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简单说两句……”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海马星球：一家独立女权主义播客，其目标是“让女性的声音被听见，被流传”。

一、墙中之墙：中国地区性审查的兴起

GFW Report是一家专注于研究互联网审查机制的平台，主要关注中国的互联网审查。5月11日，他们发布了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国家级的防火长城之外，河南省竟然出现了省级的互联网审查系统，且其审核机制更为严格。

报告封面截图

GFW Report表示，中国的互联网审查机制长期以来以防火长城 (Great Firewall, GFW) 为核心，实施全国统一的封锁策略。然而，他们的研究人员自2023年8月起发现，河南省出现了独立的地区性审查系统，打破了这一集中化模式。

该机构进行了广泛的测量实验，将河南省与其他六个省市（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四川）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与国家防火墙相比，“河南防火墙在复杂性和应对网络流量多样性方面有所欠缺，但其不稳定且激进的二级域名封锁策略，使其封锁的网站数量一度达到GFW的十倍”。其中，针对商业、经济、计算机和互联网信息领域的域名占比超过35%。

报告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河南审查的单向性。从河南省会郑州向外发起的TLS连接会触发封锁，但从外部向河南发起的连接未受限制。这一特性表明，河南防火墙主要监控出省流量，而非双向审查。此外，研究团队在其他六个省市未发现类似区域审查的证据，这可能是由于观察点覆盖有限，但也暗示区域审查可能仍局限于特定地区。

GFW Report指出，这份报告的最大意义在于揭示中国互联网审查可能从集中化向区域化转变。他们表示，区域审查的兴起可能导致各地网络环境进一步碎片化，甚至形成“网络孤岛”。他们在社交媒体讨论中发现，有用户指出大学宿舍网络较家庭网络更容易绕过审查，而新疆等地的“墙度”更高，反映了审查强度的地域差异。

此外，报告还指出，河南防火墙对商业和信息相关域名的重点封锁，可能对当地经济和信息流动造成巨大影响。

最后，报告呼吁持续监控区域审查的发展，并鼓励开发者利用公开资源改进翻墙工具。研究者还表示，预计未来中国其他地区可能也会进行类似部署，因此需进一步探索审查技术的演变及其对全球互联网生态的影响。

二、海马星球专访海德博士：母权制不是神话，而是最现实的出路

女权主义平台海马星球近日对现代母权制研究先驱海德·戈特纳-阿本德罗斯博士 (Heide Göttner-Abendroth) 进行了深度采访。在采访中，海德博士凭借40年的学术积累，系统阐述了母权制的定义、历史意义以及对未来社会的启发性设想。她的观点不仅挑战了父权制主导的全球叙事，还为构建平等、去中心化的社会模式提供了深刻洞见。

海德博士画像

海德在采访中明确指出，母权制“并非女性统治一切”，而是一种“平等主义的社会”。“它们由母亲领导，社区以平等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共识为基础，这证明了它们是平等主义的，且对暴力、武器、战争等毫无兴趣。”

此外，她表示，与常见误解相反，母权制社会并非原始或低效，而是高度复杂且适应性强的系统。她以中国云南的摩梭人为例，介绍母权制社会的社会秩序：“氏族是社会单位，由母系血缘关系组成，孩子归属于母亲的家族，因为孩子由她所生，基于生育者的谱系受到尊重和认可。”

海德博士还强调母权制的核心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礼物经济：海德强调，母权社会的经济模式基于“礼物经济”，即资源共享与无偿给予，而非市场经济的竞争或计划经济的强制分配。这种模式以满足社区需求为核心，体现互助与关怀。“她们将自己的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社区，并不指望一定会得到同等的回报。”例如，食物、劳动和其他资源在社区内自由流动，确保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她们拥有自己的幸福，因为她们的经济是共享经济，而不是被精英阶层不断索取和剥削的经济形态。其背后的理念是：事物必须保持平衡与均衡。”

母权制的政治单位：母权社会的政治组织以氏族、村庄或地区为单位，决策过程高度民主，权力直接源于人民。海德批判现代民族国家和超级大国的庞大结构，认为它们导致文化冲突与权力集中。她主张小型、透明的政治单位，因共享文化与历史而更具凝聚力，能更好地服务社区。“母权政治源于人民，人民在一个特定地区相互了解，拥有共同的文化和历史根源。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单位。”“这并不意味着排外的地方主义，完全不是。 отец权制下的地方主义通常以一个大城市或首都为中心，剥削其他地区。但在母权社会中，各地区可以保留自己的全部财富，社会具有多样性，拥有独特的文化。”

平等与多样性并存：母权社会追求平等，但不强求整齐划一。不同地区保留其文化与历史特色，形成多样化的社区网络，而非中央集权的统一管理。这种模式避免了父权制下常见的文化压迫与同质化。

女性团结与男性参与：女性在母权社会中扮演领导角色，但男性并未被边缘化。“在社会方面，男性扮演对外代表的角色，而女性是社区的核心。”海德指出，这种结构确保了社会稳定与和谐。

在探讨父权制起源时，海德驳斥了简化的假设，例如认为父权制因男性发现生理父亲角色或劳动分工而“一夜之间”出现。她认为，父权制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涉及暴力、中央集权与文化压制，而非自然演变。例如，她提到，即使现代母权社会了解男性在生育中的作用，仍优先维护母系氏族结构，显示其文化自信与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

海德在采访中提出，未来的母权社会不应简单复古，而需结合现代技术与社会经验，创造适应新时代的模式。她在《母权制宣言》等著作中勾勒了现代母权社会的愿景，其核心理念包括妇女和妇女团体之间的团结。

最基本的要求是妇女和妇女团体之间的团结。我们必须重新夺回我们的力量，正如意大利哲学家路易莎·穆拉罗（Luisa Muraro）非常清楚地阐述的那样：“女性自由始于女性之间的团结和女性社群。”它始于此，而非当下这种疯狂的个人主义。

最后，海德博士的采访揭示了母权制作为一种平等、去中心化社会模式的潜力。她的研究挑战了父权制的主流叙事，证明母权社会不仅是历史的存在，更是未来社会的可行选择。通过女性团结、地区自治与现代礼物经济，未来的母权社会有望创造一个多样、透明且可持续的世界。

三、无国界记者：中国新闻自由跌落至全球倒数第三，仍是全球最大记者监狱

无国界记者组织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 于5月2日发布了最新的2025全球新闻自由度排行榜，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178名，仅高于朝鲜和厄立特里亚。相比2024年，中国排名下滑6位。

2025新闻自由指数报告

无国界记者还表示，“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

此外，香港的排名下降5位，跌至第140名。

在这份报告中，无国界记者组织称，2025年“全球新闻自由状况‘艰难’，史无前例”。该组织表示，过去十几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总体呈下降趋势。至2025年，全球新闻自由度达到新低点，即全球“平均得分跌至55分以下，陷入‘困难’状态”。总体而言，超过六成的国家（共112个国家）的指数总得分出现下降。

“在该指数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超过一半的国家将新闻从业条件评为‘困难’或‘非常困难’，而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国家的新闻从业条件令人满意。”

报告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资金紧张”（economic fragility）。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为2025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收集的数据，在接受评估的180个国家中，有160个国家的媒体“难以”或“根本无法”实现财务稳定。更糟糕的是，在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国家，新闻机构因经济困难而关闭，特别是美国（第57位，下降2位）、突尼斯（第129位，下降11位）和阿根廷（第87位，下降21位）。

无国界记者组织还提到，“专制政权的系统性媒体管控往往受到中国宣传模式的启发。”

另一个遭到无国界记者点名批评的国家是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虚假的经济借口让新闻界就范。这导致美国全球媒体机构（USAGM）资金突然终止，影响了包括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在内的多个新闻编辑室，导致全球超过4亿公民突然无法获得可靠信息。”

最后，无国界记者呼吁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应加强对公共媒体的资金支持，以捍卫新闻自由。

一辆车冲进了人群，大家开始争论司机是初学者还是酒驾。殊不知，真正的原因竟是“车检没合格”或“刹车片已过期”。很多时候便是这样，可怕的局面之下，真正的原因被忽视。

周末刷到一条相当讽刺的报道，一民政局的财务，侵吞3万多户低保家庭的补贴。

是不是很讽刺？什么叫低保户，那钱是用来“保命”的，可即便如此，他们照吃不误。

更可笑的是，这起事件之所以被“曝”出来，还是因为一个72岁的低保户没收到“两年共141块钱”的电费补贴，于是去投诉……是不是感觉揭穿的有点太简单了？

如果不看报道，我还以为该财务何某把事情做得多么天衣无缝，以至于负责监督的人无法察觉到半点蛛丝马迹。可看完报道，只想讥讽一句：那些坐在办公室里负责监管的人，渎职渎到了什么程度，连一个低保户都不如吗？

再看这个侵吞低保户补贴的何某，她的行为，只能说漏洞百出，毫无人性。

先是伪造个借条，弄了106万出来买理财；接着又搞了20万出来做美容；后续一发不可收拾，前前后后吃掉低保户170万余元……可以说是没心没肺，丧尽天良了。她要是从其他地方弄这种空子，我都不想骂得如此粗俗。可低保户啊，有时候网上那些路边上可怜老人的视频，我都不忍点开了去看。她倒好，再插一刀。

低保户的钱虽然少，但滋味好——因为吃了没人管，抢了没人追。

上个月，该女性何某因为贪污被判5年，但彼时，钱已经被她花完了。

也就是说，你可以抓她，但你已经没法让她赔钱，这个老赖她当定了，低保户只能自求多福。

穷人钱少也能偷，偷得干净不发愁；有人监督全是摆，真正负责都在溜。

写到这里，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负责监督的人，他们的缺失，是这起贪污低保户补贴案中最重要的一环。出纳岗位形同虚设，一个会计，能随时随地使用银行印鉴和电子印章，这不纯搞笑么。

而第二个问题，是报道中所提，却被读者忽略的一句话。

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涉及3万多户困难群众的420余万元民生资金，2年时间未能及时发放，居然无人问津。

为什么无人问津？

说难听点，应该是无人在意。普通人办点事，都跟求爷爷告奶奶一样，低保户呢？更是可想而知。3万多人里真的没有一个人发现问题吗？那怎么可能呢，只可能是“发现了也没用”，甚至他们发现了，都不知道该找谁去反映，说不定连反映都不敢去反映。

这样一来，卑微的低保户，更容易成为那群人下手的目标。

周末那条报道并非个例，同样是这两天曝出来的事情，河北一个59岁的低保户直接成了“千万贷款的担保人”。

一句话，前后矛盾到令人乍舌，可这样的事情，却又能真真切切的发生了。都穷成低保户了，还能担保千万贷款，就问你可笑不可笑。

根据报道显示，这个低保户郭某成因为疾病原因，每个月就靠拿200多块钱的低保活着。结果村干部段某某把他带到银行签字，欺骗他是“介绍门卫工作”，稀里糊涂就签完了一大堆合同，让他为当地一家矿产品公司签下了1000万元贷款担保。

并且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址，还是个废弃矿场，根本就没有实际经营。

低保户郭某成年过半百，又遭受打击，你说他傻他不懂，我没任何意见。难不成银行负责签担保的人也傻也不懂，这说出来就有点把群众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的样子了。不知道的还以为银行的审核标准变了，不再是看你财产多少，而是看你愿意被骗多少。

再者来说，万一出事了，低保户郭某成不可能有钱还，那坑的是谁的钱？不是银行那些领导的，而是国家的，是群众的，是公有账户上受到监督的钱。

讲得再简单点，按照他们这操作，随便找个流浪汉来，就能签个字，从银行贷走1000万。

1000万是什么概念？就算月薪1万，一个人一辈子也不可能挣到1000万，更别说存下来1000万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找个流浪汉，玩上这么一招空手套白狼，这辈子就算毕业了？可以跑路到国外，享受生活了？

可笑一件板上钉钉的违规事件，金融监管机构介入调查。然而直到现在，他们还在狡辩“流程合规”。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如果这也算“合规”，那就真的是连装都不装了，把潜规则放到桌子上，光明正大的当作行业准则了。

当然，这种“准则”只能挑弱势群体下手，越弱势越好，因为越弱势，他们越没有反抗能力，越没有话语权，甚至越不敢提出质疑与反对。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为政不察，祸起毫厘。

糟糕的事情总是那么多那么频繁，但现在问题已经不是“有没有人干坏事”，而是“有没有人管得了干坏事的人”。

他们吃得心安，是因为知道没人查；

他们查得糊涂，是因为从不担心要担责。

就像低保户签下1000万担保的事情，直到东窗事发，还有人在说流程合规。现实还在一遍遍提醒我们：漏洞不仅仅是出在制造问题的人身上，更是出在那些“负责盯漏洞的人”早就睡着了。

这不是小事，这是警示。是苏轼所说的“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这是巨大的隐患，是罪魁祸首。

这几天黄杨钿甜的瓜太热了，热到当地纪委都介入调查。可说实话，起初我对瓜的保熟程度顶多信5分，因为内容不仅过于震撼，而且证据不够扎实。再加上黄杨钿甜的父亲以及经济公司出来“解释”……

可今天，“解释”像极了狡辩，而我更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想要摧毁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城墙，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里面的人自乱阵脚。即那句老话，心欲藏之，形将露矣；口欲言之，言将失矣。

黄杨钿甜的经济公司第一时间站出来回应，威胁恐吓所有质疑的网民是在造谣。这本身就很诡谲，他们表现的太急了，毕竟纪委才刚刚介入调查，纪委都还没公布调查结果，你们就已经知道黄杨钿甜是无辜的了？那还调查个屁啊！

而黄杨钿甜他爸一番操作和回应，更是让网友们越发笃信“有问题”的原因。你不遮掩还好，你一遮掩，那不是心虚是什么？

尤其是那条“解释”的微博下面，质疑的评论光点赞数量，就是6位数！

而真正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有人扒出了“雅安市经济合作和外事局”公开信息里，有一个420芦山地震的灾后重建项目，投资7亿，项目联系人：杨伟！

没这么巧吧？同一个地方，同一个职位，还同名同姓？

更尴尬的是，项目联系人后面跟着联系人号码，网友一搜，该号码注册的支付宝账户头像，正是黄杨钿甜和她妈。

如果这些还不够，那么当网友发现这一点后，该支付宝账户已注销，再次说明问题。有人又心虚了。

这就是所谓的“没参加灾后重建项目”？

问题显而易见：参加了灾后重建项目，若非心虚，为什么要说没参加？

现在怕是应该要改成：没从灾后重建项目里抽成了吧！

其实要解释没贪污，很简单，那就是证明自己没钱，是个穷逼。因为一般来说，公务员是全职，且只是福利好而不是什么高薪职业。

所以大家也看到了，黄杨钿甜她爸说，引发这次舆论的那对耳环，并非价值230万。那只是高仿品。

事实上，今天还有条“黄杨钿甜同款耳环仅价值两三万”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看来有人开始发力了。

可就算那对耳环是假的，那总不能这满墙的首饰都是假的吧？

有钱人真会玩，搞一整面墙的赝品出来显摆……自己看看，说得通不。

有位网友的评论一针见血：黄杨钿甜妈妈自己戴50万首饰，在女儿成人礼上，送了一个售价几十块的高仿耳环？女儿很开心，还拍照晒在社交媒体上说很喜欢。我跟阁下无冤无仇，阁下为何要把我智商按在地上摩擦？

对比黄杨钿甜，在澳洲镀金的北极鲶鱼突然变得真诚了起来：我家有11位数！你们这些穷鬼！

更讽刺的是有眼尖的网友发现，那对耳环不单卖，而是成套卖的，总价值2000多万。并且他们还在黄杨钿甜妈妈的手上，看到了疑似套装里的戒指。而黄杨钿甜两年前戴过同款项链……

好家伙，高仿了一整套啊这是！！

但如果这些不是高仿的，事情就变得不再好笑，而是立马变得恐怖了起来。想想看，这种价格的奢侈品，她们家挂满了整整一面墙。

有钱人的世界我无法想象，可那些奢侈品的背后是什么，我更不敢想象！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毕竟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回到原点：黄杨钿甜父亲的身份，以及如果她家的财产来源有问题，会是从哪些人身上扣出来的。

换句话说，倘若网友揭露的问题属实，你觉得黄杨钿甜的家庭，和北极鲶鱼的家庭，谁更可怕。

贪污若有区别，那当数量达到某种不可描述的概念之后，区分他们的方式，就在于残忍的程度。

若是再联想到黄杨钿甜她爸在网上的声明，一口一个“接受监督”，一口一个“为自己占用了大量的网络空间而致歉”……就真的把人性的虚伪和残酷，演绎到巅峰了。

最后说一句，雅安当地纪委回应称正在调查此事。但鉴于上一次北极鲶鱼调查了三四个月的情况，不知道此次又会持续多久。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调查的时间越快，说服力就越强。

欲盖弥彰，终难掩迹。

有时候不是“网络传言”太会编，而是“权威解释”太不会讲。毕竟，真相不怕质疑，怕的是遮遮掩掩；清白不靠自证，靠的是经得起检验。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传播！

提起“学阀”二字，中国人并不陌生。这些披着知识外衣的掌权人士，坐拥资源、卡脖认证、批钱批项目，活得那叫一个滋润，似乎有学历就能封侯拜相。

但可别以为这只是学界独有的生态，放眼四周，一种更庞大、更隐秘的“阀族联盟”早已悄然成型：科阀、画阀，以及无处不在的资源垄断者。

在过去，“科学家”是多么神圣的称号。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谁不是倾尽一生，甘为祖国燃尽灵魂的楷模？

但今时不同往日，院士评选早就成了“隐形选秀”，比选秀还精彩——不过不是比能力，而是比关系、圈子、门路。

现在的院士评选资格，更多的是其背后的资源统筹能力，而远非只看科研本身的能力。

“科阀”，早已不是那个在实验室熬夜到掉头发的科研工作者，而是穿西装、打领带、满嘴“战略新兴产业”“卡脖子技术”的“圈内精英”。

一些重大科技项目评审专家，手握的是“国家战略”，心想的却是“我徒弟评上了”或者“我儿子也快毕业了”。

据说有一些院士，手下带着几十个博士后，项目多得写PPT都要外包。论文？早就有枪手。技术？不懂没关系，会开发布会就行。

什么是先进技术，得他们说了算；什么是创新成果，他们评估；项目资金怎么分配，他们签字盖章。想搞科研你就得进他们的小圈子，否则，别说评奖，连实验室的灯泡都可能批不下来。

当一个科研体系的评价标准被少数人垄断，当技术成果变成“人情往来”的副产品，所谓“创新能力”就很容易成为他们的幌子，论文能飞上天，技术却落不了地。

最终伤害的，是中国科技的发展水平。

再来说说“画阀”。现在绘画圈子有种潜规则：会画不如会混，画院不是画室是会所。

想办展？混圈子的能力因素远大于你画画的水平本身。

“画阀”这个词，你大概第一次听。但你一旦进入当下的艺术圈，那叫一个醍醐灌顶——什么叫“以画养权、以权养画”？看他们就知道了。

所谓“画阀”，就是掌握了书画评判标准、展览入口和艺术资源的那批人。他们往往头衔惊人：某协会或者某分会主席、理事，还有什么XX界杰出贡献人物……听着就像联合国秘书长都要敬他们三分。

但你真让他提笔画一幅，可能连手都会抖。

一些画阀的真本事，不在笔下，在酒桌上。画坛评奖，讲究的不是笔墨功底，而是“拜过哪位师父”“是不是谁的学生”“是哪年入的哪个画院”。

搞艺术？不如先搞定人脉。拜错师门，十年功力白练；站错队伍，一幅作品进不了展厅。

当然，基因还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爹是大画家，那你也一定是大画家，即便你根本就不怎么会画画。

因此， “画展”也成了权力展示场。有些“艺术展”里一幅画标价800万，画的是一条粗粗的红线配几个墨点，然后旁边一堆人点头说“极具东方哲思”。

你以为他们真看懂了？其实，他们只是在赌那张纸背后的关系网。

在画阀世界，这些展根本就不是给大众看的，也不是用来培养新的艺术家，而是用来给权力站台的。

美不是目的，名与利才是主旋律。

于是你会看到，一个不知所云的“名家”，带着一帮“高徒”，占尽展览资源、讲座席位、政府采购的通道，而真正能画、愿画的年轻人，只能在地摊、网络、或者永远无人问津的小角落里默默挣扎。

文学界也一样，多少有才华的年轻人连出版发表的机会都没有，但“写阀”们凭着文字垃圾一年能出好几本书，还可以大张旗鼓搞“作品研讨会”。

其实从“学阀”“科阀”到“画阀”，本质上是同一回事：知识的世袭化、资源的圈层化、权力的隐性垄断。

就像古代的门阀望族，今天的“阀族联盟”们也拥有几大共性：

论资排辈，尊卑有序：你再有本事，不如人家“某某的学生”；

裙带成风，近亲繁殖：父子皆教授，师徒皆院士，开会像家宴，评奖像族谱；

掌握资源，决定标准：不是你努力决定你能不能成功，而是你有没有打入他们的酒局。

时间久了，这种现象会逐渐强化为一种文化基因，被下一代默默吸收。当每个人都笃信“拼实力不如拼关系，靠努力不如抱大腿”，那社会也将慢慢变质。

很多人解释：“这是中国特色的人情文化嘛。”

但如果连科研、艺术、教育这些应当是社会最清澈的地方都变成了利益的泥潭，那我们要用什么塑造民族的未来？

从来如此，便对么？

这些“阀”，不仅是在浪费资源，更是在损害中国科技、学术、艺术的发展根基，是透支一代人的信念与热情。那么多年轻人躺平，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阀”们已经让人失望透顶了。

哲学上有个概念叫“消极自由”。面对这些容易让人心灰意冷的现实，年轻人至少可以坚持不拜、不捧、不跪、不盲从。

让我们共同记住一句话：

真正的知识，是燃烧的自由思想之火，而不是权力世袭的香火。

继那家医院、本科生14篇SCI论文的事情后，舆论场上，黄杨钿甜及其曾经作为公务员的父亲，成了新的质疑对象。

起因是一对耳环。

5月11日，黄杨钿甜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成人礼照片。照片中，她戴的耳环被指是奢侈品牌GRAFF经典系列，官方售价约230万元。网友据此推算其家资，觉得一个公务员家庭出身的三四线明星，正常情况下，应该不具备这样的高消费能力。

随后，黄杨钿甜再次发文分享类似照片，并称“耳环是妈妈的 ”。黄杨钿甜爸爸杨伟也发文回应：耳环不是正品，涉及的雅安灾后重建、赈灾贪官等均为谣言。

黄杨钿甜先说耳环是妈妈的，然后这位父亲又说耳环不是正品，这就成了“佩戴了妈妈的山寨耳环”。也难怪，网友会进一步质疑：如果是不值钱的山寨货，还有必要用妈妈的吗？而且是成人礼这样的重要场合？

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这样的质疑确实有些“下意识”，但也未必不符合某些常理。毕竟，此前也出现过以杨达才为首的好多个“表哥”，以及北极鲶鱼的爷爷、周公子、“严书记”等事件。

有人问，杨伟都辞职那么多年了，已经是个普通人了，是不是就没法查了？

事实上，公职人员不仅退休后可能被查，辞职多年后被查的案例也比比皆是。

比如工商银行原副行长张红力辞职5年后被查，博士学历都是骗的；交通银行天津市分行原行长郭宏伟辞职8年后被查；还有新余原市委书记、江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汪德和，辞职下海十多年照样被查。

而且，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干部离岗离职后要严格执行从业限制规定，避免利益冲突。

一是不能违规接受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和中介机构等单位的聘用；

二是不能违规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或者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活动；

三是党员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离）休后，不能违规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等职务。

杨伟究竟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是很容易查知的。

按照杨伟的自述，他曾在雅安城市管理局执法支队工作，后调入雅安市投资促进局下属的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工作，主要从事招商引资、对接服务和单位网络建设工作。这种工作的特殊性，也是网友质疑和其下海经商有无关系的关键所在。

有网友爆料同名且电话号码相同的线索

杨伟还表示，其所有工作内容从未负责雅安灾后重建招投标项目，招标审核、资金收支等工作，更从未入职四川慈善总会，网传相关内容实为同名同姓人员，与本人毫无关系。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也是一查便能核实的，这可是数字化时代。

不能说，辞职了，原单位就和其没关系了。如果曾在待过的岗位上涉嫌违法违纪，或者有某些线索，相应的涉事单位也是应该积极受理的。

杨伟在公开声明中，也已经表示会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那么雅安当地不妨就介入查一查，这样对谁都好。

近年来，舆情处理及其工作机制愈发成熟，国办曾发文定规则，涉及地方的政务舆情，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进行回应，涉事责任部门是第一责任主体，本级政府办公厅（室）会同宣传部门做好组织协调工作；涉事责任部门实行垂直管理的，上级部门办公厅（室）会同宣传部门做好组织协调工作。且有24小时内、48小时内等时间规定。

其中还强调，涉及公众切身利益且产生较大影响的、涉及民生领域严重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都属于政务舆情需重点回应的。

那么，一位辞职公务员被质疑可能存在贪腐，且热搜上了好几个、好几天，算不算政务舆情？又算不算重大？

群众心里有杆秤。

近日，《北京日报》客户端刊发题为“动辄‘赢麻了’！岂能任流量逻辑操纵舆论场，”一文，令人眼前一亮。

文章以近段时间的印巴军事冲突为切入点，对舆论场中甚嚣尘上的“赢麻体”火力全开，指“在世界并不太平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对涉军信息愈加关切，一些自媒体嗅到了流量的味道，为了迅速抓住眼球、冲上热搜，不少账号日日炮制‘军事爽文‘、杜撰军事史实、编造军事谣言，硬拗出掌握‘内部信息’的造型。从地区冲突到大国博弈，从作战部署到国际局势，怎么极端怎么编、怎么有量怎么演，辅以AI炮制的视频，‘赢麻了’一通咋呼。”文章并指出，这种“赢麻体”并不限于涉军新闻，而是遍及所有领域，而其性质属于造谣。

“赢麻体”横行舆论场，时间已经不短，但因为披挂了正能量的护身符，尽管其怪诞离谱、荒腔走板得如此可笑，却在公共空间中长驱直入，昂然霸屏。作为重要喉舌媒体，北京日报旗下媒体此时刊发文章，对“赢麻体”予以讨伐，尽管有些迟到，但还是值得点赞。

今日中国舆论场，委实苦“赢麻体”久矣。

中美贸易战，赢麻了；中美科技竞争，赢麻了；中美武器争锋，赢麻了；欧中贸易争端；赢麻了。甚至地球上与中国八竿子打不着的冲突，中国也能赢麻——俄乌冲突，我们赢麻了；巴以冲突，我们赢麻了；印巴冲突，我们赢麻了······不夸张地说，这样一幅幼稚、离奇的舆论图景，放眼世界也找不到几家，而其拉低国人智商与损害中国国际形象之能量，可谓无以复加。

