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抱歉地通知大家，今晚斯律师的讲座“谈谈劳东燕的抑郁与坚守”不能举办了。

不能算完全意外，也不是特别气愤或难过。告诉大家，我更多的是平静。

我也不想像有些朋友所说的，换一个主题，或者搞成闭门分享——我的原则是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

这是因为我相信这些活动都是有价值的。尽管活动不能举办，准备活动的过程也是有意义的。

相关阅读：张3丰的世界｜劳东燕的抑郁，也是你的和我的

因为“you在场”报名通道，没有一键退款的操作，还需要大家自己来点击退款。下图是官方退票路径演示：

有退票成功的朋友可以留言写出操作流程，我来放出评论。店员设置的退票时间是2000小时，所以未来几十天都可以。

感谢连夜制作海报、上线活动的小伙伴。感谢105个报名的读者和更多关心这一话题的朋友。

“抑郁与坚守”，我对这个主题的认识更深了。或许有些话也不必说出，因为它已经在你心中。

2025年9月1日起，新社保规定将正式实施，明确企业必须为所有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包括超龄返聘人员，但已领取养老金的返聘人员可免缴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与此同时，政府还推出了针对50岁以上员工的补贴政策，以缓解企业用人成本。

表面上，这只是一次政策调整，但其潜在影响远不止于此。从企业角度看，社保刚性提高了人力成本，对利润空间本就有限的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冲击最大；从行业分布来看，大企业、国企和自然垄断行业受影响较小，而低线城市、青年就业密集的餐饮、零售、物业和服务岗位，则承受更大压力。

不仅如此，招聘模式、外包趋势乃至自动化与AI的投入，都可能因社保政策而加速重塑。年轻人的职场环境变得更加碎片化、不稳定，“高就业、低确定性”的张力正在形成，焦虑和不安全感随之上升。

本文将带你梳理：社保费用如何撬动企业成本结构？不同类型企业和城市会遭遇怎样的不平衡冲击？政策是否会引发产业升级，或带来就业结构的重排？年轻职场人又将如何切身感受到这些变化？

政策背后的经济逻辑、行业分化与社会信号，正在悄然重塑一代人的职业环境与心理状态。

文｜中李

编辑｜阳少

社保增加刚性，企业还能承担多少成本？

在讨论企业成本压力前，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社保是否“强制”。对此，最高法在7月31日发布了司法解释：

●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劳动者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该约定或承诺无效

●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保，劳动者可依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企业支付经济补偿

●如果企业依法补缴社保后，可请求劳动者返还已支付的社保折现补偿

简单来说，这意味着“未缴社保”可以成为劳动者主动离职并获得补偿的合法理由。

然而，现实操作中，这种补偿并不总是“划算”。举例来说：某员工在岗5年，月均工资12,000元，企业历年以折现形式每月多发2,000元，共60个月。如果其离职按“N+1”补偿计算，可得72,000元，但需返还已领取的社保折现120,000元，最终反而亏损48,000元。企业方面，需补缴的社保金额则更高。

从账面来看，以“社保未缴”为由的劳动仲裁并非总是有利。若人人都是理性人，可能未必会有大量仲裁行为发生。但真实社会不完全理性，更多是基于信号：这次政策被广泛解读为“强制社保”，虽有简化，但并非完全错误的理解。对许多企业而言，这无疑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抉择，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推动了各类企业开始重新盘算人力成本和合规策略。

而这次社保新规之所以引发“风声鹤唳”， 其实用几组数字就能解释清楚：社保费率、企业净利率、员工成本占比，以及社保合规度（已缴/应缴）。逻辑并不复杂——社保费用会推高企业的用工成本。在社保费率一定的情况下，净利率越低、员工成本占比越高、合规度越低，企业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假设社保费率为25%。如果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净利率3%，员工成本占比40%，合规度30%，一旦完全合规，成本将增加6.5%，企业直接由盈利转为亏损。相反，高端服务业净利率8%，员工成本占比35%，合规度30%，虽然利润被压缩，但仍有盈余。由此可见，能相对安全的，其实是那些净利率在5%以上、员工成本占比在35%以下的行业。然而，这样的行业并不多见。

小微企业就是典型。根据北大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的数据，2025年一季度，小微企业平均净利率只有4.7%。而且这个“均值”并不代表常态：样本中有约40%的企业处于不盈利或盈亏相抵的状态（其中约20%为负净利，约20%微利趋零），真正能跑赢均值的只是少数“幸运儿”。

即便是上市公司，情况也并不乐观。2023年，全部上市公司平均净利率为7.86%，剔除金融业后，实体经济只有5.06%。再看快递行业，虽然是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直营模式的净利率仅3.9%，加盟模式也只有3.8%。竞争激烈，让很多行业只能在极低的利润空间中生存。

如果换一个角度，看看员工成本占比，就能发现不少行业更显脆弱。以陕西省2023年数据为例：软件信息服务业为45.1%，商务服务业41.1%，卫生养护业39.8%，文化娱乐体育39.1%，民办教育35.4%，物业行业更是高达52%。住宿与餐饮虽有差异，但大多也在20%—30%之间。可以说，员工成本占比高的行业，几乎没有缓冲余地。

最后要看的就是合规度。假设某企业净利率为4%，员工成本占比35%，那么它过去的社保合规度至少要达到48.7%，才能在新规下维持盈利。对于很多习惯于以最低工资缴纳社保的企业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数值。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规一出，会让许多企业主感到“捉襟见肘”。

“三小”最吃亏：小企业、小城市、年轻人

在如此严苛的背景下，中国有哪些行业可以受到较小冲击呢？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电信运营商，净利率可超过10%，以联通为例，员工成本仅占16%；大型互联网公司净利率普遍在20%以上，腾讯员工成本占17%；收费公路和基建行业净利率也在10%以上，员工成本占比仅10%；油气勘探、煤炭开采和城市燃气分销行业同样表现相对稳健。

以上行业除了大型互联网公司外，很多都是国企或自然资源垄断行业。 这也显示了在中国保持高利润率的一种现实。 且国企央企过去的社保合规度较高，从这个例子中，可见本次社保政策是存在不平衡分配的。

除了企业所有制外，企业规模之间的差异也会拉大，大企业有更厚的利润率缓冲、更成熟的合规度与更长的传导链条，甚至可以把成本向产业链下端转移; 但中小企业微利经营、人力比重高、合规成本也不足。 就以我们上面提到的“劳动者返还已支付的社会保险费补偿”来说，大企业更可能“先补后清”，即在补缴后凭合同、工资条与内部邮件等证据，主张要求员工返还过往“社保折现”，避免双重支付; 而小企业往往无法建立完整的证据链。

这种规模差异沿供应链进一步放大：大企业会把合规要求“外溢”给供应商，通过购销合同嵌入社保条款，最终把订单集中到能够承受成本的厂商。这并非恶意，而是风险控制的自然结果，但对于资金链脆弱的小供应商来说，却相当于另一重淘汰。

城市间也存在明显差异。大城市企业规模普遍较大，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多，正式用工比重高，整体合规度较高；低线城市就业更多集中在餐饮、零售、物业、民办教育、养老及建筑关联服务，社保新规将整体冲击这些行业，从而给已经陷入地产困境的地方经济增加压力。

在年龄维度上，分配同样不均。最直观的分化是：年轻人遭受冲击，中老年相对稳定。社保成本上升后，用人单位会优先雇佣能立刻转化为产出的稳定劳动力，而不是需要培训磨合、成本更高的年轻人。青年就业主战场的餐饮、零售、物业、平台服务等岗位毛利薄、人工权重高，一旦补齐社保，很可能先冻招、减班或转外包。这种效应在低线城市尤为明显。

近期已经出现了“退休返聘”的现象：北京环球影城在「中国老年人才网」释出仅面向已退休者的零售服务岗，麦当劳中国亦确认存在退休人员的劳务用工安排。 计入社保成本后，部分岗位的退休人口成本低于新入职的全项社保劳动者。再结合“延迟退休”的渐进推进，中老年在岗时间延长，对青年就业形成长期挤压。

综上，这次社保冲击的是“三小”，小企业，小城市，小（低）年龄者。 正是这样的不平衡，让这次的社保新政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讨论与反响。

能倒逼“产业升级”吗？

面对社保新规，有人评价：一个无法给员工交社保的企业，就不应该存在。表面上看，这次社保新规，能淘汰一批质量不佳的小型企业， 让更有盈利能力、合规度更高的企业占据更多空间，从而让中国的企业生态更健康，实现另类产业升级。

但从前文分析来看，这并不容易。此次新规最容易冲击的，正是街巷里的微型服务、餐饮和小零售。它们退出后，会立即被大型连锁企业接手吗？在人口密集、物流便利、物业集中管理的区域，品牌和平台确实能快速填补空缺；但在低密度、客单价低、需求波动大的广阔区域，连锁模式的成本计算往往不成立，大企业无法覆盖全部市场。

大型企业接盘的条件很明确：标准化程度要高、服务半径要可控、单店盈亏线要清晰。 快餐、咖啡、标品零售属于这个范畴，尤其在县城主街或商场里，不过这类场景一般已经有连锁商业覆盖。 相比之下，清晨的早餐档、社区小菜馆、修配与家政这些依赖熟客与便利半径的微型服务，需求细碎、峰谷分明、人工占比高，就很难被大企业填补。

服务业也是一样，一线城市的服务业同样具有一个“成本底限”，不可能向下覆盖所有区域。 对居民和地方商业的未来影响，往往不是“买不到”，而可能是“买得到但更远、更贵、更慢”，选择面也会收敛，地方商业生态的多样性和活跃程度会快速下降。

全行业供应链也将重排。商业集中度增高是全面的，订单与话语权向拥有合规能力的少数大企业聚集，本地小供应商被迫退出或降维成为外包单元。 短期看，质量会上升、成本更可预测; 长期看，集中度上升带来韧性风险，一旦单点出现经营和其他问题，替代难度更大，价格与供应更容易出现剧烈摆动。

即便部分产业出现“升级”，大企业进入带来的并店整合、标准化和自动化会用更少的人实现同等销售额。大量小店关停短期带来失业，而连锁和平台替代的节奏滞后，岗位结构也发生变化——更多配送与标准化岗位，学徒型经营岗位减少。在就业市场压力已高的情况下，这对充分就业并非好消息。

社保压力下的职场新常态

对年轻人而言，职业环境可能会被加速改变。

首先是企业招聘习惯的变化。企业用人策略可能转向“核心人员+临时支持”，以最少的人完成既定交付。新人名额缩水，实习和试用被切得更细，凡是无法在短期内产生成效的岗位，都可能被合并、外包或直接取消。

其次是地理套利的“云端外包”。同样一份工作，如果可以远程完成，就可能被拆包，转到社保缴费基数较低的城市或外包服务商。总部保留账务，工单流向异地，从而降低固定成本。

第三是劳务派遣和第三方用工的加速。波动大的任务可打包给供应商承接，企业将更多依赖第三方派遣来隔离风险：固定成本更低、流程更可审计。结果是，固定员工数下降，临时与外部人力占比上升，内部只保留对交付和合规负最终责任的“核心人员”。

最后，最具方向性的力量是自动化与AI的投入加速。 当人均合规成本抬升，原本算不过账的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呼叫中心自助化、智能客服、财务质检agent等突然变得“划算”。餐饮前台向自助点单迁移，零售走向扫码与自助收银，物业巡检引入视觉与物联网，这些原本分年推进的方案被压缩到季度完成。更重要的是，流程随技术重写——以标准作业取代自由发挥，即便身处其中，个人的灵活性也会下降。

当然，以上趋势在“后疫情”与AI的广泛应用背景下早已存在，但社保增加刚性会让变化大幅加速。对年轻人的心理冲击尤其明显：稳定的直接招聘岗位减少，临时性外包岗位增加。一方面仍能找到“可做的事”，另一方面却难以获得稳定身份和职业积累。这种“高就业、低确定性”的张力，容易转化为焦虑、内耗和对未来规划的迷茫，也会明显侵蚀自我效能感。

培训和职业人际关系变得碎片化、容错降低、交付节奏加快，个人更难从完整技能学习中获得正反馈；取而代之的是零散任务、拼凑履历和重复考核。这推动了一种急躁的职涯心态：在更短周期寻找“拿得出手的证据”，在更早年龄承受“输不起一次”的压力。长期来看，甚至可能影响一代人的心理状态。

在这样的环境下，维持自我和耐心可能成为最稀缺的资产。分析到此，我衷心希望，这一司法解释不必严格执行，能给予市场更多确定性和空间。至少应允许企业以最低工资水平缴纳社保，而非全额缴纳，同时抑制一些城市社保基数的过快增长。

各位好，今天累了，可能因为昨天《普泽会：泽连斯基，是个愿意为国忍辱的人》可能写的太在点子上，莫名踩了一些读者的尾巴，连篇累牍攻击我，拉黑都拉不过来。

用的最多的词，还是那个——臭公知，关于这个，我有一点浅见，今天就发篇稿子，来谈一谈吧。

“臭公知”发微

“臭公知”这个用词，勾起了我的不少儿时的回忆。

我祖父是个物理教师（说话间老人家刚好走了四年了），经历过特殊年代的那种人，他晚年的时候教师的地位已经显著提升了，被加了“人民教师”“人类灵魂工程师”等等尊号。

不过可能是年轻时候挨批斗留下的印象太深，所以他晚年还是喜欢自嘲的说自己是“臭老九”。

小时候我不明白这仨字儿的意思，上中学时才听说，据说元朝的时候职业分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匠八娼，九儒十乞。”读书人地位比娼妓低一等，比乞丐高一等，所以叫“臭老九”。

可是大学的时候我读了历史系，却又对这个说法产生了怀疑。因为正如日本蒙元史学家衫山正明所说，今日中国民间对蒙元形象的很多传说，其实是高度失真的，历史上真实的蒙元帝国其所执行的政策是一种“蒙古自由主义”，其实并没有那么黑暗。

至少像“读书人是臭老九”这种政治贱民划分方式，我们在元朝现存的官方典章制度中是查不到的，正史更是无载。那这东西从哪来的呢？

它的最早出处，其实是一个名叫郑思肖的人。

郑思肖生于在宋末元初，他活到三十五岁的时候，大宋经历崖山之役，就已经亡了。郑思肖不愿意出仕元官，就跑到山里隐居起来，靠卖画为生，他画兰花是一绝，比他更有名气的书画家赵孟頫都曾来找他求过画，可是郑思肖嫌弃赵孟頫身为赵宋宗室，居然屈身事元，就躲着拒不见客，还留下一句“头可断，兰万不可得！”弄得赵孟頫下不来台。

按说这么一个铁了心要做前朝遗臣的顽固分子，敢这么对新朝给脸不要，放在明清时代，分分钟那都是抄家灭族的节奏。但好在蒙元时代的朝廷虽然野蛮，却还没有那么小心眼，郑思肖居然开开心心在大元又活了40多年，七十好几时才寿终正寝。他闭眼的时候朱元璋都快出生了。

晚年的郑思肖整理自己这一辈子的著作，留下一本《心史》，这本书里面全是什么《陷虏歌》《大义集》之类的东西，对着元朝廷骑脸输出，其中有一段就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匠八娼，九儒十乞。”

如前所述，这个都不属于谤讪朝政了，这属于直接造谣，人家元朝从来出过这样的规章制度。而且什么叫“一官”“九儒”？你们儒生读了一辈子书不就是为了讨个官做么？你看人家赵孟頫，同样是读书人，只要跪的下，舔的好，乐于歌颂新朝雅政，那官是可以做的很大的，晚年赵孟頫加荣禄大夫，死后获赠魏国公。我大元很尊重你们读书人啊！

可是郑思肖却不管，他硬要这么写，那意思大约是觉得，你们元朝对我们这些不愿意和你们合作的大宋遗臣不够尊重。

这话倒也对，忽必烈搞的那套“蒙古自由主义”，说到底其实还是国营外贸企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感觉，对民间只是赋税轻一些，财富是没有藏富于民的。像郑思肖这种坚持不愿意出来做官，“闲来写副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的隐士，后半生注定过得比较穷困潦倒。

所以郑思肖老爷子其实是在抱怨一件中国帝制史上从来没出现过的事情——你身为读书人，不想跪下颂圣、当皇帝的附庸，还想让皇帝尊重你，这在古代中国是万万不可能的。

当然，宋朝养士三百年，可能确实把知识分子养到了一个临近觉醒的门槛上。你看欧洲不久之后的文艺复兴时代，郑思肖的同行米开朗基罗，就一边对着教皇骑脸输出，一边还让教皇给他发高薪。语言学家洛伦佐·瓦拉一边写《君士坦丁大帝赠礼的证伪》揭了整个教廷的老底，一边居然还在教廷出资办的神学院任教职。知识分子受到尊重的时代确实就来了，而紧接着则是人类近代大门的隆隆开启。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这一辈子，是在这种变革之后才活的有那么点意思的。

但你不能拿这么高的标准去要求大元皇帝，就算是出奇好脾气的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人家那个“仁”也只是说他在古代中国一众小心眼的皇帝中稍微大度那么一点点，论人文修养和艺术品味，人家一个草原上“套马汉子”出身的朴实牧民，你到底在期待什么？

所以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地位变化，其实是有明暗两条曲线的，明的一条曲线是如果你愿意考科举、走仕途、进入体制内，天天跪下称颂皇恩，那你基本可以维持社会精英的地位不变。明清为官环境相比前代虽然也惨了一点，但好歹比作社会上所有其他工作都要强一些。所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实不是“读书高”，是考上科举高，能被皇上收下当狗高。

暗线则是想独立于朝廷之外。那就比较惨了，宋以前读书人如果家里有地，可能还有点当隐士的自由，元代已经如郑思肖所言，近似臭老九，可大元皇帝好歹还让你或者。你看看后世的明清，

我觉得郑老爷子就应该知足——他如果同样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我大清，都不用提他公开造谣、污蔑朝廷，就冲他敢写“鞑法”这个敏感词，参照乾隆爷办“字贯案”的成例，让你子孙男的凌迟、女眷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再开棺戮尸、挫骨扬灰、骨灰扬上七七四十九遍都够了。你还敢抱怨你为什么是臭老九？

而如果我们给不想跪的读书人这条地位下行曲线找一个源头，你会发现这个曲线的起点远在先秦那里。

先秦时代的韩非，这家伙想当官想疯了，就写文章给国君出主意，说现在社会上有“黑五类”（五蠹）啊！他们都是社会的蛀虫、吸血鬼，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君权的太阳东升！

