迎来疫情峰值，单日新增病例超过400例。

楚红在广东江门某乡镇工作。佛山出现病例时，江门也已经开展相关的疫情防控工作。起初，她觉得这项临时的工作或许很快就能结束，江门的新增病例一直在个位数徘徊，情况并不严重。那时她的工作主要是以线上宣传、科普为主，有时周末会取消放假，她和同事们加入到一周两次的灭蚊消杀队伍里。

直到9月，灭蚊行动迎来一个猝不及防的高潮。全省新增报告的基孔肯雅热本地个案，超过90%分布在江门。9月20日，江门市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响应。

●2025年10月16日，广东深圳，消杀人员在福田区的一个小区内喷洒灭蚊药水。IC photo

一场人与蚊子的战争拉响号角。Ⅲ级响应启动的第三天上午，一位市民拍下了工作人员消杀的场景，杀虫剂喷出的白雾罩住了半个小区，浓烈刺鼻的气味顺着紧闭的门窗缝隙渗进来，这位市民打趣，“在拍西游记吗？好像要升天了。”

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只是这一次的敌人不是病毒，而是名为白纹伊蚊的微小的节肢动物，体长不超过零点五厘米，但它的存在，再次改变了一座城市的日常。

在应对基孔肯雅热疫情上，广东各地采用“1335”防控策略，简单来讲，就是发现一处疫点，1天内完成风险区域划定并启动灭蚊工作，3天内完成核心区入户调查处置，3天内完成全覆盖成蚊灭杀，5天内控制蚊虫密度。江门后来将这一套处置机制升级为“1113”，入户、灭杀工作都要求在1天内完成。

这需要大量人力。江门某乡镇政府的编外人员张巧巧说，启动Ⅲ级响应后，她所在的乡镇单位将人员分为消杀组、入户组和清理组，除了每天背着喷药器消杀两次，他们还要挨家挨户入门检查，清理居民家中可能积水的角落，包括花盆托盘、水桶、花瓶，同时分发蚊香、防蚊喷液等等。

根据检查结果，居民会被划分为高、中、低风险户，没能入户或者家里存在无法清除蚊虫孳生地的住户就是高风险户，24小时内需再次入户检查。家里存在积水角落的，比如有天台，养了较多植物的是中风险户，清理后3到5天内要进行第二次检查。没有积水的低风险户，则在一周后安排再次入户。

●广州社区张贴防蚊灭蚊宣传标语，提醒居民预防基孔肯雅热。 CFP图

按照要求，张巧巧还需要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下沉到乡村，有时是帮忙拆除清理村里废旧的房屋，也会检查村民的房前屋后、绿地菜园，还有下水道等地方是否有滋生虫卵的积水，“没有休息的时候。”

基孔肯雅热不会人传人，主要通过蚊虫叮咬传播，因此，遏制基孔肯雅热的最有效措施就是防蚊灭蚊。十一期间，江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两清一灭”（清积水、清垃圾、灭毒蚊）爱国卫生大行动。

江门市民小爱家里有一株养了三年多的富贵竹，9月社区工作人员上门时，只是叮嘱她要勤换水，给她发了蚊香片就离开了。10月初工作人员再度入户检查，要求她立即扔掉这株水培的富贵竹。小爱问，为什么要求突然变化了？她记得工作人员说，“这是规定，请广大市民配合防疫要求。”

“目标是防蚊灭蚊，你让群众留下植物，要是出了病例怎么办？”张巧巧的声音里也有点无奈，“全部清理掉可能是最保险的。”

压力向下传导到负责执行的基层工作人员身上，蚊子歼灭战中的一些行为出现变形。10月14日，江门某社区居民拍下一张紧急通知，其中要求居民将钥匙送至居委会，配合消杀，逾期或未开门的，将强制开锁。通知在网上曝光后，社区工作人员表示，“通知属实但已作废，不再强制执行。”

《浪潮新闻》曾经报道，江门市民胡先生正在家睡觉，突然有工作人员直接闯进家里，拿走了他的三盆绿植。事件一度登上热搜，胡先生的妻子说，社区和警方连夜上门沟通，工作人员当面道了歉。

市民陈飞最初觉得，基层工作者只是听指令办事，“所以我们一直很配合防疫。”大约在10月14日，他接到居委会的电话，“当时是我那个片区发现了大概10例病例，社区说需要把绿植，还有一些杂物清理掉。”陈飞住在顶楼，连着天台，养了十几盆绿植，“我说没问题，也跟他们约好了什么时间可以过来。”

社区工作人员上门检查时，说他的绿植都需要清理扔掉，“我也说没问题。”只有一棵发财树，陈飞养了快二十年，实在舍不得，他和工作人员说，这是土培的，而且都是干土，“留下有没有影响？”工作人员现场拍了照，说不影响，但是不能放在户外，陈飞配合工作人员将发财树转移到室内。

然而第二天晚上，下班回到家的陈飞发现，发财树只剩下树桩，叶子全部被砍光。他形容自己的怒火瞬间冲上了头顶，“这个是没经过我们同意，从隔壁家翻墙进来处理掉我们的私人物品。”他立即打电话质问社区，陈飞说，社区否认了，称这不是他们干的。

他又打12345投诉电话，但官方回复道，“因社区工作人员和义工在疫情防控中分组入户清理，沟通出现疏漏，我们对此表示歉意。我们将加强人员培训，确保今后执行防控任务时提前沟通、文明操作，避免类似事件。”

●陈飞被砍掉的发财树。讲述者供图

参与入户的不仅仅是基层公务员。陈飞说，他们接到了学校的家访通知，但老师上门后，没有沟通孩子的学习情况，而是到天台检查积水情况，拍了照就离开了。

陈飞认为，灭蚊行动中的一些执行是盲目的，“只要完成目的，其他都不管。”他记得有一次社区工作人员经过他的公司，看到有个化学水池，“就是拿来做那种细菌繁殖，分解化学物的，基层人员直接跟我说，你们这个水要倒掉。”

好几次，他看到从居民家里清理出来的绿植被随意堆放在路边，他推测工作人员可能是忙不过来了，“要2到3天才有人来清理。”陈飞很纳闷，“这样不是更容易滋生蚊子吗？”

住在市区的孙晓青也注意到楼下堆满的各种植物残骸。她知道这是从各个邻居家里清理出来的，两天前小区里出现了基孔肯雅热病例。小区和路边公共花坛的绿植也都拔的拔，剪的剪，只留下零星光秃秃的枝桠。

10月15日深夜10点多，她临时做了个决定——连夜“营救”自己阳台上的几十盆植物，刚开花的三角梅拿大塑料袋装着，十来盆多肉匆忙地塞进两个大泡沫箱里，露出花骨朵的石斛兰托着盆底小心放进汽车后备厢。她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将植物们送回乡下老家，安置在一处远离人烟的菜地附近，“村里没病例，管得不严。”

从数据来看，灭蚊大战取得了一定成果。据《江门日报》报道，全市每日新增病例数从9月20日的574例大幅下降至10月16日的81例，确诊病例均为轻症，无重症和死亡病例。

江门市民赵先生确诊了基孔肯雅热，他的症状不太严重，刚开始觉得喉咙不太舒服，身上起了一些红疹，第二天发低烧，但入院后过了两三天，吃了退烧药，症状基本消失，只剩红疹没完全消退。确诊当天，社区工作人员就到家里天台，将他的几十盆植物全部清理干净。

“我觉得其实不用全部清理，有些植物没有积水，”他叹了口气，“但我也不想惹麻烦，万一给周围的邻居带来风险呢？我们也说不清这个蚊子到底从哪里飞过来。”

●广东湛江积极开展除草灭蚊行动，以降低蚊媒传染病风险，保障居民健康。CFP图

每次入户检查，基层工作人员楚红都会遇到不太配合的居民，“尤其是清理花花草草那些，群众都觉得自己种的，护理得很好，为什么要丢掉或者剪掉，解释到人家都烦了。有一些还是很多年前就种的花花，突然就被清理了，会很生气。”

楚红理解群众的情绪，但她同样无奈，她接到的工作要求就是清理容易产生积水的地方，“水生植物比如富贵竹、绿萝什么的就一定要清理了。”没有积水的土培植物则要求剪掉枝叶，但这确实有利于防止蚊虫滋生吗？楚红坦诚，“我也不知道。”

针对市民对防疫问题的担忧和批评，10月21日，江门市政府发布相关文件，列举了22条防疫中的禁止行为，包括不得非法进入居民家中、车房等私人领域；不得非法处置他人财产，包括个人种养的绿植、盛水容器和其他物品；不得实施填埋鱼塘、抽干公园人工湖等无效防控措施。

有时候，楚红觉得这份工作好像没有尽头，敌人是蚊子，可是蚊子怎么能灭干净呢？只要下一场雨，好几天的活可能就白干了，地上又有了积水，他们又得重新清理积水。喷的灭蚊药可能也会失去效果，“下水道的药包能起作用，但是水渠、暗沟那些，都得再喷药了。”一切周而复始。

