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朱令的骨灰被正式安葬。

讣告来自她的父母，“爱女已入土为安，特此公告”。

这个名字上次被提起是两年前的冬至夜。中毒28年后，50岁的朱令过世。

当你在搜索栏输入“朱令”，会得到一个寥寥数行的故事——

清华大学化学系92级学生朱令，在1994年冬和1995年春至少两次摄入致死剂量重金属铊盐，因误诊时间过长，造成不可逆的巨大损害，终身残疾。北京警方认定有投毒犯罪事实发生，因证据不足，案件至今仍未侦破。

短短字符下，悲剧漫长，人生苦寒。

虽然已经太晚了，但我想好好送一送朱令。

我想打捞一些闪光碎片，希望每个关心朱令的人回望这28年时能想起，在人性之恶外，故事的另一边，有人竭力维持住了人的尊严，美，和不屈的意志。

朱令爱听央广文艺频道的《海阳现场秀》，听节目时会笑出来。

朱令最喜欢的植物叫马齿苋，样貌普通，具向阳性，别名“死不了”。

一位学妹回忆朱令练习走路的场景：“先由护工抱她站起来，站稳后，她抬脚站上一个转盘，两只脚都站上去后，大家要扶着她把转盘转到她背对着机器的位置，将她的身体绑好。这中间，她的脚要使劲蹬住，用全身发力往前顶屁股，直到站起来。她的腿那么细，整个过程都在拼尽全力。她运动时，我看到的是生命之美。”

护工会叫朱令“小美”，知道她爱美。朱令听了就乐，但又拒绝，“我是朱令令，不是小美”。

朱令爱吃饺子，冬至离开那天，朱令父母招呼大家吃了饺子，是朱令最爱的茴香馅。

朱令最爱甜食，因为有糖尿病，父母会先给她喂降糖药。父亲吴承之说，“晒着太阳吃饭是令令最快乐的事了”。

每年都会有人为朱令过生日。33岁时志愿者围着她唱生日快乐歌，有人观察到朱令跟唱的口型是：Happy birthday to me。

汶川地震时，妈妈朱明新用朱令的名字捐了钱，想告诉大家，朱令仍“有感情、有尊严地活着”。

遗体告别那天，殡仪馆回荡着古琴曲《广陵散》，这是朱令最后一次登台演出的曲目。

当天到场人数超150人，有亲属、旧友，还有和逝者并不相识的人。

在一部朱令纪录片的结尾，校友们合唱，“但愿你会记得，永远地记着，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

朱令有个姐姐，吴今，会跳芭蕾，会弹钢琴，曾是北京市崇文区理科状元，在1989年4月的春游里，不幸失足坠崖身亡。

昨天讣告里有这样一句话：“感谢公墓方关照，能够与姐姐吴今相伴。”

她们都不孤单。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篇报道发表于2024年4月26日。CDT近期将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编者按：关于中国问题的舆论场上，宣传与批判的严重两极化，反而令很多当事人只剩下沉默以对。尤其是像香香这样的少数民族个人经验，更少被外界所了解。

她不知道为何民族从那一刻开始成为了“问题”，自己的身份也会成为国家的“麻烦”。

短短一段小漫画，并没有那些宏大的政治、身份问题，有的只是主人公琐碎的回忆和真实的思考，这些片段可能更胜千言。

我是出生在新疆的香香，爸妈都是维吾尔人。从小循规蹈矩的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国家的“麻烦份子”。

我六岁开始学汉语，维语汉语都很流利。小时候生活都只是围绕着读书和考试。

我在乌鲁木齐长大，老师都是汉人，以前班上有维吾尔人和汉人，汉人还多些。所有科目的老师都是汉人，唯一的维人老师是教维语的。

那时的我认为汉维差异像人有高矮胖瘦，虽然外表不一样，倒也没特别觉得有什么。

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读喜欢的书，到处去旅行，过个平凡的人生就好啦！

2009年“七五事件”时，我刚读小学，原本的和平游行演变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相互仇杀。

那是我脑海中第一次有“民族关系”的概念。

械斗结束后，军警开始镇压，从我家大楼的窗户望出去，街上一名男子躺在地上，被白布盖着，当时在想…

“这个人是所谓的暴民吗？还是他只是参与了抗议活动？会不会…他根本是个与事件无关的寻常路人？”

奇怪的是，没几天后乌鲁木齐恢复正常上班上课，不论汉人或维人，都当作整件事没发生一样。

唯一有印象的变化是餐厅。

通常因为宗教信仰和口味不同，汉人当时多去中式餐厅，维吾尔人多去维吾尔的餐厅，回族餐厅是最受到所有族群欢迎的。

在七五事件过后，回族餐厅的客人剧减。

少数汉维两个民族和平相处的地方，大家当时也不愿意去了。

过了几年，我也不是很常想起这件事。身为女性主义者，我其实不是特别对伊斯兰教有归属感。

高中毕业前我就决定直接申请美国的大学。

从小我就满擅长念书和考试，高中毕业后我很幸运地顺利申请上了某美国名校。

当课堂上中国与美国同学激辩政治时，我常选择沉默。

美国同学说：“新疆维吾尔的再教育营明显是违反人权。”

同班的中国同学非常生气：“你有去过新疆吗？有真的看到他们在干嘛吗？凭什么胡说八道！”

在美国时，我常假装不会说中文。想起家乡的汉维冲突，我一直觉得双方是不可能互相理解的。

再说网络上那些偏激的言论也不少…

虽说是自己的国家，但好像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

然而，在七五事件的十年后，在我陌生的香港爆发了反送中运动。

看到政府动用警察镇压抗议民众的新闻画面，我想起了当年在乌鲁木齐街上被白布盖着的男子。

2020年到2021年间，中国政府的疫情应对措施，更让我觉得这并不是哪一个族群的问题。

这两年间，武汉、上海等城市接连对疫情进行严厉封控。

在不合理的权力管制下，被惩罚的人是不是就像十年前在乌鲁木齐被打死的那个男子？或许只是政府面对无法轻易解决问题时的代罪羔羊。

在威权的统治下，被针对的群体从来不会是固定的。

不论是新冠肺炎，反送中运动或是更久以前发生的七五事件，或许风波过去后会有一时的风平浪静，但威权的阴影一直都在，随时会回来。

今天的我们，可能就是明天的你们。

尾声：这样的未来，哪里是她在过去没有想过？族群政治之外，香香似乎仍在寻找归属和容身之处。那是个作为女权主义者的她、那是个思考极权主义的她、那是个忧虑这个国家受压迫者的她。那也是当下年轻人共通的忧虑。

昨天中午正在外面开车时，收到朱令父母吴叔叔和朱阿姨分别发来的消息，告知当日朱令下葬了。

（朱令）

8月12日，朱令被安葬于北京市万安公墓金区忠组0006号，姐姐吴今的身旁。

他们也发来一封信，见下：

各位关心令令的朋友：

朱令的骨灰今日安葬，受场地等诸多因素所限，仅邀请20多位亲朋参加葬礼。爱女已入土为安，特此公告。

感谢救助基金以及海内外所有捐助者的帮助。

感激公墓方关照，能够与姐姐吴今相伴。

感恩国内外各界爱心人士的关心和付出：亲朋挚友们为了帮助查找病因发起了首次网上救助行动；医护工作者们数十年如一日参与救治与护理；广大校友和志愿者们自始至终地陪伴；公安干警们为了侦破工作恪尽职守缜密追凶；几十位全国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为了推动案件进程鼎力相助联名提案；律师和记者们为了真相仗义执言。

如此大爱的情怀义举我们永志不忘！

爱女虽已安葬，但沉冤须昭雪！我们将一如既往追凶，无论天涯海角！

吴承之 朱明新

于2025年8月12日

因为很多人又问起在哪儿看这个案子的详细经过，所以再发一下链接。让我们记住朱令！

朱令中毒案（一）：案情篇（1992-1995）

朱令中毒案（二）：破案篇（1995-1998）

朱令中毒案（三）人物篇（2005-2013）

朱令中毒案（四）分析篇

朱令中毒案（五）2018年论文解读

朱令中毒案（六）终结篇

8月12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公开发布《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提出从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期间，居民个人使用贷款经办机构发放的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业务）中实际用于消费，且贷款经办机构可通过贷款发放账户等识别借款人相关消费交易信息的部分，可按规定享受贴息政策。

另外，财政部等九部门同日公开发布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方案》，其中明确，对于经办银行向服务业经营主体发放的贷款，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对经营主体进行贴息，贴息期限不超过1年，年贴息比例为1个百分点，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分别承担贴息资金的90%、10%。单户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

两项政策的核心是引导信贷资金流向与消费相关的领域，从而降低融资成本，提振个人消费和服务业经营的活力，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1.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

• 针对居民个人用于消费的贷款（不包括信用卡）。
• 重点领域包括家用汽车、教育、文化旅游等，单笔消费用于贴息的上限为5万元。
• 贴息比例为年利率的1%，最高不超过贷款利率的50%。
• 借款人在一家机构的贴息上限为3000元。

2.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

• 适用于餐饮、旅游等八大服务行业。
• 自2025年3月16日至12月31日期间签署的合规贷款。
• 贴息比例为1%，政策覆盖21家全国性银行。
• 贴息期限最长为一年，单户最高贷款规模贴息可达100万元。

该贴息/补贴政策推出后在微博、推特平台引发了网民嘲讽，一些网民认为此类贷款补贴如同笑话，“在加工资，和发福利前，他们选择了放贷”。之前，有网友在评论“全民强制社保”时，也发表了类似观点。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网民评论：

海盗糖包：哈哈。为了消费，把贷款做成了消费。还是发钱实在。

凉风有信0324：原来之前人们不爱消费是因为没有贴息啊，一直以为是余额不足呢。

我是恁爹耶：塔又不急，我们急个卵。

小喵不吃鱼尾巴：多送点保时捷五元优惠券，大家就都能买得起啦。

KNCQR147411：提振消费给出贷款补贴，放美国要被新闻联播连续放一年。

澳洲扒鸡 :哈哈，花五块钱买鱼饵，咱一起出海钓金枪鱼呀。

然酱的小面包干：双休就能促进消费。

淇淇牌赚钱公司：笑死，一个个深渊债务等着你，哪个人想的这么绝。

富尼法号涩涩：很努力地绕开直接发钱这条路。

buckyloos2：继续榨，还不够，骨头磨成粉也能用。

yingz1981：他们什么时侯都会这样选择的。你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罢了。还指望什么呢？

ShwetaG29822558：你不花钱，政府替你贴；但前提是——你得先欠债。

暂时想不出名字就这么着：什么时候先把国补落实到位，河北国补天天抢都抢不到。

财班嘟嘟：贴息固然是好事儿，还是多想想怎么贴“本金”才是正道。

山谷里的知识点：实实在在提高大家收入才是真的！贷款都要还的，现在这个经济情况，贷款真的要谨慎。

数码科技小张：努力让人人都背上贷款。

这个方糖不太圆：免税比这靠谱吧。

山隹木四水：我差的是本金，不是息。

经济新视界：居民想要的是去杠杆，降负担，金融部门可以提供的却一直是让你上杠杆、加杠杆。 // 张小马打豆豆：你不加杠杆，黄四郎怎么去杠杆。

你听下雪了a：怎么总想着想掏空穷人。

对于他来说，最务实的生存法则是，“可以病，不能病态，也不能太病。”他反复把这句话解释给新来的年轻人：“我们是有病，但不能病恹恹躺平，肾坏了脑子没坏；也得照顾好身体，身体是本钱，本钱没了，都是白玩。”

文丨新京报记者 吴瑜 实习生 罗丽娟

编辑 丨陈晓舒

校对 丨赵琳

老裁缝终于坐回缝纫机前，生计和尊严都回来了。

两年前，听说广州有服装厂专收尿毒症病人，待业多年的43岁尿毒症病人张顺，从江西老家赶来。没带什么行李，除了三支缝纫用的旧锥子。

厂里都知道来了个“狠人”——早七点多到，晚十点多才走。揽最多的货，布料把缝纫机桌面铺满，剩下的堆在腿上。踏板“踩到飞起”，“下一件永远要比上一件快。”再后来，他要和“普工组”的健康工人争货单，比试工作量。

“风吹不着，雨打不着，让咱们病人过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张顺一直记着员工大会上，主管说过的话。

这家“收留”尿毒症患者的工厂，其实是广州城郊的一家民营透析中心开的。二三层是透析室，四层就是服装厂。尿毒症工人——最大的60岁、最小的18岁，每日上上下下，把服装厂里挣到的钱用来交透析费，透析完的身体再继续投入工作。

在广州这不是个例。3年来，边打工边透析的外地尿毒症病人，占据数十家民营透析中心近半数床位。他们在这座城市，开辟出以工养医的生存路径，也过上抱团取暖的集体生活。

但这不仅仅是尿毒症病人希望以更“体面”的方式生存的故事。

根据中国肾脏疾病数据系统统计，截至2024年底，我国有超200万尿毒症病人，其中大陆地区透析患者总数达118.3万例，年新增患者约2万人。大量乡镇县城尿毒症病人，仍面临着就业、就医和经济上的困境。

在广州这个生态圈里，民营透析中心和病人彼此依存。一方面，民营透析中心提供的食宿、就业、补贴等福利，为病人提供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靠福利吸引来的病人，又为透析中心带来医疗营收。

与此同时，这个生态圈也处在规则的灰色地带。

夜里十点半，张顺在加班。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病人与工人 

距离广州市中心20公里，一家五层民营透析中心临街坐落，日晒雨淋后，招牌褪成灰蓝色，在往来的车流中并不打眼。每个清晨，一群尿毒症工人簇拥着钻进这栋楼，天黑，又四散消失在背后的握手楼群中。

楼内运转着一个精密的医疗工业系统——四层是服装厂，58名尿毒症工人在此工作，日产能最高可达两千件；二三层是透析室，50台透析机并列排开，可供200人轮班透析；一楼是理疗室，为病人提供推拿按摩服务。电梯入口，挂着街道办事处颁发的“爱心工厂”证书，上面写着“帮助病人回归社会”。

餐饮、手工、医疗耗材组装，广州几家民营透析中心提供的就业类型各异。张顺所在的服装厂，开办得早，规模较大，在圈里小有名气。

每早八点半，四楼工厂里，随着缝纫机的声音吱吱呀呀响起，58双黑瘦的手忙碌起来。技术好的车裤子，细心的剪线头，眼力好的查货，年纪大的打扫地面的废布条，最后熨烫、打包。这天，共产出1000多条裤子。工人们比画着过大的裤腰，猜测，这批货最终要发往海外。

除了速度慢，外行人也能一眼看出工厂的特殊。

每一双劳作的手臂上，用于透析的血管丘陵一般凸起；零星的水杯里混着蛋白粉，防止手脚抽筋耽误干活；头部车间里，十几名健康的熟练工人带动产量，近九成肾友工人堆积在尾部，干技术门槛低的碎活，他们围坐在一张方形大桌子边，穿腰带，钉扣子，挂吊牌，货不够分时，“把活儿让点儿给家里有小孩的”，大多只拿底薪维生。

尿毒症病人透析中，枕边备着速效救心丸、防止低血糖的彩虹糖。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中午十二点，张顺乘电梯下到三楼透析室，从工人变成病人。为了确保每个工种都不缺人，工人们分早中晚三个批次离岗透析。

透析室里，透析机通过两根针连接他的身体，血液经过一个针眼流入小拇指粗的透析管，透析机代替衰竭的肾脏，把体内淤积的水分混带毒素甩出，最后干净的血液再从另一个针眼输回身体。除了换肾，这是尿毒症病人维持生命的主要方式，血液透析。通常一周三次，一次四小时，直到生命终结。

“存不到钱，但能养活自己”，工厂包吃住的情况下，叠加每月400元的“控水奖金”，工人们的工资能基本覆盖医疗和生活支出。

作为“劳模”，张顺收入最高，月平均工资在4500元左右。近三个月，除去透析费、药费和生活费，结余下的1000多元，他都用来打营养针，238元一针，相当于缝600条裤脚的工钱，一星期一针，“打完有力气继续挣钱。”

得病前，张顺在沿海各地的制衣厂打工，用几十年劳作，换来县城的一套房；得病后，他又在各地辗转求医，积蓄、工作、婚姻，连同残存的排尿能力一起流失。最后，需要终身透析的他，困在老家，坐吃山空。

与张顺一样，工友们的面目是相似的。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乡镇或县城郊区，年龄大多在二十岁到五十岁之间，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持换肾，需要终身透析。时间拉长一些，他们曾经从事各行各业，用当外卖员、长途车司机、装修工人、流水线工人的收入，支撑起一个家庭的运转，得病后，被劳动市场淘汰，面临经济压力。他们希望自力更生，不做家人的负累。

具体来说，钱是一点一点流走的。

透析前的漫长时间里，“死马当活马医”的钱，已经让一些家庭掏光家底。慢性肾脏病分为五期，不可逆地向前发展，周期慢的长达20年。

2012年，血液透析被纳入大病医保，大部分地区报销比例提升至九成左右，极大减轻了尿毒症患者的负担。但是，透析自付部分、并发症、用药、交通、在透析中心附近租房等费用叠加，对于失去收入来源的病人，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光是血液透析的自付部分，不同省市县、不同医保类型，报销程度都不同，患者的医疗负担也因此相差较大。一些地区的透析费仅能报销七成左右，患者每年需自付3万-4万元。部分地区设有报销上限，超出部分需患者自行承担。一位湖南籍工人透露，老家每月报销限额在4000元左右，额度经常不够用，“后来，我不得已把每周3次透析改为2周5次，每月仍要自付2000多元。”这笔支出，几乎相当于这个农村家庭整月的收入。

工厂考勤表，标注着工人离岗透析的时间点。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生计和尊严

来广州之前，工人们怀揣着一堆求职不得的经历。

偏见、比常人差的体力、被透析耽误的工时、雇主怕出意外担责等，使他们的就业之路困难重重。于是他们隐藏身份，带袖套、穿长袖，“小偷一样”工作，最后纸还是没包住火；许多基层公立医院，只在白天开放透析，工作和透析时间冲突，病人们选择上夜班，连续几个月通宵，“身体遭不住了”；有人干脆做日结搬运工，用工时段灵活，但手臂上透析用的血管，因用力过猛堵塞了。

最后，他们退回到一方床位上。

关于老家的生活，工人们多多少少描述过这样的画面——日子长在两张床上，一张床在家，床边窗户紧闭，白天黑夜，风晴雪雨，生活没什么分别；另一张床在医院，“黑麻麻的病人钉在越来越挤的透析室”，直到病人一波波被更替。

连接两张床的，是一辆风雨无阻，每周三次往返“续命”的电动车。由于基层医疗资源覆盖不足，在偏远地区，有的电动车需要跋涉到市级医院。根据国家卫健委2025年发布的数据，目前，全国仍有72个常住人口超过10万的县，公立综合县医院不具备血液透析服务能力。

于是，经年累月，与钱一起丧失的，还有尊严和体面。

他们或许还能活很久，但因疾病，很多生的权利提前丧失了，不仅是婚姻、社会关系，还有工作机会，这些和病痛一样难以承受。

张顺就曾面临这种处境。离异、无业，儿子尚未迈入社会。邻居眼里，当年意气风发的老裁缝，变成了总穿长袖衬衫的无业游民，没人知道，长袖下面是越来越密集的针眼，像给往后人生打出的一串省略号。

他想去大城市打工挣钱，但医保报销是个问题。“异地就医”手续繁杂，高额垫付费用难以承担。另一种思路，放弃老家医保，购买大城市的医保，也难办——“五险一金成套下来得一千多元”，更重要的是，得在当地有正经工作，打零工不算。

2021年，生活像是开了一道口。

那年9月，国家医保局在全国启动5种门诊慢特病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尿毒症透析是其中一种，相关费用的实时报销在各地逐渐普及。

不久后的2022年1月，广东省率先开放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医保的户籍限制，这意味着，在广东打零工的尿毒症病人，如果来自医保报销程度低的地区，可选择在广东就地参加职工医保，且不与其他险种挂钩。3年后的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文提出，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医保的户籍限制，以推动参保公平，目前部分地区仍有居住证等条件限制。

两项医保政策的开放，让作为“试验田”的广州，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参保就医的地域和身份限制，透析病人得以前来谋生。

“黑麻麻的，浑身中药味，甚至没有去考察透析室，直接杀到车间试缝纫机。”老员工都记得当年张顺冲进工厂，着急挣钱的样子。“我只想努力挣钱，比之前过得好。”

隔天在宿舍醒来，“熟悉的感觉回来了。”握手楼群，窗户挨着窗户，天没亮，稀稀拉拉的声响就钻进耳朵，接着晚归人的脚步声的，是清洁工、外卖员、工厂工人电动车滴滴的启动声。他起床上班，走在这群人中——得病前他是其中一员，现在，他“回归正常人的世界了”。

