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早晨，照例打开微信。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手机荧屏上蹦出的第一条资讯，竟然是国涌遽然离去的噩耗！那是国涌兄长般的密友和挚友陈平于4点零5分发来的——

沉痛告知：傅国涌先生今日凌晨突发心脏病去世。我现在在太原机场等候前往杭州的飞机。

我随之心绪起伏，嘘唏不已。我对章虹说，国涌可比我小了近19岁，他真的是远远不该走啊！心情稍加平复后，我给陈平发微信道：天嫉国涌，无理可讲啊！请代我和章虹购置花圈，请代我们问候和抚慰国涌夫人；花圈挽带上请写八个字：天嫉国涌惟有痛兮。

7月9日上午7点47分，陈平发来在杭州殡仪馆拍摄的视频和照片（图1和图2）。视频中，极度悲恸的陈平俯身扶棺，凝视国涌，因痛彻心扉而几度嚎啕大哭。陈平的锥心之痛，使我内心的深深悲情竟日不散，难于自已。

图1陈平扶棺泣别国涌

图2我和章虹送的花圈

我和国涌结识于整整三十二年前。

1993年秋冬之际，国涌从山西大学六四政治犯丁俊泽夫人张叶那里获知我的联系地址，遂于家乡雁荡山脚下的第二个书房中，给我写了第一封信。自那之后，我俩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完全能够认定，对他作为志士和勇者所做的一切，包括数度身陷囹圄、被收审和劳教五年的磨难，我是十分清楚的。然而，我必须坦陈，我对他自1999年以来的人生历程，虽脉络在握、轨迹在心，但因过从由密而疏，故称不上了然于胸。所以这些天来，我只做一件事，下载和阅读雪花般浪涌而至的悼文和追思文，汇总和观看多种国涌的讲座与答问短视频，尽可能贴切知晓他生命之河的完整流程，尽可能如实把握胸怀志士之心、秉持勇者底色的国涌，是如何在艰难困厄之中，成就智者之作为、能士之事功的。

前些天，有人打来电话，语露不希望我写悼文之意。我对那个人说，国涌是我的好朋友，一位英年早逝的难得奇才，我能不写吗？再说，那么多人出自内心、发自肺腑地哀悼他，怀念他，痛惜他，你们就不该想想，那是为什么吗？

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能不忆杭州？杭州忆，最忆是国涌。

痛定忆国涌，魂牵魄动心潮涌——

一

我和国涌于1993年冬天建立通信联系后，很快成了素未谋面却无话不谈的笔友。1995年夏天，我和王丹、刘念春、王东海等朋友获得方冠青纪念基金会颁发的奖项，为此我给上述基金会写了答谢词[1]。是年8月9日，有朋友冒着风险给我带来了我和杭州王东海先生的奖状和奖金。我随即决定去次杭州，与王东海、王有才、陈龙德和国涌等持不同政见的朋友们见个面。1995年10月下旬，我只身南下。先到上海看望一直揪心牵挂我的朋友，再回常熟与家人和发小团聚。

11月2日，我在常熟给国涌打去传呼；随后的通话中，我告知国涌，将于明天下午到达杭州。

迄今为止，我有过五次杭州之行；其中两次到杭州，第一个与我碰面、留我夜宿其家的人，就是称我为兄的忘年之交——傅国涌。

1981年12月上旬，作为一名81届北航本科毕业生，我在写关于电扇空气动力学特性的毕业论文时，曾与同班同学杨康共赴上海华生电扇厂研学。期间我俩忙里偷闲，乘票价便宜但烟雾缭绕、深度呛人的夜火车去了杭州，开动双脚绕行了小半个西湖。

三十年前的1995年11月3日，我作第二次杭州行。当天下午，国涌在《浙江日报》社门口接到我后，为我叫了一辆黄包车，他骑自行车导航，一起到闸弄口他的家。我和他有缘相聚，他自然很高兴。不过，使他大喜过望的是，我给他带去了许多禁文的复印件，其中有魏京生入狱前在民刊《探索》上发表的多篇文章，有魏京生在狱中写给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人的信（发表于香港《明报》专栏），有陈子明的《1995年的中国政治反对派》，以及我与陈子明的商榷之文：《“立国之本”应无恙？——读陈子明的<十年改革反思>》[2]。

在他家吃过晚饭后，国涌夫人曹丽蓉去她父母处睡，我和国涌在他小小的租屋内过夜。当晚，我俩百无禁忌，尽情侃聊。我告知国涌，我和人大哲学系丁子霖、蒋培坤老师及张先玲、苏冰娴、徐珏、周淑庄等六四难属的深入交往，以及为忘年之交许良英先生的《宽容呼吁书》满城奔走征集签名事，我提到了茅于轼、邵燕祥、冒舒湮、赵中立和梁志学等先生。我还提到曾登门许先生的恩师王淦昌先生家，请他为我的母校——常熟市中学70周年校庆题词“学海无涯”事。

国涌则谈了当年22岁的他在八九风云中的难忘经历。他先提到1988年11月，已是乡村中学教师的他发起成立“中国一代人青年学术群体（简称“一代人”）之事。1989年4月下旬，他和几位“一代人”带着刚刚印出来的《一代人》创刊号，身背“纪念五四70周年文化与民主启蒙”的白字黑布，心怀希冀、热血涌动地奔赴北京。5月4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潮水般人群中，国涌和他的同道将纪念直幅高高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面。

国涌动情地说，他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有幸邂逅了他未来的妻子、当年的北师大一年级学生曹丽蓉的。他还笑着告诉我，当时他曾去人民大学抄过多篇大字报；怎么也想不到，他抄录的三篇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之名写的文章，作者居然正好是我。国涌言罢，我俩抚掌大笑。那三篇文章，一篇是4月27日公布的《反击4.26社论的十条口号》（附录一），第二篇是4月28日贴出的《四月学运与文革的十点本质区别》（附录二），第三篇是4月30日面世的《四月学运与四五运动》。

国涌和我一样，是八九之子。1989年9月9日，当局把我投入秦城监狱，关了一年半。于是，一个在初中一年级读过《红岩》的人，有了人生第一次宝贵的班房体验，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有些事情永远历历在目[3]。1989年12月2日，国涌在太原被抓，关在上马街24号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12月19日，被押送回浙江乐清县公安局看守所“收容审查”。1990年4月21日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获释。时隔三月后的7月30日，他又一次被关入乐清县公安局看守所。8月，当局终以“参与动乱”、“搞非法组织”和“办非法刊物”等罪名将他劳教两年，把他投入温州郊外黄龙山劳教所的“笼子”里。

国涌和我不一样的是，他是读书种子，而我不是。他嗜书如命，用节俭生活省下的钱，不假思索地去买相对便宜得多的二手好书，去淘别人以处理品名义出售的民国史料，如《孙中山全集》、《梁漱溟全集》等。我在11月3日当晚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鲜活如初：书满为患的穷巷陋室，成了国涌埋首品读、乐此不疲的殿堂。如今我更知道，我所读过的经史子集、民国史料、文学名著、武侠小说，不及他的百分之一。

第二天早上，国涌带我去西湖边散步。晚秋的西子湖畔，天朗气清，景色迷人。不多久，另两位八九之子王东海和陈龙德来了。东海宽眉大眼，豪爽好客；龙德孔武健硕，个性鲜明。我和他俩一见如故。三位杭州朋友早已商定，三联书店后面的湖畔诗社，是喝茶叙谈的好去处。很快，我们移步进入诗社，沏好东海拿来的龙井绿茶，以充分独立、自由的心态，开怀畅聊了三个小时。

中午时分，东海作东，我们在杭州老字号状元楼酒家喝绍兴黄酒，尝西湖醋鱼，食龙井虾仁，外加不能少的东坡肉。

下午，微醺中的我们先去章太炎纪念馆。杭州朋友的意愿，是让我能对这位民国先贤有个更为切近与生动的了解。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同年10月19日过世的鲁迅，在临终时曾对乃师章太炎作状似盖棺定论之评：“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在章太炎墓前和纪念馆里，28岁的国涌俨然已像一位很有造诣的民国史家，他侃侃而谈，我们三位驻足聆听。

之后，我们缓步穿行苏堤，经西泠桥，前往拜谒晚清烈士秋瑾之墓。在国涌心中，鉴湖女侠秋瑾的分量很重，他以崇敬、肃穆的口吻，缓缓向我们叙说这位巾帼英雄短暂而壮烈的人生。国涌还给我们背诵了秋瑾的一首诗《鹧鸪天》：

祖国沉沦感不禁，
闲来海外觅知音。
金瓯已缺总须补，
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
关山万里作雄行。
休言女子非英物，
夜夜龙泉壁上鸣。

最后，我们步上孤山。虽上孤山，但吾道不孤。争自由，求民主，要法治，合乎人类现代文明之道。我们四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台湾的中国人走上了这条道，东欧诸国走上了这条道，难不成，就差大陆的中国人走不上？

秋阳西下，暮色临近，我们在镌刻着“孤山”两字的台阶上合影留念（图3），相约第二天上午去西湖边的六公园喝茶。国涌说，他会打电话邀约王有才一起去。与东海、龙德分手后，我和国涌回到他家。

图31995年11月4日与杭州朋友同游孤山 左起：傅国涌、王东海、江棋生、陈龙德 照片原载我的《看守所杂记》第219页

11月5日，是我抵杭的第三天。在东方通讯公司打工的八九之子王有才请了假，早早就赶到了国涌家与我俩相见，然后三人前往湖滨六公园。

这一天，秋日与秋风唱和，秋水共长天一色；四季如画的西湖，更显楚楚动人之美。近处，香樟树荫下野鸽嬉戏；远眺，则断桥与保俶塔映入眼帘。

这一天，又正好是我47周岁生日，我的谈兴油然而来，灿然倍增。我对杭州朋友说，在八九学运和民运中，我对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虽已不感冒，但认知上并不到位。六年后的今天，我有了“四个平等”来对应邓的“四个坚持”。

这就是，我以“宪法面前，各党平等；市场机制面前，各所有制平等；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科学规范面前，各种学说平等”来对应邓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我笑着说，两种泾渭分明的不同主张，大可以比一比幺。四位朋友认真听了，颔首微笑，点头称是。

那天，国涌和东海谈了自己对“非暴力抗争”和“公民不服从”的切身体悟；龙德则话语很少，“我们去做就是了！”。在北大攻读过硕士学位的王有才，肚子里有干货，也有谦谦君子之风；尽管他普通话说得不怎么样，口头表述也不刮辣松脆[4]，但丝毫不影响他在很多问题上与我们达成基本共识。

那天中午，有才请客。在隆达饭店的小包厢里，大家为同道的相逢相识，为我的47岁生日，举杯同庆。

相聚不易，饭后我们都到东海家，继续聊。吃过东海夫人程云惠做的可口晚餐之后，又聊到十点，国涌、龙德、有才各自回家，我就在东太平巷东海家住下了。

11月6日上午，国涌和龙德来到东海家，陪我在附近一带杭州老城区随便走走。当地人说的杭州官话，对我来说并不难懂。在街边树荫下，我还观老头下棋，并忍不住支了招。苏杭之间就是吴越之间，相似和共通之处颇多；但就民风和习性而言，我觉得杭州人要硬朗和强悍些。

当天晚饭前，徐水良先生到了东海家。水良曾两度入狱，第一次班房从1975年11月坐到1979年1月，第二次则从1981年坐到1991年。他和国涌夫人曹丽蓉、王有才都是浙江富阳人，因此王有才下班回家吃完晚饭就赶过来了。水良是1963年考入浙江大学的，与许良英先生既是浙江老乡，也是浙大校友。我从已经告别马克思主义的许先生那里，听说过水良的坎坷人生和理论兴趣；这次面对面的坦率沟通，使国涌和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处境相当困顿，已萌生去国之意。

1998年秋，水良在即将赴美前到首师大我的家中，与我话别。水良去国27年来，一直比较活跃。应当说，对他的不少独立见解，我是认同的。而且，我也和他一样，做不到“没有敌人，没有仇恨”。一个最新的例证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我对乌克兰人的敌忾同仇、誓死抵抗，深以为然，强烈共鸣。只可惜，水良念兹在兹的抓特务使命，终成病态式癖好，众多同道纷纷对他避而远之，我也不例外。

就我与国涌的亲身经历而言，在非暴力抗争者中，的确混有特务、线人之类的宵小之徒，如我遇到过的卢广文，国涌领教过的曾“对他分外热情”的浙江线人。但他们毕竟为数甚少，不能看着看着，就生草木皆特之感，觉得他也像，你也像，碰头时低头刷手机的那位，更像。

夜深了，国涌和朋友们各自回家，东海要我一直住到离杭那天。

11月7日，又是和国涌、东海、龙德形影不离地整天相处在一起；至诚相待，袒露心扉，人生一大幸事也。

11月8日上午，国涌、东海、有才把我送到杭州城站火车站，依依惜别。

二

11月21日，已被关了近二十个月的魏京生被正式逮捕。

11月24日，国涌就写了一篇关于魏的短文，并开始与东海、龙德商议发公开信事。11月27日上午，国涌起草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封公开信——《无条件释放魏京生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晚上定稿并完成15人签名后，和龙德、有才去电信局发传真给《中国人权》主席刘青。

翌日公开信的发布，导致签名者被监控的程度陡然加剧，终于12月15日晚上，国涌、东海、龙德和吴高兴四人在浙江临海被抓，关押在临海紫沙岙的公安局收审所。

当时被搜走的国涌的署名文章有八篇：

《民主阶段论》、《民运四题》、《从我做起：论和平抵抗》、《纪念费巩先烈被害五十周年倡议出版费巩全集》、《把人的权利还给人》、《从阶级到政策》、《由昏君贪官和明君清官说起》、《国、共的某些共同点》。

此外，还搜走了他起草的《无条件释放魏京生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公开信，及打算于明年春天向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的《政治改革建议》。

被搜走的其它文章复印件有七篇，其中有《肯尼迪基金会给丁子霖的信》、胡绩伟的《新春放语》及我的三篇文章：《诉诸公民意识争取首要人权》[5]、《立国之本应无恙？——读陈子明<十年改革反思>》、《六四6周年感言》。

12月19日，吴高兴被临海公安局“收容审查”，东海、龙德被押回杭州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收容审查”；国涌则被押回乐清“收容审查”，第三次踏入
乐清县公安局看守所。收审通知书上写的罪名是：非法串联活动。国涌读了通知书，淡定地在其上写下一行字：

未经全国人大立法的收审是违宪、非法的，本人拒绝签字。

国涌他们再次蒙难后，我和朋友们作了公开声援。12月30日，我给国涌夫人曹丽蓉写了一封信。一年多后公开发表时，我加了标题：拒绝谎言：灵魂的生存权[6]。信的全文及作者导读如下——

作者导读：浙江的持不同政见者王东海、陈龙德、傅国涌已经失去人身自由一年多了。他们是因为拒绝谎言、说了真话而被“劳动教养”的。陈龙德先生后来因酷刑摧折而被迫跳楼以致严重伤残，但至今仍被无理关押。8年前，在八九民运被血腥镇压之后不久，三位先生就被投入了监狱及劳教营地。出狱以后，他们不改初衷，秉持人权和民主理念，为维护人的尊严和追求社会公正而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早在1996年6月被处以“劳教”惩罚之前，他们就曾多次被警方传唤和短期羁押。1995年12月30日，我就他们被拘一事去信国涌的妻子曹丽蓉女士。现将此信公诸于世，以表示我对他们的敬意和思念之情。

——1997年6月22日

小蓉：

几个公民当“出头鸟”，大胆行使言论自由权，当局很不高兴，居然罗织罪名，以所谓“非法串连”的名义剥夺了他们的人身自由。这虽然没有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东海、龙德、国涌他们也都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但当局如此下手，还是十分可愤的。

人，当然要求吃饱穿暖，但决不成立“我吃故我在”。人的存在起码是“我思故我在”，否则与动物如何区分？而思与说又是内在关联的，只思不说难谓思，也最终无法思。拒绝谎言、要说真话是人的天性。拒绝谎言，才有灵魂的生存权；说出真话，才有灵魂的发展权！维护人的尊严，缺了它们不行。事实上，作为正常人，谁没有这种要求？现在只不过被多少加以压抑、麻痹、扭曲罢了。12亿大陆中国人，目前已有较为勇敢的几十人、几百人公开站出来说真话、揭露谎言，他们为全社会树立了一种新的行为模式，体现了一种健康的公民意识和公民心态，是中国社会自我解放中最具自为性和建设性的因素之一。

你我都知道，中国有一位老作家（巴金）为说假话的事难过了几十年。他后来有决心说真话了，但还是不太敢，至少还不敢公开说出谴责六四屠杀的真话。我看他现在还是有点难过：灵魂尚缺乏自由，人格尊严还有缺陷。但我相信他终究会把真话完全说出来。以肉体的受制为代价来争取灵魂的解放，最后达于身体、灵魂均能自由的合乎人道、天理的境界，是中国大陆之外的人类已经走出来的路。我相信中国人也想、也敢、也能走通这条路。对人格尊严和正当权利的渴望并不只是西方人的专利，而是现代人类的共性。

就在我们这片土地上，除了常常见到听天由命的等待和苟活的无奈，我们不也同样见到国人的权利渴求在闪光、在涌动吗？因此我想，现在公开站出来发出声音的几十人、几百人，目前当然像是“没有士兵的将军”，但不会太久，每个中国人都将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敢于行使自己的权利。现在，率先喊出“别来虚的假的，让我们生活在真实中”的先驱者还在遭受政治迫害，但痛苦基本上只限于身体上、物质上的了，灵魂上、精神上的自我折磨一去不复返了，在道义上、良知上，在对未来的信心上，迫害者都已远远落于下风。

东海、龙德、国涌他们是浙江人的骄傲。他们是很普通的人，是勇于发出自己心声、行使自己权利的普通人。他们不是为了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出来“折腾”的，他们的目的是争取一种保障人权、维护公正、约束权力的新的游戏规则和机制的建立，而他们自身的去留也将被新的规则所决定。

新年将至，新东西是关不住的，东海、龙德、国涌他们是关不住的。请自珍自重，并代问杭州的朋友们好！

江棋生

1995年12月30日

1996年1月12日，关在杭州、乐清和临海三地的四位志士收审“结业”，同时获释。同年春天，国涌的万字长文《从我做起：论和平抵抗》刊发于《北京之春》1996年4月号上，这是他在海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4月19日，他打电话给我，心情有些激动地向我致谢。这是因为，去年11月8日我离杭时，随身带走了该文打印稿，后来我托人把文稿带到纽约，交给了《北京之春》主编胡平。

三

1996年5月28日，东海、龙德、吴高兴、毛国良、叶文相、付权、赵万敏等七位“六四政治犯”[7]就推倒六四事件的官方定性，发布了龙德起草的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5月28日当天，东海和龙德被抓。

1996年5月中下旬，随着六四7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当局对国涌不断加剧的骚扰，使他在杭州住不下去了。5月27日，他动身回老家雁荡山。由于龙德没把他的名字放进公开信，他得以避开一劫，在家乡待到6月12日。在那半个来月中，国涌在时时牵挂、忧心关注同道安危的同时，奋笔疾书，完成了三篇两万字长文的初稿：一是《民主为何导向反民主》，二是《民主与专政》，三是《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此外，还修订了他于7年前完成的两万字长文：《1989，人民不会忘记》。

6月13日傍晚，国涌回到杭州。第二天，重情重义的国涌就去龙德家里，看望龙德的家人；去东海父亲家，安慰老人家。不仅如此，他还给杭州公安局的政保[8]人员打电话，质问他们，问他们何时释放东海和龙德。

然而不久之后，东海和龙德就被延长收审一个月。接着他俩被“劳动教养”，东海劳教一年，所外执行；龙德劳教三年，被投入杭州乐山劳教所[9]。

国涌的二姐傅彩茗，一直十分关心国涌的生存状况。此时国涌在杭州，处境十分逼仄，几无立锥之地。二姐要国涌尽快去太原见她，一起商量以后怎么办。国涌于6月18日与王有才告别，6月20日在大雨滂沱中前往城站火车站，登上绿皮列车，取道北京去太原。

1996年6月21日中午，国涌抵达北京站。他先去前门附近的天安大厦找中学好友张铭和徐新，由于他俩去北戴河避暑了，于是就赶到西钓鱼台附近，在地矿招待所办了入住手续后，就去首师大找我。

分别7个多月后，国涌千里迢迢来京，我们全家在北洼路的一家餐厅为他接风。他称章虹为“嫂子”，上初中二年级的江枫则叫他“傅叔叔”。席间，他动情地谈了东海和龙德的又一次遭难，说了小曹与他的风雨同舟和二姐对他的多方关顾。我向他介绍了我与胡绩伟、王若水、包遵信、孙长江、宗凤鸣和鲍彤女儿鲍简的直接交往事，以及今后打算去见李锐、鲍彤、张显扬等先生事。此外，我特意对超爱读书、不爱运动的国涌说起我与王丹、吴学灿在首师大打乒乓球，及我在首师大露天泳池中畅游蛙泳、仰泳、自由泳和蝶泳一事。听者国涌，惟有一笑，未见心动。后来知道，他是偏师突进，不理会“德智体全面发展”；在中学读书时，体育可以不及格，数学差强人意，但在人文学科中，则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晚饭后，我们带他来家。走进北洼路上首师大的小西门，我指着眼前的一排平房告诉国涌，其中一间曾是电视政论片《河殇》解说词的一位主要撰稿人王鲁湘的陋室，我们在19楼13层2号的阳台上，能和他互相喊话。1993年，他和夫人胥继红在彭德怀曾待过的挂甲屯村买了小房，就搬过去了。去年，他又去颐和山庄住了，与我的人大校友吴小军为邻。国涌对我说，1988年《河殇》热播时，21岁的他在家乡当中学语文老师。8年前，他与青春好友一起看《河殇》时，真有热血沸腾之感。

进我家门后，国涌的第一要务是翻检书架。见到普林斯顿学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有些复本，他就要了几本。临走时，他借去《八九学运回顾与反思》和胡平的《中国民运反思》，说回旅馆连夜阅看。后面的几天里，国涌打算密集拜访一些他早就想见的人。他说，他要见许良英先生、丁子霖和蒋培坤老师、包遵信先生、胡绩伟先生、徐文立先生和魏晓涛等。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动身去中关村科学院黄庄小区912楼见许良英先生。事后他告诉我，他乘电梯到了七层后，敲错了门，他听着名字就挺感别扭的何祚庥开了门，对他说：是隔壁704室。许先生开门后，引国涌到书房落座。国涌与许先生已有信件来往，许先生的台州口音，在他听来近乎乡音，很亲切；而许先生夫人王来棣先生是温州平阳人，便更多了一份乡情。国涌和两位先生相见甚欢，聊得很好。近中午，许先生下厨煮他的招牌饭：汤圆、馄饨一锅烩，款待国涌同乡。饭后，许先生谈兴未尽，留国涌继续谈到下午二点来钟。

按照约定，国涌从中关村过来，与我在人民大学东门口汇合，我带他去静园一号楼43号丁子霖老师家。

人大东门口，是7年前的1989年春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听“北京之音”的地方。广播站是人大学生自治会办的，设在紧挨东大门的学三楼中。许先生和王先生，也曾多次从黄庄缓缓走来，汇入静静收听广播的黑压压人群中。进人大校园后，我特意带国涌绕行，途经学五楼和学六楼，再去静园。我告诉国涌，学五楼是当年远志明、荣剑、徐辉等86、87级博士生的宿舍楼，学六楼则是我和吕益民、夏洪跃、杨念群、王东京等88级博士生的宿舍楼。国涌当然知道，远志明是《河殇》解说词撰稿人之一；国涌说，他还读过荣剑写的关于民主和批判新权威主义的文章。

学六楼往北一点，就是学生食堂。1989年4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宣言》就张贴在其朝西的大墙之上，宣言是88级博士生同学吕益民、李刚剑、赵哲起草和发布的。我对国涌说，当年4月27日深夜，灯火通明的学生食堂史无前例地备下了丰盛的夜宵，免费招待徒步游行近百里归来的人大学子——那人心互激、同频共振的一幕，我记忆犹新，不可磨灭。国涌说，当年他进人大校园抄大字报的地方，就是这里。

离开学生食堂走向静园的路上，国涌告诉我，今天许先生和他谈了整整五个小时。许先生不作保留、不带委婉地谈了他对顾准、魏京生、包遵信、陈子明、王军涛、刘晓波、周舵、袁红冰、陈小雅等人的看法。我对国涌说，我也当面听过许先生对许多人的直言评说。国涌和我，都亲身见证了许先生的正直不阿、心口如一。当然，许先生的见解不一定都是对的，但他确实是一位俯仰无愧天地、并世不多出的耿介之士。

很快就到了7年来一直牵动人心、再也难于平静的静园。那天上午，我打电话向丁老师介绍了国涌，加上先前我和她说过我与国涌在杭州相聚一事，她和蒋老师十分欢迎国涌的到访。国涌进门后，在六三之夜罹难、生命定格在17岁的蒋捷连遗像前默哀，鞠躬。然后安静地坐定，听丁老师叙说刻骨铭心的丧子之痛和六四死难者家属的不屈抗争。丁老师留我们在那里吃晚饭，我建议吃蒋培坤老师拿手的无锡拌面。蒋老师不仅美学功底了得，厨艺也的确高人一筹。我对国涌说，我曾在锡北重镇张泾丁、蒋老师自建的微缩版江南园林——连园中，吃过蒋老师烹饪的、至今觉得十分馋人的酒呛红烧肉。当晚我们临走时，丁、蒋老师把他俩写的一篇长文打印稿送给了国涌；那篇长文是：《魏京生，让人们践踏你的苦难吧！》[10]

6月23日上午，我带国涌去紫竹大厦见魏京生的弟弟魏晓涛。晓涛毕业于复旦大学，但怎么看，他都不像一个读书人。晓涛与我早已相熟，常有往来；加上他说话痛快，口无遮拦，国涌从他嘴里听到了许多外人听不到的故事，还见到了和晓涛搭伴过日子的香港《明报》记者戴萍。中午，晓涛请我们在附近一家餐馆吃饭。国涌不喝酒，我和晓涛对饮二锅头，大啖肘子肉。下午，国涌在旅馆读书、读文章。

6月24日早上，国涌来找我，在首师大19号楼的楼梯口遇见刘念春的妻子储海兰，两人遂一起来我家。当天下午，国涌赶往东城的煤渣胡同拜访《人民日报》社原社长胡绩伟先生。国涌后来告诉我，他在那里得到了面慈目善的胡先生友好的接待，但先生夫人的脸色和她说的话，则让他不舒服。当晚，他为了明天行程的方便，搬到中央民族学院附近去住。

6月25日一整天，他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地奔走出访。早上，他去民院家属区的刘念春、储海兰家，看望刘青和念春的老母亲，“一个慈祥的老太太”(国涌语)。念春已被关押一年多了，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祖孙三代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当天上午，他移往北师大附近去住。下午，国涌在北师大南门口见到陈子明的妻子王之虹，两人进校园后，到北师大图书馆对面的草坪长椅上落座，在尾随王之虹而来的便衣眼皮底下，作了简要的交谈。

紧接着，他去塔院包遵信先生家。如同许良英先生在国涌进门后一定要他喝酸奶一样，包先生则要国涌先喝一听水蜜桃饮料再说。曾经主编过《读书》杂志和“走向未来丛书”的包先生，他的名字对国涌来说，早已如雷贯耳。国涌进门后，见到了两年前凛然写下“我们被我们坚持的正义所鼓舞”，然说话平实、语气谦和的包先生;更见到了顶层接近天花板的高高书架，上面放着的密密麻麻书刊中，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尤使他心生艳羡。

辞别包先生后，他又进了北师大。他的夫人曹丽蓉曾就读于该校教育系，为此他先前已六进北师大:1989年春夏之交，他四进北师大;1990年取保候审一百天期间，他两进北师大。今天下午和晚上，他又两进北师大。作为温州乐清人的他，在里面的小餐馆吃北方风味的炒面片，觉得很香，很香。

6月26日早上，国涌去白纸坊徐文立先生家。在十分洁净的居室中，徐文立、贺信彤夫妇热情地接待了他;不仅和他作了有益的交流和沟通，还留国涌吃了中午饭。国涌临走时，徐文立将胡绩伟先生在海外发表的近作《论民主与和平》复印件送给了他。国涌后来与我说起的他对徐文立先生的印象，和我自己去造访后留下的，十分一致。当天下午，国涌和从北戴河归来的张铭、徐新去了顺义，两位好友都在那里买了房。在中学时代就结成“精神死友”的三位同窗，碰上这次难得的团聚机会，吃过晚饭后大家全无睡意，于是作彻夜长聊，直至拂晓方呼呼睡去。

6月27日下午，睡醒后的国涌赶去八九圣地之一的北大三角地。在那里附近的书店买了《东方》杂志和《潘光旦文集》，再到黄庄一家小餐馆吃过晚饭后，遂去许良英先生家，向他和王来棣先生道别。没想到，许先生谈兴甚浓，竟和他聊了三个多小时，直到王先生忍不住提醒之后，国涌辞别许先生，到附近一家小旅馆过夜。

6月28日早上，国涌先到北京站买了当天去太原的火车票，再去天安大厦给我打电话道别。国涌对我说，他去太原主要是和二姐商议他的谋生事，以便能暂时安顿下来。我请他代问他二姐好，代问太原朋友们好。吃过中午饭后，他乘车赴太原。

未曾想，国涌此去，谋生未成，反被政治黑洞吞噬。与我道别还不到一个月的7月26日，外电传来了他再次蒙难的消息:他和陈平在太原被抓。以言治罪的野蛮刀锋，两个月前在杭州刺向了东海和龙德，这次又在太原刺向了国涌和陈平。

国涌和陈平被关押116天之后的11月19日，他俩接到太原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96)749号《劳教决定书》，国涌被劳教三年，陈平劳教一年。决定书对他俩所作的指控和加罪，乃是对公民言论自由权毫无遮掩的践踏，从而也给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言论史提供了一份相当典型的书证:

傅国涌曾于一九九0年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被劳动教养。解教后仍不思悔改，继续书写《1989，人民不会忘记》、《民主阶段论》、《民运四题》、《从我做起:论和平抵抗》等具有反动内容的文章。其中《从我做起:论和平抵抗》于一九九六年四月发表于境外反动刊物《北京之春》，其在文章中叫嚣要“结束一党专政”，“废除四项基本原则”等。一九九六年六月，傅从浙江流窜至太原后，秘密勾结陈平共同书写了反动文章《维护宪法尊严》，二人几易其稿连同上述四篇文章共印制了八十余份，正待寄发之际，被当场抓获，并从陈平家缴获大量境外反动资料及文章。

国涌因言获罪，在大墙之内、铁窗之下待了两年零三个月。在此文后面要提到的国涌自传第一卷(初稿)中，他对铭记一生的囹圄生涯有详尽的记述，此处不赘。

1998年10月24日，当深秋的晨曦微露时，将要重获自由的国涌就醒了;他5点多钟起了床，把全部行李收拾停当。8点多钟，在拿到所谓《解除劳动教养通知单》[晋政劳教并字(太)第3391号]后，缓缓走出太原市镇城劳教所沉重的大铁门。在大门口等候已久的二姐彩茗，深情地迎上前去，带国涌上了她的车。

当天晚上，国涌的患难之交——陈平、王莉莉夫妇在山西省社科院的家中，

动手包饺子为国涌接风洗尘，并请八九之子葛湖、贾永华伉俪早早过来，与历难归来的国涌一起相聚。

四

国涌重获自由之后的一段时间，过起了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生活。当然，我俩之间的通讯联系恢复了。

国涌重获自由之后的一段时间，也是六四10周年的巨大阴影逐步迫近的时候。1999年春节前夕，我们全家回常熟过年。我们从首师大家里出发，到夜宿卧铺火车的全程，都有尾巴如影附体。到无锡后，我们在章虹大妹家过夜;再由我弟弟来锡载我们回常，都被一路尾随。入住常熟小东门外仓河沿章虹小妹家后，就是三班倒、全天候、24小时被监控和跟踪。

