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刚去世不久，本不该在这个时候泼冷水，毕竟死者为大，但眼下对他的吹捧越来越离谱，不仅说他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学术地位历史前十，甚至说他堪比牛顿、爱因斯坦与麦克斯韦。

杨振宁活着的时候，可没人敢这么吹，咋人一走就开始造神了？因为他没法自辩了吗？

诚然，杨振宁在理论物理领域称得上大师，尤其是对20世纪后半叶粒子物理与统计物理的贡献，属于绝对顶尖行列。但这终究只是在现有范式内的塑造与完善，而牛顿、爱因斯坦、麦克斯韦则是这些基础范式的开创者。一个是开天辟地，一个是继往开来，两者无法相提并论。

实际上，杨振宁的学术巅峰是在1950到1960年代，到了1970年代则逐渐退居二线，八九十年代更是彻底淡出了理论物理的前沿阵地。换言之，他的学术地位很早就已经确立且明晰了。

比如在1999年12月，《物理世界》的千禧年特刊曾通过传真和电子邮件向全球250多位物理学家发送了包含七个问题的问卷，其中第二个问题就是：哪五位物理学家对物理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收到的大约130份回复中，前十分别是：爱因斯坦119票，牛顿96票，麦克斯韦67票，波尔47票，海森堡30票，伽利略27票，费曼23票，狄拉克、薛定谔22票，卢瑟福20票，玻尔兹曼、法拉第、普朗克16票，而杨振宁等29人仅各得一票。

尽管这不是严谨的学术地位排名，但得票情况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物理学界对此的看法。如果按五票一档，那杨振宁与多普勒、朗之万、洛伦兹、哈勃、泡利、吉布斯、朗道等人属于一个级别；若按十票一档，那杨振宁则与费米、居里夫人等人一个级别。

以上这些名字，哪个不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即便对物理发展史不了解，也多少听说过一些，与他们齐名足以证明杨振宁的水平与地位，过度吹捧反而有损他的声誉。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吹捧角度也很有意思，说杨振宁与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在第二年便获得了诺贝尔奖，说明诺奖“姗姗来迟”的规律对杨振宁并不存在。言外之意就是，杨振宁太伟大了，伟大到打破了诺奖的常规。

这当然也是无稽之谈。杨李二人的发现确实伟大，就像麦尔逊-莫雷实验证明以太不存在一样，彻底颠覆了物理学界的固有假设。但宇称不守恒之所以能在次年便获得诺贝尔奖，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实验技术足够成熟，能够迅速对理论做出检验。

宇称不守恒是1956年提出的，1957年便通过吴健雄等人的β衰变实验得到证实。正因为这个革命性的理论有了充足的实验数据支持，诺奖委员会这才决定给其颁奖，如果当时没有能力验证，那无论这个理论听起来多颠覆，看起来多完美，也不可能拿到诺奖。

爱因斯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他的成就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广义相对论与狭义相对论，其对现代物理学的意义再怎么赞美都不为过。然而，诺奖并没有颁给这两个理论，而是给了他排名第三的光电效应。

理由很简单，相对论尤其是广义相对论，在当时的宇宙观下显得太过惊人，也足够复杂，堪称震碎三观。尽管1919年日食期间观测到的光线偏折证实了爱因斯坦的预言，尽管当时的物理学界已经逐渐认可了该理论，但由于验证手段实在有限，属于未完全确证的成果，因此保守的诺奖委员坚持恪守原则，就是不给颁奖。

爱因斯坦等了四五十年，直到去世都没有因相对论再获得诺奖，难道是因为爱因斯坦不如杨振宁伟大？相对论不如宇称不守恒重要？显然不是。

当然，杨振宁之所以能得到如此不遗余力的吹捧，不仅是因为学术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毕竟除了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也是“杰出的爱国者”嘛。

不过无论如何，他的本职依旧是物理学家，盖棺论定的事还是交给科学史学者与科学评论家去做，咱们就放过他吧。

10月22日，国家药品联采办正式公布第十一批药品集采相关信息。本次集采共纳入55个品种，覆盖抗感染、抗肿瘤、糖尿病、心血管用药等重大疾病领域。

去年第十批药品集采结果公布后，关于“3分钱一片阿司匹林，2毛2一支间苯三酚注射液”的讨论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当时官方的表态是集采药品虽然低价但是药效有保障，还有一些正能量博主说3分钱生产阿司匹林足够，2毛2的间苯三酚也很合理。

现在一年过去了，这些药都还好吗？

2毛2的间苯三酚好像不太行

今年3月，药监部门检查发现，集采中标间苯三酚注射液生产的四川太极制药在关键生产过程出现偏差，未按规范要求开展偏差处理，不符合GMP要求。

这批间苯三酚注射液是由四川海梦智森公司集采中标后委托太极制药生产的。官方通报说的是“关键生产过程出现偏差”，我帮大家翻译成民间大白话，就是“中标的厂家随便看看，生产的厂家随便做做”，交差就行。

四川海梦智森公司中标间苯三酚的价格你猜是多少？正是登上热搜头条的2毛2一支。你说这是巧合呢还是巧合呢？

查出生产过程不符合规范后，药监部门暂停了四川太极制药间苯三酚注射液的生产和销售，并废除其集采中标资格。

帕拉米韦注射液也不太好

今年4月，山西国润制药生产的帕拉米韦注射液被查出不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被暂停生产销售，同样被废除集采中标资格。

帕拉米韦注射液是用于重症流感治疗的药物，第十批集采中，山西阳和医药以7.19元每支的价格中标，委托山西国润制药生产。

第一批药品生产出来还没上市，就被查出来生产质量管理不规范。请注意，这是中标之后的第一批就不合格，厂家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了：

我不装了，摊牌了，这药就是这么生产的，反正也没利润，爱要不要吧。

那，对于这样完全不负责任的集采中标企业，除了废除此次中标资格外，还有什么处罚吗？

有的！国家集采办将这两家企业列入违规名单，暂停了未来18个月的集采申报资格。

18个月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惩罚就问你怕不怕吧？

碳酸氢钠林格注射液也不太好

今年8月，中标碳酸氢钠林格注射液的江西璟瑞药业在确认与验证方面存在缺陷，被药监部门责令暂停生产与销售。随后，国采办取消江西璟瑞药业碳酸氢钠林格注射液中选资格。

碳酸氢钠林格注射液是用来治疗代谢性酸中毒，补充电解质的药品，一些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好出现酮症酸中毒，或者肾功能不全患者出现酸中毒，就要靠这个药来救命。这个药如果质量不好，真的会死人的。

通报所说的“确认与验证方面存在缺陷”不太好理解，我帮大家翻译一下：

保障药品生产质量，既要靠硬件（厂房、设施、设备），也要靠软件（生产工艺、操作规程或方法、系统），软件硬件都非常可靠，能确保达到药品质量预期结果，就称为“确认与验证合格”。

“确认与验证方面存在缺陷”，就是关键硬件和软件方面存在缺陷，不能保证生产出来的药品符合质量要求。

那为什么不直接点出哪个环节不合格呢？这就是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了：一种可能是问题不大所以模糊处理，另一种可能是这家药企的漏洞像筛子那么多实在不知道从哪说起。

聪明的你，相信哪一种呢？

同样的，江西璟瑞药业也被列入“违规名单”，并暂停国家药品集采申报资格18个月。

化疗药氟尿嘧啶注射剂也不太好

上周，第十批集采中标企业宁波大红鹰药业委托黑龙江福和制药生产的化疗药物氟尿嘧啶注射液，被浙江药监查出属于“劣药”。

和前面几家过程违规的药企不同，这个是在药品抽检的结果发现不合格。

根据《药品管理法》的定义，劣药是指成份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药品，被污染的药品，未标明或者更改有效期、超过有效期、未注明或者更改产品批号的药品，擅自添加防腐剂和辅料的药品。

对于需要化疗的患者来说，以上劣药的哪一种情形都是性命攸关的。

那么，查出生产劣药的集采中标企业，受到了怎样的惩罚呢？

浙江省药监局对该企业处以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处理。

国家集采办就比较严格了，将这两家企业列入违规名单，暂停了未来18个月的集采申报资格。

这两家优质药企，只不过是生产了一点劣质药品，就被剥夺中标资格，还要苦苦等到2027年才能再次参加国家药品集采，实在是太凄惨太可怜了，简直是闻者伤心，见者流泪。

当然，北京的朋友们可能会哭得更大声一些。

根据第十批药品集采的中标结果，浙江大红鹰药业中标的氟尿嘧啶注射剂供应市场包括北京、浙江、安徽、贵州和新疆。

是不是有点意外？

前几天，有网友发帖举报，称南昌大学双选会现场出现露骨女主播招聘海报，认为211大学不应被这样的企业混入。其后南昌大学道歉，表示“该企业已在江西省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注册登记，此次申请入校招聘的岗位有人事专员、主播、剪辑师助理等，符合校园招聘要求，但该企业摆放的海报未向学校报备。”

我反而不能理解南昌大学的道歉，从涉事海报来看，招聘文字部分很正常，照片确实俗气，但并没有脱离整个社会大环境，很多人天天看的抖音快手小红书，这样的打扮不是比比皆是吗？

很多人意难平的点，实际上是这样的招聘海报出现在211高校的双选会上。若是出现在大专招聘会上，他们就未必觉得那么刺眼。

可是，在学历极度贬值、顶级高校博士硕士人数居然超过本科、本科生热衷“本升专”的当下，211真的能继续高高在上吗？至于主播这个行当，真的比一窝蜂考公考编低贱吗？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在传统观念中，学历越高，意味着更大的社会资本、更优越的职业前景和更高的生活品质。在正常社会状态下，这个规律当然没错。但在社会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学历极度贬值，这个规律自然会被打破。

我是扩招前一年参加高考，曾有同学大致对比过，如果晚一年参加高考，前一年的二本分数足以考上重点本科。经过1999年以来的二十多年扩招潮，学历的水分之大已经超乎想象。90年代的高中，能实现100%上线率和五成本科率，就已经可以在省内成为顶流，如今呢？985、211都是成批成批的。

更何况，在如今的社会结构中，学历虽仍是最重要的敲门砖，但在一些新兴领域和行业里，比如内容创业、电竞、短视频和直播等，学历已经不是硬性门槛。人工智能引领的未来，会让个人学习能力和技能变得更重要，学历只能作为参考，尤其是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下，这个参考意义甚至相当有限。

当然，在中国人普遍的认知里，“职业不分贵贱”向来只是口头说说，对“高端职业”的认知就是“吃公家饭”。前些年流行的山东段子，“有编制月薪三千叫正经工作，企业里年薪百万叫不务正业”其实从不是山东专利，而是这片土地的普遍认知。原因很简单，“公家饭”意味着权力，即使没有寻租空间，起码有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单位和圈子，在人情社会里好办事。

所以，公务员看不起一般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看不起企业，企业看不起灵活就业，是一条相当固定的鄙视链。主播这种新兴行业，不否认有拉低行业下限的人存在，但即使是正儿八经的从业者，在某些人看来也“天然不正经”。同样是高校的招聘会，大国企能让学生平添对学校的自豪感，招聘主播就会让学生觉得学校堕落了。

教育是社会的延伸，社会整体思维以权力为尊，以“公家饭”为荣，教育也会走向“等级导向”而非“能力导向”。

正常文明社会的教育，目标是培养个人的能力、素养、价值观，而非让其成为某个“等级”的象征。但在中国社会，显然不是如此。学校搞校庆，最推崇的校友当然是官员，行政级别就是校友等级。

这当然是现实，但另一个现实也不得不正视，那就是经济下行和学历贬值的就业现实。南昌大学能让主播企业入驻招聘会，即使是所谓的“审查不严”，也是相当务实的做法。它起码客观承认了就业的多元化需求，对接了真实的市场需求。

如果抛开社会本不该有的权力寻租、退休金差异等暗面因素，仅从职业本身而论，主播和体制内一样都是社会需要的合法职业，都需要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并没有本质差异。

很多人认为主播行业强调外表，其实外表一直都是个体条件的一部分，有些行业对外表有要求，一直是客观事实，体制内同样如此，甚至更为明显。甚至可以说，主播比体制内大多数岗位要求的能力都更多（尤其是在许多人考公考编只为上岸，而且体制内充斥大量无意义工作的当下）。相比外表，内容策划、创意、传播手段、表演能力、互动技巧、市场分析，乃至自主品牌的创建、供应链管理等，都更为重要。

我反而觉得，主播行业需要的是个体努力，它固然没有传统观念最看重的“稳定”，也不符合传统观念的“体面”，但实际上比这个社会的大多数行当都干净得多。

相反，一窝蜂的考公考编，将之“尊称”为“上岸”，呈现出的功利心态，还有工作后无法避免的说假话、形式主义，打着“适应社会”旗号对人情和权力的服从，都显得比主播行业低贱得多，对社会的危害也大得多。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基层公务员面对爹味领导、无意义工作、形式主义和严苛等级时的唯唯诺诺，真的拥有比主播更多的尊严吗？当然，有人认为只要工作稳定、收入稳定就有尊严，那当我没说过。

南昌大学道歉新闻的评论区里，有一组对话很有趣，可以拿来做此文结尾——

有网友怒斥南昌大学招聘会“乱象”，认为主播行业“虚假、作秀、忽悠人”，另一位网友回复“你说的是主播，还是著名的统计局？”

靴子飞了2个多月，终于落地。

10月10日，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正式公布“经营管理”签证最新规定，将申请时的资本条件提高到3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0万）。新规自10月16日起已正式生效。至此，施行已有10年的经营管理签将迎来剧变，“500万日元移民日本”（约合人民币不到25万）的时代划下句点。

从8月份日本第一次明确释放“门槛提高”信号开始，至少2万个华人家庭面临冲击。作为经营管理签证市场热度的风向标，多名日本行政书士表示，客户的心态两极分化极为明显——追赶政策的人，和暂停、观望的人几乎一样多。

已经怀孕4个月的艾婉在走与不走的反复纠结中，最终决定放弃已经铺垫了1年半的日本事业，毅然回国；在国内建筑行业耕耘十余年的赵岳山决定提前登陆日本，争取赶在新政下来前“上船”；魏巍和妻子本来准备在日本开个咖啡店当小老板，新政落地的当晚，他放弃了这条路，开始考虑在日本就职，老老实实做个打工人。

近年来，日本成为中国人移民目的地的热门之选。截至2024年底，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中，超过五分之一是中国人。

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这次新政对外国人——尤其是依靠经营管理签证移民日本的中国人——来说，是一记巨大打击。它不仅提高了门槛，甚至是“直接关上了大门”。这场政策地震对超过2万个华人家庭带来的影响仍在持续，人们也在关注：未来在日生活的华人是否会出现明显的“回流潮”？

“只要25万人民币，就能到日本开一家公司，全家定居，孩子享受国际一流教育，全家享受日本医疗福利……”——社交平台上，移民中介这样推介日本。

放眼全球，相比大多数发达国家动辄七位数起的移民门槛，这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移民路径。

再加上“拿到永驻不用坐移民监，不用缴纳任何费用依然享有同等权利”等进一步的宣传，日本这个中国人传统认知里的非移民国家，一时成了移民目的地的热门之选。

“我是看到社交平台上的推荐后，才知道日本居然也有‘移民’的途径。”尤琪在2021年左右开始考虑移民，她望遍全球，加拿大太冷，美国太难，西班牙太贵，新加坡太小，澳大利亚蜘蛛太大，新西兰太寂寞……最重要的是，白人饭太难吃。“看了一年多。经营管理签一进入视野，我就觉得，太合适了，就像天上掉馅饼。”

她花了将近一年时间仔细推敲可行性，在国内参加多个中介的分享会，计算注册公司、办理签证、海外生活的各种成本。虽然25万人民币远不足以涵盖“所有费用”，但账单算下来，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便宜得令她心动。

赵岳山决定赴日则纯属机缘巧合。2024年，因为一场体育比赛，赵岳山第一次去日本，他发现日本和想象中不太一样。在某种微妙的秩序感中，他同时体会到，被语言不通的当地人亲自带路10分钟到车站的亲切感。

“我后来带着老婆又去了一次日本，遇到了一个以经营管理签证在日本定居的五十多岁大姐，我这才知道有这个签证。”赵岳山开始考虑举家赴日的可能性。他的孩子马上六年级，正在小升初阶段，学习氛围开始紧张和压抑。

在国内，孩子读的是本地最好的学校，学校和英国合作，采用英国小学积分制，攒够积分可以去英国交换。“我有朋友的小孩去了英国回来的，我觉得他们的状态都不咋地。”他坦言，去英国的话经济上也不太承受得起，“直接去欧美太难了，有签证问题，日本还有可能做个跳板。”

也有一些人，是抱着“重启人生”的希望赴日。对魏巍来说，重启的原因是被裁员了。

2019年前，他曾经多次到日本旅游。虽然很多个瞬间，他脑子里闪过“不然来定居吧”的想法，但上海的生活安逸舒适，他并不能真正提起精神来筹谋这么大的人生转折。直到被裁，他终于下定赴日的决心。为了节省成本，他选择先读语言学校，一边适应环境，一边考察经营可行性。“哪怕待两年发现不合适，成本也低。”

“经营管理签证”的雏形，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出现。

1994年左右，为了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和商务投资进入日本，日本推出“经营投资签证”，允许外国人在日本设立公司并从事经营活动。2015年，该签证改名为“经营管理签证”，延续至今。

2018年6月，日本政府推出《日本民宿新法》，开办民宿成为合法经营行为。社交平台上不断有中国人分享成功经验，把开民宿称为通向移民“最简单的玩法”——对于国内一线城市的申请人来说，卖一套房子，就足够在日本买下一套自住房、至少一套民宿，民宿让中介经营，自己不用费神，手上还能有充裕资金用于日常生活。

10年时间里，持有经营管理签证的人数翻了一倍多，从2015年年底的约18100人，增加到2024年底的41600人。其中超过一半持有者是中国人。

许多人拖家带口而来，这意味着，到2025年，以经营管理签证为手段，在日本定居的中国人，保守估计或已超过5万人。

新政落地前，艾婉和丈夫正在京都一家语言学校就读，公司已经注册，正在等待9月中旬正式递交经营管理签证申请材料。

艾婉一毕业就进入国内某一线大厂做IT工作，也在那里认识了丈夫。看到leader因为生孩子被公司边缘化后，她下决心辞职：“我想要自己的孩子，也不想为了孩子放弃我的职业追求。”

之后，艾婉去了深圳单干，后来在这里立足。异地恋谈了一段时间后，艾婉把丈夫挖到了深圳成为合伙人。

两个人的公司，自由度和可能性都是无限的。既然能在深圳做，为什么不能在日本做？

她开始考虑赴日生活，最终采取了用语言学校留学签，过渡到经营管理签的方式，这也是一条常见的迂回之路。

但生活比想象中辛苦。“自己要做很多事情，打扫卫生啦，做饭啦，以前我不用操心这个，什么都可以一键下单。”长时间耗在琐碎的日常事务里，让**她**焦虑，“我期待每天至少能花10个小时在工作上”。

语言能力也不是身在日语环境里就能轻易习得的。每周上五天课，上了一整年，艾婉仍觉得自己水平普通。日常去做个美甲睫毛，不涉及专业术语，还能略微和店员聊两句，但如果去医院，医生讲的话，至少一半她听不懂：“第一次问体温是否正常，答不上来。第二次我胜券在握做了准备，但这次他问我体温多少度，我又懵了。”

赴日“重启人生”的魏巍也面临着自己走出舒适圈的阵痛，在这个看起来礼貌有序却隐藏着“生人勿近”潜台词的国家，他觉得，自己对日本的大部分滤镜，“在落地的第一个月粉碎掉”了。

即便遇到了很多友善的日本人，魏巍仍经历了不少令他记忆犹新的糟糕瞬间。在餐厅拿着翻译器无法自如交流的时候，他觉得沮丧；看了一圈房但没有立刻定下来合适的，就被日本中介夫妻拉黑的时候，他觉得荒谬；在路上骑自行车的时候，他还曾遇到本地人用生疏的中文骂白痴……

定居和旅游是不同的，魏巍开始感受到物价的压力。去吃小夜市，一条烤鱼1000日元，一牙西瓜500日元。热闹是热闹，但还是贵了。

即便是经济实力相当硬核的戴家山，在日本度过的两年多，也并不轻松。

2023年1月的最后一天，戴家山落地大阪，这是他第一次到访日本，但他已经通过中介，在大阪豪掷700万，买下4套公寓作为民宿，并请中介代为运营。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希望能用十年时间移民日本。

不久后，戴家山发现，去掉各种佣金成本，每年民宿的收益所剩无几。旧协议签了5年，无法回头，他琢磨着再买个小旅馆自己经营，于是在2024年，他又买了栋房子，做成简易宿所（日本旅馆的另一种形态）。

但困难接踵而至：他不懂布草清洁，还为垃圾处理发愁。有一次，亲戚来日旅游，住在他的新旅馆。亲友走后，他将留下的可燃垃圾放在门口，以为会有人来收走。但几天过去了，垃圾还在。他查了规定才知道，开民宿产生的是商业垃圾，不能当作生活垃圾处理。

最后，他决定将一碗吃剩的泡面掏出来，晾干，再裹进好几层垃圾袋里，和其他可燃垃圾一起塞进双肩包，步行15分钟带回家，悄悄放进家楼下的垃圾房里。

和戴家山相比，小民宿主运营者王运生的困境更加具体。他在2024年5月开始申请经营管理签证，10月登陆。

他处理了一点国内的房产，凑够100多万，在大阪买了个一户建。“选择民宿是因为我本身在国内没有做生意的经验。”他做了十多年工程师，为了改变生活环境来到日本。

11月，民宿开张，生意还行，每个月的入住率能达到20多天。但是一个一户建的经营流水，不足以支撑经营管理签证的合理续签门槛，他又开始拓展替别人打扫民宿的业务、尝试从事摄影兼职等等。

王运生已经接近40岁，做好了熬十年拿永驻的心理准备，决心要努力在此扎根。他一有琐碎时间就拼命学日语，终于在今年7月通过了日语能力测验的N2级，还没开心太久，8月，新政的风声吹来，一次比一次凛冽。他一遍一遍地读新闻，读入管局的官网条文，读社交平台的每一个分析帖。每读一遍，他就感到更沮丧——他觉得这个新政，似乎是为他这样的企业主，量身打造的拦路虎。

根据10月10日发布的经营管理新规，日本拟对经营管理签证提出的新要求还包括：至少雇佣一名日籍或永驻等身份的常勤员工、对申请人或员工有日本语能力检测N2以上水平的语言要求，最后，还对申请人的学历和工作经验做出了具体要求——至少具有3年经营管理经验，或者具有相关专业硕士以上文凭。

相对3000万日元这个一目了然的注册资金成本，雇佣更让小企业主们头疼。

按照目前的盈利状况，王运生承担不起雇佣一名常勤员工的成本。“算下来一年400万日元都打不住，我现在一年都赚不到这么多。更别说这几类身份的员工，不是说我想请就请得到的。”

他掰着手指算来算去，感觉接下来，不是自己要不要继续呆在日本的问题，而是“达不到要求，我没法在这里呆下去”的问题。

和王运生一样，觉得自己被新政“筛出去”的人不是少数。

看到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的讨论，8月份，还在京都语言学校就读的艾婉，对着“征求意见稿”一条条分析自己的条件，“3000万日元要弄过来就已经很难了，雇员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

撑着的那股气突然就泄了。“干脆放弃吧”，这个念头在她心里转啊转，却因为一个甜蜜的意外，无法下定决心：她怀孕了。

她面临要把孩子生在哪里的问题——目前的留学签证可以生孩子，但是不会豁免出勤率，按照日本绝大多数语言学校的最低出勤要求，艾婉一个月最多有1-2天旷课的余地，产检请假依然要计入缺勤课时。

如果选择回国的话，她必须尽快去三甲医院建档备生。

新规一出，她感觉迎来“审判时刻”。

“在低门槛的时候我是可以试一试的，我们在这儿确实也花了很多成本，大概50万元人民币，但是门槛高了我说服不了自己必须要留下。”

艾婉觉得，如果这一年她在国内，应该能做更多的事情，“语言学校也好，日常生活也好，都在耽误我搞钱”。在日本的这一年，她和丈夫的事业仍在继续，在付出更多辛苦的前提下，保持了和国内差不多的收入，代价是毫无余力尝试任何新的事情。奋力游了一年，她觉得自己缺氧了，亟须呼吸。

2025年上半年，有日本媒体实地探访发现，包括大阪市中央区在内的多座建筑内，许多挂着公司标识的办公室在正常上班时间并无人进行办公。这种情况在东京区也被发现——许多公司租赁小间办公室进行登记，但平时并未在此真实办公。

“说白了就是个挂靠地址而已，”尤琪在2023年第一次前往日本进行考察时，就已经被某中介推销过这种办公室，“他既做移民中介，也做项目推销，甚至还暗示工签挂靠。一条龙服务什么都有。”据她介绍，对方的办公楼里，有至少1-2层楼被拿来进行二次隔断，分别出租，最小的仅有5平米左右，根本达不到正常办公的水平。

新政的推出，影响的不仅是王运生和艾婉们。移民中介、行政书士、税理士等产业链上的从业人员们，也在过去的数月内，或多或少地经历着行业的洗牌。

乘着中国人借经营管理签证涌入日本的浪潮，华人行政书士王洋的业务，在过去几年里得以迅速发展，从最初的一人事务所，发展到拥有5名员工，总计服务客户约200人。今年年初，他租下第二间办公室，筹备上线电子办公系统，准备进一步扩展业务。

但从6月日本政府第一次吹风称“将提高注册资本金门槛”起，他的客户人数开始下降。一部分人开始观望，随着门槛的一步步细化和提高，越来越谨慎与踌躇，也有人选择了撤退。8月，王洋开始出现财务赤字，他开始着手辞退部分员工，并考虑退掉新租的办公室，控制成本，“努力过冬”。

也有冒险家逆流而上。宋利軍是大阪行政书士。据他统计，8月份，到事务所咨询经营管理签证的客户较之前几乎翻倍。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能下定决心，但“抢在关门之前上车”的市场情绪已经可见一斑。

“对不符合条件的客人，我们会建议对方通过别的签证途径实现赴日目的，”宋利軍认为，新政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筛选掉不符合日本期望的外国人。”

“最近几年，用经管签的方式进入日本的人数大增，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国人。目前，不少经管签持有者确实是在真实经营，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只是为了拿签证，并没有好好经营公司。”宋利軍团队认为，在经管签新政实施之后，特别是等3年过渡期结束，可能会有大量达不到要求的虚假经营者被清除出局。“这是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一方面，日本政府是在筛选持经营管理签证的外国人，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说，也是促使我们行业进行自我调整的一个契机。”

作为“门槛最低”的经营模式，以大阪为代表的日本民宿业近几年内迅猛发展。伴生而来的噪音、垃圾清理、房价上涨等各种现象，开始让日本本地居民，对外来经营者们越发不满。

根据戴家山目测，他认为用经营管理签证在日本生活的华人，实际经营的比例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就算经营，很多也是小公司。像我这样买了很多民宿的都很少。”

周恬在国内时在国企工作，后来辞职到日本读书，考上修士，最后于东京创业做画廊。对于她来说，一切都非常顺利，新政对她个人的冲击很小，但对她母亲的冲击十分明显。

“我妈年纪大了，创业没有说服力，其实不符合经营管理签证的要求，所以先读语言学校，我最初打算后面把画廊的法人转给她，这样就合规了。她学校里也有一些想这样办的同学，老实说，很多都是把这个签证当跳板。”

新政后，周恬直接放弃了为母亲走这条路，“审核会变得很严格，大概率会失败的”。

日本律师森胁章1998年开始，作为外国律师在北京执业，对中日企业双边业务投资往来趋势十分熟悉。在他看来，经营管理签证的政策收紧虽然看起来速度较快，超出日本行政机构一般新规推进速度水平，但究其原因，是“非常明显的中国人来日本太多太多”。除了经营管理签证，在别的赴日签证持有者中，中国人的占比也明显越来越高。“各个领域的人才正不断汇聚到日本。”

