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理由编的不好，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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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驰女亮证的事情，后续已经出来了。

1，她亮的“证件”是假的；

2，她不是公职人员；

3，她是私家车主的亲戚的亲戚，所以正好认识私家车主的车。

我只能说，好离谱的剧情，这要是搁在电视剧里，一定是部烂剧。因为哪怕演员的演技再怎么给力，剧情过于扯淡，有屁用？

你问我信不信，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是他亲戚的亲戚”，好家伙，这理由得多大的脑洞才能想得出来，简直比《红楼梦》里的“贾府亲戚”还要更神奇。

他的亲戚的亲戚，居然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半夜三更带了俩民警去上门威胁要拘留他？难不成两民警又是“她”亲戚的亲戚？

他亲戚的亲戚，居然惊动了“副市长”亲自下场，厉害呀。不禁想起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说的那句，“腐烂的东西，总是从内部开始。”

那我建议，一定要拘留他这个亲戚的亲戚，因为“假冒执法人员”，以及让民警给利用公权力给自己办私事，这可都是一等一的大罪名。

至于我信不信，那都不重要，你要看大家信不信。

一条还没有上热搜的消息，这点赞量，这清一色的评论，看着都令人尴尬。

“这个理由编的不好，换一个。”

“一个假的让别的派出所上门，牛逼哦。”

“这解释比天水医院改数据还离谱。”

我能说什么？如果是真的，只能说我的想象力不够。如果不保真，那我还是得建议有些人，你们要想好了再编，而不是编好了再想。

另外说实话，出现这种画面我并没有太过于感到意外，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它似乎是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出现。

按照往常，引起这般滔天舆论的新闻，早就提级调查，各种回应了。但广西防城港这个不一样，事情发生之后快一个星期，奔驰女是什么身份都没有回应。不仅如此，从昨天上热搜之后开始，各家媒体陆陆续续透露出来的都是些什么回应？

要么就是在帮助私家车当事人和奔驰女“协调”；要么就是派出所称“将视情况回应”……始终偏离主线的这些回应，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地方上还是想尽可能的保护这个奔驰女。

如果她是公职人员，又是利用公权欺辱普通老百姓，又是利用权力调动警察半夜三更上门，这公职，恐怕是保不住了。

但企业家没事，逻辑大家都懂。民警打你，那是权力的问题；一个卖包子的打你，那也就是斗殴而已。

只不过这次，连往常那些毫无底线的正能量大v，似乎都洗不动了，只能表示“这情况，的确离奇。”

西方法学家霍姆斯说过一句话，“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被看见。”

而我们也应该提一句，“官方回应，不仅是给出一个回应，它更要让人们信服。”

那么问题来了，人们不信，怎么办？

答案其实很简单：拿出证据，说服他们。否则，这么扯淡的理由，你为什么觉得人们会信？

而人们若是不信，回应的意义又在哪里？

官方的回应，一方面是对问题的解释，另一方面是对公信力的延续。而不是一纸敷衍，无论内容多么浮夸，丢出来就完事。

青少年霸凌殴打侮辱同学的视频，需要强忍着极端的不适感才能看下去。

视频就不放了，我承受不住……

尤其我刚在德国奥地利带了两周的夏令营回来，很难想象假如这些可爱的学生被霸凌至此，我会燃起怎样的怒火！更难想象，亲眼见到自家宝贝女儿被肆意殴打侮辱的视频，父母会经历怎样的心碎痛悔。

最难想象，或者说我完全不敢想象的是，四川江油这位被一群同学带至偏僻无人处飞踹打脸脱衣侮辱的14岁女生，这位由聋哑母亲养大的女生，被告知报警也没有用的女生，她经历过怎样的绝望与屈辱？一秒钟都不敢去代入感受……

青少年的恶行其实古今中外都有，也并不罕见，但四川江油这起霸凌事件，经一名15岁少女之口揭露了一个令人极度不安的现实：

又不是没进去过，以为我们怕你（报警）吗？没得20分钟就出来了！

显然，打人者并不是第一次霸凌同学，也不是第一次犯事被送到派出所，她非常清楚霸凌同学的后果，实际上就是几乎没有后果。

进去不到20分钟就出来了。

这是对霸凌者的批评教育吗？这叫鼓励纵容！

《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对未成年人有诸多免责、减责条款，立法的依据之一是青少年心智发展不成熟，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不清楚自己做的事是什么性质，不明白自己做了坏事会有怎样的后果，所以应该批评教育和积极挽救。

可事实上呢？一些小坏蛋小恶魔，比成年人更清楚这些免责保护条款，甚至在有意识地利用这些专属于未成年人的免责条款，行事愈发肆无忌惮，一次次突破更低的底线。

青少年有意识地违法犯罪却几乎毫无代价的问题，正在严重侵蚀整个社会的安全感，也严重侵蚀法律的公平正义。

据江油市公安部门通报，即便此次霸凌事件情节如此恶劣，即便施暴的女生早有前科，即便案件造成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施暴的两名女生所承担的后果也只是“送往专门学校进行矫治教育”。

这样下去，真的不行！

无论是从保护无辜少年儿童的角度，还是从震慑与挽救问题青少年的角度，当下的法律条款与执法尺度都已经严重落后于社会现实，到了必须要大改的时候了！

首先，要大幅提高对问题青少年监护人的惩戒力度。孩子有严重霸凌行为或违法犯罪的，一定要让监护人足额赔偿受害人损失，再处以罚款，孩子重复出现违法犯罪行为的，监护人必须要接受一周以上的警示教育或社区劳动。

然后，对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本人，不能简单粗暴地以年龄来划分责任界限，还应该在必要时引入生理发育情况和心智发育情况的评估，对明知故犯的小恶魔在法律规定范围内顶格处理。

最后，公安等执法机关一定不能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上敷衍了事，一放了之。实际上，即便是根据现有法律，公安机关对霸凌同学的青少年也有很多可以惩戒教育的措施。

最简单一点，让霸凌者在派出所待满一整天，做笔录，写悔过书，责令当面道歉，也绝对比进去20分钟就放出来要好得多。

如果15岁的霸凌者上一次进去时接受了这一整套处理，其监护人因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很有可能这一次的霸凌事件就不会发生，至少不会这么轻飘飘地有恃无恐地发生。

分享一条基本常识：

保护未成年人，不是纵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意思！

日前，中办、国办发布《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立即成为热点。

《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规定，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其中，对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计发补贴。根据该方案，育儿补贴按年发放，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按照育儿补贴制度规定发放的育儿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在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等救助对象认定时，育儿补贴不计入家庭或个人收入。

事实上，自从中国共产党在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提出“建立生育补贴制度”以后，特别是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发放育儿补贴”之后，社会上对国家层面的生育补贴政策早就已经有了相当高的预期。

现在实施方案落地了，社交媒体上一些网友又称，一年3600元，不够养孩子啊。算满3年，一共10800元，有人会为了这么一些钱去生育一个孩子吗？“那样做，不是为了得到一勺子醋，而去买了一盘饺子么？”甚至有人调侃称，除非给我送房子，我才会生。

这次发放育儿补贴，是政府拿出“真金白银”补贴育儿家庭，也是我国首次对居民发放普惠式现金补贴，意义当然不可小视。一般估算，全国每年将有两千多万名婴幼儿可以领取到现金补贴。有论者强调，育儿补贴是一项“投资于人”的重大政策举措，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高度重视。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人“不领情”呢？下面就来简要地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01 地方性补贴政策，拉高了大众的预期

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截至2024年11月，已经有23个省份的不同层级政府出台了生育补贴政策，其中有3个省份已经实现省级层面的政策覆盖。

虽然此前各地出台的育儿补贴方案往往针对二孩及以上，很少有地方政府将一孩纳入补贴范围，但是相比较而言，此前各地出台的育儿补贴标准大多高于现在落地的全国补贴标准，而且有不少地方的政策也已经将一孩纳入了补贴范围。

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补贴方案是：一孩，一次性补贴1万元；二孩，每年发放1万元，持续至5岁，总额5万元；三孩，每年发放1万元，持续至10岁，总额10万元。这个力度高于全国标准。

陕西省宁陕县的补贴标准是：二孩，每月600元，发放至3岁，总额2.16万元；三孩，每月1200元，发放至3岁，总额4.32万元。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补贴标准是：二孩，每月500元，持续3年，总额1.8万元；三孩，每月1000元，持续3年，总额3.6万元。

湖北省天门市的补贴标准是：二孩，每月800元，持续3年，总额2.88万元；三孩，每月1000元，持续3年，总额3.6万元。（该市还补贴“房票”。）

黑龙江省伊春市的补贴标准是，二孩，每月500元，持续3年，总额1.8万元；三孩，每月1000元，持续3年，总额3.6万元。

以上列举的若干地方政府对二孩及以上的补贴标准，均高于此次出台的全国标准。事实上，已经出台补贴政策的其他地方，对二孩及以上的补贴，只有少数不比全国标准高。

尽管此前很少有地方政府对一孩进行补贴（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是一个突出的例外），但是对二孩及以上的补贴，已经大幅拉高了人们对全国补贴政策的预期。所以当全国补贴方案落地之后，固然是预期兑现，但许多人产生“不过如此”的感慨。（详见附表。）

附表：各地出台的生育补贴政策（不完全统计，有些地区另有房票等其他形式的补贴，未列出）

02 社会抚养费与育儿补贴，怎么算合理？

传统看法是，父母或长辈对生儿育女更加重视也更加急切，他们也是“催生”“催婚”的重要力量，有意思的是，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上，父母辈对此次育儿补贴政策的反应也不是非常热烈。

他们中有些人持这样一个观点：以前我们多生一个，罚得挺凶，现在要我们多生几个，只给这么点钱？

当然，生育是个人和个体家庭的决策，也许不应该把责任推给政府，但是这种说法反映了不少人的感受。对新生儿补贴三年、每年3600元这个标准，到底是根据什么依据确定的？

计划生育时代，城市地区普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农村地区普遍实行“一孩半”政策（即头胎是女孩可生二胎，头胎是男孩不准生二胎），当时官方要求，“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那么，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是什么呢？

提前生育‌（含婚前生育、未满生育间隔期生育、符合再生育条件未经审批生育）：按双方上年收入总额的60%-1倍征收。 ‌

‌多生育一个子女‌：按双方上年收入总额的2-3倍征收。 ‌

‌多生育第二个子女‌：按双方上年收入总额的4-6倍征收。 ‌

‌多生育第三个及以上子女‌：从重征收。 ‌

‌婚外生育‌：按双方上年收入总额的4-6倍征收。 ‌

‌非法收养‌：比照上述标准征收。 ‌

（‌收入界定‌：以上年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为准，若当事人年收入低于标准，按统计标准征收；高于标准则以实际收入倍数征收。 ‌流动人口‌：按户籍地标准执行。）

以上标准依据《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及地方实施细则制定，具体执行可能因地区差异有所不同。

有人据此认为，既然当年的“社会抚养费”是根据当事人收入（或当事人所属户籍地的人均收入）的若干倍来确定的，那么现在的补贴也应当如此。显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规定的补贴是达不到当年的社会抚养费的标准的。

03 育儿补贴不能落入“拉动消费”的叙事陷阱

不管怎么说，由中央政府在全国层面上对所有新生儿发放育儿补贴，尽管金额不如一些人预期高，都是一件极具象征意义的事情。

首先，从人口政策来说，“只要生了孩子国家就会发钱”，表明国家的人口政策彻底转向了鼓励生育和支持生育，这一政策惠及千家万户，不仅可以增进民生福祉，同时也是“投资于人”的重要措施。

其次，这意味着，国家层面已经真正认识到了我国最严峻的问题之一是“孩子太少了”，这是未来生育观念以及相应的预期的变化的第一步。

最后，这代表着在人口和生育政策领域，计划的成分基本完全消失了。此前各地出台的鼓励生育政策，仍然区分一孩、二孩、三孩，仍然带有计划生育的色彩。相比之下，这次补贴，由于不再区分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已经没有这种色彩了。

最后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将生育的自主决策权完全归还给个人，国家即便要鼓励生育，也就应当以这一点为基础和出发点。因此，对于这项育儿补贴政策的宣传和解释，也许本来应该将重点放在这个基点上。

遗憾的是，不少媒体很快就将这项补贴政策纳入了“拉动消费、促进经济”的叙事框架。许多人马上开始计算：全国每年大约有两千万孩子可以收到补贴，那么可以释放多少千亿的消费，进而拉动GDP多少个百分点……

这样一来，也就把生育孩子这件事情彻底纳入了经济计算。而一旦进行经济计算，任何人都会发现这点补贴是远远覆盖不了成本的。

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中国家庭（不包括港澳台地区），0-17周岁孩子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其中，上海、北京、浙江为养育成本最高的三个地区，分别高达101万元、93.6万元和85.5万。三年补贴1万多元，怎么够呢？

上面提到的还只是养育孩子至17周岁的成本，还有未来接受教育和恋爱、结婚并生育再下一代的成本呢？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也都需要父母来支付部分费用的（或给予支持的）。

无论如何，要让本来不想生孩子的人生孩子，从成本计算的角度去说，这些补贴确实是不够的。进一步，人们会质疑，补贴三年、每年3600元这个标准的确定，既然不是根据育儿成本确定的，那么是根据“财政可以承受的限度”确定的吗？抑或是根据“拉动经济”的数额来确定的？那样的话，这种感受反而会影响生育动力。

所以，计算生孩子能多大程度上促进经济，这既不合理，也不现实。生育，终究是一个个人和家庭选择的权利。

广西防城港“奔驰女亮证”事件，网上新出现了一种愚蠢或者说是居心叵测的声音，那就是认为事件中的男司机“不是省油的灯”。

说这种声音愚蠢，是因为确实有些人在现实生活中懦弱无能，面对亮证女这样的人会逆来顺受选择忍让。亮证女之所以敢在错车这种普通寻常的生活场景里亮证，多半就是因为过去亮证吓退过其他人，有过成功吓退人的先例与经验。

坏人，往往是所谓的好人惯出来的。这些好人，其实不是真好人，只是懦弱与无能。

很多人意识不到亮证行为的恶劣程度，是因为他们骨子里跪得太久了，一看到象征权力的证就害怕，就无原则退让。他们心想，人家都亮证了你还不服，你又不是官，不是官而不服从象征权力的证，那你多半是刁民和刺头。

奴才的眼里，只有三种人，那就是主子、刁民与自己。

说有些人居心叵测，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些权力和与权力沾亲带故的、权力豢养的人，他们希望更多人屈从权力，这样他们就能利用权力获得更多的好处。

在这些人眼里，我都亮证了，你还不退，你肯定不是好东西。他完全忘记了，他自己才是最不好的东西。这种人，当然不希望我们都像男司机那样“难搞”，当然希望我们一看到证、一看到深夜上门的警察就害怕就屈服。

社会节节败退至此，多半就是因为我们过去面对失范的权力时没有据理力争，多半就是因为我们遇到仗势欺人的恶势力时选择了忍让，一日日的退让容忍，他们终于在村道上错车时也敢掏出行政执法证来恐吓我们了。

如果人人都能像亮证事件中的男司机，知道如何搜集固定证据，知道如何记录下恶人的影像资料，知道此种情形女司机亮证是违法的，知道如何把视频发到网络上曝光这些丑态和恶行，那兜里揣着证的那些人亮证时就会犹豫思考一下：我这么做对不对，我这么做会不会被怼，我这么做会不会被曝光？

他们若经常在想向民众亮证时能被逼着犹豫一下、自问一下，久而久之，就没有那么嚣张跋扈了。

昨日我在文章里说了，官方通报里说，女司机的父亲现场就认出男司机是“未出五服的表亲”，此种沾亲带故的情况下，他的女儿还亮证试图逼迫男司机让路，还深夜带着警察上门威胁男司机道歉、“不删视频就拘留人”，对亲戚尚且如此，对其他人必然是更加狠毒无情。这样的人，在乡里就是一霸。

亮证女这一家如何成为连亲戚都会欺压的乡霸的？不就是因为他们家有人“有证”大家有些畏惧吗，不就是因为过去在他们面前唯唯诺诺不敢说不惯了吗？如今男司机敢站出来说不且非常有技巧地将亮证女的丑态恶行公之于众，觉得他“不是省油的灯”、刺头的，无疑都是乡霸们的帮凶。

在《一个自媒体人的野心：重新定义新闻》一文中，我反复表达自己之所以“要重新定义新闻”，就是因为过去新闻写作训练必须由机构媒体才能完成，我们要尝试打破这种垄断，让民间也能完成这种训练，让更多人可以写新闻。那么，“让更多人可以写新闻”又是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让更多人可以更专业地发布信息、让失范的权力害怕曝光在阳光下而稍微收敛一点吗？

偌大的世界，若只等着三五个记者发声，那只会一日不如一日。人人都能为自己发声，人人都会为自己发声，人人都敢为自己发声，那这个社会就有希望了。

试想，如果你是那位男司机，你懂得如何去曝光欺负你的亮证女，其他的亮证女亮证男还敢来欺负你吗？人人不被乱来的权力或者权力的近亲、家丁欺负，那社会不就好多了吗？

男司机应该成为如今这世道的榜样，不向胡来的权力让步，不向随意乱亮的行政执法政低头，哪怕有风险，哪怕可能被报复，但不惧不退，据理力争，只有更多人有这样的胆识与见识，我们这些平头百姓的生存处境才会慢慢好起来。

所以，当大家都在“奔驰女亮证”事件中看到很多阴谋和阳谋时，我看到了一缕希望。

2025年8月4日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29期：“6人被救出后，医护人员确认已溺亡”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6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3条，刊登读者投稿2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7月28日—8月2日，这一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正式宣布提供“育儿国补”，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不分一孩、二孩、三孩）发放补贴，每年每孩发放育儿补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官方还强调此次育儿补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范围、普惠式、直接性向群众发放的民生保障现金补贴，是一项惠民利民的重大举措。体现了4个原则：1.改善民生、惠民利民。2.统筹衔接、保障公平（不分城乡、民族）。3.尽力而为、量力而行。4.安全规范、简便易行。”这一影响重大的政策很快登上热搜，相关话题“#
3岁以下婴幼儿每年补贴3600元”、“#育儿补贴#”、“#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发布#”等阅读量均破亿。

有网友表示，中国家庭养孩的成本极高，曾有统计称养1个孩子至18岁的成本与人均GDP之比约为6.3倍，“遥遥领先”于全球，大城市一些中高收入家庭更是破百万。相较之下，一万多元的补贴就类似于“兰博基尼优惠券”，完全是杯水车薪，只能起到宣传作用。但也有网友颇具高级黑的嘲讽，好歹是给韭菜施肥了，毕竟对于想生的人来说“有总比没有好”，本来我们就长期处在“负福利”状态，如今哪怕只是一点点好处，也算稀罕。还有网友指出，从放开3胎到今天发放育儿补贴，只用了4年时间，速度非常快。这种激烈转向其实意味着生育率下滑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连一个惯于压榨的政府都坐不住了。讽刺的是，历史总是在轮回，从“不让生”到“哄着生”，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就在几年前，中国仍有强制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新闻，不知道这些罚款是不是可以退了？

事实上，即便是官方政策，仍需警惕“画饼式”的承诺。早在2023年9月，河南郑州就高调宣布实施地方性的育儿补贴，对新生儿入户郑州的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家庭分别一次性发放2000/5000元/15000元的育儿补贴。几个月后，民众却发现根本申请不到，补贴申请“找谁谁不管”，活生生把“生育鼓励”变成了“生育骗局”。更离谱的是，该政策文件后来还被官方悄悄从网站撤下。有不少网友转发新闻时直接 @国家反诈中心，以表达对这一“欺骗政策”的强烈愤怒。如今，全国正式版本育儿补贴政策出台，自然有网友发问，这笔钱到底从哪来？是中央拨款，还是地方财政？倘若是后者，在地方都快发不出工资的当下，能指望它真正发到百姓手中吗？

此外，本周各大新闻接连轰炸，令人应接不暇，先是“少林寺住持释永信被查，佛教界决定开除其僧籍”，多年传闻终于落锤。后又是武汉大学一起性骚扰案引爆“诬告”论战，舆论场几乎撕成两半。就在电影《南京照相馆》热映之际，苏州市再度发生了一起日本人母子遭袭击事件，悲剧重演，令人唏嘘。紧接着，广西防城港市出现“亮证姐”事件，一奔驰女司机亮证逼车让路，并当场“开盒”出对方身份。而在一片喧嚣之中，北京地区还遭遇了强降雨，目前造成了44人死亡，仅密云一所养老院就有31人不幸罹难。有网友指出，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都已经陷入了一种极端主义，甚至开始取代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背后其实是一种全能主义权力结构的深入渗透与操控，显示着无所不在的权力暗影。

以武汉大学性骚扰案为例，在一审判决前的两年时间里，被告男生肖明瑫因为背负武大处分，在舆论层面坐实了性骚扰分子的形象，而这恰恰是武大基于“捂盖子先行、稳定压倒一切”等考量做出。在事件有所反转之后，由于机构媒体长期缺席，始终缺乏权威的真相支撑。最终，性别对立的双方各自抱团，被同一套仇恨话语所支配，走入情绪撕裂的死循环。以苏州日本母子遭袭击事件为例，官方虽然将胡友平评为“全国见义勇为英雄”，但长期的仇日教育、宣传已经难以扭转，反日已成许多中国人的“程序设置”。据悉,在《南京照相馆》之后，另一部电影《731》又将上映。但一个深层的问题是：中国的历史教育本身就夹杂着仇恨叙事与意识形态歪曲，我们又如何指望整个舆论能理性面对历史真相？相反，这类电影很容易沦为煽动情绪的燃料，把悲剧变成复仇，把记忆变成愤怒。 至于“亮证姐”事件，它真正可怕之处在于一个所谓的普通人（官方回应称“亮证姐”并非公职人员）仅凭一个车牌号，就迅速调出对方的信息。大数据被权力系统牢牢掌控，在没有足够监督的前提下，它本身就成为了统治的利器，从这一角度来说，政府权力已不仅是扩张，更是借由技术手段，向“极端集中”和“极端强化”持续演进。

在2023年8月，整个京津冀地区遭遇强降雨，总共超500万人受灾，其中北京市因灾死亡33人。2025年8月，新一轮强降雨造成北京44人死亡。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近年来官方媒体总在强调“极端降雨”，仿佛只要雨足够大，受灾就变得理所当然。但问题是——如果“极端”已成常态，政府是否更应将其纳入日常治理逻辑，而非作为免责借口？否则所谓“极端”的说法，不过是一种宣传层面的卸责罢了。当然，如果要批评中国政府的强管制、排他性导致了这种极端化蔓延，它可能会相当不满，毕竟它早就进行了多年的“去极端化”治理，只是这个针对的对象是——新疆。

一周荐读：

• 【CDT月度视频】七月之声（2025）——“你们就是在镇压我们的，我们犯法了吗？”

2025年6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2025.6.28—2025.7.29）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月度视频——《七月之声（2025）》。在内容上，该片揭示了当局的言论审查、权利打压，也记录了民间疾苦、民众呐喊与抗争；在形式上，该片模仿了2022年4月22日发布、随即风行全网并遭到审查的抗议上海封城的短片《四月之声》。

• 【CDT报告汇】中国学界自我审查空前严重，敏感社科研究不再使用中文发表（外二篇）

2013年之前，关于“权利”的中文出版物有6篇，英文出版物有4篇；而2013年之后，中文出版物仅剩3篇，英文出版物也降至3篇。更有甚者，“人权”和“政治权利”等相关研究在2013年之后再也找不到中文出版物。

• 【中国哭墙】勇气是人类最稀缺的美德（7月1日-7月31日，2025年）

sunsheepsea: 李医生，看了一篇写您和这个评论区的论文，十分感慨。现在想起疫情好像是上辈子的事情，当时我到底是怎么度过每一天的呢。 // 荷气升柴：李医生，明天就去您的墓碑看完悼念您，这个想法有很久了，终于能实现了。 // palpitationsyncope：邵某豪因捏造杭州余杭“粪水”谣言被刑拘。