能被严密“保护”，安全自然绝无问题，但实在是太不自由了。过完春节我在照例快回北京时，突然有了要甩掉尾巴的冲动——全然不是出于要实施什么秘密计划，而是纯粹出于内心对自由的渴望和呼唤。2月24日天蒙蒙亮时，我潜行离屋，在小东门外横街与接应我的年轻朋友汇合，取道太仓、浏河，安抵上海宝山区的顾村。第二天下午，我临时起意作第三次杭州行。

那时，国涌不在杭州，龙德还被关着。我要见几位杭州朋友，但不可再打电话。晚上8点，我步出杭州火车站，特意登上一辆双层巴士的上层，在美丽的夜色中缓缓西去。我将按脑中熟记的地址直接找人;这样做虽然麻烦，但是自由。当晚，我摸到了吕耿松家，给了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他在附近一家他熟悉的小旅馆，用他的名字给我开了房间。耿松连夜骑车去王东海、朱虞夫、祝正明家，通知他们明天与我相聚。随后的26、27号两天，我与王东海、朱虞夫、吕耿松、祝正明等朋友畅怀晤谈，合影留念(图4)。

图 4 1999 年 2 月 27 日与杭州朋友同游临安钱王陵 左起:吕耿松、江棋生、朱虞夫、王东海、祝正明 照片原载我的《看守所杂记》第 218 页

28日下午，我乘火车离开杭州去南昌，当晚夜宿洪城。第二天是3月1号，我漫步初次光顾的南昌街头，去了闻名遐迩的滕王阁。下午4点，就登上南下的列车赴广州。3月2日上午在羊城乘中巴车去深圳，我想见见分手多年、相互牵挂的人大校友。

控网恢恢，疏而不漏。我3月2日中午才到深圳，第二天上午，我的身后就出现了让人讨厌的尾巴。但我还是见了10年前经受历史风云洗礼的夏洪跃、王晨阳、袁跃、梁兴安、杨松贺、邵国焕、赵哲等校友;此外，夏洪跃还带我去了《深圳法制报》社，见了何清涟女士。3月6日下午，尾巴变脸为劫汉。我在蛇口码头打算去珠海时，被以莫须有的名目抓扣，将我关押在赤水湾派出所，让我在狭小的留置室内，无眠待旦、独处了20多个小时。第二天下午，由北京来人把我带往桂林、广州等地“公费旅游”。12天之后的3月19日，把我带回北京;晚上，我回到家中。

两个月之后的1999年5月18日深夜，我因发布《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告全国同胞书》等纪念六四10周年的活动，被刑事拘留;19日上午，被投入地处半步桥44号旁门的北京市看守所。

2003年5月17日上午，我在失去自由整整四年后，步出北京市第二监狱。当天晚上，在外媒密集电话采访我的时候，国涌用不停拨号的方式，愣是挤了进来，和我畅聊了近一个小时，中间提到了他和樊百华编著的《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11]。

半年多后的2003年12月14日，崔卫平请我到她在小西天附近的家，将一本崭新的《脊梁》递给了我。很快，我就读到了王天成和国涌写我的情真意切、令人动容的文字(图5)。卫平对我说，国涌是一个真人，一个可信可交的好后生。当天我到家后，就给国涌打电话，说我已拿到他编著的《脊梁》，明年1月回家乡常熟过完春节后，就会去杭州与他相聚。

国涌在《脊梁》中写我的内容，后来我加了标题“捍卫汉语世界中人存在的尊严”(图6)，收入了我的《看守所杂记》[12]一书中。上述标题之语，出现在国涌文章(附录三)结尾处，是我的人大校友、也是国涌的朋友——八九之子胡春霖(网名任不寐)的提法，国涌作了援引。

图 5 国涌在《脊梁》中写我的文字，从第 323 页起

图 6 国涌写我的文字，后载于我的《看守所杂记》 第 299 至 301 页

五

2004年1月下旬，我和章虹回常熟过年。春节过后依诺践约，作平生第四次杭州行。

1月30日下午，我和章虹到达杭州。与我分别七年半多、和我一样经大墙之劫的国涌，早早就等候在汽车客运北站，满脸笑容地迎接心友的到访。国涌与我劫后重逢所生成的时空热流，把那天的阴冷寒湿驱赶得无影无踪。

随后，国涌带我们去耶稣堂弄7号5单元611室——2002年后国涌、小曹的新家。与我一别八年有余的小曹，早已买好了菜肴，沏好了龙井，铺好了客房，笑盈盈地欢迎我们。

他俩的新家与我住过的1995年的租屋相比，已远不可同日而语。国涌此生的第三个书房——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书房，就设在这里。小曹请她家乡富阳的木工定做的多个书架，顶天立地;书架之上，春秋诸子、道家经典、理学心学、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世界史册、汉译名著、苏格拉底、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爱因斯坦……，更不必说清末、北洋、民国时期的各种史料，林林总总，叹为观止。

小曹下厨之前，我们四人聊天。小曹说了她和国涌1993年结婚之后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度过的几多不眠之夜。小曹的语气相当平和，但我清晰感知到她心绪的起伏和涌动。而章虹对小曹10多年来的遭际与艰辛，不仅有同样的亲身体悟和无法忘怀的切身感受，还深知小曹更为不易。章虹去探监，是从首师大东门口的花园桥，到地处豆各庄的北京市第二监狱，中间只有短短30公里左右的路途，只及杭州到太原1300多公里的零头。小曹带着三岁小傅阳的探监，则须迢迢千里，远赴相隔2600多里地的太原市镇城劳教所;进了那里，一家三口蹲在地上吃方便面，因为那里，连张板凳都不给。

小曹离开厅堂去厨房之后，国涌深情地叙说了她的不容易，不简单。国涌在“笼子”里的岁月中，每每想起小曹无怨无悔的担当和付出，就会想到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于是国涌的眼前，就仿佛出现了漫天风雪中西伯利亚荒蛮原野上前行的、那些纤弱而高贵的背影，她们正不顾一切，坚贞不渝地走向服苦役、带脚镣的丈夫身边。

那天晚上，小曹从厨房出来，面带微笑端着她精心炒得的杭帮菜，正面走向他的夫君，走向她和夫君的朋友。接着，她打开孔乙己爱喝的绍兴黄酒。我记得，我们四人都喝了，只是国涌喝得最少，我喝得最多。

晚饭后，国涌说起他的《金庸传》就是在这里写成并出版的;而在这里动笔写的《叶公超传》、《百年寻梦》和《追寻失去的传统》三部书稿，也已完成或接近完成。

现在我更知晓，国涌坐拥书城，在这里还写成和出版了《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发现廿八都》、《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过去的中学:人生最关键阶段的教育和学习》、《历史深处的误会:近代历史的大人物小细节》和《偶像的黄昏》等七部书稿。而《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和《鲁迅的声音:鲁迅演讲全编》两部书稿，虽迟至2007年才得以出版，但也是在这里完稿和编定的。

现在我还知道，北京的丁东、邢小群伉俪和王东成先生，太原的赵诚先生，南京的范泓先生等，也都住过耶稣堂弄7号5单元611室。

第二天早餐后，国涌带我和章虹去西湖边的一处茶室，栖居杭州的温克坚邀我们在那里相聚。克坚是浙江义乌人，年轻的经济学人，在天涯社区的“关天茶舍”中，有他相当活跃的身影。他不仅就不锈钢老鼠事件、孙志刚事件等公开发声，还做了文化衫分发，参与多种线下聚会和讲座。他通过晓波和我取得了联系，虽素未谋面，但他热情诚邀，我们欣然允之。写到这里，我必须提及克坚的一次孤勇之举:儒雅有加的他在2017年仲夏只身犯险，径闯沈阳的一家被严密把控的医院，想要与生命垂危的晓波见上一面。

克坚请我们吃过午饭后，大家沿湖边走边聊，途经被毁的苏小小墓和武松墓之墓址，及徐锡麟墓、陶成章墓、陈布雷墓等多处历史名人之墓。犹记得，每到一处，国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对相关史料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声色俱佳地一一交代明白。当晚，克坚安排我和章虹住进了湖边的一家宾馆——杭州新新饭店。克坚说，他曾请刘军宁、廖亦武、王怡等朋友在这里住过。

2月1日上午，国涌、克坚邀我和章虹再作西湖游。西湖是国涌十分心仪的地方，也是他不时安顿灵魂的地方。在国涌和克坚的提议下，我们四人饶有兴致地走向一公园——当年的杭州微型海德公园[13]。在那里，我们目睹了令人鼓舞的场景，听到了普通国人的心声。尤其是我，当我见到那么多敢言布衣的无惧面容时，不由得感叹连连，连连感叹。当听到一位老者激动、大声地说出“5000年来我们都没享受过做人的尊严!”时，我们皆为之动容，点头称许。

那天下午，克坚和两位年轻的《自由评论》网友来到新新饭店，带着录音设备对我作面对面采访，其时国涌也在座。所形成的访谈录，发表于《民主中国》2004年3月号，我加的标题是:公民意识、公民行动与中性互动[14];访谈录后来收入我的《一生说真话》一书(图7)。三位采访者问了我15个问题，其中第11个问题和我的回答全文如下:

问:您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什么看法和期望?

答:前面我已经说过，出来后，我受到很大的鼓舞，这很大部分来自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说期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实践上紧走几步，最少要跨出半步。走向共和已经100多年了，知识分子总不能把争取共和实现民主的责任都推到民工头上去么。有人自称拥有自由主义信念，甚至有的人已经“吃透了”自由主义理论，但在实践中却半步也不走。有些事情，明明风险很小，也不愿去做一做。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至少要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人，这并不需要他们去承担过大的风险。特别是那些学术地位很高，自由主义理念已经掌握得“很透彻”的人，出来说两句真话，即便是敏感话题，也没有什么风险，为什么这都做不到?不写文章，说句话总可以吧?不说话，签个名总可以吧?今天国涌也在场，2001年《南方周末》、《书屋》、和《今日名流》遭到当局整肃时，知识界一声也不吭。国涌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沉默的耻辱”。后来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出来，写下了“每人心中的一句话”，表明心迹，表明“立场”。他们这么做，风险不大，但影响很大，意义很大。六四15周年纪念日快到了，对中国当代史上这样一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日子，应当有更多的人写下“每人心中的一句话”。

在中国这样的境况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应比普通人要多一点担当，起码要向胡绩伟、李锐、鲍彤、张思之、蒋彦永学习，说真话，尤其要说官方不爱听的真话。

我认为，行动改变未来，但行动首先改变现在。你有所行动，改变了自身，同时也就改变了环境——在别人眼里，你的状态就是他的环境。

图 7 我回答克坚的第 11 个问题时，如实夸了国涌 相关答问载于我的《一生说真话》第 286 页

2月2日一整天，国涌、克坚陪我们游尚未正式开园的西溪湿地。我们穿行于福堤与绿堤，走河渚街，经深潭口，进秋雪庵……;一路上，我们边赏景观鸟，边在潺潺流水声中，听国涌大聊洪钟、陈继儒，神侃高士奇、章次白，因此走了远远不止三万步。

当天傍晚，我们一起去看望受尽磨难、四年多前走出高墙的龙德。龙德因腿残而拄拐杖，身上之沧桑留痕，让人心痛和心酸;但他心志依旧，神情坚毅——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浙江真汉子。

2月3日上午，国涌和克坚来新新饭店，送我们去杭州汽车客运北站。在冬去春来的时光节点上，我和章虹挥别两位难得的后起之秀、青年才俊，结束难忘的首尾五天杭州之行，启程返回常熟。

在这里，有必要略微交代一下迄今为止我的最后一次杭州之行——第五次杭州之行。

那是2012年的深秋，应连襟邓知飞的外甥女史晓瑜之邀，我和章虹与两位常熟挚友自驾游到杭州。在杭城逗留两天后，去百岁棋王谢侠逊的家乡温州平阳，到八九之子殷蔚鸿(程凡)家中作客。继而赴福建龙岩，与表哥苏汝华全家团聚;再由表侄苏谊强带路，到永定古竹乡的高头东村(江姓村落)及湖坑乡的南溪村(苏姓村落)土楼里寻根，平生头一次毕恭毕敬给祖父江树棠扫了墓。

接下去，途径南靖华侨农场，造访母亲好友的女儿江满娘一家，带着她从地里刚摘的几串重达80来斤的红皮香蕉，奔最后目的地——厦门。在那里，先探亲再访友:先与表弟苏道传一家相聚，再和八九大学生对话团成员，我的博士生同门师兄、恩师黄顺基的弟子徐辉重逢于厦门大学。返回途中，捎徐辉至福州郊外，留下与榕城擦肩而过的遗憾。进入浙江，在西施家乡诸暨过夜。最后，在霜叶红于二月花、阳澄湖大闸蟹正肥的初冬，回到常熟。

六

自1999年开始，国涌决定作有限转身，逐步从异议人士的抗争转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发声。2001年《脊梁》出版后，他就成了独立的职业撰稿人，大量文章发于开明程度相对最高的官媒:《南方周末》、《新京报》、《东方早报》等。厚积薄发、健笔如椽又不知疲倦的国涌，还给《南方都市报》的“每日专栏”写“民国故事”，每个工作日一篇，每周五篇，一连写了九个多月。

国涌写《脊梁》时，他的有限转身之念已立，但笔锋仍丝毫未变，依旧是：无视禁区，直抒胸臆。故《脊梁》一书，锚定在境外出版，也只能在境外出版。不难看出，《脊梁》之后，他给自己的写作立了两条规矩:

1、拿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真的，善的，美的，且必须是独立思考的结晶，有创见，有新意。

2、笔触所及，逼近禁区，不碰红线，以便能在国内正式出书，在国内纸媒发文，在网上的发声不轻易被删、被禁(即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被404)。

与国涌在杭州一别5个月后，他给我寄来了他的新书《百年寻梦:傅国涌历史随笔》(图8)。

图8国涌赠我《百年寻梦》

在《百年寻梦》出版之前的2003年，国涌的《金庸传》已经问世。不过，我是一个武侠小说盲。不仅如此，那时的我还相当瞧不起武侠小说。故此，国涌以平视目光，对传主金庸的生命历程作了立体、多维、详实的考察与辨识后，别具一格写成的《金庸传》，并没有引起我应有的关注。然而，《百年寻梦》在手后，我是几乎手不释卷就把它读完了。

此后的国涌，一发不可收拾地接连有新著问世。

国涌尝说:“我对山外世界的想象不再停留在秦皇汉武、水浒三国，也不再停留在郁达夫、沈从文或拜伦、雪莱，我开始为古希腊以来一代代智者的思考所折磨，我渴望融入他们的阵营中，与他们站在一起。”我相信，这是他的真诚心愿，也是他对自己抱有信心的坦然流露。

有限转身后的国涌，其百年寻梦的第一程，是著书立说。以我对国涌心志、精神和才华的了解，他在浸润和观照民国史时，是决然会带有“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的，也是定会以独立史民之身另辟蹊径、开启山林的。而他由此而觅得的历史随笔，必将是因洞悉而有创见，因富含审美张力而意趣盎然的。

20多天来，读过国涌的朋友、读者、弟子一篇篇从心底奔涌而出的悼念、追忆和追思文，和在短视频上与富含底蕴、激情风趣的国涌一次次零距离亲密接触之后，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国涌将站立的身姿作有限的偏转，不是因畏囚而苟且，不是因悲观而躺平。而是这种偏转，能使他的异秉天赋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可使他的历史癖好得以最大程度的满足。

在“明白自身的局限、找准自己的位置”后，国涌把学者使命、思者睿智、作家才华融为一体，把自己毅然开启的“独立思想者，自由撰稿人”之人生旅途，演绎得异彩纷呈，卓而不凡。谁都知道，一个人能著作等身，当属凤毛麟角。不过以我之见，对国涌来说，著作等身并不是最主要的。他的别开生面，匠心独运;他的思想闪光，开窗醒世，才是他人生标志性的重要奉献。

2017年，在环境所限和志趣所向的合力作用下，国涌转向百年寻梦的第二程:由“著书”而“课童”;投入“母语教育”，躬身亲育童子。在我看来，他在洞见现有教育之软肋和死穴后，精心打造小小的教育方舟，把孩子们浴于爱和美，把他们带向大自然和全世界，乃是他起而行的必然之举。

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天不假年，他的“智者之作为、能者之事功”，定将还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拓展和斩获。

行文至此，我得实话实说，我一直未有调整自己身姿的想法。2006年夏天，经林培瑞先生的推介，我被聘为自由亚洲电台的特约评论员，且一干就是19年。这表明我的姿态是:冲击言禁，直言不讳地说官方不爱听的真话，及听不进去的真话。由于深知国涌的有限转身来之不易，我很自然地对做人基本道德之召唤作了回应，将我们之间的联系松弛下来，以便国涌在按他的心愿和方式去践行他的寻梦时，尽可能少受莫须有的干扰与搅和。好在国涌和我之间，存在心有灵犀的默契——他对我的用意心知肚明。于是，我俩之间过从之由密而疏，就静悄悄地、人所不察地发生了。

当然，由密而疏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原因，那就是:国涌之忙，难于想象。2013年夏秋，我儿子江枫的婚礼定于当年12月8日在常熟举办，我邀请国涌和小曹一定参加。身在杭州的国涌很快抱歉地回复我:档期早已排满，无奈分身乏术。

应邀前来出席江枫婚礼的朋友，有来自美国加州的童屹，有莫少平、冯晓玲伉俪、徐辉、刘芝凤伉俪、陈平、马少方、季风、浦志强、温克坚、蒋亶文、陆明霞、殷蔚鸿、陈青林、孟元新、马少华、林江、焦国标等，还有我的北航同班同学王宝奇、孙瑞山。在我心中，国涌和小曹的缺席，从此长为人生一憾事。

我徜徉过国涌的第三个书房，但我没去过他后来拥有的第四和第五个书房。在2013年1月30日许良英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与他话别之后，我也再未与他见过面。不过，我对此十分释然。我明白他的心志，懂得他的魂魄，体悟他想充分发挥自己天赋的夙愿。并且，我从国涌和我之间心灵和思想交流的二传手陈平那里，清楚地知晓:他对我所持守的选择，一如既往地与他在《捍卫汉语世界中做人的尊严》中表述的那样，非常理解和尊重。

事实上，国涌和我之间尽管存在身姿的差异，但始终都有一个共同的基底，那就是:追求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应当说，对于这一点，国涌和我之间更为心有灵犀。

自1992年深秋我在不经意间触碰到一个物理学课题之后，我就成了一个难以救药的半职持不同政见者。为此许良英先生当面批评过我，希望我“多一点社会责任感”，但我没有听进去。我的内心，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对自己轻语:我的物理学研究成果，将在我的人生价值中占比最大。我身上一介自由公民的勇气，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上有所显现。但我要坦率地说，我身上更多的，却是一介独立学者的勇气:敢于叫板整个世界物理学界。我依凭自己的两项研究成果，只身向相关领域的世界级物理学家发起挑战。在我的专著《物理学分立对称性新论》[15]中，我对自己的两项成果作了如下描述:

1、由于我发现赝矢量事实上并不存在，因此必然导致下述结论:弱相互作用中，左右对称并未失效(宇称守恒并未破坏)，而是依然成立(宇称依旧守恒);

2、物理学中已有100多年历史的“时间反演”，被普遍误认为是时间方向的倒转。而我则确认:所谓“时间反演”，只是两种不同计时方式之间的变换，即顺计时与倒计时之间的变换而已。

第一项成果，是挑战空间反演物理学中的重要定论。第二项成果，则是挑战时间反演物理学中的重要定论。

七

这些天雪花般浪涌而来的悼文，我基本上都会在第一时间读之、存之。温克坚于7月8日发布的悼文《隐者傅国涌开窗归去》，我当然更是这样，见着就细读了。克坚在文中动情叙说了他与国涌交往的第一手资料，读来真实可信，令我沉思良久——

回观国涌1988至1998的十年寻梦，他走的是一条因鸣成囚、悲壮可歌的志士和勇者之路。

在皇权专制时代和极权时代，敢于直言发声者会面临坐牢和砍头的风险。皇权专制时代，因鸣而死者屡见不鲜，因鸣成囚者数不胜数。大臣言官批了逆鳞，文人士子“口出狂言”，平头百姓“妖言惑众”，分情节轻重，或被砍头，或被囚禁。

极权时代，加在因鸣而死和因鸣成囚者头上的罪名，叫做“反革命宣传煽动”。亦分情节轻重，或被处死，或被囚禁。如载入史料的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九莲……，及更多湮灭无闻、“情节严重”的，则被枪毙。而以言获罪、因鸣成囚者，则多了去了，他们或被劳改，或被劳教，或被就地“群众专政”。进入后极权时代，因鸣而死，方告终结;但因鸣成囚，仍不绝于缕，其中就有国涌、陈平和我，还有许许多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及被不幸遗忘的国人。国涌在21岁到31岁的青春年华中，踏上了一条光荣荆棘路，这是他一生中最受磨难、最具华彩的旅途。国涌自己说过，他点亮自己和富有价值的人生，主要得益于他有两个支撑点:一是他打小就酷爱读书，二是他蹲过五年“笼子”。克坚高度评价国涌所践行的十年寻梦，对此我是完全认同的。只是我觉得，克坚把国涌的这段历程说成“独一无二”，似不够贴切。

检视国涌自1999年开始的百年寻梦，期间他“一次次攀登人类思想的高峰”，及2017年开启的躬身育童，他带领孩子们与自然和世界对话，共享他“用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沧桑建立起来的精神空间，在这里一起眺望世界”，似更合特立独行之义，别人难于效仿，更罕有人能与之相匹。

我个人以为，十年寻梦与百年寻梦，是国涌一脉相承的两段生命历程，互相补充、交相辉映。

在国涌的生命历程中，还有一件事是我应该提及的，那就是:17年前的2008年，国涌受洗成为基督徒。

因为我和许良英先生一样，信奉斯宾诺莎和爱因斯坦所认为的“那个存在于事物的有序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所以我对他的受洗未加点赞。然而，我的确很理解他的选择，且特别欣赏他的身上，没有属灵的傲慢与偏见。

我一直比较费解和纳闷的是，有些在后极权制度下坐过牢的基督徒，嗓门显得特别大，喜欢把他们的信仰抬得比天还高;其中更有甚者，天天把“两个凡是”用于川普(特朗普)的伟光正:凡是川普说的，都是对的;凡是川普做的，都是棒的。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你赞美和力挺川普，这没问题;但不能因此而搞“两个凡是”啊。

在我看来，不是只有华国锋搞“两个凡是”，才是不可取的;任何人搞“两个凡是”，都是不可取的。在我看来，不是只把“两个凡是”用于毛泽东，才是不对头的;把“两个凡是”用在谁的身上，都是不对头的。请恕我在此斗胆直言:即便把“两个凡是”用于上帝或佛祖，恐怕也不会处处灵光，永远都对。

与“两个凡是”异曲同工的，是“唯有”说。有些基督徒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宇宙中别的地方全无真理，“唯有基督里有真理”。对于这句独占和垄断真理的霸凌话语，我想说的是: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认啊。

我上面的这些话，当然也不一定就是对的。我只是愿意坦陈和探讨，希望是非能更明一些而已。

推己及人，我以为国涌在投身历史学术研究时，即便再用心去做，也难于保证所得到的结论是完全正确、免于质疑的。国涌多次说过，任何人，任何伟大人物，都是可以批评的。这当然包括他自己在内。仿陈寅恪先生之语，我想说:国涌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国涌之结论，或有时而可商。因此我认为，崔卫平和国涌在对鲁迅的评价上出现歧见，并当面、当众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是正常健康的学术论争。就国涌的《主角与配角》，张耀杰先生提出明确的不同意见，这同样是正常健康的学术论争。可惜的是，不知为何当时国涌未对耀杰的商榷作出回应。而如今，却又断断无法回应了。

我在这篇追忆文章的开头部分，说国涌自1999年以来的人生历程中，其实志向未变、底色依旧。现在，我要给出自己的依据:

不少朋友都知道的——

一是他于2001年8月中旬，在海外的《民主论坛》发表了署名文章《沉默的耻辱》[16]。我的一位先前对国涌的人生历程未曾清晰了解的朋友，她在今年8月1日读到国涌34岁时写的这篇文章时，胸中的震撼之感，油然而生。她对我说:这是她最近有机会读到的国涌文字中，最让她产生与他精神相接、清晰感受到他的“脊梁”的文字。

在文章最后定稿的今天早上，我重读国涌《沉默的耻辱》后，决定在这里一字不碰地把它全文照录。因为我认为，这篇醒世短文，精当有力，至今我也写不出比它更好的东西。国涌《沉默的耻辱》全文如下:

沉默的耻辱

傅国涌

1947年5月，上海《文汇报》、《新民报》晚刊、《联合晚报》三报被封，储安平在《观察》公开发表文章抗议。1948年7月，南京《新民报》被封，王芸生立即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论抗议，紧接着，毛健吾、曹聚仁等24位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人士站出来，发表了《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爲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全国舆论一片哗然。这些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早已消逝的风景，依然久久地感动着21世纪的我。

犹忆两年半前，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方法》月刊横遭腰斩时，仅仅名列顾问及编委会名单的学界名流就多达50位。这些平时动辄洋洋万言、名高望重，到处发言、挂名，“一言而为天下法”的衮衮诸公，却没有哪怕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句话、提出一点质疑。《方法》就这样消失在一个鸦雀无声的春天。

今年春、夏之交，噩耗频传:继《南方周末》等报刊遭到整顿后，又传来了《书屋》的不幸消息。周实、王平两位办刊人双双被调离编辑部。曾经让千百万国人激动、亢奋过的《南方周末》，如今是好一派奼紫嫣红、莺歌燕舞。这是灵魂的阉割——虽然没有停刊，却比停刊更可怕。在黑暗无边的年代里，人们心中的一盏盏灯就这样熄灭了。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期待着听到一种声音:正义的声音，期待着那些常常在遭遇厄运的报刊发表宏篇大作的名流学者们，能站出来说几句心里话——几句真话。尽管我也清楚说了也没用，但重要的乃是说的本身，重要的是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对此，爱因斯坦留下了一句千古不灭的名言——

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爲是非常恶劣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此时此刻，我们的沉默不仅是一种耻辱，而且是对侵犯言论自由恶劣行径的纵容。正是在一次次这样的纵容中，《方法》消失了，如今《南方周末》、《书屋》、《今日名流》等又连遭毒手。

我不无天真地认爲，如果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都能对这种卑劣行径发出自己的声音，直接说出自己的良心判断，不仅对出局和受到各种形式处置的编辑、记者们是一种精神的安慰与鼓舞，也是对言论自由原则的捍卫。在本质的意义上说，它将使我们从巨大的恐惧、外在的恐惧、以及内在的自我恐惧与卑怯中解放出来。对自由主义而言，重要的不是那些停留在纸上的苍白理论，而是守护最基本的做人准则，并在生活中躬身践行。如果在生活中选择犬儒主义的态度，甚至以种种似乎无懈可击的理由爲自己可耻的沉默辩护，那么还有什么面目自称自由主义者、用什么来支撑所谓的自由主义信念呢?

20世纪东、西方的人类都曾经历过极权主义的漫漫长夜。哈维尔一语洞穿了它得以继续运行下去的奥祕——

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当那些“非常恶劣和不幸的情况”发生时，正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默不作声，助长了这种恶劣的气焰，使恶行得以在人间肆无忌惮。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都不仅仅是受害者。

人类已跨入第3个千年。为了良知不再蒙羞，为了真理不再哭泣，我们还能再沉默下去吗?强权无法抹杀、谎言无法遮掩人类对言论自由理想的追求。始终捍卫人文精神的《书屋》、曾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的《南方周末》、率先为曹海鑫冤魂呼号过的《今日名流》，……将永在我们的心中。他们多年来对言论自由的贡献必将载入史册。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我谨以一个公民的名义，以这篇无力的短文向周实、王平等民族脊梁表达至深的敬意。

二是他在2001年编著出版禁书《脊梁》后，2008年再冒政治风险，编著禁书《林昭之死》(图9和图10)，在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版。

三是在2008年12月9日问世的《零八宪章》首批303位签名者中，国涌的名字赫然在目。这，还用我再多说什么吗?

四是他对百年中国言论史倾注心力、探微知著之后，在2012年把目光投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极权时期的言论史，编辑《东方》、《方法》和《书屋》文选，并加以锐评。

五是他于2023年1月28日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许良英先生十年祭》[17]。在文中，国涌点明了爱因斯坦给许先生带来的最大震撼是: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见解，如“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及“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从，而我们不应该作国家的奴隶”等。在文中，国涌突出强调了“那些以每个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为中心的价值”，表明了他要“全力追求这些价值”的不变心志。

图9我家中存有之国涌的部分著作

图10朋友从香港给我带来国涌编著的《林昭之死》书中第一篇文章，是他的《林昭四十年祭》

大部分朋友可能还不知道的——

一是他已写下了全书十章、共25万字的书稿《许良英传》。一位有幸读过书稿电子版的杭州朋友对我说，国涌写的许先生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他如实写出了许先生的台州风骨、智者风范，写出了一位人生跌宕起伏，虽遭受碎骨之痛然一生不说假话、只是服膺真理的人，一个从临海张家渡括苍山下走出去的始终诚实的人。那位朋友还说，在他看来，在分量和质地上，《许良英传》远超《金庸传》和《叶公超传》。

二是他已写成46万字的《林昭:中国的复仇女神》。

三是他于2022伏案半年写下30多万字的自传(第一卷)《一代人(1988—1998)》初稿。

受国涌之托保存《林昭:中国的复仇女神》和《一代人(1988—1998)》书稿的朋友说，在这两部书稿中，都是国涌漠视禁区、直言不讳的心声;它们是国涌“胸怀志士之心、秉持勇者底色”的不二背书。

四是他于2025年5月16日敲定的《活的文字》——为陈平新书所写的序言。《活的文字》可以称之为他留下的、准备交付发表的最后文字，虽然只有区区2466个字(包括三段引文在内)，但国涌的雁荡心志跃然纸上，石头底色尽显无遗。

顺便说一句，国涌计划的自传第二卷和第三卷，应分别是《山外青山·著书记》和《山外青山·课童记》。我有幸对《一代人(1988—1998)》的部分内容已先睹为快，因而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他能写得自传第二卷和第三卷，它们也必定是他人生血肉的真切展现，是他精神世界的生动描摹。然而，他走得如此突然，如此匆匆，竟把满腹心语永远藏之天国、无传后世了。

国涌由1988至1998的十年寻梦，到1999至2025的百年寻梦，生生不已，至死未休。然则，什么是国涌的梦?他的梦，明明白白写在《脊梁》一书的结束语中(图11)。那就是:文明中国取代野蛮中国。国涌的梦，不是他一个人的梦。1988年热播的六集电视政论片《河殇》，其首集被冠以“寻梦”之名;君可见，河殇之梦，不正是“文明中国取代野蛮中国”之梦吗?

无悔寻梦、英年早逝的国涌，是一个在现代文明史上留下不灭身影和宝贵遗产的人。我相信，多少年之后的人们，还会触摸、知晓和对话那个雁荡少年、温师学人、八九之子、劳教之囚、异见人士、傲骨史民和育童恩师，会缅怀和记住那个勉力实现生命价值最大化的独立思想者，自由撰稿人。国涌身上放射出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图11国涌说，文明中国取代野蛮中国仍是二十一世纪未竟的使命

国涌啊，你在去年曾面对东京听众，不无得意地朗声笑着说:“我已活过了鲁迅”。但是，无论如何，你走得太急，走得太早了。现在，我可得让你知道，7月9日上午，杭州殡仪馆中，离你咫尺之遥的陈平，一边双手扶棺痛哭，一边捶胸顿足“数落”你:国涌，你可真不够兄弟啊，你年纪轻轻，怎么能，昨天还没说走，今天就走了呢?