不过，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出，作为官媒，《北京日报》客户端对乖张怪诞的“赢麻体”发出讨伐之声，固然值得点赞，但其对“赢麻体”产生并盛行的原因及其危害，却疏于揭示且有失焦之处，而若归因失准乃至错误，相应的对治理“赢麻体”的对策建议，如强调平台的管理责任，是否能对症下药，也就成疑。

古人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意谓社会主流群体对社会道德风貌具有引领作用。关于“赢麻体”，首先要看到，它并非民间首创，而不过是“厉害了我的国”的血缘兄弟，是一段时间以来浮夸、虚骄的舆论生态在民间的变体与回响。只有主流媒体这根“上梁”专业求实，静水流深，以探求、报道真相为至高追求，民间舆论这根“下梁”才可望理性健康，不至虚火旺盛，诞妄躁狂。因此，在治理“赢麻体”的同时，也有必要检讨主流媒体的失责之过——是否太多地宣传乃至夸大了成就，而太少地忽视了问题与挑战？是否过多地聚焦了他人的问题与矛盾，而选择性地忽略了他人的成就与优势？凡此，都会造成虚骄的国民心理，麻痹改革的意志，为“赢麻体”盛行提供丰厚的社会土壤。

其次，对于重大国际新闻，主流官方媒体应该及时提供客观、准确、平衡的资讯，这不但有助于消除“赢麻体”趁虚而入的空间，更会因高品质的资讯而培养理性刚健、眼界开阔的国民。

再次，根除“赢麻体”，国民心理建设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

近年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而民间舆论中却“赢”心炽烈，乃至充斥着好勇斗狠、喊打喊杀的气氛。很大程度上，对往昔悲情的记忆，喂养着对“赢”的无休止渴求，也正是“赢麻体”产生的酵母。其实，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加入国际分工带来的丰厚红利，已经足以治愈屈辱的历史带给国人的创伤，支撑我们温和而强大地利于世界民族之林。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一个刚健理性、开放包容的舆论生态形成之日，才是“赢麻体”真正寿终正寝之时。

正是：

赢麻赢麻又赢麻，虚骄躁狂惊天涯。

笑它浮夸赢麻体，雍容刚健是中华。

CDT编者按：5月19日，湖北武汉警方通报了硚口区崇仁街爱国社区发生的枪击案，但全文未提及现场发生了枪击。微信公众号“鸡蛋bot”发布的有关消息遭到删除。

另据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所发的多条推特，现场有两人倒地，另有一人浑身是血仰面坐在椅子上。现场附近的一段监控视频录到了多声枪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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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网传湖北武汉市硚口区一餐馆附近疑似发生枪击事件，有人员中枪，引发关注。

据网传消息，事发地疑似为硚口区崇仁街爱国社区一临街餐馆门口，事发时间不详。网传聊天记录显示，疑似目击者表示，嫌疑人持枪作案，有食客中枪；网传视频显示，有3人受伤卧倒，现场有血迹。

18日晚间，事发地附近一商家告诉笔者，现场疑有3人中枪，嫌疑人作案后逃离，不知是否归案，“（嫌疑人）当时就跑了。”

对此，武汉市硚口区政府值班室一工作人员回应称，对于现场伤亡、嫌疑人是否被控制等情况，其不便答复，“可以直接问公安局，这块公安局已全部接管、控制了。”

随后，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分局汉中派出所一工作人员表示，若想咨询相关事件详情，需联系上级宣传部门。

此外，笔者还致电咨询了武汉市硚口区汉中街道办事处、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分局及武汉市急救热线，均未果。

截至发稿，当地官方尚未对上述事件发布相关情况通报。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在最近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警用装备博览会上，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展示了一款能监控Telegram的工具，据称该工具目前已收集超过300亿条消息，监控了7000万个Telegram账户，以及39万个公共频道和群组。此外，南京的一家科技公司也展示了一款可自动检测翻墙行为的工具。

以下是这篇报道的中文翻译：

中国新一代监控工具借力AI，重点监控Telegram和VPN用户

作者：Yuanyue Dang

在北京举行的年度警用装备博览会上，参展商表示，中国未来的警务工作将由人工智能监控工具驱动，这些工具不仅可以监控Telegram和VPN用户，还能利用受DeepSeek启发的模型分析案件线索。

这些监控设备本周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警用装备博览会上展出，该展会于周六（5月17日）落幕，是国内同类规模最大的警用科技展。展会为来自全国的警用和防务设备供应商提供了与公安部门争取订单的机会。

参展商包括隶属于中国最高警务机构公安部的研究所，以及多家民营企业。

人工智能技术成为展会上各类产品的重要卖点，包括监控工具、刑事侦查设备和无人机干扰装备。其中一项展出的技术是公安部第三研究所推出的“个人极端行为多维情报分析”。

据该研究所介绍，中国在对“个人极端事件”进行预警时面临安全挑战。该所已开发出AI模型，通过分析购物记录、搜索历史和社交媒体帖子，识别高风险人群。

研究所表示，这款工具基于中国初创公司Dify的AI代理服务开发，Dify是一个开源大语言模型（LLM）应用开发平台。

过去一年中，发生了多起“独狼”袭击事件，令中国社会震惊。最严重的一起发生在去年11月，珠海一名男子樊维秋驾驶SUV冲入体育中心外人群，造成至少35人死亡、43人受伤。樊维秋已于今年1月被执行死刑。

自那起事件后，北京方面多次强调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要求地方官员识别可能实施此类“极端事件”的人员。

该官方研究所还展示了AI辅助的手机取证工具和逃犯追踪系统。

许多厂商将警用设备的安全性作为主要卖点之一。

有公司宣称，其工具可以监控警用设备的使用情况，特别是上网行为，从而能够迅速发现“涉密信息的非法发布、传输、存储或处理”，以此“确保国家机密和警务工作的保密性与安全性”。

去年，北京对一项旨在保护国家机密的法律进行了重大修订，扩大了其适用范围。

随后出台的政府规定，要求厂商“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创新安全保密产品和涉密技术装备”。

这些规定于去年9月生效，并承诺对“对相关技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和组织给予奖励。

保密也是今年展会的一个主题。

参观者需通过扫码申请才能入场，必须实名登记并提供身份证号码，通过审核后方可进入展会。

展会上，许多潜在买家身着警服，一些展商要求参观者出示警官证后方可拍摄产品。在某些情况下，产品说明书仅限执法机构购买的设备随同发放给警员。

展厅内一条醒目的标语写道：“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展示了一款号称可以监控Telegram（一款以隐私和安全著称的即时通讯应用）的工具。该所称，该工具可监控用中国手机号注册的Telegram账户，而中国手机号有严格的实名制要求。

据该机构介绍，目前该工具已收集超过300亿条消息，监控了7000万个Telegram账户，以及39万个公开频道和群组。

该机构的宣传视频展示了如何通过入侵的中国手机号登录Telegram，监控群聊中的毒品交易。

他们还表示，可以监控Telegram上涉及政治及香港相关话题的消息。研究所称，2019年香港反政府抗议者广泛使用Telegram，是开发该工具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大陆，用户需通过VPN访问Telegram及《南华早报》网站，但来自南京的一家科技公司展示了一款能够检测此类行为的工具。

还有多家公司推广面向警务的大模型，并强调其产品基于如DeepSeek等中国开源大模型。这些AI模型据称可帮助警方更高效地分析线索、管理设备、勘查案发现场和审讯嫌疑人。

一家北京公司宣称，其AI工具可对嫌疑人进行实时心理测试，实现“智能审讯”，并迅速“突破心理防线”。

华为、科大讯飞、海康威视等大型科技公司也在展会上推广自家AI模型，宣称适用于执法场景。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18期：歧视别人时乐此不疲，轮到自己时气急败坏

过去两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章3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件，刊登读者投稿4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5月10日—17日，这一周。

有网友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发现了一份奇葩的中标公告。公告显示，重庆三峡学院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招标，采购了一台“普联TL-R473G出口防火墙”，成交价格为75万元，中标供应商为丰都县洪正商贸有限公司（最初中标价竟高达85万元）。而参与竞标的另外两家公司，报价同样离谱，分别为88.7万元和89.998万元。“普联TL-R473G出口防火墙”听起来似乎很高端，但有网友检索发现，这个所谓的“防火墙”其实只是TP-Link（普联）的一款普通千兆有线路由器，官方旗舰店售价仅279元。也就是说重庆三峡学院用75万元买下了一台279元的路由器，“要不是中标公告中有写明具体型号，这么离谱的差价说出去都没人信”。

针对网友质疑中标价格不合理一事，5月11日，重庆三峡学院作出了“罚酒三杯”式的回应，称拟中标产品与校方要求的网络防火墙技术标准严重不符，决定重新开展采购，并调查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然而，这样的回应仍然留下了许多疑问。连普通网民都能在购物平台上轻易发现其中的巨大疑点，发起招标的相关人员难道真的不知情吗？很难不让人怀疑，是不是在以一种“2500倍的胆量进行贪腐”（毕竟75万元足以购买2500台普通路由器）。而随着媒体和网友们的深扒，中标公司“丰都县洪正商贸有限公司”也相当可疑——它成立于2015年，注册资本500万，但近三年无参保记录，记者打公司电话，回应只有一句“打错了”。

还有网友指出，重庆三峡学院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发布的采购文件，“技术规格及质量要求”一栏写了30多条，要发现价值两百多元的路由器不符合要求，其实一点都不难。那么，到底是负责该项目的人和专家都被坑了，还是明知不符合技术标准，双方沆瀣一气，存在利益勾兑呢？答案似乎指向了后者。难怪有网友说“这其实不是采购，而是表演，只是没有演好”。事实上，这件事最荒诞的地方，或许并不是所谓的“史上最贵路由器”，而是后续一连串的荒诞与敷衍——没有任何监督机构介入，只有校方自说自话地宣布“停止采购”、“正在调查”。就像一个小偷行窃被当场抓住，不仅毫无羞愧，还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反而理直气壮地表示：“接下来我要调查一下，钱包究竟是怎么跑到我口袋里的。”

而事件的后续其实不难预见：既然路由器的价格已经“平价归位”，官方的应对态度似乎也算端正，那么只需等舆情消退后再“谨慎采购”即可。至于“为何如此”、“谁来负责”等问题，实际上都必须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谁来追责”、“如何监督”。对此，有网友调侃“接下来，学校内部估计是得严肃问责，究竟是谁办事这么不严密呢？”另外，讽刺的是，近期网上频频传出基层官员、教师迟迟未能拿到工资的消息，但75万元的路由器，却依然在这种财政吃紧时代出现。那么，“砸锅卖铁”、“财政紧张”…..这些话到底是谁说的，又是说给谁听的？值得每个人深思。

本周，“肖飞/董袭莹/协和4+4”事件终于迎来了初步调查结果。国家卫健委发布通报，宣布吊销肖飞医师执业证书（5年）；中日友好医院则对肖飞做出了开除党籍和解聘的处理。此外，规培住院医师董袭莹因入学资格造假、伪造学分等问题，被撤销四项证书。通报指出，董袭莹的入学资格存在严重造假问题，其毕业学校并不符合报考的大学排名要求，且4门课程共计16个学分系伪造，根本不符合当年的报考资格。同时，她还存在论文抄袭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也就是说，此前“侦探”网友们所指出的一系列问题均被证实存在。然而，这份通报在对肖、董二人作出处理后便戛然而止，只是表示将“继续调查、严肃追责”。但所有人都清楚，董袭莹之所以能“一路造假，一路畅通无阻”，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有网友认为，即便撤销了董袭莹的四项证书，也只是把本就不属于她的东西收回而已，她无非是回到了本科毕业时的状态。“玩这么大居然没有违反一项法律”，难道不讽刺吗？此外，光凭她一个人的造假行为，就能顺利通过这么多严格的审查关卡吗？从入学申请材料审查、面试、日常考试，再到毕业论文评审与答辩，这每个环节背后，必然至少存在一位足够有影响力的领导干部和数十位知情配合的教职员工，才能让董小姐一路畅通无阻地拿到博士学位。因此，仅仅对当事人进行严惩就够了吗？已经运行了七年、每年招录30名学生的“协和4+4”项目，难道只有董某莹一个人存在问题吗？其他那些也值得怀疑的同学呢？

有微博大V如此评论：“咱们老百姓运气可太好了，唯一一次油罐车里装的食用油被查出来了；唯一一个靠造假当医生的董小姐也被查出来了，我们运气是真的好。”最终这条帖子遭遇了404。就在网友们呼吁“既查造假，也查包庇”的时候，另一个类似董袭莹事件的大瓜再次出现。这次的主角，是一位四川雅安籍演员黄杨钿甜，早年曾出演过电视剧《楚乔传》等。5月11日，她在小红书发布了一组成人礼照片，眼尖的网友发现，她佩戴的耳环疑似英国知名珠宝品牌Graff的产品，市场价格高达230万元。引发争议后，她本人在社交平台上回应称，这副耳环属于母亲。之后，有网民起底其父亲杨伟曾是四川省雅安市的公务员，曾负责雅安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并发现她家坐拥价值上亿的豪宅，由此质疑其家族财富来源不明，疑似“曲婉婷第二”。更有雅安灾民现身质问，“当年的善款去了哪里？”

5月16日，“黄杨爸爸”杨伟在微博上回应了相关争议，他表示“黄杨钿甜所佩戴的饰品并非正品，自己也从未负责雅安灾后重建工作……已和妻子下海经商创业多年”。然而，这样的回应对于公众来说显然远远不够，更何况网民还发现杨伟连夜更改了公司的经营范围、企业名称以及法人信息。目前，各种线索与质疑仍在持续发酵，谁也无法预料，这场风暴最终指向何方。有敏锐的网友注意到，董袭莹、黄杨钿甜等事件背后，实则反映出一种社会心态的暗流涌动。人们已经越来越无法容忍有人通过腐败或特权方式攫取地位财富，而这类事件的频繁曝光，也再度加剧了大众深重的无力感。这种失望一旦积累到极致，或许就会以摧毁现有秩序的方式爆发。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网民高喊“黄巢再现杀世家”。但这样的血腥历史再现，真的值得我们期盼吗？

一周荐读：

• 【CDT关注】柴静对话国共内战幸存者：“忘记苦难历史的人，必将成为下一次苦难的受害者”
• 【旧闻重温】青春杭州｜柴静：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高秉涵说。十多万人在金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最多一艘能装一万人。他13岁，拖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6个月了，他妈妈说，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

高秉涵先生用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提醒人们战争并非遥远的教科书条目，而是与无数个体和家庭紧密相连的鲜活历史，其痛苦影响深远。他那句“政治是无情的，忘记苦难历史的人，必将成为下一次苦难的受害者”，是对当下所有人的沉重警示。

• 半野仙人｜我推荐《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

我要强烈推荐这本历史论文集：《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小红书挂了，微博挂了，小绿书还会挂吗？《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这本书光序言部分就看得我心惊胆战，根本就是你现在无论在哪个内容平台都不能发的文字，感觉要偷偷摸摸地看，就像小时候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样！

• 【重温】歪脑｜米米亚娜：在海外四通桥声援运动中，我们这样克服恐惧

当我们看见了四通桥上一个普通人孤注一掷、以身殉道的决绝反抗时，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羞耻心，以及这个民族在历史加速的关口引颈待戮的耻辱。谢谢他救赎过所有人的精神，让我们不至于就此沉沦。

一周关注：

• 【网络民议】一路都是假的，但一路畅通无阻
• 【404文库】基本常识｜把锅推给董某莹造假，真是天大的笑话
• 建设性意见｜董某莹的入学资格造假是个案吗？
• 冰川思享号｜“4+4”没那么坏，但被“董小姐”搞砸了
• 一个生物狗的科普小园｜4+4初步调查公布，当事人被严惩就够了吗？关注4+4，是在关注什么？
• 风声OPINION丨“男性患子宫肌瘤”论文背后，医护的“晋级游戏”该改了
• 浣花溪杜甫｜黄杨钿甜230万耳环的瓜，劲爆程度不输董小姐

5月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报，对中日友好医院曝出的医生婚内出轨事件公布相关调查结果/处置进展。通报称，原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肖飞因违反医疗规范、婚内出轨等行为，被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规培住院医师董袭莹则因入学资格造假、伪造学分等问题，被撤销四项证书。

一周惊奇：

• 倪刃的黑噪音｜75万采购1只路由器，重庆三峡学院是不是把网络连到了仙界？
• 新闻哥｜高校花75万采购市价299的路由器，就1台，装都不装了
• 四环青年｜高校75万买299元路由器，领导专家都被坑了？
• 剑客写字的地方｜普通人越无力，他们越疯狂！
• 竹不倒｜事情能荒诞到“别人看了都不信”，也是种“本事”！

在采购的江湖里，常有神仙操作。这两天，一位名叫“普联TL-R473G”的小小路由器，却意外走红，原因很简单——它身价暴涨到了75万元，妥妥完成了电子产品界的“逆天改命”。白字黑字写着：中标金额85万，产品单价75万，史上最贵路由器就这么诞生了。这台设备本尊如何？走进某东电商平台一看，标价299元包邮，有时甚至促销到269元。别说加急发货，哪怕就是哪吒踩着风火轮送来，也不至于涨到75万吧？

• 柴差说｜继“指鼠为鸭”“恶意讨薪”之后，新词:反向公示

最近云南曲靖罗平县罗雄街道干了件“大事”。街道办在公告栏贴了张“2025年度城乡居民医保未缴费人员名单公示”，几十个名字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甚至还出现了“刘德华”这样的明星同名。面对质疑，街道工作人员轻飘飘一句“按上级要求”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医保局更是发明了“反向公示”这个新词，声称只是善意提醒，不是曝光。“反向公示”这四个字我都认识，可这四个字结合到一块，我愣是读不懂到底是啥意思。

• 老爸讲科学｜中药注射液，我们还要为此付出多少生命？

5月4日，安徽阜阳一位54岁高血压患者因头晕入院，输液刺五加注射液后突发过敏性休克，两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和很多人认为中药注射液安全无副作用的潜意识不同，中药注射液的危险性极高，以刺五加注射液为例，其说明书标注着”主要成分为刺五加干燥根茎提取物”，这种模糊表述暴露了中药注射剂与生俱来的致命缺陷——有效成分不明确、杂质不可控。即便严格遵循“先慢后快”的用药原则，依然无法规避其本质风险。

• 鸡蛋bot｜北京一刑辩律师绥化办案突遭警方传唤？涉事多方回应
• 【404文库】念兹集｜抓律师、抓记者的，基本没什么好下场

5月13日，网传北京刑辩律师张新年在黑龙江绥化市办案时突遭当地警方传唤，引发广泛关注。据悉，张新年为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近期介入了绥化市望奎县一起敲诈勒索案的辩护工作，曾多次发帖质疑当地司法机关，于5月13日被传出遭望奎警方传唤。13日下午，上述刑案的另一位辩护人刘录律师告诉笔者，张新年于今日17时许在绥化市一酒店内遭到警方传唤，后者自称系望奎县公安局的工作人员…..

一周声音：

• 吴强私享会｜中美关税战：日内瓦关税协议之解读

严格地讲，这个协议只是一个临时性协议，不仅不代表中美贸易战的终结，相反，它仅只意味着中美双方未来漫长的贸易谈判的正式开始。这或许才是此次日内瓦中美会谈的真正意义……它的唯一实质性作用只在于建立了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机制，或许意外的，由此正式启动了一个以贸易谈判而非军控谈判主导的中美新冷战的进程。

• 唐俊｜GDP增量为负，这些省域“第二城”怎么了？
• 老干体v｜民间财富出海，国家全球征税

这些城市均为省内经济第二城，其经济发展对地方经济影响较大。他们怎么了？例如柳州，近年来GDP实际增速基本保持正增长，但2024年的GDP比2018年还低，经济总量“停滞不前”。实际增速为正、名义增速为负，通常出现在当地物价水平下降时期。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1%，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2.3%。PPI下降较多，对工业产品影响较大，而上述四座城市，无一例外都是传统工业城市。

• 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将月经等同于晦气的社会，会有怎样的未来？

愚昧野蛮必然导致极端思维，许多人学不会尊重，正是因为极端的他们从来都无法接受个体差异。作为男性，我时常听到一些故作男子气概的话语，它们最常见于应酬场合，往往伴随着冲天的酒臭气，油腻而猥琐。比如“把老婆驾驭到服服帖帖”，比如自以为是好男人的“我喜欢下厨烧菜，这是技术活儿，但洗碗肯定是女人的事”……

• 张3丰的世界｜“行人安全距离”造就一种精神黄泛区

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在历史地理学上被称为“黄泛区”。这里贫穷落后，多灾多难，人们想了很多办法，只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提防别人，是我小时候就接受的观念。可能存在一种精神层面的黄泛区：缺乏安全感和对社会的信任，总是处于心灵的逃荒之中。现在的社会舆论鼓励对他人的遭遇冷漠，甚至挖苦——仿佛如此就可以让自己避免厄运，其实就是在造就这种精神黄泛区。

• 观舆人｜再来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有护士上吗？

很想提醒某些医院领导，护士也是人，他们是有脑子的、会记事的，你们这些操作逼走了多少怀有赤子之心的人？如果再来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又还有多少人会被你们短短几句话说得心潮澎湃，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冲上前线？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应该清楚明白，当医疗资源有限时，到底会优先服务于哪些人？因此，不要去苛责还在岗的护士，也对那一些被现实逼走的护士多一些同情，我们只能尽这样一点小小的力，稍稍缓解一下护理人员流失的现状。

一周故事：

• 南方周末｜那些“以开盒为荣”的饭圈未成年粉丝

“百度副总裁女儿开盒他人”事件过去近两个月后，仍有开盒群成员公开辱骂受害者。许多群成员一直拒绝道歉。作为威慑手段，开盒在饭圈斗争中极为奏效。双方为支持各自的偶像有过冲突，“但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开盒被掌握在少数未成年人手中，成为其在小圈子中提高地位的方式，和威胁异己者的手段。许多围观者否认是帮凶。

• 工劳小报｜2025五一特刊国内版：被消费的劳动节，拒绝噤声的劳动者

近三年的五一劳动节，工劳小报主要聚集整理了海外各地的劳工在劳动节当天的集体抗议行动。全球各地的工人、左翼团体和激进政治组织的活动表明了，劳动节不是关于劳动者自己的节日，除非劳工们团结起来用现实的有组织的抗争，同保守的政权以及剥削性和压迫性的资本主义体系斗争。

“死在了20191219”，23岁的年轻人胡乐在微信签名上这样形容自己。

5年前的这天，胡乐17岁，在北京市房山区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幼教专业读高二，他在学校礼堂举办的“真人图书馆”活动上，讲述了反对歧视性少数群体的相关话题。两天后，胡乐被学校劝退，他的母亲曾下跪向学校求情，仍于事无补。

在网络上，有人用“玫瑰少年”形容胡乐。这是为纪念叶永志，一位因不同的性别气质表达遭遇校园暴力后不幸离世的台湾少年。而胡乐自小白皙清秀，说话温柔，喜欢和女生一起玩，他在初中时被男同学嘲讽、孤立。因有过类似经历，他才在主题发言活动上，懵懂表达了自己的性别意识。

被迫退学后的5年间，仅有一张初中毕业证的胡乐艰难求职，至今仍未等到校方的正式道歉，工作屡屡受挫，抑郁反复发作。只因一个懵懂的表达，少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突如其来的劝退

2025年春，胡乐频繁穿梭于房山区的家和朝阳区、丰台区等多家公司。4月至5月，他每天都要反复刷新招聘软件，先后参加了十几家公司的面试。5年前，因为一次发言被学校劝退后，他内心时刻充满戒备。当hr问及学历，他只模糊回答，2018-2020年，在一所技校就读。

所幸，尚未有人进一步追问他在这所学校的经历。不过，当他提及自己在餐饮、医美、物流等行业工作过，但最长工作年限不到半年后，有些面试便不了了之。在面试官看来，这样的员工有很强的不稳定性。

23岁的胡乐对每份求职报以厚望。3月，又一次面试失败后，他察觉自己有轻生念头，想要自救，他喊朋友出来吃饭。朋友刘明珂记得，胡乐心情低落时约她吃饭，会止不住手抖，四处张望，说话言语断裂。

缠绕胡乐5年的噩梦，发生在2019年12月18日，一个寻常的周三，下午1点多，在学校容纳7、800人的礼堂中，进行着一场“真人图书馆”的主题分享活动，现场坐满高二、高三年级的学生和老师，学生家长、系领导也在。

当就读于高二年级幼儿教育专业的胡乐被抽中，走上舞台时，他心情紧张、兴奋，他并未多想，即兴发言：

“我就想借这个话题，改变现在一些大家的认知，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出一份力量” 、“我敢到大家面谈公开这件事情，就说明我之前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我也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个寸头，穿蓝黑校服，衣服左下角贴一张红色号码牌的17岁少年，语气热烈。

当胡乐说这番话时，他看到坐在第一排的领导们表情不太对劲，但他没有停止。前排同学讨论，有人问“1802班（胡乐所在班级）是哪个班”，有男生倒喝彩说“下来吧”。

两三分钟的发言结束，胡乐弯腰鞠躬，离场。离开礼堂时，他才想起自己本是想分享“同性恋不等于艾滋病”这一话题，因为太紧张根本没讲。

但如今，胡乐觉得“幸好没讲”。那天发言结束后，他被一位老师叫到办公室谈话。又过了一天，周五，胡乐被学校劝退。此后，他和父母联系过3家职校，都以不接受转校生为名拒绝了他，胡乐也迟迟等不来学校曾允诺的帮助转学。

2021年1月24日，胡乐将此事在微博曝光，此时他已失学2年，患上抑郁。始终未等来学校的道歉和赔偿，他开始了艰难的打工生涯。

“玫瑰少年”

在“真人图书馆”活动上发言前，胡乐并未想过在学校公开反对歧视性少数群体。

胡乐自小长相清秀，说话温柔，他对男生热衷的体育活动不感兴趣，只喜欢和女生玩。这让他初中时，被班上的男生排挤孤立，嘲笑是“娘娘腔”。当他向老师反映，只得到“为什么欺负的是你”的回应。胡乐入校时，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后来慢慢掉队。

中考后，胡乐的分数只够进入中专。父母先是将他送入一所职校学习计算机，他不喜欢这个专业，向父母提出要转学，后来父母考虑到幼教将来是个吃香的职业，将胡乐送入房山区另一所职校学幼教专业。

在学校，为不像以前那样被欺负，他不太展露头角，特地加入一些小团体以保护自己。学校虽施行军事化管理，早五晚九，但手机自由，氛围还算轻松。此前，胡乐做过最“出格”的事，无非是在学校偷偷点外卖。他小心过着一种不会出差错的日子。