一周关注：

• 【网络民议】每孩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发布
• 靳柒柒｜国家“催生”开始发钱，那当年“超生”被罚的钱算什么？
• 挪威TALK｜从放开3胎到育儿补贴只用了4年
• 不严肃问题研究室｜3600元能不能解决不生孩子的问题？

7月28日，中国《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公布，宣布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育儿补贴按年发放，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补贴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该新闻在微博、小红书、推特等平台引发网民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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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方丈释永信被官宣落马一天后，7月28日，中国佛教协会发布公告称，将依据河南方面的报告申请，注销释永信（俗名：刘应成）的戒牒。说人话，就是佛教界决定开除释永信的僧籍，不仅要撸掉他的方丈身份，还要彻底剥夺他的出家人身份，不承认他是个和尚了。一个人正式出家剃度的时候，已经放弃了世俗的身份，现在因为违法犯罪违反清规戒律，出家人的身份又被剥夺，那他现在是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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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强降雨席卷华北，首都多地受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据新华社消息，截至7月28日24时，北京最大降水量在密云郎房峪和朱家峪，达到543.4毫米；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怀柔东峪。“连续极端强降雨造成重大灾害。全市因灾死亡30人，其中密云28人、延庆2人。”北庄镇位于密云城区东北部，地处密云水库上游。村民陈女士和刘女士的房屋都在清水河边，受灾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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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27日，居然之家的汪林朋，从高楼坠下。消息在家居行业里震荡，传言很快被多位业内人士证实。这位家居零售巨头的掌门人，在回到公司正常履职的第三天，选择了结束。一切似乎都恢复了正常。三个月前，4月17日，汪林朋被湖北武汉市江汉区监察委员会带走。罪名是立案调查，措施是留置。7月23日，他出来了。留置措施被解除，变为了：责令候查。

• 现实的声音｜袁立账号被封，爆出了网络里也有“黑社会”

当“装逼者”的屁股要被掀开的时候，他们就会动用一切力量让你住手。最近，一个满怀良知的演员袁立，账号接连被封，使其不得不在朋友圈留下一段无奈的话——想离开了！袁立，可能许多人不太清楚，当说到《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塑造了经典角色的杜小月时，可能很多人就会有印象。杜小月，就是袁立。据网络披露，袁立不仅是个演员，还是数十万尘肺病农民工心中最有力的代言人。

一周讽刺：

• 木蹊说｜讽刺！上百家媒体转发的《特朗普爱上白宫保洁》，竟是假新闻
• 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只有一根手指的前台和民宿门边的钥匙

现在有了AI，什么人都能搞自媒体了，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不多。《特朗普爱上在白宫当保洁的我》，被成百上千家官媒、自媒体以讹传讹，说明什么？1.AI时代，一些人和企业为了流量，不择手段，不顾底线，不讲法律和执业操守，看到攒劲的新闻，就火速炮制复制，收割群众。2.为了迎合自己的受众，不惜编造一些低智的东西，以“看破真相”口吻，骗得粉丝晕头转向。3.AI时代，脑力反而显得更加可贵，毕竟现在被机器和无良媒体忽悠到腿瘸的人，越来越多了。

• 【404文库】日经中文网｜苏州再次发生日本人母子遇袭事件
• 星之继承者｜这不是巧合，这叫模式

日本经济新闻获悉，7月31日，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发生了一起日本人母子遭袭击事件。母亲在事件中受伤，但无生命危险。中日相关人士透露了这一消息。事件的经过和状况、袭击者的现状以及动机目前不明。中国将2025年定位为抗日战争胜利80年的重要节点。7月31日，原计划上映一部描绘旧日本军队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731部队）”的中国国产电影《731》。不过，截至目前尚未确认该片在中国影院上映，可能已被延期。

一周声音：

“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存在不同声音：

• 一千只羊群在燃烧｜武汉大学图书馆诬告事件，放大了这个时代的悲哀
• 旧闻评论｜最该接受谴责的是武大
• 旧闻评论｜谁在发声？因何失语？
• 林三土｜不是诬告，是案由不适用
• 明叔杂谈｜面对铺天盖地的舆情，武汉大学的反应太迟缓了
• 艾大荀｜性骚扰相关案件中的败诉与解读，曝光与行动
• 【404文库】三月云｜关于武大图书馆肖某性骚扰：是谁给田力狂欢的勇气？

纵观近几年发生在大学生间的各大“性别对立”事件，最令人深思的，是作为公权力机构、象征文明灯塔、理应维护学生权益的当事高校，从顶尖院校到民办大专，做法都令人无语。处理危机的手段，永远是“捂盖子”先行、稳定压倒一切。若事情还未暴露，就软硬皆施、想方设法息事宁人；若发现收不住火，就边砸钱压热搜、边跟着大众情绪走，任舆论肆意裹挟，事实、公正、法律…统统靠边。

• 【404文库】三月云｜呼吁社会各界关注maskpark事件！
• 雷叔写故事｜这么严重的偷拍事件，什么时候才能上热搜？
• 橙律师｜别再视而不见！了解法律，抵制偷拍
• Belonging Space｜关于Maskpark事件的倡议：别再说Telegram查不了，关键是想不想查
• Vista看天下｜“好丈夫、好同事也会偷拍”，是这热搜里最刺眼的事

近期，多位女博主揭露了一个名为“maskpark”的境外群组。此论坛成员均为中国男性，总规模超10万人，论坛内容包括对女性隐私视频与照片的大规模偷拍、传播和贩卖。另有博主调查发现，此频道包括二十多个细分群组，最大群组达90万人。在这个群组中，有超过十万个中国田力，“分享”自己拍摄到的女性隐私。有的偷拍自己女友、妻子、丈母娘的，还有的偷拍并侮辱自己的同学、同事的……

• 【404文库】摩登中产｜那十年，满城尽带黄金甲

越来越多人回望那十年，不是贪恋黄金的甲光，而是想重温信心的力量。今年夏天，苏超火爆，一座座奥体中心内，人声鼎沸，人潮如海。这只是草根联赛，但当人们都相信它会成功，都有心气把它办成功，它就能成为奇迹。夏夜漫长，体育场灯光璀璨，欢声如雷，笑容如昨。恍惚间又有热风吹过。不如我们从头再来。

• 阿亮Pro｜电动自行车是最后的自由

工信部举行了发布会介绍了9月即将实施的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新国标既是解决方案，也揭露了对应的问题。首先就是保有量巨大，领导介绍说目前我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在3.8亿辆左右。林子大了，自然啥电鸡儿都有。这么多的电动自行车，怎么胡来的都有，这是大前提。其次就是具体的问题，他们怎么胡来呢？

一周故事：

• 真实故事计划｜卖掉唯一住房的人

受房市波动等因素影响，一些人选择卖掉唯一住房。有人是为了防止财富缩水，套出更多现金在手；有人为筹措医疗、教育等刚性支出而降价变现；也有人主动调整资产结构，转向流动性更强的资产以寻求安全感。房产曾是中国家庭最坚不可摧的信仰。如今，这些卖掉唯一住房的人们，正在用脚投票，重塑着社会对于房子和资产的观念。

• 写文的集合菌｜一位迟到的海棠作者（修）

我是去年就被抓的海棠作者之一。在海棠之前我曾经在晋江写作，那时候，作者群里经常都在激烈吐槽情到浓处脖子以下的东西刚提了一点就被锁文，盗文层出不穷举报维权困难，大家都十分无奈愤怒，但又没有办法。n次修文感觉自己被n次阉割，好像属于女生的恋爱小说里面大家都不该有欲望，欲望都是肮脏的。其中一位朋友推荐我去某网站写，她说那里比较自由。

据多方核实，知名学者许倬云先生于2025年8月4日清晨在美国匹兹堡去世，享年95岁。

许倬云，1930年生于中国福建厦门，祖籍江苏无锡，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学贯中西，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的多所高等院校，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其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

许倬云是生活在中西两个文明系统之间的人物，他既沐浴着中国旧文化的夕阳，同时又接受了西方现代知识系统的训练，这种中西之间的学习与生活经验，赋予了他治学的最大特色。许倬云虽以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为研究重心，但他的目光从未局限于中国古老的过去，他从这个国家的过去看向它的未来，又从这个国家出发，观察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与发展。

学人Scholar汇编整理。

一、旁观者

1930年9月3日，许倬云出生于江南世族大家。不幸的是，他生来身体便有残疾，四肢先天畸形，手脚内翻，需要借助双拐才能走路。而与他同时出生的孪生弟弟许翼云却身体健全，这种现象在医学上也非常罕见。这样的身体状况，让许倬云没法像其他孩子那样接受正常教育。幸运的是，许倬云出生在一个大家族中。他的兄弟姐妹有八个，哥哥姐姐们对他非常照顾，时常回答他看书时的疑问，父亲的书架上也有许多史地方面的图书可供他随时取阅。

抗战时期的许氏四兄弟

许家的几个孩子几乎都卓有成就。许倬云的孪生弟弟许翼云学习化工专业，后来成为台北大学化工系教授；他的长姐许留芬学经济，是台北商专的会统科主任，也是著名华人歌手王力宏的奶奶。作为王力宏的舅公，许倬云也曾在讲座上调侃道：“王力宏你们知道吧，他是我外孙，唱的歌挺肤浅的。”

王力宏与舅公许倬云先生

许倬云的父亲许凤藻是清末海军军官，后是国民政府的海军将领，曾参加过辛亥革命。许凤藻一方面受家中的传统教育，一方面受英国海军绅士风度的熏陶，虽为武将，却很有人文学术素养。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许倬云家人住在相当靠近前线的湖北，年年不断避难。他的兄弟姐妹跟着难民学校步行几千里迁移， 两三个月换一个地方。许倬云则随父母搬来搬去。父亲每天读报以后，会在地图上插上大头钉，思考战局的情况会如何， 他不仅关心中国战场的战况，也注意欧洲战场的情况。年幼的许倬云经常待在父亲旁边，父亲会不时将他的意见简要地告诉儿子；这一每天发生的父子谈话，对许倬云一生的学习兴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总结言之，我虽然在抗战期间失学甚久，其实因祸得福，获得一些一般少年无法得到的机会” 。

“抗战是我非常重要的记忆，看见人家流离失所，看见死亡，看见战火，知道什么叫饥饿，什么叫恐惧，这是无法代替的经验。”

 

清末海军军官留影，后排左二为许父凤藻公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童年时期的抗战经历让许倬云终身难忘。

由于身体的伤残，他无法像别的小孩子那样奔跑玩耍，年幼的他，总是被安放在石墩或小板凳上，旁观生活：

“八年抗战除了最后一年多在重庆安顿以外，都是跑来跑去，因此，我幸运地看到了中国最深入内地的农村，看见最没有被外面触及的原始原貌，不但是山川胜景，还有人民的生活。作为旁观者，我常常被摆在一个土墩上、石磨上，搬个小板凳，看着人家工作，所以我对农作的每个细节都可以细细地看。”

后来在完成关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重要著作《汉代农业》时，童年在中国内地各处逃难的经历，给了许倬云别人无法拥有的优势，因为他曾彻底地观察、了解过农民的生活，了解农村的社会组织，他知道真正的农作是什么样的。

“我们住在江防司令部的所在地，这里的几个年轻海军军官带着炸药，准备划条小渔船半夜出发，连人带船去炸日本的军舰……我们为军官送行，半夜三更起来，说是廖队长要走了，母亲来送他，父亲以将军的身份向他行军礼，壮士一去不复返！这种经验，安然逃到重庆的人没有，余英时在安徽山里也没有。所以，我恨日本人。但是，我反对战争。”

少时经逢丧乱，许倬云目睹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残暴行径，这让青少年时期的他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民族情感。但随着年龄及阅历、知识的增加——尤其是他所从事的正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文化研究，他逐渐认识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局限，他意识到必须将这种强烈的感情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否则便可能造成盲目和短视：

“我到五十岁才拿自己的爱国思想摆在一边，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发愿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只有人类社会全体和个别的个人，具有真实的存在意义，国和族，及各种共同体，都是经常变动的，不是真实的存在。到五十岁我才理解，我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打出来的爱国思想，固然是不容怀疑的情绪，但是到五十岁以后，我理解到人间多少罪恶是以国家之名在进行。”

二、书斋内外

1946年许倬云随家人迁往无锡，在时任辅仁中学校务主任李康复的帮助下，他得到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1948年，局势日趋紧张，许家决定迁往台湾。1949年，许倬云考取台湾大学外文系，但他入校的国文、历史成绩引起阅卷老师的注意，答卷被拿给校长傅斯年，傅斯年看了后说，应该去读历史系。一年后，在傅斯年亲自劝说下，许倬云转入历史系，从此一生以历史为志业。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

许倬云在台湾大学读书期间，傅斯年对他多所关注与勉励，让这位优等生在大学期间“得到一些颇为不同的待遇”，在许倬云的记忆里，这位校长非常“亲民”：

“他经常巡视学校各处，有时候在校园碰见，他到我们宿舍看我们吃什么饭，叹口气。他和司机在门口下棋，我们围着看。今天没有这种校长了。”

在台湾大学求学期间，傅斯年的一系列考古文章对许倬云影响甚大，台大其他老师，如劳贞一的秦汉史，李宗侗的先秦史，李济和凌纯声的考古人类学都给了他很大启发。

1953年许倬云从台湾大学毕业，进入台湾大学研究所读书。第二年，许倬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当时专为资助青年学子赴美留学而设立的李国钦奖学金，但出资人要求身心健全者才能获得奖金，台大校长钱思亮为许倬云感到不平，便请胡适出面募集奖金。1957年夏天，胡适四次去纽约郊区拜访了华侨徐铭信先生，最终劝他在捐给华美协进社的留美奖学金中拨一个人文奖学金名额给了许倬云。胡适虽没有直接给许倬云上过课，但他一直将胡适视为恩师。

在芝加哥大学，许倬云师从顾立雅（Herrlee G. Creel）攻读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学风开放，强调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和训练。许倬云的课程完全由他按照兴趣安排，顾立雅和东方系并不对他做任何限制。于是，在专业以外，他选习埃及古代史、两河考古学、古代宗教学等课程。当时，韦伯理论正被芝加哥大学引入美国学术界，许倬云也选了Peter Blau 的“官僚制度”课程。这时，许倬云的学术经验已经相当庞杂，韦伯理论帮助他将许多杂乱的学科知识组合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以此为方法，他的研究工作，大致都是以不同学科的方法和角度，集中讨论一串专题。

在芝加哥大学留影

1960年代，世界各地思潮与运动风起云涌。此时的美国，深陷越战的热带丛林之中，国内的民权运动此起彼伏。许倬云并不是书斋内的学者，在研究功课以外，他也对校园之外的社会投去关切的目光。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行动不便的许倬云常开一个小电车，与神学院的学生一起去火车站接南方黑人，告诉黑人他们的权利在哪里，选举的时候他也跟当地学生一起去监督投票的情况。1962年毕业后回到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他仍旧带着在芝加哥大学习来的自由主义风气，在国民党的专制之下勉力维护学术的自由与独立。1963年2月，在《自由中国》停刊、雷震因“知匪不报”“为匪宣传”被判刑十年后，台湾学术界笼罩在一片沉闷的气氛之中，许倬云与一群关心时势、热爱学术的年轻朋友共同创办了《思与言》杂志，坚持民间立场，表达独立自主的精神。

1960年代，在台大任教期间

这一时段，李敖正在台湾大学读书，许倬云与李敖之间多所龃龉。在台湾，李敖是常人不敢轻易招惹的人物。2010年许倬云在大陆地区出版的谈话录中，提及“李敖聪明有余，没有章法，说谎、偷书，等到李敖要毕业时我不盖图章，所以他没毕业……”，以致后来引起李敖状告他诽谤的官司；而相应的，李敖在自己的书中对许倬云也颇多微词。

许倬云似乎并不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仅仅守住自己的书桌。在他后来的治学与研究中，他也写作了大量普及性的通史著作，向社会大众宣传学术成果，并参与设立各种奖学金，培养与提携后辈。他也用著作等身的学术成就证明，参与社会活动，似乎并不会对一个学者的学术生命产生损害。

许倬云曾在评价美国知识界时说道：

“现在美国没有知识分子，只有专家。本来享受了比别人更多的优待，就有责任付出更多，可是这批人没有自觉的责任感，也没有自觉的意识。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批判，批判与创造是两条腿，有一批人创造，有一批人批判。没有批判，这个社会就静止了。所以，知识分子要有自觉。不自觉，他就以专门的学问去换功名利禄。”

而这样的问题，似乎并不仅是美国学界才有。

上图：1969年，许倬云家庭合影；下图：许倬云与妻子结婚及婚后合影

在史语所任职期间，许倬云遇到了一生的重要伴侣：刚刚从台大历史系毕业两年的孙曼丽。两人从师生变成情侣，最后在1969年步上红毯。提到太太，许倬云对她在生活、学术上对自己的帮助充满感激，“我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守卫天使’，就是母亲、弟弟、太太。母亲生我养我，弟弟扮演了我的手脚，太太更是全心全意为我付出、跟我合在一起”，“所以我说自己是一辈子幸运：老天起初对我不好，不过后来对我真是非常好。”

三、中西之间

1970年，许倬云以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他的研究方向逐渐聚焦于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和汉代史。在日常任教外，他也参加了不同文明的联合研究活动，这对他的研究和思考方向均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为读者所熟悉的王小波，在1984年到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时的导师正是许倬云，王小波在《生命科学与骗术》一文中说：

“身为一个中国人，由于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很难理解科学是什么。我在匹兹堡大学的老师许倬云教授曾说，中国人先把科学当作洪水猛兽，后把它当作呼风唤雨的巫术，直到现在，多数学习科学的人还把它看成宗教来顶礼膜拜，而他自己终于体会到，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在中西文化之中成长起来的许倬云，他的学习和研究，始终是在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结合、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比较，中西结合是他治学的最大特点。许倬云的历史研究基本可划为三大类别：社会史、文化史和“中-外”关系。在社会史研究方面，许倬云关注社会的流动现象，不仅在横向上表现一个时期的社会状态，并将这些画面叠架起来，从纵向上比较前后的变化，借以认知社会的发展过程。

文化史研究方面，许倬云认为文化的特色既是选择的结果，也是延续的过程，由延续性所形成的一个文化特征，是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因素。每个文化在形成自己的特色之后，不断延续，也不断进行修正，这种改变是缓慢而微小的，以致在短时期内，更容易展现的是其延续性，而非因长期修改得到的断裂性。他将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概括为“三原色”：以亲缘为主的团体结合方式，以精耕细作为特色的农业经济，以儒家理念为指导的文官体制。这“三原色”是许倬云上溯中国文化，通过比较得出的中国古代文化的显著特质，同时也是中国维系自身团结统一的保障。他认为今天的中国文化需要扬长避短，既要立足本民族，寻找中国文化立足点，另一方面也当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三联书店，2010）一书是许倬云关于“中-外”关系最系统、全面的概括之作。许倬云认为，“中国”既是一个政治、文化综合体的代表，同时又是一个长时期变化改造过程的呈现，它占有空间和时间的双重坐标。许倬云从时间的纵轴上横切出不同的“中国”剖面，由不同的“中国”形象出发，分析出历史时期不同“中-外”关系，界定出多样的“我者”和“他者”，叠加出整个“中国”丰满的“中-外”关系内涵。而梳理中国历史上“我者”与“他者”、“中-外”关系的内涵，借以认识中国这一复杂共同体的转合、流变过程，实际是为认识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服务的。

“我们人类曾经同源，经过扩散于各处后，又正在聚合为一个共同的社会体。各处人类曾走过不同的途径，又终于走向共同的方向。我们曾有过自己的历史；这些独特的历史，又终究只是人类共同历史中的不同章节。”

许倬云的关注点虽然始终在中国古代社会，但他的眼光从未局限在一个时期、一个国家，“要拿全世界人类走过的路，都算作我走过的路之一”，这也是他认为中国历史在向前发展时应该有的胸襟。

 

许倬云在南京中研院史语所旧址

四、历史与当下

谈中国学界：

今天学术界非常显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显著地抱残守缺，这两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残守缺又不能见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东西来填补，没有自发的精神，有聪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自己的精神困扰和饥渴，这是值得担忧的事情。所以，假如改革开放真有大义而为的政府，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放松人的思想，一定要放松资源鼓动民间的财富，也释放若干的资源，鼓励在学术界、文化界做寻找价值、重建价值的工作。

（许倬云、李怀宇：《许倬云谈话录》）

谈知识分子：

我们面临的今日世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以美国的学术界与同时代的欧洲学术界相比，美国学术界缺少知识分子。美国的知识分子在作家、记者与文化人之中，不在堂堂学府之内。学府里只见专业教师、专业研究者，他们只问小课题，不问大问题，也很少有人批判、针砭当代，更悬不出一个未来该有的境界。他们只看见保守与自由的对抗，却不再提问“自由”该如何从新界定？

……

知识已成为商品，也已成为权力的来源，掌握知识的人操纵市场。新的婆罗门（Brahmana）阶级正在出现。印度文明中，婆罗门以他们的知识占有一切特权，他们是贵种，其他人则是贱种。婆罗门最后是和拿刀拿剑的剎帝力（国王）合作，即知识与权力的结合。在今天，我们的“国王”是那些财富多的人，人人都向财富低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许倬云2006年在台湾大学的演讲《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

谈西方文明：

到了今日，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难以修补的地步：人有充分的自由，但人对别人几乎可以没有责任。这一情况，造成了最近几次大的经济危机，因为人与人彼此不再信任。社会将近解体，甚至家庭可以不存在，夫妇、亲子之间缺少亲密的相许。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将只有满足欲望的掠夺，而没有彼此扶持的互助，这是西方文明正在面临的重大缺失。

（陈心想：《倚杖听江声——许倬云教授访谈录》）

谈今天的中国文化：

中国世界以人为头，没有上帝，天心是人心。盘古就是人，左眼太阳，右眼月亮，头顶是青天，脚底是大地，身上的血脉是河流，骨骼是森林，这个盘古就是象征，是天地人三才，人为贵。没有人的眼光，没有人的知识，没有人的情感，没有人的智慧，就没有天地。

这个是中国的好处也是中国的缺陷。最大发生的副作用，中国人讲伦理，讲人跟人的关系，社会关系，各种亲疏关系，各种尊卑关系，上下关系，这个就构成了一个优势跟弱势之间的差别。

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始终没有脱开帝权，有了皇帝就有内廷，有了内廷，政府就不存在，就永远内廷跟真实执政政府之间的这个对抗，于是国家一定分裂，然后人人都想做皇帝，人人都想做太祖，人人都想做帮会的头头，还不够，还有二代、三代，还不够，表弟，舅爷都得上。这种就深入人心，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解放自己，也绑住了我们自动自发的精神。

（许倬云2020年3月《十三邀》访谈）

谈今天“人”的境况：

现在全球性的问题是人找不到目的，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于是无所适从。而世界上诱惑太多，今天我们的生活起居里，有多少科技产品，这些东西都不是家里自己做出来的，都是买的。今天你没有金钱，你不能过日子。必须要过这种生活，就不能独立，既然不能独立，你就随着大家跑，大家用什么，你跟着用什么。

尤其今天的网络空间里，每个人彼此影响，但是难得有人自己想。听到的信息很多，但不一定知道怎么拣选，也不知道人生往哪个方向走，人生活着干什么。只有失望的人，只有无可奈何之人，才会想想我过日子为什么过，顺境里面的人不会想。而今天日子过得太舒服，没有人想这个问题。

（许倬云2020年3月《十三邀》访谈）

参考资料：

[1]许倬云 李怀宇：《许倬云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2]陈心想：《倚杖听江声——许倬云教授访谈录》，《书屋》2017年第2期。 [3]唐小兵：《与民国相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4]陈慧娟：《许倬云史学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6年。 [5]许倬云 许知远：《许知远对话许倬云》，《十三邀》第四季第八期，2020年3月。

