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午高峰外卖配送，骑手张天力把电动车停在一片被蓝色围挡圈起来的工地外。
这里曾经是他未来人生的全部指望。
七年前，当拆迁公告贴进村时，张天力一度以为自己就要成为传说中的“拆二代”——那些因为家中老宅或土地被征用、拆迁，从而获得巨额现金补偿或数套房产的年青一代。
但房子至今没能落成。为贴补家用，他只得暂时穿行在早高峰的车流里送外卖。
“拆迁”是城市化叙事里最诱人的章节，“拆二代”的标签和“煤老板”一样，成为特定时代造就的财富故事。但在房价下行、监管滞后的现实中，这些看似被机遇选中的“幸运儿”，又迅速被时代抛下。
我们找到了五位这样的“拆二代”——张天力和赵戈苦等了若干年，安置房依然遥遥无期；刘森手握三本房产证，却不好租也不好卖，眼睁睁看着资产缩水百万；周磊被人设局，七套安置房如今只剩四套；王强手里攥着的，只是一张名为“房票”的白条。
这个故事里，从来没有幸运儿，只有被时代列车裹挟的乘客。
用8年等一个房子
“按当时的方案，我能分300平米。当年小区均价1.2万，300平米的房子总价值360万。”张天力指着围栏内一座已经封顶但尚未建成的高楼告诉我。彼时他和城中村的其他人一样，幻想着拆迁后的生活：住进宽敞的电梯房，靠出租多余的房子安稳度日，一夜之间实现财富自由。
如今，这个“拆二代”的一天，从早上七点整手机里炸开的外卖提示音中开始。
包子铺前，老板把两笼肉包和一盒鸡蛋汤塞进塑料袋递给他。后者接过外卖，穿过早高峰的车流，将电动车开得飞快。
“不好意思，汤洒了点。” 敲开客户的门，他小心翼翼地道歉。门口的男人一言不发地接过外卖，关上门。张天力赶紧钻进电梯，冲出单元门，跨上电动车，朝着下一个地址驶去。
“你见过哪个拆迁户像我这样？”张天力有些愤懑。这的确是他未曾想见的人生。
拆迁消息抵达张天力所在的村子是在2017年。这是一个位于华北某市的城中村，有着近千户人家、千余亩土地。彼时周边村落早已拆迁，村民陆续搬进了高楼。如今轮到了他们。
村里把土地卖给了开发商。补偿方案很诱人——每户不论人口多少都能分300平米，人口多的还能以成本价再购房。
那一年，房地产业依然蓬勃。新华社消息称“2017楼市新纪录！销售额破13万亿，面积超16亿平方米”。同样是2017年，在中央强调住房居住属性背景下，各地频频出台严厉调控政策，房地产金融监管也不断加强，在投资投机性需求被抑制的同时，市场分化也更加严重：一二线城市及其周边环线热点热度下降，三四线城市则明显“逆袭”。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房地产市场相关数据称，2017年商品房销售额再次突破13万亿，达到133701亿元。相当于人均花9600元买房。
房价高涨时，很多人幻想着靠拆迁一夜暴富。
张天力因此坚信，300平米的房子，必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
拆迁后的第一年，村民们每月能按时拿到3000元过渡费，足够支付房租。可没过多久，安置房的建设就变得拖拖拉拉，有时甚至停工近一年。
眼看着周边拆迁村的房子陆续封顶、交付，张天力他们的安置房却始终停留在“在建”状态。更让人心慌的是，过渡费开始拖欠，最长一次拖了半年，直到村民集体去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才得以解决。至于安置房的情况，村里总说“开发商没钱，等等吧”。
一等就是8年。
2024年，安置房终于封顶，村民们以为看到希望，可交付依旧遥遥无期。这8年，当地房价就像坐了过山车，从1.7万元的峰值一路下跌。生活中还有更多变故在发生——拆迁前，张天力在电器厂上班，妻子在村里开小超市，家里多余的屋子对外出租，夫妻俩每月工资加房租，收入一万多。拆迁后，超市没了，妻子去了餐馆打零工；电器厂倒闭了，张天力没什么职业技能，只能到处打零工。
由于家里没什么积蓄，房子又一直没交付，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做起了外卖配送。
在另一个城郊，赵戈的等待也看不到尽头。
