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是谁？

编者按：本文于9月9号首发于观察者网，之后在多个网络平台发表。最晚不迟于10号，网易首先对该文404。不晚于12号，除了一些地方新闻网站外，此文遭到墙内互联网全网404。与此同时，各家平台也陆续删除大量涉及2025年尼泊尔Z世代抗议运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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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 陈思佳】当地时间9月8日，尼泊尔加德满都、博克拉、贾纳克普尔等多地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尼泊尔政府的社交媒体禁令、腐败以及裙带关系等问题。抗议者与尼泊尔警方爆发激烈冲突，8日的骚乱造成19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

随着抗议示威演变为暴力冲突，尼泊尔政府8日晚些时候解除了社交媒体禁令，但这依然未能平息抗议者的愤怒。示威人群无视无限期宵禁的命令，破坏尼泊尔多地的政府大楼，并在尼泊尔总理奥利等政客的住所以及多个政党的大楼放火。

面对不断升级的局势，奥利已于9日宣布辞职，尼泊尔内政部长、供水部长、农业和畜牧业发展部长等多名官员也已递交辞呈。奥利称，他决定辞去总理职务，旨在为解决危机“铺平道路”。

9月9日，尼泊尔政府大楼升起浓烟 路透社

河北经贸大学尼泊尔研究中心主任张树彬对观察者网表示，示威活动的直接原因是尼泊尔政府以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注册为由，关闭了26个社交媒体应用。但示威的主要内容是抗议尼泊尔政府高官贪腐及其子女的奢华生活，示威青年出现伤亡，激发了更大的怒火。

张树彬认为，尼泊尔政局很可能会持续动荡，短时间内看不到政局稳定，进而谋发展的迹象。

骚乱造成伤亡，政府取消社交媒体禁令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上周，尼泊尔政府出台了新的规定，以“打击假新闻和仇恨言论”为由，宣布将封禁未注册的社交媒体。尼泊尔政府要求平台在该国注册许可证，并指定一名负责处理申诉的代表。

尼泊尔《加德满都邮报》称，截至9月4日，尼泊尔封禁了包括Facebook、Instagram、YouTube、WhatsApp、X、WeChat（微信海外版）、Signal、Discord、VK等26个社交媒体平台，理由是这些平台没有遵守新的注册要求。许多尼泊尔用户随即转向TikTok、Viber等少数遵守了注册要求的平台。

这成为尼泊尔爆发抗议示威的“导火索”。9月8日，抗议者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博克拉、贾纳克普尔等城市举行示威游行，很快与尼泊尔警方发生暴力冲突。路透社称，抗议者试图冲击尼泊尔议会大楼，警方则发射了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8日的骚乱最终导致19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

随着示威游行愈演愈烈，尼泊尔政府8日晚些时候解除了社交媒体禁令。然而，这一举措未能平息抗议者的不满，抗议人群无视尼泊尔政府的无限期宵禁命令，9日继续在加德满都等地举行示威游行。

尼泊尔公务员医院执行主任莫汉·雷格米（Mohan Regmi）对BBC表示，在9日的抗议中，至少有2人死亡。

9月9日，尼泊尔加德满都，示威游行仍在持续 视觉中国

张树彬告诉观察者网，尼泊尔普通人因经济发展乏力而生活艰难，社交媒体成了青年发泄不满的主要途径，也是不少人进行商业活动的平台，政府关闭这些平台直接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怒火。

英国广播公司（BBC）指出，尼泊尔是南亚人均社交媒体使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尼泊尔拥有1430万社交媒体用户，占到总人口的48.1%。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与尼泊尔的人口分布有关，该国77.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但复杂的地形导致许多社区在地理上彼此孤立。

此外，尼泊尔相当一部分人口在国外工作或学习。尼泊尔人口的中位年龄约为25岁，正好处于在社交媒体上最活跃的年龄区间。

抗议贪腐，不满“Nepo Kids”炫富

除了作为直接导火索的社交媒体禁令之外，此次席卷尼泊尔的抗议也与贪腐和裙带关系问题有关。张树彬告诉观察者网，示威的主要内容，是抗议尼泊尔政府高官贪腐及其子女的奢华生活。

BBC称，在尼泊尔国内，富有政客和有权势人物的孩子被称为“Nepo Kids”，这一群体时常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财产和奢华的生活方式，引起许多尼泊尔民众的不满。抗议者认为，这些群体的财富和特权反映出尼泊尔严重的贫富差距和腐败问题。

一名尼泊尔的TikTok用户说：“Nepo Kids在社交媒体上炫耀他们的生活方式，却从不解释钱从哪里来。”

与此同时，尼泊尔的经济停滞，使得该国年轻人的生活陷入困境。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4年尼泊尔15-24岁青年的失业率为20.8%。尼泊尔约33.1%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自侨汇，这一数字在过去三十年中稳步上升。

尼泊尔前外交部长纳拉扬·普拉卡什·萨乌德承认，引发这场抗议的腐败和裙带关系问题确实困扰着尼泊尔社会，“长期以来，这一直是尼泊尔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他认为，“应该根据法律、宪法并通过完成法律程序来解决”。

9月9日，尼泊尔加德满都，抗议者焚烧轮胎 视觉中国

张树彬表示，示威青年出现伤亡，激发了更大的怒火。今天示威者不顾宵禁，冲破警察的障碍，攻入尼泊尔政府驻地狮子宫，还将总统鲍德尔、总理奥利、大会党主席德乌帕、内政部长及下令关闭社交媒体的信息部长的家焚毁。尼泊尔前总理普拉昌达的住处也被示威者投掷石块。

他补充说，奥利推行的一些党内制度变动，同样引发社会不满，在其党内也有反对声浪。其拒绝前总统班达里回归尼共（联合马列）更是让许多基层党员感到心寒，因为尼共（联合马列）的指导思想就是其已故丈夫前总书记马丹·班达里提出的。班达里在出任总统前就是该党副主席，也曾大力支持奥利，才使奥利得以当选尼共（联合马列）党主席。奥利此举直接遭到党内资深副主席等几位领导人的明确反对。

总理和部长辞职，局势持续动荡

尼泊尔总理奥利9日召集尼泊尔所有政党举行会议，称暴力不符合国家利益，“我们必须诉诸和平对话，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随着局势不断升级，奥利最终在9日晚些时候辞去尼泊尔总理职务，称此举旨在为解决危机“铺平道路”。

奥利在辞职信中表示：“鉴于国内的不利形势，我已于今天辞职，以促进问题的解决，推动根据宪法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这一问题。”奥利还在声明中称，他对骚乱造成的人员伤亡“深感悲痛”。他将暴力事件归咎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渗透”，但没有详细说明有哪些团体。

尼泊尔总统拉姆钱德拉·鲍德尔的一名助手告诉路透社，鲍德尔已接受奥利的辞呈，并开始讨论新总理的人选。

资料图：已辞职的尼泊尔总理奥利 《加德满都邮报》

《加德满都邮报》报道称，尼泊尔内政部长拉梅什·莱卡克、供水部长普拉迪普·亚达夫、农业和畜牧业发展部长拉姆纳特·阿迪卡里等官员也已递交辞呈。

莱卡克批评尼泊尔政府在抗议期间使用武力。亚达夫表态支持抗议者“反对政府动用武力”，他表示：“亲爱的年轻兄弟姐妹们，你们是我的第一批同伴，也是我能量的源泉。我呼吁大家保持冷静，引导和支持年轻人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阿迪卡里也表示，他对尼泊尔政府的做法感到不满，“本应合作建设国家的一代人，最终怎么会像发生战争一样被对待？我不能在没有找到答案的情况下继续任职。”

此外，尼泊尔民族独立党的20名议员集体辞职，他们发表声明称，未能解决紧迫的国家问题的尼泊尔议会已经“失去合法性”，要求紧急组建一个由公民领导的临时政府。该党还要求逮捕总理、内政部长、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长以及加德满都地区行政长官，并提起法律诉讼。

英国广播公司（BBC）称，在持续的混乱中，抗议者冲进议会大楼，多地政府大楼被破坏，奥利、尼泊尔前总理德乌帕等政客的住所以及尼泊尔大会党等一些政党的大楼也遭到抗议者破坏。

尼泊尔大会党的大楼遭到纵火 英国广播公司

在示威游行席卷尼泊尔全国后，尼泊尔的国内航班已处于停顿状态。尼泊尔民航局发言人告诉BBC：“由于尼泊尔首都以外的机场无法确保能提供安全保障，从特里布万国际机场起飞的国内航班已‘几乎陷入停滞’。”

张树彬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尼泊尔政局很可能会持续续动荡，短时间内看不到政局稳定，进而谋发展的迹象。

相比邪恶，愚蠢才是善良最大的顽敌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是德国二战前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神学家，他才华横溢却又异常勇敢，拥有数个博士学位，并在二战前夜赴美并获得了永居权。但为了救助苦难深重的本国民众，朋霍费尔在1939年毅然回到德国，以牧师的身份参与对希特勒及其党徒的软抵抗工作，最终，他因为常年参与反法西斯的抵抗组织而于1943年被捕，1945年4月，在纳粹德国即将灭亡的前夕，他被党卫军紧急秘密处死。他死后不到一个月希特勒就自杀了。而朋霍费尔去世时年仅39岁，我们无法想象这位勇敢而伟大反法西斯勇士如果能活到战后，能为人类结出什么样的思想硕果。

但也许是预感到纳粹不会放过自己，朋霍费尔在被关押的两年中笔耕不辍，将自己的思想结晶写成了《狱中书简》。这本著作中最著名的篇目名叫《论愚蠢》，在该篇章中，朋霍费尔提出了两个洞悉人性黑暗与幽微的论断：

第一，愚蠢不是一种智力状态，而是一种道德状态。

第二，相比于备受谴责与警惕的邪恶，其实愚蠢才是人类良善最大的顽敌。愚蠢比邪恶更可怕。

由于受过系统而专业的德式逻辑学训练，朋霍费尔的论说是逻辑严密、环环相扣，但却又高度凝练的。所以要理解朋霍费尔为什么说愚蠢比邪恶更可怕。我们必须首先解析他的前一个论断——为什么说愚蠢是一种“道德状态”，而不是“智力状态”？

即便你在大学期间学的是文科，没有受过高数微积分的折磨，你在中学时应该也接触过三角函数、解析几何、极限、求导等等概念。在学习较高深的数学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人在智力上的差距的确是明显的——有些学习者对这些概念一点就通，能熟练运用，而另一些人则如坠云里雾里，看不懂其中的奥妙所在。

这就是不同的人在“智力状态”上的差距——中国人往往形容智商高为“聪明”，这其实很准确，因为智商高的人，的确就像视力好、听力强的人一样，能够见人所未见，有些需要高智商的学科，那些属于低智力状态的人就像近视眼无法看清远处物体一样，看不到就是看不到。

但朋霍费尔所定义的“愚蠢”却并不指这种“看不到”的状态，而更接近《福音书》中耶稣形容不信者时所说的那样：“他们看是看见了，却不明白，听是听见了，却不知晓。”

在冷战时代，美苏在航天、微电子、生物等领域展开了全方位的竞赛，期间苏联由于高度重视理科教育与科研，其实培养了一大批绝不逊色于美国的相关专家。但邪门的是，在所有这些投入金山银海的领域上，苏联最终都全方位落败了——航天领域先胜后败，在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被美国彻底反超。微电子和生物领域则直接被老美狂甩出十几条街，直到今天俄罗斯在芯片生产、生物医药等领域依然是绝对的弱国。

为什么苏联遭遇了如此的惨败呢？是苏联的科学家在智商上不如老美同行么？当然绝不是的。细究起来，你会发现这就是视而不见式的“愚蠢”使然。

比如1967年4月苏联发生了史上最悲惨的航天事故，航天员科马罗夫在结束联盟1号飞行任务时因飞船坠毁而不幸牺牲。该事故与同时期爆发的一系列事故一起让苏联在航空竞赛上慢了下来。但根据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档案显示，苏联航天局的科学家、乃至航天员科马罗夫本人，在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飞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发射升空了就有极大概率回不来了。但1967年刚好是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苏联高层向航天部门施压，为了展现苏联的制度优越性，必须强行上马一系列项目以“献礼”。于是决策者为了“献礼”就堂而皇之的无视了那些他们算得出、看得到的风险，以人命为儿戏，硬上、蛮干。

类似的情况在苏联其他学科上还有很多，比如微电子研究领域，苏联学者明明已经认知到了基于半导体的晶体管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却硬着头皮走了十多年死磕过时的电子管的弯路，原因仅仅是因为赫鲁晓夫同志下达的最高指示要求相关部门搞好电子管。

再比如生物学领域，臭名昭著的李森科案迫害了数以万计的相关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苏联科研人员在技术已经能够看到DNA双螺旋结构的情况下依然拒绝承认正确的孟德尔进化论思想，而坚持过时的“用进废退”的拉马克主义——原因仅仅是因为学术流氓李森科说服了斯大林同志，后者把孟德尔的进化论钦定为西方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而把李森科那一套背书为苏联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

你当然可以说这种行为是一种漠视人命的冷血和唯上主义的谄媚，但显而易见，这种行为透出的最鲜明的气息，就是愚蠢。一种视真相而不见、活脱脱把自己蠢死的愚蠢。

苏联的科学研究，在智力上当然无可挑剔，只是在道德层面，它透露一种比对手更愚蠢的气质。

所以愚蠢是一种道德状态，或曰一种道德选择——在明明看到了真相后依然选择无视；在明明拥有理性思考能力的时候依然选择放弃的选择。愚蠢的行为只是它最终的外化，道德上的残缺方才是它的实质。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就在我们的身边，你几乎随处可见朋霍费尔所谓的这种“愚蠢”的人，他们在智力上未必有什么残疾、甚至在许多方面十分精明、算计，但在言谈和行为中就是透出这样一种“蠢”气。交往中、饭桌上，当你跟他们谈起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些屠杀、迫害和人为的饥荒、灾难，他们除了在极个别情况下之外，都显得麻木而漠不关心——“即便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吧，那又如何？”或者“老说这些干什么？都是别人的事，与我无关，我不想听。”

如果你进一步告诉她，历史其实是现实的参照，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一过的，如果我们没有从历史中获得经验与反思，人类已经犯过的错误还可能再犯，已经获得的幸福生活也许会得而复失。他们会干脆把耳朵堵上，觉得你说这些“大道理”烦透了，我就想过我的日子，小确幸。

然后你才会体会到，原来这样的生活方式，不是什么“精致利己”，就是一种毫无远见、能活一天算一天的——愚蠢。

“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接着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这是波士顿大屠杀纪念碑上的名言，形象的说明了一场灾难是怎样对一个愚蠢的人“温水煮青蛙”的，被煮的人不是智力上有缺陷，而是道德残疾。

所以愚蠢是一种道德状态，愚蠢的人在抛弃了对他人的同情、与对公义的追求的同时，也将自己变成了彻底的麻木者、“心盲者”，感知不到正在发生、愈演愈烈的风险，最终在这风险中覆灭。

朋霍费尔在写作《论愚蠢》的时候，回忆了大量的他所接触过的、在纳粹时代生活的德国人，他发现这些人的共性就是愚蠢——这些人也许受过很好的教育、从事科技含量极高的工作，但在生活中，他们就是能对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拒绝警醒。

更为要命的是，愚蠢相比邪恶其实更难说服与战胜，因为一个单纯邪恶、能做成坏事的人，是并没有放弃逻辑力、和对事物的认知的，邪恶只是有一套自己独特的逻辑、和认知壁垒。这就意味着只要你能击败他的逻辑、把他从认知壁垒中拉出来，你还有希望能说服堕入邪恶的人，所以邪恶自身中就埋藏着毁灭自我的种子。

但愚蠢则不然，如前所述，愚蠢是一种道德状态、道德选择，是对一些事实和道理的视而不见。所以你没办法和一个彻底的蠢人摆事实、讲道理，因为他会对你所有的事实和道理都选择蔑而视之。

“饭都吃不上了，还有心思操心那个？”“饭都吃饱了，还操心那个干什么？”——这两句最常挂在许多国人最边上话，形象的说明了愚蠢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道德状态。也显然是古代帝制两千多年愚民教育驯化最终得出的灿烂成果。它让人像猪一样只关心吃饱没吃饱。

而我们说猪很蠢，其实不是在说猪智商低（实际上猪在所有常见家禽家畜中的智商是最高的），就是因为猪只关心吃饭的问题，吃饱喝足它就无所用心了，在没有挨最终按宿命般的一刀之前，它就那样快乐而愚蠢的生活。

所以，朋霍费尔认为愚蠢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心理学上的愚蠢是弱智，认知能力弱，记忆力弱，没办法进行健全的思维。但是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一类人的智商并不低，可是你跟他们交往和谈话的时候，会发现你根本不是在跟一个具体的人在交谈或者争辩，而只是在跟一堆口号打交道。他们的头脑被严重的格式化了，格式化到只有几句类似于标语口号似的东西。 

而他们就用这些标语口号来应对这个复杂的世界，他们的内心没有接纳这个世界，也没有悉心认知这个世界的愿望。之所以这样，不是他们智力上有什么问题，而是一种特殊社会机制，或者说是一种社会激励体系，使得他逐渐放弃了有质感的语言和思想，让头脑变得一片荒芜。

而主动或被动的愚蠢，都往往会产生一些伴生品——因为它的理想在于只关心自己的吃喝，所以它会倾向于把其他所有的道德、荣誉乃至对其他事物的思考，都交托给一个外物。于是迷信和崇拜，往往就这样滋生在了普遍愚蠢的温床上。

比如三年半前俄乌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对于俄罗斯能否像它自己所宣称那样，迅速的结束这场“特殊军事行动”，俄为了这场战争将要付出的道德和经济成本，到底是否值得，其实外界一直是有争论的。但我就看到有自媒体煞有其事的分析说：俄罗斯领导人那是什么段位的存在？人家能接触到的信息、基于这些信息作出的判断，那不比你我高端多了？所以人家作出的判断一定是英明果断的，睿智富有远见的，是有一盘大棋在下的，你们就瞧好吧！

这种“俄版大棋论”在当时的中文舆论场上流传甚广，每个家族群里大约都有一两个人在传吧。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被这些论主疯狂推崇的俄决策者，其实也压根没有什么大棋在下、鲁莽开局后到底该怎么收尾擦屁股，也是一团抓瞎。

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些盲目鼓吹个人崇拜、见到“大帝”出世就忙不迭的跪下喊万岁、原地高潮的人，其实都是“”愚蠢”的典范——因为他们自己愚蠢，并甘于停留在这种愚蠢中，只接受定制化的标语和口号。所以就像嗷嗷待哺的巨婴等待别人咀嚼过的食物一样，他们渴求、呼唤一个能为他们生产这些口号和标语的人。

于是在人类历史上，愚蠢总是和专制伴生的，如二战前的德国一样，一个在群聚后整体呈现出愚蠢文化的受众，会“呼唤”出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来统治他们，而希特勒上台后，为了方便自己的统治，又会有意加剧和强化德国人的愚蠢。1933年德国终结魏玛共和国时代开启纳粹时代的“授权法案（德语：Ermächtigungsgesetz）”，全称其实叫《消除人民与国家痛苦法》，当时全德国都没有几个人觉得（或者敢公开说）这个法案名字起的是如此的荒唐可笑——德国老百姓和希特勒可能都真的觉得政治这种事，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真的太痛苦了，是种折磨，有个元首来民众“消除痛苦”，这不好吗？

于是愚蠢就这样滋生了法西斯，一切看起来如此水到渠成。

可是，人们为什么会自我阉割，甘于愚蠢？或者说，愚蠢在人类的公共生活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传染性？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而恐怖的“阿希实验”，它是心理学家阿希在1956年的美国进行的，实验者每次向大家出示两张卡片，其中一张画有标准线X，另一张 画有三条直线A、B、C。

X的长度明 显地与A、B、C三条直线中的一条等长。实验者要求被试判断X线与A、B、C三条线中哪一条线等长。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很显然答案应该选C。

但是，当实验者刻意在受试者中安排上自己的“托儿”（实验合作者），并让他们当着真实受试者的面选择统一的错误答案，比如B，当每组七个人，错误的答案被前面的“托儿”重复了六次的时候，很少有真实受试者能坚持自己见解，依然选择正确的C。

少到什么程度呢？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还是在美国——天天强调独立思考、自由意志的美国。

“阿希实验”在后来的研究中被反复重复，实验者更换的问题都是最基础、常识的，但得到的实验结果却惊人的一致，事实证明常识的明显程度根本无法战胜更多的错误回答给真实受试者产生的“信息压力”——前面说出错误答案的人越多，受试者就越容易放弃自我思考、而屈从于集体意志：“水是有毒的”“吸烟无害健康”乃至“2+2=5”。

所以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那句“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其实领先西方心理学研究数十年。而在现实社会中，你看那些专家教授求医问药、有病有灾的时候，也抵挡不住大师和托儿们合伙的三两句忽悠。如此低级的骗术总是屡试不爽。

当他们放弃思考，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们就堕入了愚蠢之渊。

而在历史文化中，我们会发现，一个越大的群体，越强调集体而非个人的意志，这样的现象就越走出实验室和杀猪盘，而变得多发，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学现象。

人类的思维为什么会留下这样一个因从众而愚蠢的思维bug？这也许可以从进化上去寻找原因。

人类所属的灵长目是一种普遍群居的动物，在长达上千万年的进化史上，人类的祖先都必须通过与所属群体的合作来生存，甚至我们的语言，最初也是为了在族群内沟通和交流、而非独立思考、认知世界才创造的。而对于一只猿猴来讲，服从和跟随族群进行一个错误的决定（比如去往一片他知道很荒芜、没有果实的森林），其生存概率仍然远远大于自己独立行动。因为猿猴离开自己的族群是难以生存下来的，即便生存下来也无法找到配偶繁衍，即便偶尔有幸加入其他族群，得以繁衍，这个“特立独行”的基因也会因为绝对数量太小、而“基因漂变”而淘汰掉。

于是久而久之，从众就在基因层面成为了一种刻入人类骨子里的一串代码，且越到了大的、信息压力沉重的群体当中，这种基因层面的缺陷就越容易病发。

它，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谓“平庸之恶”、是勒庞所谓“乌合之众”、是鲁迅所谓冷漠的看客，是王小波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也是朋霍费尔所谓愚蠢——它是如此的顽固，以至于一再在不同的族群中所复发，被无数的智者所提及，却从未被医治。

然而，人类毕竟已经不是猿猴，人类作为个体，要为群体所呈现的愚蠢负责，一个生活在二战中的德国柏林、日本东京的人，不能因为自己只是对良知的视而不见，就减轻罪责，燃烧弹和战败的苦难，终归会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时代的巨轮会碾碎所有冷漠、事不关己与小确幸。

“他们的认知对得起他们的苦难”，当然你可以这样说，但这话其实是可以修正的，确切的讲，人类基于胆怯而非无知所呈现的愚蠢，才是我们苦难的根源。

“不过，”朋霍费尔最后说，“在关于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值得安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因为很长时期里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统治者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认真而独立的思想判断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相比邪恶，愚蠢才是善良最大的顽敌。勇敢思考，直面真相与良知，才是对愚蠢真正的救赎。

全文完

本文6000字，感谢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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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据财政部方面的最新公布，十四五期间，中央财政5年安排对地方转移支付近50万亿元。

如果再看看以往年份的同一组数据，能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十五”期间（2001-2005）的转移支付，我没有查到准确的数字，AI估计了一下，除税收返还外，大概是2.7万亿。

“十一五”期间（2006-2010），除税收返还外的转移支付是9.15万亿元。

“十二五”期间（2011-2015），没找到2011年的转移支付数据，AI估算总转移支付约22.88万亿元。

“十三五”期间（2016-2020），转移支付35.45万亿元。

相信大家看到这组数字的变化，自己就能得出很多结论。有些结论可能是不方便说的。

假定你回到2005年，你对一个财政官员或者经济学者说：“再过20年，中央在‘十四五’期间给地方的钱，将达到50万亿元！”

对方肯定会反驳你：“你胡说八道吧！5年时间，中央怎么可能给地方50万亿元钱？你知道全中国一共才多少钱吗？告诉你，M2余额才29.9万亿元！你不要再胡说了。”

普通人的想象力，很难想象其后的20年间，将发生怎样的沧桑巨变！

二

今年7月底，M2余额是329.94万亿元，相比2005年底的29.9万亿元，是11倍。

而5年转移支付50万亿元，是“十五”期间（2001-2005）2.7万亿元的18.5倍。

看这组数字，可以看到，最关键的转折发生在“十五”规划和“十一五”规划之间，中央给地方的钱，从2.7万亿元，跃升到9.15万亿元，一下子增长两倍多。

这期间的关键变量，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著名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横空出世。

“4万亿”不仅仅是个印钞刺激经济的计划，它还伴随着地方竞争的空间大幅变小，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降低，对转移支付的的依赖变大。那些年，不少学者提出，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财权小，但要办的事多。但这个趋势不仅没有扭转，反倒在加深。当上面交给基层的事越来越办不完，给基层定的目标越来越多，限制也越来越多，形式主义自然就盛行了。因为，形式主义是降低成本、避免实际损失的有效方法。