张顺在工作。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张顺对桌的邱秀兰，比他晚一拨儿到。

邱秀兰今年35岁，因病被雇主辞退后，她在云南家中“躺了”5年，靠在电子厂工作的丈夫供养自己和两个小孩。“大部分尿毒症家庭，婚姻都不会持久的”，丈夫有了新的感情，她不反抗，“我什么价值都提供不了”，何况，每月总归是要管他伸手要钱。

丈夫不同意邱秀兰外出打工，“别累死在外面。”“我宁愿累死，也不要病死”，临行前，她给院里安上监控，想孩子时能看上一眼。然后，在一个清晨的狗吠声中悄悄出了门。

在工厂里，她一步步学技术，一年内成为车间主力，第一个月赚的3600元，除去医疗和日常开支，她把剩下的寄给老家的孩子，另一笔攒下的钱用来张罗公公的葬礼。丈夫照常不联系她，不过现在无所谓了，她能养活自己。

当生活趋向平稳后，她把更多的年轻女性同乡带出来。

18岁的叶晓敏是其中之一，她是县城医院里年龄最小的尿毒症病人，辍学后，没机会迈入社会。父母都是务工人员，收入并不高，她还有两个正上学的兄妹。因为家住得偏远，母亲不得不在县城医院附近租房照顾她。透析费和租房费，给家里带来很大压力。

压力还来自对未来的迷茫。“我年纪小，每次进透析室，其他病人都用可怜的眼神看我，好像能看穿我的一生。”县城小社会里，她避着人走路，大部分时间沤在出租屋里，就这样过了三年。“我不甘心一辈子这样。”当地医院的透析群里，她加上邱秀兰的微信。

叶晓敏爱学习，能吃苦，一进厂就要求去头部车间学技术活。邱秀兰教她用缝纫机，从走直线、打圈，再到打边。她还用剩余的布料给叶晓敏缝了坐垫，“坐着不累”，厂里发的1000元介绍费，邱秀兰也“分享”给叶晓敏一半。很快叶晓敏学会了车整条裤子。

她们彼此陪伴，挨着床位透析，又一起上班，自食其力付医药费。

10平方米的宿舍里，她们和另一位云南老乡合住，两张上下铺的床，多出的床位码满药，窗台上晾着粉格子样式的枕巾，那是用厂里的废弃布料缝制的。下班后的夜晚，微风顺着楼群间的缝隙吹进来，满屋都是洗衣粉的味道。

像窗台上被拼接晾起的布料，三个被疾病磨损的身体，在这个能够到的“最宽广”的地方，重建起“体面”的生活。

邱秀兰和叶晓敏在工作。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老板的生意

“我开厂的目的很简单，通过帮助他们，增加病人数量。”五楼办公室里，兼任透析中心老板和服装厂厂长的贺军坐在监视器前。他按动遥控器，屏幕里十三个画面依次切换，工厂和透析室尽收眼底。

2017年，为缓解公立医院床位压力，推进分级诊疗，原国家卫计委正式允许社会资本进入透析领域，也是那一年，贺军从公立医院提前退休，创办了这家民营血液透析中心。据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共有独立透析中心611家，约占全国透析服务机构总量的十分之一。其中，广东是全国独立透析中心数量最多的省份，占96家。

但分级诊疗效果仍难以实现。“本地人更信赖公立医院，公立医院依然一床难求，民营透析中心大量机器闲置。”于是，多家民营透析中心通过发放福利吸引客源。所谓的福利包括，包吃住、安排就业、发补贴等，补贴金额从几百到小几千元不等，“不提供住宿和就业的，补贴高一些。”

激烈竞争下，一些民营透析中心还会通过中介触达外地客源，这些“透析头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对接外地尿毒症病人，有时还负责去车站接人、安顿食宿和介绍工作。当病人透满三个月，他们从透析中心处按人头拿介绍费，金额在百元到千元不等。

凭借商人的敏锐和冒险精神，2022年，看准尿毒症病人就业难的痛点，贺军在透析室楼上办起制衣厂，帮助病人以工养医。此后，靠安排就业吸引来的透析患者，占据了客源总数的大半，一度萧条的透析中心得以起死回生。

其实，工厂本身难以盈利。工人们戏称，下楼透析才是“体现价值”的时候。

“价值”可以量化为数字。据2025年7月15日实施的《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泌尿系统透析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血液透析费”项目的全省最高限价为每次390元，各地市据此合理制定具体价格。不考虑用药和其他治疗项目，如果按每周血液透析3次计算，月人均血液透析费用约为4000元到5000元。医保报销的九成左右费用，通过医保经办机构拨付给透析中心。

“单人月毛利润在2000元左右。”贺军说。“毛利润”指从医疗上赚到的钱，减服装厂“贴出去的钱”。

“终究不是慈善，我能提供的很有限”，晚上十点，五楼办公室里，监视器的蓝光打在贺军脸上，屏幕一角，张顺佝着身子加班，夹在缝纫机上的小夜灯，把他的脸映得黑亮。贺军坦率地说，“只能是给他一个好身体，再给一个工作机会，让他能回归社会，自食其力。”因为担心出意外，他通常等到张顺下班才离开。

这样的生态圈里，民营透析中心和病人是彼此依存的。一方面，民营透析中心提供的食宿、就业、补贴等福利，为病人提供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靠福利吸引来的病人，又为透析中心带来医疗营收。

也正因为这样的福利，使这个生态圈始终处在规则的灰色地带。这背后，是一个争议已久的话题——发放福利是否合规？一些外省案例中，已有类似行为被有关部门叫停整改。

有律师认为，发福利不仅涉及不正当竞争，也可能属于医保基金的不合理使用。有业内人士抱怨，个别透析中心每月补贴高达两千元，类似“花钱买病人”。但也有律师称，民营透析中心“让利”患者，属于市场行为，不该被过多干涉。总之，“不能在明面上说”的福利，给圈里人带来隐隐的不安全感。

“什么规则，没有规则，规则就是活下去”，缝纫机边，张顺快速输出，语速和针脚一样密。他听说过类似传言，比起老板，他更担心工厂的存续。厂里缺货源，发不出工资的那个月，他借给贺军数万元维持运转。他想在这里干一辈子。

而贺军则更希望得到一些政策扶持，比如，有关部门能提供一栋廉租房，作为病人的宿舍。有律师表示，目前法律上没有专门针对尿毒症病人的用工规范，如果给企业以雇佣残疾人一样的政策优惠，或许能提高雇佣积极性。

“如果这样的就业模式，能从广州推广出去，我们找工作就没这么难了。”一位工人病友说。

尾部车间里，尿毒症工人在剪线头。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扳命”

“在这里没有失落感，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从第一批尿毒症病人来到广州，已经过去近五年。他们早就把自己连根拔起，一些人离家前，把户口本从父母处分割出来，怕出事后连累家人。

在这片开辟出的领地上，尿毒症病人建立起自己的语言体系，健康人叫“正常人”，健康的工人叫“普工”，而病人间互称“肾友”，一些病友继而发展成情侣，圈里叫“透析搭子”。分散在不同透析中心的老乡会彼此惦记，“隔段时间就打个电话，就怕人消失了。”

日子是共同过的。下班路上，小瓶冰镇矿泉水一个传一个，轮着喝一瓶；宿舍里，一人生病，其他人帮着送医院；钱被借来借去，肾友来来往往，有的去了别的透析中心，有的后来去世，这些钱不一定都还得上。张顺赚到的钱，请肾友吃过饭，帮回家探亲的肾友报销过飞机票。赚得最多的那个月，他捐出去1000元，街道颁发的爱心证书至今放在每日通勤的公文包里，把包的四个角撑得周正。

与老家相比，唯一没变的是眼前的死亡风险。毕竟，透龄、肤色和手臂上针孔的密度，年轮一样呈现着剩余生命的刻度。

从医学上来说，年轻尿毒症病人的生存期，通常为5年到20年，受年龄、病情等因素影响，部分可达20年以上。根据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透析专业委员会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我国透析患者平均年龄为56.9岁。

风险的形式是具体的。透析过程中出现的低血压、肌肉痉挛、低血糖等情况，如果得不到及时抢救，重则危及生命。张顺透析时不睡觉，“怕出意外醒不来”；一位透龄长的病人手里攥着速效救心丸，四小时透析过程中，他不断地睡过去，醒来后又在枕头缝里翻找药瓶，“这药跟钱似的，可以不用，但得有心里才踏实”；“扳命”，病床上一位贵州患者用方言形容透析，这个词原意指离开水的鱼拼命摆动尾巴。

这里的确出现过死亡的案例：高龄病人透析后晕倒死亡了；清晨宿舍里，工人被发现时已经不幸离世。作为“高危”群体，他们的死因难定。家属来闹，工厂赔钱，遗体被领走，之后的事大家不愿多讨论。直到一切恢复如常，传言湮灭在工厂机器的运作声中。

即便是这样的风险，大家也都选择用集体主义的方式应对。

两年前，病人们自发成立互助基金，每月一发工资，就往里面存十块钱。起初只有厂里员工参与，后来逐渐扩展到外面的透析中心，甚至是线上的肾友微信群。发起人张永宏记过一笔账，先后有上百位病友参与互助，最多的时候，基金里有过8000元。它让贫血的女孩输上了血，也救过返工路上出车祸的肾友，“没这笔钱，人就没了。”

每逢生日，病友一起庆祝又活过一年。“老东北”“桂林仔”“云南妹”……围坐一圈，用厂里发的两百元生日奖金吃饭喝酒。祝酒词里，大家心照不宣，不谈因疾病而雷同的过去，更不兴聊未来，活在当下的日子里，日常琐碎才是下酒料。酒桌上，脸色乌黑，五官的界限都因此模糊起来的，是透龄长的，他们放得开、喝得多，给年轻人斟酒时，手里的酒瓶被慎重地掂来掂去，倒倒停停，“他们路还长，得控制。”

结束完一天的工作，晚上八点，透析床位上叶晓敏打着哈欠，邻床邱秀兰已熟睡。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对于年轻的工友，人生的确有更多可能性。

“从透析的第一天，我就没有打算透析一辈子。”叶晓敏非常肯定地说。18岁的她，大概率会活过厂里年老的工人；或者，按照她的预设，活到医学进步，治愈疾病，“换不起人肾，换个猪肾也行”，但这是一项遥远的技术，称为“异体猪肾移植”，目前全球仅实验三例，均未完全成功；当然，最理想的状况是，活到攒够钱换肾，那才是透析圈里所谓的“终极上岸”。目前，受制于数十万元的费用和受限的肾源，我国超200万名尿毒症患者中，每年能完成肾移植手术的仅5000例。

透析室里，年轻的工人隔床平躺，聊起对未来的规划，关于遥远的医疗技术，关于换肾的价格，关于如何挣更多的钱，关于病好后和“正常人”一样恋爱、结婚。有时有人聊到血压升高，透析机发出滴滴的警报声。

目前的工作，是支撑这些“可能性”的支点。

厂里35岁以下的肾友占了三分之一，初中、技校、大学辍学的都有，许多人在这里才第一次迈入社会。他们大多进入头部车间学技术活儿，干得上心，总拿全勤奖，在各个车间里当上小组长。

透龄长的，没这些念想，工作只为维生。日复一日，他们围在尾部的大方桌边干碎活儿，平均工资不超过2000元，基本抵消开支。午休时间，大桌子变成床，他们直直躺着，睡得踏实，像一排搁浅的鱼。即便底薪连降三次，直到没有，也有人继续待着。他们或许做过其他尝试，发现活路不多，于是不再折腾。

命运无力逆转，不妨舒坦活一日算一日，“不当家里负累就成。”

在这样的尾部车间，工人流动率极高，据贺军统计，来来往往有过百来人，大部分不超3个月就离开，通常，他们在提供不同福利的透析中心间试探、流转。

张顺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

透析室门口的储物间，工人离岗透析时，把物品存放在里面。柜门上的人名换了一波又一波。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对于他来说，最务实的生存法则是，“可以病，不能病态，也不能太病。”他反复把这句话解释给新来的年轻人：“我们是有病，但不能病恹恹躺平，肾坏了脑子没坏；也得照顾好身体，身体是本钱，本钱没了，都是白玩。”

靠着这样的法则，他过上自足的生活。去年挣了四万多元，攒下两万，打营养针和住院，都没愁过钱；旧宿舍又黑又暗，他自费800元住进大单间，有两扇大窗户，握手楼间距近，阳光照不进屋里，但“有窗户才像人住的地方”。总有外面的透析中心打来电话挖人，他不为所动，“不想像商品一样被换来换去”，稳定才是安全感。

顺利的话，人生将这样有序地运转下去。就像床边桌上，永远码着药片、枸杞、眼药水、矿泉水、创可贴，生活就围绕这些物件展开。

早起，来一片药“抗病毒”；一把枸杞明目，再滴上眼药水，尿毒症影响视力，可他“靠眼力挣钱”；塞进包里的矿泉水，是两天的饮水量，一口都多不得；最后，用创可贴把胳膊上的针孔盖严实，“房东看到不敢租给你的。”

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他出门上班，新的一天，周而复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顺、邱秀兰、叶晓敏、贺军为化名）

这位较真的家长，发现校服质量有问题（材质和标签上宣称的不符），录了一个视频，点击量11万。

和学校沟通无果，他又做了一个视频。然后校服生产商举报了他，当地公安把他拘留了七天。

现在法院判他无罪，当地警方违法，对他进行国家赔偿，金额是3200元。这个金额是根据相关法律测算的，本身并没有问题。

但是，这位男子已经失去了一切。画面中他悲苦的脸庞，实在触动人心。我认为，这就是“典型中国人”，在这副面孔中，我们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上次让我有这种感觉的，是“鸿毛药酒事件”中从拘留所出来的那位医生。

因为被拘留，邓建国就成了“有问题的人”，他失去了工作。家里人不理解他，于是也只有离婚了。在申诉的过程中，周围的人可能也觉得他是“神经病”，于是他也就真的抑郁了。

这是一个极端个案，但也是一种普遍的处境：在这片土地上，“发声”往往意味着很大的代价。权力的打压只是一方面，更严重的是来自社会（甚至包括自己家庭）的孤立。

就像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大家可以回味一下，一个不小心说出真相的人，是如何一步步被周围的人指证为“疯子”的。

对此我也有一点体会。因为过去几年写的一些文章，我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敏感的”。据说成都某机构举办活动，特别提示不要我过去。我觉得很好玩。“难道我自己的书店是一个文化特区？”

很多人处在一种发声的阴影之中，这个阴影就会不断扩大——实际上它已经无边无际了。

本文的截图，来源于凤凰网的视频，这个视频的转发和点赞量很大，但是它的评论数却还不到5，显示出来的几条，不过是“🙏”这样的表情符号，这本身就是一种嘲讽。

可以尝试把自己放在这位男子的身边。你是属于他的“单位”，“家庭”，孩子就读的学校，校服生产商，或者是当地警方？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CDT编者按：原文发布于2015年8月20日，天津港危化品仓库爆炸事故发生于2015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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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爆炸事件。这些天，大家该说的都说了。

只有一事始料未及：这一次，舆论危机为何如此深重？

爆炸的第二天，我在微信里写道：“参见我13年前的告诫吧，作为学者，能说的其实已经不多”。然后，我把《流言止于公开》那篇谈话（参见附录）重发在朋友圈，也发给了一些我熟识的领导，期待万一有什么人能够拯救这场行将来到的舆论危机。

但显然，可能来的还是来了。这场业已来到的舆论危机，其杀伤力比之爆炸本身，有过之而无不及。

学者总以为，学术的告白一定有人会听，听了一定有人会做。其实未必。

转眼，已是头七。

大概不能为天津港做什么了，下面这些基于灾难传播常识的笔记，权当是写给下一个天津港：

一、传播的原则是什么？

不管是新闻、宣传、政府公关，其基石都是“公开性”。

在危机面前，公开性是公信力之父，而公信力，则是人心变乱中一切号召力的来源。

SARS那年，违反了公开性原则，结果天灾转为了人祸，贻害国家不算，大小官员还搭上了自己，包括部长级高官。后来，2003年4月20日，卫生部举行新闻发布会，首次披露北京SARS疫情真实数据，SARS作为社会危机戛然而止。信息公开与否，是在灾难中治乱的关键，这一点已很清楚。

SARS五年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在理论上，“公开”成为常态——虽然对信息公开的履行并不完美。十年后，《求是》刊发国家领导人的文章，回顾十年前：“非典之前的疫情，各地想办法捂着、堵着，信息被严格管制。那年4月20日之后，政府和媒体放开了。”

今天，公开性已经不算是知识，而是常识。

汶川地震那一年，我们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公开时刻——汶川地震的传播学遗产》，不过我想，没有多少干部会去读吧。很多领导喜欢的读物是舆情技术，这类作品，读的人糊涂，写的人又何尝不是装糊涂。

到了天津港爆炸这一次，在事件的最初几天，再次忘记了公开性（尤其是天津），结果，这种不应该有的人祸点燃了场外议题，引发次生灾难于人心民意！

爆炸的第二天，我写道：时光向前，而风景向后。不幸而言中。 爆炸的现场犹可清理，受伤的家庭犹可抚慰，可是由忤逆民意导致的对国家形象的伤害，谁能只手弥补？ 这是所谓“相关领导”阶层又一次“败事有余”的教科书般的实例，此事件当事者的结局当可预测。

二、如何应对谣言？

谣言本不必有，不公开的事情多了，世上也就有了谣言。周晓虹在《传播的畸变》一文中定义说：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说，流言（gossip）和谣言（rumor）都是社会大众中传播的未被确证的信息。

美国学者对战时谣言的分析，指出了形成谣言的两个条件——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并且，大部分谣言都是集体创作。

有一些所谓谣言，日后不断被证明只是不被认可的真相披露，问题是，这样的事例太多。于是辟谣成为需要举证自清的一方，而与此同时，网络交流成为了信息短缺的社会唯一的选择。

恰如Rasnow所说，谣言是一种公共的信息交流，反映了个人对于某一社会现象的假说。

我在分析SARS中的网络流言现象时，也曾说过：“从理论上来说，作为一个‘平权化的媒介平台’，……它无非是给无权无势、一时缺乏消息来源的大众一种信息传通的基础平台：从开始时期对消息封锁的打破到后来的添油加醋，从描述事实到盲目议论，从透视真相到风传谣言，诸如此类。”

还有一些谣言，被证实确是谣言。但社会却似乎并不认为这些谣言就毫无意义：人们一般向当局或是媒介吁请真相，把证实的责任交付给它们，但谣言却打击了这一过程，胡泳把谣言理解为一种“社会抗议”。

我一直认为，面对谣言，最有效的措施就是：1、呼应大众对于危机事件关键要素的重要性认定（如网民所言，该递上真相时，别忙于递纸巾），2、提供正当、清晰、全面、权威的信息以覆盖谣言，与此同时，3、在探索真相、寻求解决方案方面与社会公众保持密切互动，4、并在深化议题方面提升国家与社会对话的品质。

如何应对谣言？这就是答案。

至于删帖、封号之类，用来制止有意图的违法行为时，是有效的；可是，用于一般社会公众心理则不行：

举凡一切好奇、恐慌、抗议，或可被抵消，但无法被删除。

三、如何面对新闻界？

新闻界的本质，并不是一个自足的本体，而是沟通国家与社会民意的中介体。除了履行媒介-信道的职责，新闻界没有多少自己的利益，也没有显在的企图心。好的治理者看待新闻界是中性的，更好的治理者看待新闻界是良性的。

灾难发生后，新闻界闻风而来，原因只有一个：受众的惊恐需要信息、意见来抚平。而这一点，也正是政府的意图所在，不是吗？因此，以下技术性问题是不言自明的：

所有记者均有权报道吗？是的，而且应该迅速建立临时新闻中心，以统筹服务林林总总的新闻媒体。

对不同的新闻媒体可以区别对待吗？可以，但应以不妨碍泛在的新闻报道权为前提。

外国新闻记者有权报道吗？是的，如果他们确实是记者。

新闻记者、外国记者也会信谣、传谣吧？是的，如果他们得不到态度诚实的信息发布，那么新闻界就会转而报道所谓“未经证实的”道听途说；抛开新闻伦理的纠葛不谈，那种对“未经证实的信息”的关注，其目的大多仍是要敦促权威信息的发布。

1843年，马克思在《莱茵报》从事新闻工作时期，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写道：“要是个别的人，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居民成了某种异常可怕的灾难的牺牲品，而又没有人谈论这种灾难，没有人把这种灾难看做一种值得分析和讨论的对象，那么，受难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不是别人无权谈论这个问题，那就是别人认为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因而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

四、如何发布新闻、危机公关？

天津港爆炸事件，八次新闻发布会，五次效果不佳。有一些发布会的场景，甚至成为引爆民间舆论的新导火索，这是很不应该的。由于语境受限制，这里就不具体评述当事人和具体议题了。但是围绕着政府危机公关和新闻发布会，有几个相关禁忌，须当说明：

新闻发布会，应该是有准备的新闻发布，不是仓促上阵、手足无措的见面会。这种有准备，不是限指事实、数据，而是洞悉新闻价值的议题准备、以及直面这些议题的心理准备。形象地说，你不能一问三不知，不能搪塞推诿，不能莫名终止发布会，不能夺路而逃。