他所在的村子2022年因修路被列入拆迁计划，补偿方案很特殊：按儿子的数量核算，“一个儿子分300平米，有几个儿子就用那个数字乘以300；有儿有女的家庭，儿子分300平米，女儿只能买100平米平价房；只有女儿的家庭，只有一个女儿能分到300平米，其余都是100平米平价房。”赵戈透露，村里儿子最多的人家，按每套100平米算，能拿9套房。
拆迁协议写着，安置小区3年内交付（即2025年3月），每月过渡费3000元，若到期无法交付，过渡费翻倍。
签完协议，那些儿子多的人家走路都带着傲气，仿佛走上了人生巅峰。
现实无比残酷。如今协议约定的交付时间早已过去，安置区的四个地块，目前只建成两个，另外两块连地基都没打，交付时间还是未知数。2022年、2023年，当地房价还维持在1.4万元左右，2024年开始断崖式下跌。赵戈眼睁睁看着即将到手的“财富”不断缩水。
以他租住的小区为例，2022年房价还能卖一万出头，现在每平米只剩七八千。“我听说附近有个村的安置房，去年冬天交了房，一平米才能卖四五千。有户人家卖了一套80平米和一套90平米的房子，总共才几十万——要是在两年前，这两套能卖上百万。”
赵戈把我带到那片尚未完工的工地。蓝色围挡上“加快建设，早日回迁”的标语，在阳光下格外刺眼。工地里的工人正在收拾工具，准备下班，只有几台挖掘机静静地停在空地上。
“听说快交房了。”同村的村民见到赵戈，都用这句话打着招呼，像是约好了似的。
赵戈突然有些失落。他想起拆迁前的城中村，夜晚总是喧嚣热闹，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大人们坐在门口打牌聊天。如今大家早已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烫手的房本
从这个角度看，刘森是幸运的——至少他已经拿到了房本。
2021年，他所在的城郊村“迎来”拆迁。
刘森一家在城郊农村住了一辈子，村里3000多户人大多靠种玉米和打工过活。结婚后，他和妻子张岚守着村里的老房子，在镇上开了家卤肉店，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安稳。
“拆二代”这个词，刘森只在短视频里见过——他总觉得，那是属于穿着潮牌、开着豪车的年轻人的标签，和自己毫无关系，直到2021年深秋，村口的大喇叭开始循环播放拆迁通知。这片住了三十多代人的村子即将改造成产业园，要求10天内必须搬空。
实际上，在此之前半年，政府已经发了公告，但公告之后便再无动静。在漫长的等待中，不少村民以为这事已经“烂尾”。因此，当要求立即搬离的正式通知突然下达时，人们措手不及。刘森和张岚站在院子里，看着邻居们慌乱地将家当搬上电三轮、面包车和货拉拉时，突然有一种被连根拔起的茫然。
刘森签署的那份拆迁补偿协议上白纸黑字写着，“无偿给予280平方米安置房”。按补偿方案，280平方米能换两套大户型，或是三套普通户型。彼时，这座城市的房价均价1.5万，280平米相当于总价420万。
北方某城中村。
“以后我们就是有钱人了。”张岚拍拍刘森的肩膀。
一家人坐在一起合计，父亲抽着烟说，“多一套是一套”，母亲则惦记着“以后孙子能有地方住”。最终他们选择了三套90多平方米的两室两厅。
那天晚上，刘森睡不着，和张岚趴在床上算账，“自己住一套，卖一套能得130多万，剩下一套租出去，每月房租够生活费了。”他恍惚觉得，命运或许真的要拐个弯。等这几套房子到手，有了钱，他要买一辆宽敞些的商务车，偶尔去旅游，让孩子读市里最好的外国语高中，然后把卤肉店做大做强，开连锁店，当大老板。
所有这些规划，都建立在房子到手的前提下。
房子盖了两年。全村人搬走后不久，刘森看着挖掘机开进村，老房子的砖墙在轰鸣声中倒塌，与此同时，大型器械还开进了另一块给安置房腾出的空地。每隔一段时间，夫妻俩都会特意绕到工地附近，看塔吊慢慢把楼建起来，从地基到封顶，每一层都像在搭他们的未来。
2024年3月，拿到三套新房钥匙时，刘森的手都在抖。小区建得比想象中好：18层的高楼，楼下有花园和健身器材，房子是简装状态，买些家具就能直接入住。更让他安心的是，安置房很快办好了《不动产权证书》——“这是大产权，能自由买卖。”他把证书锁进抽屉，觉得那是全家的定心丸。
可定心丸还没暖热，就凉透了。
