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罗永浩手撕西贝的同时，热搜上静悄悄地出现了一个词条，没多久这个词条又消失了，没人知道原因，也没人关注到这个词条背后的无奈。

事情的起因是上海中学的AB餐，大概是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看起来没有任何食欲，更别提营养了。当然，也有看起来稍微好一点的，但依然好不到哪里去，比如下面这个，学生说虾发黑，很臭很臭：

还有小学也差不多，家长在网上吐槽，说老师和学生的伙食不一样，老师吃食堂阿姨烧的，学生吃外面的预制菜：

更多家长则是质疑，18块钱的AB餐简直就是拿健康开玩笑：

还有不少家长将矛头直指供餐公司，因为这些餐食大部分都是这家公司供应的：

同一时间，“虾仁炒蛋”这个词上了热搜，没一会同样消失了。

有家长在网上提问，说全上海中小学生午餐虾仁炒蛋都撤掉了是怎么回事？

徐汇区的家长也有同样的疑问：

长宁区的家长也发表了类似的质疑，时间是9月15日：

而这些虾仁炒蛋，无一例外，全部来自AB餐中的A套餐：

顺着这个热搜，扒了一下，发现了一家上海本地媒体的报道，媒体采访的是供应商。

供应商回应说，不是所有批次都存在问题，不存在别的食品安全问题，因为他们自己也留样了。还说公司将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深刻反思。

而当地市监局也表态了，说关注到了这件事，最后几个字是重点“积极开展调查”。

到这里，说下我的几个看法。

其一，很多人说18块钱这个餐食看着也不错，毕竟那是上海，一个讲“沪币”的地方。但我想说的是，这种算法是有误的，因为承包学校食堂和自己在外面开门做生意不一样，不仅省去了房租和物业等成本，而且在各个流程和环节都比开店成本要低很多。

18块钱，就给学生吃这些东西，不是说不过去的问题，而是完全没有摸着良心。

其二，抛开营养和口味等问题，毕竟说营养和口味，有的人也许会说这些孩子矫情，有些地方的孩子吃得更差。

不说营养和口味，最起码的是要保证吃饱吧，但从目前的爆料和报道来看，几乎很难保证。因为每个人孩子的饭量是不同的，以前大部分学校都是按需自己打菜，学生吃多少打多少，现在搞这种套餐，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考虑到那些饭量大、正在长身体的学生。

其三，这件事虽然被撤下了热搜，但在网上还是沸沸扬扬的，很多家长和学生都在吐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但在上面那家当地媒体的报道中，似乎没有看到什么愧疚和歉意，反而看出了一丝“正能量的”感觉。

比如供餐公司回应的“不是所有批次”“不存在别的食品安全问题”“将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深刻反思”等等。

每个字都充满了官腔，一种没把这事太放在心上的官腔。

还有市监局的那句“积极开展调查”，事发前没有任何察觉，事发后全是“积极”，让人很难评价。

其四，说到正能量，这似乎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尤其是在“丧事喜办”这一块。在搜索相关资料时，查到了某家喜欢“正能量”的媒体在2022年6月27日的报道：

同样是说上海学生午餐的，不过那一次是拿美国学生餐作比较：

而在评论区，清一色“赢”的声音：

再到今天这个新闻，不知道当年的那些网友是何感想。同样的，这次的“上海中学午餐”事件，这家媒体出奇的沉默。

其五，有网友扒出了那家供餐公司，这家公司墙上写的标语十分刺眼：

口号写得十分高大上，“追求纯鲜美味”，但实际却是很多家长吐槽吃不好也吃不饱。所以，我很好奇，为什么哪怕是这样，还能中标。

而在这家公司的介绍中，发现了更厉害的东西，他们说公司业务已经覆盖全市16个区县的500余所中小学、幼儿园，日供餐达到50万分，年营业额更是超过11亿。

所以，一个让人好奇的问题产生了，

为什么这么多学校都选择它，是因为好吃还是因为有性价比又或者是因为有营养？

最后，科普科普两个基本常识。

一个，是这些学生和家长的选择必然是“自愿”的，也只能是自愿的。

他们的选择，和学校以及供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自愿是一种不能有意见的自愿，一种哑巴吃黄连的自愿。

二是，西游记中，唐僧肉十分抢手，各路妖魔鬼怪都想法设法要吃上一口唐僧肉。

回到现实，有很多东西其实要比唐僧肉更加抢手。当然，就算吃了你还不能有意见。

-END-

大家好，我是末名先生，一个默默无名送外卖的普通人，因为苦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文章全部由送外卖间隙所写，点击下方的名片关注我，不迷路。

微信公众号“末名先生”

最近，一件怪事在网上悄悄发生。

你可能也发现了，你关注的某个博主，昨天还在更新，今天账号就“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查无此人了。

其中最让大家意难平的，可能就是“小A在上网”。

如果你不认识他，他的视频内容简单到一句话就能说完：一个年轻人，今天在这座城市的网吧打游戏，明天在另一座城市的网吧打游戏。

他的视频，几乎就是最无聊的“生活流水账”：晚上起床，花十来块钱吃个饭，去网吧包个夜，打几局《英雄联盟》，看会儿直播，天亮了，下机，找个地方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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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剧本，没有炫富，没有美女，甚至连BGM都懒得配。

镜头里，他永远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头发乱糟糟，穿梭在不同城市的街头和网吧，像一个游魂。

就是这样一种近乎“无聊”的记录，却吸引了数十万粉丝。弹幕里，没有人骂他懒，反而飘满了“羡慕”、“这才是生活”、“我的嘴替人生”。

他就像我们很多人在学生时代幻想过的那样：如果有一天，我能抛下一切，没有KPI，没有打卡，没有房贷车贷，只是随心所欲地流浪和打游戏，会是怎样一种光景？

小A把这种幻想，活成了日常。他成了新时代的“三和大神”，一个更干净、更温和、更数字化的版本。

然而，8月底，这个账号突然消失了。紧接着，全平台的视频都被清空。

理由，还是那句我们熟悉的、万能的“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这就让人纳闷了。

他的视频里，不谈时事，不碰敏感，甚至为了“安全”，时不时还会说两句爱国正能量的话。他只是记录，记录一种真实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的、边缘的、低欲望的活法。

如果说，连这种人畜无害的“生活流水账”都能违规，那到底什么是“合规”的？

小A的消失不是孤例。

有网友发现，和他类似的“躺平博主”，比如“刘二狗”、“网吧少女小青”、“十年网吧大神”……一批拥有几十上百万粉丝的账号，都在近期被集中“清理”了。

这下，大家好像有点明白了。
问题可能不出在视频本身，而是出在他们所代表的“姿态”。

我们这个时代的剧本，好像早就写好了：好好读书，找个好工作，努力打螺丝，赚钱，买房，还贷，结婚，养育下一代牛马，然后看着他们重复这个循环。

这是一条官方认证的、充满正能量的康庄大道。所有媒体、所有宣传，都在为你导航到这条路上。

而小A们呢？他们就像游戏里跳出地图的BUG。
他们用自己的生活，默默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我能不能不玩了？”

我不买房，不卷KPI，甚至不追求稳定工作。我把生活成本降到最低，一天几十块钱，就能换来24小时的自由。这种活法，不打扰任何人，只是安静地“退出游戏”。

这种“退出”，在旁观者看来，是一种冒犯。

它客观上软性对抗了“进黑厂、背房贷、供养老板换新车”的奋斗模式。

它无声地在说：那个你们拼尽全力去玩的游戏，或许从一开始就没那么好玩。

这种思想一旦传播开来，还怎么让年轻人心甘情愿地进厂打螺丝，背上三十年房贷，为宏大叙事添砖加瓦？

所以，有人精准地总结：允许你“摆烂”，但不允许你“躺平”。
啥意思呢？

“摆烂”是，你人还在公司，活儿还在干，虽然效率低点，摸鱼多点，但你还是系统里的一颗螺丝钉，还能创造价值。老板不爽，但至少还能用你。

而“躺平”是，你直接从工位上走人，连螺丝钉都不当了。你用最低的成本活着，彻底从消费主义和奋斗叙事里“蒸发”了。

对于那个庞大的系统来说，一颗“摆烂”的螺丝钉是次品，而一个“躺平”的人，是废品，是BUG。
次品可以容忍，BUG必须清除。

我有一阵子，也特别爱看小A和另一位叫“浪仔小牛”的博主。后者更神，直接在杭州郊区找了栋废弃别墅，一住就是两年多。

说实话，我并不完全认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我在乎的，是他们提供了一种“思路”。

在那个内卷到让人窒息的社会时钟之外，原来还存在着一些缝隙，一些可以让人喘口气、停下来的“人生旷野”。

他们是不是摆拍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安慰。它告诉每一个深夜里疲惫不堪的普通人：你看，人生不止一条路，活法不止一种。

这种安慰剂，如今被收走了。
地图上看似有千万条路，但导航却永远指向同一条。

当一个年轻人，不偷不抢，不坑不骗，只是想用最低的成本、最平和的方式，过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并将它记录下来时，他“违规”了。

这背后传递的信号，才真正令人担忧。
小A们消失了，但制造出无数个想成为“小A”的年轻人，那种巨大的、无处安放的疲惫感，消失了吗？

我想，并没有。
它只是被埋得更深，变得更沉默了而已。

朋友们，政治并不因年龄而宽容任何人。

时间追溯到2010年前后，薄熙来主政重庆的年代。作为一名中学生，同时担任班级文娱委员的我，在每天下午第一节上课前，精神最为疲累的时刻，却被迫要跟全校师生一起“唱传红歌”。那时候，我想重庆的每一位中小学生，都拥有两本小册子，一本是“红歌”的歌词和简谱，一本是《科学发展观》。“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歌声拥抱未来……”“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是的，在打这两行字的时候，我的心里都不由自主地响起旋律和默背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因此你们可以想到这件事的可怕之处：这些东西并不需要携带多么高深的内容，只要一年之中你至少重复了两三百遍这些歌词和文字，你此后二十年都很难忘记它。

随之而来的，还有县城里所有的广场，都被各种合唱团所占据，阿姨叔叔们脸上喜气洋洋穿着红红火火的衣服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想，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认真观察这个世界，尽管此时我还不知道这已经是“政治生活”的范畴，但我已经开始留心周遭的一切变化：无论是人行道上黑色大伞一样的“交巡警平台”，抑或是各种“五个重庆”的红色标语，还有电视上对文强的报道，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大人口中所谓“打黑除恶”的正义，伴随的并不是一种政治清明的社会氛围，而是空气中处处蔓延的紧张。由于我接触网络比较早，很快也注册了新浪微博，发现我生活里的一切“头条”都能在微博上看到人讨论。例如重庆电视台不再播放商业广告，对我而言没有广告自然是好事，但微博那个时候却是一边倒的批评，我尤其记得一位博主评价薄熙来，说他是“中国的墨索里尼”。这句评价在我心中保留至今，我记得当时我看到这句话，心里特别震撼，因为那是一个几乎人人都称赞薄熙来的年代，小到同龄的朋友，大到长辈和朋友们的父母，每个人都能娓娓道来薄在重庆做的大好事，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薄熙来会是墨索里尼呢？

2013年，薄熙来获无期徒刑

后来故事的走向大家都清楚，一个人起高楼，一个人楼塌了。重庆这个字眼在新闻媒体出现的频繁次数几乎盖过了任何事情，无论是薄谷开来谋杀，还是王立军躲进美国大使馆，我开始懵懂地消化这一切。今天再回头看，我想，这就是我在本文开头所说，政治并不因年龄宽容任何人，人也并不会一到十八岁就突然懂得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所有事情，现在我们所谓“通识教育”的东西，对当时的我来说，是需要穷尽书本，有时候还要借助网络才能获得的知识。而身边的成年人，例如老师，在反向帮助我政治觉醒上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那是我高中的时候，班主任是政治课任老师，在那年6月4日即将来临之际，他在课上义正辞严地说“请各位同学最近不要去转发QQ空间的一些关于64的东西，一旦转发，会影响高考。”而好笑的是，因为不知道64的人实在是太多，知道的人也很懵懂——知道不对，但不知道为什么不对——在询问同学无果的情况下，我开始使用从微博上得知的一个好用资料库“维基百科”进行资料查找，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点的词条叫“北京之春”，在阅览整个页面之后，我家的网络无故失去连接十分钟。

到现在我都对这位政治老师有所怀疑——因为我真的很想感谢他，如果不是他，我不会得知8964，也不会因为旺盛的好奇心而第一次直面“审查制度”，更不会越来越多地怀疑自己眼前的课本，比如说上一节数学课刚学了逻辑用语，下一节政治课就说“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一切“百分之百”“绝对”“必然”的东西，在我看来都极其可疑，因为历史和政治课本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多么不容易，有多么好，好在哪里，有哪些理论支撑。可是，苏联垮了，中国也有文革，在往前还有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两相比较一看，中国共产党“好”在夺取了建立新中国的“合法权力“，但又失败于盲目学习苏联，且在共产主义社会这个乌托邦的构建失败之后，提出了一个在我看来非常空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真的，我尤其记得初中的政治老师讲“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什么时候是中级阶段，什么时候是高级阶段，又是以什么标准来判断？我的心中实在是太多个“为什么”，而我最常收到的回答是“小孩子不需要知道这些。” 但我知道，我上课前要扯着嗓子唱红歌，课业之外要准备红色主题演讲，文化大革命不是一件好事，但每个大人都讳莫如深。如果年纪大的人喜欢说：做错事就要道歉，小孩子要讲礼貌。那么，偌大一个政党，做错事，为什么没有道歉？如果道歉了，为什么又不愿意正视自己的错误，且对这件事基本上是避而不谈？

幸好，我并不因为年龄拒绝进行政治觉醒。离薄熙来下台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坊间因对习的不喜，又开始一股对薄的怀念。但我诚恳地在此告诉大家：不会的。我们一切的希望，并不在于更换一个独裁者，而是要走到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孩子的内心去。在爱国教育主导一切的今天，我也明白另一种声音想要越过内心深处竖起的高墙有多么不易。可我亲爱的朋友们，政治不因年龄宽容任何人。如果有一天，一个孩子问我“为什么”，我希望我的回答是诚实且不经过任何自我审查的答案。

祝好。

CDT编辑注：生活博主“小A在上网”9月7日前后被多个平台下架，视频多展示低欲望、低消费的生活方式。上周，“网吧少女小青”“十年网吧大神”“刘二狗”“夏老二”等同类型博主也被下架。CDT持续记录中国官方对“躺平学”的审查，例如早在2021年豆瓣躺平组就已被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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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牧歌耶：前几天，B站的up主 『小A在上网』的视频被全网下架。

小A是我长期关注的所谓“躺平”UP主里，最让我欣赏的一位。

第一 他不卖惨，视频内容里从来不来那套“好赌的爸，病重的妈”，并不想用自己生活多惨来博取同情然后等着那个路过大哥喝高了一心软就爆金币

第二 他不刻意造人设 有好几个UP主，明明整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了，但还在每天捡垃圾，住烂尾楼。小A就是持续稳定的在出租屋睡觉，上网，偶尔换个地方，去别的城市，然后继续出租屋睡觉，上网

第三 他不开充电，不接受打赏。这点是我最佩服的，毕竟这类UP主十个有九个都想快点赚钱，小A竟然把来钱最快的途径给掐了，顶多接个被子按摩仪之类B站的常规广告

第四 小A不高线下聚会，不鼓励别人去找他，偶尔被人发现都比较排斥，我印象里也没搞啥粉丝群。反正就是独狼性格，没想着要搞啥粉丝经济。

第五 小A还很正能量，这类卖惨生活困顿的UP主偶尔还会批评一下自己生活怎么变成这样的，社会福利、基础保障、失业率之类的事儿，聊着聊着就往键政的路子上走了，但小A几乎不碰这些，偶尔提到社会话题都是非常正能量，支持国家各项政策，是个很乖的人。

人就靠自己的朴实，亲和力，接地气，不装逼，收获了上百万的粉丝。人也没想开直播带货，有这么多粉丝也没签MCN，没想着赚大钱，发的视频依然和两年前没啥区别，依然过着空调不咋制热的出租屋里的平淡生活。
然后一个月靠视频跟几个小广告的收益，也能过活了。

不给党和国家添麻烦，自给自足。

但是，就这么一个不喷东大，不爆老登金币，不收打赏，一心纪录自己睡觉和上网生活的UP主，也要被东大的铁拳看不惯，给砸了。
就这么人畜无害的一个家伙，都不给他一口饭吃。

我只能说，有时候把人逼急了，可真指不定闹出什么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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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浴厨：“起床”“躺平”up主小A在上网全平台视频被下架，抖音被封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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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omniaR2023：这几天几个新闻连在一起看，我总不太舒服。
一个是躺平类博主被悄悄的整治了，也许你看不到什么大张旗鼓的通知与明面上的抨击，但是几个博主直接被下掉了视频。最开始是小A在上网被清空了视频，早期做这个赛道的头部博主山治君因为过于摆烂关注度不高一开始没被下视频，随着前几天更新了一个视频也被强制下掉了视频。
另一边，小红书有个人描述了美的工厂一天高强度的工作环境，引发关注后被线下找上门也被清空了发布内容。
躺平这样的生活心态，早就在隔壁日本发生过了。不管你怎么抨击，只要你我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是这样的，那就必然会有一部分人选择躺平。
你不能指望着每个人都昂扬向上，这个社会资源就这么多，为什么非要作燃料牺牲自己几十年的生活质量换一份糟糕的工作，一个麻木的人生，没完没了的攒钱，借贷，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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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由CDT辑自微博、微信公众号：

Happy嘻嘻乔巴：有的时候躺平也挺好的，关注的小A在上网，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封了，说是不符合国家大方向。大家本来上班就是牛马，连偶尔躺平的想法也不能有吗

BitBenbi ：不是我喜欢的正能量，直接删除

又红温又砖 ：大家都知道是整活儿，就是看个乐。但是有人急了

猫手手 ：辛苦加班赚钱出彩礼娶老婆，省吃俭用贷款买房，再一口气生三个娃，这辈子有了！

佛系2号机 ：躺平挺好的，有什么不对吗

断头力天使不会梦到赛博明日香：人家只是不上班又不是不工作，自己做自媒体拍视频也要吃封啊？咸鱼梦想家的视频不比他恶心？

传说中爱吃草莓圣代的少年A：他拍的视频基本都是晚上上网吧玩十来个小时，然后天亮回便宜出租屋睡，醒了再去网吧，但他偶尔还是会做个日结，打个零工啥的。小A被平台封禁可能是因为他之前提到有人私信问也想过这种生活，被注意到了。

狸狸龙龙：70w粉广告都吃饱饱了，真跟他学躺品的这辈子有了

你猜我说的啥：[笑哈哈]所有拍视频说自己躺平的 都不是真躺平 反而是信了的 才是在躺平

常笑361：这下官方帮它真躺平了，它怎么还不乐意了？视频都不用做了

多多的财富和福气：就这么人畜无害的一个家伙，都不给他一口饭吃。

厵子：如果改个说法，不说自己躺平，而是一直在找双休8小时工作薪资合理的工作，不找到誓不罢休算不算躺平呢

鱼唇的人类啊：属于恶意求职

腊月：不是没有工作，很多地方都招人，但他招的是3千块钱一个月要让你把命都交代过去，把人当牲口用，最后还不让说，影响团结

刘庆峰（流色）：拼命挣钱是拜金主义，躺平是不思进取。都会犯忌[抓狂]

以琳：本来年轻人就是最有活力的人群，能把这群人干废，不反思自己做了多么过分的事，还在找年轻人原因，真是没救了

南宫飞羽：不能躺平，更不能拜金，要努力拼搏，这么一组合，懂了，等着被玩烂吧

可盐可甜还神经：意思要努力進取，但是不能拜金，要講奉獻

维特根施坦：V for Vendetta里面的台词就说了，人民需要的是希望

期末考试刚结束，唐文生就被学校解聘了。“请于三个工作日内来人事处办理手续。”学校通知他。

唐文生在西安一家民办二本高校任教。今年5月，学校突然下发《科研教研工作量认定及考核管理办法》，要求各职称教师完成一项名曰“横向经费”的到账任务，金额为4.5万到10万不等。横向经费是高校科研经费的一种，主要来自于企业和社会机构付款，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立项资助的“纵向经费”相对。

唐文生是助教，需要认领4.5万横向经费到账，在7月前完成。对他所在的文学院的教师们来说，为企业或社会机构提供技术服务来获取这笔科研到账，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年轻教师都在观望。一个月过去，汉语言文学系43位教师，只有16位在横向协议上签字，完成率仅37.2%，文学院院长不得不开了一场动员大会。

那天，唐文生在线上参会，听到院长如是“提点”老师们：如果你能拉来横向科研项目，那是你的本事，如果你拉不来，你就去找一个公司做假合同。

院长在会上说，横向经费是硬性要求，学校给文学院下达了702万到账的指标。为了能在2029年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申报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学校必须保证，接下来5年，每年师均科研经费不低于4万元。这也就意味着，唐文生需要连续5年完成横向经费到账。“这是支持学科建设，支持申硕，也是要永久保住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的一个长远之计，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院长说。

对文学系教师们低迷的完成率，院长似乎感到痛心，“我不知道我在文学院做院长，做得如此失败。”她一遍遍强调，当她必须在某位教师的考核表上写下“不合格”三个字时，她会有多么难受。她觉得同志们没看清形势：“要么走账，要么走人……经济这么低迷的情况下，我们不严格要求，让老师失去饭碗，出去再找工作，这是我不想看到的。”

会上，一位教师提出困惑，“一个是途径不太清楚，另一个就是有资金压力”。

院长开始暗示老师们自掏腰包，“设置成分期付款的形式，压力就不大了”。

她现身说法，以自己为例。今年暑假，院长正准备装修已经住了24年的房子，她找了个装修公司，和对方说好，一块攒一个横向课题。她拟的题目是——“人居环境文化主题策划”，然后用 DeepSeek 做了一个10万元的装修方案。合同约定，装修公司（实则是她本人）向乙方（学校）分批次支付调研费、设计费、实施费用。这笔横向经费到账后，她再拿装修期间产生的发票，去学校财务处，想办法把这10万元报出来。

“这就是真题真做，”院长说，“你还有什么疑问？”

“我这脑子反应太慢，我再琢磨，我好像有点眉目。”这位老师磕磕绊绊地回复。

另一位教师问：“现在每个老师都是用自己的资金去报这个账，不管是贷款也好，还是掏自己的资金也好，学校是否能保证我们的报销下得来？”

“这个我估计学校不会不给的，因为我去年弄了9万，学校真给了，我当时也有这个担忧，今年我又弄了7万，我没有这个信心的话，我不会再给的。”教研室主任说。听上去他没有院长那么笃定。

在会议的最后，汉语言专业负责人总结分享了她的个人经验，给大家传递信心：“我自己也是贷的款，贷了一年，中间付了几百块利息，一年以后全款付清，报账下来是没问题的。”

尽管学院再三担保交上去走账的横向经费会“完璧归赵”，唐文生最终还是没有在假合同上签字。

他算了一笔账。横向经费到账后，学校交6.7%的增值税，再收取10%的管理费，他再花4%购买假发票，一圈下来，即使余钱能全部报销，他也损失掉了不少“本金”。他每个月基本工资5000元，课时费40多一节，连续交5年横向，约等于得赔进去一年收入。

钱还是小事，他更担心学术造假会给他的职业发展留下污点。唐文生是95后，本硕都在澳洲就读，学的是文化产业，疫情期间回了国。他先是去陕西一家国企工作，领导要他吃回扣，他胆小不敢做。辞职后，他来到高校，“觉得象牙塔可能相对来说会远离尘埃”。工作之余，他仍在寻找国外的发展机会：“我的职业生涯可能是面对国外的，学术造假会是非常严重的指控。”

文学院近100位教师，和唐文生一样，拒绝签字的有6人，均被学校辞退。更多人还是愿意花钱，保住这份只能勉强糊口、但至少体面的工作。

失去工作后，唐文生也有些后悔，“收入没了以后会感到恐怖，自己没有正事干，每天就给家人打扫卫生做饭”。他是西安本地人，已婚，有房有车，家庭富裕，和那些来自外地农村的老师相比，4万块钱对他来说数目不大，他也有过闪念，“还不如给了算了”。

事后，唐文生最不能理解的是：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他和不在高校的人交流，对方说：掏点钱保住工作很合理，现在找工作都得花钱呢！

如今在小红书上搜索“横向课题”，会出现许多帖子在交流“花钱自保”经验。一位天津的大学教师，考虑到孩子要上学校的附属幼儿园，卖掉房子，拿出40万“充值”横向；一位IP安徽的教师，惭愧地说着“是我太没用了，没有钱，没有能力完成预期目标……不知道这样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同时晒出已向银行贷款8万元的截图。

活跃在评论区里的，不乏专业中介，他们帮助教师匹配企业资源，并给教师做报账计划。一位名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在朋友圈里亮出一份汇款记录，表示今年2月他曾帮助一位经管老师完成100万横向，配文是：“24年8月加的好友，今天突然成交，若非学校政策逼得太紧，谁愿意这么折腾？”

石云在苏北一家公办本科任教，也是一名文科讲师。她告诉凤凰网，今年，她所在的学校改革了考核要求，明确把横向课题写进了职称评定及岗位聘期考核里，如果完不成指标，绩效和职称评定都会受到影响。摊派到她身上的任务略高于唐文生：接下来三年，每年完成5万到7万横向到账。

“我还没有听到过哪一个文科老师能很正规地拉到横向。”石云说。和应用性强的理工科不同，文科很难直接产生社会经济效益。没办法，石云只能自己掏钱，再托做生意的亲戚朋友，通过他们的公司账户，把钱打到学校。