2008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那标题，放在现在有点出格，所以我就不写出来了。主要内容是，我感受到公众舆论中，凯恩斯主义和干预主义思潮兴起，我猜测，经济高速增长的潮可能要退下去了。

要知道，在1978到2008的30年间，中国经济增速在10%以上的年份，有15年！也就是说，10%的增速，那时候就是正常增速。可那时候的媒体，竟然喊“中国啊，请慢下来，等等你的灵魂”！真是让人又气又笑。

现在呢？别说10%了，你问问，看有几个人相信，经济增速还有可能回到7%？甚至，人们认为，5%多，才是正常的。7%，那属于病态的增速。

这个，就叫沧海桑田！

古人讲沧海桑田，还说“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

“松柏摧为薪”还需要几百年呢，今天发生这种巨变，根本就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在人们不经意间，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这么发生了。

三

1979年搞特区，邓公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于是，深圳从农村崛起为国际性大都市。

1990年代，地方有低效的国有企业的包袱，负债累累，靠向银行借钱维持财政，有个名词叫“输血经济”，就是财政靠银行输血。后来上面一声令下，银行不借钱给地方了，但上面给了地方政策。地方有了自主空间，该卖的卖，该改的改，向市场让步，向企业家招商，竟然迎来了中国经济的十多年繁荣。所以，给宽松政策，远远胜过给钱。

2025年3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下发一份“管理提示”，强调微短剧创作要“爽”而有度。

爽的边界在哪里？多大的剂量是安全的？

我访谈了短剧的创作者、表演者、审查者，了解了短剧的生产和审核流程。那根红线是存在的。短剧制作者们知道如何“合法擦边”，如何让人物有足够的理由造反，如何创作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超级英雄，并且会在和监管的碰撞中找到“癫”的正确剂量。

我们都以为短剧的特点是虚假夸张、无底线，但实际上这种文艺作品也有自己的道德基础，并且因为生产时间、成本等的要求，更加需要符合中国国情，才能生存发展。

短剧的道德迎合普通人，也影响着更多普通人。截至2025年6月，中国的微短剧用户已经达到6.96亿，占全部网民（11.23亿）的六成还多。短剧创作确实成了一项“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工作。

短剧如何爽而有度

鼓风机吹动帷幔，从中撕开了一条裂缝。镜头趁机直入，“窥探”到了帷幔背后男女之间的互相撕扯：皇帝动手扯下了臣子妻子的华服，镜头中的女子霎时露出了半个肩膀。

这是短剧《惹她干嘛，她二嫁但皇帝心尖宠》第一集开头前10秒钟的画面。第二个10秒，镜头中偷情的男女继续拉扯，开始吻肩、摸脸、掐脖子。按照镜头惯性，下一个10秒，观众以为演员会露出更多身体部位。

这是短剧的优势，区别于正襟危坐的长剧和电影，懂人性、懂欲望。“最早做短剧和最靠短剧挣钱的群体其实就是之前推广小黄文的那批人”，一位行业内人士说。“所以短剧会让观众惊喜于，还能看到这个”。

不过接下来观众预期中的镜头并没有出现。这不是因为制片方不想，而是演员如果继续露下去的话，剧集会无法过审。接下来的画面中，演员也就只是继续露出了那半个肩膀。

这部剧的导演是King，他说：可以理解为这是导演在勾着观众上当。

中国的影视作品不实行分级制度，而是实行审查制度。一般认为这是由于难以有效控制青少年观众等人群进入市场、影院、网络和网吧，观看越级电影，所以对相应的镜头由统一的审查代替了分级。“这是想保持人的纯洁性”，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文艺希望能够熏陶人，培养高雅的志趣，远离低级趣味，以保持思想上的纯洁”。

欲望可以被压制，但无法被消除。所以King虚晃一枪的镜头，会吸引很多观众点击进这部短剧。“短剧能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色情和暴力剧情的存在”，一位影视行业的投资人说。因为这些都是大家想看，却在常规影视剧集中看不到的。

对于导演拍摄的画面和观众的期待，一位从事短剧审核工作的业内人士表示：只要画面没有触犯广电总局规定的不能露出敏感部位的要求，他一般都会以包容的心态放行。“那就仅是两具肉体堆在一起而已，纯商业行为，对于世道人心、公序良俗形不成啥冲击”。这是短剧被包容的基础。

不过，业内偶尔也会有争议。那是一副男女主被被子裹得严严实实并排躺在床上的画面，女生拿手抚摸男生的脸部轮廓。这个镜头让审核人员感到不适，从影视创作的专业角度而言，这个镜头和前后剧情没有衔接：作品既没有交代某个故事事件引发了这个暧昧场景，这个抚摸也没有引发另一个故事事件。它没有押上台面的故事价值，谈不上是一个故事事件，这个孤零零的镜头单纯是出于一种男色凝视。让审核人员举棋不定的是，它仅暗示片中男女主发生了性行为，根据剧情设定，这两人是刚认识不久的一对恋人。所以前述业内人士问同事：这个镜头暗示了婚前性行为，这种呈现感觉无处不在，这个，你怎么看？

被询问方答复称：这个无所谓吧？现在不是鼓励生育吗？微短剧现在都是先下迷药，再怀孕，再爱情。现在婚前性行为已经很普遍了，影视作品如果对这类内容进行限制，内容就更受限了。

但询问方并没有被说服，在他看来，这个画面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婚前性行为的合理与否，而是这部短剧并没有清晰交代男女主的情感脉络，本质上这牵涉到剧中人物的性道德问题。“国外甚至港台地区，对于性都是有原则和道德感的。但是这部短剧，没有情节，这个片段就像是平白无故插入的一段婚前性行为广告”。

不过，本着广电机构对短剧要包容、要扶持的工作原则，这部剧和上述有争议的画面最后还是被编审放行了，因为这部剧的主题和内核被认为都很正。审核人员的这种开明态度为短剧导演制造了延续短剧商业模式的空间。

当导演碍于审查规定让观众看裸露画面的愿望落空后，为了继续留住他们，King用纱巾蒙住了镜头，让男女主继续撕扯着入镜，纱巾加持下，意境朦胧，镜头外的人可以无限遐想。这被导演称为“合法擦边”。

合法性在于，没有人能扒开观众的脑袋看看他们到底遐想到了什么程度，而根据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广电单位也无法认定这种程度的擦边镜头有动摇世道人心的力量。“毕竟画面没有露点，不需要卡”。

什么样的会被卡？这是一个被要求整改的案例：剧集背景设定在古代的仙侠世界，男主为了救女主采取了人工呼吸和心脏按摩的措施。审核员认为这不符合常识，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是现代医学知识，怎么会出现在古代？本着求真的态度，审核员查阅了文献，果然发现，古罗马的人工呼吸用的是风箱，而古代中国没有相关的记载。

最终，审核意见为：鉴于这是一部古装剧，如果剧集一定要呈现人工呼吸的桥段，请按照《金匮要略》的记载使用芦苇，本着古代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展现心肺复苏时的胸外按压需女性施展，以免故事情节为刻意展示对女性进行的猥亵。

这位审查人员说，“其实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剧情是想表演摸女性的胸和亲女性的嘴唇。想看摸胸和亲嘴没什么，但不能打着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的旗号”。

另一部名为《不漏声色的爱，老师你别走》的短剧，言语、画面低俗，是打着师生旗号的软色情植入，这样的剧集也绝对不会过审。

“这就是短剧的‘度’”，广电机构的某位负责人表示。负责对短剧进行管理的单位曾多次下发关于短剧要“爽而有度”的宣传指导，“爽”作为一种感官刺激，如何进行“度”的限制？

“‘度’意指日常生活的理性。举个例子，喝咖啡没问题，但是如果想直接把咖啡因萃取出来，让人填鸭式服用，然后导致大脑皮层失控，进而行为失当，那就不行了”。

造反要有合法性

行为失当在短剧中的呈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譬如，在《庶女攻略》中，皇帝为了表示对庶女玉祯的爱，宣布废除翻牌子制度，要搞一夫一妻制。但短剧管理方认为，剧集对男主角人物的塑造无中生有地美化了男人的人性。这本质上也是一种失当。

《惹她干嘛，她二嫁但皇帝心尖宠》也有类似的剧情设计：身为皇帝的男主为了已嫁为人妇的女主，拒绝了所有参加选秀的秀女。但对于导演来说更难处理的是接下来的情节：男二是女主的丈夫，他被皇帝夺妻，奋起造反，并在造反途中大肆屠杀百姓。

King执导了这部剧的全部剧集，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横店华夏文化园的拍摄片场对着空气骂骂咧咧，说剧情降智。对着空气纾解完，他又迅速切换到了彬彬有礼的拍摄状态。不过直到剧集杀青，他都没搞懂，男二造反就造反吧，为啥非要屠杀百姓呢？

他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为了过审——男二伤及无辜百姓的行为会削弱他起兵造反的正当性，让他的造反失去合法性，符合乱臣贼子注定要走向失败的传统价值。

这样的价值设定传承自长剧。事实上，短剧中的“硬核”价值观多是在临摹长剧，因为对价值观呈现的方式是决定剧集能否过审的绝对底线。就像广电机构的工作人员所透露的：文艺作品，有统一的指导方针。

所以当《楚汉传奇》、《隋唐英雄传》之类聚焦于推翻前朝残暴统治的剧集从荧幕上消失后，聪明的影视剧导演就知道了该如何对造反者们定性。这种默契延续到了短剧中，导致短剧中的造反者道德权威一定是受损的（譬如乱杀百姓）。

King觉得这种剧情设计很不合理，“男二像被莫名夺舍了一样”，但他又实在想不出办法如何在过审的基础上把它修改得更让人信服，只能任其荒谬下去。或许这也是很多导演的苦恼，有时候打不过只能放弃，所以现在霸屏的古装剧中，只剩下修仙、魔道、宫斗、宅斗。

癫的边界

关注短剧之后，大数据给我推送了一部女尊题材的短剧切片，切片中，女主为当朝皇后，目睹太监在皇帝的授意下，将受宠妃嫔的孩子与她的孩子偷偷进行了调换，之后太监更是直接将女主的孩子溺死在了池塘（这个孩子也是皇帝亲生的），而女主目睹一切发生却没有任何反应。

一位网友在评论区发了一个捂脸的表情，并附带一句话：“这也太癫了”。

但这只是开胃小菜。之后的剧情揭示，女主一切的隐忍只是为了在被调换的孩子长大后，她起兵造反，直接废掉皇帝，再将皇位传给由她抚养长大的妃嫔的孩子。后续剧情还有亲生母子离心、异族血缘之类的奇思妙想。

我把看到的切片以及网友的评论都发给了另一名短剧导演丁译文，初衷是想收获导演对这种剧集的批判。但出乎意料，丁译文告诉我，他认为“癫”是一个好评，如果他是这部剧的导演，会把剧情做得更癫。

“观众觉得癫，说明剧情超出了他们的预期，那这就是一部好剧。如果剧情都能被猜中了，那观众干嘛还要花钱看短剧呢？”

思路打开，我竟突然觉得短剧中一胎生了99个儿子、豪门少爷爱上了和父母同辈的保洁阿姨、亲子鉴定结果相似度0%的剧情，是合情的。虽然最后一个案例被专业医生站出来进行了科普：0%相当于生了个插座，就算生个瓜子，也还有15%到25%的基因相似度。

网友给短剧编剧提供了新的剧本思路：下次就写霸道总裁生了个插座；大熊猫和人的基因相似度超过了50%，请霸总申请大熊猫的抚养权。甚至在虚幻、浮华的仙侠故事中内嵌了样板戏风格的情节，并直接点题说呈现的就是样板戏。审核员对此很无语，“不知道编剧和导演是蠢还是坏？搞出了这种荒腔走板的东西。”

每隔一段时间，各方都会试图规范这类荒腔走板的剧集，并为短剧的发展指明方向。这有用吗？“没用”，相关工作人员回答。因为市场的力量实在太强大，就像在编户齐民的明朝，士大夫的思想空间受到钳制后，转头写出了《金瓶梅》，“人民群众总能找到自己的空间”。

那么“癫”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呢？我问导演King：你们真的有可能会拍特朗普爱上在白宫做保洁的我么？他说应该不会，因为需要考虑两国影响，“毕竟我们国家是热爱和平的”。

除去涉及国家政治的题材，以及建国后动物不能成精的硬性规定，短剧世界的禁忌是由不断“阵亡”的剧集暗示出来的。

譬如，因被认为渲染极端伦理复仇而被下架的《黑莲花上位手册》，便是前车之鉴。“在这之后，就没人拍这种剧集了，资方也不会投”，King说。

那打工牛马奋起反抗996是可以拍的吗？“可以，但是需要穿越到古代，因为当代社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同样的逻辑，暴力、血腥、黑社会也得穿越到古代，否则就否认了政府扫黑除恶的成果。

当然在专业的审核意见中，涉暴力剧情被视为“模糊了法治边界”。而且警察和黑社会是不能平起平坐的，警察更不能认可相关概念的存在，否则便是矮化了代表公共安全与秩序的国家机关形象，弱化了代表暴力机器的警察局的力量感，与现代文明的社会治理理念格格不入；即使必须要承认灰色地带的存在，警方也必须展示出蔑视、居高临下的姿态。

但是，《狂飙》仍然被拍出来了。短剧制片人邢栋（化名）对此回答说，“（因为）那是长剧，一部短剧的投资才几十万不到100万，哪有钱去疏通关系。” 他说，要想拍，只能穿越。

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今年3月份曾针对短剧市场发布过一份《管理提示》，再次指示短剧要“爽”而有度。对于“穿越”类满足受众摆脱现实束缚、体验不同人生的心理需求的题材，《管理提示》指出切忌沉迷于恣意编织和过度娱乐化的表达，应当在鼓励创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力、满足受众好奇与期待的同时，坚守创作的生活逻辑、法治逻辑、历史逻辑、科学逻辑，观照现实，关注时代精神，给人以启迪和思考。

导演丁译文觉得，这是短剧的难以承受之重，他拒绝通过短剧对观众进行教育。他认为，短剧就是商品，不应该有价值观。

“如果观众想被教育，那他们去看长剧、去看电影、去看各级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宣传片不就好了吗？”

国情

霸总、单亲妈妈、皇帝、贵妃、婆婆、媳妇儿、庶女、王爷、保洁员、快递员、外卖员甚至熊孩子，在短剧世界里是绝对的主角。而且他们的人生必须要经历卑微到尘埃的绝境，有时候甚至是接二连三的绝境。

制片人邢栋认为，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设定，因为如果一个人的人生完全开了外挂，能够连续打怪升级，就和绿巨人、钢铁侠之类的美式超级英雄没区别了，而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中从来没有绿巨人、钢铁侠之类的设定，这自然也不会符合中国人对成功人生的想象。“文化和社会生活是一体的”，他说。

美国的小男孩儿小女孩儿们，都梦想当总统，想当总统不是僭越，这种文化底色让中文互联网一度对于美国真的上演了短剧《特朗普爱上在白宫做保洁的我》的谣言深信不疑。

不过毕竟中国的短剧观众没有当美国总统的想象，所以超级英雄式的设定也无法平移到中国的短剧中。 

“绿巨人和钢铁侠来送外卖？那是一副怎样的画面？我想不出来”，邢栋说。

King的另外一个身份是知名导演陈凯歌的徒弟，他曾跟着师傅在《妖猫传》和《长津湖》剧组工作。King并不赞成师傅那一辈的国内导演们对西方个人英雄主义题材的欣赏，他觉得他们被西方文化影响了。在他看来，中国式的超级英雄应该是属于集体的，会为了集体利益勇于牺牲自我，就像那些作战英雄。

所以，对于剧本中一些他认为太扭曲的三观，拍摄时King会尽量想办法把它合理化。那什么样的三观会是好的三观呢？

“不要瞧不起没钱的人，穷人当家做主，还有就是为人民服务”，King说。他来自毛主席的故乡，每次沟通都会给我发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表情包。

在拍摄中，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自己对社会的理解，去合理化一些剧情，也是李慷作为短剧导演的职业操作。

采访开始时，他刚刚在成都杀青一部霸道总裁爱上离异带娃妈妈的短剧。你相信这个故事吗？我问他。他回答说，作为导演，他必须相信，因为只有他相信了，观众才会信。

为了让观众更好的相信，他刻意淡化了“霸总”和“离异母亲”两个身份之间的对立。他将离异带娃的妈妈合理化为了霸总的白月光；妈妈在照顾孩子时的无微不至和母性光辉的发散也给霸总带去了情感冲击，因为在李慷新增加的设定中，小时候的霸总缺乏亲情关怀；更重要的是，和霸总在一起后，不再缺钱的离异妈妈仍然保持了勤俭节约的美好品德，而这些美好的品质在持续打动着霸总。

这种将个人对生活的理解渗透到作品中的操作，还产出了一个让李慷引以为傲的案例，那是他的一部爆款剧，播放量达到了5.3亿。

这部爆款剧的初始剧本中，父亲会无端讨厌自己的大儿子，更喜欢二儿子和三女儿。剧情设定中，父亲一直在打压大儿子。直到大儿子的女儿回来，开始反抗自己的爷爷。

李慷认为这种反抗不合理，他向编剧建议：根据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即使爷爷打骂爸爸，作为孙辈也是不能反抗的，“那是你祖宗，你怎么能反抗呢？”

因此李慷把大儿子的设定改成一个不争不抢的人，把二儿子和三女儿设置成更绝对的坏人，然后再将孙女的反抗对象从爷爷换成了非直系血缘的叔叔和姑姑。

不过，李慷拒绝将坏人脸谱化，“坏人也应该有人性的弧光”，他说。让坏人变得更坏，只是为了突出主角行为的合理性。

在丁译文看来，相对于伟光正的长剧，短剧的优势在于可以灵活呈现人物坏的一面，“太极是分阴阳的，如果没有黑的一面，根本对比不出白的一面有多白，所以一定要有暗才能衬托亮。当常规的剧本不让好人和主角有黑暗面的时候，亮的部分也就很难被充分体现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短剧无疑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譬如，短剧中，穿越回80年代的家庭主妇可以回击曾经欺辱过她的婆婆和小叔子。在很多影视剧的观念中，只有真、善 、美、忍是优秀品质，反击是不被允许和接受的。现在，观众为这种短剧剧情的慷慨解囊是对剧中人物行为的赞赏和支持，也是思想解放。“这本质上更是对怨妇的扶正”，邢栋说。

“而且长剧不可能让人平白无故的暴富一下，或者拥有得天独厚的战力，然后去藐视天下，也不可能让一个女生成为女尊去拥有无数男宠，但这些都是观众想要的”，丁译文告诉我。

另外还有太多人想回到改革开放的时代，去抓住错过的机遇，以实现人生的翻盘。但在现实世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同样只有在短剧中才能做到。

那为什么短剧可以做到呢？这牵涉到了一个行业秘密。根据有关规定，影视行业投资额超过50万的剧集，需交由国家广电总局进行审核，30万至50万投资额的剧集则由省级广电单位审核，30万以下的不需要审核。

作为制片人，为了绕开国家广电总局，邢栋宁可将投资额超过50万的项目拆分成上下两部，分开进行制作。甚至有些影视制作公司还会对外谎报数额，比如请演员花了10万，对外宣称只花了5万。这一点得到了业内人员的确认：“大家都假装自己的投资在30万以下”。

所以，大量的短剧其实没有被广电机构审过。

但是导演们自己心里还是有杆秤的。譬如，建国后动物是万万不能成精的。更重要的是，观众一旦发现了“有毒”剧集，可以随时举报。被举报下架后的项目，会导致资方的投资难以收回，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险。

广电相关机构的负责人也表示：短剧这一影视形式没有能力承载特别宏大的主题和厚重的叙事，商业属性更加明显，而商人为了挣钱，做事会非常有分寸。

多方加持之下，短剧就被很多人贴上了low、俗、离谱、辣眼睛的标签。但King不这样认为，他始终觉得短剧的道德感可比现实高太多了。“短剧中对坏人的描述有时候虽然很降智、很离谱，但我觉得现实更降智、更离谱，比如邯郸三个未成年人把另一个小孩儿打死了。短剧里的坏人坏的是有原因的，另外，都能成功播出来了，它又能坏到哪里去？现实中有太多东西播不出来了”。

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

导演King曾拍摄过一段剧集，根据剧情设定，男主带着女主去到了全世界最奢侈的服装店，男主告诉店员，把世界上最贵的那件衣服给他“叉”下来。“叉”这一动作多出现在乡村大集和县城里的服装摊上，一开始King不理解“叉”为何在编剧的笔下会与全世界最奢侈的服装店兼容。

刚开始执导短剧的时候，他会拿着剧本去找编剧：这样写对吗？这不是把观众当傻子吗？

不过剧的火爆告诉他，编剧就是对的。后来他懂了，那是编剧所处的真实世界和其想象中的世界的融合。而编剧身处的真实与想象，与短剧观众恰恰是一致的。

如果由一个从来没有到达过短剧观众世界的人来写同样的剧情，他很可能会将场景设置在买手店，然后提前预约好的专属sale会瞻前马后，有专门的VIP试衣室和试衣人员，客人更无需去发号“叉”的指令。不过这不会符合短剧观众的期待，只有下沉世界的编剧才能写出他们的所思所想。

“人是无法合理想象自己从来没有抵达过的阶层和世界的”，King说。

这就像出身南京第一豪门望族的曹雪芹可以在《红楼梦》中写翡翠羽衣、金凤鲟龙翅、面筋芦蒿糟蒸鲥鱼、苡米野鸡汤、糟香掌信、松仁鹅油卷，而续写《红楼梦》的高鹗只会让林黛玉吃“麻油醋拌五香大头菜”。

林黛玉吃香油拌大头菜的违和与短剧世界里的霸道总裁挥一挥衣袖就为公交车卡充值了500万人民币、没有护照和签证的霸总仍然可以毫无阻碍的周游世界，底色是一样的。

后者也是King真实拍摄过的短剧素材，这也是短剧编剧提供给他的世界观。成为短剧导演后，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要去顺从编剧和观众的世界观，而不是去违背，只有这样，拍出来的剧才会有人看。他现在的执导原则就是，尽最大努力去还原编剧的剧本。他给编剧的备注是“编剧爹”。

King拥有导演和表演的双硕士学位，硕士期间，是公认的同寝室四个学生中最优秀的那一个。离开学校后，他进入了师傅陈凯歌的剧组，在那里，见识到了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也正是在陈凯歌的剧组，King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终其一生都到达不了师傅的阶层，这和努力无关。

所以他从来不相信阶层跨越的故事，但这不影响他愿意去拍摄编剧笔下的世界。访谈中他反复跟我强调，编剧是最懂短剧观众、最懂人性的人。

而居高临下的教导和兀自评价他人眼中世界的行为则注定是傲慢和令人讨厌的。“很多人忽视了，世界是分层的”，他说。

丁译文是受访者中唯一一个没有接触过长剧和电影的从业者，他的创业公司在疫情期间遭受重创，短剧爆发时，为了挣钱而一头扎入了这个新新世界。他从来没有过和编剧“较真儿”的经历，身上也没有背负“艺术”、“理想”这些沉重且奢侈的包袱。在他眼里，短剧就是商品。

“短剧是我们国家最遵从市场经济规律的商品，观众是付费方，他们想看什么，我们就应该拍什么。如果我们拍的不是他们想看的，他们会拒绝付费。多么公平”。

作为制片人，邢栋需要对短剧的受众进行画像描摹，在对大量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总结出了短剧观众特质的最大公约数：这是一个不被人关注、每天的努力就是为了生存、无法做到衣锦还乡，更没有改写人生的机会和力量，内心极度落寞的群体。

根据这样的结论，包括制片人、编剧、导演在内的短剧制作团队，主要职责便是依据画像为目标群体定制他们想看的剧情，直击他们内心。所以短剧成为了在出租屋里花9块9就能买到的心灵按摩。

供需与内卷

丁译文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的商品供应方，会花大量时间去捕捉身边的蛛丝马迹，感受观众的喜好。

女性主义的崛起和女性综艺的火爆让他感受到了市场的风向。他会在工作间隙追问他身边的女性朋友们，她们渴望什么样的情感关系？她们想象中的男性魅力是怎样的？

他会在自己执导的短剧中夹带私货插入一点女孩子之间的相处剧情，呈现女生之间情感的细腻与美好。

但也不能太过，他曾在朋友圈转发过别人拍的耽美剧情片段，很快链接就被404了。“看来还是不允许拍”。

同样因为广电总局的限制，他无法展示更为直观的画面，光影和色彩就成为了营造美好的工具。他发来了一张拍摄现场监视器的画面，镜头背光，女孩儿们周身的主要色调为暖橘色，画面整体气氛柔和温暖。

“女孩子之间的情感真好”，他说。

所以你是个女性主义者吗？我问道。他否认，说他不想把自己的作品抬高到任何“主义”的高度，更不想从作品里提炼任何思想。他只想为观众提供有关恋爱、情感的美好观感。

“我就是一个直男，一个觉得其他短剧直男导演们拍摄的情感镜头太过暴力和粗鲁的人”。

在横店采访期间，我去到了华夏文化园、青芒果剧场和玖点片场，这是横店短剧剧组扎堆的几个拍摄场地，前者主要提供古装场景，后两者用于现代剧取景。

在华夏文化园，《玉腰奴》剧组正在拍摄：身穿黑色长袍的男主龇牙咧嘴掐住女主脖子，女主开始吐血，同一个场景，全景、怼脸、侧脸、逆光、正反光镜头依次进行，女演员不断的喝红色颜料，拍摄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因为这是一场重头戏”，在背着导演的地方，一位剧组工作人员偷偷告诉我。

