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

中国医学史上，注定会有董小姐的名字了。

这两天肖飞医生和董袭莹医生的瓜，已经远远超越了裤裆那点事儿。《人民的名义》唯一一个死的，是农民的儿子祁同伟。现在，唯一被处理的，也是寒窗苦读的肖医生。

和他一起的董医生迟迟没了下文。

董袭莹，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中国科学院肿瘤医院执业医师，中日友好医院规培医生。本科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经济学专业。2019年，董医生通过协和4+4试点班开始跨专业攻读医学。

这个4+4项目从2018年到2024年，一共就收过3个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比新媒体、园艺、艺术专业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董医生的履历很神奇，被4+4项目录取时的专业是内科。在校就读期间，董医生就能连续和多位院士共同发表论文，内容覆盖骨科、胸外科再到脑外科。更神奇的是，虽然是实习生，董医生不仅能登上手术台，参与复杂手术，还能被国社报道。

然后被内科专业录取的她在毕业时凭借妇科影像学的论文变成了外科医生。然后又去了中国科学院肿瘤医院从事泌尿科工作。

很快，初出茅庐的董医生就成为了《膀胱癌诊疗手册指南》的第一作者，开始指导起新同学来了。你们这些医学牛马，不要总在帽子上写“我不是4+4”了，对照董医生，然后问问自己：

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

协和4+4的目的是培养交叉学科人才，据我看董医生交叉得非常好。内科、外科、肿瘤科、妇科、影像科……一直交叉到肖飞医生的胸外科。

看到董医生如此年轻又如此优秀，很多网友酸酸地说她是凭祖荫举孝廉。

乃悟问了中日友好医院和北京科技大学的朋友，他们都说董小姐的爹是中冶建筑研究院的总经理，娘是北京科技大学的教授和院长，外公是知名外籍院士，力学专家米耀荣，还是米芾的后人。

这些不恰恰能证明董医生的优秀？

要知道4+4项目宣传说自己是优中选优。比如当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毕业生陈如月，为了上协和4+4选修了大量医学高难度课程，结果面试没成功。最后只能重新参加高考，考了上海交大医学八年制。

这难道不足以证明4+4项目的公平？

4+4是一种学习自美国的医学生培养模式。也就是从非医学专业的本科生中筛选一部分来学习医学。美国人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他们没有医学本科，所以理论上所有医学生都属于跨专业。

这种模式很早之前就有高校在开展。比如浙江大学、上海交大。早在2002年，上海交大就开始实施4+4模式，但只限理工科。直到2018年，才开始招收文科生，但可能是太难了，当年居然无一名文科生报名。

协和医学院也在2018年启动了首批4+4的试点班。和美国有全国统一的考试不同，协和招收4+4的学生，一是要求出身名校，二是要求两名副教授以上职称推荐，三是要求修够相关学科的学分，而考核方法是：

面试。

据说这种多站式面试引进自加拿大，能全方位考察考生。有记者采访了当时的考生。考生说他们有5种考核方法，除了面试和英语考试外，其他三种：

保密。

2020年协和的4+4招生开始出现笔试要求。但同样的，面试的考官是谁？笔试的习题是哪些？谁来阅卷？谁来监督公正？面试的评分标准是什么，一概不知。

现在就连招生简章都是保密的了，网页已经无法打开。按照协和的说法，4+4能够筛选出：

精英中的精英，真正热爱医学的学生。

比如2025级冬季班招收的盛玺澄同学。根据网上公开信息，盛玺澄同学初中时就读于上海市青浦区实验中学，并加入上海市学生表演艺术团工艺表演一团。中考时，因为是优秀团员，又是艺体特长生，享受降20分录取的政策。

高中时，盛同学当选为最美中学生，又是参加数学竞赛，又是参加英语竞赛，又是参加电视台节目，还被选为优秀毕业生。

2018年，盛同学同时在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自主招生入围。只要她高考考到相应成绩（比如一本线），就会被录取。乃悟查了一下，盛同学在上海外国语入选的专业是：

捷克语。

最终盛同学选择了复旦管理学院。复旦经管学院曾刊登了一则来自盛同学的中秋感言。盛同学深情回顾了自己唯一一次不在父母身边过中秋，是去瑞士巴塞尔参加演出庆祝两城缔结友好城市十周年。

2022年，盛同学本科毕业。中间可能是工作，也可能是读硕士，直到这次被协和医学院录取。

一个舞蹈特长生，擅长捷克语，经管系毕业的优秀人才，就要来给大家看病啦！

2024年，一位叫做邱靖涵的小姑娘被录取了。而后，一位叫做邱靖婷的小姑娘又将在2026年春季入学。他们这个姓，算了，我还是不能乱猜，因为不是孤例。

2024年入学的还有个男同学，医学院还没上已经是医学辅助治疗系统的发明人之一了，第一发明人竟然和他一个姓。

更别提其他什么15岁跳级，23岁拿下协和博士一年后就搞肿瘤科研，地质生12页论文就入职协和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觉得4+4选出来的都是精英。比如今年4月，一篇刊登于《基础医学与临床》上的论文就指出，通过对协和4+4的学生们进行回顾，发现他们无论是论文产出数量、评分、临床能力，都和传统5+3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差距：

核心胜任力差异性比较大。

这种暴论，完全都是对精英们的污蔑。

患者们无非是冒了点生命危险，董小姐失去的可是镀金路上的垫脚石啊。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特朗普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文发表于2024年8月21日。CDT近期将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2021年初，处于国保严密监控下的卢昱宇正过着东奔西顾的生活，“年关难过”对于他来说有着另一番味道。他每到一处，当地的国保必然会闻风而至跟踪、骚扰，他就只能再搬一个地方。卢昱宇曾两次去过广州，两次都被当地国保强行驱赶，“广州不欢迎你！”——国保只是说。当他老家贵州的警察仍然无休止的骚扰时，他决定再去广州。

那个经朋友介绍可以收留他的人叫“煎饼”，望文生义，于是他初初在脑子里给王建兵构建的形象是个圆鼓鼓的大胖子。王建兵去火车站接他，卢昱宇看到的却是“一副硬核摇滚形象，还留着小山羊胡的西北大汉。”让他这个南方人有了一些压力。所幸，短暂的交流后，“他就露馅了”。——和外表相反，煎饼语调柔和，从不高谈阔论。自言性格孤僻的卢昱宇，却很快和王建兵成了朋友。

在王建兵家暂居的三四天中，王建兵对卢的照顾无微不至，“吃饭什么的都是他做，我觉得一定要去帮忙刷碗，他也说‘不用我自己来就好了’。”卢昱宇暂住的地方，就是广州海珠区新港西路149号202房——这里也是后来被官方列为组织聚会用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地点。王建兵也顺理成章在之后邀请了因收集记录中国各地群体性事件而系狱4年的卢昱宇来做分享会。

卢昱宇是维权信息平台“非新闻”的创办人，在2016年中被捕后，最初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后因证据不足，改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四年，最终的定罪依据，仅仅是他发布的8条微博。4年的刑期，卢昱宇光在看守所就度过了1年4个月，在监狱度过了2年8个月。——卢的这一切经历与当下黄雪琴王建兵二人所经历的，又是何其相似。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公民社会风浪中的“夜航船”

2024年6月14日，广州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黄雪琴有期徒刑五年，王建兵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两人曾分别以独立记者、公益人士的身份投身于多个社会公共议题的倡导。黄雪琴曾参与多起#MeToo案件的报道和为性侵害性骚扰受害人提供帮助和支持；而王建兵则长期在中国公益领域工作，从事过农村教育发展、残障社群赋能和尘肺病工人权益工作。

而他们被当局抓捕并判刑的核心原因，则是在广州组织的见面和聚会活动，这令黄雪琴和王建兵成为了政府眼中“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雪饼案”的刑事判决书有27页，由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年6月13日发出，上面盖上了法院的大红图章，案件号“(2022)粤01刑初298号”提示着全案不寻常的处理时间——黄雪琴和王建兵于2021年被捕，在上庭前经历了长达两年的拘留。而2023年9月的庭审却仅用了一天时间。而最终的判决结果也延宕了九个月之久，这早已超过了刑诉法规定的最长等待判决时间。

判决书显示，两人在境外平台及社交网络的言论表达被视为攻击政府、诋毁政权的煽动行为；此外两人还参与和协助“非暴力运动”课程，更重要的是，他们共同组织的“夜航船”每周聚会，被视为重大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雪饼案关注组认为，正是“雪饼组织的每周聚会，深耕催化行动者社群，并试图重建多年来被打压的公民社会网络。该聚会所凝聚的社群网络及其衍生的社会批判，令当局将其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雪饼案判决结果

黄雪琴和王建兵的共同朋友祥子忆述，每周四“夜航船”的聚会，从2020年11月开始，一直举办到两人被捕的2021年9月。公安机关则更详细地为聚会统计了次数：“202分享会’总共办了20至30场左右，其中大约20次是有主题的”（见判决书第20页）。”祥子说，聚会的主题包括安全空间的互相支持：朋友间分享困惑、人生挑战，其他朋友互助提供建议等。也有一些针对社会事件的建设性、批判性讨论。也包括一些知识分享，例如邀请相关领域的学者、专业人士，分享经历和感受，学习新知识。另外也有一些关于社群的能力建设培训和讨论，比如处理性骚扰危机，工人维权等。当然还有打麻将、桌游等娱乐活动和身心关怀。

“曾经有一个具体主题，比如安全空间的支持，提到有些伙伴被喝茶，会提供建议，按照判决书，这些都被警方视为‘鼓励与警察做斗争’”。祥子说。最终，这些原本正常的活动，都被法庭约化成为了“煽动他人颠覆我国国家政权 、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构成要件（见判决书第25页）”。

“夜航船”的名字是王建兵起的，劳工行动者祥子在接受公民媒体WOMEN我们访问的时候曾提到，“名字很像在夜里摸黑航行的感觉，即使没有方向，大家也还是要抱在一起向前走。”——为此，王建兵还设计了一个小logo。那是三个人挤在一艘小小的木帆船上，海面波浪汹涌，上面的人却似乎仍然安然的坐定对谈着。然而这些意象和期待在公安机关的侦查中，则是：“王建兵、黄雪琴等组织“夜航船““艄水”群组中， 借讨论社会话题之机，煽动参加人员对我国政权的不满，传授反侦查方法，交流如何开展煽动颠覆我国政权活动等（内容见判决书第15页）”。

“夜航船”的logo。曾经热络的聚会群组，在“雪饼”被捕之后变成“0 members”。

王建兵力所能及的“小事情”

近期，王建兵的亲友向记者转述了他本人对于聚会活动的初衷和看法，他说2019年后言论环境越来越差，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大家已经习惯了网上的交流。他觉得“人始终要有些活生生的互动”，期望大家不要因此隔离，“不要就这样散了，所以就做了这个挺小的事情。”王建兵说，这是他力所能及的小事情，“特别大的我也做不了，就只能做这种小事情。”

狱中的他，也仍然在记挂着一些未完成的“小事情”。他曾经在2021年探访过十多个湖南株洲攸县的尘肺病人，他了解到两个月之间便有两名病友去世，当时他就期望能够给他们做一些筹款工作，但是因为被捕最终没有进行下去。他还有些懊悔，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做好，也不知道剩下的人怎么样了。因为共同打工的关系，尘肺病往往会让一整个村的男性都成为患者，这个不可逆的病患会让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这些患者需要长期吸氧，因为躺着呼吸不畅，只能趴在桌子上睡觉。因此，这些病友更需要社群的陪伴和心理支援，这也是当时王建兵的主要工作。而他每月花2600人民币租下的202房，本就是为了能够请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里的工人多来聊天而准备的。还因为尘肺病工人们大多呼吸不畅，无法爬楼，他选择的也是价格更高的二楼。

王建兵惦记的，还有那桩社群内没有解决的性骚扰事件。他的朋友王欣、木斓曾经在社群内遭遇过性骚扰事件，而施暴者当时是王建兵多年的好朋友。“王建兵当时的态度就是和这个人割席绝交。他的这种反应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是很重要的鼓励。”王欣说他会主动关心几位受害者，并约她们一起谈诉求和解决方法。因此事件搬离广州的木斓，也常常会收到来自王建兵的问候。

无论是对#MeToo当事人的支援还是聚会的筹备，王建兵的工作总是不显山不露水。参加活动的大家都觉得王建兵的角色并不显眼“因为建兵很少去主动去发表观点，他更多是做组织，他就是把大家拉到一起去调去约不同的人，就是去动员然后去设定主题，去给大家准备各种水果、食物、茶，收尾的打扫卫生也是他来做。整个讨论过程当中，他都是协作的角色，鼓励大家去发表自己的意见。

王建兵的家乡

王建兵的家乡是甘肃天水，到了天水市还要再转车半小时才能到他家的村子。王家以务农为生，天水出名的是樱桃和苹果，近年也开始种一些金桃。父亲王治学在王建兵被捕后，曾经拍摄视频，用很朴素的话语呼吁执法机关让家属和律师会见王建兵：“我的娃娃不是个坏娃娃，当初读书以后，他在社会上搞这个公益事业。我觉得是一点坏事都没做过，这一次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也不知道是啥事情。”

“从他父亲的语气和表达里能感受到，他不觉得自己儿子被抓坐牢是一个很耻辱的事情，反而他心里面觉得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很正义、很善良的人。”木斓在王建兵被捕后，去过王家，王建兵母亲长期患有哮喘，儿子的被捕让她多了不少牵挂和担忧。王建兵是他们村子少有的大学生，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的幼师专业。家人曾经的期望和他本人的选择多多少少有着不同，不过他们说自己在农村，很多东西他们不明白，“但是孩子有自己的人生，既然父母没办法给到更好的，那就让儿子自己去做好了。”

王建兵的父亲王治学

曾经和王建兵共事过的朋友小五，记得他这样讲述自己的家乡：小时候只有土豆可以吃，家里贫穷得连裤子都买不起，几个人分享一条裤子，让要出门的人穿，其余时间就躲在被窝里，或者光着屁股走。

当时小五和王建兵共同在一个残障人士赋能工作的团队中，王建兵是负责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们要密集的给残障人士进行赋能培训。小五在和他的合作中真切的感受到王建兵的热诚：“他对于边缘群体的关注有一种真挚的情怀，这些可能都源自他本人的家庭背景。”

王建兵幼师毕业之后，最早在西部阳光基金会做过农村地区的教育工作，2014年在恭明社会组织发展中心负责残障社群赋能项目。2018年后关注劳工和职业病议题，尤其是对尘肺病工人的权益倡导。NGO的工作薪资很低，小五当时曾经问过王建兵要不要回去当老师，“他就很意味深长的笑着朝我摇摇头，那意思是不再可能了。”

小五和朋友们喜欢管生活简朴的王建兵叫做王大爷，“因为他和你聊天的时候，总会捋着他的山羊胡，笑眯眯地故作沉思状。”他爱喝茶，爱古诗词——很多朋友都收到过他做的古体诗，又往往因为看不懂而不久就遗失了，他会把仅有的工资用来买成堆成堆线装书。

因为关注尘肺病工人，他也对“矿工诗人”陈年喜的诗歌钟爱有加。王建兵曾经一次性买了陈年喜很多本诗歌集《炸裂志》，一方面是为了支持陈年喜创作，一方面也是为了把这些作品送给朋友，让他们更多了解工人。

王建兵对朋友也不吝惜，木斓在休养的时候学做茶叶，王建兵便会转给她1000块钱提前买茶，除了自己喝，他也会在探望朋友的时候给他们送去分享。一直到他被捕，这笔茶钱还没有花完；不像卢昱宇的老家遵义，广州的冬天温暖，看到卢只穿了一双厚厚的防寒鞋，王建兵就操心起来，一定要给他买一双适合在广州穿的鞋，于是就塞给卢300块钱让他自己去买。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王建兵当时的生活已然非常拮据。

从王建兵家出来后，卢昱宇在广州过了年，其后在郊区长洲岛租下了一个有开放大阳台的老房子。虽然很脏很破旧，但是一番改造后，也成了黄雪琴、王建兵等一众朋友经常见面、喝茶、饮酒、打麻将的地方。

这里门口有一个枇杷树，王建兵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枇杷居”，更作诗一首赠与卢昱宇。辗转动荡之下，这首诗已经找不到了，但卢昱宇还很记得里面描写了他当时的生活状况。

得知卢昱宇提到了枇杷居，祥子特意给记者找出了王建兵作于2021年3月5日的那首《賀友人新卜“枇杷居”》

浪子天涯一處家，卜居尤喜近枇杷；

門迎曲巷市聲遠，簾隔風塵舊夢賒；

長夜消愁宜對酒，小樓聽雨好煎茶；

鳴禽芳草漫招引，欲踏春光到落花。

阳光、美景、好友相伴，那大概是卢昱宇离开中国前相对比较开心的日子了。——只是还没等到春光尽、落花散，就在王建兵赠诗的4天后，他还是被国保爬阳台入室驱赶，再次被迫离开了广州。那时的枇杷也才刚刚成熟。因为不舍得这个“枇杷居”，王建兵便提议把这个地方继续承租下去，每月500多人民币的租金还是一人出一百块这样续下去的。

朋友知道他内心中有个自洽自足的丰富小世界，这让他并不急于表达自己，但也忽略了他已经内化的情绪，既来自外部，也来自自身。

得悉卢昱宇流离到了郑州，为了见他，准备返回老家天水的王建兵特意在郑州短暂停留。郑州火车站广场人来人往。改革开放以来，这里就成为了中国最繁忙的火车站之一，每天有数万甚至十多万来自中西部的农民工经此，或是北上北京、或是南下广东。王建兵作为从甘肃走出来的大学生，也行径这里去过北京、落脚广州。

一个工人集体行动记录者、一个职业病倡导者，就这样在偌大郑州火车站广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了一个小时，王建兵说，我们这样的人没有未来也看不到希望，没房没车也不敢恋爱结婚，怕连累人家姑娘……卢昱宇说：“直到那时，我才知道，这个在生活中总是关心着别人的人，内心是如此绝望。只是他一直都把这种绝望埋在了心底。”

这是卢昱宇最后一次见到他，不久后王建兵就被捕了，连同“枇杷居”也一起被警察抄家。

对于长期投身公益圈的王建兵来说，卢昱宇这样背景的客人也许对他来说已经成为常态：从2015年开始，中国公益圈和公民社会持续震荡：“女权五姐妹”被捕、NGO“益仁平”成员郭彬、杨占青被捕，其后是“709大抓捕”以及针对劳工组织的大抓捕。广州作为这些事件的中心之一，威胁和逮捕就在身边不断发生着，2017年黎学文和十多位中国公民曾在广东新会的海边祭奠刘晓波，旋即被警方逮捕并被长时间关押。——这些都给了当时王建兵不小的冲击，再加上2016年《境外NGO 管理法》出台，中国的公民社会直接被置于国家安全的管控框架之中，他本人所在的NGO同样在动荡中面对抉择，小五回忆：“当时很多机构都面对转型，很多项目都无法再做下去，敏感一点的方向都要放弃。无论是从机构还是他个人都要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

从恭明中心的工作岗位离开后，他颓丧的在家宅了很久，总是离群索居的一个人在打游戏，他的情绪问题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广东地区的很多年轻人也因此再次归于沉寂，“王建兵作为公民社会兴旺时期过来的人，除了感到悲哀，他也觉得很有必要去重新把大家聚在一起创造一个安全空间。”祥子说。在王建兵眼中，在经历了过去十多年公民社会的低沉和挫败后，在这些艰难时期重新凝结社群、促进青年行动者的网络和互助是至关重要的。他希望通过定期聚会的方式重新建立连结、探索新的公民社群行动方式。

与人的连结让他们获得滋养

小针和黄雪琴相识在2018年，那时黄正在进行#MeToo的报道，二人成了私交甚好的朋友。2019年，黄因为参加香港反修例运动游行并发表文章，于10月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拘留，直到翌年1月方才被保释。

黄雪琴

在小针的忆述中，黄雪琴是那种充满了热情和想象力的“社牛”。“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很小的咖啡馆里聊天，她就突然问我‘你觉得上一年年有没有什么好事？’我说好像没有什么好事，她说的是2018年。”接着黄雪琴便自顾自的说，“那一年最好的事情是#MeToo发生了。”后来她就开始问咖啡馆的所有人你觉得今年最好的好事是什么?