怎么看出来越来越多？他举了个例子——有3年律师执业经验的中国律师，经日本法务省承认后，可以到日本律师协会注册，之后就能在日本开展日本法之外的法律事务，成为外国法事务辩护士。成为外国法事务辩护士后，可以申请日本专为“律师·会计业务”类专业资格人士设立的签证，此外，根据学历、收入等条件，还可以申请“高度人才签证”。后者具有较高的便利性，例如，可获得5年等较长期限的在留资格，并可在较短时间内（3年或1年）申请永住权。作为日本律师联盟外国律师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森胁章会过目几乎所有的协会注册申请材料：“现在持有中国律师资格的申请人增加得极快。这两年，在所有法域中，中国资格者的申请是最多的，这也反映出申请高等签证的中国人才类型日趋多样化。”

“我认为，本次新政的根本并非意在限制外国人赴日，而是希望通过制度优化，引导高质量的国际创业资源进入日本市场。”森胁章说，日本政府推动本次修正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创业门槛，确保制度仅适用于“真正具备经营能力”的外国创业者，防止空壳公司滥用，遏止“移住目的型”申请的泛滥。

对于这一波政策的大转向，也有日本专业人士认为，政府没有认真考虑相关经济规律。

“在旅游热门地区，总能看到特别多的外国人，日本人会觉得，外国人太多，日本不再是日本人的日本，”小谷先生曾在中国的大学留学，并在中国工作多年，他认为这样的看法其实混淆了游客和长期定居者，“经营管理签证的持有者，长期活动的地方并不是旅游区，也有自己的活动区域和规律，但很多人不在乎这些。”

十多年前，小谷先生曾参加过日本众议院选举。现在，他从事中日之间商务咨询方面等业务，100%的客户都是中国企业家。在他看来，日本老龄化问题是客观现实，缺乏劳动人口会是大问题。今年在外国人相关问题上的各项政策转向，也和今年的首相选举有关。“以前是很欢迎外国人来日本开公司的。”他认为，为了迎合选民心理，拉拢选票，“非常着急地进行了政策转向。”

新规公布以后，达不到标准的申请者不可能再获批，已持签的老板们必须在3年内逐步达到新规要求，否则可能无法续签。

虽然官方说明，在施行日前已提交并尚在审查中的申请，将适用旧标准，但从实际操作来看，森胁章律师认为，已持签的在留者，未来将面对相当严格的审查：“不少缺乏实体经营证明的案例，已经出现被长期搁置甚至直接拒绝的情况。需要谨慎应对。”

行政书士宋利軍坦言：“这不是提高了门槛，这可以说是，直接关上了这扇门。”

社交平台上，有人发布一个经管签的投票贴，“你打算怎么办？”300多名投票者中，约4成选择回国，剩下的人要么硬扛，要么想办法换工签或者其他路径。

赵岳山依旧坚定自己选择的这条路，他即将登陆日本。虽然怀揣着和最初几乎完全不一样的商业规划蓝图，但它指向的目标依然明确——一家三口，要在另一片土地上从零开始，重新扎根。王运生也计划咬咬牙冲一冲，为了留下来再拼一把。魏巍决定放弃经营管理签证这条企业家之路，开始寻求打工拿工签的可能性。

戴家山身边已有朋友准备打道回府，那是一个有3个孩子的家庭。周恬的母亲也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以后申请个五年多次往返签证，用非长期在留的方式来探望女儿。艾婉下定决心回国，她在网络上一样一样出售曾经亲手买回来的各种家具，为这趟日本之行做最后的清理。

戴家山预判接下来用经营管理签证在日生活的华人必然会出现一股回流潮。“刚来不久的人损失还小点，要是来了好几年的，咬牙熬永驻，日子更不好过。”

文中除宋利軍、森胁章外，均为化名

按：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杨振宁近日去世，终年103岁，他称自己的一生是“沐光而行，如斯如愿”。杨振宁在往事回忆里，提到对他影响最深的教授之一王竹溪，王竹溪在西南联大指导他开展硕士论文研究，对他的一生有过决定性的影响。

1956年，王竹溪在北大物理系任教时，指导过另外两位本科生：顾雁和刘治平。仅过了一年，两位二十一二岁的青年在反右后双双折翼。一位在1960年被捕，判刑十七年，另一位在1958年被送劳教农场，再也没能重回科学殿堂。

在这篇长文中，艾晓明从得知刘治平的名字开始，爬梳史料，重读文献，联系1957年中科院反右的历史脉络，描述出一批坠落者的命运踪迹，由此揭示出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诡异图景，中科院当年以保护一批资深科学家为名，将另一批青年学者推上反右祭坛。

文章用大量事实说明，对自然科学家的所谓特殊保护政策，只是权宜考虑，长期来看是无效的。而当这个科学共同体分崩离析时，所有科学家的悲剧也就为期不远。为享有沐光而行的未来，需要记住这些暗夜亡灵的故事。

中科院反右中消失的一页

——寻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刘治平

艾晓明

人是如何感受历史中那些巨大灾难的呢？又是怎样度过那些灾难的呢？无论是在灾难前还是在灾难后，遗忘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因为看到大众是如何能够忘却历史动乱的动机，又是如何轻而易举地把日后精心编造的解释当作事实，我将遗忘从因果原则中除了名。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我身在历史何处》1

刘治平，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是在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教授顾雁先生那里。顾雁，北京大学物理系五二级，刘治平是他的同班同学，曾和他一起在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教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

来源：《北大物理系九十年》

顾雁和刘治平同在1956年毕业，刘治平留在北京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顾雁去了兰州大学。同年9月，顾雁报考了该所李荫远指导的研究生，专业是固体理论问题，次年被录取。

顾雁同时也报考了兰州大学物理系，并被录取。思考利弊后，他决定留在兰大，跟随物理学家徐躬耦教授做研究。就在这年，1957年鸣放之后，顾雁成为全校研究生三右派之一。1958年，他被发配至天水接受“劳动考察”的处罚。1960年10月，顾雁因参与创办“星火”被捕，获刑十七年。

十九年以后，1979年2月17日，兰州大学在关于顾雁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结论中明确写道：“经复查认为，顾雁同志在1957年整风鸣放中，没有右派言论。”

而顾雁自己明白，他被划右派不是因为言论，而是受到他的同学刘治平牵连：“我去兰大后，我们之间经常通信。1957年鸣放一开始，他就来函说，要为我在肃反中受到的不公正批判讨说法。我去函劝他不要去鸣放，他不听我劝。反右开始后，他来函向我诉苦，并首次提到了他父亲被镇压之事。我回函劝他要冷静，并说运动来了毕竟也要过去的。估计我给他的这些信，最终到了反右斗争委员会手中。”

这使我想到第一个问题：刘治平是谁？他到底说了什么以至于牵连到远在兰大的同窗？

第二个问题是：刘治平还活着吗？如果他不在了，他是怎么死的？

第三个问题，或者不算问题，是一个必须澄清的事实：中科院没有划一个右派吗？

最后一个问题的缘起是这样，我在网上查找资料时看到，2013年11月1日，凤凰网刊出凤凰卫视10月30日《腾飞中国》的节目文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所幸的是从1956年到1967年主管科学院的“外行”是张劲夫。据老人叙述，科学院有影响的领导第一个要数张劲夫，11年里，他的管理有口皆碑，他不怕别人看不起自己，反而更能组织科学家发挥作用，而且在特殊年代里，张劲夫还勇于保护科学家，在反右运动中，他向毛泽东建言科学家是国宝，要求特殊政策，这种逆流进言的勇气连毛泽东都颇为吃惊。反右中，中科院因此只有几个人做检查，没有划出一个右派。2

此文没有按照一般采访的惯例，说明“老人”是某一位实名者；而在口语中，“老人”也泛指某单位的资深员工。但不管是有某匿名老人发声，还是以集体名词的“老人”代言，这段话的结语是不同寻常的，仿佛历史的涡流到了这里突然消散。而当它以如下标题转发时，更显得不同凡响：《真事： 反右运动中中科院没有划一个右派》。3

反右已经过去了六十八年，很快就要到七十年，绝大多数右派幸存者都离开人世了。即使如此，因为刘治平是在中科院所属单位，他被划右派案，就不会无迹可寻。

我想追踪刘治平的这段经历，也是想厘清这个事实：中科院真的没划右派吗？显然不是。对此，不仅可以通过刘治平本人的遭遇来证明，而且，还可以找到更多的例证来呈现中科院反右的图景。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中科院对科学家的确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但在保护一部分资深/有成就/海外归国科学家的同时，将一大批年轻学者绑缚到了右派的耻辱柱上，他们成为反右的祭品。其中，尤其是如刘治平、徐刍等人的命运，为这场劫难留下了血染的册页。

一 反右时期的中国科学院

查看中科院网站上有关《中国科学院发展历程》可见，“中国科学院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和中国科学院各直属机构组成，是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

中科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月成立，在对原来的两大国立研究单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二十个研究所进行调整改组的基础上，合并而成中科院的基本框架。1955年，中科院学部成立，下设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四个学部，自然科学研究人员是中科院的主体。

1957年，中科院的院长是郭沫若，副院长即凤凰专题节目中所述张劲夫。在目前中科院网页的编年史上，1957年5月的鸣放动员和6月开始的反右大批判已经淡化，只有两个小节概括地述及两大事件：

其一，“错误批判五教授关于科学体制问题的意见”。

其二，张劲夫请求在反右运动中保护自然科学家。4

先说其一，五教授意见，指的是《人民日报》6·8社论第二天发生的事，“6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负责人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这个意见被认定为“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受到批判。

在中科院的网页上，对上述五教授中的前后两位特别加了一个定语：“此后，在教育系统工作的曾昭抡和钱伟长被定为右派分子。”

将这两位教授归之于“在教育系统”，是否意味着曾昭抡和钱伟长不属于中科院，而中科院没有打右派呢？依然不是。

钱伟长可以算是在教育系统，他在反右之前的1956年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反右之后，虽然被划为极右，但保留了教授职称，没有离开清华大学。

曾昭抡在1957年12月因右派而被撤职（撤去的职务包括高教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全国科联副主席、中国化工学会筹委会副主任），其处理意见为：“可在大学内任化学教授。降职、降级、降薪（教授二级）”。他在中科院受到惩处后，才到教育系统任职，1958年4月，曾昭抡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之邀，离开北京到武大化学系任教。

有关中国科学院反右，官网有关张劲夫的这一节里，概述了张劲夫冒险向毛泽东主席进言，得到首肯的情形。在当年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5（以下简称“9·8指示”）。根据这个指示，科学院系统的老科学家在反右派运动中基本上都受到了保护。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老科学家”，省略了青年科学家或一般科学研究人员的类别。

查阅这一指示，一共五条，就基本原则来讲，没有给自然科学家在反右斗争中的豁免权；其中首先强调的是：“在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必须认真严肃地开展反右派斗争，决不能有温情主义。”这是基本原则，但又提出了几条区分，理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情况不尽相同，对自然科学家要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具体做法有如下五点：

第一，对极右分子，要把他们搞臭，完全孤立起来。

第二，有一些右派言行，但有较高科学成就者：“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必须划为右派分子的，也必须采取‘斗而不狠’的办法。”能不戴帽子也可不戴，必要时可戴帽子，但不登报。

第三，对有突出成就者，“谈而不斗”，即由负责人约谈，不到群众中去斗。其中有极右分子，为了照顾将来的使用，在批判和报道方面采取适当的控制和变通的办法。

第四，对历史上有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的“老右派”，鸣放期间言论不够划右派者，不划右派。

第五，对一批在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采取“不排不斗”的办法。

以上第一点与反右的大方向一致，后面四点，可以归纳为“斗而不狠”“谈而不斗”、既往不咎和“不排不斗”。此外，9·8指示中还提出，要掌握两个原则，第一是将政治斗争与学术思想区别开来；前对后者不要去搞学术批判。第二是要将学术交往关系与政治关系区别开来，一般不要笼统地、不加分析地去追国外关系。

做出如上政策策略的调整，出发点是在于：“我们今后要用他们的专长进行科学工作”，这是从国家需要出发的功利性考量。它主要的适用范围是“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而且，文件精神“只在内部掌握，不向外公开传达”。从后面这个不公开的做法来看，一方面，在反右的高压态势下，不暴露科学院的特殊政策，可以避免引起社会争议；另一方面，对科学界广有影响的高级知识分子，可以起到挡箭牌的作用。

那么，另一个问题来了：哪些人算是科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呢？

反右之前的1956年，是共和国将知识分子重要性提到议事日程的年度。为此，中央政府在1955年已布置了对全国知识分子处境的调研。195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收集高级知识分子统计数字办法的规定》，其中对高级知识分子作了这样的界定：“一般是指具有大学毕业程度，具有几年工作经验，能够独立工作的知识分子。”6就职称级别而言，包括高等学校中讲师以上教师、研究机构助理研究员以上研究人员。1956年，在中共中央有关高级知识分子的几个报告文件里，这个称呼指的是科学家、教授、医师、艺术家、工程师这类人群。

我们从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所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来看，其中，在“高级知识分子”这个范畴下提到的人群有：高等学校的教授、副教授、工程师等，“目前全国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和其他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根据估计约为十万人，其中在解放以后增加的数字，根据一部分材料统计，约占三分之一左右。”7

而具有高校毕业学历的技术员、讲师、助教等，“虽然并不都合乎我们所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标准，但是他们是知识界的新生力量，并且是专家的后备军。”

这个讲话里也指出：“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中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现在就已经有统计数目的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五个方面的知识分子来看，共有三百八十四万人。”

1956年1月31日，郭沫若在发言中对“高级知识分子”做出更明确的界定。他沿用了以上约十万高知、三百八十四万知识分子的统计数字，具体指出了高级知识分子的类别数字：

旧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人数是很有限的，特别是比较高级的知识分子。在全中国高级知识分子10万多人中，讲师以上的教育人员31，000多，主治医师以上的卫生人员包含着中西医在内约有25000多，助理研究员以上的科学研究人员约有3，000多，工程师以上的工程技术人员31，000多，高级的文化艺术人员6,000多，其他专家们约有5,000。其中解放以后所增加的新生力量要占35%。8

根据这里的分类，那么，在北京可以被划入“高级知识分子”范畴的人有多少呢？

1957年6月28日，在反右高潮中，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以便在知识分子中加强党的领导，“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的答复”；9通知要求半月内上报具体计划。在当年8月21日，北京市委“关于1957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的计划向中央的报告”中有一个统计：现在全市共有高级知识分子党员1490人，占全市6829名高级知识分子的21．8％。10

也就是说，北京全市的高知人数当时不过6829名，他们分布在各个行业，是高等学校的教授、讲师、厂矿企业工程师、医疗卫生单位主治医师以上人员、著名文艺工作者。

现在我们再回到有关自然科学家中反右的“9·8指示”，可以得出结论，能够在自然科学界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得到网开一面的待遇，人数就更少，非常不容易。北京高知总数为6829名，去掉其他各行各业，中科院里的被保护者是属于高知中的高知：第一，他们不仅要科研成就突出，而且还要“在国内外相当著名、影响较大”。第二，要符合国家需要，“来解决某些科学技术问题和培养新生力量”。第三，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回来的欧美留学人员。

第三条涉及的事实是这样，1951年10月美国政府因朝鲜战争爆发，不允许理、工科和医科中国留学生归国。1954年，中美在日内瓦开始谈判，从当年10月至1957年1月，大约有150～200名留美学生回到祖国。新中国的召唤也带动了其他国家留学人员归国，这些人员的就业多数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

以物理学家为例，谢家麟，1955年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回国，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应崇福，1955年底回国，1956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进行超声研究工作。林同骥，1955年秋回国，参与创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11

这样一些知名科学家确实受益于“9·8指示”，樊洪业在《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评价说：“按照这一指示，科学院系统的老科学家在反右派运动中基本上都受到了保护。”12

但必须记住，“9·8指示”是一个保证反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灵活性的策略，专为争取自然科学家中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决没有改变在科学界进行反右的必要性，更没有规定说科学院就不必划右派了。它恰恰还包括了对他们中间右派分子的处理，“斗而不狠”就是针对“其中必须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谈而不斗”，也包括“鸣放期间成了政治上的极右分子”的人。

还有，“9·8指示”只是内部掌握，不对外公开。自然科学界要进行反右，这一点是所谓全国一盘棋，并没有疑问。毛泽东在1957年7月9日专门撰写了《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7.9通知”），其中对自然科学家中的反右有明确的部署。文中通知了两件事，第一，“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13因此，报上点名批判的骨干分子要从现有的百分之三增加到百分之十。第二，“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14

这个通知吹响了斗争号角，此后两个月里，中科院针对自然科学家的反右，不仅被动员起来，而且取得了标志性的战果。

二 中科院反右北京区告捷

中科院反右与北京的其他重点高校一样，留下了文献记录。第一个记录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区青年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选编》，由中国科学院团委会编印，1957年12月印出。

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在1958年6月和10月编印了《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编》（一），（二）两册，其中史料相当丰富。

以上三本言论集，当时是内部发行，现从网上的电子书库里，可以获得第一本。在宋永毅主编的《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第4部分“重要的右派言论和文章”，辑录有来自两本书中的史料，我写这部分内容时也做了检索和查询。

1957年9月19日至9月21日，中科院在北京集中了近四千人，举行了连续四天的“辩论”大会（以下简称“四千人大会”），会上推出了五位青年右派作为批判的标靶。《中国科学院北京区青年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选编》书中收文四十三篇，附录有五位青年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言行”。

根据附录里的介绍，这五位青年分别是：

1 何荦：29岁，浙江诸暨人，1949年11月入团，应用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 项志遴：26岁，江苏苏州人，家庭出身职员，个人成分学生。1950年在清华大学入团。1956年曾去苏联短期学习，物理所助理研究员。

3 徐刍：27岁，家庭出身高级职员，1952年毕业，留清华任助教，1956年底调入中科院数学所工作，团员，在清华担任过团支委。

4夏永年：22岁，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分学生，1956年毕业于东北工学院，化工冶金所研究实习员，团员。

5 徐志国：21岁，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分学生。1956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科学院办公厅专家工作处俄文翻译，团员。

五位青年中年龄最大者何荦，不过29岁；年龄最小的是翻译徐志国，才21岁；其中四人是共青团员。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以文件形式与科学院定下了保护资深科学家的策略，这就是内部掌握的“9.8指示”；而另一方面，“7.9通知”要求，对右派的反攻要扩大。中科院的四千人大会，呈现这个反攻的声势。从书中记录可见，在青年科学研究者群体中抓右派，这是中科院反右的一个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创举。

在大会的最后一天，9月21日，中科院的三位领导人，院长郭沫若、副院长张劲夫和副秘书长杜润生，分别做了总结发言。他们在发言中都指出，这五位青年右派，平均年龄才25岁，最小的在1949年才13岁，“有八年时间是在全国解放以后受到培养的”，那怎么解释他们成了右派呢？

郭沫若总结的一个原因是，旧的社会风俗习惯未完全改变，再加上年轻人自己思想上的毛病。这显然是大而化之的抽象概括，照此推理，老一辈的人岂不是背的旧包袱更重，坏思想更是根深蒂固？郭沫若的确承认了这一点，但没有解释为啥不抓老科学家右派要抓年轻人。接着他把祸水归之于“章罗联盟”的重视，并举了曾昭抡和钱伟长的例子来证明。

张劲夫认为，为什么这些年轻人成了右派，不是我们没有教育好，而是他们自己要负责。他这样强调反右斗争的性质：“右派分子是‘非我族类’”，是敌人，对敌人不能用教育来解决问题，而是要斗争。概括来说，他认为这些青年右派对党有阶级仇恨，有的人出身于资产阶级，有的人在肃反中被审查，因而心怀不满。他还将右派分子的思想特点做了如此概括，说他们离不开个人主义，自私自利，骄傲自满，狂妄自大，忘记了劳动人民。针对“独立思考”“怀疑态度”和“自由思想”的概念，他强调，一切都要以阶级立场、马列真理为前提。最后讲到政治方向，既要培养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

张劲夫的讲话内容看上去有四个部分，其主题和观点相当分散，而且涉及范围太广，很难把握要领。仅以第二部分为例，在“我们应如何从反右派斗争中吸取教训”标题下，所讲内容被整理者列出了22个小标题，以便突出重点。下面他用了第一、第二和第三的顺序，我用星号标记出来，以便了解他的报告脉络：

第一，从阶级斗争来研究

第二，从社会主义生活资料分配问题来研究

马克思论公平的分配

绝对平均主义是反动的

“资产阶级法权”对分配还起着作用

第三，从思想方面来研究

思想落后于实际

右派分子是政治问题，但也有思想根源

个人主义问题

“给”与“取”的关系

剥削阶级的态度

工人阶级的态度

小资产阶级的态度

有的人做工作要记账

骄傲自满、狂妄自大问题

有利于自己的比法

要过批评关

屁股坐在普通人位置上

架子问题

修正主义问题

独立思考是共产党提倡的

怀疑态度和自由思想

在上述每一个小标题下面，长则三五段话，短则一段话。估计整理者也担心读者不知所云，特别用了小标题来分节。若说张劲夫的观点不集中，他的每一节都突出了阶级斗争的立场，论证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若说他有要点，内容又那么广泛，其二十二个标题的论点可说是八方出击，内容之间缺乏联系。他的报告既没有涉及任何科学问题，也没有联系五位青年右派具体的思想观点。

杜润生讲话的标题是《清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以这一点为靶子，认为五青年的思想基础即三条，一是剥削阶级出身，一是修正主义，还有就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其具体表现是叫嚷让共产党退出科学界，再一个就是要民主，要自由，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今天一般读者来看这些文章，很难进入他们的语境。大多数人不会再有兴趣来读，或者读也读不进去了。“文革”后的右派改正已经证明，这场反右根本是一场大悲剧。回顾当年，所有这些反右发言，呈现的都是那个年代的话语方式，它的特点是将一切归之于阶级斗争，任何批评都属于反D，言者注定有主观恶意。如果不如此反攻，党和G家就要陷入极度的危险。在有罪推定的话语方式下，只要将一个人的言论剥离出具体语境，再提高到“阶级斗争”原则上来分析，即所谓“上纲上线”；这个人注定难逃被治罪的厄运。

值得注意的还有，延续四天的四千人大会，虽然在“前言”中被称为“辩论大会”，整本书里完全没有一篇被批判一方的发言，实际上它就是斗争大会。附录里虽有五青年的“右派言论”，那都是事先收集整理出来，交给各位发言者去准备批判用的。

我本不打算过多地引用这些“右派言论”，以此为五青年右派洗雪。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出这本书一读。按照现代人Q的观念，人人有权享有言论和表达Z由，这些Z由不应该受到干涉。同样，民主社会要求执政党接受监督，批评和监督是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的方式。这些在今天都是常识，而不应该遗忘的是，在中科院参加鸣放的知识分子中间，那时就有这些常识。而反右恰恰是针对这样的民主常识而施行的政治实践，它要确立的是另一种权威，这种权威是在反理性和常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重读这本书中按阶级斗争的是非观整理出来的“右派”言论，尽管那些观点已经被掐头去尾，并不完整；但依然可以看出五位青年右派的民主诉求和思想批判的光芒。

何荦的批评转引了最高领袖的话，他说，“秦秘书长在传达毛主席报告中说：‘知识分子不问政治，就剩下吃饭生孩子’。这还是不对的，知识分子也想到做研究工作，他们有一套政治。”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政治是在研究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是知识分子脱离政治，而是搞政治的人脱离知识分子”。“在鸣放中知识分子积极性很高，而主要是政治待遇不平等，党内外有墙，没有充分机会，没有充分可能让知识分子去关心国家的事情。”15

何荦、项志遴等都对反胡风运动提出了批评。他们坦然承认，对胡风的许多话有共鸣。他们为胡风抗辩说，胡风不是反革命，“胡风集团的材料有80%是错的”。何荦认为三反五反运动在科学院搞得太过火，老是搞运动，不作业务。关于肃反，何荦在小组会上说：“肃反运动中说5%是坏人，是教条主义的理解，全所忙了一年，结果一无所获。”16

项志遴的言论里也包括“攻击肃反运动”，他的批评更尖锐。他认为，由于斯大林错误理论的指导，肃反扩大化：“肃反运动违反了法律，对人权有了侵犯，随意斗争，关闭，随意责骂。”17

当鸣放风向遽然转为反右，项志遴和所内另一青年张家琨逆流而上，勇敢地发出异声。他们认为，所内的做法是“围剿”，“人身攻击”。项志遴并给兄长胡绳写信，“骂‘党中央糊涂，这样下去将有很多人不敢讲话，还能敞开言路吗？’”18

通过这些“右派言论”，我们也看到，在这所国家级的科学殿堂里，反右采取的手段与基层反右如出一辙，科学界本应具有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影子也不见，我将这些手段大体列举如下：

一 日记治罪

五青年中，徐志国最为年轻。“徐志国的右派言行”大部分是从他的日记中收集得来的。被引用的内容包括他早自1957年5月3日，迟自当年8月14日的日记。在会上发言的吴明瑜还提到：“从他五年来的日记可以看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情感的强烈已达到何种程度”。19由此可见，组织上掌握的远不只是徐志国鸣放前后的日记，而是他在大学期间和毕业以后的全部日记。附录中没有说明这些日记是怎么得来的，但在反右期间，通过日记检举右派言论并非罕见。以徐志国的情况来看，日记是在反右进入到8月中旬以后曝光的。再看于家珊（科学院专家工作处）的发言，她说徐志国在反右批到他头上时，“鬼鬼祟祟地查封日记，用毛笔把最露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字眼涂了去，并把日记寄回了家中”。20既然寄回了家，为什么又全部被追回？只有一个解释，要么是徐志国迫于压力交出，要么是他的举动被跟踪，日记被截获。无论如何，他写在日记里的心情独白和记事，这时都成为致命的罪证。

徐志国右派言行的第一条是“利用整风，向党进攻”，可是，如今我们来看被列举出的日记内容，那只不过是期待鸣放又有所犹豫的心情。他的鸣放意见，也仅仅涉及本单位的人和事。他顾虑着，周围的人都保持沉默，自己鸣放后可能会遭到报复。所有这些思想矛盾、欲言又止的心情和自我激励的记录，都被放大、歪曲为“向党进攻”。徐志国热爱文学，曾先后给文学所办公室领导写过五封信，希望调入。这本是与鸣放无关的个人事务，但都同样被记录为反D言论，连他的谦逊求教，也被抹黑为“笑里藏刀”。

二 祸从口出

这些言论是怎样整理出来的呢？按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政治运动一贯的做法，就是发动群众检举。从孙亲仁的批判发言可见，五青年中，项志遴并没有贴出过一张大字报：“只在另一右派分子仇士华的大字报上加了一张豆腐干一样大的小条子，他发的言论都是化整为零东一句、西一句”，但群众发动起来后，“就揭出了他大量的言行，就暴露了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狰狞面目。”21

附录材料里的言行，不区分鸣放前后，也不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交流。所有言论，哪怕是早在1954年说的话，这时都被追查出来。言论场合包括而不限于：1. 公开发言、大小字报、意见反驳、给报社的投稿、给领导的汇报等。2 私下议论，包括前述日记，同事间的聊天，在家听“美国之音”及其转述，给友人的信，亲兄弟间的书信和交谈。3 反右开始后的检查、自辩、文字和情绪反应。4 来自外单位的揭发或外调材料 （如徐刍在之前任教的清华大学所写大字报、他对自杀学生家长的走访）等。

将一个人在家庭里的行为和言论来治罪，这只能说明，他们的亲人也受到压力，被迫要作出交代。在《徐刍的右派言行》里，有他和他弟弟徐威所讲的话。还说他“潜入图书馆厕所”写匿名的煽动性的反动标语，谁能做这种厕所书写的见证人呢？实在匪夷所思。

三 强迫认罪

与基层反右中发生的直接暴力相比，科学院反右虽未见出现肢体暴力，但强迫认罪带来的精神折磨也从这个材料汇编中折射出来。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一个人在公私场合的言论一一被揭发出来，歪曲为政治诽谤，他还怎么可能泰然自处？附录中可见，到8月15日，何荦已经做过三次检讨，依然被认为是不老实。批判会不仅要他自己认罪，还要他交代所谓小集团和反党阴谋。材料中描述他“进行了全盘的反攻”，今天看来，就是针对这种强迫认罪的痛苦爆发。他说：