最近，我也去影院看了《南京照相馆》。

我的价值观一向是这样：我反对各种极端仇恨思想（无论中日哪边的），但同时我也理解对于历史的追忆和铭记（比如我很尊敬写了《南京大屠杀》的张纯如女士）。

但我反对任何当下的、直接化仇恨为冲突的具体行为，无论中日哪边。

记住历史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自强、为了和平——这始终是我的看法。

在这里我可以举个例子。波兰这个国家在历史上饱受摧残，但尤其有一个跟俄国之间的过节，是他们无法释怀的，也是仇恨万分的，那就是卡廷森林惨案。

那次惨案，是苏联秘密警察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下，于1940年4月至5月间对被俘的波兰战俘、知识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务员进行的有组织的大屠杀。

1940年春，大约2.2万名在押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遭到苏联军队杀害。1943年，发现波兰军人尸体的纳粹德国称杀害事件为苏联所为，遭到苏联否认；直至1990年4月13日，时任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苏联时，苏联才正式承认对卡廷事件负全部责任，称其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2010年4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下令公开俄方掌握的卡廷事件历史文件，这是俄罗斯首次向公众公开卡廷事件的相关材料。

直到现在，就像南京大屠杀一样，卡廷惨案始终是波兰和俄罗斯之间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那么波兰所做的是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并没有沉溺于各种各样的极端民族主义，也没有整天喊着怎么向俄罗斯复仇，而是不断地通过理性的方式搜集资料、建立纪念场所、拍摄一些情绪克制的电影，试图客观陈述卡廷惨案的事实，维持波兰的尊严。

更重要的是，发展、自强。波兰在摆脱了苏联控制之后，经济突飞猛进，现在人均GDP已经超过了日本。

我个人也去过波兰，那里的人非常文明友好，我在路上只要一犹豫，就会立刻有人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忙；经济发展也非常均衡，农村的优美、发达程度和欧洲发达地区差别并不是很大。

我觉得这就很理性——在保持记忆的同时，让自己更文明、更强大。

而不是一味地沉溺于仇恨记忆。

那我们回到《南京照相馆》。

我想说的是，从电影拍摄水平的角度来看，这部片子拍得挺差的。请注意，仅仅是拍摄水平，和它的立场与态度无关。

当我们谈论一部电影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它本身的艺术水平，而不是它的口号、态度、情绪。

如果要看这些，我们看各种宣传品就够了，为什么非要把一部电影当作宣传材料呢？

《南京照相馆》的前半个小时拍得不错，无论是剧本、镜头还是剪辑，都有一种“史诗感”，所以我觉得还有点惊喜。

但没想到，后来就急转直下，彻底变成了一份宣传材料：莫名其妙的刻意桥段、缺乏剧情基础的空洞口号，碎片一般拼接出来的屠杀镜头，其实并不能真正打动人。

作为一部电影，它毫无疑问是失败的。

但偏偏有很多人，他们根本不管你评判的是电影本身，只要你说《南京照相馆》不好，他们就认为你是“汉奸”。

我看到网上一些人和我一样，战战兢兢地说“这部电影其实没拍好”，立刻就有很多网民站出来，说他是“卖国贼”。

当你分析电影拍摄本身水平的时候，他们又会说：“电影好坏重要吗？最重要的难道不是让人们知道小日本有多坏吗？”

这完全就是一种诡辩。电影诞生之后，它一直都是作为一门艺术而存在，它拍得好不好和它讲了什么内容，二者是没有关联的。

我看到，有电影院在结束放映后造势，有人上台挥舞旗帜，下面的观众起立，高喊各种口号。

别的不说，其实上台那人穿的军服和电影并不相符。电影里面军人穿的是什么军服，其实很明显就可以看到，我觉得你既然要造势，最起码要对电影所表达的史实有一点尊重吧？

最近，《南京照相馆》被评价为《哪吒2》之后的又一部“神片”。我不知道这样的评价根据在哪里，恰好我也看过《哪吒2》，说句大家不爱听的话，人物表情之僵硬、特效之粗糙、剧本之硬伤，作为一部合格的本土商业佳片都不够，更远远谈不上“全球第一”。

相反，拍摄水平极佳的《雄狮少年》却只因为主角的眼睛画得小，就因为“辱华”而被全国批判、打入冷宫。

如果你没有见过眼睛长得狭小的中国人，那就请看看足球运动员武磊——这种长相在中国非常普遍，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而我觉得这种长相也很好看，并没有侮辱谁。

我们的时代越来越让人看不明白：很多人狂热、偏狭，已经完全不在乎东西本身做得好不好，只剩下满腔空洞的情绪。

我看还有的小孩，看完《南京照相馆》之后回家撕掉了自己所有的日漫周边。这难道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撕掉了日漫，国漫难道就能崛起了？种下了仇恨，难道自己就会变得更优秀？

就更不要说，《南京照相馆》根本就不适合孩子去看，因为里面有大量的血腥、残酷镜头，在没有分级制的情况下，很多家长都不明白，一些电影应该属于R级，孩子是不能看的。

我所在的影厅，大概就有五六个孩子，我为他们感到担忧。在此我也建议我的读者，请不要带孩子去看这部电影。

就更不要说影厅里踢别人椅子靠背的、喧哗的，令人反感——既然是来表达爱国热忱的，能不能先让自己文明一点？

看完电影，我看到周围的观众离场时都表情凝重，这种情绪我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尽管我觉得这部片子拍摄水平一般，但里面表达的历史必须要尊重，我自己的心情也是凝重的。

但乘坐电梯的时候，正是这些表情凝重的观众，还没等里面的人出来就往里面挤，里面的人很烦躁喊着“让一下让一下”，但就是没人理睬，进电梯的人和出电梯的人互相挤。

所以我还是那个看法：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制造仇恨，更不是在宏大叙事的笼罩下，却忘记了让自己文明和进步。

无论是乘电梯还是开车，都请记得对面是你在爱国热情当中想要捍卫的、爱护的同胞；只有学会了爱身边的人，铭记历史才会有真正的意义。

否则，仇恨只会制造出野蛮。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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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网传奔驰女驾驶员在会车纠纷时亮出执法证一事，防城港市8月3日发布了第一份官方通报，回应了一些公众的疑问，堪称少有的反应迅速、通报详细，这点值得表扬。

然而，看通报不仅要看它说了什么，还要看它没说什么。假如防城港这份通报内容全是真的，那它就暴露了更多的问题：

第一，亮证女侯某某涉嫌违法犯罪，为什么没有处理？

据通报介绍，奔驰女司机侯某某在冲突时亮出的是其丈夫的消防行政执法证，是真实的国家工作人员证件，并已对其丈夫黎某立案调查。

然而，侯某某作为企业员工，却在公开场合的冲突中亮出执法证件威胁他人，显然涉嫌冒充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尤其她冒充的还是行政执法人员，情节更加严重，影响更加恶劣。

为何通报只字未提对侯某某的立案处理情况？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我在路上捡到一张行政执法证，我再拿这个证件去吓唬人，最少也得是7天行政拘留起步吧？总不能因为是老婆冒充老公就免责吧？据我所知，中国的执法证件是发给个人而不是发给家庭的，老婆冒充执法人员和老公证件管理不当是两件事，应该分别处理才对。

第二，侯某某丈夫所处消防支队的管理责任为什么没有追究？

据通报介绍，侯某某的丈夫违反管理规定，将消防行政执法的证件放在老婆的车上，已被立案调查。

由常理推断，侯某某遇到会车让路这点小事都用亮证来威胁，显然已是习惯性动作，可以推测该证件被侯某某持有已经相当长时间。

那么问题来了，其丈夫黎某作为消防执法人员，在这么长时间里自己从来不用执法证件的吗？黎某所属的消防支队日常是怎么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执法工作的？作为执法单位，又是怎么管理执法人员证件的，怎么连士官的执法证件长期被他人冒用都不知道？该消防支队有没有其他执法人员也是把证件交给亲友使用的？

这个问题涉及消防行政执法的严肃性，更涉及防城港市的消防安全，可谓重于泰山，通报不应该回避。

第三，江山边境派出所明显拉偏架的做法为何没有追责？

防城港市的调查通报认为，江山边境派出所在接待“平头哥”报案时不予受理的做法符合警务工作规范，同时又认为该派出所在接到亮证女侯某某报警时深夜派出民警陪同其上门沟通（威胁）的做法不存在违法违规和程序失当。

同一家派出所，同一起“普通的民间纠纷”（通报原文定性），一方报警不予受理，另一方报警则深夜出击，如此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行动，难道都是合理规范的操作？公安的程序我可能不懂，但在民间，这这就是明显的拉偏架。

作为基本常识，执法机关应当对公民一视同仁，不应当拉偏架。防城港市的调查通报为何对此置之不理，为何对背后的原因不予追查？

第四，平头哥该不该拘留怎么没有定论？

据媒体报道，7月31日深夜，江山边境派出所民警在前往平头哥老家时，除了要求其删除视频和道歉，还有一个重要的情节是声称（威胁）可以拘留他，这也是导致平头哥感受到安全威胁并引发公众愤怒的重要因素。

然而，防城港市的调查通报对“民警要拘留平头哥”这一情节却只字未提，只笼统定性未发现违法违规和程序失当行为。

公安执法是极其严肃的事，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执法更应该有法可依。依据常理，民警之所以提出拘留，要么是平头哥的确涉嫌违法，拘留有法可依，要么就是民警得到了某一级领导的明确指示。

那么，平头哥发布视频曝光车牌的行为是不是应该拘留？不能因为他是受害者就网开一面，也不能对一位守法公民随随便便出言威胁拘留，对吧？

如果平头哥的做法不应该拘留，民警当时为什么要这么说？是不是受了谁的指示与影响？这涉及到公安机关有没有被公器私用沦为权贵打手的问题，容不得丝毫模糊。

第五，12345平台和公安机关踢皮球为何没有追责？

据媒体报道，在舆论发酵之前，平头哥先到派出所报警未获受理，民警建议他“涉及公职人员违纪违法问题，可向相关部门反映”，随后平头哥通过防城港市12345平台举报反映公职人员涉嫌违纪违法问题，却被答复称“该行为属于个人素质问题，不涉及职位违法问题”，建议他报警。

非常典型的踢皮球处理方式，公安把球给有关部门，12345再把球踢给公安，留下被亮证威胁的无助市民在风中凌乱。

如今通报已经证实了该事件中公职人员违法情况属实，反推过去，防城港市12345平台对“平头哥”的举报答复显然就是推诿敷衍，对此，防城港市的通报为什么没有追责？12345平台的踢皮球做法，是工作能力问题还是受了谁的指示？

以上虽然是防城港官方通报存在的五个不同问题，但背后其实是一个共同的疑问：

奔驰亮证女侯某某到底有什么背景，让她敢于如此嚣张跋扈，让防城港的公安部门和12345平台对她另眼相待，以至于让防城港的市领导亲身出面调解？这只怕不是其丈夫一个二级消防士官所具备的能量。

因此，基本常识公众号认为，此事仍存在较多疑点与公职人员违法犯罪线索，且与防城港市政府牵涉太深，应当由广西自治区提级调查，再发一份通报回应公众对打击公职人员滥用特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

所谓的“性骚扰”事件把百年名校武汉大学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需要指出的是，法院做出“本案被告的行为不属于和性有关的骚扰行为”的结论后，还把该事件称为“性骚扰事件”是极为不妥的，这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不存在“性骚扰”，而是单方面的霸凌。

肖同学的不幸，不仅是杨某媛个人的霸凌行为，而是多方参与、纵容的系统性压迫。

01

2023年11月，已经通过网络举报大获全胜的杨某媛“腰间宝剑血犹腥”，向法院起诉肖同学。不过，相比此前的“挂人”、煽动网暴，这已经是她在整个事件进程中干的最体面的一件事。可是，她没有把仅存的体面坚持到底。

经历了漫长的诉讼，法院的审判结果出来了。判决书很长，精确到每一个证据细节，最后的结论是“不构成性骚扰”。建议所有参与此事件讨论的网友，都耐心读一下这份严谨的法律文书，尤其是其中的医学证据。

败诉的杨某媛心情并不沉重，却是斗志昂扬。

杨某媛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感言称，自己会“美美读博”，而肖同学“保研困难”，更扎眼的是“（肖同学）可能会申请境外的学校？不管是哪所境外学校都会收到我的证据材料”。

杨某媛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图/网络）

刚刚输掉了自己发起的诉讼，转身就公开威胁挑衅，还摆出了“天下尽在掌握”的嚣张。有尊重司法的基本素养吗？

有争议走正规的司法程序，是体面人的选择。打输了官司，翻脸不认，公然撒泼，把仅存的体面都输掉了。

02

是谁给了杨某媛如此嚣张的底气？武汉大学难辞其咎。整个事件至今，校方的处置应对都是一塌糊涂，说是姑息纵容都嫌轻。

实际上，事发的2023年7月杨某媛向校方提出性骚扰举报后，校方是很犹豫的。因为其中的疑点太多、太明显了。

杨某媛对所谓“性骚扰”的反应也极为反常，既不是第一时间制止、对质，也没有第一时间报警，而是长时间拍摄肖同学的下肢。心理素质迥异于常人。此后“交涉”的录音证据虽经过了剪辑，依然可以听出明显的胁迫、恐吓。

而且，这并不是什么疑难案件。以武汉大学法学部的强大实力，是不难得出和法院相同的结论的。肖同学的医疗记录都是现成的，挠痒和自慰也很容易区分。

实际上，网传当时武大法学部确有多位教授不支持“性骚扰”的指控，因此校方迟迟没有作出结论。这在校方正式的处分文件中也可以看出端倪，肖同学的处分理由并非“性骚扰”，而是“不雅行为”。十分荒唐。

要是“不雅行为”就要记过处分，抠脚丫子、光膀子都要处分了。出现如此模糊且荒唐的处分理由，明显是妥协之后的“莫须有”。

显然，当时参与此事处理的校方人员意见并不统一，是有人“力排众议”非要给肖同学安个处分。这种宁可“莫须有”也要处分肖同学的无理做法，造成了武汉大学今天的被动。

更荒谬的是，司法结论正式出台后武汉大学自相矛盾的通报，既然“学校充分尊重司法判决结果，全力维护学生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那就应该立刻按照司法结论纠正错误的处分决定。

然而并没有，而是“学校已组建工作专班，正在对肖某某纪律处分、杨某某学位论文等进行全面调查复核”。杨某某涉嫌学术不端的问题和肖同学纪律处分，性质完全不同，怎么能强行捆绑？这个工作专班怎么“专”？

肖同学的事，已经走了司法程序，司法有了明确的结论，还要武汉大学搞什么“全面调查复核”？难道“工作专班”比法院更权威？

网传杨某媛诉肖同学性骚扰一审判决书（图/网络）

即便撤销处分要走流程，比如武大校长所称的上报教育部，那也应该在通报中说明“正在按照撤销处分流程办理”，而不是和调查杨某媛的学位论文捆绑。

前前后后的反常表现，完全不符合一所国内一流大学的水准。其中的水很深、很混。这种浑浊感，也体现在了杨某媛的学位论文问题上。

03

杨某媛“成功保研、美美读博”的败诉宣言引发了舆论更高的关注。既然杨某媛为了对肖同学“公开处刑”，诉诸舆论主动公共化，那就要承受公众对公共人物的全面审视。

于是，杨某媛的硕士论文进入了舆论关注的视野。不看不要紧，看了是真开眼、很辣眼。

内容东拼西凑，查重率高达38%，这还是最轻的。捏造事实、编造数据，这还算是有技术含量的。把政权建立时间的1949年写成了“1049年”，还算是笔误。

“2001年《离婚法》出台”只能用平行宇宙解释了。从来都没有制定过的《离婚法》，难道是《婚姻法》的笔误？可是，两版《婚姻法》分别是1950年和1981年出台的。这种错误要多低级就有多低级，要多荒唐就有多荒唐。

杨某媛的硕士论文（图/网络）

这样一篇魔幻超现实主义的论文，武大的硕士学位就这质地，写出这坨玩意儿的能“美美读博”？真心替这座百年名校感到惋惜。

随着杨某媛的论文被质疑，“本剧”最黑暗的一幕也上演了。最早公开质疑的网友竟然在深夜被人带着警察找上门警告。公立大学的学术活动是公开的、公共的，论文上网不就是为了接受公众监督的？揭露学术不端，是公民的正当权利。是谁不惜动用警权，也要为杨某媛的论文保驾护航？

这些年学术不端事件被曝光层出不穷，不乏明星大腕、高官名师等大人物，也没见过警察下场干预的大场面？区区一个在读博士杨某媛，哪来那么大的排面？

拖了那么久，杨某媛的论文喜提知网前五，分析和举报其学术不端的海内外材料堆积如山。武汉大学岿然不动，“全面调查复核”的进度条还没读完。

武大这个所谓的“工作专班”到底做了哪些工作？这坨一眼假的玩意儿，“全面调查复核”到底多全面？据说现在AI查重的收费是千字20元，要是武大经费不足，那要不要网友们给武大捐个千八百的？

该取消的处分迟迟不取消，一眼假的学术不端调查宕机。武汉大学是太对不起肖同学了，太对得起杨某媛了。

04

武大及调动警力的“神秘力量”在此次事件中上下其手的操弄，是因为肖、杨两人的个人背景吗？显然不是。

肖同学和他的家庭遭遇了严重的网暴，某些人硬生生要把肖同学塑造成家世显赫、性骚扰惯犯的“衙内”形象。这种网暴套路不值一驳。见过衙内“我爸是李刚”的跋扈，哪有肖同学这么软善可欺的“衙内”。遭遇霸凌后，祖孙两代，一死一残，如此窝囊的“新天龙人”闻所未闻。

至于杨某媛，目前也没看到任何家庭背景特殊的可靠信息。所谓家里是“海外NGO”的神神叨叨，毫无可信度。

武大这样的一流大学，本身就是大衙门，也不是那么轻易会看人下菜的。

因此，肖同学的不幸遭遇，不是因为他的个人因素。杨某媛的横行无忌，也不是因为她有什么通天的背景。武大严重不公的处理，是系统性的不公和压迫。这套“行云流水”的系统操作，与2023年四川大学女硕士张某构陷民工大叔如出一辙。

杨某媛和张某都是所谓“女权”圈子的活跃人物，都是保研、留学的校园名媛。在遭遇所谓“性骚扰事件”后的操作，都是“挂人”、煽动网暴。闹大搞砸后，都受到了校方明显的庇护，“美美留学”。

再往前追溯，2020年“清华师姐”在食堂构陷师弟“性骚扰”扬言要其“社死”的事件，也大差不差。明明是单方面的“误解”和赤裸裸的网暴威胁，校方竟以“相互道歉”和稀泥了事。

“清华学姐”的朋友圈（图/网络）

这些相似的事件中，都没有很特殊的个人背景。高度同构的操作，明显有系统性的特征。而且，从清华的和稀泥、川大形式化的罚酒三杯，再到武大的竭力保全，明显是对霸凌行为的纵容到鼓励的升级轨迹。

另一个显著的共性，就是以女权为名、行网暴之实的舆论环境背景。杨某媛在网上“举报”3天，武大就匆匆忙忙对“不雅行为”作出处分决定，而杨某媛就此成了武大的重点保护对象。

此类所谓“性骚扰”构陷无辜的霸凌事件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本质上就是线上活跃的网暴群体，对实体社会组织的系统影响和改造。

这些所谓的网络“女权”不是维护女性合法权益，实际上她们压根不关心真正妨碍女性权益的系统性迫害，唯一热衷的就是通过制造、散布“性骚扰”恐慌，煽动仇恨、实施霸凌。这不是任何意义的女权，更不是平权，而是霸凌的特权。

05

任何权利及权力结构衍生的压迫性，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存在于社会组织系统的实在。女性权益也是如此，因此现代女权理论关注的是“系统性压迫”，即社会组织体系中权力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性压迫。

毋庸讳言，在中国也存在这种系统性压迫。重灾区就是大小衙门。官僚体系的科层结构是权力不公的天然温床，官僚化、科层化严重的大型企业也类似。因此，海外女权运动无论多么过激，主要方向是挑战威权的“向上监督”。可中国网络女权恰恰相反，尽是媚上欺下的“向下找茬”。

在她们炮制的一系列网络暴力、实体霸凌事件中，受害者多是无权无势的普通人，肖同学、清华师弟这样的普通学生、成都地铁的农民工大叔、追风小叶这样的小白领。偶尔碰一下娱乐圈的烂污事，就是极限了。

图/豆包AI生成

对于真正的权力者，则是竭尽谄媚为能事。总裁可以霸道，普男不准自信。这是哪门子的女权？分明是赤裸裸的阶层歧视。慕强综合征重度患者，谈何平权？

在女权相关领域，她们唯一大做文章的就是所谓的“性骚扰”，真正对女性权益侵害最严重的系统性伤害，秋毫无犯。之所以重拳出击“性骚扰”，并不是为了保护女性权益，而是“散打”的可操作性强。

06

这种到处找茬路人的性骚扰恐慌，实际上和女权并无瓜葛。在女权理论中，“性骚扰”同样是权力结构失衡，而不是路人甲无意碰了一下、多看两眼的社交过敏症。

中国现代文学最著名的性骚扰场景，是鲁迅笔下的阿Q。

他摸小尼姑光头得手，是因为在鲁镇的社会权力结构中，尼姑庵是极为边缘的底层存在，小尼姑的地位低下，连阿Q都摸得。

他对吴妈“表白”，被赵家狠狠修理一顿，当然不是赵家的女权意识强。而是赵家作为鲁镇权力结构顶点，即便是吴妈这个下人也不是阿Q可触及的。

电影《阿Q正传》中的阿Q和吴妈（图/豆瓣）

这两场性骚扰场景，实际上是对鲁镇小社会的权力结构的描写。权力结构中的女性处境，才是现代女权理论的核心关注。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性骚扰事件的“易犯人群”也与社会组织的权力结构密切相关，呈现出极端化的分布。

一类是权力结构的上位者，这几乎全部是封闭场所的熟人犯罪，就是“窝里横”。另一类则是不受社会正常规则约束、游离于社会主流组织之外的社会边缘人，如街溜子、小黄毛之流。

在治安良好的社会，前者是性骚扰犯罪的主要人群，占比一半到八成。比如教育部历年公布的校园性骚扰案例，几乎都是教师对学生，陌生学生之间发生的性骚扰案一件都没有。

事实证明，杨某媛也没有中“头彩”。但是，这种“窝里横”几乎全部都是权力所及的封闭场所。

在公共场所对陌生人下手的，主要来自街溜子、小黄毛。至于陌生路人，除了少数严重心理问题者，在公共场合实施性骚扰的微乎其微。

因为，这不符合行为理性。即便不考虑司法风险承受能力，谁知道自己“咸猪手”的对象是王局长的千金、还是李总的小秘？风险和“收益”完全不成正比，正常人哪敢尝试？

可是，在网上女权炮制出的一系列的路人性骚扰热点事件中，上位者的熟人犯罪少有，小黄毛、街溜子绝无。仿佛她们有小黄毛、街溜子绝缘圣体或路人受害圣体。否则，无法解释专门被普通路人骚扰的反常。

事出反常必有妖，结果也的确很“妖”。从清华师姐到武大杨某媛的一系列事件，所有的指控都被证据确凿地证伪了，无一不是“误会”。这是偶然的吗？那么多的“误会”，真不太可能是误会。

07

极为讽刺的是，网络女权经常用于率意指控性骚扰的理由是“性骚扰隐蔽性”，然而中国城市的监控设施密度在全球遥遥领先，手机普及度也遥遥领先，还真不隐蔽。

只不过，在那些被网络女权闹得沸沸扬扬的路人性骚扰事件里，凡是监视设施提供的硬核证据，无一支持她们的指控。也包括此次杨某媛自己录制的“视频罪证”，5名专家鉴定，均认为不是自慰。挠痒和自慰的区别，真不需要太多专业水平。

缺少监控的“隐蔽性”场所当然也有，街角小巷、公园犄角旮旯都是传统的性骚扰事件高危地区。和小黄毛、街溜子一样，在网络女权的“爆款案例”中，一件也没有。

构成性骚扰事件主流的熟人犯罪，她们没有抓住过。小黄毛和街溜子，不知是何缘故，永远对她们绕道走。缺乏监控手段的隐蔽地区，她们安然无恙。所有被她们炒成爆款的热点事件，没有一起的监控证据是支持他们的指控的。