哪五种人呢？韩非说，他们是学者（研究学问的人）、言谈者（在民间交头接耳、搞舆论的人）、带剑者（游侠）、患御者（敢不响应国家号召的人）以及商工之民（做生意和凭手艺混饭吃的人）。

言外之意，就是韩非个这疯子，不仅觉得读书人有罪，而且这个社会上大部分自然职业在他眼中都是“没用”而且“有罪”的。

那这个社会上还有什么职业是有用的呢？韩非说——耕战，也就是种田与打仗，秦国老百姓可以在地里当韭菜和上战场当炮灰之间完成人生的二元切换么！

这真的是一种非常邪恶的古代版法西斯理论，但恐怖的是，秦国居然真的执行了韩非这疯子的狂想。

王小波先生说过，知识分子最大的恶，就是建造关押自己的牢笼。我觉得这话送给最终在自己梦想的体系中没得好死的韩非先生非常贴切。

当然，可能韩非先生不觉得自己是学者或言谈者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人生的最大梦想，就是被某个欣赏他的君王收下当狗。

可是韩非给秦王朝制定的这套社会观，在有效之余却是有两个致命问题。

问题一，是这是一套大秦所有贵族、老百姓都一起受损，只有君主一个人得利的系统。因为韩非说的很清楚，民众的任务就是耕战，在平时的韭菜和战时的炮灰之间来回做二元切换，其他所有不符合君王利益的职业都是非法的、有原罪的，民众在这个体系下生活，肯定不开心，甚至侥幸在内卷中获胜的官员也不开心，商鞅、韩非这帮始作俑者最后都喜闻乐见的作法自毙了，甚至范雎、吕不韦、李斯们做到丞相也不能得好死。最后唯一活的比较爽的，可能就只有秦王一人。

从这个角度讲，我一直觉得秦二世胡亥这小子其实也算个聪明人，因为他说过一句名言，叫“吾既已位登九五、君临天下，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小爷我既然当了这个皇帝，就是吃香的喝辣的、穷奢极欲活个爽啊！要不然法家搞那么些改革为了啥？我爹一扫六合又为了谁？大家都活的苦哈哈、紧张兮兮，不就是为了皇帝能自由快活么？

这话其实聊的很通透，专为君主一人谋划的法家，想达成的最终效果也就是这个。

可是胡亥又有另一段名言，就是等秦制这一套最终弄得天下鼎沸、秦国二世而亡的时候，当宦官走上前来，要杀他，他可怜兮兮的开始求饶。说“给我一个郡为王，可不可以？”

回答是不可以。

那让我当个万户侯，可不可以？

回答是不可以。

那让我带着妻子儿女去做个百姓吧，可不可以？

宦官还是说：不可以，您少废话，拿命来吧！

“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这是南朝刘宋的末帝被杀死前发出的千古悲鸣，这孩子被从床底拽出来杀掉前只有十三岁。

法家给古代中国打造的这套帝制系统，明面上所有其他人都是为皇权服务的螺丝钉，皇帝是唯一的受益者。但实际上，皇帝和其后代也没办法在这个体系中永久，长期的受益。中国古代的王朝更迭之频仍、皇族在王朝覆灭之后下场之惨（而且是越来越惨）是个整体规律。

从这个角度看，法家的这套黑色乌托邦，不仅是邪恶的，而且是愚蠢的。因为它最终并不有利于这个体系中任何一个人——当然喜欢看古代王朝地图开疆的意淫者除外。

这套体系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它在短期的高效之后，长期看却是窒息整个民族的创造力与发展潜力的。因为你一口气把独立知识分子（学者、言谈者）、民间非政府武装（游侠）和工商业者（工商之民），一口气全打成了黑五类。这个社会中所有的“自由基”全部消失了，于是社会就只能跟着独大的皇权一次次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反复治乱循环。

而在近代，我们会发现欧洲之所以能完成近代化，恰恰离不开这些自由基。

非官员的独立知识分子开启了欧洲的科技革命与更重要的理念革命，

民间的“游侠”如哥伦布、皮萨罗、库克们则杨帆冒险、开拓，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而同样让韩非痛恨的工商之民，则创造了商业繁荣和工业革命，一骑绝尘的将其他文明甩在身后。

一切的结果，是等到1840年以后，等洋人带着近代革命的坚船利炮、马克沁水冷机枪打上门来的时候，被揍得满地找牙的大清帝国只有惊叹洋人器物“变怪神奇”的份儿。

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中国与西方这种悬殊的差距，其实一场两千年慢性中毒的总发作。

从五蠹，到臭老九、再到臭公知，有些国人总喜欢把从事一些职业的人看成天生低贱、甚至有罪的贱民。其实这个事情推而广之，你会发现不仅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些人口中是“臭”的、“臭”这个字儿几乎可以被他们用来瞧不起一切行当，臭教书的、臭江湖郎中、臭打工的、臭外地的（乃至外国的），甚至臭资本家（这更不得了，在有些人口中得挂路灯）。一个臭字几乎可以让持此论者睥睨一切行当——一如当年的韩非一样。

而这种瞧不起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社会的普遍认知，就是有大量的人真的觉得这些职业取消掉比存在对他们更好。

这份愚蠢与短视也真的一如韩非。

当然，唯独一种职业他们不敢以臭字贯之，那就是考公务员，进体制内。“臭当官的”这个词儿这帮人估计不敢轻易喊，因为他们知道这惹麻烦，破坏了他们的顺民形象。

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地方考公考编，进体制内是丈母娘们唯一认可的女婿职业，因为在一个普遍持有这种思想遗毒的社会中，其他职业都被认为是不受到尊重、甚至可能是朝不保夕、随时会被取消的。

所以当看到这个留言骂我“臭公知”的时候，我倒是没什么怒气，我只是想起祖父说的“臭老九”，心生一丝《百年孤独》式的感慨，觉得自己的家族的命运，似乎也笼罩在了马尔克斯所描绘的那种悲剧轮回中。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但我还是会写下去，因为我总觉得，我的写作，不仅是我自己的职业，更是帮助我的民族、我的国家，从一种轮回了数千年的鬼打墙中解脱。

我们的国家需要很多职业，公知是其中的一种。

是的，对“你就是个臭公知”，这就是我的回答：

“臭公知”“臭老九”，若这苦难与艰辛是必须的，若这付出乃至牺牲是值得的，我将以此为荣。

全文完

本来想起题目叫《“臭公知”发微》，其实更准确一些。但我怕这个题目有点掉书袋，有些朋友看不懂，想了想，还是用了现在这个——您看，其实我是个愿意在掉书袋和通俗易懂之间毫不犹豫选择后者的人。

今天的音乐是《Ich hab die Nacht geträumet》（昨夜我做了一个梦），一首很好听的德国哲思古曲。

选它是因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传统就起源在法德，法国我写过了，本来今天想再说说德国，可惜今天文章聊不到了，以后有机会再谈吧。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去看这本书，《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以后我会讲讲。

订阅了一年多的播客《八分半》停播下架。翻了一下，其前身《八分》是2018年开始做的，我一直记成了2020年，因为疫情期间关在家里听《八分》讲加缪的《鼠疫》是记忆很深的事情。所以是2018年-2025年，竟然是前后8年的一系列播客。

最近还和朋友都聊到，我们听播客都容易听不下去，除了梁文道的节目。他时至今日还总是能涉足当红议题，能把一件事情讲清楚，把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且完全不会说出让你讨厌的话。与此同时，节目还能播出。大家都很敬佩他的平衡能力，他也大概是这一辈知识分子里最进步和少数仍然让你觉得他也在进步的。现在看，平衡能力也不是万能的。该衰败的东西抵挡不住。

不知道导火索是什么，我分享了他纪念蔡澜的那期节目（也是倒数第三期节目），罕见地听到他收敛不住的气愤和不平。虽然他后来又圆回来了。

这不是他第一次收官一档节目。之前有《一千零一夜》，有不同报纸上的专栏，有《开卷八分钟》，《锵锵三人行》。把这些串起来，我竟然也看他节目和文章有二十多年。他在早已开始衰败的公共生活里捍卫了一方天地。这次也期待有一档新的节目出现，但大概不那么容易。道长也是在一路撤退，一路以前进的方式退场。

最近回国的几天，逐渐感受到不妙的萧条，一种经济下行时期的人心涣散。一切好像比半年前更加不那么振奋。刚看到《八分半》的消息，很是感伤。一个捍卫公共生活的人被从平衡木上赶下，萧条中该多么寂寞。

劳东燕教授最新的文章，引发广泛的反响——为了不“坠落”，不被洪流冲走，人需要一点儿“反作用力”，需要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有一位我很尊敬的教授联系我，专门表达对劳教授的支持。这种联结让人感动，因为它表明劳教授并不是孤军奋战。

当我知道斯伟江律师可以来书店分享的时候，和他讨论主题，听他要“谈谈劳东燕的抑郁和坚守”，我再次被感动了——这就是一种回响。

斯律师和劳教授都是绍兴人，算是老乡。他也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又算是劳教授的“师兄”，这让这种“回响”变得更加亲切动人。

媒体（已经坠落）和法律界，总是能更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巨变带给人的冲击。他们的无力和悲哀——那种抑郁，从来都不只是“自己的”，而是整个社会的挣扎。

而从另一个角度，他们的坚守也意义重大。即便是且战且退，这种坚守本身也是一种力量。

这一点斯律师和劳教授另一位老乡鲁迅早已说过：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反抗绝望”一直是鲁迅的重要主题。

统战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要看那啥啥的小本本上写了什么～

数起发生于中学生群体的杀人事件，震恸社会。

2025年7月6日，云南曲靖一名14岁男同学以送回家为名，放学路上试图性侵同班15岁女生，未遂后杀人。而在两个多月前的深圳，14岁的初中生潘某优也在自家单元楼门口遭同班同学钟某川连捅26刀，不幸身亡。

事后钟某川坦言，杀害潘某优是由于嫉妒她成绩优异。

杀害

2025年4月8日，14岁女孩潘某优在自家小区遇害的当晚，居民们得知的第一个故事，是由凶手讲述的。

晚上19点25分，一位母亲在小区业主群中发问：“刚我儿子救的那个小孩怎么样了？他手筋被割断，那人跑了。”在追问下，她讲出儿子的叙述：有人在小区持刀杀人。男孩听见“救命”，上前救人，因此负伤。凶手穿黑衣，行凶后离开。

“真是英雄少年，好人有好报。”群聊中，震惊与夸奖的消息一齐弹出。居民们质疑着保安、监控、有缺口的围墙，称赞男孩为“小英雄”。

在消息引爆群聊前的半小时，潘某优的母亲曾华（化名）在四楼的家中，的确听到楼下有人呼喊。“有人晕倒了！”声音来自一楼的一位邻居。她心里一紧：“不会是优优吧？”

曾华立即叫丈夫下楼，自己急忙去翻巧克力。她知道女儿潘某优有低血糖，担心是孩子饿了，晕倒在楼下。

夫妻俩一同赶到现场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血泊。

借着邻居手机的照射灯，曾华看到，穿校服的女儿倒在楼外车道的斜坡上，距离单元楼不到5米，头朝下，血从头顶逆流，覆盖上身，眼睛翻白，瞳孔放大。

血泊盖住了沥青路上的白色转向箭头。尝试用邻居给的毛巾为女儿止血时，曾华发现，女儿的血已经流干了。

第二天下午，曾华从有关部门得知，凶手正是案发当晚被称为“小英雄”的那个男孩。

男孩名叫钟某川，15 岁，住在同一小区，和女儿就读于当地的同一所中学，是同班同学。女儿是被钟某川连用26刀刺杀而死。其中一刀扎进脖子的动脉，造成大量失血。

图｜潘某优回家的路

在行凶后的第一时间，15岁男孩手上带血，回到家中。而后，人们听到了这个救人的故事。故事很快被调查拆穿。钟某川在当晚被捕。

曾华还得知，男孩在被捕后陈述了自己的杀人动机：他妒忌潘某优成绩好。

曾华无法接受这个答案。

女儿潘某优的确优秀。2010年，曾华和丈夫人到中年，经历过种种磨人的检查和治疗，才如愿生下一个女儿。他们视女儿为天赐的礼物。

女儿出生后，这份感激的心情与日俱增。在母亲眼中，潘某优“从小都不需要操心”，朴素、乖巧、秀气。小时候，潘某优每个月上六门课外班，弹钢琴，一共一万多元，花掉了王慧敏的所有工资。

14岁时的潘某优，已经长到1米65，人瘦，体重只有76斤，但五官大方，眼神灵动，脖子细长。母亲时常拍摄记录女儿日常的视频，画面中，潘某优缠着爸爸的手撒娇，活泼可爱。

在学校，初中老师对潘某优的印象和母亲一样，“安静乖巧，学习刻苦，是有上进心的好学生”。曾华还知道她与同学们关系融洽，课余时喜欢和伙伴以“兄弟”相称，俏皮又亲近。

曾华了解世情复杂。她预想过潘某优在学校会被男孩喜欢，所以故意不教女儿打扮，不希望女儿太突出。

图｜穿校服的潘某优，摘自微信视频号“潘予优妈妈”

“她从来没有怨言。”曾华反复说。无论是穿着打扮、补习班，还是父母安排的额外学习任务，女儿都接受。她的懂事，让曾华既心疼，又更加想给她更好的。

这样的女儿，曾华无法想象她有什么遭致巨大恶意的由头。

她反复思考男孩动机陈述中的那两字。妒忌就会杀人吗？妒忌能使一个未成年男孩向同班同学砍下26刀吗？

凶手

案发当晚，小区物业人员发现，钟某川一家连夜搬走，不知所踪。

曾华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钟某川，是在三年前，初中开学时。男孩一米七多的个子，身形瘦高，看上去内向。接触过钟某川的人，印象和母亲类似：他在人群中显得沉默寡言，有点平平无奇，“ 一般人不会特意注意到他。”

在班级集体照上，钟某川独自坐在班级的最左边，和一旁同学有道明显界限。所有人的身体和脸朝向一侧时，他朝向另一侧。眼睛眯着，有点吊梢眼。

据小区物业介绍，钟某川一家在2019年搬入这座小区，并在这购置了两套房。在曾华记忆中，钟某川一家的家境也不算差。男孩父亲在上海做IT相关工作，母亲在深圳本地从事财务，两人常年忙碌。

在学校老师的印象里，钟某川与周围人鲜少来往。男孩在学校成绩平平，全年级九百余名学生中，常排在七百名开外，升入高中难度较大。老师经常单独辅导他的功课。辅导时，他的反应显得有点木讷，除了轻声说“谢谢”，就是点点头。

一位老师看过钟某川的语文作文，“干巴巴，缺乏情感，能看懂。”满分 120 分，他的分数常年维持在 80 分上下，在校里属于B档。

相比之下，同班的潘某优成绩常在90分以上，属于A档。

老师很少看到两人交流。钟某川个子高，总坐在后排；潘某优则在前排。在曾华的印象中，女儿回家后，也从未提起过钟某川。

但一位老师曾在同学们的口中，听到过一个不一样的钟某川。这个平素看起来安静孤僻的男同学，在进入初二后，性格好似发生了变化，开始越发频繁地展现出恶意。

恶意从交往的细节中显露。一次课间，同学A不小心把水洒到钟某川桌上。A 看见他的脸立刻阴沉下来。随即，钟某川把A的书包摔在地上，猛踩一脚。

同学A到老师处告状。钟某川得知后，在课间再次找到A。他死死掐住了A的脖子。班级同学见状，上前阻拦。直到数位同学一起拉开他，钟某川才停了手。受到惊吓的同学A，后来的一整天都不敢吃饭。同学们在转述时提及对钟某川行为的后怕，“再晚几分钟，那个同学可能就要窒息了。”

升入初二的钟某川，在同学眼中变得冷僻而充满敌意。对视时，有人常能捕捉到他恶狠狠的眼神。一次，有同学只是无意间冲他笑了笑，他便威胁说：“毕业时，我一定会杀了你。”

学校曾组织过心理调研，没有发现钟某川有明显问题。在老师的回忆中，钟某川的父母也极少参加家长会。

后来，曾华从另一个女同学B的父亲那，得知钟某川行凶前，和女儿最后一次相处的细节。

4月8日星期二晚上，学校放学后，潘某优和钟某川，以及女孩B一起，坐上这位父亲的车。

从初一开始，由于住址相近，潘某优与钟某川、钟某川姐姐和女孩B，四个小孩一起，由潘某优父亲、同学B父亲轮流接送。

那是一辆四座 SUV。通常，钟某川坐副驾驶，三个女孩挤在后排。初二时，钟某川姐姐升入市重点高中，车里只剩三个孩子。

出事的那天晚上，钟某川上车前，对女孩B的父亲喊了一声“叔叔好”，随即坐上副驾驶，再没有说话。从学校到小区，车程12分钟。

期间，在后排，潘某优小声对女孩 B 说：“物理没怎么考好，怕回去要被爸妈说。”女孩 B 安慰了她几句。男孩坐在副驾驶，全程沉默。

几分钟后，车从主干道右转上坡，驶入小区，入门后左转，停在上坡路的第一个分叉口处，女孩父亲放下三个孩子。

女孩B的家就在岔路前；潘某优和钟某川则需再走几米，从第二个岔口分开。

上坡路的尽头，潘某优从左侧绕去单元楼的正面。

短短的一段窄路，隐蔽无人，一边是一楼住户的窗户，一边是开粉花的灌木丛和小区外墙。

路上，二楼的一个男性住户在潘某优身前几步远，先于她推门进了楼。这时本该回到家的钟某川，突然从另一侧绕路出现，追上了快到家的潘某优。

4月8日晚上7点左右，小区1楼的住户王晓娟（化名）站在厨房，突然听见窗外传来几声闷响，像皮球落地。

王晓娟的窗户正对潘某优的单元楼前。她看向窗外，夜色中，好像一个男孩用手在“拍打”女孩。接着，她听见女孩喊：“救命！救命！”

她立刻朝窗外大喊：“你为什么打人？你不准打人！”声音震住男孩。他猛地又狠打两下，转身跑走。事后王晓娟才知道，天色灰暗，她没看清男孩手里的刀。

王晓娟急忙出家门追赶，绕过单元楼前的小路，看见他沿着下坡路跑远，身影很快消失。王晓娟追不上，叫人报了警。她重新跑回楼下，才看清血泊里的女孩——是邻居曾华的女儿。

她仰头向楼上大喊：“4楼的快下来，你女儿被打了！”