国涌啊，在活得更久这一点上，你是远不如为兄的我——我已妥妥地活过了胡适。而你满打满算，也就59岁，还不到一个甲子。即将77岁的我，在7月7日万分惊异地得知你突然离世的噩耗后，我和章虹在第一时间告知了丁子霖老师。89岁高龄的丁老师，头脑清楚，握笔能书，但失聪严重。我们是发手机短信告诉她的。稍后，我们收到了她的短信回复。那个29年前到她家里作客的、当年才29岁的年轻人，丁老师记得。她心痛地说:“傅氏是个不错的正派人，他走得太早，可惜了。”丁老师对人作评，不给面子，更不溢美。丁老师着眼于做人的人格，说国涌“是个不错的正派人”，这个评价，不低。

在手机短信中，丁老师还特意对我们说:“对于我们这些受不公正对待的人，进入老年后要尽量对自己好一些。”7月9日，我们离京赴黑龙江避暑后，丁老师又发短信对我们说，等你们回来见面时，我再讲皇帝的新衣故事给你们听，再请你们到万柳中路吃点好吃的，把身体养养好。

国涌啊，天人永隔，隔不了我与你的心相通;肝肠虽断，断不了我与你的心抱拥。你的在天之灵将能见证:在文明中国取代野蛮中国的未竟事业中，我的余生，定会和你的朋友、你的万千读者和你的两千弟子在一起，矢志不渝，勇毅笃行;先是开窗，再是开门。

2025年7月中旬至8月上旬写于哈尔滨、绥芬河、镜泊湖畔满清流放地宁古塔
2025年8月7日定稿于候鸟生活·绥芬河旅居营地[18]

参考文献与注释:

[1]江棋生.中国社会正在自我解放——致方冠青纪念基金会.原载《北京之春》1995年11月号，后载于我的《一生说真话》第131-133页.华盛顿:劳改基金会，2009.
[2]江棋生.“立国之本”应无恙?——读陈子明的《十年改革反思》.载于我的《点燃良知的烛光》第388-394页，香港:九江文化出版公司，2014.
[3]江棋生.有些事情永远历历在目.载于我的《一生说真话》第15-33页，华盛顿:劳改基金会，2009.
[4]刮辣松脆，常熟话，意思是:干干脆脆。
[5]江棋生.诉诸公民意识争取首要人权.原载《北京之春》1994年7月号，后载于我的《一生说真话》第90-108页.华盛顿:劳改基金会，2009.
[6]江棋生.拒绝谎言:灵魂的生存权.原载《北京之春》1997年9月号，后载于我的《一生说真话》第136页。
[7]1989年六四之后，签名七君子王东海、陈龙德、吴高兴、毛国良、叶文相、付权和赵万敏都被判刑，且都被关押在浙江省第四监狱直属中队。
[8]政保，政治保卫的简称;现已改名为“国保”——国内安全保卫的简称。
[9]在乐山劳教所中，龙德被奉命“管住这个反革命”的劳教人员施虐，且遭到高压电棍毒打，因此以死抗争，愤而跳楼。摔断一条腿骨后，仍被关押至1999年5月27日才获释;刑拘加劳教，整整被关了三年。一个铮铮铁汉，从此终生不娶。
[10]丁子霖，蒋培坤.魏京生，让人们去践踏你的苦难吧!.《世界日报》，1996年2月12日.
[11]傅国涌、樊百华.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香港:开放杂志社，2001.
[12]江棋生.看守所杂记.香港:开放杂志社，2005.
[13]海德公园(HydePark)，伦敦最知名的皇家公园。园内有著名的“自由论坛”，又称“演讲之角”，公民可以在此自由地公开发表言论，进行即兴演讲。[14]江棋生.公民意识、公民行动与中性互动.《民主中国》，2004年3月号.[15]江棋生.物理学分立对称性新论.武汉:汉斯出版社，2022.
[16]傅国涌.沉默的耻辱.《民主论坛》，2001年8月18日.
[17]傅国涌.许良英先生十年祭.“国语书塾”微信公众号，2023年1月28日.
[18]黑龙江绥芬河市，离开海参崴仅仅200公里出头。1860年，沙皇俄国把海参崴强行“租”去。两年之后的1862年，强盗们将“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海参崴，改成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征服东方。1937至1938年间，斯大林苏联在海参崴进行系统性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实施了惨绝人寰、罄竹难书的大屠杀，惨遭杀害、无辜罹难的中国人将近3028万，其中包括被流放到北极圈劳改营后，死于冻饿的绝大部分人。在曾经的这块故土上，中国原住民几乎悉数绝迹;华人生活过的印痕，从此了无踪影。对反人类的海参崴大屠杀，我们岂能无视?岂能选择性遗忘?我们应当像记住其它大屠杀一样，把它记住;无论有没有照相馆，都要，把它记住。记住，不是为了凝聚和深化仇恨，而是为了杜绝惨剧的重演，去寻求文明战胜野蛮的根本之道，去创建能使惨剧发生的概率趋于零的制度机制。

附录一

反击4.26社论的十条口号

江棋生

作者导读: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臭名昭著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我于第二天草拟了十条口号，交给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并抄成大字报张贴于人大校园。

一、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殴打学生，依法惩办打人凶手
二、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特权，立法取消官员坐“奔驰”的权利
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依法惩处动乱的根子官倒和腐败
四、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终身制，立法办理八十岁以上官员的退休手续
五、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愚民政策，立法让《世经导报》转为民办
六、必须旗帜鲜明地建设廉政，立法公布部级以上官员财产及享受特权情况(住房、汽车、厨师、保姆、警卫、别墅……)
七、必须旗帜鲜明地保护人权，立法惩处任何违宪侵权行为
八、必须旗帜鲜明地公正评价胡耀邦，依法反对任何污辱和贬低胡公的言行
九、必须旗帜鲜明地捍卫宪法，依法行使公民结社自由的权利
十、必须旗帜鲜明地保护公民和平请愿的权利，依法取消须经公安局批准的侵权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1989 年 4 月 27 日

附录二

四月学运与文革的十点本质区别

江棋生

作者导读:此文是针对《人民日报》4·26 社论对四月学运的诬陷而写，于 1989 年 4 月 28 日张贴于人大校园。

附录三

捍卫汉语世界中人存在的尊严

傅国涌

天成深情地写了三个他所熟悉的“先自由起来的人”，但今天江棋生和胡石根他们都为自由而失去了自由。在没有自由的土地上，这是为争取自由所付出的必然代价。同时我也相信即使在高墙内，铁窗剥夺的只是他们的人身自由，他们的灵魂依然是自由的。

在这三个“先自由起来的人”中，我只熟悉江棋生先生。关于他，我早就想写点什么了。他被黑暗再次吞没已近两年，我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也近九年了。

从两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他被抓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刻起，我和许多朋友又何曾忘记过这位可以信赖的良师益友。天成说“我个人失去了尊敬的兄长与挚友”，我心中的悲恸和他完全相同。

我和棋生先生的交往始于一九九二(应为一九九三)年，那时只知道他是八九的学生，曾在秦城关押，失去了学业和工作，还想当然地以为我们是同龄人。直到一九九五年冬天他到杭州，我才知道他比我大十九岁。虽然我们都亲切地叫他“老江”，但他看上去却还那么年轻。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天我到浙江日报社门外去接他的情景，虽然我们从未谋面，我也没有见过他的照片，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一个温文儒雅、眉宇间却不无英武之气的知识分子。

一九九九年五月的一个下午，也就是老江被抓不久，北京市公安人员在杭州当地公安人员的陪同下找到我，说是了解江棋生的情况，主要是问他三年前有没有给我看过一篇“李晓平”写的文章。他们千里迢迢到杭州取证，我当时就预感到老江这次在劫难逃了。随后，就是漫长的等待，等待着奇迹发生，我们热爱的朋友江棋生能早日回到他亲人的身边，回到我们中间。这样的奇迹终究没有发生，而陆续传来的是江棋生被逮捕的消息、开庭的消息。开庭一年多了，也就是二十世纪即将告终的时候，尘埃落定，当局以莫须有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江棋生判刑四年。他的起诉书、判决书所列举的第一条“罪名”中都出现了我的名字，指控他曾给我散发过一篇“李晓平”的文章。这样一条罪名即便是在以言治罪史上也是罕见的。

江棋生先生被抓前没几天，我刚收到他寄给我的一本书，两年来每当我翻开这本书，我就会想起他。这本书中有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的文章，也有李慎之、徐友渔关于哈维尔的文章。每次读哈维尔的文字，也总让我想起江棋生。其实，江棋生先生就是以哈维尔为榜样，十几年如一日，践行了“无权者的权力”，“说出真话，拒绝谎言”，他的作为早已超越了一个书斋知识分子的角色，成为大时代中一个让野蛮的独裁者畏惧的自由知识分子。

棋生先生出生于江苏常熟，“司农常熟万姓荒”，那也是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的家乡，一个典型的江南人。年轻时经历过上山下乡，种过田，放过电影，杀过猪。七七年恢复高考，三十来岁的他考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业是空气动力学。后来他曾在清华大学分校任教，还赴英国做过访问学者。一九八九年春天的民主浪潮来临时，他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当时人大校园不少精彩的大字报就出自他的手笔，十二年前我曾在人大校园抄阅过，后来才知道是他写的。

凭棋生先生的才干和热忱，很快他被选为首都高校对话代表团的常委，还担任了人大学生自治会常委，分管声名远播的人大广播站。六四枪响之后他本可幸免，却因拒绝检讨与悔过，终于入狱十七个月。在秦城监狱的那段日子是刻骨铭心的，他说起敲水管“发电报”的故事，生动感人。从此他失去了学业，也没有工作。

但他对理想矢志不渝，多年来以一个公民的身份行使宪法赋予他的神圣的言论自由权利，写了大量传播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理念的文章，做了大量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事情，如帮助寻访六四难属，分送人道救助款等。他虽是学物理出身，却文理兼通，有着深厚的人文素养。文笔清新，见解深刻，常常一针见血。他仪表堂堂，思维敏捷，逻辑严密，口才便捷，也难怪当年被选为对话代表。

一九九八年九月，他与丁子霖、林牧等先生倡议发起公民运动，并作为发言人。一九九九年他倡议同胞纪念六四10周年，因而又一次失去了自由。江棋生先生自称是“先自由起来的人”，他为中国社会树立了一种新的行为模式，这就是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与责任。

在我看来，江棋生先生知行合一，热情追求理想，光明磊落，不图私利，与这个时代多少蝇营狗苟之辈形成了巨大的人格反差。凡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鲜有人不对他怀有敬意的。说他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表率，当之无愧。让我们听一听他在法庭上掷地有声又充满人子之情的最后陈述吧——

今天，是1999年11月1日，再过短短两个月，人类就将跨入2000年;今天，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已经得到举世公认;今天，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已经初步实现了民主。然而，也就是在今天，在中国北京，却还在上演一幕世纪末的现代文字狱!这是中国的耻辱，人类的耻辱。

我坚定地相信，结束这种历史、洗刷这种耻辱的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怨无悔。我不过是先走了一步。我敢说，我所追求的“拒绝谎言、说出真话”，我所向往的“凭良心行事、过真实生活”，我所期待的“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我所憧憬的“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至上”的社会，谁不追求?!谁不向往?!谁不期待?!谁不憧憬?!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江棋生站在法庭上无所畏惧地发出了二十世纪末最真实的声音。他是一介书生，也是一个硬朗的男子汉，却是一个从来没想过要颠覆一个街道办事处的人。我们的民族将为拥有江棋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感到骄傲，我为拥有江棋生先生这样的朋友感到此生不虚。今天他依然为理想而受难，这只能是民族蒙羞史上的又一页。我同意一位朋友的话——“中华民族应该感谢江棋生，是他在捍卫汉语世界中人存在的尊严。”

(此文原载香港开放杂志社2001年出版的《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第323页，2005年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版我的《看守所杂记》时，国涌这篇文章，和童屹、王丹的相关文章一起收入了该书的附录中，国涌文章的标题是我加上去的。)

预制菜这事儿，时不时就来一波流量。最近的这一波，由两个“超级流量发动机”引发，吵到了各个平台都刷屏的程度。

那么，大家到底在吵什么？双方都觉得委屈不满，都在抛出质问与呼吁，背后真正的关切点是什么？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场讨论，先来说说“预制菜”这个词。

在“预制菜”出现之前，

你在餐厅吃的菜是怎么做出来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餐厅卖的“铁锅炖大鹅”，大致有以下的操作方式：

1、最早的时候，餐厅小，客流也不多，你去点了单，餐馆可以抓只鹅给你过目，然后宰杀、去毛、清洗、剁块、炖熟、上桌。

2、后来，人流比较多了，餐馆会提前杀鹅、去毛、清洗好“备用”。等到你点了之后，拿出来剁块、炖熟、上桌。

3、随着餐厅进一步发展，客流更大，餐馆会提前剁好鹅，把调料包也准备好，你下单之后就下锅开炖，然后上桌。

4、再进一步，客人越来越多，餐馆就提前炖好放在锅里，你下单之后，直接装盘上桌。

5、再后来，餐馆提前炖好更多，分成小份放在冰箱里冷藏/冷冻，你下单之后，就拿出一份来加热、上桌。

6、再往后，餐馆引入了现代食品加工设备，采取加工食品的灭菌和包装工艺，可以常温保存，你点了之后直接开袋上桌，有客人需要的话也可以买了带走。

7、再往后，这个铁锅炖大鹅越来越火，餐馆建立了中央厨房，以上2-6都在中央厨房完成，然后送到门店使用。通过这种方式，这家餐厅开了很多分店，保持了各店的水平一致。为了方便后面的讨论，我们把相应的产品记作7.2-7.6。

8、中央厨房生产的这些产品，放到超市和电商售卖，其他餐厅可以买去加工了卖，消费者也可以买回家自己做，我们相应地记为8.2-8.6。

现在，“预制菜”这个说法出现了。

什么是“预制菜”，一直是各说各话

“预制菜”是一个出现了很久，但定义一直比较模糊的词。甚至官方文件里，预制菜要作为战略方向大力发展的时候，也没有明确的定义。

图源：图虫创意

上述的“铁锅炖大鹅”1-8.6的不同版本，哪些算预制菜、哪些不算，政府相关部门、媒体、食品行业、资本投资人、消费者，各有各的认知。

这种定义的模糊，是当前各种争论的根源之一。大家往往是基于自己对“预制菜”的理解在发声，于是形成了“各说各话”的热闹局面。

为了“规范预制菜”，全国出现了大量的团体标准和地方标准，对“预制菜”进行了各自的定义。

其中接受度最高的是中国烹饪协会制定的T/CCA 024-2022《预制菜》，其中把预制菜分为了“预制净菜”“即烹型预制菜”“即食/即热预制菜”。按照这个标准，上面的各种铁锅炖大鹅，除了1之外，其他的全都属于“预制菜”，其中2、7.2、8.2是“预制净菜”，3、7.3、8.3是“即烹预制菜”，其他的则是“即食/即热预制菜”。基于这个有利于投资画大饼的定义，“预制菜”就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投资界动不动就说是“万亿市场”。

到了2024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委发布了一个《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以及对这个通知的简明问答个解读，对预制菜进行了另一种界定，强调其“工业化预加工”和“无需或只需简单复热”的属性，并强调连锁餐饮企业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不属于预制菜；仅经清洗、去皮、分切等简单加工未经烹制的净菜类食品，属于食用农产品，不属于预制菜；速冻面米食品、方便食品、盒饭、盖浇饭、馒头、糕点、肉夹馍、面包、汉堡、三明治、披萨等主食类产品，不属于预制菜；可直接食用的蔬菜（水果）沙拉等凉拌菜，也不属于预制菜。

按照通知的定义，2～6和7的所有铁锅炖大鹅都不是预制菜了，8.2和8.6也不算，8.4实际上不存在，也就只有8.3和8.5才算预制菜了。

在现实中，不管是烹饪协会的定义还是六部委通知的定义，都跟许多公众心中的朴素认知不一样。这种认知差异，正是许多争论的起点：不同的人对“预制菜”这三个字的理解千差万别，但每个人都坚信自己的认知才是“正确的”——人们痛骂或者辩护，其实是针对“自己以为的预制菜”，跟别人心目中的预制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食物。

厘清预制菜讨论中的几个关键点

在预制菜的争论中，有几个被反复提及的核心关切，值得被进一步厘清。

1、“不反对预制菜，只是要求强制标示”。

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呼吁，很多消费者表示：“不反对预制菜，但餐厅应该明确告知，保障我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甚至有媒体评论称“从法律规定来看，若餐厅在未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使用预制菜品，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这种呼吁源于一个非常合理的诉求——消费者的知情权。

然而，在实践中，一方面，现行法规没有“强制标示预制菜”；另一方面， “强制标示预制菜”现实操作起来，有复杂困难的地方。

“强制标示”的前提，是对于所标示的内容有一个客观明确、可操作的界定标准。比如“强制标示反式脂肪”，前提是反式脂肪能够准确地定量检测，达到了标示阈值就是“有”，未到达标示阈值就是“无”。

而“预制菜”，以前面的15种铁锅炖大鹅为例，没有异议的“现制菜”只有1，没有异议的“预制菜”只有8.3和8.5。其他的12种，哪些要标？哪些不标？“该标不标”的，要不要处罚赔偿？版本2（提前洗好备用）需要标示吗？版本3（提前剁好、配好料包）呢？版本5（提前炖好后冷藏，下单后加热）呢？

这些处于“现制”和“预制”中间地带的菜品，界线非常模糊。

如果标准不清，不仅会给餐厅经营带来困扰，也可能在执行中引发更多争议。

因此，如何科学地界定需要标示的范围，是推动强制标示落地前必须解决的难题。

2、“不反对预制菜，反对预制菜卖现制菜的价格”

这一点触及了消费者信任的底线。当消费者期望的是锅气十足的现炒菜，得到的却是复热的料理包时，会产生强烈的“被欺骗感”。

这个问题的核心，同样与定义模糊有关。

比如前面的铁锅炖大鹅，谁知道“现制铁锅炖大鹅”的价格？谁规定“现炒鱼香肉丝”的价格？即便是“现炒鱼香肉丝”，有餐厅卖18，也有餐厅卖38、58，那么“预制鱼香肉丝”的价格，不能卖18、38还是58呢？

现实中的餐厅，基本上都是给出菜品、给出价格，而没有说明制作方式——那个价格，是“这家餐厅这道菜的价格”，跟“预制”还是“现制”没有关系。

3、“不反对预制菜，但反对有的餐厅用预制菜却声称是现炒菜”

还是那个问题：“预制菜”定义不明晰，“现炒菜”也就不明晰，当一道菜是“预制”还是“现制”产生争议的时候，以什么标准来判断？

类似此前“XX现包饺子”引发的争议：那家饺子确实是当着顾客的面包的，但它的饺子皮是提前压好的，馅是中央厨房做好了送来的，那么这个饺子是算“现包”还是“预制”呢？

回到前面的铁锅炖大鹅上来，把8.3和8.5声称“现制铁锅炖大鹅”确实是虚假宣传，那5和6算不算呢？2、3、4算不算呢？

“预制菜”这个术语，是个失败的概念

“预制菜”这个术语的出现，本意是概括一种现代食品工业的生产方式。但由于其内涵过于宽泛，将从净菜、半成品到料理包等完全不同的产品都囊括其中，反而造成了概念的混乱和公众的疑虑。

一个好的术语，应该是有助于理清混乱，有助于公众理解，能够保障各方共识，从而促进行业发展。而“预制菜”这个术语出现之前，相应的食品制作方式都在基于市场需求平和地发展，并不存在概念混乱，也没有被“妖魔化”。

“预制菜”概念的出现，一度成为投资圈子“热门赛道”，网罗更多的内容进来，有助于投资计划上亮眼的“前景数字”。然而，一些劣质料理包带来的负面体验，也影响了整个品类的声誉，反噬整个概念，反而让整个行业都被妖魔化。

或许，我们应该超越“预制”还是“现炒”的二元对立，回归到餐饮的本质。

无论是净菜配送、预处理食材、烹饪半成品，还是预制成品料理包，它们都只是餐饮供应链上的不同环节和技术，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用本来的特征名称。

消费者想要的，其实只是一个更加安心透明的餐饮环境——餐品美味安全，后厨仓库整洁卫生。员工规范整洁。

餐厅可以通过明厨亮灶、菜单说明等方式，更主动地与消费者沟通菜品的制作方式。

行业也需要推动建立更精细化的分级分类标准，让消费者能清晰地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

对于消费者而言，到餐厅吃饭，最核心的诉求始终是：这道菜好不好吃？安全不安全？价格是否合理？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是经过了中央厨房的标准化处理，还是后厨师傅的即兴发挥，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即便是号称“纯手工现做”，也无法令人满意。

推动行业走向透明、诚信和高品质，这或许才是“预制菜”这场全民大讨论，最有价值的意义所在。

洛阳市中级法院未经许可屏蔽信号，辩护律师曾武关闭屏蔽器后被处行政拘留一案有了新进展。
9月12日，曾武诉请撤销相关处罚决定的行政案件在变更管辖后，在商丘睢县法院迎来首次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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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情况

12日，有20余位律师赶至睢县旁听此案。
据旁听人员消息，庭审开始于上午9时许，截至发稿，尚未休庭。

曾武告诉笔者，今日庭审争议焦点主要为：

• 是否追加洛阳中院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 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及适当性
• 被诉公安机关是否具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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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据此前报道，该案事发已近一年。

2024年9月20日，河南李伟平等人“涉黑”案二审开庭，洛阳中院在法庭、律师休息区甚至卫生间，均设有信号屏蔽设备。

休庭期间，辩护律师曾武试图关闭休息区的屏蔽器，后致一屏蔽器掉落在地。
当日下午休庭后，曾武即因涉嫌“故意损毁财物”遭警方传唤。

洛阳警方对曾武的传唤持续至21日早上。
据曾武回忆，询问内容主要涉及洛阳中院屏蔽器掉落一事。
询问结束后，警方对曾武作出拟行拘5日的处罚，理由是其行为“扰乱单位秩序”。对此，曾武当场提出复核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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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武的说法

涉事律师是否有意“损毁”屏蔽设备？
据曾武讲述，相关屏蔽器是他在试图关闭时“不慎掉落”。

“此时发现四周墙壁上挂有信号屏蔽器，甚至连厕所都有。手机依旧没有信号，而且考虑信号屏蔽器影响人体健康，因此对违法安装、启动的屏蔽器进行关闭。”

“关闭第二台信号屏蔽器时，设备意外掉落。”
曾武回忆称，屏蔽器高挂墙上，他借助休息区的红色沙发，试图关闭第二台仪器：

• 第一次上去碰不到
• 第二次拿出手机去触碰开关
• 碰了一下，那个设备就掉下来了

他的说法与其他在场目击者此前所述基本一致。

此外，该案另一辩护律师的助理亦遭处罚。
律师任建宇事后发帖称，该助理仅仅在曾武够不着时说了一句“可以用手机去关”，也被两次传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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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

2024年11月19日，当事人曾武收到洛阳警方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扰乱单位秩序”被处行政拘留五日。

洛阳市公安局洛龙分局的处罚文书显示：

“2024年9月20日10时07分左右，律师曾武在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三楼律师休息区内，因不满休息区没有手机通讯信号，采取爬窗台、踩沙发的方式将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置的信号屏蔽器关闭，扰乱法院正常办公秩序。”

曾武认为，他们关闭信号屏蔽器，是为制止法院侵犯辩护人通信权利的违法行为，并未扰乱单位秩序。

“就算法庭内装信号屏蔽器合法，但律师休息区装屏蔽器显然不合法。”

曾武还表示，洛阳中院显然没有经过审批和许可，违法在先。若屏蔽器意外毁坏，他愿意积极赔付损失，但拘留处罚明显不符合比例原则。

因此，曾武申请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并进行法律维权。
2024年12月初，他向洛阳市洛龙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撤销处罚决定并要求警方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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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变更

2025年3月25日，该案管辖发生变更。

河南省高院认为：

• 洛阳中院系涉案行为发生地
• 亦是洛阳市辖区各基层法院的二审法院
• 为保证案件一审、二审公正审理，消除各方合理怀疑

故指定商丘市睢县法院审理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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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争议

那么，涉事法院在律师休息区设置信号屏蔽器的行为是否合法，警方对涉事律师以“扰乱单位秩序”处以行政拘留的决定是否合理呢？

2024年9月22日，北京律师卢义杰向无线电管理部门申请信息公开。
次月，河南省工信厅书面答复称：不存在同意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年9月至12月20日使用无线电频率、手机信号屏蔽器的许可文件。

对此，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曾薪燚表示：

• 司法机关使用信号屏蔽设备须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履行审批手续
• 使用范围应明确限制
• 未经审批即属违法

他分析称，即使对重大敏感案件使用屏蔽设备，也必须履行报备审批手续。

我国《无线电管理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依法开展的无线电业务造成有害干扰。
《刑法》亦对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的行为有所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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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观点

洛龙区公安分局在《答辩状》中称：洛阳中院设置信号屏蔽器的行为是否违法，不能成为曾武免责的理由。

但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孝顶认为：

• 洛阳中院的行为涉嫌违法
• 洛阳警方的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

他指出，《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须达到“致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后果。
而法院的主要工作是审判，关闭休息区屏蔽设备与审判工作并无直接关联，不会导致法院秩序失衡。

“（法院）这个报案就不应该受理，（警方）这个处罚显然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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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界反响

洛阳警方作出的处罚决定引发法律界广泛关注。

•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汪启文称此事“很荒谬”。
• 他指出，洛阳中院使用屏蔽器未获许可，曾武律师只是关闭违法设备，却遭处罚，反而让中院的违法行为再次浮出水面。

汪启文还质疑洛阳中院审理案件的公正性：
法院不去解决程序性问题，反而处罚律师，实在让人对司法公信力担忧。

朱孝顶则表示：

“我真没有想到洛阳中院违法设置屏蔽器已经引发法律界的集体批评的情况下，洛阳警方居然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居然敢真的对正在履行辩护职责的律师予以行政拘留处罚。”

他直言，这反映了执业环境之恶劣，也对法治建设、营商环境、公众信心造成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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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收录工厂工地、服务业、白领和其它四个分类的劳动者新闻，并在文末以工劳推荐的形式整理近期值得推介的优质平台、深度文章、报告等，读者可根据兴趣自行点击阅读。

在过去两周，“社保新规”持续成为社会热点，它所带来的影响也逐渐显化在各产业领域。对于合规能力薄弱的中小企业和小店面来说，“无力喝彩”的同时仍要转求生路；对于劳动者个人而言，一份不知能否兑现的保障带来当前的压力和迷茫。

目光投向具体的行业，处于开学期的教育行业震荡频传。既有老生常谈的职业院校中迫使学生从事不规范用工的情形，又有人口危机与社会制度性不平衡联合促使的教育资源兼并，基层、边缘地区，和普通、平均水平的教育事业正不断萎缩，造成教育从业者和受教育者双方的困局。工厂工地间事故不断，警钟长鸣不能以生命做槌。白领工作常要面对公司套路，被欠薪、辞退尽显打工人本色。服务业多受恶意，“服务”的周全与廉价从何而来，又何人关心？

以下为各行业的劳动者新闻简讯。

01 工厂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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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7月接连发生5起高空作业事故

8月20日，云南省应急厅发布上半年生产安全事故数据，其中安全事故总量同比下降，而较大事故与死亡同比上升22%和50%。在工矿商贸领域，7月死亡28人，占上半年全省安全事故死亡总数一半以上，其中高处坠亡共7起，有5起为连续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将事故归因于生产经营单位对高空风险认识和管理不足。

防护、预防、监管缺一不可

福建大田水井坑煤矿发生事故致7人死亡

8月21日，福建三明大田县广平镇的广丰矿业有限公司水井坑煤矿发生井下事故，造成7名矿工遇难，1人受伤。遇难者多为外地务工人员，伤者系自行脱险，目前情况稳定。大田县应急局回应称原因仍在调查，相关责任领导已赶赴现场。该矿早在2023年就因安全设备不合规被责令停产整顿并罚款6万元。此次又发生安全事故展现出煤矿行业安全生产管理的不足和相关责任人玩忽职守轻视劳动者安全。

陕西神木红柳林矿业有限公司发生运输事故致1人死亡

8月25日，陕西榆林神木市红柳林煤矿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故，造成1名39岁外地男性工人死亡。据神木市应急管理局通报，事故发生在该矿3号进风斜井790米处，工人被材料运输车挤压导致死亡。\
事发当日榆林市能源局责令煤矿停产整顿，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此次事故凸显出煤矿行业安全管理漏洞，相关监管部门应当彻查事故原因，给遇难者一个交代。

辽宁工人2018年车间内被同事殴打致死，7年后终获工伤认定

8月22日，辽宁省高院对一起工伤认定诉讼作出终审判决。2018年8月9日，17岁工人陶某在辽宁某公司车间内，因拒绝同事鄯某工作指导发生口角，被鄯某用铁管击打致死，鄯某当时被判处无期徒刑。人社部门认定陶某为工伤，涉事公司不服起诉，后历经多次波折。辽宁省高院认为，该事件中伤害起因于工作纠纷，且双方无个人恩怨，属于"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的工伤情形。该判决明确了工作纠纷引发的暴力伤害应属于工伤。

02 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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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女护士”哭诉调休，被斥“不懂感恩”

8月31日，福建一医院的女护士张水华参加哈尔滨马拉松比赛获得全马冠军接受采访时，哭着表示希望领导支持她周末调休参加比赛，引发互联网负面舆论。后续采访表明女护士在参加比赛三天前才上了大夜班，休息一天后便参加比赛。然而恶意评价已经涌向了当事人，无情忽视甚至默认了基层医护工作者所承担的过度劳动，助长了把牺牲个人爱好与成长实为理所当然的职场风气。国内护士群体有近三成每天在岗时间超10小时。

武汉数百名司机身陷“套路运”，高薪招聘藏“以租代购”陷阱

8月21日，大象新闻记者联系到多位货车司机，与他们复盘核实了一场“套路运”骗局。2024年，薛师傅在武汉应聘司机，因收支不抵放弃合作，不料竟因当初的“租车”协议背上17万债务。近日，武汉又有多位受害司机向大象新闻爆料，一些“空壳”物流运输公司以高薪招聘司机为名，诱导求职者通过“征信租车”方式，在金融公司办理高息贷款购买货车，司机在实际运营中根本无法获得承诺的收入，却背负了巨额债务。

外卖骑手台风天下班途中受伤，香港法院判平台赔134万港元

9月3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被告foodpanda制度性地忽视骑手安全，利用合同条款规避法定责任，其过失与Khan的事故发生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需承担八成责任，判令赔偿约134.8万港元。2020年8月18日，foodpanda外卖平台的南亚裔骑手Khan Farooq Ahmed在强风天气下派送外卖，在工作结束后回家途中摔伤，后与平台就责任承担发生争议。法院认为，平台与骑手签署的雇佣条款有意绕过劳工处《台风及暴雨情况下工作守则》，实为不安全的工作制度，不能因此免责。

03 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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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届生曝光试用期拖欠工资，公司倒打一耙责难泄密

8月26日，两名应届毕业生在无涯重庆文化有限公司试用期工作40多天后，因遭遇公司多次拖欠工资，向媒体曝光投诉。反遭公司威胁称其违反保密协议、泄漏公司机密。目前员工已经提交劳动仲裁，律师指出公司已经构成无故拖欠工资，而投诉人如果如实向媒体陈述事实维权，该行为并不构成违法行为。

企业“无薪试岗”后辞退员工，劳动者维权难

8月23日，据中工网报道，李先生入职一摄影工作室第一天被公司告知需要“无薪试岗”一周，并在试岗期被辞退。近年来多起类似“无薪试岗”事件，企业绕过“试用期”制度，假借试岗名义把劳动者引入法律之外的灰色地带，试岗期后无故辞退并拒付试岗期薪资，劳动者维权成功的比例极低。其事实上存在劳动关系，但由于缺乏证明劳动关系的合同文件，劳动者通过投诉、劳动仲裁等途径讨薪难度较高，需同步执法和处罚力度与降低维权成本，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 其它 ——