幼教专业女生居多，胡乐所在的班级只有2名男生，他没有再遭遇霸凌，可以放心和女生相处，还交到了“可以一辈子联系的好朋友”。青春期后，他少有地在学校感到被接纳，也渐渐接受了自己不同的性别气质。

悄悄搭建的安全小圈子之外，在网络上看到性少数群体的遭遇，让胡乐不安。2019年10月，胡乐看到一条新闻：南航某空少被恶意描述为“骚扰醉酒男同事”，引发热议后被停飞。而网络上充斥着对此人“恶心”的评论。

胡乐记得，学校老师提前两个月通知 “真人图书馆”主题发言活动。他曾上网查阅，了解到活动发源于丹麦，初衷是通过交流，打破刻板印象，消除偏见和误解，现场会随机抽取幸运观众上台。若有机会上台，他打算反对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歧视，还将自己的想法分享给朋友，朋友也表示支持。

他没想到自己真的会被选上，发言结束时，“全场都亮了”，他听到台下欢呼声、喝倒彩声夹杂，胡乐认为同学并无恶意，没有在意。

走下演讲台后班主任的问话，他将其理解为一种老师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关心。直到2019年12月20日，母亲被请来学校，走进系主任的办公室，胡乐才隐约意识到，事情可能与自己在真人图书馆活动上的发言有关。

他站在门口紧张等待了大约十几分钟，之后被叫进办公室，看见班主任、一男一女两位系主任。据胡乐回忆，老师们称他在演讲上的有关发言，有损学校名誉。且因为胡乐的发言，学校将来也不便为其分配幼教工作。系主任希望胡乐能够主动退学，否则一个月后，他就会被自动开除，并承诺，如果自行退学，可以帮忙解决转学问题。

听闻消息后，胡乐的母亲崩溃，跪下，给系主任“磕了好几个头”，求学校不要劝退孩子，再给他一次机会。胡乐心疼母亲，他想拉母亲起身，但怎么都拽不起来。尽管自认没做错什么，他开始随母亲一同向老师致歉。

当天回家后，胡乐“被吓到”躺在床上浑身疼痛，之后连发了一个礼拜的40度高烧。那时，他差2个月才满18岁。12月份的冬天，“更多的是心凉”。

2020年1月2日，胡乐再次去到学校沟通，交涉无果。6天后，1月8日，胡乐的母亲替胡乐在自愿退学单上签了名。

被劝退后的第一年里，看着周围的同龄人都有书读，他也期待能够重返校园。学校曾允诺为其转校，但没有下文。2020年9月秋季开学，仍未找到学校后，胡乐再次拨打校方电话。他保留的一条2020年9月与校方的通话记录显示，该老师回应：当时已过新学期的招生阶段，询问转学结果时，对方表示，可能是“忘了”。这个回复，让仍抱有期望的他愤怒，觉得自己被“蒙在鼓里”。同年10月，胡乐收到了校方退还的教材费和职业装费。

又等待了2个多月，胡乐决定“鱼死网破”。2021年1月24日，他将自己的经历发在微博上，阅读量很快破了七百万，海报新闻等媒体对胡乐被劝退的经历进行报道，并帮助他拨打了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询问与校方的协商结果。

胡乐第一次等来校方的正式回应。据12345客服反馈，校方承认对胡乐进行了劝退，给出的理由是：该生身为幼教专业学生，毕业后将进入幼儿园就业，会对幼儿身心健康发育造成一定影响……鉴于胡乐的言论已影响到学生本人，且在校园产生一定的影响。经系部学生处及校领导多次商讨、研究决定，对胡乐进行劝退处理。

对于胡乐来说，这次曝光就像是一场情绪宣泄。

他没想到的是，除了理解，新一波的恶意也随之而来。有人将“宣扬”的帽子扣在他头上，说他“活该”、“恶心”、“不正常”。甚至他所认为的“大家族”，也有人表示不理解。这些声音，加之自己的经历，愈发让他感到孤立无援。最初，胡乐会一一针对攻击他的留言回怼，解释自己只是想反歧视。在2021年1月25日回应网友的微博中，他仍坚持，“我就是想让这个学校给我道歉，给予精神赔偿。”

图 ｜ 2024年1月21日，胡乐发表在微博上的手写公开信

陷入困窘的家庭

2019年那场突如其来的劝退，让原本平静的胡乐一家掀起波澜。周五当天，胡乐和母亲在回家路上大吵一架，胡乐母亲认为学校有问题，但儿子也同样不对。

胡乐成长在一个传统保守的家庭。小时候，他随姥姥姥爷生活在北京房山区农村，他的父母在镇上打工，两三周回家看孩子一次。姥姥姥爷的宠爱，难以抹去父母无法长伴身边的失落感。直到小学毕业后，他搬到镇上和父母一起居住，但和父母的隔膜已经定型。

疫情期间，胡乐长久待在家中和父母相处，一言不合会吵架，而那前后，这个农村家庭面临新的挑战，父母替家里一位借贷的朋友做担保人，亲戚负债后，父母还需替人还债，加上儿子转校后又被被学校退学，父亲与胡乐的争吵更是一触即发。

等待复学无望，家庭关系矛盾，胡乐发现自己“长期情绪低落、总是想不开、集中不了注意力”，2020年9月，胡乐独自去首都医科大学复兴医院精神科进行检查。结果显示，他患有重度抑郁、轻度焦虑和双向情感倾向。此后，他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但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令他变得嗜睡，即便很早休息，他也会睡到中午才起。

除嗜睡外，胡乐开始接连几个小时地玩游戏，刷视频软件……他曾向母亲坦白自己的抑郁症，母亲给钱让胡乐去看病，但母亲觉得“你装的吧”的说法，仍会刺痛他。几个月后，胡乐选择停药。

图 | 2020年9月，胡乐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的病历

停药后，体内的神经递质和激素，仍然操纵着他的大脑。他想过要了断自己，控制不住地想去买农药，“喝洁厕灵”，他在朋友圈表达了想要轻生的念头，几小时后，警察上门。胡乐猜测应该是朋友看到后担心他自杀报的警，“不止一两次”， “反正我就是不想活了”。

抑郁也影响着他的工作。一次上班时，胡乐突然情绪崩溃，拿头用力地撞桌子。领导看到后，说影响不好，给了胡乐钱，辞退了他。他曾在去地铁站的路上，控制不住地用头撞向墙面，“长了大包，也没有特意去管它，过几天就自然消肿了”。2024年3月，还有一次“冲动用头撞铁柱”的行为。胡乐说起这件事来轻描淡写。

包括疫情期间常赋闲在家的4年里，胡乐断断续续换了10多份工作。每份工作持续的时间长则几月，短则几天。2024年一年，他只上了4个月的班。攒到钱后，他就离开北京这个事发地，去武汉、青岛、杭州、苏州等地。江南水乡和青岛大海让他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是自己没有尝试过的，借此“不让自己死掉”。

2025年年初，胡乐母亲给了胡乐一笔钱，希望他能用这笔钱支撑他生活、工作。胡乐的父亲是工人，是家中主要经济来源，母亲做一份私人会计工作，月入3千元。她年过50，又有高血压，一家三口和胡乐的外婆租住在房山区一栋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如今，他们只希望儿子能找一份工作坚持下去。

5年过去，身边人希望他 “不要活在这个阴影里”、 “要过好自己的人生，尽量将对你个人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

话虽如此，未等来道歉和精神赔偿，这件事就永远无法尘封。胡乐尝试告诉自己，“我生活中可以有它，但不能全是它”，但夜深人静，他又忍不住回想起，“我是只听结果的一个人”。拾起、放下，胡乐在其中沉沉浮浮。

现在，胡乐回过头来看，觉得自己当时“比较单纯吧”，“后悔了”。他最近的愿望是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过正常人的生活”，但一切的前提是，他得到应有的道歉和赔偿。

前段时间，他在微信签名后又加了三个字——“等复活”。

据受访者要求，人物信息有适度模糊

中国老百姓一直有一个盛世梦。以国富兵强的标准来看，历史上有过几段盛世。但若以国强民富的标准来看，那恐怕从未有过盛世，比如所谓的乾隆盛世。

1793年9月14日，82岁的乾隆皇帝接见了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英国使团一路的见闻，以及和乾隆皇帝的会面，被后世反复解读研究，

因为他们的见闻非常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司法、社会、军事、医学、教育等等方方面面，又因为清朝不能随意出版，民间识字率又低，所以使团的记录，恰似一面历史的棱镜，折射出了所谓"乾隆盛世"的复杂光谱。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一书中写道：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京城，没有看到任何丰衣足食的证明，都很难看到树。运河两边的村镇，触目所及之处皆是贫困落后的景象，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约翰·巴罗还写道：官员们把持着所有赚钱的行业，他们像蜘蛛一样编织着利益网络。

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写道：中国的农民的非常贫困，他们像苍蝇一样聚集在官道两侧，只为争夺我们丢弃的茶叶渣。但同时，斯当东又一针见血的指出，在中国，有钱无权不足贵，只有财产没有权力是靠不住的。因此，大清几乎所有的富人，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因为一旦没有权力做靠山，财富便很容易化为乌有。

使团正使马戛尔尼，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官，他到访过彼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经济体，见识了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大国，他在日记中一语道破了乾隆盛世的真相：所谓的盛世京城，城墙内是琉璃瓦的宫殿，城墙外是连树皮都被啃光的流民。

看看，三个外国人，不愧是见识过全球的风貌，眼光毒辣，一次访问、一次谒见，就窥见了中国两千年历史深处的奥秘。

使团记录了他们与清朝官员的交往情况，比如王大人一人就餐，都需要几荤几素，非常奢靡。官员们出行必须前呼后拥、士兵开道，还要坐4人抬的轿子，他们陪同使团去商店买东西，也不用付钱。官员们还拥有随时对下属打板子的权力，这在使团看来是奇耻大辱，但官员们却不以为然。

据历史学者们的考证：大清官员们的灰色收入，可达正俸的100多倍，冰敬、炭敬、节庆寿礼、养廉银等等，只得取之于民。大清整个官僚系统，其实就是一个吸血系统。

乾隆时代，物质生活的二律背反，只是乾隆盛世的只是一个方面，还有精神方面的二律背反。

使团的见闻非常丰富，第一件便是找领航员。英国人不认识大清的航线，请求当地的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使团成员记录了这个过程：总兵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来了一伙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过的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一个一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哀告，离家远行会给家庭带来灾难，但总兵根本不为所动，还命令他们在一个小时后准备妥当。

约翰·巴罗看到这一幕后说：这在英国根本无法想象，我们都被伏尔泰骗了（伏尔泰主张开明君主制），清廷的法治根本没有给予百姓什么保护。

而且为保障使团船只沿运河和内河航行，需要500个民夫拉纤，但因为没有收入，或者极低的收入，导致夜里经常有人逃跑，第二天就需要重新征调一批，两岸还有士兵监工，防止他们偷懒或者逃跑，和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监工非常相似。

使团考察了大清的民事诉讼，他们发现大清的百姓都不愿意打官司，大清没有正式的律师，只有类似的讼师，而且打官司的成败，经常与他们送礼的多少有关。

使团还考察了大清的文化，发现知识分子都在钻研训诂学，也就是研究古文字，其它一概不敢涉足。为此，斯当东评价说：他们已经被彻底阉割掉了。

使团也记录了皇宫的情况：富丽堂皇、包罗万象，有各种奇珍异宝、珍禽异兽，甚至还有大象。当然，里面最多的是太监，宫殿里满是这种人，非常的惨无人道，他们情感残缺，但又利欲熏心，毫无同情心，在博得主子的欢心之后，就可能引发国家的灾难。

最后，乔治·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还指出了一个奥秘，他说：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中国的皇帝已经把他的子民完全驯服了，他们的一切都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使团记录的这些吊诡的二律背反，恰恰说明，所谓的乾隆盛世，表面看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巅峰，但英国使团的记录中，这个巅峰却更像是万丈深渊里的最后一块垫脚石。

《看见》，看不见。

CDT编辑注：本文为微信公众号“烈火战车洗车行”转载，出处不详。

引言

今天是5月17日，国际不再恐同恐跨恐双日。

这是属于「我们」的节日——多元性别群体在此刻诉说自己被误解、被排斥、被攻击的生命经验。但每一年，我们最希望，这一天的发声能影响到「你」。

这个「你」，不只是顺性别、异性恋的多数，也包括所有仍在犹豫、仍在沉默的人，包括所有面对不公正的现状，尚未选择彼此支持、行动起来的人。

「我们」希望团结「你」，让「你」看到「我们」如何在敌意中争取最基本的生存空间。

但一次次的经验让我们意识到：以「我们」为名的团结，可以成为抵御伤害的方式，也可以成为制造排斥的工具。它既可能让人靠近，也可能让人沉默；既可能打开空间，也可能再次划出边界。

今年，我们想邀请你从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出发——

我们为什么要团结在一起？

正文

对边缘者来说，

「团结」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渴望。

资源稀缺、伤害频发，

我们只有团结在一起才能争取更大的空间。

但我们为什么要团结在一起？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身份？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经历？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观念？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诉求？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

写在最后

517的意义在于，揭露这样一种具体的压迫机制：性别、情欲的多元体验和实践被定义为疾病或异常，与之相关的人被贬损为更低等的人，进而被剥夺权利，并合理化针对ta们的排斥与暴力。

在「反歧视」「平等权利」等等口号下，我们展开斗争，并各自团结在一起。这里说「各自团结」，是因为我们的精力、视野、社会关系往往有限，更容易走进自己熟悉的社群，为贴近自身经验的议题发声，与那些看上去与自己相似的人结成行动网络。

换句话说，与谁团结，很大程度上被特定的社会现实所塑造。当资源愈发稀缺、生存愈发困难、斗争的空间也愈发狭窄，我们更容易失去对话的耐心，失去与自己有太多差异的人接触的机会。

这种裂痕不是偶然的，也不只是出于人性的弱点，而是社会治理逻辑的一部分，是压迫机制的一部分。通过制造焦虑、稀缺与不安，结构性压迫让人们把恐惧转向彼此，将差异视为威胁，将复杂视为麻烦。

于是「团结」不再是一种承载张力、汇聚不同经验的政治实践，而被异化为整齐划一、取消差异的集体姿态。

但517不是为此设立的。

这个被命名来对抗「恐惧」的日子提醒我们：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差异本身，而是那些要求我们在恐惧中划清界限、服从一致的力量。

它为我们指出了另一个方向：让我们庆祝差异，庆祝在这些差异下，我们为了捍卫平等的权利所展开的斗争，并提醒我们持续斗争下去。哪怕我们的身份、经历、观念各不相同，但在这些不一样中，我们对压迫的体认却彼此呼应，我们仍然可以并肩而立。因为，如果我们相信压迫是结构性的，那就必须承认：不同的处境、不同的被压迫经验，都是理解结构、撬动结构的线索。

因此，当我们说「团结起来，守护差异」时，不是在呼唤一种温和的、包容的文化氛围，而是在发出一个政治性的承诺：

在对差异的肯认中，不断介入具体议题的斗争，并因此团结在一起。

今天是517，我们还在这里，我们会继续在这里，在差异中看见团结和斗争的种种可能性。

CDT编辑注：中国民间档案馆（China Unofficial Archives）是前驻华记者、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张彦（Ian Johnson）创办的公益组织，致力于收集、保存和传播被审查、被压制的中国民间历史，2023年12月在美国成立。网站为中英双语，馆藏资料免费向公众开放。

1956年到1957年 ，在中共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鸣大放”号召之下，中国的各界知识分子积极向党谏言，结果却被卷入“反右运动”，数十万人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的言论也被视作是“对党的恶毒进攻”。其中，约3000名“右派分子”被送到位于甘肃酒泉戈壁滩上的国营夹边沟农场，进行劳动教养。

被送到夹边沟农场的这些人，只是全国50多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小部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能活着离开夹边沟。酷刑般的劳动，加上规模空前的大饥荒，让夹边沟农场留下累累尸骨。那些死里逃生者，则终生背负着如深渊般黑暗的记忆。

2000年代初，得益于中国当时比较宽松的言论环境，一些夹边沟的幸存者开始发表回忆录和接受采访讲述自己的经历，希望以此警醒世人，让悲剧不再重演。同时，夹边沟的惨烈情况也吸引了一些记者、作家的注意。他们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走访幸存者及遇难者家属，查阅资料，试图还原和重现这段历史。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一书即是这段时期的成果之一。作者邢同义历时数年写成此书，通过挖掘隐藏于时间夹缝中的碎片，为读者拼凑出一幅关于夹边沟的相对完整和可靠的历史图景。邢同义曾任酒泉地委副书记和酒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这层身份使他得以接触到一些关键史料和人物，也使得这本书在当事人口述的基础上，还补充了重要的历史背景和信息。例如，通过后来的夹边沟林场场长，作者获得了当年建立夹边沟劳改农场（后改为劳教农场）的《计划任务书》，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一个纸面上看似设想周全、合理的劳改农场，如何在现实中却成为死亡集中营。

夹边沟地理位置图。

邢同义还通过当年酒泉县检察院的检察官，了解到当时因“抗拒劳教”而被起诉的四十多名“右派分子”的情况，这是目前关于“反右运动”的作品较少触及的内容。邢认为，这些人是“不幸者中的最大不幸者”，他们大多是因饥饿而偷吃、盗窃或者发表“反动言论”而被起诉。这一个个不幸者的故事，让宏大历史中的模糊面孔变得真实而清晰，也揭示出政治运动的残酷与荒诞。例如，邢同义在书中详细讲述了“右派分子”马述麒的故事。当时农场一头黑骟骡因与其他牲畜抢食而被踢伤，经精心护理仍不治而死亡。因为黑骟骡是重要劳力，农场为此写了一份详细的说明材料，还向酒泉县人民检察院提请以破坏生产罪逮捕当时担任饲养组组长的马述麒，指其偷吃牲口饲料才导致牲畜打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批因劳累和饥饿而死亡的右派分子，死后连一个坟头都没有，遑论像样的死亡报告。

《恍若隔世》中亲历者的讲述清晰揭示出，“反右”并非如官方所说，是一场不小心走过头的言论纠偏运动，而是当权者对于异议言论的蓄意打压；大饥荒也并非不可抗的自然灾害，而是极权制度下的一场人祸。书中不少受访者，包括作者自己，都将问题归结于共产党因犯了“左”的错误而将反右运动推向极端。但书中人物的经历表明，这些右派知识分子明明都是共产党的忠实拥护者。他们在中央号召下提出的建议，从反官僚、反特权，到警惕“党天下”，都恰恰是为了帮助党践行其掌权之初对全社会的承诺，结果却因言获罪。

通过这些个人讲述，我们可以看到，在1949年后政治运动频仍的中国，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遭遇却如此相似，背后的极权逻辑也一以贯之。当社会中只有一种声音，当权者就可以垄断真相、“指鼠为鸭”, 只为讲好整齐划一的“中国故事”。近年的例证之一就是新冠疫情中的封控政策：民众在荒谬的封控之下艰难求生，官方却在另一边制造着举国体制战胜疫情的幻象，并将所有试图传播真相的人划为敌对者或境外势力。讽刺的是，反右运动中，有的人（例如书中的李景沆）是因为提意见不够积极而被打成右派，学校领导认为他“不说，却比说还要反动”。可见，在翻云覆雨的政治运动裹挟之下，人们连沉默的基本自由都被剥夺，就像2022年底不堪忍受而发起白纸抗议的人们，连举起一张白纸都成了罪过。

通过挖掘被埋葬的真相，邢同义让那些被官方长年屏蔽的、历史幕后的主角走到了前台，为无声者提供了发声的平台。如今，网络的存在让个人更容易分享自己的故事，但同时我们也面临更加严酷的言论审查和更具隐蔽性的政治宣传。即便如此，还是有无数为真相和自由而奔走的行动者，一次又一次冒着失去自由的代价，记录下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这些珍贵的记录，让不同时空的普通人得以看到对方，意识到自身境遇的系统性，也将不断为人们争取自由的抗争提供动力和指引。

本期推荐档案：

邢同义：《恍如隔世——回眸夹边沟》

Jiabiangou Labor Farm project task document.

A Survivor Looks Back at China’s Most Notorious Labor Camp

From 1956 to 1957, follow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all for “letting a hundred flowers bloom and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intellectual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ctively offered their opinions and advice to the Party. However, tens of thousands were soon labelled as bourgeois rightists, and accused of launching “vicious attacks against the Party.” Among them, around 3,000 were sent to the state-run Jiabiangou Labor Camp, located in the Gobi Desert near Jiuquan in Gansu Province, for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Those who were sent to Jiabiangou were a small fraction of over 500,000 individuals labeled rightists across the country, but their fates were among the most cruel. Brutal labor and an unprecedented famine turned the camp into a mass grave for more than 2,000. Those who survived carried with them harrowing memories that shadowed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In the early 2000s, thanks to China’s relatively relaxed environment for free speech, some survivors of Jiabiangou began publishing memoirs and giving interview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hoping to alert the public and prevent such tragedies from happening again. At the same time, the horrific events at Jiabiangou also drew the attention of journalists and writers. They dedicated substantial time and resources to visiting survivors and the families of victims, researching archival materials, and attempting to reconstruct and bring to light this dark chapter of history.

Worlds Away: A Look Back at Jiabiangou is one such product of this period. The author, Xing Tongyi, spent several years writing it. By uncovering fragments hidden in the crevices of time, he pieced together a relatively complete and reliable historical portrait of Jiabiangou. Xing formerly served as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Jiuquan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and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Jiuquan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This background gave him access to key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individuals. As a result, the book not only presents oral accounts from those involved but also supplements them with important historical context and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through the later director of the Jiabiangou Forest Farm, Xing obtained the “Project Assignment Document” for establishing the Jiabiangou labor farm. Readers can see how a seemingly well-thought-out and reasonable reform-through-labor farm on paper became a death camp.

The location of Jiabiangou Labor Farm on a map.

Xing also learned from prosecutors then working at the local procuratorate about more than forty Rightists who were prosecuted for resisting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a subject rarely touched upon in existing literature about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Xing considers these people “the most unfortunate among the unfortunate.” Most of them were prosecuted for stealing food due to starvation, petty theft, or making reactionary remarks.

Their tragic stories give real faces and clarity to otherwise vague historical figures, exposing the cruelty and absurdity of political campaigns. For instance, the book recounts in detail the story of Rightist Ma Shuqin. At the time, a black mule was injured during a fight over food with other animals and later died despite careful treatment. Because the mule was a vital source of labor, the farm submitted a detailed report and requested that the local procuratorate arrest Ma, who was head of the feeding team, on the charge of “sabotaging production,” alleging he caused the fight by stealing animal feed. In stark contrast, countless Rightists died from exhaustion and hunger, their bodies buried without graves, let alone any formal death records.

The firsthand accounts in Worlds Away make clear that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was not, as officially claimed, a well-intentioned but overzealous movement, but a deliberate crackdown on dissent by those in power. Similarly, the Great Famine was not an unavoidable natural disaster, but a man-made catastrophe under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Many interviewees in the book, including the author himself, attribute the problems to the Communist Party’s “leftist” mistakes that pushed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to the extreme.

But the experiences of the people profiled in the book show that these so-called Rightist intellectuals were, in fact, loyal support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ir proposals—ranging from opposing bureaucracy and privilege to warning against “one-party dominance”—were precisely meant to help the Party fulfill the promises it made to society when it first came to power. Yet they were punished for speaking out.

Through these personal narratives, we can see that in post-1949 China, a country marked by successive political movements, people from different eras often suffered in strikingly similar ways, all rooted in the same authoritarian logic. When only one voice is allowed in society, those in power can monopolize the truth and “call a mouse a duck,” all in the name of crafting a unified “China story.”

A recent example of this is the strict lockdown polic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while ordinary people struggled to survive under absurd restrictions, the state propagated an illusion of national triumph over the virus, branding anyone trying to tell the truth as an enemy or foreign force. Ironically, during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some people (such as Li Jinghang, mentioned in the book) were labeled Rightists not for speaking out, but for not speaking enthusiastically enough. School authorities accused him of being “more reactionary by staying silent than by speaking.”

This shows that in the unpredictable tides of political movements, even the basic freedom to remain silent can be stripped away—just like those in late 2022 who could no longer endure and joined the White Paper protests, where even raising a blank sheet of paper became a crime.

By unearthing buried truths, Xing brings the long-silenced protagonists of history to the forefront. Today, the Internet allows individuals to more easily share their stories, but we also face more stringent censorship and increasingly subtle political propaganda. Even so, countless people continue to risk their freedom to document the truth of our time. These invaluable records enable ordinary people across time and space to see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 to recognize the systemic nature of their own suffering, and to draw strength and guidance in the ongoing struggle for freedom.