而青芒果剧场和玖点片场正在表演把女主角摔到床上、男主用力捏着女主下巴大喊“你想怎样”的情节。为了拍出美感，第一个女孩儿被摔了一次又一次，另一个女主角则在导演喊咔后捂着下半张脸待了近半个小时。

短剧男演员申浩男曾在直播中说，他每天两眼一睁就是去锁喉、去掐人脖子，还要拿绳子把人绑着，把女主的头按到水里，还要抱着女主去跳河。

为什么这类剧情会流行？“因为虐最容易供给”，丁译文说。轮回感、宿命感、抽离感之类的感性画面对导演的镜头语言要求比较高，不是所有的短剧导演都有实力进行这样的高阶表达。相比之下，“虐”的门槛最低。

而且观众也愿意为“虐”买单。在爆裂短剧、DataEye等多个平台的短剧热度排行榜中，虐恋占据了至少三分之一的天下。

“这其实还是基于市场供需关系进行的生产”，李慷表示。他认为虐恋本身就是一款产品，有些观众就是喜欢看，带着产品思维出发去看待这件事情，完全合理。

以“危险”为底色，除强制爱外，短剧还衍生出了包括小妈、骨科、女尊在内的多类型剧集，后者也是丁译文想要尝试的题材，他想给观众提供更多的商品选择。

而商品生产，他认为最好的模式应该像富士康一样，策划、编剧、导演、制片都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策划负责捕捉用户喜好，然后交由编剧进行文字生产，再由导演进行最终的视听语言呈现，最后由制片方进行制作。“每个人都是生产环节上的螺丝钉，这样的生产效率是最高的”。

商品逻辑也对短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快。制片人邢栋在访谈中反复强调，时间就是短剧的生命，因为短剧行业的推陈出新速度实在太快，越短的拍摄周期越能确保投资方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回投资。

譬如，当下最为火热的选题是宗馥莉的继承者之战，数不清的短剧制作公司在使用AI加人工辅助的模式生产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现代的、古代的、穿越的多套流水线剧本。之后多个剧组会同时开工，不出一个月的时间，市场上就会充斥大量的“继承者”剧集。而只有最早投入市场的那一批，才能获得平台最多的流量扶持，然后赚到最多的钱。

这种高周转的快速赚钱方式也促使越来越多的热钱开始涌入短剧行业，今年7月，京东集团以最高140万元年薪公开招聘短剧内容策略运营岗，创行业薪资新高，这被认为是京东在加速布局短剧市场，即将开辟与快手、美团、字节跳动、咪咕视频等平台的新战场。

不过竞争的加剧让行业越来越卷——主要体现在不断被压缩的拍摄时长和拍摄预算上，这是受访导演们的共同遭遇。丁译文形容，这就像淘宝，一双袜子，有人卖一块钱，就有人卖9毛，竞争之下，大家只能血淋淋的拼刺刀。

也因此，短剧导演的核心竞争力不是创作能力，而是效率高，能“熬”。King的最高记录是，有一次连续拍了52个小时。丁译文说，当其他导演需要7天才能完成的拍摄，他只用5天就能拍完，其他人“卷”到5天的时候，他已经将作业流程优化到了3天，而当其他人也能在3天内拍完时，他可以只用两天。甚至现在，只需一天半的时间外加8个人的团队、两盏灯、一台摄像机，以及一万块钱的预算，他就能拍出一部可以被市场接纳的30集共计30分钟的微短剧。

7月18号和28号，King有两部剧接连在武汉开机，剧情是他拍过无数次的霸总和虐恋题材，这两部剧之后，还有很多部他同样拍过无数次的题材在等着他。“根本拍不完”，他说。有一天他在朋友圈发文：感觉自己越来越像王晶了。

在我们最近一次的交流中，他直言特别累，正被越来越低的拍摄预算压得喘不过气，而同样长达150分钟的剧集，拍摄周期也从原来的9天被压缩成了6天。

所以离开大导演的剧组有没有后悔过？我再次问他。他还是同样的回答：没有。于经济层面，他还有房贷要还，持续不断的拍摄邀约可以让他一直有钱挣；于工作成就方面，师傅在拍《志愿军》，而他拍的是另一种精神慰藉，所以没什么可失落的。“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都是在为和谐社会添砖加瓦”，他说。

2025年夏天，东北热得不寻常。

一名辽宁沈阳的园林绿化工人，在户外工作时倒下后，再也没有醒来。其直接死因是热射病引起的多脏器功能衰竭。

事发前后的四天内，沈阳最高温都超过了35℃，市气象台每日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来自辽宁省气候中心的数据显示，2025年7月全省平均气温26℃，比常年同期偏高1.6℃，是有统计数据以来最热的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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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悲剧并非个例。在有关记录和工人们的口口相传中，长白山种人参的农民、沈阳另一个小区的绿化工人、沈阳周边农村收西瓜的村民，均有人因热射病倒在了这个盛夏。

张拥伦的工作服和鞋子。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摄

倒下

这一天是2025年7月10日。早晨五点左右，63岁的张拥伦像往常一样醒来。前一天晚饭时，他说在超市买的猪肉吃着不香。妻子孟桂荣准备去楼下的早市，买几斤现杀的土猪肉。

吃过早饭，张拥伦准时出门。6点半，他需要到小区附近的“单位”报到，那里是包工头老赵租下的一个车库，存放着园林绿化需要的设备和工具，位于沈阳市郊。几十名工友先在此集合，再像麻雀一样散开，三三两两分组，开始一天的劳作。

从早市回来，孟桂荣把刚买来的土猪肉切好、分类，有炒菜的，有包馅的，还有做红烧肉的，她还买了张拥伦喜欢的酸萝卜。孟桂荣烧得一手好菜，从工厂下岗后，她开过餐馆，还在幼儿园做过厨师。

上午9点57分，张拥伦给妻子发消息：“中午不回家吃饭了。”正在备菜的孟桂荣隔了十分钟才看到，决定午饭自己也随便对付一口算了。前一天中午，张拥伦也没回家吃饭。平日他一般在家旁边的小区干活，最近几天，他被派往离家约5公里的一处单位大院。

整地、挖坑、种植、施肥、打药、浇水、剪枝……园林绿化的工作繁琐又辛苦。7月10日这天，张拥伦的主要任务是“打草”——拎着二十多斤重的打草机，清理与园林植物争抢养分的杂草。和很多从事体力劳作的工人一样，张拥伦晒得皮肤黝黑，六十出头便满头白发。

张拥伦和工友的上班时间是7:00-11:30，13:00-16:00。上午的工作结束了，“外派”工作的午餐可以报销，包工头老赵没给餐标设限，但张拥伦和搭档吴国友一共才花了10块钱，吃的是包子和粥。

这已经比吴国友平时吃的丰盛了。他家离“单位”有五十多公里，每天四点多起床，和几名工友一起坐老赵的车来。在没有外派的平日里，午餐要自费，他一般吃三张饼，不吃菜，扛饿。

当天是吴国友第一次跟张拥伦搭班，张拥伦嘱咐他：“天气热，要多喝水。”

当天沈阳最高温35℃，市气象台已经连续三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而下午一点，一天中最热的时间段，两人准时开始工作。

打草要保持安全距离，两人相距十几米，沉默不语地干活。耳边响起打草机的轰鸣，地面不断扬起的灰尘、杂草、碎石子，打在他们的身上。

下午三点左右，张拥伦突然反常地提出，他要提前下班。

吴国友看到他脸色煞白、两眼发直，一屁股坐在三轮车驾驶座上，垂下头，便不再言语，怎么叫都不吱声。

吴国友吓坏了，马上打电话叫老赵来。头顶的太阳毒辣辣的，两人合力把张拥伦抬到树荫下，赶紧喂他喝水、给他洗脸，见张拥伦还是没有清醒，便拨打了“120”。

厄运

谁也不知晓，张拥伦究竟是从何时起感到身体不舒服的，直到无法坚持而倒下之前，这个沉默、隐忍的男人并没有表露出任何异样。或许正因如此，没能让他在与死神的赛跑中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张拥伦被确诊为热射病。张拥伦的儿子大安（化名）后来得知，父亲被送到抢救室时，已处于休克状态，医生在他身上放冰块，头上戴冰帽，当时他的体温高达42℃，摸起来甚至有点烫手。

广东肇庆一家公立医院的医生卢辉每年都接诊多例热射病患者。他介绍，区分热射病和中暑最关键的指标是人体核心器官的体温——热射病人达40℃以上，而普通中暑病人一般不超过38.5℃。

人体有一套精妙的散热系统，通过出汗和血管扩张来排出多余热量。然而，在高温下，这套系统可能崩溃——汗液无法蒸发，散热能力下降；剧烈劳动会让身体产生大量额外的热量，如果无法及时散发出去，就会导致体温飙升，迅速突破人体的安全极限。

人们常形容，“得了热射病的患者，身体的器官就像被水煮过一样”。从出事倒下到救护车送到医院，只间隔不到1小时。

他的肺脏受损，出现呼吸衰竭的迹象；血压异常低，要靠升压药维持；肌红蛋白高，说明肌肉出现溶解；肾脏衰竭，补液3000ml后，一滴尿也没排，不得不做血液透析，清除体内的代谢废物。

厄运突然降临，大安和母亲呆立在重症监护室门口，头脑发蒙。在高纬度东北地区生活的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热射病，更没想到，中暑还能死人。酷热的风险，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生活经验。

事实上，热射病的死亡率极高。一项2022年的多中心研究显示，我国西南地区83家医院收治的873例热射病患者，总体死亡率高达32.4%。即便能从死神手中抢回一条性命，由于不可逆的器官衰竭，多数患者的余生也将与痛苦的后遗症相伴。

热射病的影响范围也日益扩大。根据2025版《中国热射病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2022年我国因热射病就诊人数达到53.9万，是2021年就诊人数的3倍左右。

“如果避开午后最热的时间段，中午休息好，再加上防晒和补水，这起悲剧本可以避免。”卢辉说，热射病分为劳力型热射病和经典型热射病两类，而张拥伦的情况属于典型的劳力型热射病，其常见于在户外作业的人群以及运动员等，这类人群往往都身体健康，甚至年富力强。

在大安的描述中，父亲没有任何基础病，就连前两年偏高的血压，做园林绿化工作后也趋于正常。父亲曾跟他说，找人算过命，自己能活到八十多岁。

张拥伦照片。受访者供图

吃苦

生活在城市，张拥伦却过着与土地打交道的生活。工作时，他每天和阳光、植物、泥土相伴；生活里，他唯一的爱好是种菜，在小区绿化带的角落里开辟了一小块菜地，种着黄瓜等蔬菜。

1961年冬天，张拥伦出生于山东一个农民家庭，排行老四，家里还有三个哥哥，贫困和饥饿是他童年抹不去的记忆。

十几岁时，初中都没读完，张拥伦就跟随大哥来到东北打工，从干杂活的小工做起，自学手艺，逐渐成长为黑龙江伊春一家木材加工厂的钳工。

张拥伦脑子活泛，喜欢钻研，精通电路、电焊、机械等各种技术，是厂里受人尊敬的“万能工”。妻子孟桂荣记得，之前没有电话，队长经常半夜三更骑车到家里敲门，厂里的机器坏了，丈夫二话不说，“啪”地起床就随人家出发。

在大安的记忆里，小到手表、大到汽车，几乎没有父亲不会修理的东西。街坊邻居这家锁坏了，那家盆儿漏了，都来求助。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智能手机玩不转的父亲，却能修好台式电脑。

张拥伦49岁那年，木材加工厂效益不好，买断了他的工龄。下岗后，他找到一份在另一个厂子里做工的活，谈好了日薪10元，却遭到恶意拖欠，白干了近两个月，一分钱工资没领到。这件事至今让孟桂荣耿耿于怀：“每天零下30多度骑车上班，老遭罪了。他就是心眼老实，搁一般人早就不乐意了。”

孟桂荣和张拥伦同时下岗，听说山东教育水平高，为了儿子读书，两人回到张拥伦的山东老家，男人开摩托车修理铺，女人在旁边开饭店，但生意并不太好。

后来，一家人又搬到沈阳。张拥伦在一家物业公司找了份维修工的工作。他干得不错，但在59岁时，因年龄太大被辞退。

闲不住的张拥伦，又开始做园林绿化这份工作。63岁的他，甚至算是队伍中的“年轻人”，连包工头都比他大两岁，不少同事超过70岁。

大多数工友仍然要为生计打拼。他出事那天的搭档吴国友69岁，有个五十多岁的儿子和22岁的孙子。儿子在工厂上班，隔三差五“被放假”，常常领不到工资。老吴没有退休金，为了供养儿孙，园林绿化的差事他已经做了14年，每天工资100元。下班回家后，他喝几两小酒解解乏，然后去一家翻砂厂打更（守夜），每个月还能再挣几百块钱。

比起大多数同事，张拥伦一家的经济条件算得上“小康”了。夫妻两人每个月共领6000元左右的退休金，儿子大安做服装生意，甚至近几年冬天，夫妻俩还会去海南、云南旅居数月。孟桂荣最近常对丈夫说，“咱俩吃了大半辈子苦，近两年好不容易生活条件好了，想吃啥就买啥”。

然而，大半辈子经历的艰辛，似乎刻在了张拥伦的基因里，吃苦耐劳才是他的“舒适区”。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执意要打园林绿化这份工。

每年工期从3月开春持续到11月入冬，一个月有4天休息日，但张拥伦从不休息。2025年4月到7月的考勤记录显示，无论是“五一”假期还是周末，张拥伦没放过一天假。遇到雨天其他工友能休息，而张拥伦作为四个班长之一，还要值班。

据长期跟张拥伦搭班的李大姐（化名）观察，一般工人干一会活就要抽根烟休息下，张拥伦不抽烟，也不挑活，“一个劲就是干”。

就连孟桂荣有时都无法理解丈夫的节俭。路边看到的螺丝，他要捡回家去。几毛钱一双的白色劳保手套，干完活后“黑得没样了”，张拥伦回家后戴上老花镜，在灯下缝缝补补。“我都瞅烦了，破手套直接扔了就得了，他偏舍不得。”

除了干活，生活中的张拥伦沉默寡言。大安觉得，父亲活得就像游戏里的NPC（非玩家角色），没什么存在感。一家人去旅游，父亲永远跟在后面默默拎包，几乎不发表意见。

除了偶尔喝酒和种菜，大安想不到父亲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刷刷短剧，是他为数不多的娱乐。

生活里，张拥伦最大的爱好是种菜，他在小区绿化带的角落里开辟了一小块菜地。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摄

官司

7月11日14时17分，被送到医院后不到24小时，张拥伦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他爱吃的土猪肉还在冰箱里存着。死亡证明上写道，直接死亡原因是多脏器功能衰竭，引起的疾病是“热射病”。

张拥伦去世那天，沈阳市气象台连续第四天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几天后的7月16日，辽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40℃。

酷暑终结生命的悲剧就发生在眼前，活着的人还要继续负重前行。张拥伦的工友们选择麻痹自己对危险的恐惧。“我不想这个事儿，我都快七十岁了，干一天算一天。”吴国友说。

“中暑只能靠自己注意（防护），但你说谁不注意呢？老张不注意吗？那还能咋整呢？”李大姐无奈道。

就在这起事故发生前不久的6月26日，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文，为保护高温天气下的劳动者，要求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37℃以下时，用人单位须通过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连续作业时间。

张拥伦出事以后，下午的工作依然在1点钟准时开始，几位工人都没听说过需要避开“高温作业时间”。

园林绿化工作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危险。“打草”时飞溅起来的石子，像突然从地下射出的暗箭，常常将工人打得头破血流。还有修剪枝条时用的油锯，稍不注意就会伤到自己，2024年，一位工友的手指就被削下来一个指节，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皮连着。

园林绿化工人穿的围裙沾满了草屑。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摄

发生安全事故，雇佣他们的老赵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还是在张拥伦的劝说下，2025年4月，老赵给58名工人买了雇主责任保险，保费每人每年330元，包含50万元的死亡伤残责任限额和5万元的医疗费用责任限额。

然而，这笔保险并没有起作用。因为保单清晰地写着，工作场所只限于张拥伦平时工作的园区，出事当天外派的地点并不在受理范围内。保险公司拒赔有充分的理由。

“我连字都不识。”老赵说，长达23页的保单到底写的是什么，他现在都没搞明白。

保险的投保人是沈阳的一家环境工程公司，该公司将园林作业外包给老赵，张拥伦等人受老赵雇佣，并不直接与这家公司形成劳务关系。工人们与老赵之间甚至从未签署过纸质版的劳动合同，老赵通过微信转账或发现金，每半个月发一次工资。

即便这样不正规的雇佣关系全是“坑”，也不乏大量劳动力愿意主动往里跳。对于超过60周岁的工人们而言，这份差事并不好找。

现有法律也不支持将张拥伦的事故认定为工伤，否则家属可以领到约100万元的工亡金。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一条司法解释曾称：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张拥伦已经在领退休金，只能按照劳务关系处理纠纷。

大安依据律师建议，提出89万元的赔偿要求，包括死亡赔偿金、抚恤金、丧葬费和医药费等。经调解失败后，大安将老赵、父亲工作的单位物业和环境工程公司告上了法庭。

在劳动法专家、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洪桂彬律师看来，张拥伦的不幸遭遇，反映出目前制度设计对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力度不足。

“职业危害防护应该更关注用工过程，而不是用工关系。”洪桂彬说，我国传统的职业病保障，以标准的劳动关系为主，对退休返聘人员等非标准劳动关系和非劳动关系保护不足。

许多企业通过灵活用工，故意将用工关系复杂化，起到“甩锅”的目的。洪桂彬说，这起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出事之后，企业很容易以“不是我的员工”或“没有劳动关系”等借口，逃避责任。

不过，这些制度设计正在朝着有利于劳动者的角度调整。2025年9月1日起实施的“社保新规”，废止了实施15年之久的“超龄用工按劳务关系处理”的规定，工伤保险将成为“强制项”，要求用人单位需为超龄劳动者单独缴纳工伤保险，保费由企业全额承担。

夏天接近尾声，2025年9月9日，国家气候中心刊文回顾称，2025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高温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

如今，沈阳进入初秋，天气告别炎热，张拥伦的遗体仍在殡仪馆冷冻着。家属请的律师建议，在可能长达八个月的官司打完之前，张拥伦最好先不要入土为安。

小区里，张拥伦种的蔬菜郁郁葱葱，绿叶宽大饱满，茎上开出黄色小花。但大安没看到果实，“可能都被别人摘走了”。不久后的冬天，繁茂的景象将要消亡，来年冰雪化冻、春暖花开，张拥伦的同事们照料的园林植物会再次发芽，而这些蔬菜却无法重焕生机。

9月11日，网传山东青岛人士吴云鹏在河南郑州旁听一刑案，疑因其所发旁听记被警方传唤，引发关注。

据悉，吴云鹏参与旁听的是王某超等人“涉黑”案，日前由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辩护人告诉笔者，此次开庭，管城区法院仅分配给被告人家属每家3个旁听名额，吴云鹏参与了9月8日、9日的庭审旁听，并在其个人公众号发了有关旁听记，后于10日上午失联。

该辩护人表示，9月11日上午，有青岛律师收到吴云鹏家属消息，称其已被郑州警方带走。

9月11日下午，多位赶至现场了解案情的律师在管城区公安分局北下街派出所外见到了吴云鹏本人。据现场律师了解，吴云鹏是被管城区法院法警带至管城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后者于10日晚间将其案件交由北下街派出所处理。

有关民警告诉现场律师，因吴云鹏所发旁听记部分内容不属实，及冒充被告人家属身份参与旁听，故对其进行传唤。现场视频显示，吴云鹏向现场律师表示，其所写旁听记绝大多数内容为法庭上真实见闻，若警方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决定，其想申请暂缓执行。

11日16时许，现场律师告诉笔者，吴云鹏已被办案人员带至管城区公安分局进行讯问，“（个人判断）疑似作为治安案件处理。”

据多位与吴云鹏相识人士的描述，吴云鹏年近六旬，曾在体制内长期担任工程师，拥有法律职业资格。因热心法律与公共事务，近年来经常前往全国各地参与刑事案件旁听，并在其个人公号“旁听士”发帖记录。“旁听是吃瓜看客，唯有如实报道法庭情况而已。”吴云鹏曾发帖称：“旁听不仅仅是旁听案子本身，隐藏在法律背后的理，更是老百姓关心的。”

图：多位现场律师与吴云鹏见面

对于吴云鹏疑因旁听涉案，多位法律人士公开声援。

北京和颐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军撰文称，旁听记，大多数是对旁听情况的客观记录，可能会有少量的旁听感受。但无论是客观记录还是主观表达，都属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范畴。“如果吴云鹏只是如实记录旁听的事实，记录他听到的案情，对于公开开庭的案件，这何罪之有？如果吴云鹏在记录旁听实况以外，还对公权力有公开的评价甚至批评，也是完全正当的。”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赵琮亦在其文章中直言，近年来的趋势是，司法公开明显式微，庭审直播流于形式，裁判文书选择性公开，大量案件限制旁听，旁听记成为司法公开为数不多几种方式。“若吴云鹏被带走确与其旁听行为有关，或将是对司法公开的又一次严重打击。”

2025年9月10日上午10时，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法院门口，来自青岛的公民吴云鹏，在旁听一场公开审理的涉黑案后，被法院人员带走，失联。

他是一个职业旁听人，笔名“青岛天光云影”。他习惯于用文字记录法庭内外的一切，并在一个叫“旁听士”的公众号上发表。

这一次，他被带走，也是因为文字。

他发了两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极具预言性：

《郑州市公安局抢来的黑社会》

故事就从这篇被404、却又点燃了现实引信的文章说起。

文章的主角叫王颖超，一个60岁的登封农民企业家。2025年8月8日，他和另外17名被告一起，站在了管城法院的被告席上。

庭审现场，王颖超朝着国徽和法官的方向，悲愤控诉，

“我们不是黑社会！法院这是把我们放进绞肉机！”

话音未落，18名被告中，除去病重无法行动的，齐刷刷跪倒一片，哭喊“冤枉”。旁听席上几十名家属的哭声，瞬间淹没了法庭。

这是一场试图将王颖超等人定为黑社会组织的审判。

根据其辩护律师张锦宏的说法，这是郑州市公安局在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通过指定管辖的方式，强行从河南滑县抢来的案子：

为了完成这个黑社会的KPI。

郑州警方表现出了惊人的叙事建构能力。

起诉书的故事，要从41年前讲起。

1984年，王颖超还不到二十岁，被村支书派去“看渠”。他们的村子在灌溉渠的下游，上游的村子总是不交钱还偷水，导致他们交了钱也浇不上地。村里便组织各生产队出人，沿着渠走，防止偷水。

这个维护村集体利益的临时举动，41年后，被警方追授了一个响亮的名号“护渠队”。

这支队伍，被认定为王颖超黑社会组织的萌芽。

起诉书里，这个组织的骨干成员还包括王建设和崔现宾。办案人员或许忽略了一个细节，1984年，这两位骨干成员的年纪是：

十二岁。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带着两个十二岁的孩子成立护渠队，霸占水渠，随意殴打百姓。这个故事的开篇，就奠定了全案荒诞的基调。

此后，王颖超的人生轨迹被裁剪、拼接、重新上色，每一步都走在了通往黑社会老大的康庄大道上。

他离开村子做生意，又回村建砖厂，再去洛阳开煤矿，成了乡亲们眼里的企业家。2002年，他以70%的得票率当选村委会主任。

在检方的叙事里，这一年，正是“以王颖超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正式形成的时间。他的高票当选，被描述为：

贿选、逼迫竞争对手退出。

他当村主任期间，带领村民致富，修路修学校，设立乡情基金会捐资助学，这些事迹被上百名村民写进《请愿书》，称他为“好党员、好干部”。

但在起诉书里，这些行为被重新定义为：攫取基层政权、欺压百姓、树立恶名。

甚至，他调解村民间的土地纠纷、邻里矛盾，这些村主任的日常工作，也被一一列为黑社会组织的违法事实，逻辑很简单：

凡是他调解的，就是他指使的。

故事的高潮，是2011年发生在河南滑县的一场聚众斗殴。这起已被滑县警方以行政处罚处理完毕的旧案，在十多年后被重新挖出，并被郑州警方指定为侦办王颖超涉黑的标志性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王颖超公司借给商人喻家合的7000万元到期未还，对方还玩起了失踪。王颖超组织了几十名作为股东的村民，去郑州喻家合的小区讨债。

检方指控，他们静坐示威。

在喻家合家里，双方发生争执，王颖超的头被对方的儿子用烟灰缸砸破，血流如注。根据公开报道，这位黑社会老大的第一反应是：

报警。

在派出所的调解下，双方同意去债务担保方所在的滑县解决问题。然而，在去滑县的路上，他们被喻家合的另一拨债权人截停。对方手持长刀、铁锤，不由分说，先捅伤了一名颍北村村民。

