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夏就要结束，但秋雨可能一样让人心寒。

今年的夏天很不寻常，全国各地接连出现极端降雨和高温天气，陕西地表温度最高飙到72.9℃，位于东北的哈尔滨空调安装数量激增，北京暴雨用了四天下了一年的雨量。

每当窗外的雨下得白花花一片，人们心里或许总会生出一种想法：雨是公平的，平等地洒落在这个世界每一个人身上。可我们却忽略了老舍在《骆驼祥子》中指认的事实：“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

不久前，Nature Cities探讨极端天气下消费者将暴露风险转移给外卖员的文章，与其说是得出了什么创新性的结论，倒不如说是把人们普遍感知得到但却不愿意面对的事实，以“科学”的形式公开化了。

食通社随后在《暴雨中的商战，外卖员的苦夏》一文中，记录了几位外卖员在恶劣天气之下遭遇到的不为外人所知的隐秘困境，却没想到在评论区引发了一场关于“暴雨天要不要点外卖”的激烈讨论。

●下雨天正在路口焦急等待的外卖员。摄影：玉阳

而在食通社另外一篇文章《送外卖是一种“短命劳动”吗？》的评论区，也出现了“是否应该关心外卖员吃得好不好”的争论。不幸的是，因为违反某种无法知晓的规定，这篇文章已经被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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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回复“丑团”，可获取被删文章。

正如一位网友指出的那样，类似话题在十年前就已经讨论过好几轮了，但最后总容易走向“二极管”式的死胡同：“点外卖，虽然外卖员淋了雨，但是有钱赚”vs“不点外卖，外卖员不用淋雨，但是会失业”。

然而，食通社在仔细收集和整理了这些讨论后发现，即使最后仍然不免陷入情绪化的二元对立，但读者们在讨论的过程中依然呈现了许多复杂的视角和事实。

例如，大家都认为自己站在外卖员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但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那么谁才是真正关心外卖员的？再比如，大家都认为平台应该负主要责任，但在消费者与劳动者关系这一问题上，态度却是南辕北辙。还有人提出，看似是“既得利益方”的消费者是否真的把代价转移了出去？

这些难解的问题在此次讨论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开。虽然仍存在分歧，但是当各方观点的共识和矛盾得以呈现，我们仍然比以前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在“恶劣天气下要不要点外卖”这个问题上，我们支持和反对的究竟是什么。

讨论一 赚钱or尊严，劳动者想要的是什么？

赚钱，并不意味着外卖员的眼里只有金钱，因为金钱的背后是养家糊口的责任，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尊严，也并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要求。它不只关乎劳动者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没有尊严，就意味着外卖员要预支生命健康、安全这类同样“现实”的代价。

@好梦连连：虽然我不怎么吃外卖，但都不点外卖你给他们发工资养家？

@Clémence：这篇文章解释了，暴雨天点外卖，真的不是在“帮他们赚钱”，而是在鼓励平台用算法逼迫他们“用命换钱”。

@lynnovoland：不只是外卖员，各行各业的底层打工者都很难做到“有尊严地挣钱”。尊严在打工者来说是个奢侈品，能有相对健康的工作环境(物理意义和心理意义上的)已经赢过大部分打工人了。舒心?薪水报酬中的一部分本来就是为工作中遭受的怨气买单的。

@gogo：有一天工作日中午去银行办事，太阳晒得地面感觉随时烧起来了，我在车上观察到，这个时间点城市里还在露天奔跑的人类好像只有外卖员。

●夏日的午后，刚从商场小跑出来寻找电动车的外卖员。摄影：玉阳

@Roo：很多人为啥不愿意相信外卖员在恶劣天气下就是不愿意跑单呢？哪怕相比于谋生的压力，这种心情只有那么一丢丢藏在他们心底里。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想要更有尊严的劳动，只是被压制了。

@衣襟溶绿：就想知道，在热天冷天下雨天，应不应该点外卖呢?不点那外卖员有收入吗?

@俞黛眉：我读这篇文章的大意是，外卖员极端天气下工作的额外收入，远远比不上遭受的痛苦。最重要的是,极端天气工作是被强制的，外卖员无法规避。

@木匠锯子：那恶劣天气不点外卖谁给外卖员发钱呢？某种程度上的因噎废食。

@寺：你读过文章了吗?暴雨天水都沒过膝盖了，哪个骑手想冒死赚这几百块钱。

@HE（外卖员）：去年下雨那水涨老高了。我想着偷懒的，打算不去跑了。刚过没一会，站长就在群里发了其他人被罚款的通知。一天没出勤就扣五百，都够我跑一天半的了。吓得我又赶紧去了，这要是路上有个坑，有个井盖漂起来，那不真完蛋了。对了，我上次跟站长请假，找的理由是带媳妇去医院检查，其实我连结婚都没结，真是没办法找办法。

●暴雨天，大雨漫过了外卖员的膝盖。图源：HE

@慎独君：其实都是被生活所逼迫，不得不在极端天气里，以生命之名义继续前行。但凡可以歇一歇，极端天气里都在家休息了。

@Jane田秀珍：靠给人送饭吃饭的人，能吃上饭就觉得很好了，哪还管自己吃的是不是营养健康。马路上横行直闯，电梯里骂骂咧咧，很多外卖小哥都是拼命奔跑，拼命赚钱，其它都与自己无关。

@匿名（外卖员）：年纪轻轻现在熬的时不时心脏痛一下，索性连休杜绝高强度，您猜这个月怎么着？快要饭了。所以说就得干，不干就得饿肚子，还得使劲干，可身体招谁惹谁了？

@IKe：何不食肉糜的研究，不规律吃饭好歹能撑几十年，规律吃饭接不上活儿干，过不了两天就得饿死，谁不知道规律吃饭有好处？问题的关键是在这里吗？

@英冠球队爱华顿：规律吃饭就饿死，真敢说啊，你跑过外卖没有，让骑手多关注下自己的健康不好吗，你自己理解有偏差别出来影响别人。

@暴躁的阿磐（外卖员）：送外卖其实就是个拿命挣钱的过程。我从事外卖行业8年，最开始和现在的一些新人一样，到点儿吃饭，哪怕延后1-2个小时。但后来我的吃饭习惯就发生了改变，拿那些方便进食且不会耽误突如其来的订单的东西，作为主要食物来源。甚至有一段时间，我还买过军用压缩饼干，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掏出来吃两口。直到后来干脆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不必要的上厕所，因为大家都应该知道，只要进食就一定会有上厕所的风险，对于外卖骑手来讲，有的选择，会尽量选择不上厕所，即使是最简单的小解，有可能也会错过一两个绝世好单。

@Wie（外卖员）：文章的描述让我产生了共鸣，希望国家和平台能够完善制度，让我们的工作条件越来越好。

讨论二 团结or对抗？今天的消费者，明天的打工人

面对外卖员在极端天气下遭受的苦难，也有两种看法：一部分人认为劳动者通过送外卖赚钱，消费者则是付钱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况且很多消费者也是打工人，在工作忙碌的情况下，有着点外卖的正当需求，不应该为此背负道德枷锁；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劳动者的安全与尊严应当维护，正是因为消费者也是打工人，所以才需要团结起来，彼此关心。一些人甚至并没有陷入辩论的语境，而是表现出了对外卖员伤势的直接关心。或者通过回忆自己和家人送外卖的经历，和外卖员产生共情。

@资深食瓜群众：暴雨暴雪大风天气点外卖的“人”大多无良心。

@Aogu Kailin：大半夜看病的人，大多无良心，因为打扰医生休息！双11网购的人，大多无良心，因为快递员整天连轴转根本没休息！遇到危险打110、119的人，大多无良心，让无辜的警察和消防员冒生命危险受罪！

@我只是想扫一下：能把人命的安全和暴雨当天能否吃上一顿外卖做对比，太伟大了。

@Aogu Kailin：如果说暴雨天配送存在潜在风险，你觉得这是消费者施加的还是平台施加的？规定配送时间、奖惩制度是消费者定的吗？消费者有权参与决策吗？外卖员的压力来自订单本身还是平台？为什么都在谴责消费者而不去声讨在办公室数钱的资本家？

@我只是想扫一下：在大暴雨的天气下，反正我不订外卖也有别人订，是这种心理吗？作为一个成年人，连自己做饭，去楼下小餐馆吃或者吃泡面糊弄一顿这么难？

@Clémence：这其实是特权心态的狡辩。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外卖能不能点”，而在于——当明知骑手冒着台风暴雨在送单，你是否愿意控制一下自己的手指，避免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让别人去替你冒险。推动平台制度改良当然重要，但在此之前，每个消费者都可以先做到不在最危险的时刻增加骑手的风险负担，这是最起码的共情和分寸感。

●在湿滑的道路上仍高速行驶的外卖员。摄影：玉阳

@momo：普通消费者不要被道德绑架，该做啥就做啥，我每天上班也很痛苦怎么没人心疼我。下单点外卖才有收入，不想做就别做，给你惯的，厂里不用日晒雨淋你去当厂工好了，谁上班不辛苦?

@福团：把自己当人，把别人当人很难吗?又开始底层一定要互害的逻辑了。能够体谅别人，有同理心，有道德标准才是一个人正常该具备的。

@momo：我就是没法把自己当人拒绝不了996，所以我也没法把别人当人，为别人耗费这个精力，这样都不懂吗?你们大善人见不得骑手大雨天跑外卖，怎么就见得我们这些人996饿肚子?

@福团：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让恶毒的逻辑有滋生土壤，才造就了现在环环相扣的漠视。只能说你活该一辈子996，因为你不值得任何更好的生活和更良善地对待，当代人努力争取的权利放在你身上也是“肉包子打狗”。

@momo：你要是真的有人性就应该去呼吁平台改变规则而不是道德绑架普通消费者。我等普通人为生活奔波没有多余的精力和善心去区分哪天不点外卖。

@寺：这里说的大雨显然不是正常下雨，换到广东就是台风天、暴雨天,是非要刮台风点外卖吗?以前没有外卖平台的时候大家也正常活着，怎么现在提倡刮台风不点外卖就成“打工人背锅”了呢?

@等石灰石：评论区有个人很努力在为暴雨天高温天点外卖辩护，消费者当然不应该被指责，但辩护方向不应该是否定外卖员的困境，没有一丝底层体恤。反而在叫“我上班也很辛苦，怎么没人心疼我”。

@KNT：消费者点外卖是合法权利，不应该被谴责。外卖员在工作过程中受伤主要是平台和系统因素。你最多呼吁大家特殊环境点卖外有同理心，但这也不是义务。谴责消费者完全是带节奏和错误认知导向。

@Roo：我理解每个人都不容易。如果我们都以纯粹消费者的身份，认为别人的劳动只是在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对劳动者缺乏最起码的人与人之间的共情，那这个世界真的还存在有尊严的劳动吗？想一想，如果别人把你或你的家人当成满足你某种需求的服务工具，你的感受如何？以及，那些总是说应该谴责资本和算法的人，应该认真想一想：如果消费者看待自己和其他劳动者的方式，和资本看待劳动者的方式都一样冷漠，那么我们凭什么认为自己有力量去改变什么？

@Waiting：我们买东西、点外卖，应该是默认给我的东西和服务不是压榨受苦的人生产提供的才对呀，为什么现在默认可以压榨劳动者，再让消费者去多付出精力和成本去做选择呢。外卖平台把风险、成本、道德压力层层下压，落在最末端的外卖员和消费者身上，平台赚走利润，却让劳动者用命换钱，让消费者良心不安。几个人点不点外卖，不影响整个系统运转。真正有用的是骑手组织工会，联合起来起诉平台违反劳动法，和促进骑手行业保护法的立法和落实。

@蟲：问问为什么点餐的人没有了做饭的时间，要去吃外卖?资本是一根甘蔗N头甜，格子间牛马的工作时间被拉长，衍生出送餐骆驼。

●在写字楼等待打工人取外卖的骑手。摄影：玉阳

@梅诗金公爵：在经济大萧条的环境里，不光是资本越来越无情，连普通人都变得戾气越来越重，怎么真的会有这么多人为难这些冒着风雨送餐只为挣一单几块钱的外卖员。人类真的应该提高一下自己的共情能力和同情心，我们都是人，如果不团结起来抵抗资本算法，这些恶果迟早会返回到自己身上。

@昆虫海岛：前阵子钉钉CEO 凌晨发现办公区没多少人，骂大家为什么提前下班，那个事情也令人感慨。都是一样的牛马，一样的奋斗，而且能在一线城市送外卖，和在互联网工作，都已经算是比较高薪了，更多人的苦痛是看不到的，他们的苦痛换不来足够的钱和关注。现在有班上就是吃屎，更多饿着肚子的人还在抢这口屎吃，谁在过好日子呢？

@多吃肉蛋奶：有年暑假我弟去跑外卖，肉眼可见的憔悴疲惫。他跟我说平台很严苛，虽然有一些钱挣，但是感觉身上的血正在慢慢被抽干。

@野鼠芭比：我送过几天外卖，在初夏还没那么热的时候，结果屁股长痱子了，又疼又痒，好久才好。真的挺难受的，大家都辛苦。现在女外卖员越来越多了。女生的生殖系统特点导致更容易感染，加上上厕所不方便，很容易得炎症。我真希望大家都能天赋异禀，不怕高温和严寒。之前顶风冒雨送一单外卖，迟到了一分钟，被扣了70%的钱!当时是半夜十一点多。因为是顾客没写清楚地址又不接电话，我申诉了，没成功，差点气死。

@evak2040：弟弟跟我一样总是闲不住会找点事情干。上个月暑假去送外卖，劳累过度加感冒加高原反应，诱发气胸前阵子做了肺部手术。

@厌翩浊：提醒一下，藿香正气水只能在不严重的时候起一定的效果，现在这个气候真中暑，还是去医院吧，保温箱里多带两瓶凉水和冰袋。

@法外葡挞：泡得发白的部分，长期浸水又不透气，后面很容易导致细菌感染或者真菌感染，可以买点红霉素眼膏抹上去再穿透气一点的鞋，要是po主有途径可以告知一下文中的老蔡。

●老蔡在雨天跑了一整天外卖后，发现脚掌被泡的发白的那部分皮肉周边已经渗出了血丝，但第二天他仍要坚持靠这双脚跑单14个小时。摄影：老蔡

讨论三 代价真的转移了吗？

在谈到“暴雨天点外卖”这个看似维护消费者利益的话题时，我们还要追问：这些代价真的转移了吗？还是继续在这个充满危险的系统中流窜。面临高额抽佣的商家、不健康的廉价食物以及由外卖员引发的各种交通事故，这些后果仍然可能会以各种方式作用在每一个人身上。

@理查德帕克：我想外卖员承受着大量负荷劳动的时候，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更长的时间里会冲击到消费者身上。我们没有人是置身事外的。

@轻松熊嗷：平台压缩送餐时间真的害了不少人，不仅骑手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骑手因为仓促骑行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大大增加，还有可能影响到普通人。我平时骑小电驴都怕碰见外卖员，他们骑得太快了，无视红绿灯，边骑车边看手机，各种视觉盲点突然窜出来。

●《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剧照，影片从一场车祸展开，外卖平台的算法工程师撞到自家骑手，牵出了两个分属不同阶层家庭的危机。该影片获得了第37届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9月8日（下周一），导演刘泰风、制片人朱桐将做客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店），映前举办影片底片素材的捐赠仪式；映后，导演将与节目策划沙丹展开对谈，分享影片创作背后的精彩故事。

@青扬：曾在北京看到送山姆的小哥，七八个甚至更多大号购物袋装满货品还有整箱牛奶、米面油挂在电动车的前后左右，奔驰在各种环路的机动车道上或狭窄逼仄的老旧小区里，极其不方便、不安全。在许多城市，电动车没有专用车道，给行人、机动车和骑手自身都带来安全隐患。所以，暴雨、暴雪天气经营外卖根本是不人道的。这与《长安的荔枝》李善德运送荔枝、林邑奴跑死没有区别。这次平台战，更把外卖员和小商家的生存空间挤压到无限小，无视经济法则与自然规律，很难不被反，但谁承担这些代价?

@Yi：昨天听了个商业播客讲外卖大战，只听到履约成本，用户心智。京东Q2财报刚出来，以京东外卖为代表的新业务板块收入激增但利润暴跌，投资者都不买账。几家平台烧起钱来触目惊心，打起舆论战不遗余力，外卖员在这场大战里大概就是弹药和消耗品，而巨量的一次性包装和浪费掉的奶茶，则是地球给他们赔上的伤痕。

@Roo：我看到有人说，只要消费者付了钱，就算是凌晨2点点奶茶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有没有可能，相比于纠结外卖员方面的问题，消费者是否应该先重视一下凌晨2点喝奶茶对自己身体健康的影响？

讨论四 平台零工是我们的退路吗？

据《2024零工经济解读报告》，2024年中国灵活就业人数突破2.65亿，其中平台型零工人数1.75亿。零工经济其实是折射社会整体经济状况的一面棱镜，任何一个失业的人都有可能滑入其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为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零工群体的劳动状况感到担忧的同时，或许就是在关心自己。平台零工是我们的“退路”吗？作为劳动者的我们能否拥有一个更有尊严的未来？

@闸蟹大拿：这就是抖音上“不行我还可以去送外卖”的小孩准备做退路的生活。

@阿梅奥耶：外卖、快递、代驾、网约车、货运等等，全部都是一样的被平台困住且吸血。比如滴滴，有时候客户下单是正常实时单，但是到了司机手里转了好几手，成了一口价。会出现用户付款100元，司机只能拿到50块，抽佣率高达50%的情况。

@刍狗：毕业搬家的时候在车上跟一位蓝犀牛司机聊了很久。我很惊讶，不管什么时候，在我点完预约搬家后，竟然立刻有师傅接单并联系我。我原以为这是市场情况，可才知道是系统自动强制派单给师傅，而且必须在接单后3分钟内电话联系顾客，否则要扣绩效。那天上午很热，中午之后开始下暴雨，师傅已经做了两单，搬家很辛苦，但是下午被强制派了我这一单，原本回宿舍休息的计划也泡汤。师傅自己说，像他这样一个搬家师傅月收入8000元，与别人合租宿舍花去900(住在北京)，平台扣除20%，再刨去生活费，一个月只能落四千元钱净收入。而且这是在学生毕业季，搬家需求达到全年高峰期的情况下，收入也才这么多。

@沉默是金：平台一味的压榨降低单价，从最初的七八块一单降到现在的两三块一单，就提供了一个平台，骑手商家顾客三头抽成，如果外卖小哥的均单价能提升上去，每天需要的跑的单量就不需要那么多。就能有更多的时间选择：休息、娱乐、照顾家庭。但现实往往很难两全。

@茶餐廳老娘：不要觉得送外卖是退路，只希望送的人越少，才越能提高相关外卖员的待遇，减少压榨。之前看到一个外卖员的衣服让太阳晒变色了，黄色的某团的外卖服变成白色了，而且都破了。很多外卖员看着都不是特别健康。

@tree：现在有全民送外卖的趋势了，有些年轻女生都加入了外卖行列。经济环境可见一般。再恶劣，骑手都供不应求。

●近几年，送外卖的面孔越来越年轻。摄影：周平浪

@momo：问题并不在底层互害，有这一部分但绝对不是重点，平台问题这么大最终变成底层个体单方面问题完全是不合理，算法不改每一个在里面的人都不得安生。

@哥伦布的蛋：以前总觉得裁员有啥，大不了去送外卖，看了文章发现我肯定吃不了这个苦，还是能苟一天是一天。

@_littleshuh：与此同时，年度最垃圾最恶心人的广告已经出现了宽敞奢华的房间里精英男举起高脚杯说：“兄弟们聚餐的时候，我选美团。”画面是一排笑容满面，双手举起外卖袋的外卖员：“因为美团更快、更……”画面再切到一群穿西装马甲躺沙发坐桌上享受的老东西。真不知道美团的品牌和公关在想什么。脑袋里装的是粪，还是故意这样做，等发酵了就可以报复leader?

●廉价、便捷是美团等平台经济增强消费者粘性的核心营销元素。摄影：玉阳

@啥啥：小时候看叶永烈写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世界》，里面有一段写未来人吃饭，在家里按一下按钮，热腾腾的饭菜就从墙壁上的一个小门里给送来了。那时万想不到书里那些美好的憧憬，最终是以社会人力资源血汗的廉价化，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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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辑注：本文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2016年毕业典礼致辞，当年7月11日发布于清华大学官网，原标题为《“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清华法学院毕业典礼教师代表劳东燕致辞》。截至2023年2月原帖仍可见。目前该页面已被删除，具体时间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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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官网劳东燕2016年毕业典礼演讲页面截图

此刻，站在这里，我的心情几乎与在座的同学一样，有一些兴奋，又有一些惶恐，还带着浓浓的离愁别绪。兴奋的是，我终于获得了在法学院毕业典礼上致辞的机会，要知道，这可是六十多年才一遇的机会，按照惯例，每年的毕业典礼上由老师轮流来致辞，而我们院里有六十多位老师。惶恐的是，我既缺乏足够的睿智与智慧来教导大家，未来的人生道路该怎么走，也欠缺必要的犀利与深刻，让自己的致辞发人深省；同时，打温情牌也并非我的擅长，我更无法给出各式幽默的笑话或网络雷词，让大家的在愉快的笑声中渡过这十几分钟时间。

每年的毕业季，空气中都充满了离愁的味道。今年，于我而言，这一份离愁显得更为强烈，因为我担任班主任四年的法2同学也要离开清华园。四年弹指一挥间，我在模拟法庭给法2新生讲话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一转眼就到了说告别的时候。看到当初青涩懵懂的少年，如何蜕变成自信沉稳的青年，我在感伤的同时也备感欣慰。四年之中，我一直希望对所有同学都平等且一视同仁，但客观上与一些同学交流较多，与多数同学则私下接触比较少。这主要与我的个性有关，比较拘谨与被动，没有与同学们打成一片的亲和力。在此，我要致以歉意，我本来应当也能够给予更多同学以积极的关心的。同时，要向所有法2同学表达歉意的是，我的《刑法总论》的试卷出得难了一点，这个课程给出的分数，估计是所有课程中最低的。大部分同学的成绩都是在七、八十分之间，因此拉低了同学们的学分绩，作为老师，我深表歉意，虽然以后我可能还是忍不住会出这么难的试卷。

离别之际，总是有一些话要送给诸位同学，或激励或提醒或奉劝，这也是毕业致辞的基本功能之一。几经斟酌，我想把胡适先生的一句话送给诸位，也送给我自己：“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先说“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各门专业课上，对法律人思维的培养，对体系性思考、法律解释能力以及推理能力的强调，便是为了让诸位同学为“学一点防身的本领”打下必要的基础。这方面，清华法学院一直做得非常出色，我们的同学在疑难案件的解决能力与技术上，比很多法律院校的毕业生要强出不少。张明楷教授有一句名言，大意是立法不是被嘲笑的对象，与其嘲笑立法，不如反思自己的解释能力。解释能力是法律人的看家本领，同样的法条，受过法律训练的人能够解读出更多的内容。“学一点防身的本领”要求大家，在学校努力学习，走上社会后认真做事。在每一个职位上，对于交给诸位的每一项工作，不管喜欢不喜欢，我都希望，你们能够认真对待，并尽量地做到最好，至少是做到合格的程度。强调努力学习与认真做事，不是为了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为了你们将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倘若有一天，你们觉得周遭的环境不适合自己，有一点防身的本领，至少让你们不至于失去“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气，无需一味地忍耐或者委屈自己，仰人鼻息地过上一辈子。

再说“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胡适先生一生都强调，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是因为，任何主义都会有一定的蛊惑性，在接受某种主义的同时，如果不进行必要的反思，多半会成为一个“受人惑的人”。 “不受人惑”意味着要具有独立的判断力，不轻易相信任何灌输的东西。大学中的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便是为了让诸位同学不受人惑。我在课内课外反复强调，尽量去旁听一些人文社科方面的课程，多读一些人文社科方面的书籍，多了解一些包括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在内的知识，并设法将这些知识内化为自己的修养，其意也是如此。必须承认，相比于专业训练，在清华法学院，博雅教育这一块做得不算太成功。要想“不受人惑”，只是在学校里学习相关知识还远远不够，进入社会之后，诸位同学需要继续花时间与精力去思考这个问题，并适当关心一下政治。很多人可能觉得政治离自己很遥远，所以不关心政治，但是要知道，政治是从来都是不会忘记关心我们的。关心政治的终极目的不在权力，而在自由；所以，政治虽然是少数人的职业，却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副业。说到底，“不受人惑”意味着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意味着拒绝被塑造为顺民。什么才是真正的公民呢？我非常认同这样一句话，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对于法律人而言，要实现“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的基本目标，诸位同学必须要注意四点：

1. 做一个正常的、有人性的人。国内的左派之所以惹人讨厌，就是因为他们一面说北朝鲜与前苏联的体制有多么美好，另一面去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美英德法等西方国家去留学，甚至让妻儿都移民到那里。一切有真诚信仰的人，都值得尊重。但是，正能量的嘴，负能量的心，打着某种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主义的名号，做各式的政治投机，愚弄人们，这样的人最终都会沦为历史长河中的跳梁小丑。

2. 守住共同的底线，能够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自由与奴役、宪政与专权，究竟哪个值得追求，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余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社会，共同的底线不是左、右派各自坚持的“公平”与“效率”的折中调和，也不是在“自由太多”与“福利太多”之间，寻找“既非自由放任，也非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而是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这是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共识。奴隶制再怎么有效率，都不可能为现代文明所接受，因为它背离自由的设定，强迫他人处于被强制的地位。希望诸位同学走出学校之后，能够多读一些历史书，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史与现代史方面，设法多了解一些国外真实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对什么是应当坚守的底线做出自己的判断。在他人面对不公时，或许不能期待我们自己成为英雄式的人物，但至少可以做到不为虎作伥；即使没有勇气挺身而出，至少可以给予道义上的支持。这是做人需要坚守的底线。一个没有底线的社会，会是一个极端溃败的社会，我们已经在文革中见证过这样的溃败。同时，一个守不住底线的个人，也必然会有一个不断堕落的人生，因为每往下跨出一步，下一步就会变得更加容易，直到最后完全无底线可守。

3. 认清中国社会的发展潮流，将自己的优秀与推动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唐德刚先生曾说，中国要花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走出历史三峡，转型成为一个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国家。从1840年起算，离两百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要相信，中国社会一定会走出这个历史三峡。在此过程之中，请求诸君务必将自身的优秀与推动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优秀并不仅仅意味着成为行业（尤其是主流行业）的精英，优秀意味着担当与责任，意味着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而不是逆潮流而行。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我们需要的是积极推动中国社会顺利通过历史三峡的各路精英，清华法学院如果希望对中国的法治事业有所贡献，理应将培养这样的精英视为自己的责任。

4. 掌握法律技术很重要，同时要时时谨记，技术说到底是为合理的价值判断服务的。作为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同时也作为一名公民，诸位同学既要熟练掌握各类法律技术，也应当具备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能力。请不要觉得个案正义不重要，尤其在敏感的或者有重大影响力的个案中，要能够做出合理的、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判断，并且有能力运用所学到的法律技术，来实践与推进这样的价值。在我看来，将技术玩弄于股掌之间，却无法做出或者故意地无视合理价值判断的人，根本就是没有灵魂的专家；反之，能够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却无法通过法律技术来贯彻此种价值判断的，并非合格的法律人，充其量只是愤青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必须能够将高超的法律技术与合理的价值判断结合起来。