南方五省大量关闭乡村学校，“留守儿童”被逼维权

9月2日，广东廉江横山镇下路小学下坡仔分校门口，一群孩子聚集在一起，高喊“我要上学！”，抗议学校被关闭。近期，在广东、云南、贵州、广西、福建五省的十四所乡村学校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近年来出生人口持续锐减，乡村学校生源衰竭，但从“留守儿童”变成“随迁子女”仍无法在城市教育中立足。巨大的制度鸿沟和城乡差异中，乡村儿童的受教育权无处安放。

学生们高呼“我要上学”

多地民办高中教师裁员转岗降薪

8月29日，财新网报道称，全国各地多名民办高中的教师于开学前收到裁员、转岗或降薪的通知。分析指出，由于职业教育政策的调整，多低民办高中的分数线不仅远远低于最低档分数线的公办高中，甚至低于中职院校。新闻指出民办高中进入行业洗牌期，缺少编制的民办高中教师岗位和待遇首先被冲击。

云南某校强制医学生在流水线实习并多方面违规

8月21日，封面新闻记者收到云南省教育厅工作人员的回应，针对近日传闻的“医学生被安排去电子厂实习”一事，对方表示暂未收到学生反映，将去落实调查，并肯定“如果说一个护理专业的学生去电子厂，肯定是违反国家相关管理规定的。”此前，有多位云南商务职业学院的毕业生向媒体反映称，该校医学专业学生在校期间曾被学校强制安排到电子厂实习，日均11小时站立高强度工作，且被校方克扣每小时6元工资。学生若拒绝或举报，则被威胁无法得到毕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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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辑注：本文原载于公众号“同妻支持网络”，目前已被404。

2005，柴静在央视做了一期关于同性恋专题，后来收录在她的回忆录里——《看见》

当时她问一位男同性恋：“你们为什么还要跟女性结婚。”

他回答：“有个朋友说过，我父母宁愿相信河水倒流，也不相信有同性恋这个事情存在。”

20年过去了，我们听见了同样的话。也是20年过去了，《看见》在全国禁售。

去年，新京报曝光了油罐车运输乱象调查：有些油罐车卸完煤制油直接装运食用大豆油。触目惊心，可是，官方最后的调查结果是新京报的报道属实，但调查没有发现其他类似的现象。

很遗憾，新京报没有继续拿出新的证据来证明还有类似情况。如果全国真的只有一两辆油罐车如此，那这个新闻也就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大的现实意义了。可是，这个报道后来据说获了不少奖，足见真实情况可能很复杂。

到底是记者只暗访发现了报道中曝光的情况呢，还是其实还掌握了类似情况迫于压力没有进一步公布呢？没有问过当事记者，但对此类暗访的具体操作，个人有一个亲历的案例可以分享，供大家参考。

时政记者褚朝新

2023年5月17日，陪一个朋友去一家医院挂脊柱外科的专家号。可是，接诊的医生并不是该专家王医生，而是另外一个年轻医生，戴着口罩，别人称呼他为王教授，他也不否认。如果不是有心，一般人不会发现坐在自己面前的医生并不是自己想见的那个王教授。

当场发现这个问题后，取了证，拍照摄像并现场询问坐诊的医生：你是谁？他被迫承认，自己是专家的学生。

然后，我在现场核实搞清楚了冒充专家坐诊的医生的具体身份和姓名以及与专家的具体关系。

那么，专家去哪里了呢？随后医院的多个部门回复我，有的说专家去急诊了，有的说专家太累提前下班回家了。说法各异，总之是不统一。

这个时候，证据确凿，题为《湖南一医院忽悠病人：卖专家号，让年轻医生代诊》的文章已经成形。但是，我并没有着急，决定等一等再看。

两个考虑：第一，专家可能真的有急事，比如急诊有危急病人需要他去救治，临时请人代为坐诊。或者专家年纪太大，确实累了需要回家休息，如果是这样，那轻易曝光可能会误伤一个好医生。第二，如果不掌握更多证据，医院完全可以谎称这只是一个偶发案例。

所以，我没有在当时就急着曝光此事，而是等了一个月之后，再次专门去该医院暗访。

2023年6月14，专门再次去该医院点名挂了该专家的号用于暗访。结果，该专家居然再次不在岗，仍然是第一次代他坐诊的年轻医生在以专家的名义接诊。

再次拍照、摄像取证，这一次，我还采访了几个其他病人，他们均没有发现接诊的并不是自己想找的专家。

2023年6月15日，作文曝光了此事，但是当日的文章里完全没有提6月份的暗访，故意只写了5月份的遭遇。

15日上午，广西一家媒体的记者看到文章后采访我时问到：褚老师，你写的事情发生在5月17日，为什么现在才写出来？

这是一个好问题，记者虽然年轻，但很敏感。是啊，发生于5月17日的事情，为什么6月15日才公布呢？

发稿前，我还研判了第一篇文章发布后两种可能：第一，直接承认管理不善，长期存在此类问题，将彻底整改。如果是这样，那我发布第一篇文章后就可以停下来了，经济下行，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坦然承认错误能改就行。第二个可能是，医院可能会承认5月17日确实是有其他医生代专家坐诊，但大概觉得我只有一个暗访经历，不掌握其他证据，因此极可能只承认这件事是偶发案例，并非常态。如果这样，我可以进一步曝光此事，造成更大的舆论影响，触动监管部门大范围清查此类问题，达到以点带面的监督效果。

有了这些研判，自然要打个埋伏，明明暗访了两次，都是其他医生冒充专家坐诊，但故意只说第一次的经历，绝口不提自己暗访了两次，看医院如何应对。

第一篇文章发布后，该医院先是投诉我侵权，说我没有证据证明文中写的"卖专家号但让年轻医生代诊”这个事实。然后，该医院又联系到我，发来了包含道歉内容的书面说明。

书面说明中说：医生当日紧急参加重大疑难手术，未及时告知导诊停号。导诊不知情的情况下门诊办未及时停诊，致使患者未能由王教授接诊，做法确实不妥，反映出门诊管理的不足。

一方面投诉我的文章侵权，否认存在曝光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向我道歉，承认医生不在门诊坐诊，这就是现实斗争的复杂性与残酷性。

6月16日，我再次发文公布了6月14日暗访的结果，用确凿的证据证明该院用普通医生冒充专家坐诊并非一次，可能是常态，医院的说明是谎言，并再次提出质疑：如果专家总是在急诊救人，那你们就不应该在门诊让他卖专家号，毕竟专家号比普通的号贵出很多。

我在6月16日的文章里还明确写到：再一次挂了王教授的号，再一次不是王教授坐诊而是其他人代诊，这显然不是偶发的事情，极可能是常态，这才下决心在6月15日披露此事。第二次去暗访的这些内容，其实我昨天就写好了，但一个多年做新闻的经验告诉我，医院极可能会谎称我曝光的5月17日的情况只是一个偶发的特例，不是常态，我的策略是：等他们说了这些谎话，我再把6月14日暗访的情况发出来打他们的脸，所以留了一手。这就是为什么5月17日的事情6月15日才披露的原因。这不是耍滑头，是多年从事新闻工作慢慢摸索出的斗争技巧。

医院终于无话可说了，不久，该专家从该医院消失了。不过，湖南的卫健部门最后是如何处罚医院的，两年过去了也没有公布调查和处罚结果。

做新闻当然要快，但也要多个心眼，多掌握几个典型案例，然后把握好信息发布的节奏，有料别一次性放完，放一点，让他们误以为你只知道这么多，继续表演、撒谎甚至妄想倒打一耙，然后再拿出新的证据来打他们的脸，让读者明白，他们又在说谎了。

采访中，多问几个人，多掌握几个案例，掌握的证据别一次性全部用完，给自己留后路，也给对手留下主动全盘认错和狡辩撒谎的空间。这些，都是传播技巧，也都是斗争经验。

2025年9月10日

默存、新默存、新新默存都不在了。

今天我们再做新新新默存，因为手还在，因为心里还有自由、美与爱。而默存，就是自由、美与爱的孤岛。

我们建造孤岛，不过是因为早已陷入一个被分割成许多条块的社会。我们每天都看到海量资讯，但并不知道在我们的社会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其他人究竟在想些什么。我们知道自己小圈子里一些人的想法，通过社交网络也零星地揣摩到另一些人可能的想法，但我们不知道高层的想法，不知道底层的想法，也不知道中间阶层的想法，我们不知道无声无息死去的人的想法，正如不知道无声无息活着的人的想法。我们彼此之间无法自由沟通，而无法沟通的痛苦绝对不会只停留在个人层面。在阻碍沟通的时代中，自由、美与爱都随之凋谢，除非人们还有内心的歌，而且在任何狭小处、有人无人处，依然拍手作歌。

喝酒的时候我常拍手作歌。似乎只有在喝醉的时候，我才能感受到自由。可是，为什么人只有在喝醉时才能感受到自由呢？显然是因为，这种所谓的自由并不存在。

精神的自由不单是一种在他物之外，而且是一种在他物之内争得的对于他物的不依赖性，精神的自由之成为现实不是由于逃避他物，而是由于克服他物。这话太深刻，显然不是我说的。是黑格尔。

自由要克服的东西太多，而于我，当务之急首先就是克服虚无。

虚无的力量太大，人活一生，很难不被它击中。虚无的力量，在于人生的本质即是消逝。如同荒野呼喊，片刻即散，如同水沫，不能久聚。于是一切都再无意义，没有意义也就没有方向。虚无就是意义或方向的消失。人们不断给自己制造激情，不断追逐热点，但在根底上是冷冰冰的，这就是虚无。人一旦虚无，很容易庸俗。所谓庸俗，就是做低级的事，在无意义的东西上花费力气，对优美与崇高漠不关心。一个庸俗的人，多多少少也总是一个虚无的人。

克尔凯郭尔是最早论述虚无的大师。他认为，如果虚无在人身上完成，那么就不再存在什么意义重大的公共的或私人的问题，没有什么再能够让人敬畏，能够从人这里呼唤献身。无法献身是虚无予人最主要也最可怕的结果。如果一个人在深切的爱中，他不会虚无，因为他还有献身的对象，由此能感觉到现实存在的核心，而此核心之外的一切都不重要。如果一个人在坚定的信念中，他不会虚无，因为他同样能感觉到现实存在的核心，被真实具体的关切所召唤。无论因为爱还是信念，只要一个人能出于某种关切来界定自己并献身时，他的世界就获得了严肃性与意义感，从而居于虚无之上。

为了居于虚无之上，有必要为自己建造一个孤岛。默存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孤岛。自由、美与爱的孤岛。

关于爱，黑格尔早年有段很晦涩也很迷人的论说，爱就是拒绝生离、只能死别。能够活着分离的爱就不是爱。所以我们再做新新新默存，因为有共同爱的人不能活着分离。

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说：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她说的，其实就是，自由、美与爱的孤岛，大家一起来建造。

下一个是谁？

编者按：本文于9月9号首发于观察者网，之后在多个网络平台发表。最晚不迟于10号，网易首先对该文404。不晚于12号，除了一些地方新闻网站外，此文遭到墙内互联网全网404。与此同时，各家平台也陆续删除大量涉及2025年尼泊尔Z世代抗议运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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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 陈思佳】当地时间9月8日，尼泊尔加德满都、博克拉、贾纳克普尔等多地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尼泊尔政府的社交媒体禁令、腐败以及裙带关系等问题。抗议者与尼泊尔警方爆发激烈冲突，8日的骚乱造成19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

随着抗议示威演变为暴力冲突，尼泊尔政府8日晚些时候解除了社交媒体禁令，但这依然未能平息抗议者的愤怒。示威人群无视无限期宵禁的命令，破坏尼泊尔多地的政府大楼，并在尼泊尔总理奥利等政客的住所以及多个政党的大楼放火。

面对不断升级的局势，奥利已于9日宣布辞职，尼泊尔内政部长、供水部长、农业和畜牧业发展部长等多名官员也已递交辞呈。奥利称，他决定辞去总理职务，旨在为解决危机“铺平道路”。

9月9日，尼泊尔政府大楼升起浓烟 路透社

河北经贸大学尼泊尔研究中心主任张树彬对观察者网表示，示威活动的直接原因是尼泊尔政府以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注册为由，关闭了26个社交媒体应用。但示威的主要内容是抗议尼泊尔政府高官贪腐及其子女的奢华生活，示威青年出现伤亡，激发了更大的怒火。

张树彬认为，尼泊尔政局很可能会持续动荡，短时间内看不到政局稳定，进而谋发展的迹象。

骚乱造成伤亡，政府取消社交媒体禁令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上周，尼泊尔政府出台了新的规定，以“打击假新闻和仇恨言论”为由，宣布将封禁未注册的社交媒体。尼泊尔政府要求平台在该国注册许可证，并指定一名负责处理申诉的代表。

尼泊尔《加德满都邮报》称，截至9月4日，尼泊尔封禁了包括Facebook、Instagram、YouTube、WhatsApp、X、WeChat（微信海外版）、Signal、Discord、VK等26个社交媒体平台，理由是这些平台没有遵守新的注册要求。许多尼泊尔用户随即转向TikTok、Viber等少数遵守了注册要求的平台。

这成为尼泊尔爆发抗议示威的“导火索”。9月8日，抗议者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博克拉、贾纳克普尔等城市举行示威游行，很快与尼泊尔警方发生暴力冲突。路透社称，抗议者试图冲击尼泊尔议会大楼，警方则发射了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8日的骚乱最终导致19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

随着示威游行愈演愈烈，尼泊尔政府8日晚些时候解除了社交媒体禁令。然而，这一举措未能平息抗议者的不满，抗议人群无视尼泊尔政府的无限期宵禁命令，9日继续在加德满都等地举行示威游行。

尼泊尔公务员医院执行主任莫汉·雷格米（Mohan Regmi）对BBC表示，在9日的抗议中，至少有2人死亡。

9月9日，尼泊尔加德满都，示威游行仍在持续 视觉中国

张树彬告诉观察者网，尼泊尔普通人因经济发展乏力而生活艰难，社交媒体成了青年发泄不满的主要途径，也是不少人进行商业活动的平台，政府关闭这些平台直接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怒火。

英国广播公司（BBC）指出，尼泊尔是南亚人均社交媒体使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尼泊尔拥有1430万社交媒体用户，占到总人口的48.1%。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与尼泊尔的人口分布有关，该国77.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但复杂的地形导致许多社区在地理上彼此孤立。

此外，尼泊尔相当一部分人口在国外工作或学习。尼泊尔人口的中位年龄约为25岁，正好处于在社交媒体上最活跃的年龄区间。

抗议贪腐，不满“Nepo Kids”炫富

除了作为直接导火索的社交媒体禁令之外，此次席卷尼泊尔的抗议也与贪腐和裙带关系问题有关。张树彬告诉观察者网，示威的主要内容，是抗议尼泊尔政府高官贪腐及其子女的奢华生活。

BBC称，在尼泊尔国内，富有政客和有权势人物的孩子被称为“Nepo Kids”，这一群体时常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财产和奢华的生活方式，引起许多尼泊尔民众的不满。抗议者认为，这些群体的财富和特权反映出尼泊尔严重的贫富差距和腐败问题。

一名尼泊尔的TikTok用户说：“Nepo Kids在社交媒体上炫耀他们的生活方式，却从不解释钱从哪里来。”

与此同时，尼泊尔的经济停滞，使得该国年轻人的生活陷入困境。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4年尼泊尔15-24岁青年的失业率为20.8%。尼泊尔约33.1%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自侨汇，这一数字在过去三十年中稳步上升。

尼泊尔前外交部长纳拉扬·普拉卡什·萨乌德承认，引发这场抗议的腐败和裙带关系问题确实困扰着尼泊尔社会，“长期以来，这一直是尼泊尔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他认为，“应该根据法律、宪法并通过完成法律程序来解决”。

9月9日，尼泊尔加德满都，抗议者焚烧轮胎 视觉中国

张树彬表示，示威青年出现伤亡，激发了更大的怒火。今天示威者不顾宵禁，冲破警察的障碍，攻入尼泊尔政府驻地狮子宫，还将总统鲍德尔、总理奥利、大会党主席德乌帕、内政部长及下令关闭社交媒体的信息部长的家焚毁。尼泊尔前总理普拉昌达的住处也被示威者投掷石块。

他补充说，奥利推行的一些党内制度变动，同样引发社会不满，在其党内也有反对声浪。其拒绝前总统班达里回归尼共（联合马列）更是让许多基层党员感到心寒，因为尼共（联合马列）的指导思想就是其已故丈夫前总书记马丹·班达里提出的。班达里在出任总统前就是该党副主席，也曾大力支持奥利，才使奥利得以当选尼共（联合马列）党主席。奥利此举直接遭到党内资深副主席等几位领导人的明确反对。

总理和部长辞职，局势持续动荡

尼泊尔总理奥利9日召集尼泊尔所有政党举行会议，称暴力不符合国家利益，“我们必须诉诸和平对话，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随着局势不断升级，奥利最终在9日晚些时候辞去尼泊尔总理职务，称此举旨在为解决危机“铺平道路”。

奥利在辞职信中表示：“鉴于国内的不利形势，我已于今天辞职，以促进问题的解决，推动根据宪法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这一问题。”奥利还在声明中称，他对骚乱造成的人员伤亡“深感悲痛”。他将暴力事件归咎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渗透”，但没有详细说明有哪些团体。

尼泊尔总统拉姆钱德拉·鲍德尔的一名助手告诉路透社，鲍德尔已接受奥利的辞呈，并开始讨论新总理的人选。

资料图：已辞职的尼泊尔总理奥利 《加德满都邮报》

《加德满都邮报》报道称，尼泊尔内政部长拉梅什·莱卡克、供水部长普拉迪普·亚达夫、农业和畜牧业发展部长拉姆纳特·阿迪卡里等官员也已递交辞呈。

莱卡克批评尼泊尔政府在抗议期间使用武力。亚达夫表态支持抗议者“反对政府动用武力”，他表示：“亲爱的年轻兄弟姐妹们，你们是我的第一批同伴，也是我能量的源泉。我呼吁大家保持冷静，引导和支持年轻人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阿迪卡里也表示，他对尼泊尔政府的做法感到不满，“本应合作建设国家的一代人，最终怎么会像发生战争一样被对待？我不能在没有找到答案的情况下继续任职。”

此外，尼泊尔民族独立党的20名议员集体辞职，他们发表声明称，未能解决紧迫的国家问题的尼泊尔议会已经“失去合法性”，要求紧急组建一个由公民领导的临时政府。该党还要求逮捕总理、内政部长、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长以及加德满都地区行政长官，并提起法律诉讼。

英国广播公司（BBC）称，在持续的混乱中，抗议者冲进议会大楼，多地政府大楼被破坏，奥利、尼泊尔前总理德乌帕等政客的住所以及尼泊尔大会党等一些政党的大楼也遭到抗议者破坏。

尼泊尔大会党的大楼遭到纵火 英国广播公司

在示威游行席卷尼泊尔全国后，尼泊尔的国内航班已处于停顿状态。尼泊尔民航局发言人告诉BBC：“由于尼泊尔首都以外的机场无法确保能提供安全保障，从特里布万国际机场起飞的国内航班已‘几乎陷入停滞’。”

张树彬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尼泊尔政局很可能会持续续动荡，短时间内看不到政局稳定，进而谋发展的迹象。

相比邪恶，愚蠢才是善良最大的顽敌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是德国二战前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神学家，他才华横溢却又异常勇敢，拥有数个博士学位，并在二战前夜赴美并获得了永居权。但为了救助苦难深重的本国民众，朋霍费尔在1939年毅然回到德国，以牧师的身份参与对希特勒及其党徒的软抵抗工作，最终，他因为常年参与反法西斯的抵抗组织而于1943年被捕，1945年4月，在纳粹德国即将灭亡的前夕，他被党卫军紧急秘密处死。他死后不到一个月希特勒就自杀了。而朋霍费尔去世时年仅39岁，我们无法想象这位勇敢而伟大反法西斯勇士如果能活到战后，能为人类结出什么样的思想硕果。

但也许是预感到纳粹不会放过自己，朋霍费尔在被关押的两年中笔耕不辍，将自己的思想结晶写成了《狱中书简》。这本著作中最著名的篇目名叫《论愚蠢》，在该篇章中，朋霍费尔提出了两个洞悉人性黑暗与幽微的论断：

第一，愚蠢不是一种智力状态，而是一种道德状态。

第二，相比于备受谴责与警惕的邪恶，其实愚蠢才是人类良善最大的顽敌。愚蠢比邪恶更可怕。

由于受过系统而专业的德式逻辑学训练，朋霍费尔的论说是逻辑严密、环环相扣，但却又高度凝练的。所以要理解朋霍费尔为什么说愚蠢比邪恶更可怕。我们必须首先解析他的前一个论断——为什么说愚蠢是一种“道德状态”，而不是“智力状态”？

即便你在大学期间学的是文科，没有受过高数微积分的折磨，你在中学时应该也接触过三角函数、解析几何、极限、求导等等概念。在学习较高深的数学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人在智力上的差距的确是明显的——有些学习者对这些概念一点就通，能熟练运用，而另一些人则如坠云里雾里，看不懂其中的奥妙所在。

这就是不同的人在“智力状态”上的差距——中国人往往形容智商高为“聪明”，这其实很准确，因为智商高的人，的确就像视力好、听力强的人一样，能够见人所未见，有些需要高智商的学科，那些属于低智力状态的人就像近视眼无法看清远处物体一样，看不到就是看不到。

但朋霍费尔所定义的“愚蠢”却并不指这种“看不到”的状态，而更接近《福音书》中耶稣形容不信者时所说的那样：“他们看是看见了，却不明白，听是听见了，却不知晓。”

在冷战时代，美苏在航天、微电子、生物等领域展开了全方位的竞赛，期间苏联由于高度重视理科教育与科研，其实培养了一大批绝不逊色于美国的相关专家。但邪门的是，在所有这些投入金山银海的领域上，苏联最终都全方位落败了——航天领域先胜后败，在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被美国彻底反超。微电子和生物领域则直接被老美狂甩出十几条街，直到今天俄罗斯在芯片生产、生物医药等领域依然是绝对的弱国。

为什么苏联遭遇了如此的惨败呢？是苏联的科学家在智商上不如老美同行么？当然绝不是的。细究起来，你会发现这就是视而不见式的“愚蠢”使然。

比如1967年4月苏联发生了史上最悲惨的航天事故，航天员科马罗夫在结束联盟1号飞行任务时因飞船坠毁而不幸牺牲。该事故与同时期爆发的一系列事故一起让苏联在航空竞赛上慢了下来。但根据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档案显示，苏联航天局的科学家、乃至航天员科马罗夫本人，在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飞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发射升空了就有极大概率回不来了。但1967年刚好是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苏联高层向航天部门施压，为了展现苏联的制度优越性，必须强行上马一系列项目以“献礼”。于是决策者为了“献礼”就堂而皇之的无视了那些他们算得出、看得到的风险，以人命为儿戏，硬上、蛮干。

类似的情况在苏联其他学科上还有很多，比如微电子研究领域，苏联学者明明已经认知到了基于半导体的晶体管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却硬着头皮走了十多年死磕过时的电子管的弯路，原因仅仅是因为赫鲁晓夫同志下达的最高指示要求相关部门搞好电子管。

再比如生物学领域，臭名昭著的李森科案迫害了数以万计的相关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苏联科研人员在技术已经能够看到DNA双螺旋结构的情况下依然拒绝承认正确的孟德尔进化论思想，而坚持过时的“用进废退”的拉马克主义——原因仅仅是因为学术流氓李森科说服了斯大林同志，后者把孟德尔的进化论钦定为西方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而把李森科那一套背书为苏联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

你当然可以说这种行为是一种漠视人命的冷血和唯上主义的谄媚，但显而易见，这种行为透出的最鲜明的气息，就是愚蠢。一种视真相而不见、活脱脱把自己蠢死的愚蠢。

苏联的科学研究，在智力上当然无可挑剔，只是在道德层面，它透露一种比对手更愚蠢的气质。

所以愚蠢是一种道德状态，或曰一种道德选择——在明明看到了真相后依然选择无视；在明明拥有理性思考能力的时候依然选择放弃的选择。愚蠢的行为只是它最终的外化，道德上的残缺方才是它的实质。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就在我们的身边，你几乎随处可见朋霍费尔所谓的这种“愚蠢”的人，他们在智力上未必有什么残疾、甚至在许多方面十分精明、算计，但在言谈和行为中就是透出这样一种“蠢”气。交往中、饭桌上，当你跟他们谈起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些屠杀、迫害和人为的饥荒、灾难，他们除了在极个别情况下之外，都显得麻木而漠不关心——“即便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吧，那又如何？”或者“老说这些干什么？都是别人的事，与我无关，我不想听。”

如果你进一步告诉她，历史其实是现实的参照，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一过的，如果我们没有从历史中获得经验与反思，人类已经犯过的错误还可能再犯，已经获得的幸福生活也许会得而复失。他们会干脆把耳朵堵上，觉得你说这些“大道理”烦透了，我就想过我的日子，小确幸。

然后你才会体会到，原来这样的生活方式，不是什么“精致利己”，就是一种毫无远见、能活一天算一天的——愚蠢。

“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接着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这是波士顿大屠杀纪念碑上的名言，形象的说明了一场灾难是怎样对一个愚蠢的人“温水煮青蛙”的，被煮的人不是智力上有缺陷，而是道德残疾。

所以愚蠢是一种道德状态，愚蠢的人在抛弃了对他人的同情、与对公义的追求的同时，也将自己变成了彻底的麻木者、“心盲者”，感知不到正在发生、愈演愈烈的风险，最终在这风险中覆灭。

朋霍费尔在写作《论愚蠢》的时候，回忆了大量的他所接触过的、在纳粹时代生活的德国人，他发现这些人的共性就是愚蠢——这些人也许受过很好的教育、从事科技含量极高的工作，但在生活中，他们就是能对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拒绝警醒。

更为要命的是，愚蠢相比邪恶其实更难说服与战胜，因为一个单纯邪恶、能做成坏事的人，是并没有放弃逻辑力、和对事物的认知的，邪恶只是有一套自己独特的逻辑、和认知壁垒。这就意味着只要你能击败他的逻辑、把他从认知壁垒中拉出来，你还有希望能说服堕入邪恶的人，所以邪恶自身中就埋藏着毁灭自我的种子。

但愚蠢则不然，如前所述，愚蠢是一种道德状态、道德选择，是对一些事实和道理的视而不见。所以你没办法和一个彻底的蠢人摆事实、讲道理，因为他会对你所有的事实和道理都选择蔑而视之。

“饭都吃不上了，还有心思操心那个？”“饭都吃饱了，还操心那个干什么？”——这两句最常挂在许多国人最边上话，形象的说明了愚蠢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道德状态。也显然是古代帝制两千多年愚民教育驯化最终得出的灿烂成果。它让人像猪一样只关心吃饱没吃饱。

而我们说猪很蠢，其实不是在说猪智商低（实际上猪在所有常见家禽家畜中的智商是最高的），就是因为猪只关心吃饭的问题，吃饱喝足它就无所用心了，在没有挨最终按宿命般的一刀之前，它就那样快乐而愚蠢的生活。

所以，朋霍费尔认为愚蠢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心理学上的愚蠢是弱智，认知能力弱，记忆力弱，没办法进行健全的思维。但是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一类人的智商并不低，可是你跟他们交往和谈话的时候，会发现你根本不是在跟一个具体的人在交谈或者争辩，而只是在跟一堆口号打交道。他们的头脑被严重的格式化了，格式化到只有几句类似于标语口号似的东西。 

而他们就用这些标语口号来应对这个复杂的世界，他们的内心没有接纳这个世界，也没有悉心认知这个世界的愿望。之所以这样，不是他们智力上有什么问题，而是一种特殊社会机制，或者说是一种社会激励体系，使得他逐渐放弃了有质感的语言和思想，让头脑变得一片荒芜。

而主动或被动的愚蠢，都往往会产生一些伴生品——因为它的理想在于只关心自己的吃喝，所以它会倾向于把其他所有的道德、荣誉乃至对其他事物的思考，都交托给一个外物。于是迷信和崇拜，往往就这样滋生在了普遍愚蠢的温床上。

比如三年半前俄乌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对于俄罗斯能否像它自己所宣称那样，迅速的结束这场“特殊军事行动”，俄为了这场战争将要付出的道德和经济成本，到底是否值得，其实外界一直是有争论的。但我就看到有自媒体煞有其事的分析说：俄罗斯领导人那是什么段位的存在？人家能接触到的信息、基于这些信息作出的判断，那不比你我高端多了？所以人家作出的判断一定是英明果断的，睿智富有远见的，是有一盘大棋在下的，你们就瞧好吧！

这种“俄版大棋论”在当时的中文舆论场上流传甚广，每个家族群里大约都有一两个人在传吧。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被这些论主疯狂推崇的俄决策者，其实也压根没有什么大棋在下、鲁莽开局后到底该怎么收尾擦屁股，也是一团抓瞎。

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些盲目鼓吹个人崇拜、见到“大帝”出世就忙不迭的跪下喊万岁、原地高潮的人，其实都是“”愚蠢”的典范——因为他们自己愚蠢，并甘于停留在这种愚蠢中，只接受定制化的标语和口号。所以就像嗷嗷待哺的巨婴等待别人咀嚼过的食物一样，他们渴求、呼唤一个能为他们生产这些口号和标语的人。

于是在人类历史上，愚蠢总是和专制伴生的，如二战前的德国一样，一个在群聚后整体呈现出愚蠢文化的受众，会“呼唤”出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来统治他们，而希特勒上台后，为了方便自己的统治，又会有意加剧和强化德国人的愚蠢。1933年德国终结魏玛共和国时代开启纳粹时代的“授权法案（德语：Ermächtigungsgesetz）”，全称其实叫《消除人民与国家痛苦法》，当时全德国都没有几个人觉得（或者敢公开说）这个法案名字起的是如此的荒唐可笑——德国老百姓和希特勒可能都真的觉得政治这种事，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真的太痛苦了，是种折磨，有个元首来民众“消除痛苦”，这不好吗？

于是愚蠢就这样滋生了法西斯，一切看起来如此水到渠成。

可是，人们为什么会自我阉割，甘于愚蠢？或者说，愚蠢在人类的公共生活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传染性？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而恐怖的“阿希实验”，它是心理学家阿希在1956年的美国进行的，实验者每次向大家出示两张卡片，其中一张画有标准线X，另一张 画有三条直线A、B、C。

X的长度明 显地与A、B、C三条直线中的一条等长。实验者要求被试判断X线与A、B、C三条线中哪一条线等长。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很显然答案应该选C。

但是，当实验者刻意在受试者中安排上自己的“托儿”（实验合作者），并让他们当着真实受试者的面选择统一的错误答案，比如B，当每组七个人，错误的答案被前面的“托儿”重复了六次的时候，很少有真实受试者能坚持自己见解，依然选择正确的C。

少到什么程度呢？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还是在美国——天天强调独立思考、自由意志的美国。

“阿希实验”在后来的研究中被反复重复，实验者更换的问题都是最基础、常识的，但得到的实验结果却惊人的一致，事实证明常识的明显程度根本无法战胜更多的错误回答给真实受试者产生的“信息压力”——前面说出错误答案的人越多，受试者就越容易放弃自我思考、而屈从于集体意志：“水是有毒的”“吸烟无害健康”乃至“2+2=5”。

所以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那句“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其实领先西方心理学研究数十年。而在现实社会中，你看那些专家教授求医问药、有病有灾的时候，也抵挡不住大师和托儿们合伙的三两句忽悠。如此低级的骗术总是屡试不爽。

当他们放弃思考，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们就堕入了愚蠢之渊。

而在历史文化中，我们会发现，一个越大的群体，越强调集体而非个人的意志，这样的现象就越走出实验室和杀猪盘，而变得多发，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学现象。

人类的思维为什么会留下这样一个因从众而愚蠢的思维bug？这也许可以从进化上去寻找原因。

人类所属的灵长目是一种普遍群居的动物，在长达上千万年的进化史上，人类的祖先都必须通过与所属群体的合作来生存，甚至我们的语言，最初也是为了在族群内沟通和交流、而非独立思考、认知世界才创造的。而对于一只猿猴来讲，服从和跟随族群进行一个错误的决定（比如去往一片他知道很荒芜、没有果实的森林），其生存概率仍然远远大于自己独立行动。因为猿猴离开自己的族群是难以生存下来的，即便生存下来也无法找到配偶繁衍，即便偶尔有幸加入其他族群，得以繁衍，这个“特立独行”的基因也会因为绝对数量太小、而“基因漂变”而淘汰掉。