小针觉得黄雪琴是那种好奇心，同时有能够把好奇心变成一个真正问题的能力。“她其实是一个与他人在连接当中感受到滋养的一个人。”因为做#MeToo的报导，黄雪琴认识很多当事人，她几乎跟给所有的当事人，都提供那种小针自己都觉得承受不来的情感支援。“她会跟当事人聊完天后，带着当事人去参加活动、去读书会。她是真诚的希望对方能够从她和她的朋友那里能够感受到更多情感上互动。她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哪怕是在当事人面前也都是无保留的。”

回忆涌上来就收不住，小针又迫不及待的讲述了黄雪琴的另一个故事。小针当年因为被警察找上门，导致自己非常抑郁，而那时黄雪琴也已经被捕。“就说我要看一个电影，一个对这个体制可能还有些希望的电影。我就看了德国的《窃听风暴》。”那时一部描述东德时期秘密警察窃听艺术家，并出于人性将其拯救的故事。

“当时对那个电影我毫无感觉，因为我知道我遇到的警察都不是这种人。”但是中间有一个桥段却令她不期然想起了黄雪琴。“那个秘密警察说，他们对待艺术家或者思想犯的方式，就是把他们关起来然后不给他们看报纸、不跟他们说任何话，然后他们就慢慢的枯萎掉了。——因为这些思想犯的灵魂，就是非常渴望和他人保持联系，并从中得到滋养吧。当时我看这段的时候我就哭，因为我就想到了黄雪琴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她回忆自己在黄雪琴第一次被释放的时候去找她，本以为只是吃饭，结果她马上问小针还记不记得李翘楚？说要给李翘楚写点东西。“她感觉好像从来没有（因为坐牢）受过什么伤一样，我以为她出来之后至少会休息，或者说我不想再做这样的事了。怎料她出来的第一想念就是还是要去创作，还是要去做对别人有用的事。”

小针很担心她在狱中受到的对待，但又不敢直问，“感觉你还是以前那个样子……”，黄雪琴却开玩笑的问：“你觉得我在里面被打了吗？”小针不敢答，生怕触碰到黄雪琴的伤疤。黄却很大方的告诉她自己没有被打，警察对待思想犯的方式就是不停的审讯轰炸。她特意向小针分享自己在狱中的观察，自己在被监视居住的过程中是没有隐私的，往往要当着警察的面换衣服，对于女性来说是非常屈辱的事情。

黄雪琴知道自己需要社群、需要朋友的滋养，她也用这种方式去滋养他人。

在判刑之前，两人已被囚超过1000天，而早前据雪饼案关注组称，因为长期的关押审讯和半夜突发提讯，二人身体和心灵都备受煎熬。黄雪琴除了体重骤减，更出现“继发性闭经”等问题；王建兵早前则被单独关押长达五个多月。”而近期王建兵的亲友向记者表示，他还出现了心脏和肠胃方面的问题，而他在狱中更曾经因为感染新冠连续高烧数日而没有获得药物治疗的情况。

“坐牢最辛苦的地方就是，它会把你和外界的所有东西都切断。然后每一天每一秒，它会让你被驯服、被淹没。”作为曾经的政治犯，卢昱宇一早已经体验过了封闭的牢狱生活，这也是他最担心黄雪琴王建兵的地方。“每一个很小的规则你都要去反抗的话，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卢昱宇觉得每天吃饭前警察都会要求所有犯人蹲下，“我觉得这是非常侮辱人格的。你不蹲，警察就会动手，我也会还手。打到后面，他们觉得你这人没救了，也就不和你打了。王建兵是那种书生气的人，以前做尘肺病工作，他说话就很温和，在监狱里面可能很吃亏。”

从他的亲友了解，王建兵在狱中并没有听说受到什么欺负，他的精神状态向好，但是心脏和肠胃问题仍然值得关注。狱中的王建兵迫切的渴望阅读，他近期开出的书目包括汉娜·阿伦特的《人的境况》以及查尔斯·泰勒的 《本真性的原理》，此外还希望可以读到上野千鹤子的 《厌女》，他说这本书之前读到一半没有读完，至今念念不忘。

来自世界各地的声援

在黄雪琴王建兵被判刑两天后，他们的朋友小针和十余名伙伴，在夕阳下的威斯敏斯特桥展开了一副“超级超级大”的横幅，“这其实是向声援巴勒斯坦活动学的，他们之前便在桥上挂了一个特别震撼的banner”，这是一场女权主义者的快速的跨国联动。“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就感觉是大家想为黄雪琴做一点什么事，然后就拉了一个群把彼此认识的各地方不同的人，也是一些比较活跃的各地小组的组织者拉进来 。”

口号很快敲定：“只要黄雪琴不自由，我们都不自由。”英文版本则是“WE ARE NOT FREE UNTIL XUEQIN IS FREE”。同一天，相似的横幅出现在了温哥华唐人街、旧金山金门大桥，华盛顿方尖碑前，以及纽约时代广场、东京涉谷路口和东京铁塔下……

图顺序：纽约、三藩、DC。

图顺序：伦敦、东京、波士顿。

小针在黄雪琴第一次被捕的时候，就为她撰写过声援文章。“当时我想这些书写对我自己很重要，因为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也不知道对黄雪琴有什么用。”再见到被释放的黄雪琴，黄告诉小针，她给自己写的文章她都看过了，很感动。“其实我到现在还保留着我跟她出来之后的聊天记录，就是她跟我说，她在里面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会在外面支持她的。所以她想着我们就会很有力气和信心吧。”

“用这种很drama的方式想要去记住她，我觉得这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不想让她的那种意志只是一种虚幻的意志，我希望她出来之后能看到，这些信念是真实的。”小针说。

这种真实也是画条幅的辛苦和抬条幅的重量，她们去印巴人的布料店花150英镑买了3*25米的白布料，前一晚用投影把字投在布上描出边缘，再请朋友把字涂上。“这个Banner非常非常的重，它可能要十个人拿，而且在桥上（展示）其实也是拿不住的。”从制作到展示，前前后后有20多个朋友帮忙。

小针认为，这次活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让很多支持关心黄雪琴的人能够具体亲身地参与。“不管怎么样，我们身体力行站在桥上拿着横幅的时候，那种感觉跟网上转发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海外的人是很需要这种感觉的，也算是一种复健吧。其实画横幅和展示本身并不难做，难的是要有一个作为组织者的commitment（承诺）。其实海外年轻人同样需要有这样的行动机会，但更需要有意愿做组织的人。”

她期望未来能够尽可能多的在公民社会中做组织工作，而非一个参与者。“我以前对组织者的想象必须是非常聪明、非常有能力、愿意冒风险的；但是我想，哪怕是和大家在家中做钩织、一起做快闪这样的小事情，也值得来组织。”某种意义上，这就是黄雪琴王建兵所留下影响。

王建兵、黄雪琴不过三四十人的小小社群，滋养出来的能量其实并不容小觑。祥子提到，在广州，这种社群的陪伴和支持，在不断受压抑的公民社会里，成了给了年轻人喘息的空间和发展更多想像力的地方。实际上，2022年的白纸运动中，被捕的年轻人往往本身也有着很强的社群网络连结。

民众头戴黄雪琴与王建兵的照片表达声援。

当然，寒蝉效应下，二人被捕导致广州的公民社会社群四散，几位受访者也都逐渐远离了自己公民社会的圈子。祥子坦言，“经历挚友被捕、判刑其实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受挫的过程，因为很多朋友对这段经历都有阴影，甚至出现PTSD。虽然不断有新的朋友加入支持，但是这个创伤的救援环境，仍然有很多人会慢慢离开……”

其实朋友眼中的王建兵从来就不是一个勇敢而冒进的人，甚至有人说如果知道后果是这么严重，他大概都不会去做这样的聚会，但他就是有自己择善固执的地方。

在一审最后陈述中，王建兵表示：“我的本意不是去推翻政府，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一些人更加自由，社会更加平等和美好。”而黄雪琴表示：“作为一名记者，我做不到保持沉默。我也知道自己不安全，迟早有一天会面对这样的状况，但需要承担的后果，我愿意承担”。一审判决时，黄雪琴趁宣判间隙，当庭表示不服判决，将上诉。而在明年3月就要刑满的王建兵在考虑之后则仅就部分判决上诉。

木斓最关心就是黄雪琴和王建兵能够早日回家。她既感动于黄雪琴不认罪义无反顾的坚定；也理解王建兵仅就部分判决上诉的选择。她希望他能尽快获得自由。“毕竟这个圈子塑造了太多‘铮铮铁骨’的男性形象，却太缺少人性关怀。”

小五梦见过王建兵很多次，梦里的他成了一个庸俗忙碌的小老板，他事业有成，放下执念，做回了一个庸俗的人。

今天是4月最后一天，“五一”长假前一天。写多了消耗脑力的长篇理性文章，偶尔也想轻松一下，写一篇短小的随感。

小时候，我的家境并不富裕，所以很遗憾，没能培养出演奏乐器或绘画的技能。特别是绘画，我觉得真的非常实用。很多用文字不能表达的意味，用一幅漫画就可以含蓄而绝妙地道出。我总是设想，假如我会画漫画，今天我阴阳怪气的能力，还能再提升十倍。

回想4年前，也就是2021年的时候，很多话题，在网上就已经不能公开讨论了。能够讨论的，往往都是一些琐碎而无足轻重的问题，什么“该不该跟外卖员说谢谢”、“小年应该是哪一天”、“汤圆和元宵是否一样”之类。还有一些问题，我总觉得从一百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就应该达成社会共识，居然现在还在争论，比如“文艺作品是否允许出现婚外情”、“女人能不能上桌”、“美术学院要不要画裸体”之类。当时还有个叫《奇葩说》的聊天节目，也贡献了不少这类不咸不淡的话题，最典型的一个问题是说美术馆着火了，在世界名画和猫之间，你只能选择救一个，那你是救画还是救猫？

看到这种局面，我当时来了灵感，就用Powerpoint加上Windows里的“画图”软件，画了这么一幅漫画：

我把这幅漫画私下分享给武汉大学的周玄毅老师，当时他还上微博，就发了出去，据说转发上千。因为这点小小的成绩，我忽发奇想，想学画漫画，于是毅然买了一台iPad Air平板电脑，配上苹果原装触控笔，又买了绘画软件Procreate。当然，这也就是一时兴起，后来我根本就没有开始学。这台iPad的主要用处，也变成了看电子书和用多邻国学外语。

这样过了几年，我们迎来了大语言模型时代。尽管我看不惯舆论对这些大语言模型的过度吹嘘，但承认它们确实提供了一些非常便利的功能，能够让普通人做一些本来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比如画漫画。

4月下旬，简中网的舆论状况依旧，有些突发事件不允许讨论，但不妨碍另一些事件可以讨论得热火朝天。这几天最热的话题之一，就是肖飞出轨案。肖飞是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因为多次婚内出轨，其妻子（也是医生）忍无可忍，向医院纪委写了举报信，最后导致肖飞在4月27日被院方开除党籍并解聘。

我一开始并没有关注这件事，觉得只是很普通的狗血事件而已。一个多月前，在听说了某海外名人身上一件类似的事情之后，我在朋友圈发了条感想：“要想干大事，还是自宫吧。没有性激素刺激，可以省掉很多冲动带来的麻烦，还能长寿。”这基本就是我对所有这类桃色新闻的通用评论。

但后来，舆论的焦点就转移到了肖飞医师最后出轨的那位年轻规培医生董袭莹身上，因为她的经历暴露了远比桃色新闻严重的事情——以权谋私。

董袭莹据说出身高级技术官僚和知识分子家庭（据说她父亲是某科技型国企的总经理，母亲是北京某工科高校的研究院副院长），年纪轻轻，就到美国读了高中和本科，毕业于知名女校巴纳德学院。随后，她于2019年成功考取了协和医学院的4＋4制医学研究生，于2023年顺利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所谓“4＋4制”，是主要由美国采用的医学生培养制度，即不设医学本科教育和本科学位，只有医学职业教育和博士学位。医学职业教育面向所有本科招生，只要在4年本科阶段中修过攻读医学所必需的一些课程（如有机化学），就可以申请到医学院就读。顺利的话，4年之后即可毕业，获得参加医师执照考试的资格。顺便说一句，美国的律师也采取职业教育的方式培养，而没有法学本科教育和本科学位。

中国的传统医学教育则不然，设有医生本科教育和本科学位，由此又形成了多种本＋硕或本＋博的医学生培养方案。协和医学院（以及其他一些大学）为什么要在医学教育完全不同于美国的情况下引入美式的4＋4制？据说是因为有很多成绩优异的高材生，在高考报志愿时没有报医学，后来才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当医生。4＋4制可以给这些潜在的医学人才提供一个机会，把他们也吸引到医学界里来。

这听上去是一个很合理的理由，但只要对这个社会有所了解，就知道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的情况太普遍了。董袭莹的履历就暴露出一种可能——这个4＋4制，恐怕更主要不是为了吸引什么有志于学医生的优秀学子，而是为有权有势者的子女开辟一条捷径，让他们弯道超车，甩掉按常规方法辛苦求学的普通医学生。

通过肖飞妻子的举报信以及其他网络爆料，目前可以证实的是，董袭莹在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中日友好医院参加规范化培训期间，拒绝完成规培所必须要求的科室轮转，通过其邱姓导师（骨科专家、工程院院士）的干预，执意留在其情夫肖飞所在的胸外科，违反了规培规范。此后又在胸外科手术室中，莫名其妙地与巡回护士发生冲突，由此导致作为主刀医生的肖飞情绪失控，冲那名巡回护士大喊大叫，又赌气拉上董袭莹离开手术室，把已经麻醉的病人撂在手术台上长达40分钟。

规培期间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令人不由得怀疑，董袭莹能够考上协和医学院，背后可能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幕。这就让她的事情超越了一般的桃色新闻，而成为每一个反感学术界腐败的人都无法不关注的大事。

这几天，这个瓜越吃越大，连协和4＋4制录取的其他学生，也都成了网民深扒的对象。处于风口浪尖的协和医学院，也采取了一些紧急应对措施，比如从力推4＋4制的王辰院士的2023年毕业演讲中删除涉及董袭莹的部分，从知网上把董袭莹的毕业论文下线，等等。但这些在汹汹舆论面前，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可以预料，“五一”长假期间，这件事还会继续发酵；至于发酵到什么程度，神秘力量才会决定出手干涉，压制热度，不妨拭目以待。

在董袭莹的毕业论文下线之前，早就有好事者下载下来，再上传到网盘。这篇论文的致谢颇为简短，最后一句是：“这路遥马急的人间，你我平安喜乐就好。”这句抄自网络文艺金句的话，勾起了我的无限感慨。这时候，我觉得说什么都没必要了，只有漫画能表达我的心情。于是我就让ChatGPT-4o按着我提供的创意，画出了如下的漫画：

常言道，工具就是人体的延伸。大语言模型作为有用的工具，只要用得好，也应该成为你的延伸。我到今天，算是深切感受到，大语言模型真的可以弥补我不会绘画的短板，成为我公共表达的延伸。在这路遥马急的人间，我因此也真的感受到了一丝喜乐。

主管部门与相关医学院校有必要检讨其中可能存在的涉及教育公平、职业伦理与医疗安全的问题，进行必要的制度修补与完善工作，回应公众的疑问。4+4项目应该更加规范透明，或许可以由有更高公信力的第三方进行笔试，提高考试录取的公信力。

文｜王兢

责任编辑｜辛省志

近日，中日友好医院医生出轨事件连续几天热搜不退，即便在院方宣布处分决定后依然余波荡漾。公众更关心的议题，不是那点桃色绯闻，而是涉事医生的医德问题，以及更重要的教育公平、学术诚信等问题。

据媒体报道，涉事女规培医生董某莹的学历殊为“亮眼”。她本科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经济学专业，2019年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培养模式改革试点班”，即“4+4”试点班，2023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工作，再进入中日友好医院进行规培学习。

董某莹的这份履历，引起外界诸多质疑。中国的医学教育，通常是5年制本科，3年制硕士，3-5年博士。也有高校实行5+3本硕连读、8年本博。但无论哪种培养路径，都要求学生在本科阶段就学习医学。

而“4+4”试点，则是从非医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中选拔部分学生，通过4年医学教育，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官网显示，其“4+4临床医学试点班”始于2018年，起初生源限于国内几所顶尖高校，2019年起放宽至部分国外高校非医学毕业生。董某莹正是2019年通过这一项目进入协和医学院。

协和并不是国内第一家试点4+4医学教育的医学院，目的是“推动医学教育与多学科融合”“建设世界一流医学院”。这一做法也是参考了美国医学教育的做法。美国的医学院没有本科阶段教育，只从其他专业本科毕业生中招生，经过4年学习，获得“医学博士（Medicine Doctor）学位”。

国内的4+4医学教育，表面上学习了美国的做法，但录取难度不可同日而语。美国本科毕业生要考医学院，必须事先完成“医学先修课程”（pre-mad），通过号称“全美研究生入学最难最痛苦”的医学院入学考试（MCAT）。拿到MD学位后，还要经历一到三年的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阶段后，再通过美国医生执照考试（USMLS），才能最终成为医生。

而国内的4+4项目，虽然也要求在本科阶段生物学、化学、物理、数学等课程修够一定的学分，但是其招生中的笔试、面试等过程，都是由医学院校自行组织。另外，协和的招生简章显示，申请4+4项目需要2名医学相关学科的副教授以上人员的推荐信。不少网友认为，一个非医学专业的学生，如果没有深厚的人脉资源，要找两个医学专业的副教授写推荐信恐怕不容易，总不能挂个专家号让专家给写封推荐信吧？

说回到董某莹，她的经历还有很多疑点。比如，网传她被协和录取时是“内科学”专业，但学术论文数据库信息显示，博士论文内容与影像学相关。她还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了一篇有关膀胱癌临床指南的论文，名列其后的，是一众泌尿外科的医学大佬。

毕业后，董某莹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即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工作。内科、影像、外科间旋转自如，令人惊叹。这自然引起外界对董某莹学术水平与专业能力的质疑。而事件爆发之后，知网上已经搜不到董某莹的论文，这也进一步放大了外界的疑问：董某莹究竟真的是全能型人才还是“资源咖”？

如果说，真有本不具备学术水平与专业能力的人凭借“4+4”走捷径，那恐怕是对教育公平的践踏，也是对医生职业伦理的不尊重。而公众也担心，非医学专业的本科生，能否学好医学。协和医学院往年的4+4招生录取名单显示，有些学生本科学习的是外语、新媒体、经济学等专业，这些专业一般是不学习生物、物理、化学等课程的，他们的医学水平能和那些学习了8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同行一样吗？

4+4医学教育与传统的八年制教育到底孰优，或许还可以继续观察。但这一项目中潜在的教育公平问题已经成为公众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事实上，这些天已有人从协和公布的历年4+4项目录取人员名单中寻找“蛛丝马迹”，各种传言满天飞，这所中国最顶级医学院的声誉已经严重受损。

主管部门与相关医学院校有必要检讨其中可能存在的涉及教育公平、职业伦理与医疗安全的问题，进行必要的制度修补与完善工作，回应公众的疑问，还给患者一个放心的手术台，捍卫医学共同体尤其是广大医学生对公平正义的信念。4+4项目即使继续执行下去，也应该更加规范透明。

几天前，一位董小姐告诉我们：海归很危险。

现在，另一位董小姐又现身说法：海归，确实很危险。

但海归危险倒不是因为间谍问题，而是因为海归里的镀金婆罗门，让普通人再次见识到了另一片天空——正如当年的故宫大G，我们不需要惊掉下巴，甚至不需要大跌眼镜。

婆罗门的日常，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世界，感谢上一位董小姐——至少她建议不录用海归，客观上能给普通人让开一条路。

事情细节，看官们想必已经吃瓜吃很多了，在此不表。

我看到一位土木工程出身的学生说，看完董小姐的履历，他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心脏搭桥手术——毕竟都是搭桥。

对于普通人来说，当你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得到一个协和医院的手术机会，但你不知道手术室那位气质华贵的小姐姐，是哪路神仙。

有地位如此高贵的医学生给自己做手术，普通人还不得感恩戴德？

唯一的问题是，这位医学生只是在美国著名大学挂名的独立学院镀个金（而且是经济学），回国后靠着比正常标准短得多、简单得多的培养流程，就获得了拿手术刀的权利。

医学博士生正常培养流程应当是是“5+3+4”=12年，但董小姐学医第二年就拿起了协和医院的手术刀。

剩下唯一的问题就是，你敢不敢上这个手术台？

京城婆罗门最厉害的地方，不在于靠着父亲承接了协和的工程就能当上协和医生，而是在于——这地儿对人家来说也不过是换了个地方谈恋爱。

所以我说，普通人无法想象真正的婆罗门生活。

你以为的阶层金字塔尖，只是人家的生活边角料。

更何况，人家的医生男朋友还敢把病人晾在手术台40分钟。婆罗门的松弛感，不在于几十万一瓶的红酒，更不在于什么迈巴赫，而是在于工作与生活的自由切换。

普通人几辈子冒青烟才能挤进去的地方，只不过是人家散发松弛感的社交舞会。只不过，他们还需要穿着白大褂做做样子。

其实婆罗门一直存在，只不过县城婆罗门相比之下多了几分小地方的土味，而京城婆罗门处处都散发着骨子里的大气。

正如当年的大G，只是开车在故宫转一圈儿，随手发个朋友圈儿，潇洒只在不经意间，并不需要多么奢华。

不过，婆罗门也在进化。

在以前，商人后代还能嫁给权力场，但是我听说，现在的权力婆罗门已经越来越排斥富商。

官官联合，还是比官商联合要强。金钱只是权力的附属物，但权力本身可是金不换的稀缺物。

我提拔安置你的子女，你提拔安置我的子女，这种机制里面确实已经没有多少留给商人的空间。

同样地，留给好学生的空间也不多了。

以前我上学的时候，那是省重点，班里至少有一半人是本地的婆罗门子女，剩下的一半是自己考进来的。我是那个考进来的，但确实能感觉到没什么卵用，工作几年后返乡，当年那些婆罗门学生大部分都已经分布于体制内各个权力部门。

但那时候，留给普通人的通道还是比现在要多。

在这片土地，普通人能喝口汤的时代其实就已经是盛世。但现在，这个汤不是靠着小镇做题就能那么容易喝到了。

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专业部门的婆罗门化，肖医生、董小姐事件即是如此。

在以前，普通人靠努力想要染指权力部门固然很难，但好歹能通过专业水平，抵达人生的天花板。所以医疗领域这类需要脑子的地方，是普通人能和婆罗门共舞的唯一渠道。

但现在，高级医院的医学生培养本身也已经婆罗门化，甚至可以说，他们设定的培养机制，就是为婆罗门量身定做的，是一种“萝卜机制”。

董小姐，她不是一个人。

普通人以为的上升通道，其实已经在蜕化为婆罗门的“包装流水线”。

这中间唯一需要担忧的，恐怕就是那些手术台上的病人。

从县城婆罗门到京城婆罗门，从董小姐到董小姐，普通人应当逐渐建立一种觉悟：停止想象。

当你停止想象，这一切就未曾发生。

（全文完）

今天（4月29日），“知网已搜不到董袭莹论文”话题冲上热搜第一。男医生肖飞被妻子实名举报“脚踩6只船”的医圈大瓜，炸向医疗教育界，火速把一个医学教育关键词——“4+4”也顶上了热搜。

桃色新闻扒出速成医女

肖飞妻子的实名举报信提到，肖飞婚内出轨的规培住院医师董袭莹，本该去脊柱外科轮转，为了维持不正当关系，肖飞去和骨科教学秘书麻昊宁打招呼，希望董袭莹继续留在胸外科工作一个月。被麻昊宁拒绝，肖飞和麻大夫就此事展开争吵。

更令人震惊的是，肖飞在手术中，抛下麻醉患者长达40分钟，去哄董袭莹。

这匪夷所思的操作曝光后，董袭莹的学历、家庭背景及“协和医学院4+4”培养模式引发热议。

从实名举报信、网友检索公开信息梳理看，董袭莹的经历相当“魔幻”。

她本科在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女子学院读经济学，2019年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4+4临床医学试点班”项目。

然而，她哥大毕业的经历，遭到了网友的质疑。

据网友爆料，董袭莹实际毕业的院校并非哥伦比亚大学，而是与其仅一墙之隔的巴纳德学院。巴纳德学院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所独立学院，毕业生的毕业证书上会盖有哥大与巴纳德学院的公章。

有网友将巴纳德学院与国内的独立学院相类比，认为其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关系，类似于国内的东南大学成贤学院与东南大学的关系，与哥大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联系。巴纳德学院是否符合“世界前20文理学院”的标准，令人存疑。

更令人质疑的是，巴纳德学院的入学途径似乎存在“捷径”。有网友指出，从当地社区学校入学的学生，基本都会被巴纳德学院录取。据传董袭莹就是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巴纳德学院的。

据新华社报道，2021年11月5日，在北京市第六医院的医联体胸外科病房手术室，北京协和医学院实习医生董袭莹在团队协作中，开展荧光腔镜精准肺段手术。

医学博士生的正常学制，是“5+3+4”，即5年医学本科、3年医学硕士、4年医学博士。

但经济学的董袭莹，在学医的第2年，就去做手术了。

此外，网友截图称媒体曾报道，王辰院士、校长寄语北京协和医学院2023届毕业生，点名表扬“4+4”的董袭莹，但目前这句话已不见。

协和“4+4”除了经济学，还有园艺和外语

纵观董袭莹的学术历程，她本科学经济学，4+4指导老师是骨科院士，学位是内科，工作定在泌尿外科，规培是在胸外科，毕业论文选题是妇科影像学。

毕业后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工作，后又进入中日友好医院进行规培学习，连国家规定的医学专业毕业生必须参加不少于3年的规培，她居然只需1年。

媒体追问，如此速培的医学博士，董袭莹到底是医学天才还是资源咖？大家需要一个答案。

更多网友涌入北京协和医院评论区，吐槽“朝圣一样去求医”，谁知道遇到的医生是不是“4+4”，强烈要求公示“4+4”名单。

那么，何为“4＋4”？

据北京协和医院官微，“4＋4”临床医学教育模式始于上世纪初的北美，是从各大学多专业本科生有志学医者中，择其优秀者，完成本科教育后进入医学院学习临床医学，毕业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含本科教育4年，医学院教育4年，故名“4＋4”学制。