新闻发布会，应该是有诚意的新闻发布。对于已经收集到的事实数据，应该发布；对于不断确认中的事实数据，应该做动态的发布；对于未来才能确认的事实数据，应该对发布本身作预告性的发布；对于确定无法发布的事实数据，应发布歉意和承诺。各类事实、数据，可以与新闻界相支持，可以与公众信息相印证，以最终形成政府发布的权威度。

此之谓“正心诚意”。

重大危机应对的原则之一，是让首席长官出场；危机公关传播，也是如此。天津港爆炸事件，前几次发布会上，屡见主官、责任官员缺席或失语，这是危机公关的大忌。

新闻发言人应该是受组织委派的、受过系统新闻及公关训练的专业人员，而非是一个官员级别。很难想象，一个业余人士能够理解专业记者所需，并且作专业化的应对。

关于新闻发言人去行政化这一点，我在很多场合提过建言。此外，新闻发言活动应该是一个基于轮式沟通的团队工作系统，而非一盘散沙，各自说话。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我猜，这些领导，一定也是上过新闻素养或危机公关培训班的。他们一定知道，危机事件中，新闻热点的来源大多涉及以下方面：威胁群体利益；侵犯基本价值；唤醒刻板成见。

是的，这三者，正是爆炸过后，新闻热点仍然层出不穷的原因。

五、如何网络执政？

毋庸讳言，每次伴随着灾难事件的发生，会有敌对势力试图借网络舆论造势，也会有些人罔顾法律责任，在网上妄语胡言。

但是，在灾难面前，网络舆论的问题主体，还是不明流言纷飞、舆论监督日盛、民间议政杂出，这些挑战，本质上还是法治框架内的现实治理问题。还记得，在所谓官官相护的网络流言纷飞之际，相关部门没有站出来以行动来辟谣、也没有发布信息来披露政府的调查行动，直到李克强总理16日下午赶赴天津，亲自说出“要彻查追责、公布所有调查结果，给死难者家属一个交代，给天津市民一个交代，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给历史一个交代。”这句承诺，给公众带来了最初的安慰，也遏制了流言的进一步生发。更好的辟谣来自《天津日报》直到18日才以“快讯”发布的旧闻：瑞海公司董事长于学伟、副董事长董社轩等10人在13日上午已被控制。两者相互印证，网上关于官官相护的议论方见平复。

但是，无疑，要彻底扭转这一网络舆论，只能靠国家来兑现总理“彻查追责”的诺言，而非“人民时评”有关网民“不要被各种“负面猜想”牵着鼻子走“的告诫。

我们要记住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孤立存在的网络执政。

网络空间的问题，其实只是现实问题的延伸；网络政治，只是现实政治的镜像；网络执政这个概念，只能落实于现实执政的改革。

简言之，没有痛下决心的社会管理创新，没有不断趋于良善的现实治理，就不会有网络舆论的大治。

这个道理如同：对着镜子，我们可以正衣冠；但衣冠不整时，我们不必去正镜子。

2015年8月19日星期三

于南京花神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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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流言止于新闻的公开 ——关于网络传播时代的广州城市危机的谈话

2003 年2月15日，《南方周末》记者就广州因非典型肺炎事件而爆发的城市危机问题，和杜骏飞老师作了题为“网络传播时代与流言控制”的访谈。以下是谈话实录的 整理稿：

【《南方周末》记者问】（以下简称“问”）：这次关于"非典型性肺炎"的各种传言，由广州开始，迅速波及了海南、福建、湖南等地方，并且也引起了 这些地方的抢购白醋和板蓝根的风潮。除了以口传口以外，应该说，网络的各种平台都在其中扮演了很特殊的角色，作为网络传播学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杜骏飞答】（以下简称“答”）：扮演角色？不，网络没有“扮演”角色。在这次事件里，它只是再次完整的表现了自己。作为一个"平权化的媒介平台"，它起到了 它该起到的作用，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对于像广州城市危机这样的社会事件来说，网络所起到的作用，也就是给无权无势、一时缺乏消息来源的大众一种信息传通 的基础平台：从开始时期对消息封锁的打破，到后来的添油加醋，从描述事实到盲目议论，从透视真相到风传谣言，诸如此类。

实际上，这都是网 络的强渗透性所决定的，也是可以在事前完全可以预料到的。看起来，当地政府和有关宣传部门，显然对这一传播规律缺乏科学认识，其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政府机 构也好，传统媒介机构也好，总是大惊小怪：事先，藐视网络信息势力的强大——比如企图封锁消息、采取鸵鸟政策，事后，又对于网络的负面影响怒不可遏。这是 缺乏常识的表现。

【问】：似乎，在网络上会特别容易孳生这种不正常的流言和信息恐慌，这是偶然的、还是由网络的特性决定了的？

【答】： 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从理论上说，网络在传播学意义上的信息“把关人”效应注定只能是很宽松、很弱的。尽管不少BBS论坛都有不许发布色情、暴力和反动 信息的要求，但是，在遵循这个要求的前提下，各类流言和假信息还是可以出现在网络上。如果说传统媒体的把关逻辑是“只有……才能发布”，那么网络媒介的把 关逻辑就是：“只要不……就能发布”。明显看得出，后者的要求比前者宽泛很多。在这种氛围中，网络形成了自身的媒介文化体系：新闻的议题通常是受众群体自 己设置的，而不是总编和宣传部长。所以一旦有了迎合了某种信息需要（这一点很重要）的流言蜚语，其传播就会而势不可挡。

【问】：在恐慌发生以后，除了扩散这种情绪之外，网络是否也应该有某种机制能够控制并且平息各种不正常的恐慌？

【答】：从互联网本身来看，它在技术上的设计，本来就是充分分散的和反控制的。扩散消息是它的优势，控制消息却不是。这就是任何"重要消息"的传播，在网络上都难以阻挡的原因。

当然，由于网络传播的社会作用，多是在虚拟社区里实现的，因此通过社区的技术过滤和人工手段，确实是可以起到一点间隔效果的，而事实上，这次事件里，据我所 知，至少有几个大型社区已经设置了关键词过滤，然而结果怎么样呢？这个社区控制了，其他社区跟进，国内社区过滤了，国外社区跟进，BBS删帖，手机短信跟 进。一味强调对网络传播作某个方面的控制的结果，总是会吸引更多的好奇，萌生更多的谣言，产生更多的反制力，然后就会产生“雪崩效应”——恐慌会像雪崩一 样愈演愈烈。

【问】：那么，堵塞网络上的这种愈演愈烈的恐慌，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答】：众所周知的是，网络作为信息 媒体，是有优势，但它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始终比传统媒体相差很多，这一点，当我们作媒体信息发布效果的对比时，一望即知。因此，对网络谣言的最好控制，就是 在尽可能早的事件前期，在传统媒体上，始终力求信息的公开化和及时化——如此，网络谣言才可能会失去孳生的土壤和传播的市场。

【问】：我理解您的意思是：信息公开，这是一种媒介机制的预前反应，而预前反应是成本最小的控制措施，可以这样说吧？

【答】：不错。谈到预前反应——对于网络流言的最根本的预前措施，只能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信息公开机制。但是这一点，也正是我们的传统媒体机制里很难改善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当我们试图控制网上的某个消息时，首先应该问一个问题：这个消息是应该被控制的吗？同样，当我们试图控制网上的某个风传一时的谣言时，首先也要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早点把可以抵御谣言的真相和事实告诉人们？

我 一直在跟踪这个事件的发展，从报道中我注意到：广东是从去年底出现非典型肺炎病例的，春节前后，广州地区开始出现本地病例。那么，为什么在官方和传统媒体 上一直没有采取预警市民的宣传？后来，2月8日，"广州发生致命流感"这样的消息以手机短信和口耳相授的形式传播（光是8日到10日，广州的手机短信量就 增加了500万条），有关方面竟然会不知情，竟然会不明白：不作传播上的积极应对将会暴发诸多不良的猜测和流言。——令人难以置信！然后，2月10日上 午，才有媒体含糊其词地报道：近期广州患"感冒"和"肺炎"的病人增多。这算是什么“新”闻？大众的知情权和新闻的公开性原则何在？大众传媒的公信力又何 在？！

后来，政府出面做了大量的辛苦的工作，也包括宣传上的努力，但是传播学意义上的混乱结果，是已经注定了。就像有个医学专家说的那 样："这3天的时间被传言占领，政府尽管做得很不错，毕竟在和病毒争夺控制公民意识走向和活动权的斗争中，失去了3天宝贵的时间。"很对，作为非专业人 士，这个医学专家显然更知道什么是传播。

你想，当人们期待着广播电视和报纸上能够告诉他们一个权威的说法时，没有发现任何消息，你会怎么办？在这种情形下，个别网站上开始出现可怕的字眼：禽流感，炭疽……

(10 日晚间，我甚至还看到说“巴西的先遣队员患炭疽病”的荒谬传闻)，然后流言散布到全国各虚拟社区，这值得奇怪吗？一点也不。当主流的和安全的信道被阻塞 时，受众会有什么反应？只有上网——即使那里有谣言，但是毕竟也可能会有真相，尤其重要的是，人们毕竟可以在那里得到渴求的"任何信息"。

【问】：回到操作层面，如果我们必须直接在网络上对网络谣言加以遏制，政府应该作什么样的应对呢？

【答】：显然，当网络谣言盛行时，我们确实也要力争合理的使用网络媒体本身的力量，其前提是要公正和有科学性——我想，以下方法可能是有效的网络危机公关手段：

1.在第一时间向各社区网站管理人员发布强调权威信源的消息；

2.此后，在主流门户网站和新闻网站发布成系列的新闻专题；

3.设置有关事件的专题网站，并且加大发布信息的背景纵深、保持信息的高频度更新；

4.举行网上记者招待会或举行专家主题聊天；

5.充分利用新闻组、虚拟社区内的在线通告；

6.在重要的或流言极其泛滥的BBS站点首页，设置指向权威消息和权威网站的链接。

【问】： 前面，您谈到知情权。——我注意到：某些网络论坛对于广州的事件反应似乎过于激烈和充分，比如竟然还有人把相关的病因调查报告扫描到网络社区。从中可以看 出，中国网民对于突发事件所要求的知情权比我们所预想的要来得更强烈，您如何看待正式信息渠道的设置和网民的反应之间的这种差距？

【答】： 中国的网民对于突发事件所要求的知情权，并不过分，和世界其他地区也没有区别。如果说有区别，那也是被激发出来的反制能力。网络传言的过度丰富，是建筑在 传统信源过度封锁的基础上的——过度的信息不对称才会导致信息的反制力量，网络就是大众对抗信息封锁的利器。就像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所说，社会体系部 分地是由不同旨趣间的紧张态势所形成的——权力总是蕴育着反权力。

试想，如果我们的有关部门对于这样攸关市民生死的事件，态度上能更积极，信息披露能更彻底、更及时、更有公信力，传播策略更科学，网民还会产生什么过度的好奇、要求什么过分的知情权吗？我看不会。

作为研究者，我本人一直在关注虚拟社区的不良信息与社会控制问题，也观察了国内外不少相似的案例。我以为，从根源上说，要想彻底控制网络负面信息的危害，只有在政府和传统媒体的信息的公开性上有所进步。

想问理由吗？根本理由只有一个——从传播路径的丰富上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在网络时代，传播的风也许会足够的大，最后，那些沉重的控制之墙，不仅会被穿越，甚至会被推倒。我想，这类结果在社会学总体意义上，总有一天可能会是崩溃性的。

在这次广州的危机事件中，有个博士在报纸上说，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不发生疫情不可能的。——这话很有趣。同样，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对于5000多万 人口的中国网民来说，如果正常的信息渠道不畅通，那么，不产生网络流言是不可能的；不发生混乱的流言和引发舆论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谣言也是不可能的。一方 面，我们不能对这种完全可以避免的危害社会安全和稳定的传播危机坐视不管；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尊重基于基本人性的传播学规律。

道理就是这样：在网络时代，如果缺乏绝对意义上的智者，那么，流言只能止于新闻的公开。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媒体”栏目中长期记录这些被当局审查封禁的媒体或自媒体。

本期节目，我们将介绍遭到封禁的媒体、自媒体账号为：劳务宏观笔记、CRN、人我场。

一、劳务宏观笔记｜数据的改善只是表面现象

微信公众号“劳务宏观笔记”致力于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关注劳工权利。该号作者曾发布多篇文章对中国就业难、失业率高、农民工收入低、女性劳工权益等问题进行评论。多篇文章遭到封禁。

2025年5月23号，该公众号发布了《四月青年失业率回落0.7个百分点，就业状况改善了？》 一文。文中对中国当局宣传的经济光明论、就业形势一片大好等说法进行质疑。

这篇文章随即便遭到删除，之后不久，公众号“劳务宏观笔记”也被微信平台封禁。

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 栏目中，我们曾收录并选读了该文的部分内容。

2023年12月，中共当局修改青年失业率统计方法，不再统计在校生。当局试图用这一手段掩盖青年失业问题。

• 相关阅读：【404文库】劳务宏观笔记｜修改统计方法后，12月青年失业率降至14.9%，问题真的解决了吗？

对此，在“劳务宏观笔记”发布的一篇遭到删除的文章中，作者质疑道：

2023年6月份，我国青年失业率高达21.% ，达到了历史最高值。青年失业问题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后来国家统计局停止了公布该数据，理由是青年失业率的统计方法需要修改，主要涉及，毕业前寻找工作的学生是否应纳入劳动力调查统计，以及青年人年龄范围的界定问题。

时隔半年，国家统计局终于再度公布了青年失业率。

12月的数据，年龄段仍然是16到24岁，但特别强调了“不包含在校生”，很有可能是把毕业前找工作的学生排除在了统计范围之外，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失业率。

所以，虽然目前的数据低于去年同期。但是真实的情况并不一定就比去年好。现在我们还没有相同口径的数据可以比较。但是联想到今年数据做出了修改，很有可能缩小了统计的范围，这样也就低估了失业的严重性。

[…]在官僚部门层层考核的压力下，地方官员和高校负责人难免为了数据好看，想各种治标不治本的应对方法，先把数据改善。就业问题能否真正解决还存在疑问。
而且，就业不是随便提供一个岗位就可以了。好的就业岗位应该为青年提供职业向上发展的平台和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所以说，数据的改善只是表面现象，失业问题能够真正解决还要看实际的情况。

二、北美最大华人LGBTQ组织华人彩虹联盟（CRN）公众号清空

6月22日，北美最大的华人LGBTQ组织“华人彩虹联盟”（Chinese Rainbow Network, CRN）的微信公众号文章被404。根据CRN官网，该组织成立于1996年，旨在“建设一个更好的华人性少数社群”。

截至目前，CRN的微信公众号仍可访问，但全部文章均显示“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CRN微信公众号文章截图

CRN微信公众号近期推送

4月底，CRN曾发布标题为《山海不阻赤子心》的立场声明，其中写道CRN“面向海外爱国华人华侨”“坚决反对任何借性少数议题进行煽动、分裂与对立的行为”。

这份引发争议的声明也一并遭到删除。

CRN立场声明《山海不阻赤子心》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针对LGBTQ社群的审查愈加严格，例如，多地政府将LGBT内容列为“扫黄打非”的对象，耽美文学作者被“远洋捕捞”面临刑事指控和高额罚款，高校LGBTQ社团社交媒体账号被封。此外，性少数群体的线下空间也持续收缩，骄傲节等活动停办，高校、演唱会现场等公共空间禁止代表多元平等的彩虹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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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S档案卡：海棠文学城耽美作家被捕
未命名公众号：高校LGBTQ账号被封禁
公共空间禁止彩虹旗

三、人我场｜有一百种方法刑事你

微信公众号“人我场”，作者署名“陆炎”。该号长期发布文章，对发生在中国的各类社会事件进行评论。此外，该号重点关注中国法律议题，对一些执法不公、判罚不公的事件进行评论。

2023年11月，“人我场”发布文章《“100种方法刑事你”河南版：农民先遭违法强拆，后被寻衅滋事》。

文中作者写道：

11月22日，曹丽霞收到了河南省许昌中院的《驳回申诉通知书》。

为了清白，她申诉了一年多，还是未能摆脱司法机关扣在她头上的“犯罪分子”的帽子。

在遭遇地方政府违法强拆后，曹丽霞开始信访维权，最终被判“寻衅滋事罪”；努力了这么多年，房子没了，盖房子的钱也没要回来，自己也曾身陷囹圄。

真验证了山东平度云山镇党委书记王丽那句名垂青史的金句：“我有一百种方法刑事你。”

曹丽霞今年45岁，是河南省禹州市褚河镇南沈村的农民。

2019年，经褚河镇原分管房建人连自彬、南沈村原副主任张平安、村小组组长划批了一块宅基地后，曹丽霞夫妇开始在划给她的一处荒地上动工建房。

但在建房时，曹丽霞却突然被告知，这块荒地其实是“基本农田”，要求她停止修建。

曹丽霞感到纳闷：宅基地是村、镇两级批给她的，怎么又不能建房了？她找到了村干部，村干部同意她继续修房。

曹丽霞提供的一份她与当地村干部的对话录音内容显示，对于曹丽霞的建房行为，村干部确实未予干涉。

曹丽霞不懂法，也不懂政策，她只知道，在村里，村干部说的话，就代表政府说的话。宅基地是政府批的，村干部也同意她盖房，那就继续盖吧。

结果，在2020年12月房子基本建成后，禹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褚河镇政府特意挑了一个深夜，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将曹丽霞的房子夷为平地。

因为盖房子，曹丽霞一家花了几十万积蓄，突然间房子没了。对一个农村家庭而言，这几乎是灭顶之灾。

为了讨一个说法，这个平凡的农民开始逐级信访，但始终没人重视她的诉求。

2021年6月，曹丽霞前往北京，打算向国家信访局递交材料。

这时，褚河镇政府的负责人开始“维稳”了，他们主动、频繁联系曹丽霞，主动表示愿意对拆房子一事进行赔偿。

曹丽霞回到禹州后，褚河镇政府与曹丽霞夫妇签署了一份书面的《协议》称：

褚河镇政府经过“研究”，认为曹丽霞的要求有理、有据、合情，决定一次性赔偿68万元的建筑费用。

同时还约定，双方应信守承诺，镇政府不再追究曹丽霞上访经过，曹丽霞也不再继续上访。

《协议》签完不久，褚河镇政府就撕下了面具，亲自跑到公安局报警了。

因涉嫌“寻衅滋事罪”，曹丽霞被禹州市公安局刑拘。同时被抓的，还有根本没有参与信访的曹丽霞的丈夫。

2021年11月20日，曹丽霞夫妇被禹州市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禹州市法院称，褚河镇政府是“迫于信访压力”，无奈之下，对强拆他人房屋的行为进行赔偿。

被判缓刑后，曹丽霞还被威胁“不准上诉”，如果上诉，检察院就要抗诉，对他们夫妇重新收监。

去年春天，曹丽霞曾经通过网络喊冤，很快就受到了当地职能部门“重新收监”的威胁；因为担心家中的老人、孩子无人照顾，她被迫删除了网帖。

彼时，曹丽霞曾极其无奈地对笔者说：“再也不喊了，再也不敢了，认命了。”

经过内心的反复斗争，对清白的渴望，终究还是战胜了某些人的百般威胁。曹丽霞终于下定了决定，要申诉到底。

2023年2月13日，禹州市法院驳回了她的申诉。

2023年11月22日，许昌中院也驳回了曹丽霞的申诉，并希望曹丽霞“尊重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自觉服判息诉”。

“一份错误的判决，我凭什么要尊重？”曹丽霞说，此生将为自己和家人的清白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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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永舟

编辑 | 吴擎

8月，山东航空推出了新制服“青未了”，新制服供女性空乘自选裤装或过膝裙，高跟鞋也被更轻便的平底鞋代替。

改换制服的本质，是将安全、实用与效率前置，而非审美。相较于裙装与高跟鞋，平底鞋和裤装可以降低颠簸摔伤风险、方便乘务员处理紧急情况，提高服务效率。接受采访的女性空乘人员告诉南风窗，这种职业精神，正是她们进入这一行业时的期待与自我要求。

在这之前，大众印象中的女性乘务人员，大多穿着高跟鞋、齐膝裙和丝袜。7月，做过空姐的脱口秀演员嘻哈曾在一档节目里表达困惑：“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空姐）在那么复杂的高空环境下工作，还要穿短裙、丝袜、高跟鞋，就不能穿裤子吗？”

脱口秀演员嘻哈在节目中表示对丝袜作用的疑惑

当飞机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撤离时，空乘所穿着的丝袜因为材质问题很容易起火。嘻哈的一名乘务长朋友，因为在撤离时腿部没有衣物保护，从滑梯上下来后，膝盖和腿都受伤。嘻哈在脱口秀上说：“如果那时候她有一条裤子，她就不会这样子。”

这段脱口秀讲完后，嘻哈以几乎满分的票数，战胜了上一年脱口秀冠军付航，夺得冠军。观众对这段脱口秀的认可，折射的是公众长期以来对女性空乘人员因着装问题而影响机舱工作效率甚至是人身安全的担忧。