夫妻俩合计着，先租出去一套，月租2000元。可在中介那儿挂了一个月，连个看房的人都没有。中介也没办法，“现在安置房不好租，位置偏，周边配套还没起来。”刘森又想着卖一套变现，并挂出每平1.3万的价格，中介带来了更糟糕的消息，“2021年均价1.5万，现在1.3万都不好卖。”
刘森算了笔账：280平方米的房子，2021年值近420万，现在只剩360多万，两年少了50多万。他跑遍周边售楼处，得到的答复全是，“现在行情不好，价格还在降”。
他想等，等周边产业园建起来，人多了，房价说不定能涨回去。可等到2024年下半年，当地房价均价跌到1.1万，三套房总价值只剩300万出头，比2021年少了110多万。
越来越多的”拆二代“，成为“负二代”。
三套房子的物业费是笔不小的开支。张岚偶尔会抱怨，“早知道当初卖一套就好了，现在砸在手里，还得倒贴钱。”刘森没话说，只能蹲在阳台上抽烟。
他想起小时候，家里住的是土坯房，下雨时会漏雨，父亲就用塑料布把屋顶盖起来。那时候日子苦，可踏实，知道只要好好种地、好好打工，就有饭吃。现在有了三套房子，反而没了底气：不知道明天房价会不会再跌，不知道房子什么时候能卖出去、租出去。
邻居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有人把房子在中介挂了半年，一直卖不出去；有人想把房子抵押给银行，银行说“安置房抵押额度低”。之前大家见面聊的都是怎么装修怎么理财，现在再碰面，只会唏嘘着，“早知道不盼着拆迁了”。
“本来想当拆二代，现在倒好，成了‘负二代’。”刘森自嘲。
上个月，他去找中介更新房源信息，将每平米价格降到11000元，中介说有客户愿意出1万每平方米，问他考不考虑。张岚也劝，“卖了吧，至少能拿回点儿钱。”刘森犹豫了，他想再等等，又怕价格跌得更狠。那些短视频和自媒体，今天一个说法，明天又一个说法，在信息茧房里，他看得越多，想得越多，发现房价下降得越狠。
在卖与不卖两个选项中，刘森摇摆至今。
“蒸发”
对周磊来说，他的房子不是变凉了，而是直接蒸发了。
他曾是这群人里，最接近“拆二代”神话的一个。他是独生子，之前的家位于城市北部，如今地图上已找不到它的确切边界——它被写字楼和商品房紧紧裹住了。当年，无数外来务工人员在这个城中村落脚，刚毕业的学生们挤在二三十平米的单间里，最多的时候，村里住着10万租客。
房子供不应求。每家每户，几乎都在原有两三层房子的基础上，把违建加盖成十几层。
周磊家的房子也从最初的三层，悄悄加盖到十五层，每层120平米。没有电梯，租客们就踩着楼梯上上下下，脚步声从早到晚不停歇。
“那时候家人都不用上班，每天就是收房租。”周磊怀念那段日子。
2016年春天，拆迁公告贴满了城中村的角落。公告上的补偿规则写得明白：3层以下拆1平米补1平米，3层以上拆6平米补1平米。周磊的父亲一算，15层的房子里，3层以下360平米，剩下12层1440平米按6∶1折算，能补240平米，加起来总共600平米。
这意味着，他家至少能分七八套房。“也不少了。”父亲说。可周磊算了笔账，比起以前每年大几十万的房租，这点补偿相当于被人切了一大块蛋糕。
但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周磊或许真能过上向往的生活——等安置房建好，分几套房租出去，靠收租金度日。可2017年的某个晚上，一场麻将局让一切都变了。
他记得那天晚上，自己在超市买完饮料，蹲在超市门口看手机。那段时间，他终日无所事事，几乎每天蹲在路边看工人挖地基。
“兄弟！” 有人喊他。是邻村的阿强。他跟周磊说，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和这片拆迁村的其他几个人，一起玩牌解闷儿。
牌局设在一间出租屋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周磊原本没打算玩儿。可阿强凑过来说，都是自己人，输赢不大。又说其他人也都是拆迁户，分到了好几套房，大家认识一下，以后可以坐在一起聊聊怎么变现。
那天晚上，周磊手气特别好，散局时，他赢了两万三千块现金。输家操着不同的口音，输了钱也不着急，笑嘻嘻地说“下次赢回来”。
走在回家的路上，周磊发现自己的手在抖——不是怕，是兴奋。回到住处，已经很晚了，他开始盼着第二天的牌局。