据中国经营报，近期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显示，在北京协和医学院2019级—2024级试点班的172名学生中，本科背景为理学的占到87.8%，且生物类专业的为68.6%。此外，还有工学、经济学、农学、文学专业毕业生，专业涵盖了经济学、经济数学、园艺、植物科学与技术、西班牙语。

★多所高校开设“4+4”、协和医班、协和药班

今年3月，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在接受采访时说，协和医学院自2018年开始实行“4+4”医学教育模式，后来又与北航、北理、中国科大、北师大等探索开设了“协和医班”及“协和药班”，分别致力于为中国培养复合型“大医生”和医学、药学领军人才。

此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官方公众号显示，学校于2002年起，连续23年每年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选拔招收优秀本科毕业生，攻读临床医学专业博士学位。

浙江大学医学院从2005年开始的“巴德年医学班”，是4年非医学本科专业+4年医学博士的培养模式，不过该项目为“八年一贯”制，招生对象为高考生以及该校本科新生的再选拔。

北京协和医学院3月19日发布“4+4”医学试点班招生简章，其中，2026级招生计划45名，招生大学包括清华、北大等37所高校。

来源 | 大象新闻 曹亚勤 （综合极目新闻 中国经营报 新华社 北京协和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新闻中心 网友评论 ）

谨以此片向《四月之声》致敬。本项目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2025年4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2025.3.28—2025.4.28）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月度视频——《四月之声（2025）》。

在内容上，该片揭示了当局的言论审查、权利打压，也记录了民间疾苦、民众呐喊与抗争；在形式上，该片模仿了2022年4月22日发布、随即风行全网并遭到审查的抗议上海封城的短片《四月之声》。

我们谨以此片向这部匿名作品致敬。本项目也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同时，在中国数字空间更新有该作品的彩色版本。相关链接：https://youtu.be/4PH4LJlWx8g

致谢：感谢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YesterdayBigcat 对中国相关事件素材的收集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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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和格十三老师撞题了，她真的，我哭死。昨天半夜没写完，大家凑合看吧。

两位董小姐，一个董明珠，一个董袭莹。

一个是最近离奇“间谍论”的高管，一个是最近医院八卦新闻的主角之一。完全不搭噶的两个人，但假如连起来看，就会觉得分外耐人寻味。其交汇点是一个词：海归。

董明珠反海归，董袭莹就是海归。

董明珠竭力向底层拱火，说海归是外人，是别有用心的人；而董袭莹在医学界的一路开挂则说明，有一些海归恰恰是“自己人”、“天龙人”。

只有吃瓜群众被耍得团团乱转，找不着北：

你们到底是回来窃取机密的，还是来继承家产的？

到底你们是外人，还是我们是外人？

二

这里面有一种很强的矛盾感和撕裂感。

董明珠说绝不招留学生，因为海归里有“间谍”。这番言论，在下沉的舆论场里一度引发大片叫好，点燃了许多人心中抵制留子、防火防盗的热情。

仿佛完全忘了她提携的王自如是海外高层次人才“孔雀计划”获奖者。

如果只看下沉用户的叫好，你会以为社会已保守到墙角，海外学生已无容身之地。

然而，在普通人看不到的地方，还有董袭莹。

家族背景深厚的她，从海外经济学本科迅速成为知名医院“风云人物”，一众大佬刷脸护航，履历中种种弯道超车，三年规陪都减到只需一年。唯一失手是怀了肖飞这大坑货的娃。

而她的通关券之一，恰恰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的留学身份。

两个董小姐的事放一起，会形成一种撕裂。它会让人觉得非常怪异和不适，有一种逻辑脱榫、不能自洽的怪异。

好比说，桃花岛号召抵制外来学生，你非常认同，天天走访普查，结果回头一看，人家女婿耶律齐当了丐帮帮主了。

郭大小姐告诉你，抵制外来学生，主要是指杨过。耶律齐大爷那么优秀，必须重用嘛。

你是不是就会有点混乱？

三

也是琢磨了好一阵，才明白了这里面的逻辑。

董明珠的事和董袭莹的事，一个发生在言论的前台，一个发生在利益分配的后台；一个是故意给人看给人听的，一个是普通人看不见听不见的。

前台是刻意迎合，后台是默默输送；前台是意识上的日趋保守，后台是利益上的不断固化。

说白了，“海归”这玩意不过就好比一张牌，花色不变，但它的含义是可以变换的。

它可以是董明珠们手中的一块红布，也可以是董袭莹们手中的一张内部通行证。

它可以暗戳戳地指外人，也可以不动声色地标识自己人。当需要你亢奋喝彩、要引起你对外的反感和戒惧时，它是一张牌；当它要成为阶层繁殖、利益输送的默契和借口时，它就是另一张牌。

类似扑克里的2，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全看玩斗地主还是炸金花。

当你在前面恨完了，董小姐在后面吃完了，最后留下来供大众针对、宣泄的，是更多小杨过这样没有资源、压根无法复制董袭莹路线的无辜留子。 

四

有人说，董明珠一类高管抛出“间谍论”，只是因为他们个人观念保守，就当个笑话看就完了。

这话也对也不对。

诚然，很多一些类似的管理人士，因为教育背景、工作性质、长期惯性等原因，他们确实是非常保守的，甚至是迂腐的，对世界的理解非常刻板。

但那并不是完全的真相。真相是，在管理对象面前，他们可以是极度保守的；但在利益面前，他们就可以是极度开放开通的。

压根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没有那么多食古不化的老脑筋。土和洋都不是问题，茅台和爱马仕都不是问题，学外语不是问题，孩子上哈佛上耶鲁都不嫌弃。

岳不群那么保守，口口声声“以气驭剑”，严禁学旁门左道，结果你看在《辟邪剑谱》面前他保守不保守？零件说嘎就嘎，激进得很。

这些人“反海归”的实质，就是把你的流量和上升空间一起拿走。董大姐拿走流量，董小姐拿走上升空间。

你则得到满满的自豪。

然后躺上手术台，麻醉完，肖飞大夫出去了，哄董小姐去了，你的人生闭环。

当下的电影市场，正处于最为割裂的时期。

《哪吒2》的150亿+表现惊动了全世界，另一边当下的市场大盘却处于最为冰冷的时期，这种极致的割裂也是从未有过的。尤其是后春节档时期，相继经历了清明档倒退55%，工作日连续下探1000万+的绝境，更可怕的是接下来的五一档丝毫没有回暖的迹象。整个4月份的电影市场，已经处在了历史的低位。

市场倒退达13年

遥想2023年的电影市场，犀牛娱乐最常用的论点便是市场退回到了7年前，去年显得更加严峻，常用的词汇便是市场倒退10年。此刻，内地电影市场再度下探，截至目前4月份累计票房刚刚突破11亿大关，预计将以近12亿体量收官，这意味着，中国电影市场，单月体量已经倒退了13年之多，回到2012年水准。

市场如此幅度的下沉，影院彻底被抛弃的现象，放眼过去十几年都是较为罕见的。纵观全年电影市场来看，4月、9月、11月历来都是年度的一个低谷时期，可即便如此，2025年4月份来到11亿+票房，显然是极为不正常的数据，已经不能简单用腰斩、膝斩来形容，属于一个超跌的状态。

去掉口罩时期的市场表现外，最近一次单月不足11亿体量要追溯到2012年11月，单月11亿基本属于2012年左右的水准。从列表可以清晰的看出，今年4月份表现已经比2012年4月还要低，比巅峰期的2017年有着明显的差距，较巅峰期下滑多达74%之多。

一个月票房11亿+，单日平均3000多万，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要知道2012年全国只有3200多家影院，如今早已来到了1.1万+的影院数量，两者的效率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影院数量翻了接近4倍，票价亦是大幅的提升，但最终票房依然不如13年前，这肯定出现了问题。

另外，今年4月份的冰冷，也是出现了各种见证历史的时刻，拿今年4月2日的票房来看，单日票房仅为1200多万，同样属于13年前的表现，也是今年单日票房最低的一天。更可怕的是，单日总场次34.2万，但总出票竟然仅有34.7万，这意味全国所有的影城，一个影厅平均只有一个人，意味着“全国人均包场”，也相当于大部分场次是没有人的。

一个人一个厅，如此恐怖的效率，意味着对于绝大部分影城来说，关门都要好过营业，处于一个严重的亏损模式。在《哪吒2》带来的强大赚钱效应之后，影城可能将面临长达几个月的亏损。此刻的电影市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寒冷，“人均包场”注定将载入史册。

继续拆解今年4月份市场，可以发现更加严峻的问题。哪怕数字如此寒冷，但单月票房冠军依然由《哪吒2》所霸占，要知道《哪吒2》是一部已经上映3个月的电影了，依然还得靠着它最后一丝热度来支撑着电影大盘，对于新片来说，这才是更加尴尬的。

当冯小刚新片《向阳花》顺利突破2亿大关之后，导演发朋友圈表示，《向阳花》成为了春节档之后首部票房突破2亿的电影，也是首部未亏损的电影，背后充满了无奈和唏嘘。偌大的内地电影市场，竟然连续2个月几乎没有市场的输出，身处原地踏步的节奏当中。

市场倒退13年、全国人均包场都是严重不正常的。在4月期间，其中4月18日，国家电影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北京启动“中国电影消费年”，“预计投入不少于10亿元观影优惠补贴，围绕重点档期支持电影消费季”。可当下面临的绝境，岂是10亿观影补贴能够解决的。

如今的内地市场只有三个档期

当下的整个电影行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冷档期，越是没有片子，于是市场也就越冷，于是越是没有片子，如此反复循环之后，当下的内地电影市场，仅剩下三个真正意义的档期了，即春节档、暑期档以及国庆档。全年分为了三个档期以及其他档期。

正如前面提到的恶性循环，当档期无人问津之后，三个档期受到的追捧只会越来越强，最终总体票房占比也越来越高，即强者愈强。而所谓的小档期将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清明档的惨败算是预期之内，更可怕的是，哪怕五天长假的五一档，都已经被边缘化，沦为了三大档期之外的“其他档期”了。

从今年五一档的片单就能看出，如今连五一档都被嫌弃了，处在了鄙视链的末端了，上不了饭桌了，毕竟真正的种子项目根本就不会考虑，其背后正是恶性循环所导致。就真正的好项目、大项目来说，三大档期成为了仅有的选择，也是盈利的保障。

行业也完全根据档期的梯队，对项目进行三六九等的排布，哪些能够上春节档、哪些上暑期档、国庆档，哪些上其他档期，哪些上普通周末，这是一套完整的链条，项目都被明码标价，根本没办法完成阶级跨越，只能处在自己的层级，这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枷锁。

这种逐步稳固的阶级，其实是今年4月份电影市场不佳的幕后真正原因，换言之，清明档只能匹配这种级别的项目，因为优质项目不愿来，更小的项目进不来，进而导致了清明档低迷的表现。即将到来的五一档，这些项目基本属于中等体量级别，以它们的量级难以进驻春节档，甚至暑期档，最终获得了与之匹配的五一档。

久而久之，档期将形成阶级固化，这不利于档期的概念，优质的大片完全可以来到三大档期以外的节点，具备品质的黑马自然也能挑战三大档期，可游戏规则已经制定，接下来完成阶级挑战和跨越的机会只能越来越少。或许接下来，4月份倒退13年的现象还将持续发生。

在「高墙」之下。

如今家庭的功能和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把家庭的存续视为全部的任务，而是越来越重视婚姻和生育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了。

2025年4月25日，民政部官方网站公布的《2025年第一季度民政统计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办理结婚登记的对数为181万，比去年同期有所减少；而离婚登记则达到了63万对，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与2024年第一季度的196.9万对结婚登记和57.3万对离婚登记相比，今年一季度的结婚登记减少了15.9万对，离婚登记则增加了5.7万对。

登记结婚数据逐渐走低，各级政府的催生（婚）政策越发密集。由多个层级的政府分散地决定出台的促进生育政策，人们通常将它们统称为催生政策。

继这些催生政策之后，各地的催婚政策也在不断出台。年轻人在想什么呢？为什么许多人仍不买账呢？

从“催生”走到“催婚”是必然的

在一定程度上，催婚政策可以看作催生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从催生到催婚，是很自然的一个发展，因为在中国，通常情况下，结婚组成家庭是生育子女的前提。既然开始催生了，也就很难避免再向前走到催婚这一步。

更直接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目前的催生政策，大部分都着眼于催生“二孩”或“三孩”（见表1），但是实际上，有不少结婚的夫妇，“一孩”也不愿意生，对于这些人，出台催生政策也不大可能生二孩、三孩。

另一方面，国家卫健委的资料显示，自先后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全面两孩政策、三孩政策以来，我国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占比已经提升到了55％以上。

因此要想催生出更多的孩子，首先要稳住一孩生育这个“基本盘”，即先得保证一孩家庭的数量有所增长或不下降，而一孩家庭数量的增长的前提是有更多人愿意结婚组建家庭。

在这个意义上，从催生走到催婚，或许是一种必然。

表1：2021年以来若干地方政府出台的催生政策 

注一：本表只是一个不完全统计，而且各地出台的催生政策并不仅限于现金形式发放的生育奖励和育儿补贴，一般都还会在孕期服务、产假、孩子入托入学优待、妇女就业保障等方面规定相应的优惠政策，有的还附带了购房补贴政策。

注二：按月或按年发放育儿补贴的，除了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补贴到孩子六周岁之外，均只补贴到三周岁。

目前，已经出台催婚政策的地方政府相对来说还比较少（有些是作为催生政策组合的一项政策形式出现的），下面列出了其中的一部分（见表2）。

表2：若干地方政府出台的催婚政策

除了以经济激励的手法催婚之外，在法律上和思想文化上其实也在助力催婚。例如，2024年8月份公布的《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八条提出，“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书面材料：（一）本人的居民身份证；（二）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这就取消了以往结婚登记需要出具户口本的规定，实际上可能会起到鼓励想结婚的人违背户主意愿（或至少无需取得户主同意）结婚的作用。

又如，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文件，强调要积极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大力倡导积极的婚恋观、生育观，并将相关内容融入到中小学、本专科教育中去。

在一定程度上，这基本上就是在说“催婚和催生要从娃娃抓起”了。

“催婚”“催生”思路的背后

地方政府的催生和催婚政策，呈现出了各自为政、碎片化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从政策思路来说，可能仍没有超出就问题解决问题的层面。

不少专家言必称“人口危机”，强调必须扭转少子化、老龄化加剧的局面，认为鼓励生育长期内事关国家繁荣和中华文明传承，短期内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增长、稳就业。但需要承认的是，当代中国人的生育观念，毕竟在总体上已经转向了少生和优生，而且个人对自我的未来发展的考虑，业已成为制约婚姻和生育的首要因素（这方面尤其突出的是女性的观念的转变）。

其他影响因素，包括机会成本高、经济负担重、照料子女困难大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附着在这个因素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

不要忘记，观念决定行动，如今家庭的功能和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把家庭的存续视为全部的任务，而越来越重视婚姻和生育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了。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催婚催生从某个角度来看也许确实是一种有益的投资，长期可能会带来可观回报，并且在短期内就可能见效，但是这仍然只是把“人口”视为一种可以控制和调配的资源。

只要承认结婚和生育是个人决策，不应该受任何力量的强制，那么不把个人的价值实现需要考虑在内的催生和催婚政策，就可能流于就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无法具备从整体战略出发解决问题时的政策一致性。

这一点不妨从更原始的家庭形态出发来说明。在这种传统的家庭关系中，丈夫在外面工作并获得收入，妻子则抚育孩子、照顾老人、料理家务。许多经济学家都正确地阐明了，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他们付出的劳动都是生产性的。

但是关键在于，丈夫由于从外部获得了货币收入，他的劳动实现了显性的价值，而妻子的劳动的价值却无法显性地得到确认。这种差异会带来很大的冲突。古代社会的男女不平等其实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当然不是一个值得赞颂的方法）。

在现代社会中，男女平等了，当夫妻都参加了工作并获得收入时，这个问题有所缓解，但是仍然继续存在，因为家庭内部肯定还有很多无法实现其显性价值的“生产活动”。也正因为如此，爱情、亲情，以及家庭生活中各种有爱的场景，对于个人的价值实现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或者说，它们补偿了无法通过市场来实现的价值。

现在许多碎片化的催生和催婚政策，由于通常是从地方发展经济的需要这个角度进行合理性论证的，恰恰会将个人的婚姻和生育决策带入完全以货币数量进行片面市场化计算的情境，从而可能会起到反效果。

也就是说，许多地方政府出台催生政策的动机是拉动经济（特别是房地产），而制定催婚政策的目的则是因为催生政策似乎不怎么见效。这是一种“就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不是“根据整体战略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思路。

欧洲、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历史经验，还有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研究，都已经告诉我们——在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中，少子化、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出现了拐点之后，中国人口下降速度似乎比韩国、日本等国出现拐点后要快，有不少人认为直接原因是中国的结婚率下降得更快，而这又可以作为出台催婚政策的一个理由。

那么近年来中国的结婚率为什么会下降得更快？问题可能出在政策不一致性上面。

政策矛盾：离婚越来越难

从人口统计数据来看，近几年中国的结婚适龄人群其实并不小，但是结婚率却快速下行。

尽管2010年后新出生人口中男女比例失调严重，但就数据而言，20-34岁的结婚适龄人群中男性人数与女性人数相差并不太大，而且由于男性的法定结婚年龄比女性晚两年，这个差距就更小了。只不过由于男性的内部存在竞争或挤出效应，即很多大龄男性会与少龄妇女婚配（例如，成功中年男人迎娶年小妻子），结婚适龄男女人数的实际差距要比数据显示得大得多。

即便如此，相比于庞大的结婚适龄人口，现在的结婚率也显得低了一些。如表3所示，民政部相关数据显示，自2013年达到最高点以来，结婚率一路下行。2023年有所反弹（原因是前几年新冠疫情期间“被耽误”的新人集中登记结婚），但也只是昙花一现，2024年前三季度出现了更加猛烈的下跌。

表3：2013年以来历年结婚率

作为对表３中的数据的补充，再来看一下离婚对数。根据民政部的数据，‌离婚对数在2019年达到最高峰的470.1万对之后，也呈现下降趋势：2020年为433.9万对，2021年为283.93万对，‌2022为287.9万对，2023年为259.3万对，2024年前三季度为196.7万对。

离婚率从2021年开始迅速下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离婚冷静期”制度从2021年1月1日开始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的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离婚冷静期制度，在维护婚姻的稳定和下一代的权益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也与国际惯例相符，但是在执行中似乎有所走偏了，实际上导致了离婚难度大幅增大的结果。

事实上，离婚难度的增大，对结婚是有劝退作用的。“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句话出自钱钟书的代表作《围城》，虽然是小说家言，但是却得到了经济学家的理论证明。

豪尔特（Hauert）等人在《科学》上发表的论文中证明：参与人可以自由选择退出，是合作得以出现和维持的一个条件。婚姻无疑是一项合作事业，如果没有退出“围城”的自由，必定会削弱人们进入“围城”的动力。

或者至少可以说，如果离婚变得更加困难了，那么人们在考虑要不要结婚时会变得更加谨慎，同时即便结婚了，在考虑要不要孩子时也可能会变得更加谨慎。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大体上可以认为结婚是个人通过与他人匹配实现合作的决策（而生育则是个人之间合作进行人生最重要的投资之一的决策）。

如果觉得结婚和生育无法帮助实现个人的价值，同时又觉得离婚很难，那么即便有了各种催生、催婚政策，也存在导致均衡结果的风险，即本来可以匹配成功的双方未能实现匹配，因为一方觉得结婚生子就是对自己的惩罚，而另一方则庆幸不结婚似乎也过得下去。

毫无疑问，各地出台的催生、催婚政策，在边际上（即对那些本来已经打算结婚生子，但是有点犹豫的人来说）会有相当不错的效果，但是由于碎片化，再加上存在政策不一致性，也有可能效果不佳，甚至适得其反。

明明举报诗词大会决赛问题，得到的回复却是工程欠款问题。近日，宁夏银川市市长信箱一条张冠李戴的回复，引发了不少关注。4月27日，银川市电子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回复记者称，此事系工作人员失误所致，现已被内部处理，12345平台也已向举报人电话致歉。

4月27日晚，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经查，“市长信箱”工作人员在办理过程中出现工作错误，将积极整改。同时，督促经办单位主动与诉求人沟通，并诚恳致歉，现已依规对相关责任人问责处理。

27日，就此事接连写了两篇评论，但依然有未尽之意想表达。

有人说，别上纲上线，不就是工作人员的失误吗？

确实，有关方面说了，“复制粘贴错了，出现了张冠李戴”。

从技术上说，复制粘贴犯错，可能性是存在的。工作人员也是人不是神。

但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复制粘贴”可能就是一些地方市长信箱的核心工作了。人们责怪的哪里只是员工的工作不细致呢？

就算复制粘贴不犯错，结果又能怎样？

不妨看看这一段：对于举报人举报“诗词大会决赛不公平”，4月27日，西夏区文联工作人员回应媒体记者称，接到相关举报后，对诗词大赛进行了复盘，最终认为评委打分客观，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不存在不公平的情况。这一回复可谓“极简”，而举报人所反映的却是一个沉重的、复杂的话题。而关键是，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情况通报，也没有一个字提到举报的问题。

换句话说，这事在本质上就到此为止了。最大的问题，已经变为就技术性错误进行“道歉”。

我相信这不是举报人希望看到的。

举报的问题是否存在，旁人无可断定。但文联方面作为可能的被监督对象，仅以一小段回复就按下“结束键”，还是太耐人寻味了。

这事难道不值得更高层级进行详细的调查？

多年来，个别地方的市长信箱以“无厘头回复”引发网友吐槽。例如“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你有意见到创建办来面谈”、群众反映的是税务领域的问题，市长信箱却建议投诉者与某超市联系。这类回复，堵塞了群众反映问题的通道、耽搁了问题的解决，对群众的情感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伤害。

有人批评市长信箱成为摆设，这个话不客观。市长信箱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

但是，有时投诉确实无果。在常态下，市长信箱能不能担起更大责任，为群众撑腰，却是一个现实考题。

当市长信箱已读乱回，老百姓还能靠谁？

现实中，投诉了，但没啥大用。这是不少人的困惑所在。

市长信箱已读乱回，受到这么大的关注，说明市长信箱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也说明，现实中，群众的诉苦、解忧渠道还不是很多。

政务服务，很辛苦，很不易，但是面对群众的冷暖，只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谁也不能强求市长信箱由市长本人亲自抓，但至少，“市长信箱”不能变为一种机械的、例行公事的工作机制吧？

最近四个月呼吁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问题，一共写了十多篇文章，做了十期视频，一个深切感受就是：有很多所有人都该知道的常识不为人所知。

所以尽可能简略地写了5条：这里面有最基础的，比如多数省份农民一个月基础养老金不到200元（很多人城里人并不知道），也有99.99%的人都不知道的，比如财政对于不同群体的补贴情况。

如果大多数人都知道了这些常识，我相信“要不要大幅度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哪有这个钱”等问题都不会再有争议了。请大家帮忙转发传播。

01 收入情况

体制内平均退休金6000多元/月

企业职工平均退休金3000多元/月

城乡居民（农民为主）养老金平均200多元/月月收入比为：30:15:1

02 财政补贴

2023年国家针对不同群体的财政补贴：

体制内0.22亿人补贴8056亿，人均3051元/月企业职工1.2亿人补贴7620亿，人均529元/月城乡居民（农民）1.73亿人补贴3681亿，人均 177元/月