在长久的呼吁下，2024年12月7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客舱运行管理》中首次明确规定：“在飞机滑行开始至飞机到达目的地旅客下机结束，客舱乘务员不应穿高跟鞋。”

如今，“空姐可以不穿裙子”的相关改制，在近几年内被不少航空公司推行。今年7月，春秋航空规定，女性乘务员在整个值勤期都可以穿着符合标准的自购黑色平底鞋。2024年8月，湖南航空公司全面开始推行乘务员穿平底鞋执行航班。相关负责人曾回应媒体，这一举措是为员工“减负”，新举措下，乘务员航班全程不用再穿高跟鞋，包括进退场、上下客梯、走廊桥等。

2024年8月，湖南航空公司发文始推行乘务员穿平底鞋执行航班 / 图源：湖南航空之家

空乘人员是一项兼顾安全与礼仪的职业，自20世纪三十年代诞生以来，该职业随着各国航空业的发展与定位，不断在服务功能、安全技能与礼仪等多方面进行平衡调整。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对实用性的考量，在各行各业也许都会被愈加重视，空乘人员亦不例外。

1 岔开腿和走稳路的需求

2017年，刚成为一名空乘人员时，郭凡收到了航司发的制服：一套大红色的西装式套裙，一片式的高开叉制短裙，长度在膝盖以上，裙子下面只能穿统一发的丝袜。高跟鞋则是6～7厘米的坡跟，上班的时候，空姐需要从进入航站楼就需要穿着它，包括前往机舱、接待、送客等一系列流程。

上了飞机后，郭凡可以换下平底鞋。于是，她每天出门工作带的行李箱里，时刻备着除了一双平底鞋，以及一双多余的丝袜，后者是为了身上那双被划破后有得更换。

其实当时公司也发了裤装，但完全用不着。工作期间，无论冬夏，空姐们都只能穿裙装。“着装规定是统一的”。

在做空姐的日子里，郭凡还是逐渐养成了这套服装在自己身上留下的习惯，比如坐下前捋一下裙摆以防走光，在工作时下意识不会做太大的动作。她平时其实不爱穿高跟鞋，郭凡的身高有170厘米以上，踩在超过5厘米的鞋上就会感觉重心太高，相较于其他个子稍矮的女生更容易摔倒。

登机并不一定都走廊桥，有时需要乘客从航站楼搭摆渡车到飞机旁边，空乘人员要走有别于乘客的另一座舷梯，梯面并不是平整的，而是布满了不锈钢的锯齿状凸起和空隙，这一设计可以加大摩擦力，防止人踩上去时滑倒。但身为空姐，夏允需要穿高跟鞋上下，“很容易重心不稳，人容易摇晃，鞋子也会卡住。”

空乘人员登机的梯面更不平整 / 图源：pexels

航司发给夏允的高跟鞋本来是5厘米，约莫在前两年，夏允忽然发现，选择制服的系统上多了一款3厘米的粗跟，目前，空姐可以选择5厘米和3厘米两种，“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平底，”夏允说。

每次执行飞行任务前，空姐需要在机场附近的办公基地开准备会。从这个会开始，夏允就得穿上高跟鞋，直到飞机起飞，才能换上平底鞋。穿久了，脚底会出汗发滑，夏允需要自己准备吸汗的鞋垫。

有一次下暴雨，按照惯例，空姐可以在雨天换成平底鞋，但那天登机前，没有任何明确告知，乘务长忽然要求大家换回了高跟鞋。夏允和同行的空姐只好集体穿着高跟鞋，在大雨中坐中巴车从航站楼出发登机，“好几个（空姐）同事都在下车时滑倒了”。

夏允当空姐九年，她所在航司发的制服裙长度在膝盖以上，背后微微开衩。“虽然（制服的）设计不会很暴露，但我们平时的工作不像那些办公室的文职只需要坐着”，频繁的走动、弯腰等动作，都会带来走光的风险。

空姐的日常工作需要频繁的走动、弯腰等动作 /《欢迎光临》剧照

乘务员的座椅与乘客座椅面对面，夏允必须全程保持挺直腰背，并拢双腿，“如果走光会很尴尬”。起飞20分钟、下降30分钟，加起来近一个小时，这期间她的整个身体都得紧绷着。

夏允拿到手的制服分为“夏、秋、冬”三套服装，冬装是有裤子的，在冬天，穿什么是乘务长来决定的，“只要乘务长说，今天可以穿裤子，我们就可以穿裤子”。

但在春秋两季，全国各地温差较大，比如从上海飞到东北，在上海还算合适的服装，到了东北就会变得寒冷难耐。迎客的时候，夏允需要打开舱门，站在门口，“前舱的那两个人会一直发抖”。冬天的时候，几乎每次飞东北航线，夏允都会感冒。

但为了保证空乘在飞行中的服务质量，空姐不能随便吃感冒药，如果身体不舒服，需要先报备航医，接受身体检查，然后再吃药。哪怕身体不适，也不能停止飞行，请假需要去三甲医院开有效证明，拿到医生给出的专业证明，再去给航医、直管领导依次审批。

除了着装，空姐的发型、指甲颜色甚至是眼影颜色都有统一规定，在郭凡她们公司，“穿红色制服就要画暖色调化妆，蓝色制服就要画冷色调的妆”。如果被查到妆容不合适，乘务长可能会要求空姐这次不起飞。在入职培训的时候，郭凡就受到了专门的化妆式样培训，而同样是空乘人员，空少的仪容要求，就只是“干净清爽”。

空姐的指甲、眼影颜色和发型都有统一规定 /《向风而行》剧照

每天出门上班前，发型、妆容加在一起需要花掉郭凡至少半小时时间。

入行这些年来，夏允脸上的妆容经历了几番变动。有一段时间，公司对女性空乘人员的腮红色泽程度提出了相当具体且“严苛”的要求，“必须要看得出来，但又不能太明显”。她们不理解花时间在这些细节上的意义，却不得不照做。

2 “安全培训时穿的是连体服”

在空乘行业待了2年后，郭凡离职了。当网络上开始热议空姐的制服问题时，她想起八年前入职时接受的安全培训，“无论是跳滑梯还是逃生模拟，我们穿的都是那身紧紧护住全身的连体服，而不是裙子。”

飞机需要迫降时，空姐需要组织乘客紧急撤离，从准备物资到与地面联络，从开舱门到引导旅客疏散、跳滑机。每一个过程都可能需要大动作，甚至需要跑、跳。“管理秩序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混乱、拥挤，对空乘的脑力和体力都是考验”。

如果飞机在水上降落会更麻烦，虽然有救生衣，入职时也会培训游泳，但短裙的束缚，会让游泳撤离变得更困难。

撤离前，空姐还需要做的一项工作，即提醒机上的女性乘客去掉身上的丝袜、发夹，防止着火或受伤。当然，她们自己也需要在最终撤离前脱下丝袜和高跟鞋。

消防实验中点燃的丝袜 / 图源：杭州日报

演员嘻哈在脱口秀里提到了自己一位空姐朋友的经历，一次在国外遇到发动机着火，那名空姐在90秒内成功撤离了所有乘客，自己却在脱掉丝袜后，由于没有裤子的保护，从滑梯上下来后，“整个膝盖全部烂掉”。

这套服饰是符合国际礼仪标准的，“但它只考虑到礼仪的部分，没有考虑到空乘这个行业的特殊性，除了礼仪作用，还有一部分安全需要。”郭凡说。

夏允也记得，自己在9年前接受入职培训时，“训练服就是一套运动服，但实际到了工作中，是需要穿着制服处理紧急情况的。”

自入行那一天起，夏允就从公司与培训那里得知，空姐这份工作包含“服务”与“安全”两大部分的功能要求。但真正入行后，她发现，服务的成分几乎占据全部。

安全领域可能涉及无数意想不到的情况，比如，在地面就可能有旅客的充电宝起火，“空姐需要迅速跑去拿灭火器、转移疏散旅客、维持秩序等等”。飞机滑行和加速离地阶段，还可能遇到引擎故障、撞击等意外情况，空姐需要第一时间做出判断，如果需要组织旅客疏散，空姐要从机上放出滑梯，这个过程伴随着飞机起火、冒烟的可能性。而在疏散前，空姐第一时间需要做的，是“脱掉高跟鞋和丝袜，光脚撤离”，高跟鞋容易把滑梯刮破，丝袜则容易导致着火。

海南航空的机上撤离风险提示 / 图源：海南航空

夏允亲身经历过一起机上紧急医疗事件。飞行途中，一位旅客忽然失去意识，刚起飞就在机上晕厥了。夏允和乘务长在一位医护乘客的辅助下，全程跪地对旅客进行抢救，包括使用氧气瓶、揉搓手心等等。

虽然拉上了帘子，没有太多人观看，但操作时还是会感到动作上的掣肘，直到飞机落地后把旅客送去医院，夏允和乘务长整整跪了两个小时，两个膝盖都淤青了。

真正遇到紧急情况的概率其实并不大，从业9年，夏允遇到过最紧急的也不过类似起飞前的充电宝发热，“发热就有潜在的起火风险”。作为一名乘务人员，她必须时刻保持预警，自己随时可能在某一天需要穿着短裙、高跟鞋参与处理意外和救援。

除了正常飞行任务，航空公司会定期组织空乘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演练，以检验他们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对能力。

航空公司会组织空乘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演练 /《活在当下》剧照

夏允她们公司就要求每两年去一次总部复训，演练项目通常包括模拟火灾、紧急疏散、气象异常等紧急情况，空姐需要穿连体运动服，进行跳滑梯、跳泳池、水上撤离、拿灭火瓶灭火等动作。

此外，每个季度公司还会组织模拟演练，“就是在自己公司模拟舱，穿制服，演练内容差不多也是那些安全课题。”不过，相较于在总部模拟舱里演练，在公司内部的练习是“以学为主”，“模拟舱很小，就那么几排，主要是一些无实物的口述流程，”夏允说，“主要是让我们对安全流程始终是熟悉的，不那么需要真的跑跳。”因此，穿制服的影响倒也不大。

在成为空乘人员那一刻起，对安全技能的强调，是这份职业带给他们的一份自我定位。而无论是服务还是急救技能，建立在学习和训练之上的专业性，一定超过穿着、妆容带来的观赏性。

3 被舍弃的非必要性

在民航史上，对空姐穿着女性化特征明显服装的早期规定有一定时代原因。20世纪30年代，美国波音航空公司首次招聘空中乘务员，当时，大部分飞机乘客都是高端消费人群，因此，空姐的女性化穿着，成为吸引这部分消费者再次乘坐飞机的商业元素之一。到了50-60年代，美国航司甚至会对空姐的应聘要求对年龄、体重，非婚等作出限制。

1930年5月，25岁的艾伦·丘奇在从奥克兰飞往芝加哥的航班上担任世界上第一位空姐。她和另外七名单身女性组成了“最初的八名”空姐

如今，飞机更多作为一种便民的交通工具，而非用于享受或彰显服务的奢侈消费。乘客对空乘人员的服务要求，也在乘坐飞机平民化、日常化的趋势下，倾向于更实用的功能。就像高铁上的乘务员，不论男女，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列车秩序与乘客安全。

但在主导礼仪功能的裙装，不仅会给正常工作带来一些不便，还容易给不怀好意之人可乘之机。郭凡在工作时遇到过乘客偷拍，“（乘客）将手机放地上，打开摄像头”，空姐走过的时候，就可以拍到她们的裙底。所幸偷拍行为被另一名乘客发现，及时阻止。

类似的场景夏允也遇到过。更常见的情况，是直接对她动手动脚，“比如我送一杯水，（乘客）会连带着摸一把我的手，发餐的时候会直接触碰我的腰”。然而，由于机舱工作环境特殊，以及航司相关制度的缺失，她们大多只能忍气吞声。

回想起来，初进入空姐行业的时候，郭凡对这份职业的成就感来源，是自己在处理安全事故的专业。平时遇到大事的概率不大，但飞行全程的安全问题无小事，比如在飞机上发现乘客在使用充电宝、发现旅客在厕所里偷偷抽烟，“有时候烟雾报警器不敏感”，这些郭凡都经历过。阻止隐患的细微改变，都能给她带来成就感。

飞行过程中有许多需要处理的安全事故 /《快乐飞行》剧照

但她发现外界对空姐这一职业群体的印象似乎并非如此。有男性乘客想问她要电话号码，“大部分乘务员都遇到过”。辞职后，郭凡在自己的社交平台透露过曾经做空姐的经历，后台会涌入网友目的不纯的询问。时间久了，由于空乘人员权益保护相关机制的匮乏，以及来自外界的刻板印象，她逐渐心生失望，于是离开了这一行。

前段时间，“建议换裤装”的话题开始发酵后，郭凡在与以前的同事吃饭时提到了这事，但郭凡发现她们其实不太在乎，“因为不太相信一张意见卡能推动制度改变”，无力感扑面而来。

夏允曾以为空姐是一项专业度很强的职业，但入职多年来，她逐渐发现，这是一份对外“服务业”，对内高度军事化管理的职业。她感受到，真正的掣肘或许还不在于服装，而是在于基层空乘人员话语权的微弱。

乘务长随时随地的一句话，都可以更改和决定她们穿什么。即便在具体工作过程中遇到不便的情况，也很难向上反映，“所有权限都在乘务长那里，我们感受到冷了、不方便了，却无权决定自己穿什么、化什么妆。”

哪怕穿了裤装，但陈苹曾经工作过的航空公司还是要求女性空乘人员需要穿修身的白衬衫和戴丝巾，白衬衫的衣襟容易沾到刚化好的妆，丝巾缠在脖子上，天热的时候很容易出汗，但陈苹必须保证丝巾的角在一个固定的形状里，这使得整个人从头到脖子必须保持平直和持稳。

要保持丝巾的角在一个固定的形状里，整个人必须从头到脖子保持平直和持稳 /《活在当下》剧照

陈苹也很不喜欢公司要求的盘发，为了让发型在十几个小时内保持稳定，她会往头发里固定很多小发夹，有时候戴久了，头皮被扎得生痛，由于每次都要喷发胶，于是不得不每天洗头。这种固定发型也导致她无法烫发、染发，卷发可能会让她在盘发上花费更久的时间，变相拉长工作时间。

相比每天上班前为了化妆、盘发花费时间，她们更愿意将时间用在提高机舱工作的效率与安全性上。如果真的有一天，用得上她们培训所学的安全与急救技能，她们希望，“至少在那种时候能有选择的权利。”

（本文采访对象皆为化名）

-END-

值班主编 | 张来

排版 | 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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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案不缺证据，缺公道

有一些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为犯罪的行为，在甘肃省陇南市成县可能会被忽视。

不到一个月，吕岩向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了3封律师函，并向当地警方报案，但多次交涉均未果，这让他陷入极度的困惑之中。

吕岩是北京市炜衡（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他代理的中海建国际建设咨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海建公司”）名下价值7999.5万元的股权，被人用伪造的公章和文书，转让给了第三方。

这起案件证据确凿，法条清晰，原以为十拿九稳，但吕岩和委托人中海建公司法定代表人胡琳却陷入“鬼打墙”：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其在本案中已尽到“形式审查”之责，至今拒不纠正。

而接到报案的成县警方，最初告诉受害方，警方会研究该案涉及职务侵占罪、诈骗罪还是盗窃罪，翌日却以“股权纠纷”的定性回复报案人。

“我不相信甘肃的法治和营商环境会差到如此地步。”吕岩说，“但问题就这么悬着，受害人每一天都损失惨重。”

01 8千万股权被盗走，就像偷个番茄

吕岩致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3封律师函，分别发送于2025年7月10日、7月25日和7月28日，至今没有获得正面回复。

3封律师函都指向中海建公司名下，价值7999.5万元的股权，被伪造的公章和文书窃取一事。

“他们盗走我们8000万的资产，比在菜市场偷几个番茄还要轻松。”中海建公司法定代表人胡琳说。

案发过程非常简单：

2025年6月25日，中海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马延圣变更为胡琳，该变更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公示登记。

同一天，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向中海建公司制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次日即6月26日，法定代表人胡琳刻制了“中海建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的新公章并备案。

可是7月初，中海建公司发现，原本为中海建公司所有的，实缴出资7999.5万元，持股比例为79.995%的甘肃西成海建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西城海建公司”）股权，在中海建公司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更登记在了甘肃亿智联国际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名下。

变更及公示登记，就在7月3日。这时，胡琳登记为中海建法定代表人已有一周，却对此事毫不知情。

“我被吓懵了，赶紧带着律师去成县。”胡琳及授权人员多次与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沟通，并出具大量证据，要求对方调查此次股权变更的真伪与合法性。

后续让胡琳很意外，“一直到8月10日，我们都没有收到任何正式的书面答复意见。”

胡琳方与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方的分歧在于，胡琳认为后者在收到中海建公司要求调查的材料后，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启动调查程序，对变更中所提供材料的实体审查。

但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则以已做过形式审查为由，一直推诿着不进入实体审查。

“形式审查与实体审查的互补关系，在法理和实践上早就非常清晰，不应该搅浑水。”兰州另一位资深律师表示，如果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逻辑成立，那么任何人都可以伪造假印章假材料去盗夺他人公司的股权，还不用担心任何后果。

02 假公章转走真股权

那么，这次股权转让是如何通过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形式审查”呢？

几经交涉后，中海建公司及其代理律师，从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复印了甘肃西成海建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此次转让的《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书》等文书。

按照上述两份文书的“形式表述”，2025年6月23日，在西城海建公司会议室内，西城海建公司的三家股东——中海建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延圣、陇南西成经济开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玉鹏以及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海军，与此次股权转让受让方甘肃亿智联国际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成文参加会议。

《股东会决议》称，“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长马延圣召集主持会议，经股东会会议协商，一致通过如下决议“，第一条就是：

“公司原股东中海建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将所持有公司79.995%出资额为7999.5万元人民币以7999.5万元人民币转让给新股东甘肃亿智联国际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原股东……放弃有限购买权。”

看到这些文书后，胡琳哭笑不得，尤其是股东会决议落款盖章的部分，“假得肆无忌惮。”

首先是上排居中的中海建公司，名称和公章皆为伪造。现在的中海建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是胡琳于6月25日，由中海建国际建设咨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更名而来。

“6月23日，中海建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和公章都没出来，除了伪造，别无办法。“

事实上，直到6月26日，胡琳才拿到刻制好的中海建公司公章，其图样与上述股东会决议上的中海建公司公章并不一致。

另一股东 “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及“陈镇文印”字样的法定代表人印章，也涉嫌伪造。“工商资料显示，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早在2024年5月27日，已将法定代表人由陈镇文变更为赵育鑫，且此后一直未再变更。

“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形式审查‘，连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谁都不查查？”律师吕岩质问道。

除了这两个私企股东被指造假，持股西海建公司20%的股东、当地国企陇南西成经济开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高玉鹏的印章，也在股东决议等文书上留下了印记。

2025年7月14日，胡琳和公司律师在陇南西成经济开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内，找到了高玉鹏。面对询问，高玉鹏表示，他收到了相关律师函，但他对股权变更一事毫不知情，也不清楚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是如何盖上去的。

高玉鹏的另一个身份，是陇南西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在职干部。虽然否认参会并盖章，但高玉鹏拒绝就此事投诉或报案。

一眼假、满纸假，却挡不住中海建所持的西城海建公司79.995%的股权被顺利转让。

03 被罢免的董事长赖着不走

让胡琳感到忧虑的是，涉案的西城海建公司79.995%的股权，价值7999.5万元，所谓股权转让协议上也认可这个数额，并且约定由受让方支付给中海建公司，但至今她没有见到一分钱。

并且，原股本为中海建公司实缴7999.5万元，在转让给甘肃亿智联国际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后，变为了“认缴”。

“这一进一出，这七八千万到哪里了？”胡琳问。

获得股权的甘肃亿智联国际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09月09日，法定代表人梁成文等两名股东，均为中海建公司的前员工。

“马延圣利用员工代持其实控的公司，已是公开的秘密。”胡琳说，马连圣这样搞，就是“左手倒右手。”

胡琳现在跟马延圣还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四年来两人一直在打离婚官司。马连圣是中海建的前法定代表人，又是西成海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给他操控这次股权转让提供了先天便利。

其实，在6月23日被正式撤销中海建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之前，马延圣在该位置上“赖了”将近四年之久。

2021年9月30日，中海建公司（当时称中海建国际建设咨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经理由马连圣变更为胡琳，并由马聪（前两人儿子）出任新的监事，并确定公司更名。

这次股东会，由大股东胡琳发起，她持股99.83333%，剩余的0.16667%股份由马延圣持有。马拒绝参加这次股东会，也不接受决议内容。

“马延圣的反应，不影响股东会决议的法律效力。”胡琳的一位代理律师说，“但要解决问题并不容易，”

04 造假者打出组合拳

几年来，马延圣频频打出组合拳，试图排挤大股东胡琳出局，为此不惜伪造她的签名。

一份中海建公司2021年2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称显示，将公司名称由“中海建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中海建国际建设咨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且增加了公司的经营范围。