Recommended archive:

Xing Tongyi: Worlds Away: A Look Back at Jiabiangou

近三年的五一劳动节，工劳小报主要聚集整理了海外各地的劳工在劳动节当天的集体抗议行动。全球各地的工人、左翼团体和激进政治组织的活动表明了，劳动节不是关于劳动者自己的节日，除非劳工们团结起来用现实的有组织的抗争，同保守的政权以及剥削性和压迫性的资本主义体系斗争。

而如果这个抗争是集中在同一时间（即五一期间），且是由全球范围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等的劳工主导的，则哪怕在实际上各地的活动缺少形式上的共同点，但在作为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全球劳工力量上，实质是绝对统一的。这种力量将伴随每一年的劳动节抗争活动得到不同程度的壮大，在今年自然也不例外。

问题是中国国内的情况如何？

作为世界上劳资冲突最为激烈的国家之一，五一劳动节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呢？是否对于中国和海外而言，存在一种人为的高墙，把中国的劳工和相关的抗争情况同全球其他地区隔离开来？甚至说，对于中国内部而言，已经出现了一种由保守势力所造成的劳工抗争的普遍消沉呢？

答案是否定的。

哪怕众所周知的是，国内的五一劳动节已经被宣传和控制为一个“刺激消费节”和“歌颂劳动节”，而且政治自由的环境一如既往地受严格的压制。但是，国内劳工的抗争从来没有断裂过，而是根据现实的劳资力量对比和斗争条件做出调整——正如国内五一劳动节的历史也绝不是直接就滑向了现在的状况。

历史上，国内的五一劳动节曾经和劳工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而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过去有什么样形式的劳工活动来庆祝和纪念五一？是否又存在一部行动史，工人、左翼社群、社会团体曾经建立联系，并以五一为行动锚点呢？更重要的是，国内工人们即使在当下失去了在一个特定节日进行抗争的条件，也一刻没有停止日常的应有的行动。

这意味着虽然在五一当天无法产生类似海外的集体活动，但是国内工人整体的运动热度和反抗性是持续并指向未来的。所以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们相信这些历史与经验也绝对属于全球工人运动宝贵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同时其也必将为未来全球劳动者的团结与总体的斗争提供有力的支撑！

本次特刊内容丰富，包含多个部分，可点击以下目录直接跳转：

目录

• 今年重点劳工事件回顾
• 跨地区 / 超千人罢工事件
• “场外”支持，左翼发声
• 五一历史：劳动节何时起不再属于劳动者？
• 夺回五一，民间行动记忆

今年重点劳工事件回顾

2025年开年以来，国内和劳工有关的抗争烈度与往年相比有增无减。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网站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显示，从2025年1月至4月，有收录的工人集体行动共582起。而根据昨天网站的收录情况，2025年1月至4月的群体抗争事件有近200起（其中包括非工人群体发起的）。事实上，国内工人们自发罢工、集会、游行的行动零零散散地发生着已经有十多年，光从数量趋势上来看能够提供的有用信息其实很有限。所以我们在这里一方面整理了部分今年以来（部分包括去年年底）的重点劳工行动，这些行动无论是在规模与抗争烈度上，还是在抗争的形式上都存在可能的新启示。一方面我们也尝试搜集当前社会群众与左翼社群的劳工相关活动（部分是与五一劳动节相关的），它们与同劳工之间存在的联系，或者那种正在逐渐增长的尝试建立联系并助力劳工运动的趋势，是值得关注的。

极越员工维权：新劳工、新抗争、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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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13日，极越内部信透露离职协议签订完成，赔偿金也陆续到账，基本上标志着极越员工维权取得了一个兜底程度的胜利。去年12月初，极越汽车因股东百度撤资、资金链断裂等问题陷入“闪崩”，员工被要求“自费上班”或接受裁员，仅获模糊的补偿承诺。12月11日CEO夏一平发布全员信称进入“创业2.0阶段”，但次日员工发现公司停摆，社保断缴，部分员工在出差或项目中被突然裁员。员工随即在上海总部围堵夏一平，要求解决薪资和社保问题，并通过直播、社交媒体曝光引发舆论关注。最后在争得政府介入后，百度和吉利设立监管共管账户，承诺垫付资金，按“N+1”标准补偿员工，并补缴社保至12月。三期员工获“2N”赔偿，保留岗位至特殊情形结束。

可以总结的是，此次极越员工的维权之所以意义如此重大，也许在于：

• “新劳工”（白领劳动者为主体的维权群体）：极越员工多为学历较高、技能较复杂的白领（如研发工程师、销售人员），与传统制造业工人不同。他们因公司突然解散面临房贷、社保断缴等复杂问题（如预产期员工无法申领生育补贴），维权诉求不仅限于薪资，更涉及职业稳定性与长期权益。
• “新抗争”（多元化、现代化、去中心化的维权手段）：员工们先通过直播围堵CEO现场、在社交平台晒出补偿到账记录，迅速引发公众关注，形成舆论压力。然后成立维权代表团队，与企业进行数日的长时间谈判，同时建立群聊协调信息、确保行动统一，自愿组织后勤小组，支撑谈判和维权的进行。最后通过跨界联动与社媒持续发声，形成了包括行业社群、消费者群体、新闻媒体、业界律师等广泛的声援网络，扩大了事件影响力。
• “新胜利”（劳工抗争行动中久违的胜利成果）：哪怕最后的赔偿程度有限，大部分车主和供应商的诉求没有得到支持，但极越员工整体成功争取“N+1”及“2N”的结果，绝对是近年来频繁暴雷的新能源车企的员工维权，乃至整个劳工维权中，少见的系统性胜利。它标志着白领劳动者在当下的集体斗争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其也为抗争运动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

卡车司机联动罢工：未能完成的全国大罢工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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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23日，各地卡车司机开始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和转发宣传信息，号召全国卡车司机于3月1日零时起进行集体罢工。主要目的是抗议平台的高抽成和低运费。具体诉求包括：提高运费以保障生存、拒绝平台盘剥、降低抽成比例、告别低价竞争、团结自救、反对过度管控和乱罚款。罢工宣言还呼吁卡友们团结起来，成立互助会，守住运价底线。3月1日，中国部分省份的卡车司机响应号召，宣布停运罢工。许多参与罢工的卡友在社交平台上留言或发布视频，表明自己参与停运。但是由于缺乏能够有效组织工人团结的全国性工人组织，绝大多数卡车司机犹豫或不知道罢工呼吁，罢工的参与度和影响度有限。

从对当下国内劳工运动状况和未来整体劳工抗争的角度来看，这次由工人自发号召和组织的全国性大罢工（尽管未能完全实现），是近年来中国资本主义危机加剧，第一次具有全国联动效果的自发罢工号召尝试，且组织上和诉求上都带有明显的行业特征。这种珍贵的、有突破性的尝试，对于卡车司机本身而言，在它的宣传能够达到的程度上，打破了工人可能感到的孤立状态。以行业为集体，卡车司机们可以认识到自身在中国物流中的重要作用，意识到联合起来对抗平台资本的可能性。同时号召大罢工某种程度上必然的失败，直接暴露了当下工人抗争需求的高涨与组织不足、策略不足、支持不足等之间的不平衡。行业形式的号召与诉求，也进一步提示了关注特定行业的具体困境和发展的重要性。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卡车司机在宣传上的表达，从口号、标语、诉求、海报上来看，工人的表达都具有绝对的深刻性和生动性。

比亚迪工人大罢工：跨省联动与团结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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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8日至29日，比亚迪位于江苏无锡的电子厂发生大规模罢工，上千名工人聚集抗议公司违背承诺、强行调降薪资。早在2024年5月，因工厂推行“5天8小时”来控制工时从而变相压低工资逼迫工人离职，工人们就曾发起罢工。此次罢工的直接导火线是公司近期强行扣减工人的绩效工资，而3月14日一位抗议岗位降级的工人被拘留彻底激化了矛盾。无锡的罢工行动迅速发展，并在随后几天蔓延至四川成都，数百名工人在成都比亚迪A1办公楼前质问10亿补偿金的去处。成都的罢工行动也持续了几天。在工人抗议下，资方代理人出现谈判，但提出只允许10名代表参与沟通。工人拒绝了这一要求，坚持集体谈判。面对资方代表的推脱、恐吓以及警方的介入和镇压，工人们坚守了一段时间。4月2日，随着大量警察进入厂区，罢工被迫结束。

这次比亚迪大罢工不仅人数众多，同资方和政府维稳力量的冲突激烈，重要的是罢工行动从江苏无锡开始，迅速蔓延到四川成都，形成跨省市的工人联动。工人有意识的跨地区联动，通过抓住对同一劳资冲突和同一个资方的针对性，把短期的、少数的单一地域罢工行动，直接地壮大为可以持续的、更多数人的行动。工人人数增加和范围的整体增加，就意味着资方调和矛盾和政府镇压力量的相对减少，它们不得不要么重新打算自己的成本与应付策略，要么就必须展现出加倍的残暴。而工人跨地区联动，即使当下无法在实际的组织上共享行动资源（如组织策略、法律支援、资金、舆论等方面），但就对于正在发生的纯粹暴力式的对峙行为中，产生了一种抽象层面的支持。即工人们意识到自己不是个人的歇斯底里，而是作为整体群众暴力行动的一部分。

这种更有力的团结，也使工人们拒绝了资方以选代表谈判分裂策略，并共同面对资方的推脱和恐吓，以及警方的镇压。

跨地区/超千人罢工事件

今年以来全国发生了数起参与人数上千或者涉及跨地区的工人抗争事件。尽管在这些事件中，人数的众多不一定直接意味着工人们产生了有效的组织，不同地区针对同一劳资问题发起抗争也不意味着就存在跨省的联动和协调，在抗争结果上也并不清晰。但可以推论的是，如果未来大型劳工抗争事件和跨地区劳工的同时行动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这一方面会作为当下中国资本主义矛盾不可调和地激化的一个结果，一方面也会是劳工们在现实斗争的辩证法中缓慢壮大自己力量的过程。

多地区：连锁月子中心倒闭，月嫂讨薪受阻

2025年1月7日，大型连锁月子中心“爱家”全国67家门店一夜之间全部倒闭，台湾老板疑似卷款潜逃，导致上千名来自偏远地区的月嫂被拖欠工资，生活陷入严重困境。于是自1月17日，月嫂们在上海、广州、苏州、宁波等地展开讨薪行动，但维权面临信息不对称、缺乏法律知识和组织支持等诸多困难。月嫂的行动迅速而广泛，但也零散、缺失支持，甚至部分月嫂因为情绪激动不得不采取较极端的维权形式。

山西大同：政府强行变更身份，下岗工人集会抗议

2025年2月25日，上千因为企业破产而下岗的工人举行集会，抗议市政府强行将其身份从企业职工变更为灵活就业人员，因为此举会危及医保、养老金等社会保障福利。据悉，受到政府变更身份影响的工人多达2.5万人，工人们自2月以来已多次集会，但诉求并未得到政府相应。工人们要求政府遵守2009年发布的22号文件，允许其以下岗职工身份进入失业和退休程序。

多地区：生计受威胁，出租车司机罢工抗议

2025年3月24日，由于高额“份子钱”、网约车竞争和政府新规等问题，湖南省岳阳市、黑龙江省大庆市以及吉林省榆树市的出租车司机分别举行了大规模罢工。岳阳上千名司机抗议每月高额的“份子钱”导致收入微薄，大庆约800名司机抗议网约车数量过多挤压生存空间，榆树上千名司机则抗议政府允许公交车接送学生的新规，担心失去主要客源。

河南安阳：钢铁厂倒闭，工人集会要求赔偿

2025年4月1日，河南省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公司因产能置换停产，拖欠工人工资和赔偿，引发上千工人在工厂门口集会要求公司明确答复，但公司管理层尚未回应。

重庆多个城区：城管垄断市场，建渣清运司机集会反对

2025年4月11日至16日，由于不满城管部门试图通过发放“建渣证”和“出渣证”垄断建渣清运市场、排挤个体司机，重庆市渝北、江北、大渡口、沙坪坝大学城等城区的建筑垃圾清运司机相继举行了多场抗议活动。司机们认为此举缺乏透明度，严重影响其生计。在司机们的持续抗争下，多个城区的城管部门被迫让步，宣布在新政策出台前，运送建筑垃圾不再需要办证，暂时搁置了这一有争议的政策。

浙江嘉兴：灯具厂长期欠薪，工人连日罢工维权

2025年4月28日至29日，浙江嘉兴桐乡市乌镇的生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千余名工人，因公司自今年1月起持续拖欠工资，连续两天罢工，并在厂区和乌镇政府前抗议，要求支付欠薪。公司方面称因账户被冻结暂时无法支付，但工人不接受此解释。据“企查查”信息显示，生迪光电已被列为“被执行人”，未执行判决金额逾1600万元。截至4月29日下午，工资发放时间仍未确定。

“场外”支持，左翼发声

人道主义发声与社媒平台

当政治自由的空间被极度压缩，与社会日益增长的对资本主义矛盾的自发反抗同时存在时，必然的结果是正式化、组织化和中心化的抗争形式不得不走向衰弱。而新的抗争手段则在政治自由被新抗争本身争取而来之前，以各种可能的形式在目前的运动条件下，在理论和现实的实践中发展着。对于劳工本身来说是这样，对于社会群众、政治团体以及左翼来说亦是如此。在前面如极越维权中我们看到了类似的过程，而考察社会群众支持和声援劳工权益的活动，在近期“为保洁阿姨设立休息室”的热点事件中，也展现了某些可能的新形式。

事件最早起因于2025年3月，湖南某大学保洁阿姨蜷缩在厕所隔间休息的照片在社交媒体曝光。照片中，不足1平方米的空间堆满清洁工具和个人物品，引发网友对保洁群体工作环境的强烈共情（来源 来源）。随后“1平方米的生存空间”“保洁员休息室不该是厕所最后一格”等话题迅速冲上热搜，累计阅读量超千万次。年轻人开始在社媒平台上大量转发、评论，呼吁企业和社会为保洁员提供基本休息权益。

随着该新闻成为社会热点，部分学生群体和女权社群开始从线上发声过渡线下行动，在校学生开始实地调研所在学校保洁员的休息条件（来源），并用镜头记录上传。随着调研结果在社媒上完成一种舆论上的自动整合，“设立休息室”的倡议开始被广泛提及，并且带有具体需求清单，包括带锁储物柜、软垫折叠床、24小时热水、微波炉等设施，甚至细化到插座位置和储物柜锁扣设计（来源）。在新手段上，学生们甚至利用数据分析工具测算出写字楼内的可用休息区域，并发起“为保洁阿姨画一张休息室设计图”的创意活动（来源）。这些行动进一步打开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集体行动的空间，社会团体开始参与，如一些女权社群账号以“保洁阿姨”和“最后一格厕所的秘密”等题材创作剧情视频；媒体和记者开始实地探访、采访、撰写深度报道。最后，该热点被央视报道意味着政府的正式介入。

线上大面积曝光，经过发酵成为热点后，变相争取到线下进一步行动和更多群体介入的正当性，最后政府不得不下场——这并不是今年唯一一起凭借类似的模式完成了劳工权益争取的事件。如同样是3月份发生的，“小鹿妈妈”公司存在“无午休、禁手机、限制如厕时间、工位如牢笼”等问题，甚至合同和社保缴纳也存在违规，也是经过曝光和舆论推动后，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迅速立案调查（来源）。4月，安徽淮南工伤维权者被当地派出所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治疗22天的遭遇，也是引起公众对官资勾结打压劳动者维权的愤怒，后淮安市成立联合调查组介入（来源）。

很明显，这些由社会群众支持的发声抗争行动带来劳动者个案得到解决同时，表现了新的形式特点。社媒发声不仅是维权的技术工具，当它被社会普遍利用使，更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政治行动的边界从而重构了社会权力关系。它通过“证据民主化—舆论压力—制度响应”的链条，将原子化的个体困境转化为公共议题，最终推动去中心化的集体行动（线上/线下均有，更多是二者交织）。这种行动模式的价值不仅在于解决具体的个别纠纷，更在于建立了一种劳动者与群众、社会团体之间可能的对话机制，尽管这种对话目前可能是刻板的、有信息壁垒和关系不平等的。这无论对于我们在五一劳动节思考劳工抗争的整体来说，还是对于左翼的实践路径来说都有重要意义。

左翼自媒体的涌现

当下国内左翼的状态是复杂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左翼自媒体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左翼或者泛左翼的微信公众号的运营，为左翼行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劳动节之际，它们许多都相继推出了五一特刊，从单纯纪念庆祝的文章，到特别的理论性文章等。这些表达形式作为节日期间除了劳工日常性的抗争外，与“劳动节”本身有关的进步性表达，恰好补全了劳工自己（尽管两者间的联系还很薄弱）在这方面活动的缺失。这里整合搜集部分如下。最后我们希望的是，在越过当下国内受限的劳动节的未来，劳工日常的抗争行动、社会群体的场外支持以及左翼组织之间，能够终于建立坚实牢固的、长久而革命性的联系，不仅要在一个特殊的节日上庆祝劳动者的解放，还要在开放未来普遍的每一天上实现这种解放！

劳动节特刊或特辑

• 劳动节特稿|在工具间，看见保洁员的困境 链接
• 劳动节特刊|教育界？销售界！再看教培生死疲劳 链接
• 劳动节特辑|城市边缘的挣扎：厦门零工市场里的女工们 链接
• 劳动节特刊|写，在劳动缝隙里 链接
• 劳动节特辑|为什么应该减少工作时间：四个理由 链接
• 五一劳动节|再论女性与劳动 链接
• 劳动节的新口号：每周四天工作制 链接
• 五一特辑：如何进行劳动价值核算（上） 链接
• 「民主」的祛魅与革命的复归——从五一血债到社民党背叛的百年追问 链接
• 劳动节：我们从哪里来，应该到哪里去 链接
• 茶座| AI该不该过劳动节？ 链接

劳动节纪念或活动

• Sealed Alcohol | 第一百三十五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链接
• 五一赠书|德国自治运动史 链接
• 工劳心史|纪念五一劳动节（1904） 链接
• 纪念五一|经济斗争的决议案 链接
• 五一劳工节|列宁|1904 链接
• 希克梅特|5月1日，红场（4首） 链接

The Haymarket Riot: 1886 Labor Incident

五一历史：何时起，劳动节不再属于劳动者？

中国关于劳动节的第一次大规模纪念始于1920年，彼时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工人阶纷纷举行庆祝集会，乃至游行示威。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每年5月1日为“劳动节”，由此开启了新中国庆祝劳动节的传统。

50-70年代：国家主导的群众大戏

按照1950年刘少奇的《在北京庆祝五一劳动节干部大会上的演说》所述，在我国的第一个劳动节，从工厂、作坊，到机关、军队，这一天大家普遍放假，甚至会一起举行庆祝游行——不仅北京，各大城市也有自己的游行活动。这种情景，被称为是中国劳动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自己政府的保护下庆祝自己的节日。史梓铭（时任武汉重型机床厂厂长）在《接受任务》中回忆，当时的游行队伍不仅会举着横幅或旗帜，各厂还会举出自己的产品模型与图表，庆祝游行本身也可以说是劳动成果的移动展览。

无独有偶，1954年首都郊区的农民也会扛着农作物的生产图表参与游行，甚至不乏有开着拖拉机、运着生产工具参加游行的。在1955年出版的，何苦所著的小说《在前进的道路上》之中，有的工人生产成绩很好，以至于打算在五一游行的时候打出大幅挑战书。

除此之外，1951年的劳动节游行上，还有大量横幅和旗帜展示着抗美援朝相关的内容；1956年的劳动节游行则有大量声援埃及的标语，原因是这一年纳赛尔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控制权，引发了英、法、以的军事介入。这些政治表达未必完全出自人们自发的激情，但形式上仍然是劳动者自己进行的集体表达，而不是一种代言，他们在其中始终是重要的且主要的。

五一的集体表达

由此可见，彼时的劳动节，游行活动是一项全民参与的极为重要的公共纪念仪式，同时也是集成果展示和政治表达于一体的节日生活，且富有集体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色彩——同样的生活在国庆节同样能够找到踪迹。自1971年起，北京不再于劳动节和国庆节举行群众游行活动，至于今日，“游行”一词在众人耳中的意义侧重已发生改变，很少有人再将它联系到一种常规的、普遍的、开放的节日生活上去。

除了游行活动，在五十年代，另一种活动也和劳动节息息相关——生产运动或者生产竞赛。它们有的叫“爱国丰产运动”，有的叫“增产节约运动”，甚至叫“技术革命”的也有。无论名号如何改变，其基本特征都是：以突击运动的方式实现生产指标上的补足乃至超出。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各劳动部门都有大大小小的类似活动。例如1959年，一篇名为《乘胜前进，大闹技术革命》的社论便介绍了当年全国汽车运输业的一个生产运动，其基本内容是各地汽车运输业通过攻克技术难关和优化劳动程序来提高宏观运力。而在农业领域，这种生产运动就体现在亩产增加等指标上。

结合彼时的历史背景，有几个事实不难发现：

1. 这种生产运动的形式早在抗战敌后时期就已经存在，虽然苏联也有类似的生产竞赛，并乐于从中发掘一些苏维埃超人，但它之所以能在前三十年作为一种“献礼”或“庆祝”的活动被我国城乡居民接受，与我国自身的经历不无关联。
2. 以生产运动作为庆祝活动，其合理性在于，它呈现出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力合乎我国彼时对于经济建设的渴求，“大跃进”等激进生产运动和这种庆祝性的生产运动，共享着一样的内核。
3. 正如彼时劳动节游行虽群情踊跃，却也明显有被组织起来的痕迹，生产运动显然也不能免俗，甚至于由于其更具“持续”和“吃苦”的性质，恐怕需要更大的组织力度。

然而，在彼时的生产运动中，“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态度往往和那些被生产运动“治愈”的后进表现放在一起。也就是说，生产运动中对经济的追求是为明确的政治意识服务的。劳动节中被动员起来的劳动群众，可以说是以经济生活的方式进行政治生活，对生产的投入应当适应相应的政治导向。

80-90年代：表彰与休闲之间摇摆

文革结束至改革开放的过渡时期，袭来的不仅是领袖更迭的政治余震，还有对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重新定位。五一当天不再有震耳欲聋的政治口号，但工厂的高音喇叭依旧按时奏起《国际歌》；工人们穿着蓝灰色工作服，排着队走进车间门口临时搭起的简易表彰台，领下一枚“先进生产者”胸章。仪式缩小了，劳动者依旧得在集体目光中确认自己的价值，只是舞台不再是长安街，而是单位中的露天空地。

1978年起，国家恢复和推广计件工资、奖金等激励机制，企业自主权扩大，允许设立企业基金，奖金和福利成为企业调动职工积极性的主要手段，企业基金主要用于职工福利和奖金，节日前后（尤其是五一劳动节、春节等）往往成为兑现奖金、发放福利（包括粮票、油票等计划经济下的重要生活物资）的集中时点。各地企业在五一前后发放物资、奖金的做法在当时较为普遍。对于普通工人而言，这一天往往意味着“能带两斤肉回家”的实惠，价值可能远胜一次空洞的政治口号。

若说改开前的劳动节是一场国家舞台上的群众大戏，那么80—90年代初的劳动节更像是一部多线叙事的小剧场：旧的政治仪式尚未彻底消逝，新的消费景观尚未完全成型。工厂操场上仍能听见热烈的掌声，可掌声落定后，更多的人匆匆赶往国营商场挑选折扣商品，为家中添置新货，五一的含义在“表彰”与“休闲”之间左右摇摆。

和这种新生活相伴的，是国家在劳动节时对劳动群众提出的新要求。1991年4月29日，李鹏发表《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希望全国职工为提高经济效益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付出极大的努力， 做出新的贡献， 这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独有偶，有的刊物为社论起了这么个名字：《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从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一些报刊记录中，我们还能找到“依靠工人阶级”的口号，但工人阶级之所以被依靠，首要是因为他们被期望“做出新的贡献”，一些宣传活动甚至塑造了为经济建设而“牺牲”的模范形象。

而为了让他们变得可靠，以至于能够“承担起历史责任”，当时的某些劳动节社论建议他们“要以搞好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为深化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发挥作用”，并且“以主人翁的态度，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支持党和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和政策，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劳动群众被动员的路径已经来了个原地翻身，如今是以政治生活的方式来劝诱他们接受一种经济生活——至于是什么样的经济生活，90年代的东北已经做出了历史示范。

除了游行活动，照例还有各级单位组织的内部庆祝活动，以及地方政府组织的文娱表演和艺术展会，相关荣誉的授予仪式也往往在同一时间展开。很多微小的地方也会展现出对于这个节日的重视，像是发行的纪念邮票，亦或是今天的祝贺短信一类。

虽然对于工人运动的历史回顾和工人阶级的高度赞扬是劳动节的基调，作为一项公共节日，它同样影响着工人之外许多国民的生活。例如许多农民在选择结婚吉日时，也会将劳动节视为一个选项，部分地区有“公日镇邪”的说法，劳动节的假日也事实上为各种礼仪事务提供了便利的时间条件。但直到1999年前，劳动节一般只有一天假期；1995年5月1日前，我国尚未实行双休制度。对许多工人来说，能否在这一天真正休息，取决于车间是否赶工、主管是否批准。总体来说，在之前的劳动节，庆祝纪念的意义要更多于休闲玩乐的意义，它首先是作为劳动者对自身身份（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进行公开肯定的一个日子，是劳动者自身斗争历史与成果的再确认。

2000年后：消费黄金周

自1999年实施“黄金周”制度以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劳动节假期延长到了三天，并通过前后调整衔接双休日的方式凑成一周，这就是所谓“黄金周”，同样的调整在国庆节和春节上也能找到。其次，除了游行活动之外，大部分集体文娱活动还是作为传统保留了下来，构成了劳动节的“节味”，使得我们至今仍能看到大大小小的“五一晚会”，这种传统构成了劳动节民间集体活动的重要伦理基础。

黄金周制度的推行与当时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压力不无关联。推行当年即实现了2800万人次的出游，141亿元的旅游收入，并且往后连年增长，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假日经济”效应，可以说是在“消费”这架马车后狠狠抽了一鞭子。至此，旅游成为了劳动节全新的节日生活方式之一，其一方面带动了许多如今老牌的旅游地兴起，另一方面则给那些更老牌的旅游景点带去了极大的接待压力。或许正是因为集中的接待压力，劳动节法定假期于2008年重新调整为一天，回到了十年前的状态，假日被分散到清明、端午、中秋之中。

但除了旅游之外，商品消费同样是劳动节的重要生活方式。除了在这一天安排重要仪式所带来的消费，大量商品也在此时进行促销。其中一大部分是服装业，利用换季的时间点出清上新；另一大部分是家电等大宗消费品，因为许多人此时终于有时间来仔细挑选。时至今日，电商平台的极大发展带来的是更普遍的促销，并不拘泥于商品的具体种类，作为公共节日的劳动节，和被炮制出来的购物节一样，如今都能随手拧出一大滩消费主义的水。

在劳动节生活的变化中，既有工人阶级普遍政治生活的隐去，也有物质生活中消费主体的悄然倒转。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劳动节变成了劳动者劳动，而过节者过节的生活呢？

今天的劳动节生活，比过去更加建立在一批劳动者“坚守岗位”的前提上，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诸多劳动者：快递员、外卖员、售货员、餐饮业员工…但反过来想想，即使不在过节，ta们又几时能“擅自离岗”呢？正在过节的你我之中，又有多少实际仍被工作缠身呢？

夺回五一，民间行动记忆

_前文梳理了五一劳动节从最初劳动者抗争与争取权益的日子，逐渐转变为消费节日的过程。_在全国欢庆“五一消费节”的时刻，仍有社会力量试图通过组织各类团体活动，重申劳动的价值，强调劳动者的尊严，并努力夺回五一的抗争意涵。以下是自2000年以来，几类常见的活动组织形式：

以劳动者为主体创作和表演的五一文艺晚会，以“为劳动者歌唱，唱属于劳动者的歌曲”等为口号，成为基层劳动者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思考与对出路的探寻的平台。劳动者歌曲如《劳动者赞歌》《不完美的妈妈》《我的名字叫金凤》《我想》《我要大声唱》《挣脱枷锁》等，因传递基层劳动者的现实遭遇与内心渴望，唤起不少基层劳动者的共鸣。

五一社区游园活动则常以“重塑劳动价值”“重申劳动者尊严”等为主题展开，活动内容包含：劳动权益知识问答，帮助劳动者了解相关法律保障与基本权益；工厂劳动体验，让年轻一代，尤其是儿童和大学生，亲身体验工厂一线的劳动过程，从而加深ta们对劳动者工作和生存状态的理解。

除了大型的晚会和游园会，一些学校的左翼社团、劳工机构等，也组织讨论会、诗歌创作、版画创作等小型活动，除了对工作与生活的现实反映，也邀请工友参与深入讨论，共同探讨如何应对工作过程中所遭遇的不平等、如何争取劳动权益等。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机构和组织，以“看见基层劳动者”“尊重劳动价值”等为主题，发起传播倡导活动。这些活动常通过征集基层劳动者的生活、工作照片或视频，展示ta们的工作日常，让社会更多人关注到基层劳动者的真实境遇。

自2018年以来，尽管上述活动遭遇了严酷的打压，但依然有不少人以类似的形式，与劳动者一同庆贺这个属于劳动者的日子。而劳动者自发的抗争，也从未因打压被完全扼杀，劳动者抗争的火种，依旧在黑暗中闪烁，终将在某一天燃起熊熊烈焰，燎原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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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泡芙、马乙己、汤圆、水泥

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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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特朗普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CDT近期将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女脱口秀演员们》是歪脑制作的播客节目“你那边几点”的一期故事，发表于2025年3月4日。“你那边几点”播客邀请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华语嘉宾，探讨共同关心的话题。关于墙内脱口秀行业面临的审查和海外脱口秀社群的发展，CDT在2023年终专题中作了回顾。

近几年在中国，脱口秀尤其是单口喜剧，成为备受年轻人喜欢的娱乐方式，线上综艺和线下演出蓬勃发展。同时也多次掀起舆论风波。言论审查一直是高悬在脱口秀行业从业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同时，在海外，年轻华人纷纷拥抱这一冒犯的艺术，用中文或英文表演单口喜剧，华语脱口秀俱乐部也在世界各地涌现，那么在中国国内和海外讲脱口秀有哪些不同？一场优秀的脱口秀表演，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在海外讲脱口秀就完全自由了吗?今天我们邀请了三位女脱口秀演员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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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ia、Vickie、Blank的喜剧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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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与自我审查
17:20
常遇到会举报的观众吗
25:14
在国外都讲什么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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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脱口秀被视为“冒犯的艺术”
31:24
怎样才算一个优秀的脱口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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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脱口秀演员遇到的困难
45:44
会特别讲女性主义的段子吗
54:57
未来的喜剧计划

文字稿：

Victoria：

你先把观众逗笑逗笑了以后最后那个底，你可以说一些你想说的话。

Blank：

我觉得脱口秀说白了，就是一个人在讲自己的观点，但是它是用好笑作为一个能让你听进去的工具。所以我是觉得是有自己的思想同时，也好笑吧。就是大家其实都有一个共识。中国喜剧就是要完蛋了。

Vickie：

就是必须稿子要审批。连Opic Mic稿子都要拿去审批。这是对于脱口秀来说，这是根本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片头：

不同时区，不同生命体验。相通的情感和语言，欢迎收听你那边几点。每期我们会邀请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华语来宾，谈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和故事，观察相似议题在不同土壤生长的模样。

主持人Freya：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你那边几点》。我是歪脑驻台湾的特约记者Freya。近几年在中国，脱口秀尤其是单口喜剧，成为备受年轻人喜欢的娱乐方式，线上综艺和线下演出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多次掀起舆论风波。言论审查一直是高悬在脱口秀行业从业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同时在海外年轻华人纷纷拥抱这一冒犯的艺术，用中文或英文表演单口喜剧，华语脱口秀具乐部也在世界各地涌现，那么在中国国内和海外讲脱口秀有哪些不同？一场优秀的脱口秀表演，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在海外讲脱口秀就完全自由了吗?今天我们邀请了三位华人脱口秀演员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他们分别是现在在华盛顿的Victoria Hi Victoria,你好。

Victoria：

大家好。我在华盛顿DC现在9点05分早上。

主持人Freya：

你好，然后我们欢迎还有在伦敦的Blank, Hello Blank.