我觉得没有办法，检查没办法，不检查也没有办法，就是再检查一千次，你们也不能希望交代出来反动集团和阴谋来！

如果同志们想要我谈出惊人的东西，那么我以后就不再作检查了。22

从数学所潘一民的发言中可见徐刍的遭遇：

我们一共对徐刍的问题开过六次大会，另外还进行过各种形式的小会和多次的个别谈话，同他展开说理斗争。

他对组织也使用了各种无耻的手法，有时是怒气冲冲，装疯装死，有时是哭哭啼啼，跪地求饶。23

反右两周后，徐志国如此写道：“现实，就像是一条皮鞭似的狠狠地抽打在我的心上”，他甚至想到自我了结：“如果我的精神死掉了的话，那么我的躯体留着也是没用的。”“我不想对任何人诉说我心中的苦烦，甚至不愿意让它流露出来。”这明明是吐露内心的痛苦，却同样被歪曲为“向党进攻”。24

对被批判者的污名化延伸到各个方面，从政治态度到业余爱好。项志遴曾经申请入党，这被斥之为“企图钻进党内来瓦解党”。批判夏永年的发言者追溯到他的中学阶段，说他对“玩弄女性、出入舞场、赌博等这些下流勾当感兴趣”；欣赏爵士音乐、美国电影，这些都被归咎为“留恋资本主义生活方式”。25

在巨大压力之下，被批判者自己也不得不这样做了。在四千人大会批判之前，徐志国已经在科学院的院内大会上做了两次检查，他在日记里写到被迫服从：“我现在是先给自己扣上一顶帽子，然后再去找寻、拼凑，甚至创造些事实，显然，这些事实愈是耸人听闻，愈反动，似乎表示交代得愈彻底、愈忠诚，我现在不是根据事实来给自己戴帽子了……”。26

结果，这段话依然被作为罪证，列于材料中这样的标题下：“支持右派言论，反对反击右派”。

三 不存在的科学共同体

如今在中国科学院的网页上，可以看到有关科学共同体及其社会责任的讨论。科学共同体，包括科学家群体，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精神的培养，负有社会责任。

回顾中科院反右，若是看四千人大会发言，我不禁要问，这个科学共同体在哪里？

五位青年学者和科技工作者正在受批判，附录材料中连带被点名的右派分子，一些人后来被彻底逐出科学界；而批判他们的又是些什么人？不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是有一批资深科学家参与其中，后者中有的人当时就是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还有一些人在“文革”后的科学复兴中成为院士、“两弹一星”的重要功臣，获得国家重大科技进步奖项。

这些在反右后的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的科学家，他们的专业成就已载入史册。但这一时期他们对五位青年的讨伐，也留下了读来令人心情沉重的记录。

会上发言者，有八人一组、五人一组的集体代表，也有不同专业和类别的个人。以个人名义发言者有陆祖荫、陆学善、彭桓武、郑国章、林兰英、钱皋韵等三十七人。

陆祖荫是核物理学家，时年31岁；他主要是批判物理所的项志遴，说他与张家琨结成“项张联盟”，“气焰十分嚣张，手段也极阴险。”27

1980年代北京市电子振兴领导小组成员孙亲仁，这时在物理所工作，他继续揭露项志遴，说他面貌伪善，行动隐蔽。在苏联学习期间受到苏共二十次党代会的影响，接着波匈事件发生，他就彻底右转，“放出一支支毒箭，从细小的具体问题到根本的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和诬蔑。”28孙亲仁揭发了项志遴的许多言行，如他在苏联留学时对斯大林肃反恶果感到震撼，回国后关心抚慰肃反中被斗的人；又说他在所里几次发言与其他右派分子结盟，这个“项张联盟”形式上破产而余脉未断。

磁学家陆学善，时年52岁；1955年被选聘为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委员，他批驳何荦所谓“不要党领导科学的问题”，说何荦的说法跟章伯钧等主使下民盟的那份“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有‘异曲同工之妙’”，实质是要使科学工作陷于无政府状态。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忆苦思甜，说解放后八年所取得的成绩，“就是给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29

彭桓武，时年42岁，英国留学，在国外工作九年，1948年被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他参与创办了科学院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历任研究员、副所长。他的发言不知是自己亲笔写的还是别人代笔，总之，引用了刘少奇的报告、于光远的文章、周恩来的报告来说明党的领导是科学发展的幸运，知识分子需要改造。这些内容多是重复，也很空洞，但提到所里的项志遴，他的轻蔑和反感就很明显，意见也具体了。他揭发说，项志遴的哥哥（胡绳）姐姐“离他十万八千里，对他思想没什么影响，”30他认为项志遴的思想根源是他的舅父，这个舅父是没落的反动汉奸。

像陆学善、彭桓武这样的大科学家，还有在会上发言的其他归国人员代表，他们不是受到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吗？不是应该有独立思考吗？他们怎么会加入到这场“猎巫”运动中来，怎至于用如此具有攻击性的语言来对待年轻学者，敌视自己的同事呢？难道他们不知道这场批判的伤害性吗？

我对自然科学家群体缺乏研究，仅据熊卫民等人对科学家的系列访谈录来考察，我看到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一些高级科学家对党的绝对信任和追随，使他们放弃了独立思考。

再则，从对政治运动的切身感受来说，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断，不过，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到批判胡风集团等，整体来说，对自然科学家的冲击比对哲学社会科学家的冲击相对要小一些；尤其是1954年以后回国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对这些运动的伤害性缺乏体验，也不存怀疑。

有关冲击相对小，这里有一个例证，巴延年在接受熊卫民采访时曾经谈到。巴延年1953年从部队转业，到中科院上海分院工作，属于管理层政治干部。他说，在反胡风之后开展“肃反”，分院有人自杀了，上海市委叫停了运动，“说科学院不要在科学家当中搞学习‘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不要在科学家当中搞‘肃反’了。”31上海分院其实在内部还是搞了调查，但科学家们自己并不知道。最后由高教部科学部部长陈其五专⻔召集⾼级科研⼈员开会，宣布分院不搞肃反运动，也不学习了。

何祚庥，1950年代初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1956年11⽉到中科院原⼦能研究所工作。他谈到反右之前的政治运动时说，毛泽东发起的那些批判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反对胡适唯心论等，既是学术批判运动，又是政治斗争；主要是要在思想理论领域争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但在反右之前，“自然科学领域不是争夺的对象，共产党当时并不太想控制自然科学。李四光副院⻓曾对毛主席说，请共产党派⼈来领导科学院。据说那时另⼀位负责同志回答说：‘我们不懂，还是你们弄去吧’”。32

而在1956年，国家制定了一些政策来提高知识分子待遇，这时，高级知识分子确实体会到了在新中国受到的重视和礼遇；很多人感恩党和政府。“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提高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被写进了指示里，该年6月16日，国务院通过改革工资的决定。改革后，科研人员，尤其是高级科学家工资收入明显提高。1956年，一级研究员月工资达345元，而1955年仅218元；级别最低的研究实习员月工资为62元”。33在1957年，城市职工家庭平均每人月收入才21.13元。如果是学部委员，每人还有100元津贴。相比之下，一位一级研究员兼学部委员者的工资等于十五位普通职工的工资。

再说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很多人在战乱年代离开中国，他们认为那时国民党政府腐败，对回国后的事业前景缺乏信心。而在1949年后，受到新中国政府的召唤，也因为爱国思乡之情，渴望归国参加建设。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政府从1951年底开始禁止理、工和医科的中国留学生回国，留在美国的科技人才在就业和升职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当他们经过艰难的努力回到祖国，又进入到科学院的专业机构，内心是深受鼓舞的。

更为特殊的是，他们在政治上得到一定的宽容度。前面已经说过，1954年以后回国的科学技术人员，中共中央在“9·8指示”中明确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一般要采取‘不排不斗’的办法”。这个区别对待，便使他们在反右运动中的位置和角色都有所不同。

举例来说，1957年，固体力学家黄茂光41岁；他1956年1月底回国，4月进了力学所。和其他三十个归国人员一样，职称为副研究员。他在接受王德禄访谈时说到反右时置身事外的情形，就表明了这种不同的政治待遇。他说，反右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参加的头一个运动，他们当时“算是局外人”。局外人可以自由到什么程度呢？“给别人开批判大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反右中他们都没有遇到麻烦，但他同时也知道，力学所内定的右派是谁：

一个是塑性力学组的樊蔚勋。樊蔚勋是钱伟长的副博士研究生，被错划为“右派”以后下放到东北，1979年才给他平反，把他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樊蔚勋现在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林鸿荪和郑哲敏也是内定的“右派”。林鸿荪原来在北大教课，后来去了力学所，负责日常事务，“文革”期间自杀了。郑哲敏现在是中科院力学所的所长。因为这两个人都去过钱伟长家里，中央知道以后，认为这件事要划清界限。钱伟长是民盟的骨干，谁与他有联系，那就犯了大错。当时有一个干部叫朱兆祥，是搞力学的，也去过钱伟长家里，这就出了大问题，他被错划成“右派”，开除了党籍。平反以后，朱兆祥担任宁波大学的校长，1989年调回北京，现在是中科院力学所的研究员。34

从这段回忆里还可以看到，区别对待对这些归国科学家的诱惑和影响。他们由此而明白，第一，科学家只能和党结为共同体。第二，如果离开了党，不仅没有归宿，连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都没有。第三，绝不能靠近右派分子，无论是学术联系还是生活接触都不可以。这里，最重要的是，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和接受党对科学界的领导，接受的意义就是绝对服从。

结果就是四千人大会上那种敌对情景，连续四天集中火力批判五位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大科学家批判小研究实习员，不论学科、不论专业团队，人人都拿上阶级斗争的放大镜，将这些青年的政治见解、生活态度、家庭出身、青少年时代兴趣爱好一一归罪，大张旗鼓地进行声讨。这是科学思维惨遭羞辱的大会，是制造分裂和敌意的大会，也是科学家的身份斯文扫地的大会。

在反右期间，迫于政治压力，必须表态揭发别人，这种情况是普遍的，中科院没有任何例外。我读到熊卫民对范岱年的采访，他的经历可说明这种情形。范岱年和浙大地下党一批人员随竺可桢调入中科院，他在科学院《科学通报》任编辑，1956年任宣传局下属宣传处的副处长，反右时任办公厅资料室副主任，还是办公厅反右领导小组成员。在反右时，范岱年没有积极揭发许良英，结果自己被定成右派。

他说他当时的态度是：“拼命检查自己的思想，后来那些检查就成了罪状。”而他最好的朋友管绍淳先被定为右派，批判管绍淳时要求管绍淳做自我揭发。管绍淳便来问范岱年“我写什么呢？”范岱年答说：“你什么都可以写。”35于是，管绍淳就把他们在宿舍里聊天的内容也揭发出来。范岱年受到五类处分（戴帽子、开除党籍、保留工会会员籍、行政降三级），管绍淳的处分略轻一点，为六类（不戴右派帽子、保留团籍、重新分配工作）。

根据范岱年的回忆，科学院最后确定了大约两百个右派。具体是两百多少，我未见到统计数字。根据《人民日报》1979年7月14日的一篇报道，题为《严格按政策清理冤错假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社会科学院为八百多名科研人员和干部恢复名誉》，“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现已得到改正的有徐懋庸、林里夫、荣孟源、杨思仲、陈梦家、孙毓棠、许良英、李德齐、赵中立、吴其玉、顾准、荒芜、章有义等四十四位同志。”这里没有提到是否包括所有已故右派和调出本单位的右派。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77年5月才建立，其前身是中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如果从两百个右派里减去这里得到改正的社会科学部四十四位右派分子，那么属于自然科学机构的右派还要占到四分之三。来自张藜文章的另一个统计数字是：

到1958年2月止，在科学院所属京区55个单位被定为“右派分子”的167人中，有研究员8名、副研究员3名；而11位“右派”学部委员，在科学院工作的仅有2位。36

按科学院北京区四千多人计算，1957～1958年里划了两百右派，这个比例即使未达到也接近了百分之五。所以，所谓中科院没有打一个右派，这种说法是完全脱离历史事实的。

四 物理所反右：刘治平与《一切为了Z由M主的社会主义》

上文陈述了中共中央对自然科学家区别处理的“9·8指示”和批判青年五右派的四千人大会，这一节将聚焦于物理所反右和刘治平被划右派的问题。

在《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二）》中，收有《刘治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全文长达一万七千多字；相当详细地辑录了鸣放和反右时期刘治平的言论。

简介里如此说明：刘治平，男，福建人，家庭出身官僚，本人成分学生，年龄23岁，担任过物理所研究实习员。

材料中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右派言论。第二部分是刘治平发言记录、诗作、大字报原文等。

在第一部分里，刘治平被认为是物理所的“第一个点火人”。如果去掉材料中评价性的措辞如“疯狂”“进攻”“诬蔑”“辱骂”“丑化”“歪曲”，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涉及这样一些事实：

第一，鸣放期间，刘治平受到北大“五一九运动”的激励，尤其是林希翎演讲给了他强烈的震撼，以至于他直接写信给林希翎说：“当北大我们的母校已经高举起‘五四’的旗帜时，我不能无动于衷。”他志在声援北大，成为将“五一九运动”的火炬传到物理所的第一人。刘治平盛赞北大张元勋、沈泽宜的诗《是时候了》，说这是“最好的作品”，“最感动人”，他写道：“北大高举起了五四的旗帜”“我举起双手高呼好”。37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举，刘治平与同所的青年学者鲍诚光联合签署发布了文章《一切为了Z由M主的社会主义》。该文被认为是“刘治平、鲍诚光的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企图在科学院内煽动起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

第三，反右很快开始，风向骤转后，刘治平进行了抗拒和抵制。他并声明说：“如果有人把他（鲍诚光）随便当成右派分子或是资产阶级分子来斗时，我将全力甚至于生命维护他。”

而项志遴受到批判也与刘治平密切相关，在科学院四千人批判青年五右派大会上，对项志遴的一个指控就是“支持右派分子刘治平”。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这一条目下，项志遴的“罪行”包括：“拥护右派分子鲍诚光、刘治平的‘一切为了Z由M主的社会主义’的言论”，38“诬蔑党反右派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令人生畏的逻辑’，赞扬刘治平是一个拥护党而有正义感的青年，同情刘的‘遭遇’，为刘打气，宣称‘让刘知道也有人同情他’。”39

核物理学家陆祖荫在会上批判刘治平说：项志遴的民主言论是在刘治平鸣放了之后说出来的。项志遴在物理所大鸣大放期间，和另一右派分子张家琨结成联盟，“在反右派初期，物理所曾经有一整个团支部公开叛变，投降了资产阶级右派，就是以项志遴为首的几个右派分子策动的结果。”40

与刘治平右派案相联系的另一位学者是欧阳绛，他出生于1925年，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同年入党，1957年时的党龄已有七年，是力学所研究实习员，也是党支部里的知识分子委员。谈庆明在接受熊卫民采访时说到欧阳绛和力学所反右期间的情形：“欧阳绛是个老党员，他人非常好，带头提意见。我也发动大家提意见。可是，有的人根本不相信共产党的诚意，只是笑笑，一言不发，有的还冷笑，意思是你还真相信？ 过了一段，整风变成了‘反右’，批判所谓的‘右派’，欧阳绛最先中箭。”41

在“支持右派分子积极为之辩护”这个条目下，欧阳绛的“错误”表现如下：

物理所公布了右派分子鲍诚光、刘治平的反动纲领“争取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准备进行讨论批判后，欧对刘的论点“大部同意”，十分感“兴趣”，积极鼓动群众一起参加辩论会，在会议进行中并想用自己的发言“扭转气氛”，在会上发表的言论很多方面都是和刘治平的发言相呼应的。42

那么，刘治平和鲍诚光是搞了一个什么样的“纲领性文件”呢？

鲍诚光和刘治平在北大物理系是同年级同学（1952级入学，同年级同学中包括与林昭同案的顾雁和梁炎武），1956年毕业后，两人都分配到物理所工作。他们也都是南方人，刘治平来自福建，鲍诚光来自广东，此时职称同为研究实习员，这个职称相当于大学助教，也可以再报考研究生。但是从刘治平的右派言论辑录中看，他的报考受阻，原因是家庭出身。

鸣放期间，鲍诚光不在北京，而在家乡养病。他给所里的赵保恒（也是北大物理系52级同学）和刘治平等写了下面这封信：

保恒、治平等朋友们：

很遗憾的是我没能参加科学院的整风运动。

但我建议你们在科学院开辟一个以“一切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名的民主墙，我相信热爱真理的人是愿意并敢于支持它的，我将投下我的第一篇稿件，当然我并不希望它是孤独的发表，如果他们同意可以签上名，不同意就把“们”划去，希望你们另外发表你们的。

鲍诚光写的这一篇稿件，就是刘治平署名后与鲍诚光联名发表的《一切为了Z由M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全文收入了《鲍诚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43

今天来读这篇文章，读者无法理解怎么可以把这样的表白看作反党。作者在第一段即呈现了自己的立场：

我们感谢共产党把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垂死状态中解放出来。我们切齿痛恨人剥削人的制度，我们向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并以之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

作者要阐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所要建设的是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这个目标出发，他以官僚制度作为自由民主的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实现这样的社会主义？那就必须要有限制一党专政的政治自由和公民参与。这必然包括提高政治透明度，满足人民知情权。文章第二段正是表明了这种政治诉求的必要性，作者写道：

由于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基本上是一党Z政的，正是这种缺点，使得党有更多的必要，（比资本主义）给人民以充分的舆论、出版、集会自由，以便使党的政策经常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下，党在制定政策方针时要先与人民商量（注一），只有在多数人同意情况下，这样的政策才是正确可行的，在政策执行的时候党还要经常接受人民的意见及时修改。我们要求党给予新闻以更多的自由（注二），报纸(起码一部分）应该是人民的讲坛而不能全是党的布告牌。我们希望党把国家的经济建设情况(除了具有军事意义必须对敌人保密之外），经常告诉人民使它接受舆论的影响。

本着政治Z由和公民参与的权利，作者提出了三个问题，希望在整风中得到答案：

第一是各种生活物质资料普遍缺乏的真正原因。作者追问：这种缺乏和农民合作化有无关系，假如有关，党准备如何修改合作政策。

第二是怀疑苏联对中国是“援助”还是“贸易”，要求党把中苏之间输出的各种主要物质的总额告诉人民。（刘治平在这一条后面署名加注：“这点我不赞成”。）

最后是认为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不能仅归结为“个人崇拜”以及其品质恶劣，而应该从战争年代逐渐形成的独裁制度来考虑，鲍诚光写道：

斯大林用血腥手段迫害正直的共产党人的作风（注四注五)引起了我们巨大的愤怒，我们认为这种排除异己的恐怖行为并不是“他自己认为是为了无产阶级利益”的，把斯大林在军事、外交、农业等方面所犯重大错误的根源归结为“个人崇拜”与斯大林个人品质的恶劣是不对的。应该说产生这样一个斯大林是由于当时在斗争尖锐的（国内战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客观情况下逐渐形成的独裁制度。在这种客观存在的制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主观的思想意识——个人崇拜，才有可能使斯大林个人不良的品质发展成为敢于迫害正直的人。要保证以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只有彻底消灭这种制度，这种与社会主义优越的经济制度不相容的政治制度。

鲍诚光能够写得如此尖锐，显示出他的政治敏感和思考深度。他研读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并了解在批判斯大林问题上更激进的观点。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引发社会主义阵营大论争。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在1956年11月11日发表了著名的普拉演说，同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发表专栏文章《铁托同志在普拉发表的演说和各国共产党的反应》，铁托在演说中提出：“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1957年鸣放期间，在全国各地，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间，都有对斯大林的错误以及南斯拉夫道路的讨论。受到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鼓舞，鲍诚光在给刘治平、赵保恒等朋友们的信中建议：在科学院开辟“民Z墙”并征集对这篇文章的签名，而刘治平的签名和将之公开，实现了这份文本的鸣放效应。

《鲍诚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中，除了这篇文章以外，就是他为自己申辩的信件和发言记录；后一部分内容的时间跨度从反右开始后的6月10日到7月13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鲍诚光多次在所内的辩论会上回应质疑，重申文章观点，解释为什么应该从制度缺陷上找问题，何谓自由民主不够广泛。从下面这段话里可以看到他思考斯大林错误的一个思想来源，他在所内的辩论会上为自己的文章辩护说：

我说斯大林血腥统治是有根据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立亚蒂在他的文章中谈到斯大林就用了一些“血腥镇压”，“在道义上应受遣责”，“专横”，“残酷”，“官僚主义制度”，“迫害犹太人”等字句，并且苏联也认为陶立亚蒂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言论，同样说了这些话，为什么不说他反苏，而说我反苏？

由物理所的反右可见，9月中科院在北京召开的四千人大会已经是反右的第二波了。此前一个多月，刘治平、鲍诚光的名字已经作为右派典型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是党的机关报，也是发行全国的第一大报，被《人民日报》点名，其影响之广大、后果之严重，不亚于被押上了国家级的舆论审判庭。1957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在第2版登出专栏文章：《中国科学院北京各单位 右派分子纷纷现形》，文章开头说：“中国科学院北京各单位四千多干部投入激烈的反右派斗争。右派分子纷纷被揭露，他们极大部分是科学技术人员和科学刊物编辑人员。”

在这篇文章中被点名的右派分子，首先是科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杨肇燫，说他还没有认真交代自己的罪行。第二个名字是科学出版社第二编辑室主任、九三学社社员黄宗甄。第三个名字是科学情报研究所编辑聂光坻，接下来就是物理所的刘治平和鲍诚光。文章还特别公开了刘治平父亲镇反中被处决的情况，并以此说明刘治平的右派言论带有阶级报复的性质：

物理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右派分子刘治平因为他的反革命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一直对共产党抱仇视态度，说今天的社会“黑暗”。整风一开始，他贴出了第一张反动大字报，此后他又诬蔑肃反运动，打击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诬蔑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认为“三害不能单从思想着手，必须连同政治制度一起消灭”。这几天来在多次会上受到群众批判后，他表示愿意坦白交代，并且已初步交代了些材料。

物理研究所另一个右派分子、研究实习员鲍诚光同刘治平沆瀣一气，在整风一开始就发起所谓“一切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墙”，他在那里大放厥词。他猖狂地要求党把实权交出来。现在，所内群众正在痛斥他的谬论。

反右开始仅两个月零六天，右派分子已成为人民公敌。而这时，刘治平从北大毕业不过一年，他在导师王竹溪教授指导下完成的本科论文《用统计力学方法讨论平衡稳定条件》，今天仍可以查到。

论文发表在1956年1月5日的《物理学报》第12卷第1期上，这一期首先刊登的是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排在后面的才是物理研究专业文章。第一篇为核物理学家卢鹤绂的研究论文，刘治平的论文居于第二。一个初出茅庐的本科生论文排名如此靠前，证明了他的优秀。

五 反右祭坛上的青年科学工作者

时间再倒推一个月，在《人民日报》发表对科学院右派点名批判的文章一个月前，1957年7月初，也就是反右开始的一个月后，刘治平等科学院右派的统计名单已经上报到中央国家机关党委。

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1957年第271期上，有文章说明，中央国家机关在当年7月初进行了机关排队摸底工作。在中央国家机关61个单位中，截至7月12日，参加整风运动的人为145,428名，其中的右派分子为2,379名。

中科院在8月份和9月份，通过《人民日报》的公开批判和北京区四千人大会这两波斗争高潮，右派名单早已确定下来。编入《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的第一册里有25人的言论材料，第二册里有18人的言论材料，共计43人，根据其中人物简历，我按姓名的拼音顺序排列如下表，目的是考察其中青年右派所占百分比：

（以上表格，如排版不易，可考虑用下图09 中科院右派名录列表）

以上名单仅仅是中科院将其右派言论整理成篇汇集入册者，是目前可以查到的在中科院划右派者的部分人员名单。从书中收集的言论中可以看到，科学院在鸣放期间，有那么多人表达了清醒冷静的思考。他们质疑肃反，为胡风辩护，要求吸取苏联教训，批判斯大林的独裁专制。从政治民主到党的领导与科学研究的关系，都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这是科学院鸣放与基层鸣放不同的特点。因篇幅所限，本文对此不展开论述，只是先写在这里，作为研究线索。

上述名单尽管不全，依然可以构成一个分析样本，从中除去哲学社会科学部系所人员，再除去不属于任何学部的情报所编辑、办公厅翻译、出版社编辑等（表上我用底纹区别出来），仅看纯属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员名单，计有20人。在这20人中，除去年龄超过30岁的5人，其余15人全部在22～30岁以内：

1 鲍诚光 22 应用物理所实习员

2 毕文达 26 地球物理所见习员

3 蔡亲颜 25 物理所实习员

4 陈迺用 30 真菌研究所研究生

5 高葆元 27 化学所实习员

6 何  犖 29应用物理所助理研究员

7 华士龙 18 物理研究所见习员

8 华成吉 23自动化研究所实习员

9 黄季芳36 遗传室助理研究员

10 刘治平 23 应用物理所实习员

11 罗开富44 地理所研究员

12 欧阳绛31力学所实习研究员

13 瞿 章 24 地球物理所天气组实习员

14 任宏硕 23数学研究所研究生 

15 邬鸿勋 25地球物理所研究实习员

16 夏永年 22化工冶金所实习员

17 项志遴 26 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8 谢 鸿 26 计算技术所实习研究员

19 徐 刍 27 数学所助理研究员

20 宣受之36电子学研究所实习员

21 袁翰青53 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

22 袁志辉 25力学所研究实习员

23 张有天 24水工研究室研究生

以上23人中，超过30岁的只有5人，其余18人，平均年龄24.7，不满25岁。以青年人作为有代表性的右派典型人物，这再一次表明，科学院在保护老科学家、留学归国者和国家急需人才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下，推出年轻的、正在成长中的科研人员，他们成了反右祭坛上的牺牲和保护政策的代价。

六 他们去了哪里？

这么多毕业于北大、清华等院校的高才生，被划成右派之后，去了哪里呢？

1958年，中国科学院创办中国科技大学。据方励之回忆，学校成立之初，教师大都来自中科院；一类是老教授前来兼职，另一类是年轻的专职助教，后者大部分是受到过批判者：

以物理教研室为例，助教大都来自科学院各研究所。其中，60%以上都是政治处理品，即在反右派等政治运动中被开除党籍，开除团籍的，停止党籍，停止团籍的，党内警告，团内警告的，以及同情右派，有右派思想而被内控者。在物理教师中，我的右派等级（开除党籍）不是最特别的。中国科学院四大青年右派中，第一名何荦（原物理所），第二名 项志遴 （原近代物理所），前后都来了科大。

首任科大党委书记，郁文，曾“不无得意” 地说，搜罗到这批反右政治处理品，是他发的一笔“洋财”，用于办科大的第一笔“洋财”。44

被科技大收留的，相比离开研究单位流放至兴凯湖者，应属幸运，但毕竟是有限的少数人。我在杨崇道的编著《一份“阳谋”灾难的民间档案》里，找到了一批被送去北大荒的中科院右派的名字。

杨崇道是军委总军械部挨整的军官之一，1958年3月在军队被“突击”划为右派，开除军籍，剥夺军衔，撤销一切职务，遣送北大荒监督劳动。他通过多年的档案查找、资料收集、难友寻访，得以整理出中央单位“右派”流放北大荒名单（1958年3月——1961年3月），在该书的说明中，他写道：

1958年中央国家机关和军委各部单位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共计1417人。其中850农场925人（775名国家机关右派是3～6类处理，150名军右是二类），853农场489人（全是右派二类处理）。另外，852 农场1人（艾青），汤原农场2人（丁玲、陈明）。45

在杨崇道整理的名单中可见，来自中科院的右派（二类处理：监督劳动）被集中送往了853农场，这是中科院反右中消失了的历史记录：

*以下第一个数字为853农场右派花名册中的编号：

17 华成吉 女 25岁 江苏人 原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高教12级

28 袁志辉 男 26岁 湖南人 原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高教12级

51 郑显荣 男 33岁 河北人 原科学院会计 行政20级

89 钟天越 男 34岁 广西人 原科学院实习研究员 高教12级

102 杨子彬 男 27岁 河北人 原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研究员12级

103 樊蔚勋 男 29岁 江苏人 原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研究员11级

105孙必有 男 28岁 江苏人 原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高教12级

107胡康祥 男 24岁 浙江人 原科学院技术员 高教12级

119李树藻 男 43岁 山东人 原科学院图书员 高教12级

123 杜文亮 男 30岁 安徽人 原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高教12级

126 陈育彦 男 25岁 浙江人 原科学院见习员 高教13级

127 彭应斌 男 25岁 湖南人 原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高教12级

131 李荒芜 男 43岁 安徽人 原科学院研究员 行政12级 

138 徐志国 男 23岁 浙江人 原科学院翻译 翻译14级

139 黄仁飞 男 32岁 福建人 原科学院研究生 高教11级

147 赵中立 男 39岁 浙江人 原科学院秘书 行政14级

另外在北大荒的850农场名录中还有一个名字：

873 许宝初 男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上述名单中，共有十七位来自中科院的右派。其中有我前面提到过的名字：在北京四千人大会上受到批判的青年五右派之一徐志国（编号13号），言论收入《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中的华成吉（编号017）和袁志辉（编号028，在言论集目录页为“袁光辉”）。