横向课题正在慢慢成为考核教师们的硬性指标，这一变化，石云说，她的学校大概始于2022年。2021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2020年度新增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学位授予每3年评定一次，明确把该教学资质和经费挂钩，对科研到账经费和学校收入都提出了相应要求。石云觉得，高校“通过上一轮冲硕士点的操作尝到了甜头”，横向到账经费既能向上展示“科研实力”，参与考核比拼，又能为学校创收，“哪怕管理费只收1%，对学校办学来说，都是一笔收入”。

这也是刘一均这两年观察到的变化。他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2023年毕业后，在中科院当了一年博士后。他观察已在高校工作的师兄师姐的状态，得出结论：“现在高校的逻辑是，你要么给我名，要么给我钱，名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钱就是横向。”

多位二本院校教师表示，以二本院校的平台去申请国家级课题，基本不可能。从唐文生所在的二本学院发布的文件来看，横向科研项目，每到账1万元，算10个工作量，与之对比的是，国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立项结题，算2500个工作量。

石云最担心的是法律风险。合同与报销的流程经不起严格的法律审查，“等于你留着一个把柄在学校手上”。她认为，尽管校方暗示老师去造假，但校方并没有下达红头文件明文要求，出了事，学校不必承担风险。

眼下，她正发愁，财务处对横向经费开支的报销要求如此狭窄，今年她得买多少东西，才能凑够5到7万的发票？

二本院校铆足了劲凑横向，为的是保本申硕，而一本院校凑钱的目标则是：向“双一流”看齐。

吴建军在北方一所理工类院校任讲师，他说：“从学校各类文件通知来看，我感觉在冲‘双一流’，从上到下卷得很。”

2021年8月，吴建军从一所985高校博士毕业，靠投简历，入职了这所一本高校。学校实行预聘制，首聘期4年，通过聘期考核后，才能转为长聘。他和学院签订了任务书，首聘期内，他需要完成累计100万元的科研到账经费。他努力完成了指标。但等他去交材料，人事处的老师告诉他，今年得按副高的要求来，得累计150万。

“我今年咬着牙，还得再弄50万。”吴建军说，文件解释权在学校手里。

无论是因为领导要政绩，还是学校要名气，这两年，吴建军面临的业绩考核一直在加码。他举了个例子：假设学校有100个任务，10个二级学院，一个学院肯定不能只分10个，至少得分12个；学院分给老师，又会再加系数。

这突然增加的50万，吴建军虽然无奈但也有信心，这是因为，他也早早给自己加了系数，“为了完成100万的任务，我给自己定了300万的任务，这样我才有把握完成100的任务量”。

交流起来，吴建军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工作前三年，他特别恐慌，整日里状态都很紧绷。虽然和文科相比，工科在和企业合作上有优势，但即便项目谈成，经费到账也是有周期的，往往活干完了，手续还没走完，焦虑的时候，吴建军也曾去银行研究过能否贷款，“但没有走到那一步，我的业绩从去年开始慢慢上来了”。

为了拉横向，吴建军还去北京读了个博士后，“去想办法，拓展合作”。如果能拿到国家青年科学基金，那就是“碾压式地”“毋庸置疑地”能通过考核，但数据显示，2024年度国家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率为15.54%，对师门不够强大、人脉资源匮乏的普通教师来说，难度太大。学院内部也有派系，吴建军说，以市科技局的纵向项目为例，对院长派系的教师们来说，申报容易，他自己连报名资格都没有。他所上交的150万，都是实打实向企业争取来的横向经费，纵向他“根本拿不下来”。

在吴建军看来，阶级固化在高校也很明显。如果他是富二代，家里不缺钱，200万大笔一挥，他就能过得很舒服，或者如果他是长江学者的门生，发论文、出成果，也会方便。

如果能顺利通过首聘期，接下来，吴建军下一步的规划是“研究人”，研究如何和人打交道，他觉得，“所谓的学历脑力劳动在权力和资源面前是很微弱的”。努力搞“横向”的这两年，他对科研的认可度逐渐降低，“其实人生要有机会当领导干部，何必要搞技术”。

和吴建军一样，王森也对科研感到失望。

王森今年43岁，博士毕业后，在山东一所公办二本院校工作了七年多。她是文科讲师。今年年初，学院向她摊派了70万的横向到账经费任务——她的年收入不过10万元。

她拿不出这个钱来。学院领导找她谈话，建议她把房子抵了，再自己注册个公司。“有些老师的确那么干了，但是我干不了，一旦中间有什么闪失，房子没有了，我的父母住哪里呢？我也不可能拿父母的养老钱去做这种有风险的事。”王森说。

现在来看，王森觉得，领导就是在PUA她。他对王森说，别看你是博士，现在博士也很卷的，30岁的博士，我们都嫌年龄大。

王森在2017年开始找教职，那是博士进高校最好的时候。那两年，国家启动“双一流”建设战略，合并“三本”院校，许多地方学院升级成为大学。但短短几年后，高校教师就快速“超编”了，博士进高校也变得越来越困难。王森觉得，现在的高校教师和公司里的员工是一样的，拉横向课题，就像在拉赞助、卖保险。

过完年，王森选择了辞职。除了无法完成的横向任务，王森决定离开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放弃做科研了。本该专心做科研的时候，她总是患得患失，陷入灾难化想象：这个立项书要是投不中怎么办？情绪和状态都非常差。

读博的时候，她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读完博士，她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适合做科研的人，除了要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语言表达能力和心理素质，还要有很强的公关能力、和其他人打交道的能力。她不擅长。但是，付出了那么多，她又没法放下。

即便是她最喜欢的教学部分，也几乎成了高校里最不重要的事。在王森的感受里，疫情之后，教学就变味了，出现了许多条条框框的束缚。

首先是写材料。入职七年，王森每年都要花大量时间修改教学大纲和人才培养方案，但实际上，日常教学很难按这个大纲去安排。去年，为了应对为期半个月的学科评估，王森来来回回地写材料，忙活了一年的时间。吴建军也有同感，“各种材料，无数次不定期地随时抽查，随时推倒重来。”这些材料包括基础的学生作业、期末表现，还包括教学分析报告。

然后是全流程监管。吴建军感到，所谓的信息化办公系统，就是用来不间断地对老师和学生进行监控。一个新概念是“无感听课”。教室里装上几个摄像头，360度全天候监控，领导不定期查看监控画面，教师必须时刻站在能拍到的范围里，前三排学生得坐满。另一个概念是“抬头率”，学生抬头听课的比率，只有保持抬头状态的学生，才算是在认真听课。

这些监管让吴建军身心疲惫，他的身体出现了应激反应，“它（学校）一检查，我就生病。”吴建军说，“马上感冒，嗓子不舒服，浑身不舒服。”

江苏的石云觉得，教学已经变成表演，“最重要的是拿数据，让各个环节都看起来很努力，有事情在做”。她所在的学院从不给教师批假或调课，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是去开学术会议，还是病得严重，只要人还活着，就得去上课。因为病假调休关乎到另一项数据，影响学院之间年底的排名。

传统印象里的高校教师，工作稳定，自由，有寒暑假。但这两年，“青椒叙事”早已不是这样了。石云说，所谓的自由，就是自由地加班。她如今身兼数职，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早上睁开眼就要工作，晚上12点还在给同事发消息。对有科研志向的青年教师来说，寒假更是不可能休息。每年3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接受送审，从12月开始，教师就得为自己30页的立项书精雕细琢。

高校教师的性价比逐年降低。石云说，如果让她给博士毕业生建议，她会讲清楚所有弊端，但如果对方对科研有热情、有理想，她还是会鼓励他们进高校。

她自己就是这样。虽然不能成为所谓的学术大佬，但石云说，她对学术仍然有理想，如果离开高校去做公务员，或者去教培机构，谋生当然可以，但精神层面的滋养，就会弱很多。

再三思虑后，王森决定告别科研。她感觉自己从读博到工作，一直走在世俗层面“正确”的道路上，但她越来越感到，这种生活方式不是她想要的，她没有找到科研的真正的意义。辞职前不久，她在三个星期里感染了两次甲流，也是因为生病，她突然意识到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可以放手的。在辞职报告上盖完公章，她感到释怀，“它（辞职）就在我的计划里头的，博士毕业时我就想休息一年，无奈父母像催婚一样催我尽快工作，这一等就晚了七年”。

之后，王森打算去做独立老师，给学生提供学业规划咨询。教书育人仍是她的热情所在，她希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帮助他们找到擅长之处。这是在如今的大学里，她难以实现的。

应对方要求，文中唐文生

石云、刘一均、吴建军、王森为化名

她是谁？ 相关阅读：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21284.html

CDT编者按：如果您或者您认识的人有轻生的念头，请联系干预机构为自己和他们寻求帮助。

相关阅读：【404文库】往事与随想｜22天了，杀害胡友平的凶手是谁？

我本来不想写的。

前两天看到这张照片，很多人说是外卖骑手，我觉得仅凭这张照片无法判断，所以没有说话。事实不够的时候，发言是困难的。

然后昨天看到这个通报，我心想果然不是，幸好没有说话。但仍然隐隐觉得不舒服。

然后看到了张丰兄那篇《“骑不动”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同样作为写作者，我能看到他是怎样利用极其有限的信息写了这篇文章。

一个女生在晚上从2号线行政学院地铁站，骑共享单车，沿着绿道骑行到玉石公园，凌晨3点警方接到报警。

张3丰，公众号：城市的地得“骑不动”的年轻人，还有很多

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那么不舒服了。一方面，我非常厌恶没有事实依据的评论，另一方面，我又非常厌恶因为没有事实就不发声。

所以，她是谁？那位都要自杀了还害怕吓着别人的女生。

如果是以前，我会知道她是谁。会有媒体去报道她是谁，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的生活是怎样的，她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对这个世界深深厌倦。

写到这里我就知道，一定有人会说这是“吃人血馒头”——这是当下最恶心的说法之一，似乎只要描写逝者生前的生活，就成了揭人隐私以追求流量。他们不会明白，这个世界上从来只有“好的报道”和“不好的报道”，而“没有报道”往往就是“最坏的报道”。当年鲁迅先生用这个词批评中国人的愚昧，谁能想到今天它会成为愚昧者挂在嘴边的说辞？

如果有报道，她会是一个鲜活的人，而不是一张照片和一则通报背后面目模糊的人。她的离开，这个社会有没有责任，有多大责任？她可能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够给她？那句留言的背后，是多么善良的一个姑娘，我们怎么就能让她就这么无声无息地离开？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如何去祭奠她？

“尊重逝者”“勿要传播”，“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这些话是今天最广泛的政治正确，但让人不舒服——你确定这是一个社会面对这样一件事最正确的态度？

“我是谁”是找到自我，“她/他是谁”是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不知道“她/他是谁”，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就是疏离的。

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句话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要有博大的情怀，其实讲的是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我的确什么欲望也没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所有举动都是多事，我没有想到死，但也没有觉得生；这就是所谓‘无欲望状态’，是死亡的第一步……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

我们在一个信息生产和传播如此便捷的时代，我们不知道“她”是谁？很早之前，我写过一篇《22天了，杀害胡友平的凶手是谁？》，然后文章没了，凶手的面目我们今天仍然不知道。然后，更多的“他/她”我们也不知道，这就是没有新闻只有通报的“新闻通报时代”。

剥夺了“他/她是谁”，就是在剥夺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也是在剥夺我们生活和存在的意义，它也许正是遥远的“凶手”。

近期，预制菜成为舆论的焦点，在相关热议话题中，有不少网友质疑预制菜可能存在营养价值流失、甚至潜在食品安全和健康风险等问题。事实上，预制菜除了便捷，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安全且健康。本期我们来了解一些“预制菜”的相关常识。

如何区分预制菜？

现阶段网友讨论的预制菜是没有统一标准的，有人觉得出餐快一定是预制菜，也有人认为原料有包装且味道统一的都是预制菜。听起来都好合理，实际上与市场监管部门归类的预制菜是有出入的。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于去年3月份联合印发了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的相关通知，首次明确了预制菜的定义和范围。

“预制菜”又称预制菜肴，是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使用或不使用调味料，不添加防腐剂，经工业化预加工制成，配以或不配以调味料包，符合产品标签标明的贮存、运输及销售条件，加热或熟制后即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其中，加热是指将已经预加工熟制的食品复热到可食用状态的过程。熟制是指经炒、炸、烤、煮、蒸等烹饪方式将在预加工阶段并未完全熟制的食品进行熟制的过程。

综上，不经加热或者熟制就可食用的即食类食品，例如果蔬沙拉、凉拌菜就不属于预制菜。仅经过清洗、去皮、分切等简单加工未经烹制的净菜，属于食用农产品，不属于预制菜。速冻面米食品、方便食品、盒饭、盖浇饭、馒头、糕点、肉夹馍、面包、汉堡、三明治、披萨等主食类产品也不属于预制菜。

此外，根据现行标准，连锁餐饮品牌广泛应用中央厨房模式配送的餐食并不属于预制菜范畴。

预制菜是否安全卫生？

预制菜的安全卫生问题

前面提到，预制菜不允许使用防腐剂。相较于普通烹饪的餐食，预制菜是提前切好或者做熟，二者所用的材料、加工方法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异。只要预制菜的生产过程符合卫生要求，就完全可以做到干净卫生。

通常预制菜做好后需要冷冻、冷藏贮存，低温可以很大程度上抑制细菌。对比菜市场长时间暴露在室温下的肉类，长时间高温存储运输的蔬菜，还有家里已经储存很久的蔬菜，都可能导致食材被微生物污染，预制菜在这方面的安全性更高。

预制菜的营养流失问题

通常新鲜食材的营养物质保留更为完整，也更符合人体所需。而只要保障生产、运输、保存、烹饪过程符合食品安全相关标准，预制菜同样能够满足人体对热量和营养的需求。

预制菜的确存在营养流失的问题，但只要加工处理得当，这种营养流失都是轻微的。实际上现做菜加工过程中也存在营养素流失的问题，且烹饪方法越复杂，就流失的越多，但食物中存留的营养素完全能够满足人体的需要，因此没有必要过分担忧。

预制菜怎么吃才健康？

食品健康营养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预制，需要重点关注的是食材本身，以及制作方式、环境和流程是否规范、卫生、合理。

选购预制菜，首选通过ISO、HACCP等认证的品牌，留意配料表中盐的含量、脂肪的比例等关键信息，优选标注低盐、低脂、无添加的产品。从生产工艺来看，通常标注“全程冷链”的预制菜更新鲜，营养流失较少。超高压杀菌或低温巴氏杀菌优于高温杀菌。保质期方面，冷藏类≤7天更优，冷冻类建议选购≤6个月的产品。

处理预制菜过程中调味包可以减半使用，或者适当加清水，以降低盐的摄入量，条件允许可搭配杂粮、蔬菜、益生菌、蛋白质的摄入，实现营养均衡。要多样化选择，避免长期进食单一品类造成营养不良，或引发其它疾病风险。

通过科学选择与合理搭配，预制菜也可以成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但有“锅气”的新鲜现制食物仍是品质生活的最优选。

参考资料：

[1] 央视新闻：到底什么才是预制菜？6部门曾发文明确 [2] 广州日报：频频冲上热搜，不少人破防！“预制菜”冤吗？ [3] 科普中国：你常吃的外卖预制菜，对身体有多大伤害？ [4] 人卫健康：预制菜=科技与狠活？这样吃，避免健康损害

9月初一件静悄悄完成的事儿，国资划转万亿资产充值给了社保基金，上次划转万亿资产好像是2021年，金额是1.21万亿。

这当然是好事，社保基金充实，给大家的养老金发放就有充分保障，再次狠狠地打了看空社保这帮人的脸，明确传递了一条信息，有足够的资金，足够的方法，可以保证费用下发，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我是觉得，大家能买社保的，尽量买，你们想象中会发不出钱来的情况大概率不会发生，社保没钱国资还没钱嘛，而国资就是全社会的资产，看空社保其实等于直接看空整个社会资产，这是没意义的，你又不是不生活在这个社会。

这里面真正有意思的，是全体社会资产充值社保资金池之后的问题，也就是钱怎么发的问题，但对这个问题，媒体们就几乎闭口不谈了，只让大家在短视频平台用几个字了解，又都是很好的字。

社会资产，充实社会保障资金池，张口闭口都是「社会」，很多人看了，弄不好又泪目了，又哭了，说真是为了我们操碎了心。然后你再细琢磨一下，社会资产钱划过来之后，你究竟能拿多少，你的父母能拿多少，这是核心问题。

有人能从里面拿几万一个月，有人从里面拿几百一个月，前者泪目我还可以理解，后边的人你跟着泪目，是觉得看着别人吃得香自己也忍不住幸福起来了吗？爱心这么泛滥的话建议给我打赏个几十块钱我也能吃得很香。

这就跟我们发债是一样的，发债是全社会债务，是每个人的人债务，因为要通过收你的税来还。发债是正常行为，但发债弄过来的钱，可以选择都发掉，也可以选择定向发掉，弄大基建其实就属于定向发掉。

于是你会看到，天文数字一般的债务带来了时代红利，我觉得管这叫红利应该没太大问题，而如你如我，只能吃到时代红利带来的正常工资发放以及加班时能给你点加班费，以及不拖欠工资，再大的红利也架不住前边的人把自家水管子直接通到放水口，到下游能有你口吃的就不错了。

货币顺着权力体系往下流的话，反反复复都流进同一拨人的口袋里，时代的红利？不，货币的定向增发。

大概是因为资金池子确实紧张了，一边从社会资产充值的同时，一边在堵资金池的漏洞，这几天看了很多类似的新闻，有些闻所未闻，比如给死人发养老的钱，给婴儿发，给服刑人员发。

育儿补贴都能直接打到爸妈的卡里，给大家发的其它名目的钱，话说一定要在上面的几个机构过几手吗？

近期，澳大利亚影片《同甘共苦》在中国大陆上映。然而，不少已经在海外完整看过影片或预告片的观众惊讶地发现，大陆上映版本不仅删减了部分性爱场景，更直接通过 AI 换脸技术 修改了片中同性伴侣的剧情。

这种“技术性阉割”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有人质疑影片被改得面目全非，有人则担忧这是影视审查进入“AI时代”的信号。

有网友表示：《同甘共苦》内地上映使用AI修改同性剧情，与此同时还删减了部分性爱戏。「简直是电影界的丑闻…这么不包容就不要做引进，完全不尊重别人的艺术创作…」

目前，这一话题在中文互联网上公开讨论不多，但在豆瓣等简体中文主流影迷社区却已掀起轩然大波。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整理自豆瓣、知乎、小红书等平台的网友评论。

rockiron99：「《同甘共苦》中国大陆公映版通过AI技术工具将原版中的同性情侣‘换脸’为异性情侣。 如果说删减掉的镜头我们可以通过补流媒体版/蓝光版来知晓，改动的镜头诸如裁剪画幅、调低亮度、“p裙子”也还算好识别，如今进化到了使用AI直接换脸的删改方式实在令人感到恐怖… 以后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看的不是原片。」

Superbia：「这已经不是删减的问题了，是篡改、曲解的问题了。」

有劳犬子费心了：「不仅篡改剧情设定还不尊重演员性取向了，够恶心的。恭喜Chinese敏感肌找到新的电影引进方式，下次干脆把《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也AI换脸成BG上映吧。」

Seven：「坚决抵制。」

檸檬石榴：「太好了！以后可以把《断背山》《上帝之国》《蓝宇》《春光乍泄》都重映了，一键AI修复成男女异性恋爱情片，比喝中药效果更快更好！我们这里太美啦！我们有希望啦！」 🤣🤡

眠：「这个事是真的吗？有没有看过的朋友讲一下。」

kk小子：「你们国家没有电影可以看吗？」

CliffsWildGoat：「我服了。」

三碗薄茶：「霸王别姬也换掉。」

zodiacpoirot：「‘不支持不反对’麻了。」

米花町哈莉奎茵：「我不行了，引进大概是给某些人练习删改技术的吧。」

cevnn：「去大陆看电影的人叒有福了。不支持不反对，但是我们自己掌握话语权。主创方出品方版权方能不能抵制一下这种影响恶劣的二创行为？」

生化危机终章：「🍊一直以来都是给出修改意见打回去让片方自己修改的。」

马孔多江湖骗子：「非必要不引进哈。真的是侮辱国内观众的钱包了。」

Jess Chao：「既然被驯服得这么听话，那就看一辈子阉割版去吧。」

V：「‘二流观众’这个词越来越有含金量了。」

樱桃大喷菇🍄：「还打算去看的，算了。」

小l：「盲猜又有人要说改了又不影响剧情理解。底线就是这样一步步被拉低的。」

dd2：「国内院线营收还有下降空间。」

solitude：「终于懂‘不支持不反对’这句话了。」

二少白禾：「那真的很恐怖了。」

嗷嗷：「傻X，绝对不去看。」

fleur🏳️‍🌈：「真的牛逼死了。现在缺钱成这种样子了吗？」

穗：「抵制呀，都不去影院看，让他们自担恶果，看以后还改不改。」

稀片收藏铺：「删减还篡改。」

重启人生：「更不会去电影院看了，真恶心。」

望和：「这侵权了吧。」

萝卜头的蜘蛛人：「传到欧美是会被笑话的程度。」

鏡中人：「那就别上映啊，真的很离谱，又想赚钱又要恶心观众。」

雨子：「毕竟跟第一大流氓老大哥是好朋友。」

Anonymous_：「可笑又可悲。」

花轮同学：「好一个不支持不反对，电影和电视剧删除的一干二净。」

z：「丢人现眼的玩意，要不就别上映。」

饭团星人：「把原设定逻辑都搞坏了。」

轻舟保住啊：「LGBTQ咋就不适合中国了呢？是谁有权这么宣布啊？可悲！」

Xeno：「片方疯了才会干这种事情。」

一条热带鱼：「感觉原版演员可以告一下了。」

影君子：「如此又何必引进呢？」

寻空：「很正常，中国没有同性恋。」

9 月 15 日，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办事处发布情况通报。

一名女子在进入闲林中路附近空地时，不慎接触废弃氢氟酸中毒，送医后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事件发生后随即引发热议，不少网友聚焦同一个问题：具有强腐蚀性、理应被严格管理的氢氟酸，究竟为何会出现在城市空地？

一滴就可能致命，此前多为工厂泄漏事故

氢氟酸是一种高度危险的、对生物组织有强烈腐蚀作用的无机酸，文献报道，氢氟酸已成为引起化学烧伤的最常见的 3 种物质之一，而且是引起化学烧伤死亡的主要原因。[1]

高浓度的氢氟酸，一滴都可能致命。

氢氟酸具有极强的组织穿透性，很容易经过皮肤和呼吸道等途径进行吸收，短时间内即可穿透皮肤全层，当氟离子被迅速吸收进入组织及血液循环，可造成局部组织剧烈疼痛和进行性坏死，严重者可发生心律失常甚至心脏骤停，造成患者死亡。[2]

作为工业制造常用材料，此前已报道多次氢氟酸泄漏事故。

如 2004 年，浙江某工厂发生了一起剧毒氢氟酸泄漏事故，一名员工当场被危险化学品灼伤，送医院急救，其他一些吸入有毒气体的员工也被送往就近的医院治疗[3]。又如 2012 年，韩国一化工厂发生爆炸，大约 8 吨氢氟酸泄漏，造成 5 名工人死亡[4]。

但不难看出，大部分报道均为工厂泄露，很少出现生活场景的个例致死。

那么，出现在城市空地的氢氟酸，到底来自哪里？

根据国家标准文件《GB/T 7744-2023 工业氢氟酸》，氢氟酸主要用于生产精细氟化工产品、特种金属冶炼、炼油催化剂、原子能、核工业、氟化物、冶金、玻璃、矿山、石油开采及金属表面处理等行业。[5]

但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人将氢氟酸视作一种「清洁偏方」，将其用于玻璃、集成灶的清洁。

部分购物平台显示，0.5% 浓度的氢氟酸溶液可以被轻易买到，有商家甚至标注「现配现发」。

但即便看似浓度很低，实际上，即使氢氟酸的浓度仅为 0.5%，一旦接触时间超过 15 分钟或暴露面积超过一个手掌大小（约为体表面积的 2.5%），仍然可能导致组织坏死，甚至诱发低钙血症、心律失常等系统性中毒反应，严重者可危及生命。[6]

很多人不知道，只要是氢氟酸，就属于危化品。

在中国，也根本不存在「低浓度就随便买卖或使用」的合法途径。「氢氟酸不到一克纯品就能杀死人，容易通过皮肤吸收，低浓度也很危险。不分浓度，都是要监管的。」清华大学化学系博士孙亚飞强调。

应「双人双锁」的氢氟酸，不用身份登记就能买到

在丁香园评论区，有读者提到，当事人在一片拆迁后的废墟地里散步时接触到氢氟酸。

尽管尚不清楚究竟是氢氟酸贮藏不当，还是废液被随意丢弃，但无论哪种情况，我国都已有相关管理条例及法律规定。

自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将「危险化学品」定义为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氢氟酸显然符合这一定义。

《条例》规定，危险化学品应当储存在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专用储存室（以下统称专用仓库）内，并由专人负责管理。《条例》还规定，个人不得购买剧毒化学品（属于剧毒化学品的农药除外）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但与条例相反，氢氟酸的购买不仅不算困难，如果走网购的途径，甚至不需要提供身份证明。

此外，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 版）》，使用氢氟酸进行蚀刻产生的废蚀刻液，或氢氟酸生产、配制过程中产生的废酸及酸渣，均属于危险废物。