她如今最大的期盼是，周末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休假？她想回去陪陪家人。

10月25日，持续了36天的灭蚊大战似乎要迎来一个句号，江门召开基孔肯雅热疫情防控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江门蚊媒密度达标率连续15天在99%以上。经综合研判，江门决定终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响应，将疫情防控工作转为常态化。

楚红没感到什么变化，“我以为可以回归正常的工作状态，”但她接到的指令是，“初心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

在网上，像楚红这样的基层工作者，交流着彼此收到的“倒计时”通知，有的说到11月中旬，有的说到11月底，还有的说要到明年2月，但是“5月份又夏天了”。陈飞的天台还空着，孙晓青的绿植依旧躲在乡下，大家都在观望。

“最近一周病例动态清零了，各组工作量是有所减轻了，但就是没有休息。”11月的第一个周末，楚红收到通知，全体工作人员正常上班。

（文中人物为化名）

前两天立冬了，正式进入冬天了。北方很多地方开始供暖了。

但近日，看到山东取暖费的补助标准，让人还是很诧异。

就一个取暖的补助标准，就能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企业退休人员补贴1700元每人每年，机关退休人员厅级4100元每人每年。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每户600元，农村低保人员，特困人员，每户300元。注意这里变成了每户。

孤儿，重点困境儿童，每人补贴300元，失业人员，每人补贴185元。

这个差别大不？补贴和工资不一样，补贴是补贫补急，而不是补富。

同样是需要帮助的人，有的一人补贴几千块，有的只补贴一百多块。

难怪山东会成为考公大省。原来隐藏福利，不止工资和退休待遇，还有这种看不见的补贴温差。

取暖费本质是应对冬季严寒，保障基本生活需求的补贴。

在北方寒冷地区，可以说是冬天的刚需。

杜甫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说的是冻死不是饿死。真正经历过寒冷的人，都知道冷比饿更要命。

而为什么最高和最低的能相差22倍以上。这公平吗？难道高级别的人，受到的寒冷更贵吗？

补贴根据职级职级评定，但气温不会因为级别而变化。

大家都体温36.5度的人，面对的寒冷也是一样刺骨。条件好的可能穿羊毛貂皮，房子保温效果好，抗冻自然更强。

没钱的呢？穿着各种塑料做的衣服，不抗冻，动一下还容易产生静电。住的房子保暖性也更差。

取暖补贴本应该按需求，让大家都感受到温暖，但是实际操作却变成“按身份，按级别”，导致差别很大，弱势群体反而得到最少。

困难人群、低收入者和失业人群，他们的生活本来就很艰难，住的地方没那么暖和，可能需要更多的暖气。

所以更多的资源应该倾向困难人群。

在大冷天，给本来就有高额退休金的退休人员来说，发高额补贴，只是锦上添花。

而对于那些低保户，特困家庭，孤儿，失业人员来说。多发一点补贴，这就是雪中送炭。

这些钱说白了都是纳税人的钱，当地做二次分配。

钱就那么多，与其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

补贴发得科学一些，公平一些，既有温度，也能减少社会矛盾。

印度尼西亚今年爆发了大规模骚乱，起因就是议员给自己发高额的住房补贴，引发民愤。

而这种现象也并非山东独有，北方很多地方都有这种补贴差异。只不过很多地方看不到困难人群的补贴标准。

取暖补贴看似小事，却折射出社会的等级。

在寒冷的冬天，最需要温暖的人，从来不是那些有钱有权的人，是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弱势群体。

希望未来的政策设计，能少一些身份的温差，多一些人性的温暖。

现在，任何打着“反诈”旗号的行动，都似乎自带正义光环。反诈本身的目的当然也是好的，但咱这儿似乎总是有一种“把好事滥用扩大化变为坏事”的冲动。

一个医生的电话停机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根据媒体报道，杨女士和丈夫都是湖南某地的医生，丈夫在手术台上突然失联，只因为他的手机号被中国移动的“反诈模型”自动关停。

原因很模糊：系统检测到“使用异常”。怎么异常了？不知道。

接下来，一连串荒诞复杂的行政手续就开始了：要复机，得本人去长沙的指定营业厅，还得拿上“无犯罪证明”。

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要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诈骗犯”，得请假、花钱、奔波几百公里。

当他们试图通过线上申诉解决时，杨女士自己的手机号也随即被“保护性关停”。理由是她“通话频繁”。客服给出的解释居然是：可能怕被诈骗分子利用。

“怕你得病，所以先把你关进医院”——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这叫啥？预防性拉黑。

技术的失控是一方面，根源上来说，还是权力的惯性。

“涉诈模型”、“保护性关停”、“风险等级”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术语，本质上是一种缺乏透明度的权力机制。它依靠算法、系统和“安全”名义构筑起一道技术壁垒——既无人负责，也无人能质疑。

还有媒体报道的一件事：四川一位律师，用了11年的手机号被停机。她一审、二审皆败，法院都判了她输。

然后，她只是多次拨打市场监管局的电话，就被判定为“高频呼叫、异地通信”，系统自动将其列入涉诈名单。她的手机号被宣判“死刑”，所有社会连接被切断，工作、支付、社交、验证……一夜之间全部崩塌。

为啥一打政务电话就被“反诈”了？呵呵……

我为此发明了一个词——“算法清洗”。由机器代替人来决定你是不是坏人，由模型来判断你是否有资格继续存在于数字社会之中。

背后，都是那个傲慢的权力。以前你还可以申诉、投诉，但现在有了“数字屏障”，正好给了他们方便屏蔽你投诉的机会。

“反诈”之名，本应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财产安全。但如今它越来越像是一个万能的挡箭牌。

我个人今年也两次被反诈“误伤”，一次是我的银行卡莫名其妙被封，至今在线额度还限额在2000元以下，想要解封也需要极其复杂的手续，还不一定行。

当时为了保住这2000元的额度，我甚至要提交向我妻子转账的证明和原因。荒诞吧？

另一次是我的微信登了台新电脑就被封，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封，否则我可能就要和那些加我微信的读者朋友们说再见了。

运营商的客服根本说不清规则，公安、工信、运营商三方之间的权责也非常模糊。

电话为何被停、谁下的指令、能否复审、何时恢复——全是“系统自动”。连营业厅工作人员都只有一个答复：“模型规则我们也不知道，反正系统判定就是这样。”

一个号码的“生死”，不再掌握在人手中，而被交给了不透明的算法。人只是算法的附庸，你的一切社交都有可能瞬间“社死”。

而且，这种关停可以无限叠加、循环触发。

本周共有4个视频被河蟹，河蟹的方式主要是：（1）根本发不出来，最终的显示是“禁止播放”；（2）发出来之后，很快被下架，最终变成一条“直线”。

对我来说，这早已是家常便饭。幸好B站对我还算友好。凡是被抖音河蟹的，B站基本都能发出来，而且还时不时送我一个热门。此外，我最近还创建了一个同名视频号，虽然还处于“创业”阶段，粉丝不多，但我肯定会坚持下去。

我认为，好好的一个视频，如果发不出去，不能跟大家分享，还是有点遗憾。所以，对于上述4个视频，我想以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由于视频和文字表述的形式不太一样，为了使本推送不至于也被河蟹，我稍微委婉一点：

第一个：一个行政法官粉丝的投稿，挺扎心的。

这是一个行政法官的投稿。之前我在微信公众号里也发过（该内容后来被微信公众号河蟹），内容略长。ta 投稿的大致内容是：A律师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大8、9岁的女人B，后来被B女做局陷害，A律师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年半，被吊销律师证。期间，A被还被司法掮客骗了很多钱，上了失信名单，穷困潦倒，惨淡无比。

这个投稿特别扎心，在微信公众号被河蟹，在抖音也被下架。

第二个：对于认罪认罚，我一直都是反对的。

关于认罪认罚制度，我之前曾多次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是一个让刑辩律师如鲠在喉、里外不是人的制度。干掉一个刑辩律师的方式有很多，但只要有一个认罪认罚就足够了。

这个视频的内容，是一个当事人家属的投稿：吐槽自己的律师和检察官穿一条裤子，竟然劝自己老公签认罪认罚，结果老公被判了3年2个月，而不是缓刑。

在这个视频中，我说：在认罪认罚面前，律师无论怎么做，当事人和当事人家属都不满意。建议你做认罪认罚，事后你会说：你怎么上来就劝我“投降”？你怎么跟检法穿一条裤子？如果不建议你做认罪认罚，事后你会说：当时你怎么不建议我做呢？如果当时做了，就不会判实刑了，没准儿会拿到缓刑。都怪你，我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在当事人和律师之间二选一，我肯定会站在律师这一边。