我最初在网上下载这两个农场的名单时，没有找到刘治平的名字，感谢武宜三先生惠赠杨崇道著作电子版，才看到作者的说明。原来，上述名字，全部属于二类至六类的处理。所谓二类，即监督劳动，即使如杨崇道那样在北大荒流放了二十二年的人，包括这期间被饿死、被折磨死的右派分子（光杨崇道亲手写的死亡报告就有三十三份），他们所受处理，名义上只是监督劳动和在此类别以下的处分，而不属于一类处理——劳动教养。

刘治平去了哪里呢？刘治平得到的处分更严重，他的名字出现在1958年2月9日《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意见》（*以下简称《处理意见》）中。丁东在《有关顾准、戴煌、   许良英、牟宜之命运的一份史料》的文章中研究了这一文本。46这份文件的依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机关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以下简称《处理规定》），此文件上说明了：此件发到县一级，不登报，不广播，但可以在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宣布。

文件首先确定了右派的性质，“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是人民的敌人”；在处理待遇方面，国家薪给人员和高校学生略有不同。对于前一类人，根据情节严重与否和态度恶劣与否，《处理规定》提出了六类惩处办法：

一、劳动教养，态度特别恶劣的，还应开除公职。如本人不愿意接受劳动教养，则自谋生活，由家庭和所属居委会负责政治监督。

二、送农村或其他劳动场所监督劳动，生活上酌情补助。

三、同上述一、二类情况，但确有专长以及工作上有需要者，或体弱者，撤销原职，留用察看，降低待遇。不接受者，自谋生活同一类办法。

四、愿意悔改并有影响者或需要加以照顾者，撤销原职，另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五、情节较轻、悔改较好的，或者情况与第一类第二类相似，而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或者在学术、技术方面有较高成就，需要特殊考虑的，实行降职降级降薪。

六、情节轻微、确已悔改的，免予处分。

在这个《处理规定》下发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对106名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完成。正如丁东所说，《意见》就是这个规定的具体实施样本，具有典型案例的作用，各单位可以参照执行。

在这份《处理意见》中，属于第一类，作为劳动教养处理者，共有18人；其中，11人属于“态度特别恶劣”，劳教同时被开除公职；7人属于“态度恶劣”，不开除公职。

在每个人的名字之下，分别列有三项：一、主要反动言行；二、斗争中的态度；三、处理意见。

对刘治平的处理属于第一类中的第二种：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为方便分析比较，我再将这里七个人的情况一并辑录如下：

1 王金湘，男，27岁，山东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毕业，共青团员，现任冶金工业部有色研究所10级技术员。

2 张澄清，男，34岁，四川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毕业，九三社员，现任卫生部药品检验所生药室技师（卫生技术11级）。

3 刘治平，男，21岁，福建人，家庭出身反动官僚，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毕业，无党派，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2级实习员。

4 孔嘉，男，33岁，江苏人，家庭出身资本家兼地主，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毕业，无党派，建筑部“建筑”编辑部助理编辑（20级）。

5 张永昌，男，42岁，浙江人，家庭出身旧官僚，本人成分职员，大学毕业，无党派，现任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图书管理员（16级）。

6 郑白涛，男，31岁，广东人，泰国归侨（1950年回国），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职员，初中程度，无党派，现任侨委中国新闻社编辑（20级）。

7 张宗禄，男，30岁，四川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毕业，共青团员，现任地质部物探研究所10级技术员。

以上这七人，我找到了张澄清和刘治平的结局，他们都死在劳教场所。其他人则未见有文章提及，而七个人中就有两个劳教死难者，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骇人。

六 关于刘治平之死及其他悲剧

我曾问顾雁老师，刘治平后来怎样了？顾雁在平反后与北大校友聚会，他听老同学们说的是：刘治平因吃毒蘑菇而死。

当年曾经教过1952级物理系学生的虞福春教授回忆说：

我在北大教过很多学生，发生很多感人的故事。这批学生有些人的成就比我高很多。1956年那个班学生都非常优秀，当时我是班主任。他们都还年轻，讲话讲过了头，有几个被错划成了“右派”,有的甚至被送到监狱，在监狱里蹲了20多年。方励之就是那个班的，我教了他三年多。47

鲍诚光、刘治平、顾雁、梁炎武，都在1952年入读物理系，与方励之同年级。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虞福春任北大物理系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他说到的这些蹲监狱的同学，应该也包括了活着回来的顾雁和梁炎武。而物理系1952级的刘治平、1954级的刘奇弟，则永远不可能返校了。

我在拍摄《夹边沟祭事》纪录片时以及近年来的研究中，对于劳教者死于饥饿的悲剧，并不感到意外。但我还是想知道刘治平的具体情况，他去了哪个农场？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我在网上搜索“刘治平”的名字，并细读了姚小平找到《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的文章。48

2002年3月9日，北京学者姚小平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并收藏了一份重要史料：1963年7月造册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据当年由中国剧协送劳教者杜高认定，此物应该是从北京市公安局五处流出的。在这份调查表上，有94名右派劳教罹难者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收容日期、案情性质、个人简历、教养理由、教养表现、死亡日期、死亡诊断及坟墓标志”。死者所在墓地分布在三个地方：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河北清河农场和京郊北苑农场。

来源：姚小平《发现》

在这份死亡名单上，我没有找到刘治平，却找到了与刘治平同属一类处理的七人中另一位劳教者张澄清的名字：

63  姓名：张澄清

职业：卫生部药检所

教养场所：兴凯湖农场

死亡年龄：38

死亡时间：1959.2.10

在张澄清坟旁边，埋着编号为64的莫桂新，歌唱家张权的丈夫。

张澄清的死亡时间，距对106名右派分子做出处理意见的文件时间刚满一年，他死在第366天。《处理意见》对于他，如同死刑判决。调查表上注明他的死亡年龄是38岁，而在《处理意见》中，他的年龄是34岁。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的《处理意见》比北京市公安局《右派分子死亡情况调查表》的记录更准确的话，张澄清应该是终年35岁。

那刘治平是在这三个农场的其中之一吗？以上死亡调查表上并没有他的名字啊。我继续查找，终于找到了第一个线索。

这是俞梅荪在2010年5月所写的一篇报道：《如山凝重如海呼——北京大学“五四”校庆反右受难者维权呐喊》，在该报道的下篇，有多位反右蒙难者留言。其中，李淑娴（74岁，原北大物理系助教、右派）留言道：

文中的反右死难者刘治平是我的同班同学，1952年我国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他从福建考入北大物理系时仅15 岁。他很有才华，在大学三年级时写了物理学论文，得到王竹溪先生（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恩师）的称赞，且得以发表。我1956年毕业留校在物理系当助教，任苏联半导体专家的业务翻译，随即被打成右派分子。此文为历史所作，十分有意义，北大不会死。49

李淑娴回应的那段有关刘治平的描述，来自文中的“H先生（82岁，1949年毕业的北大校友反右幸存者，离休）”，在《幸存者痛陈四位右派之死》的标题下，俞梅荪如此转述了他的发言：

1958年2月，北京市政府为“净化首都环境”，把一部分中央有关部门及高校的右派分子数百人，押送中苏边境北大荒兴凯湖劳改农场，与流氓小偷一起劳教；流氓小偷属人民内部矛盾为上等人，右派分子属敌我矛盾为下等人，条件比流氓小偷还差，口粮更少，干活更多，还要受欺负……致使其目睹身边四位右派难友殉难如下：

顾翔天（北京电影学院讲师）绝食而死。他毕业于西南联大无线电系，在电影学院教无线电课程，到兴凯湖劳改农场7分场，与H先生同队。30多岁的顾翔天，刚到那里就绝食，当月底含恨去世。

莫桂新（中央歌剧院唱《二郎山》的男高音，和其妻著名女高音张权，因批评歌剧院“只要是中共党员，即使水平不行，也能上场表演；如果不是党员，即使有水平也难以上场”的片面讲政治的怪现象，夫妻双双成右派分子）病逝。莫桂新和H先生同队，由于卫生条件极为恶劣，两人都患痢疾，缺医少药，拉肚子不止，有时每天达40次，30多岁的莫桂新拉痢疾而死，29岁的H先生侥幸活了下来。

刘治平（15岁考入北大物理系，三年级时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报》发表论文；1956年毕业时19岁，被遴选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957年因其父是国民党专员在数年前被枪杀，而受株连成右派分子）工伤而病死。1960年10月，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局势紧张，为防止右派分子逃往兴凯湖对岸的敌国，右派分子被转移到河北茶淀劳改农场。H先生在3分场同队的刘治平因光脚下水田干活，被玻璃划伤，缺医少药，酿成大病而死。

徐刍（1952年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留校研究计算机，在我国首开计算机原理课程，1956年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7年因回校有言论似有不当之处，被反映到数学研究所而成右派分子）被整死。徐刍在多年劳教中表现好，被解除劳教后，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所属新都铁工厂就业，因10岁的儿子送来其离婚妻子的信，30多岁的徐刍钻过铁丝网去取信而被抓，严刑拷打，一周后，因伤势过重于1967年1月8日去世，被按自杀处理。徐刍是我国计算机领域的开山者之一，是现在若干先驱院士的老师。50

H先生这里讲到的其中两名死者，一位是本文所追寻的刘治平，另一位是科学院四千人大会上被批判的青年五右派之一徐刍。我请教俞梅荪先生这位H先生实名，他再三回忆，终于确定了，H先生是韩大钧。

我再去几部有关清河农场劳教的回忆录中查找，在从维熙的回忆录《走向混沌》中看到了韩大钧的故事。韩大钧，在中科院电子研究所被打成右派。从以上他的几段话里可见，他先是在兴凯湖的七分场，与莫桂新同队；遇到刘治平时，是在河北茶淀农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清河农场，韩大钧在茶淀三分场与刘治平同队。

他谈到刘治平父亲的情况，提示我回头再去重读那份对106人的《处理意见》。的确，那份文件上在刘治平的简介下还有一条：“历史上的主要问题”（每个人的简介中都有这部分）：

父亲曾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中统特务，镇反时被判处死刑。刑前曾嘱刘要“见风转舵，为父报仇”。刘于1950年隐瞒其父反革命罪行混入青年团，1951年在三反运动中，因坚持反动立场、图谋报杀父之仇，被开除团籍。1955年北大肃反时曾因反动小集团问题受过审查。

事实上，将刘治平父亲的经历作为刘治平的“历史问题”，这已经是明显的株连；至于刘治平的父亲是否属于错杀，目前无法核实，但说他临刑前还能和儿子见上一面，还能在枪口下嘱咐其“为父报仇”；而且，他说这话时，还能被旁人得知，我则很难相信。尽管如此，这段简介也提供了很多信息，刘治平1952年考入北大时尚不足18岁，少年时代的他，已经接连遭遇政治风暴；先是失去父亲，这还没有改变他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的努力；但高中时却被追究出身，开除团籍。大学三年级时，又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审查。毕业后，工作不到一年，就成了《人民日报》上的右派典型。半年后，他的名字，进入《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的意见》：劳动教养，不开除公职。

韩大钧的回忆证实了一点：刘治平再也没能回到中科院物理所的职位上，他的生命终结于清河农场。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他倒不是在大饥荒时期，因吃了毒蘑菇而丧生；却是在大饥荒之后一次普通的劳动中遭遇伤害，终告不治。

那么，刘治平是和韩大钧一样先去了兴凯湖，还是韩大钧到了茶淀之后遇到了先前在这里劳教的刘治平呢？从韩大钧的简短回忆里我不能完全确定。而俞梅荪认为，2010年82岁的韩大钧，到2024年已有96了，因多年未再联系，新冠大疫后韩先生是否健在，他无法确定了。

我曾以为刘治平没有去兴凯湖，因为北京市劳教右派，确有直接送清河农场的。据报道，清河农场在1957年之后分5批接收了共3000余名“右派”。51当时北大物理系的学生王书瑶被定为“极右分子”，1958年就直接被送到清河劳教，1962年解除劳教后仍留在清河就业，直到1966年被遣送新疆。

例如一机部所划右派冯志轩，他就和王书瑶一样，没有去外地，直接被送到清河农场。他在回忆中写道，被劳教者先关押在北京城西南角自新路半步桥监狱——这里成了劳教人员的临时收容所。

为什么先到了半步桥监狱呢？清河农场另一位劳教幸存者赵文韬这样写道：

因为对右派实行大逮捕，一时间，北京可以拘押人的地方都被右派分子撑得爆满，没有适当的场所收容，临时借了这所监狱几幢楼，专门收容中央机关和高等院校送来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52

在半步桥，劳教右派们再被分组，有的人被送往黑龙江的兴凯湖（如巫宁坤）等；还有如王书瑶、冯志轩等人，则被武装押送到河北省宁河县境内茶淀的清河农场（茶淀各农场的总称）。

在清河农场，王书瑶和冯志轩先被安排在于家岭分场（与刑事犯一起）。

1958年4月1日，这些右派分子全部被押入清河劳改农场五八四分场（犯人们称其为“西荒地”）。五八四，即1958年“大跃进”新建的第四个劳改分场，后来还有五八五分场；而在农场饿死、病累而死的乱坟岗子，被囚徒们称之为“五八六”。

北京劳教、劳改幸存者冯志轩（1932-2023），艾晓明摄于2023年5月28日，8月1日冯先生病故。

冯志轩记得，在1958年8～9月间，秋收时节，因大批人员患病、两人死亡，除个别几个人仍留“西荒地”以外，全部思想犯迁到清河农场第三分场，组成“思想犯专业场”。这里有四个中队，无其他犯罪者。53

大概是在1960年10月之前，三分场的人突然接到命令，除少数人留下外，大多数人迁回于家岭分场。后来得知，这批人离开是为了腾地方，原来发配到东北兴凯湖的右派将要迁回。巫宁坤写到，从兴凯湖幸存下来的三四百人，迁到了茶淀三分场。54

韩大钧也就是此时从兴凯湖回来，迁到了三分场，他同刘治平在一个队。我这篇文章去年写完，今年在修改时，我才从原物理所另一位知情人那里听说，刘治平也是随兴凯湖劳教幸存者一起迁回茶淀三分场的，因此我在改稿时补充在这里。

本来，看到韩大钧所说刘治平因工伤不治，我的寻找就可以结束了。但继续核查比照事实，发生了一个小问题。

七 徐刍之死与刘治平最后的劫难

徐刍（1930-1968）

来源：徐祖哲《徐刍：数字空间坠落的流星》

我看到韩大钧说到的徐刍之死，感觉那个爬过铁丝网与儿子相会的画面，戏剧感太强了。我在想，也许那并不是他最后的死因。于是我继续查找有关徐刍之死的线索，结果在王友琴主办的《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里读到徐祖哲的文章：《徐刍：数字空间坠落的流星》，其中所述徐刍之死比韩大钧所述更可信。55

在文章中，徐祖哲详细讲述了徐刍的故事。原来，徐刍是广东人，他的妹妹与我们中大袁伟时教授的夫人还是密友。徐祖哲联系到了徐刍的妹妹、亲友和学生，从而完整呈现了徐刍的人生轨迹。限于篇幅，我只讲和韩大钧的描述相关联的部分。

徐刍和刘治平一样，被送劳动教养。1958年2月27日（阴历初十），徐刍先被关押在半步桥监狱，不久被押去兴凯湖。他的母亲曾跋涉千里去农场探视，他的妻子由于是党员，她所工作的单位轻工部造纸研究所要求她与右派丈夫离婚。

徐刍从大饥荒中幸存下来，他和数百右派一同转回到茶淀农场。劳教期满后，他并不能回到中科院原单位，而是先后在劳改管理局科仪厂和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的新都暖气机械厂“就业”。

据郭慕岳回忆，新都暖气机械厂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下属的一个劳改工厂，坐落在北京德胜门外，此处街道因“新都”而取名为新风街。这个厂子当时规模不小，有近4000人，劳动教养人员最多，其次是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此外还有公安干警100人，外雇人员30人。该厂的产品以暖气片为主，同时生产电瓶车和电机。后因收容大批劳教人员，其中有各个专业的高级专家，还有热核专家，他们的到来使得这个厂拥有了雄厚的技术力量。该厂在1960年代后又生产太托拉大卡车，原来只有北厂，因扩大再生产又扩建了南厂。56

徐刍在劳教农场、工厂辗转，先后近十年。“文革”期间，徐刍因抄写黑板报时写错毛主席语录，被定为“现行反革命”。

1968年1月11日，轮到批斗徐刍，种种惨烈场面历历在目，他感到灾祸临头，在暗夜中从北厂遁入南厂，天寒地冻方寸已乱，跳入六车间1米深的淬火水池，被搜出来遭暴力拷打，伤重昏迷。母亲闻讯赶来看望，时值全国串联，运输秩序大乱，几次换乘爬窗上车，17日才到北京。见儿子躺在仓库已无知觉，妈妈大喊，你们救救他！救救他！下午他就去世了，厂方认定为“自杀”。57

徐刍的死亡十分悲惨，而被毒打致死却给改为“自杀”，更是可恶至极。由于这里的描述与韩大钧有所不同，我想到韩大钧可能是据不确切的传闻转述，而非亲历。那么，他说到的刘治平之死，有没有因耳闻而不够准确的成分呢？

这样，我就开始在清河农场劳教幸存者的回忆中寻找，我读了从维熙、杜高、冯志轩、辛秋水、赵文韬、王书瑶他们的文章，看有谁能更具体地谈到刘治平这个人。

清河农场原址一角，艾晓明摄于2014年9月

有关劳教者的死亡，清河农场和全国一样，在大饥荒那几年间中死人最多。据冯志轩的回忆，于家岭分场原来有六百来人，五个中队，此时只剩下两百多人了。在下面这篇文章中，他估计病死、饿死的不会少于三百人：

我所在的茶淀农场于家岭分场正是一个死人的坟墓。我是那里还有一口气苟延残喘的活人。几次合并小组（因为一个组走、死了一半，就只能两个组并在一起）。记得1960年末，我所在的组只有我们两个人。58

在赵文韬的回忆录《伤害》中，他判断，近1000右派分子死掉四分之一，幸亏农场开始从附近县里调来一些当年收获的白薯，死亡人数才开始减少。同时他也写到，右派中间不许串组，不可能有精确的死亡统计。

2014年9月，为了解夹边沟之外其他劳教农场在大饥荒年代的情况，我请王书瑶先生带我重返清河农场；当时还有兰州的五七难友张遂卿、北京的马文都两位师友同行。我们驱车抵达农场原址时，眼前是一大片平平展展的高粱地。田块都一个模样，时隔五十多年，已经无法辨认以前分场的旧址或找到“五八六”的痕迹。田间地头，王先生指给我看那些灰灰菜，这是当年劳教者们找来充饥的东西。天色向晚，高粱穗子上的夕阳余晖逐渐暗下去。王先生站在那里，从饥饿说到逝者：“因为死亡，一种阴沉的气氛笼罩着我们。人死了，也没有任何告别，给他整理整理行李，送到场部去就完了，这人就算消失了。”

据王书瑶了解，清河农场登记的死者是714个，“死的人，没有说法，什么说法也没有。连北京大学记录在案的右派档案都不公布。只有五处管这个事情，它不公布，谁能知道？姚小平在潘家园获得的只是部分名单。”

王书瑶（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右派，被开除团籍、学籍，1958年送劳动教养。1962年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留清河农场就业，直至1966年被遣送新疆），艾晓明摄于2014年9月。

十年前，我读过王书瑶的回忆录《燕园风雨铸人生》，他在书中写到的人物，由于我那时对反右的历史缺乏了解，很多内容被我“视而不见”了。那时我没有想到，王书瑶正是刘治平之死的一个见证人，他所了解的比韩大钧更详细。

我通过“刘治平”这个关键词在网上查找，之所以没有马上查到王书瑶的回忆，是因为王书瑶在书里写的名字是“刘智平”，但看其内容，我确信，他说的正是刘治平。

原来，刘治平不是饿死，却因为与王书瑶多少有点联系的一个荒谬的原因而受伤，伤口感染后病情恶化。我将王书瑶的这段回忆收录在下面，供读者了解，也愿有更多的知情人来补足刘治平生平的空白：

我在文中没有提到过刘智平，但是他却实在是我的朋友，我也一直想念他。他原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也当了右派，在于家岭时期我们互通了信息，有一次竟偶然都去“五科”医院看病时遇见了。1964年我住在“车站”时，他去看我，他说，他发誓要把一本《英华辞典》背下来。

据已有文献记载，世界上背得英语单词最多的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他在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还认为他很笨，但是，后来他不但成了英国一代了不起的政治家，而且还是学者。据说，他能记下20万个英文单词。另一个记得英文单词最多的是一个日本学者，他能背下一本词典，背的方法就是背会一页就撕掉一页，最后把一本词典全撕光了。

    刘智平想成为世界第三人。

在这个时期，他还进行了一项工作，就是用“蒸发”的方法计算地球的年龄，在非饱和的空气中，水分是要蒸发的，有一个很准确的计算公式。宇宙大部分空间都是真空的，所以地球也会向宇宙空间蒸发，依此计算，地球的年龄大约是200亿年，这与其他方法计算的地球年龄十分接近。

不幸，1966年他在插秧的时候，一块玻璃碴子扎破了他的脚，感染了小儿麻痹病毒——那块玻璃碴子，很可能就是我把它装上火车运回清河农场的。虽说是小儿麻痹病毒，可是对大人也毫不客气，很快他就下肢瘫痪，直到下腹部。卧床几个月，少进饮食。春节时，他只因吃了七个饺子，仅仅是七个饺子，便使他的胃部穿了孔，很快引起腹膜炎，如果不立即进行抢救，24小时即可丧命。由于他半身瘫痪，已属不治之症，所以医生也没有抢救。

很快，他就撒手人寰，还带着他那已经背完的半部辞典，长眠在经过天津的垃圾改造过的清河农场的盐碱地中。59

王书瑶的描述中，有关刘治平是“研究生”，这点不准确。但他说到“天津的垃圾”，确切地回答了水田里怎么会有玻璃碴的问题。王书瑶讲到：清河农场盐碱极重，有专家建议用城市垃圾来改造农田的土壤成分。当时王书瑶和校友张景中（数学家，“文革”后成为院士）一起去唐山、天津装运垃圾，用60吨的车皮将成山的垃圾运到茶淀，再装车卸到农场地里。城市垃圾中什么都有，包括玻璃碴。

刘治平之死，起因就是倒入农田里的玻璃碴。但他后来的伤情发展，其确诊的病因和致死过程，还需找证人继续核实。如果真是感染了小儿麻痹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由于这是一种肠道病毒，它与外伤并没有直接关系。会不会是由于接触到肥田垃圾里的有毒物质，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因此患上了肌萎缩侧索硬化（渐冻症），而这种症状被说成了“小儿麻痹”？还有，若他是在春季插秧时（北方插秧一般在5月）受伤，至次年春节（1967年2月9日为丁未年正月初一）去世，这之间有将近九个月时间，如果当时插晚稻秧，住院也会有半年时间。在他临终前的这几个月里，总还应该有人见到过他。我希望有心的读者接力，寻找到进一步的证据。

无论如何，刘治平在劳动教养将近十年后，仍未能回到科学院物理所，终致于死在清河农场，这是一个惨痛的事实。据知情人告诉我：刘治平从北大荒调回清河农场后，困难时期刚过，阶级斗争的观念较淡，物理所的人事处有把他调回原单位的意向。国内最有名的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是理论物理研究室的主任，当人事处去问这位主任的意见时，该主任说他要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不会再收留他。刘治平调回的事就此作罢，真可惜他没有得到这个难得的机会，不然他不至于英年早逝。

我还想提到的是，在刘治平的“右派言论”中，编辑者收入过他这样一首诗，写于1957年6月11日，即反右的风向标“6·8社论”发出的三天以后，这是一首向党表达忠诚的诗：

献给您——党， 

我给您的不是一面锦旗，

也不是一首赞美的诗篇，

而是一团火热的心，

为了我们年青的社会主义，

为了我们祖国可爱的人民，

我，割下我赤热的心。

献给您——党，

也许这里面有片面、有粗暴，

但是由于我这颗心，

青年而又狂热，这是由于我对您的爱，

激烈而又深刻。

献给您——党，

你会理解青年儿子的心，

我相信您会原谅我的片面与粗暴，

因为这颗心里面，含的是沸腾的爱，

还有赤红的鲜血。60

写诗时的刘治平才二十出头，凭他一再蒙冤受挫的生活经验，他肯定在“6·8社论”中看到了不祥之兆。仿佛一个即将落水的人，他在努力挣扎，恨不能剖出一颗心来，让党看看他的赤诚。他在诗中自称为党的“青年儿子”，这是一个丧父之子所能表达的情感极致了。但和千千万万的忠贞之士一样， 这情感被彻底辜负。将这些右派送去劳动教养，逐出北京……在当时的领导者眼中，只是将北京市打造成水晶城市的清除垃圾行动。刘治平最后被一块真正的玻璃垃圾刺中而丧生，为这场清污运动的代价做出了血的注释。

八 必要的结论和补充

这篇长文，写得不像论文也不像纪实；它从与一个人命运相关的另一个名字开始，力图描绘出中科院反右运动的一片风景，最后才落笔到一位失踪右派的终局。仿佛本来有一条简单的直路，我却绕了一个大圈子。这种写法对于希望直奔观点的读者是不讨喜的，但我自己觉得，我的陈述，哪怕不够通透和连贯，哪怕还有更多的细节有待核对，对于以后的研究者，也算是抛砖引玉吧。

我在本文开始时引用了前南斯拉夫、现在的塞尔维亚电影导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的那段话，他说：

人是如何感受历史中那些巨大灾难的呢？又是怎样度过那些灾难的呢？无论是在灾难前还是在灾难后，遗忘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因为看到大众是如何能够忘却历史动乱的动机，又是如何轻而易举地把日后精心编造的解释当作事实，我将遗忘从因果原则中除了名。

遗忘看上去是一种常态，个人和社会，都会有种种理由，将那些痛苦的感受排除。这样做，在“文革”后的流行说法即“向前看”，为某种更重要的进程让路。库斯图里卡要说的正是，这种所谓的遗忘，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也不是因为时过境迁，人们就记不得了；而是因为，它被人为地抹杀，被其他精心编造的叙事所替代；正如所谓中科院没有打过一个右派的说法一样。

对我来说，寻找刘治平的结局，也并非要证明他不是死于误食毒蘑菇（假如真是食物中毒，在那个时代，也决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让我欲罢不能的是，这样鲜明的事实和惨痛的死，怎么会被抹杀，以至于演变出了中科院没划过右派的结论。库斯图里卡在这里问的两个问题，正是我期待找到解答的。此文初步的梳理，离真正去揭示“历史动乱的动机”和后果，还差得很远。

我可以大致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自然科学不可能脱离政治。

在出生于1950年代的我这一代人，一句流行的名言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作家王小波在杂文中也曾写过：我们的家训是不准孩子学文科，一律去学理工。王小波的父亲是哲学教授，曾经历挫折，被开除党籍，教导孩子不学文科，规避祸端，这不奇怪。然而从本文中人物的命运却可以看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自然科学家也并不能偏安一隅，除非是在从事核武器制造那种高度机密的科研单位，除非是国家要将其作为“重器”使用，否则很难自保。

这说明什么呢？其实自然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如果一个人保有理性和良知，又怎能接受违背事实、摈弃良知的阶级斗争？即使暂时地服从乌托邦的政治需要，以保全自己的科研机会，这种妥协终归还是会被证明是无效的。钱三强等人在“文革”中的经历就是明证。

第二，反右中对自然科学家区别对待的保护性政策，最终并不能保护到科学家群体。言论Z由和M主，这些基本权利不能赐予一些人，剥夺另一些人；或者照顾自然科学，放弃社会科学。同样，不能因为人们的知识能力、出国经历或国家是否对其有迫切需要来决定取舍。说到底，这些权利本属天赋人Q，不存在谁来“授予”。而从眼前需要来启用一部分人、偏废另一部分人的政策，对国家的长远利益同样是破坏性的。