恶意

女儿死后，曾华想过很多个“如果”。

潘某优遇害那天，曾华比往常早回家了十分钟。前一天，她在网上买了一个空气炸锅。那晚下班回家，她拆了快递，满怀期待，计划晚上给女儿做炸排骨。邻居的那句呼喊，她误听为“有人晕倒了”。

“如果那天我晚十分钟回家。如果当时我守在阳台上眺望你回家。如果我就在楼下。”曾华想象，自己怎么做可以避开女儿如今的命运。这些“如果”一直追溯到三年前，和钟某川一家初识的那天。

女儿刚升初中时，学校在家长群中收集学生们的家庭住址。曾华发现，有个男孩和自家住在同一小区。

曾华主动联系上对方，在交谈中才得知，钟某川和潘某优早在小学，就做过三年的同班同学。但此前她从未听女儿提起过他。

正式开学前，钟某川的母亲提出，两家人住得近，自己有驾照，但不敢开车，想请潘某优的父亲顺路一并接送孩子。

曾华同意了。她想，只是多一个座位，没什么大不了。后来，为表示感谢，钟某川父母偶尔送来水果和腊肠，通常只是把东西放在门口，按响门铃便离开了。

三年来，钟某川一直和潘某优乘同一辆车上下学。在得知凶手身份那天，曾华的第一反应是自责。如果自己三年前没有搭讪男孩母亲，如果自己没有顺势答应接送男孩，是不是就不会有女儿的如今？

与人方便的善因，招致最大的恶果。曾华始终不解：自己好心帮忙接送钟某川，为什么他却要向女儿下手？

对曾华来说，来之不易的潘某优曾是一家人生活的中心。女儿出生后，她的全部生活围绕女儿。丈夫放弃打工，自己开了一家小模具工厂。收入虽然不多，但时间更自由，可以随时接送、陪伴女儿。

得知同小区的男孩和女儿同班时，曾华作为一个满怀爱意的母亲，向女儿的同学释放善意。也许，她还希望能成为女儿的模范，躬身行善。

曾华走不出哀恸。女儿好像仍停留在她的生活里，她不放手。仍有许多种女儿的联系方式供她使用，例如做梦、烧纸、遗物，还有她的旧手机、微信、同学录、抖音点赞。

登录女儿的微信，曾华看见同学们的消息，从出事后一两天的不可置信，到随后的缅怀。有一个同学在朋友圈玩游戏，点赞后得到发起人的一句印象评价。曾华忍不住用女儿的微信点了赞。

同学回复了她，“一个很好很好的女孩。”

女儿去世的第3个月，曾华连笑都不敢。忘记悲伤，于她像是背叛。最近她第一次微笑，是看着面前的年轻女律师，失神在幻想里：优优长大后也会这么美丽，在自己的工作中出色。

当面聊天的间隙，曾华突然说，“我女儿的手跟你一样，也是细细长长的。”她找出女儿的照片，“你看，是吧？又细又长，她真的很会长。”

她每天睡在女儿的房间，钻进她的蚊帐，抱着她的被子。那块薄被是女儿在幼儿园时就盖的，到中学，变成了每晚抱着入睡的情感寄托。王慧敏记得，有天女儿跟她炫耀说，“我有小被被，妈妈你没有。”现在，它变成妈妈的了。

图｜潘某优和母亲的搞怪照

从4月开始，曾华关注社会上的伤人案件。最近一条新闻格外令她难过：7月6日，云南曲靖，15岁的女孩被同村14岁男同学在放学回家途中杀害。她想，自己长大的80年代，孩子们很单纯，是不是今天的未成年，摄入信息多，心智早早就成熟了。

事发之后，曾华没再见过钟某川一家。有人传播，潘某优遇害，是因为与钟某川曾有恋爱关系。王慧敏坚决否认这种可能。在家中，她感觉女儿有任何事情都会和父母交代。即便有三年的接送往来，他们也从未听女儿提起过钟某川。她认为女儿优优和钟某川是两种人，在学校，两人坐得也远，更不会有什么交集。

曾华心中始终有一则善恶的衡量：初三的女孩、男孩，成绩的好坏，早夭和漫长人生…… 尽管只用“恶魔”和“恶魔家属”代指凶手，曾华不愿讲男孩的坏话，只说，“女儿在我心里，我真的想不到她哪里不好。”

曾华选择用传统的方式处理优优的身后事，放焰口、超度。

超度是为了消灭苦业。曾华希望，女儿去到另一个世界，不再疼痛。26刀之后，女儿毁了容，眼睛一直睁开着。女儿身受的痛苦，是曾华忘不掉的。对老家93岁的爷爷，曾华夫妇始终没敢开口女儿的近况。

女儿走后，曾华已不吃肉。小时候农村家里杀鸡，父母叫她抓着腿，然后把鸡脖子的毛拔掉，一刀割脖子放血。女儿身上的26刀中，也有一刀深深扎进脖子的动脉，造成大量失血。从此，每一块被杀生的肉，都好像是自己女儿的肉一样。

曾华和丈夫每天回家，都会经过女儿遇害处。8月的一晚，曾华出门，经过死亡现场，想起在4月春天，道旁草丛里有小鲜花开放。

此时，草地和车道都干净了。钟某川杀人后，他家从小区搬走。曾华不想搬家。她说，优优虽然在这里去世，但是她的记忆也都在这里。

有一晚，曾华又梦见优优。女儿说：“妈妈，你骗了我。”她很看重女儿托梦，女儿说冷，她就买新衣服烧过去。女儿说被骗了，骗什么了呢？

曾华想起来，她对女儿说过，“好好读书，现在辛苦十几年，以后有五六十年的生活享受。”生活并非简单的付出与回报。有时善有恶报，她和女儿都被骗了。

在美国的罗德岛，有一位老人，他的面孔很多人都熟悉。白发，眼镜，法袍，笑起来带点顽皮。他坐在一间不大的法庭里，处理的案件，大多不过是停车罚单、超速记录。但就是这样一位地方治安法院的法官，却因为他的温情、幽默与善意，被世界记住。

8月20日，他走了。享年88岁。家属在讣告里说，这是在与胰腺癌长期而勇敢的斗争后，安详离世。他的临终遗愿，是希望世人“努力给世界带来多一点温情”。

他叫弗兰克·卡普里奥，很多人更习惯称他为“世界上最温柔的法官”。

人们记得他的法庭，不是因为审理了多么重大的案件，而恰恰是因为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

有人带着罚单来求情，他会请孩子走上法官席，让孩子来决定母亲的命运。当那个孩子怯生生地说“妈妈正在找工作，没有钱交罚款”时，全场破防，包括他自己。他起身握住孩子的手，赞赏他的懂事，勉励他照顾好妈妈和姐姐，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也有人走进来，本以为只是又一件普通的罚单，却在讲述之后，突然真诚地说：感谢您拯救了我的人生。原来那人二十年前是个不良少年，在卡普里奥的鼓励下弃暗投明，成了卡车司机，后来有了自己的公司，拥有了不一样的人生。否则，也许早就死在街头的某个夜晚。

这些故事，让人们发现法律并不只有冰冷的一面。在卡普里奥的法庭里，正义与仁慈从不矛盾。罚单可以撤销，但善意不会缺席。

他之所以能这样做，并非偶然。在一次采访中，他讲过一段往事。他的祖父是意大利移民，因为斗殴被关进监狱，奶奶英文不好，只会急切地说：“不要坐牢。”他的父亲还只是个孩子，当时陪在身边。那位法官耐心安抚，说你丈夫是个好人，只是在监狱过了一夜，我现在让他回家，继续养活你们。那一刻，他的父亲铭记在心，并把这个故事一遍遍讲给儿子听。于是，当卡普里奥也成为法官时，他以那位素未谋面的法官为偶像，终生践行“以柔化刚”的精神。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被反复六次任命为普罗维登斯市的首席法官，为什么他的节目《Caught in Providence》从地方电视台播到YouTube，意外爆红，拥有超过290万订阅，近5亿播放量。人们愿意一遍遍看这些小案子，哪怕只是停车罚单，因为在其中，他们看到的是一种被遗忘的温度。

卡普里奥退休于2023年，那一年他已确诊胰腺癌。即使病痛缠身，他仍录制视频，向公众致谢。去世前不到一天，他还发布最后一段视频，对着镜头轻声说：“请记住我。”

很多人说，他重新定义了司法的温情。普罗维登斯市长宣布将以他的名字设立公益法律基金，以延续他的精神。但其实，最好的纪念，或许是人们记得他所传达的那句话：正义可以宽容，法律也能温暖。

卡普里奥的一生，始于1985年走上法官席，终于2025年安然辞世。40年间，他留下的，不是冷冰冰的案例，而是一段段温柔的人情故事。

法律常被理解为冷酷的秩序，但他的一生说明，在制度的缝隙里，仍能留下体恤与善意，而那才是真正能让人铭记的力量。

8月上旬，北京突然宣布五环外购房不再受套数限制。这对很多来自北京购房者而言，意味着环京地带的吸引力进一步减弱。

隶属河北廊坊三河市的燕郊镇，是这种变化的直接承受者。距离北京中心地带（东三环CBD）仅35公里的小镇，在2010年前后迎来外来人口涌入，如今人口已逾百万。

燕郊曾被视为环京最有潜力的区域。2010年，北京房价上涨，燕郊的楼市也随之膨胀，住宅单价突破万元。201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确定通州，大批投资客涌入，房价从年初的8000飙到3万多。2016到2017年，是燕郊楼市的最高点，临近2017年“317限购”出台前，个别楼盘已接近4万。那是一个人人都觉得“买了就会涨”的年代。

十年里，有人坚信“燕郊早晚要并入北京”，有人押宝“地铁很快就建成”的好消息，还有人笃定“房价还会继续翻倍”。这些传闻从售楼处流向朋友圈，真假难辨，却被买房人当作心理支撑。

对这里的很多人而言，燕郊有种“留在北京”的幻觉。也正是这种幻觉，把他们一步步推到进退两难的境地。

卖不掉的房子，赔钱的北京人

从燕郊望向北京东三环中央商务区

Evan是燕郊最急切想迅速抛掉房产的一批人。

他是70后北京人，十年前拥有多套房子，几乎是那个时候“成功人士”的标配：“社会氛围不断提醒你，如果没多挣几套房，这辈子就算失败。”

2017年，他和哥哥抱着炒房的心态到燕郊考察，正好赶上楼市火热时期。

当时销售大厅里人山人海，北京的50后、60后甚至组团来三河、永清、张家口、唐山看盘。有一次Evan从燕郊小区门口坐814路公交上高速，半小时就到国贸的体验，让他开始坚信燕郊的未来。很快，他买下了福成四期的一套两居，66平米，总价180万。

同一年，他在珠海接着买下了一套总价235万的房子，“珠海气候舒服，以后没准可以养老用”。包括在北京五环外的自住房，他身上背着三套房子的贷款。

现在珠海的房子缩水70万元，唯一的安慰是出租后每月有3600元租金。相比之下，燕郊的房租只能拿到1000元。

房子没人买，焦虑也在累积，压力之下，他的投资判断开始出现失误。今年3月，他冒险加杠杆买了多支期权股票，结果一个月就赔了260万Evan不得不承认，时代确实变了。从去年开始，他所从事的钢琴教培行业开始崩盘，今年已经濒临清盘。钢琴代表高雅品味，象征社会地位，但是钢琴“不仅费钱，还费妈，还有多少人有钱、有心力去培养孩子弹钢琴？” 

Evan现在靠爬山和健身来缓解焦虑。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年轻人抱怨“买房亏了八十万、一百万”，就会自嘲一样回复：“我赔两百万起步，股票还赔了两百多万。我说什么了。”

房价下跌，但北漂不想折腾了

河北燕郊的一处小区

80后东北女孩倩倩，2018年来到燕郊落户安家，很快无法适应去北京通勤的锉磨。刚开始，她的工作单位在东直门，每天从小区乘公交到国贸，再转地铁。后来单位搬到北京房山，她干脆每周一带着行李住在公司宿舍，直到周五才回燕郊。

不过倩倩选择继续留在燕郊。她当年八十万买的房子，挂牌价只剩二十多万，即便卖掉，也未必能收回当年的首付款。

她觉得损失几十万以后，小区里很多90后北漂已经没有多余的钱和精力“去倒腾别的房子”。

倩倩的处境，正好折射出燕郊的变化：留在这里的人被困的更深了。

最近两年，燕郊的处境更显微妙，本就低迷的二手房市场更加冷清。以往，房东还能指望北漂租客填满小区，如今因为“逃离一线”和通勤成本过高，空置率显著上升。

对很多留在燕郊的人而言，房子既卖不掉，也租不出去，不如留在这里。

2021年6月，北京市轨道交通22号线河北段在三河燕郊正式开工，将在燕郊设置的5座地铁站，这成了倩倩唯一的希望，但开通日期又延期到了2026年。

困在飘渺的安家梦里

燕郊买房，曾经成就了很多北漂夫妻的安家梦。

2016年，因为买不起北京的房子，文子和当时的未婚夫在河北香河买下一套170万的期房。考虑后续升值的可能性，她又在2017年入手了燕郊最有名的楼盘“首尔甜城”。

这是一套小产权公寓，51平米一居室毛坯房。她花80万全款拿下这套房子，那年，燕郊房价冲上高点，她坚信“离北京更近，总会有升值机会”。

到了2025年，这套房子的挂牌价是25万。在房市挂了三年，也无人接盘。而他们在河北香河买了那套总价170万元的房子，也在今年降价120万，以49万卖出。

同样是2016年，硕士毕业的蘑菇正和男友谈婚论嫁。她是北京人，男友来自山东，两人手头积蓄不多。结婚前夕，男友看中燕郊一套90平米的两居室，作为婚房，两人花120万元买下。

几年后，两人离婚。跟婚姻破碎一起来的，还有房价。蘑菇急着把这套房子卖掉变现，好不容易等到买主，约定以105万元成交。最后关头，买家觉得房子价格还没跌到底，选择了放弃。

北京放开五环外限购政策后几天，蘑菇下定决定再次降价卖房，“能卖就卖，差个几万不重要”。最终，她以93万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一对年轻夫妻。

成交那天，北京下着暴雨，通过了进京检查站后，蘑菇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离开了。

“还有没有别的人生？”

燕郊一房产销售大厅里的地图

在燕郊生活通勤北京的这十几年里，文子慢慢发现地图上的三十多公里，现实中却是没完没了的奔波。

早高峰，检查站就能让人堵几个小时。特殊时期最长要排队三五个小时才能进城。2019年，北京对外地车实施进京证制度，每年最多84天，她和邻居们精心设计的拼车方案彻底泡汤。

朋友圈里充满“进京攻略”，有人买电动车骑到地铁口，再换乘地铁，可最后连电动车的路也堵得走不动。

2021年，频繁的封控彻底击垮了她。为了准时上班，她和丈夫不得不搬到东四环临时租房。房子在燕郊，人却被迫离开。可即便如此，燕郊的房子依然在那里，像一道锁，让他们无法抽身。

今年32岁的文子开始自问：曾经认同的那种生活，是否值得过？

燕郊生活的种种细节，也在不断侵蚀她的信心。每年夏天，暴雨几乎必然淹没街道。有一年水漫到胸口，她花十块钱坐铲车的车斗才过街。

她在燕郊医院看过一次牙，不满意，又特意跑到北京就诊。她担心父母老了，自己老了，是不是还得往北京跑？

在经历了这一切后，文子把手里的现金流攥得更紧了：“很想去云南旅居，或者去南方不同的小城感受一下， 还有没有别的人生。”

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是文子想再拼一把的动力，她不想让他像自己一样，因为户口问题只能在河北参加高考。

文子甚至想过去天津买学区房，但那里房价已经炒到5-10万/平米。她摇了摇头低声说道：“十年后再说吧。”

被敬称为“法官爷爷”的卡普里奥，因病去世。官媒自媒都在发文。

不过遗憾的是，各家只把目光聚焦在卡普里奥的“人性光辉”，却忘了思考一下——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看到了卡普里奥的“人性光辉”？

卡普里奥于1936年出生在意大利移民家庭，父亲是杂工（有媒体说其父是送奶工，其实他爸爸什么都干，送奶送报卖水果，有工作机会就做），母亲无业。据说，卡普里奥10岁左右就给其父打下手，期间时常受到帮派分子或腐败警察的刁难。卡普里奥经常被父亲提醒：“如果你不想重复这样的生活，不想被人欺负，就要考上大学。”

一些官媒或自媒，不约而同地写道，是幼年的经历，令卡普里奥学会了对他人的共情。

这个说法，有道理，但也只能说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少时贫寒，堕入帮派的人，大有人在。出身寒门，实现阶层跃升之后便全力切割过往的人，同样大有人在。

所以，在我看来，家庭并不是唯一的“人性”之源。

在父亲的鼓励之下，卡普里奥考上了大学，半工半读地完成了学业（期间还曾入伍服役），毕业后做了几年律师。

卡普里奥在律师执业期间，即积极参与当地的参政活动，曾担任罗德岛州议会议员，后被任命为普罗维登斯市政法院法官，直至2023年退休。

单纯看卡普里奥的业务履历，在他数十年的法官生涯中，几乎未处理过重大刑事、民商案件。即便他升任首席法官，日常处理的依然是交通违章、轻微违法。打一个不准确的类比，他的工作，有点像公安机关的“法制”。

可就是如此琐屑的工作，卡普里奥却能够让全世界看到真正的”法治精神“。

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重点——看得见的司法过程。它包含两个内容：“司法化”和“看得见”。

欧美国家，搜查司法化，当事人和律师可以向法官提出异议。而我们呢？局长盖个章就ok了。

逮捕司法化。当事人和律师也可以向法官提出异议。而我们呢？多数情况下，只收书面材料，也只回复书面材料。全程见不到人。

羁押司法化。是关着还是取保（欧美叫保释），当事人和律师同样可以向法官提出异议。我们这边，同样是交几张纸，见不到人。

以前写公号，也提到过我违停的事情。二环堵得一动不动，好不容易找机会下了辅路，我说从平安大街绕一下。因为堵的时间太久，实在憋不住，看到路边有个公厕，我就去小便了一下，前后三两分钟时间，出来就是一个违停。

还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发动机警示灯闪烁。为了避免主路突然趴窝，我把车开到路边，熄火，重启，发动机警示灯不闪了。为了确认车辆安全，我再次熄火，空挡踩了两脚油，发动机警示灯依然不闪。于是，我开车走人。整个过程也就三两分钟。又是个违停。

当然，说我违停，我认。确实停了。

但能不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提复议？我是律师，我很清楚这个流程。等啊等，然后就给你书面驳了。压根见不到人。

再行政诉讼？一排又是还几个月。

你会发现，我们这边，想见个人，当面说说自己的理由。

好难啊。

都说“天理、国法、人情”，可连面都见不上，何谈“人情”？

为什么卡普里奥一听异议者急着给孩子送药，就免了处罚？因为面对面更有利于准确判断，形成心证。

中国诉讼文化中也有“五听”——言语（辞）、表情（色）、呼吸（气）、听力（耳）、视觉（目）。一个人说话的表情、语气、用词，能够直接影响裁判者的判断。而我们这边的很多事情，都是行政化、职权化的，很难有面对面的机会。

靠着几张纸，就认定了异议人到底是真的具备正当事由，或是巧言令色。

如梦如幻啊。

而相比于“司法化”，更重要的是“看得见”。

卡普里奥之所以能够被世人所知，源于他常年庭审直播。

当地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叫《人民法庭》，自2000年开始即持续直播卡普里奥的庭审实况。社交媒体兴起之后，在电视台的基础之上，《人民法庭》又开通了网络账号，播放卡普里奥的庭审。2018年，《人民法庭》节目进入全国联播，连续三年（2021-2023）获得日间艾美奖提名。

没有庭审直播，外界是不可能知道卡普里奥的，更不可能感受到卡普里奥的“人性光辉”。

也许，没有庭审直播，卡普里奥依然是一个好法官，但他所能感动，一定只限于法庭上的亲历者。而有了庭审直播，“人性的光辉”就照耀了全世界。

卡普里奥不是法学家，手中没有最高法院的权柄，更没有处理过辛普森案式的重大案件。

以我们的世俗标准，卡普里奥的工作好low ，职业生涯简直就是loser.