而根据《GB 18597-2023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危险废物贮存点应具有固定的区域边界，并应采取与其他区域进行隔离的措施。贮存设施应采取技术和管理措施防止无关人员进入。

「氢氟酸属于危化品，理论上来说，管理规则是非常严格的，需要全程追溯，双人双锁。」清华大学化学系博士孙亚飞说，「网络上所购的氢氟酸不一定是真的，但如果属实，暴露的问题就很严重了，甚至涉及到生产销售环节的违法。」

北京天霜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永泉指出，就本案而言，对涉案氢氟酸的所有权人、实际管理人或作业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可能考虑过失致人死亡罪、重大责任事故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根据通报，公安机关在接警后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生态环境部门已按规范完成现场无害化处置；街道正在全力推进善后处置工作。

目前，事发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临床医生：如果我踩到了，也反应不过来

在这次事件中，另一个大家讨论的点是急救。事实上，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氢氟酸甚至是个陌生的词汇。

一位参与过氢氟酸化学烧伤急救的医生说：「对很多老百姓来说，这只是个清洗玻璃的工具。」

在丁香园评论区，还有多名读者提到学校手工课、实验课上，会用氢氟酸进行玻璃蚀刻实验。「读到高中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危险，居然能进小学课堂？」

另一边，提供氢氟酸的商家，不提及剩余试剂的保存问题，却早早写好了免责声明：「买家拍下即默认使用常识和化学使用经验。」

这样的认知基础上，一旦不幸遇到氢氟酸，普通人通常无法第一时间辨明危害。甚至，有临床医生直言：「说实话，要让我踩到不明液体然后很痛，我也不会想到是氢氟酸。」

在今晨的文章中，我们附上了普通人的急救建议，评论区热评第一条是「让老百姓记住怎么急救不现实，现实的是危化品管控」。

说的很对，我们需要质问，我们需要更清晰的回应。但在这里，我们还是再次贴上这份建议。

如果你是医生，接诊到氢氟酸烧伤的患者，该怎么处理？

如果普通人不慎接触氢氟酸，该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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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Mao SL, Zhang YH, Wu JM, et al. Zhonghua Shao Shang Yu Chuang Mian Xiu Fu Za Zhi. 2022;38(9):878-882. doi:10.3760/cma.j.cn501120-20210623-00224 [2] 毛书雷, 张建芬, 叶春江, 等. 成功救治危重氢氟酸烧伤1例 [J/OL] . 中国临床案例成果数据库, 2022, 04(1) : E03877-E03877. DOI: 10.3760/cma.j.cmcr.2022.e03877. [3] https://www.chinacourt.cn/article/detail/2004/01/id/102507.shtml [4] https://www.bjnews.com.cn/world/2012/10/08/226443.html [5] https://openstd.samr.gov.cn/bzgk/gb/newGbInfo?hcno=E39ED29932B9DCD723BA44B5DC26951F [6] https://www.cdc.gov/niosh/ershdb/emergencyresponsecard_29750030.html

疫情之前我对中国的发展水平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以整个国家来论，中国肯定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单以区域来论，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其实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中上海更是相当于发达国家大城市的水平。

疫情之后，我更新了这个认知：

上海的经济体量、基础设施、居民收入等方面的确是达到了发达国家大城市的水平，说领先也毫不夸张。但在社会运行的很多方面，上海毕竟还是一座身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不能有不切实际的太高期望。

这几天很多人关心的上海学生校园午餐话题，则是给我这个判断增加了最新的例证。

以上这些是今年秋季开学后上海家长发的学校午餐真实记录，而且是在近几日预制菜话题发酵之前就反馈的情况。

以我作为广州小当家的视角来看这些午餐，总体评价就三个字：

不太行。

你要说它好吧，那肯定算不上，咱不能昧着良心说话，但你要说它完全不行吧，也不至于，荤素主食搭配和基本卫生看起来还是有保障的。

问题主要体现在餐量、口味、营养等几个方面。

首先是餐食量不够的问题

学生不是标准体型的机器人，同一个班的学生，体重差出一倍都是完全有可能的，餐食供应最好的办法是按需打菜。饭量小的同学，打菜的勺子多抖一下，饭量大的同学，打菜的勺子挖深一点，这样既能吃饱也不浪费。

但上海这种做法是学生提前一周选AB两种套餐，然后按统一标准定量配送的餐食，体重80斤的学生给一份，50斤的学生也给一份，这显然就不科学。如果非要这么定量的话，那也理应是就高不就低的，餐食量给多一些，允许饭量小的同学浪费一点。

从上述家长晒出的图片来看，小学高年级学生是有可能吃不饱的，初中生就更加够呛了。

然后是口味不好的问题

对于会做菜的人来说，隔着手机屏幕虽然尝不出咸淡，但也能根据菜的状态来大致判断口味的，以我的眼光来看，这些菜做得相当凑合。原本就是食堂大锅菜的水平，再叠加校外配送和较长时间保温的问题，菜的口感可想而知是烂糊居多的，也就是比食堂还差一个级别。

你说能吃吗？当然是能吃的。可问题是这是上海，这是2025年的上海，孩子们日常吃的什么水平你也要考虑一下的，有对比就会有伤害，孩子不爱吃就是意料之中了。

再有就是营养不够优质的问题

客观来说，上述校园午餐可以看得出来是经过了营养师设计的，其中多少克蛋白质、多少碳水、多少蔬菜，搭配还是有章法的，真要送去检测评估，数据上是能过关的。

但是！主要营养素含量能过关，不代表这顿饭的营养就算好的。

同样是提供50克肉食，是一个鸡小腿，还是几块牛腩肉，又或者一块深海鱼，一块奶酪，其蛋白质之间本身就有区别，蛋白质之外的微量营养物质更是差别巨大。

可以明显看出来，这些学生餐基本都是采用最便宜的那一档肉食来满足蛋白质供应量的要求。蔬菜也是同理，大量用最便宜的卷心菜、大白菜来凑数。

这份午餐的食材成本不超过4元。

作为集体供餐来说，18元其实是可以吃得比这个好得多的。你也别跟我扯沪币不经花，对于大型供餐企业来说，在上海的食材采购成本并不会比其他城市更高的，部分食材甚至会因为集散中心的原因成本更低。

这就是赚得太多，下手太狠了……

其实，学校是最适合做食堂，也最应该做食堂的，上海的学校也完全有经济实力建立自己的食堂给学生供餐。

为什么不呢？这背后有两个深层原因，出于账号安全考虑，我只点到为止。

一是教育主管部门有动力把校餐招标采购的权力集中收上去。

二是学校也有动力把运营食堂的责任风险推出去。公立学校开食堂不允许盈利，对学校来说根本就是高风险零收益的事情。

至于学生吃得怎么样，开不开心，营不营养，其实没几个决策者真正关心的。

这些才是发展中国家的纯正味道。

CDT编者按：如果您或者您认识的人有轻生的念头，请联系干预机构为自己和他们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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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害怕，我是自杀。我真骑不动了，本来想找人少、树不错、风景又好的地方，真走不动了。”

这段很动人的文字，是一封遗书。它出现在网上，很多人从“骑不动”这三个字，马上联想到是外卖员。

于是“成都外卖员自杀留下遗书”成为一个舆情。最终龙泉警方发布通告指出，自杀者为一名25岁女生，她骑的是共享单车，不是送外卖的。

这个故事比“外卖员累到骑不动自杀”还让人痛心。

一个女生在晚上从2号线行政学院地铁站，骑共享单车，沿着绿道骑行到玉石公园，凌晨3点警方接到报警。

她说“别害怕”是提醒路人的。有网友在微博上评论，自己路过这里不会害怕，因为知道女生是非常善良的人。

是的，到自杀的时候都还在为别人着想。她只是太累了，骑不动了。

她才25岁，大学毕业没多久。我在她这个年纪还在读研究生，穷得要命。有一次已经工作的弟弟给我打电话，问我需不需要钱，我说“给我300。”他说：300够干嘛的？我给你1000吧。

那是在2003年。虽然穷，但是骑得动，可以骑车从北师大去北大听课。心中满怀希望。

前几天看一篇帖子，很多人回忆十几年前毕业人手好几个offer的盛况，那时最珍贵的还不是工作机会，而是“希望”。

有人看到“骑不动”就想到是外卖员，有人看女生的信息想到她可能缺少工作机会，这都是一种“联想”，但是她的自杀上了热搜，却足以表明，那种绝望的气氛是非常普遍的。

现在的年轻人，机会和希望都太少了。

今天一个朋友给我一份简历，推荐一个年轻人到书店工作。一个非常优秀的硕士，书店不太配得上——更糟糕得是，书店请不起更多雇员。

如果一个社会不能给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至少也要想办法给他们基本的生活支撑，比如一些补贴，等待经济好转。

城市要给他们温暖，让他们讲脱口秀听脱口秀；允许那些小书店存在，它们晚上的灯光，至少能给人一些温暖。

一个社会要爱年轻人，要等待年轻人。不要吓唬他们，更不要欺骗。

作者：陆火

9月16日清晨，知名媒体人杨雄在其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

西北某省几名警员，于9月15日不远千里来到贵阳，找到杨雄及其家人所在的单位，并于当日夜间8时许，在其家门外滞留约2小时后方才离去。

杨雄发布的图片显示，一名西北某省的警察（身穿便衣），昨夜长时间守候在其家门口，席地而坐玩手机。

笔者联系到杨雄本人，其向笔者介绍，警察上门时，其正陪伴家人，担心产生冲突，并未开门与警察直接接触，警察亦未强行闯入。

杨雄说，根据其手机的多个未接电话信息，以及同事、亲属的了解，这些警察自陕西省西安市远道而来。

不久前，杨雄发布了一篇涉及西安警方的监督文章。杨雄说，对方前来的目的，正是希望就该文章与杨雄进行“沟通”。

杨雄，现居贵州贵阳，曾从事调查记者工作10余年，先后供职于青年时报、贵州都市报、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澎湃新闻等国内机构媒体，在国内媒体圈享有一定声誉。

笔者获悉，8月30日，杨雄在其微信公众号“有戏hopeful 01”发布了题为《一个举报者的十二年孤旅》文章，关注“杨银宝12年追凶”事件。

杨银宝，系一位全国闻名的新闻事件当事人，多年来，其遭遇受到包括人民网、新京报等众多知名机构媒体的持续关注。网络公开的资料显示：

杨银宝，男，甘肃平凉人，毕业于甘肃省中医学校，从事中医按摩推拿工作。2013年4月受聘于西安市“唐韵会馆”；

同年6月15日，因该会所存在涉黄问题及劳资纠纷，杨银宝与会馆经营者解西莉发生冲突，被社会人员从六楼抛下致重伤。

杨银宝在医院就医期间，通过网络举报会馆存在涉黄服务及公安系统人员涉案问题，引发舆论关注。

随后，西安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对其刑事拘留并取保候审，其女友也遭拘押。

直到2014年11月13日，杨银宝被解除取保候审。

2023年11月，杨银宝沉寂多年后，在网友的鼓励下，决定继续维权，要求追究当年致其重伤人员的刑事责任。

2024年5月27日，西安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分局对“杨银宝被故意伤害”一案重新立案。杨银宝收到的《立案通知书》内容显示，其控告的解西莉等人涉嫌故意伤害案，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

媒体人杨雄发布的文章还显示，2025年1月，西安市纪委驻西安市公安局纪检组工作人员电话告知杨银宝，该案当年的办案警察存在“违纪失职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西安警方系“兵分两路”，一路前往贵阳，找发布文章的媒体人杨雄；另一路则前往宁夏，找定居银川的杨银宝。

杨银宝说，西安警方向其询问“是否炒作热点”等问题，其明确表示，媒体人出于对社会公义的守望，依据事实发布相关文章，不存在任何“炒作”的问题。

杨雄亦向笔者介绍，其所撰写的文章，均有事实作为依据，并不存在任何虚构、捏造，他不明白为何西安警方会千里迢迢，来到其家门口对其进行“骚扰”。

杨雄说，昨日晚上，这些自西安而来的人员，大力地敲门；彼时，其家人正在家中，为了避免影响家人，其未开门，并立即委托朋友前来查看，结果发现一名身着黑衣的男子在其家门口席地而坐。

杨雄说，其朋友询问该男子是何人，该男子称系“外地警方人员，在这里等一个人”。

杨雄认为，他发布监督文章，系依法履行公民的监督权利，其文章不存在任何失实问题，西安警方人员却随意“异地”上门，上门的时间选在夜间，在事实上形成了对其一家人正常生活的严重干扰。

杨银宝本人在获知这一消息后，联系到办案警员，询问是否有其同事对媒体人进行骚扰。

该警员称，“不能叫骚扰吧，可能也是了解情况吧？……应该是领导安排的，可能也是谈一下吧。……我跟我同事说，咱把情况了解清楚，咱就尽快离开。”

笔者获悉，目前，《一个举报者的十二年孤旅》一文已被删除。

杨雄向笔者表示，其撰写相关文章的初衷，是希望当地相关部门依法办理杨银宝被故意伤害一案；如果西安警方需要就文章之事向其进行问询，应依法、依程序开展，但其正常工作、家人正常生活不应受到侵扰。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35期：有人将来可以活到150岁，你能吗？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4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条，刊登读者投稿3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9月7日—14日，这一周。

尼泊尔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其导火索是9月4日当地政府以部分社交媒体公司未遵守登记注册规定为由，宣布封禁包括WhatsApp、Facebook、Instagram、YouTube、TikTok在内的26个平台。由于尼泊尔国内长期积攒着严重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此举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许多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最终在9月8日演变为全国性示威活动。在社交媒体被封禁前，抗议者曾在各平台上以“裙带小孩（Nepo Kid）”、“裙带关系（Nepotism）”等主题标签发布帖文，批评尼泊尔一些政治人物的子女与亲属享有不公正的特权，这些权贵后代/家属往往拥有奢华的生活，并经常在Instagram等平台分享“上流生活”，与尼泊尔国内的贫困、衰退、失业形成了刺眼对比，也加剧了人们的愤怒。

此次由青少年和年轻人领导的抗议活动，是尼泊尔自2008年成为民主共和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参与者大多为Z世代，所谓“Z世代”指的是大致出生于1995年至2012年之间的年轻群体，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熟悉数字科技、重视自我表达、理解多元包容、拥有社会责任感。抗议者们高举写有“Gen Z”、“YOUTHS AGAINST CORRUPTION”、“WAKE UP NEPAL”、“Your firewalls are weak，my memes are strong！”等字样的标语和横幅，喊出了“年轻人反抗腐败”的口号，也有人效仿不久前的印尼抗议，打出了《海贼王》的旗帜（象征自由和反威权）。很快，示威活动演变为激烈冲突，警方实施了暴力镇压。截至9月8日晚，冲突造成至少20名示威者死亡，347人受伤。

面对严重的伤亡和持续的抗议压力，尼泊尔政府于9月9日撤销了社交媒体禁令，但这并未缓解骚乱。愤怒的民众焚烧了政府办公楼和一些政客的住宅，甚至围殴个别高官。而该国最大的传媒集团大楼（类似央视大裤衩）也遭纵火。随着局势不断升级，尼泊尔总理卡·普·奥利宣布辞职。奥利称，他的辞职旨在为解决危机“铺平道路”。讽刺的是，几天之前奥利才在北京参加了93大阅兵，于是有不少中国网友调侃他是不是取了什么不合国情的“封网真经”……另一方面，尼泊尔年轻人的抗争勇气也赢得了不少中国网友的敬佩。有人模仿近期流行的“吴京口吻”说：原来尼泊尔一直是不封网的，原来Z世代在线下也是敢闹的，原来整个国家是有未来有希望的。该国民众对制度腐败和网络限制的集体反抗经验是无价的……

最新消息显示，尼泊尔前首席大法官卡尔基于12日宣誓就职临时总理，成为了首位女总理，而她竟然是Z世代们透过Discord平台的群组投票选出的。虽然整个投票过程可能存在一些程序瑕疵，但它也显示出了在一个新的时代“人民当家作主”的丰富可能性。有网友就感叹道“Z世代正在以数字时代的方式，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这已不再是单一的“网络自由”之争，而是一次更深层的世代觉醒。年轻人已不满足于恢复社交媒体，而是要求透明、问责与真正的政治改革。或许这场革命未必能立即改写政局，也未必能让尼泊尔迅速走向治理成功，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已将这个国家推到新的历史十字路口，而此刻，Z世代们有了机会决定自己的未来。

近日，有网友反馈一些“躺平博主”陆续遭到了封号或禁言，包括“小A在上网”、“十年网吧大神”、“刘二狗”等。所谓的“躺平博主”，指的是这些博主日常展示的都是一些粗糙的、落魄的生活内容，追求一种低欲望、低消费的生活方式。比如，教授大家怎么用几块钱解决一日三餐，怎么不工作在出租屋里摆烂，怎么长期在网吧低成本吃喝睡等。在此之前，一位重庆博主还宣布在山区建立一个“光棍山庄”，召集许多大龄单身男子，过上一种“拒绝内卷、脱出婚姻、不当牛马”的生活，但很快山庄就因为不可抗力而宣布解散。如今，这一不可抗力更是影响到了长期更新着躺平生活的博主们。“躺平”一词早在2021年就已流行于中文互联网。当局当时试图为其定调，斥之为“负面、消极”，结果却惨遭翻车。随后，该词一度成为敏感词，当年5月，豆瓣上多个“躺平组”也被相继关闭。

有网友曾这样总结躺平的原因：“长城很伟大，但你只是修长城的人。”当人们意识到自身处境其实与奴隶无异时，所谓的努力奋斗便失去了意义。相反，越是拼命付出，越容易成为被剥削的对象。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提出过“弱者的武器”这一概念。在许多国家的农民抗争史中，正面的激烈对抗并不算常见，因为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相较之下，农民更常采取偷懒、怠工、装糊涂、开小差、装傻充愣等“软性抵抗”的方式，而这些方式同样能够发挥效用。官媒光明日报曾批评，躺平族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多不利，在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等挑战的背景下，社会更需要青年作出“创造性贡献”，未富先躺的倾向尤为值得警惕。对此，有网友给出了反讽式的翻译：牛马是不能躺平的，否则毫无价值。

如果说“躺平博主”只是教人如何低成本生活，那么“捡菜博主”才是真正演示零成本生存。近期，有不少博主拍摄并分享在菜市场“全过程捡菜”——夜间捡拾商户丢弃的蔬菜，从中挑选尚能食用的部分。这类视频意外走红，引发大量追捧、模仿。有商户称一些品相不佳的蔬菜因分拣成本过高，干脆直接丢弃，这些废菜则成了捡菜博主眼中的宝贝。无论捡菜博主们是否因何走上捡菜之路，但这一现象出现本身就折射出社会心理的变化：当人们开始追求极端节俭时，其背后往往是经济处境的日益困窘。极光新闻对于捡菜现象的评论令人大跌眼镜，主持人说：“年轻人下班不逛商场，跑去菜场检菜，在废弃菜堆里淘蔬果，这不仅省钱，能交到朋友，而且顺手做了件环保小事，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生活里简单的快乐。”

不得不说，尼泊尔的年轻人们只用几天就推翻政府之时，中国的年轻人们却是想要躺平而不得，下班捡菜反被好评，显得格外荒诞讽刺。后者如何才能不再被轻视、发出有分量的声音、真正不躺平有希望，前者其实已经指明了方向。

一周荐读：

• 【CDT报告汇】中国民众如何看世界：俄朝澳欧为友，美日韩菲为敌，爱台湾人民不爱台湾政府（外四篇）

报告表示中国民众对台湾的看法相对复杂。调查发现“中国公众可以清晰地区分台湾人民与台湾当局。台湾人民（在调查中称为‘台湾同胞’）是所有对象中最受欢迎的群体，91%认为他们是中国的朋友。相比之下，仅44%认为台湾当局是中国的朋友——尽管这一比例仍高于许多其他国家。”

• 【CDT关注】WOMEN我们｜中国人权律师二十年：直道而行，法治火种摇曳不灭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律师逐步剥离国家公职人员身份，走向社会化。此后二三十年，得益于市场经济释放的解放力量，这一职业群体与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公共领域发端紧密交织。由维权律师、“死磕派”律师1演变而来的人权律师，是其中特殊的一支。

• 【CDT关注】华语青年挺藏会｜聚焦阿亚桑扎案: 上访藏人被判7年后为何仍未被释放？

阿亚桑扎是青海省的一位藏族牧民与社区领袖，他因致力于保护家乡的草原生态、揭露地方官员腐败而备受尊敬。尽管他的维权活动始终聚焦于环境保护和民生议题，而非直接挑战政治体制，但其有效的组织能力和对地方权力的挑战，依然被当局视为对“稳定”的潜在威胁。这种根本性的冲突，为他之后遭受的打压埋下了伏笔。

• 【CDT百科】“中俄朝新轴心”是什么梗？

“轴心国”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主导的军事同盟。该称谓源于1936年德、意签订的《柏林—罗马轴心协定》。1940年日本加入后，形成了三国同盟，又称“轴心国联盟”或“轴心三国”。轴心国以推翻一战后国际秩序、扩张领土和建立势力范围为目标，发动了侵略战争。除三大核心成员外，还有一些国家陆续加入该阵营。

• 【404文库】清华大学官网删除法学院教授劳东燕2016年毕业典礼致辞

政治虽然是少数人的职业，却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副业。说到底，“不受人惑”意味着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意味着拒绝被塑造为顺民。什么才是真正的公民呢？我非常认同这样一句话，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一周词条：

• 中国数字空间 | 坦克是没有后视镜的、Z世代革命、强制社保、养老金亏空、活到150岁、981首长健康工程、三个终身制、无限连任、93阅兵

本周数字空间更新了一系列近期被热议的话题词条。如战狼导演吴京史诗级的人设翻车事件 – 坦克是没有后视镜的，尼泊尔青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导致政权更替 – Z世代革命，中国政府9月1日起推行的 强制社保 政策以及对 养老金亏空 的热议，在 93阅兵 上普京、习近平、金正恩历史性同框引起全网对 三个终身制 与 无限连任 的讨论，以及对独裁者们热衷于追求长生不老的唏嘘 – 活到150岁、981首长健康工程。另外也对词条馆 习近平敏感词特展 进行了更新，添加了近期与习近平相关的词条如 中俄朝新轴心、反正义联盟、长生不老、器官移植等。

一周关注：

• 【404文库】布鲁斯出海日志｜尼泊尔“Z世代革命”：政府封禁社交媒体引燃年轻人的怒火
• 【404文库】凤凰网｜总理辞职、政府大楼被烧……尼泊尔发生了什么？
• 剑客写字的地方｜尼泊尔抗议，又要查查是不是美国搞得？
• 假杂志｜尼泊尔，还有明天
• 地球公民金建国｜抗争是本能，不需要煽动

这一次的抗议已不再是单一的“网络自由”之争，而是一次更深层的世代觉醒。年轻人不满足于恢复社交媒体，而是要求透明、问责与真正的政治改革。有人称这场运动为“最后的革命”（The Final Revolution）。它未必能立刻改变政局，但无论如何，它标志着尼泊尔政治的一个重要拐点：Z世代正在以数字时代的方式，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

• 【404文库】天下刑辩｜旁听权不容非法剥夺
• 李宇琛｜郑州多名律师出庭激辩“公安抢管辖权”，法院带走记录此说法的旁听人员交给警方
• 鸡蛋bot｜“旁听士”吴云鹏被郑州警方处以治安拘留五日
• 鸡蛋bot｜“律师关闭法院屏蔽器遭行拘案”开庭：庭审激辩是否追加洛阳中院为第三人

9月11日，网传山东青岛人士吴云鹏在河南郑州旁听一刑案，疑因其所发旁听记被警方传唤，引发关注。据悉，吴云鹏参与旁听的是王某超等人“涉黑”案，日前由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辩护人告诉笔者，此次开庭，管城区法院仅分配给被告人家属每家3个旁听名额，吴云鹏参与了9月8日、9日的庭审旁听，并在其个人公众号发了有关旁听记，后于10日上午失联。

一周惊奇：

• 大何日拱一卒｜各地社保缴费基数难产了，难道是因为数据太难算了？大概是它也左右为难吧

直接说，今年的社保基数难产，大概是因为它也左右为难了吧。很多人应该都有过这种体验：每年到了八月底九月初，拿到工资条时都得愣一下——工资是不是发错了，因为到手月工资都会少了几十元。这其实是因为社保缴纳基数调整了。但是今年却有点不太一般。

• 建设性意见｜49.93元的水费重复出现7个月，这也太侮辱智商了……

这么霸道的剧本，我也就不分析了，分析多了只怕还有人要来跨省查我家的水表。我只想再次向大家普及两个基本常识：理论上，智能水表、电表的数据都是自动记录上传的，无法人工干预。嗯，理论上。现实中，水电油气领域是不允许存在计量造假的。嗯，只要不承认，就永远不存在。真是厉害啊！

• 只给少数人看｜中央给了地方50万亿！

“十五”期间（2001-2005）的转移支付，我没有查到准确的数字，AI估计了一下，除税收返还外，大概是2.7万亿。“十一五”期间（2006-2010），除税收返还外的转移支付是9.15万亿元。“十二五”期间（2011-2015），没找到2011年的转移支付数据，AI估算总转移支付约22.88万亿元。“十三五”期间（2016-2020），转移支付35.45万亿元。

• 黑噪音｜6省上亿国补被骗取，国之蛀虫

最近，根据媒体公开报道，26个省份公布2024年度审计报告，其中6个省份关注了上述国补政策落实情况，其中去年存在骗补及违规使用的国补资金总额超过1亿元。骗国补，这不仅是“财政资金流失”，更是关乎中国经济全景的严肃问题。骗补行为，就像寄生在政策肌体中的蛀虫，它们不仅偷走了国家的真金白银，更侵蚀了市场秩序，伤害了民众信任，甚至让经济活力受到间接损害！

一周讽刺：

• 星球商业评论｜断了零成本生存这个妄念吧

乃悟最近刷到很多00后、90后去菜市场捡菜的视频。其实最早开始捡菜的是那些在欧美留学的留学生，他们的视频里，垃圾箱里不仅有上好的三文鱼、奶酪，还有各种美食。这种摆拍很快就被我方网友发现了破绽，按照环球网和央视的说法，英国有七分之一的家庭吃不饱，瑞士有20%的家庭挣扎在贫困线，美国每天都有无数人挨饿。怎么，他们是不会翻垃圾箱吗？

• 果壳｜全网都在吵预制菜，吵的到底是什么？

“预制菜”是一个出现了很久，但定义一直比较模糊的词。甚至官方文件里，预制菜要作为战略方向大力发展的时候，也没有明确的定义。这种定义的模糊，是当前各种争论的根源之一。大家往往是基于自己对“预制菜”的理解在发声，于是形成了“各说各话”的热闹局面。为了“规范预制菜”，全国出现了大量的团体标准和地方标准，对“预制菜”进行了各自的定义。

• 衣者朝新｜坏人太多，做新闻要学会“留一手”

去年，新京报曝光了油罐车运输乱象调查：有些油罐车卸完煤制油直接装运食用大豆油。触目惊心，可是，官方最后的调查结果是新京报的报道属实，但调查没有发现其他类似的现象。很遗憾，新京报没有继续拿出新的证据来证明还有类似情况。如果全国真的只有一两辆油罐车如此，那这个新闻也就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大的现实意义了。可是，这个报道后来据说获了不少奖，足见真实情况可能很复杂。

一周声音：

• 江棋生｜痛定忆国涌，魂牵魄动心潮涌

国涌由1988至1998的十年寻梦，到1999至2025的百年寻梦，生生不已，至死未休。然则，什么是国涌的梦？他的梦，明明白白写在《脊梁》一书的结束语中。那就是：文明中国取代野蛮中国。国涌的梦，不是他一个人的梦。1988年热播的六集电视政论片《河殇》，其首集被冠以“寻梦”之名；君可见，河殇之梦，不正是“文明中国取代野蛮中国”之梦吗?