诸位同学就要离开清华园，从此各奔前程，需要直面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与人事环境。在平时的为人处世上，我有三点奉劝：一是请诸君拓宽自己的人生格局，少计较，少抱怨，有负面情绪很正常，但还是应该积极地去做事。要将时间与精力放在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包括内心的强大）上，而不是虚耗在单位的人事争斗中。二是如果内心认为自由、平等、博爱值得追求，请把这些思想贯彻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不要说一套做一套。三是处理好坚守原则与懂得妥协之间的关系。年轻的时候我会喜欢海瑞，喜欢他的固守原则，欣赏他的绝不妥协。到现在这个年龄，海瑞再难成为我欣赏的对象。抛开他迫使五岁的女儿为所谓的贞洁（只因为接受男童递过来的糕点）而活活饿死的事例不论，他的一生中从未做成过什么事情，只是被当作一个虚幻的道德标兵。现在的我，肯定更欣赏张居正，更欣赏林肯，虽然他们并非通常所说的圣贤人物，有着普通人一样的缺点与弱点。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林肯》讲的是林肯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时光，为了使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即著名的废奴条款）得以通过，林肯不惜一切代价，他愤怒、沮丧、流泪，甚至使用三名说客，用贿赂的方法劝说民主党成员。我当然不是要鼓吹为达成目的不择手段，而只是想告诉诸位，要合理处理好原则与妥协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妥协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原则的坚守。

作为女性，我还想与在座的各位女生说一句：请努力去做勇敢而有担当的女性。我们最重要的身份，不是某个人的妻子或孩子的母亲，而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有勇气去冒险，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相信很多女生都看过美剧《傲骨贤妻》，这部美剧讲的是，一名经受丈夫背叛与公众羞辱的女性，如何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从而重新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故事。这个剧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指望婚姻拯救一个没有进步的你。”婚姻的最大意义不是忠诚，而是成人之间伟大的友谊：“彼此不渗透、不求证、不表忠心，以专业收获尊重，以人格取得信任。伟大的友谊不是事无巨细地参与对方的生活，而是在惺惺相惜中保持和而不同。”法学院的各位女神，祝你们在未来成为更好的自己；同时，也请法学院的各位男神，在以后帮助你们的另一半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借用电影《疯狂动物城》中的一句话：改变世界，从我做起，从你做起，从大家做起。如果对这个世界不满，对这个社会不满，请在抱怨的同时，从改变自己做起。

自由不是简单逃离某片土地就可以实现的。

上周，尼泊尔政府决定禁止26个社交媒体平台（包括WhatsApp、Instagram、Facebook和微信等）运营。尽管禁令是动荡的导火索，但抗议者也因此而抵制长期以来的权利之下的苦闷和悲伤。

本周一，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走上加德满都街头，其中许多人在标语和横幅上自称为“Z世代”，据悉，几乎有200人在与警方的冲突中受伤。警方使用了催泪瓦斯、水炮和实弹，而抗议者则翻越议会和其他政府建筑的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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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在周二继续升级，示威者进入了议会大楼、尼泊尔国大党总部，以及前总理德乌帕（Sher Bahadur Deuba）的住宅，浓烟滚滚升上天空，其他几位政界人士的住宅也遭到破坏。

随着示威升级，尼泊尔内阁发言人暨通讯部长古隆（Prithvi Subba Gurung）表示，政府已撤销社群禁令，且受影响的应用程序已恢复运作。

在动荡的背景下，“逃离”似乎成为许多人无奈的选择。但真正的出路并非逃避，而是直面问题、推动改变，还有明天。

这并不是尼泊尔社会第一次见证公众的愤怒与抗争。尽管这里有着浓厚的宗教信仰，也有着以热情友善著称的人民，但在震惊全国的 Namita Bhandari 与 Sunita Bhandari 姐妹遭强奸杀害事件之后，来自各行各业的妇女汇聚加德满都，举行群众大会，向政府递交抗议信。这场集体行动，成为尼泊尔女性公开发声、打破沉默的重要时刻。

在尼泊尔，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私人与公共”的边界始终复杂而分明。为了抵抗遗忘与缺席，尼泊尔影像资料馆发起了“女性记忆项目研究小组”，走访并采访了一百多位塑造尼泊尔女性文化景观的人士，以及那些长期致力于保存女性历史记忆的参与者。通过这些工作，尼泊尔女性主义者的经历被重新凸显，昔日被遮蔽的女性历史逐渐浮现出来，而单一、线性的历史叙事也因此被挑战和撼动。

在博克拉发生震惊全国的Namita BhandariSunita Bhandari姐妹被奸杀事件后，来自各行各业的妇女聚集在加德满都举行群众大会，向政府递交抗议信。©️尼泊尔图片库

人群中的妇女

只有成为公众人物，才能够被历史铭记。

尼泊尔女性主义的萌芽与发展，正是妇女从默默无闻的家庭生活走向公共议程、从私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的历程。为了让这一转变被看见并留下印记，尼泊尔影像资料馆专门开辟了“妇女档案”项目，将尼泊尔女性的集体经验纳入历史记忆的书写中。

在这些档案里，我们得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妇女的身影：她们参与政治斗争，在集会上发言，推动女性教育，发表文章并介入公共议题；她们踏上环球旅行，成为社会权威，打破层层社会规范。这些片段汇聚成一个清晰的线索——在尼泊尔，“公开性”本身逐渐成为一种女性主义策略，一种对抗遗忘、重写历史的方式。

萨哈娜-普拉丹（Sahana Pradhan）13 岁时随家人从缅甸回到加德满都，她的学业也因此中断，出行也被受限。继续接受教育的愿望促使她加入了结束当时拉纳寡头统治的斗争。

1947年，她第一次因参加政治抗议活动被捕，之后，她成为获准觐见首相的抗议者之一，她借此机会要求杜巴中学向女性开放。当他回答说他会考虑一下时，普拉丹大胆地反驳道：“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时候“。“两周内”，首相回答道。令人惊讶的是，帕德玛·坎亚学校在那次会面后的几周内就成立了女子分校。第二年，她成为首批通过 SLC 考试的四名女性之一。©️尼泊尔图片库‍

1990 年人民运动取得成功后，人们在 Syangja 的群众大会上看到的妇女。 ©️尼泊尔图片库

1980年，当卡贾希的塔鲁妇女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当地地主的暴行。1979 年全国土地使用权改革后，地主开始恐吓农民，并在警察的默许下侵占他们的财产，迫于危机，当地妇女开始反抗和采取行动。 ©️尼泊尔图片库

女性的声音

过去的尼泊尔独裁者将识字和学习、阅读和写作视为危险的文化源头。因为文字是可以独立生产的，且不论是空间还是时间上都可以久远流传。因此，尼泊尔印刷文化的兴起与争取民主的斗争深深地交织在一起。

对妇女来说，参与进步和民主首先意味着识字、有主见，且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自 20世纪50年代以来，妇女杂志和期刊零星出现，这也反映了以妇女为中心的阅读梦。

革命期间，以女性为主要读者的报刊©️尼泊尔图片库

烛光下的阅读

妇女教育是女性运动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悄无声息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尼泊尔的女性主义先驱们都强调，教育是克服妇女在社会中被奴役地位的关键。从二十世纪中叶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进入中小学和大学。在学校任教也成为妇女职业生涯的最佳选项。

Shanta Thapaliya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时代的影像，她在那里完成了法学硕士学业，之后于 1987 年创办了尼泊尔最早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之一，为妇女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尼泊尔图片库

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1928年10月20日，大雨倾盆，伍尔夫受邀去剑桥大学就“女性与小说”为题发表演讲。她问道在场的女学生：一个女人要如何才能自由？众人议论纷纷，最终伍尔夫给出的答案是： 要有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

在当时，不仅女性的出行在社会上受到层层阻碍，在家里，她们也很少拥有一件属于自己的房间，更不用说一个安静的，不受任何人打扰的空间。

通过在展览中再现帕里雅特（Parijat）的房间，我们可以从女性的文字和房间中窥见女性主义可能性。帕里雅特是当时最受喜爱和最有影响力的尼泊尔作家之一，由于风湿病，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己的房间度过的。这里也是加德满都知识分子经常聚集讨论自由和进步的地方。

加德满都，Parijat的家©️尼泊尔图片库

在展览中再现的当年尼泊尔作家Parijat的房间

出走世界

当我们挖掘尼泊尔女性觉醒的记忆时，便会发现，旅行是女性生活中特殊而鲜明的主题。下文的图片显示了在过去50年历史中，不同阶级和文化背景的妇女，出于不同的原因成为了一位旅行者、游客或是移民。然而，她们的所有旅行的行为都是伴随着社会争论进行的。在外面的世界中，女性仍然显得格格不入，她们被认为是无法保护自己的，是不安全的。

在过去传统的南亚社会中，女性总是被物化成一种景观或是摆设，而不是真正拥有观察和发现的力量。即便在当下看来，女性旅行可能是一件平平无奇的事情，但这组照片提醒着我们，在女性意识萌芽的初期，她们对固有身份的放弃和对性别规范的颠覆。它揭示了尼泊尔妇女的出走情结，她们如何利用旅行去表达自己的存在、自由和主观能动性。

演员 Bhuvan Chand 和 Basundhara Bhusal 在加尔各答维多利亚公园拍摄《Hijo Aaja Bholi》。©️尼泊尔图片库

作家Prativa Subedi第一次看到大海。她在日本参加了她的著作《尼泊尔妇女崛起》的日文译本发布会。©️尼泊尔图片库

Shashikala Sharma在对苏联、中国、缅甸和东巴基斯坦进行国际访问期间，在上海停留。©️尼泊尔图片库

从家庭妇女成为女性

随着运动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期间民间社会活动的激增，尼泊尔的妇女运动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妇女领导的非政府组织和提出性别和妇女权利问题的宣传论坛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全国女性的生活和地位。

妇女团体一直是解决女性财产权、性暴力、人口贩运、经济能力、生育问题、代表权和政治参与等问题的主要工具。我们在此介绍的只是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社会在性别问题上开展的大量活动中的一小部分。

妇女安全小组成员举行集会。该组织由ahana Pradhan担任主席，最初是一个由女性活动家、政治家和各种专业人士组成的联合论坛。

该组织成立于 1991 年，其成立契机来自于新成立的民主政府内政部长在妇女活动家就加德满都 11 岁女孩被强奸的分水岭案件时请愿时发言道：“妇女保护自己只需留指甲和携带辣椒粉即可。”这场发言引起了女性的集体愤怒，照片中的人物包括Sahana Pradhan、Durga Ghimire、Astalaxmi Shakya、Savitri Jangam Thapa等。©️尼泊尔图片库

前债役工（Kamaiyas）的群众大会。GEFONT 藏品 ©️尼泊尔图片库

这个由多部分组成的项目是让尼泊尔妇女集体进入了国家和人民的公共记忆。它向我们展现了过去妇女参与政治斗争、在集会上发言、通过教育开辟新道路、发表作品和参与公共话题、旅行和描述世界、成为重要人物以及打破社会规范的事例。我们看到的是，在尼泊尔，公开性本身是如何成为一种关键的女性主义策略的。

*本文原刊于The FLA Network：Feminist & Women’s Libraries & Archives Network

如今要活得松快，一位朋友总结了「三巴论」：闭紧嘴巴、夹起尾巴、管牢J巴。

我那就夹起沟子，前段时间去了趟。

不知道这个地名的，可以搜一下戈壁滩上的古拉格。

「再不去看，就永远没机会了」

去年底，网上有很多关于这个沟子的视频。凭常识我就知道，关注度这么高，而这事又是某脸上的烂疮疤，借鉴火车脱轨就地埋车头的「移除兴奋源」绝技，只怕这遗迹要保不住了。

再不去看看，就永远没机会了。

出发前做攻略时，已经搜不到一个了。

很明显，被闭紧嘴巴了。

搜到一篇2020年的文章，标题叫《那年清明，我去了夹沟子》。

文章说，一进入林场，迎面驶来一辆摩托，直接横在车前拦住去路，查问来意，作者说只是来看看。

「跟你说吧，你想看什么我知道，我也告诉你，早没了。你赶紧出去。」

这更印证了我的猜想，再不去看，就算还在，也不让看了。

有年顺道去看赵滑县的故居，也是同等待遇。

但作者还是先前在附近的村里问到了一些东西，恰如我猜想的，正在有计划地抹掉。

一位村民告诉他，村西边那片林子后头沙丘那，有些破房子、土窑子，也都是他们的。前几年倒是还有些，最近有人专门过来，都拆光了。

我去看的时候，还有这么一幢小房子，看起来近些年还有人用过。

地上还有车轮碾过的车辙印，感觉不久前还有人开车进来过。

至于以前荒沙丘上常见的尸骨，都清差不多了。前些日子，还有人专门过来清。

「以前有人过来拍电影，后来还有人过来，说是亲属，捡尸骨说建坟，还要立碑，现在又都没了。」

白骨露于野

我去的那天是个下午，远处天际，能看到祁连雪山。

有了水利设施，一路都像是青纱账。

近些年西北气候剧变，戈壁滩上也开始长草了。

1957年，被打倒的知识分子被关进这处成立三年的劳改农场，让他们接受「劳动教养」净化灵魂，同时阻止土地沙化造福社会。

制度设计上，不能让他们继续剥削人民，因此必须自给自足。

从空中看去，是这样的：

被发配这里的，有正式戴帽的，也有与领导顶嘴不听话被捆绑来而没有档案的，也有单位还没有定性的。

1958年最高峰时，正式人数为3074人。但因有人死、有人逃，不断补充，因此累积人数不止这个。

当然，也有「才华」被发现而死里逃生的。

美学哲学家高氏尔泰，1957年因发表《论美》被发配这里。

但领导要在兰州东方红广场画主席像时，想起他可以「废物利用」，便将他调了回来，从而躲过一劫。

但他这样的人，命运不会就此停止转动。后来他又被金庸他们通过一场小鸟行动，弄到香港去了。

而他的女儿，因为没有按约定接到电话，精神病复发去世了。

这段过往，在他的回忆录体散文集《寻找家园》里详细描述。

我是因为难过读不下去，隔了两年才读完的。

我没拍到居住的窑洞，这是媒体人刘桂明拍摄的：

这里不是戈壁就是盐碱地，根本不可能种庄稼。短短一年多时间，人死过半。

死了也不得安宁，被活着的夜里偷挖出来吃掉。

到1961年解散时，有人说，3000人只剩下三四百人。

一进去，航拍中的平面画面一下子立体起来，遍地都是坟堆。无名无牌，不知道是谁堆起来的。

我在想，我们走过的每一个坑坑洼洼的地下，可能都有尸骨，这让人不得不放轻脚步，以免惊扰这里的亡灵。

天快要下雨了，电线发出滋啦滋啦的声音，好像随时会被电到。加上太阳能播放器在播放佛音，猛一听还以为是坟墓里传来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

村民对2020年那位来访者说，早些时候，林子北头的沙窝里，大风一过，就露出尸骨，上了岁数的村民都见过。

但我没看到，只有这些酒瓶之类，应该是祭奠后扔在这里的。

碑下无坟茔

我找到了几块墓碑。

郭淮清应该是名医学专业人士，1897－1957年4月，遗孀张郭氏逝于1973年4月。

2011年4月，后人在这里立碑，应该是合葬。

可见郭淮清之死，对于家族的痛，绵延半个世纪而不能解。

难解处在于，1957年11月16日，张掖专区机关来的48名右派为劳教农场第一批劳教犯人。而郭淮清则在当年4月份即已去世？

不知是否家属未能查清。

赵登魁，1898－1957，遗孀陈秀珍逝于1996年，碑立于2006年。

想来，死在这里的赵登魁连骨头都找不到，无法「回家」，于是后人只好将墓碑树在这处荒原上，见证风沙猎猎。

其他冤魂，则无陵无碑，消失在这茫茫戈壁，从此再也无人提起。

像哈佛博士海归、上海人董坚毅，1952年回到上海，1955年支援大西北到兰州，1957年给领导提意见到了这。

还有傅作恭，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1952年被二哥傅作义劝回国，1957年到这里挖排碱沟。

……

回来的时候，他们哪个不是将心照明月？

奈何。

细看之下，墓地的朝向都不一样，我猜是不是都朝着家乡的方向。

他们和他们的后人，在努力寻找归处。

我们在努力不遗忘。

毕竟，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这也是我写家传、抢救家庭历史的意义。

看了一篇乱七八糟的报道，我猜里面很多是臆想和胡说。有意思的在于下面评论里的读者，竟与内容颇为神似，很多人用看不起、谴责尼泊尔人的语气表态，“查查是不是美国搞得。”

其实尼泊尔这次事件中是没有多少雾霾的，事情从开始到结束，一步一步都存在具体的理由，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发生了一件事，导致了另一件事（这是具体的，美国大概率是无法操控）。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也稍微说两句。

起因，是9月4日尼泊尔官方作出了一个决定，禁掉一系列外国的社交产品，包括Instagram、WhatsApp、x、facebook等等，大概26个左右。理由是这些社交产品，没有按照尼泊尔新出的规定注册，拒绝接受尼泊尔官方对隐私信息的监管。

就是这个事情引发了尼泊尔人的抗议，尤其是“Gen Z”学生群体将此事认为是侵犯了他们的自由。

当然，事情一下子变得这么严重，尼泊尔官方是没想到的。他们不知道，一方面尼泊尔本土资源太少，把这些社交软件封掉了，普通人就没有其他替代品可用，增加了不满的程度。再加上这些软件尼泊尔人已经用了很久了，突然不让用，和干脆在这些软件广为人知前就不让用，完全是两种概念。即吃惯了细粮突然让你吃粗粮，和从一开始就让你吃粗粮的区别。最后也是最严重，尼泊尔这个社会本来就长期存在一系列问题，比方说腐败、不平等、就业机会匮乏等等，这些问题早就在尼泊尔人心中埋下了种子。加上精英层子女晒奢侈生活的视频，形成更浓烈的对比，于是乎这次事件成了点火索，把尼泊尔人的广泛不满给点着了。

之后就是9月8日，几万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聚集，他们冲击了议会。尼泊尔官方进行了催泪瓦斯、水炮、橡胶子弹等方式的阻止，最后甚至开枪射击，据说导致了数十人重伤，超过19人以上的死亡（这个数据在变化）。

由于问题还在变得更严重，总理的房子都被他们放火烧了。结果是9月9日，尼泊尔官方部门撤销了之前对那些社交软件实施的禁令，恢复了上述那些软件的访问权限。同时，内阁部长辞职，尼泊尔总理K.P.SharmaOli被迫辞职，新的“过渡领导”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但是这个结果并没有让抗议的尼泊尔人满意，他们还在继续焚毁议会建筑、政治人物住宅。导致机场关闭，尼泊尔的航班迫降到了印度的城市里。与此同时，相关内容也上了我们的热搜。

其实1990年之前，尼泊尔还是相当封闭的，属于特权王国，当时他们的国王手握实权。但在2006年尼泊尔的第二次人民运动之后，国王的权力被废除了，尼泊尔变成了联邦民主共和国。到2015年的时候，尼泊尔宪法已经确立了民主、世俗、多民族联邦框架。

这种开放性在南亚还是算比较高的，唯一的尴尬之处在于尼泊尔始终属于低收入国家，再加上精英家族的严重垄断和他们的派系斗争，导致很多问题始终存在，进而衍生出现在的画面。

你如果非要说背后有美国的影子，或者有外国人的影子，那就是你说得对。毕竟，从能有这种逻辑的人眼里来看，引发问题的原因不正是那些外国软件吗。其中美国的最多，自然美国是幕后黑手了。

嗯，很有道理。

今天上午，我和区域内唯一的一位尼泊尔工程师进行了一次线上交流。这是尼泊尔业务并入印度区域半年以来，我们第一次正式的员工谈话。交流中我意识到，过去因为业务体量有限，尼泊尔一直处于某种“隐形”状态，当地员工自然也缺乏应有的关注。

谈话结束后，我想进一步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文与社会背景，偶然读到了一篇关于尼泊尔“Z世代”抗议的报道——内容令人震撼。

导火索：社交媒体封禁

8月底，尼泊尔政府要求所有社交媒体平台在七天内完成注册，否则将被屏蔽。期限一过，Meta(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YouTube、X(前Twitter)、Reddit、LinkedIn等全球巨头均未提交申请。9月初(上周四)，政府正式下令全面封禁这些未完成注册的平台。

分析人士指出：“超过700万尼泊尔青年在海外求学或工作。”此举直接切断了这数百万尼泊尔海外劳工、留学生与家乡的联系，也重创依赖社交媒体宣传的旅游业。

对年轻人来说，这更是剥夺了他们的主要沟通和表达渠道。愤怒之下，成千上万的青年转向TikTok等尚可使用的平台组织抗议，迅速走上加德满都街头。

抗议升级：9月8日的大规模示威，成千上万年轻人冲破加德满都的警戒区，推倒路障，抗议政府，警方则使用催泪瓦斯、水炮甚至实弹。冲突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80 余人受伤，政府宣布宵禁，军队进驻首都加得满都。

“Nepokid”浪潮：权贵与草根的强烈对比

如果说封禁是导火索，那么“Nepokid”浪潮则是运动的燃料。早在此之前，#NepoKids、#NepoBaby的话题已在TikTok、Reddit上刷屏，年轻人揭露并嘲讽政客子女的奢靡生活。

抗议者的口号直击人心：“领导人的孩子带着Gucci包回国，人民的孩子却躺在棺材里。” 这不仅指向了高达19.2%的青年失业率，也揭示了大量尼泊尔青年因生计被迫出国务工，甚至作为雇佣兵死在俄乌战场。

与此同时，普通家庭靠微薄收入和海外汇款（占GDP的三分之一）维持生活，而政客子女却在海外享受名牌与特权。这种鲜明对比，让“腐败与不平等”这一老话题，被Z世代以更加直观、尖锐的方式重新呈现。

没有领袖的“最后一代”抗争

社会学者Dipesh Ghimire称，这是一代年轻人的“创造性重击”。在他们手中，社交媒体既是沟通工具，也是揭露特权、动员抗议的武器。

这场运动没有明确的领导者，却带着强烈的世代烙印。大学生、中学生成为主力，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我们这一代要终结腐败。” 在他们看来，政府所谓“维护国家尊严”的封禁，不过是为了压制揭露腐败的声音。

抗议逐渐获得社会支持。加德满都市长Balen Shah、知名演员Madan Krishna Shrestha与Hari Bansha Acharya等纷纷声援，部分公众人物甚至捐款支持示威。

抗议之外：一次世代觉醒

总理奥利则为禁令辩护，强调“国家独立高于少数人的利益”。但批评者指出，这不过是为腐败精英保驾护航。事实上，尼泊尔政府早已多次出手打击社交媒体：2023年曾短暂封禁TikTok，2018年还颁布过色情网站禁令。

然而，这一次的抗议已不再是单一的“网络自由”之争，而是一次更深层的世代觉醒。年轻人不满足于恢复社交媒体，而是要求透明、问责与真正的政治改革。

有人称这场运动为“最后的革命”（The Final Revolution）。它未必能立刻改变政局，但无论如何，它标志着尼泊尔政治的一个重要拐点：Z世代正在以数字时代的方式，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

我们经常看到网络上调侃Z世代整顿职场，现在尼泊尔的Z世代走上街头要整顿尼泊尔政坛。随着公众和名人支持不断增强，这场由Z世代引领的”革命”，正在撼动尼泊尔后君主制时代的既有秩序。

THE END

CDT编者注：【CDT关注】节选了文章的前言部分和第一部分，阅读原文请访问WOMEN我们。

中国人权律师在公民权利意识高涨、维权运动兴起的年代走上前台，以个案冲撞现有法律制度，探索法治与自由，进而踏足政治与信仰案件的禁地。这注定是一条崎岖、荆棘之路。

编者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律师逐步剥离国家公职人员身份，走向社会化。此后二三十年，得益于市场经济释放的解放力量，这一职业群体与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公共领域发端紧密交织。由维权律师、“死磕派”律师1演变而来的人权律师，是其中特殊的一支。他们在公民权利意识高涨、维权运动兴起的年代走上前台，以个案冲撞现有法律制度，探索法治与自由，进而踏足政治与信仰案件的禁地。这是一条崎岖、荆棘之路，尤其最近十余年，以2015年“709大抓捕”为标志，人权律师及其赖以存身的公民社会遭遇了全面打压。本文记录了这段仍在延续的历史，以及人权律师作为精神共同体在高压下的勇气、信念、苦难与坚守。

撰文｜江雪
编辑｜安墨
平台编辑｜覃山

2015年5月13日，东北早春乍暖还寒。黑龙江省公安厅门前，谢燕益、李仲伟、谢阳、刘书庆四位律师一一道别，相约不久后重访庆安。

11天前，黑龙江庆安火车站候车室，农民徐纯合在与警察李乐斌争执中，被后者持枪近距离击中心脏，死在81岁老母亲权玉顺和三个不满10岁的孩子面前。警察是否涉嫌滥杀无辜？真相未明，时任庆安县副县长董国生已于次日代表政府去慰问警方。这一消息经网络曝光后刺痛无数网民。一时间，地处黑龙江绥化市的小城庆安，成为中国公共舆论的焦点。

此后一直到六月，谢燕益等人权律师以及热心“围观”公共事务的公民，一波波地从中国各地赶到庆安，自费调查真相。紧张工作之余，几位律师赶去福利院看望徐纯合的三个孩子。稚童何其无辜，他们没能忍住眼泪。

“我那时和大家相约再去，是因为实在放不下这三个孤儿一样的孩子（父亲已死，母亲在精神病院）。”十年后回忆当年那一幕，谢燕益难掩怅然。

2015年5月11日上午，谢燕益、谢阳、刘书庆和李仲伟四位律师（右图左起）前往黑龙江庆安县公安局等部门调查取证。（图片来源：网络）

世事难料，原本寻常的江湖一别，却成绝响。5月17日，庆安事件中“悬赏十万”征集到目击视频、为真相撕开了一道口子的吴淦（网名“屠夫”）“事了拂衣去”，前往江西声援“乐平特大死刑案”2中在法院外静坐抗议、“死磕”程序的律师，但第二天就在江西省高院门前被抓。那时，没人预感到一张针对律师和“围观公民”的大网已经撒下——据李方平律师事后记述，6月初，他和王宇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屠夫”，后者身穿印有“V字仇杀队”（象征抗争）的T恤，虽然戴着手铐，但一直“笑嘻嘻地”，大家都觉得不会有事。

2015年7月9日始，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对逾300名律师与公民实施直接抓捕、入户传唤讯问或“喝茶”警告。行动持续数月，是为“709大抓捕”。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首当其冲，女律师王宇成为7月9日当天第一个被抓的律师，该所主任周世锋、助理刘四新等多名律师以及工作人员随后被抓。

2014年3月20日，王宇在香港接受采访，彼时她正在代理人权活动家曹顺利在狱中身亡一案。（图片来源：PHILIPPE LOPEZ/AFP via Getty Images）

谢燕益、谢阳等曾前往庆安或在后方积极支援、发声的数十位律师与公民，几乎无一幸免。

此后十年，随着当局持续高压打击，中国公民社会遭受重创，律师们也无缘重返庆安。

2016年，曾委托人权律师为儿子之死“讨个公道”、起诉公安及当地政府的权玉顺，过马路时被车撞倒，不幸去世。谢燕益、谢阳等律师彼时都在狱中，毫不知情。在被囚禁的553天里，谢燕益不仅错过了小女儿的出生，也错过了母亲的葬礼。

2025年5月2日，是徐纯合的十周年忌日。因人权辩护被吊销兼职律师证、进而失去讲台转岗为实验室管理员的刘书庆，在山东家里写下《庆安案件真相还原与律师代理行为记录》一文。开头第一句就是：“谁还记得那个卑微的受害者徐纯合？”他说，每年这一天他都心头不安。这篇文章算是一份微薄的祭奠，是对徐纯合，亦是对那个律师与公民在夹缝中左冲右突、合力维权的时代。

于今回望，从1990年代末期到2015年前后，既是中国公民权利意识井喷、维权运动兴起的时代，也是内生于中国公民社会的人权律师经由个案冲撞现有法律制度、探路法治与自由、终遭打压的时代。中国公民社会破茧而出、羽翼未丰就面临夭亡的这段历程，迄今已逾二十载。

1 “十年，继续做一个正直和诚实的人”

2025年7月9日晚上8时，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举办的“中国人权律师节”上，主办方宣布卢思位、李国蓓两位律师获得本年度中国人权律师奖。