卡普里奥之所以能够成为令人尊重的“法官爷爷”，除了其自身的“人性”，更重要的，是司法化和镜头。

“司法化”，让公众与办案机关有一个相对对等的辩论机会。

“看得见”，如同抬头三尺有神明，自然就形成一种监督和促进，让镜头前的人，更多地表现出好的一面。

我们总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卡普里奥就是最好的案例。

然而，我们的庭审直播，反而越来越少了。

追念卡普里奥的时候，不要进入个人感动的误区。

法律应该是惩罚还是教育？

在美国罗德岛首府普罗维登斯市，Frank Caprio （弗兰克·卡普里奥）法官用一生给出了答案。

作为市政法院的首席法官，他从1985年拿起法槌到2023年退休，始终坚持法律，也可以有温度。

澡堂里出来的律师

弗兰克和父母

1936年，美国处于二战前的大萧条时期，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迎来了家里二儿子，弗兰克。

虽然并不富足，但一家五口却在一间热水都没有的小公寓中，创造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父亲是一名送奶工，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即便在冷到连话都说不清的寒冬，他也坚持4点起床工作。

有时，他会带着儿子们一起出去送牛奶，希望通过亲身经历告诉他们，努力工作和接受教育的重要性。

10岁的弗兰克跟哥哥一起送牛奶

公司规定只要2周客户没有支付账单，就马上停止送牛奶，但父亲不但没有停止，只要知道那一家有孩子，他还会掏出自己不多的钱来帮助他们。

不善言辞的父亲，就是这样用行动来告诉孩子们，什么叫做同理心。

也许家中老二都比较敏感醒目，弗兰克在课余，会通过打各种零工补贴家用。

也因如此，他在学生时期就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懂得了生活的不易，也会像父亲一样，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

弗兰克和父亲安东尼奥（左）

一个寒冷的冬天，一家人像往常一样来来到澡堂洗澡，伴随着升腾的热气，父亲突然对弗兰克说：

「你如此健谈，有天一定会成为律师帮助到别人，但一定要记住，不能向穷人收费！」。

那一刻，弗兰克仿佛从漂浮的热气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成为一名律师。

法律也可以有温度

弗兰克（中）、父母（左右）和家人们，弗兰克一直视父亲是自己英雄

意大利移民潮时期，弗兰克的爷爷拖着10个孩子来到了美国，一大家子靠着祖父维持生计。

一天，改不了意大利人暴脾气的祖父，在打牌时跟朋友发生了争执进了警察局。这可急坏了人生地不熟，还不会说英语的奶奶。

在庭审时，爷爷刚被带出来，奶奶就激动地站起来，边从兜里翻钱要塞给法官，边用意式英语说：No Jail！No Jail！（不要坐牢）。

本以为法官会大发雷霆，没想到他却反过来安慰奶奶说：

「你的丈夫是一个好人，昨天只是犯了一个小错误，我现在准备送他回家，这样他就可以继续为你们的家庭努力工作了，请回家后不要太难为他。」

这位温柔的法官，深深地影响了弗兰克父亲，也同样影响到了日后弗兰克的法律理念。

1985年，他成为了一名法官，3次被评选为美国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市政法院的首席法官。

 父亲当年说的话，他也牢记于心： 「直到现在，我也没向穷人收取过费用。」

律师时期的弗兰克

光明骑士

弗兰克法官

成为法官后的弗兰克，才会对孩子们「情有独钟」，甚至会让他们决定给父母什么样的惩罚。

「他们很诚实，也会给我很好的答案，如果我面目可憎，凶神恶煞地要求他们的父母支付本就不可能支付的钱，这会给孩子们余生的创伤」。

他会让被告的儿子坐他腿上参与审判，让孩子不会对法庭感到恐惧。也会他们亲自给父母「定罪」。

2017年，电视台将弗兰克的庭审制作成了节目《Caught in Providence》，80岁的弗兰克法官突然爆火。

对于他的判决方式，观众众说纷纭，有的网友认为该法官这样做让法律失去了威严性，但更多人认为法的重点本就不是惩罚，而是教育。

有健全的法律，执法人员依法行事，这都是一个国家法治社会的体现。

正如弗兰克爷爷遇到的那位法官一样，弗兰克也用自己的睿智作出了最正确的裁判。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可以随意拿总统、权贵开涮，却唯独尊敬法官的原因。

96岁老人载患癌残障儿子查血超速被诉，弗兰克法官不仅撤诉，还真诚地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正如有个网友所说：

「一个真正成熟的法治社会就应该是这样，立法机构按着人民的意志制定完备的法律，执法机构按照法律规定依法行事。

在最后司法人员让法律的严谨和人性的光辉得到最完美的平衡，使得本来严谨的法律，最后却能使人民从内心的尊重，且带着温暖！」

相信被那些被弗兰克免罚违规者，在之后的生活中一定会更加遵守法律，因为他们从内心真正对法律虔诚。

弗兰克法官在Tiktok上分享自己对彩色袜子的热爱，还整理了一套特有的穿搭理念

2025年8月20日，弗兰克·卡普里奥法官逝世，享年88岁。

在生命的最后，他依旧那么有能量，笑容灿烂、声音洪亮，他用温柔与同理心，给全世界上了一堂最重要的法律课：

谨以此文致敬弗兰克·卡普里奥法官，法袍下的诗人，是黑暗中的光明。

他留下的不只是判决，而是一种信念。法律的意义，不只是惩罚，而是教育；不只是约束，而是温暖。

我想用我的现实经历，和大家聊聊最近热议很多的“非法拘留案”。

据澎湃新闻报道，2023年12月，因在网上发视频反映儿子学校校服存在质量问题（质疑标注成分与质地不符、有甲醛等有毒物质等），甘肃庆阳市宁县36岁男子邓建国在校服厂商报案后，被宁县公安局网络安全监察大队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七天。

被执行拘留后，邓建国精神抑郁，妻子受不了他的变化，双方于2024年1月离婚，两个孩子由女方抚养。

邓建国提起行政诉讼后，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宁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鉴于案涉拘留决定已经执行完毕，无撤销的必要，但警方要承担7天拘留的国家赔偿3237.08元。

嗯，搞出一个妻离子散、精神崩溃的结局，最后的结果就是3000来块钱…..牛逼，真的牛逼。按我说，这个县从书记到派出所所长，应该一把撸掉。

但今天我主要想和大家聊聊，为啥拘留几天能对一个普通人带来这么大影响？毕竟，拘留不是刑事责任，不会留下犯罪记录。

很多人对此事颇有争议，一是觉得一个人精神崩溃、被单位辞退、妻离子散，是不是不仅仅是被拘留这么简单，还有人觉得受害者是在通过卖惨获得更多关注和赔偿。

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各位，两种猜测都没必要，在一个小地方，一个拘留就可以毁掉你这个人，毫不夸张。

大约是2023年，我接到一个求助，来自北方某县的一位教培行业从业者，他是当地比较有名的企业家，经营着几家培训机构，收入还算可观。

在2022年7月，因为用公号转发了一则防疫信息，被当地派出所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传唤，但我后面了解来龙去脉，这则信息其实是当地部门先误发的，结果被他转发了一下。

就在他被释放后，其生意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很多家长并不了解情况，但知道了他被传唤的经历，都不愿意把孩子送去一个“犯罪分子”开办的学校。

曾经他作为当地优秀的青年企业家，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甚至经常上当地的报纸、电台，获得各种表彰。但在事情发生后，几乎所有往期的荣誉都被取消。

那些过去常和他打交道的朋友，也开始对他“敬而远之”，因为没人知道之后他后续会不会被拘留，继续被找麻烦。

说到这里你肯定会有疑问啊，怎么人都传唤训诫了，还要拘留？这就是这位朋友找我求助的原因，虽然你认错了，但yi情期间特殊原因没法拘留，现在时间过了要“完成惩罚”。

是的，就是有特么这么荒唐的事。Yi情过去一年多了，居然还有人因为yi情被拘留？这事我以我人格担保真实发生，如果有人觉得我编故事，我可以向有关部门一五一十全盘反映。

在和这位企业家交谈的过程中我还了解到，他所处的县城是全省经济最差的县之一，在他经营企业的过程中，经常被各种部门上门要求“整改”，否则“交钱”，当地有些部门的小领导经常在外吃饭后，让他过去结账，他都选择了隐忍。

但这次他是真的没法忍了，之前的传唤事件就让他在当地的名声一落千丈，如果真的落实拘留，他的生意将迎来毁灭性打击。经此一事他也心灰意冷，想要离开那里。

他和我说，在得知可能会被“事后”拘留后，他数夜难眠、每天以泪洗面，甚至出现幻觉、自残等念头，整整一个月活在恐惧和抑郁中。

现在各位或许开始了解，一个简简单单的“拘留”，对本地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位企业家还算有点人脉和经济实力，尚且被折磨的如此，更不用说那个没权没势的家长。

因为在小地方，体制的力量决定着资源分配，是权威、是公理、是老百姓目力所及的一切。被体制的力量否定，意味着你在当地的社会性死亡。

在了解到事情的严重性后，我立刻通过人脉得到了当地县委书记的联系方式，在表明媒体身份后，书记才愿意和我通话，态度也毕恭毕敬。

简单寒暄过后，第一个问题我就问得很尖锐，我说您知道为什么县城的经济一直起不来吗？我听说您最近一直在各地调研，就是想把经济搞好，对吗？

他没有否认这点，我继续说，之所以经济搞不起来，因为你们压根就没把民营企业家当回事，没有好好领会中央关于市场经济的指导方案，不仅没有服务好企业，还让企业主活得战战兢兢！

后面，我和他完整地说明了此事的经过，其实我知道他心里什么都清楚，这位企业家之前早就通过各种关系向这位书记反映，但都没得到回应。

但书记确实忌惮于事件发酵，没有继续刁难这位企业家。我还提出了能否为其取消“案底”的诉求，但对方表示确实难办，但之后不会有任何追求，在得到承诺后，我表示理解。

我当然不是说所有地方都存在这样的现象，但经济差的地方，比如上述案件中的甘肃，官僚气更重，侵犯和轻视个人权利的事件屡有发生，经济差和乱执法两者互为因果。

（最后发一下最近的健身成果）

关于作者：仝麟阁，前财经记者，发表文章累计超过400万字。千万+报道作者，全网百万读者、网易年度影响力创作者。研究领域为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问题，在多家咨询和教育机构任兼职讲师，现居奥地利维也纳。

8月19日，墙内播客平台“小宇宙”将梁文道主持的播客节目《八分半》下架。截至目前，相关页面已无法访问。另一个已完结的同类节目《八分》也被多个平台封禁。

《八分半》是香港学者、媒体人梁文道去年4月推出的付费播客，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听众，讨论文化与社会热点事件。7月2日，梁文道在节目中提及已被停刊的香港媒体《苹果日报》和《壹周刊》，并以英文名“Jimmy”隐晦提及这两家媒体的创办人黎智英。香港当局目前以《国安法》指控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梁文道还在节目里提到香港著名作家金庸，称其曾以犀利的笔锋撰写社论、相关言论在香港如今可能让其身陷囹圄。这期节目上线后不久，墙内另一大型播客平台“喜马拉雅”将《八分半》下架。《联合早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2025年8月19日小宇宙平台《八分半》页面截图 / CDT

2025年8月20日小宇宙平台《八分半》页面截图 / CDT

梁文道曾对媒体《香港01》表示，被多平台禁言15天，节目将在8月初恢复更新。然而直至8月19日小宇宙下架前，《八分半》并未恢复正常更新，仅在8月6日发布一首音乐称“两周没见了”，再无更多内容。

20日凌晨，《八分半》在小宇宙发布通知，称由于”技术原因“无法继续在小宇宙更新，对此深表歉意。有听众在这条通知下发布蜡烛等表情表示支持和怀念。此后，节目页面被删除，小红书等其他社交媒体账号同样被封禁。

一，1987年4月邓小平谈中国“普选”

1987年4月1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出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他说：

“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级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邓小平年谱第1177页）。

二， 1987年11月彭真谈“村民自治”

1987年11月12日至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23日下午，在联组会上，委员长彭真说:

“我看村委会是个最大的民主训练班。老百姓现在如果通过这种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将来就可能管好一个乡，管好一个乡以后，将来就可以管好一个县、一个省，真正地体现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我们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村委会要抱着一种热忱支持的态度，都应该懂得它建立的意义，采取热忱、支持、扶持的态度，做不好的应该帮一把”。

上次发文，删了本来就算球。我也懒得计较。

但就在刚才，又在我窗口喷毒农药灭蚊水，这是准备定点谋杀？

好，本文重发。

广东基孔肯雅热“疫情”，延续了一个多月。各地“防疫”运动，愈演愈烈。

什么给小孩子抽血，什么全城清理私人绿植，什么全市大扫除，什么给下水道装防蚊纱网，什么出动吊机搬走天台杂物，什么入户排查积水……比新冠疫情时期生猛百倍。

上面所说那些还不算“防疫”狠招。真正的狠招是：全省各城都在疯狂喷药水消杀。

坐标广州，天河、越秀。

随便出门逛逛，不管哪条路，总能看到“消杀队员”们拿着喷枪在路边喷洒药水。

城中村更甚。穿环卫工制服的人三五成群，背着设备，举起喷枪，向两边墙壁和空中到处乱喷，不管有没有行人经过，反正朝你脸上头顶狂撒药水。

我回棠下小屋子喂猫就遭遇了两三次这种“生化危机”，窄巷里白雾腾腾，怪啸连声，即使以百米冲刺速度屏住呼吸快步逃离，每次都鼻子堵塞、眼睛剧痛。

小区里也是这样。一早醒来，就听到喷枪怪啸，然后就仙雾缭绕了。

我住在小区里。早几天晚上十点多，刚吃完饭在喝茶，听得窗外露台上忽然响起像冲击钻一样的厉啸声，以为什么鸟人居然胆敢深夜装修，开门出去一看，竟然是一个黑衣人带着一个穿环卫工服装的家伙，背着装备，拿着喷枪，沿着人行楼梯一直走上来，边走边到处乱喷。整个露台顿时毒雾弥漫，一股恶臭味扑面而来。这俩杂碎喷完露台喷走廊，沿着住户通道乱喷，再一层层往上走，每层楼都喷一遍。

问候完这俩杂碎的家人，我马上打电话报警。当然是没用的，警察例行嘻嘻哈哈，话术策应。次日，街道志愿者来检查卫生，我问那是你们街道安排的吗，回复说“会跟居委会反映的”，理由是附近出现一个病例，需要安排相关人员进入周边的居民楼消杀。

所以，现在不光每天早午晚在路边、街巷和小区空地消杀，还要随时进入居民楼消杀。

消杀喷的杀虫水，那是含毒农药。

即使是最良心的杀虫水，都是必然含有拟除虫菊酯的。尽管生产厂家声称拟除虫菊酯高效灭蚊和对人体低毒，但那就是一种不折不扣农药。

根据美国国家生物信息技术中心官网的介绍，除虫菊酯和拟除虫菊酯类会通过皮肤、黏膜、呼吸道等由人体吸收，近距离大剂量接触会导致儿童和成人哮喘病急性发作以至死亡，长期接触会导致肺炎、胸痛、癫痫，短期接触会导致头痛、肌肉颤抖、抽搐、昏迷等神经毒性症状。实验表明，拟除虫菊酯类会导致老鼠出现甲状腺癌、肝癌、混合性腺瘤。

该中心转载中国一篇2016年的论文，暴露于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会增加儿童患脑瘤的风险。

另一篇2012年论文，显示暴露于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下，会增加儿童患白血病的风险。

另一篇2019年的墨西哥论文，显示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具有遗传毒性，可诱导基因重排、改变基因表达并修改DNA，促成淋巴瘤和白血病。

广东和广州相关部门没有透露在每天多次的灭蚊喷雾中，具体使用拟除虫菊酯类下的哪种农药。

长沙卫健局对光明网说过，他们使用的药物包括“氯菊酯、氯氰菊酯、醚菊酯等”。

根据相关研究，醚菊酯对人体存在低毒性，但氯氰菊酯对人体构成中等毒性，通过皮肤接触，会导致麻木、刺痛感、痒感、灼烧感、膀胱失控、运动失调、癫痫发作等症状，甚至有可能导致死亡。实验中还会使哺乳动物丧失生育能力。

这些灭蚊水、灭蚊喷雾里只有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吗？

当然不是。

中疾控去年9月发表文章《登革热疫情防控，科学灭蚊是关键》，指导各地疾控人员，可喷洒或投放有机磷杀虫剂。

卫健委去年9月实施《蚊虫化学防治技术标准》，规定可在居住区、人群临时集结地、蚊媒传染病流行区喷洒拟杀虫喷雾，成分包括除虫菊酯类，还包括双硫磷、倍硫磷、杀螟硫磷、甲基嘧啶磷等有机磷农药。