• 个人记忆库｜探访夹沟子

去年底，网上有很多关于这个沟子的视频。凭常识我就知道，关注度这么高，而这事又是某脸上的烂疮疤，借鉴火车脱轨就地埋车头的「移除兴奋源」绝技，只怕这遗迹要保不住了。再不去看看，就永远没机会了。出发前做攻略时，已经搜不到一个了。很明显，被闭紧嘴巴了。

• 新新新默存｜发刊词：自由、美与爱的孤岛

我们建造孤岛，不过是因为早已陷入一个被分割成许多条块的社会。我们每天都看到海量资讯，但并不知道在我们的社会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其他人究竟在想些什么。我们知道自己小圈子里一些人的想法，通过社交网络也零星地揣摩到另一些人可能的想法，但我们不知道高层的想法，不知道底层的想法，也不知道中间阶层的想法，我们不知道无声无息死去的人的想法……

• 食通社｜一场关于“暴雨天要不要点外卖”的讨论

食通社在仔细收集和整理了这些讨论后发现，即使最后仍然不免陷入情绪化的二元对立，但读者们在讨论的过程中依然呈现了许多复杂的视角和事实。例如，大家都认为自己站在外卖员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但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那么谁才是真正关心外卖员的？再比如，大家都认为平台应该负主要责任，但在消费者与劳动者关系这一问题上，态度却是南辕北辙。还有人提出，看似是“既得利益方”的消费者是否真的把代价转移了出去？

• 海边的西塞罗｜大清真的是“错过”了工业革命么？
• 海边的西塞罗｜愚蠢，总是比邪恶更可怕

如果我们单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清朝在“康乾盛世”之后措施发生工业革命最好时机的故事，似乎是非常让人叹息的。从康熙登基到乾隆退位，中国经历了一段近一百四十年的休养生息时代，人口突破三亿，版图面积仅次于元朝，政局却保持整体稳定，巅峰时代国库存银高达八千万两，工农业总值占到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这个国力是巅峰时代的大英帝国都望尘莫及的……

一周故事：

• 南方周末｜一名绿化工人，倒在东北的盛夏

2025年夏天，东北热得不寻常。一名辽宁沈阳的园林绿化工人，在户外工作时倒下后，再也没有醒来。其直接死因是热射病引起的多脏器功能衰竭。事发前后的四天内，沈阳最高温都超过了35℃，市气象台每日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来自辽宁省气候中心的数据显示，2025年7月全省平均气温26℃，比常年同期偏高1.6℃，是有统计数据以来最热的7月。

• 正面连接｜短剧中的道德与国情：不能反抗祖宗，没有超级英雄

2025年3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下发一份“管理提示”，强调微短剧创作要“爽”而有度。爽的边界在哪里？多大的剂量是安全的？我访谈了短剧的创作者、表演者、审查者，了解了短剧的生产和审核流程。那根红线是存在的。短剧制作者们知道如何“合法擦边”，如何让人物有足够的理由造反，如何创作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超级英雄，并且会在和监管的碰撞中找到“癫”的正确剂量。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InterSecLab：是一家专门的数字安全实验室，具备先进的数字取证和威胁情报能力。通过技术分析和创新研究，我们与各类组织合作，识别数字威胁，并监测和分析更广泛的趋势以及不断演变的控制与渗透手段。

编者按：近年来，许多专制国家都在构建自己的“网络防火墙”。2024年，多家人权机构共同发起了一项名为“防火墙出口”的调查研究，旨在调查这些国家背后的技术来源。结果发现，中国是最大“防火墙”技术出口国。不仅如此，大量欧美等西方国家也参与其中。

该调查由 InterSecLab、国际特赦组织、公正缅甸 Justice For Myanmar、Paper Trail Media、《环球邮报》、the Tor Project、奥地利报纸 DER STANDARD 和 Follow The Money 共同完成。每个机构针对自己所研究的领域和国家在 9 月 9 日发布了各自的报告。

本期 CDT 报告汇重点报道国际数字取证实验室 InterSecLab 和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报告。

一、从新疆到亚洲非洲，中国公司向专制政权出口最先进防火墙技术

9月9日，国际数字取证实验室InterSecLab发布了一份名为《互联网政变》的调查报告。报告发现，中国公司海南积至 (Geedge Networks) 正在将其先进的互联网审查与监控技术推向全球，协助多国政府建立类似中国“防火长城”的网络管控体系，而积至的联合创始人正是被称为“中国防火墙之父”的前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

报告封面

据悉，调查基于一次该公司的内部资料外泄事件。稍早，积至公司有10万多份资料外泄，包括超过500GB的源代码、工作日志和通讯记录。此次事件堪称“中国网络审查系统史上的最大外泄事件”。根据泄密内容，该公司不仅承担了打造“中国防火墙”的核心任务，还正在向巴基斯坦、缅甸、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以及一个未被识别的国家输出网络审查技术。此前，方滨兴在演讲中就明确表示要“拓展国际市场，在全球推广中国的解决方案和技术”。

此外，加拿大环球邮报 (The Globe and Mail) 通过调查该公司的招聘广告发现，该公司还准备在马来西亚、巴林、阿尔及利亚和印度等国推广审查技术，以配合“数字丝绸之路”的倡议。

报告显示，积至成立于2018年，最初便与哈萨克斯坦政府合作，提供其旗舰产品“天狗安全网关 (TSG)”。这一系统能够全面监控和过滤网络流量，具备阻断VPN、识别匿名用户、实时拦截敏感信息等功能。随后，埃塞俄比亚与缅甸军政府也采用了该系统，其中缅甸在政变后通过该技术实现了对VPN的全面封锁。

在巴基斯坦，积至取代了此前曾因人权问题遭美国制裁的加拿大公司Sandvine。文件显示，积至接管了其部分基础设施，继续支持伊斯兰堡的国家防火墙建设。报告表示，这种模式意味着专制国家无需自行研发复杂的审查工具，只需依赖积至的“外包服务”，便能迅速建立强大的信息封锁能力。

报告写道：“积至的技术套件已被客户政府用来‘增强其控制装置’并提供‘前所未有的监视和审查能力’。”在技术细节上，泄露文件揭示该公司正在对多个商业VPN进行逆向工程并寻找屏蔽方法。其中一份文件列出了九个已“解析”的VPN，并提供了具体的识别流量方式。

比如，总部位于多伦多的赛风公司 (Psiphon) 长期为受审查的国家提供免费VPN。然而，2021年缅甸政变后，积至为缅甸政府研发出一种工具，能够识别并屏蔽赛风服务器连接，使得赛风在2024年至2025年间多次遭遇严重封锁。更严重的是，赛风并非个例，其他VPN，特别是商业VPN也遭到了严重的屏蔽。缅甸网络中断期间，赛风用户数量实际上在逆势增加，主要因为“其他工具受到的打击更严重”。

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还显示，该公司正在参与中国境内省级防火墙建设。这些省级防火墙往往充当国家防火墙的补充，使得网络审查更加严重。比如，在2024年7月新疆的一场会议上，与会者甚至提出要将新疆打造成“省级能力示范区”，“将区域中心打造成反恐的先锋力量，尤其是在翻墙压制方面”。目前，积至公司在新疆取得成功之后，在2022年分别和福建、江苏政府达成协议，以建立省级防火墙。

最后，报告表示，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借助这种技术强化互联网主权，全球互联网自由面临新的威胁。报告结果“引发了人们对监控和信息控制技术商品化的担忧”。

二、国际特赦组织：西方国家和中国一道帮助巴基斯坦当局打造大规模监控与审查

在 InterSecLab 报告发布的同一天，国际特赦组织也发布了关于巴基斯坦网络审查的报告《控制的阴影》。报告发现，巴基斯坦当局正在通过隐秘的全球供应链，从德国、法国、阿联酋、中国、加拿大和美国等国的私营企业获得先进的监控与审查技术，并在缺乏法律与透明监督的条件下应用这些技术。

报告封面

报告表示，这些技术构建了巴基斯坦现行的数字监控体系，其中尤以“合法拦截管理系统”(Lawful Intercept Management System, LIMS) 和“网络监控系统2.0版”(Web Monitoring System 2.0, WMS 2.0) 最为关键。

“在巴基斯坦，武装部队与三军情报局通过‘合法拦截管理系统’，借助当地电信运营商对大量人口的数字活动进行监控……这一系统实际上成为一种非法且无差别的监控工具，使政府能够同时监控超过400万人。”

报告称，该系统的核心技术由德国公司Utimaco与阿联酋公司Datafusion提供：前者开发的拦截系统可筛选电信运营商用户数据，后者的“下一代监控中心”则进一步让当局直接访问与分析海量个人通信。国际特赦组织强调，这一体系缺乏法院授权与技术保障，已成为国家级大规模监控的工具。

与此同时，网络审查体系的升级也显示国际跨国企业深度参与其中。报告披露：“首个版本的‘网络监控系统’使用了加拿大公司Sandvine的技术，后来被中国积至公司提供的新技术取代和升级。”

这套升级后的“网络监控系统2.0版”不仅实现了更精细的内容封锁，还能通过深度包检测技术 (DPI) 有效屏蔽VPN与当局认为“不合适”的流量。此外，报告指出，系统的硬件和软件来自多个国家：美国Niagara Networks提供核心硬件，法国Thales提供许可软件，中国新华三集团提供服务器设备，而硬件组件则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子公司出口。国际特赦组织认为，这一体系实际上是中国“防火长城”的商业化版本，目前已经在巴基斯坦本地化部署。

报告特别强调：“在这些系统运作下，没有人能免于巴基斯坦当局的压制性监控与控制。”不仅维基百科、TikTok和X等国际平台频繁被封锁，2023年5月抗议活动和2024年大选期间，巴基斯坦全国范围也经常出现网络中断。“这些举措使言论空间进一步收窄，公民社会面临严重威胁。”

国际特赦组织批评，多国政府与企业未能履行人权责任，出口缺乏透明度。“在联系的 29 家单位中，仅Niagara Networks和AppLogic Networks公司作出回应”，“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出口管制办公室和加拿大贸易控制局仅确认收到了信函，但未回答问题”。阿联酋、中国、美国和法国等国政府的相关单位在报告发布前均未做出任何回应。

报告结论呼吁，全球应建立更严格的监管与问责机制，防止类似的监控体系在缺乏法律约束的国家被滥用。国际特赦组织敦促各国政府在批准技术出口前必须评估人权风险，相关企业则应进行人权尽职调查，确保其技术不会成为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工具。

三、美国智库CSIS：中国经济转型充满风险，未来经济很可能“外强中干”

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近日发布了一篇重磅报告《中国的经济转型：债务、人口、去全球化与 2035 年情景》。报告表示，中国自2021年房地产需求见顶后，传统依赖债务驱动的基建与住房建设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北京正试图构建以创新和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新经济模式，并设定到2035年取得人均GDP翻一番和“共同富裕”的目标。然而，报告指出，中国这一经济战略的前景暗淡，最终很可能出现中国经济“外强中干”的结果。

报告封面

报告认为中国面临三大长期挑战：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与国际去全球化趋势。具体来说，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可能高达GDP的75%至91%，房地产和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人口方面，2022年中国人口达到峰值，劳动力自2012年起持续萎缩，“未富先老”的困境将使养老金与医疗支出压力日益加重。国际层面，美国与欧洲加大对华贸易壁垒，2025年特朗普政府更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45%关税，凸显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对此，报告指出，北京当局也给出了自己的应对之道，即“制造业驱动与创新引领”。“北京既不寻求建立消费主导型经济，也不追求大规模财富再分配，其重点在于创造新的财富。”报告直言。中国家庭消费仅占GDP的39%，远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59%。然而，北京拒绝通过扩大福利体系实现消费拉动，担心重蹈拉美国家福利制度拖累经济发展的覆辙。

因此，中国的新战略是通过先进制造业和创新驱动实现生产率提升。比如，电动车、电池和光伏组件的全球领先经验，正被视为未来产业升级的样板。报告指出：“创新能够让企业差异化产品、开辟新市场，同时提高附加值，从而带来更高利润与税收。”这一逻辑被认为将支持财政扩张、改善公共服务，进而间接提升消费。

报告表示，新模式能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能否继续扩大出口。报告称，中国中间品出口已占总出口的46%，未来可能进一步通过“海外建厂”、签署更多自贸协定以及拓展全球南方市场来稳住外需。同时，中国有意通过在全球绿色转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伙伴”角色，推动新能源产品的外销，甚至有人提出中国版“绿色马歇尔计划”。

然而，报告质疑这一模式可能难以成功。主要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对中国贸易壁垒加大，国内消费又长期低迷。房地产泡沫破裂削弱了居民财富效应，“独生子女一代”背负赡养压力导致储蓄倾向增强，加之地方政府以罚款、拖欠工资等方式“自救”，进一步削弱社会信心。报告警告：“国内需求将持续疲软，除非中央政府愿意通过更多举债弥补地方缺口，特别是增加医疗投入以减轻家庭负担。”

对此，报告描绘了三种中国经济未来可能的场景。最理想的情况是，出口增长、创新突破、税基扩大，债务与福利负担得到平衡，中国实现更富裕、更公平的社会。另一方面，最坏的情景则是贸易受阻、债务失控、人口老龄化拖累经济发展并且改革未能奏效。然而，报告称最有可能的场景是介于两者之间，经济处于“外强中干”的模式。“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同时表现出强与弱的双重特征。对外，中国是先进制造品的强劲输出国；对内，政府不得不依赖债务维持需求，居民生活改善有限。”

最后，报告表示，在全球格局中，中国仍将是高收入国家的强劲挑战者，但未必能兑现改善民生的宏大承诺。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布鲁斯出海日志｜尼泊尔“Z世代革命”：政府封禁社交媒体引燃年轻人的怒火

近日，尼泊尔大量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社交媒体禁令以及长期以来的贪污腐败、政府无能。

在9月8日的大规模抗议中，年轻人顶着政府军警暴力镇压，推倒路障，冲破警戒区。警方镇压造成数十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9月9日，尼泊尔总理卡德加·普拉萨德·夏尔马·奥利下台。

就在几日以前，尼泊尔总理奥利还出席了中国“九三阅兵”。

对于这一起事件，在微信公众号“布鲁斯出海日志”发布的一篇遭到删除的文章中，作者化雨写道：

8月底，尼泊尔政府要求所有社交媒体平台在七天内完成注册，否则将被屏蔽。期限一过，Meta(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YouTube、X(前Twitter)、Reddit、LinkedIn等全球巨头均未提交申请。9月初(上周四)，政府正式下令全面封禁这些未完成注册的平台。

分析人士指出：“超过700万尼泊尔青年在海外求学或工作。”此举直接切断了这数百万尼泊尔海外劳工、留学生与家乡的联系，也重创依赖社交媒体宣传的旅游业。

对年轻人来说，这更是剥夺了他们的主要沟通和表达渠道。愤怒之下，成千上万的青年转向TikTok等尚可使用的平台组织抗议，迅速走上加德满都街头。

抗议升级：9月8日的大规模示威，成千上万年轻人冲破加德满都的警戒区，推倒路障，抗议政府，警方则使用催泪瓦斯、水炮甚至实弹。冲突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80 余人受伤，政府宣布宵禁，军队进驻首都加得满都。

如果说封禁是导火索，那么“Nepokid”浪潮则是运动的燃料。早在此之前，#NepoKids、#NepoBaby的话题已在TikTok、Reddit上刷屏，年轻人揭露并嘲讽政客子女的奢靡生活。

抗议者的口号直击人心：“领导人的孩子带着Gucci包回国，人民的孩子却躺在棺材里。” 这不仅指向了高达19.2%的青年失业率，也揭示了大量尼泊尔青年因生计被迫出国务工，甚至作为雇佣兵死在俄乌战场。

与此同时，普通家庭靠微薄收入和海外汇款（占GDP的三分之一）维持生活，而政客子女却在海外享受名牌与特权。这种鲜明对比，让“腐败与不平等”这一老话题，被Z世代以更加直观、尖锐的方式重新呈现。

[…]

这场运动没有明确的领导者，却带着强烈的世代烙印。大学生、中学生成为主力，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我们这一代要终结腐败。” 在他们看来，政府所谓“维护国家尊严”的封禁，不过是为了压制揭露腐败的声音。

[…]

然而，这一次的抗议已不再是单一的“网络自由”之争，而是一次更深层的世代觉醒。年轻人不满足于恢复社交媒体，而是要求透明、问责与真正的政治改革。

有人称这场运动为“最后的革命”（The Final Revolution）。它未必能立刻改变政局，但无论如何，它标志着尼泊尔政治的一个重要拐点：Z世代正在以数字时代的方式，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

我们经常看到网络上调侃Z世代整顿职场，现在尼泊尔的Z世代走上街头要整顿尼泊尔政坛。随着公众和名人支持不断增强，这场由Z世代引领的“革命”，正在撼动尼泊尔后君主制时代的既有秩序。

二、食通社｜送外卖是一种“短命劳动”吗？

微信公众号“食通社”作者郑璐悦近日发布文章，提出当前中国外卖员的生存困境。该文在食通社微信公众号上被删除，豆瓣页面截至发稿时仍可见。

文中写道：

从4月份京东和美团围绕骑手社保展开的舆论战，到9月1日强制缴纳社保的新规，骑手的劳动状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对于很多骑手来说，社保似乎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他们总是紧盯着眼前的生活压力。

骑手以透支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一刻不停地穿梭于食物供应链的“最后一公里”。很少有人意识到，为顾客餐食而奔忙的他们，却往往是这个系统里最难吃上一顿健康饭的人。

“骑手们经常一天两顿，很多人有胃病。”《过渡劳动》作者孙萍在《随机波动》播客中提到的这句话，让我很不平静。并非因为吃惊，而是出于共情。作为营养学者，这种矛盾让我意识到，值得关注的不仅是餐桌上的食物与健康，还有那些送餐的人是否能好好吃饭。

骑手患胃病，乍听是因为缺乏健康知识，不懂养胃之道，但当群体患上了这样的“职业病”，事情远不止于此。

外卖骑手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作息不稳定，平常的进餐时间和饮食质量往往取决于订单量、工时长短，甚至取餐地点是否可及等等因素，而非他们是否“懂得养生”。 现实是，他们的工作节奏不允许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准备营养均衡的餐食。骑手们的健康困境，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吃好，而是他们的劳动条件决定了他们无法做出更好的选择。

因此，在理解骑手们的胃病时，开出“规律三餐”的营养处方是傲慢且无效的，因为它与“以单计价”的生存法则不兼容。社交媒体上常见的“少喝碳酸饮料”“多吃蔬菜和水果”“多运动”等专家建议，虽具体，但在真实世界里常因为各种社会因素磕绊，难以实现。

三、清华大学官网删除法学院教授劳东燕2016年毕业典礼致辞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在清华大学2016年毕业典礼上曾发表致辞，清华大学官网于当年收录发布致辞文稿。截至2023年2月原帖仍可见。目前该页面已被删除。

致辞节选部分写道：

对于法律人而言，要实现“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的基本目标，诸位同学必须要注意四点：

1.做一个正常的、有人性的人。国内的左派之所以惹人讨厌，就是因为他们一面说北朝鲜与前苏联的体制有多么美好，另一面去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美英德法等西方国家去留学，甚至让妻儿都移民到那里。一切有真诚信仰的人，都值得尊重。但是，正能量的嘴，负能量的心，打着某种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主义的名号，做各式的政治投机，愚弄人们，这样的人最终都会沦为历史长河中的跳梁小丑。

2.守住共同的底线，能够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自由与奴役、宪政与专权，究竟哪个值得追求，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余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社会，共同的底线不是左、右派各自坚持的“公平”与“效率”的折中调和，也不是在“自由太多”与“福利太多”之间，寻找“既非自由放任，也非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而是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这是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共识。奴隶制再怎么有效率，都不可能为现代文明所接受，因为它背离自由的设定，强迫他人处于被强制的地位。[…]

3.认清中国社会的发展潮流，将自己的优秀与推动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唐德刚先生曾说，中国要花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走出历史三峡，转型成为一个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国家。从1840年起算，离两百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要相信，中国社会一定会走出这个历史三峡。在此过程之中，请求诸君务必将自身的优秀与推动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优秀并不仅仅意味着成为行业（尤其是主流行业）的精英，优秀意味着担当与责任，意味着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而不是逆潮流而行。[…]

4.掌握法律技术很重要，同时要时时谨记，技术说到底是为合理的价值判断服务的。作为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同时也作为一名公民，诸位同学既要熟练掌握各类法律技术，也应当具备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能力。请不要觉得个案正义不重要，尤其在敏感的或者有重大影响力的个案中，要能够做出合理的、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判断，并且有能力运用所学到的法律技术，来实践与推进这样的价值。在我看来，将技术玩弄于股掌之间，却无法做出或者故意地无视合理价值判断的人，根本就是没有灵魂的专家；反之，能够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却无法通过法律技术来贯彻此种价值判断的，并非合格的法律人，充其量只是愤青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必须能够将高超的法律技术与合理的价值判断结合起来。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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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俄罗斯的19架无人机“进入”波兰境内，引起波兰的反击和北约的强烈反应，东欧的形势顿时剑拔弩张，因为俄罗斯也在此时进行名为“西方”的军事演习，剑指波兰与波罗的海三国之间的地带。

本来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但是当我在网上随便浏览相关的帖子时，却发现大部分人的评论都是“波兰要完了哈哈”，“历史上活该一直被虐”，“希望看到波兰被再次闪击”，等等。

看到这些评论我首先想说的是：喂喂，你们说这些话如果是为了吹捧俄罗斯，也不合适啊，上次闪击波兰的可是人类最罪恶的存在——纳粹，你们确定要这么类比吗？

我想说的是，我们的社会有很多人，都严重缺乏最基本的善恶观、是非观。

我并不是说站在欧洲这一边就算善良，但我们至少可以中立一点看待战争的罪恶。

首先，这是一场可能的战争，这不是过家家的儿戏，也不是弄几个飞机大炮炸着玩，是会死人的！

很多人的心中，都没有“人道主义“这个最基本的价值观，而是充斥着野蛮的、原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他们看各种国际冲突，就像是在看一场热闹的球赛：兴奋地点评，调侃谁会先倒下，谁会被打得鼻青脸肿。别人的家园和生命，就是他们茶余饭后的消遣。

这种心态，本质上是一种病态的“战争浪漫主义”。他们把战争想象成某种热血漫画，把炮火当成烟花。在这种叙事下，战争失去了最本质的东西——血与泪。

我见过的所有老兵采访视频，都只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希望发生任何战争，因为战争实在是太残酷了。

俄乌战争爆发第一天，我就看到一个真实的视频：在一群被炸毁的住宅楼下，有个男子拖着断腿在地上痛苦爬行，嘴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痛苦嚎叫；旁边一个老太太对着废墟中自己家人的尸体，也在无力地哭诉。

根本没有人理睬他们，他们就在硝烟中那样自生自灭。

这就是战争，不管是哪一方，不管是谁进攻是谁防守，都有人在承受这样的代价。

战争一旦真的爆发，你会亲眼看到满地的残肢断臂、脑浆肠子，你会看到自己身边熟悉的人突然被炸成一堆碎肉。这才是战争。

不要说导弹了，现代的机枪打到人身上，留下的都是碗那么大的窟窿，打到头上半个脑袋就没了，而不是电影中表现的一个小孔。

那些在社交平台上喊着“活该”的人，他们既不会亲自走上前线，也不会感受到流离失所的痛苦。他们只是在屏幕后敲键盘，把别人的苦难当作一种猎奇的表演。

所以，你身边如果有这样的人，请远离他们。他们不具备最基本的人性。

为什么总有人对战争津津乐道，甚至带着某种莫名的兴奋？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做“替代性狂热”。