接下来一个月，他像着了魔。每天准时跟着阿强去那间出租屋，窗帘依旧拉得严实，筹码越堆越高，从一开始的一把五百，变成一把五千，再到后来一把一万。他赢过最多的一次，一晚上拿了十万现金，走在路上脚步都发飘。路过4S店时，甚至停下看了眼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宝马车，心里盘算着，“再赢几次就买一辆”。直到有一天，运气突然消失了。
麻将桌上，周磊起手全是散牌，要么杠上开花被别人截和，要么听牌后摸来的全是没用的字牌。他先是输了五万，不服气，从家里取了十万接着押；又输了，再取二十万。反反复复，两周时间，他输了两百多万。周磊慌了，回家跟爸妈要钱，可还是填不上窟窿。
直到有牌友建议，“你不是等着分安置房吗？那七八套房，还怕填不上这两百多万的窟窿？”那一刻，周磊意识到，自己被做局了。没等他犹豫，一个瘦高个牌友从包里掏出一沓纸——是早就准备好的协议。瘦高个用手指着协议上一行字念道，“自愿将名下一套 120 平米安置房，抵押给甲方，用于偿还欠款。等房子下来过户，欠款两清。”
“我欠了200多万，这一套够吗？”周磊问。瘦高个说，“给你打折，够了。”
周磊稀里糊涂签了字。后来他得知，那些人根本不是“拆二代”，而是专门给拆迁户设局的人。父母因此和他大吵了一架。但毕竟分的房子多，这件事也就这么过去了。之后有一天，周磊在村口遇到以前的邻居，对方说自家五百多平米的安置房，全被这样的局骗了去。
房子至今是很多人安身立命的终极梦想。
安置房下来后，周磊家分了7套——一套给了设局的人，爸妈住一套，自己住一套，剩下四套租出去，每月能有近一万块收入。
“虽说比以前差远了，但至少稳定。”周磊想着。
然而稳定也并没持续多久。2023年，周磊觉得“来钱慢”，以每平米1.2万的价格卖了一套房，加盟了连锁餐饮店。他租了门面，雇了三个员工，每天早上五点起床采购，忙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可生意始终不好，员工工资、房租、食材成本压得他喘不过气。
他又卖了一套房想撑下去，每平米1万元，但还是没用。2024年下半年，只得把店关了。彼时房价还在跌，他舍不得再卖了，觉得租房或许更稳妥。
七套安置房如今只剩了四套：他和爸妈各住一套，另外两套租出去，每月能收五千块房租。为了增加收入，今年春节过后，他跑起了网约车。
周磊偶尔会在社交媒体刷到一些“拆二代”的视频：有人开着跑车，有人去国外旅游。这时他会停下来看几秒，然后继续开车。
白条
有人为实体房卖不出价也租不出价发愁，也有人手上徒有一张白条。
比如王强。
房子拆迁前，王强根本不知道“房票”为何物。事实上，这一名称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计划时期的“房票”是物质短缺年代的住房配额凭证，随着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而他现在面对的，是棚改和城市更新背景下的购房安置凭证。这一政策经历了几轮起伏：在2015年棚改货币化浪潮下，房票被作为去库存的补充工具；随着2018年棚改退潮，该政策一度淡出。2022年，郑州系统性地重启房票政策，通过奖励机制鼓励拆迁户购房安置。此后，政策推广至全国多个城市，尤其2024年以后，一线城市普遍将房票制度与城中村改造相结合，使其成为消化存量房产、优化财政支出的关键举措。
王强第一次与房票打交道，是在3年前。当时他所在的城中村拆迁，安置房盖到一半，开发商资金链突然断裂，工程停摆。有关部门找到村民协商，说是先给大家分一套100平米的现房，剩下的补偿面积，换成房票。
村民们没多想，在他们看来，“房票”就是能换房子的“支票”。
至于具体怎么用，王强举了个例子，“比如我们村在三环内，总共分了300平米补偿，县里先给100平米现房，按每平米5000元核算，剩下的200平米就折算成100万房票。拿着这房票去指定小区买房，直接抵房款就行。可如果选中的房子单价超过5000元，超出部分需要自己支付。如果房票一直没有用，等安置房盖好，还是可以要安置房，房票作废。”
这个听起来合理的规则，操作起来却变了味儿。
对于房子，人们逐渐回归了理性。