根据中疾控指导性意见和卫健委蚊虫防治标准，有机磷农药是必然会与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一样，成为这次广东灭蚊运动喷撒药水的成分。

有机磷农药主要特征是强烈的臭味，如大蒜味。

在我窗外大量喷洒的，就具有近似于蒜的刺激性恶臭。有机磷农药的害处很多人都知道，就懒得找什么论文了，百度就可以了吧。

这位北京三甲副主任说：“有机磷对人体的危害十分巨大。常见的有机磷农药有敌敌畏、对硫磷等，它们进入体内后……出现神经功能紊乱、呼吸功能障碍等，患者主要临床表现有恶心、多汗、流涎、瞳孔缩小、支气管痉挛和分泌物增加、肌肉震颤、头晕、谵妄等，严重者可出现肺水肿、昏迷等症状，对患者生命产生巨大威胁。”

对硫磷，就是上面中疾控文章里说的可以喷洒投放的灭蚊剂。

这位山东三甲副主任指出：“农药喷洒时皮肤黏膜直接接触是最常见暴露方式，其次是误服被污染的食物或水源。”

他的意思是，有机磷农药喷洒在皮肤黏膜上，会导致人体中毒；沾染到了水和食物，被人吃下去，同样会导致中毒。

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网站的一篇论文，有机磷农药通过吸入的吸收最快，换言之，只要闻到就可能使人体中毒。

《国家地理杂志》网站说，有机磷农药通过摄入、吸入或接触皮肤进入人体后，会抑制胆碱酯酶，导致神经过度活跃，中毒者通常会因无法呼吸而死亡。

“这是一种痛苦的死法，你最终会窒息而死，因为你基本上瘫痪了。”

上述论文还告诉我们，美国2005年已停止在住宅区使用有机磷农药。

另一篇美国多家大学专家署名的论文和建议书告诉我们：

倍硫磷，在美国及30个国家属于高毒性农药，已被禁用。

双硫磷、在美国及28个国家属于高毒性农药，已被禁用。

杀螟硫磷（杀螟松），在28个国家属于高毒性农药，已被禁用。

只有甲基嘧啶磷属于中等毒性，还没被任何国家禁用。

有机磷农药部分清单，X就是被美国禁用，数字就是被多少个国家禁用，H就是高毒性。

就是这些被多个国家禁用，在很多国家只限于种植业使用的高毒性有机磷农药，却与所谓低毒的拟除虫菊酯农药一起，混合成灭蚊喷雾，堂而皇之在广东各个城市的街道和住宅区里到处喷洒，在广州竟然还肆无忌惮进入居民楼里大量喷洒。

不是喷一次两次，而是反反复复地喷洒。据我所知，在广州的绝大多数地方，包括住宅区，一天就要喷两三次。街道上、绿化带等等究竟一天要喷多少次，就没空去数了。

在一线城市人来人往的公共区域、居民住宅区喷洒高毒性和低毒性的农药，不是只集中喷洒一次两次，而是全城每天至少要喷两三次，反复喷洒大半个月。而且还会没完没了的一直喷下去。

行人走在街上，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当头喷洒。上述我在城中村小巷子的遭遇就是典型案例。在我小区住宅的窗外，也大肆放毒了两次。

随着呜呜喷枪怪啸，低层住户随时随地就会从窗户外吹进来各种各样的农药，毒性颗粒会粘附在餐具、桌椅、床铺、饭菜、茶水上。沿街食店更是这样，锅碗瓢盘和食材，都会被肆无忌惮喷洒的农药污染。人吃进去喝进去，会否慢性中毒？这，难道还需要问吗？

所以，这一场场的灭蚊运动，究竟是在灭蚊，还是在灭人？

广州市政府真要继续喷，请在市政府单位里喷，在街道办和居委会里喷。

你们喜欢吃，那就每天自己吃有机磷农药和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吧。

别强迫1900万广州市民陪你们吃。

前不久，Nature Cities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明中国城市居民如何通过点外卖将高温天气下的热暴露风险转移到外卖员身上。这道理其实朴素易懂，可真正遭遇滂沱大雨或热浪滚滚的恶劣天气，外卖员又不过变成了一个在我们手机地图上移动的坐标而已。

就以今年夏天频繁遭遇反常降雨的北京为例。7月24号开始的那一轮特大暴雨，据说用了四天就下了北京一年的雨。雨下得太大的时候，向窗外望去，总是白茫茫一片。马路、街道、红绿灯、车流、广告牌、店铺、购物中心、小区居民楼，所有这一切被淹没在大雨里，仿佛这座城市都停摆了，安静得只有哗哗的雨声。待在房间里的人们，甚至等待外卖上门的顾客，无法了解那些仍坚持冒雨在马路上疾驰的外卖员经历着什么。

已经四年没跑外卖的我，也想知道，接连极端天气下，我这些曾经的同行们，在如何工作。

1 被雨水泡烂的脚掌

第一次见到老蔡，距离那场特大暴雨已经过去了两周，在半夜11点多的北京街头，夜空中依然飘着雨丝。他紧盯着美团配送的app界面，脸上映着黄色的光，迈着急匆匆的步子往灯牌早已熄灭了的美食城里赶去，不时发出“呱唧呱唧”的声音。

那声音是从他脚底下发出的。当天北京又下了一整天的雨，他的鞋子在白天11点配送午高峰第一波单子的时候，就已经湿透了。

和我聊天的时候，他一直在原地活动自己的脚。他说，整个脚已经没有知觉了，但前脚掌那里又隐隐作痛，猜测脚底的皮肤可能是被水泡烂了，或者磨出了水泡。

◉老蔡晚上回家检查，发现被泡的发白的那部分皮肉周边已经渗出了血丝，但第二天他仍要坚持靠这双脚跑单14个小时。摄影：老蔡

老蔡今年37岁，从甘肃农村老家来到北京，已经跑了四年外卖。作为美团乐跑的外卖员，没有电梯的高层、不允许电动车进的小区，类似的“破单子”都得由他踩着湿哒哒的鞋袜配送。雨天视线受阻、手机操作不方便、路面湿滑，这些都加大了配送难度，为了避免超时，他需要更集中注意力，至于鞋里面到底什么情况，也顾不得检查，就这样跑下来一整天。

“所以你就这样忍着跑了12个小时？”第二天见面时，我开口问道。

老蔡语气略带苦楚又骄傲地回答道：“是14个小时半，我每天10点钟上线跑单，昨天跟你说完之后，我跑到了1点半才收。”

我有些震惊地问，是什么人下雨天这么晚还点外卖？老蔡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吐了一口烟答道：“这有什么，多了去了，我前阵子最晚送到凌晨2点，还有人点奶茶喝呢。”

同样认为我大惊小怪的还有饿了么的专送外卖员小谭。小谭是00后，去年才从老家河南来北京打工。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相比于老蔡，他的生活压力较小，整个人显得更轻松，但也不得不坚持在每个下雨天出勤跑单。

他觉得，下雨天外卖员从头湿到脚这种事根本就是家常便饭，即使不下雨，在北京炎热的夏天，每天东奔西跑，出的汗都足够把全身的衣服浸湿了。

8月12号那天，北京天降骤雨，当时小谭正在返回商圈的路上。他花20块钱买的劣质雨衣在配送时划了个口子，再加上狂风肆虐，雨没下多大会儿，全身就湿透了。他索性把雨衣脱了，接着跑。

◉下雨天正在路口焦急等待的外卖员。摄影：玉阳

“对于这些情况，我都能忍受。”让小谭不能忍受的是，那天早餐他只喝了一碗粥，本以为几个小时后就能吃上午饭，可没想到，这一跑就到了晚上8点。突如其来的大雨让成百上千的顾客在同一时间拿起手机点外卖，小谭的系统则不断传来“您有新的订单”。爆单让他没有任何机会停下来，就这样一直在风雨里穿梭。等下线的时候，充电宝电量已经耗尽，手机电量还剩4%，他买了份饭想要回家吃，但实在太饿，只好在路边的一个公交车站停了下来。

摘下蓝色头盔，放在一旁，脸上的雨水还不时滴到饭里，但似乎没影响到他什么。小谭坐在广告牌旁平淡地吃着饭，不一会儿又戴上蓝色头盔，整个动作一气呵成，骑上朝夕相伴的电动车，消失在北京漫长的黑夜里，就好像他从来没在这里停留过一样。

我把这些新听到的故事转述给了老魏，他表现得很淡然。老魏是山东人，今年43岁，现在在京东送外卖，不过他从2018年就已经开始在配送行业工作了。一路走过来，他觉得干外卖这行遭点罪、受点伤太正常了，这些天让他真正感到不舒服的是，明明自己已经努力加快速度，确保下雨天餐品也能及时送到顾客手里，但还是会遭到意想不到的投诉。

◉对老魏这样准时、负责的骑手来说，在紧张的配送过程中，还要分心处理顾客的投诉，可能是他最不想遇到的问题。图源：老魏

2 天气越恶劣越得跑单

“前阵子不是北京下大暴雨嘛，那几天你在外面跑单了吗？”

老蔡对着我比了个“1”，我盯着他的食指问：“是跑了一天？还是休了一天？”

“是一天都没休。”他笑着说，“你别说这两天了，我跑4年外卖了，除了春节或者处理必要的事儿，都不休息。”

上有老、下有小的老蔡是家中的顶梁柱。两娃中的老大今年刚中考完，由于成绩不太理想，9月份只能上私立高中，一年学费就得交四五万。

“孩子大了，在教育上就得花钱，你说我压力能不大吗？每天就这样干十四五个小时，一个月能挣个一万三四，最后也剩不下啥。”

不过，家庭从来不只是让他疲于奔命，也让他在马路上飞驰的时候绷紧了保护自己的那根弦。他说，底线肯定是保护自己不出事，出了事耽误送单不说，毕竟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

对于外卖员而言，生命安全和金钱之于家庭同等重要，可又相互矛盾，不过老蔡言语中透露着一股自信，他认为自己能凭借高超的技巧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有一次，平台一股脑派了十几个单子，他就一边琢磨着最快的配送路线，一边在高速移动中观察过往车辆的速度和司机的行驶状态，以判断自己逆行、闯红灯的时候是否足够“安全”。

◉我自己在送外卖时爆单后的系统界面。在超时的压力下，一边规划取餐和配送路线，一边在高速行驶时观察车流和人流，骑手的注意力很难一直保持高度集中。图源：玉阳

当他因为送了一单不允许电动车进入只能徒步配送的小区，导致后续的订单快要超时时，大汗淋漓地跑回车上，反而要先给自己点上一根烟。他说：“越是着急的时候，我越要让自己保持清醒，送外卖可不只是个体力活，脑子里时刻都得计算着。”

这完全是在刀尖上跳舞。乍一听，让老蔡风雨无阻出勤跑单的压力似乎全部来自家庭，但这可能只是真相的一半。

在美团、饿了么这些平台的管理制度下，留给骑手“在刀尖上舞蹈”的空间其实相当狭小。那刀尖看上去是骑手自愿站上去的，但有时候也不是出于自愿，而且也不是你想停就能停下来的。

首先，老蔡提到，美团设置乐跑骑手的一个意义就是为了应对在高温、暴雨、大风、下雪这些恶劣天气下骑手数量不够的问题。“别人不送的单子，我们来送。像有些小年轻没我们这么大压力，一到下雨天不想出来跑，那也会被队长强制要求上线。”

与美团乐跑互为镜像的饿了么优选也有着同样的规则。饿了么优选外卖员小王介绍说：“现在美团和饿了么的众包，不是都像从前那样自由，像我们这种跑优选的，单量比一般的众包有保证。但几次下雨天不出来跑，就被队长踢出小队了。”

◉即使在规定的休息日，也会被强制要求出勤，一位美团外卖员抱怨道：“真不知道骑手恳谈会恳谈了啥！”图源：抖音@美团（雇佣兵）

相比之下，饿了么专送则是依靠罚款来进行恶劣天气下的出勤管理。小谭吐槽道：“专送的单价比众包要高一些，但是天气越恶劣就越得出来跑单，你像现在风和日丽的，我们反而能请假。”

有一次，他出门的时候，雨水已经漫过了他电动车的车轮，等骑到马路上，积水已经到交警的膝盖了。但他没有选择。他也曾试图找过借口请假：“无非就是电动车坏了、手机坏了这两个理由嘛，那站长能不知道？我们跑的单量关乎站长的工资，而且从外卖大战开始，骑手就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出勤的骑手少了肯定耽误给顾客配送的效率。”小谭透露，把站长逼急了是真会对骑手罚款的，金额在300-500元不等，还会直接把罚单发到群里杀鸡儆猴。

其次，考勤要求也逼着外卖员不得不在恶劣天气跑单。无论是美团还是饿了么，平台允许外卖员每周有一天的休息，超过规定的休息天数，则会取消“考勤奖”。但老蔡、小谭和小王他们都明白，说是取消“奖励”，其实就是变相“罚款”。“那就是我们挣的，取消奖励，相当于每单少一块，一个月就是几百上千块钱，我肯定不敢轻易请假啊，下雨天没事就跑呗，要不然等你真有点啥事又没法请假了。”

除了取消“考勤奖”，还有一点让美团乐跑或饿了么优选的外卖员感到很难受的是，下雨天的单子往往是一单压着一单，连绵不断。如果外卖员想拒绝手里的单子休息一阵，竟反过来还要向平台支付费用。“4单以内，每单转出去是2块，4单往上是3块，然后是5块、7块，它这个收费标准也是阶梯式的。”小王介绍道。

◉“太难了，不想送还得给它钱”。图源：抖音@海兴曲先生

据老魏透露，对于以上两个操作，新入场的京东“还没学坏”。例如，京东允许外卖员每日免费拒绝40次订单，并且不会因为考勤不达标而克扣单价。

但京东也给了老魏其他烦恼。下雨天，三家平台的算法都会相应延长配送时长，但就同样的路程，京东算法给出的时间，相比于美团和饿了么可能会少10分钟，甚至更多，而就是这10分钟让老魏送餐的压力骤然增加。

相应地，京东对于超时的单子的处罚力度也大一些，美团和饿了么对于超时订单的处罚标准一般是扣除50%的单价，京东则是75%。上个月老魏因为超时被扣了700多块钱，虽然他对京东给外卖员的整体待遇是认可的，但面对这700多块钱，说不心疼那也是假的。

3 谁为外卖员付出的代价买单？

如果我们接受外卖员不得不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坚持工作的现状，那么他们就此付出的代价又由谁来买单呢？

距离那个下雨的夜晚过去了一周，当我再次联系上老蔡的时候，他正在医院做检查。原来是前一天下大雨，路面湿滑，再加上头盔面罩上的雾气阻挡视线，他在送餐过程中追尾了一辆汽车，自己则从车把上边翻了出去。

◉在湿滑的道路上仍高速行驶的外卖员。摄影：玉阳

我听到这个消息一时没反应过来，不敢相信事故来得如此之快，毕竟老蔡当时谈起自己如何“在刀尖上跳舞”的轻松语气还在耳边回响。可现实是残酷和危险的，并不如他嘴上说的那般轻描淡写。

当我问老蔡和小谭，既然下雨天或高温天气这么危险，外卖员是否有相应补贴时，得到的答案是“有跟没有没什么区别”。下雨天，由于出勤的骑手数量少，根据单量与骑手数量的供需变化，单价会有相应的浮动，但不会有特意针对下雨天的补贴。此外，小到购买雨衣、头盔、工服，大到手机、电动车损坏，这些成本或损失，均由骑手自行承担。

老蔡和小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曾经因为长时间在雨中送餐，导致手机进水的情况。一向省吃俭用的老蔡，也只能自己花钱换个新手机。而小谭则吐槽道，那天自己挣了400块，但是换个手机屏又花了450块，在雨里忙了一天还倒赔了50块钱。

◉下雨天，外卖员的手机仍不离手，一天下来，手机进水无法避免。摄影：玉阳

而提起高温补贴，老蔡则是觉得非常可笑。北京市今年给室外工作者发放高温补贴的标准是，每人每月不得少于180元。美团在这个夏天也推出了“2025年夏季清凉行动”，宣称通过“单单补贴和长线活动等形式，通过更精准、多元的方式增加骑手在高温下的劳动收入。”

而在老蔡实际的体验中，所谓的“单单补贴”“精准”翻译过来则是，美团不是按月一次性发放高温补贴，而是要求骑手每天在13点半到17点之间完成一定的配送量：0-4单没有奖励；4-12单之间的单子，每单奖励1元；12单以上的单子，每单奖励3元。

送过外卖的都知道，13点半到17点，是介于午高峰和晚高峰之间单量最少的时段，想要完成这样的kpi并不容易。而且，这个时间段也是天气最热的时候，气温往往能达到35度以上。如此一来，在“精准”的名义下，本应是体恤外卖员辛苦劳动的高温补贴，反倒成了平台催着外卖员在高温天气下跑单的抓手了。

◉美团的“高温关怀”阶梯奖励活动，有骑手反映：“高温活动太坑了，压根拿不到。”图源：微信视频号@文冉旭

小谭也从来没听过什么“高温补贴”。当我问他希望平台能在哪方面改进时，他笑着说道：“至少提供一些藿香正气水什么的吧。”

去年夏天，他第一次跑单中暑，只觉得头晕耳鸣、心里面特别难过，吐出了好多苦水，还是坚持把单送完了。后来去药店买了藿香正气水，才好了一些。“从那以后，我才长了记性，夏天一定要备着藿香正气水。”

对于这些问题，身为京东骑手的老魏谈论起来倒是显得轻松。因为根据他的介绍，京东会给全职外卖员每个月发放300元的高温补贴，这是真正落实了的。同时，像冰袖、藿香正气水这些福利也是骑手可以免费领取的。

老魏坦言，希望京东越来越好，能够保持住这样的福利标准。但他的语气中却也夹杂着些许担忧，因为他知道有些福利并非取决于骑手，而是平台在商业层面的考量。就在几个月前，京东外卖一开始为了吸引外卖骑手，给出的单价是10元一单，但如今已经降到了4块钱左右。

◉京东外卖连续降价，有骑手说：“两个月前我叫你东哥，现在我该叫你什么？”图源：抖音@送外卖的小姐姐

最近这轮“三国大战”，平台之间虽然也有竞争，但补贴更多流向了用户，而不是外卖员。在外卖业劳动市场已经饱和的情况下，平台已经不需要通过笼络骑手来圈占市场和流量，它们宁愿把这些钱用来承担大量奶茶的浪费成本，也不会用于增加骑手福利。