补贴比例为：17:3:1

03 增长情况

从2009年到2023年，体制内月退休金从2000多元增加到6000多元，增长了4000元左右，每年增长285元左右企业职工月退休金从1000多元增加到3000多元，增长了2000元左右，每年增长140元左右城乡居民（农民）月基础养老金从55元增加到了223元，增长了168元，每年增长12元（超过一半省份低于150元，每年增长6元左右）

04 缴存比例

养老保险占工资比例为单位16%+个人8%，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美国加拿大韩国的两倍体制内另有职业年金，单位8%+个人4%， 加上基本养老保险24%，合计36%， 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均由纳税人承担

05 替代率

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的比率：体制内替代率超过80%，远超世界平均水平， 超过北欧高福利国家

企业职工替代率40%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乡居民（农民）替代率10%左右（基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城镇居民43%），不足以解决温饱问题

主要资料来源：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历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财政部网站：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
3.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网站：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实践、路径偏差与制度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评估报告 资料整理：®彭远文详见微信公号“往事和随想”

据媒体报道，近日江苏宿迁众多餐馆在当地餐饮协会的倡议下“自发”悬挂横幅支持京东外卖。

商家自发悬挂的横幅落款是“宿迁市烹饪餐饮行业协会”

不止是商家，外卖骑手也在当地的组织下“自发”组成红色军团，在街头集结出动。

大军在握，一呼万应，是多少中国男人此生最高的理想，真是做梦都要笑醒。

不止是商家，也不止是红衣军团，东哥还赢得了全体宿迁人民的支持。宿迁官媒发布的当地网友的宣言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宿迁人民必须支持东哥！

官媒评论区也特别有代表性，热评第一是“一个人改变一座城”。很显然，这个人指的并不是宿迁市委书记盛蕾。

还有更有意思的互动，天津一家炸酱面馆的老板举着大幅海报支持京东外卖。

海报上写着：大丈夫当如是也！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句典故的出处是《史记》，是刘邦当年起兵抗秦之前讲的。

作为回应，东哥在朋友圈感谢这位兄弟支持，并承诺为他的店免除佣金一年。

该说不说，东哥这是真的受用啊。大伙儿叫一声东哥，他是真敢答应。

就我这段时间的个人观察，分享一些浅见。

京东做外卖的打法，和以往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都不同，甚至和改革开放以来任何一家商业公司的做法都不同。这是一套中国人都非常熟悉，但从未见过一整套商业实践的方法论。

京东做外卖，选择了一条“非商业”的道路，运用了很多被近代历史所验证过有效的斗争方法，取得了超乎想象的社会效果。

第一是走群众路线

一般的公司想要进军已经成熟的外卖市场，都能想到用补贴的方法来发展商家和吸引用户，这是商业的打法。但京东不一样，他们在商业补贴的基础上还运用了发动群众的方法。

东哥一边“亲自”送外卖，和骑手兄弟们同甘共苦，一边又请骑手们吃饭，站起身给骑手敬酒，还有和小餐馆老板隔空互动免佣金……如果只看第一层，这叫老板亲自下场造热搜博流量，如果看到第二层，这叫走好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

举起东哥的巨幅肖像海报，喊话东哥“大丈夫当如是也”，有机会获得免佣金一年和泼天流量曝光，换你是餐厅老板你要不要跟进？

穿黄衣和蓝衣跑外卖，一辈子接触最大的“官”就是骑手服务站的站长，还天天被保安刁难，而红袍加身却有机会和千亿富豪同桌对饮，获得前所未有的尊重，换你是骑手心动不心动？

看起来都是几件小事，这就对了，真正发动群众的路线就是要做这些具体而微的小事，群众基础厚不厚，实不实，靠的就是这种一杆子扎到底的精神，这样才能打开局面。

第二是发扬斗争精神

京东做外卖，在普通人看来就是去抢小黄和小蓝的市场份额，是一场商业竞争，但你去仔细分析他们的宣传策略就会发现，这哪是商业竞争，分明是路线斗争啊。

你们漠视骑手权益，不给骑手买五险一金，我不一样，我拿骑手当兄弟，不仅起身敬酒，还全额买五险一金（限全职骑手，限一定时间内）。你们都是XX派，只有我是人民的外卖。

你们压榨商家，从小餐馆抽取高额佣金，我不一样，我拿餐饮老板当兄弟，不仅现在免佣金（限时，限地区），将来也绝不允许净利润超过5%。你们都是XX派，只有我是人民的外卖。

你们唯利是图，放任没有实体店的幽灵外卖坑害消费者，我拿广大用户当家人，不仅拒绝幽灵外卖，还给自己家人朋友点自家外卖。你们都是XX派，只有我是人民的外卖。

这一连串的打法，看似东西榔头西一棒子，其实背后都是一脉相承的路线斗争战略，精髓就是通过顶级富豪的个人信誉背书，划清正义与邪恶的分界线，把竞争对手和用户的关系解读成对立的敌我关系。

第三是树立精神领袖

在自媒体时代，很多企业都在打造创始人的个人IP，既能节省代言费扩大品牌影响力，又能培养用户的忠诚度。

打造创始人个人形象的通常做法是告诉用户，你看我们创始人主导做设计的产品多美，性价比多高，你看我们老板时尚品味多高，你看我们老板又爬了座雪山，又捐了一大笔钱……这都是普通玩法，常规打法。

但人家不一样，人家境界层次都高出很多，这一轮做外卖，人家打造的是“为骑手谋福利，为商家谋生路，为百姓谋安全”的形象，是“大丈夫当如是也”的盖世豪杰形象。

这是超出产品和服务之外的，专注于打造企业家“精神魅力”的形象。

这影响力，早已穿透千行百业。

甚至在短视频平台，一刷一大把都是卡车司机、网约车师傅对“东哥”隔空喊话的视频，亲切呼唤“东哥”下场整顿货运、整顿网约车。

从“大强子”到“东哥”，称呼的变化，是质的飞跃。

第四是建立根据地

在国内搞商业，总会有核心的护城河，或者说根据地。

一般来说，一个品牌的核心用户群可能会有年龄共性、性别共性、收入阶层共性，或者兴趣爱好与价值观的共性，这都是常规的用户运营思路。

但从这阵子的动静来看，东哥不仅是靠“商家0佣金”“百亿补贴”搞出了线上根据地，还在线下有了群众基础深厚的实体根据地——江苏宿迁。

根据地，是以地域或亲缘关系身份认同为凝聚力的，是一呼万应，坚不可摧，不离不弃的依靠。当年项羽兵败垓下，随从人员都认为不用灰心，只要渡过乌江，回到西楚根据地，楚霸王完全有机会东山再起。项羽的根据地，也是如今的江苏宿迁。

咱们回过头再看一遍这些商家挂出的横幅，就能明白根据地对于东哥来说意味着什么。

商业根据地，和实体根据地，从线上走入到线下，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这么分析下来我们就会发现，东哥进军外卖的这一轮打法那真的是技高不止一筹。他所运用的这些方法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过有效，绝对是干成事，干大事的思路。

那，是东哥的战略眼光比其他企业家更好，是东哥比其他老板读书更多吗？这倒也未必……

其实，连你我都能看出来的这么明显的思路，在历史和政治课本上白纸黑字写出来的思路，肯定算不上神秘。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路线斗争、树立精神领袖、建立根据地……其他企业家没有用这些方法，并不是因为不会，而是因为他们不敢。

叫一声张总王总，哪怕是霸总，大家也都敢答应，这么多人齐声喊东哥，可不是谁都敢答应的。

早上十点左右，六个帽子弟兄（我不叫叔叔，因为都比我小），来我公司，明确说明为某东一事而来。

我要求开传唤证。

开来了。

涉嫌寻事滋事，然后我被传唤。

帽子兄弟，让我录笔录，全部是关于文章中的具体细节，几年前的文章都涉及到了，我一一解释，我的观点是什么。

其实从11点到到晚上九点，真正问我的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

余下的时间，我被要求穿上黄色背心，呆在一个铁栅栏的房间里，房间里有二十多人，有嫖娼的，有赌博的。

中午晚上都给饭，但我吃不下，看一眼就不想吃。

我曾拒绝穿黄色背心，但拗不过。

然后是验尿，生物信息录入，包括十个指头的指纹，面象，以及声纹，我读了一段很长的文章 ，以录入声纹。

坐在铁栅栏的房间里，有七八个小时。

我要么睡觉，要么发呆。

九点多一点，办案的帽子兄弟（很小，估计二十多），带我出去。

然后我要求与告我的人见面，无果。

另一位成熟一点的兄弟，和我说了很多，说了观点，劝了不少。

我当时不接受，但事后接受了。

他说，按你这种写法，我要是老板，也会要求底下人帮我搞定这个人。

他说，都是平民老百姓，好好做生意赚钱就行了，不要参与这种事。

我当时说，不行，我另起一个号，不影响公司，纯个人，我对怼到底。

回来看着家人，我放弃了。

我也就是个普通人，也有家，也有孩子，也有自己的业务。

如果继续扛，那帽子兄弟说的很明白，我们会常见面的。

因此，我决定认怂，将所有文章删除。（已操作）

我不是什么自由市场的勇士，如果影响到我的生活和工作，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

我接受这位小我三岁的帽子兄弟的建议，将过往的文章全部删除，并以后不怼某东某强了。

我认怂。

我有家，有孩子，有生意，不想扯入这种无休止的争斗中。

说实话，蹲在里面挺屈辱的。

我最后走的时候，我想要一个结论，帽子兄弟说没有，以后还会找我的。我明白他的意思了。

我的确太狂了，我有时都不在意号有没有，号没了就没了，我都没了这么多号，但是，我肯定承受不了隔三差五去报道。

我有我坚持的理念，那就是渴望改革开放持续，渴望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好，我反对民粹对优秀企业的侮辱，因为我认为，这种观念持续，将破坏营商环境，让我们这一代来之不易的生活毁掉。

但是，正如帽子兄弟所说，你能改变什么？你一个人能做到什么？

是的，我做不到什么。

并且，法律上永远有足够的空间，给予你想象不到的结果。

我承担不起。

家人，比我坚持的理念要重要得多。

因此，我决定接受建议，删除所有关于某东的文章，认怂。

不好意思，让你们失望了，我的忠实读者们，我不是英雄，也不想做英雄。

以后也不会怼某东某强。我认怂。

感谢这么多朋友的支持，很感动。流泪了。

著名评论员古原被警方带走，疑与批评京东和刘强东有关，截止发稿时古原已失联六小时。

4月28日，微信公众号“古老板”、“古老板的老巢”号主古原疑似因连续批评京东和刘强东被警方人士带走。

（图文无关）

最近，京东高调强势杀入外卖市场，京（东）（美）团大战如火如荼。

消费者在盘算着，新进的鲶鱼有没有让我的外卖价格下降，速度上升，质量更有保证；

骑手们在权衡着，刘强东的高调社保宣言是否确实提升了自己的真实总体福利。

另一竞争对手饿了么，则除了策划送小龙虾活动（寓意虾[瞎]搞）之外，没有任何动作。

据笔者了解，饿了么经营状况稳定，尚未受到明显影响，其管理团队正在密切观察事态发展，紧张制定应对策略。

历史经验显示，每次有激烈的市场龙头之争，倒霉的都是池鱼。

王老吉与加多宝商战，和其正几乎退出了市场。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在中国竞争，非常可乐消失了。苹果PK三星，诺基亚倒下了。

凡事皆有例外。

这一次最先倒下的，并不是饿了么，而是一个跟美团、饿了么，乃至整个外卖行业毫无关系的路人。

据路边社消息，4月28日上午11时许，最近频频发文批评刘强东和京东外卖策略和传播策略的自媒体人“古老板”在他的公司迎来了六位警方人士。截止发稿时间，古老板仍然处于失联状态。

经济学不只是知识，更是人生的解释

据笔者了解，老古，江湖常用名古原，是近年来风头颇劲的经济学和商业分析自媒体人。但他并非职业写手，其主营业务是商业咨询，为企业诊断经营、销售和传播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

自媒体写作，纯粹出于其个人兴趣。

据古原过往自述，古原出身内地省份基层普通家庭，幼年时，自己家庭和亲人的生活艰辛困苦，是他毕生难忘的体验。

近三十年前，他大学毕业，踏入社会，开始在市场上打拼，从最底层的销售做起，涉足过诸多行业与领域，经历过无数商海浮沉，用自己的前半生见证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社会从贫穷到繁荣的伟大变迁。

人到中年后，古原事业颇有所成，身心稍有余力，开始结合自己的经历，系统地学习经济学，尤其是市场经济原理，并广泛涉猎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著作，尝试利用这些知识，更加逻辑一致地分析和解释他所经历的时代。

恰逢自媒体时代兴起，古原开始从输入转向输出，踏上了微信公众号写作之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仅数年时间，便写下数百万字的文章，其中部分精选作品即将付梓出版。

古原的学术-思想主线非常清晰，早年间欣赏芝加哥学派经济学，仅就纯中文作者而言，他就精研过薛兆丰与张五常的著作，对该学派数十年来致力于呼吁市场经济改革甚为欣赏。

最近数年，古原开始转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更激烈和坚决地批评各种反市场经济的观念，剖析各种对市场原理的误解。

勤写评论背后的爱与忧

古原不是体制中人，也不是学院派人士，就其写作主题而言，绝大部分也与其个人利益没有直接联系。

之所以写作，完全是出于一个普通平民的兴趣和担忧。

古原认为，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改善了他这样的普通平民的物质生活，甚至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

而且在他看来，他个人的这种改变，不像普通平民中那些有幸在政府部门任职、在大学中任教以及各种端上了铁碗饭的幸远儿那样，依赖制度福利——也就是牺牲其他人的利益——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完全是靠用自己的才智、勤劳，为他人提供服务实现的。

也就是说，是靠在市场竞争中自愿双赢合作实现的。

他认为，这样的机制范围越广、下沉越深，像他这样的普通平民，就越容易得到长久的真正改善。

他希望，甚至恨不得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能明白这个道理，支持这样的机制。

同时，另一方面，以古原对经济学原理和逻辑的洞彻程度为标准，即使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极为普及，给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但是，市场上、舆论场域中，甚至一些经济和社会政策背后，都有很多很严重的反市场、反经济学原理的观念。

纠正这些广为流传的错误，也是他写作的重要动力之一。

就像他自己在文章中说过的那样，想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更自由一些、繁荣一些和安全一些的社会里，就得对这些错误迎面直上。

所以，他的文风晓畅通透，从无学者的繁琐佶屈之弊，能让仅中学水平的朋友通达无碍地理解。并且，他的文章总是观点明确，立场坚定，资料详实，推理细致，而且极为高产。

很多朋友和读者都戏称他为古AI。

古原没有写作团队，所有文章和观点都出自他一人为手，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

由于饱含理性的批判激情，对自己认为错误的观点和观念从不骑墙，古原也在坊间激起很多争论。

他从来都是正面应战，从不退缩，面对谩骂也能坚持理性和逻辑。对自己文章的读者留言，无论骂得多么难听，批得多么激烈，他都全程开放。

上一次古原火力十足连续撰文批评的人是司马南。

但这一次，他踢到了铁板上。

京东的公关部门和法务部门，没有写文章批评和反驳古原的观点，而是直接诉诸警察权力。这可以说是中国舆论空间的一个恶习。

古原所服膺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在其著作《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曾犀利地说道：

“要想将奴仆意识转变成公民意识，需要人们进行长期的自我教育。一个自由的人应当容忍他人想其之不想，为其之不为。应该克服那种只要是他觉得不妥当事情就打电话报警的习惯。”

但我们不是生活在书本的世界里，而是真实的现实中。

AI告诉你，古老板到底写了什么

按照现行实在法的规定，古原的文章有没有侮辱、诽谤京东呢？查明这个问题，是专业律师和法院的工作。

不过古原的涉嫌“作案工具”非常公开透明。

最近半个月来，他写了多篇评论刘强东及京东商业模式的文章，截止截稿时为止，所有读者都可公开查阅，我用腾讯元宝AI概括了各文主要观点，亦可点击文章名，打开原始网页自阅。相信各位读者自有公断。

这些文章是：

《扒一扒刘强东和京东的“造神”套路》：

此文揭露了京东及刘强东通过系统性公关策略将商业行为包装为“道德标杆”的运作逻辑。文章指出，其核心在于抢占道德高地，如以“全额缴纳骑手社保”“外卖净利不超5%”等口号塑造“行业良心”形象，实则通过模糊执行范围、利用信息差收割舆论红利。刘强东的“草根逆袭”“兄弟情”等人设被精准设计为营销工具，通过亲自送外卖、春节发红包等戏剧化场景强化亲民标签，同时以争议性言论（如“共产主义可实现”）煽动情绪、转移商业竞争焦点。文章批判这种“造神”本质是舆论操控与商业利益的双向捆绑，既服务于市值管理，也暴露了企业战略空心化与道德叙事不可持续的深层矛盾。

《京东必败！》：

此文批判京东外卖业务因战略误判与执行混乱注定失败，其核心症结在于盲目全国扩张、忽视即时电商的城市级规模效应——未集中资源攻占单一市场，导致订单密度不足、骑手收益低而流失，同时补贴依赖商家与消费者分摊（配送费占比高达50%），引发运力崩塌与用户体验恶化。文章指出，京东既缺乏美团十年积累的算法调度与密集运力网络，又未构建稳定商家生态，系统崩溃、规则随意变更等管理混乱加速信任崩塌。作者认为，京东仅靠资本烧钱与民粹化攻击对手（如炒作美团社保问题），却回避核心竞争力建设（商家生态、履约效率），终将因成本失控与模式不可持续。

《京东外卖超过1000万单，但还是必败！》：

此文指出，京东外卖虽日单量破千万覆盖166城，但依赖单均5-10元补贴的烧钱模式不可持续，日均烧钱超7亿，单城日均订单仅6万单，远未达到外卖市场40%份额的规模门槛。文章称其既无美团十年积累的算法调度与运力网络，又陷管理混乱（系统崩溃、骑手单价跌至3元、商家被迫分担补贴），用户体验恶化。作者认为京东混淆资本消耗与核心竞争力，忽视即时电商的供需效率本质，终将因成本失控、运力流失被市场淘汰，重蹈资本泡沫覆辙。

《万万没想到啊，东哥这么快就变东子啦》：

此文讽刺刘强东从“东哥”到“东子”的舆论形象崩塌，揭露其商业逻辑的崩坏：通过煽动民粹（攻击对手垄断、炒作“正义人设”）收割流量，但京东外卖业务因补贴崩盘（商家成本从30%飙至100%）、规则混乱（锁价政策、系统崩溃）及骑手收入暴跌（单价跌至3元）、商家亏损加剧，迅速丧失市场信任。作者批判刘强东将商业竞争异化为“舆论战争”，以民粹手段收割情绪红利，却忽视供需效率与履约能力，最终商户怒、骑手逃、消费者弃，从“东哥”沦为全网嘲讽的“东子”，预言其将被市场反噬。

《刘强东，不是在打正常商战！》：

此文批判刘强东将商业竞争异化为民粹舆论战，背离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市场原则。文章指出，京东通过煽动对立情绪（如指控竞对“二选一”却无实证）、制造道德审判（借社会痛点炒作平台压榨、垄断等议题）、实施双重标准（自身与竞对社保问题选择性批判）等手段，将商业问题政治化，试图以舆论施压替代价值创造。这种策略虽短期收割流量，却扭曲市场机制、侵蚀商业文明根基，最终导致消费者信任流失、商家生存空间压缩，企业自身亦因丧失核心竞争力而陷入不可持续困境。

《刘强东煽动舆论的背后，另有其人》：

此文揭露刘强东通过舆论战转移京东外卖业务自身问题的本质：其公开指控美团“二选一”“压榨骑手”等行为实为拼凑零散民间批评，刻意塑造道德高地以掩盖京东缺乏核心竞争力的现实。文章指出，商家对美团佣金与广告费的不满源于自身运营低效与恶性竞争（如低价内卷），而非平台剥削，但刘强东将行业结构性矛盾包装为“资本压迫”，煽动骑手与公众情绪争夺市场。这种策略本质是商业利益驱动的舆论操控，通过制造对立转移公众对京东管理缺陷（如骑手权益保障不足）的关注，最终服务于资本扩张而非解决行业问题。

《刘强东，正在发动贸易战！》：

此文批判刘强东以“保护劳动者”“扶持中小商家”为名，行重商主义干预市场之实，其本质是借舆论施压要求政府扭曲市场竞争规则，以牺牲消费者权益和整体经济效率为代价维护特定利益集团特权。文章指出，刘强东攻击美团“压榨骑手”“二选一”等行为实为拼凑零散矛盾，掩盖京东外卖业务缺乏核心竞争力的现实，其逻辑与美国贸易战策略同源——通过制造对立转移市场矛盾，将商业竞争异化为权力干预的“保护主义战争”。作者强调，此类言论本质是以道德绑架替代市场选择，若纵容此类干预，将导致资源错配、创新停滞，最终损害全社会福祉。

《刘强东，反智！》

此文批判刘强东在机器人普及愿景中展现的反智经济观，指出其设想的“政府按需分配”社会忽视经济学核心规律——物质产品与人类欲望的永恒稀缺性，以及人性永不满足的动态需求。文章认为，即使技术实现物质极大丰富，资源分配仍需依赖价格信号与市场选择，而刘强东推崇的“计划分配”本质是脱离现实的乌托邦幻想，既无法解决需求多样性（如不同颜色毛衣、地区医疗资源差异），更因缺乏价格机制导致经济计算失灵，最终陷入资源错配与创新停滞。作者强调，刘强东将复杂经济问题简化为道德叙事，本质是用反智言论掩盖商业逻辑缺陷，其言论不仅违背奥派经济学原理，更可能误导公众对市场机制的认知。

还有两篇被平台删除的文章（强大的腾讯元宝还是神奇地概括了它们的主旨）：

《刘强东，活成了司马南！》

此文批判刘强东在商业竞争中采用与司马南相似的民粹化舆论策略，通过道德绑架、情绪煽动和选择性叙事转移市场矛盾。文章指出，刘强东以“兄弟”人设包装自身，将平台经济争议简化为“压榨”与“反压榨”的二元对立，指控美团“二选一”“幽灵外卖”等行为实为虚构或夸大矛盾，既掩盖京东外卖业务缺乏核心竞争力的现实，又回避自身在骑手权益保障上的双重标准（如达达骑手社保缺失）。这种策略本质是以道德审判替代商业竞争，通过制造对立收割流量、巩固权力同盟，最终导致市场理性让位于民粹化舆论场，损害行业创新与消费者福祉。

《京东投诉我了，双标的京东！》

此文揭露京东在商业竞争中展现的双重标准与舆论操控本质：其以“侵权”为由投诉分析其商业策略的自媒体，却长期通过公开信、创始人演讲等渠道主动发起道德批判（如指责美团“剥削骑手”），将商业竞争异化为“资本VS劳动者”的煽动性叙事。文章指出，京东利用法律工具压制批评（如指控自媒体“恶意解读”），实则掩盖其低利润抢占市场、舆论战矩阵化操作（如捆绑销售、捆绑营销）等争议策略，本质是以道德审判替代商业逻辑，既违背其宣称的“以客户为中心”价值观，又通过操控公众情绪巩固市场优势，最终损害行业透明度与消费者知情权。