同年9月18日，另一份股东会决议为:1、股东会决议时，由原定的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修订为“决议由全体股东表决通过”;2、公司根据需要或涉及公司登记事项变更的,可修改公司章程,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修订为“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全体股东通过”。

当时，胡琳已提起离婚诉讼，同时向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马延圣违法侵害大股东的权益。

她在举报信中说，作为占股99.83333%的公司最大股东，这两次股东会她既没有收到任何人的参会通知,也未参加这两次股东会，所谓股东会决议中的“胡琳”签名系伪造。

她进而认为，马延圣通过涉嫌违法犯罪的手段，试图彻底剥夺她对公司的管理权限，目的就是为了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2025年4月25日，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 “兰市监罚〔2025〕62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称在审查了胡琳提交的多项证据，又经过现场调查和笔迹鉴定后该局认定，中海建公司2021年2月18日和9月18日两次股东会决议中，胡琳的签字系伪造，决定对向登记机关提交虚假材料的中海建公司处以40万元罚款。

2025年6月17日，该局又下发“兰市监撤决〔2025〕6号”《撤销公司变更登记(备案)决定书》，撤销了中海建公司2月22日和9月24日的两次变更登记。这才有了胡琳6月25日领取的新营业执照。

在法庭上，马延圣也败了。2025年3月19日，兰州市城关区法院“（2024）甘0102民初830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马延圣提交的中海建公司股权为他和胡琳两人共有的诉求。

马延圣上诉后，终审兰州市中级法院“（2025）甘01民终2822号”《判决书》维持原判。

马延圣向胡琳大兴诉讼，不止确权中海建公司一起。

2021年11月26日，马延圣以甘肃环海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名义起诉胡琳，要求胡琳返还借款1500万元。

2022年3月24日，马延圣起诉胡琳，要求确认铭辉公司股权为两人共有。

几乎同时，马延圣还在不同的法院7次起诉胡琳，要求确认兰州和北京等地7处登记在胡琳名下的房产为两人共有。

与此同时，马延圣派手下跟踪胡琳，并且每天到胡琳的住处蹲守。

被恐吓、被跟踪、被威胁，胡琳多次到公安部门报案，相关人员或者以“家务事”搪塞。

最近的一次，2025年7月1日，在中海建公司办公地楼下大厅，马延圣在监控摄像头下公开殴打胡琳，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诊断书显示：遭受殴打的胡琳“外耳挫伤、感音神经性听觉丧失（双）、耳鸣、面部挫伤、头皮挫伤、腹部挫伤。

接案的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派出所虽然出具了立案文书，但一个多月过后，此案毫无下文。

“这些都不是家务事，这都是明显的违法犯罪。”胡琳说。她之所以如此拒绝地打离婚官司，并且在财产权益方面积极维权，都是迫不得已。“马延圣包养两个情妇，生了四个私生子，我要捍卫我和孩子的合法权益。”

而在西城海建公司股权被假公章假材料转让一案中，当时双方都为公司主体，而不是胡琳和马延圣这对夫妻。

“有人一直在混淆法律问题，好浑水摸鱼。”律师吕岩说。

胡琳的离婚官司历经四年周折，最近刚有眉目，没想到马延圣又出“绝招”。

05 “成县还讲不讲法律？”

获悉西成海建股权被马延圣私刻公章转走后，胡琳于2025年7月10日委托律师吕岩，向陇南市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寄送律师函，要求对骗取工商变更登记的行为及时进行查处，并尽快撤销此次变更登记。

同时，也向甘肃西成海建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陇南西成经济开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寄送律师函，要求其配合查处股权违法变更一事。

7月14日，胡琳以中海建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和律师赶到陇南市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解释说，2025年7月3日，马延圣等人是通过现场方式进行股权变更登记的。

胡琳向该局副局长杜民强提交了《撤销股权变更登记申请书》及相应材料，杜民强向胡琳承诺，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对此事开展调查，同时在登记系统将甘肃西成海建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列入警示，所涉股权不得进行再次变更。

谁知道等到7月23日，胡琳等人再次来到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时，由杜民强副局长组织召开的答复会竟然表示，该局对股权变更提的交材料只进行形式审查，“马延圣提交的材料符合形式审查的要求”。

胡琳的代理人、北京市炜衡（兰州）律师事务所吕岩律师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明确规定：‘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受虚假市场主体登记影响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登记机关提出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申请。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及时开展调查。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同时规定：‘受虚假登记影响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登记机关提出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申请’。”

而且，法律对登记机关亦有明确要求：“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规定：‘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于3个月内完成调查，并及时作出撤销或者不予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决定’。”

“我不相信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杜民强副局长不知道上述规定。”吕岩说，“成县应该是一个讲法律的地方，我们现在遭遇推诿，理由非常可笑。”

06 “真的是因为他上面有人？”

除了去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维权，胡琳也咨询了多位法律界人士，“马延圣等人的行为，涉嫌职务侵占、伪造公章、盗窃和诈骗等多种刑事犯罪。”

2025年7月23日，胡琳及其律师于向成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值班干警了解案情后，让他们前往治安大队对伪造印章行为进行报案。

成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接收报案材料的张警官表示，该案件需要同法制科讨论，确定案件是否在管辖范围。

第二天，胡琳和律师再次前往成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提交根据从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案件证据和补充材料。前一天接警的张警官表示，案件到底是以职务侵占罪、盗窃罪还是诈骗罪进行立案侦查，还需与法治科进行讨论，有结果后电话联系胡琳。

然而，当天下午，该张警官电话联系胡琳时，话风突变，称经调查所涉股权被违法转移一事系股权纠纷，不归公安机关关系，要胡琳去公安局取回报案材料。

从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到成县公安局，最初的表态都是依法办案，接着便很快推脱，让案件遭遇“鬼打墙”，种种反常，让胡琳想起了马延圣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上面有人。”

“马延圣经常宣称他用钱搞定了很多官员。”胡琳掌握有此类现场视频，还在网上公布过。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反腐风暴越来越刮向马延圣。

几个月前，在和胡琳的一次诉讼开庭时，马延圣拿了一张过期的身份证进入法庭，被法警询问原因，马延圣说有效身份证放在家里。

而在另一次听证会上，马延圣竟当着众人自曝称，他刚被纪检监察部门留置了50多天。

胡琳后来得知，马延圣被留置的原因是涉嫌行贿，虽然他被暂时放了出来，但身份证和护照等证件被扣下，以限制他的出行。

马延圣还责骂胡琳说，他遭受了50多天“生不如死”“地狱般”的生活，“都是为了公司”。

当地行内的消息是，马延圣此次被留置，涉及甘肃某厅级机构的主要领导。

让胡琳担心的是，该领导虽然已经落马，但马延圣是否还有其他关系，从背后支持了他靠伪造公章来盗窃股权？

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成县公安局相关人员，以及西成海建股东、当地国有企业陇南西成经济开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玉鹏等人的言行，都让胡琳看不懂。

“我将控告到底。”她说。

编者注：本文可能是为了通过微信审核而故意进行的“反讽”。作者在评论区部分释放了大量的“嘲讽”和“翻车”评论。

8月11日黄岩岛“史诗级”对峙全程高能回顾

“轰！！！”

一声巨响撕裂南海的宁静，万吨巨浪被钢铁舰艏劈开成两半！8 月 11 日清晨 5 时 42 分，我海军 052D 型 “桂林舰”（舷号 164）与海警 3104 舰左右夹击，以雷霆之势正面撞退菲律宾海军 “苏禄安” 号巡逻舰，并当场驱离 35 艘菲方挑衅渔船！场面震撼，全程情节紧张刺激。

全场回顾

8 月 11 日清晨五点刚过，黄岩岛东北约 12 海里处的海面还罩着薄雾。052D 型驱逐舰 “桂林舰”（舷号 164）的导航雷达上，出现了三个密集回波：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特雷莎・马班瑙” 号、“苏禄安” 号、“帕马马拉卡亚” 号，呈 “品” 字形向潟湖口移动，身后还跟着 35 艘大小不一的菲籍渔船。

这是一次典型的“多点渗透”—— 用公务船开路，再以渔船填充现场，制造 “既成存在”。中方现场指挥员后来对记者回忆：“对方很明白，只要有一艘船挤进 12 海里，他们就能发通稿说‘成功送补’。”

6:10 第一道警告

海警 3302 舰通过 16 频道英语广播：“你已接近中国管辖海域，请立即掉头。”

菲方无应答，船队继续以 12 节速度向黄岩岛湖口切入，丝毫没有停下的迹象，气氛开始变得紧张。

6:25 机动占位

“桂林舰” 加速至 20 节，迅速切入 “苏禄安” 号与渔船群之间；3104 海警巡逻舰（由 056 护卫舰改装）从东南方向外逼，形成 “关门” 态势。这一系列动作精准而迅速，展现出我方舰艇操作人员高超的专业素养和应对能力。

6:38 擦碰瞬间

“苏禄安” 号突然右舵，船艏向 3104 舰腰部逼近，危险一触即发。

“桂林舰” 舰长当机立断，下令向左微舵、减速，用舰艏轻顶 “苏禄安” 号右舷后侧。

一声闷响，两舰钢板擦出火花，肉眼可见“苏禄安” 号右舷栏杆凹陷。整个过程仅 3 秒，AIS 轨迹显示，相对速度低于 4 节，属可控挤压，既达到了阻止对方挑衅的目的，又避免了更大规模冲突的发生。

6:42 菲船队转向

无线电里传来菲方急促的英语呼叫：“We are leaving, we are leaving.”

35 艘渔船见势分散，其中 6 艘因慌乱被迫在礁盘外抛锚，我方成功阻止了菲方的非法入侵企图。

7:05 现场恢复

中方三船停船漂泊，拍照取证，留存对方挑衅的证据；“桂林舰” 医疗组通过小艇向 “苏禄安” 号询问是否需协助，菲方婉拒。8 时，菲船队全部退至 12 海里外，航迹终止，黄岩岛附近海域暂时恢复了平静。

中方处置细节

•全程录音录像：海警 3302 舰桅杆上的光电跟踪仪，从 6:00 到 7:20 连续摄录，画面已移交外交部，为后续可能的外交交涉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撑。

•火力未启封：“桂林舰” 垂直发射井盖全程关闭，主炮未上弹，仅使用船体机动。这充分体现了我方在处理此次事件时的克制与冷静，以最小的代价维护了国家主权。

•渔民配合：现场除公务船外，约有 80 艘中国渔船在黄岩岛内侧锚泊，形成 “人链”，防止菲渔船借机溜入。渔民们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祖国的海域，展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怀。

菲方回应与事实核对

11 日中午，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瑞耶拉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苏禄安” 号右舷出现约 1.5 米长凹陷，声称 “遭中方危险撞击”。

但对比中方视频可见：

•擦碰前菲船已贴向 3104 舰，若不干预，被撞的将是中方海警。

•凹陷位于水线以上，无破损进水，不影响航行安全。事实胜于雄辩，菲方的说法显然是在歪曲事实，试图混淆视听。

背景与后续

•法源依据：6 月 15 日起施行的新《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 23 条明确：对拒不离开中国领海的外国船只，可采取 “制止、拖离、顶推” 等措施。本次操作被法律界评价为 “教科书式低烈度执法”，完全符合我国法律规定，是依法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行为。

•美军动态：卫星 AIS 显示，美海军 “尼米兹” 号航母位于黄岩岛以东约 200 海里，未进入事件半径 50 海里以内。五角大楼回应：“知悉擦碰，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美军的态度也从侧面反映出我方此次处置的合理性，让其难以找到干涉的借口。

•下一次摩擦：菲海岸警卫队已在苏比克湾检修“苏禄安” 号，预计 3 日内可恢复巡航。菲媒称，计划再组织 “渔民补给团”，规模或扩大至 50 艘。

中方现场指挥官表示：“来多少次，就依法处置多少次。” 这坚定的表态，彰显了我国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信心。

结语

一次擦碰不足以上升到“海战”，但它把黄岩岛的现实再次拉到眼前：潟湖里，中国渔民照常起网；潟湖外，双方的船仍在一海里一海里地丈量主权。

下一次，也许还会有新的船舷擦痕，但规则与底线，已经在今天的海面上写得足够清晰。黄岩岛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试图侵犯我国主权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击。我们坚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海警队伍的守护下，祖国的海洋权益必将得到有力维护。

对于此次黄岩岛对峙事件，你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让我们一同为守护祖国海疆的英雄们加油！

中国数字时代摘录部分高赞评论如下：

无相：什么叫三事喜办，博主就是

QKA：这编辑太厉害了

夸父：作者是抗×神剧编剧下岗再就业了么

九歌：评论区才有真相

R.Su：毛主席说，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

小胖爱Milan：14小时前你这文章确定不是来搞笑的？

时刻准备着：牛逼 瞪着眼睛 这都能反转

Tide。：看不懂164的操作，海警已经在前面卡着位置了，他还往海警那边冲，还是高航速，不理解

邓忠敏：当年你退出文坛我是坚决反对的

最近澳洲的杨兰兰很火，因为一场“豪车车祸”。

23岁的杨兰兰女士，开着劳斯莱斯，和奔驰相撞，导致奔驰车司机重伤——而另一边，杨女士被迅速保释。

可是警方却发现，该女子在澳洲没有工作和收入来源，事发一周后，当地媒体也没有扒出来她的更多信息……

一时间，神秘的杨女士，在网上火了……

而这个事情，确实也让不少人围观侧目。

第一，开着劳斯莱斯的杨小姐才只有23岁，而且又是酒后驾驶，还出了车祸，而跟她相撞的奔驰车司机是一名电台主持人的司机，而这次车祸事故导致了这名司机脊椎、肋骨和两侧股骨均断裂。

然后警方称，杨小姐没有受伤，然后他们现场对杨小姐进行呼气测试，结果呈阳性——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第一关注点，其实不是在“杨小姐是谁”这一点上，而是不禁感慨“两车相撞，奔驰车车主受伤，劳斯莱斯车主毫发无伤，这劳斯莱斯的质量真好”。

第二，就是车祸发生后，杨小姐是迅速被保释出来了——“迅速”这个副词，就用得非常巧妙。

第三，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事发一周之后，这个杨小姐的身份依旧是个谜：没有媒体找到她的社交账号，也没有挖出来她注册过企业，甚至也没有找到她的领英个人资料——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杨小姐在网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在人均互联网时代，是非常罕见的。

第四，杨小姐当时出车祸的那辆劳斯莱斯，是2025款车型，零售价超过100万美元，也就是将近718万人民币。

不管怎么说，这位杨小姐在财富上肯定是很有实力的，可是事发一周后都能如此神秘，这就挺匪夷所思的。

但可能也是因为太神秘了，所以这两天，网上就传出了两个很搞笑的“谣言”。

一个是说“杨小姐当时车祸的保释金是7000万澳元”——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是谣言，是因为7000万澳元等于3亿多的人民币。

而你要知道，澳大利亚的交通肇事案件的保释金数额，通常是5000澳元至2万澳之间。当地最高纪录的保释金是500万澳元，是2023年一起贩毒集团头目案件；当地交通事故领域最高记录保释金是200 万澳元，是2023 年悉尼保时捷酒驾致死案——而杨小姐这个车祸目前并未致死，保释金额不可能破最高纪录，甚至还超出那么多倍。因为这个已经远超司法实践了，也已经被多家法律专家和主流媒体证伪了。

另一个是说“杨小姐有2700多亿的澳元存款”——首先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就非常离谱。2700多亿澳元，差不多是1.3万亿的人民币了——这个资产都超过亚洲首富了，并且从常识出发，这也肯定是不可能的。

首先，这个杨小姐才23岁，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就算家里人的，也不太可能；

其次，如果她真有这么多财富，那么她的个人信息是不可能这么神秘的，不可能连查都查不到的；

再想想，如果你都查不到她的个人信息，那你是怎么查到她一共有多少资产的呢？对吧？！

所以这个数字，很明显就是有人信口雌黄编出来的，因为一般来说，身份是很容易查，财富才是很难查的，比如前阵子的某事件。

所以这个保释金和存款说法，都是假的，包括她的住宅信息目前都是没有核实的。

目前唯一证实的信息，就是正规媒体所报道出来的，关于她出车祸，然后那辆劳斯莱斯的信息。

不过总的来说，这个杨小姐肯定是很有实力的，只是有多少实力，大家都不知道罢了。

关键是，她这么年轻，这些实力应该也不是自己挣的——其实目前事情的突破口，不在于这个“财富”上，而是在于这个人本身的“身份”上。

她到底是谁？！

神秘到这种程度，确实引起了无数人的兴趣，所以我也很期待，接下来杨小姐事件的后续，会不会露出她的“庐山真面目”……

这几天在朋友圈和群里看到朋友的两段记录，颇为感触。

一段来自我的一位广州朋友。她是一个相当厉害的妈妈，经常一个人驾车带两个孩子长途旅行。上个月，她第一次出国，就带着孩子去欧洲自驾游，出发前向我咨询了不少问题。我一一回答之余，还告诉她，在申根区开车，只要遵守路权法则，就会发现自驾很简单，行驶会相当顺畅，驾驶感受非常轻松。路权法则并不是一味礼让，而是每个人遵守规则。所谓自由，不是很多中国人张嘴就来、特别警惕的“无法无天”，而是“绝大多数人都遵守规则，我的自由和权利就不会被侵犯”。至于其他方面，也不用担心遇到困难，因为大多数人都非常友善，随时会提供帮助。她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旅行，也在朋友圈提到在欧洲自驾真的比国内更轻松。

在她的这条朋友圈里，亲戚的几个提问（“没空调热不热、吃得是不是很差，社会是不是很乱”），显然是长期妖魔化的成果。许多人从未真正看过世界，只需要报纸电视抖音，就可以深信不疑，得出根深蒂固的印象。很值得庆幸的是，她的孩子去看过真正的世界，有了不一样的认知。

但是，带着孩子出门增长见闻，就一定会看到真正的世界吗？也未必。

我的朋友宋金波去了趟深圳博物馆，在群里发了这么一段——

深圳博物馆谈不上惊艳，但也不虚此行。除了两个厅的野生动物标本，还有东西方陶器展和深圳改开史，都值得一看。

陶器展我最爱的希腊黑绘前，一位六十不到微弱湖南口音的老兄边看边大声宣布：“做得这么精致啊，这么精致不可能是真的，那时候怎么做得到，一定是现在做的仿制品”……忍不住对他说了句“是真的”。他反复看了看我，大概信了，含混地喟叹：“居然是真的啊……现在人做事情做不到这么耐心了呀……唉，可惜这是外国人做的”。他大概四五岁的小孙女脆生生说：“爷爷，虽然是外国人，但那是人类做的呀。”爷爷继续哼哼唧唧：“什么人类，什么人类，是外国人。”

深圳改开展里有张很大的深圳女工合影照。我正一个个面孔端详，一位黑衣女士大声喊叫她七八岁的儿子：“快来看！”我以为她要说什么……结果是“你如果学习不好，就会像她们一样，你知道吗，就要去做牛马……”

截图里的那个爷爷，在现实中很常见，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就是“世界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虽然世界上还有许多许多国家，实际上千差万别，但在他们的意识中都是一样的。对于人类文明的成果，他们或是不认同，或是认为只属于中国，即使万不得已承认来自“外国”，也要来一句“可惜了”。

这种认知的狭隘会制造价值观的狭隘，所以必然会有“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要去做牛马”的观念。事实上，有几个中国孩子没听过父母说“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只能扫大街”之类的话呢？

中国人说起“职业不分贵贱”，往往会报以嘲笑，并用“社会经验”否定这一说法。强调所有职业的“平等”确实很荒谬，但他们先行曲解了“贵贱”一词。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不同职业都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差异是全方位的。有些看起来更体面，有些没那么体面，有些收入高，有些收入低，这都是事实。所以，职业的差别是存在的，不同价值观下的高低也是存在的，有条件的家庭希望孩子去当律师当医生，而不是当收银员，当然是正常思维。但“职业不分贵贱”的“贵贱”，本质上指的是人的权利。

也就是说，在职业差异的前提下，个体当然有收入、阶层上的差异，但享有的社会基本权利却应该是一致的。比如富人家孩子和穷人家孩子都有受教育的底线权利，无非是富人家孩子可以在这个底线之上有更多选择，既可以去免费公立也可以去贵族私立，这就是“不分贵贱”。

但很显然，中国社会确实没有多少“职业不分贵贱”的空间。一个公务员和一个外卖员，在社会地位上确实差别极大，前者并不仅仅拥有体面。

我生于80年代，当年的社会教育和现在孩子接受的社会教育，在许多方面没有本质差别。“你如果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只能扫大街”之类的话，在中国家庭出现的频率极高。但以这种方式教育孩子，只会加固孩子的等级意识，无法学会真正尊重他人。