这让人高度怀疑，这些到处抓性骚扰的女权，到底有没有抓到过真正的性骚扰？真要是战绩彪炳，怎么不晒不挂呢？怎么每次闹出爆款，结果都是一地鸡毛收场？

这不禁让人怀疑，线上线下折腾那么多年，到底是反性骚扰维护女性权益，还是“柿子尽挑软的捏”的冤案制造机？

制造冤案、毁人清白，可维护不了女性的正当权益。结果是既制造了性骚扰恐慌，又分散了真正的性骚扰问题的关注度。真正的女性权益保护不是被重视了，而是被反复上演的闹剧遮蔽了。

她们制造的恐慌，强化了她们的霸凌特权。不是“性骚扰的隐蔽性”高，而是“性骚扰指控”的伤害性大、风险小。构陷他人、制造社死，却不需要一丁点代价。

这不仅是小投入、大回报的流量生意，还是向线下扩展的社会影响力。左右社会组织的决策，为“圈内人”制造晋身的捷径。这在武大霸凌事件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了。这些人不仅在线上喊打喊杀、搅风搅水，还深度地介入了大学管理事务、学术活动。

劣质的女权主题论文并不是杨某媛的个人秀，武大论文库里被网友扒出来的“女权论文”五花八门、光怪陆离。文理工商，皆可“女权”。没有专业不对口的量产货，都是粗制滥造的跨界作品。

杨某媛的魔幻超现实论文甚至不是其中最糟糕的。显然，这种扎堆“女权论文”不是对女权的重视，而是另类的学术捷径。由此批量制造的水硕、水博知多少？

武大霸凌事件受到伤害的，不仅是肖同学，还有武汉大学的社会声望和学术声誉。亡羊补牢，晚不晚都得补。武汉大学应该全面核查的不仅仅是杨某媛的论文，还有导致事态偏离正轨的幕后推手。

是谁在不遗余力地力保杨某媛，又是谁让离了大谱的论文过审的，还有谁滥用警权骚扰举报者的？唯有还真相于大白，才能让校园重归清净。

08

当霸凌成为了通向权力的捷径，无人安全。这些打着女权旗号的网络霸凌者伤害的可不只是男性。

实际上，最早引起我关注的是她们对网红谐星Papi酱的骚扰。人家生娃在网上庆祝，评论区的“女权斗士”一片咒骂，“婚驴”、“出卖子宫”等等污言秽语纷纷涌现。这并不是个案，而是他们的日常操作。

她们自居女性代表，蛮横地把所有反对者都冠以“厌女”。然而，所有的女性特征、女性的正常生活，在她们眼中都是不可容忍的缺陷、污点。她们对不肯皈依的女性的谩骂侮辱，比任何人都不堪。

没有人授权她们代表女性，她们也不代表女性。肖同学的母亲会同意她们代表自己？所以，她们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反感，也不是“性别对立”、“性别战争”。

只看到她们动辄大骂“蝈蝻”，哪见过“男权主义者”对中国女性整体否定？厌恶构陷他人的恶女，不是“厌女”，就像反感渣男不是“厌男”。否则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既“厌女”又“厌男”，只剩下厌世了。

“清华学姐事件，如果没有监控会怎样？”话题讨论下网友的评价（图/豆瓣）

所谓“网络女权”引发的巨大争议，没有“性别对立”，只有单边的“性别仇恨”。

她们上蹿下跳也不是为了争取女性权益，她们唯一在意的“权”，是伤害、侮辱、构陷他人的霸凌特权。这种特权是其中少数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成功捷径，写最烂的论文“美美留学”、戕害无辜安然无恙。

和所有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泥石流一样，核心都是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生意，盲从的都是情绪失控的疯子，起哄的都是出门忘带脑子或故意不带脑子的傻子。

总而言之，极端意识形态制造的疯狂，从来不分性别，我们是有血淋淋的教训的。“文革”干将谭厚兰、宋要武等人的事迹至今令人毛骨悚然。

时代变了，但狂热的恶意从未退场。

偷偷举起的摄像头，正让日常生活的信任变得脆弱。

近期，据《南方都市报》、光明网等多家媒体报道，一个名为“MaskPark树洞论坛”的境外平台涉嫌组织传播违法色情信息，其中涉及大量偷拍视频，引发公众讨论。

这不是公共领域内对偷拍的第一次讨论。

每次讨论中，偷拍者都被认为是“工作不顺”“生活极度无聊”“没素质”的存在，但实际上，他们却可能是好爸爸、职场精英、班级里的乖学生……

无处不在的偷拍者究竟是什么形象？为什么有些看似老实本分的男性，也是偷拍的幕后黑手？

一份中国香港研究者对于50名偷拍者的访谈录，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症结的根源。

唯有知道了问题如何发生，我们才更有可能，找到调转船头的舵把。

01 

他们是“好爸爸”“好同事”

“名声很好”

阿新从没觉得“偷拍”这事有多严重。

他成长在中国香港一个小康之家，有一位十分爱自己的妻子，有一份稳定且喜欢的工作。阿新对自己要求很高，在工作中力争上游，尽力争取晋升的机会，遇到困难不愿与人说，因此积聚了不小压力。

第一次尝试偷拍后，他获得了一种成功感，压力重重的生活得到了调剂。与成功感相伴出现的，是一些罪恶感。但他很快说服了自己，“觉得没伤害到别人”。

偷拍慢慢成为他解压的习惯，直到在一次偷拍中被人发现，随即被捕。

后来，他将自己的故事，发在了香港非政府机构“明爱朗天计划”的官网上。“明爱朗天计划”成立于2008年，其服务对象是性侵犯者或有过该想法的人。偷拍者，正逐渐成为其帮助的主要群体。

明爱朗天计划官网上，部分偷拍者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他们的伴侣常常跟我说，他是好爸爸、好老公、好同事，在工作上名声很好。”“明爱朗天计划”主任彭凤仪说。正是因着这句话，彭凤仪更想去探究，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会去偷拍呢？

“明爱朗天计划”成立初期，辅导个案以非礼个案为主，2015年后，偷拍个案数量超过了非礼个案，占比逐年增高，2022年，偷拍个案已占比87%。

说起偷拍者，大众总会想象猥琐、心理阴暗、变态的形象。但彭凤仪他们的研究发现，偷拍者背景多元，外型也无什么特别种类可以归纳，只能简单称之为“可说是香港一般男性的写照”。 

电视剧《无尽的尽头》中，偷拍案的元凶之一是班级最老实的班长

相比于性快感，偷拍者更享受偷拍过程中的刺激感和满足感，不少受访者的偷拍行为已经成为了习惯。

成功偷拍到的影像，偷拍者大多只会自己观看，并不会上传，因为他们清楚，这是一件“不应该”“不光彩”“不会受正常人认同”的事。只是同时，娱乐杂志总爱刊发明星的走光照，网络上存在着不少分享偷拍视频的网站和群组，在整个社会对偷拍文化纵容下，他们又认为这是“很平常”“不严重”的“小事”。

来源：电视剧《无尽的尽头》

更何况在他们的认知中，偷拍没有“受害人”。

“我没有触碰到对方，如果她们不知道，就没有伤害。”彭凤仪常常听到偷拍者这样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很多人偷拍的本意并不是想伤害对方，也不清楚后果，“他们甚至觉得如果当时当事人发现了，道歉就能了断这件事。”

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直到听到受害者的心声。

02

更多偷拍

沉默着开始，沉默着结束

香港地铁上，一位女士压抑着内心的恐惧和愤怒，强装镇定。她很确定自己被对面男士偷拍了。

各种念头在头脑中闪现：要不要直接走上去质问他？要不要向其他乘客求助？他们会觉得我小题大做吗？万一我弄错了，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麻烦的人？

最终，她担心引起注意，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任由自己的隐私，留在对方手机里。

小红书上的求助帖

“这是很多受害者在公共场合遇到偷拍时非常典型的反应。”Jacey说。

Jacey是香港地区非政府机构“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的资深倡议主任。这一机构成立于1997年，致力于帮助遭受性暴力的女性。

相比于引人注目的偷拍新闻，更多偷拍，沉默着开始，沉默着结束。2020年，“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发布《影像性暴力经验调查报告》，发现超过50%的受访者从未向任何人求助或提及自己的经历。

图源网络

就算选择报案，事情也未必能有结果。在206名调查报告受访者中，有51名选择了报警求助，其中35人被警察拒绝落案，最普遍的原因是“证据不足”。

“证据不足”，并不代表偷拍没有发生。Jacey说，对公共场所偷拍个案取证，本身就十分困难，只有在监控镜头拍到或及时抓住当事人的情况下，报案才能得到处理。

电视剧《无尽的尽头》剧照

一些寻求“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帮助的女性反映，当场报案，对方也可以马上删除照片，找不到相片就没有证据，只能算了。还有一些人手机里的确有偷拍照片，但没有拍到隐私部位，最后也会被认为“证据不足”，不了了之。

偷拍，常常被当做一件“小事”——不过是几张照片、一瞬间的事情。但它并非小事，“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在工作中了解到，遭遇偷拍后，受害者们一直无法放下它带来的恐惧感。

微博上部分网友的发言

她们会害怕回到事发场所，当那个场所是公共交通工具时，她原本的生活就会受到极大影响。

除了恐惧，受害者还会感到愤怒、被羞辱、价值受损。偷拍，漠视或否定了她们的“性自主权”——一个人能决定和控制在什么情况下、以何形式、向谁人展现自己的身体。

正是对受害者经历的体察，“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一直将“偷拍”视为“性暴力”的一种。

2021年10月8日，香港《2021年刑事罪行（修订）条例》生效，就窥淫、非法拍摄或观察私密部位，发布源自上述两项罪行的影像，以及未经同意发布或威胁发布私密影像订立特定罪行。新订的四项罪行最高刑罚为监禁5年。

03

公共场所中

女性本可以更安全

“是不是你当时穿得太性感了？是不是你不小心，没有察觉到附近？”

Jacey常常在香港听到这样的言论，当性暴力发生时，第一个矛头总是指向受害者。如今，一样的苛刻也发生在女性主张自己被偷拍时。

电视剧《无尽的尽头》剧照

相机握在对方手里，女性本就难以百分百确定偷拍的发生，就算确定，取证也十分困难。Jacey认为，与其批评女性主张后发现“证据不足”，不如讨论为什么女性在公共交通场所中有这么强的不安全感。

当女性总是被社会苛责时，受害者会觉得没有人站在自己这边，自己一个人要去对抗一整个世界，从而选择沉默。

MTR港铁宣传片

事实上，除了偷拍者与受害者，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参与者：警方、公共交通营运公司、旁边的乘客。交通工具内是否释放了禁止偷拍的讯息？地铁站职员，是否可以及时出现？旁边的乘客，是否了解如果发现偷拍该怎么做？

据Jacey介绍，港铁上张贴了不少防范偷拍、鼓励乘客举报的海报，这样的氛围可以让受害者觉得，公众站在自己这一边。在一个更具支持性的环境里，受害者才敢把自己的不安表达出来。

在受害女性被指控为坏女孩时，偷拍者也面临着同样困境——他们被认为是变态。彭凤仪遇到过一名年轻男子，他在地铁月台偷拍女性裙底被抓，接案警察说：“有病就应该看医生！”

彭凤仪发现，社会看待性侵犯者的眼光很不同，会将他们的行为归结为病，因此他们总带着无形的危险。

不少偷拍者也接受了这种叙事。

电视剧《无尽的尽头》剧照

研究报告《偷拍，偷走了什么》发现，受访者会用“走火入魔”来认识自己偷拍的行为，而将对抗偷拍，形容为“驱鬼”。他们自己也将偷拍看成了“受到外在邪恶力量所影响而导致的行为”。

如果真是一种疾病，为什么它只针对特定性别？“总是男人有病，女人没病？”彭凤仪说，把偷拍进行病态化处理，这样一来，公众就会认为，这是极端个体，是一些心理有疾病的人才会做的事情。其实，并非如此。

04

面对偷拍

无人能置身事外

在“明爱朗天计划”的咨询室里，许多问题和经历被第一次谈论和提起。研究报告《偷拍，偷走了什么》，记录了50名偷拍者在咨询后得到的全新认知。

他们重新讨论了香港地区的性别平等情况，虽然平等的观念不断被强调，但不少偷拍者仍将传统的性别角色加在自己身上，比如男性要负责养家。

受访者们往往承担着更大的生活压力，再将偷拍女性作为疏压的手段，让自己陷于勉强的境地，又对女性不敬，并不了解真正的性别平等。

在这些偷拍者的讲述中，他们似乎不能意识到，被偷拍的女性是完整的个体。

480.0艺术空间活动海报 有关“影像性暴力”

这些男性在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色情媒体，总是通过偷窥和物化女性身体的视角挑起观众性欲望，这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不知不觉地用这种视角对待他人身体。

有些受访者，还会提到“狗仔队”偷拍名人、互联网上偷拍他人的趣味短片等问题。这些问题与他们的偷拍性质并不相同，但也异化了他们对偷拍女性的意识。

让偷拍者讲述他们的理由，并非要为他们的行为开脱。“我们必须从整体理解这个问题，反思社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伴侣口中那么好的人被偷拍问题打垮。”彭凤仪说。

MTR港铁防偷拍广告

经过这一系列访谈，他们发现，偷拍不是一种“病”，或是“上瘾”那么简单。其背后，也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有性别教育的缺失，有社会救济的不足，也有着社会观念的影响——

事实上，主流文化对一般的偷拍是默许的，大家对这些普遍的行为已经习以为常，而很少探讨这背后涉及的道德问题及社会影响。

这是一个无人能置身事外的问题。公共车厢里偷偷举起的摄像头，照着整个社会。

出事

7月31日，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31人死亡的消息传来时，李梅花心里一哆嗦，她觉得庆幸。就在20天前，因为天气炎热，她将脑血栓半瘫的儿子接回家。她不敢想“如果”。 

李梅花家所在的北京密云区太师屯镇大漕村，在镇北5公里外。李梅花说，7月以来，雨水连绵。到了7月28日早上，雨格外大，雨声打在石棉瓦上砰砰响，雨滴得有黄豆大小，落在地上一砸一个水坑。好在大漕村地处一处坡上，没有出现被淹的情形。到了8点，李梅花住在密云区里的二外甥打来电话，询问李梅花的儿子在哪里，有没有看见自己母亲，也就是李梅花的大姐。大姐跟李梅花的儿子之前一起住在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内。外甥说联系不上母亲。

李梅花那时还不知道，5公里外，大姐居住的养老照料中心所在的葡萄园村已经被洪水淹没。养老照料中心靠近太师屯镇镇中心，一条马路将太师屯镇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面是太师屯镇政府、法院等机关单位所在地，南面是葡萄园村，清水河从南侧经过，向西注入密云水库。太师屯镇北面地势高，南面地势低。养老照料中心就在葡萄园村的东侧。

葡萄园村东侧，清水河北岸被冲断的道路和堤坝（陈银霞 摄）

公开信息显示，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于2021年11月15日正式备案运营，共有入住房间40间，可同时入住80人。养老照料中心呈“回”字形，均为一层平房。院门在西侧，进门中间是一面墙，上面写着“太师屯养老照料中心”几个大字。东侧为厨房和餐厅，南北两侧分布着住所，中间空地搭建有镂空的雨棚，为室外活动场地。李梅花告诉本刊，住在养老照料中心的多是因病无法自理的老人或残疾人，老人年纪在60-80岁左右，家中无力照料。

李梅花的大姐最后被证实在遇难的31人里。她今年80岁，住进养老照料中心才3个月。去年，大姐肠里长了肿瘤，做完手术后需要挂着粪袋生活，但勉强还能自理，儿女轮流照顾。今年年初，她又得了血栓，半身不遂。李梅花说，两个外甥都60多岁，大外甥的子女在外奔波挣钱，他需要接送孙子孙女；小外甥身体不好，心脏搭桥手术做了两回，都没办法伺候母亲。 

李梅花的儿子是院内少有的年轻人。六年前，有天早晨他突然说不了话，动弹不得，夫妻俩赶紧把他送医院，是脑血栓。这之后，他只能躺在或坐在床上。为了帮助儿子走路，李梅花用两根绳子分别绑住儿子的双腿，拉着他的脚动弹，丈夫搀着儿子，从走两三步，慢慢到能走几百米，台阶处他抬不起脚，都搁上木板。但儿子身高180厘米，已经年近七十的老两口照顾起来费力，送养老照料中心前的几年，李梅花丈夫累得腰间盘突出，李梅花头发花白，脸上都是褶子，两人都精瘦。 

更难的是没有经济来源。儿子又与儿媳妇早早离了婚，家里原先靠儿子在附近打零工养活，老两口给村里锄地补贴家用。顶梁柱病倒后，老夫妻俩没法出门干活，还要供养刚念大专的孙子。孙子懂事，周末在餐馆打工供自己念书，去年过年就回家待了一夜，他大年三十晚上回家，初一早晨就走了，“过年有三薪，他想多挣点”。 

李梅花说，2023年秋天，是大队书记联系他们夫妇，建议他们把儿子送去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村里看我们俩太辛苦，想减轻我们的负担。”李梅花夫妇说，儿子是残疾人，也是低保户，养老照料中心对此有优惠，一个月只要交100块钱护理费，后来涨到200元，钱从700块钱的残疾补贴里扣，不用家里掏钱。李梅花了解到，根据身体自理能力不同，其他人的入院费用，大概在2000-3800元左右浮动。

对于养老照料中心，李梅花夫妇非常满意。李梅花说，一个房间住2个人，有独立卫浴，空调和风扇，地面是白黄色的防滑地板，大白墙，单人床类似病床，可以摇起来。枕头被褥均由院内提供。伙食也很不错，一周有两顿肉，一顿是焖猪肉，一顿是焖鸡腿，每周还包一顿饺子，还有炸油饼、包子、烧饼，都是厨师自己做的。隔一两天还有瓜果梨桃，“比我们吃的还好。”

李梅花告诉本刊，除了一名60多岁的男性保安，院内主要都是四五十岁的妇女，包括院长和会计，十几个护工，两名厨师。他们对院长印象不错，她是一个50多岁的妇女，皮肤白净，说话客气。他们记得，去年冬天儿子的一条棉裤穿了2个月，院长掏钱给买了新棉裤和短裤。护工的照顾他们也满意。夜里，护工每隔一小时会去各方房间转一圈，轻轻推开门，看看大家睡着没有，帮忙盖被子。每天，护工都会穿着胶鞋给老人洗澡，一天会擦4遍地，“每天都是溜光锃亮的，非常干净。”

好的口碑传播下，镇上周边村庄行动不便的老人纷纷入住。李梅花夫妇说，2023年秋天儿子刚去时，全院才30多个人，后来几乎住满，他们村里就有10多个人住在那里。没想到，7月28日的这场大水，将一切淹没。

村民看到，洪水最初从清水河的一处较低的堤坝处冲出（陈银霞 摄）

洪水

洪水是在28日早晨6点左右冲入葡萄园村的。家住葡萄园村东南角的刘军，早上五点半骑着三轮车准备去镇上的建筑公司上班。车子行到村内的低洼地带时，路面已经有到小腿肚深的积水。雨下得很大，噼里啪啦打在刘军的雨衣上。那时他还没有意识到严重性，将车倒回来，准备走村东地势更高的佛山东路。但在距离佛山东路六七十米时，刘军眼瞅一堵两三米高的“树墙”，向他滚滚而来。他立刻掉头回村，大喊“水下来了！”

不少村民闻声起来，借助梯子爬上屋顶。在屋顶上，刘军看到了洪水的整个走势。刘军告诉本刊，村子南侧毗邻清水河，平常清水河的水不到小腿肚。但那天河里的水特别大，水位暴涨，桥梁约三四米高，水位离桥面只有不到一米。公开数据显示，7月28日5时25分，葡萄园水文站最后一次更新的信息为，水位172.61米，流量已经无法显示。北京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28日清晨，清水河最大流量达每秒2800立方米（超百年一遇），是平时流量的1500倍。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南向本刊分析，清水河上游有三条支流，从北到南依次是大黄岩河、小黄岩河和清水河上游主干。从27日23时开始，一直到28日上午9点，除7-8点外，流域内总有超过50mm的极端降水落区，在三条支流汇雨区内摆动，使清水河下游水量持续推高。而且暴雨落区也是逐渐往下游发展，会造成上游汇流洪峰和下游降水碰头，5-6时降水最为猛烈，雨峰碰头效应也最强，可以解释下游太师屯镇6点多的水位暴涨。 

太师屯镇上游，靠近清水河边的一个村庄，洪水最先冲击沿河的村庄（黄宇 摄）

当时，站在屋顶的刘军看到，迅猛的洪水直接冲出清水河里一个较低的堤坝，往村子奔来。不过，滔滔洪水卷着十几米长的树木，被佛山东路两侧的树木挡住。洪水拐弯向西南，冲入北侧毗邻清水河的一条小河，两河间的公路迅速被冲毁，紧邻的清水河河堤，也被冲出一个豁口。刘军说，但水流紧接着遇到了小河西侧堆积的建筑垃圾和石块，洪水再次扭转方向，朝着葡萄园村奔来。 

养老照料中心地势低洼，是最早一批遭遇洪水的建筑。李梅花邻居的女儿家住养老照料中心西北五六米的位置，她告诉李梅花，那天她转身回屋拿个手机的功夫，水“呜”一下灌进来，到了腰部，“都没超过两分钟”。李梅花的堂哥李丁和一位同村村民李凯也住在养老照料中心。一位参与现场救援的人告诉本刊，照料中心院门为栅栏门，水流没有阻挡，直接灌入。刚刚发现院内进水时，大家尝试用用椅子、柜子等挡住屋门，但水从门缝那快速渗进去，李丁他们只好和几个护工一起，赶紧把无法活动的老人一个个抱上窗台，让他们抓着窗沿。

李凯告诉李梅花，当时南边宿舍有个驼背老人，发水后慌乱地跑到北边宿舍。他发现后，托住其赶紧上到窗台。李丁则在第一时间将半身不遂的妻子抱到窗台上，他再上去，一手抱着妻子，一手拽着窗帘。“水哗哗直直往上涨。”李丁腿不太好，站在冰冷的水里，抱了妻子一个多小时，直到撑不住才放手。

北京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接警后，消防救援力量在7点抵达养老照料中心附近。但因水流湍急，救援力量难以进入，直到10点多才陆续有被困人员被救出。北京市军红救援队队长余长安告诉本刊，他们是28日上午11点25分到达太师屯镇政府。当时已经有不少照料中心的人被救出。

虽然镇政府到养老照料中心的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但载着冲锋艇和救援队员的铲车想靠近养老照料中心并不容易。水自东向西冲刷而下，养老照料中心南北两排房子及两侧房屋均为东西向排列，这导致养老照料中心周边的几条胡同被洪水占领，铲车想要接近养老照料中心大门，需要先横穿过几道急流。余长安回忆，水流急到“如果人下水就会迅速被冲走”。避开倒伏的大树和电线杆，铲车最后停在养老照料中心大门附近。队员将一艘冲锋艇放入水中时，急流带来的水压像一只有力的大手，将冲锋艇按在了铲车挖斗的锯齿上，直接把艇刺破了。

图源：央视网报道截图

好在有另外两艘冲锋艇成功入水，但由于水下杂物太多，衣服等织物会缠绕在舷外挂机上，导致发动机连续多次启动失败。冲锋艇进入养老照料中心时，里面的水位已达到两米多深，接近房檐。救援队员看到，多位老人躺在屋顶上，状态虚弱，少有力气呼救，有的老人光着脚。这些老人大部分是失能或半失能状态，无法自主行动，他们是先前由消防队员一个个从房间运出来送上房顶。据澎湃新闻报道，参与养老照料中心救援的队员陈德立描述，他们搭了简易的扶梯，接着、拽着屋顶上的老人上到冲锋艇，运到另一个屋顶后，再用铲车挖斗接出去。

李梅花的堂哥是第三批被救出的，时间是11点半，堂哥向她回忆，救援队从冲锋舟上跳下水，破开窗户或门，游泳进入屋内，将救生衣穿在堂哥的身上，两三个人才能救一个。余长安后来在镇政府注意到，有一位老人裹在被子里被队员抬进来，他已经无法动弹，明显受到极大惊吓，不发一言，只是流泪。