该奖于2017年7月9日在海外设立，旨在声援、支持坚守于困境中的中国人权律师。近年来的获奖者，如高智晟、许志永、丁家喜、余文生等，多身陷囹圄。卢思位曾和梁小军、任全牛、蔺其磊等律师代理“十二港人偷越国境”3及其他人权案件，后遭长期边控。2023年9月，计划从老挝前往泰国、最终到美国与家人团聚的卢思位，被老挝警方遣送回中国。取保候审近一年后，他又被以“偷越国境罪”判刑11个月，今年8月5日才出狱。

暂居美国加州的张春晓，第一时间将丈夫卢思位获奖的消息告诉16岁的女儿。从2022年1月2日离开中国至今，她们母女就与卢思位天各一方。2023年8月，在卢思位被老挝警方抓捕、即将遣送回中国的紧急关头，此前从未介入公共领域的张春晓，向国际社会大声疾呼阻止遣送卢思位。最无助的一天，她在被飓风袭击过的南加州某公园里，在“雨横风狂”中撑伞向苍天呼号，祈求拯救丈夫。那一刻的悲伤与恐惧，迄今仍然真切。

2022年1月出国前，张春晓与丈夫卢思位的合影。（图片来源：张春晓）

另一位获奖者李国蓓，一如颁奖词所说，此前很少站在聚光灯下。但事实上，从2014年黑龙江“建三江”案4开始，李国蓓就一直关注着人权案件。近年来，在北京执业的她，代理端点星案、李翘楚案、谢阳案等，每每不顾艰险，挺身而出。

2025年7月30日，谢阳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在湖南长沙开庭。“709”案中，谢阳被囚两年多且被施酷刑。2022年1月，他去湖南声援“被精神病”的女教师李田田5，再度被抓。此番开庭前，他已被延期羁押十多次。李国蓓律师作为辩护人，于法庭内外重重刁难之下向公众披露信息，为谢阳据理力争。

“我想不会有人否认个体在面对洪流时的局限性。可是，过往四年中，李律师让我感觉到，确乎有一些人，在一粒灰如彗星般高速撞击生命的当口，以近乎奇迹般的坚守，让我头顶的一小块天地免于破碎。”7月11日，政治犯许志永之未婚妻李翘楚在社交媒体上写道。2020年许志永再次被抓后，她也于次年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后被判刑三年八个月，2024年8月才出狱。

李翘楚说，李国蓓律师是她心中的女神，“女神”坚定智慧的身影常出现在各类“敏感”案件的代理现场。这些案件，包括陈品霖6“寻衅滋事”案。陈因拍摄《乌鲁木齐中路》记录2022年上海“白纸抗议”而被判刑，李国蓓正是他的辩护律师之一。

2025年7月9日这一天，世界各地多个人权组织，就十年前的“709案”纪念和发声。但在中国，因为互联网上的严厉封锁，除了身为亲历者的律师与围观公民，以及他们的亲人，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一天。

这一天，在北京昌平区一处小区，49岁的王全璋律师照例被严密监控。他家楼道内外遍布盯梢者。据他统计，每天轮流换班的至少有三四十人。他说，2015年至今这十年，前五年他因为“709”被抓，在囚禁中度过；后五年，从2020年4月刑满释放至今，他仿佛置身于一个更大的监狱。在北京，他和妻子李文足曾在两个月内被13次逼迁，孩子从上幼儿园起就一次次失学。他们辗转各地求学，但即使在广东觅得学校，孩子也因当局干涉而难逃失学厄运。

也是在这一天，41岁的常玮平律师出狱满一年。他在疫情严控的日子里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失去自由三年半，妻儿飘零海外。如今当律师已无可能，他必须思量如何另寻生计。

在北京，人权律师唐吉田尽量让自己忙碌，但女儿唐正琪的音容笑貌仍会在不经意间跳上心头。2024年2月，唐正琪在日本重病去世（参见WOMEN过往报道：《唐正琪，“人权律师女儿”之外的故事》）。女儿生前，他竭力争取出境去看女儿，未被当局允许，自己也“被失踪”一年多，终究未能见女儿最后一面。因推动2008年北京律协直选、代理法轮功人权案件等，他早在2010年就被吊销律师执照；今年7月，为生计考虑，他和朋友创办公司，但在工商登记时就被卡住。他愤怒地据理力争，说要为自己争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而半年前才出狱的许艳，和儿子踏上了从北京去江苏镇江的旅途。7月28日是探视日，她要去镇江监狱探视丈夫余文生。2023年4月，她和余文生在北京一起被抓，只留下未成年的儿子一人在家，使其遭受了巨大心灵创伤。

2022年7月14日，许艳和丈夫余文生在法国驻华大使馆参加活动。2023年4月，余文生和许艳在前往会见欧盟驻华代表团途中被警方拘留，次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被判三年和一年九个月有期徒刑。（图片来源：许艳X账号）

在天津，王宇的丈夫包龙军接到“国保”（即国内安全保卫警察）的警告电话，因为儿子包卓轩7月9日在海外参加了一个纪念“709案”的活动。2015年7月9日晚上，15岁的包卓轩因要出国留学，在北京首都机场搭乘飞机时和父亲包龙军一起被警察扑倒在地。噩梦般的日子从此开启，直到2018年包卓轩才终于出国读书。王宇夫妇因为一直被边控，至今已七年没有见到儿子。

家住福建的吴淦，在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坐满八年牢狱后，已于两年前的2023年5月18日出狱。在湖南，另一位当年积极参与“围观”的公民欧彪峰，在2024年9月出狱。“709大抓捕”时他虽未被抓，但2022年被判刑3年半——据他披露，“罪状”之一就是他曾积极声援并撰文纪念“709”。2024年8月，江苏淮安公民王默重获自由。2010年后他积极参与“围观”多起重大案件，2016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6个月，出狱后又因言论多次被拘或判刑。而广西维权公民李燕军，今年6月4日已因病凄然去世。他生前参与抗争维权，活跃在各种公民围观现场，也因此饱受打压与摧残。

吴淦，网名“超级低俗屠夫”，曾积极参与各种维权事件，如邓玉娇案、夏俊峰案、钱云会案、庆安事件、江西乐平冤案律师阅卷抗争等。除利用网络替弱势群体呼吁外，吴淦还以街头艺术的形式表达不满。（图片来源：网络）

据了解，2015年7月9日及其前后，除了律师，全国各地还有大量曾与人权律师一起参与维权运动、合力“围观”热点事件的公民，或被抓捕判刑或遭其他方式打压，一些人处境悲惨。例如庆安事件后的“潍坊大抓捕”，以及2016年9月的“苏州大抓捕”，都有“围观”公民大范围被抓。但他们没有太多知名度，很少得到媒体关注，加上高压下不敢出面讲述，其遭遇及人数，至今外界尚不完全知晓。

“‘709大抓捕’是对人权捍卫者的一次全面扫荡，并不只是针对律师。”一位不愿具名的人权律师这样回顾。

十年沧桑，当年活跃的人权律师，其中一些人已被迫去国离乡，如陈泰和、陈建刚、伍雷（本名李金星）、方县桂、游飞翥等。

昔日公民社会的活跃分子也多已沉寂。2024年11月8日，夏霖律师出狱。2014年他因民间智库“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被抓而积极营救，自己也于当年11月被抓，2016年以零口供判刑10年。他一天未少坐满十年，出狱时，2014年以来的世事变化，于他已恍如隔世。

更早一些，是2017年再次失踪的高智晟律师。作为中国人权律师的先行者，他失踪八年至今音信皆无。妻子耿和带着儿女流亡美国，为丈夫奔走呼告，但一直没有结果，悲伤和失望伴随着她。而本世纪初便投身维权运动、“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许志永，于2023年4月和丁家喜律师一起被重判，分别获刑14年和12年。

这是困顿的岁月，但并不只是人权律师的困境。中国公民社会自2013年以来就遭受全面打压，覆盖媒体、NGO、宗教、大学和研究机构等领域——他们都位列官方2012年就放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7月31日文章）要整治的“新黑五类”，其中“维权律师”为“新黑五类”之首。2014年，曾代理多起重大案件的浦志强律师，就被以参与“六四”纪念的由头抓走，次年被“算总账”判刑。

2013年1月，浦志强成为《南方人物周刊》（总第331期）封面人物。（图片来源：网络）

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全面剿杀，其实在“709大抓捕”前已经开始。2013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7发生不久，针对公民社会、俗称“七不讲”的中共中央办公厅9号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便在网上流传，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司法独立……这些曾在中国舆论场上司空见惯的话语开始被禁用。俗称“十六条”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接踵而至，进一步凸显了官方严格管控言论和思想的意图。

“啸聚江湖的日子早已过去。今天的每个人，都只有当年自己的几分之一。”常玮平说。不久前，他曾偶遇王成律师。王成曾在2014年黑龙江“建三江事件”维权中被打断三根肋骨，如今他理念未变，但选择退隐江湖，陪伴家人过一份平静生活。祝福之余，常玮平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2015年开始，一切仿佛按了暂停键。”不久前，旅居日本的伍雷在接受“季风书园”播客访问时如是说。自2023年3月离开中国后，他始终没有闲下，如今开办“东京人文论坛”，聚集离散在海外的华人社群。今年7月，他连线了几位律师同道，一起回顾“709案”。

2024年，移居日本的人权律师伍雷创办“东京人文论坛”公共空间。图为伍雷在日本。（图片来源：伍雷授权使用）

绝望中有人“躺平”，也有人依然在一线坚持。“十年，继续做一个正直和诚实的人。”2025年7月9日这天，张磊律师在“X”平台——曾经的推特上写下这句话。多年来，他沉静坚守，给自己起名“青石律师”以为期许。在“后709”的这十年，作为一名人权律师，他和同道们艰难前行，依然在法庭内外守望着微弱的法治火种。

也许不是因为骄傲无知，而是恰恰是看的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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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单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清朝在“康乾盛世”之后措施发生工业革命最好时机的故事，似乎是非常让人叹息的。

从康熙登基到乾隆退位，中国经历了一段近一百四十年的休养生息时代，人口突破三亿，版图面积仅次于元朝，政局却保持整体稳定，巅峰时代国库存银高达八千万两，工农业总值占到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这个国力是巅峰时代的大英帝国都望尘莫及的（1870年时候，大英帝国GDP占全球的24.28%），翻遍史册，可能也就二战之后的老美，趁着其他列强都被打的稀烂的时候可堪一比。

可是我们却又知道，清朝在达到这样的巅峰之后并没有抓住机会突破农业社会的“天花板”，而是掉头一路向下，在鸦片战争洋人打上国门之前 ，就自己内部先出了问题，遭遇了“嘉道中衰”。尤其是转折，似乎还是清朝统治者的自选动作——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政府由于想通过与清王朝谈判开拓中国市场，派特使乔治·马戛尔尼等人访问中国。使团在递交国书之余，为了显示国力，带来了英国当时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的全套最新成果，从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地球仪、天文仪，到当时英国规模最大并装备有110门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舰模型一应俱全。

以今人的眼光看，这些炫目的新鲜玩意儿理应对乾隆产生极大的触动，让他愿意与西方接触，向他们学习——就像百年前俄罗斯彼得大帝震撼于西欧的文化昌明，而锐意发动改革一样。

但历史现实却是乾隆高傲的拒绝了这个接触请求，还回了一封夸耀“天朝”国力强大、无所不有、原不需与外夷互通有无的凡尔赛式信件给英王乔治。

这就让人不免叹息了——乾隆皇帝是不是老糊涂了，为什么要没有察觉并抓住这个送上门来的变革机会呢？

我原先也觉得，清朝在顶峰时的这种措施，是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自身的故步自封与颟顸无知所致。但前几天读了一份很有趣的史料，突然觉得，乾隆可能没我们现象中那么傻。他未必没有看到英国人带来的礼物中的危险与机遇。只不过，他所治下的那个帝国，实在是登不上工业时代的滚滚巨轮了——非不知也，实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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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史料是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的，这一年其实非常特殊，因为年初正月时太上皇乾隆驾崩了，以装孙子的态度当儿皇帝的嘉庆终于可以放手实行真正的亲政。所以他立刻打出了“咸与维新”的旗号，鼓励士民工商都给自己上书提意见，搞百花齐放，让大家一起给已经出现衰落势头的帝国想出路。

可是这个“嘉庆维新”，搞的实则非常滑稽——三月，两广总督吉庆给嘉庆上了一份奇葩折子，称：“广东采挖黎地石碌铜斤，试办一年，额已短缺，而且该处滨海临洋，多人前采，恐致滋生事端，似应亟行停止；广东省局鼓铸，仍请运用滇铜。”

翻译一下，就是广东炼铜需要铜矿，原先开了个矿，可现在吉庆却奏请要把它关了，以后依然要从云南运矿过来炼铜。

我相信如果现在有个地方官，敢用给上级打这样一份脑袋疑似被门挤了的报告上去，肯定是挨处分没跑了。可是吉庆的报告打上去后，嘉庆的朱批却大加赞赏：“所办甚妥，所见极是。仍用滇铜，不必开采。”

请注意，这是嘉庆上台后第一次对工矿业表明态度，话虽不多，但观点鲜明，态度非常坚决——就是要严格限制，越少越好。

了解工业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开矿是工业革命的发轫之处，英国工业革命的那些玩意儿，什么铁路、蒸汽机，最早不都是在矿山里用出来的么？可为什么嘉庆却对此畏之如虎呢？

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嘉庆本人更详细的解答：嘉庆四年四月，有潘世恩、苏廷禄两位富商，找到门路向上了份呈请，想在直隶邢台境内开个矿采银。

在通过官府层层递交的“呈请”当中，这两位尚处“萌芽状态”的资本家挖空心思，极力想说服皇帝批准他们的计划——现如今不是，川楚白莲教作乱，朝廷不是缺银子么？我们开矿采银，给您多缴税，也解决了直隶滋生人丁的就业问题，这是官民两便的大好事啊！

可对这样一份努力“急朝廷所急”的呈请，嘉庆的批复却异常严厉：

“朕恭阅世宗皇帝朱批谕旨，于开矿一事，深以言利扰民为戒，圣训煌煌，可为万世法守。朕每绎思庄诵，志之于心，因无人以此陈请未经明谕。今有宛平民潘世恩、汲县民苏廷禄，呈请在直隶邢台等县境内开采银矿，给事中明绳辄据以入告，故特降旨宣示，使知朕意。

夫矿藏于山，非数人所能采取，亦非数月所能毕事，必且千百为群，经年累月，设立棚厂，凿砂煎炼，以谋利之事，聚游手之民，生衅滋事，势所必然，纵使官为经理，尚难约束多人，若听一二商民集众自行开采，其弊将无所不至，此在边省犹不可行，而况近依畿辅！他府犹不可行，而况地近大名！各该处向有私习邪教之人，此时方禁约之不暇，顾可听其纠集耶！且国家经费，自有正供常赋，川陕余匪指日即可殄平，国用本无虞不足，安可穷搜山泽，计及锱铢！

潘世恩、苏廷禄自因现在开捐，揣摩迎合，觊觎矿苗，思擅其利，乃敢藉纳课为词，以小民而议及帑项，实属不安本分。俱著押递本籍，交地方官严行管束，毋许出境滋事。

至给事中明绳，若系巡城，只当听断词讼，遇有此等呈词，亦应饬驳，况伊并非巡城，且系宗室，今以开矿事冒昧转奏，明系商人嘱托，冀幸事成分肥，殊属卑鄙。朕广开言路，非开言利之路也。聚敛之臣，朕断不用。”

在这份公开的上谕当中，嘉庆就干脆把话挑明了：

朕为什么要限制开矿？因为只要一开设矿场，“游手之民”就会聚集在一起“生衅滋事”，即便你让我深度介入管控（纵使官为经理）也管不过来那么多人啊！这种事儿其他地方我都不能允许，何况是在直隶这种皇城根底下？所以潘世恩、苏廷禄这两个草民不识本分，马上押回本籍，交地方官严加看管。至于替他们上奏的给事中明绳，敢趁着朕鼓励“咸与维新”、让大家提意见的机会上这种折子？殊属卑鄙！聚敛之臣，朕断不用！

你梳理嘉庆的这个思路，会发现他在自己逻辑中想的还是很明白的——川楚白莲教起义让清廷耗银上亿两才得以平定，地区一战掏空大清的家底。但清王朝从这场祸乱中吸取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朝廷一定要执行比之前更加彻底的将老百姓打成原子化的政策，不能让“游手之民”聚在一起，否则就会“生事”。而工商业相比农业，天然是更需要人群的大规模聚集协作的。

所以开矿牟利这种主意，在“大明白”嘉庆开来，就是饮鸩止渴，哪怕挣钱也不能搞！

更有意思的是，嘉庆在这段上谕的前面，其实还提了几句他爷爷“世宗皇帝”（雍正）的旧例，这就提示我们关注了一个事实：

清朝除了有备受诟病的“闭关锁国”的海禁传统以限制商业外，还有另外一个同样悠久的矿禁传统以限制工业。这一套“双管齐下”的“祖宗之法”，已经提前把中国良性而丝滑的走向工业化的通路堵了个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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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民间开矿这个传统，最早可能起源与明代万历年间，是为了方便皇帝“专利”而设置的，到了防止“聚众滋事”如防贼的清代，则更加严厉。清初的时候，康熙皇帝曾经“开放搞活”，松弛过一段时间的矿禁，但康熙在自述目的时，说的很有意思：“（开矿者）皆系无室可居，无田可耕，乏产贫民，每日所得锱铢，以为养生之计，若将此等乏产贫民尽行禁止，则伊等何以为生。”

也就是说，与英国工业革命是完成农业积累后的有产精英进行投资刚好相反，在仁慈的康熙的理解当中，他驰矿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走投无路、穷的过不下去的“乏产贫民”一条生路。是一种为了维持稳定而搞的权宜之计。

这种理解就必然导致了一个结果：当工矿业的发展规模达到一定程度，脱离“糊口经济”之后，朝廷一定会进行限制打压，因为你们肚子已经填饱了，再发展就属于“非分”了。

果然，到了雍正时代，矿禁复严。勤劳的雍正明确指出：“非人力种植可得，焉保其生生不息？今日有利，聚之甚易，他日绝利，则散之甚难”。因而，对广东、湖南、广西等省地方督抚疏请开矿的奏请，他“均不准行，或严旨切责”。

所以从这种反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朝对作为工业革命萌芽的矿业的态度——可以搞一点，但只以糊口为准，绝对不能搞大了，搞大了多事。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乾隆会对着送上门来工业革命成果无动于衷了，精明的乾隆，未必看不出这些机器背后蕴藏的变革时代的巨大力量。但问题在于，这种爆发式的力量，恰恰是他的列祖列宗为了“宗庙社稷”所要严格防范的。

清朝，或者更确切的说，整个古代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体系，之所以鼓励“农本商末”，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让其统治的臣民保持在一种分散的、原子化的状态下。这样才能够方便统御。

而与之相比，无论是航海时代的商业贸易、还是工业革命中的工业生产，都必然带来大量的人口聚集。这是乾隆手中那套体系所无法兼容、应对的。所以哪怕他能看出这是一个增强国力、让民众富足的机会，帝国也必须无视甚至拒绝它。

这，应该才是乾隆错过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不是他不聪明，不开眼看世界。而可能恰恰是因为他太聪明了，意识到“臣妾真的做不到”。——工业革命的基础逻辑与这个延续两千年的帝国是“不兼容”。

参照同时代的英国，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国的人口暴增都给产业升级、实现工业革命这种更大规模的社会协作提供了条件。

但与能利用这个机会的英国相反，清朝因为“生齿日繁”，反而进入了“越滋生人丁越穷，越穷越容易闹事儿，越容易闹事儿越要限制人群聚集、不让搞工商业，越不让搞工商业就越穷。”的死循环当中。于最终清朝和整个中国两千年帝制，是在这种死循环中窒息的。

写到这里，不得不一声长叹，在中学历史课上，你一定背过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大革命等等制度改革“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这句话很多人会背，但未必能明了其中的深意。昨天的文章中我们说，科技的革新给各个文明带来的机遇未必是公平的。而从今天讲的这段历史当中，我们能体察到这种不公平为什么会产生——

有时候，科技即便送上门来，摆在那里，让你去学，你也未必能学、敢学。因为科技不是死物，它需要有机的连入整个社会才能发挥其作用。而很多时候，新兴科技的连入会和社会中存在的固有机制发生“排异反应”，遭遇这种排异反映的社会，即便认识到了这项技术的重要，被时代所抛弃也是一个必然。

而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死因，其实就在于此——这个王朝，并不死于乾隆或其子孙骄傲或短视，而死于其对科技革命无法克服的排异。

全文完

本文40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多谢。

什么是历史周期律？历史周期律指的是古代王朝总是逃不过治乱兴衰的魔咒。王朝初年，生机勃发，王朝末年，战乱不已。于是不停地进行朝代更替、循环往复，好似一个永远跳不出去的周期。

对于这一历史规律，惯常的叙述和解释无非是说什么阶级、贫富云云，然而这些传统的视角却无异于隔靴搔痒，远未触及到这一现象的本质。本文将以一个女权主义的视角，为封建时代下的“历史周期律”提供一个全新的、并且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性别比的不断紊乱和调整，才是周期律的真正本质。

首先，提出一个公理：对于人们而言，生存是最重要的，而生存就需要相应的资源。因此，资源的生产与分配是社会矛盾冲突的核心原因。

而生产，包括两大方面：物质生产和人类本身的生产。很多人会认为，古代女性负责人口再生产，田力负责物质再生产。但古代所谓的“男耕女织”是纯粹的谎言，正如现代的“农民伯伯”一样。事实上，女性是人类再生产的全部承担者和物质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

▲陈宝良《中国妇女通史 明代卷》

▲从古至今，女性都是物质生产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以及生育劳动的全部承担者。

最有价值的资源永远是能够生产资源的资源。因此，在古代，这个最大、最有价值的资源是什么？就是女人。

所以，在男权制度体系下，生了田力就会获得资源，生了女人就会变成资源。一代代如此。

这就是他们的底层世界观。就好像现在在各个网络平台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沾沾自喜、津津乐道地评论：“邻居屯粮我屯枪，邻居就是我粮仓”。而在封建时代，枪和粮分别指的是谁，显而易见。

不得不说，集短真是太聪明了竟然能思考到如此深度，但可惜的是，集短们全都是聪明人……当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是掠夺者，害怕自己是生产者时，我们可以想想，最终会发生什么？他们硬生生造出了一个黑暗森林，或者说囚徒困境。如果每个人都选择了“屯枪”，并且一直都在拼命地屯，还害怕“枪”不够多，那么，粮呢？

不要忘了前面的公理，掠夺只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获得资源来生存下去，也就是得到“粮”。所以，粮呢？

为了争夺资源→生男→越生男，资源越少→资源越少，争夺和冲突越激烈→越生男→冲突越激烈→越生男……最后的结果其实是：邻居屯枪我屯枪，bro鲜血流满仓。当性别比紊乱到了极致，自然会迎来矛盾惨烈的总爆发——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什么？是按性别把人界定成枪和粮的制度，是把田力视为掠夺者，却把女性视为资源的短视和愚蠢。同时，他们为什么会肆无忌惮地造出这么多过剩的田力？当然是因为这不是由他们自己生产的，当然不会替生产者的生理做任何考虑。如果是生产者自己来规划，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吗？

再说一遍，把田力视为枪，把女人视为粮，这是倒反天罡的，也是对自然规律最大、最恶劣的挑衅，所以也会迎来最惨烈的报复和后果。如此愚蠢的认知，制造如此愚蠢认知的制度体系，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我们可以看看史料，各个王朝末期和战乱前夕的性别比：

▲以女性为100，这个性别比最高达到了9733：100。这已经不像是人类能达到的数字了......

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变态的比例？那当然是因为…..

所以，这样肆无忌惮的暴行，最终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研究（姜全保和李波，2011）

清代陈盛韶《问俗录》里也指出：由于男多女少，大量男子成婚困难，于是“无室家之匪民，掳抢械斗，喜于从乱”。

喜欢把儿子当成匪培养，那自然如你所愿，遍地都是别人家的匪，社会也自然就乱了。

在古代，什么是盛世？只要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饥荒战乱，就是少有的盛世。而乱世则是贯穿整个封建时代的主线。为什么？我想我已经解释清楚了。明明是违背自然规律导致的一轮轮的自我崩溃，却自我催眠成“本该如此”的所谓历史周期律。可笑。

实际上，女性本来应该是族群中负责筛选的群体，控制正常的性别比例，不该出现的在经期就应当流出去。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这个筛选能力无法正常发挥，生育权不属于自己，最终造成田力数量激增和严重的性别比失衡。

于是，本来应该流出来变成月经的东西，却错误地变成了人，那自然会在一些年后于别的地方重新变成一摊经血。

这就是战争的本质——战场是一块巨大的卫生巾。

但战争只是男权对月经的拙劣模仿，因为一个筛选和数量控制发生在事先，水到渠成，另一个筛选和数量控制则发生在事后，要付出天量的代价和成本。

时间来到现代，为什么战乱相比于古代断崖式下降，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很多人说，因为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了。当然。但这只是直接原因，并不是根本原因。因为这无法解释，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本身的原因又是什么？为什么封建时代几千年生产力都没有明显的增长，而偏偏是近几十年，人类生产力的进步却已经超过了过去所有时代生产力总和的千倍不止？

实际上，技术进步永远要发生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体系中，那些促进创新的制度才会最大程度地发展生产力。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女性，只有生产者，才会面向未来，才会关注创新与繁荣，不停地拓宽可能性的边界。而田力的脑子里世界只是一个比谁拳头大的卡牌游戏，没有任何共赢可言，只有零和博弈的掠夺，又怎么可能会去创新？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复杂的交织过程，是广泛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女性解放对社会制度的重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他们认为的生产力发展单向推动了女性地位的提高。甚至说，正是因为女性的解放，我们才得以享受今天的科技与制度的成果。

女性的地位决定了人类文明的形态，决定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也决定了我们对生命、对人类自身、对自然、对历史、对智慧、对发展的认知，构建着我们社会的面容。

最初的剥削是对人本身的剥削，最初的不平等是性别的不平等。到底是社会问题包括性别议题，还是性别问题就是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多年前的我毫不犹豫地认为是前者，而现在我却越来越接近了人类社会的真相：

数千年的无尽循环早已证明，男权的倒反天罡走不通；几十年的女性解放则证明，只有女性重新回到应有的主体地位上，文明才能真正走向未来。

网友恶搞图“邪恶三巨头”

“轴心国”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主导的军事同盟。该称谓源于1936年德、意签订的《柏林—罗马轴心协定》。1940年日本加入后，形成了三国同盟，又称“轴心国联盟”或“轴心三国”。轴心国以推翻一战后国际秩序、扩张领土和建立势力范围为目标，发动了侵略战争。除三大核心成员外，还有一些国家陆续加入该阵营。最终，轴心国于1945年战败，二战也随之结束。

墨索里尼、希特勒、松冈洋右（日本外相）

911事件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发动反恐战争，并首次将朝鲜、伊朗、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宣布为支持恐怖主义的“邪恶轴心”。之后，布什的幕僚进一步提出“边缘邪恶轴心”，将古巴、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叙利亚纳入。

2022年，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美国评论员丹妮尔·普莱特卡首次将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称为“新邪恶轴心”，并将中国视为核心。她的理由包括：中国政府隐瞒新冠疫情，限制香港民主，武力威胁台湾，对新疆实施集中营式管控，并且还同俄罗斯建立了“无上限”伙伴关系。之后，美印太司令部司令也表示，中俄伊朗朝四国“邪恶轴心”处于新生阶段。

丹妮尔·普莱特卡的评论文章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中国虽然在战争问题上一贯声称保持中立，但在政治、外交、经济层面一直助攻俄罗斯，实质上大力支援了其战时经济。朝鲜则向俄罗斯出售了大量的武器，并在2024年底直接派遣军事人员赴乌作战，两国成为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关系。而中国与朝鲜之间则拥有“唇齿相依”的传统伙伴关系，中国多年来一直是朝鲜最大的援助国。