老古什么时候能出来？

截止发稿时间，老古尚无音讯。

按过往经验，老古人身安全之后，定会发文介绍前因后果，笔者暂不妄揣，以免断章取义。

值得一提的是，老古虽然勤奋高产，且有理想情结，但他始终只是一个平头老百姓，在这一点上他非常清醒，他多次表示，我能毫发无损地写这么多字，是因为无论如何，中国还是有言说空间的，这得益于社会氛围和市场机制。

但很可能哪一天，如果舆论环境太过恶劣，我就彻底搁笔，我不是勇士，不愿当英雄。

对此，广大微信群资深群聊专家，公众号文章深度中毒患者纷纷表示：

不管古原的文章有多少值得商榷之处，都希望这一天不要那么早到来。希望老古安全。并希望这个社会能更宽容一些，涌现更多的老古。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歪脑：是“为讲中文的年轻一代度身定制的新闻杂志”，成立于2017年，为自由亚洲电台旗下的子品牌。该杂志推出后曾荣获威比奖、纽约国际电视电影节荣誉奖、人权新闻奖和亚洲出版协会卓越新闻奖等多项新闻奖项。2025年3月15日，受到美国政府停止资助自由亚洲电台的影响，目前歪脑已经停止运营，但其网站仍可正常浏览。

一、美国笔会：全球遭监禁作家人数上升，中国连续六年为全球最大作家监狱

美国笔会 (PEN America) 于4月24日连续第六年发布《写作自由指数》(Freedom to Write Index 2024)。最新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至少有375名作家因写作或表达自由而被监禁，其中中国有118名作家遭到监禁，连续六年位列榜首。

报告截图

报告指出，全球被监禁作家人数连续第六年增长。2024年总人数相较2023年增加了36人，创下该指数自2019年设立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监禁作家的国家从33个扩大到40个。其中，中国监禁人数从2023年的107人增至118人，增幅为所有国家中最大。

报告指出，中国当局持续针对撰写有关民主、批评中国共产党或推广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作家进行打压。近一半被监禁的作家来自维吾尔族、藏族或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他们常因模糊的“分裂主义”指控被逮捕和监禁。例如，维吾尔族作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因撰写被认为涉及“分裂国家”的内容而遭监禁。

此外，中国的审查机制和技术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了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报告提到，中国政府利用先进的数字监控和审查工具，全面控制信息流动，特别是在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等自治区。这种“闭关锁国”的环境使得作家和在线评论者几乎没有表达空间。此外，约三分之一的中国被监禁作家为在线评论者，他们因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批评性意见而被捕。报告还指出，33名作家在没有正式指控的情况下被拘留，凸显了中国司法系统在处理异见人士时的不透明性。

除中国外，其他跻身前十的国家还包括伊朗、沙特阿拉伯、越南、俄罗斯、以色列、土耳其、白俄罗斯、埃及和缅甸。

最后，报告提醒读者，全球言论自由形势日益严峻，尤其是中国对作家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系统性打压。美国笔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被监禁作家的情况，并敦促各国政府尊重言论自由和人权。尽管报告数据可能因信息获取受限而低估了实际数字，但其提供的证据足以令人警醒。

二、保护卫士：中国重启外国人强制电视认罪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在4月22日发文，指出在中断一段时间后，中国再次播放外国人的强制电视认罪视频。2024年4月3日，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 播出了三名菲律宾公民承认犯有“间谍罪”的视频。保护卫士分析了其制作手法、法律违规性及背后用作宣传的政治动机。

报告截图

据悉，对于视频中的内容，菲律宾政府表示强烈否认。然而，这些视频不仅在国内播出，还通过CCTV-4传播至包括加拿大和菲律宾在内的国际观众。保护卫士表示，此举违反了CCTV-4在加拿大的广播许可条款，并可能进一步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

此前，保护卫士曾在2018年发布一份报告《剧本和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幕后》，揭露了中国警方通过威胁、恐吓和酷刑胁迫被拘留者录制认罪视频的做法。该报告推动了英国、澳大利亚和多个欧洲国家对CCTV国际频道（CGTN和CCTV-4）的禁播。保护卫士表示，自2021年起，国际频道的强制认罪视频播出显著减少，但此次事件表明中国当局重启了这一非法做法，且目标直指外国公民。

保护卫士分析了三名菲律宾公民认罪视频的制作过程，指出视频具有高度操控性。视频中的嫌疑人塞尔瓦内斯（David Servanez）身着蓝色T恤，明显恐惧，眼睛频繁瞥向一侧，疑似阅读提词器或纸质脚本。他用不流利的中文“承认”与菲律宾情报人员合作，收集中国军事情报，并表示“后悔”自己的行为。视频中，三人均被赋予中文姓名，签署的认罪文件也是中文，尽管他们并非母语为中文的人士。

保护卫士指出，这些视频遵循典型的强制认罪模式：警方预先撰写脚本，被拘留者被迫背诵或阅读；服装由警方提供，通常是干净的拘留服或便装，而非实际拘留中的脏旧衣物；认罪内容包括对国家的“背叛”和悔恨表达，旨在羞辱被拘留者并为政府宣传服务。报告表示，这些认罪视频在审判前录制，违反了公平审判权、无罪推定权和不自证其罪的权利。

报告推测，这三名菲律宾公民可能被关押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系统中。RSDL是一种秘密拘留机制，被拘留者被单独关押在防自杀的牢房中，缺乏阳光，无法与律师或外界接触，最长可被拘留六个月。保护卫士引用其研究，指出RSDL常伴随精神或肉体酷刑，例如睡眠剥夺、强制压力姿势和对亲人的威胁。报告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菲律宾当局是否获准对这三名公民进行领事探视。保护卫士表示，如果没有，这可能违反中菲双边领事条约。

保护卫士分析，此次认罪视频的播出具有明确的宣传目的，可能与中菲在南海的紧张关系有关。视频对国内观众可以强化对外国“间谍”的警惕，对外通过国际频道向菲律宾等国家传递强硬的政治信号。其中，塞尔瓦内斯的认罪内容特别提到“危害中国国家利益”，并表达对中国政府的“感恩”。保护卫士表示，这与此前针对台湾、香港或维吾尔族人士的认罪视频中常见的“认错”模式一致。

国际方面，新闻稿指出，CCTV-4在加拿大的广播许可正因保护卫士的长期投诉而面临审查。此次视频的播出可能进一步促使加拿大广播电视委员会（CRTC）采取行动。菲律宾的电视运营商也面临类似问题，因其公民的认罪视频在本国播出，引发外交和人权争议。

据悉，保护卫士自2018年以来持续推动国际社会对强制电视认罪的抵制。该组织曾协助受害者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等地向监管机构投诉，导致CGTN在多国被禁播。

最后，保护卫士呼吁各国政府和媒体监管机构继续施压，阻止CCTV及其国际频道传播此类非法内容，并保护被拘留者的基本权利。

三、维吾尔人权项目：国际连锁酒店涉嫌在新疆侵犯维吾尔人权利

维吾尔人权项目（Uyghur Human Rights Project, UHRP）于4月17日发布了一份
《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很重要：东突厥斯坦的国际连锁酒店》的报告。维吾尔人权项目表示，尽管新疆（东突厥斯坦）存在系统性的人权侵犯和种族灭绝指控，五家国际酒店连锁品牌——雅高（Accor）、希尔顿（Hilton）、洲际酒店集团（IHG）、万豪（Marriott）和温德姆（Wyndham）在当地仍然持续运营和扩张。

报告封面

报告统计发现，截至2025年4月，这些酒店集团在该地区运营了至少115家酒店，并计划或正在建设74家新酒店，总计至少189家。

“在中国政府持续进行系统性暴行镇压之际，这些连锁酒店继续在维吾尔地区运营和扩张，令人无法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研究与倡导部经理助理、报告合作者彼得·欧文（Peter Irwin）指出。“这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绝对不可能在这种暴行政治环境下对其理念和价值观负责任地运营——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在使这些暴力镇压正常化和合法化。”

报告还指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发现”，中国数字时代根据其官方新闻稿部分摘录如下：

三家国际连锁酒店——希尔顿、洲际酒店集团和温德姆——坐落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管辖地区，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因严重和系统性践踏人权受到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盟的针对性制裁。

希尔顿通过一家特许经营商，在和田一座被拆毁的清真寺旧址上建造了一家希尔顿欢朋酒店。此前，中国政府大规模拆毁清真寺，导致该地区超过一万座清真寺被毁。尽管中国政府的这一暴行面临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包括2021年美国国会的听证调查，这家酒店仍于2024年开张营业。

雅高集团通过其参与强制性“劳动力转移”项目的加盟商以及其在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H世界集团有限公司（H World Group Limited）参与了“援疆”项目，直接牵涉维吾尔人强制劳动，表明使用强制劳动的可能性极高。

在该地区的希尔顿酒店举办了中国政府的宣传活动，并参与了推广抹杀、同化维吾尔人文化和宗教特征的旅游景点。

维吾尔人权项目批评道：“在维吾尔家园运营的连锁酒店有可能使现行的暴力政治和经济体制得以容忍和合法化，而该暴力镇压体制正是针对维吾尔人实施强制劳动、文化抹杀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根源。通过维持在该地区的业务，国际酒店业实际上支持了实施这些暴行的中国政府控制机构。”

因此，他们呼吁：“国际连锁酒店必须立即停止在维吾尔人家园的扩张，停止所有运营，并断绝与中国政府在该地区的任何商业联系。国际连锁酒店应公开披露退出的决定，加强人权尽职调查，并与维吾尔人权组织合作，寻求补救措施。”

此外，他们还表示：“第三方预订平台应下架其网页上维吾尔地区所有酒店信息，并对之前发布的信息进行尽职调查。”由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被美国等国制裁的实体，各国政府也应调查这些连锁酒店和预订平台是否存在违反禁令的行为。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建设性意见｜热烈祝贺人民网记者赴燕郊采访平安归来

近日，河北三河市燕郊开发区招牌颜色“禁令”事件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持续关注。

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发文，以调侃“人民网记者赴燕郊采访平安归来”的方式，讽刺燕郊当地权力滥用现象。

在这篇遭到审查删除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通常情况下，记者跨城市去采访报道叫作出差，像我以前做记者的时候，一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日子在外地采访。

出发之前，不会有人给记者践行，回来之后，也不会有人给记者接风。除非，记者是去一些龙潭虎穴般的地方采访，比如缅北园区，比如俄乌前线，比如河北燕郊……

是的，记者到河北燕郊实地采访，还是做监督报道，能全身而退平安归来，是一件值得单独开一场庆功会的事情。作为前媒体同行，今天看到人民网记者深入河北三河市燕郊开发区采访报道“医院红十字变绿十字”的新闻，居然毫发无伤平安归来，实在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要发一封贺信。

燕郊这个地方有多厉害呢？我说几个事实大家感受一下。

2024年3月，河北燕郊发生天然气管道爆炸事故，多家媒体前往现场采访。其中，央视新闻记者在现场架起机器连线直播，居然被当地派人在镜头前给架走了……

2025年4月，河北燕郊城管部门强令当地商户更换招牌颜色，禁止使用红色、蓝色与黑色，连医院的红十字都给改成了绿十字。

但这还不算厉害，真正厉害的是，事件被曝光引发舆情关注后，当地不是把红十字换回来，而是直接给拆除了……

更厉害的是，事件在网络上发酵了接近一周时间，三河或燕郊的政府部门自始至终没有回应媒体或发布通报，在今天之前也没有一家官方媒体发回现场报道。

河北燕郊，距离记者云集的北京不到30公里，好几天时间里，竟没有一名记者敢于踏足。

正因此，人民网记者发回现场采访报道才显得尤为可贵。甚至说得夸张一点，显得尤为悲壮……

河北燕郊，到底是怎样一个神奇的地方？

一点建设性意见：

非央媒记者，请谨慎前往燕郊采访。

二、马孔多之路｜公民个人“擅自摄制电影”案代理律师法律意见

此前，艺术家郭珍明在新疆采风拍摄期间，遭当地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行政处罚事件有了最新进展。

郭珍明委托的律师黎雄兵向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发送了代理律师法律意见。微信公众号“马孔多之路”同步发表这一文章。

然而，该文很快便被审查删除。

文中节选部分写道：

郭珍明作为普通公民个人，并不属于电影产业促进法第13条规范和调整的行政法主体，该条规定拟摄制电影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将电影剧本梗概报电影主管部门备案或审查。而郭珍明并非从事电影摄制活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因此郭珍明作为普通公民个人，其个人自助拍摄社会生活文旅采风素材的行为并不在电影法第13条所要求的备案或审查主体之列。

另外，案涉的视频作品《混乱与细雨》并非郭珍明送展，你局的《行政处罚告知书》认为郭珍明私自参加境外电影节展，事实错误。事实上，郭珍明仅是《混乱与细雨》作品的创作者，而不是提供电影片给电影节的送展人，不是电影法第21条调整规范的“送展法人”。

因此，你局以私自参加境外影展为由，对作品的著作权利人进行处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处罚对象错误。

[…]根据《电影管理条例》第55条规定：擅自从事电影制片或放映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经营的电影片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行违法经营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并处罚款。因此，郭珍明作为独立公民个人，并非取得摄制电影许可资格的专业制片机构，即便其行为违反规定构成擅自从事电影制片活动，也当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和处理。

也就是说，对于并无《摄制电影许可证》的公民个人擅自摄制电影片的执法主体是工商行政部门而非广电行政部门。广电行政部门的执法对象是已经取得《摄制电影许可证》资格的单位和组织的电影活动行为。
因此，本案你局对郭珍明的行政执法超越法定职权。

三、情况有点复杂｜连云港，扛起了中国魔幻现实主义的大旗

2020年起，江苏连云港东海县青湖镇磨山村附近的水库便开始出现黑色固体废料。当地群众反复投诉要求镇政府解决污染问题，但都遭到当地政府敷衍，甚至有村干部暴力阻拦村民上访。

近日，微信公众号“情况有点复杂”发布文章，对当地情况进行说明。但很快，原文以及相关视频资料都遭到下架。随后，该号再次发布文章，但同样遭到审查删除。

在《连云港，扛起了中国魔幻现实主义的大旗》一文中，作者写道：

2020年，磨山水库附近开始出现神秘的黑色固体废料，气味刺鼻，远在百米外都能让人皱眉。村民们起初天真地以为这是某种“高级肥料”，兴冲冲地运到田里，撒在花生地里，梦想着大丰收。然而，现实狠狠打了脸——花生没有发芽，导致颗粒无收，田地一片死寂。村民痛心地说：“我们以为是宝贝，结果种下去连根毛都没长出来！”

有的村民向村支书顾某雷反映这一情况，顾某雷带人到现场对填埋行为进行了制止，并向村民承诺将清理干净填埋的固废，还称青湖镇政府和当地环保部门也进行了调查处理，不会有什么问题。

后来，提出问题的人被反复解决。

2023年，连云港生态环境局官方在接受《新京报》和《极目新闻》采访时，信誓旦旦地宣称污染物是磷石膏——一种听起来无害的化肥副产物。可到了2024年底，中央环保督察一介入，剧本翻篇，在当地生态环境局报告里，污染物摇身一变成了“印染污泥”。这变脸速度堪比川剧大师，令人怀疑官方是不是在玩“污染猜谜游戏”。网友们可不买账，一位网友怒斥：“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到底在藏啥？”

更离谱的是，村民在2024年11月15日向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的投诉中指出，政府只清理了9米深的废物，而实际埋藏深度达20米，水库九成废料依然未动。

这清理报告，怕是比水库的水还“干净”。

如果说污染是悲剧，那镇政府的应对就是一出荒诞喜剧。据村民向中央环境督察投诉里显示，镇政府为掩盖废料的刺鼻气味，竟往水库倾倒大量鸡粪，试图用粪便的臭味盖过毒气的味道。这招“以臭治臭”堪称环保界的“天才创意”，就像用垃圾掩盖垃圾堆，唯一的结果是让水库更臭、更毒。网友嘲讽道：“这是在保护环境，还是在保护他们的面子？”

磨山水库的污染是中国环境问题的一个缩影。江苏作为工业大省，化工污染屡见不鲜。2018年，连云港一家化工厂因向河中倾倒废水被关闭。鑫昌达与绿润公司的勾结——将废物推来推去以逃避责任——是污染转嫁的典型案例。绿润公司本是废物管理企业，却将脏活外包给鑫昌达，把水库变成了毒害的牺牲品。

更令人寒心的是，村民投诉信揭露，村支书顾某雷多次威胁举报人，甚至阻止举报信寄出。2024年，村民连续五次向中央环保督察部门投诉，但中央督察最终把案件转给连云港生态环境局办理，其中公平公正令人生疑。一封上访信写道：“举报信在当地寄不出，只能跑到南京附近寄。”这种“地方保护主义”让中央督察形同虚设，也让村民对正义的期待一次次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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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理解”

四川广元苍溪县被曝光了一起事件，当地一学生向教育局举报饭菜有蛆，以及投诉晚自习安排不合理，结果直接遭到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辱骂。

可以说是“投诉”，其实也可以说是“求助”。学生向教育局求助，被骂狗杂种。这并不难想象，甚至很合理。你只要这么想，教育局一直都是站在学校那边的，他们是学校的“顶头上司”。换言之，这等于你向教育局投诉教育局，就算嘴里不骂你，手上和心里也不会闲着。

也因此，看到事情上热搜后当地回应称“骂人的工作人员被停职”时，无感，反而有些麻木。

每次都是这样，下次再继续发生，那所谓回应和处理，不就是装模作样？

一个简单至极的道理，若只是晚自习安排不合理，需要求助教育局，那我无话可说。可饭菜里吃到蛆，不是应该直接找市场监管局吗。

这种现象，极其常见。大部分学校食堂、小卖部以及学校自己出问题，首先找的都是教育局。有时候连老师侵犯学生，都是首先找教育局，让教育局出来进行“回应”，这不是搞笑是什么？

再说个同样的事情。

今天上午业主群里有位业主站在楼上拍了张照片，照片上画个红圈质问物业，为什么红圈里这块公共空间，直接被另一户业主“框起来”私有了？让你物业建个电瓶车雨棚推脱没空间，或者说会占了其他业主的空间，怎么这样离谱的事反而没人管呢？

然后经典的出现了，晚上那名业主在群里说，物业依旧没解决问题，反而“圈地”的那户人家，托关系找到了自己的单位，有人“提醒”了他不要再继续讨论这件事。他怕了，选择放弃追究。

关系网就像一张无形的蛛网，普通人稍一挣扎，反而被缠得更紧。

就这么一个小地方，一个率先破坏规则的人，便能轻而易举的向另一个规规矩矩的普通人发难，并且让对方毫无反抗之力。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托关系。

如果不是因为可以托关系，别说对方的工作单位了，你连对方姓甚名谁都不应该查得到。更别提，知道对方的工作单位之后，还要通过对方单位里的人施压。

权力勾连、私占公共空间、侵犯他人隐私……如果真要说，这里面可以聊的内容多的可怕。但我想聊的和上面一样，类似的问题都不知道上过多少次热搜了，如果舆论闹的很火热，那大部分都会迎来相同的处理方式：谁伸出了权力之手，在后台调取公民私人信息卖弄，那就对谁免职停职之类。

如果不是“罚酒三杯”，效果应该会好很多，但却依然难以治本。因为只要有权力，只要有人性中的贪婪和虚荣，就一定会有人心存侥幸，也一定会有人手握小权就恨不得耀武扬威。

真正的关键是：为什么可以“施压”？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向另一个人施压？

没法从源头制止的问题，或许关键本就不在源头上。倘若权力之间平等，倘若一个手里握着些许权柄的人无法向另一个普通公民施压，那么那些暗中勾结、滥用权力的手段，也就没了意义。

你调查到他的单位又如何？别人根本不鸟你。于是拖关系、开盒、威胁，便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同样，如果学校食堂饭菜里出现了蛆，由市场监管局直接调查处理，校长和教育局想要出手遮掩的难度自会成倍增加。

可每次发生类似的事情后，我们似乎都不在意这些真正的关键点。反而是找教育局投诉学校食堂问题，或是把利用权力威胁他人之人的权力卸下了事。

这没用，或者说效果甚微。只有当权力无法威胁他人的时候，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也就是提升被威胁的普通人所拥有的权力，让二者达到一种平衡，或者说平等。

如果人人都拿着弹弓，小霸王也只能乖乖排队打水。

所以，永远别指望猛兽收起獠牙。

该做的，是让羊群也长出獠牙。

讽刺的是，羊群永远不可能也不允许长出獠牙，这便是残酷的现实。

看到后台网友发来的截图，才知道这居然是被“桃色”所掩盖的门阀事件。虽然其中隐藏着的问题多到令人发指，但是说句实话，我半点也不感到意外。那些惊呼的人，你怕是第一天来这里。

“中日友好医院的主任医师肖飞，被曝出来出轨了一堆院里的下属女医生、女护士……”

大家应该已经看到消息了，只不过你可能并不知道，事情发生的“中日友好医院”可不是什么籍籍无名之辈，它的地位毋庸置疑，国家卫健委三所直属医院之一。

也因此，随着这颗披着桃色外皮的萝卜被拔出来，腐臭的烂泥也虽迟但到。

先曝出来的是这位副主任肖飞出轨一堆下属的消息，比如女护士石某某、管培医生董某某等。只不过，人们稍一眨眼，心脏就像被冷不丁扎了一针——肖飞搂着的这位董女士，居然是学经济的本科生，跨行成了大名鼎鼎的协和医院的医生。

这样集天才和美貌于一身的女性，难怪肖主任完全把持不住，不仅要打招呼把她留在胸外科，哪怕是把病人晾在手术台上40分钟不管，也要搂着董女士去谈情说爱。

拿人命开玩笑算什么？在这厮眼里，除了他自己，其他人的命恐怕根本不算是命了。手术台上的患者，怕是得提前烧柱香，求求菩萨保佑，医生今天心情好，愿意回来给自己缝上。

这些荒谬绝伦的事能凑到一起，还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简单说3点。

第一，学经济的，靠着背景，跨行到了国内顶尖的医院里，就很显然不仅仅是个学阀门阀的问题。要知道，医院不同于其他行业，规培都要3年，就因为涉及人的生命。

而董女士能够这样子跨行，所折射出来的是彻头彻尾的对患者生命持无所谓的态度。谁去看病到了她手上，谁自认倒霉。

可那又如何呢？他们才不在意。

董女士的父亲是央企老总，母亲是高校领导。哪怕她在北京高考考的一塌糊涂，也注定了她是个天才，国内最好的医院之一，想进就能进。花钱到美国一所野鸡高校待几年，回国后就可以去协和读4+4项目，规培生一年变成医学博士。

门阀的意义，正在让普通人的规则彻底失去意义。

普通人努力十年，摸到门槛，董女士打个响指，直接开门进了大厅，还顺便踢了两脚门槛，告诉你这门槛是给你们这些蠢货踩的——那些高考赢了她的“蠢货”。

你可能会感到震惊，仿佛又发现了新的门路：那还高考干什么呀，所有人都通过这种便捷的方法操作不就行了？

打住，便捷是便捷，但路子跟你我无关。去美国3年本科的钱你掏得出来吗？就算你掏出来了，读了3年回来了，又有什么用呢？人家说没名额了你咋办，不给你还能抢不成。

这就是现实，普通家庭的子女穷尽半辈子努力，也不如有些人背后动动手指。

再者，就算普通人凭本事和努力进了这样的医院，和董女士也没有半点可比性。前者只配接受规培生所有的痛苦，董女士那样的，才叫众星拱月。

第二点，这位肖主任，明知董女士是个外行，也毫不在意，反正自己说了算，就把她留下来。专不专业的不打紧，患者不患者也无所谓。这和他能把患者晾在手术台上40分钟，自己去快乐的行为，简直是标配。