北京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洪水当天，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共有77人，其中工作人员8名，69位老人中有失能半失能55人。因为洪水遇难的有31人。“长期以来，养老中心所在镇中心区域，都是安全的，预案没有将其列入转移范围。这说明我们的预案是有漏洞的，我们对于极端天气的认识是不足的。”密云区委书记余卫国在发布会中反思。

不足的准备

洪水过后，葡萄园村和附近村里的村民回想起来，觉得心惊和侥幸。一位村民告诉本刊，洪水到来之前，葡萄园村已经下了五六天雨。7月26日晚6点58分，北京密云区发布的暴雨预警为蓝色预警，这是暴雨预警中最低的一档，而2小时后的9点06分，暴雨预警迅速升为最高级别的红色暴雨预警，2小时内连升3级。 

北京市防汛办提示，27日0时，针对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请三个区及市级有关部门按照预案落实降雨防范应对措施，做好防汛抢险救灾相关工作。3小时后，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升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27日3时至28日3时，延庆东部，怀柔大部，密云西部和中部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

不少葡萄园村村民注意到了10086和密云区应急管理局发来的预警消息。葡萄园村25岁的村民许晴告诉本刊，她和不少村民都没有太放在心上。许晴说，葡萄园村属于河边开阔地带，既非滑坡、泥石流高发地带，也非密云水库下游，村里几十年来从未发过洪水。“一直到7月27日，太师屯都这里没怎么下雨。”关于这场雨，村民听说，部分居住在山区的居民已经提前撤离。

村民向本刊展示她事发前收到的预警（陈银霞 摄）

北京密云区新城子镇新城子村的一位村干部告诉本刊，7月27日下午2点左右雨下得特别大，几乎是瞬间积水没过了膝盖。到了夜里在山洪的冲击下，村里的桥和许多房屋外的坝被冲坏了。好在，村里在接到上级的紧急调度会后在7月26日就开始转移居民，先转移处在泥石流易发区的人家，再转房屋比较老旧的。一些住在地势较高位置的人家留在村里。

多位葡萄园村村民告诉本刊，他们并未有收到提前撤离的通知，也因此没有任何准备。许晴的母亲早晨5点多起来，听到外面呼呼的雨声，开车出门准备去河边查看。结果车子开到路上，街上积水已经没过脚面，后视镜、后玻璃和倒车影像均被大雨模糊，无法倒车。想起闺女和8个月大的外甥女在家，母亲顾不得拿伞，冒雨淋回家，将还在睡梦中的许晴夫妇喊醒。许晴赶紧拿上奶瓶、奶粉，其他什么都没拿，就抱着孩子跑上车，大门都没有关。86岁的王宏看到河水涨到了大坝边的树根处时，他把全家人叫着上房顶。家里的雨伞不够，3个人打着雨伞，4个人一起撑着一块防水雨布，在房顶上站了2个多小时。

洪水来之前，一些村民说自己最担心的其实是地震。唐山大地震时，葡萄园村有不小的震感，经历过地震的王宏等几位村民告诉本刊，大地震之前，村里也是接连下了好几天大雨，紧跟着开始地震。太师屯镇小漕村一位村民提到，28日前后几天下雨她总睡不踏实，晚上常常和老伴坐起来看雨势，还把瓶子倒扣在桌上，想着一听到声响就赶紧逃命。

救援最初也由村民自发形成。35岁的葡萄园村村民段晓成参与了28号的救援。他和朋友一行五人，三人开一部铲车，另外两人划着自家平时打鱼用的带电机的皮筏艇，从早上七点多到傍晚六点，共救出一百多个村民。救援十分匆忙，他们经过哪条胡同就进去，多数胡同只有2米宽，有的胡同甚至只有一米多，是铲车宽度的一半，这时铲车就在路口等候，让皮筏艇进入。他们一路大喊，铲车的噪音、水流声加上玻璃的阻隔，“你喊他听不见”。段晓成只好下到齐胸高的水里，挨家挨户拍村民家大门。

葡萄园村（黄宇 摄）

即使是专业救援队，应对这次的急流救援，也觉得困难。余长安坦言，太师屯镇遭遇的是典型的城镇内涝叠加急流，建筑密度高，道路狭窄，水下障碍密布。余长安极少见到这样“纵横交错”的内涝，房屋正好全是东西走向，一条条巷子变成一条条小河流。余长安表示，像北京的很多团队一样，他们熟悉的是静态水域，比如城市内涝，水面慢慢上涨。平常，北京也很难找到真正的急流训练场地，他们尝试过使用奥林匹克公园皮划艇训练的水域，但价格高昂，3小时9000元，一次只能训练半天，真正想训练的话需要去往云南。 

广东蓝天救援队副队长胡晓光告诉本刊，北方的救援队平时更多侧重于地震的救援训练。胡晓光说，在广东省内及周边省份，台风和山洪很常见，队伍每年至少参加一次山洪救援，水域救援是队伍的重要训练项目，从4月至11月，每月会开展一次水域救援的训练，每次四天三夜，包括急流训练。在胡晓光的经验里，山洪来临前，南方地区各县各镇都会接到提前撤离的通知，正常情况下都会把养老照料中心、幼儿园、医院这些场所纳入撤离预案，先将他们转移。如果没有完全撤离完毕，在救援队到现场后，这些场所会被纳入最先救助的范围。

7月31日，被淹后的第3天，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内的水已经退去，留下脚踝深的淤泥，泥痕爬到了墙面2米多高，屋里的床铺、轮椅、柜子满是泥污，成人纸尿裤浮在泥上。都是洪水的印记。

（文中除郝南、余卫国、余长安、陈德立、段晓成、胡晓光外，其他人物均为化名）

网民：谁还记得黄杨小姐、蒋小姐、董小姐？

这两天全网都在讨论育儿补贴这件事儿，3600元说多不多，说少确实少了点，放在偏远山区那是一年的收入，放在一二线城市也就是几个月的奶粉钱。

但这件事儿至少表明了一个态度，国家要用直接发钱的方式，硬刚未来的人口问题了。

那咱们现在的人口问题有多严重呢？

实际上从2022年开始，中国的总人口就已经连续三年负增长，每年减少100多万，2023年的出生人口只有900万，比起十年前已经算腰斩。

如果按照现在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用不了十年，中国可能就要面临日本、韩国那样的人口危机，也就是劳动力极度短缺，社会保障系统几乎崩溃，经济增长常年按龟速爬行。

就这么说吧，咱们的人口问题已经到了没办法假装看不见的地步。

那发钱，到底管不管用呢？

咱们先看东亚绝育圈。

韩国的生育率全球垫底，于是早在2013年，他们就开始给年轻家庭发钱，每个新生儿出生一次性发放10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5000多。孩子出生后的头两年，每月还能领取2900元人民币的补助。

但尴尬的是，韩国的生育率不但没有回升，反而在2024年创造了历史新低，只有0.72，也就是，一对儿年轻夫妇平均下来还造不出一个孩子。他们的普遍想法是，生孩子结婚的成本太高，还不如尽情体验生活，穷人根本不配拥有下一代。

而日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他们长期推行儿童津贴，从出生到初中毕业，日本小孩每个月都能领到钱，18年算下来能领640万日元，也就是10.5万人民币，三孩及以上还会补贴加倍，粗略估算津贴总额达到了29万。这在全球范围也属于中等偏高的发钱水平。

但日本的出生率是多少呢？2024是1.15，出生人口首次跌破了70万人大关，逼得日本政府要考虑征收单身税，也就是不生孩子的年轻人要反向补贴生孩子的人。

这么一看，韩国、日本的补贴力度不小，但还是没办法解决年轻人不生孩子的趋势性问题。

那北欧是不是好点？

也不行！

要知道，北欧可是出了名的高福利地区，比如瑞典、挪威、芬兰这几个国家，每个家庭的孩子不但能领到现金补贴，还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夫妻双方还能获得一年以上的超长产假。

就这么说吧，北欧政府除了公务员的岗位不能给，已经把能给福利的全给了。

但福利政策执行了几十年，这些国家的生育率还是不太理想。挪威、瑞典跌到1.4、1.5，芬兰甚至跌到了1.3以下，远远低于保持人口稳定所需要的2.1。

唯一靠发钱取得正反馈的，也只有法国。

他们的生育率长期保持在1.8左右，是欧洲国家里既有钱又能生的一个，但关键原因不是法国人拿到的钱更多，而是整个社会都对养孩子这件事非常友好。

法国不仅有现金补贴，还有政策对职场环境的灵活支持，比如弹性工作制、完善的托育服务，甚至企业对带孩子的员工也很照顾。

咱们举几个例子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比如法国允许父母在孩子年幼阶段，主动申请减少工作时长，每周只要不少于24小时，就能保留原来的薪资岗位。

政府的托儿所，可以接收两个月的婴幼儿，工作日全天托管，还要按照家庭收入阶梯收费，最低只要几欧元（一天）。如果家庭请来私人保姆或者亲戚朋友带娃，国家还会给予一定的现金补偿。

不过大家注意哈，法国土著对生孩子这件事并不积极，疯狂薅政府羊毛的是中东、北非跑过来的穆斯林，他们一家子十几口人，主要收入来源就是生孩子拿补贴，也撑起了法国的人口基数。

但不管怎么样，从数据上看，法国的政策是成功的，年轻人不光能得到经济支持，更重要的是职场和社会的相对宽容，他们的经验也告诉了我们，发钱很重要，但光靠发钱还远远不够。

咱们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的这次新政，3600元的年度托育补贴，平均到每个月也就是300块。从实际的成本上来算，育儿期间的奶粉、尿不湿、看病开销、托管费用，这钱确实不够。

但大家也应该能看到，钱虽少，却也反映了国家的一个清晰态度：要努力降低年轻人的育儿压力，让生育变成一件经济上有支持的事。

3600元是起步，经济好的地方可以提高这个基础上加码，一线城市还可能补贴加倍甚至更多。

实际上，不仅是发钱，最近几年，各地政府也在尝试更多元的政策，比如延长产假、扩大托育资源建设、辅助生育也纳入医疗保险等等。

尤其是湖北天门市，2024年通过住房优惠、产前补贴和育儿津贴等措施，让当地的生育人数同比增加了17%。天门政府给的不仅仅是钱，还有生活和住房环境的改善。

所以，问题就很明显了，补贴很重要，但真正影响年轻人要不要生孩子的，除了经济成本，还有职场环境、住房条件、托育服务等综合因素。

其实说到底，现在的年轻人是在生活和生育之间做选择。一个人养家太辛苦，两个人养娃，又担心被职场优化。

如果企业能够更灵活地支持员工的家庭需求，比如提供更长的产假和陪产假、建立托儿设施或者实施弹性工作制度，那么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支持，可能比直接给钱更有说服力。

另外，孩子的教育成本也是年轻家庭不得不去考虑的一项重要支出。

虽然国家已经在推进“双减”，降低课外培训负担，但中国父母习惯性鸡娃，国家减的越多，他们反而卷的越狠，真正要实现教育减负，那还得增加公立教育资源，保障每个孩子都能公平地享受到高质量教育服务。

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公平和资源分配的问题。

当然，关于生孩子这件事，全世界的政府都很头疼，就连印度人也不怎么生了，说到底，城市化是最好的避孕良药，经济越是发达，生育率也就越低。

当然，这次补贴政策的出台本身，也给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国家越来越关注年轻家庭的实际需求，未来一定会从经济、托育、住房、医疗等多个角度为他们提供支持。

3600元是方向、是态度，也代表了未来的一种趋势。

不管怎么样，发钱是好事儿，也是促进生育的第一步，但它还远远不够。

毕竟，生娃这事，不仅关乎钱，更关乎未来。

01

今天，我在地铁上刷到一条新闻。

“苏州，一名日本母子在地铁站遭袭击。”

我以为是去年的旧闻，又翻上热搜了。

结果往下一拉时间——2025年7月31日。

我愣住了。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像是你以为埋在地底的尸体，又从泥土里露出一只手。

去年，2024年6月，

同样是苏州，

同样是日本母子，

同样是无辜受害。

当时一名中国女性校车引导员，

为了保护日本孩子，

挡在行凶者面前，

被刺中要害，英勇牺牲。

那天的微博评论里充满了泪。

人们说：“这只是偶发事件。”

政府说：“我们会加强防范。”

而现在呢？

一年之后，针对在华日本人的暴力再度发生。

只是这一次，没有人替那对母子挡了。

02

你说是“偶发”。

可我给你复述下时间线：

2024年6月，苏州，持刀袭击，死一人伤两人，受害者为日本母子。

2025年7月，苏州，持石袭击，母亲受伤，凶手在逃。

地点雷同、对象雷同、方式雷同。

你告诉我这是“巧合”？

我告诉你，这叫模式。

03

这次袭击是在苏州的地铁站。

行凶者没有刀，

他用的是石头，

对着一个牵着孩子的女人砸。

日本政府已正式抗议，

要求中国“严正处罚、保障安全、防止再发。”

大使馆给在华日本人发了邮件：

外出时请保持警惕，特别是带孩子时。

你有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恐怖？

一个驻华使馆，

在提醒自己国家的母亲：

你在这个国家，不能安全带孩子出门。

04

你以为是个别人仇日，

我却看到的是社会的系统性病灶。

如果连续两年在同一城市，

针对同一国籍人群发生同类事件，

你还在说“个案”，

那你就是有意闭眼不看。

我们不妨换个词：

“反日暴力事件已在中国社会完成了局部正常化。”

正常在哪？

正常在网络评论区里有无数冷笑话：“谁让你来中国？”

正常在主流媒体对此不吭一声。

正常在去年那位牺牲的中国阿姨，只上了没多久热搜，就被悄然压下。

正常在受害者来自日本，所以你默认他们“活该受点罪”。

我知道你想反驳：

“那你怎么不看看日本右翼？”

“你怎么不说他们怎么美化侵华战争？”

对，我看见了。

我也气愤，我也反对。

但请你告诉我：

一个中国人向无辜的日本母亲丢石头，

和一个日本右翼粉饰历史罪行，

到底谁更可耻？

我们不是日本右翼的反面，

我们是中国人的自己。

别用他们的丑陋，来遮蔽自己的恶意。

你可以痛恨历史，

但你不能把仇恨交给一个母亲来承受。

05

我们都知道，仇恨不会自动熄灭。

但你有没有意识到，

仇恨在被“算法”和“缄默”助燃？

它不是一场大爆炸，

而是一根根火柴递出去：

打开某音，日语博主的视频全是“滚回去”评论。

B站上做日本文化科普的博主，收到“再舔你就不是中国人”的私信。

小红书上留学生拍吃饭日常，有人骂她“你妈死了也得恨日本人。”

去年那一刀捅中了一个中国好人。

今年这一刀，捅穿了我们自己伪装的文明外衣。

06

苏州，有5000名日本居民。

是全国最密集的日资企业聚集地之一。

我们以为他们只是来工作、生活、投资。

结果他们在这里，变成了靶子。

他们的孩子，上学要避开路线。

他们的母亲，逛超市得回头看三次。

他们的领事馆，变成了应急调度中心。

这像极了另一个时代。

但你别急着说“日本人也有问题”。

我要问的是：

当你无法保证一个异国母亲带孩子上地铁的基本安全，

你还有脸说我们是大国？

07

你知道2024年的那位校车引导员吗？

她不是日本人。

她是个中国阿姨。

她看见那位日本母亲挡在孩子前面，

她冲了过去，

然后被一刀刺穿肺叶，

送医后不治。

你说这件事感人。

你说她是英雄。

你甚至说她是“中日友谊的化身”。

可她的牺牲换来了什么？

一年后，袭击卷土重来，而我们全都失语了。

08

还有一句话我必须说：

苏州，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

它已经成了一个警示坐标。

2024年，有人为了保护别人而牺牲。

2025年，有人无声无息地把脸又丢了。

两次事件之间，

你、我、舆论、制度，

谁真正做过改变？

我们以为人性是可以“自动复位”的，

但事实证明，

仇恨是会传染的，暴力是会回来的，

而我们的冷漠，是最深的纵容。

09

这不是个案

如果你能连着听见两次尖叫，

还能捂着耳朵说“没事”，

那你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这个社会最可怕的，

不是极端分子的存在，

而是他们身后的沉默人群。

他们的刀，不会只砍向外国人。

下一次，它可能会砍向你家孩子，

或者你自己。

记住这句话：

一旦仇恨合法，正义就不再存在。

我们总说“不能忘记历史”，

但我们却在制造新的历史悲剧。

历史不是背诵题，

它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警钟。

郑志祖

我也有一些公职人员的同学、朋友。我时常和他们说，现在公职人员在公共场合其实都是“弱势群体”，低调生活，别耍特权，一切依法依规生活即可。

因为现在的网民“头上都带着摄像头”呢！“头上都带着摄像头”其实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实际上公共场合大多有摄像头、民众的车辆上也大多带有摄像头，可以随时拍摄，一旦有公职人员耍特权的行为，很容易就被记录下来。其行为确实不妥的话，一旦公开，难免不是全网一片哗然。

广西“奔驰女司机亮证逼迫让路”事件就是最近的一起。事情大致情况是这样的：7月22日，网友“平头哥”在广西防城港市一乡村小道与一辆奔驰车会车时，奔驰女司机出示带有“行政执法”字样证件逼迫其让路，同车男子则当面说出他的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事后，他向多个部门反映未果后遂将相关视频发至网络，播放量超千万。7月31日，派出所民警连夜上门，称视频泄露了对方的车牌，侵犯个人隐私，要求他删除视频并道歉。迫于压力他删除原视频后又打码重发，再度引发关注。

奔驰车上的男女下车和“平头哥”沟通让路，女司机左手中疑拿着一物品。

目前这一事件还在调查之中，广西警方现在公布的信息是：8月1日上午，有网民及媒体发布视频称“会车遇奔驰女司机亮证逼迫让路、派出所民警上门要求删帖道歉”，公安机关已密切关注有关情况，现已成立工作组展开调查，感谢舆论和公众对我们执勤执法工作的监督。

这一事件所展现出来的疑似公职人员“耍特权”行为引发全国网民高度关注，也足以引起相关公职人员群体的注意。

结合目前媒体报道中披露的信息和已发布视频提供的信息，这一事件还有这5个未竟之问期待工作组在详细调查之后向社会公布。

第一，奔驰女司机亮的是什么“证”？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亮明了相关执法证件，公民确有配合的义务。

但是如果公职人员在休假期间和家人一起出行，就是普通民众的一分子了。如果遇到会车纠纷，先友好协商，协商不成可以报警请交警来依法处置。这时候，其持有的“证”就不能成为其“耍特权”的理由了。一般来说，碰到这种事情，公职人员别说亮证了，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才好，谦虚谨慎，礼让为先。

从披露的视频来看，女司机和一名中年男子、一名小女孩同车出行，三人穿着都很休闲，更像是一家人趁着暑假休假出行，无法判断是不是执行公务。“行政执法”证件是否能够在持有者不执行公务期间使用？这都需要调查结论的说明。

第二，奔驰女司机是什么职务身份？

“证”的背后对应的持证者一定具有某一公职身份。

如果调查结论证实奔驰女司机当时确系在执行公务，那与其会车的视频拍摄者就应该被批评甚至还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但是如果奔驰女司机当时并非在执行公务，那其行为就涉嫌公职人员“耍特权”了，要依法依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如果其根本不是公职人员，那其扬言亮“证”的行为就涉嫌伪造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或者证件了，也需要进一步处理。所以，奔驰女司机的职务身份需要明晰，因为她的职务身份决定了这一事件的性质。

第三，同车男子为何能当面说出他的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

据相关视频，同车男子根据其驾驶车辆车牌号即当面报出了网友“平头哥”的家庭住址与姓氏并爆粗口。

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疑问：同车男子是通过什么系统查询到了这些隐私信息的？同车男子是否也具有公职身份？同车男子是自己查询的还是通过奔驰女司机查询的？有关单位登记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查询都需要授权，也要遵循法定申请程序，何以他们可以现场说出这些信息？这都需要调查结论的说明和解释。

第四，派出所两名民警连夜上门要求删除视频并向奔驰女司机道歉是否属于出警行为？

7月31日下午，网友“平头哥”将事发时的视频发至抖音上，视频播放量达到400多万。当天晚上10点左右，奔驰车女司机和男子以及派出所两名民警等一行5人找到他的老家，要求其删除发布在网上的视频并向女司机道歉。

奔驰女司机是通过110报警之后，相关派出所民警与其一起上门的，还是通过其他方式联系到了派出所？派出所叫村支书上门给父亲做思想工作，要求其删除视频的行为是公务行为还是私人行为？这些细节非常重要，依然涉及其是否“耍特权”的疑问。

另外，网友“平头哥”发视频的行为是否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如果违反了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也需要工作组的确认。

第五，奔驰女司机所驾驶的奔驰车是自有车辆还是借用车辆？

近年来的很多案例显示，“耍特权”事件的背后不仅仅只有作风问题。

如果奔驰女司机确系公职人员，有两个问题就应该由工作组查核清楚：如果其驾驶的奔驰车系家庭自有车辆，其购车款是否来源于合法工资收入？如果其驾驶的奔驰车系借用，是否涉及违规借自相关管理服务对象？这都不是“小事”，而是有关部门应该关注的“大事”。

查清事实，也是对公职人员的一次“体检”、一种“保护”。

我们静待工作组的调查结论，也相信工作组一定会给舆论和公众一个全面、真实的调查结果。

幼儿铅中毒案件提级调查的通报来了，结果在意料之中，但请恕我难以接受。

第一，含铅颜料的源头治理应该担起责任

通报介绍了幼儿园厨师通过电商平台购买颜料的时间，最早可追溯至2024年4月，并且每月6次做给师生食用，这解释了孩子们慢性铅中毒如此严重的原因，也让我们对这些孩子未来的康复前景深感揪心。

但对广大公众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

我可以理解官方不愿意公开颜料成分的顾虑，无非是担心公开后引发效仿犯罪。但作为一省政府，调查发现了一种能够轻易通过电商平台买到，并且能够掺入食物中不被发觉的有毒物质，不应该无动于衷，而是应该追溯源头，排查风险，避免更多人因为“误买误用”导致铅中毒。

是的，从通报内容已经可以断定该幼儿园买到含铅颜料属于误买误用。因为指示厨师购买颜料的幼儿园园长自己也吃了三色发糕，自己也铅中毒了，所以可以完全排除明知有毒而故意使用的情况。

这就说明，在电商平台购买相应黄色色素时，存在某种容易导致用户混淆或误解的情况，可能会让含铅颜料混入食品生产流程。而这一风险，绝不只是威胁一家幼儿园或一座城市，绝不该放任其继续存在。

在基本常识公众号此前被消失的文章里，我也揭示了电商平台有其他餐饮用户涉嫌购买含铅颜料的情况，调查组不应该视而不见。

参与联合调查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和卫健部门完全有能力也有责任去追溯和治理这一情况，并向社会公示。

第二，不应该让检验科医生背锅

涉及幼儿血铅检验结果不一致的情况，官方通报给了两个解释，一个是医院检验科的医生人为修改了数据，另一个是疾控部门在集中检验时操作不规范导致数值偏低。

作为科普博主，我就不跟他们客气了，这两个理由纯属瞎扯，纯属甩锅。

医院检验科的医生如果不是受到上级压力，没有任何动机要去修改患者的检验结果。检验科医生执行了错误的、会伤害患者利益的指令，的确有违医德，但绝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罪魁祸首，必须是下达指令要求修改检验结果来试图掩盖幼儿铅中毒的那些人。

我完全明白调查组的心思，实际上包括医院领导和市政府领导在内的一批人都已被立案调查，会受到事实上的处理。但这是不够的！

应该要把这些人试图掩盖真相的动机和做法公开出来，才能起到警示教育的作用，才能让当地官员真正吸取教训。

实际上，当地之所以出现这种试图掩盖真相的做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20年前村民集体铅中毒事件，当地干预血铅检验结果掩盖真相的做法没有被公示，没有被追责。如果这一次还是遮遮掩掩，只怕不可避免还会第三次重蹈覆辙。