2024年普京、金正恩两人会面

相比之下，当伊朗与以色列交战并遭到美国轰炸核设施时，其余三国并未迅速提供援助，中俄两国只是象征性地谴责了美方行动。因此也有评论认为，伊朗与中俄朝三国的关系不算紧密，并且伊朗在意识形态层面（神权国家）有更大的不同。

中国“强烈谴责”美国袭击伊朗

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大型阅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有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受邀出席纪念活动，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中朝俄伊四国首脑罕见聚首。值得注意的是，参会名单中没有任何西方主要国家。批评者认为，这场阅兵更像是中国在借机集结反西方力量的大联盟，同时中国“把那场不属于自己的胜利，篡改成了为自己权力加冕的政治仪式”。

9·3阅兵无任何西方主要国家参与

当习近平与多国元首齐登天安门城楼时，普京与金正恩分别站在习近平的两侧，三人并肩站在首排，构成了历史性的同框。而上一次类似画面还是出现在七十多年前。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嘲讽三人的同框是“中俄朝新轴心”、“邪恶三巨头”、“独裁者联盟”、“反正义联盟”、“新时代纳粹”、“三个终身制”、“法西斯纪念反法西斯胜利”。讽刺的是，习近平还在阅兵式上强调，“人们应共同铭记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习近平、普京、金正恩三人历史性同框

多名网友共同总结道“三个国家都深受共产主义的影响，三个国家目前都是专制极权国家，三个国家试图建立反西方的新世界秩序，三国领导人都以不同方式谋求了‘无限连任’，三个国家都具有典型的‘法西斯特征’却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三个国家都对邻国进行了武力威胁或直接侵略，对当今世界和平构成了重大威胁”。

习近平“全票当选”连任国家主席

有评论指出，虽然之前伊朗因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而被削弱，但中国仍通过这场阅兵向世界传递了重大的信号——一个以中俄朝为主的新轴心联盟已经成形。它们与西方为敌，彼此抱团取暖，与当年的二战轴心国一样，试图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其中，中国凭借工业、资金以及军事上的相对优势成为新轴心之首。这也意味着，一个中美直接对抗的新时代正式被开启。也正如习近平多次强调的那句“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

习近平向普京道别“百年变局我们共同来推动”

前阵子我写了一篇文章讲水电油气领域从来不承认计量造假水，还有一些自称业内人士的读者评论说，现在的智能水表电表计量不可能造假。

呵呵。

来看一个最新的案例：

据浪潮新闻报道，江西上饶市龙潭新苑小区有业主反映，其最近两年的水费缴费单显示，有7个月的水费都是49.93元。

隆冬腊月，一家人一个月用水量19吨，水费49.93元，六月盛夏，一家人用水量19吨，水费还是49.93元，两年时间里，这个数字重复出现了七次。

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知道，哪怕是每天掐着表数着滴用水，也很难做到七个月水费一分都不差这么精确吧？但在江西上饶，就这么真实地出现了。

你可能会想，会不会是一场误会，抄表员偷懒估算的用水量呢？

我告诉你，不可能。

上饶市自来水公司明确说了，这个小区采用智能水表自动传数据，不是人工抄表。重复一遍，是智能水表自动传数据，不是人工抄表，自然就不存在估算，也不存在用水吨数取整数的问题。

传统水表和智能水表的对比

自来水公司认为，7个月重复的19吨水和49.93的水费，纯属巧合。

这么粗糙的剧本，我也不问你信不信了，就问你服不服吧？

反正自来水公司肯定是不服的，不仅不服，他们还向公安部门报案了，要追究用户诬告的责任，而公安部门居然已经立案。

好了，这下不服也不行了，再不服只怕要被抓进去踩缝纫机……

这么霸道的剧本，我也就不分析了，分析多了只怕还有人要来跨省查我家的水表。

我只想再次向大家普及两个基本常识：

理论上，智能水表、电表的数据都是自动记录上传的，无法人工干预。嗯，理论上。

现实中，水电油气领域是不允许存在计量造假的。嗯，只要不承认，就永远不存在。

真是厉害啊！

文|大 何

直接说，今年的社保基数难产，大概是因为它也左右为难了吧。

很多人应该都有过这种体验：每年到了八月底九月初，拿到工资条时都得愣一下——工资是不是发错了，因为到手月工资都会少了几十元。

这其实是因为社保缴纳基数调整了。

但是今年却有点不太一般。

往年这个数据一般都在7月份陆续公布了，最晚到八月份怎么也得公布了吧，但是截至2025年9月8日，还没有可靠的信源看到有哪个省份公布了这项数据。

再拖下去，马上国庆节放假通知可能都要先来了。

上海人社部门给出的答复是数据还要在统计中了，还要再等等，暂时按去年的标准执行。

难道是今年的数据太复杂太难算了？

我觉得在大数据如此发达的今天这算不上一个合理的解释。

迟迟没公布，并不是没数据，相反，就是因为有数据了所以才两难。

截至9月3日，31个省份中，有24个省份都已经公布了2024年非私营、私营单位平均工资。

拿北京举例，北京市统计局公布了2024年北京市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其中，北京市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24608元（涨幅2.9%），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905元（涨幅0.9%）。

非私营单位人数比私营的多一倍多

如果参照往年的计算经验，北京今年的缴纳基数应该还会微涨2%左右。

好消息，又要涨了。

坏消息，不是工资。

但是社保缴纳基数并非涨的越高越好，他会存在一个临界值。

它就像我们小时候做的一道数学题：一件商品，单价提得太高，买的人就少了，最后总销售额可能不增反降。

社保现在就是面临这样左右为难的局面。

因为社保基数是按照社平工资定的，下限是60%，上限是300%，也就是社平工资如果是8000，那最低缴纳基数就是4800元。

哪怕你一个月收入3000元，也是按照4800元的基数收的。

想涨，没办法涨。

你把缴纳基数再一抬高，最先扛不住、最先“断保”的，就是那些自己交全额社保的灵活就业大军（单位里面的打工人其实并没得选）。

他们一看这么贵，那还是先顾好眼前吧，干脆不交了。

最后，收上来的钱可能不增反降。

你要是降，也没办法降。

降了很多地方不够支出，而且这玩意挂钩着社平工资，岂不是告诉大家经济高速发展，GDP年年都5%增长，但是大家的工资反而降低了，这面子上可挂不住。

所以你看，它就卡在这儿了，进退两难，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它可能在等什么信号，才好决定怎么办，要不就先按原来的办。

而北京和上海这两个一线城市的数据涨跌，或许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主要因为这俩城市吧，它平均工资太高了。

北京去年的社平工资（社保口径）是11761元每月，上海是12307元每月。

过去几年，全国各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都经过了一轮高增长。

2020年至2024年，北京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从3613元上涨至6821元，涨幅高达88.8%。

假设一个灵活就业人员一直按缴费基数下限交养老保险，按照20%的缴纳比例，2019年每个月是722.6元，到2024年变成了1364.2元，涨了641.6元。

不得不说，从社保基数的涨幅上来看，北京人民是真的“幸福”。

那为什么过去几年，我们总觉得钱越来越难挣了，但官方公布的平均工资和社保基数却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蹿。

很多人怀疑数据可能是“编”的，其实根本用不着。

只需要在统计时，把越来越多低收入的人筛出去，那剩下那个“拔尖”的人群来计算平均，自然就逆势上扬了。

这个统计人群“提纯”的过程，比直接改数字要高明得多。

社保缴纳基数这东西，从纸面上看，它的设计初衷听起来挺公平的。

它说，咱们按社会平均工资来定一个100%的缴费标准。

但考虑到贫富差距（也就是“马太效应”），有钱人会把平均数拉得很高，大部分人的收入其实达不到平均线，所以又很“贴心”地设了一个60%的最低档。

这么一看，是不是觉得逻辑上还挺照顾大多数人的？

但魔鬼，恰恰藏在“社会平均工资”这六个字里。

你以为是“全社会”的平均工资吗？

错了。

这个统计，它只算那些在城镇里面的正式单位（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的人的工资，而把那两三亿的灵活就业大军——比如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完美地排除在外了。

不仅如此，统计口径还只算税前，把你自己交的五险一金也算成你的工资，甚至公司发的米面粮油这种福利也要折算进去。

总之一句话：想方设法让这个数字看起来越高越好。

这就导致了一个比较荒诞的场面，我称之为“武当梯云纵”（左脚踩右脚上天）。

你想想，对于那些收入刚好在最低缴费线附近挣扎的人来说，会发生什么？

他们的名义工资可能没怎么涨，甚至还在降，但因为那个被“掐尖”拔高了的“社会平均工资”一直在涨，所以他们要交的社保费也跟着水涨船高。

结果就是，明明账面上的工资在涨，拿到手的钱却可能原地踏步甚至变少。

钱去哪儿了？

变成不断上涨的社保费了。

特别是那些自己承担全部社保的灵活就业者，这种被承压的感觉只会越来越真实，网上的抱怨声自然也就越来越多。

那为什么要不断地拔高基数呢？

因为社保本质上是一个“现收现付”的资金池，用现在年轻人交的钱，去养现在的老年人。

等我们老了，再由下一代人来养我们。

它不是什么储蓄账户，不是你交多少、等额返还，而是一个“代际转移支付”的系统。

不过现实呢？

前年的统计年报，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快3个亿了，而同年新出生的婴儿，只有900万出头。

而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预测数据：

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

也就是说，老人在急剧增加，新生儿在断崖式下跌，未来谁来填社保的池子？

你可能会说，靠经济增长不行吗？

但现实是，2023年，全国已经有一半以上的省份，养老金收不抵支，要靠中央财政“输血”才能发出工资。

事实也是这些年来，财政补贴的力度是越来越大了，年补贴规模从2020年开始就已经超过了2万亿。

随着老龄化加剧，领钱的越来越多，交钱的（未来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这个池子的缺口自然就越来越大。

要填这个窟窿，除了国家财政输血，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大家多交钱。

可问题是，能交钱的年轻人总量已经连着十几年在减少了，怎么办？

最简单粗暴的路径依赖就来了：

既然人头数不够，那就想办法让每个人交得更多——提高缴费基数、研究延长缴费年限，就成了摆在桌面上的最优解。

然而，这套玩法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它正在亲手锯断自己坐着的那根树枝。

那个被“掐尖”出来的社保基数，从根子上就在排斥和抛弃那些真正需要保障的低收入群体和灵活就业者。

经济环境越不好，被“筛”掉的人就越多，这个基数就越虚高，反过来又会让更多的人觉得“交不起、不划算”，干脆不交了。

这对于“增加社保收入”这个目标来说，简直是一个完美的悖论。

今年很多地方的社保缴费基数迟迟定不下来，其实就是卡在这个困境里了。

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绕过正确答案的解题，往往存在着更大的成本。

历史从不争辩，它不以个人意愿为转移。

我们先继续往下看。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是一个美国无党派的非营利组织，成立于1922年，“致力于增进对全球事务的了解和参与”。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和卡特中心 (the Carter Center) 近日联合发布了一份民意调查，旨在了解中国民众如何看待中国的全球角色和外交政策。

报告封面

该调查于2025年4月25日至6月16日期间对中国大陆民众进行随机电话调查，最终收到了1002份完整调查问卷。9月2日，该民意调查分成四个部分发布。中国数字时代编译摘录如下：

一、中国民众看世界：俄朝澳欧为友，美日韩菲为敌，爱台湾人民不爱台湾政府

数据显示，中国公众对某些国家集团持有明显的正面或负面态度，并普遍认为中国被“不友好邻居”所包围。但与此同时，少数国家被视为在当前中美紧张局势中可能充当调解人的潜在对象，包括美国盟友澳大利亚和欧盟，以及与美国关系良好的越南。

调查发现：

中国绝大多数民众认为俄罗斯（83%）和朝鲜（76%）是中国的朋友。他们也视台湾人民（91%）为朋友，但对台湾当局（44%）的友好程度则低得多。

大约一半的中国公众表示澳大利亚（51%）、欧盟（50%）和越南（47%）是中国的朋友。

在“非朋友”方面，六成中国人认为以下印太国家不是中国的朋友：印度（62%）、菲律宾（61%）、韩国（63%）。

在所有被提及的国家中，中国民众认为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是日本（81%）和美国（83%）。

图片来自调查报告

对于以上民调，报告表示，“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俄关系在反对美国全球主导的共同立场下不断加深。”中国民众视俄罗斯为朋友的比例“位居所有国家之首。44%的受访者认为中俄关系的基础是共同的安全利益，33%认为是贸易和经济联系，22%认为是共同价值观。”对朝鲜的看法也与此类似。

另外，至少半数中国民众视澳大利亚和欧盟为朋友。报告表示，“中澳在经贸方面联系紧密，近期两国领导人还会面探讨在贸易、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类似地，报告认为虽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影响了中欧关系，但是“中国仍是欧盟最大进口来源国。或许正因如此，中国公众普遍认为中欧关系的主要基础是经贸联系（58%），其次是安全利益（25%）和价值观（15%）。”

然而，中国民众则视日本和美国为最不友好国家。对于日本而言，报告将原因归咎于“日本侵华历史阴影仍笼罩两国关系”。相较之下，“中美紧张关系主要集中在贸易、防务与科技竞争上”。调查发现，“目前最突出的仍是贸易问题”，56%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是经贸关系紧张。

最后，报告表示中国民众对台湾的看法相对复杂。调查发现“中国公众可以清晰地区分台湾人民与台湾当局。台湾人民（在调查中称为‘台湾同胞’）是所有对象中最受欢迎的群体，91%认为他们是中国的朋友。相比之下，仅44%认为台湾当局是中国的朋友——尽管这一比例仍高于许多其他国家。”

二、中国民众看美国：中国公众希望对美国采取平衡策略

调查发现，只有17%的中国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中国的朋友，但多数人希望北京在处理中美关系时采取合作与制衡并行的方式。“尽管公众对中国未来的全球影响力和经济地位充满信心，但他们对目前究竟是美国还是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更强大存在分歧。或许正因如此，中国公众希望北京在对美关系上采取合作与制衡相结合的策略。而在他们看来，主要以经贸联系为基础的中美关系中，关税和出口管制的持续摩擦显著影响了中国公众对美国及中美关系整体的看法。”

调查发现：

大多数中国人（61%）认为中国应对美国采取两手策略，即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友好合作，在必要时限制美国力量。

中国公众对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军事上谁更强大看法存在分歧。

认为美国在经济上更强的人更倾向于支持对美友好合作（32%，总体为23%）；认为中国更强的人则更倾向于主张积极限制美国力量（25%，总体为15%）。

中国人认为面临的两大主要威胁均与美国有关：57%认为台海冲突是重大威胁，55%认为与美国的经济竞争是重大威胁。

多数中国人认为中美贸易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安全（71%），而不是削弱（28%）。

在5月12日中美宣布达成贸易协议前后，公众对美国的看法有所改善，支持双边合作的比例上升。

图片来自调查报告

三、中国民众看中国经济：信心满满

调查发现，尽管面临中美经济竞争、房地产低迷和消费放缓的挑战，中国公众总体上对当前经济状况保持乐观，并相信未来经济将继续改善。这种信心也延伸至个人经济状况。此外，中国公众普遍认为国际自由贸易有助于改善生活水平、增加就业并推动经济发展，尽管在调查启动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解放日”关税和中国的反制措施仍在实施。虽然年龄和教育等人口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看法，但整体数据勾勒出的是一个对经济有信心并强烈支持全球贸易的中国公众形象。

调查发现：

大多数受访者（84%）认为中国经济总体表现良好，超过半数受访者对自身经济状况感到满意，其中56%的人表示在满足基本需求后仍有可支配收入。

认为经济状况不佳的少数受访者（16%）最担忧的是青年失业（33%）和资本外流（24%）。

绝大多数人认为贸易对整体经济（73%）、国内就业创造（76%）、消费者自身（70%）和生活水平（73%）都有益处。

多数人倾向于支持全球自由贸易政策（60%），其余则主张组建排他性贸易集团（21%）或减少对外贸易、增强自给自足（18%）。

教育水平是影响中国公众对个人经济状况、中国未来经济以及国际贸易态度的关键因素。

图片来自调查报告

四、中国民众看中国外交：强烈支持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但是否由中国主导存在分歧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在“共同领导”还是“中国主导”上意见分歧。然而，对于中国是否应在世界舞台上承担领导角色，公众的回答却是压倒性的“是”。

中国公众普遍对国家作为全球大国的地位充满信心，并强烈希望国家继续参与国际事务。这与近年来美国民意调查中美国公众对国际参与兴趣减弱的趋势相反，中国公众对全球参与的热情十分引人注目。至少在这些议题上，结果显示公众很可能支持北京按照中国利益来塑造全球权力格局。

调查发现：

九成中国人支持本国积极参与世界事务（90%）。

这种热情部分源自他们认为中国已是世界主要大国：9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目前在世界处于较强地位，95%预计五年内会更强。

七成中国受访者（69%）认为中国有独特的国格，使其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三成（30%）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并无不同。

48%的受访者倾向于中国在世界上共同承担领导角色，41%则认为中国应居于主导地位，11%认为中国不应承担任何领导角色。

图片来自调查报告

报告表示，中国公众的热情部分源于其对国家实力的认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快速经济发展扩大了中国的科技独立性与全球存在，尤其通过“一带一路”等贸易和援助项目。中国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金砖国家等国际机构中也拥有日益重要的影响力。

几乎所有中国受访者（97%）都认为国家目前在世界上地位强势（43%非常强，54%比较强），95%的人认为未来五年会进一步增强（46%大幅增强，49%有所增强）。仅有少数人认为中国目前处于弱势（3%）或未来会更弱（4%）。

报告表示，中国已有效地调动其在某些国际机构和协议中的力量，例如由美国创建并使其合法化的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并利用其否决权来制约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影响力。当北京不同意现有国际体系中某些规范（例如人权）时，它试图创建替代模式和组织，以推动更加多极化的治理结构。

然而，关于中国是应该在全球舞台上分享领导权还是主导国际舞台，中国公众似乎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尽管大多数人（48%）倾向于让中国在世界上扮演共享领导者的角色，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41%）认为中国应该扮演主导角色。另有10%的人认为中国不应扮演任何领导角色。

与许多其他议题不同，在中国的全球领导力问题上，公众的看法在人口统计学上表现出更显著的分歧。首先，女性（45%）比男性（38%）更倾向于中国扮演主导角色。年龄较大的中国人也更倾向于中国扮演主导角色，而18至29岁的年轻人则是共享领导力的最强烈支持者。此外，拥有大学或以上学历的中国人明显更倾向于中国扮演共享（57%）而非主导（35%）的领导角色。

图片来自调查报告

此外，本周我们关注的报告还有经济与和平研究所的新报告2025年全球和平指数。

五、国家和平指数：中国下跌11位至第98名

近日，独立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 发布了最新的全球和平指数报告。结果显示，冰岛连续17年蝉联最安全国家，而俄罗斯则排名垫底。新加坡是亚洲最安全国家，排名世界第六，而中国则下跌至第98名。

报告封面

据悉，该报告评估了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评估项目包括对外冲突、军费支出、恐怖袭击和凶杀案等23项安全保障指标。

报告指出，最新的全球和平指数整体下降了0.36%，是“全球和平指数降至该指数创立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冲突前兆条件则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其中，74个国家得到了改善，87个国家则出现恶化，而在过去十年中有100个国家的情况出现倒退。

从时间上看，自2014年以来，全球和平程度每年都在下降，目前共有59个国家存在冲突。2024年，有17个国家的国内冲突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为199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另有18个国家的死亡人数超过100人。

排名前十的最安全国家为：冰岛、爱尔兰、新西兰、奥地利、瑞士、新加坡、葡萄牙、丹麦、斯洛文尼亚和芬兰。

另一方面，全球最不和平的国家则是：俄罗斯、乌克兰、苏丹、土耳其民主共和国、也门、阿富汗、叙利亚、南苏丹、以色列和马里。

在亚洲方面，日本排名第12，马来西亚排名第13，台湾下跌两位至第40。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状况则有所改善，上升四位，排名第128位。

此外，报告表示，“世界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全球影响力与权力格局正在碎片化”。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数量几乎增加了三倍，从13个增至2023年的34个。

最后，报告表示，全球暴力活动令世界损失惨重。“2024年全球暴力的经济影响达到19.97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11.6%，其中单军事开支就高达2.7万亿美元。”

参差多态，才是幸福本源

这几天我的朋友圈里流传一个“跨省抓捕的因言获罪案”消息：

湖南株洲一位自媒体人“笔耕下的阳光”（笔名）因为发表对邻省某个乡镇党委书记的批评文章而被带走。

我联系了代理律师，得到反馈说，“笔耕下的阳光”确实是在8月11日左右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那个外省县的公安局刑事拘留了，而他也确实是写文批评了那位乡镇党委书记。目前律师已在县看守所与他会见过了。

写几篇文章批评乡镇党委书记，就要《刑法》这种国家大法来伺候？法律何以至此？这类故事，处理链条每个环节上的人，都要经受人性、道德上的拷问，也都有载入史册的价值。

在访问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那个最早传出的信息中，包含了这个冠名“法治在线人员查询系统”的截图，以证明“笔耕下的阳光”是“新闻部记者”的身份。许多写作者也不疑有它，纷纷转发。

但是，这种截图显然有问题。

上面的马赛克是我加的，原图并没有，有显示真名和照片

首先，国内目前叫“法治在线”的是中央电视台“法治在线”栏目，这个栏目不可能独立于央视之外自己建一个人员查询系统。其次，根据截图底部“京ICP备18057013号”，我到工信部ICP信息备案管理系统核查，得到的结果是没有这个备案号。

我没有找到原始网站，但这个截图上的“新闻部记者”的信息显然是水得很。这家网站甚至不敢用“记者证号”而用“小记者证号”，而且给当事人空着，没给号。

这个截图上真正有效的信息是“会员证号JTAQ302”，换言之，他通过某种渠道成为某个未经备案网站的会员，但他很希望拥有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也许，这家网站真正吸引人之处，是与央视栏目“同名”。

因此，严格来说，根据当前的新闻注册、审核机制，“笔耕下的阳光”是个“假记者”。

在这份截图上，我看到的是一个普通写作者的身份焦虑。

放在10年前，我对这类“假记者”很是反感，因为“假记者”往往举止不端。比如，一些年份的山西省，更是肆无忌惮。

可是，如今，我却对“笔耕下的阳光”多了一种理解之后的同情。

我略略看了他的过往文章，不少是为各地底层小老百姓呼吁的批评性稿件。

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写作领域。远的，比如鸿茅药酒事件里的谭秦东。在只有5个粉丝的帐号发了一篇短文却被跨省抓捕，出来后整个人就明显不好了，到现在，8年了，这位医生都还在困境中。近的，比如甘肃省的邓建国。2023年12月，他发布视频质疑孩子学校校服存在质量问题，被县公安局以寻衅滋事为由行政拘留。然后，他有了“污点”，工作丢了，妻子跑了。在失业和离婚的的双重打击之下，最重要的是自己为孩子说了真话却被社会以极端方式否定（校服被证实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他得了抑郁症，今年9月1日才出院，其实就是前两天。在网友们的呼吁声中，9月2日，县公安局撤销了对他的行政处罚，道歉并赔偿3237.08元。我看今天（9月8日）有记者去采访邓建国，他说，他接受了道歉，希望能找一份工作，和妻子复婚，“自己已不在乎周围人的眼光，也不关心官方如何处分该案相关人员。”如果他真的战胜了抑郁，会不关心如何处分相关人员吗？这件事，以邓建国这650天承受的代价，真的是三千来块赔偿所能平复的吗？

这个风险来自于4个方面：挖掘事实的能力、写作尺度的把控、利益相关方的打击、平台的规训。

这里，首先是一个以什么姿态写作的问题。弯腰割韭菜，不平则鸣拍案而起，平平静静说人话、跪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其中，为底层民众发声、不平则鸣拍案而起，这种姿态最为大众所需要，但选择的人最少。因为风险高，人们自然会趋利避害。 

在回答了姿态问题之后，那些还在以这种姿态写作的少数人，还面临一个我们常常忽视的问题：以什么身份来写作？

按照当前规则，他们没有“新闻采访权”。他们也不在有主管单位的媒体机构工作。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因此，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人这么质问：“谁让你写的？”

好像确实没有谁让我写，那么，是我自己让我自己写的，行不行？一种说法是“写作是一种权利”，可是，这项权利又是谁赋予你的呢？特别是当这项“写作的权利”要对抗权力，甚至本身就是一项权力的时候。

这种权利能不能“自我赋权”？

在高风险的背景下，写作者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否则就会底气不足。

“笔耕下的眼光”的选择是：给自己找了一个“法治在线新闻部记者”的头衔，并在被刑拘的时候，亮出来，试图以此解释自己写作权利的来源。他想以此保护自己，至少，显得自己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即便这个记者身份破绽百出。

有几分尴尬，也有几分荒谬与悲哀。显然，这种回答并不理想，也不值得效仿。

因为没有合适的答案。大多数写作者，都会面临“怎么介绍自己”的困难。

说是“作家”吧，明显有狂妄自大的嫌疑，毕竟当前全国能称为“作家”的写作者，寥寥无几。（有一段时间我被称为“专栏作家”，我就觉得羞愧难当。）

说是“公共知识分子”吧，大多数写作者的学识并没有这么深，文章达不到这个高度，即便有少数写作者达到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往往也会遭到他们的天敌“公公知识分子”的围殴。

社会上常用的一个称呼是“自媒体人”。但是，这个“自”是什么意思？是“自主”吗？在这个流量绑架一切的时代，平台算法、资本流量才是背后的真正推手，“自媒体”不可能“自主”。是“自由”吗？难道还有“不自由媒体人”？这在逻辑上不大对了。以公众号为例，全国有三千多万个微信公众号，难道有三千多万个“自媒体人”？肯定不是。MCN下的写作者和个体写作者很难放在一个圈子里，财经评论员和游戏主播不能说是一类人……“自媒体人”这个概念缺乏识别度，法律上也不承认。这四个字里，唯有“人”是准确的，在禽兽遍地的年代，成为一个“人”确实是很高的评价了，但也没有达到准确定位的效果。

就说我自己吧，我有在媒体单位工作十多年的经历，以“记者”“主笔”“主编”自称时，就比较自然。后来写公众号文章了，朋友们向第三者介绍起我来，就有点为难。用网络上用得最多的“小编”吧，又怕不礼貌。

有的朋友介绍说是“呦呦鹿鸣主理人”，有的朋友比较抬举我，介绍说是“社会观察家”。但都经不起推敲：

“主理人”是一个不错的称呼，但是它在职业上过于模糊。咖啡店蛋糕店老板可以叫主理人，理发店Tony老师也可以叫主理人，水浒里的郑屠也可以叫“镇关西”肉铺主理人。

“社会观察家”就更模糊了，每个人都可以是社会观察家，其中滔滔不绝的北京出租车司机还是其中的佼佼者，我？显然不是。不合群。

因此，我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经常有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开头就开不好。

我比较幸运的是，读者朋友们比较赏脸，较早在微信公众号上获得比较多的关注者，有读者支持，我的身份焦虑就逐渐淡化了。再加上我本着一个自我流放的“野生”态度，就更容易自我调试。比如，不少朋友把“呦呦youyou”读成“aoao”，称呼我为“嗷嗷老师”，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好。毕竟，很多文章都是在打仗，刀光剑影的，可不是就要嗷嗷叫嘛，狭路相逢勇者胜。

可是，大多数写作者并不像我这么幸运，大多数人的身份焦虑是不断升级的，最后就干脆放弃最初的写作理念。

所以，这个问题很是需要解决。在没有得到合适的答案之前，我对“笔耕下的阳光”不那么上得了台面的行为，也就难以一棍子扫过去。

我看了“笔耕下的阳光”的一些文章，从我一个写作者的角度来看，不少语言过于激越，不管是从新闻，还是从文学角度，都还有很大的改进、提高空间。至少，如果是我当编辑，这样的来稿大概率是要返回重写的。

但是，我绝不能否定这类文章的价值，恰恰相反，这类文章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他们需要的是时间，只要这类文章多起来，文章水平自然也会提高起来。