Blank：

你好，我现在在伦敦。现在是下午的两点。

主持人Freya：

以及还有来自台湾在上海待过十年。目前在纽约的Vickie. Hello Vickie.

Vickie：

Hello, 大家好。其实我现在人在密西根，也是早上九点。

主持人Freya：

好欢迎大家。首先还是请你们先各自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哦，尤其是跟喜剧脱口秀表演相关的一些经历，你们从事脱口秀表演的初衷，你们讲脱口秀的一个简单的经历的介绍。Vickie，你开始吧。

Vickie：

好，我是大概7年前开始讲脱口秀，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讲英文脱口秀为主，讲这么多年来，从上海开始，然后回到台北，然后现在到纽约。最酷的经验应该是帮Asuko Katsuka，她是一个台日混血在美国长大的脱口秀演员，我在台北帮她做过开场。用英文讲，我现在在纽约。算是主办两个秀。一个秀是我自己制作的，叫做Wayne’s World Comedy，然后大概一个月一次。还有另外一个是我是Women’s Comedy Collective的，其中一个主持人那我们大概也是每个月大概有一两场的表演。

主持人Freya：

那你之前起步是在上海，是吗?然后之前在上海工作十年，从那里开始讲脱口秀然后在上海讲了很久。能简单聊一聊就是当时为什么是是有一个喜剧的启蒙，或者是说你当时开始从事脱口秀表演的初衷，以及在上海稍微讲一下这个经历。

Vickie：我当初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就只是很喜欢去看表演。然后那个时候上海有一个 Comedy Club叫做 Kung Fu Comedy，然后我去看了很多场表演，但是一场，一场看下来就是2017年。那个时候大部分讲脱口秀的还是白人，男性为主，特别是英文场。然后我就听了很多老外抱怨中国女生很神经病之类的。啧，一些笑话就刻板的，因为听不下去。然后对一些刻板印象我就听不下去。就觉得说那我是不是，既然我能讲英文，我是不是也应该上台反驳一下。这是当初的一个小小的初衷然后。所以在上海讲了几年，在上海讲了五年，然后两年前回到台湾然后今年才搬到纽约。

主持人Freya：

来，Victoria，你简单介绍一下你的经历呢?

Victoria：

我的经历非常的短其实。我严格来说，我觉得我算是个脱口秀长期爱好者，那我之前是在香港，然后在香港的时候，我其实一直也是看线下的广东话脱口秀的，那个时候就萌生了想讲的意思。但是当时呢，香港没有这个普通话的脱口秀具乐部，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讲。我是今年3月刚刚来的美国。那来了以后就发现美国这儿有普通话的脱口秀具乐部。我就开始讲，我开放麦讲了没有多少场，女权脱口秀讲过一场。然后我在正常的脱口秀讲过两场。我从其实就只讲过三场。

主持人Freya：

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非常非常非常年轻，但是是一个非常长久的行业观察者是不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国内脱口秀节目?

Victoria：

我国内脱口秀节目的话，就是从今晚80后我就开始关注了，就是李诞的那个节目。

主持人Freya：

那算是最早之一的脱口秀，的电视节目。

Victoria：

是的然后，如果要说喜剧启蒙的话，我可能会更早一点，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相声和小品还有就是曲艺杂谈，那个节目我还试着去表演过里面的一些作品。所以我那个时候可能我怀疑就已经种下了什么喜剧的种子。后来又喜欢情境喜剧就看了很多部，我觉得第一次接触线上的脱口秀，应该是看黄子华的那个线上专场，他那几套的专场香港，

主持人Freya：

那也算是华人里面，脱口秀比较早的了，

Victoria：

对，o g 嘛，就是广东话，普通话，黄子华。应该都算是o g,

主持人Freya：

然后blank，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几句的经历吗?

Blank：

这开始是在差不多四五年前，我在国内是先开始讲中文单口喜剧，在沿海地区。大概讲了一年多，然后后面因为出国留学，然后就来到了英国伦敦，学习的同时也就顺便去参与了一下当地的英文演出，然后到现在为止，到年底的话，已经在英文演出三年了。

主持人Freya：

已经三年了，相当丰富的一个从业的经历。

Blank：

相对吧。在国内我是只用中文，然后出国以后我刚开始是用中文，后面发现英文的这个环境，机会更多，我也更喜欢。所以现在我目前是只用英文来演出。

主持人Freya：

嗯， 那这个具体的我们后面再聊一聊。过去一两年，国内脱口秀行业发生了蛮多事件的。就包括池子被封杀 ，House的事件，以及后来笑果被巨额罚款啊，等等以及最新的杨笠的事件等等。那你们是怎么看待呢?首先，Victoria，你是做一个行业很早就开始看，尤其是线上的节目啊之类的。你怎么看待国内脱口秀市场的这些浮浮沉沉，还有近两年的这些被封杀的事件呢？

Victoria：

嗯， 肯定是觉得愤怒的。当下。我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我觉得House的段子根本就算不上犯了什么禁忌。这是我第一个想法。然后我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对整个行业造成这种负面，所以他对笑果罚款的时候，我是非常震惊的，然后我当时还在香港，香港也在经受一次这种脱口秀受到政治环境影响的这样一个情况。当时刚好是19年以后。19年以后，我去线下的专场去听的时候演员很显然会有很多政治的考量。比如说大家在喊一些敏感词的时候，大家就会说我们还是要表演的，你们不要再说了这种话，就是这种寒蝉效应。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

主持人Freya：

Blank，你是自己之前有在国内讲过。然后也会跟一些国内喜剧圈的同行有一些交流。比如说，你观察，看他们在国内喜剧圈的同行。最近就是近两年有受到或多或少的这些影响吗？

Blank：

有的，就是就这些报导里面，有一些算是我的朋友，就是大家其实都有一个共识中国喜剧就是要完蛋了。就是中国喜剧没有未来，就大家都是能过一天。是一天都是比较悲观的态度。对，就这件事情只能说出乎意料，但是又没有那么出乎意料。就是大家都知道，这迟早一天会来，因为在国内做喜剧本来就是一个危险行业吧。只不过没有想到就是这一块石头会落到谁身上?

主持人Freya：

那像他们的话，就是还在坚持，还是说有改行，还是怎么样就是这些事件越来越升级，之后会有，就是像刚刚Victoria所讲的寒蝉效应，自我审查吗?

Blank：

就我觉得也是跟个人不同，就看每个人的追求是不是一样的，就有些喜剧演员，大家就这样一些观察类的段子，对他们来说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但是有些人，如果是想要表达自己观点的，那对他们来说肯定是更加寒心，毕竟也是要吃饭的做一套，然后自己真正怎么想那也很难说，就他们有些人也可能就私下会创一些别的场，也有可能就是他们也就把这个想法埋在自己心里。这也都不太一样。

主持人Freya：

嗯，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对于喜剧的追求和理想的期待不一样，所以他们的反应也会是不一样的。

Blank：

是的。

主持人Freya：

那Vickie你在上海讲脱口秀的时候其实你是蛮早开始在上海讲那个时候的话。你有经历，或者是看到过类似的就是审查引发的事件吗?

Vickie：

我觉得自我审查我是从第一次开放麦开始就有的。我特别是身为台湾人在中国国内讲脱口秀。我从一开始就是有被警告说那个不要讲台湾，天安门Square，这些东西都不要提。那个时候刚开始，真的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心情，因为我们都是毕竟特别是英文喜剧没有什么钱可以赚，大家在这边不算是工作，大家都是兴趣，那怎么样去保护这个群体，确保说大家都还有场子可以讲，大家是出于一种互相照顾的心情在自我审查，那我自己后来是经过了就偶尔会说 哦，那个现在具乐部被公安来查，然后可能接下来这几个月要低调一点，然后可能过几个月就风头过了，又好一点。但是House那个时候事情发生，那时候我已经人不在中国，那我身边的朋友通常都是蛮悲观的。他们都还是有继续在做喜剧表演，但是就是必须稿子要审批。连开放麦稿子都要拿去审批。这是对于脱口秀来说。这是根本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你等于是把这个format整个打乱掉。我自己本身我身边有喜剧演员是被请去喝茶过的，那我自己也被请过喝茶还不是为了讲话我是。

我身边有一个演员朋友在上海封城之后帮我订了一件T恤。上面就英文写 Shanghai Lockdown Survivor哦。然后就为了这件T恤被请。到公安局去签了一个声明。说什么我绝对不会在公共场合穿这件衣服之类的。

主持人Freya：

天哪，那这件T恤的话是怎么被得知的?当然这是有点题外话了，就还蛮荒唐的。

Vickie：

啊，真的很荒唐。我那时候被请去的时候他们是直接给我看一个名单。名单上面就有我的英文名，因为是我朋友帮我订的。他就没有用我中文名然后我就想说是谁听说?我根本还没见到。那个时候已经打包，被送到纽约去了。本来还觉得整个事情很莫名其妙。可能是他们诬赖我，而且身为台湾人进中国的公关局是很令人紧张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Freya：

对啊，这也算是一个非常荒唐又独特的事件。

Vickie：

是他们应该是直接从淘宝的卖家那边拿到名单。然后一个一个帮我订的那个朋友，他也被请去喝茶。而且被请去喝茶的时候是上海封城快要一周年的时候，所以他们可能因为白纸运动的关系，很担心有人会想要一周年的时候，想要再闹什么其他的事情，那个比较是想要洗去我们的记忆对。

主持人Freya：

啊就是回到我们脱口秀这个本身啊，就是稿子要审批，然后在一些采访中就是行业从业者一些脱口秀具乐部的负责人啊，或者是演员都不止一次提到。就是每次表演之前演员的读稿视频，表演文本都只有在报批准之后演出才可以公开售票，就是类似的这种内容的报批审核还有现场监督。Vickie，你当时已经有吗?就是你当时的具乐部就已经需要内容提前报批了吗?还是只是说敏感议题不能碰?

Vickie：

英文的场子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本来就没有办法卖票，因为大概18年以后，上海那边至少是开始会查演员的签证，那我们大部分我是台湾人，所以我就是一个灰色地带，我算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个吵不完。但是大部分的外国人是拿工作签证可能是教书，可能是上班，但是没有人是拿表演签证。所以，严格来讲，我们是都不能卖票的，对，所以我们还没有，我只有一次表演碰到是有卖票，然后事后被查到我们稿子没有审批，然后主办人有被请去喝茶，但是那个是比较少数。英文场算是好处吗?没有钱可以赚，但是相对的，至少我那个时候的审查是比较稍微少的。

主持人Freya：

但是在当时就是英文之外，脱口秀具乐部，他们都是已经开始提前报批了是吗?

Vickie：

这个我不清楚。

Blank：

这个我可能会再理解。对，就这个，报批是都有报批的，主要是它的力度，不太一样。虽然我最开始演出的时候就在house，这个各种事情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一样都是要报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很正常的是那种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交一份绿色的稿子，然后我们演一份另外的稿子报批，也就等于是做个形式，大家也都是那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大家有关部门他们其实也都是做做样子，不会真的去审查，就我们从小到大，我觉得就比如说要录的通知书之类的这种官方程序的时候，都稍微收着点说，然后实际上做的都是另外一回事的。

Victoria：

对，我就是很好奇，因为我就是听一个线上的脱口秀演员说现在的报批时间要一个多月，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之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时间上的报批时间，有没有什么大概的，我觉得一个多月对两到两个月之间对我来说太可怕了，因为他这样子的话相当于他准备一篇稿子。他要一个多月以后才能讲。

主持人Freya：

对，就像刚刚blank.你说的，你有看到说这个暴批以前可能是比较行事，走流程的，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紧，然后现在是大概是一个什么程度。

Blank：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就是house事件应该算是一个分水岭，出事了之后那阵子肯定是最严的。现在可能是稍微又放宽了一些，但是我经验仅限于非上海，北京的地区。上海，北京应该还是最严的地方，就一般还有那个上海封城的时候。那时候上海市政府有说就是明明禁止各单口演员都不能开这个相关的玩笑。一般我觉得就是出事的时候风头就会紧一点，然后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就会松一下。就跟中国的其他事情一样。

主持人Freya：

概括得很很准确，那，除了这个内容的审查，报批，其实还想谈另外一个方向的一个限制吧。就是现场监督或者说有时候是官方组织，有时候甚至不是官方组织，而是一些热心群众，比如说house事件，就是一个现场的观众后来在微博举报这类似的这种现场的监督，还有观众的举报，你们是怎么看待的？就是比如说Blank你的观察下这种在于从业者来说，是经常遇到的吗？

Blank：

对我来说就是真正的来自官方机构的相关人员，并没有那种群众更加可怕，因为我觉得官方人员就是我在现场，在国内现场也有见到过，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来审查的时候，大家也就是领一份薪水，然后大家也就是做做样子，当然也有他们是真心想要为部门服务的。但我觉得更可怕的还是那种就是应该是House事件之后，我在微博上有看到那个文章，就有些有观众就什么自愿参加了很多当志愿者，去剧场里面去看了点演出，然后分享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觉得这种自愿式的红卫兵对我来说是更加可怕的一些。

主持人Freya：

那，Victoria，你有补充吗?就是从你的观察来说，就是随着脱口秀越来越流行，然后观众群体也是各种都有，然后你会有看到观众去举报脱口秀演员这种就是这几年是越来越多了吗?

Victoria：

我觉得首先就是有举报的可能性。这件事情对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信任感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因为脱口秀其实最重要的尤其是线下是你和观众之间那种互动，那种默契嘛。但是你知道底下有可能做了一个举报你的观众，你讲话不由自主的其实就是会担心，这种审查真的是很不自觉的，然后我最近看的一个专场那个演员他是在美国讲的，但是他依然在讲完以后说你可以打我，你可以骂我，但是请不要举报我。然后最后讲了house这个事情，就是其实对所有的演员应该是有影响。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刘洋的那个易海洛斯专场还读了一张，一段特别大的免责声明，就是说我刚才讲的什么什么是什么意思，什么什么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就很夸张，对。然后我就听说国内的话应该是，我觉得上海可能甚至比北京更严重一点。我听说是这个样子具体为什么我就不好说。

主持人Freya：

对，Blank说的这种可能对于从业者演员来说，是比从上到下的审查是更加可怕的。那再说说到海外，其实现在海外的话也是越来越多年轻的华人开始尝试脱口秀。中文的脱口秀具乐部也非常之多。那，Blank，你是去英国留学之后先讲中文单口，后来专注英文的，你刚刚在一开始有提到，那为什么后来就是完全专注英文的呢?其实中文脱口秀在我们看来好像蛮多蛮繁荣的，你所经历的就是海外的中文喜剧的环境是怎么样子的呢?是是乌托邦的美好的吗?还是说会有一些还是比较复杂的不一样的、参差不齐的?

Blank：

我这个要是说了，对我们这边当地的组织的频道可不太好，但没事，我继续。就我觉得是反过来的，就是我来这边追求的是一个想要自由表达的环境，但我来这边发现他们想要的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觉得既然都出国了，就大家都已经没有文化之类的审核的限制。我本来以为大家会更加的畅所欲言，能够讲更多真正好笑的东西。但我觉得这边的单口喜剧他们还是搞笑为主吧。就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一起更像是年轻，因为英国这边和美国不太一样。我觉得美国这边应该有很多真正的移民。英国这边还是留学生比较多，观众群体也是比较基本上是18到25岁之间的年轻人。大家就是在一起团建一下，突突乐，并没有真正的对单口喜剧有很深的追求。所以我就放弃了在中文喜剧这边继续深造。

主持人Freya：

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们后面会再聊。一聊就是一个脱口秀表演，目的是为了纯搞笑，还是说其实应该有更高，更不一样的东西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表演。这我们后面再说。然后，Victoria，你在美国的观察是怎么样子的呢，就是中文单口喜剧的环境。

Victoria：

美国的话很神奇。我开始去听他们第一场线下专场，可能就是大概4个月前吧。然后我就加入了那个具乐部，短短的时间内我们就每一次线下都会多那么几十个观众，然后多那么几个演员就每一场多几个，每一场多几个。一开始我们具乐部人特别少，可能就四五个吧。到现在已经有十四五个人了。这个发展就在这几个月内发展的特别的快。我觉得是跟那两个脱口秀节目的出圈是非常有关系的。大家都想来听脱口秀了。所以这个事情，因为本身其实DC这个地方跟纽约不太一样，它没有纽约华人多，但是我们这边的主要组成人员其实留学生还是很多的，就是说工作的人还是偏少一点。所以你平时讲的那个话题吧呃，你讲太职场或者太成人的话题有时候下面观众可能听，不懂给的反应会不够多。你就是得找这种更general的话题比如说啊，去餐厅吃饭呀，去租房呀，下面的笑声会多一点那长期以往的话。他这样子你，因为你渴求观众的笑声。嘛再加上你可能讲政治的东西都有两个concern。一种是你真的怕下面的人会是有小粉红。这个是真心害怕的就甚至不是说脱口秀的管理人员在审查你的稿子。你自己都会害怕这件事情。第二个的话就是渴求笑声，那么你想讲大家都能get到的话题，那你自然而然就会往更加往更大众的那个话题去靠，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厉害的脱口秀演员。他可以什么话题都可以让大家笑，因为我发现就是说这个话题的选择非常重要。所以后来我的话题我一开始讲的是我一开始去是去女权脱口秀讲的。所以我讲的是一个爹味的一个话题嘛，就是说讲是吐槽男人的在女权脱口秀反应特别好。当然女权脱口秀本来那个环境也是好，就是他们对于政治类的以及这种性别类的笑话容忍度和这种接受度也是更高的，我同样的一个段子后来就去普通场讲下面黑压压的全是男的，第一排然后我当时讲的时候本来就有点怕了，讲完以后觉得好几个我应该想的包袱的地方，下面没有反应，他们就是没有笑。后来我就换段子了。我就不那么爱讲女权的了在普通场。

主持人Freya：

了解，这个跟刚刚Blank所讲的其实也是一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观察，就是在海外讲中文脱口秀其实也并没有一个完全自由的一个空间，还是会有很多的担忧，顾虑，或者说从受众的角度，或者是同行的从业者的角度来说，并不是所有人都一样的喜剧，追求或者是价值观，是这样子吗?就是在海外的这样一个中文脱口秀的圈子。

Victoria：

是的，即便没有审查，但是大家其实对话题都是有筛选的，没有那么的自由，我觉得。所以我之后也萌生了想去讲英文脱口秀的想法，但是现在就是一个想法。我觉得中文脱口秀这边，一个是听众真的是少，海外华人圈子就毕竟只有那么多嘛。对，第二个就是真的是我想脱离这种自我审查的或者这种话题限制的，这种讨厌的境地，我其实还挺不舒服的。

主持人Freya：

嗯，那Vickie你从上海讲了好几年，然后后来回到台湾，然后又去美国，之后继续讲。就是一开始会不适应，就是不再需要自我审查，不再需要顾及那些敏感议题之类的吗?以及你现在在美国一般脱口秀都会讲哪些主题内容呢?

Vickie：

是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我是在台湾长大嘛，所以从小是没有言论自由，这方面的限制，然后到上海学的自我审查。刚回到台北的时候，我是发现我完全没有政治色彩的段子，而且我发现我还抓不到那个感觉，不太会写。然后开始练习写政治方面的段子，然后演变到现在我在纽约有时候纽约，我真的，我就会跟观众开玩笑说我这边当作是Pro Taiwan的TED Talk。我上台，我会硬要讲。我要讲台湾现在在奥运为什么是中华台北而不是台湾国旗，巴巴巴巴巴这类的。我会想要特别是我知道，因为台湾小，然后可能很多美国人可能在新闻里面有听到台湾，但是不一定生活中有认识台湾人。所以我就会利用这些场子想说让他们多认识一下台湾写了更多，因为我在中国国内当然没有办法写任何关于台湾的段子。所以我自己的不管是身份认同还是一些一刻板印象或是文化上面的一些笑话是本来是完全没有的，但过去这一年我就写了不少。一方面是想要帮台湾做一点宣传吧，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就在中国那么多年没有办法写这些， 没有办法讲这些，其实是蛮压抑的，虽然当下是告诉自己说我是为群体好，我是要保护其他的演员。但是现在会觉得说既然能讲我要多讲。不过我上个月我参加了 Crazy Lap拉风喜剧的一个表演。他们大部分在纽约。他们是做中文场而且做得蛮好的中文场做得很大。但是他们每个月有一次英文场。然后我就受到邀约去讲，他们一邀我就问说，那我可以讲台湾的段子吗?然后邀我的那个演员就说还是不好吧，那个场子里面不知道观众的接受度怎么样，还是少讲一点。所以，就算只要是中国人主场，就算是讲英文，就算是人在美国，还是有一个自我审查的元素在。我就觉得那如果当下场子后来讲得很顺，没有问题，然后也没有人抱怨什么，没出事。但我自己上台之前，我是那个在上海上台。之前，那种忐忑又回来了，就注意我的言行。那种感觉，坦白说，那感觉蛮不好的。

主持人Freya：

所以，其实大家的观察都会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就是即使在海外，都还是有时候是出于习惯或者是出于别的原因，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料靠完全摘掉。但是脱口秀，脱口秀其实它是被称为冒犯的艺术。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呢?或者说，你们认为什么样的表演才是优秀的脱口秀表演?在国内的话呢，就像刚刚我们所讨论的冒犯很多是不被允许的。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演员的冒犯，就只剩下自我搞笑自我冒犯了。我不知道你们的观察是怎么样子的，那还是Blank你先来聊一聊首先

Blank：

我是觉得就是作为冒犯的艺术。我倒是没有觉得它是冒犯的艺术，只不过是在国内感到被冒犯像是被呼吸一样简单，就是就是大家都很容易，就是大家对于冒犯的这个阈值实在是太低了，而且大家都不愿意，都不太爱听，就是对自己不太好的话。所以大家都说我被冒犯了，我被冒犯了。但说实话，我们脱口秀就只是正常的出一些和常人讲的不太一样的，一些小小的意见吧，不同的观点。但是在国内这个我觉得国内大环境，所有人都是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但凡是和我想的不一样的就是冒犯，就是敌人然后所以这也就导致了脱口秀刚好又是一种以语言为载体的艺术，就其他的艺术像是画画呀或者是音乐呀。这些门槛比较高，大家不太能理解它里面的冒犯性。但语言的话就大家都能听，懂，然后一下子大家就都能欣赏这门艺术了，然后就会都觉得冒犯。所以我并不觉得它很冒犯啦，说实话。

主持人Freya：

那你认为就是一场优秀的脱口秀表演，它最需要具备的特质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脱口秀核心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呢?

Blank：

我觉得脱口秀说白了，就是一个人在讲自己的观点，但是它是用好笑作为一个能让你听进去的工具。所以，我是觉得是有自己的思想，同时也好笑吧。

Vickie：

哇，Blank，这个说的好好对。

主持人Freya：

就是思想和观点。所以，Vickie，你也是赞同的是吗?你的看法呢?