王强的一个朋友，手握100万房票到一个位置相对偏远的小区看房。那个小区原本每平米6000元都卖不动，一纳入房票指定范围，单价立马涨到8000元。
“开发商精明得很，知道你拿着房票只能在这儿买，不涨价等什么？”朋友给王强算过笔账，买一套100平米的房子，按8000元/平米算要80万，房票只能抵50万，自己还得贴30万。最后，这位朋友没买房，直接把房票锁进了柜子。
王强观察到，愿意接纳房票的小区大多有个共性：位置偏僻、销路惨淡。那些地段好、不愁卖的热门小区，根本不愿加入房票名单。“人家的房子抢着要，为啥要接你这‘白条’？只有那些偏远的、卖不动的楼盘，才愿意凑这个热闹。”
久而久之，他所在城市的房票流通几乎全集中在远郊地段。
开发商心里，还有另一本账。王强认识一位做房产的朋友，去年接手的项目被纳入了房票范围。“他跟我说，这项目本来卖7000元/平米，加入房票后直接涨到9000元。就算购房者用房票抵5000元，自己再掏4000元，他（开发商）也不亏。”
更关键的是，开发商可以拿着房票找政府抵账，“比如该交的土地出让金，或者政府欠他的工程款，一张房票递过去，就能抵销欠款。”
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游戏”：政府欠拆迁户的安置房，用房票抵；拆迁户买指定房源欠开发商的钱，用房票抵；开发商欠政府的款项，最后还是用房票抵。“最后谁亏了？你想想就知道。”王强欲言又止。
房票并非完全没有用于交易。王强见过一户人家，孩子急着做手术要钱，把100万的房票以30万的价格卖了。买家是专收房票的“黄牛”，按每平米3000元收，比官方评估价低40%。“那家人也是没办法。有人收，哪怕折扣大，至少能拿到现钱，总比拿着一张废纸强。”
还有荒唐的：有拆迁户赌钱输了，人家找上门说，“你这房票值50万，抵给我，账就清了”，结果房票没拿到手，先成别人的了。
比起房票，安置房才是当地拆迁户更认的“主流选择”，但因为房子没下来，大家只能先拿房票。王强所在的村子2017年拆迁时，按“三层以下1∶1，三层以上6.5∶1”的比例核算，他家总共赔了580平米。
“理论上能分五套房。现在我们住了一套140平米的，其余面积都换成了房票。”
他忍不住盘算，如果拿到的是房子，一套自己住，剩下四套租出去——80平米的能租2200元，40平米的能租1200元，一个月租金加起来快一万了。
王强也听说过有关“拆二代”暴富的传闻。
“早几年有，比如2016年那批拆迁的，分到好地段的安置房，房价涨得快，卖一套就能赚几百万。现在不行了，房价降了，就算拿了安置房也不好卖。”如今他身边的“拆二代”，大多靠租房过日子，“安稳。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总算比炒股、赌博靠谱。”
但显然，他手中的房票目前还没能让他过上这种安稳日子。
“咱们的房票还能用吗？”王强在电话里追问村支书。
后者打了个哈欠，语气含糊，“谁知道呢，我也不清楚，等上面通知吧。”
“拆二代”只是特定时代造就的财富故事。
城市化的挖掘机还在继续。
张天力送外卖之余路过那片尚未建成的楼盘时，总忍不住停下脚步，探头看看；赵戈在蓝色围挡外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发给父母，告诉他们工地还在施工，别担心。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没底，可除了等待，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
周磊的网约车在晚高峰继续穿梭。傍晚六点半，三环路堵作一团。导航里机械的女声念着“前方五百米右转”，他算了下，今天已经跑了128公里，收入刚过三百块。十年前，这样的数字只是家里一天房租的零头。
睡不着的刘森，在17楼听见远处传来产业园施工的轰鸣声。他无法预见明天会怎样，只知道那三套房子还在那里——那是他的指望，也是他的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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