其实，从一小瓶藿香正气水、一副冰袖，到一笔实实在在的降雨或高温补贴，再到恶劣天气下更合理的配送时间，这些落实到细节上的改变，无论大小，总是能让外卖员更有尊严、更健康、更舒心地劳动和生活。是的，他们甚至都没有提到社保。总之，今年的夏天已经结束了，他们的声音依然被淹没在大雨或热浪中。那么明年夏天，以后的每一个夏天，改变会发生吗？答案似乎不完全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作者：郑玉阳

一个生长于黑龙江省巴彦县畜牧二分场，漂泊在北京的intp青年，曾在北京跑过4个月外卖。目前主要关注数字科技、农业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

背景新闻：中国大规模断网！HTTPS流量全面中断一小时

2025年8月20日凌晨00:34至01:48（北京时间），持续约74分钟。中国全国范围内，境内外双向443端口流量受到干扰，导致大量国际网站（如苹果、特斯拉、必应等）以及依赖HTTPS的跨境服务无法访问，VPN连接也受到影响。

防火长城（GFW）疑似对TCP 443端口实施无差别封锁，通过注入伪造的TCP RST+ACK包中断连接。封锁设备指纹与已知的GFW设备不同，可能是新设备或配置错误导致。

封锁仅针对443端口，未影响80、22、8443等其他常见端口。

有网络安全专家分析，这可能是一次防火长城的技术测试或网络防御演习，特别是在北京9月3日阅兵临近的背景下。测试可能涉及新设备或新配置的启用，但也可能因配置错误导致意外中断。

以下是一些网友发布在推特平台的观察：

@whyyoutouzhele：8月20日0点34分左右，中国防火长城GFW突然开始屏蔽所有的境外443端口流量（也就是https访问）包括苹果，特斯拉，必应等网站流量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甚至完全的干扰或阻断。1点30，开始双向屏蔽所有443端口流量。1点38分，部分大公司开始恢复。1点50分：大量网站陆续恢复。

@gfw_report：我们观测到中国的防火长城 (GFW) 于北京时间2025年8月20日凌晨，对 TCP 443 端口进行无差别封锁。这对互联网造成短暂但大规模的影响。我们发现注入封锁的设备指纹与已知 GFW 设备不同，这可能意味着 GFW 尝试启用新设备，或在旧有设备上使用（错误的）新配置。 相关阅读：《2025年8月20日中国防火长城GFW对443端口实施无条件封禁的分析》

许多网友就断网事件发布了一些观点、猜想，有Reddit网友发问：“什么原因造成中国8月20日凌晨突发的网络大规模中断，境外443端口被全面屏蔽？”

以下是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网友的评论：

juryxiong：见证历史：GFW屏蔽了所有来自境外的443端口访问。如果你生活在海外，或者正在翻墙，你将无法访问任何中国https网站。

gillwillchill：从时间上看，大概率是测试或演练。很多用非443的庆幸没受影响，而这种测试只测443就够了。

porkbelly2022：反正国内上网基本上是白名单制，被封的网站远不止黄赌和政治，很多相当普通的网站也统统被屏蔽，不知为何，离断网也就差一步了。

ARKIxyz：朝鲜化试运行测试。

mdbhx：昨晚零晨我正看着油管视频，突然断线了。我尝试重连也不行，然后换成了hy2协议就可以了。我还以为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没想到是gfw无差别屏蔽。

Ryan02I5：《护网行动》《重保演练》。

TOKAKATOK：他们在升版本吧。

Gfreedman9：这次事件不像是单纯事故，更可能是GFW在进行一次新级别的封锁演练。目的是在特定时间点大规模实验，可能是为了在国际或国内发生某些事件时，江油或阅兵失误之类能做到瞬间全网断联；这种演练本质上是网络版的战备演习：测试一旦发生政治突发事件如社会抗议、国际冲突，能否快速让全国进入内网模式。说白了，这其实就是一种数字铁幕的预演。

btrfs_convert：倾向于GFW运维事故，说不定是什么配置文件下发错误什么之类的，升级和测试没这么窝囊的。

walking_shadow：重大活动之前不都有例行的防火墙“升级”嘛……目测这词升级的时候配置配错了。

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执行总会因为各层级的各种短期目标而变形。更何况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一个极度的短期目标，那就是现收现付制度。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远举

近日，“社保新规”引发了广泛关注。202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一纸《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二）》规定，自9月1日起，任何“自愿放弃社保”的协议，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形式，都将被认定为无效。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用人单位按照行政机关的要求补缴后，如果用人单位已经把社会保险费以补助的方式，支付给了劳动者，可以要求返还。

说是新规，其实严格地来说并不是。人社部的官方微信曾回答过这个问题。根据相关的法律，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不缴社会保险，是无效的。之前也曾有多起，约定不交社保，最终用人单位败诉的案例。不过与此同时，也实际存在的是，很多地方在执行过程中，是承认这种约定的。

总体来说，社保部门的动作较为克制。前段时间，骑手、快递员的社保问题，成为社会热点。其实社保部门一直在探索新办法，灵活地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强制性的一律按城镇职工全额社保。

从这个角度看，此次新规并不新，而是高法从自身工作需要，对法院工作面临的争议，从法律的技术层面，给出的回应。毕竟，相关法条是非常清晰的。

约定不交社保，一种情况是，用人单位根本没有出这一部分钱；另一种情况是，用人单位给了一部分给劳动者，但显然，金额没有交社保那么多。否则用人单位不会愿意承担风险。这就意味着，此次司法解释，会形成一种道德风险，员工最初和老板签订不交社保的协议，然后离职后要求用人单位补上，用人单位一开始就不得不交全额社保。这会导致用人单位的成本上升。考虑到社保占工资总额比例大，这就形成一种实质性的高额加税。

对于这个情况，相关的技术分析很多了。这里我想说说背后的局部和整体，长期和短期理性之间的博弈问题。

中国社会没有小政府的经验和常识，社会观念对政府的要求很多，对“政府来养老”是有高度社会期待的。但很多人收入不高，再加上人总是注重短期利益，而缺乏长期理性的，所以，无法做到计划性的长期养老储蓄。一边是无法自行储蓄养老，一边是对政府的期待，

很多人忽略了的是政府并不创造财富，“政府来养老”和“强制储蓄”，几乎是一个同义词。那么，一个几乎必然的结果就是，政府来强制储蓄。

这种强制储蓄，长远来看，劳动者未来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与之相伴的医疗保险，也能为日常就医和重大疾病治疗提供了报销保障，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这就是社保政策的长期理性，这也是大家认同的选择。

不过，初心总是好的，但从顶层设计的初心，到具体执行，总是会在时间长河中因为各层级的各种短期目标而变形。更何况，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一个极度的短期目标，那就是现收现付制度。

根据《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2019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4.26万亿元，此后持续增长到2027年达到峰值6.99万亿元，然后开始迅速下降，到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

精算报告还显示，由于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职参保职工与退休人口的比值一直在下降。在2025年是2.7，就是2.7个在职职工对应1个退休人口，但到2060年，潜在支持率就降到1。如果考虑到实际缴费人数少于登记参保人数，一部分灵活缴费人员到了最低缴费年限就不缴费了，那么，潜在支持率就会进一步降低到0.89。

那么一个社保本身部门，就会想办法在自身范畴内解决问题，提升缴费人数。这是社保这种长期理性政策的短期理性。相对而言，正如前面所说，从实际执行看，社保部门相对比较克制。但对于司法部门来说，回应各层级法院面临的争议，这是一种短期的、局部的目标。

于是，这种局部的、短期的理性，很多时候，会同时损害政策的长期理性与短期目标。

1974年，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在华盛顿的一家餐馆里，和后来成为副总统的切尼谈起了“较高的税率是如何导致较少的政府收入”这个话题。拉弗顺手在餐巾纸上画出了一条倒U形曲线。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

按照拉弗曲线，过高的税率会抑制税基扩展，进而损害税收总额。

一开始，税率增加，政府税收会增加，但随着税率上升，超过一定限度后，税收收入会随着税率的提高而减少。这是因为高税率降低了税后工资，会影响人们工作的积极性；高税率会降低投资收益，企业会减少投资，个人会减少培训投资，进而降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过高的税率，还会中止一些本来可以继续进行的交易，很多企业会经营不下去。于是，总税额开始减少，政府自身也会成为利益受损者。

这条倒U型的曲线最极端的两头，说明了一个最简单明了的道理，“当税率为零时，税收为零；但当税率为100%的时候，税收同样为零”。所以适度减税能激发经济活力。该理论构成里根经济学政策基石，里根经济学又为克林顿时代美国IT产业的爆发，打下了经济基础。

毋庸讳言，因为国内外的各种因素，中国经济现在仍处于承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都应降税以刺激投资、刺激经济、增加就业。这是短期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面对司法解释引发的实际问题，当局部的、短期的目标伤害到全局性的短期目标，并最终损害长期目标时，就需要增强各部门政策的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的协调性。这或许是此次司法解释背后的更深层次问题。

作者：秦晖

殿试

“宗族”已被偷梁换柱

“功能性宗族”主要始于明清，明代其实都不是很典型，到了清代才开始多起来。这和中国当时以白银为标志的市场化有很深的关系，它与人们常说的反映了地理经济规律的“胡焕庸线”（不包括东北，清朝将东北视为龙兴之地，禁止汉人“闯关东”）呈正相关，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西北、华北鲜有“功能性宗族”的原因。

在这之后，朝廷就要考虑如何对待宗族了。虽说传统王朝的治理模式是儒表法里，但过于高调地与儒家伦理对着干也太拧巴了，何况朝廷也不想明目张胆地灭掉民间组织，以免引起强烈反弹。他们还是想把民间的家族认同拉到秦制的轨道上，于是朝哪个方向进行引导就成为了重要策略。

从明代开始，朝廷在一些地方推行“宗族里甲化”政策，也就是让宗族按照地域的辖区重新编组。在北方一些地区比如陕西、山西就有过这种情况。朝廷需要征粮，就在当地重新编组了里甲，仍然按姓编制，但同时又实行互保连坐，也有人把这叫做“宗族里甲化的治理模式”。

虽说表面上按姓氏编制，但内里体现的则是朝廷意志，一堆姓陈的人，本来“此陈”非“彼陈”，但还是被朝廷安排在一起，并在他们中指定了一个负责人。这个人并不一定是族中的长老，也不一定与本姓家族存在着血缘关系，他的作用是体现政府意志，而不是家族利益——交不上粮食，唯此人是问。

这种“宗族里甲化”其实已经抽掉宗族的了宗亲血缘关系，只留着薄薄的一层外壳，内里早已经被偷梁换柱，变成了一种类似于政府的基层保甲制度。

乡绅治族与柳如是之死

更普遍的一种现象是推行所谓的“乡绅治族”。科举制度理论上倡导大家都学儒家经典，并以此为蓝本出题开考，不仅仅标准答案要往儒家靠，很多对应的称呼也是这么来的，比如：举人就是通过“乡举里选”，由德高望重的人推举上来的；最重要的考试叫“乡试”……但实际上，乡试的考试地点不在乡里而在省里；举人也不是靠推荐上来的，而是通过智力测验为朝廷挑人才。

所有的士子都是以个人的身份直接接受朝廷的选拔，再由朝廷给予以一定名分地位：在经济上主要是“优免权”，明初规定，家中有秀才的户籍不用服劳役；举人可以优免税赋400亩；进士可以优免2000亩；二品官以上可以优免10000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法律特权。

《范进中举》插画

一些有功名的人干脆做起了帮别人免赋税的营生。而“优免权”其实是以牺牲乡亲们的利益为代价的——如果有功名，就可以不交赋税，那么这个人的赋税就摊到那些没有功名的人的头上，实际上就造成了这些人和乡里的对立，因此科举制度历来都被一些有名的大儒痛骂，这并不是晚清西学传入以后才有的现象。

朱熹就骂科举骂得很厉害，尽管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后来成为科举的题库和标准答案，但是他本人痛斥科举制，认为科举不如西周的乡举里选，甚至不如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因为它完全不以道德为标准，不仅破坏了乡里的天然和谐，还造就了一批功名利禄之徒，为了在朝廷当官可以不顾乡里的利益。尤其是明代，乡绅的“优免权”扩张得特别厉害。

所谓的乡绅其实完全和乡里的组织无关，既不代表乡里，也不代表家族，基本上由体制内的候补官僚和退休官僚组成。秦制实行回避制，当官是要离开家乡的，不能在本地任职。但是在获得功名以后到走马上任之前这一段时间可以留在乡里，退了休也可以荣归故里，这就是所谓的候任官员和致仕官员，致仕和候任的官员就组成所谓的“乡绅”。

那么“绅权”对皇权有没有制衡呢？简单地说有或者没有都过于绝对，应该说这里有一个多和少的区别。从村里出去的举人，有没有为我们村着想？想不想荣耀故里？与一个从外面调来的公社书记相比，他可能是有乡里意识的，毕竟乡里还有些亲朋好友，要顾及一些面子；但是要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相比，肯定又差一大截。

毫无疑问，乡绅产生的机制是和血缘关系完全无关的，而儒家讲的“敬宗收族”，强调的是由长房嫡派大宗支的德高望重者，也就是所谓的长老来治族。可是朝廷不希望这样的现象发生，因为谁是长房嫡派大宗支，谁最年长，谁辈分最高，这些不是朝廷可以任命的。此风一开，“里甲化”的目的就很难达到了。

所以朝廷真正的努力方向是，让长房嫡派辈分最高的人只在一件事上体现价值——就是主持清明节祭祖，其他的一切族内事务均与他无关。真正控制宗族的是功名最高的人，而且朝廷常常有意识地扶植那些非嫡派出身、本来辈分不高的人为了朝廷的利益，夺取宗族的权利。

清初的“钱氏家变”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大家如果读过陈寅恪先生写的《柳如是别传》就知道，钱谦益当时是钱氏家族里的大宗，钱家在当时也是江南大族，族产之多首屈一指。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一个典故，钱本打算投湖殉国，柳如是说了句，“你殉国，我殉夫”，结果钱却以“水太冷，不能下”而放弃。

影视剧中的钱谦益与柳如是

剃发降清后，清朝虽然也给了他一个礼部侍郎的差事，但他没多久就称病告假，并私下里与黄宗羲、李定国等有联系。再加上有人给朝廷递折子，说他有反清倾向，更使朝廷对他的防范之心从未消失。

钱谦益死后，钱家的一个原本边缘的旁支，在背后势力的挑唆下起来夺权，把柳如是给逼死了，导致家族落入一个忠于清朝，但是按照宗族观念来讲，根本就不应该有继承权的旁支手中。

朝廷、地方与民间

像这种“乡绅治族”，其实与宗族里甲化是同一种现象。明代也因为优免权最高导致乡绅和地方关系最紧张。明末清初，当时的中国除了流寇以外还出现了大量的土寇，所谓的土寇就是在本地大宗搞的土围子，即地方豪强。

我曾专门写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明末清初的土寇里几乎没有乡绅，全是一些在地方上很有钱，但是没有功名的“平民地主”，这些非士绅的白丁富户更容易成为地方势力，河南的刘洪起、李际遇、箫应训都属于这一类人。

这些人的土地、佃户以及积累下的人脉资源都在地方上带不走，所以不会做流寇，有点像《水浒传》中的祝家庄、李家庄。他们一般来讲没有任何科举功名，按以前的说法叫“素封之家”，但在地方上经营多年，很有号召力，容易成为地头蛇，导致出现强龙和地头蛇的冲突。

在那个时代乡绅是不会，或者几率很小能成为地方小共同体的代表的。不过到了清朝，这个现象开始有一定的变化。

首先就是因为明代缙绅优免权的过分严重，清朝开始取消一部分缙绅，尤其是低级缙绅的特权。在明代，秀才的优免权对乡村平衡冲击很大，一开始，一个秀才可以免二丁差役、50-80亩的地税，后来这种福利逐渐扩大。但到了清代，秀才的优免权就已经缩小很多，使得他们不能不转向从小共同体以获得生存资源，这也使他们和地方小共同体的关系变得比明代要密切。

明代士绅家宴

其次因为清初的抗清运动都是这些士绅领导的，所以清初的“江南三大案”：哭庙案（顺治18年抗粮哭庙）、通海案（顺治16年明室遗民接应郑成功，株连甚广）奏销案（顺治18年清廷将上年未完成钱粮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溧阳一县管绅全部革除），都是打击汉族乡绅的，自然也打击了绅权。

如果说乡绅和地方利益还有某种联系，清代比明代更有根据。

不过即使如此，就这个体制而言，从科举制度中产生的乡绅，更多的成分不是乡里长老，而是国家的官僚，不管是候补的还是退休的，他们的待遇都是朝廷给的，而这些待遇又与乡里是对立的，他们的特权都是危及到乡里利益、以他人的损失作为代价的，他们的赋税优免其实就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当时的趋势是，朝廷让这些人出面来组织、领导宗族，就是把宗族变成更近似于朝廷的一个基层分支或政权末梢，而不再是一个具有草根小共同体认同的组织。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地方公共事务和公共品供应的需求不断增加，小共同体与大共同体之间的张力逐渐有扩大之势。小共同体意识本来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它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

朝廷在北方搞的“宗族里甲化”，它的拟官方色彩要比南方更浓厚些。虽然北方没有族庙公产，没有祠堂，但也产生了一些别的组织形式。比如北方的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就特别厉害，产生了小刀会、大刀会、三合会、红枪会、哥老会、白莲教、天理教、一贯道等等，包括义和团也是这样。

从晚清到民国，华北地区普遍存在着红枪会、团练、拳坛等等，地方秩序的维护也依赖着地方豪强组织下的棍棒与拳脚。

当然从义和团的例子大家不难看出，朝廷对这种小共同体控制操纵力度要更大。朝廷、地方和民间对组织资源的争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存在的，当然，在压力之下，这三者之间有时也会出现不同的“两两组合”。

每更一图：

金雁/绘

（这篇文章原发表于2024年12月11日）

如果让我问你，在平常见到的工作岗位当中，有哪个岗位是最像“摆设”的，你可能一下子答不出来。但是如果我问你每个地铁车站的安检员的工作状态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走形式，跟“摆设”差不多，估计你可能和我会有一样的感觉。我在全国乘坐了这么多地铁，在国外也坐过地铁，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我们的地铁安检这道程序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设立。