许多中国人谈“尊重”，往往与权力挂钩，尊重的程度会与对方的社会地位、身家和话语权成正比。即使“不要随便得罪人”的社会经验，也不是出于对底层的尊重，而是仅仅担心“有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对职业的贵贱判断，也是一种思维传统。这种教育方式越普遍，凡事仅以功利衡量、不懂得尊重他人的孩子就会越多。

当然，情况肯定会有所改观，虽然是被动的——985名校毕业生送外卖也不是新鲜事，外卖骑手里的本科率越来越高。所以，如果父母说“不好好学习就只能送外卖”，可能对孩子已经失去鞭策作用，只是在预言未来。

我一直赞同“相互配得上”的说法（虽然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同意），“不好好学习，就只能扫大街、送外卖”的观念，正是越来越多大学生只能送外卖的重要“土壤”，因为一个崇尚权力、以权力和金钱衡量地位的社会，只会让人们的空间越来越逼仄，这是无解的恶性循环。

去博物馆增长见闻，是如今许多父母热衷的事情，哪怕不少人只是跟风。他们以为让孩子去博物馆、去旅行，就能开阔视野，但如果看到一张旧日女工照片（而且这些女工作为开放初期的务工群体，早已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人生转变和跨越，是时代的受益者）就以“不好好学习，就只能做牛马”来教育孩子，那么孩子逛再多的博物馆、去再多地方，也只能在父母的低层认知里打转。

如果父母、长辈都是走到哪里都背着井的青蛙，那何必浪费钱带孩子出门呢？刷抖音就好，里面什么兴奋剂都有。

“不要领袖要选票”

9月1日就要实行“强制社保”：根据最高法司法解释，任何“不缴社保”约定都属无效，无论双方协商还是劳动者单方承诺。兹事体大，需要认真对待。

点此跳转至原文查看视频

这是一个餐饮店老板发的视频，下面有几千条留言，其中一条留言说“这是危机的开始。”我朋友圈有篇文章刷屏了，题为《门口的包子铺要关门了》。

“强制社保”表面看是保护劳动者权益，但事情不会那么简单，政策初衷恐怕也令人生疑，让人想起三个月前“骑手社保风波”中那句“是骑手需要社保，还是社保需要骑手”。

我知道，有人会说：全世界社保都是强制缴纳，这有什么问题？以前可以钻空子，现在把漏洞补上了，这有什么不对？

这个是好问题，所以问题不在强制，而在于社保制度本身。关于中国社保制度，尤其是养老金制度的问题，我过去谈了很多，但在“强制社保”面前，最值得谈的“中国社保缴存比例过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同时又被大众忽略的问题。

首先要说中国社保的存缴比例非常高。以前我也不知道，到了加拿大，一比较才发现中国社保缴存比例高得离谱。以养老保险为例，加拿大雇主和员工分别5.95%，合计11.9%，加拿大隔壁的美国是分别6.2%，合计12.4%，中国是企业16%员工8%，合计24%，是两个发达国家的两倍。加上其他“四险”，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积金”，接近甚至超过50%，放到全世界，即便跟北欧高福利国家比，也是一个高得吓人的比例。

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下面我分五点来谈，姑且名之“五宗罪”。

第一宗罪：造成企业的沉重负担

这个负担有多重？正如开头的案例所说，它可以让一家企业关门。这不是夸张的说法，早在2016年，财税专家李炜光就提出了“死亡税负”一说，直指中国企业税负太重，对利润率不够高的企业就意味着死亡。当时很搞笑，国家税务总局转载文章反驳，说中国企业税负并不高，但李炜光说的“死亡税负”不是指各种企业税，而是指社保。社保也可以视为一种税，李炜光原话：“劳务税即五险一金，2016年中国总税率68%，其中48.8%是劳务税，而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在会计记账上，五险一金当作职工福利，但它其实是作为企业的一个税费。”

之前我让DeepSeek算过，假设营收一亿，利润三千万，工资成本40%，中国加拿大企业税负各自多少？

看到了吧，如果不算社保，中加企业税负差不多，一旦加上社保，中企是加企的差不多两倍，其中社保是加拿大的3.17倍，加上公积金是3.8倍。老老实实交社保可以把一家企业交倒闭，就在于此——把上面的利润改成10%（很多企业还没有达到这个利润率），马上就亏本了。

社保负担如此之重，一个企业怎么生存？国家的经济怎么发展？它不仅仅是老板操心的事情，也与普通人休戚相关，正如开头那篇《门口的包子铺要关门了》一文中说的，包子铺关门，5个伙计自然也就失业了，即便以后继续，老板也会考虑多雇佣退休老人，因为这样不用交社保。

第二宗罪：造成普通人的沉重负担

社保除了企业要承担，员工也要承担相应的一部分，这是其一。

但不仅于此，社保的高存缴比例还体现在体制内。单就养老保险而言，体制内除了基本养老保险单位16%加个人8%之外，还有职业年金单位8%个人4%，两者合计高达36%，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少有的高存缴比例。此外还有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积金，与企业一般按下限各5%缴纳不同，体制内一般按上限各12%缴纳，合计24%，仅此两项，就达60%。不要忘了，体制内并不直接创造财富，这些都是由纳税人承担。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国企也有额外企业年金，比如大家熟知的银行石油电信等垄断行业，消费者对定价没有发言权，也没有更多选择，本质上也可以视为一种税，姑且可称之为“国企税”。所以，国企畸高的缴存比例，是由普通消费者承担。

概言之，社保的高缴存比对体制内是优厚的福利，对体制外是沉重的负担，而前者的福利正是后者的负担。你可以这么认为，这样的制度设计就是为体制内量身定制的。

第三宗罪：扭曲了劳动力市场

这点就不需要展开说了，人人都明白。为什么这些年大家拼了命也要进体制内？因为体制内福利好啊。最大的福利就是前面说的高存缴比例的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和公积金。

这已经扭曲到了什么程度？今年高考录取，公费师范生和公安警校的录取分数甚至超过了985/211院校，大家想进体制内已经疯狂到了何等程度？

这是多么不正常的现象？要知道，真正创造财富，真正有竞争力的是民营企业啊。还记得体制内抢着“下海”的年代吗？那才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时候。现在，再没人想“下海”，都在想着“上岸”。

我们不能责怪普通人短视、没有冒险精神，这背后是制度的指挥棒在起作用，是民营企业沉重的社保负担VS体制内优厚的福利待遇，最直接的根源是过高的社保缴存比例。

第四宗罪：造成了代际不公

这是前段时间非常火的一条视频《加班回到家，我交的社保在翩翩起舞》，点进去看，留言有1.2万条。

另外一篇火爆全网的文章叫《爷爷每多活一天就能给家里带来566元的收入》：爷爷一个月退休金17000元，是全家的经济支柱，所以全家都把爷爷当成宝好生伺候。

这样的内容以前也有，但今年特别多，特别容易火，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情绪。很多上班族的工资收入还没有退休老人的退休金高，你让他们心理怎么平衡？而且不能把这归结为“嫉妒”，最令人难以平复的还在于：这些退休老人高昂的养老金正是由辛苦上班收入微薄的在职年轻人负担的。上面那句“我交的社保在翩翩起舞”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中国的养老制度是“现收现付”。

同样，这也是拜过高的社保缴存比例所赐。

第五宗罪：阻碍了制度改进

《加班回到家，我交的社保在翩翩起舞》下面有一条点赞很高的留言是这样的：“父母那一辈交公粮养他们，现在我们交社保养他们。”这句话太精准了，一句话概括了这几十年中国的养老制度现实。

我之前写过，中国养老制度是中国作为身份社会最显著的体现，根据城乡之间和体制内外，划分成了体制内-企业职工-农民三种身份，不同身份适用不同的制度设计，最终结果天差地别，三种人的养老收入比：1:15:30。这在全世界都是极其罕见的。

而我之所以说上一句话特别精准，不仅在于善于概括，而且还指出另外一个现实：最惨的两代人往往是一家人。一代是50后60后的农村老人，基础养老金不到200元，一代是80后90后从农村进城的青壮年，他们背负房贷，养育孩子，一边交着高存缴比例的社保养着城里的老人，一边还要从有限的收入中省钱接济农村的父母。

中国的社保制度，尤其是养老制度，很多年前就在喊“降高扩中拔低”，现实情况是绝对差距越来越大。养老制度作为一个福利制度，本意应该是缩小贫富差距，但现实适得其反，反而拉大了贫富差距：中国不同阶层的退休收入比在职收入的差距更大。这方面我过去已经谈得非常多了，这里就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最下面的系列文章合集。

而高存缴比例同样难辞其咎，正是因为过高的存缴比例，导致中国养老三根支柱中的“基础养老保险”一只独大，只此一项，就让体制内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替代率普遍达到了80%以上，甚至超过100%（高于北欧高福利国家水平）。所以，降低缴存比例，降低替代率是改进中国养老制度非常关键的一环，也就是说，应该先降低存缴比，再来严格执行。很多人觉得你怎么可以“虎口夺食”？但这是制度改进的必由之路，绕不过去的。

姑且谈这五点，实际上社保高存缴比的弊端远不止五点。

说完“五宗罪”，再说“强制社保”。现在回答开头那个问题了：全世界社保都是强制缴纳，为什么中国“强制社保”就有问题？——因为制度不合理，所以强制才有问题，制度执行越严格，问题越严重。

“钻空子”一般意义上不是一个好词，但在面对一个有问题的制度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有灰色地带，才有腾挪空间。但现在空间一点点被堵死了：先是2019年之后，社保从人社部门改由税务部门征收，之前企业还可以按最低标准缴纳社保，之后这个空子被堵上了；9月1日开始执行的“强制社保”，又堵住了雇主与员工自主商议的空子。可以说，这是最后一个空子，从此以后，中国社保制度的弊端将被放到最大。

如果存缴比例没那么高，如果不是现收现付，如果养老金不是那么悬殊，哪怕任何一个“如果”成立，“强制社保”都没那么可怕——但是，没有“如果”。我正在看见：池塘里的水越来越浅了，抽水机抽得越来越急了。

因为在一段视频下面写了12个字的评论，竟然被拘留5日。

因为不服拘留决定，打了两年官司，跑了三级法院，最终胜诉。

发生在湖南湘阴的“12字评论行拘5日”案，有了最新进展。

8月10号，《岳阳日报》报道，针对该案涉及的执法司法行为，岳阳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启动调查程序，并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湘阴的这个案子，说起来很简单：肖新良是湘阴当地人，刷到一条短视频，本来是消防救援，只是因为当地部分街区正在进行集中整治改造，就评论了一句“还在搞豆腐渣工程，统一招牌？”

因为这12个字，他被湘阴县公安局行政拘留5日。理由是，发表“不实言论”，“在网络上起哄闹事”，构成寻衅滋事。

肖新良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驳回，二审维持原判。

直到2025年6月25日，湖南省高院判决认为：认定为扰乱公共秩序或者寻衅滋事的证据不足。撤销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错误纠正了，赔偿到位了，事件好像结束了，但疑问还有很多。

第一个：书记不落马，冤案能不能纠正？

肖新良评论的“统一牌匾”，正式时任县委书记李镇江在位时搞的形象工程。

肖新良这个案子，县委书记李镇江在位期间，两审法院认定处罚正确；李镇江官宣落马后，湖南省高院最终纠正，是巧合还是必然？

有人问，书记不落马，错案能不能纠正？这当然是个假设性问题，但这个问题，反映出公众对，权力影响司法公正的担忧。

第二个：错案要追究，自己查自己，公信力有多少？

2025年6月25日，湖南省高级院判决：肖新良胜诉。一个多月后，媒体报道。引起社会关注后，岳阳市公安局、岳阳中院宣布启动调查程序。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对执法过错人员应追责。法官在职责范围内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

当时的湘阴县公安局局长刘志忠早已官宣落马，会不会让他一个人承担这个责任？

至于岳阳中院调查，岳阳中院当初是维持了一审判决，认为拘留正确，现在调查，查一审的汨罗法院容易，查自己难啊。

第三个，寻衅滋事滥用怎么治理，怎样坚持法律底线？

肖新良的12字评论，没有点名道姓。

这条评论后面的唯一一条留言同样没有指名道姓。

但公安机关认定寻衅滋事了，一审法院认定，肖新良发表的评论意见与他人的恶意诋毁评论点赞具有延伸性、扩展性，构成寻衅滋事。中院维持。

湖南省高院认定：“肖新良发表该评论虽不当，但该评论并没有具体的指向对象，社会不良影响轻微，可以予以批评教育，但认定为扰乱公共秩序或者寻衅滋事的证据不足。”

明显的牢骚话，发泄一下情绪，影响又微乎其微，却非常扣上寻衅滋事的帽子，又要到省高院才能得到纠正。

我很认同赵琮律师的一段话：

如果每一起案件都需要在高级人民法院处才能得到公正、正确的审理，无疑是对诉讼参与人的折磨与对司法资源的重大浪费。只有各行政机关、各级人民法院均依法公正办理案件，坚守法律底线，才能真正使每一起案件都能经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写这篇文章，我得小心。

而且，进入正题之前，我还要叠个甲，我写的这篇文章，是基于权威官方媒体的报道，有理有据，绝没有半点虚假。

这件事发生在湖南岳阳，而发这条消息的，就是当地的党委机关报《岳阳日报》，够权威吧？

事情其实也很简单，2023年7月5日，在岳阳市湘阴县开家具店的肖新良，

看到一个视频，有人从4层坠到2层脚手架上，消防员正在组织救援。

当时，湘阴县部分街区正在进行集中整治改造，其中就包括统一招牌。

于是，肖新良就留了一条言：

“还在搞豆腐渣工程，统一招牌？”

而在这条评论下，一个湖北的网友“蒋建良”回复：

“那你就不晓得吧！他好多姨妹子、舅子都是做广告公司的。”（请注意这条留言，后面要考）

这12个字，收到了6个点赞和1条留言，却给肖新良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两天后的7月7日，肖新良接到了公安局的传唤，询问取证后，湘阴县公安局以“不实言论”“在网络上起哄闹事”为由，认为构成寻衅滋事，将肖新良处行政拘留五日。

你们知道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脑子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吗？不是惊讶，不是愤怒，而是——

幸亏肖新良自己开家具店，否则被拘留5天，工作都不一定能保住。

遇到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情，谁会服？被释放后，肖新良就向汨罗市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一审驳回，肖新良继续上诉，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直到2025年6月25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原一、二审判决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在此，我要向肖新良先生致敬。

拘留已经发生，似乎也不是多大的事，但肖新良先生还是不断提起诉讼，一审驳回，就继续上诉。

这不是一句争一口气那么简单的事，因为肖新良先生需要面临现实中真实的压力。

要知道，当时一审判决认为，肖新良的评论“与他人的恶意诋毁评论点赞具有延伸性、扩展性”（还记得前面说的蒋建良的留言吗？），对湘阴县委、县政府及领导个人产生了“一致性的负面政治影响”。

这个所谓“领导个人”，被普遍理解为当时的湘阴县县委书记李镇江，肖新良的评论中提到的“统一招牌”正是李镇江力推的工程。

2024年7月，李镇江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

而肖新良的一审判决是在2023年12月27日，二审判决是在2024年4月1日，也就是说，是在李镇江的任内。

这就耐人寻味了，任期内处罚，落马后撤销，这是不是在暗暗搞打击报复？执法机关是不是沦为了个人权力的工具？如果李镇江还在台上，肖新良案还能翻案吗？

即使不考虑这些，光是批评了两句，某些官员就要亮起獠牙，举起大棒，还没有反对的可能和纠错的机制，尽显权力的任性与霸道。

批评和监督官员，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容忍公民的批评和监督，是官员应尽的义务。一听到批评监督就上纲上线，这已经不是法律底线失守的问题了。

这件事情的恶劣程度，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关于此事，我觉得《南方日报》的评论说得在情在理：

从常识出发，像肖先生一样的普通网民不能第一时间了解事件的全貌，寥寥数语不客观、有漏洞，这很正常，但并不意味着只有充分了解事件真相才能做出评价、提出疑问。无论是12个字的评论还是其他网友的跟评，影响力都十分有限，二者并未产生进一步的互动，更没有超出原视频的边界，对其从重处罚不甚合理。

从法理来看，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寻衅滋事”的判定标准相对宽泛，但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前提，即“主观恶意”，短短12个字的评论，既无明确指向，也未有主动传播，更没有借此获取不正当利益，不宜上升到法律层面去解决。

就连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都认为“过罚明显不当”：

肖新良发表该评论虽不当，但该评论并没有具体的指向对象，其评论下有六人点赞、一人评论，社会不良影响轻微，可以予以批评教育，但认定为扰乱公共秩序或者寻衅滋事的证据不足。被申请人湘阴县公安局以肖新良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对其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过罚明显不当。应予撤销。

因为12个字就被拘留5天，两年后才终于翻案，是让我们看到了权力的任性。

幸亏这个错误最终得到了纠正，否则，若是被更多地方效仿，那么以后在网上说话和发声，就要人人自危了。

换句话说，肖新良不止在为他自己挽回名誉和损失，也是在为我们所有人捍卫正当却时刻受到威胁的权利。

所以，这件事里，让我意难平的，却并不是这件事本身。

在写文章时，我看到《南方日报》百家号文章的评论区，竟然有不少人为拘留肖新良叫好：

拘留五日一点都不冤。

造谣就该依法拘留。

发这种评论，难道不应该被抓吗？

甚至还有好几百人点赞。

你没有看错，即使法院都认为肖新良无罪，还有不少人觉得他就该被抓。

肖新良在为所有人捍卫权利，却还有不少人觉得他罪有应得。

这是怎样的神经错乱啊！

周末有条相当劲爆的新闻，但由于不少人信了其中极其夸张的数字，被辱骂“笨、对钱没有概念”之类。这我就要帮后者解释一句了。

一来，普通人对“万亿”这样的数字没有概念那不是很正常吗？你连个百万、千万都不让他们通过正常劳动去获得，难道他们应该理解“万亿”是什么概念？

第二，他们或许也并不是因为真的相信，而所以传播。他们更多只是借助这样的热点，表达自己的情绪。至于假不假，不在考虑范畴之内。

先说个事儿吧，近日“第一现场”曝光了浙江某处工地的高温补贴疑似摆拍，工人们吐槽“他们做完样子拍完照片之后，连几瓶普通矿泉水都要收走。”

这个事情相当恶心，接近40度的高温天，搞得好像工人占了他们多大便宜一样，结果却是白白浪费工人的时间，白白害他们挨晒，却连一瓶矿泉水都要作假。简单点说就是连“既要又要”都不如，因此网民看到后很愤怒。

面对突发舆情，当地街道办回应称是劳动纠纷，已经在帮他们进行“调解”。

实际上，很快“辟谣”就来了，意思是给工人发慰问品这事儿完全真实，和工人合影也的确如此。只不过之后他们发现在工地大门口这样搞，影响交通秩序之类，所以统一转移到项目部办公室了，工人各班组长可以统一去办公室里领取慰问品。一些工人误会了。

解释的很清楚，倒也不是完全不能信，毕竟不是啥值钱玩意儿，一点矿泉水而已，完全没必要这么抠。

然而，评论区里排在前排的内容，还是只有俩字：不信。

为啥不信？

因为这种事儿很多！

我觉得这种事可能有，但也未必很多。而且，愿意相信慰问品是搬到办公室里，统一领取的网民也应该不少。但是，他们依旧会嘲讽两句，仍然会说“不信”。

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不信，而是因为他们要借这种“不信”的态度表达一些“不满”。说“不信”的人，更多都是普通工人，能切身体会到这类工地活的艰辛，尤其是在这种高温天为了生活也不得不头顶烈日，脚踏蒸板的感受。结果你坐在办公室里，弄几瓶矿泉水来发一发，还要拍照秀的跟“善举”一样，因此没有谁会觉得你干得不错。继而，那是不是搬到办公室里去发，也便不重要了。

简单说，就算你搬到办公室里去发水，大家还是会吐槽；哪怕你在太阳底下发钱，发真正的“高温补贴”，人们依旧会点赞。

同理，杨兰兰有没有1.35万亿，真与假暂时来说都没那么关键，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那个概念。只不过在一个个40多岁因失业焦头烂额，50多岁为社保满头大汗的群体面前，是谣言又怎样？对于他们来说，相信这条谣言更解气，还是相信那些二代三代们善良勤俭更解气？

答案，但凡多思考1分钟，都是不近人情。

其实第一眼看到澳大利亚华裔，23岁的杨兰兰坐拥1.35万亿财产时，我就知道太夸张了，苹果公司在全世界挣钱，能直接拿出来用的现金也没有这么多。不是看不起那些贪官、奸商以及诈骗犯，而是实在没有这么多钱给他们抢。

可人们还是要信，因为杨兰兰酒后驾驶的价值100万美金的劳斯莱斯，车库里停着的另一辆劳斯莱斯，就足够让人们愤怒。再加上保镖开路、分分钟保释，以及年仅23岁这些信息，愤怒之情，几乎溢出屏幕。

23岁的移民，凭什么会拥有这么多的钱？她在娘胎里开始挣吗？既然这些钱是干干净净的弄到国外去的，又为什么会“查无此人”？作为无可奈何的普通老百姓，要如何表达自己的愤怒、不满呢？