Vickie：

我觉得BEN刚才说的这个好棒，幽默是一种工具，其实我当然我在现在人在美国然后讲脱口秀。我自己段子里面有提到说哦，我之前在中国开始讲脱口秀。所以讲完之后很多演员会跑上来问我说哎呀，你在中国讲不是什么都不能讲吗?我就说你们老外有时候也很笨，其实就是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我，相对于美国一般的演员，我可能我的段子冒犯的内容相对少，但是我的观察我觉得可能比他们一针见血，因为我必须要找到在审批下面可以存活的段子，其实对写作来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的挑战，当然能不要有这个挑战是最好的。当然最好的情况下是什么都能写，什么都能讲。但是我自己当初是一直把审批的这个挑战，当作是就是写作的一个⋯⋯

主持人Freya：

创作的一个挑战， 一个锻炼。

Vickie：

对。 就像你写诗，你押韵有一定的一些规则，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是给自己定了这些规则。我在这个规则下面操作那，看，我能做得多好。这也是一种不同的锻炼。

主持人Freya：

那Victoria呢，从你的角度，你会觉得什么样就是是一个优秀脱口秀表演。

Victoria：

嗯， 我最早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讲脱口秀?我是为了表达的，就是我并不是说我是为了说让大家发笑，可能是我觉得是一个工具，就是像刚才两位前辈说的都是工具。但是我现在讲开了，以后才发现好笑确实是唯一的标准，因为你现场的观众其实不笑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听你说话的。我发现先得让他们笑，然后你才能顺便把你想讲的东西带出来。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就你先把观众逗笑，是毫无章法的，你什么表演很强啊，文本很高级啊，或者你演杂技学猫叫学狗叫都可以，你先把它逗笑，逗笑了以后，最后那个底你可以说一些你想说的话，但可能那个表达也要很克制吧，不能让它变成一个演讲。这是我对一个好的脱口秀表演的一个认知。其实我认知上向上冒犯这件事情，是不能冒犯弱势群体的，就是你得冒犯比你更大的一个东西，更权威的东西，或者是一切制度，一切不合理的定义这些事情我觉得是可以冒犯，但是你不能去冒犯残疾人呀这些或者说racist，这都不行。所以冒犯在这里。我觉得就是一个向上冒犯的东西。第二个我觉得刚才blank讲得特别好。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中国特别强调冒犯的艺术。这五个字是因为中国的观众太容易被冒犯了，而每一场之前如果告诉大家 OK。脱口秀是个冒犯的艺术。如果大家被冒犯了，请不要觉得意外。这就是脱口秀的本质。我觉得这是中国经常说这五个字的原因。本质上就是想安抚一下大家。你们如果生气了，不要生气。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在中国。是这个意思最后就能嘲笑的就只有自己了，因为嘲笑自己。观众是可以会笑的只能扮演一个小丑。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可悲的。

主持人Freya：

嗯，很有意思的解读，尤其是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不是所有啦，但是很多很火的国内脱口秀演员，他们其实因为对别的冒犯，就像你说，对更大的东西表达冒犯，其实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很多时候都剩下了，比如说扮丑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之类的一个自我的冒犯。这个其实是也是一种自我审查，或者是一个比较残缺的一个脱口秀表演吗?是这样子的吗?

Vickie：

我觉得其实国内现在这样子的情势是真的很可惜，因为我觉得华人文化本来就是一个阶级意识比较重的文化，那其实幽默，嘲讽，这些工具本来是那种可以拉平大家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方式。就是幽默其实是一个可以让大家更平等。

主持人Freya：

是有很大空间的。

Vickie：

对，我觉得就像以前的宰相要提醒皇帝要谦虚，要三思。有的时候需要一些很一针见血，但是又不会冒犯的方式去沟通这些。我觉得这是一种说话的艺术嘛，那中国，国内现在这样子的不是说打压嘛，其实很可惜。我当然知道当局为什么要打压，但是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特别是你在工作压力很大，然后觉得对于经济，对于自己的未来没有很正向的一些期待的时候，至少你在下班之后可以去黑压压的房间里面跟大家笑一笑，是可以纾解很多这种对于阶级，对于贫富差距，这种是可以纾压的。但是如果你连这个这样子的outlet都不给他们的话，搞不好最后爆出来的比你本来要压抑的那个还严重。

主持人Freya：

嗯，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就是他跟其他的文艺类或者说是新闻类的媒体类一样，他其实是一个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作为很多普通人，很多人的一个表达的一个出口。如果这个出口被。赌得非常严实那，其实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是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那我们再聊一聊就是，你们三个都是女性脱口秀演员那在日常从业当中，从你们的视角来说，会比男性演员遇到更多的困难吗。比如说，Victoria，从你的观察和经验来看，你会觉得女性脱口秀演员会比男演员更怎么说呢，更不容易搞笑，或者更难赢得观众的笑声吗。

Victoria：

我不知道，因为首先我演出的次数确实也不够多。我自己的感觉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一个是女生的声音小，女生的声音小。这件事情其实在脱口秀上，表演上是有点吃亏的。你有时候要去喊出来，喊出来的时候他可能就不是你一个平时说话的一个声量，因为你那种女性的某种幽默的这种叙述表达可能观众未必能get到。我不知道，我这个观察对不对?第二个的话我自己做一个南方的一个女性。我口音还是有点问题就是不知道。就是你知道就是这些北方的人他们口音一出来就是很好，笑对，吧，这个山东人一出来就好笑他们说什么都好笑。我一个南方人，我之前用一个就是因为我是接近上海那边的嘛，我就是用比较接近上海那种方法。就读了一篇稿子大家说你这个太做作了不好笑的。我心想哈哈，那个就他们就不知道南方人的口音是好笑的你知道吗。这个就很难受。我觉得南北差异，这个对我那我觉得南北有差异的话男女就是也是会有这样的差异的，但我也可能是一种借口可能就是不好笑然后我就觉得另外一个要克服的东西是一种表演欲，因为我天生是一个比较挨的人就是我讲幽默的方式是那种比较冷的，比较平的，那种方式去出然后我现在可能也是跟一些比较平的就是这样子表达一些演员去学。但是你知道，男生好多男生就是天生的表演家。他们可能从小在课堂上就在那边插科打浑，抢老师的话。他们已经很熟悉这种在众人情况下要表达自己的。男生太想表达自己了。我觉得我对于要在一群人面前要去炫耀自己，要去卖弄自己让大家笑我觉得我心理上是有一点点关口要去克服的。但我觉得男生没有他们一上场就我是这个天底下的王，这个东西我自己。觉得是不是女性要克服的一个东西，但是就是 anyway.就是我的一个观察。大家可以再补充一下。

Vickie：

没有人会说男生去台上表演是抛头露面，但是女孩子上台，人家就会觉得说啊，你是不是想要注意力，你是不是想要人家多看你呢，女生话这么多就是身为女性本来就是觉得绝对是一个弱势那我也常常碰到说不管是在就是在中国， 在台湾，在美国，我都有碰过这样子的就。如果我开开男性的玩笑开得太用力了，我就会看到第一排的男性开始手就插起来然后。那个身体，语言就开始非常的僵硬，然后最糟糕的情况是如果他旁边有个女伴的话哎呀， 女生现在也不笑了。男朋友不笑， 他女生不敢笑了。我就碰到这种状况。我就是最伤心的。然后女孩子表演还有怎么穿衣服?男生上台表演就随便，一个帽T就上台了。女生要想说我要化妆，但我不能化得太妖艳。太妖艳的话，人家会分心然后觉得我不认真，我要穿好看的衣服，但是又不能太邋遢。男生可以穿得很邋遢。女生相对的你没有看过。我很少看女生上台不管在哪里。很少看女生上台就是一个帽T就搞定了。纽约偶尔会看到纽约，如果有那种真的底子很硬的演员就背个背包，一个帽T一点妆都没有画单独就上台然后把大家笑垮了然后就走人就那种。我觉得这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要把我自己最丑的一面带上台然后人家还笑然后还很看得起我，这是ultimate我的目标，但现在还没有达到。所以现在还是要画了眉毛才能上台哈哈，哈哈。

主持人Freya：

这个观察也是很有意思。那Blank你呢就是？

Blank：

刚刚我觉得我听那个Victoria的意见，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刚好今天那个Vickie是在台湾长大的，我是福建人。就是我在福建的时候大家都说我有台湾腔，虽然在Vickie面上，哈哈哈哈。就是今天所有人我我应该能听出来Victoria是南方人，但对我来说不算有口音。我觉得就是Victoria你听听我讲话，会觉得我有南方口音吗？

Victoria：

反正我听不出来你是福建人?

主持人Freya：

Vickie你会觉得Blank是台湾口音吗?

Vickie：

那肯定也不是，那肯定也不是，我觉得。

Blank：

对吧，就是。但我确实觉得南北方的这个对立，我是挺同意的，就是因为北方人大家就是已经习惯了什么赵本山，刘老根，大舞台这种腔调，所以大家更容易产生一种就是他们这样说话更好笑，然后觉得我们普通话不标准这样的印象。这点我是觉得会有的，就算我讲英文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我有口音，但我说白了，我说英文的时候也不是大家眼中国外感觉的那种中国口音，更像是我的福建口音带到了我的英文里面。这个也会稍微有一点阻碍。但是我觉得男女生说话声音大小，这方面我是有点困惑的，因为大家不是都有麦克风吗就是。

Victoria：

对，但是你知道，同样的一个麦克风就是男生一讲，特别宏亮，整个场子就到最后那一排观众都能听。就是女生的话，你要试麦。但是你试麦的话，那个麦克风就是男生那个麦一定是好的。女生我们是要试过的，不然的话它有可能出来那个声音就很小。

Blank：

要练丹田了。

Victoria：

对，可能是我的问题。我要练一下。

Blank：

没有。这不是你的问题。我觉得是音响师的问题。应该是音响师他们应该要自由的调，就是跟一些不一样的人的对。是设备的问题。

。

主持人Freya：

是技术问题。回到这个话题，就是女性脱口秀演员会比男演员更不容易搞笑，更难赢得观众的笑声吗?

Blank：

这点，我说实话，就是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困扰。我甚至在国外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大家在国外应该会有一个概念，就是在讲英文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Racial quota，就是他们在定演出的时候，有时候甚至会他们会有意的会增加少数民族和那个性少数群体还有女性的这种权重，然后我甚至可以说我觉得会有些得益于我的女性身份，在我和一个男性在同样程度好笑的情况下，我会更容易接受预定。说实话是这样的。

主持人Freya：

那在国内会很不一样吗?

Blank：

国内大家不太care这些吧，虽然现在国内大家也是有女权的风潮，在然后大家也会稍微注意一点。但我说实话，国内很神奇的是国内的女性从业人员的比例是相当高的。首先，你看，今天这个播客，四个人都是女性，就是在国外的话我可以说男性演员还是更加的作为主流，在国内讲中文脱口秀的女性从业者比例算是很高的，讲英文脱口秀的，那就是更有意思了，就是基本是女性为主流。

主持人Freya：

嗯，那其实因为之前也有看到一些文章或采访或者是接触一些女性脱口秀演员，在国内的怎么说呢，就是虽然说从业者会很多，但是你要想幽默，想搞笑。其实很多女演员会有很多困惑，就是就比如说在台面上或者是大家都耳熟能详，大伙的都是会比较可以扮丑啊这种展现自己的，就是女性本身的美然后跟这个幽默好像是有点冲突的。就是你，如果幽默搞笑了然后你就不漂亮，不性感了是会有这样子的吗?你们觉得呢。

Victoria：

这应该要问谁?你知道吗上海有一个喜剧演员叫做Don Wong。他在微博上面还蛮红的。他就是我见过最漂亮，最好笑的喜剧演员。但是他的段子要写得那么好，才让人家不会就是看着他这么美然后就吓傻了，然后忘了要笑。这是我觉得可能是他独有的包袱。一般，我们喜剧演员通常没有那么漂亮。

主持人Freya：

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就是外表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搞笑的负担。是吗?

Vickie：

是的?不过我觉得女性比较辛苦的还是一方面是有这种就是比较性别刻板印象的包袱，那另外一方面呢，毕竟我刚才开个玩笑说就是女生上台是抛头露面，但是也是有一个安全上面的问题，比如说很多脱口秀场子都很晚。你晚上要回家可能在上海治安很好，没有太大问题。我在纽约有时候晚上回家我是会有这方面的顾虑。那这个对于可能刚开始想要做喜剧的女性来说，可能是一个门槛，那你还有像我比如说我在上海的时候有碰过开放麦有一个男生开始跟踪我，然后在线上线下地骚扰我。那我就因为这样子超过一年的时间，我都没有表演这是男性不会碰到的状况呀。

主持人Freya：

那然后说到内容的话。比如说讲一些女性群体比较关注的主题，你们会在表演中会有意识地就是增加或者是讲这些女权主义，或者是女性群体比较关切的主题吗。首先，Victoria，你讲一讲你的就是参加女权开放麦，女权脱口秀具乐部的一个初衷，然后你的期待是什么样的?

Victoria：

我找女权脱口秀作为我的第一篇稿子的就是讲的地方，其实就是想要一个比较友好的环境，想要笑声大一点嘛，因为我知道大家对于可能没有那么好笑，大家也会笑得很大声。那可能对我也是一种鼓励那当时笑声确实是很大。然后我就飘了，然后去普通场就讲凉了然后就讲哎呀，脱口秀还是挺难的。哎。刚刚在女权脱口秀讲完，觉得自己可厉害了。哎呀，脱口秀吧就是太简单了。这件事情，结果普通场景讲就冷掉了。我觉得关于女性讲女性话题，这件事情我知道有很多的观众经常会抱怨，说你们女人怎么就讲来讲去就是这些东西，你们就没有其他话题去讲了吗。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每天面临的困境吗，那你说就讲我们最care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最care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是男性体会不到的东西，那我周围的女性脱口秀演员，基本上好像第一两篇稿子都会不一定是全部讲性别的，但一定会沾点性别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他们想表达的东西，我觉得特别好。我自己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我讲的时候我还蛮注意我的用词的。我想尽量在我这篇稿子里面不要用有任何在性别上不正确的东西。比如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上篇稿子我想讲一个就是女佣房。因为女佣房这个词讲起来特别顺，我一直想把它改成佣人房，然后我背稿子的时候就老是讲过去女佣房女佣房。后来我太难受了，我就把这个词给去掉了，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让女佣房这三个字出现在我的段子里。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要求吧，就是起码我在我的意识里面，不要出现这种男权主义的脏东西。

Vickie：

男生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都是题材。女生讲什么就突然是性别题材。

Victoria：

对的。

主持人Freya：

会把这个归类为女权主义。或者说你在讲性别的议题，男生讲，就会觉得是一个日常的议题，是这样吗?

Vickie：

是。我现在在纽约就是有参加这个 Women’s Comedy Collective.他们就是做女性的专场。我自己在上海的时候我们也有办一个就是偶尔会办一个女性专场。那个场子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单口喜剧。这个东西是演员跟观众之间的那个关系是非常密切。这是一个虽然说是只有一个人站在台上讲话，但它其实是一个跟观众的对话。你不是单方面你自己觉得好笑，就好笑。观众一定要觉得好笑，但是观众要觉得好笑的话。他要懂你的点。你听到了一个你觉得很熟悉的或者你觉得很有感触的，你会会心一笑或是，当然理想状况是会心大笑，对吧，那女性我们会想要做这种女性的专场，就是因为偶尔女生也会想要有主场优势嘛，我就像我刚刚讲的，男生讲什么都是题材，因为大部分的观众主要都还是男性，那我们的社会文化也还是主要是男权为主那偶尔至少一个月一次吧，让我们女孩子有一个自己的场子，我们自己听自己的题材，我们会很有感触。那个时候就是场内的氛围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我甚至听很多朋友，女生朋友，或者是性少数朋友来听了女生的场子会觉得说，喔，刚刚这场听完了，好疗愈。我怎么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

主持人Freya：

就是女性群体之间的这样一个连结，。

Vickie：

对，女性本来就是⋯⋯现在当然是希望一代比一代好。但是女性表达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革命吧?我们通常是还是社会，还是期待我们要温柔，要安静，要听话，要乖。那你要登上台抓个麦克风大声讲话。这一切都不是很传统女性的美德⋯⋯

主持人Freya：

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国内，这个确实女性的困境还有女权会不太一样，但是很多困境是类似的。

Vickie：

是的。我现在在纽约这些女性专场也是大家都是反应非常热烈，因为一般的专长还是不是，他们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主持人Freya：

嗯，那Blank你呢就是你会在表演中会经常有意识的去讲一些女性群体，女性的比较关切的主题吗？

Blank：

我说句实话就是五年前。就是我刚在国内讲的那段时间那个时候，国内不太有人讲这样女权的话题。那个时候我讲了很多女性相关的内容。但近几年，因为国内我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讲这样的内容以后，我其实就没有在讲相似的内容了。就是对我来说，我更多的像是讲别人不太讲的东西，作为一个单口演员，不是一个女性单口演员的身份来说，肯定是一个更少有人讲的话题对我来说，更加是我创作的源泉。而且，再加上这两年，我改用英文讲了之后国内的女性话题和国外的女性话题又是相当的两回事。所以我就这两年就并没有接触太多关于女性相关的。肯定是有女性的内容，但并不是我们刚才所讨论的那种国内的女权思潮相关的内容。我在英国这边有参加过一次英国这边的女权开放麦，他们在伦敦这边也有很有意思。 我只能说这种女性观众，女性开放麦的这种场所，首先我当然是非常的支持，我觉得这特别好就是能给更多女性上台的机会，然后能受到鼓励更多的表达自我，这肯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我很害怕的一点就我个人，有所顾虑的地方是我很怕这会成为一种女性之间的自嗨，就是嗯我⋯⋯

主持人Freya：

懂你的意思。

Victoria：

我认同。

Vickie：

我懂，我懂，我很害怕就是参加的观众大家，我觉得今天我们就很有。今天大家很有幸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庆祝我们女权的胜利。就是大家能够参加，就是大家都起码受过一些女权的教育或者大家我是非常有幸能够有已经被启蒙，但是更多的，更普遍的大部分的女性。我觉得她们应该还是处于一种很难接触到这样的形式中来。然后这种时候会不会一些更有启蒙性的，更加简单一些的单口喜剧会对她们的帮助更大呢，这是我有时候会顾虑的一些小小的问题。

Vickie：

我懂。我懂Blank的这个顾虑，因为就也就像Victoria刚才所说的，有一些段子你拿到女生专场去讲大家笑得很开心。但是你拿到一般主流的场，人家就笑不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会提醒可能从如果他起步的时候是从我们女生专场开始起步的演员。我会提醒他们说你要知道这个段子不一定到哪里都能用。你真的想要做好的单口喜剧演员，你要什么场你要都要能让他们笑，就是这还是你的技术还是要在的，这个还是要锻炼，你可以来我们这个场，是一个暖心，是一个疗愈。我们是偶尔可以让你放松的一个地方，但是你不能依赖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单口喜剧，是一个对话作为单口喜剧演员，你不能自视太高。你不能觉得说我觉得那个好笑观众没有笑。那是观众的问题。从来都不会是观众的问题。我们女生自己可以讨论说啊， 什么东西男生不愿意笑，那这是我们专业上面的挑战。

Blank：

但首先，肯定也不是所有参加这种开放麦的人，都是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当口喜剧演员。我们只是对自己有个特别要求，大家如果只是单纯的想要去借助这个场所或者平台，能够抒发自己的观点，那我觉得这真的是最完美的场所是。

Victoria：

其实我觉得两边我自己觉得女权脱口秀跟普通场对我来说，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场子，就是女权脱口秀，就是一个表达观点的地方。她是观点肯定是第一位的，普通的场子才是我去练技术，去练真正怎么样讲一个笑话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两边对我来说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也不会说去真的去比较他们。反正我两个场我都会去。但是如果在女权那里笑声特别大的话，我也不会觉得就我好笑，我就觉得是我的观点赢得了大家的共鸣这样子。

主持人Freya：

嗯，那我们最后再聊一聊，就是你们个人在喜剧上的未来的计划是什么样子的呢?以及你们怎么看待华语脱口秀的一个未来? Victoria，你先说，虽然你说你刚刚也有想法用英文去讲，尝试用英文讲，嗯，那你觉得就是未来的重心是什么样子呢?或者说，用中文讲脱口秀，讲中国或者是中国人关切的事情，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吗?

Victoria：

我自己现在，当然我现在才讲了三场开放麦，我觉得讲我未来的计划也很好笑，但是呢，大概的想法也是说，我觉得中文我感觉我还是没办法放弃。因为我对于中国的处境我有太多想表达的东西了，英文的场景底下可能表达的主题也会有点差异吧。所以，因为我想聊的就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以及华人发生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中文这个东西我就没办法割舍这件事情。但是英文的话，我肯定是想去试的，因为英文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练习技术，或者说有更多的听众群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估计两个可能都会想去试一下。然后，对于中文脱口秀的未来，其实我还蛮乐观的，虽然我知道刚才Blank说她很悲观，但是我是蛮乐观的。我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面我有一个很喜欢的作品叫做笑吧皮奥罗维奇。他就是讲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就是在德国一个纳粹占领地是禁止搞笑的。最后他们通过搞笑的方式去拖住了长官救了他们的朋友，虽然他们最后自己被打死了对，然后这个节目我就看一次，哭一次。看一次，哭一次。我就觉得那个编剧就懂我们，但我不想给他泼脏水。觉得他是反贼什么的，但我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写这个剧本。但我的解读就是幽默是真正的武器。华人都过得这么苦了对，可能在中国也有他的困境来了。美国也有他的困境他们肯定是需要出口的。我觉得那个笑声是压不住的。我觉得脱口秀在中国也就短短的，不过十多年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实在实在，中共不能讲脱口秀的话。我们就把火苗带到海外保存吧。

Vickie：

来台湾，来台湾。

主持人Freya：

那blank。

blank：

我中文喜剧也不太想割舍，但我的计划是我说一句不怕冒犯的是。我是觉得中国的观众是一个相当有一点势利的群体，我是更希望自己在英文的上面做出一些成绩之后，然后我再回头再重新再去做中文的喜剧，然后中文喜剧呢我觉得还是一样的话。我觉得中文喜剧没有未来。我是希望两边都能讲吧，就是我用英文喜剧是想要成为一个就是我也知道，吉米欧阳这样的华裔喜剧演员，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来自中国的中国喜剧演员，在世界上能够抒发他的声音，就出来之后很多人也会对我们就像是呃Vickie之前说的，就是有很多人都会关心哎，你的中国讲单口喜剧，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大家都会好奇。然后我也是想成为一个能够连接的窗口吧，能够给世界展示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对于国内中文，毕竟是我的母语，也是我表达最舒服的语言。我当然有一天更希望能够用我的母语说在中国真正发生的事情，但我觉得没有未来。我并不是觉得喜剧演员没有未来，我觉得喜剧演员他们真的是特别厉害的群体。我是对喜剧演员等于是在中间的那一层，我对政府和对人民没有信心。

主持人Freya：

嗯，了解。那Vickie你呢，你的个人计划。

Vickie：

我必须要说，我觉得Victoria跟Blank都讲得非常好就是讲得。我有一点感动，我觉得我对中国的喜剧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在上海的时候我看过政府的打压就是是一波一波的，它是会有起伏的。所以我觉得，像Victoria讲的这路还很长，毕竟脱口秀在中国才刚起步。路还非常长。我是有希望的那我自己的发展的话。我已经38岁了。我已经对自己接受的一点是我现在英文讲得比中文好。这有一点丢脸，但是我这么多年来的英文段子的锻炼我的英文表达能力是真的比中文好。那我自己的定位是我希望继续帮台湾打广告。我希望继续能也帮我就是在中国的朋友发声，有时候什么访问的这些情况，我可能就是还在中国还有家人，或者是中国人的朋友可能很多话不能讲，那我希望在不冒犯的情况下，我是希望能多帮中国人出口气，然后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华人不管是在中国国内，在台湾或是在海外都能继续做单口喜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而且很自由，自主的一种表达的艺术那我希望看到更多年轻人往这个方面发展。我自己身在 现在运气那么好能来到纽约。这算是单口喜剧的首都。我还是要找一个全职的工作。房租还是要缴，但是在有时间的情况下我是希望我可以把我的单口喜剧推到极致。那这个极致是会在哪里我就还不知道，但是我会尽力。

主持人Freya：

你讲的也是很感动。然后，Blank，你刚刚有发出笑声。

Blank：

确实要找个全职工作。房租好贵啊。

Vickie：

是的，单口喜剧?我们刚才都没有聊到这件事情

主持人Freya：

对，这个也是想补充的，就是专门做喜剧可以糊口吗?