第三个：与体制内的人发生经济往来，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

这是我办理诸多职务案件的一点心得：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你与体制内的人有经济往来，事后往往可能说不清。民间借贷与变相行贿受贿的区分、人情往来与变相行贿受贿的界限、正常赠予与变相行贿受贿的区别，这都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一旦被卷进去，起码说不清，甚至可能被以行贿罪处理。但问题是：如果不与他们发生往来，你又怎么能赚大钱呢？

第四个：刑辩律师日常。

这个题目起得很“平庸”，内容还是很“刺激”的，大致是：很多涉black的案子，实在太扯了。为了凑齐那四个特征，硬生生地将过去几十年的事情翻出来，重复评价，其中不乏当年只做行政处罚的案件，现在却“死灰复燃”，成了涉black案件。你们的目标不就是为了抄jia吗？这么做也太不要脸了。

上述四个视频被河蟹，今天的推送也不知道能存活多久。既然写了，就推送吧。

最后，我想再次重申之前的两个观点：（1）这个世界没有真相，只有立场；（2）热闹的地方少去，小心成为韭菜。

2025年11月7日，周五。

近日，有个单亲妈妈在网上发帖称：家中经济困难，需要交租，找了夜班工作，但找不到晚上带孩子的人，只好给宝宝喂安眠药后去上班。

这个帖子也引起了很多人关注，妈妈为了挣钱养孩子，不得不给孩子喂安眠药，这场面如同野孩子一样刺痛了很多人的心。

然而，深圳方面却很快做出了辟谣，说这个妈妈是为了博流量才在网上发帖。

深圳方面的速度很快，云南方面要好好学习。

而且针对当事人散布谣言，帽子叔叔已经对她进行批评教育。只是批评教育？造影响力这么大的谣，不整个寻衅滋事？

可能很多人对现在的小作文已经免疫了，毕竟狼来了的故事听多了，也会多留一个心眼。

但是此事，还是值得仔细看看。

根据新闻报道了，这个发帖人确实经济困难。妇联和民政部门已经对她进行帮扶。

但看了整个事件，孩子是真的，家庭困难需要交租也是真的，找了个夜班工作也是真的，找不到人带孩子也是真的，最后给孩子喂安眠药是假的。

那么问题来了，她还如何去上这个夜班？她上夜班的时候，孩子是怎么安排的？

如果她不发这个贴，不博这个流量，妇联和民政部门会去帮她吗？或者说她会被看见吗？

幼年的孩子需要人照顾，单亲妈妈上夜班无人照顾的案例已经看到几起了。

我看就有妈妈把孩子独自锁在家里，扔点水和零食在地上，自己去上班，这样养出来的孩子，从小缺乏爱，性格上也是有缺陷的。

还有更多爸爸或者妈妈，带着孩子跑外卖跑网约车，风里来雨里去。

之前也是在深圳，有个爸爸把三个孩子扔在地铁口，让他们自己玩，这个爸爸可以到处跑摩的挣点钱。

后来曝光了就送回老家去了。

我们能看到深圳高楼大厦平地起，无尽的繁华，但硬件的繁华，似乎少了点软件的温度，所以才会出现这类没人带孩子的家庭。

如何制度性地解决这样的问题，而不是需要她们发帖博流量，才能被救助。

会博流量，才能被看见，就像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一样。

不会博流量，只能在长夜里叹息。所以会不会博流量是个技术活。

或许应该庆幸她只是说安眠药，而不是像杨改兰那样喂农药。

现在的生育率本来就很低了，这样的新闻也是劝退生育的绝佳案例。

只有打造一个对生育养育友好的社会，降低大家的育儿成本，年轻人才会考虑要不要生。

不然，生下来，父母遭罪，孩子也遭罪。这样缺乏爱和教育的孩子，社会更遭罪。

对于此事，你怎么看呢？你相信这个妈妈是为了博流量吗？欢迎留言区讨论。

这是一个由空白组成的线上展览

那连绵的沉默，不可忽视的空缺

正凝视着你我

最近看到大连万达王健林王大老板的两张图片，时隔8年。2017年还是活力满满，目光炯炯，意气风发的中年人形象。8年后到2025年，瘦的脱相，目光失神，心力憔悴的老人样子。

2017年到2025年，正好8年。抗战从永定河上卢沟桥1937年7月7日开始算的华北华东到华南八年抗战（东北部分从1931年的9·18开始算）的同样长时间。

这么段时间，国内国际财经大事主要有这么几个：

2018东大西大之间毛衣站。

2020-2022，口罩三年，经济停滞并在摘下口罩后掉头向下。

这八年里，房地产市场，由百度开水热蒸汽腾腾，到近乎冰冻。房产老板倒霉，买楼花的倒霉，高位买房后因失业降薪导致现房断供的倒霉，住房在供，但是大大跌价的倒霉。最倒霉的买房者，则不是房子被法拍并陷入债务泥潭，就是自我了断。

也就是潘苹果和香港老李几乎全身而退，地产大商人许恒大很惨，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房地产公司，破产的破产，深陷债务泥潭的也在挣扎。一些金融公司烂账爆雷，老总不是进去，就是高楼顶上跳水。

对中国头面企业家来说，这几年是一条生死线，好多人没能跨过去。许家印进去了；万达的本家，同样姓万的万科几近破产，若无深地铁输血续命，估计万科老王每年的千万退休金也会没了着落，女贵族可能就此破落。

中植系解植坤前两年身故后，中植系资金链断裂，现在企业集团土崩瓦解。政府还在清查，据说中植系几大部门老总，也都被追讨资产。而老解遗孀毛阿敏拿的几百万抚养金，也退回去了。清理并收回部分资产，也算给投资人个明白的说法，投入一万，拿回万分之一或千分之一的一元十元，也是说法。

浙江杉杉集团老板突然病故，儿子与其年轻继母争产而一地鸡毛，业绩滑落，花落别家。

海航集团一地鸡毛，最高管理层二人，死一个，关一个。

连996发明人杭州老马，都踢到钢板腿脚骨折，垂头丧气潜伏起来疗伤去了。据说核酸大王张盒子，也破产当了老赖。

还有些东窗事发逃亡国外的，也有的从高楼一跳而下自我了断的。在海外混的陈志，上了米国通缉令。而小虾米埃及电诈池广滢，估计在开心地吃埃及司法当局的免费清真餐。

好在所有的大大小小麻烦事，万达老王都拼命扛了过来，不断地把自己的好资产变卖抵偿债务，填补窟窿。他算是条汉子，对市场，对股东，对客户，对员工都尽了力，有承担。只是所有这些事经历过来，说难听点，没死也脱了两层皮。看看这两幅肖像照的差异，他以人们看得见的速度老去。显然老王经历的这些事，换别人，可能三个人都扛不住而早早自我了断，眼不见为净了。

我说过，经历过这一轮见底的经济周期还能带点伤全身而退的企业家，才有资格给MBA班和工商管理短期培训班授课。没经历过一个完整经济周期的老板，没有资格。

可见，真想做事的企业家不好当的。如果他写回忆录，估计这八年的经历和心路历程，都会占很多笔墨，因为这是他作为企业家的“生死”大关。

视觉中国 资料图

近期，“指居”（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为法律界，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界热议的话题。

据媒体报道，今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和监督的规定》（以下简称《指居新规》），明确了被“指居”者的权利：患病时得到及时、合理治疗；不得使用手铐、脚镣；提供充分必要的饮食，保证每日连续8个小时以上的休息和必要的活动。

《指居新规》有望解决“指居”程序被滥用、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以及“指居”易滋生的刑讯逼供等问题。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原本是介于刑事拘留、取保候审之间的强制措施，脱胎于原来的“监视居住”措施，其立法本意是适用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到公安机关指定的“居所”接受监视居住，其人身强制烈度应明显低于刑拘。

但是，“指居”制度在执行的10多年时间里，却出现了不少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原本，办案机关到看守所提押、审讯犯罪嫌疑人，是有严格的程序要求的：提押有时间限制、审讯时有录像、收押时要查验身体，犯罪嫌疑人还可以向驻看守所的检察官提起控告。而“指定居所”的本意并不是羁押措施，因此法律没有对公安审讯、律师会见等做出明确规范。而由公安机关指定的“居所”一般是招待所、医院等，又缺乏看守所、驻所检察官的制衡监督。

结果，如刑事诉讼法权威樊崇义教授所指出的：一些办案机关将指定的居所转化为秘密的讯问场所，以“谈话”之名行讯问之实，以“三班倒”“四班倒”的形式，进行连续讯问，乃至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逼供的方式获取口供。甚至业内有说法是，“指居”的权利保障还不如看守所被拘。

2023年以来，媒体已公开报道多起“指居死”事件。2024年6月，最高检发布第五十三批指导性案例，就有一起“指居”期间的刑讯逼供案，当事人遭受殴打及饥饿、违法使用戒具、疲劳讯问，2名侦查人员因此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今年1月至9月，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300人。