第三，不该让疾控部门背锅

关于疾控部门血铅检验数据与实际不符的原因，通报说是因为检验人员操作不规范，把样本静置了两个多小时导致检验数值偏低，这也是不合逻辑的。

首先，对整个幼儿园的师生开展集体血铅检测，这个决定必定也只能是由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向省里汇报后作出的，对疾控部门来说，这是超出日常工作的特殊任务，更是来自上级领导的直接指示，不可能不重视。从危机处理的角度来说，当地领导在决定启动集体检验的时候必定是想要了解幼儿铅中毒真实情况的，至于要不要向家长如实反馈结果，那是另一回事。所以不可能出现“疾控部门主要负责人简单随意安排血铅检测工作”的情况，他一定清楚事件的性质，没有那个胆子不重视。

然后，性质如此严重的事情，随时可能有重大舆情风险，领导需要先掌握实际情况才能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判断，而且一定会催促加急处理。你要说疾控部门为了赶时间没有充分处理样本我还勉强能信，这种大领导交办的火急火燎的事情还让样本静置两个多小时，这不合理。

同样的，我也能部分理解调查组让疾控部门背锅的出发点，从舆情应对角度来说，工作能力不足比系统性造假的性质要轻微得多。但这种严重消耗疾控部门专业性的做法我是绝不赞同的（虽然也没人问我意见）。

疾控中心是要对公共卫生安全负责任的，不是用来给某些人擦屁股的。以如此低级的技术错误来贬低疾控部门的专业能力，你让市民公众以后如何信任疾控中心的检验结果？当地的艾滋病防治、疫苗接种等公共卫生工作以后还怎么开展？

分享一点基本常识：

实事求是，是这道题最好的解法。

网民：警惕网约车行业家族化、门阀化

猜到的部分是——

这个事就是幼儿园的事，跟外部环境啥的没关，当然，这部分肯定还有很多人不信，不服。

没猜到的——

厨师牛某元、文某芳在上述颜料外包装明确标识“不可食用”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这不是无心之失，他们不是没看到那么醒目的提示。

该幼儿园曾购买使用天然果蔬粉（食用色素），价格为5.04元/100g，较颜料价格低，但使用比较后认为掺入颜料更鲜亮。

他们不是为了图便宜才出的差错，纯属故意。

说到底，还是蠢，他们居然以为这样可以瞒天过海？

这部分，也会有很多人不信，但是，人，真的是可以蠢到让正常人难以理解的。

期待后续的——

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血铅检验数据问题，调查认为，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及其检验科管理混乱，岗位职责落实不到位，实验室质量控制执行不到位，相关检验人员缺乏系统性培训，该复检的未复检且直接修改检验结果，严重违反职业操守……该院检验科此前也存在违规修改血铅检验数据的问题，纪检监察机关正在深入调查中。

为什么修改？谁指使的？

调查发现，该医院有关负责人还涉嫌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已对该医院院长唐志锋、副院长周朝晖等5人立案审查调查。

不想看到有关部门眉毛胡子一把抓，该医院的领导，到底有没有明确命令一线人员修改数据？

调查组专家对甘肃省疾控中心血铅检测数据严重失真问题开展调查。

调查发现，甘肃省疾控中心检测人员7月2日至3日在检测褐石培心幼儿园幼儿和教职员工共267份血液样本时，将检测样本振荡摇匀后静置时间过长（2小时40分钟），导致出现血浆和血细胞分层，取样时未混匀，仅取上层血浆进行检测，严重违反操作规程，导致检测结果与实际值出现巨大差异，严重违反《生物监测质量保证规范》（GB/T16126-1995）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职业卫生标准》（GBZ/T316.2-2018）等相关规定。

调查发现，甘肃省疾控中心在接受该重大紧急任务后，没有引起重视，组织管理不力，主要负责人简单随意安排血铅检测工作，检测人员严重违反操作规程，导致检测结果严重失真。后又通过多种方式逃避责任、阻碍调查。

还是同一个问题：谁指使的？

调查发现，该中心党委书记王文军、主任孙建云、理化实验室主任李拥军还涉嫌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

这一点我没有太关心，经济问题是共性问题，我想追问的还是上面的问题，他们有没有明确指使下面的人修改检测方法修改数据？

官方通报用了六千字还原真相，但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这些错误为何持续了一整年无人阻止。从数据造假、监管失守，到制度沉默，这场危机暴露的远不止“个体违法”，而是一整套体系的失灵与麻木。

7月20日深夜，甘肃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了长达六千余字的调查通报，详细披露了“天水麦积区褐石培心幼儿园血铅异常事件”的全貌。反复读了好几遍，最令人挥之不去的感受却只有四个字——“不可思议”。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孩子们反复接受血铅检测，异常数据层出不穷，却从未触发任何公共卫生响应。医生篡改报告、疾控中心操作失范、市场监管形同虚设、教育部门包庇无证办学——每一环节都出了问题，合力构成了“灾难的合谋”。

这不仅是一次“人为添加有毒颜料”导致的刑事案件，更是一次层层失职、系统性崩塌的公共卫生与监管危机。

一包6块钱的颜料，击穿了整个系统

通报确认，事件的直接诱因是涉事厨师和园长为提升食品外观吸引力，将明确标注“不可食用”的红、黄、绿色工业颜料掺入食品加工，严重超标的黄色颜料含铅量高达209,890 mg/kg，餐点中的铅含量也突破千毫克/公斤，波及全园幼儿和教职员工。

天水市褐石培心幼儿园发生大规模幼儿血铅异常事件，看似源于个别厨师非法添加“不可食用”的工业颜料，但调查通报披露的真相远非“个别人犯罪”所能解释。事件的关键，不在于园长是否拍摄了漂亮的发糕照片，而在于当系统失灵、监管形同虚设时，即便已经有儿童被检查出高血铅，依然无人警觉、无人阻止。

这种荒谬却真实的逻辑，直指教育、食品安全和市场秩序交界处的监管洼地。讽刺的是，该园曾一度使用更便宜的天然色素，只因“颜色不够鲜亮”被弃用。对“好看”的扭曲审美、对风险的无知，最终以数百名幼儿血铅暴露为代价。

更令人警觉的是，这些颜料并非黑市来源，而是通过电商平台轻松购得。电商平台对食品级与非食品级颜料的销售边界模糊，更值得广泛讨论。

三甲医院“习惯性篡改”，疾控中心“严重违规”，不是个案，是体系之殇

整起事件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两个关键卫生系统的集体失职。

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作为一家三甲医院，在过去一年中反复检测出多名幼儿血铅异常，却无一例报告、预警或上报。而在七名受检幼儿中，竟有两名的血铅值被人为大幅度“降改”——最高值从440μg/L被改成103μg/L，瞬间从严重中毒变成轻度或“正常”。通报还披露，该院“此前也存在违规修改血铅数据的问题”，表明这并非孤例，而这样的“惯性操作”存在多久，危害几何，无人可知。

这种“以数据掩盖危机”的惯性，才是真正的健康杀手。当检测数据可以随意更改，公众还能对任何医学报告心存信任吗？除了血铅值，我们是否也该追问，是否还有其他关键健康指标也在默默被“美化”？如果医院不再是揭示病情的地方，而是粉饰问题的工具，那普通人还能靠什么守住健康底线？

而另一端，作为公共卫生防线的甘肃省疾控中心，也在“应急检测”中操作严重违背标准，将血样静置过久取上清液检测，导致267份样本“严重失真”的低级错误。更离谱的是，该机构不仅事前缺乏评估、准备不足，事后还通过各种手段“逃避责任、阻碍调查”，连最基本的质量控制体系都缺失。

当医疗机构主动篡改数据，疾控中心操作离谱，公共健康信息体系还能信吗？在这起事件中，孩子们不只是受害者，更是被这个系统“二次伤害”的人群。

就在通报发布后的4小时，甘肃省人民医院宣布托管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同时，选派甘肃省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何锦担任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选派36名儿科、中毒治疗、消化、心理卫生、检验等省级专家长期入驻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展诊疗服务。这家被通报点名“习惯性篡改血铅数据”的三甲医院，成为事件后首个被高位接管的责任单位。

幼儿园背后，是放任与利益的网络

通报还显示，涉事幼儿园从一开始就是“无证招生”，但当地教育局对此“视而不见”；区市场监管部门季度检查流于形式，多人收受好处、接受宴请。涉及贿赂、权力寻租的链条清晰可见。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所幼儿园并非孤例。通报指出，其实际控制人李某芳还投资开办了另外三所幼儿园，虽然目前尚未检测出异常，但事件的发生已提示我们：若不是这次偶然曝光，“火星”很可能已在多地埋下，只待引燃。

“层层设岗、人人失职”的局面，本质上是责任机制的彻底失灵。一套本该保护最脆弱群体的监管网络，在低成本寻租、高风险容忍和责任转移中，彻底坍塌。

通报字字千钧，却难掩公众的愤怒与失望。相信不少人和我一样想发问：当三甲医院的数据靠不住，疾控中心的检测靠不住，监管部门的审批靠不住，教育系统的把关靠不住，孩子的健康靠谁来守护？

这不仅是一场“地方灾难”，而是一场制度性的压力测试。它证明了：风险不是“个别人的过错”，而是当整个系统默许、放任、甚至助力这些行为时，悲剧便成为一种“制度性结果”。

人们原本以为的“最安全的地方”——校园、医院、监管机构，竟成为了最早中毒、最晚响应的黑洞。而即便真相已经浮出水面，问责、修复与制度重建，依旧滞后于公众信任的崩塌。

这份通报，写尽了制度的尴尬与悲凉。真正值得追问的，不只是颜料从哪儿来，而是这样的事件，如何在一个“看似严密”的公共卫生体系里，持续一年无人发声。

我们终究还是希望，世界不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但每一次真相落地的声音，都像是一记巴掌，提醒我们这个幻象到底有多薄。

制度反思与防线重建

天水血铅事件已进入刑事追责阶段，但问题远未结束。制度在哪些环节失守？哪些失误并非“偶然漏洞”，而是“结构性缺陷”？如果不对这些问题一一厘清、追根溯源，下一次中毒事件仍可能在沉默中重演。

第一，食品添加物的监管存在严重制度盲区

调查显示，涉事厨师在多个电商平台购买的所谓“食用色素”，实为明确标注“不可食用”的工业颜料。这些商品却能堂而皇之进入餐饮供应链，甚至被多家幼儿园长期使用。这暴露出食品添加剂监管的多重盲区：

• 电商平台商品审核失守，相关算法存在“关键词误导”风险；

•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对“非法食品添加物”的预警清单与执法指南不完备；

• 一线从业人员缺乏基本培训，仍普遍存在“以颜色好看为标准”的误用观念

• 在校园餐食这样高度敏感的领域，制度竟未能筑起最基本的筛查与预警屏障，这不能只是“个体失误”。

第二，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信号识别机制严重滞后。

从第一名孩子检出血铅超标，到媒体曝光引发舆情，经历了超过一年时间。这段时间内，医院、家长、园方均在孤立无援地面对一个个“偶发个案”，没有任何系统整合与风险响应机制介入。这显示出我国在非传染性公共健康事件方面，依然缺乏以下基本能力：

• 对“散发异常数据”的早期识别能力（如多起血铅异常是否形成聚集性事件）；

• 基于健康哨点的多源数据整合机制（医疗-疾控-教育信息壁垒未打通）；

• 公共卫生机构的主动风险通报机制（地方疾控中心更像“检验外包单位”而非“风险管控核心”）。

在传染病监管之外，我国亟需建立覆盖更广、响应更快的“全风险型”公共卫生治理架构。

第三，监管责任必须“常态可问责”。

此次事件后，甘肃省已对教育、卫健、疾控、市场监管多个系统进行问责、处分甚至刑事立案。但若制度本身没有常规自我检验与预警能力，问责永远只能依靠“群众举报”和“媒体曝光”，这显然是一种极低效的治理结构。

未来应从制度上明确以下几个方面：

• 地方政府对辖区幼儿园食品安全负有兜底责任；

• 医疗机构发现异常检测结果，需上报疾控部门与教育系统，形成闭环机制；

• 建立校园餐饮系统从原料采购、添加剂使用到膳食管理的全流程追溯机制；

• 鼓励“有组织的父母参与”机制，赋予家长合理监督权利与信息获取权。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通报明确指出，除褐石培心幼儿园外，辖区内其他幼儿园均未发现类似情况，相关环境样本也未检出超标铅含量。

如果这些数据可信，那么这起严重个案，或许也能成为一次制度修复的契机。在毒素尚未扩散至更大范围前，它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倒逼整个系统重新审视其风险识别、监管责任与预防逻辑。

我们终究还是希望，这个社会不是任由“草台班子”搭建秩序。但每一次真相落地的声响，都是对幻象的击打，提醒我们：制度性的安全感，如果无法自证，就终将失去人们的信任。

当然，我们也应感谢那些在事件中推动真相揭示、坚持原则的人们。从一线不眠不休的执法人员，到坚持标准的技术专家，再到促成“提级调查”的体制内推动者，正是他们的努力，让这起本可能被湮没的事件最终得以上达，被重视、被揭示。制度在局部崩塌的同时，我们也看见了某些尚未熄灭的责任感与正义意识。正因为仍有人在守护底线，我们才不应轻易丧失对修复制度的希望。

或许很多年后，大家回望此事，会对园长和厨师的动机仍有质疑，或觉得他们“愚蠢”甚至“可恨”。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无论出于何种荒唐原因——意外地撕开了这个系统性问题的帷幕。让公众得以看清，让问题得以揭露，让改革被迫启动。

想了想这件事还是和诸位分享一下，就心平气和的客观描述。

其实第一个电话大概是20多天前打来的，对方说是北京xx区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查到我海外有投资账户，来和我对接一下纳税事宜。我当时第一反应是确认对方身份，她说电话可以查是税务局的，如果我不信可以去网上查询有没有这回事。我说我需要时间确认，她说好，就把电话挂了。

等到第二次再给我打就是两三天前的事，她问我确认过了吗，我说ok，然后就是进入正题。

她说要交的税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港股上市公司每年分红的部分，要交20%的税，这个我觉得合理，以前用离岸券商免交一部分红利税，算是个规则漏洞，现在政府发现了，找上门了，该交就交。

另一部分是年度炒股盈利的部分，要交20%的税。我听完以后就皱起了眉头，我说我今年炒股赚10万的话要交2万的税？她说是的，我说炒a股从来没听说过盈利要交税，她说现在炒国外股票盈利要交税了。

我思考了一下，询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假如我100万存进去，前面几年亏到只剩50万，今年行情好，赚回到90万，比起最初存进去的本金我还亏10万，这种情况下我今年40万的盈利要交税吗？她说是的，要交8万的税。

“所以我在总计亏10万的情况下，还要交这8万的税？”“是的，要交税。”

我感慨这显得很不近人情。她说这次是征税特别行动，正常情况应该是每一笔股票盈利了都要交20%，现在能给你们按照年度统一结算已经是政策优惠了。

我当时听完脑瓜子就嗡嗡的，每一笔股票盈利都要交20%，真的有这样的资本利得税吗….？

我尝试继续沟通，我说我假设的情况其实就是港股的真实情况，过去四五年行情一直很差，就是去年下半年才好起来涨了一些，很多股民都是亏了好几年今年才刚解套盈利，这一下交税很可能又给我们干亏损了，投资港股也是支援中国金融市场，能否把历史上的盈亏统一结算，然后交盈利部分的20%？

她说不行，企业纳税都是年度结算的，不能说你去年亏了，今年盈利部分就和去年亏损抵扣，今年盈利就交今年的20%。

到这我已经知道没什么可说的，我问她如果我对这个纳税方法有异议，我能通过哪些渠道反馈，她说有一个12366的电话可以打，或者我先把税交了，然后申请行政复议。

我说谢谢，我需要时间去了解一下更多情况，就把电话挂了。

其实我之前听到某些地区有很多股民接到电话，都尝试过和税务人员沟通，申请多年累计结算豁免。就是我一共投进去多少本金，扣完以后盈利的部分交20%，有按照这个条件谈成的，我需要去确认一下。

如果按照这位税务人员说的计算方法，炒港股就太难了，现在港股含中量越来越高，以后很可能也像a股一样围绕着某个点位来回来回震荡10年20年，万一真的这样，很可能就是亏几年赚几年，亏的都是自己的，赚的要交20%，这样的港股就炒不下去了。

无论如何后续我会尝试再去沟通申请多年合并结算，如果最终谈不下来的话，我把税都交完后要可能会考虑清退港股，因为按照这个规则炒股觉得性价比很低，甚至不如a股。

我对这方面的法规不懂，急需学习补课，如果有经验的专家网友能给我建议的话欢迎留言，记得关键词加上“建议”，这样我可以搜索看到。

以下评论由CDT辑自微信公众号：

家居出海：我不管，总之你要交税，不满意的地方，你可以投诉或者复议，（那是另外部门的事）

猫笔刀：对方说建议我先交税，就有资格申请行政复议，忍不住笑了，我也想笑，但没笑出来。[囧]

Enlyace：逼回大A或者币市啊

猫笔刀：呵呵，也考虑过在香港买一套房，现在香港买房所有的税费都没了，我也挺喜欢那个城市的。

朱凡：是怎么知道你持有港股的呢？

猫笔刀：对方说获得一份名单，知道哪些人开了境外的账户，没说这个名单哪来的，但想来政府找那些离岸券商要，他们没有说不的选项。

不言：大概率是骗子

猫笔刀：不用自欺欺人，她说我不信可以打开个税app去核实有没有这个事，还有人建议我拉黑她的电话，哈哈哈，如果不接电话就能避税的话，这和掩耳盗铃有什么区别😂

呼风唤雨：好像港股通不用交20%的税

猫笔刀：这个在电话里也聊到了，说港股通的免税政策只到2027年，2027年以后一视同仁，不过我没有去查对方说的这个政策。

M：还有个问题，如果当年的港股是亏损的，亏损部分可以抵扣国内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吗？

猫笔刀：你想的美，中国没有炒股亏损抵扣个税的规则。

MDreams：海外账户不是离岸账户吗，现在也能查到？

猫笔刀：有部分地区的公司会把crs数据共享，你可以去问一下deepseek关于crs数据共享的话题，我这里就不展开了。但也有一部分地区的公司不和中国政府共享数据，比如美国。

立娜：他们通过什么渠道查到你的盈利情况呢？境外证券户应该没法打通啊

猫笔刀：据说他们现在只是知道哪些人在境外开户投资了，但具体的交易细节他们不知道，需要你自律申报，这件事我目前也还在学习，对实际情况还了解的不全面。

夜航船：建议：这个有管辖权么？你不是没有北京户口么？

猫笔刀：我的社保什么的都在北京交，税也是交在北京，所以就由这边的税务局来管辖这没毛病。有些奇怪的是我社保交在海淀，但打电话给我的是另一个区，这让我很意外，她说是市区往下分配名单分到她这里的。

CDT编辑注：人权律师丁家喜是“新公民运动”的主要活动人士之一。在投身人权事业之前，他曾任北京航空工业总公司工程师，并被评为北京市十佳知识产权律师。自2010年起，丁家喜推动“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等教育平权活动；2012年，他与“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等人联名向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发表公开信，呼吁官员公示财产。2013年4月17日，丁家喜被当局以“非法集会”罪名刑事拘留，罪名随后先后变更为“寻衅滋事”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2016年刑满出狱后，丁于2019年再度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2023年4月，他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本文作者苑敏安采访了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

丁家喜被宣判12年重刑的前一天，美国时间恰逢复活节，罗胜春买了十二支玫瑰放在美国家中，以此表达过去十年中，每年十二个月她对爱人的思念，也借此期盼他早日归来。

2022年7月28日，罗胜春在美国家中抱着丁家喜照片的合影。图片来自自由亚洲

12年重刑，这是一场拖延已久的判决，被告人已被关押三年零四个月。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获刑者丁家喜，是一名中国律师。与他同一日被宣判重罪的是许志永，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组织者，他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这一天是2023年4月10日。

这个刑期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引起了巨大轰动。CNN、纽约时报等各大国际媒体纷纷报道，国际社会也表示了强烈的谴责。

作为中国新公民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丁家喜不是第一次坐牢。早在2011年，他就加入了许志永等人发起的“新公民运动”。追随该运动“自由、公义、爱”的精神，他参与推动教育平权，组织公民聚餐，呼吁官员财产公示等行为。也正因为参加这些活动，2013年4月13日，丁家喜从家中被警方带走，并于次年4月8日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刑3年6个月。而同样被捕的许志永，也被以同样罪名判处有期徒刑4年。

出狱后，丁家喜与许志永没有停止行动，仍然奔走中国大地。2019年12月26日，因为在厦门的一场朋友聚会而再度入狱。

与大学就学法律、早早参与社会运动的许志永不同，理工科出身的丁家喜介入公共领域甚晚。2003年，当身为法律学者的许志永因“孙志刚案”发起三博士上书，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并进入公共视野时，丁家喜才刚创立他的律师事务所。而在此后许志永创立公盟、探访“黑监狱”、调查城市新移民子女受教育权、推动北京律协民主选举的几年里，丁家喜是一名成功的商业律师，过着众人眼中“上流社会”的生活：打高尔夫、住五星级宾馆、吃鲍参燕翅。

虽然人生经历不同，但最终，因共同的信仰与追求，他们殊途同归。是什么原因促使丁家喜放弃原有的生活，投身社会运动？又是什么让他在饱受牢狱之灾后仍不放弃，成为中国近十年来社会运动的标志人物？回望丁家喜一路走来的历程，会发现，一切皆有来路。

1 “我发现只有律师职业可以改变社会”

1986年，丁家喜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学院，学习航空发动机设计。当时“文革”结束刚十年，中国社会环境相对开放，各种思潮朝气蓬勃。上了大学后，丁家喜阅读了大量关于“文革”的书籍和文章。这些资料对于初出湖北宜昌一座小县城的他而言，十分新鲜，也让他开始反思“文革”。1989年，他曾和同学们一起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和静坐。在2017年接受《改变中国》主编曹雅学采访时，他曾表示，“我对当时（学潮）的主张从内心深处是非常认同的，比如反官倒、反腐败、要求民主、打倒老人政治。”

然而，与许多八九一代的政治活动家不同，丁家喜此后并未继续投身社会运动。本科毕业后，他到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代号六〇六所）工作了两年，接着又回北航继续读研究生。也是在读研究生时，他结识了妻子罗胜春。

据罗胜春介绍，她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航的热学实验室。“当时他穿着沈阳606所的工作服走进来，满面笑容，对我叫了声’师姐’。那一刻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笑）让房间充满了阳光。”自那以后，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后便开始恋爱。互为初恋的她们，总是形影不离。恋爱后的那个春季学期，丁家喜常骑自行车载着罗胜春穿行校园。罗胜春熬夜写论文时，他也会陪伴左右。

在罗胜春眼里，那时的丁家喜是一个喜欢阅读的文艺青年。 “他喜欢读书，大学时读了很多文学书籍，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作品他都读过，目标是读遍诺贝尔文学奖的所有作品。还没完没了地和我讲。好像他什么都能回答。”

那是浪漫的日子。丁家喜和她一起看《日瓦戈医生》的小说，也去看改编的电影。记忆中，他还会聊文革带给人的扭曲，谈及产权私有制的必要性。这对中学时就开始迷恋罗素的自由思想、熟读梁晓声伤痕文学的罗胜春来说，很容易就激起了共鸣。在她记忆中，他和当时的许多大学生一样，有一段时间还迷恋上了写诗，在一个本子上写满了给她的情诗。

“当时他把所有钱都花在了买书上，只有两套工作服。但他还是觉得自己特别富有，有时他也会送我玫瑰花。”一直到今天，罗胜春都记得这些往事。

在罗胜春看来，除了喜欢阅读，丁家喜还是一个关怀他人、阳光乐观的人，他总是笑眯眯的。只有一次，他的妹妹因为婚姻不幸而自杀，这让丁家喜哭了好久，自责没有好好关心妹妹。在罗胜春看来，他是那种把身边人放在首位的人。工作后，他也总借钱给朋友，哪怕常常有借无还。