一场混战就此爆发。

最终，这起由欠债不还引发、对方率先动武的事件，在14年后，被郑州警方定性为王颖超黑社会组织的标志性犯罪。而那个被烟灰缸砸破头的“黑老大”，成了主犯。

吴云鹏转发的文章，冷静地记录了上述庭审细节。他或许没想到，自己会因为记录别人的被抢：

而亲身体验一次被抢。

2025年9月10日，他被带走。据后来一位律师透露，派出所一位任姓指导员的说法是：

吴云鹏文章的标题《抢来的案件》，让公安局特别生气。

故事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

郑州市公安局，因为一篇指控他们“抢”案子的文章而感到愤怒，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抢，他们决定：

把写这篇文章的人也抢了。

被郑州警方从法庭外抢走的吴云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他的公众号旁听士上，他留下了自己行动的轨迹。他不是一个空谈理论的文人，而是一个用双脚和笔杆，一次次冲撞司法程序顽疾的行动者。

他似乎把自己看作是法律共同体的一个哨兵。

2024年11月，海南曾武律师在洛阳中院休庭期间，因关闭了律师休息区多达五六个、辐射巨大的信号屏蔽器，被警方以“扰乱单位秩序”传唤超过12小时。事后，曾武律师写了一份《情况说明暨维权申请书》。

吴云鹏在他的公众号上，全文转发了这份申请。他将自己的平台，变成了一个：

律师蒙冤后可以发声的渠道。

他关注的，常常是那些决定案件走向，却又极易被公众忽略的程序问题。

在山东汶上，他旁听王海东等41人涉恶案。庭审一开始，他就：

记录下辩护律师提出的异议。

法院补充了三张移动硬盘、几十卷的证据材料，却不提供电子卷宗，只允许律师在开庭前极为有限的时间里拍照。

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法庭上的荒诞一幕。当律师指出，这种重大涉黑案件的合议庭组成不合法时，审判员的回答是：“这个问题二审你们可以提”。

吴云鹏将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记了下来。几天后，当法院在律师的反复抗争下，终于同意提供电子卷宗时，吴云鹏又专门写了一篇《给汶上法院点赞！》。他写道：

权利是靠斗争得来的。

即便面对的是一块坚冰，律师的每一次申请和抗议，都是敲在冰上的一锤，总有一天坚冰会消融。

他赞美这微小的进步，像珍惜黑暗中的一丝火光。

但他的笔下，更多的是对那些被程序正义遗忘的角落的深度挖掘。山东泰安的高丙芳律师案，便是他投入心血最多的战场之一。

他不仅仅是去旁听，而是几乎成了案件的随军记者。在他的系列文章中，高丙芳不是一个抽象的法律符号。开庭那天，他细致地描绘了她被法警带入法庭的瞬间：

一个身材小巧、面色苍白的女人。

头后的小辫子只扎住了不到十分之一的头发，其余的乱蓬蓬向外张着，像一个刚从草丛里被抓出来的逃荒难民。

他捕捉到她进门时那干燥、急切、又带着一丝胆怯的目光，如何扫向旁听席，寻找着什么。后来他才恍然大悟，她是在寻找她的儿子。

案件本身，是一出法理与天理激烈冲撞的悲剧。包工头自己掏钱垫付了70多名农民工的工资，之后在律师高丙芳的帮助下，想以农民工讨薪的名义向耍赖的总包方追索这笔欠款。

当地司法机关的逻辑是：既然农民工已经拿到了钱，那就不存在欠薪事实。因此，这场讨薪官司是：

虚假诉讼。

最终，垫付工资的包工头被判有罪。那位帮助讨薪的律师高丙芳，作为主谋，一审被判四年。

吴云鹏对这个案子进行了庖丁解牛式的记录和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那个违法分包、并且在明知欠薪的情况下，依然将千万工程款支付给二包导致资金去向不明的总包方——不仅逍遥法外，甚至还以受害人的身份出现。

他将此案，称之为：

建设领域的彭宇案。

他警告，这样一个违背常理的判决，会让社会道德倒退，其潜在的危害是：

今后将再没有一个包工头敢为农民工垫付工资。

他的关注点，永远是那些被宏大叙事所掩盖的个体痛苦。在洛阳，他记录了赵永林律师和赵大地法官的故事。

年过六旬、身患多种疾病的赵永林律师，因无法支撑法院强推的“夜间加班庭审”，在明确告知身体不适并得到法官“可以走”的答复后离开，第二天却收到了将被取消辩护人资格的通知。

而那位强推庭审的赵大地法官，吴云鹏也记录了他的另一面：为了审案，曾三次推迟自己的婚礼，经常加班到深夜。

他看到了律师的挣扎，也看到了法官的苦衷，但他最终：

将笔尖对准了那个不人性的制度。

他质问，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安排庭审，非要过度透支所有人的身体？

这样一个记录者，一个旁听人，一个始终关注程序、关注个体、关注那些“不值钱”的冤屈的人，带着他对法治的全部理解和经验，走进了郑州的法庭：

他旁听，他记录，他转发。

如同过去无数次一样。

他看到了熟悉的配方：一个漏洞百出的涉黑故事，一个被强行抢来的管辖权，以及一个在法庭上哭喊冤枉的被告。

于是他做了他一贯会做的事。

然后，那只无形的手伸了过来，将记录者本人，变成了被记录的故事。旁听席与被告席的距离，原来只隔着一篇文章。

他被那台他一直观察的绞肉机，稳稳地叼了进去。

就这样，一个习惯于在别人故事里寻找法治刻度的人，自己成了刻度。

2025年9月10日，庭审休庭：

吴云鹏走出法庭，随即被几名法院人员围住，带走。

整个过程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有现场目击者称，他被强行带离：

随后，失联。

近24小时后，消息才逐渐清晰。家属接到他的电话，说自己被带到了郑州市的一个派出所，但没能说出具体是哪个所。

律师的介入，让事件的荒诞性达到了顶峰。据一位律师后来在视频中透露，派出所一位任姓指导员给出的抓人理由，极其坦诚：

吴云鹏因为所写的文章标题是《抢来的案件》，可能说公安局特别生气。

因为法院第一天已经就管辖权问题作出了裁定，说案件“不是抢来的”。而吴云鹏在第二天的文章标题里，还在说抢的案件。

这位律师在视频里发出了法律人的天问：

“如果这样能抓一个人的话，全国几乎所有的刑事辩护律师都会被抓的。因为‘抢来’的话，据我所知，辩护人不光是第一天说，第二天说，第三天还要说，甚至到了二审还要说。”

事件发酵，我今天便写了一篇题为《正告郑州警方立即释放“旁听士”吴云鹏》的文章。

我在文中写道，这让我想起旧闻里，当年的日军进了城，第一件事，便是查封照相馆，毁掉一切可能记录他们罪行的底片。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

那罪行是不应被记录，更不应被看见的。

如此一来，错的不是问题，而是提出问题的人。抓走吴云鹏，删掉他的文章，便似乎带上了一点为民除害的和谐。

我接着写道，这哪里是抓捕，分明是保护！

是怕他那脆弱的心灵，被法庭上的景象所玷污，所以要请他：

到更安全、更公开、更不像黑社会的派出所里去好生款待。

在吴云鹏暂时失联的那段时间，另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

画面里，好几个人站在一个派出所的铁栅栏门内，门外，是一位光头、身穿浅色衬衫的男士，正在与他们交涉。他似乎在解释自己与王颖超案的关系，说自己90%的材料都来自法庭，并且有证据。

那是吴云鹏。他在铁栏另一边，成了他往常记录的一部分。

而在另一段视频的结尾，是关心他的律师在派出所内的一个场景。他们站在一面挂满了锦旗的墙壁前，背景是一面蓝色的旗帜，上面有警徽和管城公安的字样。

那面墙上的锦旗，鲜红夺目，上面用金色的丝线绣着各种赞誉之词：

雷霆出击 破案神速、公正执法 热心为民、排忧解难 一心为民。

这些锦旗静静地挂在那里，像一个个沉默的、烫金的注脚，为这场关于抢与被抢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背景。

它们见证了这一切。它们什么都看见了，却什么也没有说。

有时候，最颠覆的行动，不是去违法，而是去记录。最让一个系统恐惧的，不是钻法律空子的罪犯，而是那个坐在后排，带着笔和眼睛的普通人。

当公开二字，成了一个只许观看、不许记录的陷阱时，那支笔、那个键盘、那双眼睛，便成了比凶器更危险的存在。因为它们讲述的，是一个他们不愿被听到的版本。

2025年9月10日上午10点，吴云鹏在河南管城法院旁听王某超涉黑案件被法警带走，并移交管城警方。11日晚间消息，吴云鹏因发旁听记内容不属实以及冒充被告人家属身份被传唤，并被河南警方处以治安拘留5日处罚！

综合各方消息，吴云鹏所旁听的案件，也系河南管城公安局侦查办理，目前案件正处于当地法院审理中，多名律师参与辩护。

11日下午，几位律师赶到当地与警方交涉，有关视频显示，吴云鹏称旁听记内容90％来源于法庭旁听，其他系个人感受，都有证据支持。

从有关信息来看，很多法律人士猜测，系吴云鹏的旁听记内容刺激了当地警方，才有了此次行动。

重庆时期，前律师李庄辩护，被控伪证罪，后修改法律规定，将有关行为设置管辖规避，也就是“李庄条款”—

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

后来发生的盘锦抓聂和周律师案件，也是因此备受行业关注，据说还惊动了司法有关领导批示，后将律师无罪释放。

从重庆到盘锦，两地最终都是很多官员落马，引发强震！

综合公开的信息来看，河南管城分局系法院正在审理案件的侦查单位，有关人员目前属于被告人身份，并非法院判决罪犯，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

也就是无罪推定原则。

根据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规定，案件审理实行公开审理原则，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公开审理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将案件审理过程向社会公开的司法审判制度，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依法应予公开审理的案件允许公民持有效证件旁听，并通过电视、互联网直播等方式公开庭审实况，但需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

除非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及法律特殊规定的案件不得公开审理，离婚和商业秘密案件经当事人申请也可不公开。所有案件的判决宣告均须公开进行。

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案件应提前公布案由、当事人姓名及开庭时间地点，所有证据需当庭公开并接受质证，证人、鉴定人原则上应出庭作证。

审判公开遵循依法、及时、全面三原则，涵盖立案、庭审、宣判等各环节，包括裁判文书上网公开！

按照法律规定，法院公开审理的案件就应该允许公民旁听，这是司法公开的重要内容，并不得限制旁听人数。

现实中，很多法院采取一些见不得光的措施限制旁听，比如采取限制人数、故意使用小法庭、安排无关人员占座等措施限制旁听，这与公开开庭审理的精神完全相悖，不符合司法公开的要求。

各地法院规划建设时，都有一定的标准和配备，包括法庭数量和面积 。

吴云鹏所旁听的案件，属于公开审理案件，河南法院限制每名家属3名旁听人员数量没有依据，河南警方以此作为传唤理由，太过荒唐。

首先，公开审理的案件，任何公民均可以旁听，旁听人员可以如实记录，并发布有关内容，这是司法公开的应有之意，也是群众参与和监督司法的重要渠道，是知情权的重要内容！

其次，旁听群众记录的内容是否属实，属于法院审理案件的范围，目前法院正在按照法律程序审理案件，没有做出生效判决，法院会综合全案证据和事实进行认定。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旁听记录“不实”就可以改变判决认定。

管城警方作为侦查单位，其侦查的合法性正在接受法院审判，无权认定旁听记内容是否属实。即使不属实，也不是侦查单位可以随意立案处罚，理应遵守回避原则，避免打击报复的嫌疑。

三是，吴云鹏冒充家属旁听也是无奈之举，法院的违法限制不应该被鼓励和纵容。

笔者去过几个国家旁听案件，法国、德国、日本等，均没有任何限制措施，可以自由出入法庭，也不会查旁听人员身份。

因此，河南警方处罚旁听群众的行为，既缺乏正当性，又没有合法性，希望当地警方撤销处罚。

乃悟最近刷到很多00后、90后去菜市场捡菜的视频。

其实最早开始捡菜的是那些在欧美留学的留学生，他们的视频里，垃圾箱里不仅有上好的三文鱼、奶酪，还有各种美食。

这种摆拍很快就被我方网友发现了破绽，按照环球网和央视的说法，英国有七分之一的家庭吃不饱，瑞士有20%的家庭挣扎在贫困线，美国每天都有无数人挨饿。

怎么，他们是不会翻垃圾箱吗？

好，让我们把镜头还切回国内。年轻网友们说，捡菜要去那种批发市场，很多批发商会因为蔬菜折断、磕碰等等原因丢弃。不要去太早，那样批发商还没来得及丢，地上比脸都干净。也不要去的太晚，太晚人太多捡不到好的等等。

不像以前捡菜的朋友都闭口不谈的捡菜经，现在被年轻人整理成了各种知识图谱。

比如这个地方每天规定刷新土豆，这个地方固定刷新豆角……很多网友也会发帖请教，比如桂林哪里可以捡，还有人相约一起捡菜的搭子。

乃悟观察下来，大部分发帖的网友是单纯觉得新鲜好玩儿，而且很多被丢掉的菜确实品相不差，看起来比我在菜市场买的还新鲜，扔掉很可惜。

一开始，还有人担心大家都去捡菜，那么真需要捡菜果腹的人怎么办？很快就有人说批发市场很多，其实根本捡不完。

既然吃不完也捡不完，那肯定就有吃饱了撑的赛道出现。一些带着“离婚单身妈妈”、“00后孕妇”标签的博主也加入捡菜大军开始，这条细分赛道也算是成了。

一派轻浮氛围里，极光新闻跳出来评论说，年轻人现在流行下班后去捡菜，0成本生存是在用5%的付出换取200%的快乐。

如果这些捡菜的朋友都是短视频起号的，或者觉得捡菜好玩的，那么媒体调侃两句也就罢了，但是确实有条件不好的朋友来到了评论区，写下了没有一个脏字的评论：

别人在上吊，你还以为他在荡秋千。

据乃悟的草根观察，真有不少年轻人去捡菜是为了省钱。

乃悟刷到一位普通网友发帖说自己想去捡菜，咨询大家的建议。她自述硕士毕业，学的是药学专业，在一座小县城生活，一个月收入5000元。

因为要同时养活自己和母亲，网友算了算账，发现一个月两个人的伙食费要花掉2300元，她还有2400的房贷，所以她大概率肯定是要去捡菜了。

这位博主想过做自媒体，发现起号很难。想过做副业兼职，却发现自己搞不懂那些“大健康”的话术。

现在她每天都会在自己的主页上记录下自己的花销——娘说想吃苹果了，花了13元；今天吃鱼了，花了43元。

前几天，她说自己看到母亲抱怨枕头不好睡，于是想给母亲换一个好一点的枕头，再把母亲的老年机换成智能手机。

乃悟想起此前在拼多多上刷到过很多卖过期泡面的商家，一大箱泡面，只要几块钱。尽管标题明确写着过期，只能给宠物食用，但评论区还是很感人的。

有的人说一箱大半没过期，自己捡漏了。有人说过期不是很久，口味正宗又可以吃两个月了。

不过现在，这些过期泡面都搜不到了。

乃悟非常不看好捡菜起号这个赛道，因为这和那些吃过期食品，网吧躺平博主的方式差不多。年轻人如果都去过这种零成本的日子，那谁去负重前行啊，不负重前行，还怎么岁月静好啊，对不对？

就比如网吧生活博主，以前每天都在网吧躺平，饿了吃泡面，渴了喝冰红茶，全靠大哥赛博打赏维持生存。

最近这些大神的账号开始批量下线，大家仿佛感受到了什么神秘力量的召唤，纷纷清空了原有内容。乃悟关注过一个网吧大神倒是没有下线，只是在上一次4天前的更新里，他进厂打螺丝了。 

你看，人家本来脱掉长衫躺好好的，这怎么又让穿上长衫拿起电笔了？

“华语青年挺藏会”日前发表了文章《聚焦阿亚桑扎案: 上访藏人被判7年后为何仍未被释放？》，讲述了藏人社区领袖、环保卫士阿亚桑因扎维权而遭延期羁押的案件。

阿亚桑扎是青海省的一位藏族牧民与社区领袖，他因致力于保护家乡的草原生态、揭露地方官员腐败而备受尊敬。尽管他的维权活动始终聚焦于环境保护和民生议题，而非直接挑战政治体制，但其有效的组织能力和对地方权力的挑战，依然被当局视为对“稳定”的潜在威胁。这种根本性的冲突，为他之后遭受的打压埋下了伏笔。

这种冲突在2018年激化。当阿亚桑扎再次为牧民的住房资金问题上访时，当局以“寻衅滋事”和“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将其逮捕，并于2019年被判处七年徒刑。然而，就在他原定于2025年9月3日刑满释放前夕，当局突然以新的“盗窃罪”指控为由延长其监禁，可能使其出狱日期推迟到2026年2月。这一在释放前夕的“加刑”操作，不仅令其家人震惊，也再次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次突然的指控是当局出于“维稳”需求的政治操作，目的是阻止一位有影响力的民间领袖重获自由。更令人担忧的是阿亚桑扎未来的处境。外界担心他即便将来获释，也可能面临“非释放式释放”（non-release release）的局面——即从有形的“小监狱”被转移到无形的“大监狱”，表面上恢复自由，实际上人身权利依然受到严密监控和限制。

阿亚桑扎的个人遭遇，深刻折射出当代藏人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是赖以生存的家园面临生态危机，另一方面是任何形式的维权都可能招致严酷的政治压制。

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

官媒眼中的零成本娱乐：上吊=荡秋千，跳楼=体验极限运动

事情要从一则被歪曲的新闻说起。

当尼泊尔因社交禁令引发大规模抗议游行后，国内普遍流行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一场由西方煽动的“颜色革命”。

比如微博大V、自称记者的“小凡好摄”就说，“尼泊尔失控后，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10个国家联署了一份声明，表示支持尼泊尔人的权利。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明白了什么不言而喻，评论区已给出了答案。有意思的是，在500多条评论中，没有人对他说的话表示怀疑。他还在博文下面加上“黄媒不会说的真相”的词条，好像自己才是告知大众真相的良心媒体。

当然，相比于“孤烟暮蝉”“唐哲同学”等习惯性造谣者而言，这位记者确实相当良心了，至少说出了一半的真相。

在尼泊尔的抗议游行出现流血事件之后，确实有一份联合声明，一开始是7国——澳大利亚、芬兰、法国、日本、韩国、英国和美国，后来加入了德国与挪威，变成9国，而非10国。

联合声明的内容是：

“我们对今天在加德满都及尼泊尔其他地区发生的暴力事件深感悲痛，其中包括示威期间造成的人员伤亡。我们向遇难者的家属、所有受影响的人士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受伤者早日康复。

我们各国政府重申对和平集会权和言论自由这一普遍权利的坚定支持。我们敦促所有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并确保这些基本权利得到保护。”

可以看到，这份声明行文规范严肃，属于标准的官方口吻，且主张支持和平集会、呼吁各方保持克制，而非良心记者所说“支持尼泊尔人的权利”这种明显具有引导性的表述。

连核查信源、忠实原文这种最基本的记者操守都不具备，看来他博文下的词条不是自我标榜，而是自我介绍。

类似“小凡好摄”的博主有很多，支持他们观点的人也不计其数。这其实反映出一种普遍的迷思，至少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走上街头就是聚众闹事，而人民群众始终是淳朴善良、温顺听话的，他们不会聚众闹事，如果聚众闹事，那也不是出于主观自愿，而是背后有人煽动。

这套逻辑是如何形成的暂且不提，仅就本质而言，它并不是对社会现象的真实解释，而是一种循环论证的话语工具。因为其彻底否定了人的自我意识与利益诉求，将人看作是一群需要牧民驱赶才知道如何行动的牛羊。

牛羊即便被鞭打、被宰杀，也不会群起而攻击，但人不一样，尤其是当现实处境触及到他们最基本的生活、尊严与权利时，哪怕再能忍耐，也会抗争。农民会因赋税沉重而抗争，工人会因资本剥削而抗争，学生也会因教育不公而抗争。可以说，抗争是人类的天性，亦是社会矛盾的自然体现。

相反，如果按照“颜色革命”的叙事方式，那历史简直没眼看了。不仅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成了境外势力煽动，连二战后席卷全球的民族独立也成被煽动的结果了。世界史从此不再是战争史、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而是煽动史。

其实纵观中外，群众运动都是有其内生逻辑的，虽然有时候会受到外来思潮与外部势力的影响，但根源还是自身利益受损和不满情绪的累积。这一点之于英国是这样，之于波兰是这样，之于阿拉伯是这样，至于尼泊尔也是这样。

换言之，你不能只在东方国家出现群众运动时称之为人民被煽动，而西方国家出现群众运动时则称之为人民的选择吧？难道东方人都是提线木偶，西方人才能算有头脑的公民？

所以承认吧，人就是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抗争，这是本能，不需要任何人煽动，除非不把自己当人。

CDT编者按：转载“涉港澳台”审查部分仅为呈现中国“出版审查”现状，并不代表同意原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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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巡检司，巡遍天下书。大家好我是今日当值一巡。

整理完这期公号文章，我沉默了。

这就是我国的出版业现状吗？

这些图书全部诞生于新时代的编辑之手，我完全无法想象近几年的图书中会出现这样严重的错误，这19家出版社的编辑真的是心大……

这19家出版社分别是：

燕山大学出版社、天津大学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企业管理出版社、西泠印社出版社、方志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云南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文汇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这里面有7家高校出版社，更有商务印书馆、上海三联书店这样的大社。震惊！！！

1.燕山大学出版社

2.天津大学出版社

3.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4.企业管理出版社

5.中山大学出版社

6.西泠印社出版社

7.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8.商务印书馆

9.方志出版社

10.南京大学出版社

 11.云南人民出版社

12.上海三联书店

13.中国青年出版社

14.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5.山东人民出版社

16.新华出版社

17.天津人民出版社

18.文汇出版社

19.南海出版公司

原本为了惠民利企的“国补”政策，却在落地过程中被人动了手脚。这些“国之蛀虫”，神人共愤！

最近，根据媒体公开报道，26个省份公布2024年度审计报告，其中6个省份关注了上述国补政策落实情况，其中去年存在骗补及违规使用的国补资金总额超过1亿元。

骗国补，这不仅是“财政资金流失”，更是关乎中国经济全景的严肃问题。

骗补行为，就像寄生在政策肌体中的蛀虫，它们不仅偷走了国家的真金白银，更侵蚀了市场秩序，伤害了民众信任，甚至让经济活力受到间接损害！

有人可能会说，骗补不就是一些商家、个人钻空子，占了点便宜，没啥。但这类“便宜”绝非无关痛痒的小聪明，而是对国家经济治理大局的严重消耗。

国补政策的初衷非常明确：通过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拉动消费、促进产业升级，同时减轻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形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

在近几年有效需求不足的压力下，国补是典型的“财政撬动市场”的手段。

然而，一旦补贴落地沦为“灰色套利”，政策效能就被严重削弱，原本该流向真正有需求的消费者，却落入黄牛、职业骗补团伙口袋，财政支出无法形成真实消费。

还会造成价格扭曲，一些企业“先涨价再补贴”，消费者非但没有享受到实惠，反而被收割。

更重要的当然是信任侵蚀：当公众发现补贴名不副实，政策信任受损，消费意愿反而下降。

财政资金就如同血液，本应当为实体经济输送营养。如果这股血液在循环过程中被一层层“截胡”，实体经济就会营养不良。

骗补行为，本质上就是在慢性消耗经济的活力。

这次审计披露的细节让人触目惊心：旧机顶新、虚构交易、临时提价、虚假流水……几乎涵盖了骗补的全部“套路”。

关键是，这些套路并非孤立的个案，而往往形成了灰色产业链。

某地审计报告显示，“两新”政策资金专项审计发现，一些县部分经销商通过以旧顶新、更换铭牌等方式使用旧机具、样机、劣质农机等骗取补贴资金。

还有个别地方家电承办企业临时提价，某市3家家电企业活动期间销售价格、备案价格均高于近3-5个月的销售价格。

所以说，骗补并非简单的“一念之贪”，而是一些地方执行监管不到位和市场逐利心理交织的结果。

一些地区的政策流程简单化，缺乏风险识别环节，执行粗糙；监管疲软也是问题，审核把关流于形式，缺乏跨部门联动，导致很难及时发现造假。

最终，形成一种逐利合谋：当商家、消费者、甚至部分地方人员形成“利益共同体”，骗补就成了“公开的秘密”。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骗补行为不仅是腐败问题，更会带来三重冲击。

第一冲击：政策效能受损。

国补政策本质是“以财政杠杆撬动经济需求”。一旦补贴资金被截流，政策就失去了加速器的作用，消费拉动效应减弱，经济恢复乏力。

第二冲击：市场秩序被破坏。

“先涨价后补贴”破坏了正常竞争机制，优质企业反而被“投机型”企业挤压。久而久之，市场生态失衡，劣币驱逐良币。

第三冲击：公众信心下降。

消费者原本期待政策“让利于民”，却发现“买贵了”或者“补不到”。一次次失望会转化为对政策的冷漠甚至抵触，从而损害宏观调控的长期信任。

那么，该怎样杜绝这样的行为呢？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漏洞”，而在于“能不能堵住”。从一些地方的经验来看，至少有三条路径值得推广：