最高检、公安部发布《指居新规》，是对长期以来“指居”存在问题的正视，也提出了有力的规范措施。刑事诉讼手段要保证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目标的并重，切实解决“指居”从原来的“居住”变异为羁押的过程中的制衡、监督缺位的问题；要解决被“指居”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乃至人身权利缺乏保障的问题；要解决“指居”措施中律师的辩护权利难以保障的问题。

这一次，最高检、公安部公布了《指居新规》，予以严格规范，另一方面，在刑诉法修订过程中，也有必要对“指居”的合理性、正当性、规范化做出全面审视。

“指居”作为一项主要针对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的、补充性的、低烈度的强制措施，应从“办案效率至上”向权利保障过渡，应严格适用条件、规范执行场所、强化权利保障、杜绝刑讯逼供，达到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的双目标共赢。

11月8日，是记者节。上个月，我去见了三位著名的前调查记者，想看看他们离开新闻行业之后，生活得如何。

这算是今年记者节的一个小策划。

三位分别是：简光洲、康少见和杨万国。

简光洲不用多做介绍，他可能是互联网上最知名的调查记者之一。供职于《东方早报》时，他第一个点名报道了“三鹿奶粉”，随后引爆了“三聚氰胺”事件。

康少见是《京华时报》的末代深度部主任，他主持期间，京华的深度部以小规模的团队几乎做到了国内重大新闻现场的不缺席，在业界有口皆碑。

杨万国是《新京报》深度部资深的调查记者，也是我认识的人当中，转型最为成功的媒体人之一。我还在上学的时候，他就已经出现在周正龙华南虎事件、山西黑窑工事件以及汶川地震等重大新闻的现场了。

这三位同行都远离新闻业好久好久了，现在干的事儿倒差距不大：简光洲开始卖酒，康少见开始卖肉，杨万国开始卖保险。

三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调查记者，不约而同地开始卖货时，或许才是一个行业最隐忍不言的忧伤。

他们三人另一个共同之处是，都曾经在新闻业的黄金时代，出现在汶川地震的报道现场。

在湖北的走马镇，在上海的大宁，在香港的观塘，我们喝茶、喝咖啡、喝酒，聊那些无人在意、无人问津且年代久远的过往，聊一个时代、一家报馆与一个职业的忧伤。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闲聊。

这些年，去很多地方，我会特意多留几天，见一见当年的老朋友、老同行，只是淡淡地叙旧。

剪辑说我年纪大了，老登就是喜欢叙旧，油腻中年总爱提当年勇。

其实也不是，我当年也没多勇。我只是还单纯地怀念和向往那样一个天真年代。

我们出差、采访、写稿，在那个年代可以只考虑理想和意义。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迪士尼呢？因为在那里，那些童年时做过的梦，就会重回眼前。

于我而言，和这些老而不死的调查记者们坐在一起，几口咖啡下肚，那个如梦似幻的黄金年代，就会重回眼前。

那是我的“迪士尼”。

01

我和杨万国在十多年前，有过交集。

2012年夏天，在酷热难耐的湛江，我第一次见到了杨万国。那是我做记者的第二年，我还在《半岛都市报》。我们采访湛江一个规模巨大的钢铁项目时在村子里碰上了，当时，湛江市长亲吻项目批文的照片，引发关注。

后来，杨万国采访完走了，我被当地官方发现并被留置。只有一面之缘的杨万国参与了营救。当然，我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发挥作用，我只记得我们后来喝了酒，那是我第一次喝珠江啤酒，跟茉莉花茶差不多，远不如青岛的扎啤凛冽。

杨万国当时已经是经济部的副主编了，算是个小领导。他原本已经不必出差采访了，之所以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湛江，是因为他还想写稿。

杨万国的职业生涯开始于他在湖北大学上学时，他是学校记者团的成员之一，当时就已是“稿王”。他常常能从当地媒体消息稿的只言片语中觉察到线索，然后再去深入发掘，写了“特稿”投给国内各大报刊杂志。

我认为这是一个优秀记者天生的直觉，他的解释是“为了挣钱”。他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大学的生活费需要自己挣。

他甚至还跟一个学长合作，组成了“write group”，他采访写初稿，学长编辑润色，挣了稿费俩人再分。

杨万国的家乡在湖北十堰的山村，从武汉到他的村子，要两天两夜，中间要在县城住一晚。童年的记忆中，多是关于学校的饥饿和寒冷。从小学四年级住校直到初中，5年里，学校食堂只有一种东西：玉米面粥，吃不饱是常态。直到高中，他都常常被饥饿折磨。

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一个寒冷的夜晚，他下晚自习之后，走了十几里山路和他母亲一起去一个亲戚家扛柴火到学校。他们要在食堂吃饭，需要定期交柴火。

他和双胞胎的哥哥在同一所初中，晚上住在学校一间四面漏风的宿舍里，冬天最冷时能到零下。在一个特别寒冷的夜晚，他被冻到失温，幸亏哥哥发现了才救了他一命。

于一个贫穷的农家子弟而言，吃苦几乎是生活的必修课，甚至是一种无意中习得的习惯。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仍然感激自己的父亲，一直支持他们上学，甚至在他们中考时差几分需要交赞助费的时候，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送他们去读了重点高中。

大学毕业之前，他就已经成了《武汉晨报》的记者。

他仍记得自己写的第一篇大稿，是两个整版的头版头条，写了一个清洁工培养了五个博士的故事。

这是他从学校发现的线索。

或许是因为在大学里经历了漫长的职业训练，也或许是贫穷塑造的不怕吃苦的精神，又或是惊人的天赋。他很快就成了一名优秀的记者。

不到两年，他成了《武汉晨报》最年轻的主笔。

2006年9月，他去了当时风头正盛的《新京报》深度部。彼时彼刻，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新京报》是“记者的耶路撒冷”，而刘炳路先生主政的深度部，无疑这座圣殿“皇冠上的明珠”。

很快，少年老成的小杨记者就回湖北监利报道了一对贫困的重病夫妇自缚沉江的新闻，震动全国。

他在《武汉晨报》时期的领导褚朝新看到了这篇报道，感慨“这才是一个记者该去写的报道”。很快，他也辞职去了《新京报》深度部，和他差不多时间去的还有同事吕宗恕。很长一段时间，三个《武汉晨报》的老同事合租在北京的三路居，三个理想主义洋溢的年轻人偶尔能聚在一起买菜做饭，吃完饭，就坐在客厅的小沙发上聊采访经历和新闻业务。

那个小小的合租屋，就是那个黄金时代的一个乌托邦式的缩影。

三个人中，年纪最小的杨万国无疑是“最卷”的那个，据说，他六年里累计出差了1800多天，有时候连续出差70多天。

这是个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数字。

杨万国

勤奋的小杨出现在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到足以载入新闻史的新闻现场，比如周正龙华南虎事件、山西的黑窑工调查以及聚集了中国最多优秀记者的汶川地震。他成了报社的首席记者和“稿王”，写出的报道常常占据门户网站的头条区。他为弱者维权，与丑恶对抗，不为利益所动。

那时是报纸的黄金时代，他以为这样的日子，可以天长地久。

可惜没有。

02

那天下午，我和杨万国在他们家楼下的太平洋咖啡馆聊了很久，聊他漫长的记者生涯，聊他一次次转型，聊他的大厂岁月，也聊他的香港生活。

但聊的最多的，还是汶川。

2008年5月12日下午，他正在重庆采访，坐在采访对象的办公室里，突然感觉屁股底下的沙发正在晃动。采访对象说有点头晕，因为他看到眼前的东西在晃。很快，文件柜上就开始噼里啪啦地掉东西。

他们都意识到，地震了。

跑到楼下，小杨很快就知道了这场地震的量级。记者的本能让他几乎没有犹豫，很快就决定去汶川。在一片兵荒马乱的重庆，他强行拦停并说服了一辆私家车，将他送到了长途汽车站。

为了尽快抵达现场，在去成都的路上，他已经提前托朋友联系好了成都的“黑车”等他。当晚，他就到了受灾严重的都江堰，第二天，到了极重灾区北川。

杨万国成了《新京报》乃至整个中国新闻业最早一批进入地震极重灾区的记者，并在这里连续高强度地工作了一个月。

那天下午，他给我讲北川那个“腿没了，芭蕾在”的“残奥女孩”李月，讲锯腿求生的龚天秀，讲“救囚犯，舍妻女”的狱警唐首才，也讲他在灾区的“不避生死”和“一往无前”。

一个又一个至今闪烁的新闻现场，组成了他记者生涯的前半程。

刚去震区的时候，余震不断。他买了个哨子挂在脖子上。他说，如果被困在废墟里一两天嗓子就喊不出声了，可以吹哨求救。

这样的细节，不是真正直面过的死亡的人，是想不到的。

最初两天，他们只能在一家媒体驻绵阳的记者站蹭地方写稿，房子裂了，交完稿已是深夜，他们不敢睡在室内，跑到小区门卫室找到一堆市民捐的旧衣服，铺几件就露宿门卫岗亭边。

只有一名老记者不害怕，睡在屋里，年轻人都不敢。

那段日子，他连续高强度工作，睡觉极少。灾区事儿太多，几乎忙不完。《新京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接连推出了两期震动业界的的特刊——《逝者》和《活着》，杨万国贡献不少。