这次事件传出后，或许大家也知道肖飞主任虽然能量不小，但这次多半没法只手遮天了，于是纷纷爆料，其中不乏大量碎片化内容。

比如规培董女士手术台上乱序操作，正规门路进来的同事连续提醒了3遍，董女士却只顾嗨聊，不为所动。结果再多提醒一遍，肖主任直接发飙：要不要我把病人的胸引瓶摘下来，你重新再接一遍？

行为自不必多说，仅仅这话，是人能说出来的？躺在床上的病人要是听到，冷汗都得吓出来。你们把病人当人了吗？

再比如同事说了一句“胸外科没有其他医生了吗”，肖主任直接跑到手术间门口咆哮：手术室没有其他护士了吗？我的手术以后不准排她。

还真是爱三心切，人形兽亦有逆鳞，你们不准嫌弃这个啥也不会的女人，因为她是肖主任弄进来的。

第三，热搜虽然已经被压下去了，医院也已经回应“对肖飞副主任开除党籍，解除聘用关系”了，但症状的可怕，已令人相顾无言：我们的身边，或者说在这个环境里，绝对不止一个“董女士”，通过她这种方法走学阀的路子，多不胜数。而此次的董女士，无非是因为肖副主任的出轨，被顺带到了聚光灯之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随意一撇就是王炸，你猜那手牌里，有多少大小王？牌是他生产的，牌是他先挑选的，你怎么跟他玩？

权力的扑克牌桌上，大小王都印着家族的姓，至于你我——可能连副牌都买不起。

这些真正让人感到恐惧的东西，从来不是偶发的丑闻，而是那盘根错节、早已浸透骨髓和血液的东西。桃色只是一层遮羞布，撕开之后，露出的永远是无边无际的特权与冷血。

当学阀加裙带的组合成为默认的登天梯，当专业和生命都可以在权力和关系面前随意践踏，那么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对未来感到一些迷茫与害怕。

2024年4月10日，云南会泽县23岁小伙宋赫，突然收到一封由昆明市车管所寄送的快递，告知因其身体原因，他持有的机动车驾驶证（D照）将被注销。

后经多方了解才得知，原来在2016年9月2日，正在上初一的他被会泽县人民医院精神科医生王某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且纳入了当地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

4月24日，会泽县卫健局表示，病情诊断证明书已确认宋赫无精神疾病，之后会按程序将他移出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网络，并同步给公安部门以尽快恢复其驾照。

明明没有精神病症状，常年在外打工，却在14岁时就被确诊为精神分裂，宋赫质疑，当地有关部门是为了完成确诊率而造假。

宋赫发现自己是“精神病”，是因为他的驾驶证被注销了，注销的原因，是车管所查询到，他在当地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里。

而这个“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从2004年立项，2005年开始实施，因为首批经费是686万元，又被称为“686”项目。

项目设计的初衷，是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完善社区对重性精神疾病的防治和管理能力。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的重要一项，政策的目的，是督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把辖区内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信息登记造册，建立健康档案，之后每年定期随访管理、分类干预。

毕竟，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也是社会安全的隐患，政策为他们兜底，加强帮扶，是社会保障的应有之义。

但诡异的地方在于，宋赫称他从未前往卫生院做过精神健康筛查，也未接受过任何医生的专业诊断。不然，他也不需要跑多个部门，才知道自己是“精神病患”。

对宋赫“被精神病”的指控，当地相关部门提供了另一套说辞。

会泽县提供的材料显示，2016年，时年14岁的宋赫由父亲带到当地卫生院由村医陈某做现场诊断，显示宋赫有“幻觉、交流困难、行为怪异、悲观厌世、孤僻懒散”，此后会泽县精神卫生项目办根据相关规定把宋赫纳入管理。

一份带有会泽县人民医院公章的病情诊断显示，宋赫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诊治医生为该院精神科王某。

然而，王某在2017年5月，才取得精神卫生专业的执业资格。医生作出诊断的时间是2016年9月2日，但宋赫说，当时他正在学校住宿，并未跑到医院去。

虽然过去了8年，但学生请假，学校一般都有记录，要核实并不是难事。

更诡异的是，当地在从未联系宋赫、且宋赫在外地的情况下，疑似伪造了从2016年9月到2024年7月期间的全部随访服务记录表和疗效评估记录表，说他有“幻觉”，“孤僻懒散”，“每日两次用药”。

卫健部门后来给出的说明提到了这一点，表述是，“后期因父子二人长期外出，频繁更换联系方式，导致随访工作存在不到位的问题。”

按照相关规定，如果患者失访，正常的处理办法是基层部门立即书面报告政法、公安等综合管理小组协助查找，同时报告上级精防机构。

从常理上看，找不到宋家父子，按程序办事，不是更简单更容易吗？为何要费那么大的劲，年复一年地撒一个很容易被戳破的谎？

伪造随访记录，不排除是为了掩盖工作不到位，但会泽县人民医院给出的一份文件，很难不让人往其他方向想。

这份文件显示，“会泽县2016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工作，由会泽县人民医院精神科具体负责实施……筛查工作指标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确诊率必须达到辖区总人口的4.5‰以上……其中，纸厂乡筛查工作时间为9月1日-2日。”

而宋赫正是9月2日于纸厂乡卫生院被现场确诊的。

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纳入社会管理，同时给予这些家庭补贴，原本是一项充满善意的政策。这些年，随着政策的重视，关于这项工作的财政拨款也逐年提升，从最开始的686万元增加至2020年5.2亿元。

但同时也曝出，一些地方为了获取经费或完成任务，存在硬性摊牌指标，弄虚造假，把正常人登记成精神障碍患者的乱象。

这些乱象背后，可能是真正的精神障碍患者得不到应有的救助，而正常人为了摘掉“精神病”的帽子，要四处奔波，心力交瘁。

经过一年的艰难维权，宋赫终于洗脱了精神病的嫌疑，证明自己没有病。但他的种种怀疑，并非空穴来风。

当地显然不能止步于此，还应该继续调查，看当年有的人是不是为了完成指标，草率地将宋赫纳入精神病人的范畴。如果是的话，被误伤的可能不止一个。

这显然需要更高层级部门的介入，以此为切入点，加强对精神病筛查工作的审查，别再发生这样的荒唐事。

CDT编者按：如果您或者您认识的人有轻生的念头，请联系干预机构为自己和他们寻求帮助。

“我把麻醉后的病人晾在手术台40分钟，但我医德没问题。”

这是中日友好医院宣布开除肖医生后，肖医生对媒体发表的“异议”。

妻子实名举报他婚内出轨，1号护士长、2号行政员、3号小护士、4号规培生……

图文并茂的ppt传了好几天，相关医院一直没有回应，4月27日白天新闻哥聊这事的时候，都只敢说是“北京某知名医院”。

当晚，中日友好医院终于发文，肖某确实违反生活纪律和医德医风，开除党籍并解聘。

在举报材料里，肖某对4号规培生、也就是今天文章的主角“董同学”过于袒护。

以至于她因操作问题被手术室一护士斥责，肖某就对该护士大吼大叫，丢下手术台上已被麻醉的病人不顾，带她一起离开手术室。

病人：hello？

整个手术室等了40分钟才重新开始，排在后面的手术病人也只能被迫延误。

而在肖某的辩解中，是他跟那个护士积怨已久，多次在手术室发生争执，那天他被气到“头晕、手抖得厉害”，离开是去跟领导协商能不能换掉护士。

不是大哥，都手抖了难道不是换掉你吗？

这不是肖某唯一一次冲冠一怒为红颜。

大伙儿应该有所耳闻，规培生需要在医院的各科室轮转，但董同学不用。

她在肖某所在的胸外科呆了一段时间后，本来该去脊柱外科，她不愿意。

先是肖某跟那边的教学秘书打招呼，被拒绝。

（一个彩蛋，这位教学秘书麻昊宁是盘尼西林乐队的键盘手。）

她又通过自己的关系找了医院大佬，成功留在胸外科，导致脊柱外科只有一个独苗苗使唤。

麻大夫替独苗苗主持公道。

肖某：还敢有意见？等他轮转到胸外科，有他好果子吃。

尽管私生活上所托非人，需要先上车后补票。

但医学牛马代入董同学会发现，真的很爽。

家里有背景有人脉，高中就出国，随意申请个大学，大二转到哥大下属的巴纳德女子学院读经济学。

2019年本科毕业后，再被北京协和的“4+4”项目录取——专门招收非医专业学生，4年本科后再接受4年医学教育就有博士学位。

于是董同学第一年因疫情影响还在上网课，第二年就能参与癌症手术，或许真的是天才。

虽然博士论文只有30页，但实力斐然，毕业典礼上还有幸被校长提及。

妹的本科论文都不止30页……

普通医学生规培3年，而她只需要1年。

不过肖某的瓜盖棺定论后，协和医学院校长对23届毕业生的寄语里又没有董同学了。

再往深了扒，很难说协和的4+4一点问题没有。

虽然在理论上，这是参照美国医学生培养模式、在八年制本博连读基础上的学制改革。

要求也非常严格，本科要么是国内985，要么是国外知名高校，还需要有一些必修课程。

目前国内只有协和、上交、浙大三所顶级大学开设该项目。

信息差肯定有，但只要严格按照要求来，没那么容易出幺蛾子。

去年有个新闻。

北大光华的尖子生陈如月，为学医，毕业三年后再次高考进入上交。

她也申请过协和4+4，但“竞争激烈”未被录取。

北大光华懂的都懂，掉块招牌能砸到一堆高考状元，想必录取的董同学更为优秀吧。

但要知道，这都是“理论上”，国内这种抄作业抄一半的情况咱也不是没见过。

国外的4+4在读了4年医学院后，通常还要做3年住院医培训、3年专科培训，再考核。

国内的4+4说是要求本科要有一些必修课程，但妹抠破脑袋也想不通。

经济学、西班牙语、传媒学这种专业有什么课程会跟医学专业重合。

——而22级协和4+4项目就录取了这几个专业的本科生。

更离谱的是双标的规培时间。

规培生的现状我们讨论过很多次：苦学八九十年医，活得不如拉磨的驴。

在新闻哥公众号里一搜，光是2024年就写过四五个因压力过大自杀的规培生：

26岁的曹某某，心率150+、咳嗽胸痛却还不能休息，拿起手术刀扎向自己的颈动脉；

27岁的林某某，毕业想跳槽去其它医院却被卡住规培证，在洗手间割颈自杀；

还有两个被发现在出租屋烧炭自杀的。

他们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儿，拿着一个月600块的国家补贴和20块一晚的夜班补助，挣扎在温饱线上，唯恐哪天被退培。

而有的同学却可以绕开高考、申请4+4，考取医师证，在顶好的医院进行短了很多的规培，毕业要求也远低于传统医学博士。

千言万语化作一句“凭什么”。

张雪峰那段“家境一般的不要学医”的建议，含金量还在上升。

那么问题又要抛给协和了。

董同学的录取和毕业有经过严格审核吗？

4+4项目从2018年开始到2023年6月录取的148人，录取名单和就业去向可以公开吗？

不摊开说清楚，真的很怕以后千辛万苦挂上号，却要在手术台上喊救命。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15期：中国不需要谁指明方向，民主才是方向

过去两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章4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件，刊登读者投稿3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4月19日—26日，这一周。

格力董事长董明珠在出席一场股东大会时表示，公司在选人用人上“绝不用海归派”，原因是“里面有间谍，不知道谁是谁不是”，强调在难以辨识的情况下，宁愿在国内高校培养人才。此言一出，引舆论哗然，不少网民痛批董明珠保守偏激、毫无常识、观念落后。还有网友调侃“王自如不就算是海归吗？”、“习主席的女儿也是海归呀！”而就在当天，董明珠当选董事并再次成为董事长，开启自己的第五个三年任期，其得票率甚至超过了100%（以同意股份数计算）。这一全票当选也被一些网友戏称是“习近平时刻”（让人联想到了习近平2023年2952人全票通过连任国家主席的历史性场景）。

今年2月，年过70岁的董明珠在一次采访中直言“自己退休，这个品牌就没了”，透露出她本人对于高管位置的留恋。之后不久，格力将所有线下专卖店重新命名为“董明珠健康家”，并宣布今年将在全国开设3000家，目标超过一万家，董明珠个人IP与格力品牌深度捆绑。B站UP主@章北海的自然选择 对此公开批评“董明珠就是在现代企业里当终身制皇帝…她在企业内部建立了以自己为权力核心的超稳定结构，使她能够任意推行自己想要的政策”。从发展的结果来看，董明珠如今起到的作用逐渐变得负面。“在这样的企业里，越是保持对董明珠的个人忠诚，越是对整个格力电器的威胁。”

有网友曾在2021年发帖批评董明珠，ta说“格力能有现在的业绩，完全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董明珠完全不懂战略，手机火就去做手机，汽车火了就去收购银隆，芯片火了又要去做芯片，结果还是在吃老本，啥都没搞成。一个几千亿的公司，完全是当小卖部在经营，而且大搞个人崇拜大搞一言堂…”的确，2023年末的一段网络视频就展示了董明珠具有某种独裁者特质。这段混剪的视频片段显示，董明珠在不同场合始终坚持一个观点：“我董明珠永远不可能犯错，也不可能犯错，我永远是正确的，是因为我不能犯错…”2024年1月，有格力员工在联欢活动上以刻意口误的方式唱出“论关系，我比你们都特殊，我妈就是董明珠…”的台词，引发网络热议，有网友评论“企业也大搞偶像崇拜、造神运动了”、“董明珠就是习近平的新皮肤”。

近一年多来，董明珠更频繁的发表奇葩言论，例如“有经销商请我吃饭，我一看餐厅空调不是格力，不准吃”、“我经常半夜给员工发消息…如果大家都用这样的热情，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好？”、“打工人想要休闲可以辞职，我三十几年没休息过，觉得很幸福”、“格力冰箱有‘成长性’，青菜放冰箱20天比刚买的还新鲜”…直至积恶成习说出“海归间谍论”，有人说董明珠“肯定是发现了什么”，她的发言就像是一种政治宣言，虽然招致了批评，但踩准了中国式政治正确，相反一些批评声音却遭到404…

像一位微博用户就评论道“董明珠的认知已经到了‘闭关锁国’的迂腐且极度自恋的阶段。这种病态的傲慢一方面给了她足够的管理气场，另一方面格力内部绝对会出现大量投其所好的决策和企业氛围。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信号。”之后，就连公开批评董明珠的胡锡进也遭到了网络围攻，从这一点说，确实越像女版习近平，也就越安全，也难怪董明珠曾对王自如等人说“你不要想很多，只要按照总书记那个讲话去做，就非常好”。

有网友说“如果看不懂习近平，那就去研究下董明珠”，几乎同龄的两人具有非常相似的行事、思维方式，他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却以为一切都是自己功劳。他们都认为“XX没我不行”，都坚信“我永远不可能犯错”。他们都胡乱投资、盲目决策、任用亲信、独断专行，都听不进反对的声音，没有接班人，想无限连任。他们都渴望通过成就大事来证明自己，但在常识和观念层面却显得极为落后，最终留下许多烂尾工程（如格力手机、格力汽车），被人普遍评价为“志大才疏”。

当然，也有网友认为，作为一个长期受益于国外技术发展的企业经营者，董明珠不至于蠢到抵制海归。她说出如此荒唐的话，只是在政治压力之下交的“话语税”而已。

毕竟，董明珠最终只是像习近平而已，她的权力并非不受任何制约。例如，在2016年，格力的中小股东曾联合否决了收购银隆新能源的提案。每当董明珠发表一些抽象言论时，舆论往往会群起嘲讽，资本市场也会随之反应其言论风险。可如今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之际，特朗普多次表示要等的回应电话，其实只是那一个人的电话，如果他执意要要奉陪到底，那么所有中国人就都得被迫接受“天塌不下来”。从这一点说，谁是笑话而谁是危害，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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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3日这天，夜深之时雇主和孩子都已进入梦乡，寒雪独自站在窗前，看着有月光的夜空与黑暗的地面相差悬隔，想到自己和雇主之间也是这样，深深感到有些不平却又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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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央视新闻一则报道称，在美国对中国大规模加征关税后，浙江宁波慈溪的一些企业改向其他国家出口，“眼下美国订单没有了，但海外订单量还有小幅增长”。央视新闻还打上了两个话题tag“#失去美国订单后海外订单量竟然多了#”、“#慈溪家电企业生产线西方不亮东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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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女士日前在公开会议上表示：格力电器在人才培养中绝不用一个海归派，因为海归派里面有间谍，而且不知道谁是谁不是，所以一概不任用。董明珠女士说她担心间谍渗透到格力电器，并没有具体说是担心危害国家安全还是企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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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的变化，正通过原材料价格的波动，逐层传导到市场终端，最终影响的是消费者的餐桌。具体来看，这种冲击集中体现在三个关键的进口品类上：大豆、牛肉和猪肉。这三类商品不仅关系到中国的食品加工和餐饮供应链，更是成本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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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个突发舆情事件，培训那边先要前期收集材料，一般人更早理清整个事件，找出风险点，做出警示材料，然后紧急叫现有的审核过来，跟他们讲清楚这件事情，讲清楚风险点在哪里。有可能往这个方面去做。

时隔一年，云南会泽县23岁小伙宋赫仍在为恢复驾照而四处奔波，他亟需证明自己从未罹患过精神分裂症。

2024年4月10日，远在云南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打工的宋赫突然收到一封由昆明市车管所寄送的快递，告知因其身体原因，他持有的机动车驾驶证（D照）将被注销。后经多方了解才得知，原来在2016年9月2日，正在上初一的他被会泽县人民医院精神科医生王某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且纳入了当地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

宋赫本人

会泽县卫健局今年3月作出的处理意见书显示，经调查核实，当年宋赫因“行为异常、交流困难、情绪激动”，其父亲带他到卫生院做现场诊断后，会泽县精神卫生项目办根据相关规定纳入管理。

宋赫指出自己既未前往卫生院做过精神健康筛查，也未曾接受过涉事医生王某的专业诊断，且王某在2017年5月才取得精神卫生专业的执业资格。

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今年4月出具的诊断证明书显示，宋赫精神检查未发现明显异常，思维逻辑清晰合理，情感反应适切……目前未发现有精神疾病症状。

4月24日，会泽县卫健局表示，病情诊断证明书已确认宋赫无精神疾病，之后会按程序将他移出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网络，并同步给公安部门以尽快恢复其驾照。

会泽县人民医院

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8年后才知情

会泽地处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地段，总人口107.4万人，是云南省第三人口大县‌。宋赫原名宋正雄，2002年2月出生于该县纸厂乡的一个农村家庭。

初一辍学之后，他背井离乡闯社会，既当过包工头，也创立过公司。2024年4月10日，正在景洪市忙碌的他，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昆明市车管所的邮政快递。

上述邮政快递内容显示，昆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昆明市车管所）告知他，宋赫持有的机动车驾驶证将被依法注销。

因为喜欢机车，宋赫于2022年4月考取了驾驶证D照。

为此，他拨打昆明市车管所的电话进行咨询，工作人员询问其以前是否患有精神疾病，并称根据最新管理规定，针对吸毒者和精神障碍者必须注销机动车驾驶证。如有异议可于30日内提出，过期将依法注销并公告作废。

宋赫很纳闷，解释自己未得过精神疾病，工作人员则表示可到户籍地医院查询，还指出有三种方式可以撤销驾驶证注销：提供精神病康复证明、当地派出所移除监管名单的证明、提供精神病司法鉴定。

会泽县人民医院精神康复楼

2024年4月13日，宋赫找到会泽县人民医院精神科，要求调取病历资料。“然而，无论查宋赫还是宋正雄，都没有发现我的病历资料。”次日，宋赫又到户籍地会泽县公安局纸厂派出所反映其无缘无故被判定为精神病，导致驾驶证被注销一事。

宋赫称，派出所工作人员建议他去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做一个心理测评。同年4月17日，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出具了宋赫的心理测评结果。多项量表显示，宋赫不存在明显社会功能障碍，也不存在躁狂症状和焦虑情绪。

当他满心欢喜把这份测评结果交至派出所时，工作人员告知需要医生作出精神疾病诊断。“我又去找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但是医生说类似诊断只有车管所委托他们鉴定才能作出。”紧接着，他找了曲靖市南海子车管所，后来又去了昆明市车管所。

“他们说心理测评结果不能作为撤销注销驾驶证的依据，但既然我提出异议，可以对驾驶证暂时进行冻结，同时联系曲靖市车管所进行鉴定委托。”交管12123APP上显示，截至今年4月25日，宋赫所持有的驾驶证仍为锁定状态。

宋赫所持有的驾驶证仍为锁定状态

一个多月后，会泽县相关部门反馈称在纸厂卫生院找到宋赫患病诊断的资料：原来早在8年前，宋赫就已被会泽县人民医院精神科医生王某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纳入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6月21日，在一份发给纸厂乡卫生院的函件中，纸厂派出所称，2024年4月18日，该所在工作中发现宋赫性格偏激，有精神病史存在违法犯罪风险，请纸厂乡卫生院接收函件后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对宋赫开展针对性工作，做好摸排、风险稳控工作。摘要中还表示，同年4月18日接到宋赫报警质问为何将其判定为精神病，导致驾照被注销。

此外，派出所还建议卫生院了解宋赫病史情况，“其是否患有精神病，若确实患有精神病，希望该院出具证明材料至会泽县纸厂派出所”。

针对这份函件，宋赫向澎湃新闻表示，4月18日他曾向曲靖市纪委以及会泽县公安局反映自己被列入精神病监管系统无实质性依据，并且投诉派出所不作为、乱作为。他认为函上内容与事实不符。

4月26日，澎湃新闻致电该派出所了解函件上称宋赫有精神病史存在违法犯罪风险的依据时，民警表示系内部工作流程，可联系宣传部门。

当地曾下发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工作指标，规定了确诊率

一份盖有会泽县人民医院公章的病情诊断显示，2016年9月2日，时年14岁的宋赫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诊治医生为该院精神科王某。个人基本信息表显示宋赫有严重精神障碍，个人信息补充表则显示其既往主要症状有“幻觉、交流困难、行为怪异、悲观厌世、孤僻懒散”，医生签字一栏则为时任村医陈某。

8年前，宋赫被会泽县人民医院精神科医生王某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纳入管理。

在拿到材料时，宋赫还被告知是当年会泽县人民医院医生到纸厂乡卫生院进行“义诊”时作出的诊断。

宋赫向澎湃新闻表示，他从未到卫生院进行任何精神诊断，更没见过诊治医生王某。

在个人信息补充表及参加重性精神疾病治疗网络知情同意书两份材料上，均有宋赫父亲的签名和电话。“我父亲是个文盲，他带我打预防针签过一次字，医生把表拿给他让他签字他就签了，但并不知晓文件的内容。”宋赫解释道。