也许正是丁家喜的这份热心让他选择转行做了律师。研究生时，他就因厌倦专业课程产生了转型的想法，并在业余时间考取律师资格。1995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在北京的中国航天科工三院三〇四所工作了一年多，随后辞职，转行做了律师。据罗胜春回忆，她一开始不理解为何喜欢文学的丁家喜会选择做律师，但他告诉她，“我经过了两年思考，发现只有律师这个职业可以替人说话，为受不公正对待的人说话。这是个可以改变社会的职业。”

对此，丁家喜的朋友吕先生也补充，丁家喜多年后向他透露，自己的兴趣本来是做研究，但他觉得当年要在技术上取得突破没有未来。因为体制内大部分人的心思不在做研究上，而是赚钱、往上爬。

2 商业律师再次转型：投入新公民运动

与许多热心公义的人权律师不同，转行做律师后，丁家喜接触的大多数是商业案子。

2017年，在接受《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采访时，丁家喜曾说，他在做律师助理时接触过一些刑事案件，但当时因为法庭不采纳辩护方提供的证据，感到伤心与失望，逐渐远离刑辩领域，转而专注他更擅长的技术领域——知识产权。

代理商业案子让丁家喜得以接触社会各界人士。罗胜春回忆，当时丁家喜经常去打高尔夫，去茶馆，和不同人聊天。“大学教授、企业家、政府官员，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用丁家喜自己的话说，广泛社交让他有了“更宽的视野来看待社会”。另一方面，他也在工作中接触到更多不公平的案例。“他当时帮很多企业家应对过政府不合理的规定，帮他们讨回过钱。”罗胜春说。

这些都促使丁家喜思考社会不公背后的共性，以及如何从制度上去解决问题。为了将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直接反映给相关部门，2002年，他加入了中国的民主党派民盟（“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在民盟期间，他曾写过大量提案：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的三个月前，要求加强奶粉质量监管；要求精简二手车的过户手续；要求设立网站公开全国的执行案件。然而，如罗胜春所说，这些提案或石沉大海，或在他提议多年后才正式被纳入政策执行。

屡屡没有回音的提案让他对加入民主党派感到失望，也促使他另寻社会改革的出路。

真正让他决心投身社会运动的是他于2011年2月份的一次赴美访学。据罗胜春描述，当时他在做缅甸、伊朗等国家民主进程的比较研究，几乎每天都在看文献、上网查资料、思考研究问题。陪他一同访学的女儿沙沙曾形容，“每天就看见老爸背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另一方面，当时正值国内“茉莉花运动”爆发之际，外面的资讯让他第一次看到原来国内还有这么多抗争的人。这七个月的查阅信息、探索思考，解答了长久以来困扰丁家喜的问题，也仿佛点燃了他对社会运动的热情。

“这些研究令他意识到文明（民主）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在那之后）他想要直接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他说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说话。”罗胜春如此解释那次访学对他的影响。

2011年10月1日回国后，丁家喜开始了他的社会运动之路。经朋友搭线，他在当年的10月10日第一次与许志永见面，并于10月下旬参与了许志永与滕彪等人组织的宪法研讨会。自那以后，他开始加入这个圈子，帮忙组织宪法研讨会和公民聚餐，再到后来，他和许志永、赵常青等人推出要求205位部级以上官员财产公示的活动。从联络各地公民、订场地、到整理通讯录、印制公民文化衫，再到后来要求官员财产公示时，组织倡议书的签名、发放传单、张打横幅，丁家喜几乎事事亲力亲为。多年的律师事务所管理经验，加上他的组织能力，令他很快成了联络组织的核心。

许志永与丁家喜的合影。图片来自网络

“新公民运动”的另一位核心参与者李先生回忆，他和丁家喜就是在2012年认识的。当时，丁家喜通过微博私信他，邀请他参加同城聚餐。在那次见面中，丁家喜给他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次聚会我很早就去了，但是老丁比我去得更早。他拿着电脑，记录到会人员的联系方式，还教大家罗伯特议事规则。非常有亲和力，什么都懂，又是律师，自然引起了我的好感和信任。”他说。正是在丁家喜的邀请与介绍下，李先生开始协助联络公民聚会，结识许志永等人，后来一起组织和参与官员财产公示的活动。

除了组织公民聚会，丁家喜也开始关注弱势群体。他为北京拆迁户齐月英提供法律援助，在她“消失”后发表文章为她声援；支持北京南站的上访者，为他们提供经济资助；与律师伙伴一同去青海，为被拘留的异议人士与警方交涉。据罗胜春回忆，丁家喜律师事务所的同事曾在他被捕后告诉她，丁家喜回国后开始将事务所的所有事务交由他人打理，自己只专注维权相关的案子。同事说，“他办公室抽屉里全是访民的诉状。”

面对数量庞大的访民，丁家喜曾向罗胜春表示，“想要让那么多访民每个人都能有声音，不能让访民上访，而是要让当地有人帮他们说话，解决问题。这些最终都归结到：老百姓要权利，要选票。”

尽管丁家喜在家中甚少与她说起他在新公民运动中具体做的事，但她也能明显感受到他的变化。她记得，有一次，丁家喜一边上网，一边大骂：“一定要拆了这个防火墙！”。就连大女儿豆豆也把回国后的爸爸形容作“老愤青”。在2012年六四那天，他还在家中身着黑衫，绝食一天，悼念六四死难者。之后每年六四他都会绝食，甚至包括后来在看守所、监狱。

丁家喜和同伴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当局的注意。罗胜春至今对丁家喜第一次被国保带走约谈的场景记忆犹新：“当时他被带走谈了十几个小时，我浑身发抖，一直在给他发短信。他短信回复我别担心。”在那次之后，国保开始频繁约谈丁家喜，甚至连家里接送孩子都造成了影响。

当局的举措让罗胜春开始担心丈夫的安危，也担心家庭会受到波及。她表示，当时家人都劝他减少活动。面对家人的劝说，丁家喜一方面坚持，“怎么不去劝坏人别做坏事，而是劝好人别做好事？”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了风险，敦促罗胜春带孩子办签证去美国。

巧合的是，2013年4月13日，就在丁家喜辞去律所主任、陪妻子去申请签证的第二天，他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同年4月17日，他被以“非法集会”罪名拘留。2014年4月8日，丁家喜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三年半。

那次开庭，他在海淀法庭上陈述时，对自己推动改革的梦想如此总结：“我要做一个有态度、有声音的中国公民。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动翅膀，一定会引发社会变革的飓风。”

2016年刑满出狱后，丁家喜对社会运动的热诚不减。

同样因“新公民案”被判了刑的李先生回忆，丁家喜在2016年出狱不久来找过他，说想去美国探访太太及两个女儿。当时正是“709”大抓捕不久，当局对民间力量的打压比新公民运动前更为严厉。因此，李先生不止一次劝丁家喜，去美国后就不要回来。丁家喜却表示不甘心，希望回来继续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落实公民权利、民主自由。在李先生看来，执着的丁家喜难免显得过于理想主义，他也直觉感到他这次探亲后还会回国。

这次赴美探亲并不容易。丁家喜出狱后仍处于当局的严密监视下，不知能否顺利出境。罗胜春回忆：“他以为当局不会放他出来，当时根本没有心理准备，来的时候，他只拿了个特别小的包，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

来到美国后，丁家喜全心全意陪伴家人。在《丁家喜与阿尔弗雷德》一文中，罗胜春曾如此回忆她们十年来仅有的两个月团聚：

“他在阿尔弗雷德这两个月，我大部分时间在上班，很忙。孩子们也都在上学。他每天做饭、洗衣服、看书，跟朋友聊天、听各种各样的新闻频道。他跟我一块去散步，去会朋友，去教堂。他很愿意认识我所认识的所有人。他还跟我一块去跳民间舞，看艺术展，听音乐会，甚至早起和我去练瑜伽。”

“他做饭、做菜、洗衣服做得非常棒。连女儿都说’爸爸来之前，我们家的小屋子从来都没有焕发过如此的光芒’。”2023年4月，在丈夫被宣判12年重刑之后，罗胜春向NGOCN回顾起自己的丈夫，依然不吝惜对他的欣赏。

2017年，丁家喜赴美探亲时拍的全家福。图片来自网络

在一家人难得相守的日子，唯一让他们发生分歧的就是丁家喜是否回国这件事。罗胜春在文中写到，一心想要留在中国投身社会运动的丁家喜在行前就让她买了来回票。“他告诉我，只计划在阿尔弗雷德呆两个月。我非常伤心。我说我等了你四年，你只给我两个月的时间，太过分了。”那段时间，一家人每天都在茶余饭后谈起他该留下还是回去，甚至在美国的所有朋友也劝他不要回去。尽管罗胜春反复和他说起各种风险，也揶揄中国不是没了他就不能改变，但丁家喜一直很平静，坚持要回国。

罗胜春记得，丁家喜曾对她说：“我们要有最坏的打算，也要有最好的期待。极权专政就是不合理，我就是要出一份力量。哪怕没有能力建设，见证变革也是一大幸事。”为此，罗胜春感到无奈。甚至一度“恨不得中国政府不让他回国”。但她也是矛盾的。她说：“我本来就没打算说服他留下来，甚至只是想让他待六个月。（就算这样）他都觉得会耽误他回中国做事。”

丁家喜的坚决也在他的行动中有所体现。为了便于回国后继续参与运动，他在国外选择保持低调，没有参加公开活动，仅仅是私下见了几个朋友。哪怕是在他回国前几天，曹雅学邀请他采访时，他最初也不太愿意，担心会引起注意，妨碍他的工作。

罗胜春曾在文中写到，住了一个多月后，丁家喜开始有一种急着回中国的焦躁。她形容，“他对中国老百姓的苦难了解得太多。他觉得本来中国老百姓都可以享受到自由，但他现在却一个人在这里享受，有负罪感，很痛苦。所以他只能在美国享受安逸的生活一段时间，但两个月之后，他可能就会想着访民。那是他骨子里质朴的东西。”

由于不忍看着丁家喜煎熬，罗胜春最终选择了妥协。身为基督徒的她只能安慰自己：也许这就是神赋予他的使命。

在丁家喜回国的那天，罗胜春一人送他去水牛城坐飞机。背着小背包，转身飞吻，灿烂微笑——这就是丈夫留给她的身影。她形容，送走丈夫后，”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把车开回来的”。

如今，她还清楚记得，回国的前一晚，丁家喜在沙发上抱着她和小女儿的样子。他说：“我很爱你们。但我只能以常人无法理解的方式爱。我也很想两全。但在常人无法理解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支持一下。我不愿放弃理念和理想。”

没人想到，这次见面成了丁家喜第二次被捕前的最后一次家人团聚。

罗胜春与丁家喜的信件往来。图源：罗胜春推特

3 曾经给妻子的“十年之诺”

2018年5月，丁家喜带着给孩子们的礼物和一行李箱的家庭照片，再次赴美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计划留美六个月，好好陪伴家人。但这次，他却遭到了限制出境。

那次对两个人的打击极大。罗胜春形容，“那一个星期我都很难受，基本上觉得以后团聚无望。之前他保证每年都会来看我们，每次都待半年以上。但现在，婚姻、家庭都破灭了。内心只有绝望。”甚至，她一度闪过和丁家喜分手的念头，认为那样彼此就都不会再痛苦了。而丁家喜也因这次出境受限而备受打击。回到家中后，他将原本要带给家人的照片一张一张拍下，传到USB里。这个USB后来被朋友带到美国交给了罗胜春，一直保存在美国的家中。

罗胜春记得，绝望中的她对丁家喜说：“家喜，你总要给我一点活下去的希望吧？”对此，丁家喜恳请妻子给他十年时间。他承诺，从他第一次出狱后算起，如果十年内他没有看到中国发生改变，就会安心将事业交给下一代更有能力的人去做，来美国和家人团聚。

这个十年承诺也为丁家喜的多位朋友所知。老友吕先生回忆，他大概在2019年5月的一场饭局上和丁家喜相识。之后，他曾和丁家喜有过一次彻夜长谈。在那次深聊里，丁家喜笑着说起曾经的牢狱岁月，也说到自己与爱人的“十年之约”。他对此既深感震惊，也敬佩不已。他表示，“对很多从事社会运动的中国人来说，由于受过政治迫害，如果有机会去到一片自由的土地，他们大多都会选择留下。他非常清楚自己面对的风险。他选择回国其实就是选择了为信仰受难。尽管他是轻描淡写，但在我看来这是很悲壮的。”尽管丁家喜并未皈依宗教，但他的献身精神却让吕先生将他视作“基督的门徒”。

背负着这样的承诺，丁家喜四处奔走，组织公民聚会，与大家讨论对社会和政治的看法。另外，他也利用自己此前积累的人脉和资源，调解公民圈内的隔阂矛盾，声援维权人士，资助良心犯及其家属。他梦想着能用十年的时间联结各领域的活动人士，建立公民社会，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

不光是联络以前相熟的伙伴，他也默默帮助着年轻的同道。据吕先生回忆，2019年的一天，丁家喜带了一名刚出狱不久、对前途感到迷茫的政治犯来找他，希望有过相似经历的他能予以帮助和开导。

朋友小河（化名）注意到，再度投身社会运动的丁家喜比之前更加直面问题的根本——专制和极权。她表示，丁家喜的这一变化轨迹也是近十年社会运动演变的缩影。丁家喜参与公民运动的起点正值胡温当政的末年。当时，社会运动的空间还相对宽松，大多数维权运动也因此采用去政治化的策略，例如呼吁官员财产公示、教育平权等新公民运动的主要活动。然而，2012年，习近平当政后，中国更极权化，维权运动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系统性打压：NGO、维权律师、宗教团体及异议人士几乎被扫荡绞杀。这让很多人更加意识到，无论是女权运动、劳工运动还是环保运动，要想走得长远，最后都殊途同归：反极权。在她看来，这也是他要联结同温层里不同光谱、不同领域的行动者的原因。

能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常年从事社会运动的林先生（化名）表示，在他与丁家喜的相处中，他发现丁家喜拥有卓越的行政管理、人际交往和组织能力。加上谦卑、亲和的品质，丁家喜得以将公民圈内不同光谱的人凝聚在一起。“大家一般都很坚持自己的观点，希望得到认可，所以能让大家坐到一起、和平相处，十分难得。”

然而，也许正如林先生所说，能力越突出，越容易被当局视为威胁。回国后，国保一直对丁家喜保持严密监控。据丁家喜的朋友王安娜撰文回忆，丁家喜位于北京的房子楼下长期停有国保的车。为了便于工作，他不得不四处借住朋友家。她回忆，2017年至2018年期间，丁家喜曾几次借住她家。2018年夏天，在丁家喜最后一次借住期间，有一天有几名身着便衣、疑似警察的人非要进门查看。出于对丁家喜的担忧，她让他赶紧换地方。不幸的是，这次见面也成了丁家喜被捕前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2019年12月7日，丁家喜、许志永及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到厦门聚会。聚会上，他们聚餐、唱歌、打台球，讨论公民社会培育和时政事件。一场看似普通的聚会，却在同年12月26日，让参会的丁家喜、戴震亚、李英俊、张忠顺分别从四地被捕。随后，参会的近二十人相继被约谈、传唤、逮捕、刑事拘留。甚至连没有参会的李翘楚也仅因声援男友许志永而遭到了逮捕。这一系列的抓捕被称为“12.26大抓捕”，也是2015年“709大抓捕”以来，中共当局对活动人士最大规模的打压。

这次丁家喜受到了严酷的报复。据丁家喜通过律师透露出来的消息，在长达六个月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他曾遭遇酷刑：包括被连续7天的24小时剥夺睡眠、疲劳审讯，以及半个月内每天半个馒头、600毫升饮水，还有长达6个月见不到阳光，有8天被绑在“老虎凳”上。

据已曝光出来的信息，这些酷刑曾让丁家喜脚踝肿得像馒头，还令他身体极度虚弱，两度昏阙。除了酷刑，他被限制与律师会见、仅能通过律师与家人传信。经历了秘密庭审、秘密宣判，他的胡子白了，看起来苍老了很多。身体出现种种问题。被捕至今的近三年四个月里，他的经历让罗胜春时时揪心。

在大洋的彼岸，罗胜春也比丁家喜第一次被捕后更加积极声援。她在社交媒体发声，给丁家喜写信。她向各国政府游说，去联合国发言，接受各方媒体采访，要求跟踪报道，呼吁国际社会予以关注和支持。对中国当局，她写了大量投诉信给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投诉丁家喜被捕后长期被剥夺律师会见与通信权。另一方面，她动员其他12.26案被捕者的家属，共同声援被捕者，在患难中相守。

第二次被捕后，罗胜春寄给中国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投诉信。图片来自网络

审判的前一天，美国时间恰逢复活节，罗胜春买了十二支玫瑰放在美国家中，以此表达过去十年中，每年十二月对爱人的思念，也借此期盼他早日归家。

2023年4月10日，丁家喜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他在不公开宣判的法庭上如此陈述：

“面对很多质疑，遇到很多困难，遭受很多挫折，以及个人被酷刑折磨，都不会改变我坚守的理念。所有关心民族前途的中国人，都需要担起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根除专制，建设美好中国。这需要我们克服心中的恐惧，大声地发出正义的呐喊，坚决地反对独裁者，坚决地反对特权利益集团，拒绝他们的专制统治。只要我们一起努力，自由之光，民主之光和法治之光一定会照亮神州大地！”

后记

判决下达的当天，罗胜春就一直在索要判决书。然而迫于当局的压力，没有人敢提供判决书给她。她对当局连判决书都不敢公开的行为感到无比气愤。宣判后的一个星期里，她接受了各大国际媒体的采访。后续，她计划继续向各国政府呼吁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并发布家属声明，要求律师会见和家属探望，追踪丁家喜和许志永入狱后的所有情况。她也加入了一些其它的社会运动，希望与更多的人一起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她形容，与丁家喜此前被捕时相比，自己现在感受到更多的是——“力量、希望、信心”。

审判前一天，罗胜春新买的放在家中的12支玫瑰。图片来自罗胜春推特

“这一个星期以来，我是重生了一次。他们选择复活节（宣判），我买这束玫瑰，正是庆祝我自己的复活。朋友打电话过来都以为我崩溃了，但我没有任何的忧伤、恐惧和难受。我有的只是我眼前看到要做的事情和我的力量。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丁家喜和许志永的名字。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这个国家还有没有救。我有信心，因为神和我在一起。”她说。

“我要在我先生被监禁的时候把他没完成的事业完成，而且会比他做得更好。”这是罗胜春的决心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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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流火，甘肃天水铅中毒事件在舆论场骤然冷却。233名幼童血铅异常的数据定格在官方通报里，而家长们手中的西安医院检测单却沉默诉说着另一种真相：同一患儿，天水检测值56μg/L尚属“正常”，西安结果却高达342μg/L，相差六倍不止。当媒体追问止步于“彩绘颜料污染”的结论，那些蜷缩在病床上的幼小躯体，已成为沉默的问号。

01

褐石培心幼儿园的铅中毒事件，被官方归咎于园长“为扩大生源”而使用工业颜料制作三色发糕。但这纸通告未能驱散疑云：

一名幼童在天水检测结果为219μg/L，赴西安复检却飙升到466μg/L；另一名孩子本地结果“正常”（56μg/L），异地检测竟达342μg/L。数据鸿沟揭露的不仅是技术误差，更是系统性遮掩的阴影。

荒诞的动机：若为吸引生源而美化食品，食用色素成本与工业颜料相当且效果更佳。家长质疑：“买颜料染食物”的解释违背商业逻辑，更像为转移视线编织的托词。

铅矿的幽灵重现：幼儿园不远处，“白银有色集团”的铅锌矿转运站静静矗立。而历史如轮回般叩问：2006年天水麦积区甘泉镇，铅锌冶炼厂污染致211名村民血铅超标，当地疾控中心却声称“仅1人临界”。当年村民被迫远赴西安求医的旧伤，如今在200多名幼儿身上重新撕裂。

风波未平，舆论已寂。当热搜撤下、报道停更，233个家庭面对的不只是病童的治疗困境，更是对真相被永久尘封的恐惧。

02

天水并非孤例。向南千里，湖南的“有色金属之乡”光环下，重金属污染早已渗入水土肌理。

毒米：2013年，湖南攸县多批次大米被检出镉超标。湘江流域88.6%的土壤样本镉污染超标，重度污染占9.1%。衡东工业园周边稻米镉含量甚至超国标21倍，“鱼米之乡”沦为“镉米黑洞”。污染链条清晰：矿产开采→废水入江→灌溉稻田→镉富集于米→进入人体。

毒水：铊，在湘江隐秘流淌着……2025年3月，耒水郴州段铊浓度超标0.13微克/升。污染源竟是一家水泥厂——拆除旧生产线时，含铊灰尘随雨水入河。这仅是冰山一角：2020年以来，湘江22个饮用水源地中17个曾现铊异常，涉铊企业尾矿库如同定时炸弹。

尽管湖南省2012年启动湘江治理（投入505亿元关停千家企业），但2024年郴州污水处理厂仍被曝铊、砷超标数十倍。“运动式整治”难敌历史欠账：全省超千座尾矿库存废渣近10亿吨，雨水冲刷下，毒物源源不断注入河流。“重金属污染最重”的株洲河段，底泥沉积的镉、铅成为湘江的“毒基因”，随灌溉水浸入农田。

今年春节后的2月初，我从湖北到回广州，在永州的零陵、道县逗留时，当地一祥片祥和，完全不知道当时整个地区的水源正处在极其严重的笨污染的危险中。因为2025年1月31日，一辆过境罐车在永州零陵区侧翻，导致33.5吨粗苯泄漏。

当地整个抢险过程都是官方闷头作业，居民都是通过非官方渠道（如朋友圈视频）获知相关情况，48小时后官方通报仅强调“水质达标”，至于未充本次事故对当地空气、水污染和长期生态影响的公众担忧则一字不提。

03

2013年，律师董正伟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数据时，环保部曾断然拒绝 ，理由竟是“国家秘密” 。这组被封印的数据源自2006年启动的首次全国土壤污染普查：这个土壤调查检测跑遍了全国各省，耗费巨额经费、历时5年时间，调动数十万人员完成全国土壤“体检”，但最后的报告被封存。

环保部称数据涉密，却无法出示国家保密局的认定文件。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文要求重点公开环保信息。公众仅能从零碎研究中拼图：湖南25%耕地重金属超标，珠三角部分城市50%农田镉污染。

当污染数据被锁进保险柜，治理沦为“盲人治污”。农民不知脚下土地是否含毒，居民难辨杯中水是否安全——保密主义正助长生态危机蔓延。

04

污染的影响早已越出国界。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12年，刊登在美国《移民与难民研究》杂志上的一份关于“纽约健康和营养检测调查报告”显示，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血液中铅、镉、汞等重金属含量高于来自其他亚洲地区的移民。铅比其他亚洲新移民高出44%。

专家溯源指出：国人偏好食用鱼头、动物内脏、鸡爪等重金属富集部位的习惯是诱因之一。更深刻的根源则在国内环境，鱼头含铅量高与水体污染相关，动物内脏富集重金属源于饲料和土壤污染。当洛杉矶华人社区为当地铅泄露忧心时，他们体内早已携带着故土的“毒遗产”。

天水幼儿园的铅毒疑云未散，从甘肃到湖南，从国土保密数据到太平洋彼岸的移民体检单，重金属污染已织成一张沉默的巨网。当33.5吨粗苯在永州泄漏后官方“闷头处置”，当233名幼童的铅中毒归因于“颜料添错”，治理逻辑始终在封堵真相而非根除污染。

装睡的地方保护主义，终将被反噬。若继续将环境数据列为机密、将污染事件“冷处理”，还美其名曰：为了不制造社会恐慌。

今日的天水孩童、湖南“镉米”农民、乃至未来无数国民，都将成为发展祭坛上的牺牲品。

难说再见的，岂止天水？更是这片土地对清洁水土、透明治理的最后眷恋。

山河蒙尘时，没有一株稻穗能独善其身，

也没有一个孩子的健康应该成为发展的代价。

—– THE  END——

此刻写天水题材显然不识时务。但我还是忍不住让天水事件在网络多停留一会儿。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抵抗遗忘！我们毕竟不是鱼，我们的关注力应该超过“七秒”啊！