地震之后他患上了荨麻疹，医生诊断说，可能是地震时严重缺乏睡眠导致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03

就在杨万国戴着哨子写稿的时候，《京华时报》记者康少见也在地震灾区，他那时是负责突发新闻的编辑。

康少见同样是湖北人，也毕业于湖北大学，在社科院读硕士的时候就加入了《京华时报》，算是报社元老。

彼时彼刻，《京华时报》和《新京报》是当时京城市场化媒体的“双子星”。

2008年5月12日下午，他在北京的办公室同样感受到了杨万国感受的震动。

他第一反应是：要去现场。

于任何一个合格的记者而言，去现场在彼时彼刻，几乎是一种本能。

报社里请战声一片，但领导迟迟没做决断。领导有自己的难以言说的顾虑。

被新闻理想激荡的康少见径直冲进了报社当家人朱德付的办公室，问《南方周末》出身的朱先生：这样的新闻，您做记者的时候，可以不去吗？

最终，报社决定低调派出一个近20人的团队，赶赴四川。

康少见去了四个特重灾区之一的彭州，后来又去了映秀，还帮忙抬出了最后获救的幸存者马元江。马元江在映秀的废墟中被埋了近179小时，是汶川地震幸存者中被埋时间最长的人。

康少见反复跟我提起他在彭州银厂沟谢家店子看到的惨象，几公里的山崩将一片农家乐掩埋得仅剩半扇木墙，一个小队的人仅3人幸存。

他说，刚到现场的时候，他差点踩到一具尸体。

17年前的惨象，他几乎终生难忘。

康少见

2008年的时候，简光洲也在汶川地震的现场采访。但于他个人而言，那一年最重要的一篇报道的标题是：《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 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

当时，已经有好几家媒体报道过婴儿患肾病的新闻，但直接点名“三鹿”并指出肾病与奶粉有关系的，简光洲和《东方早报》是第一个。

你现在回头看那篇引发了行业地震，导致了官员落马甚至加速了《食品安全法》立法的报道，从写法上和调查手法上，其实是调查报道的常规操作。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选题和勇气。

简光洲说，他是从武汉媒体的一篇报道里发现了这个选题，然后跟进采访，之后甘肃的媒体又报道了类似的事情，他再度跟进采访。采访接近完成的时候，他又联系了三鹿方面。整篇报道，其实是靠电话采访完成的。

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篇报道，将在2008年的舆论场，掀起滔天巨浪。

简光洲一直都知道这篇报道巨大的危险性，当年9月10日晚交稿后，他就做好了离开新闻行业的准备。从报社回家的路上，他还是反复在想那篇稿子，后来又转头回去，让编辑宁希巍加上了一句：“目前尚不知患儿所使用的奶粉是否为假冒伪劣产品。”

他说，确实不排除患儿喝的是假三鹿，因为这样的事儿也发生过。加上这句话，会让稿子更严谨，也能规避很多风险。

这篇稿子引爆了当年震动全国的“三聚氰胺事件”，他也因为这篇报道，在当年力压张艺谋，被《新周刊》评为“年度人物”。

我想念一下他的颁奖词：

真相因良知而显露，黑幕因勇气而洞开。他打破媒体“某”规则，直接说出了“三鹿”两个字，引发了中国奶制品行业地震，间接挽救了无数婴幼儿的生命健康。在蝼蚁撼大象的背后，他和他所供职的《东方早报》的诚实和勇气，还原了传媒的公共价值和监督角色。他只是一个记者，但他代言了2008中国传媒的良心。

这样的荣誉，既是简光洲个人的荣耀，也是以百年大报自许的《东方早报》声誉的顶峰，更是那个黄金时代的见证。

简光洲

04

三鹿报道刊发之后的四年，简光洲离开了新闻业，转型进了公关行业。

他离开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报道的空间日渐逼仄，二是生活的压力。他当时有了女儿，需要承担更多的经济压力。

又过了三年，人称“康少”的康少见也辞任《京华时报》末代深度部主任，转身去了腾讯。深度部在京华内部屡建屡撤，但这次再也没有恢复。2017年1月1日，《京华时报》正式休刊。那一天，同时休刊的，还有简光洲的《东方早报》。

一南一北两家曾经辉煌无比的报纸成为历史，标志着那个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从此，新闻业的车轮开始滚滚驶向流量和短视频的时代，一个又一个优秀的记者开始兵荒马乱地转型。

在时代的剧烈变化中，杨万国也作别《新京报》，南下杭州，投身阿里的公关事业。此前，他曾在报社内部执掌一个事业部，并创办《新食品》周刊，背广告任务，尝试为报社挣钱。做了一年多，他负责的事业部在十几个事业部中名列前茅，但他依然觉得他够呛能改变潮水的方向，于是转身离开。

再后来，他在阿里系统多次辗转，最终去一个上市企业做助理副总裁，成了公共事务的一号位。再后来，他在四十多岁的高龄裸辞，搬去了香港，然后就听到了他开始卖保险的消息。

我一直以为他早已实现了财富自由，但当我看到他在香港租的是50多平的“老破小”时，我非常诧异。

我问他：“你的游艇和别墅呢？”

他哈哈大笑。

搬去香港之前的那段日子，他状态很差，常常失眠。

听闻我也失眠，他还给我推荐他吃的那个盐酸达利雷生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失眠几乎是中年人的必修课。按说像我这样生活压力没那么大的人，不该失眠。但我也会一夜一夜地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然后再也睡不着了。

杨万国推荐的那个盐酸达利雷生片，我回胶南后吃了好几次，确实比褪黑素效果好太多。如果有同样失眠的中年朋友，不妨一试。

搬来香港是“卷王”杨万国第一次由着自己的性子为自己的生活做出选择。

他说，很喜欢香港的生活——自由自在，没有人刻意的关注你，但如果求助，也有人真诚的帮助你。

即使他放弃了杭州的大房子，生活在香港的“老破小”里。

那天晚上，他去菜市场买了很多海鲜下厨做饭。很少在家喝酒的他破例去便利店买了啤酒，酒过三口，我问他现在的工作，他从金融讲到了体制，从美联储讲到了特朗普，唧唧歪歪讲了很久，我一个字都没听懂，也不想懂。

他反复言说的，其实是这份工作的意义。我觉得他有病，卖保险的意义难道不就是挣钱吗？

显然他并不这么想。

就像简光洲那天下午在办公室给我讲的公关行业一样，他只字不提做买卖的技巧，反复强调的也是底线和意义。

去了腾讯的康少见，在各个部门兜兜转转，终于还是无法适应大厂的节奏，在38岁那年，辞职回乡，拍三农短视频，卖农产品。

17岁那年，他从恩施大山深处的走马镇去了武汉的湖北大学，成了村里的第一位大学生。21年后，他再度回到走马镇，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之路。

我从宜昌开了四个多小时的山路去走马镇找他，他拿出了珍藏的红酒在镇上最好的农家乐招待我。酒桌上，聊起他现在做的事儿，他反复说的也是意义。

他直播带货这个事儿怎么看都不是个挣大钱的买卖。人家大主播都是带别人的货挣佣金，康少见是自己拍片子，做自媒体，自己种茶，自己熏腊肉再自己直播卖，甚至还要自己分肉。

他把一个走在时代潮头的直播行业，生生玩出了赶集的感觉。

他说，他不敢卖他没有把握的东西。他的很多粉丝，都是他的熟人和朋友。

第二天中午，他在自己的视频号“康少见”上直播卖猪肉。他花了两个冬天的时间，学会了分猪肉。镜头前的他拿着杀猪刀分猪肉时是如此认真，就像他当年写稿一样。

直播中，他突然问说：“如果当年的老朋友看到他现在的样子，会不会有点心酸？”

我不知道。

我后来在他的直播间下了三单五花肉，寄给了我为数不多会做饭的朋友。

去年，简光洲开始卖酒，酒名就叫“简酒”。在上海，他叫上了几个老朋友晚上一起喝酒，几杯简酒下肚，大家聊的还是行业往事，最后竟然讨论起了新闻业务。

第二天，我去澎湃新闻新的办公室，在小马的座位后面，挂着曾经的《东方早报》中国新闻部的座右铭：干干净净做新闻。

我终于明白了“简酒”包装盒上印着的那句：讲真话，喝简酒，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些曾经为理想拼过命的人，那些曾经被意义感照耀过的人，以后无论走到哪里，那些自己笃定的东西，总在默默流淌。