无他，唯信那个1.35万亿的假消息，然后讨论以及表达。

这你能怪广大群众对钱没概念？

杨兰兰这事吧，目前确实没什么可写的点。有几位读者点了让我聊几句，我也只能聊到这个程度。其实消息周六就看到了，可除了吐槽或是骂几声，其他又能说什么呢。我知道的，跟你们知道的，几乎是一样多。甚至可以说，你知道的、媒体知道的、国外媒体知道的，估计也就这样。

没办法，别人实在太牛叉。

可试问，这样牛叉的人只有杨兰兰一个吗？别忽略了这起事件中的“巧合”因素，杨兰兰已经很低调了，可正巧酒后驾车、正巧发生事故、正巧被撞掉屁股的还是国外电台名人，这才有了现在极少极少的蛛丝马迹。

其他像杨兰兰这么低调的隐形富豪，少一个“正巧”，普通人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他们在国外的生活有多潇洒。

就这，我们表达一下愤怒和不满怎么了？我就问问，怎-么-了！

岳阳日报报道，湖南岳阳湘阴县居民肖某良因网上发表有关评论被行政拘留一案，近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

记者从岳阳市委政法委了解到，目前，湘阴县公安局已履行再审判决，并按要求支付人身自由赔偿金。针对该案涉及的执法司法行为，岳阳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启动调查程序，并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此前报道

近日，湖南湘阴县人肖某良因发表一句12字评论，被行拘5天于2年后翻案一事，登上热搜。

肖某良称，2023年7月5日上午，他刷到一条内容为消防车救援画面的30秒视频。视频发布时，湘阴县部分街区正在进行统一门面房广告招牌样式的改造等，于是他在评论区留言：

2天后，肖某良接到了湘阴县公安局的传唤，对方称其发布的12字评论为不实言论，“在网络上起哄闹事，并引发1人回复，6人点赞。”

湘阴县公安局告知肖某良，他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对其处行政拘留五日。

拘留结束后，肖某良因不服湘阴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向汨罗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23年12月，汨罗市人民法院“驳回肖某良的诉讼请求”。

汨罗市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提到，肖某良发表的言论系对统一制作门店招牌的行为发泄不满情绪，系不当言论。

特别是在明知已有多人在短视频下方针对特定的政府领导个人发表了诋毁性的评论后，作出进一步贬低政府形象的评论，导致6人对其评论点赞，一人承接上方评论区评论意见针对特定的领导个人继续发表诋毁性的言论攻击，无端损害他人声誉。

肖某良向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4年4月1日，岳阳中院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肖某良依旧不服判决，认为“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遂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5年6月25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

“被申请人湘阴县公安局以肖某良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对其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过罚明显不当。应予撤销。”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实施寻衅滋事行为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主要是指向公共秩序，向整个社会挑战，蔑视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肖某良发表该评论虽不当，但该评论并没有具体的指向对象，其评论下有六人点赞、一人评论，社会不良影响轻微，可以予以批评教育，但认定为扰乱公共秩序或者寻衅滋事的证据不足。

Vintage、绅装骑行、主理人……每年一次，上海的小布尔乔亚们都要创造新词新活动来宣示复古主权。

但在共享家园面前，这些雕虫小技都是班门弄斧。

当你和我一样，打开象征商品拜物教的短视频软件，在消费主义横流的奶头乐作品中刷到这样一条上世纪新闻，你自然也会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复古。

叠穿靛蓝中山装，斜挎军绿帆布包。如果厅局风是时尚，那它一定是一种可持续时尚。

这是一个相亲该不该AA可以评论区吵500条的时代，但在@耀城正能量 心里，这也是一个任何动产不动产都能全部拿出来共享的时代。

今年6月12日，@耀城正能量 在抖音发布视频，给出了共享家园的准确定义。

加入他的共享家园，每天早上从共享大山的共享农村自建房醒来，在共享的2000亩牧场里放个共享的牛，然后去共享的菜地里挖共享的粮，最后在共享的食堂里来顿大锅饭。

而他资助了这一切。毋庸置疑，他是共享家园的主理人。

虽然没说具体穿越回哪年，但评论区的网友们早已神往，并给出高度评价。

连真正出身于共享之国的博主巴博斯，也点击推荐，意图将这伟大的信念发扬光大。

在@耀城正能量 的视频中，他还提到自己是全国第一个开发如此复古潮流之人。

“谁杠也没用。”

可惜的是，共享的理念早在18世纪就传遍世界，任谁也无法垄断。

3月，就有弗雷尔卓德弟兄建设共享村庄，让啤酒瓶盖子也实现了共享化。

你说这事闹的。

现如今，已经很难找到谁才是第一个共享家园的发明者。

因为共享家园的账号和视频已经遍地开花，分不清谁真谁假。

有人甚至提议把他们聚在一起，比比谁才是共享思考的正牌传承人。小共享带动大共享，不失为一种思考。

不少网友至今没能想明白，共享家园和不发工资的共享办公的关系。这是他们站位的问题。

但这一切都不再重要。

因为共享家园的代表人物@耀城正能量 已经在昨天宣布：共享家园干不下去了，全都拆了吧！

项目失败的原因，视频里并没有详细解读。

是有群众里的坏人“白天干活我睡觉，晚上米饭我框框造”？

还是说这场行为艺术，终于发展到了最还原历史的一集？我们不得而知。

没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不需要为这位共享家园主理人的生计发愁/有网友发现，在操办共享家园大业之前，@耀城正能量 的饰演者王耀城，曾是一家小众独立时尚珠宝品牌的主理人。

或许，从“衣食住行全不花钱”的共享家园，回到“衣食住行全部花钱”的不共享家园，才是这位前主理人的最终归宿。

仇富是不对的。

但对于一名23岁在海外住豪宅、开劳斯莱斯还酒驾的年轻人来说，公众对其财富来源表现出强烈好奇与追问，也是很合理的。

近日，澳大利亚悉尼，一位名叫杨兰兰（音译）的华裔年轻女性酒后驾驶一辆劳斯莱斯肇事致人重伤，之后被迅速保释。警方核查发现，该女子在澳洲并没有工作和收入来源，与其奢华的生活和极为雄厚的财力极不相称。

澳洲媒体对此事和此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也是我们极为罕见地能够看到这类事件的原因。而中文网络则流传着近乎天方夜谭的传言：

传说这位年轻人名下财富高达一万多亿人民币，3亿多的保释金几分钟就付出来了。

严肃地说，这传言中的数据肯定是错误的，编造数字的人对于大额财富缺乏基本的认知。但是，这离谱的数字背后其实也有着离谱的现实：

年纪轻轻，独居海外，生活奢华，财力极其雄厚，更重要的是，对他人生命展现出近乎漠视的态度。肇事致人重伤后淡定若无其事，一切用钱摆平。

种种迹象都表明，兰兰小姐与我们常规人类似乎并不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并不共享同一套社会规则。

其实，之所以有人相信兰兰女士掌握着数以万亿的财富，是因为中国有数量众多的巨贪和巨富人士将家人或情妇安顿在海外，并源源不断从中国转移资产以维持其奢华生活。

这些被转移到海外的巨额财富里，干净的当然也有，但比例只怕是微乎其微。这也很难责怪大家形成一种偏见：

凡是遇到嚣张跋扈，巨额财富来源不明的年轻人，就默认其财富来路不正，见不得光。

兰兰女士在镜头面前始终不愿以正脸示人，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一点。

见不得人的兰兰，见不得光的财富，尽管目前还不能100%确定背后有犯罪行为，却是绝大多数人的一致判断。

海外贪二代的存在，不只是以天地悬殊的财富刺痛我们的神经，更在多个方面切实伤害我们每一位勤勤恳恳工作纳税的中国人。

第一，很多贪二代在海外，本身就是贪腐链条的重要一环，行贿者将巨额资产在海外交付给贪二代，贪腐官员则在国内以更多的财政资金和公共利益回馈。

第二，巨额的由中国人创造的财富，被巨贪巨富聚敛之后以非法渠道转移到海外，既没有参与国内财富流通，也没有在海外投资产生利润回流，是非常纯粹的掏空中国的行为。兰兰女士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掌握万亿财富，但这些年来中国巨贪巨富们累计转移到海外的资产又何止万亿？

第三，贪二代们生活在海外，甚至出生在海外，让仍然在国内聚敛财富的巨贪硕鼠们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更加贪得无厌欲壑难填。

最讽刺的是，中国每位普通人一年能够合法换汇的资金额度是5万美元，可能都不够支付兰兰女士肇事伤人保释金的零头。

他们的钱，是怎么转移出去的呢？金融监管部门真的不知道吗？

湘阴县居民肖某良因网上发表有关评论被行政拘留一案，近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记者从岳阳市委政法委了解到，目前，湘阴县公安局已履行再审判决，并按要求支付人身自由赔偿金。针对该案涉及的执法司法行为，岳阳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启动调查程序，并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6月份，湖南湘阴人肖新良拿到了一份判决，撤销了他曾接受的行政拘留处罚。

两年来，他经历2次上诉，3次判决。而这份他求改判的行政处罚，最初只是因为在一段30秒视频的下方，发布了一条12字评论。

2023年7月5日，在湘阴县经营着一家家具店的肖新良，刷短视频时，发现了一条30秒消防车救援画面，上写“三井头步行街在四楼上做事的一个人，滴到二楼的一个做事的人身上两人一起受了”。

视频中的事故中，有人从4层坠到2层脚手架上，消防员正在组织救援。当时，湘阴县部分街区正在进行集中整治改造。

肖新良在评论区留言“还在搞豆腐渣工程，统一招牌？”

这条12字的评论，收到了6个点赞和1条留言，一个湖北的网友“蒋建良”在评论下留言“那你就不晓得吧！他好多姨妹子、舅子都是做广告公司的”。

“这个‘他’，我觉得说的就是当时的湘阴县县委书记李镇江，统一招牌的事就是他上任后才开始的。”肖新良说，这个县委书记2024年7月被“双开”。

他没想到，这条12字的评论，给他带来了麻烦。7月7日，肖新良接到了公安局的传唤，在询问取证后，湘阴县公安局以其发表的评论为“不实言论”“在网络上起哄闹事”为由，认为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对其处行政拘留五日。

对处罚决定不服的肖新良，被释放后向汨罗市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2023年12月27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并做出了“驳回肖新良的诉讼请求”的判决。

肖新良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4年4月1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5年6月25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原一、二审判决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至此，肖新良曾接受的行政处罚被撤销，并获赔人身自由赔偿金。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指出：“肖新良发表该评论虽不当，但该评论并没有具体的指向对象，其评论下有六人点赞、一人评论，社会不良影响轻微，可以予以批评教育，但认定为扰乱公共秩序或者寻衅滋事的证据不足。被申请人湘阴县公安局以肖新良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对其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过罚明显不当。应予撤销。”

综合自岳阳日报、新湖南、岳阳政法、大象新闻、中国新闻网

原标题：《“还在搞豆腐渣工程，统一招牌？”男子发12字评论被拘，当地启动调查》

法院认为，本案中未存在

侵犯当事人财产权的情形

7月10日，民企老板范海生收到了沈阳高新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法院决定赔偿范海生人身自由赔偿金100810.2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以作为其被错误羁押212天的补偿。

范海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一赔偿金额与其申请的数额相差甚远，“这几年打官司的律师费就花了30多万元，赔偿款不到律师费一半”。

据范海生介绍，8月7日，其代理律师向沈阳中院提交了国家赔偿复议申请书，请求法院支持其提出的1000万元财产损失赔偿及2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申请诉求。

2021年3月25日，时任北京中科普金特种材料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的范海生，在其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家中被沈阳市公安局干警带走。随后他因涉嫌假冒专利罪于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1日被批准逮捕。

报警方为沈阳融荣公司的负责人，双方因一款由中科院金属所授权的不锈钢产品专利发生异地纠纷。该公司于2020年5月22日向沈阳市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当日立案。

2021年10月22日，范海生被沈阳高新区法院采取取保候审措施。一年后，措施变更为监视居住。

2022年12月28日，沈阳高新区法院一审判决范海生犯假冒专利罪，单处罚金35万元。判决书中提到，案件审理中，法院建议公诉机关对北京中科普金公司追加起诉，公诉机关《复函》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北京中科普金公司涉嫌单位犯罪。

范海生上诉后，2023年7月24日，沈阳中院以原审判决部分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2024年6月27日，沈阳高新区检察院作出《撤回起诉决定书》，理由是“案情变化”。同日，沈阳高新区法院准予撤回起诉。

2024年7月24日，沈阳高新区检察院作出《不予起诉决定书》。至此，本案暂告段落，范海生也重获自由。从刑拘之日起至被取保候审，范海生被羁押212天。

2025年4月28日，范海生向沈阳高新区法院申请国家赔偿，包括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财产损失共计1029.8万余元。

两个多月后，沈阳高新区法院作出赔偿决定。法院认为，本案中，范海生因涉嫌假冒专利罪被提起公诉，高新区法院以其犯假冒专利罪，单处罚金35万元。该案重审期间，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并作出不起诉决定书，范海生有权获得国家赔偿。

法院称，在刑事诉讼中，从侦查、逮捕到审判，是证据要求的由低到高的过程，也是赔偿归责原则由宽到严即违法归责到结果归责的过程，虽然高新区法院未对范海生作出逮捕，一审也未判处限制范海生人身自由的实刑，但根据上述规定，适用后置吸收原则，应由高新区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对范海生被羁押期间遭受的损害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关于人身自由赔偿金，沈阳高新区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的计算标准，按每日475.52元核算，合计100810.24元。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赔偿决定书中提到，根据相关规定，无罪或者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六个月以上，属于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应当在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下（包括本数）酌定。

法院称，综合考虑范海生的羁押时间、纠错过程、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确定为5万元，此外应当在范海生住所地所在社区为范海生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法院认为，关于范海生提出的财产损失1000万元，因未对范海生实施侵犯财产权的行为，范海生的该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决定不予支持。

记者：陈威敬

编辑：胡克非

运营编辑：肖冉

低龄老人迎来就业黄金期

“香港浸大撤销杨景媛博士录取资格”，这条在7日晚间开始急速传播的传言，先是由一些自媒体账号转发，而后再由少数几家机构媒体的公众号跟进，所转内容是一篇AI明显的“通稿”。目前，机构媒体官号已撤下转发挽尊，多数自媒体的还在。

这个操作显然是舆论战的手法，它的短期目的，是要对冲另一条出现了两天以上的另一则传言。这则同样未经证实的传言内容是，杨景媛向武大提交了知网论文的修改稿，并声称当初“受媒体滋扰”，才提交了那篇有瑕疵的论文。

这条更早的传言试图制造这样的效果：武大调查组似乎准备轻拿轻放杨景媛的论文问题，让她过关。而从处理逻辑来说，只要杨景媛保住武大硕士学位，浸大作为下家就可以保留杨的博士资格。所以，关于浸大的传言，是在做一种假想中的狙击战。

而关于浸大传言的另一重目的，是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裁定结论强化舆论对“撤销杨博士资格”的心理预期——在浸大7月28日做出“不评论个案”的公告后，内地舆论形成对浸大的不满和敌意，希望它像武大一样顺应一审判决，这就是孕育“传言”的舆论母体。

几家机构媒体未作核实，就照登那则浸大传言，累及大众媒体的声誉再次受到讥讽与谴责。但这个传言事件的重点，不是机构媒体失察，而是在武大图书馆风波中出现了反女权的舆论战术，机构媒体不幸被卷入，舆论再次僭越了新闻。

很有一些朋友，将浸大传言斥责为谣言，再据此表示对媒体的恨铁不成钢。其实大可不必，一是因为对这部分朋友来说，哪怕媒体依据专业主义干了活，也会被他们瞧不上，比如一年前南都编辑打给杨景媛的核实电话被挂，这部分朋友将其作为媒体厌女证据。

二是因为在武大图书馆一事中，对肖的谣言更多，人身诋毁色彩更重，微博官方前几日封掉了两个冒充肖校友说他转笔偷窥女厕的账号，即是证据。只能说，在反肖的谣言后，出现了反杨的谣言，这是舆论中的新动向，预示双方对其战术颗粒度，重点不是机构媒体做了或没做什么。

造谣肖明瑫是副区长儿子与造谣杨景媛被浸大除名，犹如硬币的正反面，本质上没什么两样。作为一个理中客，你不能无视前者，而对后者锱铢必较，反之亦然。至于说，机构媒体在提供准确信息上的责任，在武大宣布调查进程后，环境已不允许。

从略高的视野看，不少爱国大V加入反女权斗争，他们所惯用的手法进入舆论对决的过程，并非不可理解。从这个角度看，受浸大传言震动的也许不该是媒体业者，而是在这件事中持女权立场的人，因为不讲事实的原则及其应用不再为女权运动独有。

新闻媒体的天职是排除传言，但“新闻”这个东西，以事实为准绳，提供描绘真相的材料，其结果必定不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任何一方所乐见。在新闻式微，不足以成为媒体强前缀的现实中，媒体发生什么都是可能的，包括它迸发新闻的激情，或导致新闻的黯淡。

很多人不喜欢听到“激进女权”“极端女权”“田园女权”这些词，但他们似乎对“激进媒体”“极端媒体”“田园媒体”这类称呼无感。机构媒体现在的存在状态，就很“激进”、很“极端”。这就很有意思了，同样的词修饰不一样的社群，触碰不同立场，爱憎却如此分明。

媒体的激进在于认清了一个事实，大众并不能成为新闻生产可依靠的力量，因为大众受舆论影响最大。绝大多数媒体无法“上岸”，只能晾晒在沙滩上，依据新闻规律或听从宣传纪律做事，得到的结果差不多，媒体在有争议的性别选题中得到的都是贬低。

几家机构媒体无核查转发浸大传言，即使不是舆论的重点所在，可若要真追究它的象征意义，也许首要象征的不是媒体的过去（荣光不再）和未来（黯淡无光）如何，而是媒体现在的、此刻的内在恼怒，以及“一起与世界毁灭吧”的暗暗疯狂劲。

大众媒体不像2011年前后那样过度追求价值感，它们现在不是任何群体的同路人，更不是激进女权的“社运伴侣”，那种蜜月期早就随风而逝，它们走上了各自的歧路，关系不复从前。即使彼此可能拥有短暂的平和期，也都服务不一样的生存原则。

有人希望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对浸大被传谣一事不拒绝不生气不表态，一如另外人群对待肖的传言一样。他们当然也有记者一样的恼怒，只不过这种恼怒不是被维权者当枪使的恼怒，不是被网红当事人蔑视的恼怒，而是不管怎样都能擂上几锤媒体这面破鼓的恼怒。

赫然发现，#退休金要有一个额度 成了微博热搜第一，这个话题我肯定要参与一下。

说明这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社会情绪了，很多人辛辛苦苦上班，还没有退休老人拿得多，而且他们的退休金还靠自己交社保支付（现收现付），怎能没有怨气？

“退休金要有一个额度”至少包含两个意思：一是“差不多得了”，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哀求；二是“有些人的退休金太高了”，企业退休的老人，辛苦一辈子，一个月两三千三四千，实在不算高，是他们应得的，但是体制内和央国企的，拿着大几千甚至过万的退休金，究其根本，不过是占了体制的便宜，这就太不应该了。

所以，表面的社会情绪，背后很有道理，这不是仇富，也不是嫉妒，而是对社会公平合情合理的诉求。

正好前两天我的朋友朴抱一提了一个方案，见下图：

这个说法我完全同意，尤其是第四条，很有智慧。这两天很多人在提对岸蔡英文砍军公教的养老金，按道理大陆也应该砍，但在我们这里难度太大，所以冻结涨幅是一个退而求其次，追求可行性的方案。

换句话说：在农民养老金涨到1000元/月之前，一万元以上退休金的不要涨了。

前面也提到，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并不高（目前平均3000多元/月，这还是把国企退休人员放进去拉高了平均数的结果），应该再提高。我之前也说过，企业退休的就不要出来反对提供农民养老金了，大家都是牛马，没必要在农民身上找存在感。

此外，大城市生活成本高，3000-5000可以小涨——这里没有提5000-10000区间，那就象征性涨一点吧。

也就是说，我们要达成一个基本共识：退休收入越低的，涨得越多；退休收入越高的，涨得越少，甚至不涨。

有人可能会说，这不废话吗？理应如此。但是现实正好相反，我统计过，从2009年农民有基础养老金到2023年，三种人增长情况如下：

体制内月退休金从2000多元增加到6000多元，增长了4000元左右，每年增长285元左右；

企业职工月退休金从1000多元增加到3000多元，增长了2000元左右，每年增长140元左右；

城乡居民（农民）月基础养老金从55元增加到了223元，增长了168元，每年增长12元，超过一半省份低于150元，每年增长6元左右。

很早之前就在说要尽量拉平不同群体的退休收入差距，所谓的“降高扩中拔低”，但现实完全是背道而驰。包括2014年所谓的养老金并轨，本意是拉平企业和体制内的差距，但并轨之后，差距迅速从不到40%增加到了接近70%，现在已经差不多一倍了。