当前真正着急的是：当人们遭遇不公，很难找到帮助发声的人。选择太少了。比如，这几天，上海某区的一位政协委员就在和我反复沟通，讲述自己的遭遇。这位博士已经用尽了所有方法，也找了市面上所有媒体，但是，得到的只是不断的挫折。发声渠道还是太少了，或者渠道很多，但可以站出来发声的太少。这位委员和我认识有几年了，我也想帮他，但我自己精力很有限，自顾不暇，甚至可以说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当我环顾四周，想找到一个有分量的渠道来帮他发声时，却发现并没有选择。

类似的情况非常多。这种时候，我往往是想：要是他们更多的、值得信任的发声渠道就好了。可是，这个愿望似乎有点奢侈。之前的许多调查记者同行们，已经纷纷转行，而一些有知名度的写作者，失联的失联、退隐的退隐。即便是我自己，号称“日拱一卒”，不也经常断更吗？

有几个人愿意冒着“寻衅滋事”的风险，呕心沥血地陷入这种“没名没分”的焦虑之中呢？

子曰，必也正名乎？如果社会确实需要这样的一种存在，那么，就需要我们在概念上、权利上、保障上，给与定义，给与解释，给与明确。然后，一切才会进入正确的轨道，而不是一会跨省一会失业一会离婚，一惊一乍的，不和谐。

今天，我们先把问题提出来。

参差多态，才是幸福本源。百家争鸣，一个社会的创造力才能得以释放。中国曾经有那样的时代，将来也会有这样的时代。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34期：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2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条，刊登读者投稿2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9月1日—7日，这一周。

“战狼”导演兼演员吴京近来遭遇了史诗级的人设翻车，沦为了全网群嘲的对象。8月22日，吴京出品的电影《再见，坏蛋》票房惨淡无奈撤档，上映十天票房不足30万元。讽刺的是，当年吴京自导自演的《战狼2》不仅登上中国票房榜首，还一举打破了多项影史纪录。这种“前热后冷”的反转令人瞠目，吴京怎会沦落至此？于是有人开始深挖吴京的过往，试图寻找到一些答案，却未想翻出一堆黑料。例如，有人讥讽吴京是唯一一个没当过兵却还得了“退伍综合症”的人，他过度沉溺于硬汉人设，至今都困在自己的‘战狼光环”里“。还有人批评，吴京一直在刻意打造“爱国表演艺术家”人设，实际上却常常言行不一，早年他甚至还以满洲八旗子弟后人自居自傲。也有网友发现，吴京有种刻在骨子里的“巨男子主义”，生活中自负、油腻、爹味，他与妻子在参加一档综艺时，不但让妻子闻自己的脚，还对妻子实施冷暴力，甚至炫耀自己的家庭地位很高。不少人感叹吴京的妻子谢楠在婚姻中太憋屈和卑微，以至于用“妃子和皇帝”来形容二人的关系。

当然，最终让吴京彻底翻车的，还是八年前的“迷之采访”，并非人们熟知的“我爱国无罪”、“艾姆拆腻子I’m chinese”，而是另外两段更抽象、更迷惑的表达。当年《战狼2》大火后，有记者在采访吴京时问到“拍电影遇到的最大难点是什么”，吴京摇头晃脑、自信满满甩出三句话：“坦克是没有后视镜的”、“枪炮是不长眼的”、“还有黑哥们儿的语言是不通的”……吴京本意或许是想说，自己的团队克服了大量困难才完成拍摄，但那种“爹味自信表达”让人感到格外不适。在另一段采访中，他还大谈特谈自己在军事电影时的惊险经历：“我跳过楼！你跳过吗？”、“我被坦克压过！你被压过吗？”、“我野外生存把人干了，你干过吗？”、“中国的蚯蚓我吃遍了，你吃过吗？”

吴京一连串夸张炫耀的言辞最终导致了他的人设崩塌，如今各大视频平台掀起了一波恶搞潮流。许多网友用最新AI技术大肆玩梗——“司马懿是没有后世敬的”、“西天取经最大的难点在哪里”、“考试怎么跟同桌沟通的”…….曾经的全民偶像彻底成了梗王与小丑，硬生生跌下了爱国神坛。之后，胡锡进在微博上为吴京叫屈，没想到却火上浇油。有人表示吴京的言行固然让那些视他为偶像、标杆的人失望，但当初他与爱国强绑定、成为战狼的化身，也是离不了官方的推波助澜。正如吴京当年在采访中所言“我不过是拿了一根火柴，用一个小火星把大家的爱国情绪点燃了”。前后8年，吴京便从爱国符号沦为抽象符号，这种民间心态的转变耐人寻味。的确，当掏出护照也逃不出妙瓦底，常呼口号也缓不了现实困窘，炽烈的狂热终将归于冷静，甚至反噬成怨气。

9月3日，为纪念抗战胜利暨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习近平在北京主持了大型阅兵仪式，并对外展示了各类尖端的军事装备。有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受邀出席纪念活动，其中并无西方主要国家，而俄罗斯、朝鲜、伊朗领导人悉数到场。印尼总统普拉伯沃因近日国内的示威浪潮曾计划取消出访，但最终还是于3日凌晨抵京。3日上午，习近平与多国元首齐登天安门城楼时，普京与金正恩分别站在习近平的两侧，三人并肩站在首排，构成了历史性的同框，上一次出现类似画面已是在朝鲜战争时期。不少网友嘲讽三人同框是“中俄朝新轴心”、“邪恶三巨头”、“独裁者联盟”、“反正义联盟”、“新时代纳粹”、“三个终身制”、“法西斯纪念反法西斯胜利”。

的确，除了金正恩依靠世袭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与普京则通过各自的政治操作实现了“无限连任”，三人无疑都已成为了非常典型的独裁者。此外，普京自2022年起挑起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欧洲至今动荡不安。中国与朝鲜则长期对邻国（指台湾、韩国）武力威慑，动辄扬言开战。三国无疑都是当今世界和平的重大威胁，然而在本次大阅兵上，解放军却打出“和平必胜”、“正义必胜”的标语，真可谓“始于作伪，终于无耻”。更何况，细数法西斯主义的典型特征就会发现，它高度集权、个人崇拜、反对自由民主、大搞军事主义，而这恰恰是中朝俄三国的共同共同写照，但如今他们却自诩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中坚力量。

当独裁者压制所有反对、握有至高权力之后，他真正想要的会是什么呢？答案或许既令人意外，又并不意外，无非是更漫长的统治，甚至妄图长生不老，以求权力久续。在此次阅兵式开始前，习近平通过翻译对普京说“过去超过70岁的人很少见，而如今人们到了70岁还是个孩子”。普京回答道：“随着生物技术不断发展，人类器官会不断移植，越活越年轻，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习近平接着回答“有人预测本世纪人类可能可以活到150岁”。这番对话让不少人惊诧不已，甚至一度怀疑它是AI生成的，之后多个信源证实了其真实性，可谓“现实疯过AI”。有人发现，习近平所提的“150岁”正好与301医院6年前提出的“981首长健康工程目标”（延长领导人寿命至150岁）吻合，这显示出普京和习近平两人一个是真懂器官移植，一个是真想要活到150岁。

目前央视已删除这段争议视频，并撤销了相关外媒的视频版权。在墙内平台上，“长生不老”、“150岁”成为了敏感词，遭到严厉审查。有人感叹，他们在有直播的公开场合毫不避讳谈论这些内容，属实让人难绷，因为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而这也引爆了很多“地狱梗”。有人追问，那个68岁的孩子算不算幼年早逝，难不成别有隐情？有人调侃，在人生路上习近平还是个小学生，所以简称巨婴。有人惊讶，“拉清单”原来指的是器官移植名单吗？有人嘲讽，在强制为人民服务方面，他还给自己规划了78年的任期。有人批评，中国人在几千年的皇帝制度中没有走出来。而中国的皇帝，也在几千年的求长生美梦中没有走出来。有多家媒体都评论道，习、普的对谈无意间显示出他们都意图长期执政，而独裁者的长寿是一个令人绝望的信息，预示着对整个世界的深重威胁。

一周荐读：

• 【404文库】中国数字时代2025年8月404文章统计

2025年8月1日—8月31日，我们测试发现有47篇墙内文章遭到“404”（绝大多数为微信文章）。涉及的主要话题有：江油事件、亮证姐事件、杨兰兰事件、《八分半》被封杀、董袭莹/协和4+4事件后续、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事件、“强制社保”政策等，已加入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目前项目总收录文章2218篇。

• 【CDT关注】中共强化“九三阅兵”期间审查力度，多名网民遭禁言和拘留

近日，针对“九三阅兵”，中国的言论审查的强度明显提高，多名中国网民因在社交媒体或微信群等批评阅兵遭到禁言，甚至被拘留。1.在微信群批评阅兵，被行政拘留十天 2.微博发帖问“为什么女兵化妆男兵不化妆”被禁言7天 3.微信视频号批评阅兵被禁言30天 4.襄阳网民发布诋毁九三阅兵言论被拘

一周关注：

• 【网络民议】习近平、普京、金正恩三人历史性同框
• 【立此存照】习近平和普京公开谈论器官移植、长生不老
• 【404视频】中国官媒删除中俄领导人阅兵式上讨论“长生不老”视频，撤回外媒版权
• 【重温】【404文库】幸福剧团｜法西斯美学的诱惑：崇高感、归属感、自豪感
• 【CDT关注】BirchTree｜习近平的阅兵式，是对世界和平的真威胁
• rick awsb｜帝国的黄昏：为何声势浩大的阅兵，往往是时代终结的序曲？
• 自由的海豹｜观察者网这篇文章，问题很大
• 建设性意见｜军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

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大型阅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阅兵开始前，习近平与2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分别站在习近平的右侧与左侧，三人历史性同框，成为了国际舆论的焦点。

• 凤羽财经｜吴京为什么会变成群嘲对象？
• 土星球长｜吴京人设崩塌，有胡锡进一份功劳
• 学术星球｜吴京这次被群嘲，真不是因为爱国

吴京，只是在那个时间点，恰好迎合了那样的心态和情绪罢了。而这个时代呢？是一切鸡血都打不下去的时代，再怎么往血管里直接推鸡血，银行的催款短信和现实的残酷性，都会让这种鸡血显得可笑可悲，无聊甚至无耻。一肚子气怎么发作？吴京是个好靶子。不是吴京变了，不是观众变了，是时代变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做什么事，顺应大势，才能事半功倍的原因啊。

• 知乎｜如何评价户晨风的观点“没有山姆的城市年轻人不要待”？

近期，知名视频博主 @户晨风 发微博建议“年轻人应该要待在这样的城市”，并列举了4个标准，其中包含“有山姆会员店”，该帖引发了网民热议。有人认为户晨风的观点本质是在探讨“城市宜居标准”，其潜台词是经济活力、开放程度、发展程度等，具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人批评户晨风的说法是“暴论”，过于偏颇过于粗糙，是有意制造争议吸引流量。

一周惊奇：

• 叶知秋｜406亿养老钱被挪用：为什么他们敢这样做？

2024年国务院审计报告披露了一个让人不安的数字：13个省份挪用或违规调剂社保基金，涉及金额406.26亿元。看到这个消息，说实话，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406亿意味着什么？这相当于 100万退休人员一年的基础养老金。关键这些钱，原本等着我们退休时领的，现在被拿去给公务员发工资、还政府债务了。

• 差评X.PIN｜车企为了让你买车，连订单数都开始瞎编了

好产品即使不公布订单、不搞预售、甚至是不开发布会，都会有大量的用户追着下单。产品不灵，即使在短时间里拥有了看上去还不错的成绩，最后也只会变成回旋镖，啪啪的打在自己的脸上。毕竟一个连订单数量都不敢自信公布的产品，又有可能好到哪里去呢？

• 小干体｜留置37，跳楼一人，老板们迎来大时代

一边股市大好，一边是截至9月4日，今年留置的大型企业家已达37人。相比2024年全年，41家上市公司的51人被留置，包括27名实控人兼董事长、12名董事长、5名董事、2名独董、5名高管。凤凰网「风财讯」据此得出结论：大概率会超去年水平。

• 玖奌杂货店｜要捐款打台湾的张雪峰，能不能先把该退的款退了？
• 关尔东｜张雪峰亢奋的底气是谁给的？

网上看到一段视频，是张雪峰的一段演讲。张雪峰在演讲中声明，支持祖国统一，“枪声打响那一天，我他M的至少捐5000万，我公司账上永远有这个钱。”“他M的打那天，老子直接打5000万进去。”“整体最起码捐他M一个亿——就他M的祖国统一，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能成功，我始终坚信！”

一周声音：

• 标准大气压｜自由以后，我决定写下2020年的武汉，我们全家感染

疫情结束之后，我回武汉，我妈跟我说当时她去殡仪馆看到一地的骨灰，用一个个小口袋装着，铺满整个地面，她哭了，她说，想到你姥姥就那样一直躺在冰凉的地上就觉得难过，不能入土为安。她想了那么多种姥姥离开的方式，万万没有想到是这样走的。

• 李老逵斧劈罗刹海市｜说一说我所知道的公众号“呦呦鹿鸣”

昨天自媒体圈荡起一个不小的风波，那就是知名公众号“呦呦鹿鸣”回归了。我印象中之前他因为写山东的“下跪”文化惹下了麻烦，停更过一年左右，后来复出，结果没过半年，又再次停更，这次足足停了一年半。有消息说他这次闭关，不仅仅是因为麻烦，还有身体原因。不过回来了，总归是好事。

• 新京报｜跑得最快的女护士，被骂过头了

张水华的处境就是我们的处境。只有在一个有毒的职场，才会把一个人仅仅只当作一个数字、一件工具、一份耗材。在一个真正健康的职场，会把人当人，看得见一个个活生生的、充满个性与思想的人，给予足够的尊重，释放每个人的潜能。

• 哥歌有话说｜我的律师路啊，怎么就走到了尽头？

1980年，《中国青年》刊登了那封署名“潘晓”的长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那年我十六岁，还在读高中，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对那封信引发的惊涛骇浪浑然不觉。直到多年后重读，我才恍然明白：那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心声，更是一代人的精神初恋。

• APPSO｜GPT-4o 见 AV 女优的次数比「您好」还多 2.6 倍，AI 正在被中文互联网疯狂污染

这十分令人感慨。AI 的能力，除了靠算力和模型堆砌，更深层次的，还是它吃进去的数据。如果喂给 AI 的是垃圾，那无论它的算力多强、记忆力多好，最终也只会变成一个“会说人话的垃圾桶”。我们总说，希望 AI 越来越像人类。现在看来，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实现了：我们把互联网这个大垃圾场里的东西源源不断投喂给它，它也开始原封不动地回敬给我们。

一周故事：

• 凤凰网｜河北孟村，一个“完美妻子”之死

刘雨卿今年25岁，结婚4年，当上了全职妈妈，有一个快3岁的儿子。在朋友和邻居眼中，她漂亮、温柔、爱家庭，和丈夫金波从校园恋爱一路走进婚姻，符合人们对于一位“完美妻子”“完美妈妈”的期待。也是这一年，8月22日清晨，她冰凉地躺在医院抢救室，失去了生命迹象。两天后，来自河北沧州市孟村公安局的警情通报称，刘雨卿因钝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而死亡，而犯罪嫌疑人正是她的丈夫金波。

• 南方人物周刊｜生死之间：网暴漩涡中的产科医生

2025年8月1日，因三起医疗纠纷遭遇7个月网暴，河南省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邵晓蓓留下“为我正名”的遗言，自杀离世。据邵医生丈夫向媒体透露，三起纠纷的患者家属在互联网平台上通过互推作品吸引网络水军，散布谣言攻击邵医生，邵医生本人的社交账号及医院官方账号的评论区也充斥着大量谩骂诋毁。目前，当地启动的事件联合调查组还未公布调查结果。

• 思恩府驿站｜谁吃掉了茉莉花的利润？横县花农的脆弱和苦楚

2024年，受霸王茶姬“伯牙绝弦”等茶饮爆品推动，茉莉鲜花收购价一路飙升。横县（现已改为横州市，但注册地理品牌仍为“横县茉莉花”）茉莉花均价达40元/斤，甚至有种植户4亩收入超20万元。这样的高利润极具吸引力，不仅本地农户扩大种植规模，还吸引了外地资本涌入。由于花价过高，不少人跟风种植，有人笑称“砖头缝里也种”，一心追逐短期收益，却未察觉盲目扩种的危机。

• 【404文库】食通社｜送外卖是一种“短命劳动”吗？

从4月份京东和美团围绕骑手社保展开的舆论战，到9月1日强制缴纳社保的新规，骑手的劳动状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对于很多骑手来说，社保似乎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他们总是紧盯着眼前的生活压力。骑手以透支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一刻不停地穿梭于食物供应链的“最后一公里”。很少有人意识到，为顾客餐食而奔忙的他们，却往往是这个系统里最难吃上一顿健康饭的人。

1、

前些时间，有个几十万粉丝的网络大V，平日里总是高举“爱国”大旗，吸引了大批粉丝追捧。可其实呢，被发现这是一个劣迹斑斑的谣棍，将2008年汶川地震遇难儿童照片伪造成“加沙冲突受害者”；将俄罗斯博物馆畸形婴儿标本图片标注“日本731细菌部队婴儿标本”……其所谓的正义凛然，只是在以“爱国”之名博取流量。

自诩“爱国”，以造谣的方式来吸引粉丝的，并不是只有上面提到的这一位。此前，还曾有博主在屡屡被打脸后，大言不惭的反问：“因为爱国而造谣，有错吗？”

他们屡屡“造谣”，真的是如他们所说的，因为爱国情怀吗？

恐怕没那么纯粹。

有网友就发现，上面那位造谣式爱国的博主，曾经因为一天的流量有700多元，颇为得意的炫耀“收益还是不错”。

为了流量，一些人已经毫无底线，拼凑不实信息、张冠李戴，可偏偏又要给自己冠上一个“爱国”的名义。

2、

这些年在网络看到太多的“爱国”表演：为日本发生地震叫好的，要捐家产捐自己的命去打日本的，还有扬言要炸地球的，要把美国佩洛希的飞机打下来的……直到最近的张雪峰，声称打台湾要捐一个亿……说出来的话，一个比一个牛X，没有最牛，只有更牛。

一年多以前，媒体曾发文称，鼓励仇恨的博主做到千万级帐号，是平台的耻辱。

但是，一年过去，这种鼓励仇恨的帐号消停了吗？没有，而是愈演愈烈。

你说要踏平东京，他就说要核爆美国；你说要造多少多少枚核弹，他就放言要把地球都炸了；你说打导弹，他就说放氢弹，再加海啸与地震；你说中国应该去日本驻军，他就说日本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说捐一年工资打台湾，他就说捐一个亿……

网络上，一些人争先恐后的比赛“豪言壮语”，一个比一个狠，一个比一个没有底线，越狠越能吸引到更多粉丝，越没有底线越能赚到更多流量。

3、

这些人说的话会兑现吗？不会的。

以前有个叫李毅的，就是那个自称美国博士，声称死四千人等于一个没死的那个李毅，多次放豪言，要在祖国统一的时候，随部队去打头阵。但问题是，这个李毅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的老头，身体还不一定健康，上前线只会是个混吃混喝的累赘。真发生战争，根本不可能让李毅去战场的。

所以，别看这些人说的很牛X，其实都是抛出一些不需要兑现、也无法兑现的“豪言壮语”，但又足够表示勇气和忠诚，更重要的是，足够吸引眼球，足够博取流量。

对于这些人，有一个词可以形容：鸡贼。

但是，他们的种种极端言论，却是在通过网络传播戾气，而从这些人的留言评论区来看，让我担心的是，一些他们的支持者受不会受到其蛊惑以后，成长为潜在的“U型锁”，给社会制造不安定的危险因素。

而他们可能带来的另一个危害是，因为他们的激进言论助长的网络戾气，一些正在踏踏实实的从事加强两岸合作交流，为和平统一祖国默默贡献力量的人，也有可能被认为是软弱不够强硬，从而承受不该有的压力，甚至是不该有的指责。

没有付出任何成本，却给社会制造了潜在的危害，反而博了个“爱国”的名声，还赚够了流量，赚了大钱。

什么是精致利己？这就是，从不利人，专门利己。

4、

今年1月，@体德学院校长李维刚 在直播间卖牛肉卷，被顾客发现是AB货（应该是被合作方坑了）。随后李维刚不仅公开诚恳道歉，而且自掏腰包，先行赔付，买一赔十。

彼时的李维刚，只是个百万粉丝的网红。有人估算，李维刚这一把，至少要赔掉七百多万。既不豪横又缺钱的李维刚，据说还是借钱凑齐的赔付款。

与李维刚这个案例可以对比的是，当有顾客要求“张雪峰168元高考预测卷被指漏洞百出”的款给退了时，向客服反馈后得到的回应是，承认错误，但拒绝退款。

168元钱的高考预测卷，并不便宜，很多学生家庭也不宽裕。

“整体最起码捐他M一个亿”“公司帐上永远有这个钱”的张雪峰，豪横、又不缺钱，能不能给那些因为信任他而购买了预测卷的学子们道个歉？即使做不到像李维刚那样“买一赔十”，能不能把这区区的168元钱都给退了呢？

这是我看到的另一条新闻。那些当年听了劝，一窝蜂的跑去报考土木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后面临就业难。那些学生是不是被“收割”了？

“我怕我就不会说，说了我就一定会做”的张雪峰，一诺千金，豪气干云，要不要对那些当年信任他的学子们道个歉？

“老子他M的先捐五千万”的张雪峰，可不可以先给这些当年听他劝的学子们一些支持，帮他们一把？

5、

诚信、良知这个东西，有的人身上有，但有些人身上就是没有的。

6、

在观察者网的报道《承诺捐款5000万支持统一引争议，张雪峰回应》的留言区，张雪峰获得了一边倒的支持。

在我的文章评论区，也有人留言称，司马南瑕不掩瑜。

虽然司马南在美国买房，在中国偷税，但他“爱国”啊！就这样，“爱国”堂而皇之地被一些人当作违法作恶的遮羞布。

如果不能及时纠正这种恶劣的风气，如果社会不能采取行动，可以想象的是，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人涌入这条赛道，涌现出更多的伪“爱国”大V，也涌现出更多的堂而皇之的荒诞。

一个多月前，仙桃市民政局刚发公告向民众征集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线索，其中重点涉及殡葬领域。

9月5日，湖北省仙桃市监委发布消息，该市郑场殡仪馆馆长丁仁波落马。看来群众对丁馆长意见不是一般大。

乃悟其实也纳闷儿，仙桃这个地方在短视频平台上是出了名的一切从简，甚至拥有自己专属词条“仙桃酒席”，丁馆长在这种地方也能刮出油吗？

财新网今天发新闻整理了一下，不单是仙桃，仅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就有包括四川达州、内江、德阳、福建晋江、重庆万州、吉林白城、广州佛山、安徽安庆等多地殡葬业务相关工作人员被查。

乃悟在裁判文书网上简单搜索了一下，仅仅是公开出来的，和殡仪馆馆长相关的贪污受贿判决书就超过100份，细看一下还真是八仙过海。

从你真正躺平开始，来车拉你需要人情，放哪个冷柜需要人情，用什么告别厅需要人情，第几炉烧你需要人情，现场鲜花有专门供应商，墓地买卖特许专营，墓碑都要指定品牌……什么？骨灰盒你想自己带，不好意思，必须在殡仪馆现场买。

赚完家属的还不算完，国家那头还能薅一笔。殡仪馆的车辆要维修购置吧，火化炉要维修和新购吧，这些都可以成为殡仪馆的猫腻。

比如四川省都江堰市殡仪馆，此前因为招待和烟酒等等，在外面欠了30万的外债。2012年以后，这些费用不能走公账了，馆长就拉来财务等人，商量着怎么处理。大家一合计，干脆找个供应商报销。

三个人还认认真真开了馆长办公会，还：

形成了会议纪要。

然后，馆长找到了卖鲜花的老刘，和他商量着，说会议已经决定了，以后鲜花你来供应，赚的钱咱们四六分账。

就这样，殡仪馆不仅还清了欠的招待费，年底了还能给领导层发发奖金。

中国平均丧葬花费已经接近4万元，按照每年1000万死亡人数来看，这就是一个高达4000亿的产业链。

这么大的利益链，上下其手的可不只有有编制的人员。

中国人讲究一个入土为安，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历来是殡葬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这么多年了，还是有很多群众希望土葬，但又和政策冲突，那怎么办呢？

只要你能让村干部不管，基层民政所长不管，那基本就没问题了，村民们也不会相互举报。

乃悟看了一下判决书，火葬改土葬的价格也不固定，从800至13000元不等。有的家属不懂事儿，没交钱，还会受到村干部威胁：

不交钱坟给你扒了。

有的村干部，几年时间，给20位土葬的开了绿灯，收了超过16万，而他要做的仅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然，这些还都是小钱。

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有位律师曾爆出过一起大案。山西一家公司，从全国各地的殡仪馆收购死者遗体，用来做同种异体骨的原料，8年时间，营收高达3.8亿。

这玩意儿有多赚钱呢，市面上销售的同种异体骨一小包含3—5克，售价是四五千元。一个成年人的骨头重量一般占体重的15%左右。也就是说，一个60kg的成年人，骨头为9kg左右。

这家公司被警方查处的时候，还剩多少骨头呢？

18吨。

什么黄金储备，弱爆了。

我前几天写了一篇沈师大学生呕吐、腹泻，甚至有些被送急诊的文章，没一会儿就被删了。其实我写的那时候，还已经稀稀散散有几家媒体在报道了，即便如此，也是哐哐一顿公关。

事实上，事情最早出现在8月31日。下面截图中“北京日报”也提到了这一点。但那会儿根本没有任何相关报道，只有几家社交平台上学生自己的爆料，稀少，并且发得快，消失的也快。

把事情捂死，把人的嘴捂住，这种现象永远不会受到关注和惩罚，那么这种操作，便会永远持续下去。

今天看到的热搜，是该校累计报告肠胃炎症状者2087人，已经痊愈1817人，病毒源头是学校自备井蓄水池。为啥不干脆再等两天，等全部都痊愈后再来报道呢？说不定还能丧事喜办，顺带当个“医疗奇迹”来宣传。

8月31日，到9月7日，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事情就算发生在太平洋对岸的国家，恐怕都不需要这么久的时间，才传递到我们这儿。新闻的力量和意义，让人啼笑皆非。反倒是新闻的选择和可控，让人感到牛逼plus：

原来它不是用来传递真相的，而是像定时烟花，要挑个他们觉得合适的时辰放给你看。

在新闻和各种报道下面的评论区里，同样可以看到不少人在问“为什么不继续压了”。

只不过到现在，质问已经毫无意义，因为那些人根本不会理会。甚至直接删掉你提出的问题，然后再来一句“欢迎监督”，黑色幽默感拉满。

所以，为时已晚的报道有什么意义？直接一步到位告诉外界，“大家已经痊愈了”？然而事实上，一大堆人甚至不知道，学生们是何时生的病。

如果更早一点通报呢？8月31日问题刚出现时就告诉外界呢？

一些部门会立刻介入调查，一些家长也会选择把孩子先接回家。早一点把问题弄清楚，少一些受到病毒折磨的学生，不好吗？

好是好，但学校如果能自己把大门关起来，悄悄的查到源头，对他们而言这样会更好。只不过最后，感染的学生越来越多，兜不住了，瞒不下去了，才有了今天的热搜。

简而言之一句话，如果问题刚出现时就报道，那么是监督和透明。但如果是问题到最后都快结束了，才迫不得已的曝出来，那么它已经不剩多少意义。

相比而言，更有意义的事情应该是问一句沈师大，为何要瞒报？为何不在事情刚发生时，就通报说明？别人把孩子交到你手里，你就是这样接受社会监督的吗，靠着不断在某红书、微博上删帖的方式？

但实际上，也止于“问一问”。他们就是这样做了，你毫无办法。并且以后遇到同样的事情，“他们”还是会这样去干。

这就不得不提昨天另一条“旧闻新报”了。

一名家长质疑学校的校服质量后，被甘肃宁县公安局以“寻衅滋事”的罪名给抓了。他也没干什么，就是质疑了一下校服质量。而这件事，导致了该家长的人生几乎葬送：先是失业，再到离婚，最后抑郁。