那块标语的不远处，坐的正是简光洲曾经的编辑宁希巍，当年，正是他亲手编辑了三鹿的稿子。17年了，他还在。

这非常不容易，有时候，留下的人可能比离开的人更加不容易。离开的人毕竟还获得了经济上的改善，而留下的人，却需要和这个行业同生共苦。

虽然已经反反复复做了好多期视频了，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向诸君讲述调查记者。

我的前同事曾经在我一条片子里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曾经做过调查记者，你将用一生去怀念它。

他们怀念的是什么呢？

我想，就是杨万国反反复复提及的意义感，你曾经做过那样一份有意义的工作，你的工作曾经那样真切地改变过他人的命运，这样的自豪感、荣誉感、获得感和满足感，其他任何一份职业都无法做到。

所以，即使到了其他行业，他们曾经笃信的那些东西，融进血液里的那些东西，总会在不知不觉中流淌。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和调查记者们打交道，因为他们无论走多远，都很难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

1、直接删贴、封号、喝茶、抓人、境外势力都只是基础应对，中高端应对，总是充满想象力。

2、北方某地污染曝光，当地有关部门亮出眼花缭乱的“七种武器”，让吃瓜网友大为惊叹，有评论说这些招曾搞定很多人。最终，当地花3500万解决问题。

3、高端的应对，不只是权力打压，各种真假难辨的信息、各种策略涌现，可让一部分围观网友或迷惑或信服或厌倦，可让真相迷失在更多“真相”之中。

4、……

线上分享者：

郑宏彬策展人，社会性艺术与艺术行动的长期策划者。他策展的“九个发布会” 、“重金属乡村巡演”、为城市化进程中拆迁群体发声的“村民记者”白石洲系列项目等，皆是深入社会现场、对“失语者”叙事进行赋权和组织的经典案例。

坚果兄弟艺术家。他曾因“持续曝光污染问题”——包括被广泛关注的“小壕兔乡水污染”项目 ——而亲历了全套“舆情应对”流程，并付出过自由的代价。

他们将从“被管理者”的第一视角，提供关于舆情应对运作的实地信息。

参与对象：

本课程根据参与者在信息生态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不同，进行受众区分：

参与对象 A类：

• 想提升业务能力的五毛、涉事方。包括但不限于：战略叙事的操作者、涉事方、及其他寻求提升“叙事管理”业务能力的专业人士。

参与对象 B类：

• 研究五毛/高端五毛的人、吃瓜方。包括但不限于：研究人员、评论者、以及对信息战和叙事构建感兴趣的公众，再及应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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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参与者在信息生态系统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本课程采用分层准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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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类：33.3 RMB/66.6 RMB/99.9 RMB (请依据自身情况随意从中选一个数字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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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22位报名福利：赠送《天黑请闭眼：高端舆情实战手册》内部资料（PDF版）。

课程信息：

• 开课时间：

  11月12日（周三）晚 20:00 – 22:00

• 线上开课： 

    付款后将引导入群。

如何报名：

请微信联系 jianguoxiongdi

澎湃、红星、津云和大风新闻刊发篇数最多，平均每月在4篇至9篇。其余32家媒体每月刊发监督报道的数量均低于3篇。平均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刊发一篇监督报道的新闻媒体，也被计算在内。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22505.html

今天是第26个中国记者节，也是我2003年入行以来的第23个中国记者节。

这几年来，每个记者节，我都会对自己的“记者纪年”（从上一年的11月8日到这一年的11月7日），做个“年终盘点”——算是对自己，以及对各位长辈、朋友的“工作汇报”。

这个“记者年”（2024年11月8日-2025年11月7日），我一共发表了43篇新闻稿，相比上一个“记者年”，发稿数量减少了20%。

写稿量、发稿量减少的原因，完全是我自己。

我希望自己能够写得更好一些，“水稿”、“烂稿”尽量少一些。

当记者的时间越久，对文章的自我要求、期许，可能确实也在逐步增加。

前些天，一位我非常非常钦佩的前同行在朋友圈里写道：

“记者生涯末期，我秉承一个原则：不是独家，那我就不写了。

这不是某天早上突然冒出来的想法。它是慢慢形成的，像一种疾病，先是轻微的不适，然后是无法忽视的痛苦，最后变成了我唯一能接受的生存方式。

独家的意思很简单。你要领先所有人，不是领先一小时，而是领先好几天，有时候是几个星期。你要早到能听见对面的编辑部陷入混乱，他们的编辑在电话里喊：‘我们自己的稿子呢？！’……”

“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所以，这一年来，我或多或少地拒绝了来自报社的考核要求——原本要求是每月写至少4篇稿，我不愿意为了完成数量的任务，去凑这些篇数，哪怕我会因此被扣掉一部分原本就不多的工资；我也拒绝了几位很好的朋友的请求——理由是别人已经写过了的事情，在新闻事实层面，我也没有得到更多的真正的独家突破。

——我要向这些朋友们致歉；而且，以后我可能会越来越顽固地“傲娇”，会越来越多地拒绝。

在2024年11月8日至2025年11月7日，我发出的43篇稿件里，有10篇在发表后“不见了”，长的活了几天、十来天；短的，则存在不到一小时。

这10篇的数量，相比我的上一个“记者年”里的8篇“不见了”，比例增加了25%。

这10篇分别是：

2024年 11月14日 

《江西上坊乡女党委书记李佩霞一审获刑3年》

2025年 1月16日 

《万科总裁祝九胜被公安机关带走》

2月25日 

《民主生活会上被带走 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原主任潘苏彦“落马”》

4月18日 

《湖南机场集团董事长邱继兴涉性侵，已被刑拘》

4月19日 

《江西一地产开发商被控向亲兄长行贿近1200万元》

6月28日 

《中交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双双易人》

7月8日 

《武汉市原市长周先旺被调查》

7月27日 

《河南新乡警方等多部门联合办案 少林寺住持释永信被调查》

9月16日 

《华能信托17亿元“信保贷”资金被骗幕后》

10月20日 

《法院认定：东风汽车子公司总经理收受某上市公司董事长30万元贿赂》

在“不见了”的稿件之外，这一个“记者年”里，我觉得相对重要的“独家稿件”还有：

2024年11月29日 

《涉嫌非法开设赌场 山西“前首富”张新明兄弟三人被警方调查》

张新明的“传奇故事”，在过去十年乃至二十年里，一直是山西政商界的热点。

文章发表之后，有代表张氏家族的人来找我，讲述了更多的“背景内幕”，其中不少细节，令人瞠目结舌。

我也知道，直到今天，这个案件还在持续深入进行中，我肯定会持续关注下去的。

2024年12月8日 

《最高法原刑庭庭长：法官与律师发生冲突 主要责任还在法官》

最高法刑五庭原庭长高贵君先生对近年来屡屡出现的刑事案件诉讼中，律师与法官发生冲突之事，讲了几句公道话。

我们的文章发表之后，在司法界引发了不少的关注。

据说，高老先生也饱受了压力。

有趣的是，这篇文章，也差点被“不见了”；同时，还有一些法律行业从业者说我在“造谣”，讲他们看了会议直播，高先生根本没讲这句话。

——我在现场听了全程，并且也全部录音了，事后还再三核对了录音。我好奇，为什么那些不在现场的人，好像更能掌握“真相”？

然后，从2024年12月到2025年6月，我就中国象棋界的腐败窝案，又写了5篇报道：

2024年12月2日

《国家体育总局棋牌中心易人 曾任主任6年多的朱国平去职》

2025年1月12日 

《一盘棋“卖”20万元 41名中国象棋手被处罚》

4月11日 

《王天一、赵鑫鑫等6位中国象棋手被公诉 涉受贿行贿两宗罪》

5月12日 

《中国象棋“窝案”开庭：王天一涉“买棋”22笔 检方给出具体量刑意见》

6月13日 

《中国象棋的“秘密”：多少冠军靠“买卖”而来？》 

在这其中，2025年6月13日 《中国象棋的“秘密”：多少冠军靠“买卖”而来？》 一文，我下了很大的功夫，也算是这两年来，我对中国象棋反腐行动的一篇总结性报道吧。

2025年5月9日，杭州市上城区法院就象棋腐败“窝案”一审公开开庭。我提前从北京到了杭州。

在这之前，我联系上城区法院要求到法庭旁听，未获答复。

当天法院戒备森严，我用了不少力气，才得以悄悄进入法院审判大楼——我甚至想过，要不要“翻墙”进入。

如果我“翻墙”，有没有涉嫌“违法”、“违规”？

这样的“翻墙”在十几年前的中国记者工作中，其实是司空见惯的“日常操作”。可为什么，现在，我要问自己，如果需要“翻墙”，我会不会涉嫌“违法”、“违规”？

我进入法院之后，又多次联系法院的院长、副院长等人，再次要求旁听。

答复说，旁听席已满。

我讲，这是“公开审判”，我去法庭外面看一下，如果确实没有空座了，我立马扭头就走。

法院依然不答应——因为在我这些年的经验里，就没有见过完全没有空座的旁听席，所以我敢肯定，法院在撒谎。

僵持中，法院有工作人员说，下一步法院可能会就这个案子公开发通报、通稿，到时候会第一时间把通报、通稿给我……

说实话，一方面，我理解这位工作人员的“好意”；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受到了“侮辱”——不是对我个人的“侮辱”，而是对于我们“新闻行业”的“侮辱”。