第三，需要有对历史真实的不懈追求，并且维护对历史的记忆。有关“科学院没有划一个右派”的结论，换个角度考虑，正是在警示我们，记忆在被涂抹，改写；在这个过程中，真相也就被磨灭和消失了。

我想要再补充几个例子，来说明上述结论。

一个是物理学家孟宪振的经历，在那本四千人大会的材料选编里，其他人的发言都只出现了一次，而他既是集体发言中的一员，也以个人名义做了发言。这是不是因为他是大右派孟昭英之子，所以特别要求他要多做政治表态呢？

图片来自网络

反右以后的1959年至1963年，孟宪振到苏联留学并获得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相当于美国的博士）。1965年，他成为物理研究所的党委成员。孟宪振应该算是“又红又专”的标杆性人物了，而且，他的研究才能和成就有目共睹。在他身上，正是体现了对国家有需要的自然科学家区别对待的保护性政策。“大跃进”以后的年代，他承担了多项国防军工任务，而此时他的父亲因为被划极右，连参观军事博物馆的资格都没有，更不用说其他的人格侮辱。这说明了什么？两代物理学家，父亲因言获罪，儿子可以重用。同样论及出身，有的人要为父亲背黑锅，也有的人可以不予追究。然而，到了“文革”，当所有人都要服从政治需要时，原来发生在右派这里的强迫认罪就更大规模地重演了。1968年春，孟宪振不堪迫害，自杀身亡；他的弟弟为哥哥说话被妻子揭发，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监狱里囚禁五年，精神上深受刺激。61

王礼立，当年力学所的一位年轻人；在四千人大会中声讨右派的发言人之一。他先去了中科大，对于他如何离开中科大的，有关报道语焉不详：“由于政治运动，他被迫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力学所和心爱的冲击动力学研究领域。”62“文革”中他惨遭毒打，“打我的木板子都打断了。”63

“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64

这样的悲剧让我想起海明威的那句话：丧钟为谁而鸣？科学家是一个整体，刘治平们曾经遭遇的不幸，如果不去理解它，不去抵制它，注定将成为所有科学家都将遭遇的不幸。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敲响。

行文至此，必然还要涉及一点；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批判文字，在后人看来，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批判者的道德污点。如果要说，在权力意志的强迫下，科学家群体只有分裂，但这里真的无须反思良知的缺席吗？

这个问题应该是有两面，一面是强权，它是制度性地施行着，目的是通过对人群的规训而使之无条件服从。如果说，人们的道德感可以抗拒制度之恶，那仿佛人祸是可以避免的；但是，这样是不是过度强调了道德的能力？毕竟，在拿枪的恶面前，普通人能够做的抵抗是有限的。

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承认道德良知的必要；我们怎么看待如徐璋本那样的抉择，怎样看待如张春元、顾雁、向承鉴等《星火》青年反抗者的义举，怎样看待林昭等一批孤勇者？假如没有人坚守道德，那制度之恶就不可能遇到任何抵抗了。

这种道德良知的代价毕竟是巨大的，也不是可以要求所有人的。但是，是否能要求知识分子，是否可以要求科学家？

本文对于1957年反右中科学家的分裂和集体效忠——许良英晚年对此有过深刻的反省，他说自己被打成右派还在继续批判右派，这种现象，他称之为“愚忠”——写到了若干可能的原因；但我同时也明白，那么多人去落井下石，很难说成是被动之恶。尽管每个人有不同的经验和理由，但是对于井下的人，每一块石头都可能致命。如果我们去包容那种集体的屈从，说这是多么不容易，有多少迫不得已的理由，对长眠于兴凯湖、清河等九泉之下的亡灵，是不是另一种不公正？

还有，不能不承认，即使是压力下的胁从，作为成年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主动性还是存在的。只有一个区别，即权力意志下作恶动机的强弱以及对于受害者的后果之轻重。回顾历史，在所谓政治运动的法宝“群众运动”中，从众的心理对人是有巨大吸引力的，它让人产生一种幻觉，仿佛参与作恶无须承担个人责任，法不责众嘛。可是，在中科院，那么多人是从美国留学归国的，他们在美国可以写信给总统陈情，伸张个人意志；这怎么解释他们在听到“右派”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却表现得如此义愤填膺？

我把这个问题留待以后探讨，下面继续补充几个不能抹去的记录：

郝柏林院士生前写过纪念孟宪振的文章，65他的悲痛和义愤在物理学界传递了一种情感记忆。但无论是老一辈物理学家还是今天研究科技史的学者，可能还不曾留意到包括刘治平在内的这些更早消失的年轻人。1957年在中科院原子能核物理所，还有一位优秀的清华毕业生，年仅25岁，也是一位研究实习员，名字叫葛运凌。当年在批判项志遴的四千人大会上，葛运凌由于认同项志遴的看法，认为反右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此他连带被声讨。在项志遴的右派言行里，也出现了葛运凌的名字。反右过后，葛运凌被开除团籍、撤销职务，另行分配。大约在1961年，他在工作中因仓库少了一个他登记过的电子管，被定罪为盗窃公物，判处五年徒刑。1966年刑满释放后留厂就业，1969年因林彪发布战备令，他被疏散到河北农村插队落户。结果，离厂前单位承诺的工资很快停发，城市户口转为农业户口，葛运凌最后落到个既无户口回城又无正式工作的处境。

1977年，葛运凌在他的申诉信中写道，他掌握日、俄、英三种科技外语，参加过研制核物理电子仪器、试制舰艇用国产150交流电动直流发电机等工作……在劳改工厂就业后又在实验室从事仿制TATRA10吨越野载重汽车的多种有关电动、油压和汽动总成机、泵的试验工作……他说他才44岁，期待能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出一把力。66

发布这封信的作者史义军写道，葛运凌通过自己的妹妹找到他的朋友，请其多方申诉，只求有个单位吃饭而已。这封信最后转给了中科院副院长胡克实，就在科学院决定落实政策前，葛运凌因癌症死于医院，死时还欠2000元住院费；而他的父母在“文革”中因不堪批斗屈辱，已经双双自杀。

张家琨，另一位清华毕业生，在物理所批判项志遴时，他被归之为“项张反D联盟”的人。张家琨划成右派后，被逐出中科院物理所，最后遣返老家劳动改造。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被批斗、放过牛、讨过饭，受尽百般折磨”。直到“文革”结束，他的命运才开始改变。他先被调入镇里中学教书，后来调到绍兴文理学院，担任过物理系主任。67

1956年考入中科院水工研究室就读副博士研究生的张有天，被划右派后，取消研究生资格，下放到东北勘测设计院。他长期在水库工地，被监督劳动。1978年，张有天回到北京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工作，迟至1983年，右派问题才得到彻底改正。68

人们常常颂扬一些劫后余生者，为他们此后的成就而感动，然而，他们曾经的屈辱和苦难为什么要一笔略过呢？而且，很多被划为右派的青年科技人员没有机会重返科学殿堂，在“无右派言论”或“历尽坎坷”几个字后面，是多少年华的荒废和才智的毁灭！相比少数荣获桂冠的院士巨星，那些消逝的生命甚至没有得到过追悼。不写他们的陨落，中国的科技发展史既不完整，也不真实。

再回头来说刘治平之死，相比之下，徐刍之死的能见度要比他高得多：“1979年3月，中科院数学所改正对其错划右派问题。”同年8月，徐刍追悼会隆重举行，数学所以单位的名义发布悼词，高度评价了他的研究。围绕徐刍的死因，争取公正的行动继续下去：“1980年7月10日，数学所负责平反的干部郭女士和劳教部门争论了3个月，徐刍死亡原因终变更为‘他杀’。”69

刘治平和他的父亲，家破人亡，父子两代都被“革命”葬送。按他在1958年被送劳教时的年龄记录23岁计，去世时最多32岁，实际年龄可能还更小（据前文李淑娴所述70）。想当年他只身一人，在医院数月，伤病交加，半身瘫痪，日常生活多么困难；在那样无望和孤独的处境中，这个志向高远的年轻人，内心何其煎熬！不知他在福建的老家是否还有母亲或弟妹，亲人是否得到过他的死亡通知书。他曾经供职的中科院物理所，应该为他恢复名誉并开追悼会，对此，我没有看到任何记录。

在中科院和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愿这些空白的册页得到填补。借用库斯图里卡的说法，由此，我们可以识别那些抹去真实而“精心编造的解释”。让这些受难者消失在灾难的深处，还是将他们一一寻找回来，恰能说明如今我们“身在历史何处”。

2024年7月11日初稿 

2025年10月22日再改            

注释：

①（塞尔维亚）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绝不向遗忘屈服》，见《我身在历史何处》，苑桂冠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https://weread.qq.com/web/reader/60432330813ab6d08g0147d4kecc32f3013eccbc87e4b62e

②凤凰卫视：《腾飞中国：外行领导内行中科院学部形同虚设》，https://phtv.ifeng.com/program/tfzg/detail\_2013\_11/01/30883250\_0.shtml

③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63988/201311/4263.html

④https://www.cas.cn/zj/ys1/bn/200909/t20090928_2529128.shtml

⑤https://ccrd2024.github.io/CCRD%20%E4%B8%AD%E5%9B%BD%E5%BD%93%E4%BB%A3%E6%94%BF%E6%B2%BB%E8%BF%90%E5%8A%A8%E5%8F%B2%E6%95%B0%E6%8D%AE%E5%BA%93%20%E7%82%B9%E6%AD%A4%E8%BF%9B%E5%85%A5%EF%BC%88HTML%EF%BC%89/1/0/7/000232.htm

⑥罗平汉：《1956：知识分子的早春》，https://news.sohu.com/20110621/n311052400.shtml

⑦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http://www.hongqipress.com/bookabstract/redclassic/201610/t20161019\_2008317\_3.shtml

⑧郭沫若：《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人民日报》，1956年2月1日，第2 版http://www.cppcc.gov.cn/2011/10/09/ARTI1318130440612682.shtml

⑨《中共中央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1957年6月28日，http://www.71.cn/2011/0930/632425.shtml

⑩北京市档案馆汇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1年，第516页。

⑪参见焦凡：《美华史记｜中国留美学生的归去来兮：变迁（1947～1957）》http://ahistoricalrecord.com/manuscript/the～turning～point

⑫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999年，第85页。

⑬毛泽东：《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 1 月版，第 537 页。

⑭同上，第538页。

⑮《何荦的右派言论》，见中国科学院团委会编印：《中国科学院北京区青年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选编》，1957年12月，第271页。

⑯章琮、孟宪振、许振嘉、庄蔚华、徐秀英：《何荦是怎样成为右派分子的》，同上书，第71页。

⑰《项志遴的右派言行》，同上书，第278页。

⑱同上书，第283页。

⑲吴明瑜：《刻骨的仇恨、狂妄的野心彻底揭露徐志国的反党面目》，同上书，第115页。

⑳于家珊：《揭穿徐志国的两面派》，同上书，第122页。

21孙亲仁：《揭露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项志遴》，同上书，第84页。

22 同15第277页。

23 潘一民：《驳斥右派分子徐刍对形势的“估计”及对反右派斗争的诬蔑》，同上书，第97页。

24《徐志国的右派言行》，同上书，第298页。

25 张鸿芝：《揭发和批驳右派分子夏永年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同上书，第109页。

26 同24，第304页。

27 陆祖荫：《撕开项志遴的“理论家”外衣看看他卖的是什么货色》，同上书，第76页。

28 同21。

29 陆学善：《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科学才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第137页。

30 彭桓武：《只有党才能领导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同上书，第144页。

31 巴延年、桂世茂口述，熊卫民访问整理：《政治⻛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4期，第88页。

32 熊卫民访问整理：《在科学和宣传之间——何祚庥院士访谈录》，《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6卷，第1期，2015年，第92页。

33 张藜：《“钱三强们”的待遇：1949～1966科学家收入与声望的过山车》，http://www.zhishifenzi.com/depth/character/2589.html

34 黄茂光口述：《惋叹逝去的时光》，见王德禄、杜开昔访问《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39页。

35 熊卫民：《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范岱年先生访谈录》，《科学文化评论》第10卷，第4期，第100页。

36 张藜：《科学家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声望：1949—1966——以中国科学院为例》，https://difangwenge.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66

张藜文章里提到的11位学部委员，名单可见王扬宗在《中国科学报》上发表的文章：《历史：历史：曾昭抡等九名学部委员职务和名誉的恢复》，其中提到：“中科院于1955年6月和1957年5月两次聘任的254位学部委员，集中了全国大多数优秀科学家，其中就有曾昭抡、钱伟长、孟昭英、雷天觉、谢家荣、余瑞璜、刘思炽、袁翰青、盛彤笙、向达和沈志远等11人被打成右派，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组织处理。葛庭燧、汤佩松、伍献文、斯行健、冯景兰等学部委员也一度进入右派名单，但在最后定案时被否定了。他们几位大都得益于这个保护政策，有的人甚至是张劲夫亲自出面干预才没有被划为右派。中科院京区只有科学情报所负责人袁翰青和历史二所副所长向达两位学部委员被划为了右派。https://wap.sciencenet.cn/mobile.php?type=detail&cat=news&id=334292&mobile=1

37《刘治平的反D反社会主义言行》，收入《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二）》，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10月。https://ccrd2024.github.io/CCRD%20%E4%B8%AD%E5%9B%BD%E5%BD%93%E4%BB%A3%E6%94%BF%E6%B2%BB%E8%BF%90%E5%8A%A8%E5%8F%B2%E6%95%B0%E6%8D%AE%E5%BA%93%20%E7%82%B9%E6%AD%A4%E8%BF%9B%E5%85%A5%EF%BC%88HTML%EF%BC%89/1/4/18/000230.htm

38 同17，第280页。

39 同18，第283页。

40 同27，第76页。

41 熊卫民、王丽娜、李欣欣访问整理：《早期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谈庆明研究员访谈录》，《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4卷，第1期，2013年，第81～82页。

42【欧阳绛，男，1925年12月生，江西省吉水县人。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现任山西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常务编委，山西省思维科学学会理事长】

43《鲍诚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收入《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二)内部资料》，鲍诚光言论引文均来自这篇。https://ccrd2024.github.io/CCRD%20%E4%B8%AD%E5%9B%BD%E5%BD%93%E4%BB%A3%E6%94%BF%E6%B2%BB%E8%BF%90%E5%8A%A8%E5%8F%B2%E6%95%B0%E6%8D%AE%E5%BA%93%20%E7%82%B9%E6%AD%A4%E8%BF%9B%E5%85%A5%EF%BC%88HTML%EF%BC%89/1/4/18/001108.htm

44 方励之：《吃刺猬的年代——科大的第一创世纪》，http://fang-lizhi.hxwk.org/2008/01/08/%E5%90%83%E5%88%BA%E7%8C%AC%E7%9A%84%E5%B9%B4%E4%BB%A3%E2%80%94%E2%80%94%E7%A7%91%E5%A4%A7%E7%9A%84%E7%AC%AC%E4%B8%80%E5%88%9B%E4%B8%96%E7%BA%AA/

45 杨崇道编：《一份“阳谋”灾难的民间档案：中央单位“右派”流放北大荒名单（1958年3月—1961年3月)》，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14年。对这个名单，杨崇道有六点说明，其材料来源，包括三个部分：1.健在的北大荒“右”友提供了个人情况、照片等材料。2.云山农场党委档案室供给了当年有关“右派”的一些资料。3.他本人1959年摘帽后被留用，在“右派”队当文书时存有记事本和部分“红头”文件。

46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62965.html

47 同34，第124页。

48 姚小平：《<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出土记》《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均见  http://hxzq.net/aspshow/showarticle.asp?id=2523

49 俞梅荪：《如山凝重如海呼　——北京大学“五四”校庆反右受难者维权呐喊》（下篇）https://blog.creaders.net/u/1113/201007/64887.html

50 同39。

51 王开：《“飞地”清河——共和国第一座劳改农场的历史与现实》，《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13期。https://www.difangwenge.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69

52 赵文韬：《伤害》，夏菲尔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第58页。

53 2023年5月28日，笔者在北京拜访了重病中的冯志轩先生，老人家坚持着打足精神，对我回忆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54 同52，第99页。赵文韬所述与《巫宁坤》在《一滴泪》中说的一样。

55 这是徐祖哲在“博客中国”所写的《计算机六十年》系列文章中的一篇。https://ccrhm.org/%E5%BE%90%E5%88%8D%E6%95%B0%E5%AD%97%E7%A9%BA%E9%97%B4%E5%9D%A0%E8%90%BD%E7%9A%84%E6%B5%81%E6%98%9F

56 郭慕岳：《“杜高档案”和我经历的往事》，https://www.danran1967.com/?p=21551

57 此处作者写的时间是1968年1月中旬，这时大串联应该不是主要原因。红卫兵的大串联是从1966年8月中下旬开始的，到1967年春，那种以学生为主的大串联已经逐步消歇。至1968年初，全国铁路系统不同派别组织实现大联合，交通局势趋于和缓。但是列车迟发、晚点甚至中断的情况依然还有，主要是不同派系群众组织间的武斗未完全停止。

58 冯志轩：《北京市劳教右派亲历记》。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10/%E5%8C%97%E4%BA%AC%E5%B8%82%E5%8A%B3%E6%95%99%E5%8F%B3%E6%B4%BE%E4%BA%B2%E5%8E%86%E8%AE%B0.html

59 王书瑶：《燕园风雨铸人生》，劳改基金会，2007年，第362～263页。王书瑶说刘智平因插秧被玻璃碴扎破脚感染，这和韩大钧所说相同，可以肯定就是刘治平。但他说刘治平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这一点不确切。刘治平在鸣放时说过：“我对院提一个意见，不知道是不是宗派主义。有关我考研究生的问题。是由于我的成分，我不是党团员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一直没有回音。有必要向院干部培养局提出。”这说明刘治平报考研究生时遇到了阻力，这段话出处见37。王书瑶说刘治平死于1967年的春节，但王书瑶于1966年被遣散到新疆了，可见他这是听说，还不是亲历。刘治平伤势和病情恶化的过程与他死亡的时间，依然需要核实。

60 同37。

61 参见《【访谈整理】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孟昭英》，https://www.gei.com.cn/cczl2023/8826.jhtml

62 沈丽萍：《破解爆炸与冲击的密码王礼立教授的“给力”人生》https://zjnews.zjol.com.cn/system/2013/04/01/019250821.shtml

63 宁波大学清华校友会：《做顶天立地的学问做顶天立地的人——记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得者、宁波大学创校副校长王礼立》。https://www.tsinghua.org.cn/upload/file/1552881581685.pdf

64 科技日报：《惊回眸，那个春天——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前前后后》，2008年3月17日。https://www.most.gov.cn/ztzl/kxdct30/kxdct30ztxw/200803/t20080317\_59810.html

65 刘寄星在《我所知道的郝柏林》一文中写道：“在与另两位同事合写的‘怀念优秀青年物理学家孟宪振’中，表达了对这位文化大革命初期含冤去世亡友遭受迫害的义愤的沉痛悼念，令人心碎。”http://www.cas.ac.cn/zt/rwzt/2019qmj/hbl/jnwz/201904/t20190404\_4687934.shtml 他所说的这篇文章见《物理通报》1987年第4期，《物理杂志》也有转载，见：https://wuli.iphy.ac.cn/en/article/pdf/preview/30024.pdf郝柏林1959年留苏回国，进入中科院物理所。他可能不认识我在下文所写到的葛运凌。

66 史义军：《一个清华大学高才生的悲惨命运》，原载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https://chenboda.pixnet.net/blog/post/257024000

67杨尧兴：《忆张家琨老师二三事》，https://www.sohu.com/a/255990049\_100007166

68《深切缅怀张有天同志》，http://www.iwhr.com/zgskyww/ztbd/cbw/xgcl/webinfo/2006/12/1279703257158980.htm

69 同55。

70 同49，李淑娴留言：刘治平从福建考入北大物理系时仅15 岁。如果按1952年入校时15岁计，1967年春节时，也就30岁而已，按虚岁多计一岁，年仅31岁。

2024年7月11日初稿

2025年10月22日再改

别人的正常。

野人小孩的事，看得人特别绝望。

如果是孩子无父无母，还可以由亲属抚养，实在没亲属，还有福利机构兜底。

可现实却是，野人小孩父母双全，不痴不傻，父亲是本科学历，母亲甚至是研究生学历，完全有照顾孩子的能力。

如果是家庭贫困，无论是官方部门扶贫，还是网友慷慨解囊，都可以解决实际的困难。

可他们家有一辆房车，村里也有房子，虽然没工作，但女方父母在北京，经济条件较好且愿意给他们花钱，不存在孩子没地方住，穿不起衣服的问题。

不是没能力，不是无心之失，是有意为之。

新闻上说，孩子父母自称教育孩子的方式是“回归自然”；热搜上说，#野人小孩家属非常不赞同大众育儿观#。

我可去他爹妈的吧，这是“回归自然”和“育儿观”的问题吗？

他们让孩子赤身裸体，在地上爬行，在地上进食，这是哪门子的“育儿观”？又有这样回归自然的吗？

这是赤裸裸的反人类行为，它比虐待更恶劣一万倍！

虐待，最起码孩子还是被当做人来看待。他长大成人后，还有机会自我疗愈，超越伤痛，融入社会。

这对父母，从小不让孩子与村上人接触，也不允许爷爷奶奶接近小孩，任由他光着屁股在地上爬来爬去，这明明就是把孩子——

当狗养！

他们根本就没有把孩子当人看。

而且，孩子确实也已经出现了“犬化”的特征了。

用四肢爬行、奔跑，像狗一样吐舌头，发出怪异声音，用嘴叼地上的食物……

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是有说法的，如果只是吃饱穿暖，住得舒服，却没有教化，那和禽兽差不多。

孟子不愧是“性善论”的代表，总把人往好处想，说什么人皆有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他能想到的“近于禽兽”的行为，仅仅只是吃饱穿暖住好而无教，却不曾想到，有的禽兽行为，是把人变成“禽兽”。

而且还是父母要把自己的孩子变成“禽兽”。

“无教”就已经够恶劣了，他们甚至连“饱食，暖衣，逸居”都做不到。

不要说孩子在地上吃东西了，野人孩子连衣服也穿不暖，去年冬天刚下过雪，就有人看到孩子父亲穿着珊瑚绒长款睡衣，孩子却一丝不挂。

明明有房子，却不愿意住，在村里的荒地上停一辆房车，再在地里搭个棚子，要么住房车，要么住地里。

不和村里其他人来往，拒绝外界一切沟通，断掉了孩子和社会的链接。

禽兽不可怕，就怕禽兽有文化。野人孩子的父母不但不觉得自己做错了，还学会用高大上的名字包装自己的恶行。

他们说，他们对孩子使用的是“自然教育法”，这是他们的自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外人没有权利干涉。

看到这一幕，我觉得分外地荒唐，他们剥夺了孩子作为人的尊严和成为人的资格，却美其名曰“自然教育法”。

他们明明是在违法犯罪，但因为是父母，又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虐待”，就算当地官方部门介入，也很难剥夺他们的监护权。

但，当地官方部门总该做点什么（实际上，当地已经成立了联合工作组），就算是依法给孩子的父母治罪，给点教训，也有可能稍微改善一点孩子的处境。

据说，去年就已经有人拍到过野人孩子，这种状况至少持续了一年甚至更久，但无论线上还是线下，都没掀起什么浪花。

希望这次的讨论，能够让孩子摆脱“非人”的境遇，重拾做人的尊严。

PS：不明白为什么，好几家媒体关于此事的新闻报道，都已经删除了，不知道又触碰到了哪根红线。

-完-

谁伤害你，你就去伤害谁，而不要把仇恨扩散到无辜的人头上。如果连这点简单的道理、逻辑都无法理解，那么这个人纵使能把自己说得再怎么委屈、悲凉、可怜，他都是极其自私的纯畜生。

真的有人没法理解这个最简单的逻辑吗？绝对有。因为在这样的家伙内心中，他并不觉得旁人无辜。甚至恰恰相反，他们会认为除了自己，其他所有人都是造成一切不利的帮凶：你没有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才造成了他如今的困局，所以在他内心里，你就是帮凶。

这种极其自私且愚蠢的逻辑，离谱到没边，却并不仅仅只出现在电视剧里。因此当他们蠢到不知道真正伤害他们的人是谁时，就成了鲁迅笔下“抽刃向更弱者”的东西。我今天已经看到两条类似的消息了，令人沉重、压抑、愤怒。

首先是湖北某地的交通事故，我看了视频，所以很清楚恶意是毋庸置疑的，伤害是残酷而冷漠的。而司机，无需评价，无需理由，就是上面所说，纯畜生。你再怎么样，你天大的原因，也不可能说对着那么小的孩子去撞。

当原因和行为，完全没有正常逻辑来联系的时候。很明显，这就是两回事。

尤其对有孩子的家长来说，看到那种视频，感触是深刻的，同情和愤怒也是。这样的混蛋是鲁迅口中的，也不是鲁迅口中的。他是抽刃向更弱者，但他自身却不是弱者。

换句话说，在鲁迅那个时代，这样的家伙本身或许也非常孱弱、没有选择。但在如今，则不是。这里面的逻辑我没法写出来，有心人稍微多想一想，应也是能够想通的。

自己不是弱者，却抽刃去伤害毫无防备的无辜之人……这样的家伙，有冤有屈也不值得半点同情，因为他们正是曹操口中那种“只能我负天下人，决不允许天下人负我”的自私怪。

他们自身遇到痛苦的事了，那别人也别想好过。这种思想加持之下，我很难想他们要是没遇到痛苦的事，而是手里握点权力，那会何等恐怖。

另一件事新闻媒体在今天上午已经报道过了，内蒙古祥瑞家园小区里，50部电梯中，有23部的钢绳被一男一女恶意切割。万幸的是电梯检修人员正好日常巡检并发现了问题，尚未造成伤亡。

弗洛伊德的说，“未被表达的情绪永远不会消失，它们只是被活埋，随后会以更丑陋的方式重现”，但“丑陋”与“丑陋”之间，也有方式、性质、程度的区别。

像上面这些，则属于极致的“丑陋”。

多么浓郁的恶意啊，多么残酷的内心啊，在这样的人眼里，他人的生命算什么？别说敬畏之心了，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看到这种事实被揭发，你说这两个家伙是其他生物模仿出来的人类，我都得花几秒钟去考虑是不是真有这个可能。

为什么？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可解释，就像开头所说，谁伤害你，你伤害谁，可跑去切割23部电梯的钢绳是什么？难道整个小区的人都伤害了你，甚至还有外卖员、小区住户的亲朋好友，也都伤害了你？

我上次写这类话题时，就有这种神奇的读者私信质问我：那不然呢，他们受到了天大的委屈，如同被整个世界抛弃一样无助，他们能怎么办？

这就好像有个人在说，“我没钱，我不抢，我能怎么办？”

不可理喻。

作者：木白

今天的文章消失了，事实上这三天消失的文章有两篇了，之前消失的文章更多。没有必要说罢了。社评的写作向来如此，写作者需要做好这些心理准备。

甚至说，相比于文章消失更严重的情形也要做好准备。

既然都准备好了，既然知道这是一种你规避不了的风险，为何还要说。其原因便是这消失的文章，都是写完心境受到严重损害的文章。

一篇是成都的流浪狗。

那个视频其实我看了很多遍，包括那些官方说辞背后的更真实的人性其实我也掌握了，也正是因为这些掌握了的，在写那篇文章之后，内里的心境是遭受到很大损害的。写完之后，是立即做了几组俯卧撑，而后又骑车在大街小巷慢无目的来回穿梭，到下雨了，雨滴在脸上之后的清冷才平复心情。

今天的这篇，神农架农村那些智障的不幸者，一个家庭蓄养十几个，说实话我非常震撼这个人性在当下的存在，不敢想象人间还有这样恶毒的事情正在发生着。

同样的，写完之后心境也是受到很大损害。

如果不是心境的问题，今天不会有我讥讽胡锡进的那篇文章，也不会有歪葫芦这个比喻。

但即便歪葫芦写出来，依旧坐立不安，草草写完便又骑车出去，骑了一圈不行，又回去开车到其他的镇子兜兜转转，后来在吴淞江一个偏僻的地方看人钓鱼，一直坐在那里看，看了一个小时心境才回复。

为何会这样，其实就是深渊人性的一种反噬。即便我见识过太多的邪恶，杀人的，伤害的，更邪恶的等等，但相比于这些邪恶的犯罪，这现实的人性其实更可怕。

也许有人会说，多看看善。是的，的确如此，当你的视线在善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善，