而现在，法院判决“拘留他的行为违法”。可又能改变什么呢？当地公安局赔偿了他3237.08元，以及昨天媒体报道出来的“道歉”。

就是这么荒诞和讽刺，3000多块钱，加一句道歉，就足以他们犯下如此大的过错、给普通人造成如此大的损害而不必承担责任。

这赔偿额度，差不多相当于一件校服的价格，也算是前后呼应了。

这样的“事后诸葛亮”，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根本就不算惩罚，更不见公平。相反，它甚至是对前一件事的又一次讽刺：你上诉有什么用？你损失了那么多，而我们毫发无伤。谁赢了？

也因此和沈师大的情况一样，以后遇到同样的事情，“他们”还是会这样去干。

他们不会有任何改变，需要改变的是普通人，是老百姓：此后，不要再质疑校服的质量。

但这种遏制问题的办法有用吗？别忘了，火灾并不会因为拉上窗帘就熄灭，反而会烧得更旺。

这年头，“爱国赛道”是真的卷——这不，咱张雪峰“老师”也来凑热闹了。

不过这届网友也确实不好忽悠，张雪峰以为5千万的承诺一出，那是山呼海啸般的赞美，但没想到网友们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既然账上有5千万，你干嘛不现在就捐？

吹牛逼这种事情，讲究一个技巧，不是谁想吹就能吹的。张雪峰的翻车，固然是想分一杯爱国赛道的羹，也有可能是真实性情所致，但他这吹牛的本事，很显然还需要再提高提高。

吹牛逼有点像撒谎：当你有了第一个谎言，就要用无数个谎言去圆。而当你吹了第一个牛逼，就要有无数个牛逼去找补。

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萨达姆当年就是吹牛过头了——动不动就说自己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最后让美国人顺理成章地打了进来，国家没了，人也没了。

吹牛吹到这种地步，已经不是自嗨，而是给别人递刀子了。

回过头来看张雪峰，他的问题其实在于：把吹牛逼和“假爱国”捆绑到了一起。

你要是说中国学生报志愿全靠你，那大家笑一笑也就过去了。可一旦涉及到“国家大义”，那网友们可未必那么容易买账。

因为爱国从来不是个可以随便拿来营销的概念。它背后牵扯的是情绪，是社会共识，是最不容玩弄的东西。

尤其是，战争。

你说“等第一枪打响再捐款”，这话听着怎么都有点像是：现在我口袋里捂着，等到哪天需要拍照、上新闻、被历史记住的时候，再大手一挥，扔出去，顺便把自己送进民族英雄的队伍里。

这不叫爱国，叫投机。

这就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

战争更是不可以随意拿来开涮的事情。假如随便哪个网友网上发帖说打仗的时候他捐款，倒也无可厚非，但你是公众人物，尤其是——你是直接面对全国青少年的公众人物。

在全国青少年面前鼓吹战争，你张雪峰有掂量过这事儿的分量么？

其实，吹牛在娱乐圈、商界都常见。马斯克就经常吹，他吹自己火星移民，吹自己的机器人管家，吹到后来，有的真成了现实，有的还在PPT里晃荡。

但马斯克吹牛的秘诀在于，他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你不信也行，但万一成真呢？

张雪峰的问题是，他吹的牛——没有时间窗口。捐钱这种事，要么现在，要么算了。你说“等第一枪打响”，这跟说“等我中彩票了就请全村吃饭”有什么区别？这不是远大理想，这是纯粹的“拖延症式爱国”。

因此网友的讽刺也就来了：你要是真想捐，那别等战争，地震洪水、落后地区儿童，这些地方都缺钱。要捐，请现在就掏出来。为这些事情捐款，才是实打实的爱国！

反而非得选一个“最燃”的场景，算计着某天能让自己登上爱国舞台的C位。这种“算计式爱国”，一眼就能看出来，别装了。

这几年“爱国赛道”确实卷。有人靠唱红歌涨粉，有人靠带货打“国货牌”赚流量。表面上都是一片赤诚，实则谁都在精打细算。

真正的爱国，反而成了最廉价的营销符号。

问题是，爱国这东西，没法用钱衡量，更不能当成流量筹码。当爱国成了一门生意，观众的警惕性自然提升。谁是真心，谁是作秀，一开口就能听出来。

于是，张雪峰的“5千万”才会瞬间被扒皮，变成一个笑话。

说到底，这件事反映的是公众对“虚假姿态”的反感。

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友早就不是二十年前“听广播看报纸”的状态了。你说的话，能不能自洽，有没有漏洞，一发出去，分分钟就会被扒。

吹牛不是不行，但要么吹得让人信，要么吹得让人发笑。张雪峰偏偏两头没占住：既不让人信，也没逗乐观众。结果就成了众矢之的。

归根到底，他可能忘了自己最擅长的是什么——解读高考志愿。那才是他真正的护城河。如今一旦跑偏，去抢“爱国赛道”的热度，立刻就显得力不从心。

更有意思的是，这件事也反映出了一种“全民识别套路”的能力。

以前大家习惯了明星动不动“为灾区捐款”，公司动不动“为祖国献礼”，但渐渐地，大家发现，很多时候捐的不是钱，而是口号：数字听着大，到账一看，少得可怜。

所以，网友们学精了：你说要捐，好，那就立刻查账；你说要牺牲，好，那就立刻看看有没有行动。

别给我整虚的，光嘴上跑火车。

张雪峰的失误，就在于没意识到这层变化。他还停留在“说一句漂亮话，大家鼓掌叫好”的时代，结果现实早已不同。

或许，这就是今天公众环境的一大特点：真诚比表演更稀缺，行动比语言更有说服力。

你说5千万，不如直接拿出5百万，哪怕只是先捐一所学校，也比空口许愿强得多。那样至少还能留下点真迹，而不是让网友们贻笑大方。

所以，这件事最终还是给所有人一个提醒：别把爱国当成流量工具，也别把豪言壮语当成营销捷径。网友早就不是十年前那批容易被带节奏的观众了。

吹牛可以一时爽，但翻车就在转瞬之间。张雪峰，你要是再不反思反思，更大的翻车恐怕还在后面呢。

最后我还想说的一句是，视频中张雪峰一副凶狠蛮横的表情，说的是捐款，但一口一个“他妈的”，一口一个“老子”，家长们，你们真的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常年受到这种人的引导和熏陶么？

他再次验证了一句话：那些假爱国的，生活中多半都是流氓。

【“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

“今日坑五万，明日坑五万，然后饱几人之私欲，环顾四周，而贪者又至矣。然则国帑民膏之款有限，宵小之欲无厌，给之弥繁，索之愈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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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27日，重庆三峡学院，因网络安全需求，委托市政府采购中心（以下简称市采中心）代理防火墙及DNS设备采购，预算90万元，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评审规则为最低价中标。

5月9日，丰都县洪正商贸有限公司（洪正公司），以总价85万元中标，其中“普联TL-R473G出口防火墙”单价75万元。

路由器中标了，市政府那边就得网络公示。

（所有的官方采购，公共支出这一块，都有网络公示的。）

因为单价过高，网友就很疑惑，啥路由器要75万？

图片型号一对比，网上一搜索，立刻惊呆了老铁：

这款中标价75万的型号，在电商平台，实为市价299元的普通路由器（价差超2500倍）。

299元的成本，85万的回报，墨西哥毒贩看到了，都得跪下喊一声祖师爷。

事情被捅到了网上，上了热搜，事闹大了。

5月10日，校方终止项目并重新招标。

然后，重庆方面调查组成立，彻查85万元路由器中标事件。

9月6日，联合调查组，经过4个月调查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全链条责任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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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通报很长。

我给大家梳理一下重点。

重点就是一句话，责任主要在中标方，洪正商贸公司。

“以虚假材料骗取投标资格，洪正公司虚假承诺，恶意扰乱采购秩序”。

调查中未发现中标单位洪正公司与重庆三峡学院及其他相关方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况。

没有任何利益输送，洪正公司就是凭借着几张造假的A4纸，成功拿下85万的项目。

采购人员“失察”，评审专家“过失”，校方履责不力，市采中心管理不当。

对评审专家魏某、潘某春予以解聘，对相关责任人缺失缺位，予以训勉。

对涉事公司罚款9000元，列入黑名单，三年内禁入政府采购。

没有利益输送，那就没有贪污受贿，也就是说，整个招标流程，完全就是个“草台班子”。

两个评审专家，都认为299元的路由器，叫价到了75万，没有问题。

这真他娘的是卧龙凤雏凑到了一块去。

哪位高人从哪里找来的这么优秀的专家？

由此可见，国内各行各业，这个会，那个局，这个中心，那个分处的，“草包专家”真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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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我信了，没有贪污受贿，没有利益输送。

就是一个诈骗犯，弄点假材料，成功诓骗了所有人，专家、主任、审核员、批字的领导，都不懂“路由器的基本原理”。

没毛病。

那么就得反过来想，一个85万的标，299的成本价，就成功拿下了，那850万修学校，8500万修桥，8.5亿修景区，成本价又是多少？

这些所有被“估高”的标的项目里，一半是洪正商贸这样的诈骗公司，搭配着一群草台班子，最后成功完成了公款项目私吞。

再反之，另外剩下的一半项目里，有没有诈骗公司和草台班子联手，“利益输送”、“行贿受贿”、“共分钱款”的？

千万别说，所有的标的项目，都是一群草台班子被诈骗分子给诓骗了。

3600元买电线板插头的、120万修缮学校大门的、760万建牛郎织女雕像的、1.7亿建巨型关公雕像的、3个亿建天下第一水司楼的、1500万新修大桥不到一年，桥上的柱子被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风”全部吹倒的…

从项目立项，到完工验收，从群众监督到网友质疑，“最后的责任人”永远都是那一句话：

招标流程公开透明，程序合法合规。

都这么清白高洁，诈骗分子怎么被抓了？草台班子怎么被训勉了？评审专家怎么被解聘了？反腐专题片里领导怎么开始忏悔语录声泪俱下了？

三峡学院的85万标额，钱从哪里来？

国内的公办大学，每年都有中央财政统一拨款，属于教育经费支出。

再者，还有知名校友捐款，比如“雷总给武大捐款一个亿”。

也就是说，所有的公共招标最后的财政支出，要么是捐助资金，要么是纳税人的钱，然后上面拨款。

国帑和民脂，最后拿出来85万，就买了一个299的玩意。

真的，也就是和谐社会救了这些獐头鼠目，他们是真的生在了好时代。

但凡回到大明朝遇见朱老板，你试试？

十个脑袋都不够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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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实习生 张启扬 编辑 甘浩 校对 卢茜

按照“每打包1万块砖130元的报酬”计算，智障工人李松岭最多的一个月，搬过68万块砖。要完成这样的工作量，他需要11.33万次夹起20多斤的砖块，摆上流水线。

单调、重复，且没有报酬的劳作，日复一日。

直到今年6月初，进入湖南省临湘市艳飞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艳飞砖厂）暗访的媒体记者报警，李松岭和其他4名被工头“捡到”砖厂的智障人员，才得以被解救。

相关部门调查发现，李松岭等5人自2023年3月陆续被带到艳飞砖厂。截至案发，5人应当获得的46万余元报酬，均被工头据为己有。

带智障人员进入砖厂劳动以牟利，并非个例。今年6月份，湖南、河南、山西等地的砖厂，陆续爆出存在智障人员被带进砖厂劳动的情况。

新京报记者梳理相关法院判决文书发现，2015年至今10年间，至少有50家砖厂出现工头控制智障人员劳动的情况，被强迫劳动者近400人。他们或在街头被诱骗，或被购买，更有工头通过持械威胁的方式，强行将智障人员从一家砖厂带至另一家砖厂劳动，成为牟利的“工具”。而砖厂则因“招工难”“智障工人稳定，不影响生产”“好管理”等因素，对工头控制或打、骂智障工人的行为，视而不见。

工头和砖厂，成了共谋。

▲李松岭被接回家后，父亲用新买来的剃须刀，帮儿子刮胡子。新京报记者程亚龙摄

失踪十八年

7月21日下午，河南省睢县救助站的门前，一辆湘F牌照的警车还未停稳，74岁的谭照真便几步凑到车前，激动地往车里张望。

警车，载着她18年未见的儿子李松岭，从湖南省临湘市赶来。

47天前，李松岭和其他4名同样有智力问题的工友，在临湘市艳飞砖厂被警方解救。据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报道，5人被工头控制在砖厂从事体力劳动，每天工作12小时，全年无休。

“那活儿，他能受得了啊？”刚得知儿子的消息时，谭照真心疼没下过力的儿子，她窝了一肚子的话，想问。

警车刚停稳，没等随车护送的民警介绍，谭照真便认出了失踪18年的儿子，一把抓住儿子的手失声痛哭起来：“我嘞孩儿哎，我是恁妈妈呀！”

留着平头、满脸胡茬，高过母亲一头的李松岭，似乎已忘了眼前的老人是谁。他目光瞥向高处，举起另一只手对谭照真“摆了摆手”，便随众人走向救助站院内。抛下追问着他的家人，“不认识恁妈妈了吗？”

李松岭在家排行老二，2002年从商丘某师范类中专毕业，被分配到老家白楼乡一所小学教书。不过，因为家里拿不出8000元的“安置费”，李松岭便南下打工，之后精神异常。

谭照真已记不清儿子最后一次外出打工是哪一年了。她只记得，那年李松岭提着装有身份证、毕业证、课本和衣物的蛇皮袋外出，几个月后却衣衫褴褛地出现在家门前。“找不到工作了，一路捡东西吃，从深圳走了一个多月，走回来的。”谭照真称。

因为精神状态恶化，待在老家的李松岭，经常往外跑，“走不远。外面跑两三天，自己就回家了”。2007年中秋节前后，在院里刚剥完棒子（玉米）的李松岭，光着膀子便出门了。父亲李元青追出去，远远地看见，他一个人穿过干枯的河道，“喊了几声也不应。”

那天晚上，秋风骤起，再也没了李松岭的消息。

新闻里报道邻县车祸事故致一人死亡，老两口去看过；乡镇的村落、街头、河道、桥洞，老两口去找过；南方务工的亲戚邻居，老两口也打听过。“这么多年，想着不是饿死，也冻死在外面了。”谭照真说。

再见李松岭，父母觉得，儿子似乎变了一个人。说话听不懂、不认识家人，曾经因精神问题时常狂躁、总往外跑的他，如今坐在救助站的长椅上，安静得像个犯错的孩子。

湖南省芙蓉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李松岭交谈接触被动合作，思维贫乏，情感淡漠，记忆功能减退。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不记得自己的出生年月，不知道一年有多少个月，不清楚国家首都是哪，鸡与鸭的区别说不清楚。

李松岭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韦氏成人智力54。

“你还认识我吗？”“在那儿想不想家？”“干活累不累？”一同前来的家人抛出一连串关心的问题，试图唤起李松岭的回忆。

得不到回应的家人，又在手机上扒出电视台的报道问：“松岭，这是不是你？”画面中，李松岭戴一顶磨破了帽檐的咖色帽子，正弯着腰站在一米高的砖架上。

他所在的工棚，堆满了一摞摞红砖。

▲李松岭曾经工作的湖南省临湘市艳飞砖厂，车间内堆满了砖块。新京报记者程亚龙摄

68万块砖

电视画面中的这个工棚，是湖南临湘市艳飞砖厂的打包车间，这里距离李松岭的老家河南睢县，有700公里。

在这里，李松岭并不叫李松岭。

他被工头唤作“开友”：来自云南、没上过学，无兄弟姐妹。

从临湘市区沿017县道，北行14公里，进入聂市镇的红土村土屋组，一处建在山坡处、占地1.5万平方米的厂区，便是李松岭被解救的砖厂。公开资料显示，艳飞砖厂成立于2021年，法定代表人是刘艳飞，预计年产量1.2亿块砖。

8月10日，新京报记者探访发现，这座砖厂两面靠山，未设大门，只有临路一侧建有10余米的半封闭围墙，可随意进出。院内靠山体搭建的上千平方的工棚下，摆放着一摞摞出窑后还未打包的红砖。

沿着工棚进入厂区内部，6名工人并排站在离地不到1米高的砖架上，手持砖夹将砖块放上长8米、宽约0.5米的传送带。传送带尽头的机械手，自动将砖块叠放、打包，“一层54块砖，叠13层，打包成一墩”。

一位码砖的工人告诉记者，砖夹是固定只能夹5块砖，左手再拿一块，这样3次，18块砖，放在传送带上正好是一列，方便机械手抓取打包。

记者尝试使用砖夹单手提砖，感觉稍有吃力，“5块砖大概20斤重。”有工人称。

夹起20斤砖块，摆在传送带上。在今年6月份之前，这种单调、重复的动作，李松岭几乎每天都在进行。

临湘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依据调查做出的工资表显示，最多的一个月，李松岭搬砖68万块，平均每天21935块。按照每次搬6块砖计算，他需要每天重复“夹砖、弯腰、放砖”的动作3655次。

被解救47天后，砖夹在李松岭右手指肚上磨出的两排老茧，仍清晰可见。

李松岭是怎么到的湖南？是不是还在其他砖厂干过？工头有没有对他打骂、控制？如果没有，他为啥不跑？

接回李松岭后，家人有好多疑问，但从李松岭这儿得不到答案。

▲8月10日，艳飞砖厂打包线上，几名工人正在将砖块放在打包流水线上，由末端的机械手将砖块打包成捆。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摄

“捡来的”

护送李松岭回家的临湘民警介绍，李松岭是2023年3月，被工头带到艳飞砖厂劳动的。

新京报记者从多方信源证实，与李松岭一同在艳飞砖厂被解救的，还有“富贵”“水牛”“李太星”和“李金太”等4名智障人员。他们分别被3名工头带进砖厂工作。

事发后，这3名工头与艳飞砖厂法定代表人刘艳飞，因“涉嫌强迫劳动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不过，据记者了解，李松岭最早干活的砖厂，是岳阳市如斯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斯砖厂）。

公开资料显示，如斯砖厂位于临湘市羊楼司镇如斯村吴家组，2019年成立，注册资金2000万元，2021年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艳飞。

工头付某发的妻子吕女士称，2023年年后，她跟着丈夫，从云南彝良老家到了如斯砖厂，那时候厂区空地上堆放的砖，都长出了“青苔”，像停工很久了。大概2月底，砖厂“点火”烧窑，他们也开始正式干活，“也是打包砖”。

2023年3月份，付某发从外面相继带回了“开友”和广东籍的“富贵”两人。“据他说，是在临湘看到他们在街头流浪，便把他们带到了砖厂”。吕女士称，直到2023年10月，艳飞砖厂投产运营，他们才到了艳飞砖厂。

在“开友”和“富贵”被带至如斯砖厂的第二个月，付某发的同乡付某学，将“水牛”带到砖厂。2024年12月、2025年2月，工头李某学将“李太星”“李金进”带至艳飞砖厂。

▲临湘市羊楼司镇的如斯砖厂。2023年3月份，李松岭被工头带到该砖厂劳动，后转至艳飞砖厂。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摄

有知情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付某学、李某学两人，也自称是在路边“捡”到的“水牛”三人。

8月11日，新京报记者在临湘市救助站见到了籍贯广西龙胜的“李太星”。据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从砖厂解救的5人中，只有“李太星”的智力接近常人，他可以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姓名、民族、出生年月、家庭住址。

44岁的“李太星”告诉新京报记者，他本名叫粟某辉，因为工头说“大家都不用真名”，他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

粟某辉称，他2003年从老家外出务工，大概2012年在岳阳市街头流浪时，偶遇李某学。当时李某学说可以送他回家，他便坐上了李某学的车。之后，他被李某学带着，十余年间到过河南、山东等地的多家砖厂搬砖。

吕女士觉得，带“开友”“富贵”到砖厂工作，其实也帮了他们。“管他们吃、住、穿，还有饮料、啤酒喝，给他们买烟抽，偶尔还会给点零钱。”吕女士数说着对他们的好，但就是没提及丈夫私吞了他们所有的工钱。

95492元工资

李松岭的这笔工钱，有95492元。

在睢县救助站，临湘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向李松岭的家属转交了2000元的慰问金和95492元的工资。

这是李松岭在砖厂27个月的劳动所得。

临湘市人社局出具的李松岭的工资核算表显示，2023年3月至2025年6月4日，李松岭每个月的工资，从1335元到8840元不等，共计为130592元。

临湘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人社局下属机构）负责人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称，他们依据公安的调查、砖厂支付给包工头工资以及打包工人的考勤表，分别核算出了5名被解救人员应得的工资，并扣除了他们的生活费。

李松岭每月1300元的生活费，27个月共计扣除35100元。“生活费是按照工头的口供、消费记录等信息整体评估的，5个人因为日常开销不同，扣除的生活费也不一样。”该负责人称。

▲临湘市人社局出具的李松岭工资核算表。新京报记者程亚龙摄

新京报记者从多个信源确认，截至案发，三名工头靠李松岭等5名智障人员，共计从砖厂获利46万余元。刨除临湘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计算出的5人正常开销，仍有35.8万元。

若非媒体报道和政府部门的介入，5名智障人员靠搬砖赚来的辛苦钱，或许永远也拿不到。

8月10日，一位临时管理艳飞砖厂的股东王先生告诉记者，2022年12月份，刘艳飞与工头付某发签订“外包协议”。协议约定，付某发承包砖厂生产砖块的打包工作，每打包1万块砖，工钱为130元，“砖厂还另外补贴10元的带班费，给付某发”。

王先生称，砖厂每个月都会按期根据打包量，将工钱全部结算给付某发，从未拖欠。付某发招来的打包工人的工资，由他根据工人上工的情况，自行发放。

案发前，包括付某发和其妻子吕女士在内，在艳飞砖厂内搬砖的工人共计17人。新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付某发统计的“2025年5月份工人出勤表”显示，当月，5名智障人员只有“富贵”休息了两天。而工头付某发，31天只在有工人缺勤时，上工3天。

吕女士称，他们16人每8人分为一班，12小时换一次班。工人共同上下班，根据打包砖量算出的工资，也由8人平分。

只不过，5名智障工人的那份工资，被工头直接克扣了。

“谁带来的人，钱就由谁领。”吕女士称，“水牛”是付某学找来的，他的工资会直接发给付某学。至于最终有没有给“水牛”，他们不知道，也不会问。

6月份，临湘警方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介入这起案件后，艳飞砖厂重新支付了5名智障工人的工资。“我们挺亏的，其实工钱都已经按打包量付过一次。”股东王先生称，砖厂的问题就在于没有核实付某发招来的这些人的身份，“如果当时要求他提供身份证，或许不会有现在的问题”。

▲2025年5月份艳飞砖厂打包工人出勤表显示，李松岭连续出勤31天。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摄

砖厂与工头

带着智障人员搬砖，工头获利颇丰。

2020年，临湘市公安局侦破的一起强迫劳动案中，就涉及如斯砖厂：云南宣威籍的工头高某宽，带领14名智障人员在如斯砖厂装、卸砖块，3年获利125万余元。

暴利之下，一起起类似的案件，在多地发生。

新京报记者梳理2015年至2025年的45份判决书发现，有50家砖厂曾出现工头控制智障人员或精神病人搬砖牟利的情况，被强迫劳动者近400人。

他们或在街头被诱骗、强行拉走，或被工头花钱购买，更有工头通过持械威胁的方式，将智障人员从砖厂强行带走，跨省转运至别的砖厂，为自己牟利。

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就曾发生一起持械抢智障工人的案例。

2017年，浦某彦得知马龙区一家砖厂内有6名智障工人，便与陈某等人，凌晨4时蒙面持械进入砖厂，强行将砖厂内的3名智障工人带离。之后，驾车将工人带到贵州省从江县某砖厂进行劳动。

而在另一起案件中，周某和张某在2022年，以8万元的价格，从湖北“购买”8名智力低下的人员，先后带到山东、河南等砖窑厂从事体力劳动，并通过辱骂和殴打等方式，强迫他们劳动。

还有不少智障人员，是工头以香烟、零食等手段诱骗而来。其中涉及人数较多的杜某鹏案，用这些手段在云南省昆明市及周边区县，诱骗了19名智障人员进入砖厂工作。

“带智障人员到砖厂干活，听说过，也见过。”8月20日，河南豫东地区一位砖厂负责人告诉记者，装、卸砖块的工作，比较脏、累，本地人很少做，人员流动也比较大。很多砖厂为了省事儿，都把这块工作外包了。认为外包出去后，工头招聘、使用什么样的人，跟砖厂没有关系。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艳飞砖厂股东王先生也承认，因为将流水线外包的缘故，他们并未要求付某发提供工人的身份证，未尽到核查的责任。

▲艳飞砖厂的工人在流水线上工作。新京报记者程亚龙摄

位于汝州市的河南省德源伟业科技有限公司（德源伟业砖厂）相关负责人称，码砖装车的工人流动性比较大，人也比较杂。他们只与对接的工头核算工资，至于工头带了几个人干活，这些人是什么人，砖厂并未留意。今年6月份，德源伟业砖厂被爆有工头控制3名智障人员从事重体力劳动。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薛长礼认为，“外包”模式并不能成为砖厂负责人免除刑事责任的“防火墙”。砖厂负责人“明知”或“应知”工头存在使用暴力、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他人劳动，不但不制止，反而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或默许的，也构成强迫劳动罪的共犯。

多起相关判决书显示，在使用智障工人的案件中，一些砖厂负责人不仅知情，还存在协助工头在相关部门检查中隐匿智障工人的情况。

2017年，云南大理市法院做出的一份判决显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清查砖厂非法用工时，某砖厂负责人多次将消息告知工头，并让其转移藏匿智障人员，清查结束后再通知其带人返回，继续使用智障人员，强迫其劳动。

有砖厂负责人表示，因为砖厂生产不正常，不好招工。而工头带领的智障人员好管理，且随时都可以上工，便默许此类情况发生。

艳飞砖厂有没有类似情况，记者未能向公安机关证实。但在大象新闻的报道中，卧底记者和志愿者报警20分钟后，一名工头驾驶面包车离开砖厂，警方拦停面包车发现，李松岭、“水牛”等5名智障人员全在面包车内。

对于“记者报警后，工头带领智障人员外出”的情况。付某发的妻子吕女士称，他们并非接到了谁的通知转移智障人员，“只是当天风机坏了，带他们出去兜风。”

被困在砖厂

艳飞砖厂，并不具备控制或拘禁智障工人的条件。厂区没有大门，院内的宿舍楼也24小时开放。

智力水平高于其他4名智障人员的粟某辉，在被记者问及“为何不跑”时，只是低着头简短地回答：“没钱。”

曾有记者询问被解救后的“水牛”，“不用干苦力了，送你回家好不好？”表情呆滞、始终低着头的“水牛”开心得像个孩子。9月4日，临湘市救助站发布“寻亲信息”称，公安部门通过司法鉴定、人脸比对、DNA比对，均未能查询到“水牛”户籍信息。

▲从“开友”居住的宿舍楼上俯瞰临湘市艳飞砖厂，院内堆放着大量打包好暂未售出的红砖。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摄

他们显然不具备“主动离开”的能力。有判决书称，工头正是利用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智障人员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无自我保护能力的弱势地位，非法获取被害人劳动所得。

对于艳飞砖厂内5名智障人员长时间被迫劳动而未被发现的问题，临湘市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临湘市有5000多家企业，从业者约有10万人，每年的投诉有1000多起，立案的有200多起，但劳动监察室只有6个人。

“再加上此前未接到过关于艳飞砖厂的投诉，如果日常排查到砖厂，也不一定就能发现存在强迫智障人员劳动的情况。”该工作人员称。

对此，薛长礼教授认为，多地出现智障人员被带到砖厂劳动，长时间未能被发现，说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末梢短板和强迫劳动系统性的监管失灵。