于是久而久之，从众就在基因层面成为了一种刻入人类骨子里的一串代码，且越到了大的、信息压力沉重的群体当中，这种基因层面的缺陷就越容易病发。

它，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谓“平庸之恶”、是勒庞所谓“乌合之众”、是鲁迅所谓冷漠的看客，是王小波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也是朋霍费尔所谓愚蠢——它是如此的顽固，以至于一再在不同的族群中所复发，被无数的智者所提及，却从未被医治。

然而，人类毕竟已经不是猿猴，人类作为个体，要为群体所呈现的愚蠢负责，一个生活在二战中的德国柏林、日本东京的人，不能因为自己只是对良知的视而不见，就减轻罪责，燃烧弹和战败的苦难，终归会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时代的巨轮会碾碎所有冷漠、事不关己与小确幸。

“他们的认知对得起他们的苦难”，当然你可以这样说，但这话其实是可以修正的，确切的讲，人类基于胆怯而非无知所呈现的愚蠢，才是我们苦难的根源。

“不过，”朋霍费尔最后说，“在关于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值得安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因为很长时期里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统治者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认真而独立的思想判断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相比邪恶，愚蠢才是善良最大的顽敌。勇敢思考，直面真相与良知，才是对愚蠢真正的救赎。

全文完

本文6000字，感谢读完。

近期写的话题都比较冷门，看的朋友不多，对此我接受，仍会默默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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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据财政部方面的最新公布，十四五期间，中央财政5年安排对地方转移支付近50万亿元。

如果再看看以往年份的同一组数据，能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十五”期间（2001-2005）的转移支付，我没有查到准确的数字，AI估计了一下，除税收返还外，大概是2.7万亿。

“十一五”期间（2006-2010），除税收返还外的转移支付是9.15万亿元。

“十二五”期间（2011-2015），没找到2011年的转移支付数据，AI估算总转移支付约22.88万亿元。

“十三五”期间（2016-2020），转移支付35.45万亿元。

相信大家看到这组数字的变化，自己就能得出很多结论。有些结论可能是不方便说的。

假定你回到2005年，你对一个财政官员或者经济学者说：“再过20年，中央在‘十四五’期间给地方的钱，将达到50万亿元！”

对方肯定会反驳你：“你胡说八道吧！5年时间，中央怎么可能给地方50万亿元钱？你知道全中国一共才多少钱吗？告诉你，M2余额才29.9万亿元！你不要再胡说了。”

普通人的想象力，很难想象其后的20年间，将发生怎样的沧桑巨变！

二

今年7月底，M2余额是329.94万亿元，相比2005年底的29.9万亿元，是11倍。

而5年转移支付50万亿元，是“十五”期间（2001-2005）2.7万亿元的18.5倍。

看这组数字，可以看到，最关键的转折发生在“十五”规划和“十一五”规划之间，中央给地方的钱，从2.7万亿元，跃升到9.15万亿元，一下子增长两倍多。

这期间的关键变量，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著名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横空出世。

“4万亿”不仅仅是个印钞刺激经济的计划，它还伴随着地方竞争的空间大幅变小，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降低，对转移支付的的依赖变大。那些年，不少学者提出，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财权小，但要办的事多。但这个趋势不仅没有扭转，反倒在加深。当上面交给基层的事越来越办不完，给基层定的目标越来越多，限制也越来越多，形式主义自然就盛行了。因为，形式主义是降低成本、避免实际损失的有效方法。

2008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那标题，放在现在有点出格，所以我就不写出来了。主要内容是，我感受到公众舆论中，凯恩斯主义和干预主义思潮兴起，我猜测，经济高速增长的潮可能要退下去了。

要知道，在1978到2008的30年间，中国经济增速在10%以上的年份，有15年！也就是说，10%的增速，那时候就是正常增速。可那时候的媒体，竟然喊“中国啊，请慢下来，等等你的灵魂”！真是让人又气又笑。

现在呢？别说10%了，你问问，看有几个人相信，经济增速还有可能回到7%？甚至，人们认为，5%多，才是正常的。7%，那属于病态的增速。

这个，就叫沧海桑田！

古人讲沧海桑田，还说“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

“松柏摧为薪”还需要几百年呢，今天发生这种巨变，根本就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在人们不经意间，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这么发生了。

三

1979年搞特区，邓公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于是，深圳从农村崛起为国际性大都市。

1990年代，地方有低效的国有企业的包袱，负债累累，靠向银行借钱维持财政，有个名词叫“输血经济”，就是财政靠银行输血。后来上面一声令下，银行不借钱给地方了，但上面给了地方政策。地方有了自主空间，该卖的卖，该改的改，向市场让步，向企业家招商，竟然迎来了中国经济的十多年繁荣。所以，给宽松政策，远远胜过给钱。

2025年3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下发一份“管理提示”，强调微短剧创作要“爽”而有度。

爽的边界在哪里？多大的剂量是安全的？

我访谈了短剧的创作者、表演者、审查者，了解了短剧的生产和审核流程。那根红线是存在的。短剧制作者们知道如何“合法擦边”，如何让人物有足够的理由造反，如何创作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超级英雄，并且会在和监管的碰撞中找到“癫”的正确剂量。

我们都以为短剧的特点是虚假夸张、无底线，但实际上这种文艺作品也有自己的道德基础，并且因为生产时间、成本等的要求，更加需要符合中国国情，才能生存发展。

短剧的道德迎合普通人，也影响着更多普通人。截至2025年6月，中国的微短剧用户已经达到6.96亿，占全部网民（11.23亿）的六成还多。短剧创作确实成了一项“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工作。

短剧如何爽而有度

鼓风机吹动帷幔，从中撕开了一条裂缝。镜头趁机直入，“窥探”到了帷幔背后男女之间的互相撕扯：皇帝动手扯下了臣子妻子的华服，镜头中的女子霎时露出了半个肩膀。

这是短剧《惹她干嘛，她二嫁但皇帝心尖宠》第一集开头前10秒钟的画面。第二个10秒，镜头中偷情的男女继续拉扯，开始吻肩、摸脸、掐脖子。按照镜头惯性，下一个10秒，观众以为演员会露出更多身体部位。

这是短剧的优势，区别于正襟危坐的长剧和电影，懂人性、懂欲望。“最早做短剧和最靠短剧挣钱的群体其实就是之前推广小黄文的那批人”，一位行业内人士说。“所以短剧会让观众惊喜于，还能看到这个”。

不过接下来观众预期中的镜头并没有出现。这不是因为制片方不想，而是演员如果继续露下去的话，剧集会无法过审。接下来的画面中，演员也就只是继续露出了那半个肩膀。

这部剧的导演是King，他说：可以理解为这是导演在勾着观众上当。

中国的影视作品不实行分级制度，而是实行审查制度。一般认为这是由于难以有效控制青少年观众等人群进入市场、影院、网络和网吧，观看越级电影，所以对相应的镜头由统一的审查代替了分级。“这是想保持人的纯洁性”，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文艺希望能够熏陶人，培养高雅的志趣，远离低级趣味，以保持思想上的纯洁”。

欲望可以被压制，但无法被消除。所以King虚晃一枪的镜头，会吸引很多观众点击进这部短剧。“短剧能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色情和暴力剧情的存在”，一位影视行业的投资人说。因为这些都是大家想看，却在常规影视剧集中看不到的。

对于导演拍摄的画面和观众的期待，一位从事短剧审核工作的业内人士表示：只要画面没有触犯广电总局规定的不能露出敏感部位的要求，他一般都会以包容的心态放行。“那就仅是两具肉体堆在一起而已，纯商业行为，对于世道人心、公序良俗形不成啥冲击”。这是短剧被包容的基础。

不过，业内偶尔也会有争议。那是一副男女主被被子裹得严严实实并排躺在床上的画面，女生拿手抚摸男生的脸部轮廓。这个镜头让审核人员感到不适，从影视创作的专业角度而言，这个镜头和前后剧情没有衔接：作品既没有交代某个故事事件引发了这个暧昧场景，这个抚摸也没有引发另一个故事事件。它没有押上台面的故事价值，谈不上是一个故事事件，这个孤零零的镜头单纯是出于一种男色凝视。让审核人员举棋不定的是，它仅暗示片中男女主发生了性行为，根据剧情设定，这两人是刚认识不久的一对恋人。所以前述业内人士问同事：这个镜头暗示了婚前性行为，这种呈现感觉无处不在，这个，你怎么看？

被询问方答复称：这个无所谓吧？现在不是鼓励生育吗？微短剧现在都是先下迷药，再怀孕，再爱情。现在婚前性行为已经很普遍了，影视作品如果对这类内容进行限制，内容就更受限了。

但询问方并没有被说服，在他看来，这个画面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婚前性行为的合理与否，而是这部短剧并没有清晰交代男女主的情感脉络，本质上这牵涉到剧中人物的性道德问题。“国外甚至港台地区，对于性都是有原则和道德感的。但是这部短剧，没有情节，这个片段就像是平白无故插入的一段婚前性行为广告”。

不过，本着广电机构对短剧要包容、要扶持的工作原则，这部剧和上述有争议的画面最后还是被编审放行了，因为这部剧的主题和内核被认为都很正。审核人员的这种开明态度为短剧导演制造了延续短剧商业模式的空间。

当导演碍于审查规定让观众看裸露画面的愿望落空后，为了继续留住他们，King用纱巾蒙住了镜头，让男女主继续撕扯着入镜，纱巾加持下，意境朦胧，镜头外的人可以无限遐想。这被导演称为“合法擦边”。

合法性在于，没有人能扒开观众的脑袋看看他们到底遐想到了什么程度，而根据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广电单位也无法认定这种程度的擦边镜头有动摇世道人心的力量。“毕竟画面没有露点，不需要卡”。

什么样的会被卡？这是一个被要求整改的案例：剧集背景设定在古代的仙侠世界，男主为了救女主采取了人工呼吸和心脏按摩的措施。审核员认为这不符合常识，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是现代医学知识，怎么会出现在古代？本着求真的态度，审核员查阅了文献，果然发现，古罗马的人工呼吸用的是风箱，而古代中国没有相关的记载。

最终，审核意见为：鉴于这是一部古装剧，如果剧集一定要呈现人工呼吸的桥段，请按照《金匮要略》的记载使用芦苇，本着古代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展现心肺复苏时的胸外按压需女性施展，以免故事情节为刻意展示对女性进行的猥亵。

这位审查人员说，“其实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剧情是想表演摸女性的胸和亲女性的嘴唇。想看摸胸和亲嘴没什么，但不能打着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的旗号”。

另一部名为《不漏声色的爱，老师你别走》的短剧，言语、画面低俗，是打着师生旗号的软色情植入，这样的剧集也绝对不会过审。

“这就是短剧的‘度’”，广电机构的某位负责人表示。负责对短剧进行管理的单位曾多次下发关于短剧要“爽而有度”的宣传指导，“爽”作为一种感官刺激，如何进行“度”的限制？

“‘度’意指日常生活的理性。举个例子，喝咖啡没问题，但是如果想直接把咖啡因萃取出来，让人填鸭式服用，然后导致大脑皮层失控，进而行为失当，那就不行了”。

造反要有合法性

行为失当在短剧中的呈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譬如，在《庶女攻略》中，皇帝为了表示对庶女玉祯的爱，宣布废除翻牌子制度，要搞一夫一妻制。但短剧管理方认为，剧集对男主角人物的塑造无中生有地美化了男人的人性。这本质上也是一种失当。

《惹她干嘛，她二嫁但皇帝心尖宠》也有类似的剧情设计：身为皇帝的男主为了已嫁为人妇的女主，拒绝了所有参加选秀的秀女。但对于导演来说更难处理的是接下来的情节：男二是女主的丈夫，他被皇帝夺妻，奋起造反，并在造反途中大肆屠杀百姓。

King执导了这部剧的全部剧集，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横店华夏文化园的拍摄片场对着空气骂骂咧咧，说剧情降智。对着空气纾解完，他又迅速切换到了彬彬有礼的拍摄状态。不过直到剧集杀青，他都没搞懂，男二造反就造反吧，为啥非要屠杀百姓呢？

他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为了过审——男二伤及无辜百姓的行为会削弱他起兵造反的正当性，让他的造反失去合法性，符合乱臣贼子注定要走向失败的传统价值。

这样的价值设定传承自长剧。事实上，短剧中的“硬核”价值观多是在临摹长剧，因为对价值观呈现的方式是决定剧集能否过审的绝对底线。就像广电机构的工作人员所透露的：文艺作品，有统一的指导方针。

所以当《楚汉传奇》、《隋唐英雄传》之类聚焦于推翻前朝残暴统治的剧集从荧幕上消失后，聪明的影视剧导演就知道了该如何对造反者们定性。这种默契延续到了短剧中，导致短剧中的造反者道德权威一定是受损的（譬如乱杀百姓）。

King觉得这种剧情设计很不合理，“男二像被莫名夺舍了一样”，但他又实在想不出办法如何在过审的基础上把它修改得更让人信服，只能任其荒谬下去。或许这也是很多导演的苦恼，有时候打不过只能放弃，所以现在霸屏的古装剧中，只剩下修仙、魔道、宫斗、宅斗。

癫的边界

关注短剧之后，大数据给我推送了一部女尊题材的短剧切片，切片中，女主为当朝皇后，目睹太监在皇帝的授意下，将受宠妃嫔的孩子与她的孩子偷偷进行了调换，之后太监更是直接将女主的孩子溺死在了池塘（这个孩子也是皇帝亲生的），而女主目睹一切发生却没有任何反应。

一位网友在评论区发了一个捂脸的表情，并附带一句话：“这也太癫了”。

但这只是开胃小菜。之后的剧情揭示，女主一切的隐忍只是为了在被调换的孩子长大后，她起兵造反，直接废掉皇帝，再将皇位传给由她抚养长大的妃嫔的孩子。后续剧情还有亲生母子离心、异族血缘之类的奇思妙想。

我把看到的切片以及网友的评论都发给了另一名短剧导演丁译文，初衷是想收获导演对这种剧集的批判。但出乎意料，丁译文告诉我，他认为“癫”是一个好评，如果他是这部剧的导演，会把剧情做得更癫。

“观众觉得癫，说明剧情超出了他们的预期，那这就是一部好剧。如果剧情都能被猜中了，那观众干嘛还要花钱看短剧呢？”

思路打开，我竟突然觉得短剧中一胎生了99个儿子、豪门少爷爱上了和父母同辈的保洁阿姨、亲子鉴定结果相似度0%的剧情，是合情的。虽然最后一个案例被专业医生站出来进行了科普：0%相当于生了个插座，就算生个瓜子，也还有15%到25%的基因相似度。

网友给短剧编剧提供了新的剧本思路：下次就写霸道总裁生了个插座；大熊猫和人的基因相似度超过了50%，请霸总申请大熊猫的抚养权。甚至在虚幻、浮华的仙侠故事中内嵌了样板戏风格的情节，并直接点题说呈现的就是样板戏。审核员对此很无语，“不知道编剧和导演是蠢还是坏？搞出了这种荒腔走板的东西。”

每隔一段时间，各方都会试图规范这类荒腔走板的剧集，并为短剧的发展指明方向。这有用吗？“没用”，相关工作人员回答。因为市场的力量实在太强大，就像在编户齐民的明朝，士大夫的思想空间受到钳制后，转头写出了《金瓶梅》，“人民群众总能找到自己的空间”。

那么“癫”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呢？我问导演King：你们真的有可能会拍特朗普爱上在白宫做保洁的我么？他说应该不会，因为需要考虑两国影响，“毕竟我们国家是热爱和平的”。

除去涉及国家政治的题材，以及建国后动物不能成精的硬性规定，短剧世界的禁忌是由不断“阵亡”的剧集暗示出来的。

譬如，因被认为渲染极端伦理复仇而被下架的《黑莲花上位手册》，便是前车之鉴。“在这之后，就没人拍这种剧集了，资方也不会投”，King说。

那打工牛马奋起反抗996是可以拍的吗？“可以，但是需要穿越到古代，因为当代社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同样的逻辑，暴力、血腥、黑社会也得穿越到古代，否则就否认了政府扫黑除恶的成果。

当然在专业的审核意见中，涉暴力剧情被视为“模糊了法治边界”。而且警察和黑社会是不能平起平坐的，警察更不能认可相关概念的存在，否则便是矮化了代表公共安全与秩序的国家机关形象，弱化了代表暴力机器的警察局的力量感，与现代文明的社会治理理念格格不入；即使必须要承认灰色地带的存在，警方也必须展示出蔑视、居高临下的姿态。

但是，《狂飙》仍然被拍出来了。短剧制片人邢栋（化名）对此回答说，“（因为）那是长剧，一部短剧的投资才几十万不到100万，哪有钱去疏通关系。” 他说，要想拍，只能穿越。

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今年3月份曾针对短剧市场发布过一份《管理提示》，再次指示短剧要“爽”而有度。对于“穿越”类满足受众摆脱现实束缚、体验不同人生的心理需求的题材，《管理提示》指出切忌沉迷于恣意编织和过度娱乐化的表达，应当在鼓励创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力、满足受众好奇与期待的同时，坚守创作的生活逻辑、法治逻辑、历史逻辑、科学逻辑，观照现实，关注时代精神，给人以启迪和思考。

导演丁译文觉得，这是短剧的难以承受之重，他拒绝通过短剧对观众进行教育。他认为，短剧就是商品，不应该有价值观。

“如果观众想被教育，那他们去看长剧、去看电影、去看各级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宣传片不就好了吗？”

国情

霸总、单亲妈妈、皇帝、贵妃、婆婆、媳妇儿、庶女、王爷、保洁员、快递员、外卖员甚至熊孩子，在短剧世界里是绝对的主角。而且他们的人生必须要经历卑微到尘埃的绝境，有时候甚至是接二连三的绝境。

制片人邢栋认为，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设定，因为如果一个人的人生完全开了外挂，能够连续打怪升级，就和绿巨人、钢铁侠之类的美式超级英雄没区别了，而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中从来没有绿巨人、钢铁侠之类的设定，这自然也不会符合中国人对成功人生的想象。“文化和社会生活是一体的”，他说。

美国的小男孩儿小女孩儿们，都梦想当总统，想当总统不是僭越，这种文化底色让中文互联网一度对于美国真的上演了短剧《特朗普爱上在白宫做保洁的我》的谣言深信不疑。

不过毕竟中国的短剧观众没有当美国总统的想象，所以超级英雄式的设定也无法平移到中国的短剧中。 

“绿巨人和钢铁侠来送外卖？那是一副怎样的画面？我想不出来”，邢栋说。

King的另外一个身份是知名导演陈凯歌的徒弟，他曾跟着师傅在《妖猫传》和《长津湖》剧组工作。King并不赞成师傅那一辈的国内导演们对西方个人英雄主义题材的欣赏，他觉得他们被西方文化影响了。在他看来，中国式的超级英雄应该是属于集体的，会为了集体利益勇于牺牲自我，就像那些作战英雄。

所以，对于剧本中一些他认为太扭曲的三观，拍摄时King会尽量想办法把它合理化。那什么样的三观会是好的三观呢？

“不要瞧不起没钱的人，穷人当家做主，还有就是为人民服务”，King说。他来自毛主席的故乡，每次沟通都会给我发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表情包。

在拍摄中，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自己对社会的理解，去合理化一些剧情，也是李慷作为短剧导演的职业操作。

采访开始时，他刚刚在成都杀青一部霸道总裁爱上离异带娃妈妈的短剧。你相信这个故事吗？我问他。他回答说，作为导演，他必须相信，因为只有他相信了，观众才会信。

为了让观众更好的相信，他刻意淡化了“霸总”和“离异母亲”两个身份之间的对立。他将离异带娃的妈妈合理化为了霸总的白月光；妈妈在照顾孩子时的无微不至和母性光辉的发散也给霸总带去了情感冲击，因为在李慷新增加的设定中，小时候的霸总缺乏亲情关怀；更重要的是，和霸总在一起后，不再缺钱的离异妈妈仍然保持了勤俭节约的美好品德，而这些美好的品质在持续打动着霸总。

这种将个人对生活的理解渗透到作品中的操作，还产出了一个让李慷引以为傲的案例，那是他的一部爆款剧，播放量达到了5.3亿。

这部爆款剧的初始剧本中，父亲会无端讨厌自己的大儿子，更喜欢二儿子和三女儿。剧情设定中，父亲一直在打压大儿子。直到大儿子的女儿回来，开始反抗自己的爷爷。

李慷认为这种反抗不合理，他向编剧建议：根据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即使爷爷打骂爸爸，作为孙辈也是不能反抗的，“那是你祖宗，你怎么能反抗呢？”

因此李慷把大儿子的设定改成一个不争不抢的人，把二儿子和三女儿设置成更绝对的坏人，然后再将孙女的反抗对象从爷爷换成了非直系血缘的叔叔和姑姑。

不过，李慷拒绝将坏人脸谱化，“坏人也应该有人性的弧光”，他说。让坏人变得更坏，只是为了突出主角行为的合理性。

在丁译文看来，相对于伟光正的长剧，短剧的优势在于可以灵活呈现人物坏的一面，“太极是分阴阳的，如果没有黑的一面，根本对比不出白的一面有多白，所以一定要有暗才能衬托亮。当常规的剧本不让好人和主角有黑暗面的时候，亮的部分也就很难被充分体现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短剧无疑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譬如，短剧中，穿越回80年代的家庭主妇可以回击曾经欺辱过她的婆婆和小叔子。在很多影视剧的观念中，只有真、善 、美、忍是优秀品质，反击是不被允许和接受的。现在，观众为这种短剧剧情的慷慨解囊是对剧中人物行为的赞赏和支持，也是思想解放。“这本质上更是对怨妇的扶正”，邢栋说。

“而且长剧不可能让人平白无故的暴富一下，或者拥有得天独厚的战力，然后去藐视天下，也不可能让一个女生成为女尊去拥有无数男宠，但这些都是观众想要的”，丁译文告诉我。

另外还有太多人想回到改革开放的时代，去抓住错过的机遇，以实现人生的翻盘。但在现实世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同样只有在短剧中才能做到。

那为什么短剧可以做到呢？这牵涉到了一个行业秘密。根据有关规定，影视行业投资额超过50万的剧集，需交由国家广电总局进行审核，30万至50万投资额的剧集则由省级广电单位审核，30万以下的不需要审核。

作为制片人，为了绕开国家广电总局，邢栋宁可将投资额超过50万的项目拆分成上下两部，分开进行制作。甚至有些影视制作公司还会对外谎报数额，比如请演员花了10万，对外宣称只花了5万。这一点得到了业内人员的确认：“大家都假装自己的投资在30万以下”。

所以，大量的短剧其实没有被广电机构审过。

但是导演们自己心里还是有杆秤的。譬如，建国后动物是万万不能成精的。更重要的是，观众一旦发现了“有毒”剧集，可以随时举报。被举报下架后的项目，会导致资方的投资难以收回，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险。

广电相关机构的负责人也表示：短剧这一影视形式没有能力承载特别宏大的主题和厚重的叙事，商业属性更加明显，而商人为了挣钱，做事会非常有分寸。

多方加持之下，短剧就被很多人贴上了low、俗、离谱、辣眼睛的标签。但King不这样认为，他始终觉得短剧的道德感可比现实高太多了。“短剧中对坏人的描述有时候虽然很降智、很离谱，但我觉得现实更降智、更离谱，比如邯郸三个未成年人把另一个小孩儿打死了。短剧里的坏人坏的是有原因的，另外，都能成功播出来了，它又能坏到哪里去？现实中有太多东西播不出来了”。

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

导演King曾拍摄过一段剧集，根据剧情设定，男主带着女主去到了全世界最奢侈的服装店，男主告诉店员，把世界上最贵的那件衣服给他“叉”下来。“叉”这一动作多出现在乡村大集和县城里的服装摊上，一开始King不理解“叉”为何在编剧的笔下会与全世界最奢侈的服装店兼容。

刚开始执导短剧的时候，他会拿着剧本去找编剧：这样写对吗？这不是把观众当傻子吗？

不过剧的火爆告诉他，编剧就是对的。后来他懂了，那是编剧所处的真实世界和其想象中的世界的融合。而编剧身处的真实与想象，与短剧观众恰恰是一致的。

如果由一个从来没有到达过短剧观众世界的人来写同样的剧情，他很可能会将场景设置在买手店，然后提前预约好的专属sale会瞻前马后，有专门的VIP试衣室和试衣人员，客人更无需去发号“叉”的指令。不过这不会符合短剧观众的期待，只有下沉世界的编剧才能写出他们的所思所想。

“人是无法合理想象自己从来没有抵达过的阶层和世界的”，King说。

这就像出身南京第一豪门望族的曹雪芹可以在《红楼梦》中写翡翠羽衣、金凤鲟龙翅、面筋芦蒿糟蒸鲥鱼、苡米野鸡汤、糟香掌信、松仁鹅油卷，而续写《红楼梦》的高鹗只会让林黛玉吃“麻油醋拌五香大头菜”。

林黛玉吃香油拌大头菜的违和与短剧世界里的霸道总裁挥一挥衣袖就为公交车卡充值了500万人民币、没有护照和签证的霸总仍然可以毫无阻碍的周游世界，底色是一样的。

后者也是King真实拍摄过的短剧素材，这也是短剧编剧提供给他的世界观。成为短剧导演后，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要去顺从编剧和观众的世界观，而不是去违背，只有这样，拍出来的剧才会有人看。他现在的执导原则就是，尽最大努力去还原编剧的剧本。他给编剧的备注是“编剧爹”。

King拥有导演和表演的双硕士学位，硕士期间，是公认的同寝室四个学生中最优秀的那一个。离开学校后，他进入了师傅陈凯歌的剧组，在那里，见识到了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也正是在陈凯歌的剧组，King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终其一生都到达不了师傅的阶层，这和努力无关。

所以他从来不相信阶层跨越的故事，但这不影响他愿意去拍摄编剧笔下的世界。访谈中他反复跟我强调，编剧是最懂短剧观众、最懂人性的人。

而居高临下的教导和兀自评价他人眼中世界的行为则注定是傲慢和令人讨厌的。“很多人忽视了，世界是分层的”，他说。

丁译文是受访者中唯一一个没有接触过长剧和电影的从业者，他的创业公司在疫情期间遭受重创，短剧爆发时，为了挣钱而一头扎入了这个新新世界。他从来没有过和编剧“较真儿”的经历，身上也没有背负“艺术”、“理想”这些沉重且奢侈的包袱。在他眼里，短剧就是商品。

“短剧是我们国家最遵从市场经济规律的商品，观众是付费方，他们想看什么，我们就应该拍什么。如果我们拍的不是他们想看的，他们会拒绝付费。多么公平”。

作为制片人，邢栋需要对短剧的受众进行画像描摹，在对大量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总结出了短剧观众特质的最大公约数：这是一个不被人关注、每天的努力就是为了生存、无法做到衣锦还乡，更没有改写人生的机会和力量，内心极度落寞的群体。

根据这样的结论，包括制片人、编剧、导演在内的短剧制作团队，主要职责便是依据画像为目标群体定制他们想看的剧情，直击他们内心。所以短剧成为了在出租屋里花9块9就能买到的心灵按摩。

供需与内卷

丁译文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的商品供应方，会花大量时间去捕捉身边的蛛丝马迹，感受观众的喜好。

女性主义的崛起和女性综艺的火爆让他感受到了市场的风向。他会在工作间隙追问他身边的女性朋友们，她们渴望什么样的情感关系？她们想象中的男性魅力是怎样的？

他会在自己执导的短剧中夹带私货插入一点女孩子之间的相处剧情，呈现女生之间情感的细腻与美好。

但也不能太过，他曾在朋友圈转发过别人拍的耽美剧情片段，很快链接就被404了。“看来还是不允许拍”。

同样因为广电总局的限制，他无法展示更为直观的画面，光影和色彩就成为了营造美好的工具。他发来了一张拍摄现场监视器的画面，镜头背光，女孩儿们周身的主要色调为暖橘色，画面整体气氛柔和温暖。

“女孩子之间的情感真好”，他说。

所以你是个女性主义者吗？我问道。他否认，说他不想把自己的作品抬高到任何“主义”的高度，更不想从作品里提炼任何思想。他只想为观众提供有关恋爱、情感的美好观感。

“我就是一个直男，一个觉得其他短剧直男导演们拍摄的情感镜头太过暴力和粗鲁的人”。

在横店采访期间，我去到了华夏文化园、青芒果剧场和玖点片场，这是横店短剧剧组扎堆的几个拍摄场地，前者主要提供古装场景，后两者用于现代剧取景。

在华夏文化园，《玉腰奴》剧组正在拍摄：身穿黑色长袍的男主龇牙咧嘴掐住女主脖子，女主开始吐血，同一个场景，全景、怼脸、侧脸、逆光、正反光镜头依次进行，女演员不断的喝红色颜料，拍摄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因为这是一场重头戏”，在背着导演的地方，一位剧组工作人员偷偷告诉我。

而青芒果剧场和玖点片场正在表演把女主角摔到床上、男主用力捏着女主下巴大喊“你想怎样”的情节。为了拍出美感，第一个女孩儿被摔了一次又一次，另一个女主角则在导演喊咔后捂着下半张脸待了近半个小时。

短剧男演员申浩男曾在直播中说，他每天两眼一睁就是去锁喉、去掐人脖子，还要拿绳子把人绑着，把女主的头按到水里，还要抱着女主去跳河。

为什么这类剧情会流行？“因为虐最容易供给”，丁译文说。轮回感、宿命感、抽离感之类的感性画面对导演的镜头语言要求比较高，不是所有的短剧导演都有实力进行这样的高阶表达。相比之下，“虐”的门槛最低。

而且观众也愿意为“虐”买单。在爆裂短剧、DataEye等多个平台的短剧热度排行榜中，虐恋占据了至少三分之一的天下。

“这其实还是基于市场供需关系进行的生产”，李慷表示。他认为虐恋本身就是一款产品，有些观众就是喜欢看，带着产品思维出发去看待这件事情，完全合理。

以“危险”为底色，除强制爱外，短剧还衍生出了包括小妈、骨科、女尊在内的多类型剧集，后者也是丁译文想要尝试的题材，他想给观众提供更多的商品选择。

而商品生产，他认为最好的模式应该像富士康一样，策划、编剧、导演、制片都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策划负责捕捉用户喜好，然后交由编剧进行文字生产，再由导演进行最终的视听语言呈现，最后由制片方进行制作。“每个人都是生产环节上的螺丝钉，这样的生产效率是最高的”。

商品逻辑也对短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快。制片人邢栋在访谈中反复强调，时间就是短剧的生命，因为短剧行业的推陈出新速度实在太快，越短的拍摄周期越能确保投资方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回投资。

譬如，当下最为火热的选题是宗馥莉的继承者之战，数不清的短剧制作公司在使用AI加人工辅助的模式生产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现代的、古代的、穿越的多套流水线剧本。之后多个剧组会同时开工，不出一个月的时间，市场上就会充斥大量的“继承者”剧集。而只有最早投入市场的那一批，才能获得平台最多的流量扶持，然后赚到最多的钱。

这种高周转的快速赚钱方式也促使越来越多的热钱开始涌入短剧行业，今年7月，京东集团以最高140万元年薪公开招聘短剧内容策略运营岗，创行业薪资新高，这被认为是京东在加速布局短剧市场，即将开辟与快手、美团、字节跳动、咪咕视频等平台的新战场。

不过竞争的加剧让行业越来越卷——主要体现在不断被压缩的拍摄时长和拍摄预算上，这是受访导演们的共同遭遇。丁译文形容，这就像淘宝，一双袜子，有人卖一块钱，就有人卖9毛，竞争之下，大家只能血淋淋的拼刺刀。