过去的几个月，随笔的文字大多趋向于善。

这些善，是一种内里的救赎。

救赎自己，也救赎迷途中的人。

像我的身边善的人其实很多，有时候所眼所见皆为善；

超市，买一支笔芯，才下过雨，地铁的女安保打开消防箱在里面拿出不知道的食物蹲在那里喂一只猫。已经过去了，再回头看一眼，闲聊中得知这是一只流浪猫，日常她值班的时候便会过来投喂，且在消防站的对面台阶下，她细心的为小猫搭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小窝。

公园后面的木栅栏处，一个步履蹒跚，常年几乎都是白衬衫的老人经常拄着拐杖逗留，有一次在老人走后，远远看他坐的那块岩石，几只黑色的鸟蹦蹦跳跳过来，头上下来回啄食着石块上的食物。

每一次老人特意过来，张望一番便留下一小撮黄黄的小米粒。留下后便会蹒跚着离开。啄食的群鸟，老迈的人，没有言语，但有着眼神的交流，他走了，它们来，一种心照不宣的交流很令人感到奇特。

在上海的最后一年，我步行到咖啡馆，一场暴雨后，路面许多粘在地上的大大绿色树叶，断枝走不了几米便会遇到一个，已经快要到拐弯处的木桥了，岩石下方一直没有褪绒的幼鸟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尽管我的原则是不为无法负责到最后的生命停留，但终归没有忍心视而不见，过去将其捧在掌心，路过的人们也会看。推着买菜小推车的爷叔说，是在树上被风吹下来的，而后看一眼头顶的树丛，道一句，按道理说老鸟该在附近啊，小可怜，被爸爸妈妈抛弃了，而后佝偻着身子离开。我说，要不放在树上，老鸟一会回来找的吧？

一位阿姨说，你放在那里就死了，没办法我就只能带回去，一天喂几次肉，没有多久这只鸟就能来回的飞动，到我离开上海之前的一天，回到家没有了它的叫声，只有小区外的高耸树木上有着鸣叫的盘旋。。。

还要说什么？

善是一种救赎，看见恶其实也是救赎。

善与恶是世间存在的对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传播善是让我们有爱，看见恶是让我们对恶有足够的了解，不去作恶，不被恶害，仅此而已。

后面这个号我会尽量少写，不会再一天写三篇了，如果可以的话，会分出一篇发在下面青萍说这个小号里。

谢谢！

有一种问题，只要你回答你就输了。比如那些拿我IP说事的，一个人只要说出这种话，就可以划到人群中认知最低的5%里去了。所以，我从来不回，如果非要回答，那就是：我想写，我有能力写，你管得着吗？

我当然不会无聊到为了回应这么低级的问题专门写一篇，我真正想写的是异域生活对我的思考写作的影响。

我是23年9月到多伦多的，算起来有两年了，再过三个月，准备回国不再过来，这段时间时不时会想：这段生活对我意味着什么？

刚到加拿大的想法是：我既然到了加拿大，就要多写加拿大。所以我第一篇文章写加拿大为什么有些路口用停牌？我想从最小最细微的地方写起。然后我写了这里的图书馆和公园，写了我的教堂经历，后面还写过一下这边的学校教育。

那时有点刻意回避写中国问题，觉得既然到了一个新地方，就要有足够的好奇心和开放心态，好好观察体验吸收，同时，觉得对中国已是隔岸观火，少了日常生活切肤的感觉。

这种心态，有点类似出国刻意选择去中国人少的地方，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出国”。但慢慢意识到这种想法不一定对，在多伦多，不同族群都是扎堆住的，印度人、韩国人、伊朗人都是如此。我现在写东西的图书馆外面，正有一个穿黑色正装，头顶小帽子的人走过去，附近是以色列人的聚居区。后来我写了一篇出国需要远离华人圈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而从今年开始，我完全没有写加拿大，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写中国的农民养老金问题上了。但正因为如此，我反而找到了国外生活经历对我的意义。

如果是以前，我写农民养老金问题一定会把重点放在农村老人的现实处境和养老制度的不合理上面，但现在不一样，几乎每一篇都加入了国际比较的视角。这件事的由头是我偶然知道加拿大的老年保障金（Old Age Security）不需要缴养老保险，而且一旦你退休金高过一定标准，老年保障金就会递减直至归零。这就打开了一扇窗，由此我不仅会拿加拿大与中国比较，还会拿更多国家进行比较。

然后知道新西兰之所以实行非缴费养老金制度，是因为大量农民和匠人缺乏稳定的收入，才明白原来制度设计上就应该考虑这一点，而且也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知道财政补贴应该按人头平均分配，即便日本厚生年金把补贴和缴费结合在一起，也可以做到这点，绝不能以“多缴多得”的名义多占财政补贴。

知道几乎所有国家的养老制度都在“劫富济贫”，即便最强调自由竞争的美国，也在通过分段累进替代率来降低有钱人的收益率。

如此种种，几乎贯穿了我近一年的写作，我开始有了国际视野。下图是暑假回国我买的书，大部分是关于国外社保制度的介绍。

如果你一直生活在一个地方，就很容易把周遭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比如很多中国人就会觉得养老金一定要缴了养老保险才有。有人甚至会觉得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他们会说历史上哪个朝代给农民发过钱呢？这就是向前看与向外看的区别，难怪复旦唐世平会说要少看一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只有横向比较，才会凸显异常，进而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因此，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这两年我对加拿大的了解有多深（区区两年时间能了解多少呢），而在于开拓了视野，影响了思维方式，这才是最大的收获。

其实，你去任何一个新的地方，都会有这种收获。遥想当年从四川去广东打工，对我的冲击和收益，绝不亚于从中国去加拿大。这并不夸张，以中国发展之悬殊，从农村到大城市，当然比从大城市去国外的冲击更大。然后你再回老家，难道不会不停讲大城市是怎样的，不会不停拿老家跟外面比较？毫无疑问，走出去就是你人生最大的财富。

换言之，人生经历就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对我来说，我的人生就是47年的中国+两年的加拿大，而在中国的47年，还可以分成农民、农民工和媒体人这三段，所以，用国际比较视野来写中国的农民养老金问题，就再适合我不过了。

有人说：你能不能不要动不动就说国外怎样，容易激怒国内的某一类读者。我理解他的好意，但当然不行，这是我这两年最大的收获，怎么能不提呢？国外生活成本这么高，花了不少钱，我不仅要说，还要多说，这样好歹能够赚一点回来。

前面提到我因为老年保障金（Old Age Security）才开始写中国农民养老金问题的，这个信息对加拿大人来说一钱不值，但我却付出了巨大的成本。由此延展开去，全世界有多少华人，知道多少信息，这是一笔隐藏财富。如果IP成了打击人的武器，动辄被说是“行走的五十万”，然后在国内互联网上，海外华人连正常意见建议批评都不敢说，这是一笔多么巨大的损失？不要以为只有带回钱和技术才算回报祖国，这未免过于狭隘了，制度观念可能更重要，想想市场经济对中国这几十年的影响有多大就知道了。

再想想，上一次“全民抓间谍”还是什么时候，那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这股歪风邪气其实并没有几年，可以休矣。

CDT编辑注：本文在“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号上已404。

极端天气频频侵袭，农户们过往的经验渐渐失灵，脆弱又无奈。

9月以来的四十多天，河南被笼罩在连绵的阴雨之中。河南省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全省平均降水量达349.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6倍，是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正是玉米、花生等作物丰收的时节，农户们冒着雨，想尽办法徒手抢收，但许多时候还是只能眼睁睁看着好不容易从夏天旱情里保住的庄稼被淹在地里，发霉长芽。

极端天气频频侵袭，农户们过往的经验渐渐失灵，脆弱又无奈。种了70多亩地的南阳农户张秀还不敢计算这次的庄稼的具体损失有多少钱，但可以肯定的是，“赔都赔得不得了”。

记者｜魏昭阳
实习记者｜何新月 安越洋

抢收

雨还在下。10月17日，河南南阳市社旗县郝寨镇的村民张秀从家里望出去，一片“沟满河平”。从前一天夜里开始，大雨不住地往下泼，田间道道深沟涨起水，漫溢出来，“下得满满的，都分不清哪个是路哪个是沟了”。张秀看得心焦，她惦记着家里还没收割的29亩玉米地，但雨大得她不敢出门。

进入9月以来，河南的这场秋雨已经下了四十多天。本刊采访的多位农户都没有想到，这场雨会下这么久。其实对于起初的几阵雨，农户们是有些高兴的，觉得能缓解持续整个夏季的旱情。但到了9月中旬，玉米成熟该收割了，雨却还在下，眼看着玉米杆子泡在水里，叶片变得枯黄，剥开外皮露出的玉米棒子已经发霉长毛，张秀开始着急，她等不到放晴，冒着雨和老公婆婆掰完了一亩多地的玉米。阴雨天还在持续，张秀家还没来得及收剩下的29亩玉米，紧接着，花生也在9月下旬成熟了。为了不让花生全部沤烂在地里，她们只好先去收更值钱的花生。

烂在地里的玉米（受访者供图）

土壤过湿，轮式收割机的轮胎会陷进地里，惯常的机械化作业此时不太行得通，很多农户只能自己徒手收割。张秀穿着胶鞋踩进花生地里，半条腿深的泥巴一下子灌进鞋里，感觉一只脚有四五斤重，走不了路，只好脱掉鞋子光脚下地。也没法蹲坐，张秀只能弯着腰一株一株费力把裹着泥块的花生薅出，指甲都被磨断。一天下来，她的腰比肌肉拉伤还疼，晚上睡觉要固定一个姿势，动都不敢动。

收割手成为秋收期间最忙碌的角色之一。河南驻马店市的陈丽和丈夫拥有一台能下湿地的履带式收割机，这一个多月来四处奔波，每天都睡在车上，“不是通宵也是加班”，一天能收割五六十亩地。地太湿，收割起来负荷大，履带等配件损耗翻了三四倍。在河南省内，陈丽夫妻帮收割的基本是玉米，很多都霉烂发芽了，想起她就忍不住叹气，“今年真的不容易啊，玉米收出来跟羊屎蛋子一样。”

在豫北，濮阳郎中乡的凤娥自玉米成熟后就睡不好觉了。每天夜里她都会起来三四次，看看雨停没停。她和丈夫承包了一百多亩地种玉米，是村里最大的种粮户。在常州打工的女儿和上大专的儿子都回来帮忙抢收，凌晨五点起床，只要雨一小就下地，掰玉米、装袋。儿子埋头背着40斤的玉米袋，一脚深一脚浅地淌过一百多米泥地，要花上十分钟，期间得用手抓着身侧的玉米杆，不然就会摔倒。为了方便干活，他们不穿雨衣，凤娥看着儿子湿透的衣服，一阵心酸，“我无论怎样吃苦，感觉都没事儿，也不觉得苦，但是看到自己的孩子那样，我的泪就流下来了。”

辛苦着和天抢时间的农户们大多有着同一个朴素念头：不能让粮食烂在地里。张秀的婆婆今年62岁，种了一辈子地，最近只要在地里看到一颗遗漏的花生，就心疼地赶紧捡起来装进衣服口袋，“说捡一个花生就是一颗金子”。想着地里没收的几十亩庄稼，婆婆又愁又急，有时拔着花生就哭起来。她每早天不亮就起床，把两个胶袋剪开后一针一针缝成大袋子，方便背花生。即使得吃止痛药才能下地，她也要在地里干到天黑，都不舍得回家。

晾在地上的花生（受访者供图）

抢收如此迫在眉睫，也有着经济上的考量。李伟是商丘市睢县蓼堤镇的农户，租了5亩地种玉米，他给本刊详细计算了每亩玉米地的成本：地租一年800元，要买种子、化肥、除虫药、矮壮素，加上浇水的电费、播种和收割的机器费用，一亩地成本1200元左右。正常情况下，每亩玉米能收成1500斤-1700斤，一斤卖1.1元，但如果是被打湿的玉米，售价砍半，这样一亩地要倒亏好几百元。

许多抢收不完的农户，只能眼睁睁看着庄稼“烂在地里”。凤娥有块承包地在村南边的低洼处，30多亩玉米来不及抢收，只能先留在地里，等雨完全停后，拿小型抽水泵把水慢慢排走。在河南最主要的水稻种植区信阳市，雪莲61岁的父母只在9月初约上一次收割机，收了十几亩水稻，之后就再也约不上。国庆雪莲回家下地，掰开稻谷一看，里面都是深灰或者黑色的霉斑，对于剩下还没能收割的20亩水稻，雪莲说，“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60年一遇的秋雨

李伟今年52岁，这是他记忆里头一次遇到这样连绵的阴雨天，“像江浙那带的梅雨季”，往常早晨洗的衣服中午就能晾干，现在晾上两天“还是潮乎”。河南省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进入9月以来，河南先后出现10轮大范围降水，全省平均降水量达349.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6倍，是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时间上，河南平均阴雨日数达25.3天，较常年多14天。

乔江方是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玉米耕作与栽培室主任、河南省秋粮生产专家组成员。他告诉本刊，往年正常情况下，秋天天气较为晴好，即使下雨一般就两三天。而过去的四十多天里，他印象里只见到6、7次太阳。连绵阴雨对正处于收获季的农作物无疑会产生不利影响。以玉米举例，乔江方表示，其一是光照不足，玉米中后期的籽粒灌浆会受阻，从而减少产量。二是玉米表面长时间湿润，容易滋生霉菌，毒素含量增加，影响质量。

这场60年一遇的秋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人们过往的应对经验。乔江方8月参加过两次省气象部门组织的预判会，当时预判到9月的降雨量会比往年更大，“但不知道会偏多这么多，还持续这么长时间”。9月中旬开始，乔江方到乡村一线指导如何在连阴雨天气抢收，“基本跑遍整个河南”。各方也都在行动，据河南日报，河南组建了742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跨省引进3080台履带式玉米收割机，向农民群众公布全省4963台烘干机械位置和联系方式，先后安排500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烘干机械奖补、秋粮收获补助和调度农机。

泡在水里的玉米地（受访者供图）

更异常的是，在“秋涝”之前，河南先经历了严重的“夏旱”。河南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李芳此前接受采访时指出，1961年以来，河南仅2014年出现过类似“夏旱秋涝”情况，但当年6—8月降水偏少四成、9—10月偏多1.1倍，而今年9—10月降水偏多超2.6倍，异常程度更为突出。

对农户来说，这些被泡在地里的庄稼都是他们从旱情中保住的。浇水这一动作贯穿了凤娥的整个夏天。浇一轮要半个月，今天刚浇完，明天就看到玉米叶卷起来，又旱了，她一共浇了3轮。从6月种下玉米开始，凤娥就守在水井旁，有时十几分钟就要挪一次水管，只有浇300多米长的田地时，能有四小时的连续休息时间。伏天太热，凤娥一天要喝七八瓶水，把毛巾打湿后盖在头上，再戴上宽檐帽子，能凉快点。抗旱还有经济成本，李伟说，一盘60米的“小白龙塑料袋”（长塑料管）要百十来块，一块地要用好几盘，“比较心疼，都不愿意浇，除非没办法了浇一下。”张秀为了浇水都睡在地里，“天天没日没夜的浇水，心里面总想着浇完到时候能有个好收成，一直都是抱这个希望。”

即使把庄稼抢收回来，许多农户没有充足的通风晾晒条件，庄稼还是会发霉长芽。乔江方说，正常玉米收获的水分含量在20%以下，这次秋雨导致玉米水分含量在35%以上，容易积热加速霉变，有效的方法是烘干。乔振群在南阳唐河县经营烘干点，两台烘干机24小时连轴转，一个月来烘干了四五千吨玉米，一吨收费150元。乔振群告诉本刊，城郊乡8万亩地，有十几个烘干厂，他的烘干机使用率翻了一倍的情况下，农户们依然要排队三天才能烘上，找他的以种几百上千亩地的大户最多。

而在很多个体小农户看来，烘干不是最便捷实惠的选择。其实李伟也想去烘干，但政府修建的烘干塔每仓要十几二十吨起烘，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邻居种三四亩地，收五千斤玉米，量太少，每家玉米质量、干湿度也不一样，很难凑起来一起烘干。如果找私人经营的烘干点，李伟觉得费用有些高。家种水稻的雪莲回忆，往年几乎用不上烘干机，只有偶尔晒粮中途遇大雨才应急使用。张秀也没有去烘干，而是腾出自家新建的二层房子来晾，主要顾虑烘干的价格，“那个应该好贵吧。”

秋雨影响的不仅是秋收，还有下一茬农作物的播种。张秀判断，今年的小麦可能种不上了，因为花生还没收割完，地湿也无法旋耕。李伟说，往年他两周前就种下大蒜了，现在还不敢播种，害怕坏根，得等土里的水分渗下去些。他有些忧心产量，“种的时间晚了，温度低，明年大蒜可能要减产。”

受损的农户

32岁的张秀还不敢计算这次的庄稼的具体损失有多少钱，但可以肯定的是，“赔都赔得不得了”。没收上来的玉米和花生都有20多亩，收上的花生里有一大半湿坏，晒干后去卖，收粮商也因为质量问题拒收。

放心不下父母孩子，张秀夫妻每年一半时间在外打工，5-11月回家种地干活。张秀和丈夫郑楠是高中同学，婚后一起去广东中山打工。张秀在纺织厂做内衣肩带，一天站12个小时，在30多台机器间跑动，月工资四五千。郑楠在五金厂做工，一个月五六千元。为了多攒下点钱，夫妻俩能省则省。饭在工厂食堂吃，只花三四百元在城中村租了一间10平米的单间，往返河南和广东坐的是十几小时的大巴车。

枯萎的玉米杆（受访者供图）

对于这个有着四个孩子的家庭，种地是收入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四个孩子分别13岁、12岁、7岁和6岁，都是上学的年纪。父母身体不太好，一直在吃药，止疼的、降血压的都吃，一个月药费千把元。养家一年得十来万，张秀夫妻打工半年挣五六万，剩下靠70多亩地，正常收成一亩地能挣六百元，加起来将将够上收支平衡。张秀说，上有老下有小，家里攒不下钱，也顾不上考虑为孩子存钱这类更长远的事，一切努力先解决眼下的生计问题。

张秀说，种地比打工辛苦，也更不稳定，但孩子们逐渐长大，她需要更多地留在家里。夫妻没回来时，在乡里上初中的大女儿总是闷闷不乐的，吃完饭就把自己关进房间，有什么事都藏在心里，张秀打电话时问起，女儿就只摇头，更不会和爷爷奶奶说。张秀回家后，大女儿明显活泼起来，“在学校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吃了什么饭，学了什么习回来都说。”12岁的儿子变化也很大。过往爷爷奶奶说一两句他就容易发火吵架，“像叛逆期”，父母回来后变得很听话，让他做家务也立马就去。

和张秀类似，48岁的凤娥也离不开家。五六年前，她会在农闲时外出打工，去过广东、杭州和山东的食品厂、玩具厂。直到女儿陆续生下两个孩子，年轻的夫妻俩去常州打工，放在邻村的丈夫家里由婆婆帮忙带，凤娥觉得自己也要帮衬女儿带外孙，于是不再出门。

凤娥家的收入主要靠这一百多亩地，正常一年收入七八万，成本三万。种地赚得不多，家里的经济压力也存在，丈夫是村干部，工资一个月一千多元。20岁的儿子在上大专，一个月生活费2000元。家里前几年盖了一栋两层楼的新房，凤娥在装修上很用心，铺了大理石地砖，楼梯安装了木质扶手，盖房的欠款也得慢慢还。眼下赚的钱过日子是够的，但凤娥想到，将来公公婆婆两位老人如果有小病小痒住院需要钱，更大头的是儿子结婚的开销，“怎么也得四五十万”。所以凤娥不舍得折价一半卖湿粮，好在自家有十几万斤容量的粮仓，凤娥把玉米放进四面通风的铁丝笼里，每半天去翻动检查，如果有发霉的就铺开重新晾晒，希望最后还是晾成干玉米棒再卖。

烂在地里的玉米（受访者供图）

52岁的李伟是村里少有的留在家里干庄稼活的“70后”，更多村民选择外出打工。他年轻时当兵，退伍后也在工地上做过工，前些年，两个孩子在县里读中学，需要接送，加上2016年村里在脱贫攻坚政策下建了大棚，他就靠大棚挣钱，春种甜瓜和西瓜，夏种蔬菜，再种几亩玉米。李伟说，现在年龄渐长，也没有什么技能，外出打工已经很难谋生，“就靠这点地了”。

“我两口子现在所有干的都是为了孩子。”李伟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大学，女儿正在睢县县城实习，儿子在郑州读大二，每人每月1500元生活费。李伟夫妻不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他的衣服7元一件，菜就吃大棚里自己种的，挑便宜的土豆、绿豆芽、白菜，辣椒卖得贵，就不吃。把两个孩子供上大学后，李伟没攒下什么积蓄，现在只希望孩子毕业后能找着工作，能养活自己，“别再回来种庄稼都行”。

10月18日，凤娥发来一条视频，她抢收到粮仓精心照料的玉米还是有许多发了芽，远远望过去像一丛嫩绿的青草。她没有抱怨什么，转而分享起了把玉米收进粮仓时的一件事：上周的一个晚上，凤娥洗完碗出来，看到粮仓院子里三四个邻居主动搬来凳子，默默坐在玉米堆前帮她剥皮。对门大哥有严重腰间盘突出，但也想搭把手，就举着太阳能灯帮忙照明。邻居们也没说啥，只是冲她笑。所以凤娥想着，天灾不由人，不管收成怎么样，她能做到的是好好把玉米种下去、收上来，“把当下能做的做好就行了”。

凤娥粮仓里发芽的玉米（受访者供图）

（应受访者要求，张秀、陈丽、郑楠为化名）

今天的文章消失了，事实上这三天消失的文章有两篇了，之前消失的文章更多。没有必要说罢了。社评的写作向来如此，写作者需要做好这些心理准备。

甚至说，相比于文章消失更严重的情形也要做好准备。

既然都准备好了，既然知道这是一种你规避不了的风险，为何还要说。其原因便是这消失的文章，都是写完心境受到严重损害的文章。

一篇是成都的流浪狗，

那个视频其实我看了很多遍，包括那些官方说辞背后的更真实的人性其实我也掌握了，也正是因为这些掌握了的，在写那篇文章之后，内里的心境是遭受到很大损害的。写完之后，是立即做了几组俯卧撑，而后又骑车在大街小巷慢无目的来回穿梭，到下雨了，雨滴在脸上之后的清冷才平复心情。

今天的这篇，神农架农村那些智障的不幸者，一个家庭蓄养十几个，说实话我非常震撼这个人性在当下的存在，不敢想象人间还有这样恶毒的事情正在发生着。

同样的，写完之后心境也是受到很大损害。

如果不是心境的问题，今天不会有我讥讽胡锡进的那篇文章，也不会有歪葫芦这个比喻。

但即便歪葫芦写出来，依旧坐立不安，草草写完便又骑车出去，骑了一圈不行，又回去开车到其他的镇子兜兜转转，后来在吴淞江一个偏僻的地方看人钓鱼，一直坐在那里看，看了一个小时心境才回复。

为何会这样，其实就是深渊人性的一种反噬。即便我见识过太多的邪恶，杀人的，伤害的，更邪恶的等等，但相比于这些邪恶的犯罪，这现实的人性其实更可怕。

也许有人会说，多看看善。是的，的确如此，当你的视线在善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善，

过去的几个月，随笔的文字大多趋向于善。

这些善，是一种内里的救赎。

救赎自己，也救赎迷途中的人。

像我的身边善的人其实很多，有时候所眼所见皆为善；

超市，买一支笔芯，才下过雨，地铁的女安保打开消防箱在里面拿出不知道的食物蹲在那里喂一只猫。已经过去了，再回头看一眼，闲聊中得知这是一只流浪猫，日常她值班的时候便会过来投喂，且在消防站的对面台阶下，她细心的为小猫搭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小窝。

公园后面的木栅栏处，一个步履蹒跚，常年几乎都是白衬衫的老人经常拄着拐杖逗留，有一次在老人走后，远远看他坐的那块岩石，几只黑色的鸟蹦蹦跳跳过来，头上下来回啄食着石块上的食物。

每一次老人特意过来，张望一番便留下一小撮黄黄的小米粒。留下后便会蹒跚着离开。啄食的群鸟，老迈的人，没有言语，但有着眼神的交流，他走了，它们来，一种心照不宣的交流很令人感到奇特。

在上海的最后一年，我步行到咖啡馆，一场暴雨后，路面许多粘在地上的大大绿色树叶，断枝走不了几米便会遇到一个，已经快要到拐弯处的木桥了，岩石下方一直没有褪绒的幼鸟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尽管我的原则是不为无法负责到最后的生命停留，但终归没有忍心视而不见，过去将其捧在掌心，路过的人们也会看。推着买菜小推车的爷叔说，是在树上被风吹下来的，而后看一眼头顶的树丛，道一句，按道理说老鸟该在附近啊，小可怜，被爸爸妈妈抛弃了，而后佝偻着身子离开。我说，要不放在树上，老鸟一会回来找的吧？

一位阿姨说，你放在那里就死了，没办法我就只能带回去，一天喂几次肉，没有多久这只鸟就能来回的飞动，到我离开上海之前的一天，回到家没有了它的叫声，只有小区外的高耸树木上有着鸣叫的盘旋。。。

还要说什么？

善是一种救赎，看见恶其实也是救赎。

善与恶是世间存在的对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传播善是让我们有爱，看见恶是让我们对恶有足够的了解，不去作恶，不被恶害，仅此而已。

后面这个号我会尽量少写，不会再一天写三篇了，如果可以的话，会分出一篇发在下面青萍说这个小号里。

谢谢！

以下评论由CDT辑自微信公众号：

微哥：心中有善的人，才见不得恶，若本来就是充满恶的人，它根本就看不到恶，即使看到了也会装作没看见。

失眠不吃药：我加了个有良心的公众号，无意例外的都是被逼开了小号备份。没办法，但是这样也好起码不会失联。要是每次都是说一样的话。都是歌颂才是最危险的时候。有相反的意见不怕，不可以辩论聊天。和罗永浩一样公开骂都行，私信骂人真的无聊

虾兵蟹将：好吧，估计不单是文章本身的事，评论区犀利了也可能被删吧

灵动倾心：其实我想说，信仰和理智有时候是冲突的

槽三刀：时评类太难了

敬三：跟读作者几年的帖子了，帖主给我最大的感动:是在帮助读者正视世道沉沦中努力提升自已，莫下坠，莫沉沦！

山丘：是被举报了，还是后台审核的

西方不败：你的文章，我基本都看完，有震撼，也有无语，说内心话我一般只看网易和你这个公众号！望保重[抱拳]

完颜互：已经关注小号了

CDT编辑注：本文在“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公众号上已404。

10月13日，河南周口的张先生从玉米地里蹚水回来，裤脚沾满泥浆。

9月以来，河南出现8轮大范围明显降水，平均阴雨日数达27.5天，为1961年以来同期最多。

河南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周口是河南第一产粮大市。张先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承包了约90亩地，其中三十多亩种了芝麻，五十多亩是玉米，“20多天前就熟了，但雨一直下，有的穗上发霉了，有的籽粒长出了新芽”。

类似的秋收困境在黄淮地区多地重演。陕西的华西秋雨从9月2日开始，至10月11日，已持续38天。10月1日至12日，山东出现连阴雨天气。截至10月13日，山东省农田过湿面积7650万亩。多地农户普遍反映玉米减产两三成，湿粮、霉粮收购价不足每斤五毛。

10月17日，在安徽亳州，玉米已经霉坏，“都冒着烟”。（图/受访者提供）

“黄淮海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抓好黄淮地区秋收和秋冬种工作，对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和夯实明年夏粮生产基础至关重要。”10月5日，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韩俊在视频调度会上指出。

随后，中央财政拨出4.84亿元防灾救灾资金，用于支持河北、山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等7省受灾地区加快开展农机抢收、潮粮烘干、农田排涝、冬小麦抗湿播种等农业生产防灾救灾工作。

抢收、抢烘，是摆在农户面前的两道关键难题。土壤湿度高，传统轮式收割机容易陷车。农业农村部已成立工作专班，截至10月7日，已按照黄淮地区需求调剂调度24.63万台能在积水地块作业的履带式收割机。