在国外的地铁车站全都是乘客直接来到站台等候上车，根本就没有什么安检的程序，即使是枪支如此泛滥的美国也没有在地铁车站设立安检环节。还有，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日本，当时正好是奥姆真理教在地铁制造杀人案件之后不久，在地铁车站里到处都是对奥姆真理教犯罪嫌疑人的通缉令，但是地铁站里还是没有安检装置。在欧洲的地铁车站同样是如此，没有专门的安检设施。

有的人会说，在地铁车站设立安检设施，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护乘客的安全，机场和火车站不是都有安检设施吗？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区别对待。以我个人的观点，火车站也没有必要设立安检设施，只有机场应当有安检环节。这是因为，同样是交通工具，只有飞机是一旦起飞后无法紧急停止以疏散乘客实行紧急避险的，至于火车、地铁、公交等，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立即停车，让所有乘客迅速逃生，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伤亡。

如果我们考虑到所有车站安检环节的设施及人工成本，这更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试想，一个地铁站光是安检员就要配上好几个人，在今天人力成本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多养一个人要占用财政多少资金？谁也别说在这里雇用人员是地铁公司企业自己的事，要知道，全世界的地铁没有一家不是靠财政补贴生存的，因为这是公共交通属于基本公共服务，亏本也要做，所以全世界的地铁没有一家是盈利企业。有的人会拿出新加坡地铁作为例子，说新加坡地铁是盈利的，其实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新加坡地铁账面上的盈利，背后的原因在于新加坡政府在暗中进行了一种“另类的”补贴，也就是新加坡的地铁运营是不计提折旧的。

现在整体上经济形势不景气，各地财政可以说债务缠身，还要花出一笔不小的经费专门养这些人和设备，从经济的角度来讲第一是增加成本，第二是维护了这个小群体人员的特殊利益。其实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不难看出，除非来了什么紧急任务或者“重大活动”，在其余的时间里地铁的安检人员在进行检查时完全是在走过场，有的甚至连这个“过场”都懒得走。

你可能会说，多了这么一层安检，至少可以让我们更放心，能够有效减少可能发生的危险和伤害。请注意，这种思维其实里面包含着一个非常重大的谬误，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公交车也是公共交通，是不是有必要在公交车站也设立安检装置？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在于，为了防止出现一个发生概率极低的事件，就花费与之不相称的成本去进行预防，这就好比为了防止有人从高空抛物伤害行人（这种情况的报道甚至比地铁和火车站出事的要多得多），所以要让每个人上街都要头戴安全头盔一样，你不觉得这是一件相当可笑的事吗？

至于为了保证“重大任务”和“重要活动”而对地铁加强安防，说句不客气的话，那些“重大任务”和“重要活动”基本上都是官方自己想象出来的，也是一种变形的“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老百姓才不关心呢。不仅地铁是如此，在我看来火车站也没有必要设立安检，道理与前面的一样。我在国外也坐过火车，没见到哪个国家的火车站有安检的，而那些国家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可是比我们国家“乱多了”。

如果说伤害概率更高的地方，其实还真不是火车、地铁和公交，而是医院。不信你可以看看，是伤害医生的情况多还是在地铁上制造伤害的事情多，相信你只要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就不难发现这一点。但现在的事实是，有多少医院实行了认真、有效的安检？

所以，就如同财政的钱要花在刀刃上一样，投入重大人力物力的安检是不是应该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地铁安检：摆设还是安全？

名义上，苏联的社保体系号称“全民福利”，实则是一场特权阶层对普通大众赤裸裸的剥削，罪证主要如下：

第一，等级森严且极端不均的福利分配。极少数的特权阶层的养老金替代率远高于工人、农民，而农民在1964年之前甚至没有养老金。特权阶层还享有法律之外的各类隐形福利，疯狂地蚕食本应全民所有的福利资源，如完善的特供体系（包括但不限于食物、医疗、教育）、更大的住房面积、惬意的定期疗养等——而彼时的苏联人民还要为一块发霉的黑面包工作超过八小时，在老破小的商店里忍受人挤人的滋味。

第二，牺牲代际公平的现收现付制度全方位坍塌。现收现付制度是养老金支付的主要模式，但苏联建立的单一支柱的现收现付制度，充分展现了其弊端：
（1）随着人口老龄化（年轻人不愿生育），供养比彻底崩溃，1965年苏联劳动者与退休者比例为6:1，1990年降至2.5:1，整体支付能力锐减，但福利待遇（主要指的是特权阶层的福利待遇）不变
（2）在缺乏足够的资金积累的前期下，政府财政长期承压，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人口、石油红利锐减，计划经济彻底陷入僵化泥潭后，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政府财政已达崩溃边缘；
（3）面对当下巨大的缴费压力、超长的工作年限，年轻一代非特权阶层的苏联人民对未来缺乏足够的期待可能性，信心彻底丧失。

第三，运行机制的僵化与不透明。社保体系高度依赖行政指令，缺少足够的灵活度，无法有效满足民众多样化的需求。其资金的征收、管理和使用缺乏监管，普通民众无从知晓资金流向，而对特权阶层福利消耗的监督更是形同虚设，腐败和资源浪费现象严重，进一步侵蚀了体系的公信力和可持续性。

臭名昭著的特供商店，铁证如山

社保体系的崩溃，不止带来一系列经济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低养老金的退休者被迫返岗挤兑青年人就业，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下降，工厂产能下降，企业用工成本上升等），更意味着苏联执政合法性的彻底破产，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

站在后来者的视角，苏联的社保体系并非无药可救，至少在以下几点上可以改良，以挽救当时日益僵化的体制和人民日渐丧失的信心（非常欢迎读者的指正与补充！）：

1. 取消或削减干部的养老金补贴以及部分福利，节省资金注入全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缩小工农与干部待遇差距；
2. 定期动态调整一定期限内的社保缴纳费用、养老金支出，建立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
3. 加强对小微企业的帮扶，根据成立的年限、不同的类型、利润率的高低设置不同的企业缴纳比例，差额由国家财政补齐；
4. 对富人、中大型企业征收更多的税（特别是富人），用以补贴社会福利；
5. 取消或降低最低社保缴纳基数，减轻底层劳动者压力，或者根据年龄、工龄、工种等实际情况，有层次地划分最低社保缴纳基数。

笔者认为，对于苏联而言，其中最可行的是第一条——削减干部的养老金补贴和福利，补贴普通居民，以缩小待遇差距。但这也是最困难的一条——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苏联官员不仅具有强大的能量，而且数量庞大，拥有国家公权力的他们除非集体性思变，否则绝无可能主动提出让渡既得利益，苏联内部的官员浓厚的被鼓励的利己主义（而非人民主义）的氛围既是如此。

最上层的苏联掌权者更不会在乎普通苏联民众的死活，虽然他们明知向民众进一步让利会是维持统治的最好方法，但他们一是已经向基数庞大的官员让利，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二是更怕高级官员的颠覆，因此任何改良政策名义上是为了苏联人民，实则还是为了特权阶层。

而苏联官员并非完全世袭的特点，也为普通苏联人民的阶层跃升提供了非常微小的可能，这当然也在分化苏联人民和压制他们的能动性。

大排长龙的普通商店，当时苏联的城市居民普遍居住在拥挤不堪的赫鲁晓夫楼中

而中国的社保新规与苏联有本质差异——在我国，全民社保新规是是法治化强制的底线捍卫，是多层次保障的系统重构，是新业态包容的民生扩容，是代际公平的精算平衡。

而对于苏联，这一切只是特权阶层用以剥削人民的邪恶工具，好像是福利，其实就是强征暴敛的人头税。苏共完全背离了其“解放全人类”的政治理想，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我国建立起了全世界最大的社保体系，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拥护与支持国家新规，只有人民的政党，才能让民众真实地感知到自己的社保“缴得值、用得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板

中国数字时代编者按：该文章已在微信公众号平台被投诉下架，目前在微博平台仍然被限流可见。

拉拉女孩卧底打人团伙，“以身入局，胜天半子”

前言：
2025年7月6日，郑州围殴通讯录的视频在网络发酵；7月9日，郑州公安机关抓获涉案嫌疑人17名，依法刑事拘留11人，行政拘留6人（其中5人因未满16周岁不予执行）。行政拘留的在7月已被释放，至今，刑事拘留的11人仍被关押。

11人中，有一位女孩，名叫韩梦。她是一位拉拉，也就是之前本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流放地）文章提及的此事件中的拉拉女孩“萌萌”，正是她“卧底”打人团伙，拿到了证据并传到了网上。

韩梦的形婚男友小凯曾经在郑州人民公园两次被打，曾经当过兵的韩梦替形婚男友、替同志群体出头，想要找到打人的人，并留下他们的作案证据。之前“流放地”公众号文章中曾提到“萌萌”（韩梦）的事迹，但小凯的母亲担心小凯和韩梦被打人小混混打击报复，曾联系我要求删文。但因为误会，打人事件的幕后英雄韩梦仍被拘留。小凯终于决定不再沉默，主动联系我，决定向大家说出真相。下面是他的讲述：

我叫小凯，郑州本地人，是郑州人民公园打人事件受害者之一。2024年6月9号我在郑州杂技馆旁边的夜市吃完饭，去人民公园西北角靠近酒场那个厕所上厕所。上完厕所刚准备出去，就看到有五六个男的(15~18岁，其中两三个染着黄头发，有一个胖胖的)手里掂着短的木棒进来了，后面还跟随三个女的，都是染着黄头发(都是15~18岁之间)。领头那个黄毛(身高173、体重60公斤左右)上来就扇我左脸，另外一人用厕所的扫把上的木棍子抡我，我被打倒，眼镜被打飞出去，人都懵了。然后有一根更粗的棍子大力打到我左侧额头，当时就头破血流了。

然后他们又持续打了我的腿部和腰部，我找到眼镜站起来后想逃出，这时领头的黄毛又拿棍子和拳头疯狂地打我右脸，那几个女的则在厕所门口堵着。我说你们打错人了，然后从厕所门口冲了出去。

这时其他人都出来坐上电动车，只有那个黄毛还追在我后边儿，用木棍子打我背，我大叫救命，他追打我，直到其中一个女的喊他上车“走"，然后我看到他们八九个人挤在三辆电动车上，往南阳路方向逃走了。

被打当天我自拍留下证据

报案后，我家人去了人民公园监控室查看监控，很意外地发现人民公园西北边的所有监控头都是坏的。工作人员说监控电线屡次被人恶意剪断，没有财力修复。查不到线索，只能不了了之。

2025年5月31日夜里睡不着，我又到郑州人民公园“散步”，我以为打人的事情已经过去了。2:19左右，我刚从公园西门左手边的小道进去，就看到六个16-18岁的高中生模样的小年轻，手里拿着木棒子、黑皮带从山坡上下来，为首的是个赤裸着上身的、身板偏瘦、个子偏低的人。看到那些棒子，我感觉不太对劲，扭头就往公园外面跑。

他们见我跑马上就像疯了一样地追我，用棍子猛烈的从后面打我的右手臂、右大腿、右膝盖、左膝盖、左小腿、右耳下方、屁股、脚……造成我右手臂肿胀，多处开放性撞击伤、软组织损伤（这段经历，我化名Mars在网上讲述过）。

但和上次不是一群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伙人相互认识。之前他们打人是不拍视频或者照片的；这次，他们边打边拍。网上流传三个视频，其中44秒视频中穿灰色上衣、戴黑框眼镜的就是我，被他们用长棍一路追打，好不容易才逃脱。

韩梦登场，开始卧底

韩梦是今年过年时我妈让我相亲过的一个女生。很凑巧，她是一个拉拉，25岁，原来在部队当过兵，是国家储备军。韩梦人挺好的，性格大大咧咧，但有时候显得冒冒失失的，性格有点莽撞。她是那种别人打了她，她是一定会反击回去的性格。我们性格挺互补，很谈得来。

得知了我在人民公园被打之后，她感到很气愤。看到我两次被打得那么惨，激起了她的正义感。她家离人民公园很近，所以从6月份开始，她就在夜里时不时到公园去看看，想找到这群人。

但连着去了好几天都没有碰见。

6月23日夜，韩梦又去了人民公园，终于碰到了其中一个小混混团体。韩梦利用自身性格优势和小混混套近乎。为了确认是否是打我那个团伙，她还故意聊到了男同这个话题，和他们聊得很火热。那帮人说，他们是因为痛恨男同，才埋伏在公园西北角(即同志据点)打人的。并邀请韩梦待会观看打人过程。

韩梦假意与小混混们交好，跟他们说自己也痛恨男同，想跟着他们一起找乐子——实则为了偷拍视频获取证据，只有拍到他们打人的视频，他们才无法抵赖。

随即他们抓了一位男同，口头训诫了这个男同，韩梦还配合他们诬陷这个人对一位女性性骚扰，将这名男同扭送到派出所，从此获取了小混混的信任，与小混混们"义结金兰"，并合拍了一张合影(有两个小混混没上镜)。她发给我分辨，看看是否是打我的人。

她还加了打我那几个小混混的微信，把他们拉到了一个微信聊天群里。韩梦建立这个微信群有两个目的：

1. 撺掇小混混们在群里发他们打人的视频，坐实其罪证；
2. 聚拢所有曾在人民公园随机打人的小混混同伙加入群聊，帮助警方最终一网打尽。

这个群名叫做“打击艾滋小分队”。他们把男同与艾滋捆绑在一起，故意污名化性少数群体。

群聊刚开始是5人，后来那4个小混混又拉进了6个人。这6个人都是原来在人民公园打过人的。警方也是根据这个群的群聊，后来把这11个人一网打尽的。

6月24日夜，韩梦又跟随小混混团体去公园，并暗中拍摄视频记录(就是蓝衣男子被打的视频)，尤其对主犯黄毛的脸部进行了针对性拍摄。可以在视频里听到韩梦咳嗽和吐痰的声音和“发到群里”这句话。拍摄全程，她没有对任何人动过手。

网传视频中的这只手就是韩梦的手。

饮酒套证，获取视频

24号当天晚上，为了套出来小混混们以前打人的更多视频罪证，韩梦主动请小混混们喝酒吃饭。

喝酒的就是经常在人民公园打人的小孩。右边纹身的，是2024年打我的人；左边那个黑衣服的，和他们的团伙在2025年打了我。

趁他们酒醉，韩梦问他们有没有以前打人的视频，让她看看。没想到小混混竟直接把他们5.31打我的视频发给了她。

韩梦受伤、住院、拘留

6月27日前后，为了拿到他们更准确的身份信息破案，韩梦谎称朋友有一家自传媒公司，现在招聘群众演员，一天工资是300块，如果他们想参加就帮他们试镜一次。她以试镜为借口给他们拍了大头照，然后以给他们买人身意外险的方式获得了他们部分人的身份证号。

27号晚上，小混混们又去公园打人，韩梦就跟随小混混们用手机继续拍摄，万万没想到从草丛中窜出一个男的，手持铁锤，往韩梦头上砸，韩梦本能防卫。同时韩梦开始呼救，小混混们闻声赶来，群殴了这个男的，这位男士曾经被这群小混混群殴过，今晚埋伏在此就是为了报复他们。他误认韩梦是和小混混一伙的，误伤韩梦，导致韩梦左侧上额骨鄂突骨折。韩梦打了110，这个男的和他的凶器被警方带走了。

之后，因为头部受伤，韩梦开始住院治疗，从此无法再获取小混混打人的证据。

下面是我和韩梦那几天的对话，可以作为佐证：

这是韩梦和我、我爸的聊天记录。其中的 baba 就是我爸。

在小混混的群里、小混混面前，为了获得深度信任，韩梦有时不得不说一些狠戾的话，迎合他们，拉近彼此距离，但平时她是一个很好的人。我记得那天韩梦很温柔地跟我说：“哥哥，我已经帮你找到证据了，你不要再睡不着了。”因为两次被打，我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因为药物反应，还有段时间浑浑噩噩的，所以之前一直没有发声。

韩梦拿到的三个视频，我私聊发给了我的微信好友。打人者太凶了，朋友气不过，就给打包一块发到网上了。

7月7日前后，派出所拿到了韩梦搜到的证据，抓获了小混混们。结果没想到，就因为韩梦还击了6月27号那个拿铁锤砸她的男的，韩梦也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了。从7月7号到现在，韩梦都关押在“三看”（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打人的小混混中有5个未成年，被当场释放，没有被拘留。

她一个小女生，在与犯罪分子周旋的这几天里，未曾有过一丝胆怯，我真的很佩服她。跟随拍摄期间，偶尔还劝阻他们凶残的暴力行为(比如没收小混混的辣椒水对着空气喷空；小混混打起人来，她会说，这里有监控不能打)。

近几年，类似我被打的案件有很多起，这次能很快一网打尽这群小混混，多亏韩梦以身入局，卧底其中拿到的证据。我认为韩梦不应该受到惩罚，反而应该嘉奖这位为民除害的巾帼英雄。

不过，也许韩梦卧底的方式方法欠妥，但她的起心发念是为了搜索证据。如今韩梦仍然拘押三看，请各位网友评评理，韩梦是否违法了?恳请公安系统的诸位领导们，给她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

这个案子几乎就是韩梦以一人之力破的。现在这个案子到检察院了。韩梦的律师跟我说，让我抓紧时间找到6月23日、6月24日、6月27号的受害人，请他们给韩梦写一张谅解书，这样就能大大的减免韩梦的刑事责任。

特别是6月27日被打的那位同志，如果您能看到这条消息，请帮韩梦写一份谅解书，这样检察院法院会减免韩梦的刑事责任。

这几年来，很多通讯录在人民公园被打，如果不是韩梦，可能这件事被曝光得更晚，会有很多受害人。韩梦是为了帮助同志群体出头，才身陷囹吾！曾经我怕出柜怕公开，现在为了找到那几位受害者，为了帮韩梦洗脱罪名，不得不把她做卧底的事儿、我们的通讯录身份给公开了。

现在韩梦已经被拘留了一个月零十天，我真的很担心她的安危，希望这位帮助我、帮助同志群体的女英雄能平安归来。

韩梦希望就我把她做卧底的事儿给曝光出去。她还说，要用她最好看的一张照片儿贴到网上，让网友知道她是卧底。

（亲历者和当事人小凯讲述；照片和聊天截图由小凯提供）

结语

本次事件警方的处理，极为高效，为郑州城市形象扳回一城。现在事态渐渐平息，希望检察院能够尽快分辨是非曲直、公正处理，重新赢得网友民意和城市信心。也期待郑州能借此机会，在城市治理、城市形象塑造等方面更进一步。