第一，强化流程设计。

可以引入第三方复核，形成闭环监管；建立全链条监测系统，用大数据盯紧每一笔交易。流程细化、技术赋能，可以明显降低骗补的空间。

第二，跨部门联动。

国补涉及财政、商务、市场监管、公安等多个部门，所以要建立跨部门共享机制，一旦发现问题，立即通报、追缴、移送司法。只有形成合力，才能让骗补无处遁形。

第三，严厉惩处机制。

骗补成本过低，是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必须建立高压态势：骗一次，取消资格、全额追缴；构成犯罪的，依法追责。只有让违法者“得不偿失”，才能形成有效震慑。

另外还应该畅通消费者举报渠道。很多骗补行为，消费者是第一知情人，如果能让社会监督真正发挥作用，骗补的土壤将大幅压缩。

财政补贴，本质上是全民税收的再分配，骗补的每一分钱，都是对公共资源的侵占，是对纳税人的背叛。

如果说腐败是“暗处的黑手”，那么骗补则是“明处的蚕食”。它不像行贿受贿那样隐秘，但其危害却在无声中积累：资金被盗用，政策被架空，经济被削弱，政策信任被透支。

在今年国补资金规模提升至5000亿元的背景下，堵住漏洞已刻不容缓。否则，惠民政策就会沦为少数人眼中的“盛宴”，而广大民众只剩下“看热闹”的无力感。

唯有加强治理，国补才能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升级与民生改善的真正动力，而不是被蛀虫吞噬的“唐僧肉”。

·END·

看到一个热搜话题特别有意思：

夸克忘了我们

一群外国来华留学生在小红书上哭诉，说中国大学生都在用的夸克AI对留学生搞差别对待，所有中国大学生都可以凭学籍免费领取夸克SVIP会员，但同在一个学校上课的留学生却只能眼巴巴看着领不到，夸克把他们忘了。

留学生们甚至还根据外网的习惯，专门建了一个We Study in China的留言墙网站，供在华留学生上去发声许愿，呼吁夸克AI给他们同等待遇，同等会员。

这一幕，很像之前TikTok在美国关停时涌入小红书的“TT难民”，都是想用中国互联网服务而不得的老外。

事情很小，但意义非凡。印象中，这是有史以来留学生群体在中国社会的第一次集体发声。

看到外国学生也在追捧中国AI工具，甚至还“伸手讨要福利”，网民们乐坏了，评论区充满了扬眉吐气幸灾乐祸的空气。

也算意料之中吧。这些年，中国社会对留学生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情况那是积怨已久，如今终于看到留学生们被差别对待，感受了一次低国民待遇，那可不得抓住机会狠狠出一口恶气？

集中代表这类想法的观察者网就发了一篇欢呼的评论，兴高采烈地宣布“中国的标配，成了外国人的顶配”。

是，中国的AI现在是出息了，各家的AI工具在不同生活场景应用中也的确做得很不错，毕竟应用层一直是中国互联网的强项。

但是，夸克AI赠送会员把留学生排除在外这件事，其实是再次暴露了中国社会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投入天量资金培养外国留学生，却很少取得实际成效。

据统计，2025年度在华留学生数量已突破50万人。

很多人印象中来华留学的是非洲学生最多，但实际上占更大比例的是亚洲学生，如巴基斯坦（很好理解）、韩国（他们国内比中国还卷）、泰国（华裔多）等。我上本科的时候学院里有几位留学生来自越南，因为肤色面相差别不大，所以在人群中并不显眼。

但无论留学生数量达到几十万，这个群体在中国社会几乎都是没有存在感的。即便偶尔因负面事件上了新闻，也几乎听不到留学生们自己的声音，都是中国网民自己在吵。

一方面，是中国高校在主动创造软隔离，包括给留学生单独的宿舍楼，单独的食堂，甚至专门给留学生开的课，在学校里留学生和中国学生的交流就不多。另一方面，留学生们毕业后留在中国工作生活的机会其实很小，他们也缺乏动力融入中国社会，心里念的都是拿个学历赶紧走人。

但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个事与愿违的后果：

中国长期以来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补贴支持培养外国留学生，但因为缺乏文化交流与社会融入，既没有为中国输入人才外援，也比较少通过留学生学成回国输出文化影响力。

两头都不占，投入岂不是打了水漂？

夸克AI这次发免费会员福利把留学生排除在外，看起来是一家商业公司的行为，其实背后是整个社会集体心态的一次投射。

当然，这只是在华留学生日常状态很小很小的一个缩影，只是因为戏剧性的反差效果才上了热搜。

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

中国社会到底应该以怎样的姿态看待来华留学生和来华外国人？

十年以前，社会上对外国人总体上还是仰视占绝大多数，友善态度居多。而当前社会心态面向外国人则是仰视和俯视并存，俯视和鄙视居多，仇视言论屡见不鲜。总而言之，都不是什么健康的心态。

此前外国用户大批涌入小红书的时候，社会对“洋人来了”的心态就集中展现了一轮。只是如今，这些外国用户在小红书又留下了几个呢？

回到本文标题来，表面现象是夸克AI忘了留学生，背后本质其实是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平视留学生，没有平视外国人。

分享一点建设性意见：

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

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能真正平视外国人，能以平等开放的心态接纳留学生融入学校，融入中国社会，那时才是真正的从容自信了。

Gen Z protests. 相关阅读：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21101.html

苦夏就要结束，但秋雨可能一样让人心寒。

今年的夏天很不寻常，全国各地接连出现极端降雨和高温天气，陕西地表温度最高飙到72.9℃，位于东北的哈尔滨空调安装数量激增，北京暴雨用了四天下了一年的雨量。

每当窗外的雨下得白花花一片，人们心里或许总会生出一种想法：雨是公平的，平等地洒落在这个世界每一个人身上。可我们却忽略了老舍在《骆驼祥子》中指认的事实：“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

不久前，Nature Cities探讨极端天气下消费者将暴露风险转移给外卖员的文章，与其说是得出了什么创新性的结论，倒不如说是把人们普遍感知得到但却不愿意面对的事实，以“科学”的形式公开化了。

食通社随后在《暴雨中的商战，外卖员的苦夏》一文中，记录了几位外卖员在恶劣天气之下遭遇到的不为外人所知的隐秘困境，却没想到在评论区引发了一场关于“暴雨天要不要点外卖”的激烈讨论。

●下雨天正在路口焦急等待的外卖员。摄影：玉阳

而在食通社另外一篇文章《送外卖是一种“短命劳动”吗？》的评论区，也出现了“是否应该关心外卖员吃得好不好”的争论。不幸的是，因为违反某种无法知晓的规定，这篇文章已经被删除了。

相关阅读：【404文库】食通社｜送外卖是一种“短命劳动”吗？

●后台回复“丑团”，可获取被删文章。

正如一位网友指出的那样，类似话题在十年前就已经讨论过好几轮了，但最后总容易走向“二极管”式的死胡同：“点外卖，虽然外卖员淋了雨，但是有钱赚”vs“不点外卖，外卖员不用淋雨，但是会失业”。

然而，食通社在仔细收集和整理了这些讨论后发现，即使最后仍然不免陷入情绪化的二元对立，但读者们在讨论的过程中依然呈现了许多复杂的视角和事实。

例如，大家都认为自己站在外卖员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但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那么谁才是真正关心外卖员的？再比如，大家都认为平台应该负主要责任，但在消费者与劳动者关系这一问题上，态度却是南辕北辙。还有人提出，看似是“既得利益方”的消费者是否真的把代价转移了出去？

这些难解的问题在此次讨论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开。虽然仍存在分歧，但是当各方观点的共识和矛盾得以呈现，我们仍然比以前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在“恶劣天气下要不要点外卖”这个问题上，我们支持和反对的究竟是什么。

讨论一 赚钱or尊严，劳动者想要的是什么？

赚钱，并不意味着外卖员的眼里只有金钱，因为金钱的背后是养家糊口的责任，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尊严，也并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要求。它不只关乎劳动者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没有尊严，就意味着外卖员要预支生命健康、安全这类同样“现实”的代价。

@好梦连连：虽然我不怎么吃外卖，但都不点外卖你给他们发工资养家？

@Clémence：这篇文章解释了，暴雨天点外卖，真的不是在“帮他们赚钱”，而是在鼓励平台用算法逼迫他们“用命换钱”。

@lynnovoland：不只是外卖员，各行各业的底层打工者都很难做到“有尊严地挣钱”。尊严在打工者来说是个奢侈品，能有相对健康的工作环境(物理意义和心理意义上的)已经赢过大部分打工人了。舒心?薪水报酬中的一部分本来就是为工作中遭受的怨气买单的。

@gogo：有一天工作日中午去银行办事，太阳晒得地面感觉随时烧起来了，我在车上观察到，这个时间点城市里还在露天奔跑的人类好像只有外卖员。

●夏日的午后，刚从商场小跑出来寻找电动车的外卖员。摄影：玉阳

@Roo：很多人为啥不愿意相信外卖员在恶劣天气下就是不愿意跑单呢？哪怕相比于谋生的压力，这种心情只有那么一丢丢藏在他们心底里。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想要更有尊严的劳动，只是被压制了。

@衣襟溶绿：就想知道，在热天冷天下雨天，应不应该点外卖呢?不点那外卖员有收入吗?

@俞黛眉：我读这篇文章的大意是，外卖员极端天气下工作的额外收入，远远比不上遭受的痛苦。最重要的是,极端天气工作是被强制的，外卖员无法规避。

@木匠锯子：那恶劣天气不点外卖谁给外卖员发钱呢？某种程度上的因噎废食。

@寺：你读过文章了吗?暴雨天水都沒过膝盖了，哪个骑手想冒死赚这几百块钱。

@HE（外卖员）：去年下雨那水涨老高了。我想着偷懒的，打算不去跑了。刚过没一会，站长就在群里发了其他人被罚款的通知。一天没出勤就扣五百，都够我跑一天半的了。吓得我又赶紧去了，这要是路上有个坑，有个井盖漂起来，那不真完蛋了。对了，我上次跟站长请假，找的理由是带媳妇去医院检查，其实我连结婚都没结，真是没办法找办法。

●暴雨天，大雨漫过了外卖员的膝盖。图源：HE

@慎独君：其实都是被生活所逼迫，不得不在极端天气里，以生命之名义继续前行。但凡可以歇一歇，极端天气里都在家休息了。

@Jane田秀珍：靠给人送饭吃饭的人，能吃上饭就觉得很好了，哪还管自己吃的是不是营养健康。马路上横行直闯，电梯里骂骂咧咧，很多外卖小哥都是拼命奔跑，拼命赚钱，其它都与自己无关。

@匿名（外卖员）：年纪轻轻现在熬的时不时心脏痛一下，索性连休杜绝高强度，您猜这个月怎么着？快要饭了。所以说就得干，不干就得饿肚子，还得使劲干，可身体招谁惹谁了？

@IKe：何不食肉糜的研究，不规律吃饭好歹能撑几十年，规律吃饭接不上活儿干，过不了两天就得饿死，谁不知道规律吃饭有好处？问题的关键是在这里吗？

@英冠球队爱华顿：规律吃饭就饿死，真敢说啊，你跑过外卖没有，让骑手多关注下自己的健康不好吗，你自己理解有偏差别出来影响别人。

@暴躁的阿磐（外卖员）：送外卖其实就是个拿命挣钱的过程。我从事外卖行业8年，最开始和现在的一些新人一样，到点儿吃饭，哪怕延后1-2个小时。但后来我的吃饭习惯就发生了改变，拿那些方便进食且不会耽误突如其来的订单的东西，作为主要食物来源。甚至有一段时间，我还买过军用压缩饼干，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掏出来吃两口。直到后来干脆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不必要的上厕所，因为大家都应该知道，只要进食就一定会有上厕所的风险，对于外卖骑手来讲，有的选择，会尽量选择不上厕所，即使是最简单的小解，有可能也会错过一两个绝世好单。

@Wie（外卖员）：文章的描述让我产生了共鸣，希望国家和平台能够完善制度，让我们的工作条件越来越好。

讨论二 团结or对抗？今天的消费者，明天的打工人

面对外卖员在极端天气下遭受的苦难，也有两种看法：一部分人认为劳动者通过送外卖赚钱，消费者则是付钱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况且很多消费者也是打工人，在工作忙碌的情况下，有着点外卖的正当需求，不应该为此背负道德枷锁；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劳动者的安全与尊严应当维护，正是因为消费者也是打工人，所以才需要团结起来，彼此关心。一些人甚至并没有陷入辩论的语境，而是表现出了对外卖员伤势的直接关心。或者通过回忆自己和家人送外卖的经历，和外卖员产生共情。

@资深食瓜群众：暴雨暴雪大风天气点外卖的“人”大多无良心。

@Aogu Kailin：大半夜看病的人，大多无良心，因为打扰医生休息！双11网购的人，大多无良心，因为快递员整天连轴转根本没休息！遇到危险打110、119的人，大多无良心，让无辜的警察和消防员冒生命危险受罪！

@我只是想扫一下：能把人命的安全和暴雨当天能否吃上一顿外卖做对比，太伟大了。

@Aogu Kailin：如果说暴雨天配送存在潜在风险，你觉得这是消费者施加的还是平台施加的？规定配送时间、奖惩制度是消费者定的吗？消费者有权参与决策吗？外卖员的压力来自订单本身还是平台？为什么都在谴责消费者而不去声讨在办公室数钱的资本家？

@我只是想扫一下：在大暴雨的天气下，反正我不订外卖也有别人订，是这种心理吗？作为一个成年人，连自己做饭，去楼下小餐馆吃或者吃泡面糊弄一顿这么难？

@Clémence：这其实是特权心态的狡辩。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外卖能不能点”，而在于——当明知骑手冒着台风暴雨在送单，你是否愿意控制一下自己的手指，避免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让别人去替你冒险。推动平台制度改良当然重要，但在此之前，每个消费者都可以先做到不在最危险的时刻增加骑手的风险负担，这是最起码的共情和分寸感。

●在湿滑的道路上仍高速行驶的外卖员。摄影：玉阳

@momo：普通消费者不要被道德绑架，该做啥就做啥，我每天上班也很痛苦怎么没人心疼我。下单点外卖才有收入，不想做就别做，给你惯的，厂里不用日晒雨淋你去当厂工好了，谁上班不辛苦?

@福团：把自己当人，把别人当人很难吗?又开始底层一定要互害的逻辑了。能够体谅别人，有同理心，有道德标准才是一个人正常该具备的。

@momo：我就是没法把自己当人拒绝不了996，所以我也没法把别人当人，为别人耗费这个精力，这样都不懂吗?你们大善人见不得骑手大雨天跑外卖，怎么就见得我们这些人996饿肚子?

@福团：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让恶毒的逻辑有滋生土壤，才造就了现在环环相扣的漠视。只能说你活该一辈子996，因为你不值得任何更好的生活和更良善地对待，当代人努力争取的权利放在你身上也是“肉包子打狗”。

@momo：你要是真的有人性就应该去呼吁平台改变规则而不是道德绑架普通消费者。我等普通人为生活奔波没有多余的精力和善心去区分哪天不点外卖。

@寺：这里说的大雨显然不是正常下雨，换到广东就是台风天、暴雨天,是非要刮台风点外卖吗?以前没有外卖平台的时候大家也正常活着，怎么现在提倡刮台风不点外卖就成“打工人背锅”了呢?

@等石灰石：评论区有个人很努力在为暴雨天高温天点外卖辩护，消费者当然不应该被指责，但辩护方向不应该是否定外卖员的困境，没有一丝底层体恤。反而在叫“我上班也很辛苦，怎么没人心疼我”。

@KNT：消费者点外卖是合法权利，不应该被谴责。外卖员在工作过程中受伤主要是平台和系统因素。你最多呼吁大家特殊环境点卖外有同理心，但这也不是义务。谴责消费者完全是带节奏和错误认知导向。

@Roo：我理解每个人都不容易。如果我们都以纯粹消费者的身份，认为别人的劳动只是在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对劳动者缺乏最起码的人与人之间的共情，那这个世界真的还存在有尊严的劳动吗？想一想，如果别人把你或你的家人当成满足你某种需求的服务工具，你的感受如何？以及，那些总是说应该谴责资本和算法的人，应该认真想一想：如果消费者看待自己和其他劳动者的方式，和资本看待劳动者的方式都一样冷漠，那么我们凭什么认为自己有力量去改变什么？

@Waiting：我们买东西、点外卖，应该是默认给我的东西和服务不是压榨受苦的人生产提供的才对呀，为什么现在默认可以压榨劳动者，再让消费者去多付出精力和成本去做选择呢。外卖平台把风险、成本、道德压力层层下压，落在最末端的外卖员和消费者身上，平台赚走利润，却让劳动者用命换钱，让消费者良心不安。几个人点不点外卖，不影响整个系统运转。真正有用的是骑手组织工会，联合起来起诉平台违反劳动法，和促进骑手行业保护法的立法和落实。

@蟲：问问为什么点餐的人没有了做饭的时间，要去吃外卖?资本是一根甘蔗N头甜，格子间牛马的工作时间被拉长，衍生出送餐骆驼。

●在写字楼等待打工人取外卖的骑手。摄影：玉阳

@梅诗金公爵：在经济大萧条的环境里，不光是资本越来越无情，连普通人都变得戾气越来越重，怎么真的会有这么多人为难这些冒着风雨送餐只为挣一单几块钱的外卖员。人类真的应该提高一下自己的共情能力和同情心，我们都是人，如果不团结起来抵抗资本算法，这些恶果迟早会返回到自己身上。

@昆虫海岛：前阵子钉钉CEO 凌晨发现办公区没多少人，骂大家为什么提前下班，那个事情也令人感慨。都是一样的牛马，一样的奋斗，而且能在一线城市送外卖，和在互联网工作，都已经算是比较高薪了，更多人的苦痛是看不到的，他们的苦痛换不来足够的钱和关注。现在有班上就是吃屎，更多饿着肚子的人还在抢这口屎吃，谁在过好日子呢？

@多吃肉蛋奶：有年暑假我弟去跑外卖，肉眼可见的憔悴疲惫。他跟我说平台很严苛，虽然有一些钱挣，但是感觉身上的血正在慢慢被抽干。

@野鼠芭比：我送过几天外卖，在初夏还没那么热的时候，结果屁股长痱子了，又疼又痒，好久才好。真的挺难受的，大家都辛苦。现在女外卖员越来越多了。女生的生殖系统特点导致更容易感染，加上上厕所不方便，很容易得炎症。我真希望大家都能天赋异禀，不怕高温和严寒。之前顶风冒雨送一单外卖，迟到了一分钟，被扣了70%的钱!当时是半夜十一点多。因为是顾客没写清楚地址又不接电话，我申诉了，没成功，差点气死。

@evak2040：弟弟跟我一样总是闲不住会找点事情干。上个月暑假去送外卖，劳累过度加感冒加高原反应，诱发气胸前阵子做了肺部手术。

@厌翩浊：提醒一下，藿香正气水只能在不严重的时候起一定的效果，现在这个气候真中暑，还是去医院吧，保温箱里多带两瓶凉水和冰袋。

@法外葡挞：泡得发白的部分，长期浸水又不透气，后面很容易导致细菌感染或者真菌感染，可以买点红霉素眼膏抹上去再穿透气一点的鞋，要是po主有途径可以告知一下文中的老蔡。

●老蔡在雨天跑了一整天外卖后，发现脚掌被泡的发白的那部分皮肉周边已经渗出了血丝，但第二天他仍要坚持靠这双脚跑单14个小时。摄影：老蔡

讨论三 代价真的转移了吗？

在谈到“暴雨天点外卖”这个看似维护消费者利益的话题时，我们还要追问：这些代价真的转移了吗？还是继续在这个充满危险的系统中流窜。面临高额抽佣的商家、不健康的廉价食物以及由外卖员引发的各种交通事故，这些后果仍然可能会以各种方式作用在每一个人身上。

@理查德帕克：我想外卖员承受着大量负荷劳动的时候，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更长的时间里会冲击到消费者身上。我们没有人是置身事外的。

@轻松熊嗷：平台压缩送餐时间真的害了不少人，不仅骑手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骑手因为仓促骑行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大大增加，还有可能影响到普通人。我平时骑小电驴都怕碰见外卖员，他们骑得太快了，无视红绿灯，边骑车边看手机，各种视觉盲点突然窜出来。

●《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剧照，影片从一场车祸展开，外卖平台的算法工程师撞到自家骑手，牵出了两个分属不同阶层家庭的危机。该影片获得了第37届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9月8日（下周一），导演刘泰风、制片人朱桐将做客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店），映前举办影片底片素材的捐赠仪式；映后，导演将与节目策划沙丹展开对谈，分享影片创作背后的精彩故事。

@青扬：曾在北京看到送山姆的小哥，七八个甚至更多大号购物袋装满货品还有整箱牛奶、米面油挂在电动车的前后左右，奔驰在各种环路的机动车道上或狭窄逼仄的老旧小区里，极其不方便、不安全。在许多城市，电动车没有专用车道，给行人、机动车和骑手自身都带来安全隐患。所以，暴雨、暴雪天气经营外卖根本是不人道的。这与《长安的荔枝》李善德运送荔枝、林邑奴跑死没有区别。这次平台战，更把外卖员和小商家的生存空间挤压到无限小，无视经济法则与自然规律，很难不被反，但谁承担这些代价?

@Yi：昨天听了个商业播客讲外卖大战，只听到履约成本，用户心智。京东Q2财报刚出来，以京东外卖为代表的新业务板块收入激增但利润暴跌，投资者都不买账。几家平台烧起钱来触目惊心，打起舆论战不遗余力，外卖员在这场大战里大概就是弹药和消耗品，而巨量的一次性包装和浪费掉的奶茶，则是地球给他们赔上的伤痕。

@Roo：我看到有人说，只要消费者付了钱，就算是凌晨2点点奶茶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有没有可能，相比于纠结外卖员方面的问题，消费者是否应该先重视一下凌晨2点喝奶茶对自己身体健康的影响？

讨论四 平台零工是我们的退路吗？

据《2024零工经济解读报告》，2024年中国灵活就业人数突破2.65亿，其中平台型零工人数1.75亿。零工经济其实是折射社会整体经济状况的一面棱镜，任何一个失业的人都有可能滑入其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为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零工群体的劳动状况感到担忧的同时，或许就是在关心自己。平台零工是我们的“退路”吗？作为劳动者的我们能否拥有一个更有尊严的未来？

@闸蟹大拿：这就是抖音上“不行我还可以去送外卖”的小孩准备做退路的生活。

@阿梅奥耶：外卖、快递、代驾、网约车、货运等等，全部都是一样的被平台困住且吸血。比如滴滴，有时候客户下单是正常实时单，但是到了司机手里转了好几手，成了一口价。会出现用户付款100元，司机只能拿到50块，抽佣率高达50%的情况。

@刍狗：毕业搬家的时候在车上跟一位蓝犀牛司机聊了很久。我很惊讶，不管什么时候，在我点完预约搬家后，竟然立刻有师傅接单并联系我。我原以为这是市场情况，可才知道是系统自动强制派单给师傅，而且必须在接单后3分钟内电话联系顾客，否则要扣绩效。那天上午很热，中午之后开始下暴雨，师傅已经做了两单，搬家很辛苦，但是下午被强制派了我这一单，原本回宿舍休息的计划也泡汤。师傅自己说，像他这样一个搬家师傅月收入8000元，与别人合租宿舍花去900(住在北京)，平台扣除20%，再刨去生活费，一个月只能落四千元钱净收入。而且这是在学生毕业季，搬家需求达到全年高峰期的情况下，收入也才这么多。

@沉默是金：平台一味的压榨降低单价，从最初的七八块一单降到现在的两三块一单，就提供了一个平台，骑手商家顾客三头抽成，如果外卖小哥的均单价能提升上去，每天需要的跑的单量就不需要那么多。就能有更多的时间选择：休息、娱乐、照顾家庭。但现实往往很难两全。

@茶餐廳老娘：不要觉得送外卖是退路，只希望送的人越少，才越能提高相关外卖员的待遇，减少压榨。之前看到一个外卖员的衣服让太阳晒变色了，黄色的某团的外卖服变成白色了，而且都破了。很多外卖员看着都不是特别健康。

@tree：现在有全民送外卖的趋势了，有些年轻女生都加入了外卖行列。经济环境可见一般。再恶劣，骑手都供不应求。

●近几年，送外卖的面孔越来越年轻。摄影：周平浪

@momo：问题并不在底层互害，有这一部分但绝对不是重点，平台问题这么大最终变成底层个体单方面问题完全是不合理，算法不改每一个在里面的人都不得安生。

@哥伦布的蛋：以前总觉得裁员有啥，大不了去送外卖，看了文章发现我肯定吃不了这个苦，还是能苟一天是一天。

@_littleshuh：与此同时，年度最垃圾最恶心人的广告已经出现了宽敞奢华的房间里精英男举起高脚杯说：“兄弟们聚餐的时候，我选美团。”画面是一排笑容满面，双手举起外卖袋的外卖员：“因为美团更快、更……”画面再切到一群穿西装马甲躺沙发坐桌上享受的老东西。真不知道美团的品牌和公关在想什么。脑袋里装的是粪，还是故意这样做，等发酵了就可以报复leader?