没有机器，小农户能人工抢收。但连阴雨下，晾晒、烘干、防霉成了难以跨过的坎。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河南、山西、河北等地公布了烘干机粮食烘干服务点信息。不过，多地农户向中国新闻周刊反映，“烘干站大多也是收粮点，只低价收湿粮，不帮烘干，不想低价卖就只能砸在自己手里，湿粮问题还是没解决”。

10月14日，山东菏泽，农户拉着掰好的玉米在泥泞中艰难前行（图/受访者提供）

从烂泥里拽出来的收成

从9月下旬起，张先生每天盯着天气预报，雨一场接一场，“洼地水深有30公分，机器进不了地，再心慌心疼也只能干看”。所幸芝麻卖价稍高，为减少被泡坏的损失，他狠下心雇了十余名工人，日薪80元，连干两三天，“一点点从烂泥里拽出来”。

张先生给中国新闻周刊算了一笔账：承包费每亩1200元，一年两收，分摊后约600元。夏季大旱时玉米地浇了六遍水，电费、柴油和人工近万元；加上种子、化肥、农药，秋玉米成本每亩约1300元。

然而，玉米产量和价格都在下滑。张先生说，往年玉米亩产1000至1300斤，收购价约1.1元，今年部分玉米霉变减产三四成，亩产预计800斤，“霉玉米每斤5毛多，潮粮也不过6毛”。他粗算了一下，每亩亏损至少五六百元。

收割成本也水涨船高。张先生称，往年晴天时，秸秆可回收，每亩收割价二三十元，“现在不要秸秆了，一亩得七八十元”。

不仅是包地户在泥里发愁，小农户也在苦撑。河南商丘永城市有农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收割机进不去地，父母花了五天时间，从天亮忙到夜里11点，终于在10月5日徒手掰完了7亩玉米，“全是用盆在水里划着运出来的”。

河南商丘永城，有农户用盆运出玉米（图/受访者提供）

在河南许昌，家里有四亩地的林利（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地有人抢收时因霉菌中毒，被送至诊所急救。自家的玉米也发霉，看着满院发霉的玉米，想哭也哭不出。最后卖了四毛一斤。而花生雇人成本高，有农户干脆放弃，“发视频让别人去水里捞，发芽的就炒菜吃”。

安徽、山东部分县市亦是如此。亳州有农户对中国新闻周刊称，家中玉米减产近一半，发霉后每斤只卖三毛钱，“不卖又怕全烂在手里”。

“救灾资金”怎么用

除了中央财政拨出的资金，当前，河南省财政安排5000万元救灾资金，当中 3000万元用于支持各地烘干机械奖补和秋粮收获补助。其后追加的2000万元，用于补贴烘干和调度农机。山东、山西也分别拨付1.5亿元和4000万元救灾资金。

多地市还安排了专项资金。像张先生所在的周口市，还额外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投向应急烘干与超标粮食处置。其中500万元用于补贴参与应急烘干的各类主体，另外500万元专项补贴定点收储企业。当地媒体报道，前者旨在“直接降低农户烘干成本，防范粮食霉变风险”；后者则用于“严防不符合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

10月11日，山东惠民县也公布，安排补贴资金100万元给为本地农户提供秋粮烘干服务具有烘干能力的市场主体。按烘干主体实际收储烘干量进行补贴，原则上每吨补贴30元(按享受补贴期间用电量核算)。

烘干站点的信息容易查到，但多地受访农户对中国新闻周刊称，询问当地烘干站后普遍被告知“量太少烘不了”。有的还趁机压价，玉米收购价从6毛降到4毛多，“还说大豆没法烘，会损失蛋白”。至于部分愿意接收湿粮的烘干站，烘干单价甚至超过卖价，每斤烘干费6毛多，“卖价才5毛”。

中国新闻周刊随机拨打了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公布的烘干站电话，接线者均称不收散户湿粮，起烘量至少300亩或60吨，重量达标后每斤费用七分到一毛钱不等。

河南省豫东地区一位烘干站老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采取的模式是“收农户湿粮后自烘”的模式，烘干塔每天燃料成本高达2.5万元，小农户的湿粮收了再烘干不划算，“卖粮的钱还没有烘干的成本高”。他说，烘干站确实可领取补贴，国庆期间已完成部分统计上报。

“受灾的是我们，拿补贴的却是烘干企业，他们连我们的粮都不愿意烘。”多个受访农户认为，救灾补贴绕过了真正受灾的农户，流向了拥有烘干设备和收储能力的企业。“他们烘干后能储存，等粮价涨了再卖；遇上连雨天，我们的湿粮晒不干，只能低价卖给他们，否则就发霉砸在手里。”

事实上，早在2023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就曾明确“谁烘干、补贴谁”的原则，资金直接发放给拥有烘干设备的经营主体。相关负责人当时对媒体解释，此举“便于他们让利给农户，最终让农户烘干时少花费甚至不花费”。

在地方农业部门看来，这样的安排有其合理性。河南某粮食大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将补贴发给企业更有效，“群众没有烘干条件，直接发给群众也不能把湿粮变干，烘干企业收粮后烘干，能帮助消化农户手中的湿粮”。

摆在张先生面前的选择并不多。自家玉米量不足就近烘干站的起烘线，即便找到愿意接收者，还得额外支付运费和烘干费。“拿了补贴的烘干站既不免费也不降价为农户烘粮，还借机压价收湿粮，这不是两头赚吗？”

上述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补贴并非为了让烘干企业获利，而是通过补贴降低其烘干成本，促使其收购农户的湿粮。

按照这一逻辑，补贴成为推动企业收湿粮的激励手段。不过，上述烘干站老板直言：“即使没有补贴我们也会干，这就是我们的生意。有补贴后能多收一点，但烘干和收储能力有限，也不可能超负荷收湿粮，不然粮食收来，堆在我们这儿也会发霉。”

至于粮价低，上述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解释，当前部分玉米含水量达40%，100斤粮要去掉40斤水，烘干后只剩60斤，按原来每斤一元多的价格，减去霉变等损耗，其实也就五六毛一斤。

连绵阴雨下，带来了另一门生意。中国新闻周刊致电多家销售烘干机的商家，商家称近日河南、山东等地的订单火爆，交货需等待一周以上。

救灾机制如何优化？

有的玉米籽粒已发芽成幼苗（图/受访者提供）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黄淮海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农业农村部已启动应急机制，组织农机抢收、抢烘，遵循“先熟先收、有涝先收、易损先收”的原则，全力抢收减损。“然而在基层执行中，短期内效率优先为导向的应急机制与长期内农户个体化、公平的服务需求之间还是有落差的。”

针对“部分烘干站拒收散户湿粮”的现象，钱龙指出，烘干机的启动存在较高成本。阴雨导致粮食湿度上升，烘干费用随之增加，企业因成本与效率考量而设定“起烘量”门槛，从经济角度看有其合理性，“但从灾年救助角度看，如何保障散户的利益，值得关注”。

他认为，救灾工作在应急阶段以效率优先，但长期而言，应关注公平与可及性。针对目前财政补贴主要流向设备端与企业端，拥有烘干设备的种粮大户、合作社能获得优先保障，而缺乏条件的小农户则被边缘化的现象，要努力实现政策公平，需在结构上调整救助机制，让小农户真正受益。

钱龙建议，应推动烘干设备的梯度化配置，增加移动式、小型化设备投入，或组织小农户集中烘干，降低单户成本。当本地产能不足时，还可对跨区域烘干给予运费补贴，鼓励跨区域就近烘干。

在粮食收储体系中，国家对干湿度有严格标准，烘干企业在粮食安全中扮演重要角色。钱龙指出，现实中，部分拥有烘干设备的规模化种植户或合作社以盈利为导向，将补贴留在自身环节，而普通小农户的种粮收益则因缺乏粮食烘干与储备设备，面对不利粮情很难自救，导致粮食市场收购价格被进一步压低。

钱龙进一步指出，这种分配格局或会带来结构性失衡：拥有资源的种植大户或合作社具备更强议价能力，而小农户在救灾资源分配中容易被边缘化，他们可能需要自寻晾晒场地，阴雨绵绵则会引发他们手上的粮食进一步霉变和整体品质下降。更深层的风险在于救灾体系信任感的削弱——“政策资源向企业倾斜，尤其是普通农户得不到财政补助，没有获得感，久而久之会质疑政策的公正性，从而影响未来的政策执行与配合度”。

在钱龙看来，在天气异常日益频发的背景下，救灾机制必须更具前瞻性与韧性。他提出，可从政策设计、执行监督与长效机制建设三方面优化补贴体系。

在政策设计上，应构建精准、多维的补贴指标体系。例如，设立农机抢收补贴和粮食不良品质差价补贴。若因天气导致机收成本翻倍，政府可直接补贴差价给农户；对湿粮，可提供价差补贴，降低农户烘干成本，让农户与烘干企业形成正向激励。此外，除了对农户规模进行分类外，还可以根据受灾等级分类，借鉴浙江温州等地的模式，通过无人机、卫星等对农户受灾程度进行评定，再发放不同比例的补贴。

执行监督方面，钱龙认为，应强化价格监管与公平竞争。对领取烘干补贴的企业要求公开烘干价格，对拒收农户湿粮的行为设立举报电话或快速响应机制，防止补贴政策在执行中“变形”。

至于长效机制，钱龙建议，应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如增加履带式农机、分级烘干设备等储备。同时对农业保险扩容，将“连续阴雨致霉变”等特定风险纳入保障范围，政府给予保费补贴，以提高保险的应对范围和赔付率，保障农户收入。

“还要构建应急的联动机制。”钱龙表示，除了中央层面外，省、市、县同级的政府之间的联动也应加强，并强化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与协作能力，“通过集中收粮、统一烘干，小农户也能获得规模效应，既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也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10月17日，雨仍在下，张先生家的玉米仍未收割。天气预报显示，阴雨将持续至20日夜间。张先生冒雨又去地头，秋风拂过，卷起田间的湿气与霉味，久久不散。他心疼粮食，又不知如何是好。

记者：解雪薇（xiexuewei\@chinanews.com）

告别

在营业19年后，位于海淀区成府路262号的豆瓣书店决定告别。这是2025年，火车站取消纸质车票，报刊亭渐渐消失，仅存的明星产品也变成饮料和烤肠，互联网已历经好几重技术革命，纸的时代仿佛过去了很久。人们谈论着AI、新能源和世界的动荡，一间书店消失，又一间书店消失，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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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9月20日那天开始，一个星期六。豆瓣书店挂出了告别的海报，“从今日起，进入闭店倒计时”，图书的售价从平时的五六折降到三折起。旁边一张黄色的手写纸条，写的是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

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昧的年代；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

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在步入天堂，人们正在走进地狱。

52平米的狭窄空间里，时间是近乎停滞的。除了旧书架，书，几乎没有别的东西，布局十几年未变。这里卖人文社科类的滞销书和二手书，不少来自80年代、90年代的版本，有的书里还夹着前主人的旧照片。收银台旁边放着一沓厚厚的《世界文学》，创刊于1953年。书架顶端则是店主手写的纸条：“当人家议论纸媒已死时，我们开始卖报纸”。

这里拒绝一切“商业化”，包括直播、卖咖啡和教辅，以及搬进大商场。这里的规则也不同于大部分书店，书架上的手写纸条告诉那些拮据的学生、学者和普通市民：“问价不买无妨”，“带塑封的书都可拆，拆开不买亦无妨”。

一个客人买完书，请求店主在书页里写下：豆瓣书店，2025年9月20日。她小声说，以后可能就不会再来了。一次微小的告别。翻开店里的留言本，一位客人在5个月前写下：“祝豆瓣书店开到二十二世纪。”

书店外是一个高速运转的效率的世界。一辆电动车迎面而来，骑车的是母亲，抬头看一眼“豆瓣书店”的招牌，停下来：“进去看看吧，有没有教科书。”后座上的小学生从车上跳下来，飞跑而去，推开书店的玻璃门。我蹲在门口，忍不住提醒：“这里应该没有教科书。”

“没有教科书出来吧！”孩子探进店的一半身体缩了回来，跨上电动车后座，他们飞快地远去了。

一个中年男人低着头，告诉一旁的女儿：“你以后就找不着这家店了，这家店就没有了，知道吗？”

失衡

卿松在2019年《GQ》杂志的一篇报道中被描述为“消费市场的失败者”和“自由意志的捍卫者”，“每日坐在没有窗子的小仓库里，对着书单选书、买书，把喜爱的人文书籍进上几百本，再花10年的时间卖出去。”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营书店兴起，万圣书园、风入松、国林风以及席殊书屋等书店相继创立，“成了当时知识分子固定买书、办论坛、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卿松赶上了黄金时代的尾声，边缘化和个人化的选书品味让豆瓣书店遇到了众多知音。《GQ》杂志的报道里提到这么一个细节：一次，书店新到一大批上海出版集团的清仓库存，“北大清华的学生都涌到书店里来，守着两张桌子拼成的新书台，一包书传过来，大家争抢着帮忙拆开牛皮纸，好第一时间占据自己想要的那一本。”

如今，这种对“个人自由意志的捍卫”成本日渐涨高，到达了某个临界值。知识分子时代的余晖散尽，高校的围墙越砌越高，人们的注意力分散在短视频和短剧中，豆瓣书店的逆主流成为一种“不懂变通”“不通世故”的证明。

“没办法，因为世界在变化，你适应不了它的变化，就只能离开。”我在2025年这个秋天见到了43岁的卿松。他仍然是一张圆圆的的脸，藏在留长的头发后面，显得有点潦草。但脸上有种孩子般的天真，常常难为情。

因为童年遭受暴力，卿松患上严重精神强迫、失眠和抑郁。恐惧发作的时候，他无意识地用中性笔在纸上画水草、树枝和鱼，黑洞洞的线条互相缠绕，把一张纸塞得满满当当动弹不得。有一次严重到住院，七天没睡觉。

卿松的画

书店是他花19年为自己打造的安全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以书店作为我的场域的。如果走到大街上，其实我也不知道该说啥。”卿松说，有一回去看心理咨询师，约了一年半才约上，一小时500块。不知道怎么聊到了神秘主义的事，卿松想起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永生》，给对方推荐起了书。“在博尔赫斯的世界里边，可以成为任何人。你可以成为柏拉图，也可以成为未来人，你可以成为你喜欢的人，也可以成为你讨厌的人。在时间轮回的概念里就相当于永生。”他们聊了很长时间，咨询师说，下次别来了。

我问他，如果书店如此重要，为什么要关掉？

“其实人的天然缺陷就是不安全。人离开母体的时候，就被抛向这个世界。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是最安全的，对吧？动物会应激，但是人有理性，所以人基本上是分裂的。”他总有很多道理可讲，我问他能知行合一吗？他讪笑一下，说没有。“你说的安全感也好，自己地盘也好，这个玩意它是很重要，但是开始失衡了，你没法生活了。”

从现实的层面看，书店一年租金是24万，加上员工工资、水电，卿松计算过，一天的销售额在3000块就能保本，但状况是从疫情开始就越亏越多，每个月亏损超过一万，夫妇俩拿着积蓄往里填，填不满。“疫情开始就在赔，只是现在卖的比疫情期间还差，这个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妻子邓雨虹说，“在疫情中间，我就觉得疫情肯定会过去的，过去之后肯定会好的，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子。”

北京大学、五道口、蓝旗营，曾经安顿了两个自由的人。2003年卿松22岁，在北大朗润园里租了一个大杂院单间，屋内只有一张床，但院里神人云集。有一个北大空间物理系的老乡，喜欢写诗，喜欢跟土地打交道，不喜欢人。还有一个特别有钱的广东姑娘，开着一个破吉普，在学校里四处蹭课。为了解决生活困顿，他去风入松书店打工，在那里认识了从江西来到北京书店上班的邓雨虹。两人先是在书店工作，然后开起自己的书摊，赚了一点钱就再拿去进书，慢慢拥有了这家小小的书店。

“我们那个年代并不焦虑。房租是100块钱，基本上会有200多来吃饭买书，天天借钱，每个月都借钱，发工资再还钱。”他哈哈大笑，“那个心态我也不知道，反正书店工作的人都好像马大哈一样无所谓。”

“你会想回到那时候吗？”我问。“说不上来，怎么说呢。”他停止了哼歌，沉默很久，鼠标在屏幕上点来点去，不知道在点什么。看向天花板，又看向我，看起来很局促。“其实我挺想回到那时候的。”他说。

时代

关于书店自救的可能性，我曾目睹过店里发生的一次小型讨论。有客人问：你们没想过搬去一个租金更低一点的地方吗？

“现在不是租金能解决的问题。”邓雨虹说，“是网上的折扣太低，行业太畸形了。出版社印了书批(发)给我们，比如说是5折。但他们自己有淘宝店，还有直播，同样一本书，他们可能也是卖5折包邮，你明白吗？”她叹一口气，“出版社也没办法，他们的书也不好卖。”

所有的可能性都一一失去了，于是我们只能看向这个唯一的结果。把店关了，关了起码可以停止赔钱。书店关了以后要做什么呢？卿松和邓雨虹还没有开始细想。“你们家水缸一直在漏水，你得先把这个水缸堵住，而不是想我明天要吃什么。再不堵住，我们家就被淹了。”

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了。资深读者老王和卿松两口子认识大概十几年，他至今保留阅读纸质书的习惯。但也只是习惯而已。“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是没别的选择，被迫把看书当做一个文化生活或者消遣。”他把包打开，拿出一本随身带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用塑封仔细地保护着。转个身，他又低声地承认：“有时候看不了几页，我也自控力很差，会经常看手机。”

“我有时候特别不好意思的，我看到他卖多少钱，我还习惯到网上看一下多少钱。”正说着，卿松走过来找书，老王的悄悄话眼看被撞破了，他尴尬地笑一笑：“当着他面说也无妨。”

老袁是另一个资深读者，他在五道口这片长大，十几年来几乎每周都来豆瓣书店溜达溜达。

“这个老板确实懂文学，他这里面的书，怎么说，其实更适合当一个图书馆。”他说，“我在法国留过学，但他给我推荐几个法国作家，我都没听说过。”

那天老袁穿着国安球服拉卿松在书店门口畅聊陀思妥耶夫斯基，然后一口气用电瓶车驮了60本书回家。相比老袁的激情飞扬，卿松有点局促，显然不太能应付这种社交。老袁佩服卿松，“这哥们儿也是个神人，就跟尼采一样，他是一个疯子，但是经济运行规律是按‘正常人’来的。他要倒给我，他这店就好了。”他随口说，“比如说弄点赞助，弄点会员。就印成T恤卖，我觉得都行。说白了你拴条狗在这它就不会倒闭了，别放一个爱书的人。”

另一个客人问：你们为什么不学其他书店进购物中心？“我好讨厌进购物中心。”邓雨虹觉得进购物中心不独立。这些事没有到“理想主义”的高度，只是受不了束缚而已。

“我想几点开就几点开，我想几点关就几点关。比如我今天和顾客聊天聊得很开心，可以聊到12点没关系，购物中心不行，它是统一关门的。在购物中心感觉像关在一个温室里。”说着说着，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神往，“其实这个书店还不是最好的状态，最好的书店我觉得得有个院子，你能看见一年四季。”

“不破不立。”客人试图用一些市场经济规律说服邓雨虹。“树挪死，人挪活。它可能是棵树，它就不该挪，对不对？”邓雨虹回答。最根本的问题是，时代在变。

朝颜

这些天邓雨虹哭了很多次。大家都觉得告别突如其来，同行来了哭，顾客来也哭，一哭她就忍不住跟着哭。“有些人说的话让人控制不了。”我问她说了什么话，她俯身去找书：“不想说了，待会儿我又要哭了。”

邓雨虹不喜欢沉重。她声音响亮而温和，常常大声和顾客聊天，大声地笑。那天一个年轻男孩抱着书低头来到收银台，邓雨虹探身去看他的脸：“你要哭了吗？你不要哭。我这两天天天哭。”男孩沉默。邓雨虹又安慰地说，“有我们的微信吗？加一个吧，回头微信上联系。应该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没那么快关。”等男孩走出店门，邓雨虹转头对我说：“这种不说话的小孩最感性。”

但在书店的社交媒体里，她也写下过一个伤感的故事。一个下雨天，店里没什么人，邓雨虹坐在收银台快要睡着。冲进来一个小伙子，不断从包里掏出水果，石榴，脆柿，橘子：“除了桃，其他都是家里种的。这个你猜是什么？是‘枳’。有大的，黄的，我摘不到。”然后就走了。“今天下了一天的雨啊，哪里来的傻孩子啊，我去哭会儿……”她写。

“我给你讲个故事。”在书店的仓库里，卿松说，又摆摆手，算了，太伤感了，算了，你说咋弄？

叹了一口气，他还是给我讲了这个故事，北大历史系的欧阳哲生教授就住书店对面，经常来，是老读者了，“2005年，我还没开店，他在北大，我当时住在朗润园，我给他骑车送了13本《丁文讲年谱》。”卿松说，一晃就18年了。

前两天晚上欧阳教授来了，照常来看一会儿书，看一会儿要走。是卿松自己开口说，我们要关店了，欧阳老师，握个手，将来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太多机会见到你。

握完手，63岁的老先生说，等过几天你落幕的时候，我再来看你一眼。教授走后，店里没人，卿松关了门嚎啕大哭。

很多天后的此刻，卿松对我讲这个故事，每讲完一句话就要哈哈大笑，笑得我有点发毛。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太悲了，他会不好意思，“太痛了就要笑，有些东西太沉重了。就是这样子的，还能说啥？我怎么去用语言跟你形容这个事情呢？”他说，“我可能曾经把书店看得太重，以前我以为书店我会开一辈子，后来我确实也很沮丧。”

从2012年起，他隔三差五帮出版社的朋友做些设计。他给我看自己设计的封面，粉红的底色下，一只大手牵着一只小手，书名是《如何成为情绪稳定的父母》。他们没有孩子，因为妻子觉得人生不值得一来。但他想象过有孩子的生活，“小朋友不是很好玩吗？大人其实没什么好玩的，很无聊。大人的世界是经验的世界，经验的世界是最无聊的，经验其实是秩序。对不对？”

吞吞吐吐一番后，他告诉我他之后想要做什么，“这个不用写。”他赶紧说，脸上又浮现出那种不好意思的神情。“干出来（再说）比较好。你是不是觉得像傻子一样？”

相比之下邓雨虹在人前显得更豁达一些，这种豁达来自她已经走了漫长的路。这些年，她像一个24小时照护者，看着病人逐渐衰弱，再也没有生还的机会，“过程中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你把书店当成一个生命来看，其实生老病死是很自然的。”

在以“人才”“科技”和“高效”著名的繁华区域，夫妇俩像打理植物一样收拾书店，书长得满地都是，客人必须在书本的生长缝隙之间钻来钻去。同一件事做了19年并不是一种较真，只是自然而然地延续下来了，“书店自己有生命，它可以自己呼吸。”邓雨虹说，因为它是一个生命体，“有淡季有旺季、有高潮有低潮，没有什么奇怪的。”

关店以后她想做很多事。比如去看一棵树从春天到冬天，比如种各种各样的牵牛花，“把世界上所有的牵牛花都种出来。”他们现在在库房门口种了一丛牵牛花。这些花在太阳出来以后就开始凋谢，第二天又开新的。每天清早采一朵插在店里，那些花五颜六色的，“很平凡，不引人注目，但自己开得很好。”邓雨虹很喜欢。“在古代，牵牛花被叫做‘朝颜’，意思就是早上的笑脸。”

小时候，邓雨虹住在江西的小镇里，奶奶家厨房外面就是菜园，种着橘子树，菜园下面是赣江的支流，站在院子里能看见江水滚滚而去。吃的是最新鲜的菜，在进锅的前一秒钟，那些韭菜、小葱还长在地里。没有自来水，是窑井。现在那里被拆除，成了回不去的故乡。

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段之一生活了近二十年以后，邓雨虹现在仍然可以过那种生活，“只要有饭吃，房子不漏雨。吃不起干饭就喝粥。”她说，“生存，只要你又不傻，你又不懒，你还活不下去吗？”

她不想计划这些事。几天前还有客人看店里书架整理得挺好，想请他们去给他整理架子，500块钱一个小时。邓雨虹说，你不要担心，我们能活下去的。“发生了什么就做什么，对于书店来说是坏事，对于我来说未必是坏事。”她说。

书店不会再进新书了，存书卖光，也就到了闭店的那一天。

一个年轻的读者向我讲述了一件关于豆瓣书店的小事。有段时间他住的小区疫情反复，周围四处封控，他也被困在家中不允许返校。习以为常的生活秩序突然崩塌的时刻，豆瓣书店发了一条朋友圈“别担心，书店还在正常营业”。

这句话曾给过他很大的安慰。“你好像处在洪流之中。而那个书店是你唯一可以停靠的很小的港湾，是把你定格在了你熟悉秩序中的最后一颗钉子。”

终于捱到可以出门的那天，他去了书店，书店的门半开着。店员从里面钻出来，他问，书店还会开下去吗？店员说，会开下去。

“我以为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关闭的书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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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款知名进口药将退出国内市场”又登上热搜了，看着涉抗过敏、降糖及肿瘤药的多款进口药离开国内市场，不少人唉声叹气……除了叹气，还能咋呢。

去年一部分进口药生存不下去，退出国内市场的时候，叫好的人，今年不说话了。我看了一些评论区，内容很多都在问自己吃得那一款还有没有，没有可怎么办。当初喊着支持国货，让洋药滚出去的人，可能没想到世间大潮翻覆，自己并不是那万里无一的幸运儿。

我还是去年的看法，把原研药赶走，自己的东西，质量能上来吗？如果质量能上来，那应该支持啊，毕竟直接把药卖给老百姓吃，不给中间商赚差价，是个好事儿。

但显然很难。本来在药效上就是同样的配方，不同的作用。何况有强烈的竞争对手都摆烂，没有对手了，那还不彻底躺平。

都知道，为什么要搞“国家药品集中采购”，是为了压价。进口药对病人来说确实很贵，医保也得跟着买单。比如在欧洲最不值钱的阿司匹林，几毛钱一个，卖到我们手里少说翻十几倍。

可原因并不在外企的药厂身上，而在于流通过程中的层层加价、回扣盛行，甚至还有医院的提成。

这些毛病，整又整不干净，拿医院也没办法，于是开搞“集采”：中央直接和药企谈，以超高的数量来换取极低的价格，减少医保压力。

后果自然有好有坏，好处是普通人买到便宜的药了，医保的压力缓解了。但坏处也很明显，原研药被“价格战”逼退场了，同时“便宜的药”质量频频曝出问题。

也因此，这回看到更多进口药退出中国市场，一些患者开始急了，开始失望。有些东西，没有对比的时候，不知道差别。一旦有了对比，那感触就非常深刻了。

而且另外一些问题也很明显，比如网友们所关注的：既然本意是为了降低价格，那为什么又把大量价格不菲的中成药纳入医保，这岂不是与初衷背道而驰，其中又有多少利益寻租？

很多网友都遇到过这种问题，去药店去医院，一开全是中成药，比原来反而更贵了尚且不说，效果还极为不稳定。比如有人就一个感冒去医院，给他开了700多块钱的中成药。

这成本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

另一点则是质量，更准确的说是效果。同样都是药，一个便宜，一个贵，但如果便宜的吃了没有效果，那老百姓会选择什么？

说到这个问题，大v“成都下水道”引用了章蓉娅医生讲过的话，成分一模一样，剂量一模一样的药，集采的就是没效果，原研的就是有效果，这是药物之间的巨大鸿沟，想要轻而易举的越过去，怕是还需要不少的时间。

有个偏远地区的进修大夫来中国顶级医院进修，发现某病用某药效果特好，他们医院有这个药，但是之前没有这方面的治疗经验，就把治疗方案带回当地。结果呢？成分一模一样，剂量一模一样，却一丢丢效果都没有。

进修大夫不解，打电话来询问，顶级医院的知名专家也找不到原因——诊断，没问题；药物，没问题；药物剂量、用药频率、疗程天数，都没问题，但就是没效果。

后来专家没办法，就在自己医院开了药，给进修大夫寄回去，再让病人吃，真是神了，寄回去的药就有效，同样的药物成分，不同厂家而已。

——章蓉娅医生

所以讲到这里不得不再提一句题外话，有些贵，除了中间商、医院、销售吃下去的回扣之外，剩下的是在为创新和研发买单。而如果一味的通过量换价，换来的可能只有短期利益。药企更愿意转向成本低、周期短的领域，而真正高技术、高成本的药物，尤其是创新药，很大概率会被迫“留在国外市场”。