三观一致的朋友可以加下面的微信, 点赞和转发是最大的支持！你们让我更用心地写作。

时隔20年，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的孩子们又又又铅中毒了。

褐石培心幼儿园251名幼儿，血铅异常233人。这次老师也未能幸免。

官方通报显示，该园一份为早餐留样的三色红枣发糕，一份为晚餐留样的玉米卷肠包，两份留样铅含量分别为1052毫克/千克、1340毫克/千克，均超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食品污染物限量0.5毫克/千克的标准。

超标2000多倍，可谓触目惊心。

毒源锁定为“彩绘颜料”，更是离了大谱。

按照官方的结论，幼儿园园长朱某琳、投资人李某芳同意该园后厨人员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彩绘颜料，稀释后用于部分食品制作。

不管你们信不信，我是不得不信。

这个结论诡异到无法用正常逻辑去考量。

彩绘颜料比食品添加剂更便宜？还是彩绘颜料的上色效果更好？

天水方面的通报不但没有解决公众的疑虑，反而加剧了公众的质疑。

毕竟，往食品里添加一些原料让食品看起来更好看以目前的选择实在太多，使用彩绘颜料这个选项简直是蠢出了天际。

当然，公众之所以对天水通报表达了极度不信任，除了结论诡异到无法用常理去理解外，更重要的是，当地再次对“血铅”化验结果的大面积“造假”。

天水当地医院的检查结果与西安相差十几倍，这绝对不是技术、设备误差的合理范围。

而当地医院拒绝对投资人李某芳名下4家幼儿园以外的幼儿实施检测，更加剧了公众不信任危机。

一个不能不忽视的事实是，20年前，同样在甘肃天水市，2005年天水市麦积区甘泉镇吴家河村发生小孩铅中毒事件。

2006年，甘肃徽县，水阳乡新寺村、单坝村、刘沟村共查出368人血铅超标。

同样的事，同样的剧情，当地官方采取了隐瞒，造假的应对措施。

天水市麦积区甘泉镇铅中毒事件后，村民先后进行了三次铅检测。

第一次是兰州医学微量研究所麦积区分所为53个孩子进行了检测，结果无一例外铅超标。但麦积区政府有关部门认为，这个检测结果不具有权威性，政府不予认可。

第二次，当地官方邀请天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新检测，吴家河村3到16岁的50名儿童参加了尿铅检测，结果与兰研所的结论截然不同，除1名儿童达到临界值外，其余49名儿童尿铅检测正常。

第三次检测来自西安市中心医院职业病科。检测了200余人，共有211人铅含量严重超标，其中68人被初步确定为铅中毒。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事件发生后，有当地村民带着孩子到徽县人民医院就医，化验结果是一切正常。而西安西京医院的检测结果是血铅含量高达440ug/L，为中度铅中毒。

最终的调查结果显示，此次铅中毒事件与当地一家有色金属冶炼公司有关。

时任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副局长熊跃辉表示：“我们的监管部门确实存在严重的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遗憾的是，两次“铅中毒”事件并未改变当地对此问题的足够重视，20年后，悲剧再现。

同样没有改变的是，当地依然在检测数据上不那么“诚实”。

来自天水当地的消息，距离麦积区褐石培心幼儿园最近的医院是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很多幼儿园附近小学的家长带着孩子去检测，均被医院拒绝。

这就导致很多当地孩子的家长不得不考虑利用暑假期间带孩子到西安去检测。

这几天，当地派出所给部分学生家长致电，询问问孩子在哪个幼儿园上学。警察说上级有令，要把天水籍的人的孩子上学情况摸底清楚。

目前，我很难判断这个行为是出于什么目的，是要给所有孩子做作检测？还是要维稳？

7月12日，甘肃省成立省委省政府调查组，提级调查天水市麦积区褐石培心幼儿园幼儿血铅异常问题，并请生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委专家参与。国务院食安办派出工作组指导督办。

提级调查自然是为了搞清事实真相，回应公众质疑。

不但要解释清楚褐石培心幼儿园购买彩绘颜料的时间、渠道、购买量、使用范围等基本情况，还应该明确该幼儿园反常规使用这些颜料的目的。

如果最终的事实确如通报所述，233名孩子铅中毒的罪魁祸首，这些必要的解释无疑是不可获取的。

当然，我认为，此次提级调查的重点还应该放在当地官员的渎职行为上。

谁导致了天水当地的检测结果失常？如果有人为故意，必须严肃追究其责任。

官方应当采取一次针对当地公众全面的“血铅”检测，对当地环境也应当进行一次全面的排查。

20年了，同样的事情再现，如果还是重重拿起，轻轻放下，那么未来，当地孩子的生命健康依然无法获得保障。

这不是小事。

打开水龙头准备做饭，说时迟那时快一股黄水汹涌喷出，与此同时浓浓的屎味扑鼻而来。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隔壁拉稀，这是昨天杭州市民遇到的事。

虽然我有朋友拍到了更恶心的画面，但本文以官方报道为根。总而言之，这水看起来像粪水，闻起来更像粪水。

遗憾的是，当地通报了两次都始终未公布出现“粪水”的原因，并且一直强调“其他指标”均正常。

丞相特意查了当地公开数据，是月份水源水质报告，请注意是水源水水质。章是当地国企的，表明了权威性。不像某地至今不敢出具盖有公章的血铅报告。顺带说一句，感谢李先生，这些以前都是不公开的。

这里有个指标叫粪大肠菌群，不是我故意恶心人，因为大肠菌群就是用来检测粪便污染的，国际通用。具体见下表，3月的数据还是很好的，除了四岭水库其他4个均未检出。

4月的数据也不错，5个水源有2个未检出，其它3个也都不超过500。

5月的数据只剩千岛湖一个未检出，苕溪永胜取水口和四岭水库的数值都飙到了6000以上。直接干到了三类水源。

而到了6月，3个水源在15000以上，更有2个在20000以上。请注意这已经是四类水了，按国家规定不能作为饮用水水源。

我特意对比了去年同期数据，相对来说都很正常。偶尔出现一次高值也会在治理后恢复正常。

也就是说，今年肯定出现了某些事情，在5月时已经不正常了。这期间有关部门应该是有介入治理，但6月还是彻底爆了。遗憾的是有关部门一直没提前警示市民，于是不知不觉中又过了一个月，也就是7月的昨天喜提“粪水”。

文章是昨天夜里写的，刚刚当地发了最新通报，说是藻类厌氧降解所致。这个解释能说的过去，毕竟屁味就这玩意，这里更新一下。下面回到上文。

当然了，我想说的不是“粪水”，而是“粪水”两天前杭州某学校多名小学生流鼻血，当地回应：未发现排污超标。

无论有没有超标，一个学校300多名学生，200多名都出现了流鼻血等症状，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学生和家长都反应经常能闻到刺鼻气味，这也是铁一般的事实。

而从去年开始，就陆续有孩子出现异常。那只有两个解释：要么新校区偷工减料有问题，要么环境有问题。

朋友们看看跟天水是不是一模一样？一开始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直到彻底爆发了，一个学校三分之二的学生异常了，然后应急。

重要的是，重要的是，这是杭州。国内牛逼声最大的城市，但你看在某些根本问题的处理上，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你哪怕提前知会一声市民，也不会“粪水”闹得人心惶惶。你哪怕去年就稍微介入，也不会搞到一个学校三分之二的孩子出现异常。不赔偿不负责高高在上。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本人言论与工作单位无关，一切责任自负。

以下评论由CDT辑自微信公众号：

战斗兔：请问你在哪里查到的这些数据？

永远的大汉：后台回复“数据”获取，相信当地不会删。

刘志辉：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便州。

1234：这可是杭州啊。很多都领先其他省，都这样。可想其他地方多少事情都被和谐了

敬：也体验了一把恒河水。

浪不够永胜：过分了！恒河水可没那么浓郁

mr long：那这些水，咱能拿去检测一下吗？

永远的大汉：你命硬吗？

秋寒儿：哈哈哈笑着笑着就哭了

常永恒：能捂则捂，捂不住就崩了[捂脸]

中国记者协会终于发声了。

他们义正辞严，措辞恳切，为湖南那台在履职时被当场砸成一地碎片的摄像机鸣不平。

声明稿里的每一个字，都透露出对新闻采访权受到粗暴侵犯的痛心，以及对施暴者必须被严惩的坚定立场。

这份声明，让许多奔波在一线的记者感到了一丝久违的暖意和体面：

组织还在，还在看着我们。

但这股暖意，又让人觉得五味杂陈，甚至有点寒意倒灌。

因为就在一个多月前，2025年6月10日，《北京青年报》深度调查部的记者李东，因为一篇根本就没能发表出来的稿子，被河北石家庄警方跨越数百公里：

从老家带走，一度失联。

那时候，整个行业风平浪静，除了在几个私下的媒体人群里激起过一阵恐慌的涟漪，再无声响。没见到记协发出任何声音，仿佛那个消失的记者，只是数字世界里一个闪烁后熄灭的像素点。

一边是“哐当”一声的粉身碎骨，天下皆知；一边是无声无息的人间蒸发，噤若寒蝉。为何前者能获得官方认证的“心疼”，而后者只能在同行们私下的祈祷中度过危机？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一“响”与一“默”的巨大差异里。

让我们先回到那个有声响的现场。那个声音足够响亮，响亮到足以穿透一切隔阂，直接抵达所有人的耳膜。

2025年7月15日上午，湖南风芒新闻的那台摄像机，正在忠实地履行它的职责。它的CMOS传感器和镜头组，构成了一只冰冷而客观的眼睛，正一动不动地盯着湖南丰旭线缆公司的老板，谢远陪先生。

彼时彼刻，谢老板正襟危坐，在镜头前侃侃而谈，有条不紊地阐述着自己朴素的法治观念。

他对记者们说，你们这些消费者，还有你们这些记者，怀疑我的电缆有问题，没关系：

有异议，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这句话说得滴水不漏，充满了对法律程序的尊重。为了进一步让大家放心，他还对着镜头，反复强调了一个他认为的核心事实：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合格的。

“合格”这两个字，吐字清晰，铿锵有力。它成了这台摄像机生命中录下的最后一句话。

话音刚落，谢老板似乎对刚刚自己提议的“法律途径”瞬间失去了全部的耐心。

他找到了一个他认为更直接、更高效的解决方案。

他突然从办公室里冲了出来：

一把从记者手中夺过了这台摄像机。

整个动作快如闪电，快到操作它的记者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然后，他将这台价值五万块的专业设备高高举过头顶，像举起一柄审判的战斧：

猛地砸在地上。

“哐当”！一声巨响，它的生命和它的外壳一起在水泥地上摔得粉碎。

塑料、金属、镜片和电路板，混杂着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尊严，铺了一地。

它“死”得非常惨烈。

它的“殉职”，并非偶然。事件的引信，由一位普通的长沙市民刘先生点燃。他觉得从丰旭公司买来的电缆，尺寸总感觉不对劲。他没有选择去跟商家大吵大闹，而是选择了一种更文明的方式——

他把电缆样品，悄悄寄到了西安的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做了个检测。

检测报告的结果，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丰旭公司官网那些金光闪闪的认证标志上。报告显示，这批电缆，别说达到国家标准：

就连丰旭自己向外公布的企业标准，都远远没有达到。

于是，刘先生喊上了潇湘晨报和几家电视台的记者，想去丰旭公司讨个说法。这才有了这台摄像机在采访现场的“殉职”。

干掉这台摄像机之后，谢老板的怒火并没熄灭。他又冲向它的同事们，以雷霆之势，掰掉了另一台机器的遮光罩：

砸碎了一个收音麦克风的液晶屏幕。

一名试图阻拦的摄像小哥，在冲突中眼镜被打碎，身上的T恤被撕烂：

牙龈出了血。

警察赶到时，它已经成了一堆无法辨认的零件，静静地躺在地上，等待作为“物证”被收走。

杀死它的谢老板，身份很不一般。

他的湖南丰旭线缆有限公司，官网上写着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高科技企业”，年产值过亿，还光荣地通过了CCC、ISO9001、CE、ROHS等一长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国内认证。

头衔也很多：

“高新技术企业”。

在工商系统里，谢老板名下还有一家公司，叫“湖南川普光电线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它的“死亡”，让这位头衔众多的谢老板，陷入了一道法律的多选题。芙蓉律所的陈平凡律师，热心地帮他划了几个重点：

A选项：民事赔偿。它的身价五万块，照价赔。受伤记者的眼镜、衣服、医药费、误工费，一分钱不能少。

B选项：行政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伺候，拘留罚款套餐正在路上。

C选项：《刑法》第275条，故意毁坏财物罪。相关的司法解释清清楚楚地写着，毁坏公私财物五万元以上，就属于“数额巨大”。

它的“尸检报告”价值正好五万。这意味着，谢老板的刑事责任，几乎是板上钉钉：

最高可以判三年。

事情发酵得很快，因为证据确凿，画面惊心。当天下午，潇湘晨报的电话就响了。

一个自称是“川普光电”法务的人打来电话，没提一句赔偿，没说一句道歉，而是理直气壮地：

要求报社删掉关于摄像机“死亡”的新闻。

理由非常正当：

侵犯了我们公司的名誉权和形象权。

他们似乎认为，只要新闻消失了，这台死去的摄像机就能从水泥地上奇迹般地自己爬起来，自动拼装好，然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它终究是死了。

它用自己的粉身碎骨，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深度报道。它让所有人看到，当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宣称自己的产品“全部合格”时，心里可能并没有那么足的底气。

你看，当暴力足够赤裸和公开时，当施暴者是一个有明确身份、有固定资产的企业主时，当他的行为被高清镜头完整记录下来时，一切都变得简单明了。

摄像机的“哐当”一声，像一声发令枪，启动了一套高效的社会反应和执法程序。有视频，有碎片，有伤者，有清晰的法律条文，有愤怒的公众舆论。这是一个完美的、可以被精准打击的靶子：

所以，中国记协的声明来得及时。

谴责这种行为，是安全的，是站在法治和文明的一边，是在维护整个行业的体面。这是一道送分题。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拨回一个月前，去探寻那场无声的风波。

那里的故事，没有“哐当”的巨响，没有飞溅的碎片，只有一部突然关机的手机，和随之而来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北京青年报》的记者李东，是一个眼里有光、心里有火的年轻人。他此前揭露冤案的报道，曾直接促成当事人的昭雪。他相信记者这个职业的价值。

他关注的是河北石家庄的一桩旧案。

五年前，2019年10月，一个叫刘东林的40岁男子，在被警方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期间：

离奇死亡。

监视居住的地点，不是在他家里，而是在石家庄市第一看守所旁边的银河宾馆。对于他的死因，警方仅用了五个字来定性：

“肺栓塞病亡”。

没有尸检，没有深入调查，遗体就被迅速火化。

然而，刘东林的多名工友后来控诉，他们在同一个宾馆被关押期间，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包括但不限于殴打、用擀面杖碾压小腿，以及手摇发电机电击等酷刑。

其中一位工友回忆，2019年10月8日清晨，他听见刘东林被带出房间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随后便归于寂静。不久，他们就被告知：

刘东林死了。

事后，在一位身兼河北省政法委特聘专家与公安局法律顾问双重身份的李某峰律师的“协调”下，刘东林的家属被迫接受了一份“私了”协议：

公安方面支付45万元“救济款”。

家属则承诺对死亡原因及执法过程不再提出任何异议。

刘东林的父亲刘安忠，一个朴实的河北老人，虽然无奈签下了协议，但丧子之痛和内心的怀疑，让他在此后数年间，持续向石家庄和河北省的有关部门举报控告，要求查明真相。但他的申诉，几乎全部石沉大海。

直到2024年5月，济南时报旗下的媒体“新黄河”，由记者刘成伟刊发了一篇深度报道《命案“私了”：“指居”死亡之谜》，首次将此案的诸多疑点暴露于公众视野。

这篇报道，让刘家看到了希望。2024年5月下旬，最高人民检察院甚至派员约见了刘家的代理律师，并表示最高检检察长应勇对此案：

非常关注。

刘家的核心诉求，是将案件移送管辖至河北省外办理，以避免地方保护。

然而，好景不长。几天后，最高检的态度突然冷却。工作人员开始用“不清楚案情”、“依法依规办理”等套话来搪塞。刘安忠老人感叹，这是压案和平息舆情的套路。

石家庄当局对真相的追问，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紧张。他们成立了所谓的：

“5·11专案组”。

但其工作重点，并非调查五年前的命案真相，而是绘制了一张：

针对所有追问真相的人的“嫌疑人”名单。

2025年6月10日，这张名单上的人，开始被逐个“点名”。

当天一早，记者李东被当地警方带走，理由是接受石家庄公安机关的：

异地传唤。

李东来不及做任何准备，只匆匆给同事发出一条信息报平安，随后电话关机：

与外界彻底失联。

你看，这事的吊诡之处就来了。

砸摄像机的谢老板，是因为一句“产品合格”心虚，当场诉诸原始暴力。他的行为模式，是“我说不赢你，就砸了你的工具”。

而石家庄的“专案组”呢？他们面对的，是一篇根本不存在于公众视野的报道。他们的行动，不是因为李东“说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想说什么”，或者说：

“曾经想过要说什么”。

谢老板砸的是一台有形的摄像机。而“专案组”，想砸碎的是一种无形的监督，一种刨根问底的精神。

李东的失联，在记者圈和朋友圈里掀起了短暂的、剧烈的恐慌。因为刘东林本人就死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人们有理由担心李东也被置于类似的秘密关押环境，处境极其危险。

刘东林的父亲刘安忠，在当天发布的公开求救信中，发出了悲愤的呐喊：一篇没能发出来的报道，最终把记者自己送进了本该被报道揭露的地方。

这被舆论形容为2025年中国新闻界最黑色的幽默。

幸运的是，在被带走数小时后，李东并未遭到长期关押。当晚，他已经安全返回北京。

但他不是空手而归的。他成了一个不情愿的信使，带回了一句来自“专案组”的口信威胁，要他转达给刘东林案的代理律师刘佳佳，以及刊发报道的新黄河记者刘成伟：

下一个，就是你；再下一个是新黄河调查记者刘成伟。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重新审视中国记协的那份声明了。

砸摄像机的谢老板，被刑事拘留了。而让记者失联、并捎回赤裸裸威胁的“专案组”，却毫发无伤，继续运作。他们的“围猎式”行动，还在继续。

这张由“5·11专案组”织就的大网，正以令人不寒而栗的效率悄然收紧，目标明确地罩向每一个敢于触碰刘东林案的人。

这绝非孤立的点对点打击，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围猎。首当其冲的，是为刘家提供法律支撑的支点——代理律师刘佳佳：

一顶“妨害作证”的帽子不由分说地扣了上来。

在原案尚未正式立案的情况下，这个罪名显得尤为刺眼，而那只无形的、监听的耳朵，也从此贴近了她的生活。

紧接着，舆论的传声筒也被列入打击范围，一份内部的嫌疑人名单上，赫然写着包括李东和刘成伟在内的四名记者的名字，他们手中的笔，随时可能被定义为“犯罪集团”的凶器。

这场围猎甚至下沉到了最草根的层面，那对曾热心帮助刘家搜集证据的石家庄本地父子，也未能幸免，他们先后被以“寻衅滋事”和“妨害作证”这两个熟悉的口袋罪名秘密关押。

整个行动的脉络清晰得令人发指——就是要将律师、记者、民间声援者全部打成一个“犯罪团伙”。

通过这种打包构陷的方式，让追问真相的人：

自己先变成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你看，这就是区别。

砸摄像机的谢老板，是一个可以被法律精准打击的个体。他的行为，是对新闻采访权的外部物理攻击。他的动机，是为了掩盖自己企业产品不合格的商业问题。整个事件的性质，清晰明了，黑白分明。

而李东的遭遇，是来自一个强大的、可以跨省执法的内部系统的精准打击。这不是攻击，这是“传唤”，是“调查”，是“依法办案”。它的动机，是为了：

掩盖一桩可能涉及公职人员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的命案。

中国记协可以义正辞严地谴责谢老板，因为这是站在法治的高地上，谴责一个违反了明文法规的公民：

这是在履行职责，而且没有任何风险。

当施暴者是一个满身贴满认证的假冒“高科技”老板时，他是脆弱的。

当施暴者是一个手握执法权、以“专案”为名的机构时，它是坚硬的，甚至是不可言说的。

一台摄像机被摔碎，损失的是五万块钱和一个新闻现场。它的声音很响，但它的问题很好解决：

它的死亡，反而成就了它的使命。

一个记者被失联，损失的是什么？是一个家庭几个小时的煎熬，是一个行业信心的动摇：

是一个社会本应拥有的、知道真相的权利被悄然剥夺。

它的声音很轻，轻到你若不仔细去听，就仿佛从未发生过。

这种沉默，远比一万台摄像机被砸碎的声音，更让人心惊。

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恐惧，往往不是来自那些声嘶力竭的叫嚣，而是来自那些面无表情的、程序化的、让你无处申诉的压制。

李宇琛

写于2025年7月18日

“最后一突开啊…”

直把杭州作“便州”

据说，一周前，杭州人见面打招呼会说：那瓜你吃了吗？而后神秘地相视一笑，好像手里握有宗家的新鲜瓜情；这几天，杭州人再见面，寒暄话变成：那水你喝了吗？然后，彼此拿出72小时内不在余杭的证据，若证据不足，跳进西湖也洗不清。

这就是杭州对全国人民的贡献，先是贡献了错综复杂的继承之战，考验全民对甄嬛传的理解，亲身代入其中，推演宗馥莉的斗争剧本，揣测每一条斗争路线可能的走向，涉及嫡庶、正房二房、国资民企的复仇与周旋，可谓全国人民消夏良品。

余杭自来水疑似有异物入侵，有杭州本地自媒体皮里阳秋，文绉绉地说是“人中黄”，此一民间传言已经被水务局辟谣。但因为它否定是粪水的同时，又没尽到举证责任，所以挡不住民间吟诗嘲讽，篡改温州诗人林梦屏的诗，直把杭州作“便”州。

杭州两大涉水新闻，一个是豪门继承之战，偏娱乐化色彩，一个是民生意外之难，偏苦涩滋味，却因为同样一个“水”字而联系在一起。外人涉水而行，原本只是吃瓜看热闹，直到有人好像洗了个粪坑澡，有人舍家逃遁，去酒店躲臭。

人们喝着娃哈哈，成全了宗庆后的首富之名，津津乐道嫡庶反目成仇，令其盖棺终于定论，一老登是也；而后有人惊呼，家中臭不可闻，自来水输送的不是盘踞六条龙的安居豪情，却是不测之水。贫富水世界，在杭州城里，有了别样感受。

前一阶段盛赞杭州行政便捷，创业者不用找后门，就能静候补贴入账，这等高级政府的印象，一度羡煞外地创业狗，也令一般人等将杭州政声视作与西湖美景等量齐观。可余杭自来水逐臭而来，臭味徘徊不去，戳穿了此地政声俨然的美丽泡沫。

杭州水世界目不暇接，如此这般，不出所料，不过如此，多少还是让人放下心来。原来，布鞋首富也有三妻四妾，旷世奇才也无法摆平乱性之果，“惊人的朴实”背后也还是一地鸡毛。而发臭自来水来袭，串联杭州自来水异味旧闻，还是那个味儿。

宗庆后人设崩溃，自来水恍若初见，都很好地说明一个道理：一个人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一些人，但无法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尤其，当自媒体接了单，数年如一日为一座城市重塑金身，以假乱真到自己都信以为真的地步，离所有相皆虚妄也不远了。

据说自来水一事，杭州媒体悉数缺席，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配有失望，因为这是公共事务中熟悉的配方。一个城市拥有两家供应全国的净水企业，并不能必然得出这座城市供水无虞的结论，复杂杭州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外如是。

最终的最终，宗庆后未能在历史地位上超越胡雪岩，在道德虚标上亦未能保住人设。而杭州这座新一线城市、被抬举的AI之都，还是在最基本的自来水供给及应急上露出某种穷困。城市装作高级，生活实际低级，水上堆砌的东西，真可谓如梦幻泡影。

【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