●廉价、便捷是美团等平台经济增强消费者粘性的核心营销元素。摄影：玉阳

@啥啥：小时候看叶永烈写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世界》，里面有一段写未来人吃饭，在家里按一下按钮，热腾腾的饭菜就从墙壁上的一个小门里给送来了。那时万想不到书里那些美好的憧憬，最终是以社会人力资源血汗的廉价化，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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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辑注：本文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2016年毕业典礼致辞，当年7月11日发布于清华大学官网，原标题为《“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清华法学院毕业典礼教师代表劳东燕致辞》。截至2023年2月原帖仍可见。目前该页面已被删除，具体时间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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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官网劳东燕2016年毕业典礼演讲页面截图

此刻，站在这里，我的心情几乎与在座的同学一样，有一些兴奋，又有一些惶恐，还带着浓浓的离愁别绪。兴奋的是，我终于获得了在法学院毕业典礼上致辞的机会，要知道，这可是六十多年才一遇的机会，按照惯例，每年的毕业典礼上由老师轮流来致辞，而我们院里有六十多位老师。惶恐的是，我既缺乏足够的睿智与智慧来教导大家，未来的人生道路该怎么走，也欠缺必要的犀利与深刻，让自己的致辞发人深省；同时，打温情牌也并非我的擅长，我更无法给出各式幽默的笑话或网络雷词，让大家的在愉快的笑声中渡过这十几分钟时间。

每年的毕业季，空气中都充满了离愁的味道。今年，于我而言，这一份离愁显得更为强烈，因为我担任班主任四年的法2同学也要离开清华园。四年弹指一挥间，我在模拟法庭给法2新生讲话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一转眼就到了说告别的时候。看到当初青涩懵懂的少年，如何蜕变成自信沉稳的青年，我在感伤的同时也备感欣慰。四年之中，我一直希望对所有同学都平等且一视同仁，但客观上与一些同学交流较多，与多数同学则私下接触比较少。这主要与我的个性有关，比较拘谨与被动，没有与同学们打成一片的亲和力。在此，我要致以歉意，我本来应当也能够给予更多同学以积极的关心的。同时，要向所有法2同学表达歉意的是，我的《刑法总论》的试卷出得难了一点，这个课程给出的分数，估计是所有课程中最低的。大部分同学的成绩都是在七、八十分之间，因此拉低了同学们的学分绩，作为老师，我深表歉意，虽然以后我可能还是忍不住会出这么难的试卷。

离别之际，总是有一些话要送给诸位同学，或激励或提醒或奉劝，这也是毕业致辞的基本功能之一。几经斟酌，我想把胡适先生的一句话送给诸位，也送给我自己：“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先说“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各门专业课上，对法律人思维的培养，对体系性思考、法律解释能力以及推理能力的强调，便是为了让诸位同学为“学一点防身的本领”打下必要的基础。这方面，清华法学院一直做得非常出色，我们的同学在疑难案件的解决能力与技术上，比很多法律院校的毕业生要强出不少。张明楷教授有一句名言，大意是立法不是被嘲笑的对象，与其嘲笑立法，不如反思自己的解释能力。解释能力是法律人的看家本领，同样的法条，受过法律训练的人能够解读出更多的内容。“学一点防身的本领”要求大家，在学校努力学习，走上社会后认真做事。在每一个职位上，对于交给诸位的每一项工作，不管喜欢不喜欢，我都希望，你们能够认真对待，并尽量地做到最好，至少是做到合格的程度。强调努力学习与认真做事，不是为了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为了你们将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倘若有一天，你们觉得周遭的环境不适合自己，有一点防身的本领，至少让你们不至于失去“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气，无需一味地忍耐或者委屈自己，仰人鼻息地过上一辈子。

再说“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胡适先生一生都强调，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是因为，任何主义都会有一定的蛊惑性，在接受某种主义的同时，如果不进行必要的反思，多半会成为一个“受人惑的人”。 “不受人惑”意味着要具有独立的判断力，不轻易相信任何灌输的东西。大学中的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便是为了让诸位同学不受人惑。我在课内课外反复强调，尽量去旁听一些人文社科方面的课程，多读一些人文社科方面的书籍，多了解一些包括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在内的知识，并设法将这些知识内化为自己的修养，其意也是如此。必须承认，相比于专业训练，在清华法学院，博雅教育这一块做得不算太成功。要想“不受人惑”，只是在学校里学习相关知识还远远不够，进入社会之后，诸位同学需要继续花时间与精力去思考这个问题，并适当关心一下政治。很多人可能觉得政治离自己很遥远，所以不关心政治，但是要知道，政治是从来都是不会忘记关心我们的。关心政治的终极目的不在权力，而在自由；所以，政治虽然是少数人的职业，却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副业。说到底，“不受人惑”意味着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意味着拒绝被塑造为顺民。什么才是真正的公民呢？我非常认同这样一句话，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对于法律人而言，要实现“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的基本目标，诸位同学必须要注意四点：

1. 做一个正常的、有人性的人。国内的左派之所以惹人讨厌，就是因为他们一面说北朝鲜与前苏联的体制有多么美好，另一面去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美英德法等西方国家去留学，甚至让妻儿都移民到那里。一切有真诚信仰的人，都值得尊重。但是，正能量的嘴，负能量的心，打着某种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主义的名号，做各式的政治投机，愚弄人们，这样的人最终都会沦为历史长河中的跳梁小丑。

2. 守住共同的底线，能够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自由与奴役、宪政与专权，究竟哪个值得追求，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余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社会，共同的底线不是左、右派各自坚持的“公平”与“效率”的折中调和，也不是在“自由太多”与“福利太多”之间，寻找“既非自由放任，也非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而是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这是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共识。奴隶制再怎么有效率，都不可能为现代文明所接受，因为它背离自由的设定，强迫他人处于被强制的地位。希望诸位同学走出学校之后，能够多读一些历史书，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史与现代史方面，设法多了解一些国外真实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对什么是应当坚守的底线做出自己的判断。在他人面对不公时，或许不能期待我们自己成为英雄式的人物，但至少可以做到不为虎作伥；即使没有勇气挺身而出，至少可以给予道义上的支持。这是做人需要坚守的底线。一个没有底线的社会，会是一个极端溃败的社会，我们已经在文革中见证过这样的溃败。同时，一个守不住底线的个人，也必然会有一个不断堕落的人生，因为每往下跨出一步，下一步就会变得更加容易，直到最后完全无底线可守。

3. 认清中国社会的发展潮流，将自己的优秀与推动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唐德刚先生曾说，中国要花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走出历史三峡，转型成为一个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国家。从1840年起算，离两百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要相信，中国社会一定会走出这个历史三峡。在此过程之中，请求诸君务必将自身的优秀与推动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优秀并不仅仅意味着成为行业（尤其是主流行业）的精英，优秀意味着担当与责任，意味着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而不是逆潮流而行。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我们需要的是积极推动中国社会顺利通过历史三峡的各路精英，清华法学院如果希望对中国的法治事业有所贡献，理应将培养这样的精英视为自己的责任。

4. 掌握法律技术很重要，同时要时时谨记，技术说到底是为合理的价值判断服务的。作为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同时也作为一名公民，诸位同学既要熟练掌握各类法律技术，也应当具备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能力。请不要觉得个案正义不重要，尤其在敏感的或者有重大影响力的个案中，要能够做出合理的、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判断，并且有能力运用所学到的法律技术，来实践与推进这样的价值。在我看来，将技术玩弄于股掌之间，却无法做出或者故意地无视合理价值判断的人，根本就是没有灵魂的专家；反之，能够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却无法通过法律技术来贯彻此种价值判断的，并非合格的法律人，充其量只是愤青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必须能够将高超的法律技术与合理的价值判断结合起来。

诸位同学就要离开清华园，从此各奔前程，需要直面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与人事环境。在平时的为人处世上，我有三点奉劝：一是请诸君拓宽自己的人生格局，少计较，少抱怨，有负面情绪很正常，但还是应该积极地去做事。要将时间与精力放在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包括内心的强大）上，而不是虚耗在单位的人事争斗中。二是如果内心认为自由、平等、博爱值得追求，请把这些思想贯彻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不要说一套做一套。三是处理好坚守原则与懂得妥协之间的关系。年轻的时候我会喜欢海瑞，喜欢他的固守原则，欣赏他的绝不妥协。到现在这个年龄，海瑞再难成为我欣赏的对象。抛开他迫使五岁的女儿为所谓的贞洁（只因为接受男童递过来的糕点）而活活饿死的事例不论，他的一生中从未做成过什么事情，只是被当作一个虚幻的道德标兵。现在的我，肯定更欣赏张居正，更欣赏林肯，虽然他们并非通常所说的圣贤人物，有着普通人一样的缺点与弱点。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林肯》讲的是林肯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时光，为了使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即著名的废奴条款）得以通过，林肯不惜一切代价，他愤怒、沮丧、流泪，甚至使用三名说客，用贿赂的方法劝说民主党成员。我当然不是要鼓吹为达成目的不择手段，而只是想告诉诸位，要合理处理好原则与妥协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妥协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原则的坚守。

作为女性，我还想与在座的各位女生说一句：请努力去做勇敢而有担当的女性。我们最重要的身份，不是某个人的妻子或孩子的母亲，而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有勇气去冒险，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相信很多女生都看过美剧《傲骨贤妻》，这部美剧讲的是，一名经受丈夫背叛与公众羞辱的女性，如何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从而重新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故事。这个剧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指望婚姻拯救一个没有进步的你。”婚姻的最大意义不是忠诚，而是成人之间伟大的友谊：“彼此不渗透、不求证、不表忠心，以专业收获尊重，以人格取得信任。伟大的友谊不是事无巨细地参与对方的生活，而是在惺惺相惜中保持和而不同。”法学院的各位女神，祝你们在未来成为更好的自己；同时，也请法学院的各位男神，在以后帮助你们的另一半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借用电影《疯狂动物城》中的一句话：改变世界，从我做起，从你做起，从大家做起。如果对这个世界不满，对这个社会不满，请在抱怨的同时，从改变自己做起。

自由不是简单逃离某片土地就可以实现的。

上周，尼泊尔政府决定禁止26个社交媒体平台（包括WhatsApp、Instagram、Facebook和微信等）运营。尽管禁令是动荡的导火索，但抗议者也因此而抵制长期以来的权利之下的苦闷和悲伤。

本周一，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走上加德满都街头，其中许多人在标语和横幅上自称为“Z世代”，据悉，几乎有200人在与警方的冲突中受伤。警方使用了催泪瓦斯、水炮和实弹，而抗议者则翻越议会和其他政府建筑的围墙。

相关阅读：【404文库】布鲁斯出海日志｜尼泊尔“Z世代革命”：政府封禁社交媒体引燃年轻人的怒火

抗议在周二继续升级，示威者进入了议会大楼、尼泊尔国大党总部，以及前总理德乌帕（Sher Bahadur Deuba）的住宅，浓烟滚滚升上天空，其他几位政界人士的住宅也遭到破坏。

随着示威升级，尼泊尔内阁发言人暨通讯部长古隆（Prithvi Subba Gurung）表示，政府已撤销社群禁令，且受影响的应用程序已恢复运作。

在动荡的背景下，“逃离”似乎成为许多人无奈的选择。但真正的出路并非逃避，而是直面问题、推动改变，还有明天。

这并不是尼泊尔社会第一次见证公众的愤怒与抗争。尽管这里有着浓厚的宗教信仰，也有着以热情友善著称的人民，但在震惊全国的 Namita Bhandari 与 Sunita Bhandari 姐妹遭强奸杀害事件之后，来自各行各业的妇女汇聚加德满都，举行群众大会，向政府递交抗议信。这场集体行动，成为尼泊尔女性公开发声、打破沉默的重要时刻。

在尼泊尔，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私人与公共”的边界始终复杂而分明。为了抵抗遗忘与缺席，尼泊尔影像资料馆发起了“女性记忆项目研究小组”，走访并采访了一百多位塑造尼泊尔女性文化景观的人士，以及那些长期致力于保存女性历史记忆的参与者。通过这些工作，尼泊尔女性主义者的经历被重新凸显，昔日被遮蔽的女性历史逐渐浮现出来，而单一、线性的历史叙事也因此被挑战和撼动。

在博克拉发生震惊全国的Namita BhandariSunita Bhandari姐妹被奸杀事件后，来自各行各业的妇女聚集在加德满都举行群众大会，向政府递交抗议信。©️尼泊尔图片库

人群中的妇女

只有成为公众人物，才能够被历史铭记。

尼泊尔女性主义的萌芽与发展，正是妇女从默默无闻的家庭生活走向公共议程、从私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的历程。为了让这一转变被看见并留下印记，尼泊尔影像资料馆专门开辟了“妇女档案”项目，将尼泊尔女性的集体经验纳入历史记忆的书写中。

在这些档案里，我们得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妇女的身影：她们参与政治斗争，在集会上发言，推动女性教育，发表文章并介入公共议题；她们踏上环球旅行，成为社会权威，打破层层社会规范。这些片段汇聚成一个清晰的线索——在尼泊尔，“公开性”本身逐渐成为一种女性主义策略，一种对抗遗忘、重写历史的方式。

萨哈娜-普拉丹（Sahana Pradhan）13 岁时随家人从缅甸回到加德满都，她的学业也因此中断，出行也被受限。继续接受教育的愿望促使她加入了结束当时拉纳寡头统治的斗争。

1947年，她第一次因参加政治抗议活动被捕，之后，她成为获准觐见首相的抗议者之一，她借此机会要求杜巴中学向女性开放。当他回答说他会考虑一下时，普拉丹大胆地反驳道：“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时候“。“两周内”，首相回答道。令人惊讶的是，帕德玛·坎亚学校在那次会面后的几周内就成立了女子分校。第二年，她成为首批通过 SLC 考试的四名女性之一。©️尼泊尔图片库‍

1990 年人民运动取得成功后，人们在 Syangja 的群众大会上看到的妇女。 ©️尼泊尔图片库

1980年，当卡贾希的塔鲁妇女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当地地主的暴行。1979 年全国土地使用权改革后，地主开始恐吓农民，并在警察的默许下侵占他们的财产，迫于危机，当地妇女开始反抗和采取行动。 ©️尼泊尔图片库

女性的声音

过去的尼泊尔独裁者将识字和学习、阅读和写作视为危险的文化源头。因为文字是可以独立生产的，且不论是空间还是时间上都可以久远流传。因此，尼泊尔印刷文化的兴起与争取民主的斗争深深地交织在一起。

对妇女来说，参与进步和民主首先意味着识字、有主见，且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自 20世纪50年代以来，妇女杂志和期刊零星出现，这也反映了以妇女为中心的阅读梦。

革命期间，以女性为主要读者的报刊©️尼泊尔图片库

烛光下的阅读

妇女教育是女性运动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悄无声息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尼泊尔的女性主义先驱们都强调，教育是克服妇女在社会中被奴役地位的关键。从二十世纪中叶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进入中小学和大学。在学校任教也成为妇女职业生涯的最佳选项。

Shanta Thapaliya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时代的影像，她在那里完成了法学硕士学业，之后于 1987 年创办了尼泊尔最早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之一，为妇女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尼泊尔图片库

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1928年10月20日，大雨倾盆，伍尔夫受邀去剑桥大学就“女性与小说”为题发表演讲。她问道在场的女学生：一个女人要如何才能自由？众人议论纷纷，最终伍尔夫给出的答案是： 要有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

在当时，不仅女性的出行在社会上受到层层阻碍，在家里，她们也很少拥有一件属于自己的房间，更不用说一个安静的，不受任何人打扰的空间。

通过在展览中再现帕里雅特（Parijat）的房间，我们可以从女性的文字和房间中窥见女性主义可能性。帕里雅特是当时最受喜爱和最有影响力的尼泊尔作家之一，由于风湿病，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己的房间度过的。这里也是加德满都知识分子经常聚集讨论自由和进步的地方。

加德满都，Parijat的家©️尼泊尔图片库

在展览中再现的当年尼泊尔作家Parijat的房间

出走世界

当我们挖掘尼泊尔女性觉醒的记忆时，便会发现，旅行是女性生活中特殊而鲜明的主题。下文的图片显示了在过去50年历史中，不同阶级和文化背景的妇女，出于不同的原因成为了一位旅行者、游客或是移民。然而，她们的所有旅行的行为都是伴随着社会争论进行的。在外面的世界中，女性仍然显得格格不入，她们被认为是无法保护自己的，是不安全的。

在过去传统的南亚社会中，女性总是被物化成一种景观或是摆设，而不是真正拥有观察和发现的力量。即便在当下看来，女性旅行可能是一件平平无奇的事情，但这组照片提醒着我们，在女性意识萌芽的初期，她们对固有身份的放弃和对性别规范的颠覆。它揭示了尼泊尔妇女的出走情结，她们如何利用旅行去表达自己的存在、自由和主观能动性。

演员 Bhuvan Chand 和 Basundhara Bhusal 在加尔各答维多利亚公园拍摄《Hijo Aaja Bholi》。©️尼泊尔图片库

作家Prativa Subedi第一次看到大海。她在日本参加了她的著作《尼泊尔妇女崛起》的日文译本发布会。©️尼泊尔图片库

Shashikala Sharma在对苏联、中国、缅甸和东巴基斯坦进行国际访问期间，在上海停留。©️尼泊尔图片库

从家庭妇女成为女性

随着运动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期间民间社会活动的激增，尼泊尔的妇女运动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妇女领导的非政府组织和提出性别和妇女权利问题的宣传论坛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全国女性的生活和地位。

妇女团体一直是解决女性财产权、性暴力、人口贩运、经济能力、生育问题、代表权和政治参与等问题的主要工具。我们在此介绍的只是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社会在性别问题上开展的大量活动中的一小部分。

妇女安全小组成员举行集会。该组织由ahana Pradhan担任主席，最初是一个由女性活动家、政治家和各种专业人士组成的联合论坛。

该组织成立于 1991 年，其成立契机来自于新成立的民主政府内政部长在妇女活动家就加德满都 11 岁女孩被强奸的分水岭案件时请愿时发言道：“妇女保护自己只需留指甲和携带辣椒粉即可。”这场发言引起了女性的集体愤怒，照片中的人物包括Sahana Pradhan、Durga Ghimire、Astalaxmi Shakya、Savitri Jangam Thapa等。©️尼泊尔图片库

前债役工（Kamaiyas）的群众大会。GEFONT 藏品 ©️尼泊尔图片库

这个由多部分组成的项目是让尼泊尔妇女集体进入了国家和人民的公共记忆。它向我们展现了过去妇女参与政治斗争、在集会上发言、通过教育开辟新道路、发表作品和参与公共话题、旅行和描述世界、成为重要人物以及打破社会规范的事例。我们看到的是，在尼泊尔，公开性本身是如何成为一种关键的女性主义策略的。

*本文原刊于The FLA Network：Feminist & Women’s Libraries & Archives Network

如今要活得松快，一位朋友总结了「三巴论」：闭紧嘴巴、夹起尾巴、管牢J巴。

我那就夹起沟子，前段时间去了趟。

不知道这个地名的，可以搜一下戈壁滩上的古拉格。

「再不去看，就永远没机会了」

去年底，网上有很多关于这个沟子的视频。凭常识我就知道，关注度这么高，而这事又是某脸上的烂疮疤，借鉴火车脱轨就地埋车头的「移除兴奋源」绝技，只怕这遗迹要保不住了。

再不去看看，就永远没机会了。

出发前做攻略时，已经搜不到一个了。

很明显，被闭紧嘴巴了。

搜到一篇2020年的文章，标题叫《那年清明，我去了夹沟子》。

文章说，一进入林场，迎面驶来一辆摩托，直接横在车前拦住去路，查问来意，作者说只是来看看。

「跟你说吧，你想看什么我知道，我也告诉你，早没了。你赶紧出去。」

这更印证了我的猜想，再不去看，就算还在，也不让看了。

有年顺道去看赵滑县的故居，也是同等待遇。

但作者还是先前在附近的村里问到了一些东西，恰如我猜想的，正在有计划地抹掉。

一位村民告诉他，村西边那片林子后头沙丘那，有些破房子、土窑子，也都是他们的。前几年倒是还有些，最近有人专门过来，都拆光了。

我去看的时候，还有这么一幢小房子，看起来近些年还有人用过。

地上还有车轮碾过的车辙印，感觉不久前还有人开车进来过。

至于以前荒沙丘上常见的尸骨，都清差不多了。前些日子，还有人专门过来清。

「以前有人过来拍电影，后来还有人过来，说是亲属，捡尸骨说建坟，还要立碑，现在又都没了。」

白骨露于野

我去的那天是个下午，远处天际，能看到祁连雪山。

有了水利设施，一路都像是青纱账。

近些年西北气候剧变，戈壁滩上也开始长草了。

1957年，被打倒的知识分子被关进这处成立三年的劳改农场，让他们接受「劳动教养」净化灵魂，同时阻止土地沙化造福社会。

制度设计上，不能让他们继续剥削人民，因此必须自给自足。

从空中看去，是这样的：

被发配这里的，有正式戴帽的，也有与领导顶嘴不听话被捆绑来而没有档案的，也有单位还没有定性的。

1958年最高峰时，正式人数为3074人。但因有人死、有人逃，不断补充，因此累积人数不止这个。

当然，也有「才华」被发现而死里逃生的。

美学哲学家高氏尔泰，1957年因发表《论美》被发配这里。

但领导要在兰州东方红广场画主席像时，想起他可以「废物利用」，便将他调了回来，从而躲过一劫。

但他这样的人，命运不会就此停止转动。后来他又被金庸他们通过一场小鸟行动，弄到香港去了。

而他的女儿，因为没有按约定接到电话，精神病复发去世了。

这段过往，在他的回忆录体散文集《寻找家园》里详细描述。

我是因为难过读不下去，隔了两年才读完的。

我没拍到居住的窑洞，这是媒体人刘桂明拍摄的：

这里不是戈壁就是盐碱地，根本不可能种庄稼。短短一年多时间，人死过半。

死了也不得安宁，被活着的夜里偷挖出来吃掉。

到1961年解散时，有人说，3000人只剩下三四百人。

一进去，航拍中的平面画面一下子立体起来，遍地都是坟堆。无名无牌，不知道是谁堆起来的。

我在想，我们走过的每一个坑坑洼洼的地下，可能都有尸骨，这让人不得不放轻脚步，以免惊扰这里的亡灵。

天快要下雨了，电线发出滋啦滋啦的声音，好像随时会被电到。加上太阳能播放器在播放佛音，猛一听还以为是坟墓里传来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

村民对2020年那位来访者说，早些时候，林子北头的沙窝里，大风一过，就露出尸骨，上了岁数的村民都见过。

但我没看到，只有这些酒瓶之类，应该是祭奠后扔在这里的。

碑下无坟茔

我找到了几块墓碑。

郭淮清应该是名医学专业人士，1897－1957年4月，遗孀张郭氏逝于1973年4月。

2011年4月，后人在这里立碑，应该是合葬。

可见郭淮清之死，对于家族的痛，绵延半个世纪而不能解。

难解处在于，1957年11月16日，张掖专区机关来的48名右派为劳教农场第一批劳教犯人。而郭淮清则在当年4月份即已去世？

不知是否家属未能查清。

赵登魁，1898－1957，遗孀陈秀珍逝于1996年，碑立于2006年。

想来，死在这里的赵登魁连骨头都找不到，无法「回家」，于是后人只好将墓碑树在这处荒原上，见证风沙猎猎。

其他冤魂，则无陵无碑，消失在这茫茫戈壁，从此再也无人提起。

像哈佛博士海归、上海人董坚毅，1952年回到上海，1955年支援大西北到兰州，1957年给领导提意见到了这。

还有傅作恭，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1952年被二哥傅作义劝回国，1957年到这里挖排碱沟。

……

回来的时候，他们哪个不是将心照明月？

奈何。

细看之下，墓地的朝向都不一样，我猜是不是都朝着家乡的方向。

他们和他们的后人，在努力寻找归处。

我们在努力不遗忘。

毕竟，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这也是我写家传、抢救家庭历史的意义。

看了一篇乱七八糟的报道，我猜里面很多是臆想和胡说。有意思的在于下面评论里的读者，竟与内容颇为神似，很多人用看不起、谴责尼泊尔人的语气表态，“查查是不是美国搞得。”

其实尼泊尔这次事件中是没有多少雾霾的，事情从开始到结束，一步一步都存在具体的理由，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发生了一件事，导致了另一件事（这是具体的，美国大概率是无法操控）。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也稍微说两句。

起因，是9月4日尼泊尔官方作出了一个决定，禁掉一系列外国的社交产品，包括Instagram、WhatsApp、x、facebook等等，大概26个左右。理由是这些社交产品，没有按照尼泊尔新出的规定注册，拒绝接受尼泊尔官方对隐私信息的监管。