也因此，短剧导演的核心竞争力不是创作能力，而是效率高，能“熬”。King的最高记录是，有一次连续拍了52个小时。丁译文说，当其他导演需要7天才能完成的拍摄，他只用5天就能拍完，其他人“卷”到5天的时候，他已经将作业流程优化到了3天，而当其他人也能在3天内拍完时，他可以只用两天。甚至现在，只需一天半的时间外加8个人的团队、两盏灯、一台摄像机，以及一万块钱的预算，他就能拍出一部可以被市场接纳的30集共计30分钟的微短剧。

7月18号和28号，King有两部剧接连在武汉开机，剧情是他拍过无数次的霸总和虐恋题材，这两部剧之后，还有很多部他同样拍过无数次的题材在等着他。“根本拍不完”，他说。有一天他在朋友圈发文：感觉自己越来越像王晶了。

在我们最近一次的交流中，他直言特别累，正被越来越低的拍摄预算压得喘不过气，而同样长达150分钟的剧集，拍摄周期也从原来的9天被压缩成了6天。

所以离开大导演的剧组有没有后悔过？我再次问他。他还是同样的回答：没有。于经济层面，他还有房贷要还，持续不断的拍摄邀约可以让他一直有钱挣；于工作成就方面，师傅在拍《志愿军》，而他拍的是另一种精神慰藉，所以没什么可失落的。“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都是在为和谐社会添砖加瓦”，他说。

2025年夏天，东北热得不寻常。

一名辽宁沈阳的园林绿化工人，在户外工作时倒下后，再也没有醒来。其直接死因是热射病引起的多脏器功能衰竭。

事发前后的四天内，沈阳最高温都超过了35℃，市气象台每日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来自辽宁省气候中心的数据显示，2025年7月全省平均气温26℃，比常年同期偏高1.6℃，是有统计数据以来最热的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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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悲剧并非个例。在有关记录和工人们的口口相传中，长白山种人参的农民、沈阳另一个小区的绿化工人、沈阳周边农村收西瓜的村民，均有人因热射病倒在了这个盛夏。

张拥伦的工作服和鞋子。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摄

倒下

这一天是2025年7月10日。早晨五点左右，63岁的张拥伦像往常一样醒来。前一天晚饭时，他说在超市买的猪肉吃着不香。妻子孟桂荣准备去楼下的早市，买几斤现杀的土猪肉。

吃过早饭，张拥伦准时出门。6点半，他需要到小区附近的“单位”报到，那里是包工头老赵租下的一个车库，存放着园林绿化需要的设备和工具，位于沈阳市郊。几十名工友先在此集合，再像麻雀一样散开，三三两两分组，开始一天的劳作。

从早市回来，孟桂荣把刚买来的土猪肉切好、分类，有炒菜的，有包馅的，还有做红烧肉的，她还买了张拥伦喜欢的酸萝卜。孟桂荣烧得一手好菜，从工厂下岗后，她开过餐馆，还在幼儿园做过厨师。

上午9点57分，张拥伦给妻子发消息：“中午不回家吃饭了。”正在备菜的孟桂荣隔了十分钟才看到，决定午饭自己也随便对付一口算了。前一天中午，张拥伦也没回家吃饭。平日他一般在家旁边的小区干活，最近几天，他被派往离家约5公里的一处单位大院。

整地、挖坑、种植、施肥、打药、浇水、剪枝……园林绿化的工作繁琐又辛苦。7月10日这天，张拥伦的主要任务是“打草”——拎着二十多斤重的打草机，清理与园林植物争抢养分的杂草。和很多从事体力劳作的工人一样，张拥伦晒得皮肤黝黑，六十出头便满头白发。

张拥伦和工友的上班时间是7:00-11:30，13:00-16:00。上午的工作结束了，“外派”工作的午餐可以报销，包工头老赵没给餐标设限，但张拥伦和搭档吴国友一共才花了10块钱，吃的是包子和粥。

这已经比吴国友平时吃的丰盛了。他家离“单位”有五十多公里，每天四点多起床，和几名工友一起坐老赵的车来。在没有外派的平日里，午餐要自费，他一般吃三张饼，不吃菜，扛饿。

当天是吴国友第一次跟张拥伦搭班，张拥伦嘱咐他：“天气热，要多喝水。”

当天沈阳最高温35℃，市气象台已经连续三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而下午一点，一天中最热的时间段，两人准时开始工作。

打草要保持安全距离，两人相距十几米，沉默不语地干活。耳边响起打草机的轰鸣，地面不断扬起的灰尘、杂草、碎石子，打在他们的身上。

下午三点左右，张拥伦突然反常地提出，他要提前下班。

吴国友看到他脸色煞白、两眼发直，一屁股坐在三轮车驾驶座上，垂下头，便不再言语，怎么叫都不吱声。

吴国友吓坏了，马上打电话叫老赵来。头顶的太阳毒辣辣的，两人合力把张拥伦抬到树荫下，赶紧喂他喝水、给他洗脸，见张拥伦还是没有清醒，便拨打了“120”。

厄运

谁也不知晓，张拥伦究竟是从何时起感到身体不舒服的，直到无法坚持而倒下之前，这个沉默、隐忍的男人并没有表露出任何异样。或许正因如此，没能让他在与死神的赛跑中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张拥伦被确诊为热射病。张拥伦的儿子大安（化名）后来得知，父亲被送到抢救室时，已处于休克状态，医生在他身上放冰块，头上戴冰帽，当时他的体温高达42℃，摸起来甚至有点烫手。

广东肇庆一家公立医院的医生卢辉每年都接诊多例热射病患者。他介绍，区分热射病和中暑最关键的指标是人体核心器官的体温——热射病人达40℃以上，而普通中暑病人一般不超过38.5℃。

人体有一套精妙的散热系统，通过出汗和血管扩张来排出多余热量。然而，在高温下，这套系统可能崩溃——汗液无法蒸发，散热能力下降；剧烈劳动会让身体产生大量额外的热量，如果无法及时散发出去，就会导致体温飙升，迅速突破人体的安全极限。

人们常形容，“得了热射病的患者，身体的器官就像被水煮过一样”。从出事倒下到救护车送到医院，只间隔不到1小时。

他的肺脏受损，出现呼吸衰竭的迹象；血压异常低，要靠升压药维持；肌红蛋白高，说明肌肉出现溶解；肾脏衰竭，补液3000ml后，一滴尿也没排，不得不做血液透析，清除体内的代谢废物。

厄运突然降临，大安和母亲呆立在重症监护室门口，头脑发蒙。在高纬度东北地区生活的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热射病，更没想到，中暑还能死人。酷热的风险，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生活经验。

事实上，热射病的死亡率极高。一项2022年的多中心研究显示，我国西南地区83家医院收治的873例热射病患者，总体死亡率高达32.4%。即便能从死神手中抢回一条性命，由于不可逆的器官衰竭，多数患者的余生也将与痛苦的后遗症相伴。

热射病的影响范围也日益扩大。根据2025版《中国热射病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2022年我国因热射病就诊人数达到53.9万，是2021年就诊人数的3倍左右。

“如果避开午后最热的时间段，中午休息好，再加上防晒和补水，这起悲剧本可以避免。”卢辉说，热射病分为劳力型热射病和经典型热射病两类，而张拥伦的情况属于典型的劳力型热射病，其常见于在户外作业的人群以及运动员等，这类人群往往都身体健康，甚至年富力强。

在大安的描述中，父亲没有任何基础病，就连前两年偏高的血压，做园林绿化工作后也趋于正常。父亲曾跟他说，找人算过命，自己能活到八十多岁。

张拥伦照片。受访者供图

吃苦

生活在城市，张拥伦却过着与土地打交道的生活。工作时，他每天和阳光、植物、泥土相伴；生活里，他唯一的爱好是种菜，在小区绿化带的角落里开辟了一小块菜地，种着黄瓜等蔬菜。

1961年冬天，张拥伦出生于山东一个农民家庭，排行老四，家里还有三个哥哥，贫困和饥饿是他童年抹不去的记忆。

十几岁时，初中都没读完，张拥伦就跟随大哥来到东北打工，从干杂活的小工做起，自学手艺，逐渐成长为黑龙江伊春一家木材加工厂的钳工。

张拥伦脑子活泛，喜欢钻研，精通电路、电焊、机械等各种技术，是厂里受人尊敬的“万能工”。妻子孟桂荣记得，之前没有电话，队长经常半夜三更骑车到家里敲门，厂里的机器坏了，丈夫二话不说，“啪”地起床就随人家出发。

在大安的记忆里，小到手表、大到汽车，几乎没有父亲不会修理的东西。街坊邻居这家锁坏了，那家盆儿漏了，都来求助。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智能手机玩不转的父亲，却能修好台式电脑。

张拥伦49岁那年，木材加工厂效益不好，买断了他的工龄。下岗后，他找到一份在另一个厂子里做工的活，谈好了日薪10元，却遭到恶意拖欠，白干了近两个月，一分钱工资没领到。这件事至今让孟桂荣耿耿于怀：“每天零下30多度骑车上班，老遭罪了。他就是心眼老实，搁一般人早就不乐意了。”

孟桂荣和张拥伦同时下岗，听说山东教育水平高，为了儿子读书，两人回到张拥伦的山东老家，男人开摩托车修理铺，女人在旁边开饭店，但生意并不太好。

后来，一家人又搬到沈阳。张拥伦在一家物业公司找了份维修工的工作。他干得不错，但在59岁时，因年龄太大被辞退。

闲不住的张拥伦，又开始做园林绿化这份工作。63岁的他，甚至算是队伍中的“年轻人”，连包工头都比他大两岁，不少同事超过70岁。

大多数工友仍然要为生计打拼。他出事那天的搭档吴国友69岁，有个五十多岁的儿子和22岁的孙子。儿子在工厂上班，隔三差五“被放假”，常常领不到工资。老吴没有退休金，为了供养儿孙，园林绿化的差事他已经做了14年，每天工资100元。下班回家后，他喝几两小酒解解乏，然后去一家翻砂厂打更（守夜），每个月还能再挣几百块钱。

比起大多数同事，张拥伦一家的经济条件算得上“小康”了。夫妻两人每个月共领6000元左右的退休金，儿子大安做服装生意，甚至近几年冬天，夫妻俩还会去海南、云南旅居数月。孟桂荣最近常对丈夫说，“咱俩吃了大半辈子苦，近两年好不容易生活条件好了，想吃啥就买啥”。

然而，大半辈子经历的艰辛，似乎刻在了张拥伦的基因里，吃苦耐劳才是他的“舒适区”。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执意要打园林绿化这份工。

每年工期从3月开春持续到11月入冬，一个月有4天休息日，但张拥伦从不休息。2025年4月到7月的考勤记录显示，无论是“五一”假期还是周末，张拥伦没放过一天假。遇到雨天其他工友能休息，而张拥伦作为四个班长之一，还要值班。

据长期跟张拥伦搭班的李大姐（化名）观察，一般工人干一会活就要抽根烟休息下，张拥伦不抽烟，也不挑活，“一个劲就是干”。

就连孟桂荣有时都无法理解丈夫的节俭。路边看到的螺丝，他要捡回家去。几毛钱一双的白色劳保手套，干完活后“黑得没样了”，张拥伦回家后戴上老花镜，在灯下缝缝补补。“我都瞅烦了，破手套直接扔了就得了，他偏舍不得。”

除了干活，生活中的张拥伦沉默寡言。大安觉得，父亲活得就像游戏里的NPC（非玩家角色），没什么存在感。一家人去旅游，父亲永远跟在后面默默拎包，几乎不发表意见。

除了偶尔喝酒和种菜，大安想不到父亲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刷刷短剧，是他为数不多的娱乐。

生活里，张拥伦最大的爱好是种菜，他在小区绿化带的角落里开辟了一小块菜地。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摄

官司

7月11日14时17分，被送到医院后不到24小时，张拥伦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他爱吃的土猪肉还在冰箱里存着。死亡证明上写道，直接死亡原因是多脏器功能衰竭，引起的疾病是“热射病”。

张拥伦去世那天，沈阳市气象台连续第四天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几天后的7月16日，辽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40℃。

酷暑终结生命的悲剧就发生在眼前，活着的人还要继续负重前行。张拥伦的工友们选择麻痹自己对危险的恐惧。“我不想这个事儿，我都快七十岁了，干一天算一天。”吴国友说。

“中暑只能靠自己注意（防护），但你说谁不注意呢？老张不注意吗？那还能咋整呢？”李大姐无奈道。

就在这起事故发生前不久的6月26日，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文，为保护高温天气下的劳动者，要求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37℃以下时，用人单位须通过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连续作业时间。

张拥伦出事以后，下午的工作依然在1点钟准时开始，几位工人都没听说过需要避开“高温作业时间”。

园林绿化工作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危险。“打草”时飞溅起来的石子，像突然从地下射出的暗箭，常常将工人打得头破血流。还有修剪枝条时用的油锯，稍不注意就会伤到自己，2024年，一位工友的手指就被削下来一个指节，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皮连着。

园林绿化工人穿的围裙沾满了草屑。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摄

发生安全事故，雇佣他们的老赵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还是在张拥伦的劝说下，2025年4月，老赵给58名工人买了雇主责任保险，保费每人每年330元，包含50万元的死亡伤残责任限额和5万元的医疗费用责任限额。

然而，这笔保险并没有起作用。因为保单清晰地写着，工作场所只限于张拥伦平时工作的园区，出事当天外派的地点并不在受理范围内。保险公司拒赔有充分的理由。

“我连字都不识。”老赵说，长达23页的保单到底写的是什么，他现在都没搞明白。

保险的投保人是沈阳的一家环境工程公司，该公司将园林作业外包给老赵，张拥伦等人受老赵雇佣，并不直接与这家公司形成劳务关系。工人们与老赵之间甚至从未签署过纸质版的劳动合同，老赵通过微信转账或发现金，每半个月发一次工资。

即便这样不正规的雇佣关系全是“坑”，也不乏大量劳动力愿意主动往里跳。对于超过60周岁的工人们而言，这份差事并不好找。

现有法律也不支持将张拥伦的事故认定为工伤，否则家属可以领到约100万元的工亡金。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一条司法解释曾称：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张拥伦已经在领退休金，只能按照劳务关系处理纠纷。

大安依据律师建议，提出89万元的赔偿要求，包括死亡赔偿金、抚恤金、丧葬费和医药费等。经调解失败后，大安将老赵、父亲工作的单位物业和环境工程公司告上了法庭。

在劳动法专家、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洪桂彬律师看来，张拥伦的不幸遭遇，反映出目前制度设计对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力度不足。

“职业危害防护应该更关注用工过程，而不是用工关系。”洪桂彬说，我国传统的职业病保障，以标准的劳动关系为主，对退休返聘人员等非标准劳动关系和非劳动关系保护不足。

许多企业通过灵活用工，故意将用工关系复杂化，起到“甩锅”的目的。洪桂彬说，这起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出事之后，企业很容易以“不是我的员工”或“没有劳动关系”等借口，逃避责任。

不过，这些制度设计正在朝着有利于劳动者的角度调整。2025年9月1日起实施的“社保新规”，废止了实施15年之久的“超龄用工按劳务关系处理”的规定，工伤保险将成为“强制项”，要求用人单位需为超龄劳动者单独缴纳工伤保险，保费由企业全额承担。

夏天接近尾声，2025年9月9日，国家气候中心刊文回顾称，2025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高温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

如今，沈阳进入初秋，天气告别炎热，张拥伦的遗体仍在殡仪馆冷冻着。家属请的律师建议，在可能长达八个月的官司打完之前，张拥伦最好先不要入土为安。

小区里，张拥伦种的蔬菜郁郁葱葱，绿叶宽大饱满，茎上开出黄色小花。但大安没看到果实，“可能都被别人摘走了”。不久后的冬天，繁茂的景象将要消亡，来年冰雪化冻、春暖花开，张拥伦的同事们照料的园林植物会再次发芽，而这些蔬菜却无法重焕生机。

9月11日，网传山东青岛人士吴云鹏在河南郑州旁听一刑案，疑因其所发旁听记被警方传唤，引发关注。

据悉，吴云鹏参与旁听的是王某超等人“涉黑”案，日前由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辩护人告诉笔者，此次开庭，管城区法院仅分配给被告人家属每家3个旁听名额，吴云鹏参与了9月8日、9日的庭审旁听，并在其个人公众号发了有关旁听记，后于10日上午失联。

该辩护人表示，9月11日上午，有青岛律师收到吴云鹏家属消息，称其已被郑州警方带走。

9月11日下午，多位赶至现场了解案情的律师在管城区公安分局北下街派出所外见到了吴云鹏本人。据现场律师了解，吴云鹏是被管城区法院法警带至管城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后者于10日晚间将其案件交由北下街派出所处理。

有关民警告诉现场律师，因吴云鹏所发旁听记部分内容不属实，及冒充被告人家属身份参与旁听，故对其进行传唤。现场视频显示，吴云鹏向现场律师表示，其所写旁听记绝大多数内容为法庭上真实见闻，若警方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决定，其想申请暂缓执行。

11日16时许，现场律师告诉笔者，吴云鹏已被办案人员带至管城区公安分局进行讯问，“（个人判断）疑似作为治安案件处理。”

据多位与吴云鹏相识人士的描述，吴云鹏年近六旬，曾在体制内长期担任工程师，拥有法律职业资格。因热心法律与公共事务，近年来经常前往全国各地参与刑事案件旁听，并在其个人公号“旁听士”发帖记录。“旁听是吃瓜看客，唯有如实报道法庭情况而已。”吴云鹏曾发帖称：“旁听不仅仅是旁听案子本身，隐藏在法律背后的理，更是老百姓关心的。”

图：多位现场律师与吴云鹏见面

对于吴云鹏疑因旁听涉案，多位法律人士公开声援。

北京和颐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军撰文称，旁听记，大多数是对旁听情况的客观记录，可能会有少量的旁听感受。但无论是客观记录还是主观表达，都属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范畴。“如果吴云鹏只是如实记录旁听的事实，记录他听到的案情，对于公开开庭的案件，这何罪之有？如果吴云鹏在记录旁听实况以外，还对公权力有公开的评价甚至批评，也是完全正当的。”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赵琮亦在其文章中直言，近年来的趋势是，司法公开明显式微，庭审直播流于形式，裁判文书选择性公开，大量案件限制旁听，旁听记成为司法公开为数不多几种方式。“若吴云鹏被带走确与其旁听行为有关，或将是对司法公开的又一次严重打击。”

2025年9月10日上午10时，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法院门口，来自青岛的公民吴云鹏，在旁听一场公开审理的涉黑案后，被法院人员带走，失联。

他是一个职业旁听人，笔名“青岛天光云影”。他习惯于用文字记录法庭内外的一切，并在一个叫“旁听士”的公众号上发表。

这一次，他被带走，也是因为文字。

他发了两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极具预言性：

《郑州市公安局抢来的黑社会》

故事就从这篇被404、却又点燃了现实引信的文章说起。

文章的主角叫王颖超，一个60岁的登封农民企业家。2025年8月8日，他和另外17名被告一起，站在了管城法院的被告席上。

庭审现场，王颖超朝着国徽和法官的方向，悲愤控诉，

“我们不是黑社会！法院这是把我们放进绞肉机！”

话音未落，18名被告中，除去病重无法行动的，齐刷刷跪倒一片，哭喊“冤枉”。旁听席上几十名家属的哭声，瞬间淹没了法庭。

这是一场试图将王颖超等人定为黑社会组织的审判。

根据其辩护律师张锦宏的说法，这是郑州市公安局在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通过指定管辖的方式，强行从河南滑县抢来的案子：

为了完成这个黑社会的KPI。

郑州警方表现出了惊人的叙事建构能力。

起诉书的故事，要从41年前讲起。

1984年，王颖超还不到二十岁，被村支书派去“看渠”。他们的村子在灌溉渠的下游，上游的村子总是不交钱还偷水，导致他们交了钱也浇不上地。村里便组织各生产队出人，沿着渠走，防止偷水。

这个维护村集体利益的临时举动，41年后，被警方追授了一个响亮的名号“护渠队”。

这支队伍，被认定为王颖超黑社会组织的萌芽。

起诉书里，这个组织的骨干成员还包括王建设和崔现宾。办案人员或许忽略了一个细节，1984年，这两位骨干成员的年纪是：

十二岁。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带着两个十二岁的孩子成立护渠队，霸占水渠，随意殴打百姓。这个故事的开篇，就奠定了全案荒诞的基调。

此后，王颖超的人生轨迹被裁剪、拼接、重新上色，每一步都走在了通往黑社会老大的康庄大道上。

他离开村子做生意，又回村建砖厂，再去洛阳开煤矿，成了乡亲们眼里的企业家。2002年，他以70%的得票率当选村委会主任。

在检方的叙事里，这一年，正是“以王颖超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正式形成的时间。他的高票当选，被描述为：

贿选、逼迫竞争对手退出。

他当村主任期间，带领村民致富，修路修学校，设立乡情基金会捐资助学，这些事迹被上百名村民写进《请愿书》，称他为“好党员、好干部”。

但在起诉书里，这些行为被重新定义为：攫取基层政权、欺压百姓、树立恶名。

甚至，他调解村民间的土地纠纷、邻里矛盾，这些村主任的日常工作，也被一一列为黑社会组织的违法事实，逻辑很简单：

凡是他调解的，就是他指使的。

故事的高潮，是2011年发生在河南滑县的一场聚众斗殴。这起已被滑县警方以行政处罚处理完毕的旧案，在十多年后被重新挖出，并被郑州警方指定为侦办王颖超涉黑的标志性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王颖超公司借给商人喻家合的7000万元到期未还，对方还玩起了失踪。王颖超组织了几十名作为股东的村民，去郑州喻家合的小区讨债。

检方指控，他们静坐示威。

在喻家合家里，双方发生争执，王颖超的头被对方的儿子用烟灰缸砸破，血流如注。根据公开报道，这位黑社会老大的第一反应是：

报警。

在派出所的调解下，双方同意去债务担保方所在的滑县解决问题。然而，在去滑县的路上，他们被喻家合的另一拨债权人截停。对方手持长刀、铁锤，不由分说，先捅伤了一名颍北村村民。

一场混战就此爆发。

最终，这起由欠债不还引发、对方率先动武的事件，在14年后，被郑州警方定性为王颖超黑社会组织的标志性犯罪。而那个被烟灰缸砸破头的“黑老大”，成了主犯。

吴云鹏转发的文章，冷静地记录了上述庭审细节。他或许没想到，自己会因为记录别人的被抢：

而亲身体验一次被抢。

2025年9月10日，他被带走。据后来一位律师透露，派出所一位任姓指导员的说法是：

吴云鹏文章的标题《抢来的案件》，让公安局特别生气。

故事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

郑州市公安局，因为一篇指控他们“抢”案子的文章而感到愤怒，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抢，他们决定：

把写这篇文章的人也抢了。

被郑州警方从法庭外抢走的吴云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他的公众号旁听士上，他留下了自己行动的轨迹。他不是一个空谈理论的文人，而是一个用双脚和笔杆，一次次冲撞司法程序顽疾的行动者。

他似乎把自己看作是法律共同体的一个哨兵。

2024年11月，海南曾武律师在洛阳中院休庭期间，因关闭了律师休息区多达五六个、辐射巨大的信号屏蔽器，被警方以“扰乱单位秩序”传唤超过12小时。事后，曾武律师写了一份《情况说明暨维权申请书》。

吴云鹏在他的公众号上，全文转发了这份申请。他将自己的平台，变成了一个：

律师蒙冤后可以发声的渠道。

他关注的，常常是那些决定案件走向，却又极易被公众忽略的程序问题。

在山东汶上，他旁听王海东等41人涉恶案。庭审一开始，他就：

记录下辩护律师提出的异议。

法院补充了三张移动硬盘、几十卷的证据材料，却不提供电子卷宗，只允许律师在开庭前极为有限的时间里拍照。

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法庭上的荒诞一幕。当律师指出，这种重大涉黑案件的合议庭组成不合法时，审判员的回答是：“这个问题二审你们可以提”。

吴云鹏将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记了下来。几天后，当法院在律师的反复抗争下，终于同意提供电子卷宗时，吴云鹏又专门写了一篇《给汶上法院点赞！》。他写道：

权利是靠斗争得来的。

即便面对的是一块坚冰，律师的每一次申请和抗议，都是敲在冰上的一锤，总有一天坚冰会消融。

他赞美这微小的进步，像珍惜黑暗中的一丝火光。

但他的笔下，更多的是对那些被程序正义遗忘的角落的深度挖掘。山东泰安的高丙芳律师案，便是他投入心血最多的战场之一。

他不仅仅是去旁听，而是几乎成了案件的随军记者。在他的系列文章中，高丙芳不是一个抽象的法律符号。开庭那天，他细致地描绘了她被法警带入法庭的瞬间：

一个身材小巧、面色苍白的女人。

头后的小辫子只扎住了不到十分之一的头发，其余的乱蓬蓬向外张着，像一个刚从草丛里被抓出来的逃荒难民。

他捕捉到她进门时那干燥、急切、又带着一丝胆怯的目光，如何扫向旁听席，寻找着什么。后来他才恍然大悟，她是在寻找她的儿子。

案件本身，是一出法理与天理激烈冲撞的悲剧。包工头自己掏钱垫付了70多名农民工的工资，之后在律师高丙芳的帮助下，想以农民工讨薪的名义向耍赖的总包方追索这笔欠款。

当地司法机关的逻辑是：既然农民工已经拿到了钱，那就不存在欠薪事实。因此，这场讨薪官司是：

虚假诉讼。

最终，垫付工资的包工头被判有罪。那位帮助讨薪的律师高丙芳，作为主谋，一审被判四年。

吴云鹏对这个案子进行了庖丁解牛式的记录和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那个违法分包、并且在明知欠薪的情况下，依然将千万工程款支付给二包导致资金去向不明的总包方——不仅逍遥法外，甚至还以受害人的身份出现。

他将此案，称之为：

建设领域的彭宇案。

他警告，这样一个违背常理的判决，会让社会道德倒退，其潜在的危害是：

今后将再没有一个包工头敢为农民工垫付工资。

他的关注点，永远是那些被宏大叙事所掩盖的个体痛苦。在洛阳，他记录了赵永林律师和赵大地法官的故事。

年过六旬、身患多种疾病的赵永林律师，因无法支撑法院强推的“夜间加班庭审”，在明确告知身体不适并得到法官“可以走”的答复后离开，第二天却收到了将被取消辩护人资格的通知。

而那位强推庭审的赵大地法官，吴云鹏也记录了他的另一面：为了审案，曾三次推迟自己的婚礼，经常加班到深夜。

他看到了律师的挣扎，也看到了法官的苦衷，但他最终：

将笔尖对准了那个不人性的制度。

他质问，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安排庭审，非要过度透支所有人的身体？

这样一个记录者，一个旁听人，一个始终关注程序、关注个体、关注那些“不值钱”的冤屈的人，带着他对法治的全部理解和经验，走进了郑州的法庭：

他旁听，他记录，他转发。

如同过去无数次一样。

他看到了熟悉的配方：一个漏洞百出的涉黑故事，一个被强行抢来的管辖权，以及一个在法庭上哭喊冤枉的被告。

于是他做了他一贯会做的事。

然后，那只无形的手伸了过来，将记录者本人，变成了被记录的故事。旁听席与被告席的距离，原来只隔着一篇文章。

他被那台他一直观察的绞肉机，稳稳地叼了进去。

就这样，一个习惯于在别人故事里寻找法治刻度的人，自己成了刻度。

2025年9月10日，庭审休庭：

吴云鹏走出法庭，随即被几名法院人员围住，带走。

整个过程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有现场目击者称，他被强行带离：

随后，失联。

近24小时后，消息才逐渐清晰。家属接到他的电话，说自己被带到了郑州市的一个派出所，但没能说出具体是哪个所。

律师的介入，让事件的荒诞性达到了顶峰。据一位律师后来在视频中透露，派出所一位任姓指导员给出的抓人理由，极其坦诚：

吴云鹏因为所写的文章标题是《抢来的案件》，可能说公安局特别生气。

因为法院第一天已经就管辖权问题作出了裁定，说案件“不是抢来的”。而吴云鹏在第二天的文章标题里，还在说抢的案件。

这位律师在视频里发出了法律人的天问：

“如果这样能抓一个人的话，全国几乎所有的刑事辩护律师都会被抓的。因为‘抢来’的话，据我所知，辩护人不光是第一天说，第二天说，第三天还要说，甚至到了二审还要说。”

事件发酵，我今天便写了一篇题为《正告郑州警方立即释放“旁听士”吴云鹏》的文章。

我在文中写道，这让我想起旧闻里，当年的日军进了城，第一件事，便是查封照相馆，毁掉一切可能记录他们罪行的底片。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

那罪行是不应被记录，更不应被看见的。

如此一来，错的不是问题，而是提出问题的人。抓走吴云鹏，删掉他的文章，便似乎带上了一点为民除害的和谐。

我接着写道，这哪里是抓捕，分明是保护！

是怕他那脆弱的心灵，被法庭上的景象所玷污，所以要请他：

到更安全、更公开、更不像黑社会的派出所里去好生款待。

在吴云鹏暂时失联的那段时间，另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

画面里，好几个人站在一个派出所的铁栅栏门内，门外，是一位光头、身穿浅色衬衫的男士，正在与他们交涉。他似乎在解释自己与王颖超案的关系，说自己90%的材料都来自法庭，并且有证据。

那是吴云鹏。他在铁栏另一边，成了他往常记录的一部分。

而在另一段视频的结尾，是关心他的律师在派出所内的一个场景。他们站在一面挂满了锦旗的墙壁前，背景是一面蓝色的旗帜，上面有警徽和管城公安的字样。

那面墙上的锦旗，鲜红夺目，上面用金色的丝线绣着各种赞誉之词：

雷霆出击 破案神速、公正执法 热心为民、排忧解难 一心为民。

这些锦旗静静地挂在那里，像一个个沉默的、烫金的注脚，为这场关于抢与被抢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背景。

它们见证了这一切。它们什么都看见了，却什么也没有说。

有时候，最颠覆的行动，不是去违法，而是去记录。最让一个系统恐惧的，不是钻法律空子的罪犯，而是那个坐在后排，带着笔和眼睛的普通人。

当公开二字，成了一个只许观看、不许记录的陷阱时，那支笔、那个键盘、那双眼睛，便成了比凶器更危险的存在。因为它们讲述的，是一个他们不愿被听到的版本。

2025年9月10日上午10点，吴云鹏在河南管城法院旁听王某超涉黑案件被法警带走，并移交管城警方。11日晚间消息，吴云鹏因发旁听记内容不属实以及冒充被告人家属身份被传唤，并被河南警方处以治安拘留5日处罚！

综合各方消息，吴云鹏所旁听的案件，也系河南管城公安局侦查办理，目前案件正处于当地法院审理中，多名律师参与辩护。

11日下午，几位律师赶到当地与警方交涉，有关视频显示，吴云鹏称旁听记内容90％来源于法庭旁听，其他系个人感受，都有证据支持。

从有关信息来看，很多法律人士猜测，系吴云鹏的旁听记内容刺激了当地警方，才有了此次行动。

重庆时期，前律师李庄辩护，被控伪证罪，后修改法律规定，将有关行为设置管辖规避，也就是“李庄条款”—

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

后来发生的盘锦抓聂和周律师案件，也是因此备受行业关注，据说还惊动了司法有关领导批示，后将律师无罪释放。

从重庆到盘锦，两地最终都是很多官员落马，引发强震！

综合公开的信息来看，河南管城分局系法院正在审理案件的侦查单位，有关人员目前属于被告人身份，并非法院判决罪犯，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

也就是无罪推定原则。

根据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规定，案件审理实行公开审理原则，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公开审理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将案件审理过程向社会公开的司法审判制度，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依法应予公开审理的案件允许公民持有效证件旁听，并通过电视、互联网直播等方式公开庭审实况，但需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

除非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及法律特殊规定的案件不得公开审理，离婚和商业秘密案件经当事人申请也可不公开。所有案件的判决宣告均须公开进行。