因为这些年来，对于重大公共事件，主事者越来越习惯于发通报、通稿；而不是让记者去现场自主采访、写稿；当然，他们自己也不会接受记者真正的采访了。

久而久之，媒体接受了这样的“安排”，“驯服”形成了：

一切，等通稿……

2025年1月

还有2篇报道，自觉可能比较重要。

1月16日 

《万科总裁祝九胜被公安机关带走》

稿件发布之后，引发了大范围的震动。

祝九胜的“朋友圈”后来更新了，结果一些自媒体，包括机构“媒体”纷纷说，祝九胜在“辟谣”。甚至当晚和第二天凌晨，还有祝九胜与外界通电话进行“辟谣”的消息发出。

可是如果我没有完全十足的把握，如果我真的写错了，我相信，用不着祝九胜这样来“辟谣”，万科公司就会把我，乃至把报社都给“吃”了……

除了祝九胜，以及因为其他事项而“消失”了的万科新任董事长辛杰，万科的事件，还在持续。

作为中国房地产行业最著名的公司，作为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房地产行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现象级的企业”，万科的命运，祝九胜的命运，以及可能的郁亮们的命运，甚至王石们的命运，究竟又会如何？

……

1月22日 

《争夺“千年金矿”——豫陕两省究竟谁在越界采金？》

以及，6月20日 《豫陕两省“千年金矿”案后续：河南法院一审重审 陕西金矿11名员工获罪》

在黄金价格不断刷新历史记录，不断创新高的今天，金矿的事件格外引人瞩目。

我从2024年年初就开始跟踪关注这个事情，然后也去了几次现场，访谈了不少人，读了很不少的材料。

在我看来，这个案件不乏“以刑夺金”的嫌疑——金矿的利益，实在太大太大了。

我还很感慨，河南警方，以及陕西警方，分别对对方省份的几十个金矿员工，采取刑事强制手段的“对等做法”。

普通公民的个人自由、尊严，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难道就这样不重要么？

时至今日，陕西金矿一方还有几个人被河南司法部门强制羁押着，案件二审，到现在还没有结果。

我在想，在巨大争议面前，国家层面是否可以来指定管辖，由河南、陕西之外的第三省进行调查、处置，以及可能的司法审判，才能相对更公平、公允一些？

到了4月，4月18日

《湖南机场集团董事长邱继兴涉性侵，已被刑拘》

以及，6月7日 《纪委监委跟进调查 涉性侵的湖南机场集团原董事长邱继兴被撤销政协委员》

邱继兴的这起丑闻，大概是这些年里，被曝光的级别最高的性侵者了。我的第一篇稿件，只存活了40来分钟，不过影响还算是比较大。

发稿后，我在朋友圈里如是说——这也是我的真心话：

4月，还有一篇性侵案的丑闻：

4月26日 

《中粮信托财富中心总经理任杰因猥亵女性被行拘10天》

这些年，见过、写过不少官员以及央企国企管理者的性侵案丑闻，比如2024年我还写了华润置地中西部大区总经理陈刚的丑闻。

我是愈发认为，我们男性深刻的劣根性，很多时候，还不仅仅是“普信”——普通而自信；而是“糟信”，是“糟糕而自信”。

7月，首先是海航的案件。

7月19日 

《一审领刑12年 海航原董事长陈峰当庭表示上诉》

以及，7月22日 《海航集团原美籍高管、首席执行官谭向东三罪并罚获刑6年》

海航曾经也是“万亿帝国”，就主业而言，海航是中国唯一的五星级航空公司——不是国航，不是南航，当然更不是东航。

这个“万亿帝国”，与当年的“明天系”、“安邦系”一样，前几年倒台了。

陈峰个人，也免不了牢狱之灾。

一审宣判，陈峰当庭提上诉，也算是一种态度。

不过更让我感慨的，后来的二审，即使是陈峰这样的人物，也没有获得开庭审理的机会，而是直接维持……

——刑事案件的二审开庭，为什么依然这样难？！

少林寺释永信的案件，在我看来，是这几年最重要的司法案件、职务犯罪案件之一了。

7月27日 

《河南新乡警方等多部门联合办案 少林寺住持释永信被调查》

这篇稿件存活的时间很短，“消失了”的直接原因，令人啼笑皆非。

后续，我又去了几次河南，希望以后有可能对此事做更多的报道。

7月28日 

《居然智家董事长汪林朋意外去世》

汪林朋先生的自戕，令人唏嘘，包括后续的一些发展，也让人难以接受。

就新闻本身而言，我感到难过的是，明明我们可以在确认消息后的第一时间，把稿件发出来，却不得不“等待”。

而且，类似这样的“等待”，越来越多了，尤其是涉及到官员或者大人物们的不好的消息。

比如，这几个月里，就有如山西省长金湘军的新闻、广西政府主席蓝天立的新闻、内蒙古政府主席王莉霞的新闻、证监会前主席易会满的新闻、武汉市前市长周先旺的新闻，也包括这两天的西安书记方红卫的新闻，都不得不“等待”……

7月，还有一篇，关于武汉大学的新闻

7月31日 

《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正在处理“学生性骚扰指控被驳回”事件》

说实话，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沸沸扬扬一两年，我对这种事情，原本没有什么兴趣。

到了2025年7月底，我看到很多媒体又在纷纷报道此事，却似乎总觉得缺乏“核心采访”——当然，在重大公共事件里，缺乏“核心采访”，是长久以来中国新闻行业的普遍情况。“核心采访”，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也很大程度上需要运气。

在这个事情上，我运气不错，找到了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先生的电话，也打通了他的电话，于是，有了这篇文章。

张平文先生说的一句话，“等上级的安排”（原文：至于何时会公布处理结果的问题，这位校长则称，还要等上级的安排），被很多媒体转载时改为了标题，并“引爆”网络。

没想到的是，20多天后，突然有人写文章，对我进行严厉的批评乃至辱骂，说我是利用与张先生的中学校友关系，去设套行骗，是“背叛了校友”。

还有人以“内行”人身份，非常“认真负责”地教育我们：

类似事件，如果要采访单位的负责人的话，第一步需要去联系单位的宣传部门，发去采访提纲；第二步，得到对方应允后，再进行采访；第三步，在写完初稿之后，把初稿交给对方进行审核；第四步，对方审核同意后，我们才能进行发表……

对于这种指责，我在微博上做过一个回应：

“我可以公布全部的采访录音。实际上发稿后，我也已经向编辑部提交了采访录音。接通电话的一开始，我就明确地说，我是经济观察报的记者，而且从头到尾，没有讲这是私人聊天……”

我的朋友，张丰先生还公开写文章帮我辩护。

张丰先生说：

“……武汉大学校长，那句‘等上级安排’，其实是能代表2025年社会氛围的证词，也是这个事件的核心真相：很多困扰，都是权力本身造成的……”

“在武大发生的事情，想办法采访校长，本来是媒体的第一任务。但是，人们已经普遍知道，中国的校长，已经不会就公共事件表态，最多由学校的宣传部门回应。如果你致电宣传部门，会让你单位开介绍信；或者一句‘等通报’。

所以，大部分记者都已经和读者一样，只是‘等通知’而已……”

9月

9月4日 

《案中案：巨额“灰色收入”存进原保姆账户之后……》

这个案件不大，但确实有趣，我认为，这是典型的“黑吃黑”案。

我更感慨的是，在经济并不发达的一个县，其县医院的中层科长，怎么也有“能力”获得几百万元乃至事实上可能更多的“腐败收入”？

9月16日 

《华能信托17亿元“信保贷”资金被骗幕后》 

金融类的案件，一般涉案金额惊人，情形也很复杂。事实上，这个案件的作案者们，几年里从华能信托、徽商银行里，骗出来的钱，有100多亿元，然后有超过17亿的钱，还不上了。

有意思的是，这个案件里，既有骗了十几个亿，但检察院对其不起诉的重要参与者；还有两个意外死亡的重要参与者——一个是心梗死亡，一个是以极为血腥的方式自杀……

9月27日 

《东莞土地案争议：17亿元全额付款土地被无偿收回，再罚款3亿》

2019年年底，有民营企业全资付款，买下东莞的土地，结果在随后三年里，因为疫情管制等原因，困难重重。

没想到，东莞政府部门认定其土地属于“闲置”，宣布无偿收回，还要再罚款3亿多元。

我问了不少房地产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对于这样大金额的土地无偿收回，再另外附加巨额罚款，他们都说，“闻所未闻”。