当人们在现实中感到无力、挫败、缺乏掌控感时，他们会倾向于在宏大叙事中寻找代偿。

战争，恰好成为这种代偿的舞台。

对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的人生可能平淡、琐碎、无趣。但一旦把自己“投射”到某个大国的战机、导弹上，就好像也参与了某种伟大的史诗。他们甚至会在评论区喊：“让我们给某某一个教训！”仿佛自己真的能指挥千军万马。

然而，这是一种危险的幻觉。

他们在屏幕前的欢呼，并不会改变战场上的走向；相反，这种舆论氛围会让社会慢慢丧失对战争的警惕。一个国家如果充斥着战争爱好者，迟早会有人把虚拟的激情变成现实的政策。

战争，其实从来没有赢家。

一战结束后，欧洲满目疮痍，所有参战国几乎都付出了沉重代价；二战之后，即便是“胜利者”，也有数百万的家庭在废墟中痛哭。

可能会有人说，战后不是又恢复繁荣了。是的，但你怎么保证你自己是战后幸福的一代，而不是成为炮灰的那一代？

即便战后幸福的一代，他们的先辈也大多数承受过战争的痛苦，这些痛苦会持续存在于人们心中。

就更不要说多少老兵，会被炮竹声、突然的震动吓得精神病发作——严重的应激创伤综合症普遍存在于军人中。

这次他们所嘲笑的波兰，它的历史恰恰就是最好的注脚。

波兰因为地缘位置而屡屡成为大国的牺牲品，被瓜分、被践踏、被迫卷入一次次浩劫。今天当俄罗斯无人机掠过波兰上空时，波兰人会感到颤抖——但不是因为他们“懦弱”，而是因为他们太清楚战争带来的惨烈。

华沙曾经在二战中被夷为平地，这座城市是完全照着旧地图重建起来的。

那些在网上喊着“波兰活该”的人，已经因为挺俄的立场而丧失了基本的人性和共情力，在日常生活中也必然是一群毫无道德感的人，所以，请远离他们。

你可以挺俄，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你不能为战争鼓掌！

战争爱好者的声音，其实也反映了一种社会性的麻木。

当人们习惯了把新闻里的死亡当作数字，而不是一个个鲜活生命时，麻木就会取代怜悯。

当人们用宏大叙事替代具体生活时，麻木就会取代理性。

这种麻木，会在潜移默化中侵蚀社会的价值观。一个对战争轻描淡写的社会，也必然会在面对其他重大问题时缺乏同理心。

久而久之，人们会对不公正、对苦难、对暴力都无动于衷。到那时，战争虽然还没到来，但社会的精神已经“被轰炸”过了。

请远离那些把战争当玩笑的人，学会用理性的眼光看待国际新闻。地缘政治固然复杂，正义邪恶固然难辨，但复杂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用嘲笑和幸灾乐祸来看待战争本身。

我们可以因为价值观和立场支持某个国家，但我们永远都要反战！

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都是对战争的一种抵抗。我们无法决定大国的博弈，但我们至少可以决定，不让自己成为“键盘上的嗜血观众”。

请远离你身边的战争爱好者。

他们的言语可能看似无害，就像是随便发泄几句，但其中包含的冷漠与狂热，会逐渐污染整个社会的气氛，带来非常可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终伤害到每一个人。

一个没有人道主义价值观作为基础的社会，必然会走向万劫不复。

今天是代班的小云。

中午吃饭，张富贵坐下第一句话：“我看我这碗里全是预制菜。”

这话一出，大家都开始吐槽西贝。

有说贵的，有说难吃的，为数不多的好评来自小云本人：如果西贝出一个预制番茄料理包，我会买。

听了感觉命真苦。

罗永浩和西贝干架三天，总结下来，大概是西贝和咱普通人对预制菜的定义不太一样。

咱觉得，冻品从冰箱里拿出来，微波炉叮一下就能吃，这难道还不算预制吗。

但西贝反而觉得，这是正常的好菜好饭。

西贝的借口挺多，其中有些也挺反直觉，比如说冷冻的蔬菜和肉类，可能比新鲜的还有营养价值。

一岁的宝宝，吃两岁的西兰花，一岁半的羊腿，你还跟我谈营养价值？

我去搜了搜，还真没想到，很多营养科普博主都说，没错。

对蔬菜来说，冷冻能帮助储存维生素C，营养流失的速度比常温存放更慢。

而肉类，屠宰以后快速分解分装冰冻，再冷链运输，才是防止变质的最佳方法。

那些现杀的热鲜肉，运输的时候可能就细菌繁殖了。

好吧，仔细想想，其实也很合理。

预制工艺本来就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什么速冻锁鲜、气调保险、自动化灌装……都是为了能保证食物进嘴的那一刻，是最新鲜的状态。

这点没得喷。

但问题在于，预制不要命，要命的是你西贝坚称自己的菜都是现场做的啊。

上周五直播的时候，西贝可骄傲了，说开放后厨，给全国的网友记者都来参观。

卯足了劲想赢得网友的声援，打个翻身仗。

结果大家一看，灶台是电磁的，刀是用剪刀的，鸡汤是没有鸡的，厨师是带着手串的。

漏勺还能哐哐捞下水道。

并且冷柜里，放的可不只有冷冻的蔬菜和肉。

还有莜面、肉夹馍、馕饼……连面食都要预制。

鸡鸭牛羊猪，看了都要捂着屁股跑。

大米小麦，看了也想多吸点农药自杀。

西贝要营销现做，其实就是在把大家对“现炒”的执念当韭菜来割。

咱中国人吃饭，除了营养，还要讲求一个锅气。

热炒的，和微波炉加热的，那能一样吗。

就算是自己家里炒了盘宫保鸡丁，放几天再热热，和刚出锅就吃的口感真比不了一点。

老罗也说，要吃平民级别的锅气热炒。

西贝当然心知肚明，否则也不会往这个方向营销。

而且现切现做，是有溢价的。

但一边声称明厨亮灶，一边用着冻品，真有点太搞笑了。

除了顾客是现宰的，其余都是预制的。

西贝不承认，他们说，我们不叫预制。

要是严格照相关部门对预制菜的定义，西贝确实能咬文嚼字。

根据这个定义，中央厨房不是预制菜。

经过洗净、去皮、分切等简单加工的未烹饪净菜，也不是预制菜，而是食用农产品。

所以啊，西贝才有底气那么自信。

他们觉得，书上说不是，那就不是，你们顾客要觉得是，就等于没读过书。

但我是来吃饭的，不是来做阅读理解的。

顾客对食物就三个要求，安全、口感、营养，你们后厨那些比我外甥女年纪都大的食材，瞅着哪个都难全部满足。

还卖得那么贵。

把阅读理解玩明白的另有其人——西贝员工。

短短一句话，把西贝费劲心思装好的松弛砸了个大半。

今天一上午，西贝又多了好几条热搜。

又是说停止开放后厨参观的，又是发第二封致歉信的。

又是“华与华”公司被嘲笑领了西贝6000万公关费，结果前线贾老板还在冲锋呢，后方他们就率先对罗永浩投降了。

这就是你华子的兵法？

说句公道话，我要是西贝公关和华与华，面对这样一位老板，再多钱也不中用。

贾老板绝对想不到，他上蹿下跳好几天，反而帮助老乡鸡和萨莉亚的口碑直线上升。

老乡鸡是明确公开了预制和非预制的菜品占比。

萨莉亚则是因为人家真的便宜，而且对预制从没藏着掖着。

虽然一度被吐槽后厨连一把刀都没有，餐厅本质是个大微波炉。

但一个菜不到20，还要什么自行车。

西贝那封致歉信我也看了，说要把中央厨房加工的菜品，转移到门店加工，向胖东来学习。

等等，你们谁向谁学习还指不定呢。

还有网友说，要让西贝去当上海中小学AB餐的供应商，用魔法打败魔法。

上学吃这种菜，周末想改善伙食吃点西贝，结果又被西贝背刺。

可怜的小朋友们。

最后，关于餐饮安全，还想聊点有的没的。

刷到好多评论说，把所有餐厅都做成透明后厨，所有食客一起监督，有用不？

我想说，就算透明后厨，咱不混餐饮业的普通人也看不出来名堂啊。

看到厨师拿出来一块羊排，但谁知道这羊排到底从何而来、放了几天？

2021年的时候，就有地方推行了一条“阳光厨房”举措，要求外卖餐饮商家在平台页面视频直播后厨。

结果，脏乱差依旧脏乱差，幽灵外卖还是幽灵外卖。

预制，可能只是整个餐饮业问题的很小一部分。

就在网上吵的这几天，《预制菜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已经通过审查，马上就要进入公开意见征集阶段了。

我相信，科学靠谱法律保障的预制菜标准制定出来，且严格执行。

即使是曾经让所有家长抵制的“预制菜进校园”，都不会再遇到多少阻碍。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罗永浩和贾国龙鸡同鸭讲，西贝和网友对预制菜的理解都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

既然公众普遍不相信“预制菜”，各方定义也不相同，也就说明，大家说的不是“预制菜”，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比如消费欺诈，比如食品安全，等等。

就网红罗永浩和西贝老板贾国龙的争论，一个从事餐饮业的朋友在他的朋友圈给贾国龙出主意说，只要问罗永浩一个问题：

你直播间带过货的好蒜道糖醋蒜瓣、手工厚切吐司、厚切猪肉午餐肉、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盐趣多口味海盐蝴蝶酥等科技狠活的包装食品，哪个比你嘴里所说的餐饮“预制菜”强？何须搞成这副鬼样？

贾老板如能看到这条朋友圈，则应反思西贝的“危机公关”是否还有较大改进空间。

讨论饮食问题的门槛，比俄乌战争等国际局势要低得多，更没啥风险，所以参与争论的人真是多极了，导致舆论一下就哗然了，据说还大大影响了西贝的生意。

01 史上定义最混乱的概念

从动植物活体到餐桌，是个A-B-C-D-E-F-G环节甚多的漫长过程，从哪个环节起迄算是预制菜，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的国家，理解都不一样。

在前几轮争论中，有人就发问，速冻饺子、馒头、面包、汉堡之类，算不算预制菜？为此，2024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专门给预制菜下了一个明确定义：

——预制菜也称预制菜肴，是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使用或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不添加防腐剂，经工业化预加工（如搅拌、腌制、滚揉、成型、炒、炸、烤、煮、蒸等）制成，配以或不配以调味料包，符合产品标签标明的贮存、运输及销售条件，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

上面是概念的内涵，下面是预制菜的外延，界定哪些不属于预制菜：

——主食类食品，如速冻面米食品、方便食品、盒饭、盖浇饭、馒头、糕点、肉夹馍、面包、汉堡、三明治、披萨等。

——连锁餐饮企业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不纳入预制菜范围。

——仅经清洗、去皮、分切等简单加工未经烹制的净菜类食品，属于食用农产品，不属于预制菜。

如此复杂的定义，想必邀请了语言学和逻辑学教授共襄盛举。而按照官方定义，“预制菜”的范围已经大大窄化，可以说是个小众消费了。

图/CFP

回顾这场争论，可以发现，罗永浩说的“预制菜”，是一种老百姓的定义，只要不是现做现吃，隔段时间才食用的，就是预制菜。而如果严格按照官方定义，罗永浩就不能说西贝的菜品是预制菜，因为西贝是连锁餐饮企业，从它的中央厨房里出来的菜肴，不叫预制菜。

把这个官方定义放到全球食品安全要求极高的日本，会有水土不服。

2023年的《经济参考报》有一篇文章称，预制菜在日本种类繁多、应用广泛，几乎可以说日本人一天都离不开预制菜。该文将开袋即食的罐头及软罐头包装食品、真空食品、冷冻食品、方便食品，以及速冻水饺、速冻烧麦、铝箔包装的真空即食商品，还有免洗免切搭配合理的蔬菜包、水果盒，已切好拌好完成调味的肉类食品，还有各种风味的方便食材，均列为预制菜。

2023年，公众号“旅法华人”报道称，法国《六千万消费者杂志》发布的一项关于速食食品（预制菜）的调查中，库斯库斯（一种用粗麦粒制成的北非菜肴，在外形很像小米的主食上浇上蔬菜和肉类制成的配菜）位列其中。

鄙人没有吃过这道法餐，但观其配料，说它是“法国盖浇饭”应该没什么大错。说到盖浇饭，按我们的官方定义，是主食，那就不能算是预制菜了。

预制菜，这恐怕是史上定义最混乱的概念了。罗永浩和贾国龙各说各的，各气各的；官方和民间理解的不一样，中国和外国的理解也不一样。一个概念没有统一的内涵和外延，如何一起讨论，如何进行判断、推理？

孔子说，定义、概念、名分不统一，最终会使老百姓连手脚放在哪里都不知道，结果就是互殴，一片混战，这正好契合了目前的舆论场现状。

如果“预制菜”的定义不统一，下一个“某永浩”还会出现，社会舆论还将付出成吨的口水。

02 预制菜为什么不安全

日本是预制菜的生产和消费大国，有报道称，目前日本共有约100家企业向市场提供500多种软包装预制菜。有业内调查显示，各种预制软包装熟食在日本家庭餐桌领域的利用率达47.7%，已成为日本饮食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反观中国公众，对“预制菜”却存在普遍的反感。综合中国消费者的担心，主要体现在这三个方面：

第一，添加防腐剂，以及防腐剂超标。

对防腐剂的担心，源于过往食品安全的噩梦。

多年前，人们见识过福尔马林浸泡过的海鲜食品，见过违禁药品用于食品防虫，中国消费者深受防腐剂刺激，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如防腐剂就是福尔马林，福尔马林就是防腐剂。你提到其他防腐剂，跟他说防腐剂的安全性，但在他的观念里，那也不过是福尔马林的表兄弟而已。

可能是为了缓解中国消费者对防腐剂的普遍担心，在2024年的“通知”中，特别规定预制菜是“不添加防腐剂”的。这个规定很有意思。

举个例子，一家专门做八宝饭的饭店，如果上午做好放冰箱里冷藏，到晚上重新上屉加热卖给顾客，这份八宝饭符合官方规定的“预制菜”。但如果这份八宝饭放了防腐剂，搁在冰箱里，三五天后再买给顾客，就不在官方规定的“预制菜”范围了。

这大大违反了一般消费者的常识。为照顾这种情绪而特意规定预制菜“不添加防腐剂”，容易把食品工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搞成一场文字游戏。

正本清源地看，现代食品工业的两大基石，一个是防腐剂，一个是冷链物流系统；没有这两个东西，就没有现代食品工业，也就没有现代大城市。

关键的问题是，你怎么保证你所使用的防腐剂是安全的？你怎么让公众在观念上让福尔马林与食品防腐剂脱钩？

预制菜工厂（图/CFP）

第二，以次充好的食材。

中国饮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食材通常会切得比较细碎，做熟之后，不易看到原初模样和色质，这给无良商家留下了干坏事的空间。

预制菜被反感的一大领域是学生餐饮。数年前发生过几起家长发现学生食堂里的原材料腐败变质和生芽的案例，经过严厉整治和防范，这种丑闻最近不再出现在公众视野。但家长内心怎么想，不得而知。

客观而言，如果商家存心不良，预制菜的制作过程中，食材以次充好有大量机会。食材不新鲜，加大香料的投放力度；食材有腐败，把腐败的部分挖掉用好的部分；保质期快到了，可以修改一下，重新上市……这些问题，谁发现得了？

以次充好的食材的确不会一次性吃死人，除了批评教育道德谴责和罚款，还能怎样？但长久食用，难免不会危及健康，约略等于慢性杀人。但无论如何，这终究是个介于良心与法律之间，严刑峻法未必能解决的问题。

第三，营养性问题。

肉类和其他蔬食制作好之后不及时使用，营养肯定会流失，甚至产生不利于健康的有害物质。这是现代营养学的基本常识。

问题在于，一种预制菜在多少天之内，营养成分流失多少。我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研究，即便有，至少没有公开宣讲，更没有商家主动把营养流失状况标注在包装上。这只能深表遗憾。

不过话说回来，预制菜的出现，本身就是快节奏城市生活的产物。菜肴不预制，吃一餐饭花的时间，恐怕会成倍增加。在时间成本和营养损失之间，你选择哪一个？

既要又要还要的辩证法，是不存在的，这需要观念的转变。

03 消费者需不需要有知情权？

餐饮业是中国最市场化的行业之一，消费者具有最大的选择权用脚投票。既已如此，消费者是否可以对餐馆的预制菜售卖情况享有知情权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首要问题还是定义不统一。比如按照民间对预制菜的定义，西贝卖的是预制菜；但按照官方对预制菜的定义，西贝卖的就不是预制菜。按日本或欧美的定义，它是预制菜；按中国的看法，它不是预制菜。同样一个东西，既是A又不是A，知了这个情，有什么意义？还不照样在舆论场打架斗殴？

其次，既然公众普遍不相信“预制菜”，各方定义也不相同，也就说明，大家说的不是“预制菜”，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比如消费欺诈，比如食品安全，等等。治理这些问题，相应的法律法规也比较完备，关键是执行，另立新规，无谓消耗有限的司法资源。

再次，鉴于“预制菜”在中国大陆名声不好，就像这一回，罗永浩和西贝老板贾国龙这两个人看上去吵得凶，但是，在“预制菜是坏的”这个问题上，双方很显然达成了高度共识。

现在很多餐馆已经在招牌上明示“本店不提供预制菜”之类的信息，这是市场自发满足消费者知情权，充分的市场竞争会自发净化市场。但问题是，当店家和消费者对何谓预制菜的理解不一致的时候，是否会引发冲突？

毋庸置疑，预制菜引发的争论，主要来自于食品安全引发的焦虑。食品安全无虞，谁还有闲工夫去关注预制菜的问题？而现在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妖魔化预制菜，根本无助于食品安全的保障。

这几天网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情权运动，消费者积怨已久，群情激愤，要求餐厅标注清楚是否使用了预制菜。

作为一贯倡导公民权利的博主，看到这一幕是很欣慰的。总体来说，关系到公共利益的领域还是透明一些更有保障，有知情权比能在鼓里更好。

不过呢，我也想提醒一下读者朋友们，知情权的实现并不是只有在标签上注明这一种方式，在标签上注明也不一定是最好的让消费者知情的方式。

不信？咱们来做几个测试。

比如食用油，不同来源，不同压榨方式生产的油对健康有影响吧？餐厅炒菜用的什么油，是不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标注出来比较好？

测试一：

两盘辣椒炒肉，分别用的是大工厂化学浸出法生产的花生油和王大爷古法压榨的浓香花生油，你选哪一盘？

我这人特别怕死，我会选大工厂化学浸出法生产的花生油。

因为土榨工艺温度控制不当可能产生有毒致癌物质苯并芘，更高概率会黄曲霉素超标（有大量抽检实例），而大工厂生产花生油会有专门的工艺流程去除一级致癌物黄曲霉素。

再比如鸡肉，不同养殖方式，不同产地的鸡，肯定还是有差别的，对健康也是有影响的对吧？鸡的养殖方式与产地如果标注出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会更好吧？

测试二：

两锅鸡汤，一个锅里炖的是山东莱阳某大型养殖场60天出栏的肉鸡，另一锅炖的是广东汕头贵屿镇散养180天的土鸡，你选哪一个？

我这人特别怕死，二选一的话我肯定会选择60天出栏的肉鸡，而不是散养土鸡。

因为汕头贵屿镇是全球最大的电力垃圾处理集散地，这里的重金属和有毒化学试剂我完全不想沾染一点点，而散养土鸡是集大成者。

再比如海鲜，不同的生产和储存方式肯定还是有差别的，对健康和口味也是有影响的对吧？如果要求把这些标注出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会更好吧？

测试三：

两份三文鱼刺身，一份是零下20度冷冻一年后解冻出来的，一份是4度冷鲜保存2天空运来，你选哪一份？

我这人特别怕死，我会选经过零下20度冷冻的三文鱼。

因为三文鱼可能含有异尖线虫等寄生虫和虫卵，有可能感染人体，正确处理方法是零下20度冷冻7天以上或零下35度冷冻15小时以上，才能彻底杀灭寄生虫和虫卵。实际上我们吃到的正经挪威三文鱼三文鱼都是冷冻后船运到中国，经几个月甚至一年的冷链流转才到餐桌上的。因为油脂丰富，冷冻后如果能低温缓冻，可以九成九地还原生鲜风味。

再比如酸奶，不同的配方可能会影响酸奶的品质，肯定是标注出来更能保护好大家的健康对不对？实际上当前的酸奶国标也是这么规定的，很好地保障了大家的知情权。

测试四：

有几种酸奶，都是6元一瓶，分别是某进口品牌原味酸奶，某国产大品牌黄桃果粒酸奶，某国产本地品牌老酸奶，某国产大品牌酸牛乳。仅从健康角度考虑，你会选哪一种？

A.进口品牌原味酸奶

B.国产大牌黄桃果粒酸奶

C.国产本地品牌老酸奶

D.国产大品牌酸牛乳

我这人喝酸奶主要是想获取其中的优质蛋白，同时尽量避免添加的糖类，我会选最后一种国产大品牌酸牛乳。

因为产品分类为酸牛乳或酸牛奶的，才是真正意义上执行酸奶国标的纯酸奶，其他几种都属于风味酸奶，是允许添加糖类、增稠剂和其他成分的，蛋白质含量要求也更低。

是的，原味酸奶和老酸奶也是风味酸奶，它可以加糖、加增稠剂，而果粒酸奶看起来健康，实际上维生素几乎为零，还会额外引入大量蔗糖。

嗯，做了四道题，是不是咂摸出点味道来了？食品行业很多健康真相都是反直觉、反经验的。消费者想要通过消费选择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不仅需要明确标注信息的知情权，还需要有支撑选择的知识，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在社会公众普遍对某个领域的知识存在错误认知的时候，空有知情权并不能很好地保障大家的健康，甚至可能会让商家合法地利用某些顺应直觉的概念来误导消费者。

土榨油、散养鸡、冷鲜三文鱼、原味酸奶，都是长期以来误导消费者的概念，有的是被法规要求强制标注，有的是商家主动标注，但事实上都形成了不利于消费者健康的结果。

当然，以上案例并不能推导出知情权有害消费者健康的结论，很多时候，食品标签的标注是有必要且有利于消费者健康的。

我想表达的是，知情权的实现是一个综合工程，标注是一种常见方式，但并不一定是最合适的方式，也不一定能起到好的效果。

最后再来一道综合测试题：

以上菜单，你认为符合博主的描述吗？江西小炒食材都是新鲜的吗？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就这家江西小炒的菜单里面：

牛腩、黄豆、鸡脚、肥肠、牛肚这几样，一定是提前批量烧煮好了冻起来或者采用预制菜包。这些食材的烹煮时间都在20分钟以上，有的甚至要一小时以上才好，不可能等客人下单了才从生料开始制作的。爆炒也不行。

然后，这家店里的鲈鱼、花蟹、鱿鱼须、基围虾、鸭杂一定是冻货。因为这家店完全没有海鲜池，不可能养殖活鱼活蟹，其价格也支撑不了活鱼活蟹。至于鱿鱼，市场上几乎就不存在鲜活的，只有水发干鱿鱼和冻品鱿鱼的区别。

江西小炒的魅力在于大火爆炒，在于人间烟火，食材新鲜是谈不上的，没有预制工艺和冷冻产品也是不可能。

再粉碎一个滤镜，这类爆炒小店为了鲜香口味，一定会用到复合调味料，没有防腐剂、食品添加剂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些都是合法的，适量使用也并不危害健康。

最后分享一点建设性意见：

喊口号很容易，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还是建议多学一些可靠的知识。

西贝这件事，只从舆论角度只能得出道德上的结论，因为道德的各执一词，所以很难看清楚。迄今为止，人们陷入了跟随罗永浩打贾国龙、骂西贝的队伍中，让所有人都超越这种激化情绪很难，但有些人可以想想：这场舆论究竟带来了什么效果。

这个效果不是西贝宣布儿童餐的热销菜品改作西门店现炒，而是预制菜的民意基础从一年前的大部分反对或犹疑，变成了现在的“我不反对预制菜”“又好又便宜的预制菜”。这种对人意识的改造，以及对特定观点的植入，老罗是首当其功的。

这场争议中，一个被包装出来的论点是：预制菜定义模糊。很多人将这个伪命题当作思考或参与本次舆论的起点，进而得出的种种看似具有公共价值的推断——主要是预制菜该在餐饮行业透明化——很可能被当枪使，用来服务隐秘的目标。

关于预制菜的完整定义，去年3月份就已经由六部委的一份《通知》给出。顺便说一下，这份简略的预制菜监管法规意味深长，他与贾国龙言之凿凿的“西贝没有预制菜”是互文的。也就是说，以这份政策文件为依据，贾国龙那样说并无问题。

贾国龙说了许多在公关层面欠妥当的话，与贾国龙依据现行规定、主管部门的定性、行业协会的实操，自认为西贝没使用预制菜是两回事。有理性思考的人自然能分得清这个区别。但从实现某种舆论效果看，无视《通知》对预制菜的定义是必要的。