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案件应提前公布案由、当事人姓名及开庭时间地点，所有证据需当庭公开并接受质证，证人、鉴定人原则上应出庭作证。

审判公开遵循依法、及时、全面三原则，涵盖立案、庭审、宣判等各环节，包括裁判文书上网公开！

按照法律规定，法院公开审理的案件就应该允许公民旁听，这是司法公开的重要内容，并不得限制旁听人数。

现实中，很多法院采取一些见不得光的措施限制旁听，比如采取限制人数、故意使用小法庭、安排无关人员占座等措施限制旁听，这与公开开庭审理的精神完全相悖，不符合司法公开的要求。

各地法院规划建设时，都有一定的标准和配备，包括法庭数量和面积 。

吴云鹏所旁听的案件，属于公开审理案件，河南法院限制每名家属3名旁听人员数量没有依据，河南警方以此作为传唤理由，太过荒唐。

首先，公开审理的案件，任何公民均可以旁听，旁听人员可以如实记录，并发布有关内容，这是司法公开的应有之意，也是群众参与和监督司法的重要渠道，是知情权的重要内容！

其次，旁听群众记录的内容是否属实，属于法院审理案件的范围，目前法院正在按照法律程序审理案件，没有做出生效判决，法院会综合全案证据和事实进行认定。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旁听记录“不实”就可以改变判决认定。

管城警方作为侦查单位，其侦查的合法性正在接受法院审判，无权认定旁听记内容是否属实。即使不属实，也不是侦查单位可以随意立案处罚，理应遵守回避原则，避免打击报复的嫌疑。

三是，吴云鹏冒充家属旁听也是无奈之举，法院的违法限制不应该被鼓励和纵容。

笔者去过几个国家旁听案件，法国、德国、日本等，均没有任何限制措施，可以自由出入法庭，也不会查旁听人员身份。

因此，河南警方处罚旁听群众的行为，既缺乏正当性，又没有合法性，希望当地警方撤销处罚。

乃悟最近刷到很多00后、90后去菜市场捡菜的视频。

其实最早开始捡菜的是那些在欧美留学的留学生，他们的视频里，垃圾箱里不仅有上好的三文鱼、奶酪，还有各种美食。

这种摆拍很快就被我方网友发现了破绽，按照环球网和央视的说法，英国有七分之一的家庭吃不饱，瑞士有20%的家庭挣扎在贫困线，美国每天都有无数人挨饿。

怎么，他们是不会翻垃圾箱吗？

好，让我们把镜头还切回国内。年轻网友们说，捡菜要去那种批发市场，很多批发商会因为蔬菜折断、磕碰等等原因丢弃。不要去太早，那样批发商还没来得及丢，地上比脸都干净。也不要去的太晚，太晚人太多捡不到好的等等。

不像以前捡菜的朋友都闭口不谈的捡菜经，现在被年轻人整理成了各种知识图谱。

比如这个地方每天规定刷新土豆，这个地方固定刷新豆角……很多网友也会发帖请教，比如桂林哪里可以捡，还有人相约一起捡菜的搭子。

乃悟观察下来，大部分发帖的网友是单纯觉得新鲜好玩儿，而且很多被丢掉的菜确实品相不差，看起来比我在菜市场买的还新鲜，扔掉很可惜。

一开始，还有人担心大家都去捡菜，那么真需要捡菜果腹的人怎么办？很快就有人说批发市场很多，其实根本捡不完。

既然吃不完也捡不完，那肯定就有吃饱了撑的赛道出现。一些带着“离婚单身妈妈”、“00后孕妇”标签的博主也加入捡菜大军开始，这条细分赛道也算是成了。

一派轻浮氛围里，极光新闻跳出来评论说，年轻人现在流行下班后去捡菜，0成本生存是在用5%的付出换取200%的快乐。

如果这些捡菜的朋友都是短视频起号的，或者觉得捡菜好玩的，那么媒体调侃两句也就罢了，但是确实有条件不好的朋友来到了评论区，写下了没有一个脏字的评论：

别人在上吊，你还以为他在荡秋千。

据乃悟的草根观察，真有不少年轻人去捡菜是为了省钱。

乃悟刷到一位普通网友发帖说自己想去捡菜，咨询大家的建议。她自述硕士毕业，学的是药学专业，在一座小县城生活，一个月收入5000元。

因为要同时养活自己和母亲，网友算了算账，发现一个月两个人的伙食费要花掉2300元，她还有2400的房贷，所以她大概率肯定是要去捡菜了。

这位博主想过做自媒体，发现起号很难。想过做副业兼职，却发现自己搞不懂那些“大健康”的话术。

现在她每天都会在自己的主页上记录下自己的花销——娘说想吃苹果了，花了13元；今天吃鱼了，花了43元。

前几天，她说自己看到母亲抱怨枕头不好睡，于是想给母亲换一个好一点的枕头，再把母亲的老年机换成智能手机。

乃悟想起此前在拼多多上刷到过很多卖过期泡面的商家，一大箱泡面，只要几块钱。尽管标题明确写着过期，只能给宠物食用，但评论区还是很感人的。

有的人说一箱大半没过期，自己捡漏了。有人说过期不是很久，口味正宗又可以吃两个月了。

不过现在，这些过期泡面都搜不到了。

乃悟非常不看好捡菜起号这个赛道，因为这和那些吃过期食品，网吧躺平博主的方式差不多。年轻人如果都去过这种零成本的日子，那谁去负重前行啊，不负重前行，还怎么岁月静好啊，对不对？

就比如网吧生活博主，以前每天都在网吧躺平，饿了吃泡面，渴了喝冰红茶，全靠大哥赛博打赏维持生存。

最近这些大神的账号开始批量下线，大家仿佛感受到了什么神秘力量的召唤，纷纷清空了原有内容。乃悟关注过一个网吧大神倒是没有下线，只是在上一次4天前的更新里，他进厂打螺丝了。 

你看，人家本来脱掉长衫躺好好的，这怎么又让穿上长衫拿起电笔了？

“华语青年挺藏会”日前发表了文章《聚焦阿亚桑扎案: 上访藏人被判7年后为何仍未被释放？》，讲述了藏人社区领袖、环保卫士阿亚桑因扎维权而遭延期羁押的案件。

阿亚桑扎是青海省的一位藏族牧民与社区领袖，他因致力于保护家乡的草原生态、揭露地方官员腐败而备受尊敬。尽管他的维权活动始终聚焦于环境保护和民生议题，而非直接挑战政治体制，但其有效的组织能力和对地方权力的挑战，依然被当局视为对“稳定”的潜在威胁。这种根本性的冲突，为他之后遭受的打压埋下了伏笔。

这种冲突在2018年激化。当阿亚桑扎再次为牧民的住房资金问题上访时，当局以“寻衅滋事”和“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将其逮捕，并于2019年被判处七年徒刑。然而，就在他原定于2025年9月3日刑满释放前夕，当局突然以新的“盗窃罪”指控为由延长其监禁，可能使其出狱日期推迟到2026年2月。这一在释放前夕的“加刑”操作，不仅令其家人震惊，也再次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次突然的指控是当局出于“维稳”需求的政治操作，目的是阻止一位有影响力的民间领袖重获自由。更令人担忧的是阿亚桑扎未来的处境。外界担心他即便将来获释，也可能面临“非释放式释放”（non-release release）的局面——即从有形的“小监狱”被转移到无形的“大监狱”，表面上恢复自由，实际上人身权利依然受到严密监控和限制。

阿亚桑扎的个人遭遇，深刻折射出当代藏人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是赖以生存的家园面临生态危机，另一方面是任何形式的维权都可能招致严酷的政治压制。

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

官媒眼中的零成本娱乐：上吊=荡秋千，跳楼=体验极限运动

事情要从一则被歪曲的新闻说起。

当尼泊尔因社交禁令引发大规模抗议游行后，国内普遍流行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一场由西方煽动的“颜色革命”。

比如微博大V、自称记者的“小凡好摄”就说，“尼泊尔失控后，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10个国家联署了一份声明，表示支持尼泊尔人的权利。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明白了什么不言而喻，评论区已给出了答案。有意思的是，在500多条评论中，没有人对他说的话表示怀疑。他还在博文下面加上“黄媒不会说的真相”的词条，好像自己才是告知大众真相的良心媒体。

当然，相比于“孤烟暮蝉”“唐哲同学”等习惯性造谣者而言，这位记者确实相当良心了，至少说出了一半的真相。

在尼泊尔的抗议游行出现流血事件之后，确实有一份联合声明，一开始是7国——澳大利亚、芬兰、法国、日本、韩国、英国和美国，后来加入了德国与挪威，变成9国，而非10国。

联合声明的内容是：

“我们对今天在加德满都及尼泊尔其他地区发生的暴力事件深感悲痛，其中包括示威期间造成的人员伤亡。我们向遇难者的家属、所有受影响的人士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受伤者早日康复。

我们各国政府重申对和平集会权和言论自由这一普遍权利的坚定支持。我们敦促所有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并确保这些基本权利得到保护。”

可以看到，这份声明行文规范严肃，属于标准的官方口吻，且主张支持和平集会、呼吁各方保持克制，而非良心记者所说“支持尼泊尔人的权利”这种明显具有引导性的表述。

连核查信源、忠实原文这种最基本的记者操守都不具备，看来他博文下的词条不是自我标榜，而是自我介绍。

类似“小凡好摄”的博主有很多，支持他们观点的人也不计其数。这其实反映出一种普遍的迷思，至少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走上街头就是聚众闹事，而人民群众始终是淳朴善良、温顺听话的，他们不会聚众闹事，如果聚众闹事，那也不是出于主观自愿，而是背后有人煽动。

这套逻辑是如何形成的暂且不提，仅就本质而言，它并不是对社会现象的真实解释，而是一种循环论证的话语工具。因为其彻底否定了人的自我意识与利益诉求，将人看作是一群需要牧民驱赶才知道如何行动的牛羊。

牛羊即便被鞭打、被宰杀，也不会群起而攻击，但人不一样，尤其是当现实处境触及到他们最基本的生活、尊严与权利时，哪怕再能忍耐，也会抗争。农民会因赋税沉重而抗争，工人会因资本剥削而抗争，学生也会因教育不公而抗争。可以说，抗争是人类的天性，亦是社会矛盾的自然体现。

相反，如果按照“颜色革命”的叙事方式，那历史简直没眼看了。不仅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成了境外势力煽动，连二战后席卷全球的民族独立也成被煽动的结果了。世界史从此不再是战争史、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而是煽动史。

其实纵观中外，群众运动都是有其内生逻辑的，虽然有时候会受到外来思潮与外部势力的影响，但根源还是自身利益受损和不满情绪的累积。这一点之于英国是这样，之于波兰是这样，之于阿拉伯是这样，至于尼泊尔也是这样。

换言之，你不能只在东方国家出现群众运动时称之为人民被煽动，而西方国家出现群众运动时则称之为人民的选择吧？难道东方人都是提线木偶，西方人才能算有头脑的公民？

所以承认吧，人就是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抗争，这是本能，不需要任何人煽动，除非不把自己当人。

CDT编者按：转载“涉港澳台”审查部分仅为呈现中国“出版审查”现状，并不代表同意原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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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巡检司，巡遍天下书。大家好我是今日当值一巡。

整理完这期公号文章，我沉默了。

这就是我国的出版业现状吗？

这些图书全部诞生于新时代的编辑之手，我完全无法想象近几年的图书中会出现这样严重的错误，这19家出版社的编辑真的是心大……

这19家出版社分别是：

燕山大学出版社、天津大学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企业管理出版社、西泠印社出版社、方志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云南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文汇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这里面有7家高校出版社，更有商务印书馆、上海三联书店这样的大社。震惊！！！

1.燕山大学出版社

2.天津大学出版社

3.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4.企业管理出版社

5.中山大学出版社

6.西泠印社出版社

7.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8.商务印书馆

9.方志出版社

10.南京大学出版社

 11.云南人民出版社

12.上海三联书店

13.中国青年出版社

14.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5.山东人民出版社

16.新华出版社

17.天津人民出版社

18.文汇出版社

19.南海出版公司

原本为了惠民利企的“国补”政策，却在落地过程中被人动了手脚。这些“国之蛀虫”，神人共愤！

最近，根据媒体公开报道，26个省份公布2024年度审计报告，其中6个省份关注了上述国补政策落实情况，其中去年存在骗补及违规使用的国补资金总额超过1亿元。

骗国补，这不仅是“财政资金流失”，更是关乎中国经济全景的严肃问题。

骗补行为，就像寄生在政策肌体中的蛀虫，它们不仅偷走了国家的真金白银，更侵蚀了市场秩序，伤害了民众信任，甚至让经济活力受到间接损害！

有人可能会说，骗补不就是一些商家、个人钻空子，占了点便宜，没啥。但这类“便宜”绝非无关痛痒的小聪明，而是对国家经济治理大局的严重消耗。

国补政策的初衷非常明确：通过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拉动消费、促进产业升级，同时减轻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形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

在近几年有效需求不足的压力下，国补是典型的“财政撬动市场”的手段。

然而，一旦补贴落地沦为“灰色套利”，政策效能就被严重削弱，原本该流向真正有需求的消费者，却落入黄牛、职业骗补团伙口袋，财政支出无法形成真实消费。

还会造成价格扭曲，一些企业“先涨价再补贴”，消费者非但没有享受到实惠，反而被收割。

更重要的当然是信任侵蚀：当公众发现补贴名不副实，政策信任受损，消费意愿反而下降。

财政资金就如同血液，本应当为实体经济输送营养。如果这股血液在循环过程中被一层层“截胡”，实体经济就会营养不良。

骗补行为，本质上就是在慢性消耗经济的活力。

这次审计披露的细节让人触目惊心：旧机顶新、虚构交易、临时提价、虚假流水……几乎涵盖了骗补的全部“套路”。

关键是，这些套路并非孤立的个案，而往往形成了灰色产业链。

某地审计报告显示，“两新”政策资金专项审计发现，一些县部分经销商通过以旧顶新、更换铭牌等方式使用旧机具、样机、劣质农机等骗取补贴资金。

还有个别地方家电承办企业临时提价，某市3家家电企业活动期间销售价格、备案价格均高于近3-5个月的销售价格。

所以说，骗补并非简单的“一念之贪”，而是一些地方执行监管不到位和市场逐利心理交织的结果。

一些地区的政策流程简单化，缺乏风险识别环节，执行粗糙；监管疲软也是问题，审核把关流于形式，缺乏跨部门联动，导致很难及时发现造假。

最终，形成一种逐利合谋：当商家、消费者、甚至部分地方人员形成“利益共同体”，骗补就成了“公开的秘密”。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骗补行为不仅是腐败问题，更会带来三重冲击。

第一冲击：政策效能受损。

国补政策本质是“以财政杠杆撬动经济需求”。一旦补贴资金被截流，政策就失去了加速器的作用，消费拉动效应减弱，经济恢复乏力。

第二冲击：市场秩序被破坏。

“先涨价后补贴”破坏了正常竞争机制，优质企业反而被“投机型”企业挤压。久而久之，市场生态失衡，劣币驱逐良币。

第三冲击：公众信心下降。

消费者原本期待政策“让利于民”，却发现“买贵了”或者“补不到”。一次次失望会转化为对政策的冷漠甚至抵触，从而损害宏观调控的长期信任。

那么，该怎样杜绝这样的行为呢？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漏洞”，而在于“能不能堵住”。从一些地方的经验来看，至少有三条路径值得推广：

第一，强化流程设计。

可以引入第三方复核，形成闭环监管；建立全链条监测系统，用大数据盯紧每一笔交易。流程细化、技术赋能，可以明显降低骗补的空间。

第二，跨部门联动。

国补涉及财政、商务、市场监管、公安等多个部门，所以要建立跨部门共享机制，一旦发现问题，立即通报、追缴、移送司法。只有形成合力，才能让骗补无处遁形。

第三，严厉惩处机制。

骗补成本过低，是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必须建立高压态势：骗一次，取消资格、全额追缴；构成犯罪的，依法追责。只有让违法者“得不偿失”，才能形成有效震慑。

另外还应该畅通消费者举报渠道。很多骗补行为，消费者是第一知情人，如果能让社会监督真正发挥作用，骗补的土壤将大幅压缩。

财政补贴，本质上是全民税收的再分配，骗补的每一分钱，都是对公共资源的侵占，是对纳税人的背叛。

如果说腐败是“暗处的黑手”，那么骗补则是“明处的蚕食”。它不像行贿受贿那样隐秘，但其危害却在无声中积累：资金被盗用，政策被架空，经济被削弱，政策信任被透支。

在今年国补资金规模提升至5000亿元的背景下，堵住漏洞已刻不容缓。否则，惠民政策就会沦为少数人眼中的“盛宴”，而广大民众只剩下“看热闹”的无力感。

唯有加强治理，国补才能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升级与民生改善的真正动力，而不是被蛀虫吞噬的“唐僧肉”。

·END·

看到一个热搜话题特别有意思：

夸克忘了我们

一群外国来华留学生在小红书上哭诉，说中国大学生都在用的夸克AI对留学生搞差别对待，所有中国大学生都可以凭学籍免费领取夸克SVIP会员，但同在一个学校上课的留学生却只能眼巴巴看着领不到，夸克把他们忘了。

留学生们甚至还根据外网的习惯，专门建了一个We Study in China的留言墙网站，供在华留学生上去发声许愿，呼吁夸克AI给他们同等待遇，同等会员。

这一幕，很像之前TikTok在美国关停时涌入小红书的“TT难民”，都是想用中国互联网服务而不得的老外。

事情很小，但意义非凡。印象中，这是有史以来留学生群体在中国社会的第一次集体发声。

看到外国学生也在追捧中国AI工具，甚至还“伸手讨要福利”，网民们乐坏了，评论区充满了扬眉吐气幸灾乐祸的空气。

也算意料之中吧。这些年，中国社会对留学生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情况那是积怨已久，如今终于看到留学生们被差别对待，感受了一次低国民待遇，那可不得抓住机会狠狠出一口恶气？

集中代表这类想法的观察者网就发了一篇欢呼的评论，兴高采烈地宣布“中国的标配，成了外国人的顶配”。

是，中国的AI现在是出息了，各家的AI工具在不同生活场景应用中也的确做得很不错，毕竟应用层一直是中国互联网的强项。

但是，夸克AI赠送会员把留学生排除在外这件事，其实是再次暴露了中国社会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投入天量资金培养外国留学生，却很少取得实际成效。

据统计，2025年度在华留学生数量已突破50万人。

很多人印象中来华留学的是非洲学生最多，但实际上占更大比例的是亚洲学生，如巴基斯坦（很好理解）、韩国（他们国内比中国还卷）、泰国（华裔多）等。我上本科的时候学院里有几位留学生来自越南，因为肤色面相差别不大，所以在人群中并不显眼。

但无论留学生数量达到几十万，这个群体在中国社会几乎都是没有存在感的。即便偶尔因负面事件上了新闻，也几乎听不到留学生们自己的声音，都是中国网民自己在吵。

一方面，是中国高校在主动创造软隔离，包括给留学生单独的宿舍楼，单独的食堂，甚至专门给留学生开的课，在学校里留学生和中国学生的交流就不多。另一方面，留学生们毕业后留在中国工作生活的机会其实很小，他们也缺乏动力融入中国社会，心里念的都是拿个学历赶紧走人。

但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个事与愿违的后果：

中国长期以来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补贴支持培养外国留学生，但因为缺乏文化交流与社会融入，既没有为中国输入人才外援，也比较少通过留学生学成回国输出文化影响力。

两头都不占，投入岂不是打了水漂？

夸克AI这次发免费会员福利把留学生排除在外，看起来是一家商业公司的行为，其实背后是整个社会集体心态的一次投射。

当然，这只是在华留学生日常状态很小很小的一个缩影，只是因为戏剧性的反差效果才上了热搜。

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

中国社会到底应该以怎样的姿态看待来华留学生和来华外国人？

十年以前，社会上对外国人总体上还是仰视占绝大多数，友善态度居多。而当前社会心态面向外国人则是仰视和俯视并存，俯视和鄙视居多，仇视言论屡见不鲜。总而言之，都不是什么健康的心态。

此前外国用户大批涌入小红书的时候，社会对“洋人来了”的心态就集中展现了一轮。只是如今，这些外国用户在小红书又留下了几个呢？

回到本文标题来，表面现象是夸克AI忘了留学生，背后本质其实是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平视留学生，没有平视外国人。

分享一点建设性意见：

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

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能真正平视外国人，能以平等开放的心态接纳留学生融入学校，融入中国社会，那时才是真正的从容自信了。

Gen Z protests. 相关阅读：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21101.html

苦夏就要结束，但秋雨可能一样让人心寒。

今年的夏天很不寻常，全国各地接连出现极端降雨和高温天气，陕西地表温度最高飙到72.9℃，位于东北的哈尔滨空调安装数量激增，北京暴雨用了四天下了一年的雨量。

每当窗外的雨下得白花花一片，人们心里或许总会生出一种想法：雨是公平的，平等地洒落在这个世界每一个人身上。可我们却忽略了老舍在《骆驼祥子》中指认的事实：“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

不久前，Nature Cities探讨极端天气下消费者将暴露风险转移给外卖员的文章，与其说是得出了什么创新性的结论，倒不如说是把人们普遍感知得到但却不愿意面对的事实，以“科学”的形式公开化了。

食通社随后在《暴雨中的商战，外卖员的苦夏》一文中，记录了几位外卖员在恶劣天气之下遭遇到的不为外人所知的隐秘困境，却没想到在评论区引发了一场关于“暴雨天要不要点外卖”的激烈讨论。

●下雨天正在路口焦急等待的外卖员。摄影：玉阳

而在食通社另外一篇文章《送外卖是一种“短命劳动”吗？》的评论区，也出现了“是否应该关心外卖员吃得好不好”的争论。不幸的是，因为违反某种无法知晓的规定，这篇文章已经被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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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回复“丑团”，可获取被删文章。

正如一位网友指出的那样，类似话题在十年前就已经讨论过好几轮了，但最后总容易走向“二极管”式的死胡同：“点外卖，虽然外卖员淋了雨，但是有钱赚”vs“不点外卖，外卖员不用淋雨，但是会失业”。

然而，食通社在仔细收集和整理了这些讨论后发现，即使最后仍然不免陷入情绪化的二元对立，但读者们在讨论的过程中依然呈现了许多复杂的视角和事实。

例如，大家都认为自己站在外卖员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但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那么谁才是真正关心外卖员的？再比如，大家都认为平台应该负主要责任，但在消费者与劳动者关系这一问题上，态度却是南辕北辙。还有人提出，看似是“既得利益方”的消费者是否真的把代价转移了出去？

这些难解的问题在此次讨论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开。虽然仍存在分歧，但是当各方观点的共识和矛盾得以呈现，我们仍然比以前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在“恶劣天气下要不要点外卖”这个问题上，我们支持和反对的究竟是什么。

讨论一 赚钱or尊严，劳动者想要的是什么？

赚钱，并不意味着外卖员的眼里只有金钱，因为金钱的背后是养家糊口的责任，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尊严，也并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要求。它不只关乎劳动者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没有尊严，就意味着外卖员要预支生命健康、安全这类同样“现实”的代价。

@好梦连连：虽然我不怎么吃外卖，但都不点外卖你给他们发工资养家？

@Clémence：这篇文章解释了，暴雨天点外卖，真的不是在“帮他们赚钱”，而是在鼓励平台用算法逼迫他们“用命换钱”。

@lynnovoland：不只是外卖员，各行各业的底层打工者都很难做到“有尊严地挣钱”。尊严在打工者来说是个奢侈品，能有相对健康的工作环境(物理意义和心理意义上的)已经赢过大部分打工人了。舒心?薪水报酬中的一部分本来就是为工作中遭受的怨气买单的。

@gogo：有一天工作日中午去银行办事，太阳晒得地面感觉随时烧起来了，我在车上观察到，这个时间点城市里还在露天奔跑的人类好像只有外卖员。

●夏日的午后，刚从商场小跑出来寻找电动车的外卖员。摄影：玉阳

@Roo：很多人为啥不愿意相信外卖员在恶劣天气下就是不愿意跑单呢？哪怕相比于谋生的压力，这种心情只有那么一丢丢藏在他们心底里。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想要更有尊严的劳动，只是被压制了。

@衣襟溶绿：就想知道，在热天冷天下雨天，应不应该点外卖呢?不点那外卖员有收入吗?

@俞黛眉：我读这篇文章的大意是，外卖员极端天气下工作的额外收入，远远比不上遭受的痛苦。最重要的是,极端天气工作是被强制的，外卖员无法规避。

@木匠锯子：那恶劣天气不点外卖谁给外卖员发钱呢？某种程度上的因噎废食。

@寺：你读过文章了吗?暴雨天水都沒过膝盖了，哪个骑手想冒死赚这几百块钱。

@HE（外卖员）：去年下雨那水涨老高了。我想着偷懒的，打算不去跑了。刚过没一会，站长就在群里发了其他人被罚款的通知。一天没出勤就扣五百，都够我跑一天半的了。吓得我又赶紧去了，这要是路上有个坑，有个井盖漂起来，那不真完蛋了。对了，我上次跟站长请假，找的理由是带媳妇去医院检查，其实我连结婚都没结，真是没办法找办法。

●暴雨天，大雨漫过了外卖员的膝盖。图源：HE

@慎独君：其实都是被生活所逼迫，不得不在极端天气里，以生命之名义继续前行。但凡可以歇一歇，极端天气里都在家休息了。

@Jane田秀珍：靠给人送饭吃饭的人，能吃上饭就觉得很好了，哪还管自己吃的是不是营养健康。马路上横行直闯，电梯里骂骂咧咧，很多外卖小哥都是拼命奔跑，拼命赚钱，其它都与自己无关。

@匿名（外卖员）：年纪轻轻现在熬的时不时心脏痛一下，索性连休杜绝高强度，您猜这个月怎么着？快要饭了。所以说就得干，不干就得饿肚子，还得使劲干，可身体招谁惹谁了？

@IKe：何不食肉糜的研究，不规律吃饭好歹能撑几十年，规律吃饭接不上活儿干，过不了两天就得饿死，谁不知道规律吃饭有好处？问题的关键是在这里吗？

@英冠球队爱华顿：规律吃饭就饿死，真敢说啊，你跑过外卖没有，让骑手多关注下自己的健康不好吗，你自己理解有偏差别出来影响别人。

@暴躁的阿磐（外卖员）：送外卖其实就是个拿命挣钱的过程。我从事外卖行业8年，最开始和现在的一些新人一样，到点儿吃饭，哪怕延后1-2个小时。但后来我的吃饭习惯就发生了改变，拿那些方便进食且不会耽误突如其来的订单的东西，作为主要食物来源。甚至有一段时间，我还买过军用压缩饼干，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掏出来吃两口。直到后来干脆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不必要的上厕所，因为大家都应该知道，只要进食就一定会有上厕所的风险，对于外卖骑手来讲，有的选择，会尽量选择不上厕所，即使是最简单的小解，有可能也会错过一两个绝世好单。

@Wie（外卖员）：文章的描述让我产生了共鸣，希望国家和平台能够完善制度，让我们的工作条件越来越好。

讨论二 团结or对抗？今天的消费者，明天的打工人

面对外卖员在极端天气下遭受的苦难，也有两种看法：一部分人认为劳动者通过送外卖赚钱，消费者则是付钱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况且很多消费者也是打工人，在工作忙碌的情况下，有着点外卖的正当需求，不应该为此背负道德枷锁；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劳动者的安全与尊严应当维护，正是因为消费者也是打工人，所以才需要团结起来，彼此关心。一些人甚至并没有陷入辩论的语境，而是表现出了对外卖员伤势的直接关心。或者通过回忆自己和家人送外卖的经历，和外卖员产生共情。

@资深食瓜群众：暴雨暴雪大风天气点外卖的“人”大多无良心。

@Aogu Kailin：大半夜看病的人，大多无良心，因为打扰医生休息！双11网购的人，大多无良心，因为快递员整天连轴转根本没休息！遇到危险打110、119的人，大多无良心，让无辜的警察和消防员冒生命危险受罪！

@我只是想扫一下：能把人命的安全和暴雨当天能否吃上一顿外卖做对比，太伟大了。

@Aogu Kailin：如果说暴雨天配送存在潜在风险，你觉得这是消费者施加的还是平台施加的？规定配送时间、奖惩制度是消费者定的吗？消费者有权参与决策吗？外卖员的压力来自订单本身还是平台？为什么都在谴责消费者而不去声讨在办公室数钱的资本家？

@我只是想扫一下：在大暴雨的天气下，反正我不订外卖也有别人订，是这种心理吗？作为一个成年人，连自己做饭，去楼下小餐馆吃或者吃泡面糊弄一顿这么难？

@Clémence：这其实是特权心态的狡辩。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外卖能不能点”，而在于——当明知骑手冒着台风暴雨在送单，你是否愿意控制一下自己的手指，避免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让别人去替你冒险。推动平台制度改良当然重要，但在此之前，每个消费者都可以先做到不在最危险的时刻增加骑手的风险负担，这是最起码的共情和分寸感。

●在湿滑的道路上仍高速行驶的外卖员。摄影：玉阳

@momo：普通消费者不要被道德绑架，该做啥就做啥，我每天上班也很痛苦怎么没人心疼我。下单点外卖才有收入，不想做就别做，给你惯的，厂里不用日晒雨淋你去当厂工好了，谁上班不辛苦?

@福团：把自己当人，把别人当人很难吗?又开始底层一定要互害的逻辑了。能够体谅别人，有同理心，有道德标准才是一个人正常该具备的。

@momo：我就是没法把自己当人拒绝不了996，所以我也没法把别人当人，为别人耗费这个精力，这样都不懂吗?你们大善人见不得骑手大雨天跑外卖，怎么就见得我们这些人996饿肚子?

@福团：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让恶毒的逻辑有滋生土壤，才造就了现在环环相扣的漠视。只能说你活该一辈子996，因为你不值得任何更好的生活和更良善地对待，当代人努力争取的权利放在你身上也是“肉包子打狗”。

@momo：你要是真的有人性就应该去呼吁平台改变规则而不是道德绑架普通消费者。我等普通人为生活奔波没有多余的精力和善心去区分哪天不点外卖。

@寺：这里说的大雨显然不是正常下雨，换到广东就是台风天、暴雨天,是非要刮台风点外卖吗?以前没有外卖平台的时候大家也正常活着，怎么现在提倡刮台风不点外卖就成“打工人背锅”了呢?