薛长礼称，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需要采取法律、监管、技术和社会治理的综合治理模式。既要强化法律适用与惩戒，加大刑罚力度，尤其是对“幕后”雇主的刑事责任，做出明确规定，对犯罪链条的需求端作出惩戒。同时劳动监察、残联、民政、公安的监督触角也需深入基层，打通壁垒，建立常态化的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机制，并设立便捷的强迫劳动举报渠道。

在李松岭被接回家两天后，家人将他送进了当地的一家精神病医院治疗。谭照真称，在与家人相处中，李松岭逐渐回忆起了18年前的事，他能说出哥哥、嫂子以及大侄子的名字，对家人也产生了依赖，“出门去哪，他都跟在我们后面。”

如今，家人每周到医院探望一次李松岭。

“先治疗半年，等他的精神状态好转，再把他接回家。”李松岭的家属告诉记者，目前，家人已为李松岭办理了残疾证，并向当地民政部门提交了申请“五保户”的资料，“审批通过后，每个月都能领到国家补贴”。

值班编辑 古丽

前两天张雪峰的一段视频挺火。视频中，这位号称“研途考研VIP名师，微博知名教育博主”的张雪峰当众官宣“枪声打响那一天”，将个人捐款至少5000万元，公司整体捐款不低于1亿元。他同时补充到“公司账上永远备有这笔钱”。当时有朋友发给我这段视频的时候，我也没太当回事。毕竟痴人多妄语。这年头喜欢喊打喊杀的人多如牛毛，也不缺他一个张雪峰。但随后他的另外一则视频则让人实在难以接受。在视频中，张雪峰在一阵狂笑后摇头晃脑的说：“那个视频被发到外网上去了，我们本地W信办的领导跟我说，你查一查他妈谁发的，太他妈坏了！爱咋咋地，爱咋咋地，老子不移民。你爱怎样怎样，我不在乎。我怕、我怕我就不会说，说了我就一定会做。我说了我就不怕这个事儿对我有影响。妈的，我们公司已经准备好为台湾的同学们做升学规划了。我们已经提前了解台湾的学校了啊……”后面巴拉巴拉的就不再重复，朋友们可以先看相关视频。

我不知道朋友们看过这段视频后有何感想。我只觉得，这哪里还是什么为学生指明“成功人生路”的考研VIP名师，分明就是一个大金链子鸡腿裤夹着小包满嘴炉灰渣子的流氓！恍然间此君又与吴京那段著名的“不爱看别看”的视频发生影像重叠。而张雪峰的表演与成名爱国表演艺术家吴京相比，就显得粗糙多了。视频中一口一句：妈的、老子，俨然把“小人得志”四个字清晰地写在脸上。说实话我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人。但仅从这几句话，就可以大致看出张雪峰的成色。首先是狡猾。他先抬出所谓的“我们本地W信办的领导”。然后借所谓“领导”的嘴说传播视频的人“坏”。其中的威胁味道隔着屏幕都能闻得出来。话说你凭什么要“查一查”人家？！难不成，W信办是你家开的不成？这就像是街头混混打架，一方心虚了就开始讲“谁谁谁你认识不？那是我大哥”。但问题是，你一个张雪峰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互联网时代，既然话都从你嘴里说出来了，别人帮你传播一下不是正合你意么！

说到这里，我倒是想提醒一下张雪峰所在的当地政府。这年头能够随时拿出来5000万捐款的人并不多，怎么就忽略了这么一个宝藏级的慈善家？务必要为张雪峰创造出更好的捐款环境，咱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落下一个“捐5000万还得预设前提条件”的骂名不是？别让网友指着脊梁骨说他既要收割爱国流量，又不想真正动到个人利益，这有点不符合爱国人设啊！总之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说什么也不能寒了张雪峰这颗火热的心。

要说的第二点是在他这段话里看不到半点人性。张雪峰所说的“我怕、我怕我就不会说，说了我就一定会做。我说了我就不怕这个事儿对我有影响”应该指的是此前讲的“枪声打响那一天”，将个人捐款至少5000万元。我们审视当今世界，虽然战乱频发但主流依然是和平。我们国家也一直都在宣传祖国的和平统一。貌似只有X头李毅之流才会说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虎狼之词。如果仅仅是李毅那类不学无术的下流牲口也就算了，张雪峰可是“名师”头衔加身的教育大V。对自己的同胞非但毫无血浓于水的情感，反而公然与国家声音唱反调，是何道理？且事后不但毫无悔意，还言之凿凿的自称“不怕这么说”。可见在他的字典里，人性、生命这些字眼是早早就被抠掉的。后面为朋友们呈现的例子也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第三是可以看到这个人满嘴谎言。张雪峰说“我们公司已经准备好为台湾的同学们做升学规划了。我们已经提前了解台湾的学校了”。我觉得只要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觉得不可能。难道升学规划不应该结合当年的政策来做吗？除非张雪峰能掐会算，或者准确的握有一张台湾统一时刻表。否则拿什么去给台湾的同学们做升学规划？拿张雪峰的嘴炮吗？而这些话在仅仅几秒钟后又被他自己当场推翻，变成了“到时候马上作准备”。就这样一个耍小聪明、满口谎言、缺乏人性的人，竟然堂而皇之的以“名师”自居。足见这世上的名师竟如此不值钱了！如果以后谁要管我叫“名师”，我一定指着他的名字骂回去：你才是名师，你们一家子都是VIP名师！

看到有网友评论说，张雪峰可能是因为最近生意走下坡路，所以开始换爱国赛道了。殊不知，张“名师”早在这条赛道上耕耘多年。下面的内容都来自于张雪峰个人微博以及下面的评论。我希望他第一不要删微博，第二是能把“我怕、我怕我就不会说，我说了我就不怕这个事儿对我有影响”的风格坚持到底。

无论如何包装，人的性格是不会变的。从这两段张雪峰当年的微博里可以看出些许端倪。动辄就是“投放氢弹，来个海啸地震”。这些言辞背后，是赤裸裸的反智和对生命的漠视。让我们看一下张雪峰的粉丝在2023年的留言。这些毫无人性的留言能说明什么，张雪峰的言论起到了什么作用，不必过多解释。

别的不说，仅凭张雪峰这句“日本永远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要学好日语，将来好统治他们”就足以和那位在日本随地大小便的“铁头”划等号。只不过有些流氓把尿撒在地上，有些则撒在粉丝的脑袋里。一个真正有知识、有内涵、有头脑的人会用理性思考反思历史，而不是像张雪峰这样公然散播反智。不过问题又来了。既然是要统治日本，不是应该让日本人学中文吗？为什么还得要学好日语呢？逻辑明显不对啊！莫非那时候某位“名师”正忙于推广日语课程，急于绑定爱国营销？粗糙，真的是太粗糙了！看来“名师”这些年没大长进啊！话说回来，如果张雪峰真的那么反对侵略，为何不见他为海参威、黑瞎子岛、库页岛、唐努乌梁海发一句声？难道那里不曾是中国的领土？那里不曾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屠sha？如果谈到收复这些地方，不知“名师”打算捐多少？

其实从今年各高校的招生情况就可以看出，随着应届毕业生的逐年递减，高校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招生不足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张雪峰们的路子也会越走越窄。虽然还有168元的高考预测卷可卖，还有售价9999元的6天5晚研学营可以收割，还有考研考公的“小灶”，但秋天的第一片树叶早已经落下。身为行业一杆大旗的张雪峰一定会被自己这条赛道卷起来。这时候利用热度转战爱国营销也并不奇怪。但关键问题是，爱国营销这碗饭如今也不那么好吃了。“名师”总会有下课的那一天！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新闻，曾经的带货网红头部大咖“辛巴”在企图潜往美国的途中受阻，目前滞留香港。这位当年也曾把爱国流量玩到天昏地暗还号称绝不移民的大网红。有这样的结果一点不出人意外。正所谓“天狂有雨、人狂有祸”。而同样宣称“我不移民”的张雪峰还在一会儿“老子”如何如何、一会儿“妈的”怎样怎样的复刻着低版本爱国表演，迟早也会迎来他的专属铁拳。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张雪峰的爆红反映出的是中国教育的丛林化正在加剧。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里有一个著名的“剧场效应”。意思是说在一个剧场里，大家原本都踏踏实实坐着看表演。这时候如果前排有人为了看得更清楚站起来，后排的人也不得不跟着站起来。最后结果是：所有人都得站着看表演。观看效果并没有改善，反而把自己搞得更累。同样的道理在如今的教育领域体现的淋漓尽致。从个体层面来说，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带来成绩的提升和所谓“避坑”。但整体层面上讲是分数线的水涨船高，成本提高、优势反而降低，学生、家长以及老师纷纷陷入“耗竭性竞争”。社会层面上看，资源投入巨大，却没有创造额外教育价值。能赚得盆满钵满的，恰是张雪峰这种天生表达自带煽动性的网红。他们只不过是恰好摸对了赛道，碰到了刚需市场罢了。其赌定的不外乎是家长们在这样的环境和市场中很难说“不”。且越是压力上升，越是没有人敢先停手。其实连张雪峰自己本人也承认，他这一套在美国根本就吃不开。说白了就是专门为国人量身定制。

表面来看，中国的教育体现出显著的“剧场效应”是因为家长们都想竭尽全力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本质其实是社会就业环境的恶化。真正好的岗位总是会留给“基因更优良、更有准备”的孩子们。然后让剩下的千军万马陷入惨烈的相互吞噬。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机会踏上协和“4+4”直通车成为董小姐。于是剩下的一小部分在刷掉对手、卷死同类后，变成精于算计、擅长寻找政策漏洞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而更多的人在献祭了青春和梦想后成为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所以说，之所以会有张雪峰们大显身手的机会，真正的原因是就业资源倒逼教育。而信息的不透明和资源分配不公又在加剧这一现象。

今天的文章就写到这里。虽然我并不从事教育，但始终在关注中国的教育。教育，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成绩、学历。教育本身是一种“塑造人”的过程。带给人包括认知、情感、价值观、创造力、社会责任感等全方面的发展。教育，需要的是能照亮灵魂的灯火，而不是那种满嘴跑火车、散播反智的所谓“名师”。最后要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在教你如何争取自由，而有的人则是教你如何当好奴隶。不断为你加高牢笼，然后告诉你做不到是因为还不够努力。对于后者，可以送他们四个字“趁早滚蛋”！

武大开学典礼整了一批白椅子，在白椅背上，特意贴上了红圈圈，瞬间炸了锅。

图书馆的前事本就尚未了结，裤兜还没擦干净，不小心在抗战胜利的大好日子里，再来这么一轮视觉冲击，踩中了公众敏感神经。武大这轮实在想唾面自干都不容易。

不过武大吸取教训，这次倒是回应得很快。回复大意是，事发时间为研究生开学典礼，为了引导师生就坐，在部分白色座椅和蓝色座椅靠背上用红色、黄色等不同颜色和圆形、五角星形等不同形状的标签进行了分类标识，其中部分白色座椅靠背所贴红色圆形标签引发误读。

现场确实这么排布，解释整体还算合乎情理。不管有理没理，武大本就终究是为挑逗敏感神经致了歉。在大背景下，也不怪公众神经过于敏感。

按理说，9月5日武大就这事儿道了歉，到这就应该了了。

可大河报不甘心。致歉2天后，9月7日中午，它突然发布檄文，三问武汉大学座椅标签事件”，剑指武大没有守住民族大义。

大河报的灵魂三问是这样的：

一、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活动刚刚结束，武汉大学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工作疏忽？

二、既然标签有不同的颜色和形状，为什么一定要在长方形的白色椅子靠背上贴圆形的红色标签？

三、座椅标签争议是没注意细节问题，还是没守住民族大义？

这三板斧发文，你很难说是毫无道理，但又有一种活脱脱一副“我抓着大问题了”的亢奋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它代替相关部门发现了什么惊天秘密。

这几个问题是阴狠的。它先入为主，不管对方已经回复说清了事由，直接关联上了“抗战胜利纪念日”刚结束后这一特定时间节点，把小工作失误进一步升格成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

第二个问题，阴狠点在问题里“一定”这两个字上。武大确实贴上了圆形红标签，但它从来没有“一定”要这么贴的意思。而这句发问，把“一定”这顶主观动机的帽子，偷偷藏在了贴圆形标签这件客观事实的罅隙里面，夹带私货，生怕武大不被一锤砸到地板上去。

第三个问题就更夸张了，它抛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二选一选择题。这种带有恐怖主义的问话逻辑，似乎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从来就没少听过，令人记忆犹新。

很难想象，这是一份曾经声名遐迩的都市大报，经过三审三校能发出来的评论。

姑且不论长方形的卫生巾沾了血，还是一大片红点。本身是可大可小的工作失误，口诛笔伐也就够了，人家也表示了歉意。经过它们一番“上纲上线”的操作，一下把一所985大学打成了民族罪人，精日间谍。

媒体的职责本应该是客观报道、理性引导。可大河报在这件事上，既没有去深入采访武大工作人员，了解事情和武大的回复是否有明确出入；也没有采访在场同学，了解同学在现场对这件事的观感和态度。它反其道而行，一上来就带着预设的批判立场，把小事放大，把失误扭曲。

很难说，这是在维护公平正义，还是在消费公众的爱国情感，把严肃的 “民族大义”变成自己博眼球的筹码。

这份吹毛求疵的劲头，要是用在监督真正的社会问题上，也不至于现在让人觉得它在“没事找事”。

受大河报这篇评论启发，我也有三个问题想问问大河报：

一、大河报的“大河”，为何与大和民族的“大和”同音？背后有什么深意？

二、你们这红底白字的LOGO，为什么这么像一个“日”字？既然图形有各种各样的组合，你们是不是别有用心？

三、你们是彻底忘记了侵华战争里的国仇家恨，还是想潜移默化地美化小鬼子的罪恶行径？

这次，轮到你们回答了。

做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各位好，今天周日，照例和大家谈谈心——我觉得每星期的这篇谈心文，成了支持我持续写下去的最强动力，要不然谁愿意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已经几乎凉透的时代拼命的硬写呢？还每篇都写的这么长。

昨天和一个同辈朋友聊天，他的公众号刚刚没了，我觉得都是朋友，还是去慰问一下好——虽然其实没什么用。结果让我听吃惊，我说节哀顺变之后，他老半天才反应过来我说的是公众号。反应过来后他说：嗨，我早不在乎那个了，反正我现在也不指着那个挣钱了。

的确，那位朋友是这几年我们的前同行中转型比较成功的，收入方式早已转移，公众号也是十天半个月才写一篇，早已比较佛系了，虽然这样说似乎让他的没号更显得不可理解。但的确，这事儿已经对他打击不大了。

我为朋友感到庆幸之余，却不由的感到这个感觉似曾相识，想了许久才想起这个感觉以前确实经历过。

十年或者更久以前，彼时我刚刚毕业进入一家报社工作，当时正赶上传统媒体，尤其是调查新闻的退潮期，每年都有大量优秀的记者前辈离职，利用从业多年积累的资金和人脉做些别的生意，彼时经济也确实还处于活跃期，虽然创业这个事情九死一生，但偶尔确实是还有成功的，有些前辈同事偶然回来，请我们这些有过一两年共事回忆的小同事们吃饭，席间无非就传达两个意思：

一则就是李商隐的那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他们很多人依然怀念那段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岁月，并认为舆论监督是有价值的，干这行太苦、太难、更关键的是还逐渐被污名化，不被公众所理解，甚至有些即便被他们帮过的人也转面忘恩，骂他们是“公知”“x记者”，这样的背刺遭遇多了，很多前辈自己都患上抑郁症了。质疑人性到底值不值得救赎。

于是就有了第二个意思，劝我们这些年轻、还跑得动的后辈赶紧转行——大好青春年华，干点什么别的不好——有你这努力和聪明劲儿，跟我干早发了。

这些话，我当时听是听，感谢是感谢，但心底里多少还有点质疑甚至腹诽，有一次甚至当面说了出来——新闻监督、舆论共识、共筑共识的底线，这些工作总得有人去鼓与呼吧。所以这行当的价值是长存的，总得有人坚守。

前辈倒是没有以一种“好心当成驴肝肺”“良言难劝饿死鬼”的表情看我，只是多年后想来，我多少有点觉得惭愧——我说的那个东西只是应然，而前辈聊的那个东西是实然，你看现如今的公众号、自媒体退潮，面对朋友的“公众号早该死了，平台自己都放弃了，你还写个啥”的说法，我就再也鼓不起勇气去用“社会需要公众号，读者总要读一些东西”之类的说辞去辩解。

因为他说的就是实然，公众号确实已经退潮了，离凉掉不远了。你现在点开公众号网页，除了头两三条有限的关注推送之外，后面全都是算法、或者平台有意推送给你的文章，大部分垃圾到不值一读——公众号在头条化，头条化到我这个曾经的读者、如今的从业者都不忍卒读了。这有什么疑问么？

更令人心寒的，还是大量劣质受众的存在与搅扰。

昨天我发了篇《一场万众期盼的革命，为何最终血流满地》的文章，对一个留言难得的回骂。

我是第一次注意到这个留言者，这个人关注我多年了，还不时看我的文章，当然一次都没有赞赏甚至哪怕点赞过，但是可能是某种莫名的神秘力量一只支撑着他坚持在看。偶尔留两句阴阳怪气的留言：

昨天那篇文字大概他实在是没有任何刺可挑了，就说了这么一句：

如您所见，我以一句“滚”回之，并果断拉黑。

说我直言，这样教育和心智程度较低还一看就很油腻的大叔，更兼恶语戾气与自我感觉良好不知从何而来，着实不配看我的文章。

是的，是有很多好心的支持者一直在劝我，说小西你别理这些垃圾，他们不配你浪费笔墨，你写文给我们这些懂你的人看。

但是我想说，我知道这些朋友劝的有理，可是你遭遇这样的中伤的时候，你还是很难缓过气来，就像前辈回忆曾经被他调查报道维护的受众反咬他一口一样——比这种人邪恶更让你害怕的是他的愚蠢，比他的愚蠢更让人心寒的是他的冷漠。鲁迅所谓看客、所谓吃人，无非就是如此，“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都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成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成了滑稽戏。北京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羊剥，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益处也不过如此。”

诚然，无非是这样罢了。

社会是需要舆论监督，或者至少写作者来共筑共识的底线的，正如人的机体需要维生素。但一个充满冷漠看客的社会不配拥有好的写作者。我懂得若干年前前辈看我的那种眼神了——笑我天真，你还是不懂这个社会。

那么真的抛下写作，抛下道义的担当，去做一点生意么？于十年前，也许还是一条可走的路，于今怕是也晚了——就不说十多年前投笔从商的前辈如今的生意是否还如当年那般兴隆。就说我自己，如今在写作之余，和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微商小店，接不到别的广告时，就在公众号次条上发发广告，做做微商挣点钱。但刚好也是在昨天，朋友和我抱怨这微商真的越来越难干了——有极个别客户各种刁难，产品不满他的意，退货还不算，还要赔路费，赔路费还不算，还要直接把路费打给他，要直接打给他还不算，还不提供微信和支付宝二维码，说是“怕泄露个人信息”，朋友很崩溃，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让我们怎么办？客户大言不惭：

“怎么办那是你们的事！”，反正不满他的意他就去举报。

朋友说，这样的人，以前几个月才碰见一个，现在一个月能碰见几个。不知是不是压力越来越大、戾气越来越重，都跑我们这个小买卖的地方来当沙袋泻火来了。

我听了也很气愤，说明天我把这事儿写写吧。朋友直说别别，怕影响我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我听了都笑死了，我在读者当中能算有什么形象呢？“闲来写副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一个卖文为生的码字者罢了。

闻言我倒是产生了另外一种警惕——前辈十年前曾经说过的那些背刺他的受助者，他们为什么一有压力和利益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背刺呢？你真追问起来，他们会说——俺是升斗小民，您是大报记者，比俺顶得住，您替俺受点委屈就受点委屈吧，您大人不记小人过。

你看，畏葸与背叛就这么被精致的包裹在了弱者对强者的推崇和仰望中，而受了这种委屈的又何止我们这些前记者？那些被其尽力维护的当事人反咬一口的律师，那些拼尽力气救下孕妇一条命，却因为“再生不了男娃”被夫家乃至孕妇本人造谣网暴最终逼着走向绝路的医生。他们的都是此道中的受害者。

写作者、老师、律师和医生，这些人群在传统认知中属于知识分子群体，在过去又被认为是“吃公粮”的上层人，而他们恰恰又没有让平民畏惧的那种强制力。于是在中国民间形成了一种残忍、可怕的观念，觉得我普通人一个，怎么中伤、背叛这些人都可以。这本质上是一种欺软怕硬，但却包裹上了一种“你是知识分子，你让我应该”的理直气壮。而我本不想说也不愿说的是——恰恰是民间普遍存在的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冷感，造就了很多人值得的那些苦难。

在一个真正文明、现代的社会，保卫和养活这些知识分子群体的，本来恰恰是民众——富裕、勇敢、有充分自觉力的民众。

今天的日语中，只管五种人叫“先生”——政治家、医生、律师、老师、文化人。政治家谋求公共福祉；律师保护课题利益，医生看护身体健康，老师塑造学生的德行教养，文化人守卫社会的良心。

但在一个社会没有形成对这些知识分子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之前，除了政治家以外，后四种人其实都是最弱势的存在，因为他们手中没有强制力，可以被任何仇恨和冷漠他们的人随意伤害。

而这样的社会是看不到希望的，因为在最精致利己的教化下，人们只懂得在绝对现实烂泥里翻腾打滚。

而我，既想继续做我的这份职业又要生存下去、写下去，我所能给自己找到的道路，就是不装——经常有人嘲笑我前一篇文章还在大谈苏格拉底、柏拉图，第二篇文章就写个软文，或者评论个时事，偶尔还卖卖惨，好像很不符合他心目中高大的知识分子形象。但我说，怎么了？前者是我的理想，后者是我的实况，我就是要这样生存下去，爱看者来，不爱看的滚，就这么简单。

而今，从毕业后码字为生，到几年前辞职写号，再到如今的公众号渐凉，我码字十年多了，我终于在理想与现实的莽莽深丛中辟出了一条自己羊肠小路，要有梦想、要为了梦想不放弃写作，但也要现实、要为了现实挣取衣食、自我保护。这条中道，未走尽之事，我当继续前行，请您助我。

我是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重新在西塞罗上写，快三个月了，三个月前，第一篇文章，我曾经以鲁迅先生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向大家问候——“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前几天，我读一本书，才突然觉得鲁迅这话可能是他留学期间受了一位波斯诗人鲁米的启发：

你要做那灯，那火，那蜡烛，你不要只在黑暗里等待。

这话点燃了我。

我把这波斯的诗文送给您，也以自勉，让我们一起做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尽量久一点，再久一点，去发自己能发的光。

并期盼这微光，将彼此照亮。

我不会主动停笔，也感谢您继续看。

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邓郁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王梦源 欧阳思帆

责任编辑｜陈雅峰

2025年8月1日，因三起医疗纠纷遭遇7个月网暴，河南省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邵晓蓓留下“为我正名”的遗言，自杀离世。

据邵医生丈夫向媒体透露，三起纠纷的患者家属在互联网平台上通过互推作品吸引网络水军，散布谣言攻击邵医生，邵医生本人的社交账号及医院官方账号的评论区也充斥着大量谩骂诋毁。目前，当地启动的事件联合调查组还未公布调查结果。在谴责网络暴力的同时，这一悲剧将产科医护人员的工作与生存困境推到世人面前，而这并非孤例。

2024年，时任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曾在微博发表有关产科困局的长文，疾呼“救救产科”。因为生活和育儿成本上升、社会结构转型、女性对自我价值的重视等因素，近年来，我国医院的分娩量持续下降。然而新生儿数量的下降，并未给产科医生和护士带来工作量的明显下降及自身职业满意度的上升。各方调查结果显示，在医院众多科室中，产科的工作压力、医疗纠纷数量、离职人数都排在前列，而收入福利、职业吸引力却逐年走低。

在过去几十年里，“迎接新生命”、受人尊重的美好光环曾经照耀着产科工作者，成为他们积极工作的动力。在执业环境不理想的当下，这样的光环还在吗？如何理性看待医疗纠纷、促成医患问题的解决？《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相关领域的执业律师与学者，及产科医生和孕产妇。虽然医生们对于职业规划和生活方式追求不一，但受访者普遍认为：在医疗系统从未停止制度性改革的今天，产科需要适应新的就医需求和发展趋势。医患双方在各自维权时既要恪守理性，也要互相理解和倾听彼此。“医疗诊治和孕育新生，说到底也是情感的流动，需要用心对待。”

忙，急，险

“一个理想的产科医生应该是怎样的？”

面对我抛出的这个问题，刘楠沉默了几秒。“我没有想象过。我不知道理想的医生是怎么样的。但我知道，现在离职需要付出很大的沉没成本。”

2025年7月初的某天中午，从产科急诊室里出来的刘楠突然感到：自己扛不住了，也不想再扛。“如果继续从事这个职业，未来会有无数个这样的时刻。”当天晚上，她给科主任发了离职申请。

刘楠本科临床医学，硕士期间妇产科方向。在研究生轮转期间，她意识到了自己对这份工作的抗拒。“为什么年轻医生普遍觉得累？因为问病史、写病历、开化验单检查单和医嘱，和上级医生一起做手术，日常医患沟通，都是由住院医师来完成的，每天像被抽打的陀螺一般停不下来。”

“这几年分娩量不是下降很多了吗，产科工作量还很大吗？”我们问起受访的医生和产妇们。

“省市级妇幼医院，还有那些名声在外的综合三甲医院基本上还是爆满。”尚在孕中期的游欣在中南某市的省妇幼建档，产检则在一家全国有名的三甲医院做。“挂这家的普通产科黄牛号基本两三千块一个，专家号要四五千。每天都有产妇拿露营的小凳子、小马扎排队。我们中午在医院吃饭，但总是没有凳子坐，因为人多，地方显得实在太紧凑了。”

对医生护士而言，“临战”是产科夜班的常态：通常四五天轮一个（或两个）夜班，理论上夜班从下午5点上到次日早上8点，但处理病例、查房、开会加写病历，下夜班常常要延迟到中午甚至更晚。即便碰上没有手术或紧急情况的“平安夜”，也少有喘息，更不用说胎儿窘迫、产后大出血等紧急情况带给所有医生的心理压力。

周口邵医生被网暴的医疗纠纷之一源自产妇生产时羊水栓塞。羊水栓塞的发生率为10万分之1.8到7.7，属于极为罕见又凶险的并发症。长期从事医学社会学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景军叹道，“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数字，我国羊水栓塞排在产后大出血、妊娠期高血压、孕妇心脏病之后，是孕产妇生命的第四大杀手。而切除子宫手术是针对完全无法控制的缺血问题，但是这种疾病来势凶猛，来了就容易‘要命’，一直是全世界产科大夫的一大头疼问题。”受访的医生们都表示，“能把羊水栓塞的产妇和婴儿都救活，足以说明邵医生业务能力非常强。”

自卫校毕业后，谢艾怡在西北的某家县城人民医院工作了35年，多年担任妇产科主任。三年前已退休的她接受返聘继续工作。即便“身经百战”，每个有产妇来院的夜晚，她依然像初到岗位时一样，十二分地小心。

“我们这里，只要有一个孕产妇死亡，就要问责。”谢艾怡本是性情温和的人，干产科后“肝肠都搞得急躁起来”。她说做产科医生要胆大心细，“太怕犯错不行”；在资源有限的地方当产科主任，更得“会哭会闹”，要学会竞争。每回碰上急救手术，她总是啪地拿起电话，大喊：“（儿）科（检验）科XX科，你快把人给我叫到！血多长时间给我送来？！”

“一旦发生产科抢救，涉及两条甚至多条生命（多胞胎），力量就得集中到这里，你要去跟院长吼，给你组织强力团队，送血、送药、要车，你都要能吼出来。”遇到业务不熟练的，她会急出爆脾气。“做新生儿窒息复苏抢救，有的助产士动作怎么都教不会，我气得都快上手了。”