就是这个事情引发了尼泊尔人的抗议，尤其是“Gen Z”学生群体将此事认为是侵犯了他们的自由。

当然，事情一下子变得这么严重，尼泊尔官方是没想到的。他们不知道，一方面尼泊尔本土资源太少，把这些社交软件封掉了，普通人就没有其他替代品可用，增加了不满的程度。再加上这些软件尼泊尔人已经用了很久了，突然不让用，和干脆在这些软件广为人知前就不让用，完全是两种概念。即吃惯了细粮突然让你吃粗粮，和从一开始就让你吃粗粮的区别。最后也是最严重，尼泊尔这个社会本来就长期存在一系列问题，比方说腐败、不平等、就业机会匮乏等等，这些问题早就在尼泊尔人心中埋下了种子。加上精英层子女晒奢侈生活的视频，形成更浓烈的对比，于是乎这次事件成了点火索，把尼泊尔人的广泛不满给点着了。

之后就是9月8日，几万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聚集，他们冲击了议会。尼泊尔官方进行了催泪瓦斯、水炮、橡胶子弹等方式的阻止，最后甚至开枪射击，据说导致了数十人重伤，超过19人以上的死亡（这个数据在变化）。

由于问题还在变得更严重，总理的房子都被他们放火烧了。结果是9月9日，尼泊尔官方部门撤销了之前对那些社交软件实施的禁令，恢复了上述那些软件的访问权限。同时，内阁部长辞职，尼泊尔总理K.P.SharmaOli被迫辞职，新的“过渡领导”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但是这个结果并没有让抗议的尼泊尔人满意，他们还在继续焚毁议会建筑、政治人物住宅。导致机场关闭，尼泊尔的航班迫降到了印度的城市里。与此同时，相关内容也上了我们的热搜。

其实1990年之前，尼泊尔还是相当封闭的，属于特权王国，当时他们的国王手握实权。但在2006年尼泊尔的第二次人民运动之后，国王的权力被废除了，尼泊尔变成了联邦民主共和国。到2015年的时候，尼泊尔宪法已经确立了民主、世俗、多民族联邦框架。

这种开放性在南亚还是算比较高的，唯一的尴尬之处在于尼泊尔始终属于低收入国家，再加上精英家族的严重垄断和他们的派系斗争，导致很多问题始终存在，进而衍生出现在的画面。

你如果非要说背后有美国的影子，或者有外国人的影子，那就是你说得对。毕竟，从能有这种逻辑的人眼里来看，引发问题的原因不正是那些外国软件吗。其中美国的最多，自然美国是幕后黑手了。

嗯，很有道理。

今天上午，我和区域内唯一的一位尼泊尔工程师进行了一次线上交流。这是尼泊尔业务并入印度区域半年以来，我们第一次正式的员工谈话。交流中我意识到，过去因为业务体量有限，尼泊尔一直处于某种“隐形”状态，当地员工自然也缺乏应有的关注。

谈话结束后，我想进一步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文与社会背景，偶然读到了一篇关于尼泊尔“Z世代”抗议的报道——内容令人震撼。

导火索：社交媒体封禁

8月底，尼泊尔政府要求所有社交媒体平台在七天内完成注册，否则将被屏蔽。期限一过，Meta(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YouTube、X(前Twitter)、Reddit、LinkedIn等全球巨头均未提交申请。9月初(上周四)，政府正式下令全面封禁这些未完成注册的平台。

分析人士指出：“超过700万尼泊尔青年在海外求学或工作。”此举直接切断了这数百万尼泊尔海外劳工、留学生与家乡的联系，也重创依赖社交媒体宣传的旅游业。

对年轻人来说，这更是剥夺了他们的主要沟通和表达渠道。愤怒之下，成千上万的青年转向TikTok等尚可使用的平台组织抗议，迅速走上加德满都街头。

抗议升级：9月8日的大规模示威，成千上万年轻人冲破加德满都的警戒区，推倒路障，抗议政府，警方则使用催泪瓦斯、水炮甚至实弹。冲突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80 余人受伤，政府宣布宵禁，军队进驻首都加得满都。

“Nepokid”浪潮：权贵与草根的强烈对比

如果说封禁是导火索，那么“Nepokid”浪潮则是运动的燃料。早在此之前，#NepoKids、#NepoBaby的话题已在TikTok、Reddit上刷屏，年轻人揭露并嘲讽政客子女的奢靡生活。

抗议者的口号直击人心：“领导人的孩子带着Gucci包回国，人民的孩子却躺在棺材里。” 这不仅指向了高达19.2%的青年失业率，也揭示了大量尼泊尔青年因生计被迫出国务工，甚至作为雇佣兵死在俄乌战场。

与此同时，普通家庭靠微薄收入和海外汇款（占GDP的三分之一）维持生活，而政客子女却在海外享受名牌与特权。这种鲜明对比，让“腐败与不平等”这一老话题，被Z世代以更加直观、尖锐的方式重新呈现。

没有领袖的“最后一代”抗争

社会学者Dipesh Ghimire称，这是一代年轻人的“创造性重击”。在他们手中，社交媒体既是沟通工具，也是揭露特权、动员抗议的武器。

这场运动没有明确的领导者，却带着强烈的世代烙印。大学生、中学生成为主力，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我们这一代要终结腐败。” 在他们看来，政府所谓“维护国家尊严”的封禁，不过是为了压制揭露腐败的声音。

抗议逐渐获得社会支持。加德满都市长Balen Shah、知名演员Madan Krishna Shrestha与Hari Bansha Acharya等纷纷声援，部分公众人物甚至捐款支持示威。

抗议之外：一次世代觉醒

总理奥利则为禁令辩护，强调“国家独立高于少数人的利益”。但批评者指出，这不过是为腐败精英保驾护航。事实上，尼泊尔政府早已多次出手打击社交媒体：2023年曾短暂封禁TikTok，2018年还颁布过色情网站禁令。

然而，这一次的抗议已不再是单一的“网络自由”之争，而是一次更深层的世代觉醒。年轻人不满足于恢复社交媒体，而是要求透明、问责与真正的政治改革。

有人称这场运动为“最后的革命”（The Final Revolution）。它未必能立刻改变政局，但无论如何，它标志着尼泊尔政治的一个重要拐点：Z世代正在以数字时代的方式，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

我们经常看到网络上调侃Z世代整顿职场，现在尼泊尔的Z世代走上街头要整顿尼泊尔政坛。随着公众和名人支持不断增强，这场由Z世代引领的”革命”，正在撼动尼泊尔后君主制时代的既有秩序。

THE END

CDT编者注：【CDT关注】节选了文章的前言部分和第一部分，阅读原文请访问WOMEN我们。

中国人权律师在公民权利意识高涨、维权运动兴起的年代走上前台，以个案冲撞现有法律制度，探索法治与自由，进而踏足政治与信仰案件的禁地。这注定是一条崎岖、荆棘之路。

编者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律师逐步剥离国家公职人员身份，走向社会化。此后二三十年，得益于市场经济释放的解放力量，这一职业群体与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公共领域发端紧密交织。由维权律师、“死磕派”律师1演变而来的人权律师，是其中特殊的一支。他们在公民权利意识高涨、维权运动兴起的年代走上前台，以个案冲撞现有法律制度，探索法治与自由，进而踏足政治与信仰案件的禁地。这是一条崎岖、荆棘之路，尤其最近十余年，以2015年“709大抓捕”为标志，人权律师及其赖以存身的公民社会遭遇了全面打压。本文记录了这段仍在延续的历史，以及人权律师作为精神共同体在高压下的勇气、信念、苦难与坚守。

撰文｜江雪
编辑｜安墨
平台编辑｜覃山

2015年5月13日，东北早春乍暖还寒。黑龙江省公安厅门前，谢燕益、李仲伟、谢阳、刘书庆四位律师一一道别，相约不久后重访庆安。

11天前，黑龙江庆安火车站候车室，农民徐纯合在与警察李乐斌争执中，被后者持枪近距离击中心脏，死在81岁老母亲权玉顺和三个不满10岁的孩子面前。警察是否涉嫌滥杀无辜？真相未明，时任庆安县副县长董国生已于次日代表政府去慰问警方。这一消息经网络曝光后刺痛无数网民。一时间，地处黑龙江绥化市的小城庆安，成为中国公共舆论的焦点。

此后一直到六月，谢燕益等人权律师以及热心“围观”公共事务的公民，一波波地从中国各地赶到庆安，自费调查真相。紧张工作之余，几位律师赶去福利院看望徐纯合的三个孩子。稚童何其无辜，他们没能忍住眼泪。

“我那时和大家相约再去，是因为实在放不下这三个孤儿一样的孩子（父亲已死，母亲在精神病院）。”十年后回忆当年那一幕，谢燕益难掩怅然。

2015年5月11日上午，谢燕益、谢阳、刘书庆和李仲伟四位律师（右图左起）前往黑龙江庆安县公安局等部门调查取证。（图片来源：网络）

世事难料，原本寻常的江湖一别，却成绝响。5月17日，庆安事件中“悬赏十万”征集到目击视频、为真相撕开了一道口子的吴淦（网名“屠夫”）“事了拂衣去”，前往江西声援“乐平特大死刑案”2中在法院外静坐抗议、“死磕”程序的律师，但第二天就在江西省高院门前被抓。那时，没人预感到一张针对律师和“围观公民”的大网已经撒下——据李方平律师事后记述，6月初，他和王宇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屠夫”，后者身穿印有“V字仇杀队”（象征抗争）的T恤，虽然戴着手铐，但一直“笑嘻嘻地”，大家都觉得不会有事。

2015年7月9日始，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对逾300名律师与公民实施直接抓捕、入户传唤讯问或“喝茶”警告。行动持续数月，是为“709大抓捕”。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首当其冲，女律师王宇成为7月9日当天第一个被抓的律师，该所主任周世锋、助理刘四新等多名律师以及工作人员随后被抓。

2014年3月20日，王宇在香港接受采访，彼时她正在代理人权活动家曹顺利在狱中身亡一案。（图片来源：PHILIPPE LOPEZ/AFP via Getty Images）

谢燕益、谢阳等曾前往庆安或在后方积极支援、发声的数十位律师与公民，几乎无一幸免。

此后十年，随着当局持续高压打击，中国公民社会遭受重创，律师们也无缘重返庆安。

2016年，曾委托人权律师为儿子之死“讨个公道”、起诉公安及当地政府的权玉顺，过马路时被车撞倒，不幸去世。谢燕益、谢阳等律师彼时都在狱中，毫不知情。在被囚禁的553天里，谢燕益不仅错过了小女儿的出生，也错过了母亲的葬礼。

2025年5月2日，是徐纯合的十周年忌日。因人权辩护被吊销兼职律师证、进而失去讲台转岗为实验室管理员的刘书庆，在山东家里写下《庆安案件真相还原与律师代理行为记录》一文。开头第一句就是：“谁还记得那个卑微的受害者徐纯合？”他说，每年这一天他都心头不安。这篇文章算是一份微薄的祭奠，是对徐纯合，亦是对那个律师与公民在夹缝中左冲右突、合力维权的时代。

于今回望，从1990年代末期到2015年前后，既是中国公民权利意识井喷、维权运动兴起的时代，也是内生于中国公民社会的人权律师经由个案冲撞现有法律制度、探路法治与自由、终遭打压的时代。中国公民社会破茧而出、羽翼未丰就面临夭亡的这段历程，迄今已逾二十载。

1 “十年，继续做一个正直和诚实的人”

2025年7月9日晚上8时，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举办的“中国人权律师节”上，主办方宣布卢思位、李国蓓两位律师获得本年度中国人权律师奖。

该奖于2017年7月9日在海外设立，旨在声援、支持坚守于困境中的中国人权律师。近年来的获奖者，如高智晟、许志永、丁家喜、余文生等，多身陷囹圄。卢思位曾和梁小军、任全牛、蔺其磊等律师代理“十二港人偷越国境”3及其他人权案件，后遭长期边控。2023年9月，计划从老挝前往泰国、最终到美国与家人团聚的卢思位，被老挝警方遣送回中国。取保候审近一年后，他又被以“偷越国境罪”判刑11个月，今年8月5日才出狱。

暂居美国加州的张春晓，第一时间将丈夫卢思位获奖的消息告诉16岁的女儿。从2022年1月2日离开中国至今，她们母女就与卢思位天各一方。2023年8月，在卢思位被老挝警方抓捕、即将遣送回中国的紧急关头，此前从未介入公共领域的张春晓，向国际社会大声疾呼阻止遣送卢思位。最无助的一天，她在被飓风袭击过的南加州某公园里，在“雨横风狂”中撑伞向苍天呼号，祈求拯救丈夫。那一刻的悲伤与恐惧，迄今仍然真切。

2022年1月出国前，张春晓与丈夫卢思位的合影。（图片来源：张春晓）

另一位获奖者李国蓓，一如颁奖词所说，此前很少站在聚光灯下。但事实上，从2014年黑龙江“建三江”案4开始，李国蓓就一直关注着人权案件。近年来，在北京执业的她，代理端点星案、李翘楚案、谢阳案等，每每不顾艰险，挺身而出。

2025年7月30日，谢阳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在湖南长沙开庭。“709”案中，谢阳被囚两年多且被施酷刑。2022年1月，他去湖南声援“被精神病”的女教师李田田5，再度被抓。此番开庭前，他已被延期羁押十多次。李国蓓律师作为辩护人，于法庭内外重重刁难之下向公众披露信息，为谢阳据理力争。

“我想不会有人否认个体在面对洪流时的局限性。可是，过往四年中，李律师让我感觉到，确乎有一些人，在一粒灰如彗星般高速撞击生命的当口，以近乎奇迹般的坚守，让我头顶的一小块天地免于破碎。”7月11日，政治犯许志永之未婚妻李翘楚在社交媒体上写道。2020年许志永再次被抓后，她也于次年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后被判刑三年八个月，2024年8月才出狱。

李翘楚说，李国蓓律师是她心中的女神，“女神”坚定智慧的身影常出现在各类“敏感”案件的代理现场。这些案件，包括陈品霖6“寻衅滋事”案。陈因拍摄《乌鲁木齐中路》记录2022年上海“白纸抗议”而被判刑，李国蓓正是他的辩护律师之一。

2025年7月9日这一天，世界各地多个人权组织，就十年前的“709案”纪念和发声。但在中国，因为互联网上的严厉封锁，除了身为亲历者的律师与围观公民，以及他们的亲人，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一天。

这一天，在北京昌平区一处小区，49岁的王全璋律师照例被严密监控。他家楼道内外遍布盯梢者。据他统计，每天轮流换班的至少有三四十人。他说，2015年至今这十年，前五年他因为“709”被抓，在囚禁中度过；后五年，从2020年4月刑满释放至今，他仿佛置身于一个更大的监狱。在北京，他和妻子李文足曾在两个月内被13次逼迁，孩子从上幼儿园起就一次次失学。他们辗转各地求学，但即使在广东觅得学校，孩子也因当局干涉而难逃失学厄运。

也是在这一天，41岁的常玮平律师出狱满一年。他在疫情严控的日子里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失去自由三年半，妻儿飘零海外。如今当律师已无可能，他必须思量如何另寻生计。

在北京，人权律师唐吉田尽量让自己忙碌，但女儿唐正琪的音容笑貌仍会在不经意间跳上心头。2024年2月，唐正琪在日本重病去世（参见WOMEN过往报道：《唐正琪，“人权律师女儿”之外的故事》）。女儿生前，他竭力争取出境去看女儿，未被当局允许，自己也“被失踪”一年多，终究未能见女儿最后一面。因推动2008年北京律协直选、代理法轮功人权案件等，他早在2010年就被吊销律师执照；今年7月，为生计考虑，他和朋友创办公司，但在工商登记时就被卡住。他愤怒地据理力争，说要为自己争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而半年前才出狱的许艳，和儿子踏上了从北京去江苏镇江的旅途。7月28日是探视日，她要去镇江监狱探视丈夫余文生。2023年4月，她和余文生在北京一起被抓，只留下未成年的儿子一人在家，使其遭受了巨大心灵创伤。

2022年7月14日，许艳和丈夫余文生在法国驻华大使馆参加活动。2023年4月，余文生和许艳在前往会见欧盟驻华代表团途中被警方拘留，次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被判三年和一年九个月有期徒刑。（图片来源：许艳X账号）

在天津，王宇的丈夫包龙军接到“国保”（即国内安全保卫警察）的警告电话，因为儿子包卓轩7月9日在海外参加了一个纪念“709案”的活动。2015年7月9日晚上，15岁的包卓轩因要出国留学，在北京首都机场搭乘飞机时和父亲包龙军一起被警察扑倒在地。噩梦般的日子从此开启，直到2018年包卓轩才终于出国读书。王宇夫妇因为一直被边控，至今已七年没有见到儿子。

家住福建的吴淦，在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坐满八年牢狱后，已于两年前的2023年5月18日出狱。在湖南，另一位当年积极参与“围观”的公民欧彪峰，在2024年9月出狱。“709大抓捕”时他虽未被抓，但2022年被判刑3年半——据他披露，“罪状”之一就是他曾积极声援并撰文纪念“709”。2024年8月，江苏淮安公民王默重获自由。2010年后他积极参与“围观”多起重大案件，2016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6个月，出狱后又因言论多次被拘或判刑。而广西维权公民李燕军，今年6月4日已因病凄然去世。他生前参与抗争维权，活跃在各种公民围观现场，也因此饱受打压与摧残。

吴淦，网名“超级低俗屠夫”，曾积极参与各种维权事件，如邓玉娇案、夏俊峰案、钱云会案、庆安事件、江西乐平冤案律师阅卷抗争等。除利用网络替弱势群体呼吁外，吴淦还以街头艺术的形式表达不满。（图片来源：网络）

据了解，2015年7月9日及其前后，除了律师，全国各地还有大量曾与人权律师一起参与维权运动、合力“围观”热点事件的公民，或被抓捕判刑或遭其他方式打压，一些人处境悲惨。例如庆安事件后的“潍坊大抓捕”，以及2016年9月的“苏州大抓捕”，都有“围观”公民大范围被抓。但他们没有太多知名度，很少得到媒体关注，加上高压下不敢出面讲述，其遭遇及人数，至今外界尚不完全知晓。

“‘709大抓捕’是对人权捍卫者的一次全面扫荡，并不只是针对律师。”一位不愿具名的人权律师这样回顾。

十年沧桑，当年活跃的人权律师，其中一些人已被迫去国离乡，如陈泰和、陈建刚、伍雷（本名李金星）、方县桂、游飞翥等。

昔日公民社会的活跃分子也多已沉寂。2024年11月8日，夏霖律师出狱。2014年他因民间智库“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被抓而积极营救，自己也于当年11月被抓，2016年以零口供判刑10年。他一天未少坐满十年，出狱时，2014年以来的世事变化，于他已恍如隔世。

更早一些，是2017年再次失踪的高智晟律师。作为中国人权律师的先行者，他失踪八年至今音信皆无。妻子耿和带着儿女流亡美国，为丈夫奔走呼告，但一直没有结果，悲伤和失望伴随着她。而本世纪初便投身维权运动、“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许志永，于2023年4月和丁家喜律师一起被重判，分别获刑14年和12年。

这是困顿的岁月，但并不只是人权律师的困境。中国公民社会自2013年以来就遭受全面打压，覆盖媒体、NGO、宗教、大学和研究机构等领域——他们都位列官方2012年就放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7月31日文章）要整治的“新黑五类”，其中“维权律师”为“新黑五类”之首。2014年，曾代理多起重大案件的浦志强律师，就被以参与“六四”纪念的由头抓走，次年被“算总账”判刑。

2013年1月，浦志强成为《南方人物周刊》（总第331期）封面人物。（图片来源：网络）

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全面剿杀，其实在“709大抓捕”前已经开始。2013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7发生不久，针对公民社会、俗称“七不讲”的中共中央办公厅9号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便在网上流传，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司法独立……这些曾在中国舆论场上司空见惯的话语开始被禁用。俗称“十六条”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接踵而至，进一步凸显了官方严格管控言论和思想的意图。

“啸聚江湖的日子早已过去。今天的每个人，都只有当年自己的几分之一。”常玮平说。不久前，他曾偶遇王成律师。王成曾在2014年黑龙江“建三江事件”维权中被打断三根肋骨，如今他理念未变，但选择退隐江湖，陪伴家人过一份平静生活。祝福之余，常玮平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2015年开始，一切仿佛按了暂停键。”不久前，旅居日本的伍雷在接受“季风书园”播客访问时如是说。自2023年3月离开中国后，他始终没有闲下，如今开办“东京人文论坛”，聚集离散在海外的华人社群。今年7月，他连线了几位律师同道，一起回顾“709案”。

2024年，移居日本的人权律师伍雷创办“东京人文论坛”公共空间。图为伍雷在日本。（图片来源：伍雷授权使用）

绝望中有人“躺平”，也有人依然在一线坚持。“十年，继续做一个正直和诚实的人。”2025年7月9日这天，张磊律师在“X”平台——曾经的推特上写下这句话。多年来，他沉静坚守，给自己起名“青石律师”以为期许。在“后709”的这十年，作为一名人权律师，他和同道们艰难前行，依然在法庭内外守望着微弱的法治火种。

也许不是因为骄傲无知，而是恰恰是看的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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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单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清朝在“康乾盛世”之后措施发生工业革命最好时机的故事，似乎是非常让人叹息的。

从康熙登基到乾隆退位，中国经历了一段近一百四十年的休养生息时代，人口突破三亿，版图面积仅次于元朝，政局却保持整体稳定，巅峰时代国库存银高达八千万两，工农业总值占到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这个国力是巅峰时代的大英帝国都望尘莫及的（1870年时候，大英帝国GDP占全球的24.28%），翻遍史册，可能也就二战之后的老美，趁着其他列强都被打的稀烂的时候可堪一比。

可是我们却又知道，清朝在达到这样的巅峰之后并没有抓住机会突破农业社会的“天花板”，而是掉头一路向下，在鸦片战争洋人打上国门之前 ，就自己内部先出了问题，遭遇了“嘉道中衰”。尤其是转折，似乎还是清朝统治者的自选动作——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政府由于想通过与清王朝谈判开拓中国市场，派特使乔治·马戛尔尼等人访问中国。使团在递交国书之余，为了显示国力，带来了英国当时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的全套最新成果，从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地球仪、天文仪，到当时英国规模最大并装备有110门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舰模型一应俱全。

以今人的眼光看，这些炫目的新鲜玩意儿理应对乾隆产生极大的触动，让他愿意与西方接触，向他们学习——就像百年前俄罗斯彼得大帝震撼于西欧的文化昌明，而锐意发动改革一样。

但历史现实却是乾隆高傲的拒绝了这个接触请求，还回了一封夸耀“天朝”国力强大、无所不有、原不需与外夷互通有无的凡尔赛式信件给英王乔治。

这就让人不免叹息了——乾隆皇帝是不是老糊涂了，为什么要没有察觉并抓住这个送上门来的变革机会呢？

我原先也觉得，清朝在顶峰时的这种措施，是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自身的故步自封与颟顸无知所致。但前几天读了一份很有趣的史料，突然觉得，乾隆可能没我们现象中那么傻。他未必没有看到英国人带来的礼物中的危险与机遇。只不过，他所治下的那个帝国，实在是登不上工业时代的滚滚巨轮了——非不知也，实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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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史料是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的，这一年其实非常特殊，因为年初正月时太上皇乾隆驾崩了，以装孙子的态度当儿皇帝的嘉庆终于可以放手实行真正的亲政。所以他立刻打出了“咸与维新”的旗号，鼓励士民工商都给自己上书提意见，搞百花齐放，让大家一起给已经出现衰落势头的帝国想出路。

可是这个“嘉庆维新”，搞的实则非常滑稽——三月，两广总督吉庆给嘉庆上了一份奇葩折子，称：“广东采挖黎地石碌铜斤，试办一年，额已短缺，而且该处滨海临洋，多人前采，恐致滋生事端，似应亟行停止；广东省局鼓铸，仍请运用滇铜。”

翻译一下，就是广东炼铜需要铜矿，原先开了个矿，可现在吉庆却奏请要把它关了，以后依然要从云南运矿过来炼铜。

我相信如果现在有个地方官，敢用给上级打这样一份脑袋疑似被门挤了的报告上去，肯定是挨处分没跑了。可是吉庆的报告打上去后，嘉庆的朱批却大加赞赏：“所办甚妥，所见极是。仍用滇铜，不必开采。”

请注意，这是嘉庆上台后第一次对工矿业表明态度，话虽不多，但观点鲜明，态度非常坚决——就是要严格限制，越少越好。

了解工业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开矿是工业革命的发轫之处，英国工业革命的那些玩意儿，什么铁路、蒸汽机，最早不都是在矿山里用出来的么？可为什么嘉庆却对此畏之如虎呢？

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嘉庆本人更详细的解答：嘉庆四年四月，有潘世恩、苏廷禄两位富商，找到门路向上了份呈请，想在直隶邢台境内开个矿采银。