《通知》主要从预制工艺的角度定义预制菜，还使用列举法确定预制菜范围。其中，将馒头包子等主食排除在预制菜之外，同时用国家市监总局的发言，将连锁餐饮企业的中央厨房的出品划出预制菜。贾国龙说西贝中央厨房是预制工艺不是预制菜，逻辑是这个。

提醒注意的是，当这跟《通知》一年前下发时，被认为是对预制菜的合法化确认，舆论反响并不好。预制菜实际上是“悄悄地干活”，在公开议论的视线外迅猛发展。可一年后，人们对预制菜从担忧到迎合，这种突飞猛进的立场软化，老罗付出了最大贡献。

正在群情激愤斗西贝的酣然时刻，第一财经报道，国家卫健委主导的预制菜食安新标准草案过审，说即将征求社会意见。草案具体内容不详，只说是统一了预制菜定义，强制餐馆明示云云。不是早有定义嘛，有什么要统一的呢？这是不是太巧合？

对新国标来说，为什么在餐馆这个环节明示预制菜很重要？有人会说知情权和选择权，这“两权”当然重要，可假如预制菜席卷餐馆，强调“两权”是否太矫情？进一步的揣测是：餐馆明示对预制菜产业有什么影响？对餐馆本身又有什么影响？

那些抨击西贝使用预制菜且不予明示、价格昂贵的人，在罗永浩的号召下，成了新国标的舆论先导，并且传播了“预制菜必须便宜”的社会印象。除了为浩神再塑不败金身，这种舆论对谁有利？对吹响集结号的预制菜厂商有利，还是对贾国龙这些餐饮老板有利？

那些抨击西贝、嘲笑贾国龙的人不一定意识到，他们正在为更大规模的预制菜推广铺路，而他们想要现炒菜、想要物美价廉预制菜，想要菜单明示，能在改名后的预制菜统治下得以实现吗？只有天知道，那些跟随老罗讴歌预制菜的人，不知道迎来的会是什么。

有没有人意识到，对餐饮企业中央厨房模式，即将成为旧规的《通知》是未明确地位的，仅仅口头认定不纳入预制菜范围，像是有意做了特殊化对待。问题是，为什么要让显而易见的中央厨房游离在旧规之外？假如新规统一将其纳入预制菜范围，利益格局会如何？

所以，姑且不论罗永浩的动机如何，他对西贝发动的打击以及激发的群体情绪，在效果上恰恰是政府公关与观念塑造的完美结合：为新国标顺利诞生缓和立法抵触，为新的利益格局的某一方预备先发优势，为预制菜的新世界扫平大众惊恐心态。

讽刺的是，贾国龙正在为让更多人吃上现炒菜而努力，而不远的将来，老罗让更多人吃上预制菜的努力也将成为现实。所有人都在挖苦西贝的公关失败，想要为贾国龙支招，可他们对自身卷入的另一重公关漩涡却无知无觉，“普信人”的肉身入局之叹，无外乎此。

【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一

刚刚瞄了眼西贝的致歉信，没看到诚意，只看到些伪善。

要真是诚心致歉，为什么不在问题刚被消费者指出来的时候致歉。

形象点描述就是，一把刀抵着你的脖子让你喊“承认错误”，刀成功了！

可如果不是有把刀抵在那里呢？

换句话讲：如果指责西贝大部分用的都是预制菜，而且又贵又难吃的不是罗永浩，而是一个普通人呢？

大概率剧情会在“西贝起诉”的那一集直接结束，而非现在这么洋洋洒洒一大篇“致歉信”，要如何如何改变之类。

二

有的人原本就比较讨厌罗永浩，再加上胖东来也帮西贝说话，于是这次事件发生后，讽刺老罗“为蹭流量”，如何如何。

但事实摆在那里，其实很简单。老罗干了什么？花钱吃了顿饭，然后吐槽了一句：发现几乎全都是预制菜，还那么贵，实在是太恶心了。

这顶多就是消费者消费完之后，给商家打了个差评。

就这，结果商家要起诉顾客，即西贝的老板贾国龙来了一句：“我们一定会起诉罗永浩”。

这是什么意思？烂还不让说了吗？说了还要被起诉？

于是，闹剧上演，大量网民力挺罗永浩，还有大量在冷笑着看戏。

可我要说一句，您先别冷笑，别说什么狗咬狗之类的话，这种时候人们应该多些站在罗永浩那边，因为大家“消费者的身份和权益”，应当是相同的。

如果这次罗永浩“没赢”，那么以后换成普通老百姓来当那个“消费者”，还能打差评吗？

你打一个差评，大一点的商家就要起诉你。这要是更大一点的商家，你猜会怎样？

比如不是餐饮，换成手机、汽车、药酒之类，会如何。这一点，90%脑子正常的人都深知答案。

三

事实上，罗永浩和西贝这次的矛盾可以算得上相当中规中矩了。罗永浩无非就是说预制菜不好吃，非要说他还有话外之音的话，那便是“方便面你就卖方便面的价格，别挂个手拉拉面的名头，价格翻了几十倍。那与诈骗何异？”

这要求和评价，显然一点也不过分。

可即便这点要求和评价，有些人都接受不了。

这是目前餐饮市场上极其严重的积弊沉疴，一些商家、甚至不是“一些”而是“很多”，很多商家明明给你蒸预制菜吃，还不告诉你。不仅不告诉你，卖得还死贵死贵。

之前去沙县小吃吃了一碗香菇滑鸡，偷摸瞄到厨师把预制菜包丢进了沸水里。网上卖二十块钱好几包的东西，他当新鲜的卖给你，20块钱一份。

更讽刺的是，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四

今天西贝的“致歉信”发布后，罗永浩的回应也非常快：顾客虐你什么了？顾客都被你们打成网络黑社会了，谁虐谁呢？

别看老罗这段话很随意，其实意思已经巧妙的表达出来了，预制菜和非预制菜的税率相差有一倍之多，也就是说，用非预制菜的名头给顾客吃“预制菜”，不仅是在顾客身上挣更多的钱，还包括税率上。

并且，老罗这段话第一句的意思就是“道歉是无诚意的，也改变不了犯错的事实”。贾国龙的傲慢大家都看在眼里，用预制菜忽悠了别人那么多钱，现在一波三折，被刀架在脖子上了，被迫无奈道个歉，居然还表现出自己很委屈的样子，该委屈的究竟是谁？

所以别看西贝道歉了，下一次换个普通人去指责、点评他们，不引起舆论可能还好，如果引起了舆论，起诉仍旧是第一步。

这种可怕的现象，早就应该受到关注和清理了。但事实是，它们一直存在，进而也导致人们只不过对一些品牌进行评价，也需要无比晦涩的言语。

没办法，因为普通老百姓没有罗永浩那样的名人效应，“胡乱”评价，可能就是被起诉，甚至带去牢狱之灾。

01

我身边很多人都缺乏一种认错的基本精神，当然，我在书上看见的很多人，也同样缺乏。

这种基本精神，就是“诚诚恳恳地认错”，至少要表现得诚诚恳恳，不要在你的措辞里或者神态里，表现得自己很不服气的样子，非要用这样的态度给自己找回一点面子。

比如宋钦宗。在金国东路军统帅斡离不围城一个月，带着五十多万两黄金、一千四百多万两白银、一千万匹彩绢、数量庞大的玉器珠宝离开之后，宋钦宗发给百姓的手诏里面，非要说“金人犯顺”，也就是“老子爷俩干得好好的，金国这个黑社会非要来砍我一刀”，完全不顾当初宋徽宗在辽金之间首鼠两端的时候是如何调戏金国的。

又比如《水浒传》里面的李逵，因为砍死了小衙内毁掉了朱仝的前程，给他道歉的时候非要加一句“我不是怕你，是公明哥哥逼我道歉”。

02

这两种思路都很有意思，宋钦宗是知道自己错了，但是害怕在自己的手下面前丢了面子，导致皇位不稳当，所以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找补一下。

至于李逵，我觉得在他的价值观里，砍死一个小孩儿根本就不是什么错，他完全没错，不但没错反而还有功劳，他忠实执行了哥哥的策略，为梁山争取到了一条好汉，而且还满足了自己杀人欲望，简直是一举三得。他要道歉，完全是因为怕哥哥生气。

所以，你仔细看看身边的很多人，在给人道歉的时候，总是喜欢说“好好好，就算我错了”“是是是，我今天怕了你”“行行行，我给你道歉”，这些话一出来，往往就是下一步矛盾的加深：“什么叫就算你错了？本来就是你错了。”

就像那个餐馆老板一样，道歉就道歉，非要加一句“顾客虐我千百遍，我待顾客如初恋”。

且不说这句话几乎就是上个世纪末的流行语了，都快要归类到“古汉语”类型了。

咱就说，顾客来你这里吃饭，怎么就是“虐你千百遍”了？非得让顾客自己去操作微波炉、电磁炉做饭，做完还得把桌子收拾了，碗筷洗干净了，这才不算虐吗？

03

我虽然喜欢做菜，但是坦白地说，我对于国家预制菜的标准并不了解，我也不知道一包塑料袋装着的鸡汤算不算预制菜。

不过这些问题对我来说不重要，因为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平常在其他饭馆吃的东西，也不一定比这包塑料袋装着的鸡汤更干净和安全——营养这个问题我就不讨论了，我现在在降体重，营养越少我越开心。

从当下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会出台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标准了，至少是普通消费者能够看明白的标准了。

但是，我今天就能看明白的问题是，这个认错是不真诚的，心里是不服气的，所以一定要在认错的文案里面像宋钦宗一样找点措辞来给自己挣面子的。

这种道歉，跟宋钦宗和李逵一样，更大的一份动力，是害怕了。

至于害怕什么，我说不准，也不想猜。

0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有些道歉的时候要给自己找面子的人，他往往是干道歉，不改正。

注意啊，我说的是有些，不是全部。比如说宋钦宗，他道歉以后，还是跟自己的爹一样，试图在金国这里“游刃有余”，以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为筹码，跟金太宗比谁的心眼多，既要又要还要。

再比如李逵，他道歉以后，依然喜欢抡着斧头乱砍，把扈三娘一家砍得只剩两个活人，把谈恋爱的小年轻砍成几大块。

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觉得怕了，不是知道错了。

知道错的人，他是真明白这事儿不能干，自己都会敲打自己。

但是觉得怕的人，只要危险一解除，他马上就支棱起来了，爱谁谁吧，李逵来了也得给老子去厨房剁冰冻羊腿。

至于万一李逵真的来了怎么办，先不管，大不了又道歉嘛，不信你看宋钦宗后来写给金国的各种国书，语气那叫一个卑微，态度那叫一个诚恳，一句阴阳怪气都没有，你说奇怪不奇怪吧。

05

我很年轻的时候看过一个文艺作品（一般我这么说就是想不起来到底是电视剧还是小品还是相声了），就讽刺的有些人，说话喜欢“补一句”，把一些明明已经解决的矛盾，重新给挑动起来。

比如说给人道歉之后，别人都已经消消气走了，他非要补一句：“遇上这么个人，真TMD倒霉。”结果对方听见了，回过头来又干起仗来。

我当时没什么社会阅历，看的时候光顾着笑了，后来遇到的事情多了，才慢慢想起这些细节来，觉得真是人生的一盏明灯。

事情做错了，或者自己决定认错了，那就干干净净认个错，及时止损，不要顾及什么沉没成本，也不要顾及自己那个本来就不怎么多的所谓面子，把问题和危机消灭在眼前，避免让它继续恶化。

不要夹枪带棒，不要皮里阳秋，及时止损多好，何必非要把自己一步一步往火炉子边上推呢？

认错不丢人，被人反复揍得满脸花、还得一遍一遍认错，那才叫丢人。

张赞英，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中国顶尖的博物画家曾孝濂的妻子。去年9月，在视频访谈节目《十三邀》，曾孝濂获得了极高的人气，而出乎意料地，他的妻子张赞英第一次被卷入舆论漩涡的中心，她与主持人许知远的一段对谈出圈了。当她谈起自己的婚姻与一生，谈起岁月的蹉跎与不甘，她掩面而泣。

许知远：您觉得曾老师他身上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张赞英：我除了喜欢他的画以外，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可吸引我的（笑）。

许知远：那下辈子碰到曾老师还跟他过吗？

张赞英：不过，绝对不过。你说我这辈子困在这个地方，我想走哪儿走不了，就困死在这个地方了。

这段27分钟的访谈，意外踩中了观众的情绪，引发前所未有的讨论热度。一开始是网友惊喜于一位女性的勇敢表达，舆论发酵之下，很快撕裂成无数立场。张赞英被扣上“家庭妇女”“米虫”“失去自我”的帽子，网友怒其不争，曾孝濂则是“吸血虫”。一些人将她的眼泪和对于岁月蹉跎的指控，全数指向婚姻，特别是她的丈夫曾孝濂。除了善意的关注，坚硬的正义感，当下的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老一辈的婚姻模式。

如何理解这段维系了57年的婚姻？故事开始于动荡的年代，两个边缘人的相依相靠，他们用自己的小家抗衡世界的崩塌。后来情况慢慢变好，画家暮年成名，她退居家庭，作为画家背后的妻子。

他和她的婚姻稳固，称得上相濡以沫，但张赞英的眼泪和遗憾也是真的。对于丈夫曾孝濂，参与完成的126册墨绿封皮《中国植物志》绘图和数不清的植物画是他一生的注脚，而张赞英呢？除了自己的工作，她年复一年承担着“第二份班”——家务，照料家人。作为职业女性和妻子的困境，几乎贯穿她这一生。

当我们以张赞英为第一视角回望这一切，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努力与无力，那些将她抛入命运低谷的力量和观念，以及时代的蹉跎。如果夫妻之间，注定一方付出更多，那么两个人的结合就像一场博弈。但事实当然不只是这样，完满难有，遗憾常在，走过漫长的岁月，最后剩下的都是关于陪伴的细节。

画家的妻子

张赞英今年80岁了，在傍晚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简称“昆明植物所”），你很可能偶遇她，正出神地盯着一棵树，一片叶子，抑或一朵刚开的花，身旁是她的丈夫曾孝濂。张赞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灰白发微卷，一张苹果脸圆圆的，戴一幅银框眼镜，颇有知识分子风范。她个子不高，讲话中气十足，一口标准的北方普通话。

不时有路人认出二老，上前打招呼，多是昆明植物所的后辈、学生，还有来参观的游客，慕名而来的年轻画家。去年《十三邀》节目播出后，经常有人先认出“张老师”了。往往张赞英还未反应过来，陌生的面孔已经雀跃着小跑过来，激动地握住她的手，语速飞快地表达，“太喜欢您了，您就像我的妈妈和奶奶，她们……”

张赞英注视着对方的眼睛，眼神含笑，耐心、温柔地听完，说，谢谢你的喜欢。她遇到过最热情的粉丝，是一位中年男人，问她，“我可以喊你一声妈妈吗？”这吓了她一跳，连忙摆手，语无伦次地拒绝。

更多是困惑，张赞英自觉和年轻的观众间隔了大半个世纪，跨越时间的鸿沟，“我不知道，我哪点影响到他们了”。

而谈起一度甚嚣尘上的网络舆论，“这是天大的误会。”张赞英说，她想解释，却无从说起。她请后辈帮着注册账户，署名“张赞英”，在评论区留言，她解释，自己有工作，而非“家庭妇女”，她的眼泪也并非因丈夫而起，而是那个时代。她打字很慢，经常写完一大段发送后，淹没在了海量评论里，就像一滴水投入大海。

还有很多人鼓励她“出走”，离开这段婚姻，推荐她去看“勇敢出走的苏敏阿姨”。她真的去搜了，“但是我没有被家暴，也没有失去自我，我要出走去哪里？”她很不解。那段时间，她每天看评论到深夜，直到眼睛干疼，视线变得模糊才放下平板。

刷到有意思的帖子，张赞英读给正在画画的丈夫，有的是骂曾孝濂的，“你不就是一个画画的嘛，你以为你多了不起吗？”曾孝濂听完哈哈大笑，继续手里的画。还有很多长文章分析两人权力关系，牺牲与付出，曾孝濂听得入神，末了点评道，“写得很认真，像写了篇论文。”丈夫的反应宽慰了她。

张赞英在曾孝濂画展上

舆论最盛的那段时期，正值曾孝濂的自传出版，张赞英感受到极大的压力，“人多的地方不敢去，一波一波的人认出我”。一位老同事将链接分享到退休职工群里，没有人多说什么，但她知道，她成为了很多人的话题。

长年与曾孝濂合作的出版社编辑联系张赞英，想给她出一本回忆录，讲一讲她和丈夫这一生。张赞英本来没有动心， “我这一生的经历有必要写下来吗？这一生太普通了。”

编辑试图说服她，“你之前的话成了一把攻击曾老师的矛，刺向他。”这句话让张赞英上了心，她问及丈夫对他的影响，曾孝濂摆摆手，他说，不必介怀。张赞英却始终放不下，她难得失眠了，感受到舆论的失控，甚至超出了她所能理解的范围。舆论汹涌，人言可畏，这是两位八旬老人经历的一次深刻的互联网教育。

两个边缘人

去年和今年，都有人问她，你是丈夫的附属品吗？张赞英苦笑，“我不觉得我是附属品（笑）”。

张赞英18岁只身来到昆明植物园，那是1963年。植物园还不向公众开放，属于昆明植物所，为科研服务。

她是植物园的工人，也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外省人”。张赞英出生在1945年的北京，父亲是一家公私合营企业经理，1957年反右运动，她的父亲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为筹拍电影《勐垅沙》招募文艺兵，在北京招人，上初二的她通过了考试，来了昆明。在部队待了短短一年，因为阑尾炎手术后感染引发肠粘连，无法练功和文艺汇演，她被调去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当了播音员，三年后机构精简，她被分配到了昆明植物所。

年轻时的张赞英在植物园劳动

张赞英的工作从磨镰刀开始，割草、挑担、挖地、施肥、还要拉车。尖刀草的根扎得很深，割不断，几锄头挖下去，才能挖断缠绕的根系。一天下来，体力到了极限，只剩麻木的感觉。下了工，她得仔仔细细洗手指缝里的泥土，双手总有血口。长期劳作，她的手指关节都变形了，双手粗粝，肩膀被扁担磨破，血与脓粘在衣服上。

最磨人的是挑粪。一车一车的大粪运来，她和工人们一起用桶挑到林子，浇在一条条的树塘里，给茶花树施肥。老师傅直接舀起大粪泼到土堆上，喊她筛土，土和着粪扬起来，呛得简直喘不上气。她戴上口罩，老师傅骂她娇气，说要汇报给组织。

她经常一个人待着，因为身份敏感以及身上洗不去的大粪的味道。“我不希望这种臭味让别人闻到，让别人感觉到讨厌。”这几乎是关乎自尊的逃避。植物园里工人大都来自周边农村，说云南方言，她听不懂，也没人与她说话。

直到遇到另一个独行者曾孝濂。他是云南人，比她大六岁，高中毕业后，因为父亲牵涉历史问题没能进入大学，1958年被当时的副所长、植物学家蔡希陶破格招录进昆明植物所，分配到绘图组做见习员，半工半读，学习植物科学画。

在昆明植物所，他们都是边缘人，曾孝濂自称“自由的群众”，没有组织，更没有几个朋友。“我是以所为家，他也是以所为家。”张赞英说。

那是一个沉默的年代。只有在曾孝濂工作的标本馆和单人宿舍，没有三六九等的成分，他们不谈出身与家庭，难得能放松、自由地交谈，喝一杯白开水。

但“武斗”兴起了，昆明植物所的山上不时传来爆炸的声音。出于安全考虑，所里允许职工回家暂避。研究所人去楼空，张赞英匆忙回了北京，曾孝濂作为植物画师，还在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出差，完成代号“523”的特别国家任务，寻找治疗疟疾的中草药。

张赞英记着曾孝濂无家可回，她留了一封信，写下北京家里的地址，还有一句，“必要时可以去找我。”很快，曾孝濂任务提前结束，他坐火车去了北京，一个多月后，得到张赞英家里默许，俩人返回昆明，决定结婚。

“没有想过更多的事情，只是为了互相照应。”张赞英回忆。

1968年3月25日，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他们和所里另外两对年轻同事步行到山下公社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来回走了三个多小时。所里仓促腾出一间空宿舍，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两人的行李卷凑在一起。曾孝濂托人买了点可可粉和白糖，同事来祝贺，就给客人冲上一杯。

1968年，张赞英和曾孝濂在北京

没有世俗意义上新婚的喜悦与甜蜜，政治运动很快再次波及到她和丈夫。1969年开春，曾孝濂被下令写检讨，张赞英成为批斗对象，她当时怀孕四个多月。

张赞英记得，批斗会在昆明植物园会议室开，她被要求检举丈夫和几位同事的言行。一屋子人批斗她，她先是被要求跪到桌子上，等她从桌子上下来，造反派里一位大姐突然起身狠狠地踢了她的肚子。旁边人拉住她提醒，她（张赞英）有娃娃了。踢她肚子的人说，“有娃娃咋了，生下来还不是个黑崽子。”

张赞英痛得蜷缩起来，那几个人见状放过了她。张赞英缓过来，没有回宿舍，而是往山下黑龙潭走，原本打算跳湖。“太受侮辱。”张赞英说，但一想到孩子，“孩子无罪无错，我一死，一切就都说不清了。”她就这样坐在湖边，一直到天黑，曾孝濂找来，两人恍若劫后余生。

后来经历先兆流产保胎，生产时缺氧难产，孩子生下来全身青紫，落下手抖的毛病。张赞英无法不想到肚子被踢的那个下午。在《十三邀》里，也是提及此事，她流下眼泪。

曾孝濂还是不时被批判，被要求写检查。开春天冷，张赞英背着孩子在植物园四处走，冻僵了才回到屋里，暖和了又出去，留给他清静的空间。形势缓和后，她扛着锄头去劳动，被一株不认识的花吸引，它的花很亮，花瓣很薄，就像蝴蝶的翅膀。守门的老师傅告诉她，这是罂粟。张赞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它不是特意为我开的，但我依然被它的美感染。”

她给自己提要求，要认识园区里的植物，包括杂草，“干植物园这个工作，不认识植物不行的呀。”后来每次路过门房，老师傅都会考她，“你认识几种植物了？”“今天见到了辣子草。”张赞英回他，辣子草的学名是牛膝菊。

在这样动荡的年代里，她熟识了园区里很多植物，最主要就是茶花。她从不认为时代的车轮将止步于此。

直到1978年冬天，张赞英孕期被踢的事情终于有了结果。所里通知她，要对踢她肚子的人记大过处分，希望她在大会上发言，“这件事情就算了了”。张赞英当时在北京林学院林业系读书，给丈夫写信，她不想回来，她不能原谅这个人。

曾孝濂回信，踢她肚子的那个人，丈夫因工作意外去世，她独自带着三个孩子生活，也不容易，受了处分，事情就算是过去了。我问起这段历史，曾孝濂说，在历史潮流面前，每个人只是一粒沙子，沧海一粟，那时代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熬过来了。”他也这样劝慰妻子，“从自己内心来说，我们是仰不负天，俯不负人，自自在在，坦坦荡荡的就行。”

张赞英收到信，没有正面回答他。这是他们对于时代问题唯一的分歧。张赞英说，她理解丈夫，同在一个单位，低头不见抬头见，得饶人处且饶人，但这件事留下的伤痛太具体了，她无法忘记，无法原谅。

家务真真就是无效劳动

在一次西双版纳做讲座时，年轻女生们将困惑抛给张赞英，她们和伴侣主要的矛盾都发生在家务上，“谁都不愿意做”。“家务真真就是无效劳动。”张赞英说，“没有人想干，那没办法，就得我干。”

结婚后，她和丈夫住在所里的宿舍，门外一条长长的走廊，做饭都在走廊里，一开始烧柴，后来烧煤。门对着门住着同事，稍微大点声说话，隔壁、对面都能听见。宿舍外有三个水龙头，供一栋楼的人淘米洗菜、洗衣服，早晚都得排队，上厕所得走到坡下。

不能画画的日子，曾孝濂自学做家具。他去村里买木板，自己设计，打了衣柜、沙发、板凳，一张吃饭桌和一张书桌，张赞英就在吃饭桌旁补衣服。那时植物园外只有山林，入夜后一片黑寂，零星有几盏村里人家的灯。“文革”结束后，儿子上初中了，他们才从集体宿舍，搬到昆明植物所旁边家属院一套两室一厅。

这是他们工作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但两人的感受并不一样。

年轻时，曾孝濂一度以为人生不再有任何可能性，直到收到昆明植物所的录取通知书。绘画是他的工作，也不仅仅是工作，他痴迷于钻研画法，哪怕“文革”期间工作暂停，也从未真正撂下画笔。

“他没有下班时间的。”张赞英说，而她同样没有下班时间，回家还有“第二轮班”——她主动揽过去绝大部分的家务，照料孩子。“我的工作可以搁一搁，他的（工作）是不能够耽搁的。”

这是两人婚姻里的默契与共识，尽可能保证曾孝濂画画的时间。

张赞英日复一日做着那些家务。上午和下午劳动中间能休息半个钟头，她快走回家，赶回去劈点柴火，烧火备菜煮饭，走的时候熄火，一下班，饭已经焖熟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光是安排一家人吃饭的事情，就足够费脑细胞了。粮食是定量的大米混着蚕豆、玉米和面粉，敞开吃肯定是不够的，她得盘算着怎么才能撑过这个月。

周日也不得闲。儿子写作业，曾孝濂要画画，她一大早上得去赶集采买。等到下午四点，他们都忙完了，一家人上山，丈夫写生，儿子认认植物。张赞英想着在山上找点柴火，她心里总是记挂着家里的事情。