宋赫父亲向澎湃新闻证实了上述说法，并称自己从未带宋赫去纸厂乡卫生院进行过精神诊断，也不知宋赫为何被会泽县人民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此外，宋赫还质疑，医生作出诊断的时间是2016年9月2日，正值学校开学期间，“那时我都在学校住宿，怎么会跑到医院去呢？”

宋赫父子均坦承，宋赫确曾因叛逆、不听话去过医院诊断。一份2015年8月24日在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诊断显示，其父亲反映宋赫近三年来出现乱讲话、在外乱跑、爬树等症状，一月1到2次，每次发作1-2小时。但医生并未作出诊断，脑电图也显示在正常范围。

2015年8月24日在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诊断。

2024年7月，宋赫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将会泽县人民医院告上法庭，要求对方对其做出精神分裂症诊断导致的严重后果作出赔偿，并公开赔礼道歉。“但庭前质证时，法院称我和医院双方选定的鉴定机构没有精神方面的鉴定资质。”

之后有专业人士提醒他，他与会泽县人民医院并没有发生医疗纠纷，败诉几率大。2024年10月10日，宋赫提出撤诉并被法院准许。不过，宋赫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证据材料，包括院方提供的一份2016年由会泽县卫生局下发的《关于组织开展2016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确诊、评估等工作的通知》文件。

2016年，会泽县卫生局下发《关于组织开展2016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确诊、评估等工作的通知》文件

该文件显示，会泽县2016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工作2016年8月8日开始，筛查工作由会泽县人民医院精神科具体负责实施……筛查工作指标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确诊率必须达到辖区总人口的4.5‰以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社区服药率必须达到25%以上；严重精神障碍风险评估率需达100%。其中，纸厂乡筛查工作时间为9月1日-2日。

文件中明确，筛查工作指标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确诊率必须达到辖区总人口的4.5‰以上

前述文件还称，各乡（镇、街道）卫生院、中心卫生院院长为第一责任人，无论何种原因导致工作未按时完成者将追究领导责任。

“我怀疑他们是为了完成指标而把我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纳入了他们的管理系统。”让宋赫感到更加惊讶的是，会泽县人民医院精神科和纸厂卫生院在未联系他本人的情况下，竟然填写了2016年9月至2024年7月期间的随访服务记录表和疗效评估记录表，“他们填表的时候我在外地。”

如2021年7月8日，记录表显示医生对宋赫进行了家庭访视，随访了宋赫本人和监护人，宋赫状态为“平稳”。而宋赫当时还在新疆乌鲁木齐打工，直到同年8月5日才返回昆明；2019年6月7日，医生对宋赫进行了家庭随访，显示症状为“幻觉”，但共享单车骑行记录显示宋赫当时在浙江宁波；2022年7月7日的疗效评估记录表记载，目前宋赫症状为“孤僻懒散”，每日两次用药，宋赫出示机票信息证明并称2022年6月8日自己从昆明飞长春打工，一直到7月14日才返回昆明。

医院填写的随访服务记录表

澎湃新闻翻阅随访记录表发现，这些记录标注的医生随访方式多为视频随访，宋赫的症状显示为（产生）幻觉、猜疑、喜怒无常、交流困难、行为怪异、悲观厌世、孤僻懒散等多种形式。但宋赫称自己从未接到过会泽县人民医院或纸厂卫生院医生的电话和视频要求，“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进行随访的。”

对于宋赫的随访记录是如何作出的，纸厂乡卫生院办公室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表示不清楚，称村医陈某已退休多年，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确诊无病后，卫健局表示会按程序将其移出重精管理网络

此外宋赫还发现，对他作出精神分裂症诊断的医生王某，直到2017年5月12日才获得精神卫生专业的专业资格。而根据我国《精神卫生法》第25条规定，开展精神障碍诊断、诊疗活动，应当由与从事的精神障碍诊断、治疗相适应的精神科执业医师、护士进行。

今年2月，宋赫就此向会泽县卫健局投诉称，王某在没有精神执业资质的情况下，违规私自开具精神疾病诊断，给自己造成严重损失，并要求查处会泽县人民医院和王某的违法违规行为。

3月3日，会泽县卫健局在处理意见书中称：该局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作调查核实。经调查，2015年10月，宋赫父亲发现宋赫“行为异常、交流困难、情绪激动、一不满意就打砸东西”，并将这一情况告知所属村委会和村卫生室人员，村卫生室建议其父亲带宋赫到上级医院进一步诊疗（具体诊疗情况不详）。

2016年9月2日，会泽县精神卫生项目办组织县人民医院医生到纸厂乡卫生院进行精神障碍疾病筛查，并通知各村卫生室本村疑似患有精神疾病症状者到卫生院进行筛查。由于宋赫当时未成年，其父亲作为监护人带着宋赫到现场做检查诊断后，会泽县精神卫生项目办根据相关规定纳入管理。

会泽县卫健局表示，在调查了解中还得知，宋赫父亲从医院回去后又找到村委会，要求出具相关证明办理残疾证，村委会工作人员告知宋赫还小，可以暂缓办理残疾证，过一段时间再看看（未办理残疾证）。

会泽县卫健局还对随访情况进行了回应。意见书显示，根据调查走访核实情况，在整个事件中会泽县精神卫生项目办按照精神病管理相关规定，进行了筛查诊断、纳入管理。“后续随访管理工作中，宋赫父亲初期很配合，后期因父子二人长期外出，频繁更换联系方式，导致随访工作存在不到位的问题。”

但对于宋赫反映医生王某的执业资格问题，会泽县卫健局并未在处理意见书中作出回应。同时，该局还建议宋赫就现状病情做复核诊断或司法鉴定，通过正常途径反映问题，以及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今年3月3日，会泽县卫健局在处理意见书中称随访工作存在不到位的问题。

4月14日，在当地卫健部门协调下，宋赫再次到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诊断。诊断证明书显示，其临床表现为：精神检查未发现明显异常，思维逻辑清晰合理，情感反应适切，明尼苏达和简明精神病等量表测评结果未发现明显异常。诊断结果为目前未发现有精神疾病症状。

今年4月14日，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显示，目前未发现宋赫有精神疾病症状。

宋赫及其父亲向澎湃新闻表示，对会泽县卫健委作出的前述处理意见不予认可，他们均没有到卫生院做过现场精神诊断，宋父也否认询问过村委会办理残疾证事宜。且在宋赫投诉后，宋父也未接到过卫健局的调查核实电话。

医院官网资料显示，王某现为会泽县人民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30余年，擅长精神、心理疾病及呼吸系统疾病的系统诊治。

4月24日，王某向宋赫解释称，2016年9月他与其他医生到纸厂乡卫生院进行精神筛查时，确实曾为宋赫进行过诊断，当时是由宋赫的父亲陪同前往的。但其签名的病情诊断是依据纸厂乡卫生院提供的一份关于宋赫的病情证明原件以及宋赫父亲签名的知情同意书后补开的，以此作为将宋赫纳入当地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网络的一个依据。

王某还称，纳入当地重精管理网络必须取得监护人签字同意，他是看到宋赫父亲的签字同意书之后再作出的病情诊断。纳入重精管理网络后，患者可以凭此办理残疾证，享受国家低保政策，“且每年至少有一次免费的体检，每个月还有相应药品补助。”

至于宋赫提出的其2016年9月还未取得精神卫生专业的执业资格，王某则辩称，精神卫生专业属于大内科其中的一个分支，自己当时是内科医生，并且经过培训学习获得了相关证书，可以进行诊疗活动，但王某并未明确相关证书是何种证书。

宋赫到会泽县卫健局要求提供纸厂乡卫生院的病情证明原件，对方称不便透露

同日，宋赫找到会泽县卫健局相关负责人，希望了解前述处理意见书提到调查核实情况细节，以及提供王某所说的纸厂乡卫生院的病情证明原件。但对方回应称，具体调查情况不便透露。

该负责人还表示，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4月14日作出的病情诊断证明书已证明宋赫无精神疾病，之后卫健部门会按程序将他移出重精管理网络，并同步给公安部门以尽快恢复其驾照。

一路走来，宋赫为此事早已疲惫不堪，心力交瘁，“当遭受别人质疑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症时，除了保持沉着冷静之外，应该让他们来证明我是否有病。”

截止2025年3月1日，根据 Similarweb 网站排名， 当全球网民在Google检索知识、在YouTube观看视频、在Facebook分享生活时，中国互联网用户正困守在一个由百度（第15位）、淘宝（跌出前100位）和微信构筑的数字孤岛。Alexa数据显示，全球前15大流量平台中，仅百度（第15位）、俄罗斯Yandex（第12位）和部分受限的雅虎（第10位）能在境内正常访问。这种物理层面网络隔绝，造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吊诡的景观：14亿人口的市场与全球60%的英语信息之间，横亘着无形的数字柏林墙。

搜索引擎的对比尤为刺眼：Google以853亿月访问量统治着全球信息分发，而百度虽在中国市场独占鳌头，其国际影响力却仅限于中文世界。更令人深思的是，即便在被封锁的状态下，Google仍以断层优势稳居榜首，这种"缺席的统治力"印证了开放生态的顽强生命力。正如三星退出中国仍保持全球销量第一，谷歌被屏蔽13年依然傲视群雄，这些现象都在叩问：我们引以为傲的"市场规模"，是否只是温水煮青蛙的幻象？

当英语世界创造着占全球60%的互联网内容，中文信息仅贡献1.3%的微小份额，这种悬殊对比揭开了残酷真相：每个中文网民本质上都生活在经过三重过滤的"楚门世界"。在抖音推送的娱乐至死中，在微博热搜的议程设置里，在微信朋友圈的信息茧房内，人们接触的所谓"海量信息"，不过是浩瀚知识海洋中的涓滴之水。

这种认知局限在学术领域尤为致命。维基百科（第8位）作为全球最大的知识共享平台，其英文词条数量是中文版的15倍。当中国学生还在百度百科检索被阉割的知识时，国际学术界早已在arXiv、PubMed等开放平台实现知识共享。更可怕的是，那些呼吁"取消英语教育"的喧嚣，正在将阶层固化推向深渊——精英阶层通过VPN突破封锁获取全球60%的信息，而普通民众却被永久禁锢在1.3%的围城之中。

中国互联网企业看似辉煌的流量数据，实则暴露出结构性危机。淘宝虽在国内电商市场称雄，其全球排名却已跌出前100；腾讯视频坐拥庞大用户群，但内容创新力远逊于Netflix（第18 位）；即便是引以为傲的短视频平台TikTok（第14位），也因地缘政治风险在多个市场遭遇封杀。这种"内卷式繁荣"折射出中国互联网经济的致命伤：过度依赖封闭市场，缺乏真正的全球竞争力。

反观亚马逊（第13位）的全球化布局，其日本、德国、印度站点同步跻身全球百强，这种"多点开花"的生态正是中国企业欠缺的。当我们的电商平台还在为"二选一"垄断沾沾自喜时，Booking.com已通过全球化运营实现月访问量飙升。这种对比残酷地揭示：在温室里培育的巨头，终究难敌旷野中生长的猛兽。

打破困局需要三重觉醒：

首先，必须承认中文信息生态的先天不足，1.3%的占比不仅是数量劣势，更是质量危机——当百度百科充斥着商业软文，当知网沦为空壳论文的仓库，我们拿什么参与全球知识生产？

其次，要正视语言壁垒带来的认知断层，英语不应是特权的通行证，而应成为公民的基础素养。

最后，需要重建开放包容的互联网精神，正如B站通过引进国际优质内容实现破圈，真正的文化自信从来不是闭关锁国。

那些叫嚣"取消英语"的愚昧，那些沉醉"市场规模"的虚妄，那些迷信"信息管控"的短视，终将被证明是文明进程中的逆流。当俄罗斯Yandex都在努力突破语言边界时，我们是否该反思：困守1.3%的信息孤岛，真的能孕育出引领人类文明的力量吗？答案，早已写在谷歌853亿月访问量的星辰大海里。

如今家庭的功能和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把家庭的存续视为全部的任务，而是越来越重视婚姻和生育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了。

作者｜贾拥民

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2025年4月25日，民政部官方网站公布的《2025年第一季度民政统计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办理结婚登记的对数为181万，比去年同期有所减少；而离婚登记则达到了63万对，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与2024年第一季度的196.9万对结婚登记和57.3万对离婚登记相比，今年一季度的结婚登记减少了15.9万对，离婚登记则增加了5.7万对。

登记结婚数据逐渐走低，各级政府的催生（婚）政策越发密集。由多个层级的政府分散地决定出台的促进生育政策，人们通常将它们统称为催生政策。

继这些催生政策之后，各地的催婚政策也在不断出台。年轻人在想什么呢？为什么许多人仍不买账呢？

从“催生”走到“催婚”是必然的

在一定程度上，催婚政策可以看作催生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从催生到催婚，是很自然的一个发展，因为在中国，通常情况下，结婚组成家庭是生育子女的前提。既然开始催生了，也就很难避免再向前走到催婚这一步。

更直接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目前的催生政策，大部分都着眼于催生“二孩”或“三孩”（见表1），但是实际上，有不少结婚的夫妇，“一孩”也不愿意生，对于这些人，出台催生政策也不大可能生二孩、三孩。

另一方面，国家卫健委的资料显示，自先后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全面两孩政策、三孩政策以来，我国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占比已经提升到了55％以上。

因此要想催生出更多的孩子，首先要稳住一孩生育这个“基本盘”，即先得保证一孩家庭的数量有所增长或不下降，而一孩家庭数量的增长的前提是有更多人愿意结婚组建家庭。

在这个意义上，从催生走到催婚，或许是一种必然。

表1：2021年以来若干地方政府出台的催生政策注一

注一：本表只是一个不完全统计，而且各地出台的催生政策并不仅限于现金形式发放的生育奖励和育儿补贴，一般都还会在孕期服务、产假、孩子入托入学优待、妇女就业保障等方面规定相应的优惠政策，有的还附带了购房补贴政策。

注二：按月或按年发放育儿补贴的，除了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补贴到孩子六周岁之外，均只补贴到三周岁。

目前，已经出台催婚政策的地方政府相对来说还比较少（有些是作为催生政策组合的一项政策形式出现的），下面列出了其中的一部分（见表2）。

表2：若干地方政府出台的催婚政策

除了以经济激励的手法催婚之外，在法律上和思想文化上其实也在助力催婚。例如，2024年8月份公布的《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八条提出，“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书面材料：（一）本人的居民身份证；（二）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这就取消了以往结婚登记需要出具户口本的规定，实际上可能会起到鼓励想结婚的人违背户主意愿（或至少无需取得户主同意）结婚的作用。

又如，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文件，强调要积极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大力倡导积极的婚恋观、生育观，并将相关内容融入到中小学、本专科教育中去。

在一定程度上，这基本上就是在说“催婚和催生要从娃娃抓起”了。

“催婚”“催生”思路的背后

地方政府的催生和催婚政策，呈现出了各自为政、碎片化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从政策思路来说，可能仍没有超出就问题解决问题的层面。

不少专家言必称“人口危机”，强调必须扭转少子化、老龄化加剧的局面，认为鼓励生育长期内事关国家繁荣和中华文明传承，短期内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增长、稳就业。但需要承认的是，当代中国人的生育观念，毕竟在总体上已经转向了少生和优生，而且个人对自我的未来发展的考虑，业已成为制约婚姻和生育的首要因素（这方面尤其突出的是女性的观念的转变）。

其他影响因素，包括机会成本高、经济负担重、照料子女困难大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附着在这个因素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

不要忘记，观念决定行动，如今家庭的功能和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把家庭的存续视为全部的任务，而越来越重视婚姻和生育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了。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催婚催生从某个角度来看也许确实是一种有益的投资，长期可能会带来可观回报，并且在短期内就可能见效，但是这仍然只是把“人口”视为一种可以控制和调配的资源。

只要承认结婚和生育是个人决策，不应该受任何力量的强制，那么不把个人的价值实现需要考虑在内的催生和催婚政策，就可能流于就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无法具备从整体战略出发解决问题时的政策一致性。

这一点不妨从更原始的家庭形态出发来说明。在这种传统的家庭关系中，丈夫在外面工作并获得收入，妻子则抚育孩子、照顾老人、料理家务。许多经济学家都正确地阐明了，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他们付出的劳动都是生产性的。

但是关键在于，丈夫由于从外部获得了货币收入，他的劳动实现了显性的价值，而妻子的劳动的价值却无法显性地得到确认。这种差异会带来很大的冲突。古代社会的男女不平等其实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当然不是一个值得赞颂的方法）。

在现代社会中，男女平等了，当夫妻都参加了工作并获得收入时，这个问题有所缓解，但是仍然继续存在，因为家庭内部肯定还有很多无法实现其显性价值的“生产活动”。也正因为如此，爱情、亲情，以及家庭生活中各种有爱的场景，对于个人的价值实现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或者说，它们补偿了无法通过市场来实现的价值。

现在许多碎片化的催生和催婚政策，由于通常是从地方发展经济的需要这个角度进行合理性论证的，恰恰会将个人的婚姻和生育决策带入完全以货币数量进行片面市场化计算的情境，从而可能会起到反效果。

也就是说，许多地方政府出台催生政策的动机是拉动经济（特别是房地产），而制定催婚政策的目的则是因为催生政策似乎不怎么见效。这是一种“就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不是“根据整体战略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思路。

欧洲、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历史经验，还有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研究，都已经告诉我们——在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中，少子化、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出现了拐点之后，中国人口下降速度似乎比韩国、日本等国出现拐点后要快，有不少人认为直接原因是中国的结婚率下降得更快，而这又可以作为出台催婚政策的一个理由。

那么近年来中国的结婚率为什么会下降得更快？问题可能出在政策不一致性上面。

政策矛盾：离婚越来越难

从人口统计数据来看，近几年中国的结婚适龄人群其实并不小，但是结婚率却快速下行。

尽管2010年后新出生人口中男女比例失调严重，但就数据而言，20-34岁的结婚适龄人群中男性人数与女性人数相差并不太大，而且由于男性的法定结婚年龄比女性晚两年，这个差距就更小了。只不过由于男性的内部存在竞争或挤出效应，即很多大龄男性会与少龄妇女婚配（例如，成功中年男人迎娶年小妻子），结婚适龄男女人数的实际差距要比数据显示得大得多。

即便如此，相比于庞大的结婚适龄人口，现在的结婚率也显得低了一些。如表3所示，民政部相关数据显示，自2013年达到最高点以来，结婚率一路下行。2023年有所反弹（原因是前几年新冠疫情期间“被耽误”的新人集中登记结婚），但也只是昙花一现，2024年前三季度出现了更加猛烈的下跌。

表3：2013年以来历年结婚率

作为对表３中的数据的补充，再来看一下离婚对数。根据民政部的数据，‌离婚对数在2019年达到最高峰的470.1万对之后，也呈现下降趋势：2020年为433.9万对，2021年为283.93万对，‌2022为287.9万对，2023年为259.3万对，2024年前三季度为196.7万对。

离婚率从2021年开始迅速下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离婚冷静期”制度从2021年1月1日开始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的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离婚冷静期制度，在维护婚姻的稳定和下一代的权益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也与国际惯例相符，但是在执行中似乎有所走偏了，实际上导致了离婚难度大幅增大的结果。

事实上，离婚难度的增大，对结婚是有劝退作用的。“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句话出自钱钟书的代表作《围城》，虽然是小说家言，但是却得到了经济学家的理论证明。

豪尔特（Hauert）等人在《科学》上发表的论文中证明：参与人可以自由选择退出，是合作得以出现和维持的一个条件。婚姻无疑是一项合作事业，如果没有退出“围城”的自由，必定会削弱人们进入“围城”的动力。

或者至少可以说，如果离婚变得更加困难了，那么人们在考虑要不要结婚时会变得更加谨慎，同时即便结婚了，在考虑要不要孩子时也可能会变得更加谨慎。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大体上可以认为结婚是个人通过与他人匹配实现合作的决策（而生育则是个人之间合作进行人生最重要的投资之一的决策）。

如果觉得结婚和生育无法帮助实现个人的价值，同时又觉得离婚很难，那么即便有了各种催生、催婚政策，也存在导致均衡结果的风险，即本来可以匹配成功的双方未能实现匹配，因为一方觉得结婚生子就是对自己的惩罚，而另一方则庆幸不结婚似乎也过得下去。

毫无疑问，各地出台的催生、催婚政策，在边际上（即对那些本来已经打算结婚生子，但是有点犹豫的人来说）会有相当不错的效果，但是由于碎片化，再加上存在政策不一致性，也有可能效果不佳，甚至适得其反。

应该有理由期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能够带来从整体战略出发解决问题的政策一致性，因为它强调要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7年来，温从文确认身份的路始终卡在起点。两岁那年，他父亲入狱，母亲出走。六年后，因出狱后的父亲不配合办理户籍，温从文成为一名“黑户”。

被剥夺身份后，温从文也开始逐步丧失精神的归属。逃离暴力的父亲后，他在家族和村庄中无处可去。进入社会后，没有户口的他又在各个场合碰壁。他不是孩子，不是村民，也不是被承认的租户或工人。无论在家庭、村庄或社会，他始终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一度，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曾来过这个世界。

拒绝配合办理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迈不过的最后关卡。

一个没有身份的男人决定去死

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身份。2025年春节之后，作为二十多年没有户口的“黑户”，在借用的身份证被朋友要回、失业后找不到工作、户口办理流程再次因父亲受阻后，温从文决定去死。

死是一件慎重的事。温从文计划，自己要在一个人多的地方死，因为他喜欢热闹。不能是割腕或者喝药“这些偷偷的死”。他想要从一个高高的地方跳下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

长期以来，温从文的存在只能在物理意义上被确认。他身高一米七，是个皮肤黝黑、眼窝深邃的广西人。1998年1月31日，他出生于广西北海市营盘镇的一个小村庄，与父母、爷爷同住。他的家庭以捕鱼务农为业，以有一位惹事生非的父亲在全村闻名。2岁那年，温从文的父亲获刑入狱，母亲因不堪家暴的伤害而出走。六年后父亲出狱，因长期未返回户籍部门报道落户，导致户口被注销。

受父亲的牵连，温从文从未有过户籍。此后多年，他反复尝试推动户口的办理，却困于父亲的不配合。在背负“黑户”身份的27年里，温从文的存在由此在社会意义上被模糊：初中辍学后，他只能借别人的身份证，去审查宽松的电子厂、酒店后厨打工。他不能坐高铁和飞机，唯一离开广西的机会，是19岁那年，随一辆运送海鲜的货车去长沙打工。

他不敢生病，因为正规医院都要求实名就诊。在被房东无故克扣押金后，他只能闷声忍受，因为租房合同是用借来的身份签的。他的职业发展很快受阻，哪怕下苦力自学电工，却考不了电工证。

租房、看病、工作、结婚，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在社会中的一切也都需要身份。温从文却始终无法在任何一个层面得到承认。

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在拟定计划时，他心里一横，“不能死都死在这个困住自己的牢笼里。”

2025年3月3日，温从文只身一人，带着仅有的一千块钱搭乘顺风车，花了350元、十个小时的时间，从南宁来到广州。他选择这座紧挨广西家乡的一线城市，“生的时候被取笑出不了广西，就算死也要有骨气一点。”

继19岁搭乘海鲜车离乡后，这是温从文第二次离开广西。不同于上次倒头睡了一路，这次他紧盯着车窗，看风景从绵延的山体放映到林立的高楼。他感觉自己心头紧颤，血液加速翻涌，“汽车每驶过一寸，生命倒计时的沙漏就少了一点。”