Vickie：

没有钱啊。不行，不行，不行。

Blank：

我可以。

主持人Freya：

那你很厉害。

Vickie、Victoria：

厉害厉害。

Blank：

但我也想要一个全职的工作。流出了心酸的泪。

主持人Freya：

那今天聊得很愉快，然后非常感谢三位的分享，你们的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都非常的有意思。然后也祝愿三位在向着自己心中喜剧理想的路上能够非常的顺利，然后也能够同时在物质上也能够越来越丰裕。那就感谢三位今天的播客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最近云南曲靖罗平县罗雄街道干了件“大事”。

街道办在公告栏贴了张“2025年度城乡居民医保未缴费人员名单公示”，几十个名字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甚至还出现了“刘德华”这样的明星同名。

面对质疑，街道工作人员轻飘飘一句“按上级要求”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医保局更是发明了“反向公示”这个新词，声称只是善意提醒，不是曝光。

“反向公示”这四个字我都认识，可这四个字结合到一块，我愣是读不懂到底是啥意思。

老百姓可不买账，有居民直言：“我月薪3000，上有老下有小，医保涨到380，咬咬牙没交，结果名字被挂出来，这不是打人脸吗？”

这话糙理不糙。城乡居民医保本就是自愿参保，《社会保险法》白纸黑字写着“自愿原则”，街道办凭啥把未缴费名单公之于众？

律师说的很明白：“交医保是倡导不是强制，未经允许公布名单就是不妥当。”

医保局一边强调“自愿”，一边用公示名单变相施压，这不是典型的既当又立吗？

有人可能会说，街道办也是为了完成参保率考核。

但考核指标不是违法的挡箭牌！《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未经同意不得公开他人身份信息。

就算只公布姓名，在社区公告栏这种公共场所曝光，本质上就是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

更严重的是，这种“反向公示”开了个坏头，今天能公示未参保人员，明天是不是就能公开其他的隐私信息？

权力一旦越界，后果不堪设想。

基层治理需要的是温度，不是冰冷的名单。医保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障民生，但执行过程中却变成了“指标至上”的政绩工程。

医保局与其琢磨“反向公示”这种新词，不如多想想怎么提高医保报销比例、简化异地结算流程，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缴有所值”。

民生工作不是玩文字游戏，少点套路，多点尊重，才是正道。

昨天我们发了一篇关于季羡林和牛棚的文章，还好评论区是很和谐的，没有什么不太正常的人。今天这篇文章算是我写的一个补充。

那10年，以及之前的几年，官方用的一个说法叫浩劫。确实是。而我所要说的就是这场浩劫的恶劣影响恐怕不只是像季羡林《牛棚杂忆》那样，只存在于纸面上、只存在于一些已不在人世或者将不久于人世的人身上。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人仍然深受其害。

这场浩劫在影响层面上不是单纯的政治运动，虽说最初是政治运动，但很快就把影响扩展到各个领域，于是各行各业就全都深受其害。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卡脖子”，但其实很少有人去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被卡脖子？至少在改开以后，我们没有人为地限制过任何科研领域的研发工作，从钱上来看，虽说比不上财大气粗的外国公司，但是毕竟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问题出在一点：时间。

比如芯片和计算机领域。我们来看下面这一些东西：

苹果公司：创立于1976年

微软公司：创立于1975年

三星电子：创立于1969年

英特尔：创立于1968年

有没有发现问题？

当然也有一些公司创立的更晚，比如台积电创立于1986年，高通创立于1985年，英伟达创立于1993年。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些公司与其说是初创公司，更不如说是比他们更早的那一波公司进行人事重组的结果。他们所用的技术，他们所用的人，都产生于或者成长于六七十年代。

比如台积电的张忠谋是这种履历：“1961年，获公司支持攻读博士；1964年，博士毕业后重返德州仪器，历任锗晶体管部总经理、硅晶体管部总经理、集成电路部总经理等职。1972年，先后任德州仪器副总裁、资深副总裁，成为最早进入美国大型公司最高管理层的华人。1985年，受孙运璿劝导，任台湾工业研究院院长；次年，创建全球首家专业代工公司台积电”。所以尽管台积电是86年才创立，张先生积累技术资本和人脉资本，却都是六七十年代的事，而当时我们在干嘛，自然不必多说。

这背后当然不是什么数字上的巧合，晶体管计算机迄今为止已经发展出六代，大致对应这么一个时间节点：

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就是靠第2代第3代芯片起的家。而且更让人遗憾的是，我们在第1代计算机的研发上并不落后，哈军工的441b就是一个例子。但接下来随着特殊时代的到来，计算机项目或是延误，或是干脆下马。64年的时候美国人推出著名的IBM360大型计算机，中国第1次拿出这种级别的计算机，已经到了77年了。而且IBM很快就完成了他们产品的商业化推广，比如著名的泛美航空公司就买了一台用于飞机的排班，但中国没有这个机会：除了个别军工领域，我们找不到什么商业领域可以用到这样的计算机。

所以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故事：我们没有输在技术或者人力物力上，我们输在一项本来人人都该平等的东西上：时间。

当然计算机领域并不是唯一一个深受其害的。军工领域也是如此。比如说我们的军队里的直升机有直5、直8、直9以及后面的产品，却没有直6和直7；歼击机有歼5，歼6，歼7歼8和歼10，却没有歼9；运输机有运5、运7、运8，没有运6。是故意跳过了这些编号吗？不是的，这些编号都对应着真实存在过的项目，比如南京的南航大在将军路校区就收藏了一架当年留下来的直6，只不过有的没有走向量产和列装，有的干脆没有走下绘图板。那些幸存下来的飞机也并非没有遇到问题，比如歼8飞机从65年就开始研制，直到80年才结束。一架飞机研制整整15年，对于正常的科研进度而言，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说到这里，恐怕有些人会拿两弹一星之类的东西出来辩护：不是也做出了一些东西吗？我的答案是这样的：首先，这些都恰恰发生在那些不被波及到的领域里；其次，我们“做成的”和“原本能做成的”比起来还是不成比例。

两弹一星团队相对于其他科研团队而言，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些团队被严令“军宣队不能介入”，这几个团队里面也看不到什么批斗人整人的场景，偶尔在墙上贴两张不温不火的大字报，就算是完成了政治任务。这是毛和周等人亲自下的命令。是因为这样才保证了研发的进度和秩序。因此他们的成功不但不能成为特殊时代的辩护理由，反而从反面上提供了佐证：他们取得成功，恰恰是因为不参与、免受其害。

还有就是“做成的”和“原本能做成的”。这很关键，比如某人考了80分，看起来似乎不错，但如果这个人的水平本来该考95分，那恐怕他回家还是该被骂一顿。

比如航天领域，我们做成了第1颗人造卫星，可原本还能做成什么呢？我们几乎能完成第1次载人航天。

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是神舟计划，但事实上这并不是第1个。第1个载人航天计划是早已淹没在故纸堆里的曙光号计划（714工程）。

这个计划很遗憾，我没法提供太多详细的资料，因为确实有点语焉不详。我认识一些参与过这个计划的老先生，也见过其他老先生留下来的文字材料，但他们反而让我越看越迷糊：比如说飞船究竟长什么样，基本上画出来是一个人一个样。我也没有见到什么官方的图纸，可能是还处在机密当中，但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项目实际上根本没有进入到实际设计阶段，比如飞船的外形设计，可能根本就没有研究到能说出来“飞船究竟该长成什么样”的程度。

虽说如此，这个计划是确实存在的，也的的确确留下了它的痕迹：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里面有一块烂尾的、现在被改建成观景台的1号发射场，当年是给它准备的；留下了一张驾驶舱的布局设计图，还有一张系统的总体架构图；完成了第1批宇航员的选择；中国最早一批航天生理学的资料，连带五院507所（这个所就负责航天生理）最早的一批设施，也都是这个计划的遗产。

按照原计划，曙光号应该在1979年完成第1次发射，但后面随着政治的干扰，科研进度不断落后，发射的任务时间却越来越提前，等到1971年选定第1批宇航员时，发射的日子已经定到了1973年年末，当然比较理性的预测还是会在79年左右完成发射，但发射的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了：1975年，曙光号任务遭到暂停，原因是“先搞好地面上的事”，最终在七七年正式下马。

我也问过那些老先生究竟对下马这事儿怎么看。他们都觉得很遗憾，但也从一开始就能接受这个决定：当时的情况确实进行不下去这个任务。这些老先生中很多人后来参与了神舟计划，知道一个正常的载人航天设计任务需要在什么情况下完成。至少，它需要一个国家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需要一个大体正常的工业生产秩序，而不是各行各业基本上都在“停产闹革命”，绝大多数的大学教授都被关在牛棚里。

今天的很多人提起那个年代的种种问题，往往谈的是政治。对于科技方面的影响，其实谈的不多。由此就造成了一种误解：很多人认为它的影响只存在于政治上，但这并不是事实。我们凭空失去了10年甚至更多的时间，错过了多少新兴的科学技术，又让多少宏伟的计划因为缺乏经济实力和社会背景而下马。假设我们没有失去这些时间，我们又会是什么结果？历史固然不容假设，但也可以想一想。

迄今为止我所读到的关于那段历史的文字里，写的最好的还是陈丹青的那篇《幸亏年轻》。真不愧是著名艺术家，虽然读到的只是一个一个的方块字，眼前却呈现出一幅幅画面，而且都被精巧地编排，有着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画面感。所写到的故事既是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又偏偏都有着极强的象征意义，就仿佛西方那些充满象征的晦涩的宗教画。陈丹青这样写失去的10年：

“欧美人谈起七十年代，至今神往：不论文艺、哲学、越战，还是民权。金融，科技，那是战后资本主义阵营重建信念，开拓价值的好时光，是人家进入二次现代化的响亮时代；日本干干净净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台湾九十年代初组织文人议述的七十年代专题，读来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们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阳光灿烂"么？不是说不像，而是如今叙述七十年代的人即当年失学撒野的小孩子，小孩子心目中，四出耍闹的青春戏，竟可以是天堂。”

这就是那个时代，这就是我们错过的东西。

“我查都查了，你们差不多得了😅”

网友清醒

野无遗贤

世无遗税

国际媒体最近热议我国海外税收追缴行动，至少涉及上海、山东、浙江、湖北四个省：

昨日传出三则来自上述四省以外某特区的相反消息：

• 作为四个试点城市之一，已经成立工作专班，挨个打电话。专班工作人员签了保密协议，只干不说。按现在规定，即使你过去一年在港股投资整体亏损，但只要有单笔交易盈利，你也要补单笔收入税，美股港股投资者对这个规定感到匪夷所思和愤怒。

• 4月25日，收到市税负责境外税务科室人员电话，追缴我的境外投资所得税。三年半累计交易金额1.61亿美金，整体亏损5万美金。但税务人员告知要逐笔查核，单笔有盈利的话，盈利部分算境外投资收入所得，需要补缴所得税。这是要逼死我的节奏啊，1.61亿美金交易额，虽然整体亏损，但逐笔核对，补税可能几十万到上百万美金。

• 一位家传的朋友的反馈是：按年度盈利报税20%，是合理的。税务只是叫去聊了一下，让填申报单。

此事的背景是，一方面，财政《少收了六七成！》，另一方面，大陆民众赴香港等境外办理银行卡的热度从去年起持续攀升，换汇投资境外的风气已从富豪阶层蔓延至中产。

我在家传编辑部的读者群里问了一下，发现有1/3的朋友拥有境外账号。

另有一些企业家传主，正在将产业转移至境外，以应对各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压力。

对官方而言，这意味着境内税源的流失，但根据法律，只要是中国人，或每年在境内居住超过183天，境外收入缴税有法可依。

目前，各地还在打电话让投资者主动自查和申报阶段。自查报告要求对过去三年境内和境外的综合所得（比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经营所得（包含对外投资的企业）以及其他所得（比如投资理财收益）进行自查和申报，并计算应补收入、应补税款。

一家律所、一些网民，最近都在网上晒短信、电话等收到的海外收益申报提醒。

前天，武汉一地税务局官方热线向海外一家媒体确认：目前有接到通知，税务部门有专门工作人员在联系相关纳税人，提醒境外收入依法申报，后者须到税务中心当面咨询详细情况。

国家对出境财富了如指掌——

我国已加入国与国之间税务信息自动交换的全球系统CRS。比如一个中国居民，在澳洲银行有存款，澳大利亚金融机构会通过CRS与我国相关部门进行信息交换。

目前征税对象主要应该是投资收益，银行存款不会太受影响，因为银行只通报每年的账号余额变动情况，以及金额太小，所在国也要征，国家不一定看得上。

但可以确定的是，向中国公民海外收入征税，从之前的理论层面到现在实际发生，从个别超高净值客户到扩大至中产范围，一切正在悄然发生。

有人问，是不是在为A股挽留资金？

家传一位读者说，林志玲要加彩礼，你也不会娶某玲，这两个完全不构成竞争关系。

好吧，那就只是缺钱了。纵强如李嘉诚，也感受到了，无论你走到哪里，身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国家！

气候巨变，雪山融化的速度，远超你我的想像。每个人都得三思：思危、思变、思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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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300多部家传、整理了1200部家庭相册，发现旺族多出自读书人、绅士、企业家、地主，少数平民子弟则通过读书、从军、创业改变命运。

家史即国史，现代国家鼓励学生先讲家史、次学国史，汲取智慧、经验、教训，节节攀升。

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遗忘才是。如果没有记忆，家就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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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从南宋起，浙江人既会读书又会做生意？家风传播的脉络，无法想像！我参与的这本书，上线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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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大瓜真的是吃不完啊，刚刚吃完董小姐的瓜，现在又冒出来一个高价耳环的瓜。而且劲爆程度不输董小姐，甚至还可能牵扯出地震善款去向之谜。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

雅安籍演员黄杨钿甜，早年曾出演过电视剧《楚乔传》的小楚乔。雅安日报还报道过她的故事。

而最近，在她的成人礼上戴二百三十万的耳环引起关注，她解释说是借妈妈的耳环。

以我们贫穷的想象力，不知道要有多少家产才会戴230万的耳环。

然后网友开始扒，发现他家住上亿豪宅，在深圳纯水岸别墅。

网友质疑其收入合法性，尤其是其父亲曾在雅安当公务员。

甚至有人说他曾负责地震灾后重建的项目？而很多灾区的人站出来说他们确实没收到善款。

可她爸爸今天在网络上说那都是谣言，他解释说她女儿戴的耳环是假货。灾后重建的是另一个重名的人在负责。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

针对杨伟的回应网友有几项反驳。

1，二胎是儿子，在2011年出生，当时他正是公务员，双独二孩是2011年，他老婆还有一个兄弟，单独二孩2013年，全而二孩才是2016年，请问二胎是怎么回事？要知道那个时候计划生育还是很严的。

2，珠宝是假的吗？现在舆情起来了当然可以换成假的。请出示购买凭证吧。

由于不是这一次炫富，而是很多次炫富，自己发到网上，网友都截图了。

看手上的手镯

18年的记录，这个卡地亚的手镯45万了。

2016年的照片，这个项链和耳环各二十多万。不会又是假的吧。

深圳的别墅不会也是假的吧，一个住上亿豪宅的家庭，买一堆假货供着，这说不通吧。

3，为何在舆论起来之后忙着把公司的名称、法人以及经营范围都变更了？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选择变更，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为什么要在变更好之后才开始发声明？这几天应该头皮都想破了吧，还是在四处打点。

4，杨伟任雅安市经合外事局科员时，主管招商招投标，天眼查显示，其2014年10月注册“深圳市国影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在职期间直接参与公司经营，明显违反公务员法。

而且在2014年就布局影视文化，又让女儿去混演艺圈，现在的演艺圈，很多人都在怀疑某些电影电视剧都是在洗钱的，打个比方，给剧组投一千万，女儿片酬800万，这钱不就干净了吗？

他让女儿去演戏，把女儿捧成明星，这就方便多了。一个小公务员能在2014年就布局影视文化，感觉他早就想好了怎么做。

更让人觉得刻意得用力过猛的是一个住深圳上亿别墅的人，居然用了一个千元机xiaomi12s ultra来发这条微博。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为了回应舆情，是做足了功课的。发文章的手机细节都考虑到了，其他细节估计也考虑得很周全了哦。

用千元机不炫富，可越是这样刻意，越让人觉得不合理。

我想起北极鲶鱼的爷爷，在北极鲶鱼炫富的时候也发声明说没有贪污，结果最后还是发现有腐败。

所以，那个重名的杨伟，到底是金蝉脱壳之计，还是真的巧合？

即使不看现在的230万的项链，一个公务员，现在多少人挤破头想进去，他是怎么舍得抛弃稳定的工作？除非有更大的利益。

17年辞职，16年还没辞职吧，老婆就能戴40多万的项链耳环，18年就带40多万的手镯，辞职后就能在深圳黄金地段住别墅。这也不大现实吧。

还有培养女儿当明星，这很烧钱，也容易洗钱。

一个刚刚辞职的公务员，做什么生意？如何能挣这么多钱啊？

她老婆也不是富婆啊。

炒币吗？做核酸吗？正好那个2020年成立的生物科技公司还对口。

黄杨钿甜到底是北极鲶鱼还是曲婉婷，这的确需要好好查查。

目前雅安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在查的时候应该对他们边控一下，要吸取曲婉婷的教训。

现在很多的瓜，都是自己炫富暴露的。

这对于那些暴发富来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暴富不装逼，如锦衣夜行。

而对于很多二代来说，从小生活条件很富裕，家长也不可能告诉他们钱的来路，这些二代不懂父辈的蝇营狗苟，就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于是炫啊炫，根本停不下来。

期待官方的调查结果。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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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是天灾；贪污，是人祸。

但在古代却有一种特别的人才，他们能把这两者合而为一，演化出一种名为“借赈发财”的独门手艺。

每当某地有了天灾，当地官员心里就乐开了花，他们奏本上写着“天灾求救”，心里想着却是“难遇良机”。“大灾大贪、小灾小贪”，成了明清时期的官场潜规则。

明朝万历年间，山东、河南、陕西连年灾荒，蝗虫飞起，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水灾也多。比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河南省遭遇了世所罕见的特大洪水，下辖的八府十二州都有不同程度的受灾。开封、南阳、鹿邑、汝州等地皆成泽国，汝州“滂沱淋漓，万顷清波，鱼鳖其民”，上蔡“春夏淫雨，入秋……田陇庐舍崩坏殆尽，溺死者无算”。

朝廷一看，这不行，不能让百姓饿死得太多，不然来年就没人交税了——由一件事情可见，即朝廷当时仍以“每石五钱”的价格，对河南灾区的受灾水田进行折征。

某次灾后，朝廷很快下诏赈济：拨款百万，粮十万石，官员限期赈灾。京城百官纷纷感动，抹泪发誓：“一定不负皇恩浩荡，做好赈灾之事。”

然而接下来，就是他们发财的开始。

贪污的第一步是：路远水长，耗在运费里。

一位姓李的知府，接到赈粮命令后，立刻上奏：“道路崎岖，河道干涸，运输困难，需雇人夫三千，驴马五百，运粮费需追加两千两。”

朝廷批准，李知府长舒一口气。然而，人夫只招了一百，驴马凑了五十，其余皆虚报。至于粮食嘛，运到一半，什么“路上遗失”、“河里沉船”、“仓鼠偷吃”、“村民哄抢”，编出一点理由来还不简单？

总之最后到灾民手里的，只剩一半。

当然，这一半中还有部分是霉粮、虫粮、陈粮。他会非常“体恤百姓”地宣布：“虽粮有虫，然煮熟仍可食之，节俭为德也。”

百姓感激涕零，李知府数银子数到手软。

大清还有过这样的“赈灾银私分”潜规则：总督得三成，布政使两成，州县官分余下五成。

分赈之前，还要先摆龙门阵。

到了发放阶段，理论上应该是“登记灾民——依户分粮——按月续发”。可在实际操作中，却是另一套：比如会搞“乡绅优先”，理由是他们“能安抚百姓情绪”。

于是百姓发现，赈灾第一波领到粮的，往往是本地地主、富户、族长、保甲长、文书、差役，他们一家能领几石、几十、上百石粮，还能转手高价售卖给真正的灾民。

尽管明清都有“粥厂”制度，给灾民施粥，但往往流于形式，起不到真正的赈灾作用。

百姓很多时候得靠买回来的赈粮活命，但听说粮原本是要直接发给他们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得谢恩。

还有一种创新叫“赈而不发”。

有些官员聪明，他们将救灾粮直接“封仓”，理由是“怕哄抢、怕火患、怕霉坏”，总之“为粮负责”。

然后，他们就开始大做文章。

比如，在账面上，这些粮食已经“发放完毕”，每一石都有“领粮人签字画押”。但这些人，有的在外逃荒，有的已经饿死，有的根本不是灾民，只是衙门里某位差役的亲戚。

有人质疑他们造假，他们便说：“我们是照章办事的，签字白纸黑字，你怀疑，难道是怀疑朝廷赈灾的善意？”

从此，人们不再多问。

可能有人会说，朝廷难道不知道也不管？

其实朝廷不是不知道，只是不便知道。

明清时期，地方官面对灾荒都有一种常见的“潜规则”，即“欺上瞒下”。地方官每遇到灾荒，先是瞒报，瞒报不住则开始虚报，有百姓求赈灾则放任不管，任其流散——待饥民逃散后地方官反而很高兴，因为这样就可以把拨下来的赈灾银子直接归入“地方小库”了。

地方官最终给朝廷汇报的往往就几个字：“圣主早已明鉴”、“小民感戴祝颂”，等等。

每逢灾年，地方会呈报“饿死人数”，但报得太少显得造假太明显，报得太多又显政绩不佳，于是常常“一半真实，一半艺术加工”。

某年河南旱灾，一位官员上奏：“饿殍六万，尚余存口十万，请加赈粮三万石。”

后来百姓口口相传：“其实饿死十万，只说六万。”

监察御史到了之后，写道：“贪官借赈敛财，百姓无粮可食。”

于是那位赈灾官员上奏辩解：“御史无知，毁臣清白，臣实捧心办事，冤哉枉也。”

皇帝一看，两边都有理，便下旨：“皆当谨慎，再议再议。”

然后……再也没有然后了。为何？如果这次赈灾款项严查，那是不是意味着每次都得严查？查了一个官，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官都得查？

你查得过来吗？或者：你查了州官，难道还要查遍所有的县吏？

说到当时的“智慧”，其实还有一招：以赈之名，圈地为私。

其中最妙的操作，要数“赈灾圈地”。

官员上书说：“灾后百姓无田可耕，宜开垦荒地，以工代赈。”

朝廷最喜欢如此——帮助国家开荒拓土，还不用开仓救灾，于是这下可高兴坏了，立刻拨款拨人拨粮支持。

地方官也喜欢——借着搞代赈工程，克扣粮钱、虚报预算，都乃发财良机。

以工代赈新开的那些地，悄悄成了本地豪强和官员亲族的“新田”，所谓“以工代赈”，其实是“百姓免费种地，粮归我卖钱”。

百姓种完一季，得一碗粥，官员得十石粮，还可转售给国库，骗取回购银两。

这些事情，百姓可有怨言？看见每次大灾后地方官家中都添了新房，出门排场又更浩大了些，百姓也只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史书写道：明万历二十二年，河南大饥，人相食。

但有个老者在村口烤着野草根说：“我们不是饿死的，是被救灾救死的。”

史官对此沉默，反而只提笔写下殚精竭虑、任劳任怨的“循吏良臣”的救荒官员形象。

后来有人考中进士，亦写文章歌颂大明官员“仁政爱民、赈济有方”。

更有士子称：“大明盛世，民不聊生乃天命，非官吏之过。”

我们今人读到这里，也只能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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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副总裁女儿开盒他人”事件过去近两个月后，仍有开盒群成员公开辱骂受害者。许多群成员一直拒绝道歉。

作为威慑手段，开盒在饭圈斗争中极为奏效。双方为支持各自的偶像有过冲突，“但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开盒被掌握在少数未成年人手中，成为其在小圈子中提高地位的方式，和威胁异己者的手段。许多围观者否认是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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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个人开（开盒）了。”网络多人交流群中，“妳的眼眸是世界上最小的湖泊”（以下简称“妳的眼眸”）撂下这句话。

跟着发来的详细信息包括姓名、电话号码、具体到村的地址，同地址其他6名关联成员的真实姓名及手机号，还有QQ号、微博ID、微博链接地址、微信ID，铺满整个对话框。

紧接着，另一条微博也被“妳的眼眸”转了进来。“这个人也让我开了，但是我总感觉这个人是买的号。”

随即是第三条微博，第三份开盒信息……

包括群主在内的几名成员出来捧场，根据开出的个人信息做出评价与调侃。不管其他人如何回复，“妳的眼眸”的对话主线始终保持在转发新的微博，锁定新的开盒目标，抛出开盒者信息，这一连串动作上。

开盒指通过网络非法搜索、挖掘个人隐私信息，并在网上公布，是一种网络暴力行为。2025年3月一场舆论风波中，藏在“妳的眼眸”背后的开盒者暴露了真实身份：她是百度副总裁谢广军的女儿小谢，今年13岁。

人们事后发现，被小谢开盒的受害者人数众多，涉及多个领域，持续时间漫长。一些受访的受害者们感到不安甚至恐惧，开盒被掌握在少数未成年人手中，成为其在小圈子中提高地位的方式，和威胁异己者的手段。

开盒者将现实世界里他人的个人信息，当做互联网上的攻击武器，事发后亦鲜少为此负责。而许多网络围观者也认为，自己不是开盒的帮凶。

在粉丝群里炫耀“战绩”

上述开盒者所在的群，名为“太中真爱粉交流群”。

“太中”是日本动漫《文豪野犬》里热门人物太宰治和中原中也的CP名，“真爱”属于反语，群中聚集的更多是厌恶“太中”的人们。受害者张琪解释，这个群主要用于发泄，“每天骂他们讨厌的角色，开盒他们想要开的人”。 

“她（小谢）混的圈子比较多，也开了不少各个圈子的人。”另一位曾被开盒的受害者王露说。根据受害者们汇总，小谢有多个公开个人照片的微博小号，她喜欢韩国明星及日本动漫，这些喜好决定了她的开盒范围，受害者大多属于其中一个圈子，但有着和她不同的喜好。

据被开盒者李杭了解，入这样的开盒群有门槛限制，需为喜欢的人花过钱，证明自己的粉丝属性。“审核是比较严的。所以他们里面一般都是真心喜欢（该人物）的，大部分不会泄露这里面的信息。” 

一名群成员将群信息录屏偷偷发给了张琪，并要求身份保密，她因此得以了解这一隐秘角落。据张琪了解，开盒被群成员视为有用的技能，开盒者在群中会受到追捧，能在粉丝间占据更高的位置。这一点得到了多名受访者的证实。

会开盒的“妳的眼眸”是群里的话题主导者，不断转发微博，目前部分被转发的微博已删除或无权查看。过程中，她还会评价关于开盒的行为，“srds（虽然但是）开盒又咋了，哪家冰清玉洁没开过盒”。

群里其他人附和着她的说法，也有人回复“别开我”。

“他们那群人以开盒为荣，把开盒信息发群里可能是想炫耀自己的‘战绩’。”2025年3月下旬，南方周末记者联系到该群一位管理员，其表示在“百度副总裁女儿开盒”事件引起关注后的3月16日下午才入群，3月17日群就解散了，她在群里“只和群主比较熟，其他只是互关”，并不认识小谢。

群聊记录显示，在大家的闲聊中，有群成员主动将一些微博页面转发进群，向小谢提出针对特定网友的开盒请求。其中一次，小谢表示无能为力，回复“开不了，群友早试过了”。但大多数时候，她都能提供详尽的信息。

“他们说她开盒和喝水一样简单。” 据受害者任雨了解，群成员平时会吹捧小谢，“他们嘴还挺严的，不会把开盒放在明面说，但在群里会让她帮忙开人。他们就是明知道这是违法行为，还在吹捧，觉得能开盒别人很厉害。”

群成员们会互相交流开盒方法。有人发截图询问小谢，信息是否来自海外社工库，得到其肯定答复。两人在交流中发现，彼此使用的社工库并不相同，双方交换了途径。根据百度在3月安全沟通会上披露的内容，小谢的开盒信息来源于海外社交平台一个名为“天网社工库”的群组，系通过非法手段收集个人隐私信息的数据库。

“很多人因为自己或者自己的朋友会开盒引以为豪，在网上这种现象非常常见。”该事件的一名观察者称，“现在互联网上很多人都手握开盒途径，外网上也有很多付费开盒的。”二次元和饭圈开盒事件频发。她曾在微博一个“厕所号”里，发现有人发了很多免费开盒链接，试图采取行动阻止未果。

被开盒者赵若涵后续了解到，有些开盒者会收费开盒，并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扩散信息。即便开盒报价较高，也有人愿意支付。有些开盒者会通过朋友圈宣传微信，招揽业务。上述交流群有人被发现曾贩卖开盒途径，小谢也曾表示要帮人开盒赚钱。