@等石灰石：评论区有个人很努力在为暴雨天高温天点外卖辩护，消费者当然不应该被指责，但辩护方向不应该是否定外卖员的困境，没有一丝底层体恤。反而在叫“我上班也很辛苦，怎么没人心疼我”。

@KNT：消费者点外卖是合法权利，不应该被谴责。外卖员在工作过程中受伤主要是平台和系统因素。你最多呼吁大家特殊环境点卖外有同理心，但这也不是义务。谴责消费者完全是带节奏和错误认知导向。

@Roo：我理解每个人都不容易。如果我们都以纯粹消费者的身份，认为别人的劳动只是在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对劳动者缺乏最起码的人与人之间的共情，那这个世界真的还存在有尊严的劳动吗？想一想，如果别人把你或你的家人当成满足你某种需求的服务工具，你的感受如何？以及，那些总是说应该谴责资本和算法的人，应该认真想一想：如果消费者看待自己和其他劳动者的方式，和资本看待劳动者的方式都一样冷漠，那么我们凭什么认为自己有力量去改变什么？

@Waiting：我们买东西、点外卖，应该是默认给我的东西和服务不是压榨受苦的人生产提供的才对呀，为什么现在默认可以压榨劳动者，再让消费者去多付出精力和成本去做选择呢。外卖平台把风险、成本、道德压力层层下压，落在最末端的外卖员和消费者身上，平台赚走利润，却让劳动者用命换钱，让消费者良心不安。几个人点不点外卖，不影响整个系统运转。真正有用的是骑手组织工会，联合起来起诉平台违反劳动法，和促进骑手行业保护法的立法和落实。

@蟲：问问为什么点餐的人没有了做饭的时间，要去吃外卖?资本是一根甘蔗N头甜，格子间牛马的工作时间被拉长，衍生出送餐骆驼。

●在写字楼等待打工人取外卖的骑手。摄影：玉阳

@梅诗金公爵：在经济大萧条的环境里，不光是资本越来越无情，连普通人都变得戾气越来越重，怎么真的会有这么多人为难这些冒着风雨送餐只为挣一单几块钱的外卖员。人类真的应该提高一下自己的共情能力和同情心，我们都是人，如果不团结起来抵抗资本算法，这些恶果迟早会返回到自己身上。

@昆虫海岛：前阵子钉钉CEO 凌晨发现办公区没多少人，骂大家为什么提前下班，那个事情也令人感慨。都是一样的牛马，一样的奋斗，而且能在一线城市送外卖，和在互联网工作，都已经算是比较高薪了，更多人的苦痛是看不到的，他们的苦痛换不来足够的钱和关注。现在有班上就是吃屎，更多饿着肚子的人还在抢这口屎吃，谁在过好日子呢？

@多吃肉蛋奶：有年暑假我弟去跑外卖，肉眼可见的憔悴疲惫。他跟我说平台很严苛，虽然有一些钱挣，但是感觉身上的血正在慢慢被抽干。

@野鼠芭比：我送过几天外卖，在初夏还没那么热的时候，结果屁股长痱子了，又疼又痒，好久才好。真的挺难受的，大家都辛苦。现在女外卖员越来越多了。女生的生殖系统特点导致更容易感染，加上上厕所不方便，很容易得炎症。我真希望大家都能天赋异禀，不怕高温和严寒。之前顶风冒雨送一单外卖，迟到了一分钟，被扣了70%的钱!当时是半夜十一点多。因为是顾客没写清楚地址又不接电话，我申诉了，没成功，差点气死。

@evak2040：弟弟跟我一样总是闲不住会找点事情干。上个月暑假去送外卖，劳累过度加感冒加高原反应，诱发气胸前阵子做了肺部手术。

@厌翩浊：提醒一下，藿香正气水只能在不严重的时候起一定的效果，现在这个气候真中暑，还是去医院吧，保温箱里多带两瓶凉水和冰袋。

@法外葡挞：泡得发白的部分，长期浸水又不透气，后面很容易导致细菌感染或者真菌感染，可以买点红霉素眼膏抹上去再穿透气一点的鞋，要是po主有途径可以告知一下文中的老蔡。

●老蔡在雨天跑了一整天外卖后，发现脚掌被泡的发白的那部分皮肉周边已经渗出了血丝，但第二天他仍要坚持靠这双脚跑单14个小时。摄影：老蔡

讨论三 代价真的转移了吗？

在谈到“暴雨天点外卖”这个看似维护消费者利益的话题时，我们还要追问：这些代价真的转移了吗？还是继续在这个充满危险的系统中流窜。面临高额抽佣的商家、不健康的廉价食物以及由外卖员引发的各种交通事故，这些后果仍然可能会以各种方式作用在每一个人身上。

@理查德帕克：我想外卖员承受着大量负荷劳动的时候，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更长的时间里会冲击到消费者身上。我们没有人是置身事外的。

@轻松熊嗷：平台压缩送餐时间真的害了不少人，不仅骑手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骑手因为仓促骑行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大大增加，还有可能影响到普通人。我平时骑小电驴都怕碰见外卖员，他们骑得太快了，无视红绿灯，边骑车边看手机，各种视觉盲点突然窜出来。

●《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剧照，影片从一场车祸展开，外卖平台的算法工程师撞到自家骑手，牵出了两个分属不同阶层家庭的危机。该影片获得了第37届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9月8日（下周一），导演刘泰风、制片人朱桐将做客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店），映前举办影片底片素材的捐赠仪式；映后，导演将与节目策划沙丹展开对谈，分享影片创作背后的精彩故事。

@青扬：曾在北京看到送山姆的小哥，七八个甚至更多大号购物袋装满货品还有整箱牛奶、米面油挂在电动车的前后左右，奔驰在各种环路的机动车道上或狭窄逼仄的老旧小区里，极其不方便、不安全。在许多城市，电动车没有专用车道，给行人、机动车和骑手自身都带来安全隐患。所以，暴雨、暴雪天气经营外卖根本是不人道的。这与《长安的荔枝》李善德运送荔枝、林邑奴跑死没有区别。这次平台战，更把外卖员和小商家的生存空间挤压到无限小，无视经济法则与自然规律，很难不被反，但谁承担这些代价?

@Yi：昨天听了个商业播客讲外卖大战，只听到履约成本，用户心智。京东Q2财报刚出来，以京东外卖为代表的新业务板块收入激增但利润暴跌，投资者都不买账。几家平台烧起钱来触目惊心，打起舆论战不遗余力，外卖员在这场大战里大概就是弹药和消耗品，而巨量的一次性包装和浪费掉的奶茶，则是地球给他们赔上的伤痕。

@Roo：我看到有人说，只要消费者付了钱，就算是凌晨2点点奶茶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有没有可能，相比于纠结外卖员方面的问题，消费者是否应该先重视一下凌晨2点喝奶茶对自己身体健康的影响？

讨论四 平台零工是我们的退路吗？

据《2024零工经济解读报告》，2024年中国灵活就业人数突破2.65亿，其中平台型零工人数1.75亿。零工经济其实是折射社会整体经济状况的一面棱镜，任何一个失业的人都有可能滑入其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为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零工群体的劳动状况感到担忧的同时，或许就是在关心自己。平台零工是我们的“退路”吗？作为劳动者的我们能否拥有一个更有尊严的未来？

@闸蟹大拿：这就是抖音上“不行我还可以去送外卖”的小孩准备做退路的生活。

@阿梅奥耶：外卖、快递、代驾、网约车、货运等等，全部都是一样的被平台困住且吸血。比如滴滴，有时候客户下单是正常实时单，但是到了司机手里转了好几手，成了一口价。会出现用户付款100元，司机只能拿到50块，抽佣率高达50%的情况。

@刍狗：毕业搬家的时候在车上跟一位蓝犀牛司机聊了很久。我很惊讶，不管什么时候，在我点完预约搬家后，竟然立刻有师傅接单并联系我。我原以为这是市场情况，可才知道是系统自动强制派单给师傅，而且必须在接单后3分钟内电话联系顾客，否则要扣绩效。那天上午很热，中午之后开始下暴雨，师傅已经做了两单，搬家很辛苦，但是下午被强制派了我这一单，原本回宿舍休息的计划也泡汤。师傅自己说，像他这样一个搬家师傅月收入8000元，与别人合租宿舍花去900(住在北京)，平台扣除20%，再刨去生活费，一个月只能落四千元钱净收入。而且这是在学生毕业季，搬家需求达到全年高峰期的情况下，收入也才这么多。

@沉默是金：平台一味的压榨降低单价，从最初的七八块一单降到现在的两三块一单，就提供了一个平台，骑手商家顾客三头抽成，如果外卖小哥的均单价能提升上去，每天需要的跑的单量就不需要那么多。就能有更多的时间选择：休息、娱乐、照顾家庭。但现实往往很难两全。

@茶餐廳老娘：不要觉得送外卖是退路，只希望送的人越少，才越能提高相关外卖员的待遇，减少压榨。之前看到一个外卖员的衣服让太阳晒变色了，黄色的某团的外卖服变成白色了，而且都破了。很多外卖员看着都不是特别健康。

@tree：现在有全民送外卖的趋势了，有些年轻女生都加入了外卖行列。经济环境可见一般。再恶劣，骑手都供不应求。

●近几年，送外卖的面孔越来越年轻。摄影：周平浪

@momo：问题并不在底层互害，有这一部分但绝对不是重点，平台问题这么大最终变成底层个体单方面问题完全是不合理，算法不改每一个在里面的人都不得安生。

@哥伦布的蛋：以前总觉得裁员有啥，大不了去送外卖，看了文章发现我肯定吃不了这个苦，还是能苟一天是一天。

@_littleshuh：与此同时，年度最垃圾最恶心人的广告已经出现了宽敞奢华的房间里精英男举起高脚杯说：“兄弟们聚餐的时候，我选美团。”画面是一排笑容满面，双手举起外卖袋的外卖员：“因为美团更快、更……”画面再切到一群穿西装马甲躺沙发坐桌上享受的老东西。真不知道美团的品牌和公关在想什么。脑袋里装的是粪，还是故意这样做，等发酵了就可以报复leader?

●廉价、便捷是美团等平台经济增强消费者粘性的核心营销元素。摄影：玉阳

@啥啥：小时候看叶永烈写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世界》，里面有一段写未来人吃饭，在家里按一下按钮，热腾腾的饭菜就从墙壁上的一个小门里给送来了。那时万想不到书里那些美好的憧憬，最终是以社会人力资源血汗的廉价化，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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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辑注：本文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2016年毕业典礼致辞，当年7月11日发布于清华大学官网，原标题为《“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清华法学院毕业典礼教师代表劳东燕致辞》。截至2023年2月原帖仍可见。目前该页面已被删除，具体时间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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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官网劳东燕2016年毕业典礼演讲页面截图

此刻，站在这里，我的心情几乎与在座的同学一样，有一些兴奋，又有一些惶恐，还带着浓浓的离愁别绪。兴奋的是，我终于获得了在法学院毕业典礼上致辞的机会，要知道，这可是六十多年才一遇的机会，按照惯例，每年的毕业典礼上由老师轮流来致辞，而我们院里有六十多位老师。惶恐的是，我既缺乏足够的睿智与智慧来教导大家，未来的人生道路该怎么走，也欠缺必要的犀利与深刻，让自己的致辞发人深省；同时，打温情牌也并非我的擅长，我更无法给出各式幽默的笑话或网络雷词，让大家的在愉快的笑声中渡过这十几分钟时间。

每年的毕业季，空气中都充满了离愁的味道。今年，于我而言，这一份离愁显得更为强烈，因为我担任班主任四年的法2同学也要离开清华园。四年弹指一挥间，我在模拟法庭给法2新生讲话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一转眼就到了说告别的时候。看到当初青涩懵懂的少年，如何蜕变成自信沉稳的青年，我在感伤的同时也备感欣慰。四年之中，我一直希望对所有同学都平等且一视同仁，但客观上与一些同学交流较多，与多数同学则私下接触比较少。这主要与我的个性有关，比较拘谨与被动，没有与同学们打成一片的亲和力。在此，我要致以歉意，我本来应当也能够给予更多同学以积极的关心的。同时，要向所有法2同学表达歉意的是，我的《刑法总论》的试卷出得难了一点，这个课程给出的分数，估计是所有课程中最低的。大部分同学的成绩都是在七、八十分之间，因此拉低了同学们的学分绩，作为老师，我深表歉意，虽然以后我可能还是忍不住会出这么难的试卷。

离别之际，总是有一些话要送给诸位同学，或激励或提醒或奉劝，这也是毕业致辞的基本功能之一。几经斟酌，我想把胡适先生的一句话送给诸位，也送给我自己：“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先说“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各门专业课上，对法律人思维的培养，对体系性思考、法律解释能力以及推理能力的强调，便是为了让诸位同学为“学一点防身的本领”打下必要的基础。这方面，清华法学院一直做得非常出色，我们的同学在疑难案件的解决能力与技术上，比很多法律院校的毕业生要强出不少。张明楷教授有一句名言，大意是立法不是被嘲笑的对象，与其嘲笑立法，不如反思自己的解释能力。解释能力是法律人的看家本领，同样的法条，受过法律训练的人能够解读出更多的内容。“学一点防身的本领”要求大家，在学校努力学习，走上社会后认真做事。在每一个职位上，对于交给诸位的每一项工作，不管喜欢不喜欢，我都希望，你们能够认真对待，并尽量地做到最好，至少是做到合格的程度。强调努力学习与认真做事，不是为了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为了你们将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倘若有一天，你们觉得周遭的环境不适合自己，有一点防身的本领，至少让你们不至于失去“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气，无需一味地忍耐或者委屈自己，仰人鼻息地过上一辈子。

再说“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胡适先生一生都强调，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是因为，任何主义都会有一定的蛊惑性，在接受某种主义的同时，如果不进行必要的反思，多半会成为一个“受人惑的人”。 “不受人惑”意味着要具有独立的判断力，不轻易相信任何灌输的东西。大学中的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便是为了让诸位同学不受人惑。我在课内课外反复强调，尽量去旁听一些人文社科方面的课程，多读一些人文社科方面的书籍，多了解一些包括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在内的知识，并设法将这些知识内化为自己的修养，其意也是如此。必须承认，相比于专业训练，在清华法学院，博雅教育这一块做得不算太成功。要想“不受人惑”，只是在学校里学习相关知识还远远不够，进入社会之后，诸位同学需要继续花时间与精力去思考这个问题，并适当关心一下政治。很多人可能觉得政治离自己很遥远，所以不关心政治，但是要知道，政治是从来都是不会忘记关心我们的。关心政治的终极目的不在权力，而在自由；所以，政治虽然是少数人的职业，却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副业。说到底，“不受人惑”意味着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意味着拒绝被塑造为顺民。什么才是真正的公民呢？我非常认同这样一句话，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对于法律人而言，要实现“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的基本目标，诸位同学必须要注意四点：

1. 做一个正常的、有人性的人。国内的左派之所以惹人讨厌，就是因为他们一面说北朝鲜与前苏联的体制有多么美好，另一面去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美英德法等西方国家去留学，甚至让妻儿都移民到那里。一切有真诚信仰的人，都值得尊重。但是，正能量的嘴，负能量的心，打着某种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主义的名号，做各式的政治投机，愚弄人们，这样的人最终都会沦为历史长河中的跳梁小丑。

2. 守住共同的底线，能够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自由与奴役、宪政与专权，究竟哪个值得追求，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余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社会，共同的底线不是左、右派各自坚持的“公平”与“效率”的折中调和，也不是在“自由太多”与“福利太多”之间，寻找“既非自由放任，也非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而是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这是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共识。奴隶制再怎么有效率，都不可能为现代文明所接受，因为它背离自由的设定，强迫他人处于被强制的地位。希望诸位同学走出学校之后，能够多读一些历史书，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史与现代史方面，设法多了解一些国外真实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对什么是应当坚守的底线做出自己的判断。在他人面对不公时，或许不能期待我们自己成为英雄式的人物，但至少可以做到不为虎作伥；即使没有勇气挺身而出，至少可以给予道义上的支持。这是做人需要坚守的底线。一个没有底线的社会，会是一个极端溃败的社会，我们已经在文革中见证过这样的溃败。同时，一个守不住底线的个人，也必然会有一个不断堕落的人生，因为每往下跨出一步，下一步就会变得更加容易，直到最后完全无底线可守。

3. 认清中国社会的发展潮流，将自己的优秀与推动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唐德刚先生曾说，中国要花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走出历史三峡，转型成为一个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国家。从1840年起算，离两百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要相信，中国社会一定会走出这个历史三峡。在此过程之中，请求诸君务必将自身的优秀与推动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优秀并不仅仅意味着成为行业（尤其是主流行业）的精英，优秀意味着担当与责任，意味着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而不是逆潮流而行。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我们需要的是积极推动中国社会顺利通过历史三峡的各路精英，清华法学院如果希望对中国的法治事业有所贡献，理应将培养这样的精英视为自己的责任。

4. 掌握法律技术很重要，同时要时时谨记，技术说到底是为合理的价值判断服务的。作为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同时也作为一名公民，诸位同学既要熟练掌握各类法律技术，也应当具备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能力。请不要觉得个案正义不重要，尤其在敏感的或者有重大影响力的个案中，要能够做出合理的、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判断，并且有能力运用所学到的法律技术，来实践与推进这样的价值。在我看来，将技术玩弄于股掌之间，却无法做出或者故意地无视合理价值判断的人，根本就是没有灵魂的专家；反之，能够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却无法通过法律技术来贯彻此种价值判断的，并非合格的法律人，充其量只是愤青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必须能够将高超的法律技术与合理的价值判断结合起来。

诸位同学就要离开清华园，从此各奔前程，需要直面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与人事环境。在平时的为人处世上，我有三点奉劝：一是请诸君拓宽自己的人生格局，少计较，少抱怨，有负面情绪很正常，但还是应该积极地去做事。要将时间与精力放在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包括内心的强大）上，而不是虚耗在单位的人事争斗中。二是如果内心认为自由、平等、博爱值得追求，请把这些思想贯彻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不要说一套做一套。三是处理好坚守原则与懂得妥协之间的关系。年轻的时候我会喜欢海瑞，喜欢他的固守原则，欣赏他的绝不妥协。到现在这个年龄，海瑞再难成为我欣赏的对象。抛开他迫使五岁的女儿为所谓的贞洁（只因为接受男童递过来的糕点）而活活饿死的事例不论，他的一生中从未做成过什么事情，只是被当作一个虚幻的道德标兵。现在的我，肯定更欣赏张居正，更欣赏林肯，虽然他们并非通常所说的圣贤人物，有着普通人一样的缺点与弱点。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林肯》讲的是林肯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时光，为了使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即著名的废奴条款）得以通过，林肯不惜一切代价，他愤怒、沮丧、流泪，甚至使用三名说客，用贿赂的方法劝说民主党成员。我当然不是要鼓吹为达成目的不择手段，而只是想告诉诸位，要合理处理好原则与妥协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妥协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原则的坚守。

作为女性，我还想与在座的各位女生说一句：请努力去做勇敢而有担当的女性。我们最重要的身份，不是某个人的妻子或孩子的母亲，而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有勇气去冒险，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相信很多女生都看过美剧《傲骨贤妻》，这部美剧讲的是，一名经受丈夫背叛与公众羞辱的女性，如何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从而重新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故事。这个剧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指望婚姻拯救一个没有进步的你。”婚姻的最大意义不是忠诚，而是成人之间伟大的友谊：“彼此不渗透、不求证、不表忠心，以专业收获尊重，以人格取得信任。伟大的友谊不是事无巨细地参与对方的生活，而是在惺惺相惜中保持和而不同。”法学院的各位女神，祝你们在未来成为更好的自己；同时，也请法学院的各位男神，在以后帮助你们的另一半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借用电影《疯狂动物城》中的一句话：改变世界，从我做起，从你做起，从大家做起。如果对这个世界不满，对这个社会不满，请在抱怨的同时，从改变自己做起。

自由不是简单逃离某片土地就可以实现的。

上周，尼泊尔政府决定禁止26个社交媒体平台（包括WhatsApp、Instagram、Facebook和微信等）运营。尽管禁令是动荡的导火索，但抗议者也因此而抵制长期以来的权利之下的苦闷和悲伤。

本周一，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走上加德满都街头，其中许多人在标语和横幅上自称为“Z世代”，据悉，几乎有200人在与警方的冲突中受伤。警方使用了催泪瓦斯、水炮和实弹，而抗议者则翻越议会和其他政府建筑的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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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在周二继续升级，示威者进入了议会大楼、尼泊尔国大党总部，以及前总理德乌帕（Sher Bahadur Deuba）的住宅，浓烟滚滚升上天空，其他几位政界人士的住宅也遭到破坏。

随着示威升级，尼泊尔内阁发言人暨通讯部长古隆（Prithvi Subba Gurung）表示，政府已撤销社群禁令，且受影响的应用程序已恢复运作。

在动荡的背景下，“逃离”似乎成为许多人无奈的选择。但真正的出路并非逃避，而是直面问题、推动改变，还有明天。

这并不是尼泊尔社会第一次见证公众的愤怒与抗争。尽管这里有着浓厚的宗教信仰，也有着以热情友善著称的人民，但在震惊全国的 Namita Bhandari 与 Sunita Bhandari 姐妹遭强奸杀害事件之后，来自各行各业的妇女汇聚加德满都，举行群众大会，向政府递交抗议信。这场集体行动，成为尼泊尔女性公开发声、打破沉默的重要时刻。

在尼泊尔，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私人与公共”的边界始终复杂而分明。为了抵抗遗忘与缺席，尼泊尔影像资料馆发起了“女性记忆项目研究小组”，走访并采访了一百多位塑造尼泊尔女性文化景观的人士，以及那些长期致力于保存女性历史记忆的参与者。通过这些工作，尼泊尔女性主义者的经历被重新凸显，昔日被遮蔽的女性历史逐渐浮现出来，而单一、线性的历史叙事也因此被挑战和撼动。

在博克拉发生震惊全国的Namita BhandariSunita Bhandari姐妹被奸杀事件后，来自各行各业的妇女聚集在加德满都举行群众大会，向政府递交抗议信。©️尼泊尔图片库

人群中的妇女

只有成为公众人物，才能够被历史铭记。

尼泊尔女性主义的萌芽与发展，正是妇女从默默无闻的家庭生活走向公共议程、从私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的历程。为了让这一转变被看见并留下印记，尼泊尔影像资料馆专门开辟了“妇女档案”项目，将尼泊尔女性的集体经验纳入历史记忆的书写中。

在这些档案里，我们得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妇女的身影：她们参与政治斗争，在集会上发言，推动女性教育，发表文章并介入公共议题；她们踏上环球旅行，成为社会权威，打破层层社会规范。这些片段汇聚成一个清晰的线索——在尼泊尔，“公开性”本身逐渐成为一种女性主义策略，一种对抗遗忘、重写历史的方式。

萨哈娜-普拉丹（Sahana Pradhan）13 岁时随家人从缅甸回到加德满都，她的学业也因此中断，出行也被受限。继续接受教育的愿望促使她加入了结束当时拉纳寡头统治的斗争。

1947年，她第一次因参加政治抗议活动被捕，之后，她成为获准觐见首相的抗议者之一，她借此机会要求杜巴中学向女性开放。当他回答说他会考虑一下时，普拉丹大胆地反驳道：“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时候“。“两周内”，首相回答道。令人惊讶的是，帕德玛·坎亚学校在那次会面后的几周内就成立了女子分校。第二年，她成为首批通过 SLC 考试的四名女性之一。©️尼泊尔图片库‍

1990 年人民运动取得成功后，人们在 Syangja 的群众大会上看到的妇女。 ©️尼泊尔图片库

1980年，当卡贾希的塔鲁妇女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当地地主的暴行。1979 年全国土地使用权改革后，地主开始恐吓农民，并在警察的默许下侵占他们的财产，迫于危机，当地妇女开始反抗和采取行动。 ©️尼泊尔图片库

女性的声音

过去的尼泊尔独裁者将识字和学习、阅读和写作视为危险的文化源头。因为文字是可以独立生产的，且不论是空间还是时间上都可以久远流传。因此，尼泊尔印刷文化的兴起与争取民主的斗争深深地交织在一起。

对妇女来说，参与进步和民主首先意味着识字、有主见，且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自 20世纪50年代以来，妇女杂志和期刊零星出现，这也反映了以妇女为中心的阅读梦。

革命期间，以女性为主要读者的报刊©️尼泊尔图片库

烛光下的阅读

妇女教育是女性运动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悄无声息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尼泊尔的女性主义先驱们都强调，教育是克服妇女在社会中被奴役地位的关键。从二十世纪中叶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进入中小学和大学。在学校任教也成为妇女职业生涯的最佳选项。

Shanta Thapaliya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时代的影像，她在那里完成了法学硕士学业，之后于 1987 年创办了尼泊尔最早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之一，为妇女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尼泊尔图片库

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1928年10月20日，大雨倾盆，伍尔夫受邀去剑桥大学就“女性与小说”为题发表演讲。她问道在场的女学生：一个女人要如何才能自由？众人议论纷纷，最终伍尔夫给出的答案是： 要有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

在当时，不仅女性的出行在社会上受到层层阻碍，在家里，她们也很少拥有一件属于自己的房间，更不用说一个安静的，不受任何人打扰的空间。

通过在展览中再现帕里雅特（Parijat）的房间，我们可以从女性的文字和房间中窥见女性主义可能性。帕里雅特是当时最受喜爱和最有影响力的尼泊尔作家之一，由于风湿病，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己的房间度过的。这里也是加德满都知识分子经常聚集讨论自由和进步的地方。

加德满都，Parijat的家©️尼泊尔图片库

在展览中再现的当年尼泊尔作家Parijat的房间

出走世界

当我们挖掘尼泊尔女性觉醒的记忆时，便会发现，旅行是女性生活中特殊而鲜明的主题。下文的图片显示了在过去50年历史中，不同阶级和文化背景的妇女，出于不同的原因成为了一位旅行者、游客或是移民。然而，她们的所有旅行的行为都是伴随着社会争论进行的。在外面的世界中，女性仍然显得格格不入，她们被认为是无法保护自己的，是不安全的。

在过去传统的南亚社会中，女性总是被物化成一种景观或是摆设，而不是真正拥有观察和发现的力量。即便在当下看来，女性旅行可能是一件平平无奇的事情，但这组照片提醒着我们，在女性意识萌芽的初期，她们对固有身份的放弃和对性别规范的颠覆。它揭示了尼泊尔妇女的出走情结，她们如何利用旅行去表达自己的存在、自由和主观能动性。

演员 Bhuvan Chand 和 Basundhara Bhusal 在加尔各答维多利亚公园拍摄《Hijo Aaja Bholi》。©️尼泊尔图片库

作家Prativa Subedi第一次看到大海。她在日本参加了她的著作《尼泊尔妇女崛起》的日文译本发布会。©️尼泊尔图片库

Shashikala Sharma在对苏联、中国、缅甸和东巴基斯坦进行国际访问期间，在上海停留。©️尼泊尔图片库

从家庭妇女成为女性

随着运动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期间民间社会活动的激增，尼泊尔的妇女运动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妇女领导的非政府组织和提出性别和妇女权利问题的宣传论坛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全国女性的生活和地位。

妇女团体一直是解决女性财产权、性暴力、人口贩运、经济能力、生育问题、代表权和政治参与等问题的主要工具。我们在此介绍的只是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社会在性别问题上开展的大量活动中的一小部分。

妇女安全小组成员举行集会。该组织由ahana Pradhan担任主席，最初是一个由女性活动家、政治家和各种专业人士组成的联合论坛。

该组织成立于 1991 年，其成立契机来自于新成立的民主政府内政部长在妇女活动家就加德满都 11 岁女孩被强奸的分水岭案件时请愿时发言道：“妇女保护自己只需留指甲和携带辣椒粉即可。”这场发言引起了女性的集体愤怒，照片中的人物包括Sahana Pradhan、Durga Ghimire、Astalaxmi Shakya、Savitri Jangam Thapa等。©️尼泊尔图片库

前债役工（Kamaiyas）的群众大会。GEFONT 藏品 ©️尼泊尔图片库

这个由多部分组成的项目是让尼泊尔妇女集体进入了国家和人民的公共记忆。它向我们展现了过去妇女参与政治斗争、在集会上发言、通过教育开辟新道路、发表作品和参与公共话题、旅行和描述世界、成为重要人物以及打破社会规范的事例。我们看到的是，在尼泊尔，公开性本身是如何成为一种关键的女性主义策略的。

*本文原刊于The FLA Network：Feminist & Women’s Libraries & Archives Network

如今要活得松快，一位朋友总结了「三巴论」：闭紧嘴巴、夹起尾巴、管牢J巴。

我那就夹起沟子，前段时间去了趟。

不知道这个地名的，可以搜一下戈壁滩上的古拉格。

「再不去看，就永远没机会了」

去年底，网上有很多关于这个沟子的视频。凭常识我就知道，关注度这么高，而这事又是某脸上的烂疮疤，借鉴火车脱轨就地埋车头的「移除兴奋源」绝技，只怕这遗迹要保不住了。

再不去看看，就永远没机会了。

出发前做攻略时，已经搜不到一个了。

很明显，被闭紧嘴巴了。

搜到一篇2020年的文章，标题叫《那年清明，我去了夹沟子》。

文章说，一进入林场，迎面驶来一辆摩托，直接横在车前拦住去路，查问来意，作者说只是来看看。

「跟你说吧，你想看什么我知道，我也告诉你，早没了。你赶紧出去。」

这更印证了我的猜想，再不去看，就算还在，也不让看了。

有年顺道去看赵滑县的故居，也是同等待遇。

但作者还是先前在附近的村里问到了一些东西，恰如我猜想的，正在有计划地抹掉。

一位村民告诉他，村西边那片林子后头沙丘那，有些破房子、土窑子，也都是他们的。前几年倒是还有些，最近有人专门过来，都拆光了。

我去看的时候，还有这么一幢小房子，看起来近些年还有人用过。

地上还有车轮碾过的车辙印，感觉不久前还有人开车进来过。

至于以前荒沙丘上常见的尸骨，都清差不多了。前些日子，还有人专门过来清。

「以前有人过来拍电影，后来还有人过来，说是亲属，捡尸骨说建坟，还要立碑，现在又都没了。」

白骨露于野

我去的那天是个下午，远处天际，能看到祁连雪山。

有了水利设施，一路都像是青纱账。

近些年西北气候剧变，戈壁滩上也开始长草了。

1957年，被打倒的知识分子被关进这处成立三年的劳改农场，让他们接受「劳动教养」净化灵魂，同时阻止土地沙化造福社会。

制度设计上，不能让他们继续剥削人民，因此必须自给自足。

从空中看去，是这样的：

被发配这里的，有正式戴帽的，也有与领导顶嘴不听话被捆绑来而没有档案的，也有单位还没有定性的。

1958年最高峰时，正式人数为3074人。但因有人死、有人逃，不断补充，因此累积人数不止这个。

当然，也有「才华」被发现而死里逃生的。

美学哲学家高氏尔泰，1957年因发表《论美》被发配这里。

但领导要在兰州东方红广场画主席像时，想起他可以「废物利用」，便将他调了回来，从而躲过一劫。

但他这样的人，命运不会就此停止转动。后来他又被金庸他们通过一场小鸟行动，弄到香港去了。

而他的女儿，因为没有按约定接到电话，精神病复发去世了。

这段过往，在他的回忆录体散文集《寻找家园》里详细描述。

我是因为难过读不下去，隔了两年才读完的。

我没拍到居住的窑洞，这是媒体人刘桂明拍摄的：

这里不是戈壁就是盐碱地，根本不可能种庄稼。短短一年多时间，人死过半。

死了也不得安宁，被活着的夜里偷挖出来吃掉。

到1961年解散时，有人说，3000人只剩下三四百人。

一进去，航拍中的平面画面一下子立体起来，遍地都是坟堆。无名无牌，不知道是谁堆起来的。

我在想，我们走过的每一个坑坑洼洼的地下，可能都有尸骨，这让人不得不放轻脚步，以免惊扰这里的亡灵。

天快要下雨了，电线发出滋啦滋啦的声音，好像随时会被电到。加上太阳能播放器在播放佛音，猛一听还以为是坟墓里传来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

村民对2020年那位来访者说，早些时候，林子北头的沙窝里，大风一过，就露出尸骨，上了岁数的村民都见过。

但我没看到，只有这些酒瓶之类，应该是祭奠后扔在这里的。

碑下无坟茔

我找到了几块墓碑。

郭淮清应该是名医学专业人士，1897－1957年4月，遗孀张郭氏逝于1973年4月。

2011年4月，后人在这里立碑，应该是合葬。

可见郭淮清之死，对于家族的痛，绵延半个世纪而不能解。

难解处在于，1957年11月16日，张掖专区机关来的48名右派为劳教农场第一批劳教犯人。而郭淮清则在当年4月份即已去世？

不知是否家属未能查清。

赵登魁，1898－1957，遗孀陈秀珍逝于1996年，碑立于2006年。

想来，死在这里的赵登魁连骨头都找不到，无法「回家」，于是后人只好将墓碑树在这处荒原上，见证风沙猎猎。

其他冤魂，则无陵无碑，消失在这茫茫戈壁，从此再也无人提起。

像哈佛博士海归、上海人董坚毅，1952年回到上海，1955年支援大西北到兰州，1957年给领导提意见到了这。

还有傅作恭，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1952年被二哥傅作义劝回国，1957年到这里挖排碱沟。

……

回来的时候，他们哪个不是将心照明月？

奈何。

细看之下，墓地的朝向都不一样，我猜是不是都朝着家乡的方向。

他们和他们的后人，在努力寻找归处。

我们在努力不遗忘。

毕竟，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这也是我写家传、抢救家庭历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