重症医学科大夫英子多次参与产科急救。她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级别较高、规模大的综合公立医院配有介入和重症科、输血科等，有具备多年抢救经验的“大牌产科医生”，比私立产科更具备紧急抢救能力。一般高龄、有合并症的孕产妇都会选择或被医生推向这类医院。“国家对生产安全要求很高，任何一个孕产妇出了问题，产科都会有极大压力。可以说一年的辛苦、所有的成果，都不及一例事故。所以产科常年处于‘燃尽’的状态：态度要好，不能出事，这个科越来越不被学医的人选择。大众觉得医疗发展到现在，生孩子有保障，怎么可能造成大人或孩子死亡？没有人相信还会有‘高危’，难以承受坏结果。”

英子遇到过一个患有哮喘的产妇心脏停跳。“一边给她做心肺复苏，一边启动最大的预警，同时我们要通知行政部门和上级医院。抢救产妇算是ICU压力最大的任务之一，主要压力不仅来自业务上，而且来自行政和社会舆论。我认识的几个以救治危重孕产妇为专科重点的ICU主任，一年四季没有自由的时间。特别是出了状况时，他们必须把自己‘焊死’在位置上，看着对病人施救的全过程，还要处理后续的舆情。”

几位受访的年轻医生说，他们还算幸运，没有遇上激烈的医疗纠纷或重大医疗事故。但那些听说或者目睹的事件，也足以令他们心有余悸。

易潇在新疆某地读研究生时，曾在一家省级三甲医院实习。她经历过一个病例，产妇没有进行规律产检，后续确诊高血压心脏病，从下级医院转诊到这家大医院不久便去世。她记得事发后的两周，从医院内部到省市，连开了三四个会议评判医院处理是否有过失。“尽管最后定责主要定在了下级医院，但我们科相关的值班医生那几天都非常萎靡，吃不下饭，还要整理所有的文件。当时她还是个年轻的住院医生，不断觉得自己完蛋了，仿佛职业生涯刚开始就结束了。”

回想当年，易潇依然心疼那位住院医生，也会恐惧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做医生就是不能行差踏错，可没有人能经得起带着结果倒推责任。”

“沟通”是门必修课

在走向调解和诉讼的医疗纠纷当中，除开极少数是医疗技术问题和医德导致的事故，绝大多数都与医患沟通欠缺或不畅有直接关系。然而，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医患之间并非总是剑拔弩张、彼此设防的。

游欣的产检大夫是一位年纪不大、表现优异的男医生，爱穿肥裤子，一双灰色洞洞鞋，胡子拉碴，白大褂扣子也只顾得上扣一两颗。“能看得出人很疲惫，有次给我开检查都漏了一项。但他是很负责和暖心的医生，再累脸上也带着笑，看诊时会喊我们‘妹妹’，亲切得很。”

游欣是慢性乙肝患者，即便病毒已经几乎检测不到，产检医生仍然建议她去看乙肝专家门诊。她于是听到了一段令自己难忘的建议：

“这位女大夫嘱咐，因为我有乙肝，所以要比其他产妇更加严格控制体重。然后她问，你们家老人是不是让你喝汤？我说偶尔会喝，她就跟我先生说，‘不可以。每一口汤你来喝，产妇不能喝。如果家里长辈还要产妇喝汤，你让他们来找我。’她说如果后面还要继续备孕，一定要控制体重，并且要按时服抗乙肝药。”

在此之前，游欣很少听到医生如此设身处地站在女性的视角体谅产妇，认真对待产妇的慢性疾病和要注意的细节，她大受触动。遇到这两位医生，她觉得是自己的幸运。

游欣也善于发现和体察他人的好，会换位思考。她夸护士的妆发，偶尔带小饼干给她们，“不是贿赂，就是觉得大家能心情好一些。”她提到电影《一一》：“这个物质的世界有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了，而杨德昌给我们的答案是，不要把人跟人客体化，也不要物化自己。永远要能对对方多一点共情，环境才会更好一点。”

这样的产妇几乎是医生眼中的“梦想患者”。在宁波明州医院副院长、产科主任医师范琦慧的记忆中，她在实习时遇到的患者甚至成为自己从医路上的鞭策者。

“（20世纪）80年代，在内科实习时，患风湿性心脏病的人特别多，我们常常给病人听心脏杂音。记得本科四年级实习时的一个病人跟我讲：姑娘，你有个问题没问过我，回去你要被老师骂了哦。”那位大叔并非埋怨，而是笑着嗔怪她。范琦慧听了也不会紧张生气，她明白许多病患“久病成医”，对检查流程甚至比“小白”实习生更有经验。

如今医患之间多了距离和戒备。范琦慧把一些年轻医生戏称为“临电脑医生”。“所谓临床就是站在病人身边仔细观察、询问和检查患者。可现在（电子）医疗文书写得太多了，满是Ctrl+C（复制）、Ctrl+V（粘贴），医生跟病人的交流远不如以前那么多。如果医生和病人的配比不到位，就会导致医生跟病人的沟通很少。太多的病历书写、签字流程耗费了医生大量的精力。病人其实是很烦签字的，觉得医生是在推卸责任。但这是今时的医生为保护医患双方利益必须做的工作。”

耐心欠缺往往与常识的匮乏相生相伴。安徽某县妇幼院产科医生黎云曾接待过一位被诊断为先兆流产的孕妇。“先兆流产指的是妊娠早期出现的阴道少量出血，比较常见。如果B超里面有少许积液，或孕早期阴道出血，我们都会写疑似‘先兆流产’。这位孕妇不太懂这点，就在门口骂，谁要流产了？”黎云说，像这种情况，大家习惯了不去还嘴，“随她说去。但是她在外面乱喊乱叫，其他病人就会觉得这个医生不是很好，我们也没法去辩解。”

早在2014年，国家卫健委就制定了相关指导意见和标准，将控制非医学需要的剖宫产率列为重要考核指标。随着近年来不断科普，很多人认识到自然分娩（顺产）对胎儿和产妇都有益处，但没有手术指征却要求做剖宫产的孕产妇和家属仍大有人在。受访的几位医生说，他们遇到过有的家庭要选“黄道吉日”生，“甚至要奔着11:18这样的时间点生”；有的人认为顺产容易影响未来夫妻性生活质量；还有的家属不想花太长时间在产房外等待，“早点剖了省心。”医生劝说尽量自然分娩，有的家属直接问，“你这么费功夫劝我们顺产，是不是要把剖宫产指标给你家亲戚啊？”

对医生职业的不同认知也会导致患者不满。易潇觉得，有的病人认为医生和护士的工作就是为他们服务。“因为订的是单间（床位），便要求我们每半小时必须来查一次房。待产过程中需要随时看着她，他们也不会额外付费雇护工或陪产员。觉得你就是服务员，她一旦有什么不适或有什么需要，你就应该抛下所有的事情马上过来，要服务到她满意为止。”

与待产的产妇相比，产科的急诊病例往往处在接诊的优先级。易潇碰到过好几次，来急诊的孕妇只是因为半夜睡不着，想来听胎心。她就得陪对方听20分钟胎心监护——哪怕产房里有三四个人正在待产，也得先来处理这样的急诊。

这类型的产妇累积下来“足够多的”不满，常常在分娩后即刻投诉医方。易潇的同事里，每个月都会有一两个被投诉。因为有效投诉会影响科室的年度考核，被投诉的医护人员多半都会去请求患者取消投诉。“虽然医务部会出面协调，但道歉是少不了的。即便觉得他们提出的要求不合理，最后还是要道歉。”

物质水平发达后，孕育也有了新的问题。谢艾怡接触的农村产妇多，她感觉产妇数量虽在减少，工作却反而没有从前病人多的时候轻松。“现在产妇管起来太难了，需要格外谨慎。农村日子比之前好，高危的孕产妇里肥胖、大体重的占了一半以上，合并症也相对多。高龄产妇不是血压高就是糖尿病，要不然就是甲（状腺）功（能）问题。”

电子时代，爱用网络求知的都市孕产妇比长辈们更会“信息武装”。小红书、抖音、微信视频号、百度百科、刚兴起的AI问答，成了95后、00后孕妇们的求医“标配”。她们常常会带着满腹的问题、各种矛盾的观点而来，又无法分辨信息真伪，忧心忡忡。

“比如看了某些社交媒体的信息后不想自然生产，或者以为脐带绕颈是跟睡觉体位有关。”范琦慧还碰到过固执己见的年轻产妇，“自主意识很强，你跟她怎么讲母乳喂养好也不听。自己买了退乳回奶的药，就是不想母乳喂养。这种情况，能沟通的沟通，说不通的也就由着人家了。”

良好的沟通如同润滑剂，能缓解医患关系的紧张，减少各自压力，也是经年累月阅历和修为的积淀。中国的医学院课程里很少会教授这些，多数医生都是在临床实践中摸索。易潇回忆，她刚参加工作那会儿，跟产妇沟通并发症时会这么说：“我要告诉您，顺产有一个风险就是羊水栓塞，它主要是因为胎儿的异体抗原进入母体，导致母体出现了肺动脉高压、低氧血症、低血压、凝血功能障碍等严重并发症。羊水栓塞的死亡率通常在90%以上。”这样的说法既充满生涩的医学术语，又过分强调危险，令产妇产生忧惧。在老师的指导下，她调整成：“羊水栓塞发生的概率实际上是很低的，可能一年全国也就几例，所以您不必对此忧虑。不过它发生之后后果会比较严重，所以我们都需要清楚，如果这件事情发生，我们的处理流程是怎样的。”告知病人风险时态度要温和理性，语言要通俗，还要给病患信心。她逐渐明白这是身为医生的必修课。

经验多了，医生们琢磨出了自己的妙招。黎云在给产妇讲解分娩方式时喜欢打比方：“把子宫比作一个房间，你想想看，房间里面有一个娃娃他要出来，是走这个开好的门对房间损伤小，还是在墙上凿个洞损伤小？我挤一挤撑一撑，门可能略有点损伤，但它不是那种破坏性的。这样，产妇一下就明白怎么选择了。”

“弱势”与“裸奔”

即便有沟通的意愿和积累的经验，医患沟通也常有难以展开或进行不下去的时刻。在医疗活动中，医疗纠纷、诉讼等医疗实践中的伴生物始终存在。

程阳是北京市律师协会医药卫生法律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近年主要从事医疗纠纷和医疗机构合规法律问题实务。在她看来，医患矛盾的激化首先来自资源分配不足。“以北京为例，公立三甲医院的医疗资源过度集中，来自全国的患者人数多，医生压力大、患者就诊时间短，再加上医疗费用的负担、对治疗方案的分歧和不解等等，都会导致冲突发生。医生的判断和诊疗失误也在所难免。产科是孕育和产生新生命的地方，孩子代表着家庭的未来。产妇和家属的高期待和不在预料中的结果导致有心理落差，我们也能理解。”

北京市律师协会医药卫生法律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程阳。（受访者提供/图）

除了观念差异和沟通问题，产科的医疗纠纷和事故还发生在产前检查、产前诊断资质、生产过程以及产后处置、新生儿疾病和遗传问题等各个环节。这当中，如果医方对患者的告知义务履行得不充分的话，往往会涉及侵犯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那告知到什么程度才算充分？该用什么样的形式？患方签了字就算充分告知吗？”上海段和段（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翔宇讲到，医患沟通、病情告知时，医生怎么证明自己尽到了告知义务，有没有书面或音频录像证据留痕？医生们往往是历经了纠纷调解或诉讼过程，才会形成这一意识。

上海段和段（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翔宇。（受访者提供/图）

他曾代理的一个案件，患者签署了医院提供的知情同意书面文件，但因为患者在同一家医院做两次手术的知情同意书内容一样，“医院属于没有根据患者病情发展的阶段进行告知书的内容变更，法院判院方承担责任。”

谢艾怡回忆起前述一起纠纷，既委屈又懊悔。“虽然我们告知了剖宫产的必要，对方还是揪着我们说，你为什么不讲得更清楚更明白？最后判决，患方在医疗（责任）中参与度占70%，我们占30%，这30%我们还是要赔付。所以现在为啥病历文件那么繁多？就得隔一两小时再跟病人沟通、确认。”

如今，很多医院设有专门的谈话间，里面会放一台第三方自动录音录像的设备，如此获取证据更规范和完整，希望保护自身利益的患者对此也能接受。

程阳强调，告知并不等于理解。“大部分公立医院的诊疗方案都是一个格式化的告知，但真正的告知应该是双方信息同步。医生最好把患者提出的问题记录下来，把你针对患者问题的解答也记录下来，比如方案有什么后果，有什么替代方案等等，这样双方日后就不容易起争议。”

一旦发生纠纷，通常有自愿协商、申请人民调解（医调委）和行政调解等先行途径。自愿协商适合索赔金额较小、争议不大的纠纷；人民调解则要经由医调委这个第三方机构；行政调解需要当地卫健委主持，由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但不管是医调委还是医学会的专家，患者难免会觉得你们都属于一个省内（医疗）系统，天然存在不信任。当这些途径都走不通，最后一步便是法律诉讼。这一步基本能改善需要‘避嫌’的问题，因为诉讼中的医疗过错鉴定程序是打破地域限制，送到省外鉴定的。”刘翔宇解释。

现实当中，昂贵的司法鉴定费用（通常需要一两万元，且是一笔风险投入）和漫长的司法程序，常常把很多想表达诉求的患者挡在了诉讼途径之外。“于是，一些患者就开始利用网络舆情，甚至用极端的方式去解决自己的诉求，把医疗纠纷引向了脱离法治轨道的方向。”

那患者一定处在医疗纠纷和诉讼的弱势地位吗？

刘翔宇认为，并不尽然。他指出，立法考虑患方作为社会上的弱势方，给予了患者一些倾斜性的保护。从医护人员的诊疗活动到病历书写，从医疗机构的运营到医疗器械和药品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和卫健委颁布的医疗质量安全十八项核心制度等，对医方作出了全方位的行为规范，为医疗活动编织了一张严密的法网。“在这种约束下，医方往往更容易被‘挑出’过错。”

他进一步列举：从公开数据来看，山东省近三年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除去调解、原告（患方）撤诉等，院方的胜诉率（判决驳回患方起诉或全部诉求）只有不到5%。“现实中，大部分医生还在‘裸奔’，他们不知道有这么多条条框框在规制着他们。可想而知，在执业活动中发生纠纷之后，他们心里是有巨大落差的。”

在导致邵医生离世的三起医疗纠纷中，最受关注的是羊水栓塞产妇的救治。据媒体报道，该产妇因羊水栓塞需切除子宫保命，家属签署同意书后，产妇顺利诞下一名女婴。事后，家属称其为娶媳妇花费五十多万元，如今生下女孩，产妇子宫又被切除，“觉得家里以后没有男丁，要求医院和医生赔偿100万。”刘翔宇认为，这种诉求缺乏法律依据。家属因重男轻女观念及经济考量索赔，显示出性别观念和价值观的落后，尤其是法律意识的淡薄。

几位律师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他们接触的一些医院会聘请法律顾问，定期给医务人员培训讲课，尝试从前端解决诊疗行为的合规问题。很多基层医院不会考虑也缺乏能力聘请法律顾问，“还是在解决后端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解法”与担当

如今广而推之的医调委机制，始于十多年前宁波因医疗纠纷频发而生的本地经验。2008年，宁波以市长令形式，颁布《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赔偿超过1万元的必须通过理赔中心介入处理。患方索赔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必须申请医学鉴定，明确医疗损害侵权责任和程度。同时，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专家库，负责医疗纠纷调解，俗称“宁波解法”。宁波市公安部门还曾与本市医院联动，模拟“医闹”类事件，在医院开展演练，提高职工的防护意识。

刘翔宇觉得，“很多医生或许把医疗纠纷想象成了（只能）自己（面对）的问题，其实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是医院。当纠纷发生后，医院应当主动承担起沟通、调解、证据固定及后续应诉等一系列责任，尤其面对不实舆情，要主动去发声，澄清事实。”

他接触过一些医疗合规起步早、对处理纠纷有经验的医院，“他们对待医疗纠纷比较坦然。错了，我积极赔偿，寻求解决途径；但如果医院没错，我也不怕跟你（患者）官司打到底。”相反的案例则是某些医院调解经验比较欠缺，一开始就从负面理解患者，容易激化矛盾。“院方问患者，你不要跟我讲过程，你直接告诉我你想干什么？这就是错误的做法，不让患者把自己对病情和诊疗的理解和问题说出来，直接把对方定义成了‘医闹’、来要钱的角色。患者态度也就演变为‘那我们现在就不顾一切，即使官司打输了，血本无归也要干’。”

在刘翔宇和程阳经手的案例中，各地医疗调解委员会都有赔偿限额。可如果调委会有人硬邦邦地讲出“超出10万块钱，我们不给你调解了，你直接去法院走诉讼”，患者会觉得医院和第三方都没有诚意去解决问题，产生愤怒的情绪。律师们能够理解医院在当前环境下怕舆情、怕投诉，听到这些词就“谈虎色变”，“生怕影响医院声誉、考核等等。但是不敢主动拿起法律的武器去解决问题，事件就很可能无法回归到正轨上来解决。”

需要引起重视和思考的是，医院担当不够，也与医疗制度有一定关联。医疗行业研究者李滨在近日的一篇署名评论中指出，我国医生执业自主权受机构限制，责任却可能因职务行为而被牵连。另一方面，法律规定医疗纠纷/事故中的民事赔偿主要由医院支付，医生个人通常仅承担内部处分，极少直接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因而医生既不确定“职务行为中个人何时需担责”，也不确定“机构会提供何种保护”。他建议通过立法明确医生在职务行为中的责任范围，同步强制推行医生医责险，将保护责任纳入机构考核，让保护制度真正落地。

“不再把个人需求放在最后”

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尚需时日，人才的断档和人心浮动却是不争的事实。

采访中我们发现，产科的人力资源在不同地区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形态：在发达地区的省市级三甲医院，产科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刘楠说，她的很多师弟师妹到8月底还没有找到工作，“省级医院的一些业务岗可能会要求只招收博士了。”

而在欠发达地区的较偏远的四五线小城，年届六旬的谢艾怡还在为科室人才的青黄不接发愁。几个老医生里，她58岁，返聘好几年了。另一个明年就退休，还有一个年过半百，主任也已53岁。新冠疫情前，当地便推行基层产科医生培训全免费，还是阻挡不了离职潮。“上个月我们还走了两个，好多娃娃宁愿去州首府的二级医院、社区医院，也不来县城。来我们这儿的年轻人学历不高，没干劲，我们（几个老人）还得顶着干。整个产科至少缺一半的医生。医院好不容易挂上‘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的牌子，床位却从30张自动降到20张。”

要走的人，能靠劝说留下吗？她摇摇头。“以前我会和人家说，你这样（待不住），评职称可能受影响哦。只能从他关切的利益角度去说。但现在都可以内部转岗了，他们更愿意去别的科。妇产科风险大、绩效低，拿什么砝码吸引人家？”

最近几周，谢艾怡也想逃离产科了。她一直喜欢做手术，到妇科能经常做宫腔镜等手术，不至于荒废了技艺。“可我一走，（产科）这边更弱了。”

业务拓展和转型势在必行：主打盆底肌和骨盆修复的产后康复和中医调理项目，各家医院产科都开起来了。黎云说，生意还蛮好，据她所知，给到医生的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我们产康的医生，随随便便去月子会所就能赚很多钱，但在医院拿的奖金是非常低的。”

说起同事，黎云分享了科室的一个故事：有个产妇产后两个月突发肺栓塞去世，村里人来医院闹事，说她当值的同事态度不好。“那个产妇冬天动剖宫产手术，术后很少下床活动，又吃了高油的鸡汤。血液粘稠度比较高，很容易长血栓。血把栓子冲到肺，咳嗽个几十秒，人就没了。村里民风彪悍，把我这同事围在那里打。如果我老早经历这种事情，肯定早就不干这行了。但我还蛮佩服她的，当时主任跟她说，你要不去心电图室、B超室干检验吧？她说还要干（产科）。”

像这位同事和谢艾怡这样对产科长情的前辈，黎云、刘楠和易潇都充满敬意。但她们与他们之间相隔的，不仅是代际差异、承受压力和消化情绪的程度，还有对生活的期待和理解。

刘楠说，“救死扶伤”这样的词对她太重了。能做好本职工作，让产妇/病患高高兴兴回家就好。但即便是“本职”中基础的夜班、急诊，也快把她压垮。在一个月“离职冷静期”里，她去了云南旅游，第一次看到昆明捞鱼河的夕阳，买了斗南花卉市场8块钱十几支的玫瑰，“如果没有辞职，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些呢？”像她这样，对收入要求不高、但向往规律作息和需要生活里有风景的年轻医护人员，可能正逐渐成为行业的大多数。

黎云的心绪更加焦灼和摇摆。几年前她去其他医院参加规培回来，被分配到门诊，因为缺乏手术病例，难有晋升机会；跟领导相处不愉快，也让她对工作越发意兴阑珊。她意识到即便医龄10年成为主治大夫，在这个系统中还是“菜鸟级别”，而同龄的同学朋友可能已经跃升为管理层。她特别想逃离眼下的环境，不停在社交媒体问网友“辞职后你们都干嘛去了？”人家答“校医、企业医务室多滋润”，她却不想再跟医学发生关系。因为与单位签了5年规培协议，提早离职要交违约金。医院人事科算的违约金比她自己算出来的“自由赎金”多了一倍。她就这样陷在了死局中，动弹不得。“一方面觉得外面的世界还是很大，想要自由；但在医院待了这么多年，眼界也不是很宽。即便现在给我一天自由，我也不太知道要干什么。”

易潇大概是这三位年轻医生里，与医疗连接相对较深的那个。学医时，她只觉得与其他科室相比，产科是能迎来新生和补充能量的地方，会让人很有幸福感。但没多久她就发觉，自己无法处理内心的恐惧和不自信。做了符合指征的顺转剖手术，产妇没有异议，她会一遍一遍地复盘自己是否有错，问自己“是不是不应该让她顺产”？担心患者会不会在后面出现盆底功能的问题。直到2024年年初，早晨到了上班的时间点，她却挪不开步子。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后，易潇休息了二十多天，服药、做心理咨询，然后提出辞职，成为药企的CRP（临床研究医生）——还是没有摆脱医药。

“那你还怀念曾经的产科经历吗？”我问她。

“不会。就算重新选择，我也会当妇科医生。产科的压力和夜班实在有点承受不了。就算CRP工作天天对着电脑，稍显单调，前景也可能不稳定，我会问今天的自己，你此刻的崩溃超过过去的程度了吗？没有。我对我的离职没有任何后悔。”

对易潇而言，最大的可惜在于没办法做手术——她跟谢艾怡一样，也有这个爱好。“离职前的头一天我还在做手术。如果当产科医生能很单纯，只需要做跟治疗疾病相关的事，倒挺快乐的。我害怕的是产科的夜晚，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参考资料：《这个楼，不该跳！——关于医生如何被保护的制度性思考》《57岁产科医生遭网暴后坠亡——法律武器该如何为医者护航？》。除范琦慧、景军、程阳、刘翔宇，文中其他人物均为化名。感谢所有受访者及胡灵群教授、刘洁、刘卓、欧阳诗蕾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9月3日北京阅兵式开始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到访的俄国总统普京在天安门城楼上讨论长生不老和器官移植，画面和声音意外被中国官媒的直播摄像机录下，并通过路透社等与其合作的国际媒体向全世界播出。现在，中国央视已删除了这段争议视频，并撤销了相关外媒的视频版权。

视频截图

这段画面来自中国央视直播。画面显示，在阅兵式开始前，习近平和普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正在天安门城楼上并肩行而行。习近平和普京通过翻译讨论医学技术的发展和实现长生不老的可能性。习近平通过翻译表示，过去超过70岁的人很少见，而如今人们到了70岁还是个孩子；普京回答道：“生物技术不断发展，人类器官会不断移植，越活越年轻，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习近平接着说，有人预测本世纪人类可能可以活到150岁。

• BBC｜中國抗戰勝利80週年閱兵　習近平普京金正恩同台亮相 （约3:40）
• CNA｜China’s 2025 Victory Day military parade to mark 80th anniversary of end of WWII （约15:45）
• 凤凰卫视｜習近平、普京、金正恩，中俄朝三國領導人齊登天安門！中國新一代武器集中亮相 （约54:37）
• ABC中文｜普京与习近平谈“长生不老”（完整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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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辑发现，在YouTube等墙外平台上，央视CGTN官媒账号已将相关视频移除。9月5日，在央视撤销了这段画面的使用许可后，路透社等国际媒体也删除了相关视频，但路透社强调，没有理由质疑相关内容的准确性。

周五，路透社在收到央视律师的书面请求后，将该视频从其网站上撤下，并向客户发出“删除”通知…… 信中还批评了路透社对这段素材所做的“编辑处理”，但未具体说明细节。

“我们坚持认为自己发布的内容准确无误，”路透社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已对发布的画面进行了仔细审查，没有发现任何理由认为路透社一贯秉持的准确、公正的新闻承诺受到影响。”（来源：路透社）

习近平在回应中提到的“可以活到150岁”可能与一项中国领导人的医疗保健计划相关。据2019年公开的资料显示，北京一家公司“981健康科技集团”曾在网络上宣传“首长健康工程”，称这项工程于2005年启动，参与者包括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单位，工程目标为延长中共领导人的寿命至150岁。相关内容在墙内已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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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中国青年》刊登了那封署名“潘晓”的长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那年我十六岁，还在读高中，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对那封信引发的惊涛骇浪浑然不觉。直到多年后重读，我才恍然明白：那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心声，更是一代人的精神初恋。

  四十多年过去了，“潘晓”之问突然又一次浮上心头。我不禁长叹：我的律师路啊，怎么竟也走到了尽头？

  高中时，我也曾满怀憧憬。社会正在开放，国家走向改革。我总以为，我们这一代，注定拥有比父辈更宽广的天地。后来选择法律、走上律师这条路，是因为我真心相信：法律，是社会的最低道德，是文明赖以立足的秩序。我曾以为，这是一条明亮、正直的路。

  可我从未想过，这条路竟会越走越窄，窄到无路可走。

  十五年律师生涯，是一段从热望到困顿的漂泊。起初，办公桌上卷宗堆积如山，忙碌中洋溢着充实。我那时天真地以为，正义终将在程序中得以实现。

  可后来，年检被卡、转所遇阻、执业证遭注销……“重点人员”这四个字，像一堵看不见的墙，把我牢牢困在边缘。

   我办过不少所谓“敏感”的案件：有人因言论惹祸，有人因信仰受挫，有人因维权遭遇重判。法庭，本应是公正之地，有时却像一出早已设定结局的戏剧。纵然辩护词再周密，也难以改变那份未曾公开的“安排”。

  2008年，我第一次感到这条路上的寒意；2011年，我经历了强迫失踪；2012年，不得已注销了自己担任主任的律所；2015年7月，那场席卷行业的风暴，我也未能幸免。风浪过后，我曾盼望一切慢慢好转，现实却等来更深的困境——不给年检、转所无门，最终，执业证也被注销。

  多么讽刺，潘晓在希望的起点发出困惑之问；而我，却在希望的尽头留下叹息之音。那个时代的青年迷茫于“人生意义”，却始终相信未来可期；而我这个时代的律师，困顿于“职业尊严”，竟连谈论明天的勇气都已丧失。

  有人说，这只是阵痛，总会过去。可我明白：有些风暴是一时的，有些，却从此扎根，成了长久的天气。

  我曾以为，律师这条路能通向无穷的远方。可越往前走，越发看见它的狭窄与崎岖，重重关卡，处处壁垒。这一路，我怀抱信念，也背负孤独；在法律与现实之间的缝隙中穿行，一次又一次向自己发问：何为正义？归途何在？

  如今，我只能站在这条路的尽头。脚下的土地正一寸寸融进黄昏，那些我曾承办的案件、陪伴的当事人，都渐行渐远，化作天边沉默的背影。

  风穿过空荡的街道，卷走了白日的喧哗，也带走了我微弱的声音。我伸手想抓住什么，指尖触到的，却只有时间流逝的余温。

  回望来路，一切清晰得近乎残酷——原来这条路，从未宽阔过，也从未恒久过。它短得让人心颤，又真实得令人无法移开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