她所说的赚钱方式，是帮助其他成员制作AI脱衣照。在上述观察者掌握的群聊截图中，她的另一账号“堙灭爱与死亡”曾在粉丝群发布某素人女生的AI裸照，该女生被视作其“对家”粉丝。小谢在群聊中披露，自己是从对方的QQ中找到了其真人照片，并用AI制作对方的裸照。

她在群中发布了AI程序页面，称“脱一次一积分，我积分都花光了，要花钱充”。

根据群聊记录，这一技能被视为强有力的“威慑武器”。更新的群公告称，如粉丝在控评斗争中“控不过去”，可以“扒”对家照片，找“堙灭爱与死亡”帮忙制作脱衣裸照，一次向其支付5元。

交流群中，发言人以朋友会开盒为荣。该记录为受访者收集并添加标注。（受访者供图）

“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作为一种威慑手段，开盒在饭圈斗争中极为奏效。

李杭曾在微博给小谢喜欢的韩国明星“刷黑料”，他喜欢的明星是其对家。两家粉圈素有冲突，散布不利于对方的信息是粉丝们的常见手段。李杭的行为很快被发现，随后遭到开盒。

有人搜索李杭的手机号，向他发送微信好友申请，并将他的微信主页截图到微博，这意味着他的信息遭到泄露。李杭事后得知，他的真实信息被全部公布在“对家”的粉丝群，“群里面已经把我开得彻底了”。

但在群聊以外更广泛的互联网空间，这些信息没有完全公开，而是作为威慑手段，意图阻止李杭再发布不良信息。“他们说，如果我再去他们广场上扒黑料的话，就把我那些信息全部爆出来。” 

李杭因此感到恐惧，停止了自己的行动。他当时并未采取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对他来说，“开盒威胁”属于饭圈习以为常的手段，“我们粉圈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我会觉得报警可能也没什么用”。他能想到的唯一方法是退让和噤声，并且设置电话和信息拦截，只有本地人才能打通他的电话。

“非常恐怖。”他退了网，不再玩微博。后来他总会想到此事，担心自己的隐私被暴露，照片被恶意P图侮辱，吃不好睡不好。

有着同样心情的，还有另一名“对家”粉丝赵若涵。她在一天凌晨接到朋友电话，称有人在微博公开了她的真名及身份证号，评论区还有很多人@她嘲笑，“真的被吓傻了”。 

赵若涵当时“脑子一片空白”，不理解自己因何而被针对。她猜测，是因为被开盒的两天前，她曾在微信上因粉圈事情和别人“小吵了两句”。“这个人有我的微信号，微信号也是可以开盒的。”

她用了一场刻意为之的赛博死亡，来终结这场开盒危机。赵若涵将自己的账号给了别人，接手者发布“此号已易主”的动态，还有人转发这条微博，喊她的大名，叫她“一路走好”。她此后没再打开微博，“不敢看，怕哪天刷着刷着又看到自己名字了”。

根据受害者们的表述，她们被锁定为开盒对象的导火索极小——在微博发表不同观点、与“对家”粉丝发生争执，甚至可能仅因喜欢对方讨厌的角色而遭攻击。任雨喜欢日本漫画《蓝色监狱》中的角色“洁世一”，王露则是日本动漫《名侦探柯南》中女主角小兰的粉丝，她们都曾被小谢开盒，个人信息被公开在她不同微博账号上。

被开盒的受害者们，会被短信电话骚扰轰炸，在几分钟内收到大量垃圾信息。“一次性会收到超级多不知道什么App的验证码。”任雨说，这些信息不定时出现，就像不知何时爆炸的炸弹，一出现她的手机就“嗡嗡”响个没完，严重影响到她的生活。

除了恐惧与不安，上述二人在事发后都表达了自己的不解。她们自认同小谢“完全没有交集”，也并无直接冲突，不知道自己为何被选中。事后分析，她们都曾和讨厌自己喜爱角色的粉丝在微博有过冲突或口角，“但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很难想象就因为这个开盒别人。”任雨说。

王露称其在网上不爱参与骂战，她猜测自己并非被小谢针对，“可能开了很多粉丝，但只是把我（的信息）开出来了，于是她就把我挂出来了。”将她挂出的那条微博，并没有引发波澜，甚至没有让被挂者本人警觉，底下只有条机器人评论。“可能她的开盒行为已经持续了好久，只不过大家一直都没有发现而已。”

微博网友张晓婷并非上述几个圈子的粉丝，她被开盒，仅因曾为遭受网暴的素人孕妇发声。该孕妇因吐槽韩国明星行程的言论，被小谢开盒后遭到大量谩骂，也是此次风波的起因。张晓婷将看到的谩骂截图，发微博鸣不平，要求粉丝给孕妇道歉。

“可能是我的账号权重比较好，也就冲上了热搜。”那条微博获得了两万多点赞、一千多次转发与一千多条评论，也被小谢及其同好关注。

粉丝们根据她主页展示出来的属性，有针对性地攻击，要她删帖。张晓婷回忆，IP地址、手机型号、发布内容和喜欢的明星都是攻击的参考项，“他们也挺无能狂怒的，譬如IP地址如果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就说‘你不回去种地，也敢来跟我讲话’。” 

张晓婷IP地址在上海，手机是最新款iPhone，喜欢的明星有好几位且是大流量，“他们没办法来攻击我这方面，就只能说要开我盒，让我删帖。”

时隔近两月，仍有开盒群成员公开辱骂受害者。（资料图）

“被连坐了”

张晓婷并未删帖，相反，她报了警。

报警后张晓婷了解到，谩骂者群体中相当一部分是未成年人，包括中专生、职高生和初中生。她在家人陪同下，记录了谩骂者的网址与ID，到公证处做公证，再由公证处调解员陪同报警。在警方帮助下，他们给开盒群的群管理员打电话，要求手写书面道歉，“打过去一打一个中专的，一打一个职高的”。

张晓婷得到了8封手写道歉信。道歉者均否认自己有过开盒行为，只是在群中“看见信息”“并未制止”。有人写道：“回想起这次开盒事件，我当时的言行太过冲动，完全没考虑您的感受。我转发了你的主页到微博群里。”

上述群管理员向张晓婷写了道歉信。在她看来，自己只是加入该群，就被认为是加害者，这完全是“无妄之灾”，是没道理地“被连坐了”。

核心参与者小谢噤了声，清空微博，在互联网上消失无踪。谢广军在朋友圈道歉，称女儿近日在网上与人争执，情绪失控下，把海外社群网站上的他人隐私信息发布在自己的账号上，进而导致自己的个人信息也被曝光，引发大量负面言论扩散。

“作为未成年人，女儿的心智尚未成熟，在冲动中做出了错误决定，伤害他人的同时，也因这场风波承受了远超年龄的压力与伤害。”谢广军说。

多名参与开盒者表示自己被反向网暴。上述观察者说，有名被认为开盒他人的粉丝喊冤，称曝光的个人信息并非其开盒所得，而是对方自己发在微博里的。

有网友通知这名粉丝所在学校并报警。上述观察者说，后续有老师和警察去找她，给她做心理疏导。

另一名成员曾在群里说，“如果我的同担会开盒我会高兴得飞起来”。事发后，她发微博表示自己遭受了网暴，成为了被开盒的受害者。她因微博名在各大平台上广泛传播，“受到了很多的骚扰，包括但不限于短信轰炸、评论造谣和微博辱骂”。她展示了自己收到的部分垃圾短信以及被骂截图。

曾与小谢交流开盒方式的那名群成员始终拒绝道歉，包括她在内的部分群成员坚持称没有参与开盒行为，并且认为受害者是在造谣。她们发表的一些认为“自己没错”的言论，也得到了包括上述群管理员在内的多名群成员的支持。

2025年5月，事发近两个月后，仍有群成员在微博发言，辱骂受害者：“（小谢）开她开错了，结果这木竹要所有看过那个信息和出现在录屏里的人道歉。”

“（小谢）开完盒之后直接把信息发到我们群里了。”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上的一名群成员称没有参与开盒，认为自己并不是开盒者的帮凶。

事实上，她曾在群里多次应和小谢的开盒行为，事件发酵之后，也发过微博为自己的不当言论道歉，说已进行过深刻反思，给受害人手写了道歉信，但“网友并没有放过我”。

“连我的ID都不打码就挂到别的平台很好玩吗？你们这真的不算骚扰别人吗？”她在自己的一条“站在窗户边”的微博视频评论区留言道。

（应受访者要求，张琪、王露、任雨、李杭、赵若涵、张晓婷为化名）

从一位医生的出轨丑闻到中国最顶级医学院整整一项招生计划陷入舆论风暴，4月末，中日友好医院的前副主任医师肖某，和协和医学院毕业生董某某，成了全国最有名的医生，尽管此时他们恐怕希望自己默默无闻。

5月15日，丑闻曝光不到三周，政府机构的初步调查结果公布，通告核实了肖与董的不当关系，同时确认在24年7月的一次手术中，肖确实“擅自离开手术室并带走手术助手”。

此前检举曝光的内容里，上述发生在手术室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可算是肖某争议最大的行为之一。肖后来称自己只是离开20分钟吃降压药，冲突是由于护士有问题。这些辩解颇为荒唐，例如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离开时沟通过还会回来以及大概要回来多久。

此前中日友好医院是解除聘用关系，这应是医院能对肖做出的最严处置，这次调查通报，肖被进一步吊销医师执照，5年禁止从业，也可以说是相关政府机构能给出的顶格处罚。给出的处罚原因不仅有擅自离岗的违规行为，还有与董的不当关系。由于董当时是肖指导的规培生，发生不当关系存在严重利益冲突。被认定“违反医师职业道德和医学伦理规范”，没半点冤枉。

总体而言，肖的处罚都是基于此前检举内容，此前媒体报道里也基本都核实过，并无令人意外的情况披露。但董的处罚却不同，出现全新信息：入学资格造假。

肖董二人不当关系被举报后，人们发现董毕业于协和4+4，这个与中国传统医学教育差别不小的学制，让4+4成了舆论焦点。

此前网络舆论质疑董毕业的巴纳德学院是否是好学校，是否有资格报考4+4。这些都属于谣言，巴纳德学院确实是美国排名靠前的文理学院，毕业证来自哥伦比亚大学，也符合协和“4+4”2019年境外招生标准：2018至2019年度QS世界大学排名或Times世界大学排名前50名的本科毕业生。

但是，这次调查披露报考4+4必须修完的“66学分的医学预科课程”里，董的“大学物理AI、大学物理AⅡ、有机化学B、无机化学B等4门课程，共计16学分系伪造”。

这也意味着董本来不具备报考4+4的资质。

丑闻曝光后，董的毕业论文、学术论文引发关注，包括毕业论文是否存在抄袭，学生署名膀胱癌诊疗指南第一作者。这些都让4+4陷入更大非议，此次调查也基本坐实董的论文不规范问题，包括毕业论文存在内容抄袭，不当署名，重复发表。

最终结果是董与学历相关的学位证、毕业证，与行医相关的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均被撤销。

这应该也是董可能受到的顶格处罚，亦不冤枉。与学历相关部分，入学资格与论文均有问题，被撤销不奇怪。行医相关的资格证本就基于她的学位，学位被撤销后自然也应受影响。此外，与肖的不当关系，以及被检举的拒绝科室轮转等都让处罚董的行医资格合情合理。

肖董两位当事人都受到了最严厉的处罚，一切是否就尘埃落定了呢？或许在此刻，我们需要思考，原本属于桃色新闻的肖董丑闻，为何会在这个注意力日渐短暂的时代，不仅成为整个中文网络乃至社会最关注的话题，还在一周多的时间里一直热度不减。

最初的热门无疑有桃色新闻本就更引人关注的因素，毕竟大家都对“时间管理大师”好奇。

可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被人们持续关注，显然不是靠肖某的时间管理能力。个人认为，是因为肖董的丑闻戳中了当代社会最令人焦虑的两大话题：医疗和教育。

医疗与教育，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可这又是两个总令人难以满意的领域。这当然有领域特殊性的因素，像是医疗，生老病死是再好的医疗条件都无法打破的自然规律，必然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结局。而教育，很多人处于既认为自己应该接受更好的教育，又恐惧自己学得不够的夹缝状态。就算那些考上顶级名校的天之骄子，恐怕也不免会不满自己活得太卷，太累。

但医疗与教育的焦虑，还有很大一部分源自两大痛点：质量与公平。肖董二人偏偏同时踩中两大痛点。

什么是医疗里的质量？医生不在手术途中出于个人感情问题和同事大吵大闹，突然甩手不干，这应该是所有人对医疗质量的最低预期了——或许绝大部分人都没法把自己的预期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因为这就是离谱。

如此突破人们对医疗基本质量预期的事居然就发生了，而且还发生在一家顶级医院里。这当然会引发广泛关注与不满。

医疗、教育的质量与公平问题，也是为什么协和4+4转眼间陷入肖董二人桃色新闻曝光后的舆论风暴中心。

模仿美国医学院教育的协和4+4，可以说是脱离中国主流教育体系包括医学教育体系的小众存在。随着肖董丑闻，这个过去鲜为人知的4+4一夜成名，而大家对它的种种质疑，也多是基于质量与公平的疑虑。

别人读医是5+3+3或是8年制，董本科读了4年经济，再读4年医就是医生，水平能行吗？这是对4+4质量的担忧。

别人辛辛苦苦读医很多年，要进个好一点的医院还很难，4+4就读了4年医学院，去的医院都很好。这是对公平性的不满。

更不应忽视的是，在教育领域，质量与公平有关联。我们对名校有很高的质量预期，比如协和毕业的学生在公众眼里就该是非常优秀的医生。这种预期也意味着名校毕业生带有光环，会有更多机遇——拿着协和的文凭，就是比普通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更有机会入职理想的医院。

也正因此，评价协和4+4或者任何一个名校的新教育项目、新学制，都应顾及质量与公平性两个方面。

协和4+4好不好，对不对，不是董一个毕业生决定的。应该看的是，第一，作为发医学博士文凭的专业，协和4+4是否在培养且能培养合格的医学博士，这是我们对它的质量期许；第二，作为一流名校，协和4+4的入学名额，作为稀缺的，可能改变学生一生走向的教育资源，是否做到且能做到公平分配。

教育里的质量与公平在具体评判时并不容易。一个班上的学生，成绩总会有参差不齐，不能仅因某门课稍微差一点就说这个学生不行；就公平性而言，也需考虑标准测试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学生的才能、潜力。高考只是在很多人眼里最公平，不代表它真的最公平。

可一些基本的质量、公平标准还是应该遵守。

而在调查通告里，教育公平性上，伪造预科选修课程，不符合申请资格却被录取；教育质量上，毕业论文抄袭、学术论文署名不当。

这些当然是董的行为，可是作为学校，协和有责任去审核、制止那些不当行为。

伪造学分可以说是整个调查通告里最令人惊讶的信息。协和4+4陷入争议后，不少为4+4辩护的人都提到选拔过程严格。学生要修医学预科，还有参考美国医学院入学测试MCAT的笔试，以及协和内部专家的面试。

如果真能照此执行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录取学生的质量，可是为什么一个四门预科课程造假的学生能蒙混过关？个人经历，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国外毕业后工作，学历、成绩单都需要学校出具的正式文件。我实在无法理解，伪造学分怎么就没在申请过程中被查出来。

卫健委的调查不过两周，就查出学分造假，可能也就是与董的本科学校核实，协和在招生时连这都不做的吗？如果董真的没学过大学物理、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又如何考过了据称模仿MCAT，数理化都要考的4+4笔试？

如果连如此荒唐的学分造假都不设防，又何来公平性的保障？

至于董的论文问题，一些专业人士也提到中国医学教育里对学术研究的要求过高，逼着医生、医学院学生发论文。这种偏颇的评价机制固然有问题，可解决问题的方式应该不是默许以各种学术不当的行为来凑论文。而且别忘了董就读的是国内顶级医学院。就算当下过度侧重论文的评价方式有错，毕业论文抄袭，署名不当，似乎也有违顶级学府的身份。

如今被顶格处罚的是肖董个人，按他们的行为，如此重罚并无不妥。但回过头，当初真正引发广泛关注与质疑的，又岂是这两人的个人行为？难道不是与两人背后的一家顶级医院与一家顶级医学院，两个机构的某些作为与某些不作为。

诚然，董一个人的过失不决定协和4+4的是非对错，更不能代表被波及的中日友好医院与协和。但在肖董二人的荒唐闹剧之下，无论协和还是中日友好医院，说是都有些令人失望的地方，恐怕并不过分。

关于4+4，通告里的一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在会同教育部对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进行全面评估，督促改革完善”，留下了各种猜测空间。个人观点，与其坚决指责4+4不好或坚信4+4就是正确的学制，不如希望尘埃落定后，无论是否还有4+4，教育都能关注质量与公平，而公开透明或许是追求质量与公平道路的最好方式。

国家卫健委重拳出击，广大群众吃了好久的瓜，在昨晚（5月15日晚）终于尘埃落定。

而且这次取消可谓有理有节，处分肖大夫不是因为他的医术，而是他把手术台上的病人晾在那的行为破了医生的底线；处分董小姐则是因为她的学历造假实锤，论文造假实锤。

01

经查，董小姐的入学资格存在造假行为。

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2019年境外招生对象应是2018至2019年度QS世界大学排名或Times世界大学排名前50名的本科毕业生，还必须按照试点班入学课程要求修完总学分不少于66学分的医学预科课程。

董小姐报名时提供的大学物理AI、大学物理AⅡ、有机化学B、无机化学B等4门课程，共计16学分系伪造，不符合当年报考资格。

同时，董小姐2023年博士学位论文主体部分（综述除外）与同年毕业的北京科技大学他人学位论文重复率超过20%，存在抄袭剽窃学术不端行为，情节严重。而且，董某莹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发表的学术论文有3篇属于不当署名、1篇属于重复发表，存在科研诚信问题。

董小姐的博士毕业证和学位证，以及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均被撤销，当然相比沉没成本更大的肖大夫，尚未开始医生职业生涯的董小姐明显损失略小——反正还可以去国外混，哥大巴纳德学院的学历还在，不是么？

而且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卫健委表示，对此次事件涉及的相关单位、人员开展深入调查，对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将严肃追责问责，调查情况将向社会公布。

我判断，经此一事，王辰院长力推的医学院“4+4”培养模式必将寿终正寝，这也意味着这个难得的教育改革实践，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02

凭心而论，舶来品“4+4”不是一个坏制度，须知医疗教学水平最高的美国就没有医学本科，要申请医学院，就要在美国本科里修完几门特定课程，而且要求的考分非常高。

据美国US NEWS报道，美国医学院的平均录取率仅为5.5%。很多排名靠前的学校GPA（平均学分绩点）在3.9以上，MCAT（美国医学研究生院入学考试）在520以上。一些学校常收到15000+以上的申请，比如乔治城大学、杜兰大学、德雷塞尔大学、塔夫斯大学等等大学的医学院。

在协和王院长介绍“4+4”好处的文章里，他说道：

4＋4”学制的临床医学教育模式肇始于上世纪初的北美，是世界医学教育主流模式中的一种。该模式是从各大学多专业本科生有志学医者中，择其优秀者，完成本科教育后进入医学院学习临床医学，毕业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M.D.）。此模式之学制含本科教育4年，医学院教育4年，故名“4＋4”学制。

据王院长称，这种模式将医学教育定位于在多学科背景的本科教育基础之上的研究生教育。“4＋4”所设计的从众多大学招收不同学科背景的本科生，到医学院聚合到一起，上学时同学之间相互影响，做医生后同事之间相互启发、协同，与各业界广泛交流交融，才能赋予医学生群体、医生整体和医学界多学科的背景与属性，具备多学科的素养和能力。

很显然，初衷和目的都是好的，但在执行中却发生了如此之大的丑闻。借用一下航空安全中的海恩法则：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北京协和医学院从2018年开始搞的“4+4”试点模式，经不经得起倒查？一旦倒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呈现给大家？说实话，我并不乐观。

创新的人才培训选拔模式遇到赤裸裸的入学造假和论文造假，播下了龙种收获了跳蚤，结果玷污了初衷，这才是让人最难过的。然而，纵观历史，这也不过是近两千年来选拔人才遇到的纠结和矛盾。

汉代的察举制其实就是现代的推荐制，在这种制度下你不能说推举出来的都是无能之辈，虽然察举到最后必然形成豪族垄断仕途，最终发展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度。

隋唐之后的重大改革，就是逐渐淡化察举制度，而改之以考试制度，这种举措能让唐太宗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也能让两宋百年文华绝代，等到明清两代发展成八股文皓首穷经，考出来的腐儒们即使挽救不了大厦将倾的颓败帝国，也不能否认一千多年的考试远比察举来得公平许多。

03

时至今日，1978年恢复的高考制度已成全民信仰，也是所谓最后的公平，这里面的意味相当深长：人们不再相信任何人在推举推荐的时候能秉持公心。协和的“4+4”制度，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王院长引进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不可谓不周全严格，比如要求名校毕业（而且是世界排名前50的大学），比如要求两位副教授以上的生物学医学副教授的推荐信，又比如最后毕业要求的论文。

然而，这些外表看上去周全的制度，其实到处都是漏洞，也无非可以等同于汉代举孝廉时要求的“一曰德行高妙，志洁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通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

每一条都彰显明德，每一条也都是人情世故。名校毕业可以先进社区大学再转学，副教授推荐信如探囊取物，毕业要求的论文可以抄袭，可以代写，甚至还可以买来。至于入学后受到的呵护和栽培，并不能体现学生个体能力，只能反映他的家庭背景。

这些关卡上都有从招生办到评审委的把关，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作为没有超出社会上那些愤世嫉俗者们的想象，这些学术界的专家教授们确实在每一个关口都徇了私、舞了弊。就像汉代举孝廉最后也落得被民间编成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这种信任的彻底丧失和学者们的道德沦陷，比几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处士混进医生队伍更令人痛心。这意味着我们在所有的关卡上，只要不是高考那种糊了名的考试，都有极大的概率在暗中进行勾兑和交易；只要是公共资源，就有极大的概率被用来寻租。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就意味着所有的选拔都只有考试这一种模式才能让大众心服口服。

所以在这件事上，社会已经不可能期盼最优解：“4+4”的选才制度能选拔出真正的复合型多学科背景人才；或者次优解：加大管治和监督成本，来监督这种制度按照初衷运行，因为你不能保证董小姐们的家族搞不定监督的人；只能寻求千年来的解法：一考定职业，所有考试必须统一命题，糊名考试。

这样，虽然未必能选拔出最佳人才，但至少能防范出现彻头彻尾的水货和混子。以僵化为代价寻求相对公正，就是道德失范后，社会要承担的后果了，社会也只好承担这样的后果。

5月15日，国家卫健委通报了董某莹事件的调查结果，证实了董某莹在协和4+4医学博士招录中成绩造假，毕业论文抄袭，予以撤销学历学位和医师资格。

然后，就没了？？？

一个简单的道理：

如果换作是我，假造一套资料说我是耶鲁大学金融专业的本科生，大学期间选修了物理化学生物等一系列课程，成绩都很优秀，现在申请去协和医学院读4+4的医学博士，你觉得我能被录取吗？

首先，协和4+4每年只从全球前50的大学招录30名精英学生，申请人数想必也不超过1000人，资料审核工作量并不大。学生报名时提交的学历、学位证书，还有各科成绩单，发一封邮件找学校核实一下，我作为普通人立马就露馅儿了。

那么，伪造学历成绩信息的董小姐，是怎么通过申请资料审查的？是谁放她过的？

然后，就算协和的招生办善良又天真，完全没想到会有坏人造假，没有核实我提交的成绩真假，但招录的面试环节总归是有的吧？

一名经济学的本科生，大学物理、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等课程完全没学过或者不及格，能跟面试的教授聊得起三羧酸循环，能读得出二甲双胍的化学式吗？

成绩好不好的，毕竟还需要专门考试才能测出来，但作为一个没有学过有机化学的普通人，专业面试聊3句话就被赶出去。

那么，4门基础课16个学分纯靠伪造的董小姐，是怎么通过面试的呢？是哪些人面试的？

再有，假设我天赋异禀临场应变能力超绝，硬是靠口才又闯过了面试这一关，混进了协和。那我在协和读博的4年，总要做实验，总要考试的吧？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这些基础的学科知识与实验技能没有经过训练，过个层析柱不知道怎么装料，跑个凝胶电泳不知道样品往哪儿滴，作为普通人在协和4年肯定跟不上课程，做不完作业，通不过考试。

那么，董小姐是怎么在中国顶级医学院校完成4年学业的呢？她的导师就从来没有察觉过异常吗？

好，假设我入学后痛定思痛，课余时间恶补了那些理化生的基础课程，或者平时考试都作弊抄袭，愣是把这4年混过去了，还能在毕业典礼上获得院长的点名表扬。但我毕业论文怎么办呢？

一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要么是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发明设计，要么在某个细分领域把人类的知识边界往前推进一点点，总之得是个正经的研究项目。

我当然可以抄袭别人已经发表的专利来拼凑一篇，或者让做教授的姑姑把她学生的论文抢过来给我用，但博士毕业论文还得送外审，还得有盲评，最最关键的，还会查重啊。

作为一个普通人，把查重率超过20%，大量抄袭已发表专利文章的博士毕业论文交上去，那跟直接放弃学位也没什么区别了……

那么，董小姐抄袭的毕业论文，是怎么通过重重评审拿到博士学位的呢？评审论文的负责人是谁？论文查重的负责人是谁？

一个不学无术的普通人，要想光凭自己造假就能一路闯过这么多关卡，在中国最顶尖的医学院校拿到博士学位，是完全、肯定、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在入学申请材料审查、面试、日常考试、毕业论文评审、答辩这些环节，必定有至少一位足够影响力的领导干部和数十位知情配合的教职员工，才有可能把董小姐一路包庇到博士毕业。

绝对不可能仅靠董小姐自己和家人造假就能骗到一个协和的医学博士学位。绝对有领导干部的干预，绝对有执行人员的渎职。

作为一名成熟的科普博主，我极少会用这样绝对化的表述，因为很容易被起诉侵权。但这回我一定要用，起诉我也好，抓我也好，我认了。

某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耍点特权，走个捷径，骗个普通学位，我姑且可以容忍。但你骗一个医学博士学位，还要去一线给患者做手术，我忍不了！

而且，说真的，董小姐一家虽然有点权力资本，但在北京城也算不得什么高官巨富。

以董家的背景都能把通过背后运作硬生生把一个不学无术的女儿打造成协和4+4的医学博士，你告诉我那200多位学生里就她一个人是这么干的？

那真是天大的笑话！

分享一点基本常识：

既然造假的人查出来了，那些包庇造假，协助造假的人应该也不难查。

不养懒汉养酷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