我更看重的是，在接下来民营企业就此提起的行政诉讼里，其起诉的对象包括东莞市政府。

一审，只能在东莞市所辖的基层法院审理；

二审，只能在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

——这样的“诉讼制度安排”，合理么？

10月16日 

《追诉中超“最神奇的比赛”：花5000万元，买下一场平局》

热热闹闹的中超比赛，买下一场球，需要多少钱？

5000万元。

结果，还没有买赢，只是一场平局。

事件的参与者之一，是已经获刑20年的李铁。

其他的参与者，目前有的在被追诉。还有的，避居海外。

除了这场5000万元的球，我看到的材料里，深圳佳兆业俱乐部前前后后买过的球，花费至少达到了亿元级别……

——这就是“中国足球”。

是的，在这天价的足球面前，涉案金额几十万元，顶多一百多万元的中国象棋腐败，简直不堪一提……

10月还有一篇报道，金额也不大，行贿者却是上市公司的现任董事长。

10月20日 

      《法院认定：东风汽车子公司总经理  收受某上市公司董事长30万元贿赂》

这些年，目力所及，上市公司高管、实控人们，涉及腐败案件被查，很多都不再主动披露了，包括森特股份这次。

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公开、透明、及时的信息披露，一定是股市持续健康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也一定是“牛市”最有力的保障之一。

而且，公开、透明、及时的信息披露，不仅仅关于股市，也关于整个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拉拉杂杂，到此时，已接近凌晨4点了。

在写作这个“记者年”的总结时，我还瞅了几眼英剧《窃听黑幕》（The Hack）。

这部剧的一开头就吸引了我。

男主角，也是一个从业多年的记者，他讲到英国的新闻行业，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二手信息的被动处理者”（passive processors of unchecked，second-hand material ），媒体现在是“更多地依赖新闻通稿，而非自主挖掘新闻”（newspapers use press releases rather than getting their own stories）。

是的，“二手信息的被动处理者”、“更多地依赖新闻通稿，而非自主挖掘新闻”……

——这几句话，甚而让我觉得有些“惊心动魄”。

也许不仅仅是我们，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等通知”、“看通报”、“转通稿”、“听上级安排”，会是，或已经是“主流”了，但这，绝不是新闻工作的本真，绝不是记者职业的本质。

否则，我们，又如何能成其为记者？又何以不愧于这个职业？

谨与诸位同仁共勉，并以此纪念，我们的“中国记者节”。

文丨将爷

夜深了，忙完读完写完了，喝几杯老酒，来这个公号说几句闲话吧。

今天，11月8日，记者节。一大早，就有近百位网友捎来祝福，但，我无一回复。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怕肩已软，我忧手已烂。故而，回避这种日子。

这一天，我只读书。

当然，在朋友圈，看了大量同行朋友们的“自嗨派对”，却也是真心祝福的。

我们活在时代的夹缝中，对所有能够坚强活着的人，甚至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人，我都是尊敬的。

我对这个行业有太多意难平，陆陆续续、隐隐绰绰地讲过。

余生，如果有足够宽松的机会，有些话，我会打捞出来的。总之，让时间作证吧。

老铁知道，我曾因为质疑某地一个媒体老总吹牛逼说他家的APP下载超1个亿遭到各种背刺。

其实，我现在最大的苦痛，就是某个场域和情境，已经出现了群体性作伪。

我研究媒介20多年，几乎是国内最牛逼的几家头部平台流量规则研究制定的参与者，我几乎能一眼就判断出，当前国内媒介在流量方面是否存在作伪。

做人，必须是有信仰的。

对新闻这个行业，我唯一的信仰就是真实性。抱歉，我最大的绝望，就是当前除了一些新闻事实造假，甚至连一些官办的平台流量也在造假。

我不敢点评，因为屁股不干净的太多了。

总之，有些所谓的官方平台，如果不刷量，屁股上的屎都早就臭气熏天。而他们刷量的钱，本质上讲，是纳税人的钱。

这是我没能勇敢揭露的。

因为如果真说到位，我自己都不知道会如何死。

但，2025年记者节，我在这里若隐若现地说了这番话，多年以后，如果此生有幸，能够平安活着，并且可以说出真心话，我相信，时间会交出真正的答卷。

我爱这个国家，爱这片土地，爱善良真诚的国民。

所以，我依然信仰，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线，真诚是所有写作唯一的基础。

我们可以真话不全说，但，我们绝不能说假话，更不能作伪。

余生，我纵然生活境遇越发艰难逼春仄，但，不说假话，是最后的底线了。

说得直白点，这也是对D忠诚。

我将心事附瑶琴，虽然，得不到足够的回音，但，真的尽力了。

白纸黑字，不负经典。

历史终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全面检测我们写下的所有文字，说过的所有

我的命运不在今天，而在未来。

今天白天，我写了一篇悼念刘道玉的文章。本来，激情与悲情相和，但，成压抑了。

即便如此，最终，我只能将文章发在“谷小九”了。

其实，即便是小号，我也只发了简单的一部分，4000字，被我压缩成了1000多字。

因为，我看到，社交媒体上，几乎所有写到深处的文章，都被烧成灰了。

我给这篇文章做个超链接，你们去看看吧。

未尽之言，如同刘校长未竞的改革事业。

最后，要说点事情——双十一之际，出版社给了我超级福利，拿出了一批优质书，回馈老铁。

具体，请打开“人格志”公号或视频号，点击橱窗看。

还有，最重要的是，我的“签名+钤印”的新书，在下面链接中独家推出了！

这里要特别讲的是，出版社给了个套餐，原价最低275元的5本书，只需要75元。

其中一本，是我的《不负经典》的“签名+钤印”，另外四本，是阿来、苏童、陈忠实和范稳的书。

这四个人，有三人已经获得茅奖，另外一个，我预测未来应该会获得茅奖。

这个套餐意味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能看得起我的“签名+钤印”，那其他4本书总共就30元，每本也就7块多。

打开购买，有三个选项，争取拿到你最喜欢的福利。对，有些是一折多了。

我昨天直播时说，出版社给的不是白菜价，而是狗尾巴草的价。

如此好书，如此价格，我之前从未遇过，此次也不敢相信。

觉得值得的好朋友，可以下单购买了，这是超级值得的送礼。

卖书是一件令我憋屈的事，但，我更清楚，这个世界，卖书本身就是文化摆渡，也是高贵的事。

今天，是记者节，有很多人祝我快乐，但我挺难过的。

我想，不论如何，余生能多写些真诚真实真心的话，就好了。

今晚，我很想交代一人观点——不论是官方媒体，还是社交媒体，任何讲事实、说真话、传正义的媒体，都是真正的媒体。

是的，良心自媒体，也是正当媒体。

最后，我要说的是，沉痛悼念刘道玉。这个真爱人才的人，这个真正站在独立与自由的立场上捍卫专业和正义的人，必将被民众永远记忆。

世间再无刘道玉，道义最怕记者节。

爱人才，说真话，做好人。

我们这一生，能做应做的，就是讲真话，写真文章，也不过时间如此。

全文完：感谢各位。请欢迎关注人格志视频号，方便我们在直播间交流：

河南粮食购销商人孙先生卖粮后，银行卡全被冻结，生意为此停摆，家人抱头痛哭。在河南广电、央视等众多媒体的报道下，5天后，孙先生一家的银行账号幸运解封。此事让一位知名律师发文感慨：如果没有媒体报道，河南卖粮所谓涉诈账户可能解冻吗？

一直以来，我方一直在持续关注国内监督调查记者的生存状态，一直在对国内新闻媒体刊发监督报道的情况做持续盯控。

根据我方日常盯控的数据，目前国内仍坚持做监督报道的新闻媒体，仅剩36家（这里所指的“监督报道”，指对公权力的监督报道）。

根据日常盯控统计，最近12个月，澎湃新闻、红星新闻、津云新闻和大风新闻，刊发篇数最多，平均每月在4篇至9篇。在媒体当中，这个发稿频次已算“高频”。

其余32家媒体，每月刊发监督报道的数量均低于3篇。其中，一些平均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刊发一篇监督报道的新闻媒体，也被计算在内。

在如此有限的篇数之内，这36家媒体仍为中国的法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南方周末等媒体持续追踪报道的指定监视居住问题，媒体前仆后继的报道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影响力。2025年6月30日，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和监督的规定》，指定居所回归居住的专有属性，明确规定办案人员不得进入指定居所内，不得在指定居所内进行讯问，保证了暴钦瑞、邢燕军等人的悲剧不会再重演。

媒体报道5天后，商人被冻结账户解冻。律师感慨不报道没这结果一文刊发后，不少人在评论区表示“羡慕”。对于公众来说，监督报道已经成为极为稀缺的资源。

今天是记者节。向这些媒体致敬，愿他们都能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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