抵达广州时是3月4日的凌晨。赶上回南天，他一下车就淋上了潮湿绵密的雨。没带伞的温从文走在陌生街道的雨夜里，一边在黑暗中找寻住宿，一边回顾自己看不见光亮的人生。他觉得自己过了“非常落寞”的一生，从拒绝配合的父亲到处处碰壁的社会，他的存在始终不被承认。

这晚，没有身份证的温从文睡在按摩店里。醒后，他在口袋里揣了瓶53度的白酒，去找寻一座合适的高楼。在步行街，他遇到执法人员，要检查他的身份证。

温从文淋着雨，红着眼眶说，“我没有身份证。”他做好再度被审问和质疑的打算，就像过去多次那样。对方听后有些讶异，上下打量了几眼后，似乎看出了温从文的情绪，没有过多刁难，放他走了。少见地，即便没有确认身份，温从文也被赋予了存在的权利。他有些意外和感动。

3月5日，他选好了地址。决定一了百了前，温从文肚子饿了。

在广州市中心天河区，他走进金融大厦楼下的一家餐厅，点了一份48元的汉堡套餐，身上剩下五百多元。掌心大小的汉堡捧在手里，触感温热。咬下去，肉质紧实好吃。温从文几口就吃完了。

饱腹后，温从文爬上高楼的顶层。站在天台上时，手机提示，女友发来了一条消息，“你做饭好吃，三八节回南宁给我和闺蜜烧一桌菜吧。”

在女友那里，温从文曾难得地获取过身份的承认。两人同省异市，从2024年7月交往至今，因自己出行受限，常常是女友在单向奔赴。在两人认识不到一个月时，为了见面，女友在台风天从异地搭动车赶来。

2024年的跨年夜，两人在广西北海的沙滩上看烟花。在人群爆发出“你好，2025”的欢呼声时，温从文却想流泪。坐在返程的副驾驶座上，他不敢看女友，只能喃喃地说，“我练练我的车技，下次我开啊。”

这是温从文的第一段感情。除了感动，他对她更多的是愧疚。愧疚的来源，仍是缺失的身份。

因为没有身份证，温从文没法考驾照。女友提起要去看音乐节，温从文也只能装作不想去，因为需要实名身份验证。这次面对独自开车的女友，温从文依旧没法将事实坦白，“实在没法启齿说自己没身份证，瞒着女朋说自己太久没开车不敢开……我实在沮丧，为什么自己那么无能？”

看过消息后，温从文站在天台向下望。他想起女友频繁的关心，放走自己的执法人员。他又想起自己在北海的房租还没有到期。他想，先把手头的事情解决，至少做完这顿饭后再去死。

此后，温从文赴死的计划一再推迟。搭乘顺风车去到南宁的第二天，3月7日，温从文走进无数座商场、写字楼，却没有一个天台向他开门。下午18点，到了女友下班时间，他不得不去接她下班。周末，他忙着照顾女友，煮饭，带她出去玩。

一直到3月10日，户籍地广西北海的相关部门联系他，让他回北海去采集人脸信息，推进集体户籍的办理。

这是两年来的一个突破。2022年，在申办普通户口无望后，温从文开始寄期望于集体户口。但拍完照片不久后，工作人员又告诉他，需要再等长沙相关部门的回复。此前在长沙打工期间，温从文曾在负债还款日将至的压力下，从商场更衣室里他人遗留的一摞一万块中拿走2200元还债，并因此留下6个月的案底。如今部门需跨省确认，温从文与几年前这桩案件中的作案者是否为同一人。

他意识到，自己再次进入最熟悉的状态，未知的等待。跨省发函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手头的积蓄和信心都不一定能撑到那个时候。

温从文陷入两难抉择。原本，他希望用死亡的方式，证明自己曾有过抗争。但如今，抗争似乎仍未结束。

在因没有身份而苦恼时，温从文曾在社交媒体开通了一个名叫“没有身份证的中国人”的账号，先后发布了十余条切片式的生活记录，包括在跨年夜当晚坐在副驾驶时的心情。这条十秒钟的视频，获得几十万次的播放量和数百条评论。

一个月来，陆续有网友给他留言，“先好好活着，别冻着饿着了”，也有网友分享自己同为“黑户”的相似经历，给他提供一些建议。更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不断向他提问，你这27年是怎么过来的？不能入母亲或亲戚家的户口吗？人口普查怎么把你漏了？迷茫时，温从文在私信中收到提议，让他拍视频讲讲自己的经历，说不定能引起关注。

思忖下，温从文发现，除了死亡，还有讲述，“可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他写了一份大纲，梳理自己的过往，打开了摄像头。

这是一个寻找“我是谁”的故事。27年来，温从文不断失去自己的身份，逃离暴力筑造的父子关系后，他在家族中无人认领，逃出村庄，又在社会中几度碰壁。他不是父母的孩子，不是家族的亲人，不是租户或电工，在社会上也未能寻得位置。

一切的起点，在于最初的否认：拒绝配合他办理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寻求身份迈不过的最后一关。为了和父亲彻底断绝关系，他必须重新进入关系，办下户籍，剪断亲情最后的纽带。

无依之人

在讲述的开头，温从文就遇到了困难。他不知道如何介绍自己的姓名。

温从文曾使用过多个姓名，但没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依据族谱，他原名温世宇。因为没有户口，这个名字自他初中辍学后便很少再用。此后步入社会打工，他始终介绍自己，是借来身份证上的“张某”“陈某”等。

“温从文”是他给自己起的名字。2018年，在读了沈从文的《边城》后，他向往书中那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就取了“从文”。更重要的，是“从文”而非从武。

他厌恶父亲“一切用武力说话”的暴力。对理想自我的确认，首先就要从对父亲的否认开始。

温从文第一次对父亲有印象，是在自己八岁，父亲出狱那年。他被亲戚带到一个男人面前，平头长脸、身材壮硕。对方说，这是你的父亲。温从文只觉得陌生。

早在温从文两岁那年，因游手好闲在村里出名的父亲，就第二次获刑入狱。同一年，母亲在争吵中被爷爷用四脚方凳敲破了头，而后跑出家门，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温从文听村里人说，母亲曾常被父亲圈在家里打，又听说，她走后组建了新的家庭。父亲不在的这几年，温从文跟着爷爷生活，在他离世后，又在亲戚家轮番借宿。

父亲出狱后，温从文一度以为自己有了归属。直到他挨了第一顿打。

温从文至今都不明白那天父亲为什么打他。他用绳子将温从文绑起来，叫他下跪低头，再抄起棍子打他的头。旁人越劝阻，父亲打得越起劲，说孩子不懂事，得教育教育。邻家平时一起玩的小孩偷偷跑来，对温从文说，“没想到你父亲这么狠，把你绑起来打得不像人了。”

温从文很快发现，多数时候，父亲的施暴不需要任何理由。父亲甚至会专门挑人多处，在农地和小卖部等公共场合，用脚踹、用锄头栟敲他脑袋。他猜想，父亲刻意这样做，为的是想向他人示威，自己出狱后仍旧不好招惹。父亲教训儿子，天经地义。

父亲身高1米75，一百六七十斤，面对仍在生长发育期的儿子，下手很重。温从文经常被打得满嘴是血。但必须偷偷咽下，再不停下跪求饶。要是吐出来，会被父亲视为作秀，招来更猛烈的毒打。

父亲喜欢打头。他觉得温从文的脑子有问题，总闯事。有次温从文和父亲一起去抓青蛙，背篓太浅，青蛙全都跑了。温从文没有及时发现。父亲一怒之下用扁担式的竹片在他头上开了瓢，血流如注。堂哥赶来，将失去意识的温从文送去镇上的卫生院。温从文被缝了二十多针。

镇上医疗水平有限，二十多针都缝得横七扭八。后来伤口下的那块头皮，再没长出过新的头发，“像毛毛虫一样爬在头上，变成永远甩不掉的疤。”

出狱多年来，温某某始终没有一份正经工作。在温从文眼中，父亲整日睡到中午出去，在外游荡到晚上回来。家里已经荒废了的木薯地被二伯拿去种了。同时，父子俩住进二伯家的闲置自盖房。原本四室一院的大房子，却被垃圾和杂物堆砌得越来越小。

那几年，挨打总要比伤口愈合来得更快。在十五岁辍学离家前，为了躲避父亲的暴力，温从文数次离家出走，睡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除了家里的床。

他躺过沙滩上搁浅的破船，躺过木薯地的蓄水沟，用满地的落叶代替床单被褥。一到下雨天，温从文就躲进沙滩上养殖农作物的水泥器皿里睡。由于内壁狭窄，他必须侧着身子才能钻进去，一整夜都没办法翻身。冬天唯一暖和的地方是被蛛丝缠绕的废弃房子，铺满了干燥的稻草堆，温从文一头扎进去，顾不上里面有没有蛇。

温从文童年睡过的搁浅破船

但村子不大，无论躲在多么偏僻的角落，父亲总有办法找到他。他牵着院子里养的狗，循着气味，很快锁定儿子逃跑的方位。“有时他会故意将摩托停在几百米外的地方，再悄无声响地慢慢逼近，突然出现在身后。”父亲狡诈，温从文觉得自己玩不过他。

父亲总是恐吓，“被我抓到就打死你”。这不是口头说说。一年冬天，离家出走后的温从文跑到别家厨房里偷粥吃，被父亲抓住后拖回了家。

他让温从文脱光衣服，站在院里一米高的桌子上，又拿起一根三四厘米宽的水管，打开阀门，用冷水滋在温从文身上。温从文很快就浑身湿透，在寒风中打起哆嗦。他一动，父亲就抄起手臂那么粗的扁担，雨点般抽打在他身上。

村里人站在院子外面的围墙外围观，没有人敢插手这场发生在眼前的暴力。

村里人一度以为温从文迟早会被他父亲打死。出于同情，他们或多或少偷偷给过他吃食，但碍于父亲不断在村里放狠话，不让人给儿子吃住，他们不敢提供借宿，也不敢与温从文太接近，怕因此“被难搞的人缠上”。

在村里逃亡的这些年，温从文无数次瘫倒在房子后面被植物遮挡的排水沟里。困意和头顶伤口带来的眩晕很快袭来，意识蒙眬中，温从文总想起母亲。他在梦里哭着质问对方：为什么不带自己一起离开这座地狱？

村里房后的排水沟渠

温从文很快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家了。屋檐下住着的，只是个并不替儿子感到疼的陌生男人。父亲的铁拳，让他在最原初和紧密的血缘关系中失去了位置。

而父亲的阻挠，也隔绝了他和这座村庄产生最后联系的可能。

父亲出狱前，温从文曾在北海市区的三伯家住了最长时间。三伯待他很好，家里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后来温从文才得知，三伯曾有意把温从文的户口过到自家门下，再送他去市区里上小学。这个提议被当时还在监狱的父亲一口拒绝，“我的儿子，凭什么入你家户口？”

此后，再没有亲戚提出让温从文入自家户口。

陌生来电

温从文也曾顺利入学过。在二伯和三伯的帮助下，没有户口的温从文曾在宽容下进入村里小学读书。因为父亲的暴力，他没法像其他同学一样正常上课，成绩却一直很好。印象里，自己曾拿过很多个一百分。

关于父亲的暴力问题，学校老师也曾几度尝试家访，最终在交涉无果下不了了之。曾有位和温从文母亲年龄相仿的女老师，连续一年多自掏腰包，每星期给温从文五块钱，叮嘱他去吃顿早饭。

在托举中艰难延续的学生时代，再次猝不及防地终止于父亲手下。在初中入学注册那个星期一，父亲当着校长和同学的面打了温从文，理由是认为儿子骗他，嫌没有按原先说的能减免学费，但他不想掏这个钱。

这一刻，15岁的温从文决定彻底离乡出走。在被赶出家门，又失去乡邻和学校的庇佑后，他决心破釜沉舟，孤身进入社会。出门时，他还带着父亲在学校打他时，嘴角留下的那块疤。

那天，他跟随村里外出做工的长辈，搭上班车一起从农村来到北海市区，找了一份电子厂的流水线工作。

15岁的温从文还在发育，虽然身高没到一米七，脸庞仍是小孩模样，但肯吃苦、会来事。他向比自己大十岁的老乡“张某”借来身份证复印件。此后，那张身份证上的一长串数字，温从文比张某本人还记得牢。每当被人问起，他都能应激性地熟练背出。

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父亲都不愿配合。上小学时，他就三番提醒父亲，对方总敷衍了事，从未推进。因为害怕触怒父亲，他不敢过多追问进展。

步入社会后，温从文很快察觉到，父亲没能给他的那个“身份”，处处囚困着他。

首先是通讯和消费。他的手机卡、银行卡和社交媒体账号，都必须借朋友的信息登记注册。在电信诈骗高峰期，借来的银行卡几度被封，朋友嫌麻烦，经常故意不回消息，温从文只能放下手头工作，赶回村里低声下气地求人帮忙。

然后是工作。工厂要求工人们去学习一些技能。原本在实名验证后凭政府补贴能免费学习的电工技能，温从文只能交2200元自费学习。那两个月的每天晚上，他在七点下班后上课到十点半。最后，五十四晚全勤的温从文，发现自己在没有身份信息的情况下，考不了电工证。

温从文自学焊工在工厂烧电焊、在外报班上电工课

更不提出行。因为没有身份证，温从文不能乘动车、坐飞机，基本被剥夺了远行的权利。在外打工这几年，温从文逐渐迷恋上看书。在工友都在刷短视频、闲聊的空闲时段，他总爱捧本书读，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异类。不时有人讲他“看书看癫了”。

但在温从文看来，这是他唯一能走出当下生活的方式。

他在《我的前半生》里来到晚清末年的北京， 经历溥仪从“真龙天子”被改造成为普通公民的宿命；在莫言的《丰乳肥臀》里，他走进高粱地，和上官求弟分食同一块饥荒年代的豆饼。温从文尤其喜欢被余华埋在故事里的转折，和史铁生用来对抗命运的文字。

阅读成为他“看世界”的替代性补偿。在现实世界屡屡碰壁后，温从文曾短暂在精神世界中获得归属。他不间歇地买书、读书。流离失所的那几年，温从文搬到哪，这些书也跟着他一同去到哪。

2019年，温从文租住进月租350元的15平单间，在本就紧凑的房间里摆上一张书桌。几十本书在桌面上层层码起，成为他一段时间里对抗虚无的堡垒。

温从文在出租屋里安置的书柜

但这座建立起的精神家园，并不能改变温从文面临的现实困境。

外出打工这两年，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仍然卡在父亲那环。2014年，在开了村委会的相关证明后，16岁的温从文拿着父亲的释放证明和自己的出生证，向北海市户籍部门提交了户口申请。三个月后，两份证明分别因“腐烂”及“有圆珠笔痕迹”的原因被退回。

补办释放证明必须由本人前去申领，但父亲并不配合，温从文也曾拿着出生证去镇卫生所补办，但被告知以前的纸质档案查不到了，无法更换。

在材料补办无果及父亲的不配合下，为自己户口奔走的温从文，手头一度没有任何“能证明我是我”的材料。

由于父亲的顽固，温从文有一次差点与多年未见的母亲相认。那段时间，温从文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里，一个女声急促而不掺感情地问道，“办户口是不是卡在了那张释放证明上？”

这是十多年来，母亲第一次尝试联系自己。纵使温从文解释说，必须父亲本人去才能重新补办释放证明，母亲仍旧坚称，她要替温从文把这个材料跑到。

这通不到一分钟的电话很快被对方挂断。温从文立即回拨，发现母亲用的是打不回去的公共电话。他心灰意冷地意识到，母亲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瓜葛。

那天过后，温从文始终等着一串陌生号码的来电。但母亲再没有打来。后来，温从文从户籍部门的工作人员那得知，当年母亲专门异地跑了一趟，但因为并非本人申领，跑了个空。温从文心里有种被噎住的复杂。

一直到三四年前，户籍部门在联系直系亲属做笔录时，温从文再次借办户口的缘由听到母亲的声音。第一通电话，母亲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反复确认是否能避免和父亲见面。

第二通电话，温从文鼓起勇气提出跟母亲见面。他做好了泪流满面和对方相认的准备，却被母亲回绝，“我对不住你，更没脸见你。”

温从文意识到，和无法获取身份的原因相同，自己与母亲的关系之间，也横亘着父亲。因为对父亲的恐惧，母亲不敢回头。也因为父亲的暴力，逃离的母亲始终没能原谅自己。

母子俩是在同一天跑去做的笔录。办完手续后的上午，温从文刻意在户籍室的门口蹲守了一段时间。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幻想每一个年龄相仿的女性会不会是自己的母亲。

母亲是在离婚后改嫁给父亲的，在村里，温从文还有同母异父的姐姐。温从文对母亲的面貌没有概念，只能从那个姐姐身上猜测她的模样：皮肤白皙，嘴巴宽，嘴唇薄。

等了许久，温从文没有发现类似的人。他知道母亲并不期待与自己相认。但温从文一直以来，都想找个机会告诉对方，“我不恨你，我不会和父亲站在一道”。

我是谁

2016年起，电信诈骗泛滥，国家对公民实名制有了严格的要求。2016年7月1日，《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生效，要求支付宝、微信等支付账户分三级实名认证，否则无法转账或消费。2017年工信部进一步要求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登记，未实名用户将被停机。

政策的口子不断收紧，但温从文的户口办理仍一筹莫展。

在出狱十多年后，父亲曾前去补办过一次释放证明，但他恼于一次无法将户口办理完成，把这件事抛在脑后，那张释放证明也因随手丢弃遗失了。村委干部帮忙重新找回了那张证明，但温从文的户口申请仍旧没有通过。

2020年，温从文再次询问辖区户籍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必须同时提供出生证明，如今可以拿原件更换。当年原件损毁被打回后，尚未对父亲有所提防的温从文将出生证明交还给了对方。他没有料到，这份由几页纸组成的小小证件，成为此时父子间割舍不断的唯一连结。

温从文意识到，想要在外寻得一个身份，必须回到最初丢失身份的那个地方。他必须回到逃离的起点，直面最初的痛苦。

当温从文再次走进儿时曾和父亲一起居住的二伯家时，发现曾经站在桌子上挨打的院子已经荒草丛生。

屋内灯光昏暗，被垃圾堆和杂物簇拥着的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温从文要回出生证明的请求，只是暗示说，“那我都没钱吃饭，我现在手机里只有三十块。”

父亲目前所居住的旧瓦房

这几年，在温从文的印象里，自己前后大大小小转给过父亲几千块。但对方总在拿钱后转身去赌。面对温从文的逃离，父亲还经常发消息威胁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窒息感时刻紧逼，温从文也同身边亲戚一样，拉黑了父亲的联系方式。

此次推动无果的几个月后，因单位停工，失业后的温从文再次重回家乡。但他不敢回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北海市区，他找了份工作，住在月租350块的单间里，用热水壶煮白粥，很长时间都不敢出门。他总记得自己“熬了好久”，“不是白粥熬了好久，是我熬了好久。”

有人向温从文提出建议，尝试走集体户口的办理，可以跳过父亲那一关。温从文感到有些难过，办理集体户口，不光失去在村里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的经营权，同时也意味着被村里除名，“像花瓶里插着的花，虽然活得漂亮，但我没有根了。”

如此度过三年。这段时间每到过年，村里乡邻都会邀请温从文去自家吃上一顿年夜饭。饭桌上多留出的那一双碗筷，是多年来温从文隐约找到“家”的仅存时刻。

2024年除夕饭后，温从文在村里的小卖部和人打牌，脑袋猛然挨了水烟斗一记重击。血溅了一地。周围的人一下散开。

温从文捂着脑袋回过头，看见了那张最不想见到的脸。

父亲喘着粗气，骑来的摩托车上背着刀。身边叔伯们拦住失控的父亲，慌乱间，他听见身边村里人的声音冲他喊，“快跑啊，别回头！”

村庄的年味仍旧很浓，鞭炮声不绝地在村里的角角落落响起，家家户户门口挂起喜庆的大红灯笼，火光映红人们的脸庞。头破血流的温从文，在大年三十这天哭着跑了一路，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

新的伤口缝了四针，时隔多年，在头顶先前的几十块疤痕里，再次占据新的位置。头顶传来的痛感又一次麻痹神经。温从文意识到，因为父亲，那个去不了远方的自己，又再次丢了故乡。

2025年3月，在户籍办理、就业无望后，积蓄亏空的温从文决定去死。他决定留下自己的故事，回顾自己27年的人生。

面对镜头，温从文有些紧张。他卸下手表，好让自己在讲述过去时，手里有东西可以攥住。一条三分钟左右的视频，温从文在出租屋里反复录了两三个小时。

温从文的身后，是一个被塞满的书柜。里面有一本《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书里的独居老人欧维觉得自己和社会没有关系，在妻子去世后，他先后六次尝试自杀，却都被各种外界因素打断。最终，在各种联系的建立中，欧维重拾了活着的理由。

决定去死后的这个月，温从文觉得这就像是自己。十几年来，他从家庭逃向村庄，进入社会，几度在外碰壁后，又扭头发现，那段27年前已经死亡的父子关系如今仍然囚困着自己。他感觉自己逃得很累。无论是逃离还是重返，他只想有个声音能坚定告诉他，“你属于这里”。

3月28日，温从文发布在网上的个人经历被媒体注意。经线下走访证实及当地公安机关的积极协调下，父亲温某某最终同意劝说。父子两人的户口分别在4月2日及3日顺利办理完毕。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温某某表示，自己没有户口和收入，没法参评低保，如今处境非常艰难，生病了也只能自己给自己打针。当年出狱后，他也曾拿着释放证明去办理户口，但没有办理下来，他也很无奈，主要责任不在自己。

有了户籍后，父亲立即前去申请办理贫困户。作为户籍下唯一的直系亲属，温从文还是同意把自己的身份证信息提供给了父亲。

温从文解释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不想像父亲一样，拿生存问题去威胁自己的亲人。

在户口本上，父子俩如今同属一户，因户籍而互相缠绕。但在温从文看来，这根始终勒着他脖子的丝线，如今终于被自己亲手剪断。

有了身份后，他终于能够在社会上存在。他不再会被别人揪着领子问“你是谁”，不会站在无数个将他拒之门外的门口左右徘徊，反复追问自己，“我是谁”?

4月5日，在拿到身份证后的第一时间，温从文办了自己的手机卡。4月7日，温从文获得了一串属于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在社交媒体上，温从文将那个名为“没有身份证的中国人”的ID改为了“温从文（有身份证版）”。4月14日，温从文乘上了一趟从北海到南宁的动车，只需80元，一个半小时。此前同样的路程，他需要花费160元打顺风车，坐三个小时，途径两个高速收费路口。

4月14日，温从文人生第一次搭上动车

最近的一个晚上，有网友问温从文，背景声里的英文对白是什么？温从文介绍说，屋里在播放电影《绿皮书》，他很喜欢这部片子，“我们都是那个不停为自己谋取身份和站位的人。”

影片中，凭借自身才华，跻身白人上流社会的黑人艺术家唐在暴雨中呐喊：“我不够黑，也不够白，甚至不够男人，那么我是谁？”

温从文和三两位网友聊起书籍、文学和关于未来的规划。背景里唐的钢琴声悠扬，在温从文的讲述里回荡了一整个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