她每一天都过得兵荒马乱。可哪怕这样，她依然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不如人”，她佩服所里其他的妻子们，家里家外一手抓，干活利索，有条不紊， “太能干了”。

如同西西弗斯推石头，循环往复。那个时代的夫妻好像都是这样过的，“男主外，女主内”。一进家门，家务事就自动归家里的女人了。

世俗的偏见是很难打破的。张赞英记得，有一天清晨在公共洗漱的地方，她和当时所里一位男领导打了个照面，平时早上去厕所倒痰盂的总是女人们。他特意赶早，提着一个痰盂过来，见到张赞英才尴尬地笑了笑，张赞英也笑笑。此后她再也没有见过这位领导倒痰盂了，“男的做点家务事，好像觉得不太好意思。”

尽管大家似乎都忽视了，女人同样要上班。

张赞英每年也要去野外出差，那时，曾孝濂就接过家务。等她回来，一进家门，俩人打上照面，孩子被照顾得还不错，只是曾孝濂夹起画册就往外走，“家里的事情还给你了。”他要把这段耽误的时间，找补回来。

生活的惯性一直持续到了2025年。张赞英难免操心更多，性子更急，显得絮絮叨叨，而曾孝濂很少回嘴，有条不紊。

张赞英有时来气，数落一旁气定神闲的丈夫，喝完水能不能把杯子、餐具顺手收到厨房？喊他吃饭更是要喊好几次，他才从画纸里抬头。

“她会发点牢骚，骂我（加班）不回家，孩子有什么事我都不管，她忙不过来了。”曾孝濂也笑，“我也知道自己做得过分了，惹她不快，保证会注意一点。”可就连数落他，张赞英也一刻不停地在收拾，扫地，抹桌子，归置餐具。曾孝濂静静看了忙忙叨叨的老伴一会儿，“她心软，（事情）说了就过了。”

职业女性

我在昆明那几天，正是茶花园盛开的时节，张赞英每天领着我去散步，一路上不同品种的茶花，有的还是花骨朵，有的已经开得极盛。每一株茶花都不同，颜色、花型还有气味，云南最常见的山茶花在园子最里边，种了一大片。她从红花油茶、茶梅、“恨天高”和粉色“童子面”讲到她和同事去广西引种金花茶。

摄影师提议她摘一朵茶花别在耳旁，张赞英吓了一跳，摆手，“千万不能随意摘，太伤植物，有些好几年才能够开一朵花，特别是‘恨天高’，这枝子开了这朵花以后，它就不再开了，可惜了呀。”

汹涌舆论里，最刺痛张赞英就是“附属品”和“米虫”两个词，这几乎全然否定了她的一生。

张赞英走路很快，特别是在她做膝关节手术之前，这是多年野外工作留下的职业习惯。研究所人事处张全星回忆，2019年第一次见到张赞英，她完全不像一个七旬老人，“老太太风风火火就走过去，上一秒在花坛边蹲下看花，下一秒就起身走了，利落得很。”

在茶花组，每年冬天到来年3月，张赞英去山里，做授粉、杂交，跟着当地村民学爬树，采集花粉。野生茶花多开在云贵川的大山里头，溪水边，走路三四个小时才能到。她背个筐，放上小锄头和标签牌，带瓶水，有时候带个馒头。挖完花苗再走三四个小时回到村里公社，累得两条腿都抬不起来。那时所里经费不足，她有时和组长夏丽芳研究员搭伴，有时一个人。在野外，碰到什么都害怕，担心野兽，也担心陌生人。还碰到过毒蛇，她的手指头被咬，变成紫黑颜色，整个胳膊都肿了。卫生所在山脚下，走路要半个小时，她果断冲下山，心慌得厉害。

张赞英在做山茶花授粉

她的工作以年为单位，一旦管理不当，嫁接苗说死了就死了。实践多了，她愈发觉得自己对于培育茶花的理论知识太少了，工作很吃力。

1976年，张赞英偶然听所里办公室的人说，北京林学院支援三线建设搬到昆明，这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所里有两个名额。当时昆明植物所建了加工厂，很多工人更愿意占个编制。听到张赞英想去读书，丈夫曾孝濂第一反应是劝她，不要去了，孩子才7岁，马上要上小学。

张赞英摇头，她告诉丈夫，“我一定要去读书，只要所里能让我去。”她的语气坚定，曾孝濂没再反对。

录取到北京林学院林业系，张赞英32岁了。第一年在昆明远郊笔架山上课，离昆明植物所五六十公里，孩子就留给曾孝濂了。张赞英这一届班里二十多个同学，只有四个女生，她们都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才来到这间教室。

张赞英在北京林学院

张赞英自觉底子较差，只能笨鸟先飞。晚上没课，班里组织去附近部队医院看电影，张赞英从来不去，留在教室看书。

最后一学年，北京林学院搬回了北京，张赞英必须去北京上课。曾孝濂作为随队绘图员，大半年都在野外驻扎，张赞英只能带着孩子一起去北京，孩子跟着姥姥，在北京读了一年书。在北林的遗传育种实验室和无菌操作室，她经常是最后离开的人。

毕业时，林学院的老师向她伸出了橄榄枝，可以留校继续做科研。张赞英很动心，写信问丈夫的意见。

“研究所（昆明植物所）对我们有恩，到了需要我们的时候，应该为所里服务。”他回信里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张赞英知道丈夫是对的，虽然感性上，她多希望留在北京林学院，这个机会太难得了。那时很多同学都单方面毁约，原单位也无从追究。

张赞英又回了昆明。“我们那个时候强调个人要服从集体。”张赞英说，回来后她的处境尴尬，茶花园已经建起来了，但没什么经费做新的课题，研究所经营困难，有一段时间工人工资都发不出了，只是维持着茶花的常规育种。

1987年，茶花组推荐张赞英去日本东京学习，为期一年。她在日本接触到当时比较先进的细胞组培方式，设备珍贵，时间紧迫，她夜里有时宿舍都不回，两个凳子一搭，就睡在教研室里。但回国后，因为没有足够的课题经费和设备支持，她没能延续在日本做的“攻克远缘杂交成活率”的课题。

1987-1988年，张赞英在日本东京学习

上大学、去东京，这是唯二的两次她主动将自己从妻子与母亲的身份抽离出来，试图只为自己活。但由于现实因素的掣肘，可能也有运气的成分，她在事业上始终拓展艰难，总是碰壁。

相比之下，丈夫曾孝濂则越来越忙碌，作为绘图组组长，接连参与《中国植物志》《中国西藏植物志》《云南植物志》等重要工作，去一次野外长达数月。上世纪80年代，他还担任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画专业委员会主任，行政事务愈发繁忙。

于是，张赞英更多收束自己，回归家庭，似乎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我在工作上很难取得成果，那是我自身的问题。相比较起来，他要做的事情更有目标，更有意义，也有了成绩，那我就成全他。”张赞英说。

退休前还有一个小插曲，中国科学院首次在50年代入职的低学历员工中，破格晋升正高职人员，几十年来只有这一次。曾孝濂当时是副高职称，而昆明植物所已经内定了三个人选。张赞英听到消息，一个人去找人事处询问。

“谁告诉你的，这事是保密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报考。”人事处这么回她。

“那就让大家评嘛。”张赞英碰了一鼻子灰回来，没有灰心，反而鼓励丈夫，“你试一试，不管怎么样，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多少年才有一次机会。”

曾孝濂所在的植物分类研究室几位研究员也鼓励他，他终于鼓起勇气报考。

他们争到了。答辩那天，台下许多同事为曾孝濂鼓掌，张赞英高兴地眼角泛泪，她太知道一切来之不易了。两周后评审结果出来，曾孝濂被正式授予正高职高级工程师职称，这是历届评职称罕见的事。

而同一年，张赞英参加副研究员的职称评定，她没能入选。职称评定要求逐年变得严格，学历和论文数量成为硬性要求。张赞英心里知道，作为一个没有高学历基础的人，她的起点太低，走得太慢，只能遗憾画一个句号。她的职称停留在助理研究员。

她没能找到可以奉献一生的事业，像丈夫曾孝濂那样。人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枷锁，他挣脱了，她没有。

1998年，张赞英53岁，提前和丈夫一起退休了。

牺牲与成全

现实里，夫妻之间一般是“谁的工作多以谁为主”，科研单位尤其如此。

虽然，大部分退让的是妻子。“自愿也好，被迫也好，没有办法的。”张赞英说，她有时也感觉委屈，结婚后，“事情都是我的，我的事情还是我的。”

曾孝濂当然清楚，“我们之间不用说那些安慰的话，她是以我为主，她要管家，保证我能画画，她的下班时间全部被我占了，所以她的事业永远差一点儿。”曾孝濂说，这是没办法回避和轻描淡写的事实， “因为她管了我嘛，我永远欠她的债。”

“所以我告诉你，我一事无成。”张赞英将头转向了窗外，我们坐在昆明植物所山顶草木百兼馆的咖啡馆里，一整面落地玻璃，窗外不时有年轻的面孔抱着书经过，那样的青春时光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如果夫妻之间，注定有一方要付出更多，那婚姻就更像一场博弈。如果女人不肯“退让”呢？张赞英在同事李恒身上见到过，那意味着更多的决心，以及打碎一些什么。

张赞英说，昆明植物所里，李恒与丈夫王今维是个特例。王今维是高级工程师，名校毕业，受植物学家蔡希陶先生邀请，负责昆明植物园的规划设计，大家叫他“王工”。他待人温和，“很有才的一个人，温文尔雅，我们在干活时碰到，大家笑一笑。”

但李恒才是两人中学术成就更大的那一个，可以说成就斐然，特别是在人生的后半程。1961年，32岁的李恒随丈夫王今维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调任昆明植物所，从俄语翻译转向植物学。44岁她才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此后半生，她出版了44部专著，发现了100多个植物新种，被国际天南星学会授予最高奖“H.W.Schott奖”。她也是当之无愧的工作狂，每年都会出野外考察超过100天，直至晚年都未停下。

李恒和曾孝濂

曾经学生问过李恒，她是不是真的对植物分类学感兴趣？她回答，在他们那个动荡的年代，能有份工作，有给吃饭，已经不错了，她没想那么多，更多是择一事而终一生。张赞英也是这样的，她先来到昆明植物园茶花组，才爱上茶花，研究茶花，可在学术的成就上，她的“效果总是达不到”。

“如果有机会，我也很想像别人一样系统地上学，读个学位，申请到课题，认真工作，有所建树，我也想走自己的路。”张赞英说。

李恒和王今维夫妇，和所有其他夫妻相处模式都不同。大家经常能见到王今维采买食物、做饭和做家务，一下班就匆匆赶去食堂打饭。他们育有一双儿女，也多由丈夫照顾。

“我们的社会好像习惯了女人管家，反过来男人顾家顾得多，很多人的眼光就显得不是那么真诚。”张赞英从不参与评价友人的婚姻，外人很难真正了解夫妻之间的事。

人们似乎更容易同情女科学家背后的男人。张赞英回忆，大家提起王今维，“他全力成全了李恒”。

张赞英记得有几次，王今维突然来找曾孝濂，满脸疲色。见他来了，曾孝濂放下画笔。他们都热爱书法，常常一起写字，聊上几句。这一次，没聊几句，他就在沙发椅上沉沉睡去。“他说家里事多，寻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一下。”张赞英二人没再多问什么，也没叫醒他，让他睡了一个多钟头。

后来王今维住院，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当时正是李恒去云南独龙江科考前夕。李恒当时已经61岁，筹备了快两年，科考机会轻易不会再有，她连遗书都提前写好了。李恒最终选择去了独龙江，留一双儿女照顾父亲。

这样的选择在当时无疑是惊涛骇浪。

对于李恒的选择，曾孝濂意外地有些理解，“我经常说，她就是个亡命徒，为了自己钟爱的事业，她可以不要命。”

2019年，已经90岁的李恒找过来，请曾孝濂帮她画一幅滇重楼的标本图，她正在写一篇关于重楼属植物的文章想投给《自然》杂志。当时曾孝濂正要去北京做肺部肿瘤的手术。

一见面，没有探望病情的关心，也没有任何忌讳，李恒直奔主题，“我有个东西，你得赶紧给我画”。

现场的其他人都惊讶的不得了，但曾孝濂二话没说，接过资料。他们是同类中人。在北京手术前两天，他完成了画作，快递给了在昆明等待的友人。

画家和他的妻子

曾孝濂成名时快60岁了，昆明植物所绘图组已经撤销，没有工作与行政杂事打扰，他进入了“随心画画”的阶段。国家邮政局请他创作一系列邮票，其中三套获得了最佳邮票奖，《中国鸟》在国际上获奖。

他的名气外溢到了植物科研圈外。邮局特意从外单位拉了一根电话线到他们当时的住处，安了楼里第一台电话。之后，曾孝濂的两本画册《云南花鸟》和《花叶》在互联网时代走红，名声愈盛。聊到成名后，曾孝濂讲了自己的感受，“我们作为普通人，有的人能实现理想，有的人不能实现，我实现了一部分，是我和张赞英共同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

而退休后，张赞英还是被世俗生活绊住了。她再次回到北京，儿子一家定居在这里，孙子出生后，张赞英就去带孙子。

当她推着婴儿车在小区散步时，还是有些失落。小区里很多来带孩子的老人，聚在一起唠嗑儿，打牌，跳跳广场舞，怡然自得。但张赞英不会打牌，又对家长里短的谈话敬而远之，她常常推着孙子去看植物。

张赞英和曾孝濂在北京照顾孙子时合影

丈夫则在昆明的家中专心画画，两人每天通个电话，聊上半个小时。有一回丈夫在电话那头说，他去参加了一个活动，“人家让我发个言，我张不开口了，该怎么说话，不会了。”他一个人在家待着，整日说不了几句话。

张赞英有点担心，每天电话里嘱咐他，“画画久了下楼走走”“你再自己练习练习说话”“有活动的话还是去参加”。

分隔两地的时间没有持续多久，曾孝濂也去了北京，两人在北京待了14年，又一起回了昆明。之后的岁月里，随着丈夫名声愈显，两人的角色愈发固定了，固定在“画家和他的妻子”。曾孝濂不卖画，所有的画只画一幅，他打下的草稿，张赞英都会妥善整理，一张纸上只要是丈夫写的字，她绝不自己做主毁掉。

“我们在家庭里有自己的角色，各司其职，生活里的事情听我的，他从不会不尊重我。”张赞英说。

曾孝濂以一种苦修式的状态绘画，每天超过十二个小时。早上张赞英醒来，丈夫已经坐在窗边画画。有时清晨五六点，有时四点钟，他就睡不着了。等一起吃过早饭，曾孝濂继续坐回窗边，一直到中午吃饭，张赞英提醒几次，他才能从画里缓缓抬头，仿佛回过神来。

他一直画到傍晚，如果没错过食堂的饭点，他就去食堂打点菜回来。饭后如果张赞英的腿不疼，他们总要在园区走上一小圈，否则曾孝濂的运动手表，会在深夜提醒他，“今天你只走了30步”。

要是张赞英腿疼，他们就待在宿舍。“一个人走没劲。”曾孝濂说。晚上回来，曾孝濂又回到了画里，张赞英则要处理俩人的家务，洗衣服和准备第二天的早饭，然后才有时间，回复手机上的消息。很大一部分消息，都是帮曾孝濂回复的，他不大想花时间在这上头，交由张赞英处理。她用手写，食指在iPad屏幕上画出笔画，缓慢而得体地打出一长段文字回复。

张赞英还是半个“家庭医生”。分好药，提醒丈夫吃药，她当作工作一般严谨对待，定上闹钟。这两年，曾孝濂经历了两三次轻微的脑梗，突然间说话大舌头了，心慌得厉害，站都站不起来，张赞英赶紧拉上他去医院。散步时偶尔碰到昆植所卫生室的医生，她会抓紧问问丈夫这几天的情况，“他夜里还是睡不好，安眠药要不要换一换？”

曾经有一位艺术家的妻子同她抱怨，下辈子绝不跟艺术家结婚了，“太苦，也太孤独了”。

张赞英能够理解这份孤独，但不是从自己，而是从丈夫的角度理解的。画画需要心静，心一咯噔，线碰一块儿，这张画就废了。为了画画，丈夫放弃了许多世俗生活的享受。“他这一生很可怜的，没什么爱好，不爱吃不爱穿，吃不好睡不好，给什么是什么，从来不挑剔，最大的爱好就是画画。”张赞英说。聊天时，她很少主动谈起自己。

我问张赞英，那你的爱好呢？

张赞英想了一会儿，“茶花吧，我喜欢植物。”

一起老去

我在昆明的那段时间，正在展出曾孝濂的展览“雨林来信”，张赞英邀请我和文工团三位老战友一起去看展，她给我们送了很多曾孝濂的画册周边。

那几天下午，我们从昆明植物所山脚走到山顶去喝咖啡，山坡很长，每当我停下来问张赞英，她都说，“还能走”。她拎的包很重，一路将几本丈夫的画册送给同事、后辈学生，甚至门卫、保洁。她说，两位退休老人住在所里，给大家带来太多叨扰和麻烦了。

今年是他们搬回所里的第5年，曾孝濂86岁了，愈发感觉“时间不够用”。他记挂着自己的热带雨林，他要画100幅，还差一半，他还有太多想画的主题，一辈子也画不完。

可人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他们都很清楚。

“我没有想过陪他回来，或者我要专门去照顾他。”张赞英说，“实际上我们是平等的，他在这里边工作、生活，我也在这里生活，做自己的事情。”

在昆明植物所青年人才公寓，进门窗边一张小方桌，一盆紫色的兜兰开得正好。这是张赞英去参加昆明花展带回来的，后来她接待几波拜访丈夫的人搁置了，兜兰养在塑料瓶里，一直没空移栽，倒是开得极好。桌旁的电饭煲咕嘟冒着热气，公寓没有厨房，她平时简单焖个米饭，炖个汤。

公寓不大，一眼就能看完，陈设简单，两张单人床，一张乒乓球台占据了屋子中心，这是曾孝濂画画的工作台，堆满了画笔、纸和书。一天里，除了画笔摩擦纸上的声音，屋子里总是很安静，几乎没有一点动静。窗外正对着一棵大槭树，常年郁郁葱葱。

张赞英给我讲老伴新闹的笑话：前几天，他去园子里找植物，出门得急，路上遇到学生看着他笑，原来他穿着一只皮鞋，一只运动鞋。昨天他又记错了研究所新春团拜会的时间，提前一天带着她走到大礼堂，俩人对着空空的礼堂面面相觑。

末了，张赞英感慨，他只对画上的事情较真儿。

每个季节，两人一定要搭伴出去几趟，收集素材。别人是到处旅游，她和丈夫去哪里，都是看植物，看生态，回来后曾孝濂⼊迷地投⼊创作。

曾孝濂多年的愿望是画胡杨林，新疆太远，俩人就坐车上内蒙额济纳旗去看。他们一起去了很多地方写生，70多岁时去爬了北京野长城，去看了壶口瀑布，和柬埔寨的吴哥窟，又到美国看红杉，澳洲看桉树，常去西双版纳，为了看热带雨林、寄生花和望天树。

对于植物，张赞英有自己的感受。望天树足有二十层楼高，看向远处郁郁葱葱，在它之下，张赞英看到了龙脑香、四树木、罗望子和大榕树，天地辽阔。寄生花难得一见，曾孝濂趴在地上观察，时间久了腿软，站不起身，张赞英使劲拽着他起来。

2024年，张赞英与曾孝濂在西双版纳看寄生花

这些年，他们太习惯彼此的陪伴了。有时张赞英进城办事了，下午还没回来，曾孝濂完全不记得妻子的叮嘱——吃午饭、吃药和站起来活动。等他缓过神来已经下午三点，他给妻子打电话，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我在赶公交车呢，不和你说了。”电话那头，张赞英没说几句就挂断了。反而是曾孝濂有些无奈，“我对她有依赖，我不知道她对我有没有依赖？”要是天黑了妻子还没回，他走去公交站等她。有一次下雨，他在路边水坑处绊倒，人没大事，但摔了个鼻青脸肿，惨不忍睹。张赞英回来看见狼狈的丈夫，着急又心疼，叮嘱他下次千万不要来接，太晚了她自己打车回来，但丈夫还是会等在那里。

这十年，他们真正感觉和对方一起老了。2015年，张赞英查出肺癌早期，切除了一叶肺。2019年，曾孝濂确诊肺癌中期，做了手术，少了两叶肺。他们的身体都换过几个零件，如同两台机器在老化。

2022年一天夜里，人事处张全星接到曾孝濂电话，“张老师在卫生间摔倒了。”这是张赞英做了左膝膝关节置换手术的第二天。他赶到公寓，曾孝濂已经把妻子抱到床上，打了120，张赞英的左手腕骨头摔骨折，骨头折成了Z字形凸出来。“不知道曾老师怎么突然这么大力气抱得动的，两个老人一起摔倒可不得了。”张全星回忆。

忙到夜里一点多钟，张全星开车将二老送到医院急诊，两个医生检查、拉伸张赞英的手腕，矫正骨头，他听到老太太重重的呼吸，神情忍耐，但一句疼都没喊。反倒是曾孝濂，站在门边，心疼地脸都发白，“复位过程不敢看”，但他也不离开，就站在张赞英能够看到的地方。

张赞英能忍。她的腰疼了十几年，发作的时候不能躺，不能坐，她就硬扛，后来每天都要吃两种止疼药，效果却越来越弱。如今她的膝盖附近有积液，经常疼得厉害，腕部也是，时常麻木伴随疼痛。

2018年她去医院确诊腰椎滑脱症，做了手术植入了四枚螺钉。膝盖也是一直细微的疼着，直到2022年秋天，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她才在昆明的医院做了左膝膝关节置换术，2023年又做了右膝膝关节置换术，双膝都置换人工关节。

张赞英手术的日子，曾孝濂停掉了画画，在医院守着。在手术室外，他翻手机里的植物资料照片，打发等待的时间，也静下心。出院后回家，张赞英躺着修养，曾孝濂就在旁边画画。他给老伴约法三章，言辞严肃，“好好躺着，有事叫我，站起来必须叫我搀扶。”

现在晾收衣服、跑腿拿重物都是他的事儿，一看到老伴在柜子上层翻找，他就停下工作帮忙。夜里十点多，到了妻子睡觉的时间，埋头画画的曾孝濂听到动静，马上抬起头，问张赞英，腿还疼吗，要不要敷个药膏？

“她管我一辈子，我管她一阵子。”曾孝濂说。

除了画画，曾孝濂平时万事不上心，但他也有心细的时候。有一次，张赞英参加文工团老战友聚会回来，心情失落，说起老战友们打扮时髦，烫了头发，涂着口红，生活丰富多彩，飞往各地旅行。那天妻子站在画桌对面，纠结地问他，自己脸上长了斑和皱纹，有没有很难看？

这次曾孝濂停下画笔，端详了她一会儿，很认真地回答她，“我们年轻时候都不讲究，现在年纪大了嘛，也没什么。”这件事他记在了心里。后来负责给他出版自传的特邀编辑可可过来，曾孝濂特意问她，有没有适合老伴的祛斑产品。

关于他们这一生的往事，张赞英手写了几张便签，她拿给我看，最后她是这么写的，“这一辈子酸甜苦辣都尝遍了，烦我是他，累我是他，知我是他，疼我也是他。我们一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老了更是谁也离不开谁，互相搀扶着慢慢往前走了，也许这就是命吧。”

我离开昆明的前一天，张赞英和我说起早上刚发生的趣事。平常她起床时，丈夫已经坐在窗边画画。但那天早上6点多了，丈夫还在隔壁床上沉沉睡着。张赞英一下完全清醒，不顾膝盖疼痛，跨下床到丈夫身边探了探鼻息，过了几秒心才落下来。曾孝濂却被她惊醒，诧异地问，老婆子，你干嘛？张赞英回他，我看看你还有没有气儿。

张赞英说，他们从未真正谈论过死亡的话题。只是两个人都这么大年纪了，说不定今晚睡下明早就天各一方，那些关于自我的得失，在人生尽头都变淡了，遗憾仍有，但陪伴已经足够珍贵。

曾孝濂没有说什么，轻轻拍了拍老伴的手。

玻璃杯里的铁观音泡了半天，像团发胀的海带。下午三点，这个西北县城的乡政府办公室里，王琦盯着杯底这团褐绿色的“海带”出神，他推了推眼镜，“真怀念湖北老家的绿茶。”窗外的山是赭黄色的，六盘山余脉在此铺开，风裹着沙粒打在玻璃上，沙沙作响。

一年前，23岁的王琦从武汉一所“985”高校毕业后，一心考公。他算过笔账：老家大城市动辄几百比一的报录比是独木桥，而这个离家1000公里的西部小镇，报录比不到20:1，是阳关道。

“1000多公里呢。”母亲感叹。王琦点开手机地图，从湖北老家到西北小镇的直线距离，像从作业本这头划到那头。

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林源。他的准考证仍夹在《二号首长》里，A4纸的边缘磨出了毛边——那是他“上岸”的凭证。照片上的他穿西装、留寸头，一脸严肃。他本想让相机捕捉自己“稳重可靠”的气质，结果打印出来，倒像是落马官员的通报照。

林源的老家在华北的一个县城，2021年临近毕业时，体制内的家人告诉他，“现在逢进必考，谁也操作不了，全靠你自己。”为了绕开当地的激烈竞争，他报考了西部一个仅有几千人的边境乡镇。

当考公赛道变得空前拥挤——以2025年国考为例，报名总人数达3258274人，较去年同期增长34万余人。其中一个仅招录1人的岗位，甚至出现了1万多人报名——“去远方上岸”对年轻人来说，成了一种充满诱惑的现实主义选择。