CDT编者按：原文发布于作者微博，目前已不可见。

这些年来，明显感觉社会中一直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并且这股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很多美好的东西被无情地打碎与摧毁，公然地表现粗鄙被认为是真性情，这样的粗鄙在网络中连成一片彼此遥相呼应，声势还越来越大。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愿意一起坠落的人，只因为想要保持在原来的位置，都会被认为有罪。

也因此，一个有正常认知与共情能力的人，有强烈的无力感，由此而觉得痛苦与压抑是正常的。我认识的不少朋友，包括我自己，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情绪，有的甚至需要借助酒精，才能勉强地平息愤怒与缓解痛苦。在当下的环境下，如果有人不觉得痛苦，不觉得压抑与有压力，还一味地岁月静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反而有更大的问题：看上去快乐平静，其实病得很重。退一步说，即便不是病得厉害，也是迟钝得可以。

摘自中国数字空间词条“开倒车”

很多人会将自身感受到的压力与痛苦转化成戾气，转移到自己欺负得起的个人身上，颇有那种要烂就大家一起烂的势头。这样的情绪我能理解，它是人性的弱点与本能使然，但这种摆烂的心态与举止我不赞成。因为这只会造成更大的雪崩，而真到那一天，自己也绝不无辜。网络公共领域的这种氛围，不能说对我毫无影响，有时不免也有厌倦之感，好在自从较少走心之后，很难再实质性地伤害到我。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经历恶劣的环境，也许反而有助于个人的成长，焕发自身内在的生命力，就像《乱世佳人》中的郝思嘉那样。如果不是经历南北战争，恐怕郝思嘉到老仍是一位浅薄而幼稚的庄园主小姐。大浪淘沙之下，谁能真正经受得住冲刷，也是对自身的一场重大考验。我绝不是要为恶劣的环境做辩护，只是既然没法改变环境，就只能选择合理地调整自己的心态，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与处理糟糕的环境对自己的影响。

与此同时，面对那股一直拖拽我们向下的力量，必须有意识地施加反作用力，不然一定会被那股坠落的力量所征服。就像一个人站在激流之中，只是单纯地站在那里，或早或晚会被激流冲走。所以，首先要学会在激流中站稳，保持稳定的内核，在站稳的前提下，记得寻找同道中人，一起为筑坝做出努力。不是使用蛮力，而是学会有策略的努力；水滴石穿的努力重要，战略与策略也很重要。不置一时之气，不被对方拉低而共同摆烂，更不为被打败几次而心生绝望，因为我们要在意的，不是一次战役的胜利与否，而是整场战争的最终结局。

作者：韩旭

“释永信案”是由当地公安局、民宗委和审计局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的； 广西防城港“亮证逼迫让路”事件，也是由公安局牵头，联合有关方面组成“工作组”。调查组、专案组和工作组之类的联合调查机构，国人似不陌生。每遇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或者重大敏感事件，当地党政机关总会成立由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案、事件进行联合调查，以视重视。这似乎成为官方对待热点或者重大敏感事件、回应社会关切的惯常做法。

成立由相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或者“工作组”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一是可以充分体现和加强党的领导。调查组通常由党政和司法机关组成，对同级党委负责，便于党委统筹和协调，也便于党的领导。体现了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二是便于各部门间沟通协调，齐向发力，通力合作。成立“联合调查组”的案事件，通常涉及多个主管部门的管理职责，案事件具有内容综合性和问题交叉性，成立联合工作组，可以一次性解决问题，提高工作效率，且可避免各单位之间的相互掣肘和扯皮，从而形成工作合力。三是调查报告具有权威性。因为是多部门联合调查得出的结论，远胜单一部门的调查结果。因此，该报告的公权力更强，权威性更高。

依法治国的核心要义是领导干部应当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其基本要求是各项事务的处理均应纳入法治轨道，以法律作为行事的基本规范。由此审视，普遍存在且长期流行的各种名义的调查组、工作组和专案组，其主体合法性存疑，有违法治精神，可能背离法治轨道。

一是有违职能分工和管辖原则。法治的基本特点的职能高度专业化，职能分工越来越发达。然而，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混淆了部门之间不同职责分工，没有了分工也就没有了彼此之间的监督制约。在涉黑涉恶案件办理中，不少地方成立了由当地公检法机关组成的“专案组”，由此导致“检察监督”和“审判中心”被虚置，有的仍然是“侦查中心主义”。案件办部已经沦为多部门“联合办案”，前一部门办案中的错误或者瑕疵，后一部门只能继续错下去，并为其“买单”。无数教训证明，“联合办案”是刑事司法出现冤错的体制原因。早在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23条规定：“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职责审判案件，不得参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联合办案。”

二是对调查组或者工作组的调查结论无法提起行政诉讼予以权利救济。调查组或者工作组在联合调查之后出具的调查报告，一般都会有“事实认定”和“定性分析”，有的还可能有处理意见或者建议。它们往往成为有关部门处理决定的依据。有关部门在作出处理决定时不可能置联合调查报告于不顾。但这种调查究竟是属于行政行为还是刑事司法行为，性质并不明确。且多部门联合调查，既有行政部门，也有党的部门，甚至还有司法机关。因此，即使有关部门和人员对该报告不服，也不能对报告中的事实认定和定性分析提起诉讼，寻求权利救济，因为它不是具体行政行为。虽然调查组调查的案件是个案，调查报告可能直接成为案件处理的依据，但是它却规避了司法审查。即便存在错误，也难以得到纠正。

三是联合调查主体并非法定调查主体，所获材料的证据效力无法保障。如果是刑事案件，调查取证的法定主体应当是侦查人员。但是，在联合调查中，所有的证据材料都是以调查组或者工作组的名义获取的，主体包括了非法定的案件办理人员。若某事件经调查属于刑事案件，需要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如原少林寺住持释永信。该调查报告作为定案根据，证据性质和效力存疑，甚至会被质疑。调查报告既非鉴定意见，也非证人证言，更非书证，究竟性质是什么，法律上并不清楚。如果作为案件处理的依据，其将以法律上何种名义出现，不无疑问。在联合调查组工作体制下，极有可能以“调查”代替“侦查”，非侦查人员行使了侦查办案之责，造成主体混淆，职能不清。

四是当事人的异议权和救济权无法实现。当事人即便对调查结论有异议，调查组人员也不可能出庭作证。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材料是由调查组中何人获取的。牵头单位人员的意见是否会取代其他单位人员的意见，也不得而知。无人会对辩护方的质疑和发问，进行解释和说明，异议方的发问权和质证权均落空。这不符合以审判为中心庭审实质化改革需要，也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实现公正司法。

调查组或者工作组调查的案件，可能是行政案件，也可能是刑事案件。无论属于哪一类型，都应当以合法性作为基本前提。但是，在我国诉讼法和组织法上，我们均未看到这样的办案主体存在。存在的未必就是合理的。我们正在法治中国建设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也应当适应社会转型和时代发展的需要，亟待进行观念更新和理念重塑。

在笔者看来，调查组、工作组和专案组的存在是对法治的背离，不利于法治中国建设，其主体合法性、职能分工性和权利救济性均面临困境。联合调查组大概是“文革”时代砸烂“公检法”的产物，当时有所谓的“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肃清“文革”遗毒，应先从肃清各种名义的“联合调查组”做起。依法治国绝不是空洞的口号，需要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中。各种名义的联合调查组当休矣！

韩旭：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看到四川大学法学院韩旭教授的一篇文章，评论了近年来关系公共利益的社会热点事件普遍以联合调查组通报收尾的现象，强烈推荐给大家：

韩旭：调查组、专案组和工作组的存在是对法治精神的背离

韩旭老师主要从法治角度分析，我斗胆从其他角度做一些补充。

联合调查组，说白了就是“钦差大臣”模式，对于下级搞不定的民怨沸腾的事件，由上级派出钦差大臣来主持公道，充当青天大老爷的角色。周星驰电影里经常出现“八府巡按”主持平反冤案的情节，寄托的是古代劳动人民在常规渠道申诉无望后对公平正义的渴望。

文明社会，法治国家，本该有更现代化的解决方案。

联合调查组模式除了背离法治精神，本身在揭示真相、保障公平正义方面也很难尽如人意。

第一，联合调查组是虚拟组织，实际上“无人负责”

当然，实际上每一次联合调查组都有人担任组长，各单位派出的调查组成员也都有名有姓，但问题在于，对外发布的通报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位调查组成员署名，也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人对调查结论真正负责。

举个现实的例子，曾经江苏丰县铁链女事件，县市多级调查组开展了多次所谓调查，发布了不下3次调查通报，其中内容都与江苏省联合调查组发布的最后一版通报不符。可以非常确定，前面几个版本由当地调查组发布的通报都是假的。

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确认最后一版由江苏省联合调查组通报的结论就是真的呢？

还有一些事件上升到国务院派出联合调查组的程度，在中国的体制下已然是最高级别的重视，没有空间再提级调查了。可国务院联合调查组也同样没有公开的实际负责人，大家就只能将对“国家”的信任无条件投射到对调查组结论的信任。

但反过来，对调查组结论某些内容的质疑，是不是也会投射到对国家的信任之上呢？

没有具体的“人”来担责，表面上看是摒除了人为因素让结论更加权威，实际上却是让权威直面纷繁复杂的事实，直面舆论的审视与质疑。

第二，联合调查组从不邀请媒体加入，调查通报往往粗枝大叶，很难完整回应舆论

类似食用油罐车运输化工产品的事件、幼儿园孩子铅中毒的事件，由于关系到公共安全，天然地会引发全民关切与担忧。而要完整地回应舆论的关切与公众的担忧，并不是联合调查组发一个通报结论说“没事了已经处理好了”就能解决的。

要让公众真正信服一个结论，真正建立起对公共系统的安全感，需要有各个角度观察的可供核实的细节，需要一个各方面都合乎常识与逻辑的完整真相。

当下各地处理热点事件的调查组通报往往都是提供一个框架性的事实，提供一些定性的结论，对于很多有助于公众了解事件全貌的细节则一律欠奉。

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调查组不用心，而是这些更细节的内容，天然地不适合由政府组织的联合调查组来发布，这应该是媒体的职责，应该是由很多家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市场定位的媒体来干的活儿。

可现实是，联合调查组在开展调查期间往往都是拒绝媒体参与的，或者只允许极少数央媒参与记录（而不是真正采访）。还有很多情况，成立联合调查组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避免媒体“不受控地深挖”。

因此，近期多个公共事件的联合调查组通报后，由于缺乏可供核实的细节，也就留下了很多遐想与猜疑的空间。

第三，通报总是伴随盖棺定论与舆情管控，实际上拒绝了社会监督

很多时候，之所以成立联合调查组或者高级别调查组来处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网络舆论纷争不断升级，官方希望能够一锤定音盖棺定论，进而平息舆情。

因此，官方调查组发布调查通报的时候，往往会提前与相关部门协调好舆情管控措施，禁止对通报内容的质疑与追问。作为时事评论博主，我算是见得多了……

一个简单的道理：

真正坚固的真相，不怕追问，更无惧质疑。

但如果发布结论的同时禁止大家讨论和追问，那即便是100%的真相，也难免因拒绝监督的姿态而蒙上一层隐秘的阴影。

总而言之，联合调查组的模式对于避免地方势力干扰办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各地越来越熟练使用这一工具，其澄清真相和保障公平正义的功能也在逐渐面临新的挑战。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完全误会了联合调查组的初心，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边疆研究项目：旨在探讨中国如何对陆地和海洋边境邻国进行投资、开展合作并深化其存在，以期重塑其周边地区。该研究是国家亚洲研究局“中国战略空间地图”项目的第二阶段，该项目将战略空间定义为对中国实现国家经济和安全目标以及中国国家长期生存至关重要的领域，北京希望在此领域自由施加影响力并确立其领导地位。

一、联合国特别报告员：中国必须维护被监禁人权捍卫者的权利

本周，联合国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玛丽·劳勒 (Mary Lawlor) 发布了一份声明，要求中国当局维护遭监禁的人权捍卫者的权利。本次声明的特别之处在于，劳勒要求中国当局立即提供有关“知名人权律师高智晟下落的信息”。据悉，这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自高智晟律师2011年服刑以来，第三次对其处境公开表示关切。

文章截图

针对中国政府在先前的答复中称高智晟未被羁押在中国境内的说法，劳勒要求当局提供详细信息，说明其为寻找高某和确定其所在地点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针对其强迫失踪案件所启动的调查工作。

联合国人权专家表示：“高智晟失踪已近八年，中国政府始终拒绝就其强迫失踪问题进行对话，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如果他没有受到拘留、监禁或软禁，那么当局必须披露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查明其下落。”

高智晟，图片来自纽约时报

劳勒表示，“她对于自己多次要求获得关于高智晟失踪案件的最新调查进展但迄今为止未收到任何信息感到失望，并再次呼吁中国政府查明其命运和下落。”

据悉，多个人权捍卫者家属和公益组织向联合国指控中国当局对这些人权活动人士实施酷刑或虐待。因此，今年2月，特别报告员曾致函中国政府，要求其提供关于丁家喜、黄琦、黄云敏、伊力哈木·土赫提、秦永敏、张海涛和赵海通的健康状况和治疗情况的详细信息，包括最近一次接受医疗评估的日期。然而，报告员表示仅收到了其中两人的具体信息。

劳勒表示：“我对接连收到关于中国境内被监禁人权维护者所受待遇的指控感到不安，其中包括与酷刑、剥夺获得适当医疗服务及探视等权利有关的侵犯行为。”

最后，联合国人权专家呼吁中国政府应该“确保这些被拘留者能够获得家属探视、法律援助以及适当的医疗服务，同时将其关押在官方认可的拘留场所，并向拥有合法权益者提供关于其命运和下落的信息”。

二、谢菲尔德大学：以维吾尔侨民为例，针对中国的跨国镇压“可防可治”

编者注： 前两期的《CDT报告汇》栏目介绍了中国当局的跨国镇压行为。本期我们介绍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最新研究报告，报告证明，只要东道国政府干预，中国当局的跨国镇压行为完全“可防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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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一所中国研究机构（INCCS）发布了一份报告，在揭露中国当局对维吾尔和哈萨克侨民跨国镇压的同时，介绍了如何防止和反制跨国镇压。

报告方面

该报告采访了位于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和英国的30多个组织。

报告首先详细阐述了中国等威权国家针对倡导人权的公民社会团体实施跨国镇压的手段，包括网络骚扰、监视和家庭恐吓等。“公民社会组织(CSOs) 是威权国家骚扰的主要目标，中国党国推动了跨国镇压的全球增长。中国对维吾尔和哈萨克侨民的镇压，是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政策’的延伸，也是中国境外驱动‘软实力’的关键方面，这些做法将威权主义呈现为民主的仁慈替代品。”

该报告还分析了如何预防和应对跨国镇压。例如，报告发现，“从事维吾尔相关问题的公民社会组织面临加剧的跨国镇压，并发展出自己的缓解策略，包括咨询网络安全专业人士、与地方当局互动，以及避免在线发布个人信息。这些策略通过增加知识分享、培训和监测的协调，可以作为预防策略更有效。”

具体而言，针对公民组织个人方面，报告表示这些组织应该努力确保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经常更换电话号码和寻求东道国政府的帮助。另一方面，东道国政府也应该提供足够的网络安全支持，并消除物理监视和物理暴力等。

报告还认为，东道国政府往往只重视那些涉及国家安全威胁的跨国镇压，而忽略了对这些组织个人权利的侵犯。报告批评这样的思维方式并不正确，并强调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就是国家安全威胁。

此外，报告指出，东道国政府不应该成为跨国镇压的帮凶，相反应该成为这些组织的“避风港”。例如，报告批评了哈萨克斯坦政府，指出一些来自新疆的哈萨克人因为抗议而导致被遣返。

此外，报告还详细说明了中国的动机：“北京的策略源于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民族政策’及其全球‘软实力’目标。中国官方通信指示官员监视海外维吾尔人，将他们标记为‘失联’，并通过威胁其亲属鼓励他们返回中国。”它指出，中共将维吾尔团体视为人权信息的“关键节点”，使用间谍、恐吓和虚假信息对其进行打压。

最后，报告敦促各国政府将跨国镇压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并同时优先保护人权捍卫者。

三、中国的“周边传播”正在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

本周，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旗下的“边疆研究项目”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将其对外宣传工作的重心从全球转向其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增加地缘政治影响力。

这份报告深入探讨了由北京大学学者卢荻首创的“周边传播”概念，这一概念被视为一项新兴的研究和行动领域，旨在影响邻国对中国的论述。

报告封面

该报告的核心论点之一是，中国正在寻求基于“亲和力”和“包容性”等文化共性，来打造一个“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将服务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通过推广一个“中国新时代对外话语体系”，讲述中国善举的正面故事。

该报告指出：“这种方法将‘跨界民族’视为一种可利用的资源，因为共享的文化特质，如服饰、食物和语言，可以作为连接周边地区的桥梁，使当地民众更容易接受国家精心编织的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叙事。”这一策略的实施，旨在通过文化软实力，潜移默化地塑造周边国家的观念，使其更倾向于接受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主张。

报告提供了多个具体案例来阐述“周边传播”是如何付诸实施的。例如，一家位于尼泊尔加德满都的“中国西藏书店”，它被描述为一个“对外宣传的前线”。这家书店的使命是“推动中国文化元素深度融入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场景”。这种文化渗透不仅仅是推广书籍，更是通过具体的生活场景，让当地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和熟悉中国文化，从而在情感上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此外，报告还讨论了地名使用的转变，例如从“西藏”（Tibet）到“西藏”（Xizang）的转变，以此作为削弱西藏独立理念和彰显其国家归属感的一种方式。这种语言上的微小调整，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在文化和政治领域施加影响力的深层意图。

报告还指出，在技术层面，中国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来持续生成动态、算法化的宣传内容。学者刘元和陈思强调了一场正在出现的“认知战”，其战场就是周边国家民众的思想。他们认为：“这一策略的实施，不仅包括传统的媒体和文化交流，还正在向数字领域延伸。通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中国可以大规模、自动化地生产针对特定受众的宣传内容，从而在信息战中占据优势。”

报告表示，这种利用先进技术进行宣传的方式，使得信息传播的效率和精准度大幅提升，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塑造和引导舆论。

最后，该报告总结道，这些举措共同构成了中国在周边地区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的综合战略。相较于其之前的“全球战略”，“周边战略”相对成功，影响深远，值得国际社会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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