朴抱一说的第三点也很重要：“以后涨钱要按金额涨，不要按比例涨。”你要按比例涨，差距只会越拉越大——这也是这些年差距没有缩小反而增大的原因。这种话术实在恶心透了，大家不是猴子，中国人大部分都上过小学好不好？

虽然城镇职工的涨幅在逐年降低，从6%、5%、4%、3%一直降到今年的2%，但仍然无济于事，第一不能缩小农民与城里人的差距，第二不能缩小企业职工和体制内的差距。就算明年涨幅降到1%，也不解决问题，不要再玩比例的游戏了，得回到绝对值，按数额来。

比如说，明年的养老金应该这样涨：

农民涨300元；

3000元以下涨200元；

3000元-5000元涨100元；

5000元-10000元涨20元（农民历年最大涨幅）；

10000元以上不涨。

这才是公平合理清晰可见，也确实能真正缩小收入差距的做法。

可能还会有人拿“农民有地”“农民有宅基地”说事，我完全赞成把其他收入也纳入在退休收入之中，包括土地租金、房租、工资收入、分红等，达到相应额度的，就按相应额度涨，达到10000元/月，就停。

还有两个未竟的疑问，我一一回答。

一、以上可以视为“老人老办法”，那“新人”应该怎么办？

我的意见是，应该整体降低缴存比例。这就是我在《中国社保高存缴比的五宗罪》中谈过的，高存缴比对体制内是优厚的福利，对体制外是沉重的负担，它让中国企业和员工背上沉重的负担，扭曲了劳动力市场，造成了代际不公，阻碍了养老制度的改革。目前体制内光是养老保险（24%）、职业年金（12%）和公积金（24%）加起来就达到了60%，这是一个高得令人咂舌的数字，是纳税人难以承受之重。

具体建议是：取消臭名昭著的公积金制度，它从一开始就是体制内（包括国企）的避税工具和民企的沉重负担；把养老保险整体降到单位和员工各8%，把职业年金降低到各3%，目前体制内退休金替代率超过80%甚至100%，这是极不正常的，应该降到50～60%左右。

二、农民没有交养老保险，未来要一直涨下去吗？

我的意见是：涨到1000元/月为止。本质上，它不是专门为农民设计的，而应该作为一个最低生活保障的基本养老金制度，中国所有老人只要收入低于一定水平，都有资格领取，最高可领取1000元/月。我之前测算过，以中国目前对于养老的财政补贴金额，就可以支撑这样的基本养老金制度。

很多人说“没交社保就没有养老金”，且不谈农民交公粮三提五统的贡献，也不谈视同缴费年限，也不谈他们的子女有缴社保……这也是缺乏现代社会常识的井底之蛙才能说出来的话，要知道，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个国家提供非缴费的社会养老金，这里面中国是最低的之一。

上表可以点击放大观看，里面都是穷国，没有拿发达国家比。所以别再嚷嚷“没交社保就没有养老金”了，显得特别土。研究表明，普惠的非缴费社会养老金对于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包括促进经济发展都大有好处。

再说一遍，它不是为农民专门设计的，而是为所有人设计，只不过大多数中国农民正好符合它的标准。所以，那些说“城里没有养老金的人更苦”的，也请支持这一政策建议。

按理说，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最后我再叠个甲吧，免得有人说我挑拨离间，打胡乱说。下面这段内容来自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去年的一份研究报告。

目前，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名义缴费率是单位16%+个人8%，职业年金名义缴费率是单位8%+个人4%，两者合计达到了36%的畸高状态，不仅国家财政无力承受，更使其作为特权群体的利益更加固化，因此，必须在做实费基的条件下降低费率。三是同步下调替代率。将基本养老金替代率调整到与企业职工相同的水准即50%左右。四是确定缩小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金与企业职工、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金水平差距的时间表路线图，让人民群众对养老金制度的公平取向有清晰的预期，进而增强其对制度的信任。

郑功成等，公众号：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网“社会保险法实施评估”课题组｜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实践、路径偏差与制度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评估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金替代率高达80%以上，其与企业职工养老金相差悬殊，更非城乡居民养老金可以比拟，从而事实上形成了中国养老金制度下的特权阶层并走向固化……这种现象既与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相悖，也与资本主义国家公共养老金制度追求公平的制度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客观规律不符，而前苏联的崩溃、智利将公共养老金全面私有化背后都有和公职人员养老金异常丰厚导致广大劳动者不满有关的影子。”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是中国社保领域最顶级的学会，无论是官方背景、专家阵容还是政策话语权，在中国都不作第二人想。中国目前的养老制度是不可能长久的，往轻了说，是以后大家都不交养老保险了，像智利那样搞私有化，自己养父母和买商业保险，往重了说，前苏联殷鉴不远。

“退休金要有一个额度”为什么可以上微博热搜第一，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而我们能做的，就多了解一些常识，形成一定的共识，人人发声，以强有力的民意去推动改变。

还记得我前面说的明年养老金应该怎么涨吗？

一个消息传来，今年9月1日政府将落实强制社保规定，有人形容为影响波及个体工商户的雇员。已有上海包子铺打出新招聘，要的是60岁以上的店员，他们带退休金，无需缴纳社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新世相，有隐痛有讪笑，好像也抵消不了什么。

强制社保在舆论场的评价，整体上是不高的，因为政策周边的疑问像泡沫一样增长。这么大的政策变动，为什么不经过全国人大的批准？这是一种程序疑惑。强制社保能改变现有社保的不平等状况吗？这是一种更吸引听众的实体存疑。

从一些低声嘀咕的民意可知，现有的雇佣场景下，社保成为老板与雇员之间可弹性磋商的砝码，不缴社保就多给点现钱，缴纳社保就少给点工资，显示了短期雇工这块协商的灵活性。强制社保的推行，意味着这些社会领域的灵活性消失。

也有另外一些声音提及，强制社保本身是用工方的义务，政府强推无非是将这些义务给确定下来。支持强制社保的声音比较少，受到的嘲讽也很多，是因为就连支持者也无法否认，现行社保的阶层差异大，体制内外悬殊刺眼。

舆论向强制社保规定释放的一个强有力问题是，假如强制是为了“开源”，增加社保的大盘子，为何不同时“节流”，在社保支付端限高？或者说，为何不先“节流”，再视情况“开源”呢？可以想象，这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疑惑，不会有部门站出来释疑解惑。

社保的最高征收部门从人社部调整为税务局，已经很能说明问题。据此，一些人将强制社保定义为收入税，足见社会对这种变动的敏感。“收入税”或是一种比喻，可这种修辞背后的郁闷情节是难以掩饰的，尤其当社保的现实被引入讨论当中。

一种引人注目的观点认为，现行社保制度是对体制内外两种国民待遇的延续，是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也有人说，若加上企事业单位，不是两种而是三种分层。抛开分层数不谈，许多数据佐证社保在分配上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

未经确证的举例，是体制内退休金一两万，而农村老人月补一两百。前阵子，前媒体人彭远文多次撰文，针砭这方面的现实与弊政，揭晓的问题意识令人振聋发聩。可强制社保规定悄无声息地定下时间表，足见相关公共讨论在决策中的零存在。

一个颇有意味的情况是，正当舆论热议强制社保的当口，一篇关于蔡英文取消社保三六九的简明文献得以广泛流传——在这个时刻里，没人在乎要不要在对岸人名身份上加引号，在乎的是两岸强烈反差，其中映照的幽暗民心可见一斑。

在强制社保的同时，启动社保改革，以挽救大国寡民的孤绝心态——现实一点说，也是维持整个社保大厦不倒——成为大家我口说我心的舆论一致。即使是那些享受高社保福利的人也明白，不改革贫富悬殊的社保制度，对谁都不好。

关于社保制度的改革方向，前媒体人朴抱一率先破题，提出目标思路，其四分之一的谏言是：冻结1万元以上的退休金涨幅10年，优先增加农民退休金到1000元每月，优先增加3000元以下的城市居民退休金，3000-5000可以小涨。

在政府对强制社保没有解释说明，没有相关改革承诺的前提下，民间对社保改革念念不忘，会不会在某个时间时候得到回响，谁也不知道。但可以与社保改革相提并论的，是户籍改革的先声与现状，改革虽迟但到，却不一定符合最初的民意。

也许不得不相信，计算社保基金是否有耗尽的风险，政府掌握着无比详细的数据，职能部门掌握着全部的趋势，所行的步骤都有切实的依据。但今年4月国家审计署对各省挪用社保资金的披露，又让人对哪怕是对资金冗余未雨绸缪的设定，都会无比不安。

这场关于强制社保的全民大讨论，是民间借舆论场袒露单边观点的机会，全民以不安心态凝视着巨大的社保现实与阴影，却感到虚空当中无有反响、无以回报。这本是家国一体的凝聚时刻，却因为尖锐的实情心生间隙，三世如来能借一双慧眼否？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CHINA Books Review（中国书评）：是一份在线出版物，将提供与中国图书相关的信息、见解和智慧的评论。该书评网站由中国连线 (The Wire China) 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 (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共同发起。该网站将免费提供由知名作家撰写的书评、作者访谈、编辑节选，以及更多类似《纽约书评》的一般性文章，并且将重点关注有关中国和来自中国的书籍以及更广阔的汉语世界。

一、中国悲观主义是“致命却实用的药物”

8月5日，英文期刊 Made in China Journal 刊登了学者张舸 (Dino Ge Zhang) 的一篇文章，系统梳理并命名了一个正在中国社会蔓延的新情绪——“中国悲观主义” (Sinopessimism)，并将其置于一种“后乐观主义”的语境中加以分析。

文章截图

作者援引学者张哲熙 (Gary Zhexi Zhang) 的概念，将“中国悲观主义”由原本的思想实验转化为对现实的诊断：在经济高速增长后的中国，曾经支撑“个人奋斗”与“阶层流动”的乐观预期正快速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无力感”和“沮丧”。作者指出，这种转变不仅是经济周期的结果，更是文化、代际与社会结构综合作用的产物。

编者注：中国悲观主义一词借用自“非洲悲观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发展研究、媒体报道和外交政策讨论中，常用“非洲悲观主义”来形容一种对非洲经济、政治、社会前景普遍消极的态度。

他借用学者项彪和劳伦·柏兰特 (Lauren Berlant) 的话指出，中国年轻人心理处于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状态。过去青年工人的那种“悬置”状态（既认命又期待）正在瓦解，“当乐观主义激发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永远无法实现时，它就变得残酷了”。

张舸指出：“自2020年以来，在国家强制推行乐观主义的背景下，尽管社会对这种负面情绪存在压制，甚至直接惩罚，但负面情绪在中国公共领域中的传播呈现出指数级增长。”作者表示，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向后乐观主义社会的持续转型”，“人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理想的残酷本质”。同时，与之对应的是年轻人行为模式的转变——从“无限推迟自我享受为特征的未来导向型禁欲文化”转变为“以享乐主义、经济节俭和功利主义顺视为特征的当下导向型青年文化”。

之后，作者以中国当下的网络流行语为例，依次介绍了多种“中国悲观主义”形态。首先是躺平主义，作者称其为“一种反工作 (anti-work) 的政治立场”，同时也是一种务实的自我调适策略。其次是反婚恋主义 (Heteropessimism)，该主义以“我们是最后一代”等口号为标志，指部分青年主动拒绝婚育，男女双方以各自的理由退出异性恋关系市场。

此外，作者还介绍了润学，即“并非仅仅是对祖国及其传统生活的消极、悲观的否定，更是对有意义的逃离抱有积极、乐观甚至乌托邦式的希望”。与之相反的，则是另一波年轻人积极拥抱“体制”，考公考编。

然而，作者也强调，这些情绪与策略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与韩国的“N抛世代”、日本的“悟世代”以及欧美的“大辞职潮”形成全球呼应。文章写道：“事实上，中国是最新加入这一全球后增长困境俱乐部的成员之一。我们，无论幸运与否，都身处其中。”

同时，作者也表示，这种悲观主义并非坏事。某种程度上，中国悲观主义是“致命却实用的药物”，既是对现代化线性叙事的拒绝，也是寻找出口的尝试。作者引用张哲熙的观点：“中国悲观主义为那些被剥夺了当下的人提供了拒绝现代主义框架的条件。”

文章后半部分探讨了“中国性”的自我批判传统，从“东亚病夫”到《丑陋的中国人》，再到今日网络社群中的“自我否定与自我吹嘘并存”。然而，张舸引用夏学钧的话提醒人们，真正的方向感不必依赖宏大叙事，而应来自个体在黑暗中保持活力的能力。

最后，作者引用了“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一概念。他鼓励中国民众：当一个制度已不可持续却依旧延宕时，个体应意识到“历史总会有垃圾时间，但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

二、英国大学管理层配合中国当局压制学术自由

近日，智库“英中透视” (UK-China Transparency, UKCT) 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英国学术机构的中国研究正面临系统性干预与压制，尤其影响到涉及敏感议题的学者和学生。报告称，中国的跨国镇压在英国高校已“部分复制了中国国内的环境”，对学术自由与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报告截图

报告基于英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研究学者匿名问卷调查，50名受访者提交逾1.7万字的详尽答复，揭示了包括签证拒签、威胁家属、课堂监控、线上骚扰、研究项目被迫取消等一系列现象。“英中透视”指出：“在部分案例中，大学管理层不仅未能抵御干预，反而因依赖中国留学生学费而主动配合压制。”

调查发现，学者普遍担忧签证问题，这造成了对敏感议题研究的寒蝉效应。“有学者承认刻意自我审查，以确保能继续进入中国”，另有受访者将签证限制分为三类人群：“被禁入的批评者；自我审查者；以及与中共立场一致、言论不受质疑者。”

调查发现，38%的受访者认为，校方由于担心影响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使敏感议题研究更加困难；64%的人认为，依赖中国留学生学费加剧了这种顾虑。个别案例中，管理层明确要求学者调整教学内容，以避免冒犯中国学生或政府，甚至在中方施压下取消研究项目。报告还记录了一位学者的遭遇：被资助方询问研究是否会“冒犯中国政府”，并得知招生部门会跟踪其经费申请进展。

在学生层面，74%的受访者所在课堂上有中国留学生，然而部分教师为避免冲突而删除或调整敏感内容。一名受访者称：“来自中国的学生因担心课堂上存在潜在告密者而不愿公开讨论敏感话题，但在信任的小组或单独交流时更为坦率。”多位学者点名，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CSSA) 是校园监控的重要渠道，与中国使领馆保持密切联系。

此外，尽管72%的受访者未直接目睹中共官员在英干预，但调查发现，有案例显示，中国外交人员获准在无监督情况下进入教学楼，并且校方还提供了学者的敏感信息，包括“联系人和研究活动”清单等。甚至，还有学者遭到中国访问学者当面威胁：“我们在盯着你。”

针对保护措施，42%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大学未能充分保障中国籍学生学者及中国研究人员的言论和学术自由。该机构指出，英国《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案》（2023）与《国家安全法案》（2023）为高校提供了新的法律工具，例如建议终止孔子学院及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合作项目，并将某些干预行为纳入“外国干涉”刑事罪行范围。

然而，报告强调：“自上而下的执法虽必要，但不足以根治问题，还需学界内部形成健康、坦诚的学术文化与集体行动。”

最后，“英中透视”呼吁英国学术界正视中共干预的现实，加强对学者与学生的制度性保护，并与他国合作，共同捍卫学术自由。

三、书评：玛格丽特·博伊廷新书揭示了中国性工作者的内心世界

约克大学教授玛格丽特·博伊廷 (Margaret Boittin) 是一位专门研究中国法律和政治的学者。2024年底，她出版了一本新书《中国卖淫业监管：性工作者、警察与公共卫生官员日常生活中的法律》 (The Regulation of Prostitution in China: Law 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Sex Workers, Police Officers, and Public Health Officials)。（编者注：目前该书还没有中文官方翻译，书名由CDT编辑暂译）

8月7日，英文期刊 中国书评 (China Books Review) 刊登了作家亨维克 (Robert Foyle Hunwick) 所撰写的书评。文中，亨维克对这本书高度评价，并表示：“书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探讨了这些女性如何看待自己，而非国家对她们非法工作的看法。”

文章截图

书评表示，全书的前三分之一回顾了中国性产业监管历史。例如，晚清昆明、贵阳、成都等地会设立由警察售票、抽成、统管妓院的“围墙区”。之后，1949年中国新政权建立，一次性取缔北京两百余家妓院。然而，改革开放后，性产业卷土重来，1980年代沿海城市酒店、酒吧里的“短裙客”成为景象。有人甚至提议设立有牌照妓院的“性特区”，但被老干部否决。与此同时，高官与企业家纵情声色，出现“江苏某局长包养140名情妇”及“铁道部长传与整部《红楼梦》剧组女演员有染”等轶闻。

书中引用《中国日报》2010年的数据，估计中国性工作者约在300万至1000万之间。在此期间，性交易的回潮伴随性病复发。1985年，中国大陆首例艾滋病例被称为“爱资病”（“艾滋病”的谐音），2007年梅毒在上海成为“最常见的传染病”。

对此，作者表示，胡温当政时期的政策主要是“忽视、谴责、容忍与征税并存”。例如，2006年出台的娱乐场所规制细则要求KTV、夜总会、浴室等“凌晨2点至8点关闭、包间门不得上锁且需半透明、禁用可调光照明”，并限定服务人员着晚礼服、旗袍或医护服。然而，博伊廷表示，许多政策形同虚设，缺乏实际执行。

该书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博伊廷的长期实地访谈。她的田野调查涵盖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走访KTV、出租屋妓院、情妇公寓，与不同层级的从业者对话。调查发现，底层的“站街女”与“发廊”女多视职业为羞耻。“她们深知自身处境岌岌可危，通常对政治、警察甚至健康检查都不感兴趣，认为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有害，不适宜合法化。”

然而，中层KTV小姐则愿意接受体检、敢于报警，认为性交易“虽非法但很自然”。一位受访者甚至称：“如果是我喜欢的客人，不论钱多少我都会去，因为我们女人也有自己的需要！”对于高层的“二奶”，她们则更加自信，并不认为自己是性工作者，生活方式也更加奢侈。

不过，无论对自己的看法如何，调查发现，这些性工作者（或嫖客）都不想让家人和邻居发现，因为他们觉得家人和邻居思想“封建”或狭隘。例如，就有一位性工作者担心，如果亲戚们知道她每月汇款的来源，她会“被唾沫淹死”。

最后，书评也提到了本书的不足：“这本书主要涵盖胡锦涛执政末期至2012年的情况，并未记录习近平主政时期检察机关严厉打击性交易的全部效果。”书评中，作者猜测，在北京等一线城市，政策打击或最为严厉，但在偏远地区，“容忍与征税”可能仍在继续，“粉红区”的潜规则并未消失。

武大图书馆案件过去了6天，沉默许久的肖母终于上微博了，但它第一时间不是认证身份，而是关闭了自己微博的评论区：

可能是架不住反对的舆论声音太大，所以它干脆选择开启一键防护了。

我们回忆一下之前的事，其实在武大图书馆案件中，肖某没有出庭过一次，它没有胆量面对杨同学，所以这场官司是肖母出庭的，结果肖母在法庭上公然辱骂杨同学，还开盒了杨同学的个人信息、出入境信息，威胁杨同学说下半辈子和她“不死不休”。

杨同学朋友圈

也是肖母出面写了微博小作文、请了媒体曝光和污蔑杨同学，是它买了微博热搜要置杨同学于死地，而更恶心的是，我点进肖母的微博关注列表：

清一色的男权。

可以说为了男宝已经和男权大会师了。

除此之外，今天我又收到一个私信：

看完真的被肖母恶心到，这就是男宝玛做的“好事”。

不要以为这样的男宝玛是个例，还记得大同订婚强歼案吗？男方母亲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亲口说出女方“钻进男人被窝里的”，甚至，连女方想要房本这个谣言也是男宝玛传出去的：

除了这两位，我今天在逛微博的时候，还看到一 位男宝玛的神经发言：

对于这条微博，一个野生男宝玛回复如下：

为什么要劝女儿默默走开呢？

原来是自家有男宝，是希望自己男宝以后性骚扰女性的时候，对面女性也这样“默默走开”，以免你家男宝付出代价吗？

更让我感到恶心的是，我收到了一些来自男宝玛的恶意攻击：

够了，我真的要吐了。

男宝玛群体从来都不是利好女性的群体，甚至，它们更多时候是与女性对立的群体，它们污蔑造谣、写小作文找媒体造势围剿女性，都只为了保护自家那个犯罪的男宝，男宝玛群体，从来都不是如它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弱势，相反，它们异常强势，家里有哥弟的女性朋友应该有更深的体会，在许多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女儿只是一个卖彩礼的货物，拿女儿卖了钱再给男宝添置车房、结婚的事数不胜数。

这些人每次都能在前阵为男宝冲锋，咄咄逼人，连一个帮女性发声的账号都不肯放过，所以，它们不是女性要团结的群体，而是需要女性警惕的群体。

任何一个维护犯罪男宝的男宝玛都不值得女性帮助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