他们从华中、华北等地出发，背离繁华，朝着地图上那些用虚线标注的腹地，逆流而去。

5000公里外的风沙与高原红

在1000多公里外“上岸”的确容易得多。2024年2月下旬，王琦报了现在的乡镇岗位。3月中旬笔试结束，顺顺当当进了面试；总成绩出来后体检，接着是考察。6月公示结束，办了录用审批；7月，他接到了具体报到通知。

报到那天，王琦坐了近18个小时的K字头火车，到了乡镇所属市的火车站，再打车去单位。8月正式入职时，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说，“咱们这儿刚脱贫没几年，缺人才啊。”他不记得自己答了什么，只记得环境和口音里那份全然的陌生。

宿舍在乡政府后院，一间十平米的小屋。床是前任留下的，铺着几层褪色的褥子，王琦后来听说，每有一个人离开，床上就会多一层褥子。小镇的冬天又干又冷，风从窗缝钻进来，夜里能听见院墙外的狗吠，一声接一声。

林源的旅途则更漫长。从老家到报到地，足有5000公里。他转了两趟飞机，又包车才到乡镇。这个边境乡镇距县城近200公里，寒冷干燥，冬季漫长，常刮大风，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越靠近目的地，林源的高反越明显，“头痛、乏力，每个手指都像胀了一圈。”

一位在西部“上岸”的大学生，去单位时拍下的沿途场景

高海拔把疼痛自动调成了固定程序，像是老式闹钟，到点就准时“敲锣”。 每天早上六点半，林源都会被头痛疼醒，他摸索着拿起床头的布洛芬，就着前一晚凉好的水吞下。在高原乡镇，最难的是做饭。食堂的饭总像没熟，他从网上买了高压锅，可米饭还是带着股夹生味。有次想煮面条，水咕嘟咕嘟冒泡，面条下进去煮了很久，芯还是硬的。

林源报考的乡镇机关公务员有5年服务期，其间不能调入或报考上级机关。这意味着，他至少要在高原待满5年。日子久了，他慢慢适应了高原，脸颊甚至染上了高原红。

在另一座西部县城，郭少军面对着同样的命题。2023年，这位江西美术系的毕业生在家乡省份参加教师招聘考试，几百人争夺3个市区编制，虽然最后笔试第二，但面试成绩下来后，综合成绩没入围。落败后，他考取了4000多公里外一个西部县城的初中教师编。

他总会在凌晨，对着手机里妹妹发来的江西老家油菜花海的照片发愣，窗外正刮着沙尘暴，沙粒簌簌打在双层玻璃上。他也常问学生一个问题，“大学毕业后愿意回老家工作吗？”大多数学生给出的答案是，“上学就是为了走出去。”

泡不开的茶，煮不熟的饭，和家乡风景对比鲜明的漫天风沙——这是“上岸”后，现实递给年轻人们的第一份见面礼。它粗粝、直接，不带任何滤镜。

稳定与代价

林源的父母和祖辈都在县城体制内。对他而言，“上岸”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近乎信仰的传承。在公务员家庭长大，他很清楚这份工作所代表的稳定和社会地位。在稳定性愈发稀缺的当下，他不顾一切地想要拥抱体制。但在他的老家，“上岸”并不容易。

在培训班上课时，他刷到有人去边远地区考公上岸的视频。他觉得这办法不错，至少能躲开大城市内卷。家人也支持他的想法，爷爷说，“年轻人就该吃苦”。

2021年5月，他注意到西部某地的招考公告。为了减轻“上岸”压力，他选了一个县的乡镇级公务员岗位。那个县他从未听说过，他报考的那个乡，仅几千口人。“当时这个乡招3人，两个面向2021年高校应届毕业生，1个仅限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林源对“艰苦”没有任何概念，只觉得这地方够远、够偏，便通过当地人社局官网系统报了名。

某边远省份的公务员招录信息

之后的笔试、面试、资格复审、体检、政审一路顺利，公示结束后，录用通知在那年8月下来了。他记得，报到那天，乡里的人见到他们笑得合不拢嘴，“终于来新人了”。

这份远方的编制，也确实带来了一份在大城市难以企及的确定性。

由于海拔高，林源的待遇也高，“每月工资和绩效加起来，能拿1万多，平时几乎花不了什么钱。”除此之外，他每年有两个月左右年假，放假就回老家。

边境乡镇的工作有特殊性，林源说自己平时“什么都干”。今年是他在高原工作的第4年，他已经完全熟悉了这里。乡里的村子几乎种不了农作物，多以牧业为主。他差不多能熟记每家养了多少只羊。

郭少军对自己的选择也总体满意。这个西部县城的待遇甚至比家乡好太多——刚去的头一年，他每月工资6000元，公积金2000元，且还会逐年上涨。单是公积金，就比老家一些工作的月薪还高。因为是应届生，当地还为他退还了大学学费。而他每天的花销，不过是那套50平米公租房每年不足2000元的租金，以及低廉的物业费、垃圾费等。

“在老家当老师，每月工资才三四千。”郭少军翻出手机里存的招聘截图给我看，某县2024年教师岗报名统计中，一个小学美术教师岗后跟着104个名字。而他报考的这个教师岗，总共才几个人报名。

他常想起毕业第一年的同学聚会上，班长说，“咱们美术系，考上编的就两人”。郭少军就是其中之一——那成了他的高光时刻。

他更在意的是职称评定，“这里的政策是工作满几年直接评中级，不用发表论文。”郭少军说，像他这种二本毕业生，即便在老家考上教师编，评中级也得熬十年。

王琦则总说自己穷。每月5号发工资，到账短信弹出时，他总盯着那个4000多元的数字。但日常花销不多——不用交房租，吃饭在食堂，除了零星花销，他每月能存下3000多元。在小镇当公务员，王琦格外忙。办公室的工作涉及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民政，他都要沾手。后来给领导写材料，接触的领域更广了。

回到老家，他也同样能收获同学们的羡慕，“我们那一届几百人，据我所知，最后考上公务员的，算上我也不到5个。”

但天平的另一端，代价同样沉重。

对王琦来说，最熬人的是顾不上家里。有次母亲打视频电话，轻描淡写说自己摔了一跤，在医院缝了几针。看着母亲纱布上渗出的血印在屏幕上，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他也被同事介绍过对象——县中学的语文老师，本地人。两人约在奶茶店，女生问，“打算在这里长待吗？”王琦说，“不知道，我爸妈在湖北。”女生搅着奶茶里的珍珠，没再说话。后来同事转达，“人家姑娘怕你早晚要走，耽误不起，算了吧。”此后，王琦再没相过亲。

“在这里结婚显然不可能，找老家的，人家也受不了。”——对林源来说，结婚也是他和家人最头疼的事。有次视频电话中，母亲突然哭了，“你姨家女儿在县医院当医生，上周订婚了。你在那么远的地方，谁能照顾你？”林源把镜头转向窗外，远处的山在阳光下发亮：“你看这风景，多好看。”母亲说：“好看能当饭吃？”

先行者

这股逆向的潮汐并非始于近年。18年前，高局长就已经在偏远地区“上岸”了。

高局长今年40岁，在西部某地级市任局长，正处级。这个级别不算高，但以他的年纪能走到这一步，晋升已然算快，“我当年也是以应届生身份来的西部，整18年了。”他抬头望向窗外的院子，浑浊的雨水拍打着院里的碎石。办公桌上的玻璃保温杯里，熟普洱的沉渣积在杯底。

高局长是山东人，2007年毕业于山东省一所高校。2000年起，我国已全面停止高校毕业生“包分配”，大学生需自主就业。从报名人数看，“国考热”始于2003年：2002年国考报名6万余人，2003年猛增至12万余人，此后报名人数持续高速增长。

到2007年高局长毕业时，高校毕业生达447.79万人，而当年国考仅招录12724人。起初，他也想在老家考公，但考虑到竞争压力和未来晋升空间，便把希望寄托在了西部。

2025年3月，甘肃定西，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考生等待进入考场。

“我是山东人，你也知道，不少人有从政想法。”他在2007年7月报考了一个偏远乡镇的公务员岗，笔试、面试顺次通过。总成绩达标后，他去了那个偏远乡镇。

刚入职时，高局长还被叫做“小高”。

“那会儿条件才是真的苦，”高局长说，“很多地方没网络，连手机信号都没。我进村后，刚开始是学骑马，后来是骑段摩托车，再步行。”最初的日子像一场漫长的高原反应，氧气骤减让他的指甲盖常泛着青紫色。单位宿舍在海拔3500米以上，夜里总听得见同事们压抑的咳嗽声，有人床头常年放着速效救心丸。

第一次值夜班，风沙把窗户纸吹破了，小高整夜都在扫被吹进屋的沙尘。冬天夜里低至零下17度，宿舍没厕所，上厕所得跑到院子里，冷到连裤子都难脱下来。夜里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出去。

“那时候经常下村，村与村离得远，还能碰见野狼。”高局长记得。孤独感在节假日变得格外尖锐。刚到西部的第一个春节，他接到父亲的电话，没说几句，两人都哭了。挂了电话，他莫名地跑出去，朝着家的方向磕了头。

在乡镇干了几年，小高表现不错，被调到县里。又过了几年，他又被调入省会城市的市直单位，成了高科长。从副科级、正科级，升到副处级。2024年，他调到现在的地级市，成了正处级，“在老家，即便当年考上公务员，现在能做到正科级，已经很不错了。”

但他同样付出了代价。起初，他没打算在西部成家，眼看调动无望，就在省会安了家。去年调到地级市后，两人开始了异地生活。早几年还好，当了父亲后，他越来越觉得顾不上家——孩子还小，他和妻子都要上班，找保姆不放心，岳父母身体又不好。他只好让山东的父母过来帮忙看孩子。可老人受不了高原气候，隔三差五就得去医院。

当了局长后，他其实一直想找机会调回山东老家，却发现“比登天还难”，“跨省调动需要两边组织部签字，我是被西部政策培养起来的干部，哪能说走就走？”更何况，他早已习惯了这里的干燥和缺氧，习惯了冬天出门裹得像粽子，习惯了同事们带着口音的普通话。

这些年，他眼看着年轻人一拨拨涌来，学历越来越高，学校越来越好，“有的人一看就想好好干，有的人一看就后悔了。以前基层留不住人，有人考上三个月就想办法调走。现在卡得严，五年服务期内连辞职都要审批，更别说调动了。”他有个山西籍的同事，妻子在老家，两个孩子出生时他都没在身边，孩子的成长也基本缺席。

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 中组发〔2019〕10号

他说这个下属不是没想过辞职，“但回去又能怎样？现在很多岗位要求35岁以下，他今年已经34了，辞职可惜，不辞职又天天为家里的事闹情绪。”

也有人试图打破这种困境。高局长说，有的人5年服务期满，干脆先辞职，再以社会考生身份重考，相当于把五年青春打了水漂。可很多人回到内地，始终没考上。

因此，对于想通过边远地区“上岸”的年轻人，高局长一针见血地发问，“还是要想清楚，年轻人来这里到底为了什么？是把这里当跳板，还是当归宿？”

但他还是鼓励他们来。“年轻人得转变就业观念，主动去艰苦地区工作，扎根基层大有可为，可以让人生之路走得更坚实。”他喝了一口浓浓的普洱茶，继续说，“比如，‘三支一扶’计划2006年启动到现在，累计招募了近6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27万余名投身西部建设，服务期满后八成以上选择继续留在基层。当然，边远地区欢迎的是那种有情怀的年轻人，仅仅为了‘上岸’，到任何地区的岗位，都做不太好。”

搁浅、逃离与重返

并非每个人都能顺利抵达。

周舟，今年大专毕业，学的是铁道技术类专业。他的成绩不算突出，100多名同学里排在中下游。当年选铁路类学校，是因为在网上看到“路院校好就业”，可今年仅专科（高职）毕业生就高达552.58万人，就业压力一点没减。更关键的是，毕业前夕他才发现，很多铁路局的岗位至少要求本科学历，自己连报名资格都没有。

千挑万选后，他看中了西部某铁路局下属边远工段在招一个操作岗——铁路局直接签约，相当于“铁饭碗”，还免笔试。他跟父亲商量，父亲说，“去吧，虽然远，但好歹是份稳定工作。”

那地方有多远？周舟点开手机地图一搜：距老家3580公里。若不是这次找工作，他压根没听过这个地名。很快，他按要求报了名。当时他挺自信，觉得那么偏僻的地方，总该没什么竞争压力。他跟同学念叨着要去西部，家人也开始帮他收拾行李。

可录用通知迟迟没等来。家人托了几道关系打听，才知道岗位早已定了人。

“人家说，今年报名的就我一个大专生，其余都是本科。我现在能做的，要么继续提升学历，要么找个第三方派遣到铁路的工作。”周舟突然意识到，“可能这些年大家都知道边远地区好‘上岸’，去的人多了，也就卷起来了。”

郭少军也感受到了这种“卷”。学校缺语数外老师，音体美老师则已经饱和，“我2023年考试时，一个岗位只有几个人报，现在已十几个了。”他还听说，好像从明年开始，幼儿园、小学、初中都不招高中学历以下的老师了。

不少大学毕业生选择去边远地区

有人是去不成，有人是逃出来的。

做老师后，郭少军注意到，每年办公楼走廊的公告栏里，都会贴着最新的教师名单，一半以上的名字来自河南、湖南等地。“去年来了三个南方姑娘，过年回去就没再来”。他指着其中一个空位，“她们说受不了这里的干燥和风沙。”

王剑就当了“逃兵”。他学的电力专业。本科毕业后通过校招，进了国家电网某省公司的一座变电站。当初选这个岗位，是因为它要求通过统一考试，录用后合同期通常为“3年+5年”，表现优异者可转无固定期限合同，算是电力系统的“铁饭碗”。他拍着胸脯说“没事”，心里盘算的是“编制稳了，工资比老家高两千”。

变电站设在边远地区的大山上，只有五六个人。除了每月休息的一周，其余时间都得待在几乎没人迹的大山里。第一个月，王剑跟着老师傅巡线，背着二十斤的仪器在山里走，脚后跟磨得出血，他咬着牙没吭声，晚上用热水泡脚，血水混着沙子沉在盆底。

比巡线的辛苦更难挨的是孤独。冬天大雪封山，可能两个月也出不去。他唯一的娱乐就是休息时去县城的电竞酒店，通宵打游戏，也不让保洁员打扫。屋里总飘着泡面味和烟味。以前他讨厌这些味道，现在却觉得是“人间烟火气”。

山上的网络时好时坏，于是他到电竞酒店还有个任务——在手机里下载电视剧，专挑长的下。《甄嬛传》《琅琊榜》《亮剑》《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他每部看了不下两遍。除了剧，还有各种玄幻网文，越长越爱。

上班第二年起，他开始失眠，后半夜总听见铁塔的嗡嗡声，像无数只蜜蜂在耳边飞，他只得爬起来绕着院子走。熬了几年，失眠没好，幻听反倒加重了。

去年他辞了职，在家歇了段时间，去了一家接网络预约的维修公司，日常帮客户修电器。“不后悔去变电站，也不后悔辞职，人每个阶段想要的不一样。”王剑不再想“上岸”的事了。这让他看清一个悖论：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

胡鹏飞的样本似乎更加复杂。2019年，他考到西部某乡镇，带着一双新买的运动鞋和一本485页的《大清帝国》离开了家乡。上班的第一个冬天，他和同事去催收新农合款项，骑着摩托车在山路上颠了四个小时。50多岁的女主人端来热水，他喝了几口才敢开口，“新农合今年涨了30元，您家5口人，总共比去年多150元。”女主人没说话，从床单下摸出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露出皱巴巴的零钱。数到最后还差5块，胡鹏飞自己垫上了。

2024年服务期满后，他选择辞职。收拾行李时，发现当初带来的新运动鞋，鞋底磨平了；至于那本《大清帝国》，他连100页都没看完。

镇领导说，“去年来的选调生，待了俩月就走了，你算久的。”胡鹏飞没接话，他发誓不再考公。回到老家，他转而创业，结果败得一塌糊涂，房贷都还不起。今年他重新翻开《行测》，准备再次考公。

“我今年28岁，还有7年时间。”胡鹏飞制订了计划：先尽着老家的公务员、事业编、国企考，实在考不上就再选边远地区。要是边远地区也考不上，就找个民营企业上班。但他心里也明白，自己那时可能过了35岁，民企或许也不要了。他跟妻子说，“要不我考研吧，这样‘上岸’机会兴许更大些。”“你看着办吧，我已经累了。”妻子说。

胡鹏飞重新翻开的《行测》教材上，落了层薄薄的灰。

他想起催收新农合款那天，垫上的5块钱。当天回宿舍时天已黑透，他摸黑煮泡面，才发现没水——水管冻住了。他裹着棉被坐在椅子上，手机信号时断时续，朋友圈里，大学同学正在上海外滩，烟花把黄浦江面照得通红。那一刻他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

此刻，他依然不知道。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涉地点与姓名，均做了隐私处理）

就网红罗永浩和西贝老板贾国龙的争论，一个从事餐饮业的朋友在他的朋友圈给贾国龙出主意说，只要问罗永浩一个问题：

你直播间带过货的好蒜道糖醋蒜瓣、手工厚切吐司、厚切猪肉午餐肉、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盐趣多口味海盐蝴蝶酥等科技狠活的包装食品，哪个比你嘴里所说的餐饮“预制菜”强？何须搞成这副鬼样？

贾老板如能看到这条朋友圈，则应反思西贝的“危机公关”是否还有较大改进空间。

讨论饮食问题的门槛，比俄乌战争等国际局势要低得多，更没啥风险，所以参与争论的人真是多极了，导致舆论一下就哗然了，据说还大大影响了西贝的生意。

01 史上定义最混乱的概念

从动植物活体到餐桌，是个A-B-C-D-E-F-G环节甚多的漫长过程，从哪个环节起迄算是预制菜，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的国家，理解都不一样。

在前几轮争论中，有人就发问，速冻饺子、馒头、面包、汉堡之类，算不算预制菜？为此，2024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专门给预制菜下了一个明确定义：

——预制菜也称预制菜肴，是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使用或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不添加防腐剂，经工业化预加工（如搅拌、腌制、滚揉、成型、炒、炸、烤、煮、蒸等）制成，配以或不配以调味料包，符合产品标签标明的贮存、运输及销售条件，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

上面是概念的内涵，下面是预制菜的外延，界定哪些不属于预制菜：

——主食类食品，如速冻面米食品、方便食品、盒饭、盖浇饭、馒头、糕点、肉夹馍、面包、汉堡、三明治、披萨等。

——连锁餐饮企业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不纳入预制菜范围。

——仅经清洗、去皮、分切等简单加工未经烹制的净菜类食品，属于食用农产品，不属于预制菜。

如此复杂的定义，想必邀请了语言学和逻辑学教授共襄盛举。而按照官方定义，“预制菜”的范围已经大大窄化，可以说是个小众消费了。

回顾这场争论，可以发现，罗永浩说的“预制菜”，是一种老百姓的定义，只要不是现做现吃，隔段时间才食用的，就是预制菜。而如果严格按照官方定义，罗永浩就不能说西贝的菜品是预制菜，因为西贝是连锁餐饮企业，从它的中央厨房里出来的菜肴，不叫预制菜。

把这个官方定义放到全球食品安全要求极高的日本，会有水土不服。

2023年的《经济参考报》有一篇文章称，预制菜在日本种类繁多、应用广泛，几乎可以说日本人一天都离不开预制菜。该文将开袋即食的罐头及软罐头包装食品、真空食品、冷冻食品、方便食品，以及速冻水饺、速冻烧麦、铝箔包装的真空即食商品，还有免洗免切搭配合理的蔬菜包、水果盒，已切好拌好完成调味的肉类食品，还有各种风味的方便食材，均列为预制菜。

2023年，公众号“旅法华人”报道称，法国《六千万消费者杂志》发布的一项关于速食食品（预制菜）的调查中，库斯库斯（一种用粗麦粒制成的北非菜肴，在外形很像小米的主食上浇上蔬菜和肉类制成的配菜）位列其中。

鄙人没有吃过这道法餐，但观其配料，说它是“法国盖浇饭”应该没什么大错。说到盖浇饭，按我们的官方定义，是主食，那就不能算是预制菜了。

预制菜，这恐怕是史上定义最混乱的概念了。罗永浩和贾国龙各说各的，各气各的；官方和民间理解的不一样，中国和外国的理解也不一样。一个概念没有统一的内涵和外延，如何一起讨论，如何进行判断、推理？

孔子说，定义、概念、名分不统一，最终会使老百姓连手脚放在哪里都不知道，结果就是互殴，一片混战，这正好契合了目前的舆论场现状。

如果“预制菜”的定义不统一，下一个“某永浩”还会出现，社会舆论还将付出成吨的口水。

02 预制菜为什么不安全

日本是预制菜的生产和消费大国，有报道称，目前日本共有约100家企业向市场提供500多种软包装预制菜。有业内调查显示，各种预制软包装熟食在日本家庭餐桌领域的利用率达47.7%，已成为日本饮食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反观中国公众，对“预制菜”却存在普遍的反感。综合中国消费者的担心，主要体现在这三个方面：

第一，添加防腐剂，以及防腐剂超标。

对防腐剂的担心，源于过往食品安全的噩梦。

多年前，人们见识过福尔马林浸泡过的海鲜食品，见过违禁药品用于食品防虫，中国消费者深受防腐剂刺激，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如防腐剂就是福尔马林，福尔马林就是防腐剂。你提到其他防腐剂，跟他说防腐剂的安全性，但在他的观念里，那也不过是福尔马林的表兄弟而已。

可能是为了缓解中国消费者对防腐剂的普遍担心，在2024年的“通知”中，特别规定预制菜是“不添加防腐剂”的。这个规定很有意思。

举个例子，一家专门做八宝饭的饭店，如果上午做好放冰箱里冷藏，到晚上重新上屉加热卖给顾客，这份八宝饭符合官方规定的“预制菜”。但如果这份八宝饭放了防腐剂，搁在冰箱里，三五天后再买给顾客，就不在官方规定的“预制菜”范围了。

这大大违反了一般消费者的常识。为照顾这种情绪而特意规定预制菜“不添加防腐剂”，容易把食品工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搞成一场文字游戏。

正本清源地看，现代食品工业的两大基石，一个是防腐剂，一个是冷链物流系统；没有这两个东西，就没有现代食品工业，也就没有现代大城市。

关键的问题是，你怎么保证你所使用的防腐剂是安全的？你怎么让公众在观念上让福尔马林与食品防腐剂脱钩？

第二，以次充好的食材。

中国饮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食材通常会切得比较细碎，做熟之后，不易看到原初模样和色质，这给无良商家留下了干坏事的空间。

预制菜被反感的一大领域是学生餐饮。数年前发生过几起家长发现学生食堂里的原材料腐败变质和生芽的案例，经过严厉整治和防范，这种丑闻最近不再出现在公众视野。但家长内心怎么想，不得而知。

客观而言，如果商家存心不良，预制菜的制作过程中，食材以次充好有大量机会。食材不新鲜，加大香料的投放力度；食材有腐败，把腐败的部分挖掉用好的部分；保质期快到了，可以修改一下，重新上市……这些问题，谁发现得了？

以次充好的食材的确不会一次性吃死人，除了批评教育道德谴责和罚款，还能怎样？但长久食用，难免不会危及健康，约略等于慢性杀人。但无论如何，这终究是个介于良心与法律之间，严刑峻法未必能解决的问题。

第三，营养性问题。

肉类和其他蔬食制作好之后不及时使用，营养肯定会流失，甚至产生不利于健康的有害物质。这是现代营养学的基本常识。

问题在于，一种预制菜在多少天之内，营养成分流失多少。我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研究，即便有，至少没有公开宣讲，更没有商家主动把营养流失状况标注在包装上。这只能深表遗憾。

不过话说回来，预制菜的出现，本身就是快节奏城市生活的产物。菜肴不预制，吃一餐饭花的时间，恐怕会成倍增加。在时间成本和营养损失之间，你选择哪一个？

既要又要还要的辩证法，是不存在的，这需要观念的转变。

03 消费者需不需要有知情权？

餐饮业是中国最市场化的行业之一，消费者具有最大的选择权用脚投票。既已如此，消费者是否可以对餐馆的预制菜售卖情况享有知情权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首要问题还是定义不统一。比如按照民间对预制菜的定义，西贝卖的是预制菜；但按照官方对预制菜的定义，西贝卖的就不是预制菜。按日本或欧美的定义，它是预制菜；按中国的看法，它不是预制菜。同样一个东西，既是A又不是A，知了这个情，有什么意义？还不照样在舆论场打架斗殴？

其次，既然公众普遍不相信“预制菜”，各方定义也不相同，也就说明，大家说的不是“预制菜”，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比如消费欺诈，比如食品安全，等等。治理这些问题，相应的法律法规也比较完备，关键是执行，另立新规，无谓消耗有限的司法资源。

再次，鉴于“预制菜”在中国大陆名声不好，就像这一回，罗永浩和西贝老板贾国龙这两个人看上去吵得凶，但是，在“预制菜是坏的”这个问题上，双方很显然达成了高度共识。

现在很多餐馆已经在招牌上明示“本店不提供预制菜”之类的信息，这是市场自发满足消费者知情权，充分的市场竞争会自发净化市场。但问题是，当店家和消费者对何谓预制菜的理解不一致的时候，是否会引发冲突？

毋庸置疑，预制菜引发的争论，主要来自于食品安全引发的焦虑。食品安全无虞，谁还有闲工夫去关注预制菜的问题？而现在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妖魔化预制菜，根本无助于食品安全的保障。

逻辑满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