在通过官府层层递交的“呈请”当中，这两位尚处“萌芽状态”的资本家挖空心思，极力想说服皇帝批准他们的计划——现如今不是，川楚白莲教作乱，朝廷不是缺银子么？我们开矿采银，给您多缴税，也解决了直隶滋生人丁的就业问题，这是官民两便的大好事啊！

可对这样一份努力“急朝廷所急”的呈请，嘉庆的批复却异常严厉：

“朕恭阅世宗皇帝朱批谕旨，于开矿一事，深以言利扰民为戒，圣训煌煌，可为万世法守。朕每绎思庄诵，志之于心，因无人以此陈请未经明谕。今有宛平民潘世恩、汲县民苏廷禄，呈请在直隶邢台等县境内开采银矿，给事中明绳辄据以入告，故特降旨宣示，使知朕意。

夫矿藏于山，非数人所能采取，亦非数月所能毕事，必且千百为群，经年累月，设立棚厂，凿砂煎炼，以谋利之事，聚游手之民，生衅滋事，势所必然，纵使官为经理，尚难约束多人，若听一二商民集众自行开采，其弊将无所不至，此在边省犹不可行，而况近依畿辅！他府犹不可行，而况地近大名！各该处向有私习邪教之人，此时方禁约之不暇，顾可听其纠集耶！且国家经费，自有正供常赋，川陕余匪指日即可殄平，国用本无虞不足，安可穷搜山泽，计及锱铢！

潘世恩、苏廷禄自因现在开捐，揣摩迎合，觊觎矿苗，思擅其利，乃敢藉纳课为词，以小民而议及帑项，实属不安本分。俱著押递本籍，交地方官严行管束，毋许出境滋事。

至给事中明绳，若系巡城，只当听断词讼，遇有此等呈词，亦应饬驳，况伊并非巡城，且系宗室，今以开矿事冒昧转奏，明系商人嘱托，冀幸事成分肥，殊属卑鄙。朕广开言路，非开言利之路也。聚敛之臣，朕断不用。”

在这份公开的上谕当中，嘉庆就干脆把话挑明了：

朕为什么要限制开矿？因为只要一开设矿场，“游手之民”就会聚集在一起“生衅滋事”，即便你让我深度介入管控（纵使官为经理）也管不过来那么多人啊！这种事儿其他地方我都不能允许，何况是在直隶这种皇城根底下？所以潘世恩、苏廷禄这两个草民不识本分，马上押回本籍，交地方官严加看管。至于替他们上奏的给事中明绳，敢趁着朕鼓励“咸与维新”、让大家提意见的机会上这种折子？殊属卑鄙！聚敛之臣，朕断不用！

你梳理嘉庆的这个思路，会发现他在自己逻辑中想的还是很明白的——川楚白莲教起义让清廷耗银上亿两才得以平定，地区一战掏空大清的家底。但清王朝从这场祸乱中吸取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朝廷一定要执行比之前更加彻底的将老百姓打成原子化的政策，不能让“游手之民”聚在一起，否则就会“生事”。而工商业相比农业，天然是更需要人群的大规模聚集协作的。

所以开矿牟利这种主意，在“大明白”嘉庆开来，就是饮鸩止渴，哪怕挣钱也不能搞！

更有意思的是，嘉庆在这段上谕的前面，其实还提了几句他爷爷“世宗皇帝”（雍正）的旧例，这就提示我们关注了一个事实：

清朝除了有备受诟病的“闭关锁国”的海禁传统以限制商业外，还有另外一个同样悠久的矿禁传统以限制工业。这一套“双管齐下”的“祖宗之法”，已经提前把中国良性而丝滑的走向工业化的通路堵了个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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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民间开矿这个传统，最早可能起源与明代万历年间，是为了方便皇帝“专利”而设置的，到了防止“聚众滋事”如防贼的清代，则更加严厉。清初的时候，康熙皇帝曾经“开放搞活”，松弛过一段时间的矿禁，但康熙在自述目的时，说的很有意思：“（开矿者）皆系无室可居，无田可耕，乏产贫民，每日所得锱铢，以为养生之计，若将此等乏产贫民尽行禁止，则伊等何以为生。”

也就是说，与英国工业革命是完成农业积累后的有产精英进行投资刚好相反，在仁慈的康熙的理解当中，他驰矿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走投无路、穷的过不下去的“乏产贫民”一条生路。是一种为了维持稳定而搞的权宜之计。

这种理解就必然导致了一个结果：当工矿业的发展规模达到一定程度，脱离“糊口经济”之后，朝廷一定会进行限制打压，因为你们肚子已经填饱了，再发展就属于“非分”了。

果然，到了雍正时代，矿禁复严。勤劳的雍正明确指出：“非人力种植可得，焉保其生生不息？今日有利，聚之甚易，他日绝利，则散之甚难”。因而，对广东、湖南、广西等省地方督抚疏请开矿的奏请，他“均不准行，或严旨切责”。

所以从这种反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朝对作为工业革命萌芽的矿业的态度——可以搞一点，但只以糊口为准，绝对不能搞大了，搞大了多事。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乾隆会对着送上门来工业革命成果无动于衷了，精明的乾隆，未必看不出这些机器背后蕴藏的变革时代的巨大力量。但问题在于，这种爆发式的力量，恰恰是他的列祖列宗为了“宗庙社稷”所要严格防范的。

清朝，或者更确切的说，整个古代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体系，之所以鼓励“农本商末”，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让其统治的臣民保持在一种分散的、原子化的状态下。这样才能够方便统御。

而与之相比，无论是航海时代的商业贸易、还是工业革命中的工业生产，都必然带来大量的人口聚集。这是乾隆手中那套体系所无法兼容、应对的。所以哪怕他能看出这是一个增强国力、让民众富足的机会，帝国也必须无视甚至拒绝它。

这，应该才是乾隆错过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不是他不聪明，不开眼看世界。而可能恰恰是因为他太聪明了，意识到“臣妾真的做不到”。——工业革命的基础逻辑与这个延续两千年的帝国是“不兼容”。

参照同时代的英国，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国的人口暴增都给产业升级、实现工业革命这种更大规模的社会协作提供了条件。

但与能利用这个机会的英国相反，清朝因为“生齿日繁”，反而进入了“越滋生人丁越穷，越穷越容易闹事儿，越容易闹事儿越要限制人群聚集、不让搞工商业，越不让搞工商业就越穷。”的死循环当中。于最终清朝和整个中国两千年帝制，是在这种死循环中窒息的。

写到这里，不得不一声长叹，在中学历史课上，你一定背过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大革命等等制度改革“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这句话很多人会背，但未必能明了其中的深意。昨天的文章中我们说，科技的革新给各个文明带来的机遇未必是公平的。而从今天讲的这段历史当中，我们能体察到这种不公平为什么会产生——

有时候，科技即便送上门来，摆在那里，让你去学，你也未必能学、敢学。因为科技不是死物，它需要有机的连入整个社会才能发挥其作用。而很多时候，新兴科技的连入会和社会中存在的固有机制发生“排异反应”，遭遇这种排异反映的社会，即便认识到了这项技术的重要，被时代所抛弃也是一个必然。

而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死因，其实就在于此——这个王朝，并不死于乾隆或其子孙骄傲或短视，而死于其对科技革命无法克服的排异。

全文完

本文40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多谢。

什么是历史周期律？历史周期律指的是古代王朝总是逃不过治乱兴衰的魔咒。王朝初年，生机勃发，王朝末年，战乱不已。于是不停地进行朝代更替、循环往复，好似一个永远跳不出去的周期。

对于这一历史规律，惯常的叙述和解释无非是说什么阶级、贫富云云，然而这些传统的视角却无异于隔靴搔痒，远未触及到这一现象的本质。本文将以一个女权主义的视角，为封建时代下的“历史周期律”提供一个全新的、并且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性别比的不断紊乱和调整，才是周期律的真正本质。

首先，提出一个公理：对于人们而言，生存是最重要的，而生存就需要相应的资源。因此，资源的生产与分配是社会矛盾冲突的核心原因。

而生产，包括两大方面：物质生产和人类本身的生产。很多人会认为，古代女性负责人口再生产，田力负责物质再生产。但古代所谓的“男耕女织”是纯粹的谎言，正如现代的“农民伯伯”一样。事实上，女性是人类再生产的全部承担者和物质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

▲陈宝良《中国妇女通史 明代卷》

▲从古至今，女性都是物质生产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以及生育劳动的全部承担者。

最有价值的资源永远是能够生产资源的资源。因此，在古代，这个最大、最有价值的资源是什么？就是女人。

所以，在男权制度体系下，生了田力就会获得资源，生了女人就会变成资源。一代代如此。

这就是他们的底层世界观。就好像现在在各个网络平台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沾沾自喜、津津乐道地评论：“邻居屯粮我屯枪，邻居就是我粮仓”。而在封建时代，枪和粮分别指的是谁，显而易见。

不得不说，集短真是太聪明了竟然能思考到如此深度，但可惜的是，集短们全都是聪明人……当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是掠夺者，害怕自己是生产者时，我们可以想想，最终会发生什么？他们硬生生造出了一个黑暗森林，或者说囚徒困境。如果每个人都选择了“屯枪”，并且一直都在拼命地屯，还害怕“枪”不够多，那么，粮呢？

不要忘了前面的公理，掠夺只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获得资源来生存下去，也就是得到“粮”。所以，粮呢？

为了争夺资源→生男→越生男，资源越少→资源越少，争夺和冲突越激烈→越生男→冲突越激烈→越生男……最后的结果其实是：邻居屯枪我屯枪，bro鲜血流满仓。当性别比紊乱到了极致，自然会迎来矛盾惨烈的总爆发——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什么？是按性别把人界定成枪和粮的制度，是把田力视为掠夺者，却把女性视为资源的短视和愚蠢。同时，他们为什么会肆无忌惮地造出这么多过剩的田力？当然是因为这不是由他们自己生产的，当然不会替生产者的生理做任何考虑。如果是生产者自己来规划，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吗？

再说一遍，把田力视为枪，把女人视为粮，这是倒反天罡的，也是对自然规律最大、最恶劣的挑衅，所以也会迎来最惨烈的报复和后果。如此愚蠢的认知，制造如此愚蠢认知的制度体系，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我们可以看看史料，各个王朝末期和战乱前夕的性别比：

▲以女性为100，这个性别比最高达到了9733：100。这已经不像是人类能达到的数字了......

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变态的比例？那当然是因为…..

所以，这样肆无忌惮的暴行，最终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研究（姜全保和李波，2011）

清代陈盛韶《问俗录》里也指出：由于男多女少，大量男子成婚困难，于是“无室家之匪民，掳抢械斗，喜于从乱”。

喜欢把儿子当成匪培养，那自然如你所愿，遍地都是别人家的匪，社会也自然就乱了。

在古代，什么是盛世？只要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饥荒战乱，就是少有的盛世。而乱世则是贯穿整个封建时代的主线。为什么？我想我已经解释清楚了。明明是违背自然规律导致的一轮轮的自我崩溃，却自我催眠成“本该如此”的所谓历史周期律。可笑。

实际上，女性本来应该是族群中负责筛选的群体，控制正常的性别比例，不该出现的在经期就应当流出去。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这个筛选能力无法正常发挥，生育权不属于自己，最终造成田力数量激增和严重的性别比失衡。

于是，本来应该流出来变成月经的东西，却错误地变成了人，那自然会在一些年后于别的地方重新变成一摊经血。

这就是战争的本质——战场是一块巨大的卫生巾。

但战争只是男权对月经的拙劣模仿，因为一个筛选和数量控制发生在事先，水到渠成，另一个筛选和数量控制则发生在事后，要付出天量的代价和成本。

时间来到现代，为什么战乱相比于古代断崖式下降，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很多人说，因为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了。当然。但这只是直接原因，并不是根本原因。因为这无法解释，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本身的原因又是什么？为什么封建时代几千年生产力都没有明显的增长，而偏偏是近几十年，人类生产力的进步却已经超过了过去所有时代生产力总和的千倍不止？

实际上，技术进步永远要发生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体系中，那些促进创新的制度才会最大程度地发展生产力。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女性，只有生产者，才会面向未来，才会关注创新与繁荣，不停地拓宽可能性的边界。而田力的脑子里世界只是一个比谁拳头大的卡牌游戏，没有任何共赢可言，只有零和博弈的掠夺，又怎么可能会去创新？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复杂的交织过程，是广泛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女性解放对社会制度的重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他们认为的生产力发展单向推动了女性地位的提高。甚至说，正是因为女性的解放，我们才得以享受今天的科技与制度的成果。

女性的地位决定了人类文明的形态，决定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也决定了我们对生命、对人类自身、对自然、对历史、对智慧、对发展的认知，构建着我们社会的面容。

最初的剥削是对人本身的剥削，最初的不平等是性别的不平等。到底是社会问题包括性别议题，还是性别问题就是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多年前的我毫不犹豫地认为是前者，而现在我却越来越接近了人类社会的真相：

数千年的无尽循环早已证明，男权的倒反天罡走不通；几十年的女性解放则证明，只有女性重新回到应有的主体地位上，文明才能真正走向未来。

网友恶搞图“邪恶三巨头”

“轴心国”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主导的军事同盟。该称谓源于1936年德、意签订的《柏林—罗马轴心协定》。1940年日本加入后，形成了三国同盟，又称“轴心国联盟”或“轴心三国”。轴心国以推翻一战后国际秩序、扩张领土和建立势力范围为目标，发动了侵略战争。除三大核心成员外，还有一些国家陆续加入该阵营。最终，轴心国于1945年战败，二战也随之结束。

墨索里尼、希特勒、松冈洋右（日本外相）

911事件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发动反恐战争，并首次将朝鲜、伊朗、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宣布为支持恐怖主义的“邪恶轴心”。之后，布什的幕僚进一步提出“边缘邪恶轴心”，将古巴、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叙利亚纳入。

2022年，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美国评论员丹妮尔·普莱特卡首次将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称为“新邪恶轴心”，并将中国视为核心。她的理由包括：中国政府隐瞒新冠疫情，限制香港民主，武力威胁台湾，对新疆实施集中营式管控，并且还同俄罗斯建立了“无上限”伙伴关系。之后，美印太司令部司令也表示，中俄伊朗朝四国“邪恶轴心”处于新生阶段。

丹妮尔·普莱特卡的评论文章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中国虽然在战争问题上一贯声称保持中立，但在政治、外交、经济层面一直助攻俄罗斯，实质上大力支援了其战时经济。朝鲜则向俄罗斯出售了大量的武器，并在2024年底直接派遣军事人员赴乌作战，两国成为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关系。而中国与朝鲜之间则拥有“唇齿相依”的传统伙伴关系，中国多年来一直是朝鲜最大的援助国。

2024年普京、金正恩两人会面

相比之下，当伊朗与以色列交战并遭到美国轰炸核设施时，其余三国并未迅速提供援助，中俄两国只是象征性地谴责了美方行动。因此也有评论认为，伊朗与中俄朝三国的关系不算紧密，并且伊朗在意识形态层面（神权国家）有更大的不同。

中国“强烈谴责”美国袭击伊朗

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大型阅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有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受邀出席纪念活动，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中朝俄伊四国首脑罕见聚首。值得注意的是，参会名单中没有任何西方主要国家。批评者认为，这场阅兵更像是中国在借机集结反西方力量的大联盟，同时中国“把那场不属于自己的胜利，篡改成了为自己权力加冕的政治仪式”。

9·3阅兵无任何西方主要国家参与

当习近平与多国元首齐登天安门城楼时，普京与金正恩分别站在习近平的两侧，三人并肩站在首排，构成了历史性的同框。而上一次类似画面还是出现在七十多年前。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嘲讽三人的同框是“中俄朝新轴心”、“邪恶三巨头”、“独裁者联盟”、“反正义联盟”、“新时代纳粹”、“三个终身制”、“法西斯纪念反法西斯胜利”。讽刺的是，习近平还在阅兵式上强调，“人们应共同铭记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习近平、普京、金正恩三人历史性同框

多名网友共同总结道“三个国家都深受共产主义的影响，三个国家目前都是专制极权国家，三个国家试图建立反西方的新世界秩序，三国领导人都以不同方式谋求了‘无限连任’，三个国家都具有典型的‘法西斯特征’却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三个国家都对邻国进行了武力威胁或直接侵略，对当今世界和平构成了重大威胁”。

习近平“全票当选”连任国家主席

有评论指出，虽然之前伊朗因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而被削弱，但中国仍通过这场阅兵向世界传递了重大的信号——一个以中俄朝为主的新轴心联盟已经成形。它们与西方为敌，彼此抱团取暖，与当年的二战轴心国一样，试图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其中，中国凭借工业、资金以及军事上的相对优势成为新轴心之首。这也意味着，一个中美直接对抗的新时代正式被开启。也正如习近平多次强调的那句“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

习近平向普京道别“百年变局我们共同来推动”

前阵子我写了一篇文章讲水电油气领域从来不承认计量造假水，还有一些自称业内人士的读者评论说，现在的智能水表电表计量不可能造假。

呵呵。

来看一个最新的案例：

据浪潮新闻报道，江西上饶市龙潭新苑小区有业主反映，其最近两年的水费缴费单显示，有7个月的水费都是49.93元。

隆冬腊月，一家人一个月用水量19吨，水费49.93元，六月盛夏，一家人用水量19吨，水费还是49.93元，两年时间里，这个数字重复出现了七次。

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知道，哪怕是每天掐着表数着滴用水，也很难做到七个月水费一分都不差这么精确吧？但在江西上饶，就这么真实地出现了。

你可能会想，会不会是一场误会，抄表员偷懒估算的用水量呢？

我告诉你，不可能。

上饶市自来水公司明确说了，这个小区采用智能水表自动传数据，不是人工抄表。重复一遍，是智能水表自动传数据，不是人工抄表，自然就不存在估算，也不存在用水吨数取整数的问题。

传统水表和智能水表的对比

自来水公司认为，7个月重复的19吨水和49.93的水费，纯属巧合。

这么粗糙的剧本，我也不问你信不信了，就问你服不服吧？

反正自来水公司肯定是不服的，不仅不服，他们还向公安部门报案了，要追究用户诬告的责任，而公安部门居然已经立案。

好了，这下不服也不行了，再不服只怕要被抓进去踩缝纫机……

这么霸道的剧本，我也就不分析了，分析多了只怕还有人要来跨省查我家的水表。

我只想再次向大家普及两个基本常识：

理论上，智能水表、电表的数据都是自动记录上传的，无法人工干预。嗯，理论上。

现实中，水电油气领域是不允许存在计量造假的。嗯，只要不承认，就永远不存在。

真是厉害啊！

文|大 何

直接说，今年的社保基数难产，大概是因为它也左右为难了吧。

很多人应该都有过这种体验：每年到了八月底九月初，拿到工资条时都得愣一下——工资是不是发错了，因为到手月工资都会少了几十元。

这其实是因为社保缴纳基数调整了。

但是今年却有点不太一般。

往年这个数据一般都在7月份陆续公布了，最晚到八月份怎么也得公布了吧，但是截至2025年9月8日，还没有可靠的信源看到有哪个省份公布了这项数据。

再拖下去，马上国庆节放假通知可能都要先来了。

上海人社部门给出的答复是数据还要在统计中了，还要再等等，暂时按去年的标准执行。

难道是今年的数据太复杂太难算了？

我觉得在大数据如此发达的今天这算不上一个合理的解释。

迟迟没公布，并不是没数据，相反，就是因为有数据了所以才两难。

截至9月3日，31个省份中，有24个省份都已经公布了2024年非私营、私营单位平均工资。

拿北京举例，北京市统计局公布了2024年北京市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其中，北京市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24608元（涨幅2.9%），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905元（涨幅0.9%）。

非私营单位人数比私营的多一倍多

如果参照往年的计算经验，北京今年的缴纳基数应该还会微涨2%左右。

好消息，又要涨了。

坏消息，不是工资。

但是社保缴纳基数并非涨的越高越好，他会存在一个临界值。

它就像我们小时候做的一道数学题：一件商品，单价提得太高，买的人就少了，最后总销售额可能不增反降。

社保现在就是面临这样左右为难的局面。

因为社保基数是按照社平工资定的，下限是60%，上限是300%，也就是社平工资如果是8000，那最低缴纳基数就是4800元。

哪怕你一个月收入3000元，也是按照4800元的基数收的。

想涨，没办法涨。

你把缴纳基数再一抬高，最先扛不住、最先“断保”的，就是那些自己交全额社保的灵活就业大军（单位里面的打工人其实并没得选）。

他们一看这么贵，那还是先顾好眼前吧，干脆不交了。

最后，收上来的钱可能不增反降。

你要是降，也没办法降。

降了很多地方不够支出，而且这玩意挂钩着社平工资，岂不是告诉大家经济高速发展，GDP年年都5%增长，但是大家的工资反而降低了，这面子上可挂不住。

所以你看，它就卡在这儿了，进退两难，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它可能在等什么信号，才好决定怎么办，要不就先按原来的办。

而北京和上海这两个一线城市的数据涨跌，或许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主要因为这俩城市吧，它平均工资太高了。

北京去年的社平工资（社保口径）是11761元每月，上海是12307元每月。

过去几年，全国各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都经过了一轮高增长。

2020年至2024年，北京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从3613元上涨至6821元，涨幅高达88.8%。

假设一个灵活就业人员一直按缴费基数下限交养老保险，按照20%的缴纳比例，2019年每个月是722.6元，到2024年变成了1364.2元，涨了641.6元。

不得不说，从社保基数的涨幅上来看，北京人民是真的“幸福”。

那为什么过去几年，我们总觉得钱越来越难挣了，但官方公布的平均工资和社保基数却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蹿。

很多人怀疑数据可能是“编”的，其实根本用不着。

只需要在统计时，把越来越多低收入的人筛出去，那剩下那个“拔尖”的人群来计算平均，自然就逆势上扬了。

这个统计人群“提纯”的过程，比直接改数字要高明得多。

社保缴纳基数这东西，从纸面上看，它的设计初衷听起来挺公平的。

它说，咱们按社会平均工资来定一个100%的缴费标准。

但考虑到贫富差距（也就是“马太效应”），有钱人会把平均数拉得很高，大部分人的收入其实达不到平均线，所以又很“贴心”地设了一个60%的最低档。

这么一看，是不是觉得逻辑上还挺照顾大多数人的？

但魔鬼，恰恰藏在“社会平均工资”这六个字里。

你以为是“全社会”的平均工资吗？

错了。

这个统计，它只算那些在城镇里面的正式单位（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的人的工资，而把那两三亿的灵活就业大军——比如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完美地排除在外了。

不仅如此，统计口径还只算税前，把你自己交的五险一金也算成你的工资，甚至公司发的米面粮油这种福利也要折算进去。

总之一句话：想方设法让这个数字看起来越高越好。

这就导致了一个比较荒诞的场面，我称之为“武当梯云纵”（左脚踩右脚上天）。

你想想，对于那些收入刚好在最低缴费线附近挣扎的人来说，会发生什么？

他们的名义工资可能没怎么涨，甚至还在降，但因为那个被“掐尖”拔高了的“社会平均工资”一直在涨，所以他们要交的社保费也跟着水涨船高。

结果就是，明明账面上的工资在涨，拿到手的钱却可能原地踏步甚至变少。

钱去哪儿了？

变成不断上涨的社保费了。

特别是那些自己承担全部社保的灵活就业者，这种被承压的感觉只会越来越真实，网上的抱怨声自然也就越来越多。

那为什么要不断地拔高基数呢？

因为社保本质上是一个“现收现付”的资金池，用现在年轻人交的钱，去养现在的老年人。

等我们老了，再由下一代人来养我们。

它不是什么储蓄账户，不是你交多少、等额返还，而是一个“代际转移支付”的系统。

不过现实呢？

前年的统计年报，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快3个亿了，而同年新出生的婴儿，只有900万出头。

而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预测数据：

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

也就是说，老人在急剧增加，新生儿在断崖式下跌，未来谁来填社保的池子？

你可能会说，靠经济增长不行吗？

但现实是，2023年，全国已经有一半以上的省份，养老金收不抵支，要靠中央财政“输血”才能发出工资。

事实也是这些年来，财政补贴的力度是越来越大了，年补贴规模从2020年开始就已经超过了2万亿。

随着老龄化加剧，领钱的越来越多，交钱的（未来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这个池子的缺口自然就越来越大。

要填这个窟窿，除了国家财政输血，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大家多交钱。

可问题是，能交钱的年轻人总量已经连着十几年在减少了，怎么办？

最简单粗暴的路径依赖就来了：

既然人头数不够，那就想办法让每个人交得更多——提高缴费基数、研究延长缴费年限，就成了摆在桌面上的最优解。

然而，这套玩法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它正在亲手锯断自己坐着的那根树枝。

那个被“掐尖”出来的社保基数，从根子上就在排斥和抛弃那些真正需要保障的低收入群体和灵活就业者。

经济环境越不好，被“筛”掉的人就越多，这个基数就越虚高，反过来又会让更多的人觉得“交不起、不划算”，干脆不交了。

这对于“增加社保收入”这个目标来说，简直是一个完美的悖论。

今年很多地方的社保缴费基数迟迟定不下来，其实就是卡在这个困境里了。

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绕过正确答案的解题，往往存在着更大的成本。

历史从不争辩，它不以个人意愿为转移。

我们先继续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