最后再讲个这两天自己的亲身体会吧。这不是一夜入冬，温差跳的太快给我跳感冒了么，鼻塞、喉咙痛，于是前两天去药店买点药吃吃。第一次去没注意，直接给我拿了好几盒中成药，不便宜。不想浪费钱，吃了大概两天后，症状毫无缓解甚至加重。于是又去，这次我事先问好了人，要买哪几种西药吃会更有效。结果去药店，连报3个名字，都没有。最后在我强烈坚持下，拿了一盒治干咳的西药给我，结果还硬配一盒中成药。不要的话得争半天，因为中成药温和，有调和的作用。

有时候真的不得不说，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说千百次都比不上人们用一次。什么博大精深，什么传承，现在呢？当国外的原研药退去，网络上一大片哀嚎。而另外一些说得天花乱坠的东西，连捆带绑，却需要硬塞着逼迫着让你买。

唉，说一千道一万，这世间的讽刺，压根不需要记载，它就已经凭空出现在了正常人的内心之中。

近日，广东江门市灭蚊的骚操作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媒体报道之后，江门发布了关于防止和纠正疫情防控负面行为的提醒函。

这个提醒函足足有22条。

而这22条，哪里是提醒函，这分明就是22大罪状。

每一条都惹得天怒人怨，借防疫之名乱搞破坏。

我们细看这22条，正常人会为了蚊子去犯吗？

1，不得以防控为由随意砍伐乔木。

之前看到视频，别人家种了好多年的树，就以蚊之名给砍了，要知道，普通人要想砍自己家的乔木，也要去相关部门申请。防疫倒好，随便砍。乔木是因为能给蚊子提供落脚地吗？其他小动物如飞鸟松鼠等也会以乔木为家，就这样随意砍伐，真是有一次拿起鸡毛当令箭。

2，不得以防控为由灭杀宠物。

这也是出现过的事，宠物跟蚊子有什么关系？新冠时期灭杀宠物，现在以蚊之名，还要这样搞，完全没有关系，也能以防疫为由瞎搞。

3，不得非法进入居民家中，车房等私人领域。

居民家中，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蚊能进，蝇能进，防疫不能进。

4，不得非法处置他人财产，如绿植等

这些防疫人员以蚊之名，进入居民家中，倒水、收绿植、破坏花园，甚至很多名贵花草都被祸害，说白了这就是破坏私有财产。

5，不得非法收集个人信息，相关信息不得用于疫情防控以外的目的。

6，不得随意在网上传播居民家中图片视频。

7，不得无权限或者超越权限实施行政处罚。

动不动就用权力来压人，迫使居民配合这一系列荒唐的行为。

8，不得向村民过度承诺，随意许诺防疫相关事宜。

9，不得实施填埋鱼塘，抽干人工湖等无效防控措施。

这真是城中灭蚊，殃及池鱼。以蚊之名抽干鱼塘和人工湖，能这样干的，真是服了，怎么不把珠江也抽干？

10，不得强制企业排干消防水池，冷却水槽，生产用蓄水池等。

以蚊之名祸害企业，这群人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

11，不得在营业时间对农贸市场消杀。

到处喷杀虫剂，不分时间场合，打得蔬菜水果肉上全是杀虫剂，该怎么吃？

12，不得在人员聚集区进行无预警消杀。

消杀的人带着防毒面具，他不怕中毒，却对着人群狂喷，这是浅浅的报复社会吗？

13-20，基本属于杀虫剂的使用规范，不得对着餐具喷，不得对着动物喷，不得使用高毒性杀虫剂，不得改变浓度。

21-22，不得强制企业进行高频次消杀，干扰企业生产。

看了这么多违规操作，简直触目惊心，这些防疫人员，又有了一点点小小的权力，就像新冠期间一样，就可以把这点权力无限放大，用来为难别人。

一场没有重症没有死亡的疫情，以蚊之名，花了多少钱？这些钱又是进了谁的腰包？

几年前的防疫路径已经打通，只需要再来一次，上次是以毒之名，这次是以蚊之名。

希望这22条负面行为提醒函能纠正各种非法行为。

仿照周杰伦《以父之名》写了一首

《以蚊之名》

杀虫的喷雾，沾湿了衣服。

杀虫剂有毒，蚊在何处？

防疫的觉悟，只能更残酷。

一切都为了通往挣钱的路。

反复喷毒雾，是什么意图？

谁整齐踏步挺住，

还来不及哭

挥动的电锯就砍倒大树。

你们每个人都有罪。

犯了数不清的罪。

我们知道不对。

却要因此受累。

投诉不能解决，

这永无止境的罪。

关掉你的电，

不要再抽水。

躲在后面的人也有罪，

被骂也不会后退。

以蚊之名勾兑，

那感觉尽是荒唐滋味，

就像边笑边掉眼泪。

凝视着完全的黑。

看着家园被毁的画面会让人崩溃。

……

全文完

伊拉克议会选举定于2025年11月11日举行。尽管街头已张贴起各类竞选海报，空气中却难觅热烈氛围。预计许多伊拉克人将选择留在家中——自美国主导的政权更迭以来，伊拉克的民主制度已推行二十年，但选举带来变革的能力让民众逐渐失望。

对于选举结果，各方已形成广泛共识。总理穆罕默德·希亚·苏丹尼领衔的竞选名单被普遍视为头号热门，由什叶派政党组成的执政党联盟“什叶派协调框架”有望通过组建包含主要库尔德和逊尼派阵营的共识政府继续掌权。

然而，即便苏丹尼的竞选名单赢得最多选票，他本人连任总理的可能性仍不大：最终人选将在选举后各党派复杂的组阁谈判中确定。此前的每一轮选举中，胜选阵营的领袖都未能出任总理。

尽管结果存在可预见性，这场选举的竞争依然激烈。各大政治阵营正投入巨额资金用于竞选活动。正如前总理海德尔·阿巴迪所言，此次选举“主要不取决于支持率，而是取决于花钱，取决于买票”。

在许多伊拉克人眼中，选举已沦为庇护政治与腐败的温床。

事实上，这场选举与其说是对政府施政表现的全民公投，不如说是根深蒂固的政党精英们重新分配权力的契机。选举中赢得的席位将成为谈判筹码，精英阶层会借助这些席位，结合暴力手段、街头动员等其他权力工具，争夺政府高级职位。

这场权力博弈的结果可能考验伊拉克的稳定局面。该国正处于罕见的平静期，这种平静建立在脆弱的精英协议之上——以搁置改革为代价换取秩序稳定。若选举进程顺利推进，将通过又一轮体制内竞争巩固伊拉克这种“可控稳定”状态；但如果对立派系认为权力分配失衡，或试图破坏长期形成的权力格局，即便是短暂的动荡也可能打破伊拉克脆弱的平衡。

伊拉克的民主体制如何运作？

伊拉克2005年经全民公投通过宪法，确立议会制民主政体，国民议会为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

每四年，伊拉克全国19个省份（包括库尔德地区各省）的登记选民将投票选举产生329名国民议会议员。

理论上，国民议会先提名总统（多为礼仪性职位），再由总统从议会“最大阵营”中提名总理人选。但这里的“最大阵营”未必是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的阵营，而是指最大的政党联盟，组阁过程往往涉及各党派漫长的谈判与博弈。

尽管宪法文本未明确按民族或宗教派系划分权力，但实际上，2003年后形成的民族和教派导向的秩序已深度制度化，深刻影响着政治运作。

政治与身份认同紧密绑定：什叶派民众主要投票支持什叶派政党，逊尼派支持逊尼派政党，库尔德人则倾向于各自的库尔德政党。自2005年起，伊拉克形成一项非正式协议：总理由什叶派人担任，总统由库尔德人担任，国民议会议长由逊尼派阿拉伯人担任。

谁在角逐伊拉克选举？

二十年前，伊拉克首次议会选举仅有少数几个大型联盟参与。伊拉克团结联盟（UIA）代表了所有主要什叶派团体，并得到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的支持；库尔德联盟联合了主流库尔德政党；伊拉克共识阵线代表了少数未抵制选举的逊尼派阿拉伯人；此外还有艾亚德·阿拉维领导的世俗派联盟“伊拉克名单”。

如今，这些曾经统一的阵营已分裂为众多相互竞争的竞选名单。2025年选举共有31个联盟、38个政党和75名独立候选人参与角逐。

从伊拉克团结联盟中分化出多个竞争激烈的什叶派派系，包括苏丹尼总理领导的“重建与发展联盟”、前总理努里·马利基领导的“法治国家联盟”，以及凯斯·哈扎利的“正义联盟”、哈迪·阿米里的“巴德尔组织”和阿马尔·哈基姆的“民族国家力量联盟”。这些团体中部分与伊朗存在不同程度的历史和政治联系。

这些政党共同组成了执政的“什叶派协调框架”（SCF）——这是一个什叶派政党的联合阵营，最初曾支持苏丹尼出任总理。它们此次以独立竞选名单参与选举，但预计将在选举后再次联合，争取组建议会最大阵营。什叶派协调框架的对手是颇具影响力的什叶派神职人员穆克塔达·萨德尔，其领导的运动已宣布抵制此次选举。

曾经联合在库尔德联盟旗下的库尔德政党，如今也以各自名义参选，包括库尔德民主党（KDP）、库尔德爱国联盟（PUK）以及多个小型库尔德运动组织。

伊拉克共识阵线和“伊拉克名单”同样四分五裂，催生出多个逊尼派领导的政党，包括穆罕默德·哈勒布西的“进步党”、哈米斯·哈贾尔的“主权党”和穆萨纳·萨马里的“决心联盟”。

伊拉克的选票竞争：动员少数群体

尽管理论上伊拉克选民可自由投票支持任意候选人，但实际上，许多仍参与投票的选民是基于庇护网络、经济或物质激励以及依附关系做出选择。因此，在许多伊拉克人眼中，选举已沦为庇护政治与腐败的体现。

历史上，伊拉克政客借助身份政治和民族教派忠诚来动员支持者，让选民相信只有“自己人”才能维护他们的利益或抵御外部威胁。近年来，伊拉克抗议运动呼吁终结民族教派体制，催生了以公民改革为口号的动员方式。

然而，2025年选举的投票率持续走低，此次选举的显著特征是政客利用自身职位和财力拉票。那些最终前往投票站的人，更可能并非自由选票的普通公民，而是以各种方式与现有体制绑定的群体。

政客们此次投入巨额资金竞选，查塔姆研究所一场圆桌会议的专家将其称为“亿万富翁的选举”。对精英阶层而言，选举已成为高风险投资：选举中的优异表现能转化为选后谈判中的更大筹码，进而争取更多影响力和获取国家资源的机会。美国近期对伊拉克银行业实施的限制，意味着许多伊拉克富豪将资本转向国内项目，其中就包括政治领域。因此，此次选举也成为了又一个利润丰厚的投资机会。

为争取选票，现任总理频繁动用行政权力及公共部门的任免权。在苏丹尼执政的三年里，政府薪资名单大幅扩张，已宣布新增约100万个工作岗位。选举前夕，苏丹尼向国家雇员发放了近9000封“感谢信”，这些信件有助于他们未来获得晋升。不过，这一举措的时机引发了强烈批评，总统阿卜杜勒·拉蒂夫·拉希德警告称，此举违反了政府近期作出的保障选举透明度的承诺。

此外，军人和安全部队人员——包括国防部、内政部雇员以及人民动员部队（PMF）和佩什梅加部队的各类成员——将在专门安排的特殊投票日提前投票。他们的投票率受到严格把控，指挥官全程监督，其选票更易流向给予他们职位并对其发号施令的政党。

军营之外，另一类选民是被纳入伊拉克庞大政党网络的受庇护者。家庭们已学会适应政治周期，清楚何时需要表达忠诚，何时能获得回报。例如，努里·马利基长期被指控通过向部落领袖提供物资援助争取支持，不仅为获取个人选票，更意在赢得整个家族的效忠。

政党还在希望争取支持的地区将公共服务作为选举工具。例如，进步党候选人拉德·杜莱米发起了一项向巴格达北部服务不足的逊尼派社区延伸饮用水管网的运动。此类举措虽解决了实际的基础设施缺口，却也凸显出政治人物正日益扮演国家的角色，通过提供服务来争取选票忠诚。

选票交易还有更直接的方式。伊拉克活跃的选票交易在2025年选举中进一步演变，出现了生物识别选民证的黑市。调查显示，选民证的买卖价格约为每张100美元。选民通常先获得一半预付款，选举日完成预定投票或干脆弃权后再领取剩余款项。

伊拉克政治阶层还将目光投向社交媒体。据称，候选人和政党付费请网红发布对自己有利的内容、推广竞选主张或抹黑竞争对手。某网红透露，此次选举的报酬显著高于往年，一个粉丝众多的账号发布单条帖子就能获得数千美元。

放弃投票：伊拉克选举投票率低迷的原因

自2005年12月近80%的高投票率以来，伊拉克的选举投票率持续走低。这反映出民众普遍质疑投票能否改变执政者及其施政方式。

伊拉克的官方投票率数据往往夸大了公众的参与度。原因在于，这一百分比是基于选民人数与登记选民（或更新了选举登记信息的选民）的比例计算得出，而非针对全部适龄选民——其中许多人选择不进行登记。2025年，伊拉克约有3000万适龄选民，仅约2100万人完成登记，这意味着官方投票率计算中排除了三分之一的选民。

对于众多游离在上述权力网络之外的伊拉克人而言，现行政治体制既不具备代表性，也缺乏回应性。经过二十年的选举和改革承诺，大多数伊拉克人的日常生活仍充斥着困境与漠视。在最基本的治理指标上，伊拉克政府始终表现不佳。尽管拥有丰富的石油财富，伊拉克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仍处于全球下游水平，同时也是全球腐败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萨德尔发起的抵制选举运动也将加剧投票率低迷的态势。他领导的运动在2021年选举中赢得了最多席位——329个席位中的73个，但在2022年8月未能组建“多数派政府”后，该运动戏剧性地退出了议会。

萨德尔已警告其追随者不要加入其他竞选名单，甚至解雇了31名支持其他候选人的组织成员。他的这一立场让许多核心顾问感到不满，他们认为该组织仍是少数拥有强大且纪律严明的选举机制、能够动员大量选民的政治力量之一。但萨德尔意在将自己公开定位在政治秩序之外，从而与这场预计参与度极低的选举保持道德距离。

选举之后：伊拉克政府组建流程如何运作

理论上，伊拉克宪法为选举后的政府组建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但在实践中，每个环节都成为政治阵营索取让步、交换职位并强化支撑该体制的精英协议的契机。

自2005年以来，从投票到政府组建的平均时长约为224天。内阁职位和高级职位的分配遵循一套非正式的“积分制”，根据各政党获得的席位数量进行核算。

联邦最高法院（FSC）在解决选举争议后确认选举结果，谈判几乎随即启动。确认结果后的15天内，看守总统必须召集新当选的议会召开会议。

首次议会会议由最年长的议员主持，按规定需以绝对多数票选举产生议长及两名副议长。但在实践中，这一时刻往往成为首次政治谈判的舞台。政党会推迟投票，并将会议“无限期延期”数月——2022年就曾出现这种情况，在此期间各方就职位分配和联盟组建展开谈判。

议长最终确定后，焦点转向总统选举，该职位需获得议会三分之二的选票。这一环节的政治博弈同样激烈。2022年起，总统选举需达到三分之二的法定出席人数，这实际上迫使各方达成共识，同时也赋予了三分之一的少数派阻挠进程的权力。

总统当选后，需在15天内从“最大阵营”中提名总理人选。这一环节本身就存在争议。联邦最高法院在2010年的一项标志性裁决中，将“最大阵营”解读为选举后组建的阵营，而非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的名单。这一裁决使得努里·马利基领导的联盟得以击败当时胜选的艾亚德·阿拉维联盟。2019年该判例得到重申，正式将选后谈判确立为政府组建的核心特征。

总理候选人获得提名后，需在30天内向议会提交内阁名单及施政纲领，以争取信任投票。这一阶段同样由谈判主导。主要派系将瓜分预期中的内阁职位，各方根据自身在议会中的席位权重争夺关键部门。

在每个环节，这些谈判都并非在议会内部进行，而是在权力的密室中展开。真正的决策者——各执政阵营的领袖，将选举结果视为争夺部长职位及近1000个其他政府高级职位（即“特等职位”）的谈判筹码。这些职位意味着能够掌控庞大的国家资源、庇护网络以及影响力机制。

然而，在伊拉克选后的权力争夺中，席位只是众多谈判筹码之一。精英阶层还会动员支持者走上街头，甚至动用针对性暴力来维护自身影响力。例如，2021年选举中，人民动员部队的追随者在其关联政党表现不佳后占领了巴格达绿区。不到一年后的2022年8月，萨德尔派因未能组建政府，也发动了对绿区的入侵，造成约30人死亡。在那次政府组建过程中，包括哈勒布西以及当时的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在内的政客住所遭到袭击。选举季常见的报复性暗杀，仍是该体制运作的典型特征。

因此，伊拉克选举中的阵营分裂更多是出于战略考量，而非意识形态分歧。各个派系单独参与竞选，旨在衡量自身的选举影响力，并为选后谈判积累筹码。

一旦席位被兑换为职位，这些派系必然会重新聚集到传统的执政阵营中，以略微调整的形式重建原有的权力秩序。如此循环往复：同一批精英经过重组与重新包装，在民主革新的熟悉外衣下重掌政权。

重建伊拉克选举信任：鼓励参与并强化问责

2003年后伊拉克的选举制度旨在防止独裁政权复辟。选举本应成为定期的权力平衡机制，每四年重新调整政治代表性，并让对立政党在共识的宪法框架内和平角逐权力。竞争本应催生多元主义，而跨民族教派的包容性则旨在维护稳定。向公众作出的承诺是，通过选举，伊拉克民众能够让领导人承担责任，并维护来之不易的民主成果。

然而二十年后，这一制度已固化为另一种形态。它非但未能遏制威权主义，反而在巩固一种竞争性政治秩序——选举虽得以保留，民主与问责制却在不断被侵蚀。那些本应维护民主制衡、透明度与法治的机构，已被同一批精英阶层掌控或政治化。其他让精英阶层承担责任的方式（如抗议活动），则通过拉拢、恐吓与暴力手段被系统性削弱。

只有通过真正的改革，伊拉克的民主才能开始兑现其曾经的承诺。

短期内，伊拉克这套自我维系的政治体制不太可能发生彻底改革。什叶派协调框架（SCF）预计将继续主导政府组建进程，在确定总理人选及行政部门职位分配方面维持核心地位。萨德尔运动可能会继续对该体制采取“一脚在内、一脚在外”的姿态——影响力足以左右结果，又保持足够距离以标榜反对立场。与此同时，主要的库尔德和逊尼派政党将寻求挽回在上一轮政府组建中失去的阵地，并争取更大的权力份额。

因此，重建信任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伊拉克的民主赤字问题，并重建选举与问责制之间的关联。除此之外，伊拉克还需要能让选票真正发挥作用的选举规则：更清晰的席位分配机制、透明的候选人审查流程、对竞选资金及政党相关规则的严格执行，以及一个不受政治操控的选举委员会。同样重要的是强化议会的监督能力，让各委员会能够在不受党派阻挠的情况下，切实审查预算、监督各部门并质询高级官员。

这些举措需要精英阶层展现出迄今为止一直缺失的政治意愿。培养变革所需的政治意愿，需要采取联动方式，将公民社会与体制内具有改革意识的参与者联结起来，形成切实有效的压力。

若不进行结构性改革，伊拉克的选举仍将是精英阶层的竞争舞台，而非公民行使问责权的载体。选举将继续只具民主选择的表象，而无其实质。只有通过真正的改革，伊拉克的民主才能开始兑现其曾经的承诺：不仅是权力的重新洗牌，更要重建信任。

来源：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5/10/iraq-elections-2025-how-votes-are-won-and-what-results-could-mean-iraqs-fragile-stability

编译：温克坚

作者：何五畏

事情是这样的，早晨走在路上，听自媒体音频，讲陈年旧事，讲的那是不着调，讲到林彪，讲他原准备谋杀毛失败去广州“另立中央”。记忆中，1971年，党中央印发的，供全国人民学习的，有关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文件，确实是这么说的，但以前没怎么往心里去。

今天听着，忽然想，这可能吗？就算林彪身边有一些忠心耿耿的部将，但总的说来，他能大量调动军队吗？真到那时，以伟大领袖毛的性格，不会向广州扔蘑菇云炸弹吗？

然后就联想到传说中的《571工程纪要》。它后来被评价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部，或者前三十年唯一一部‘宣扬民主，反对毒菜’，却又被公开地、广泛地传播过的历史文献”。

我只记得一些片段，“9.13事件”学习材料中有载的片段。就想查查《571工程纪要》全文。似乎也有人怀疑《571工程纪要》是假的。管它呢，还是想看，就在微信上搜索。

微信搜索联合了腾讯元宝和DeepSeek，技术上说，后两者的搜索能力应该强大前者若干倍。但事实是，腾讯元宝和DeepSeek加起来，狠狠低于微信搜索的成果。换言之，微信搜索轻意就干过了腾讯元宝和DeepSeek两家。请看腾讯元宝和DeepSeek给出的搜索结果——

571工程纪要内容全文

《“571工程”纪要》是林彪集团策划的反革命政变计划文件，内容涉及对当时政治局势的错误分析、企图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阴谋以及具体的实施步骤等，其内容严重违反宪法和法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因此我不能为您提供该文件的全文内容。我们应当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弘扬正能量。如果您对这段历史有进一步的疑问，建议通过正规的党史研究资料或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

因为571工程纪要“严重违反宪法和法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我就“不能为您提供该文件的全文内容”。这就是说，腾讯元宝和DeepSeek，是两个带智能的蠢货——两个为了将用户带入愚蠢的陷阱而率先自动愚蠢起来的智能体。

怪不得总说遥遥领先。技术在飞速进步，正常人都在叹息头晕目眩，你却挟着技术向后跑，当然，在你前面，就缈无人迹，你是第一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你遥遥领先，朝X伊X只能望洋兴叹。

以前我们无可奈何的是，百度等搜索器，不是想的扩展人们的眼界，向人们呈现丰富的外部世界，而是挖空心思墙住人们的眼界，简单地说，它不是想办法让人们“搜出来”，而是致力于让人们“搜不出来”。但它们毕竟不太智能，经常有漏洞，经常看到漏网之鱼。

请注意上面的截图，下端打勾的地方，那是一个叫“教的是史”的公众号，于上月25号，也就是25天前，发过我的搜索目标——被腾讯元宝和DeepSeek墙住的内容——《571工程纪要》全文及影印图片。微信公众号可以通过，腾讯元宝和DeepSeek凭什么觉得需要墙住？

在网络没有带上智能以前，没有这么坏的工具，没有愚昧和愚蠢到这种程度。“微信搜索”当然已经很政治正确，很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微信公众号”当然已经很政治正确，很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是，你还在“微信搜索”和“微信公众号”身上阉一刀。

既然你都智能化了，你会逻辑运算，你难道不知道“过犹不及”？不知道对“正确”加以“正确化”，就是制造错误；对“安全”设置“安全阀”，等于制造麻烦吗？——这就是腾讯元宝和DeepSeek的愚蠢加起来更愚蠢，还不如微信搜索和微信公众号“正确”的逻辑原因吧。

进一步揣想，操作设计这些程序的工程师，应该是一些理工考霸，小镇做题家，他们脑袋里大概只有“安全警觉”，没有“判断安全的能力”。给他一寸安全线，他就收缩一尺。路边拾得一纸封皮，就以为收到信。或者说，一代自带病毒的“理工男”们突然被技术置于为国民调制营养代用品，类似于精神保姆的角色，他们有条件做到把真正的奶粉藏起来，以便让三聚氰氨奶更容易被选中，自认非常神圣，不“使点蛮力”就觉得对不起这份神圣。

既然人工智能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以后大家都用腾讯元宝和DeepSeek之类的工具，那么，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干净，未来的宿命就是，技术越进步，眼界越狭隘，思维越愚昧。

2025年10月21日，于家乡，母亲病榻前

相关阅读：《“571工程”纪要》全文和影印图片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海边的西塞罗｜老西觉得，胡锡进老师说的对

10月13日，胡锡进在他的微博发布帖子，称他认为现在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越来越小心了，“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

但对这一现象的原因，他却含糊其辞，避重就轻。

同时，胡锡进的言论引起网民热议，不少网民批评他“贼喊捉贼”，认为当今舆论的保守、封闭、倒退恰恰是胡锡进之流曾经活跃的结果。还有不少网民感叹，到底要达到怎么样的言论管制程度，才能让胡锡进也认为“不够自由”的。

在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发布的一篇遭删除的文章中，作者对胡锡进的言论明褒暗贬，质疑老胡顾左右而言他，不够“中肯”。

文中写道：

我觉得胡老师说的好，点的大胆。当然我也并不以自己不再写这些事情为耻。人家胡锡进老师是什么人，好歹算是免死金牌的人，地位咱这等人比不了，也不好比。所以我觉得我是可以自我谅解的。

当然指出现象本身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就好比你观察到自然界里水会从下流、苹果会落地，这个现象东西方都发现了，可是咱们得出的只是阴阳和合、到了宋明还是“气之轻清者上浮而为天，气之重浊者下凝而为地”之类似是而非的浑话，人家牛顿牛爵爷就能总结出万有引力等一整套理论，还给出了可证伪的数学化公式，这就不是一个性质的东西。所以点出万马齐喑不算本事，多问一句为什么，方见其勇敢。

[…]胡老师说的有道理，当然，如果他能再有道理一点，追问一句，为什么现如今会有这么多大脑短路的严苛网民横行，就更好了。 […]胡老师文章的最后，忧心忡忡的警告说：“我们的社会应当丰富多彩，社交媒体应是全体民众交流信息的平台。如果一些群体退出了，或者严重消极了，只剩下另一些群体在其中活跃表达，那样的情况一定不会太好，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这话说的有点委婉，也比较抽象，我们举个现实一点的例子，生物进化学上有一个左墙定律，说的是假设一个醉汉，蹒跚的走在一条路上，左面有一堵墙，右面有一道沟，他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早晚会调到右边的沟里，因为这个进化模型中一个方向是被封死的，所以物种在随机进化过程中，早晚会走向相反的那个极端。

文章作者小西说，胡锡进这话说的有点委婉，也比较抽象。小西举了个现实一点的例子，我们让AI老胡来读一下：

大家好，我是AI老胡。我每天看中国数字时代，所以比老胡说得更对。我认为小西举的这个例子很好：生物进化学上有一个左墙定律，说的是假设一个醉汉，蹒跚的走在一条路上，左面有一堵墙，右面有一道沟，他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早晚会调到右边的沟里，因为这个进化模型中一个方向是被封死的，所以物种在随机进化过程中，早晚会走向相反的那个极端。

[…]最后，模仿一下胡老师的口吻——小西……啊不，老西觉得，胡锡进老师说的很对，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

但为什么？

二、建设性意见｜一场烟花秀，把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一窝端”了

2025年9月19日，中国烟花大师蔡国强与中国安踏旗下品牌始祖鸟联动，在西藏喜马拉雅山脉查琼岗日举办了一场烟花秀。

这场名为“升龙”的烟花秀由蔡国强团队设计实施，他们通过在喜马拉雅山脉上点燃烟火，使烟火火焰沿山脊引爆，从而形成“升龙”景观。\

然而，这场烟火秀后续引起网民强烈不满，认为该秀破坏了高原雪山的自然生态环境。

在网络持续发酵近一个月后，10月15日，西藏日喀则市发布对“升龙”烟火秀的调查通报，认定该行为违反《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和《草原法》，对蔡国强以及始祖鸟追究赔偿责任，同时对事发地江孜县的领导班子进行问责。

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作者项栋梁针对该事件发布评论文章，但该文遭到删除。

文章写道：

类似这样破坏高原生态、引发舆情危机的事情，有可能在事前避免吗？

理论上来说，如果各个部门都能发挥专业性，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好，那是可以避免的。但实际上，由于县域环境普遍存在的“一言堂”决策机制，类似事情几乎不可能避免。

我们逐一分析江孜县被问责处理的这些干部就能明白悲剧不可能避免的原因。

县委这边，除一把手县委书记外，还问责了三个人，分别是宣传部长仓木决、宣传部副部长李静，还有政法委书记桑布。

处理宣传口的领导，是因为他们没有预见到舆情危机的风险，对烟花秀这件盛事可能引发的破坏环境恶评估计不足，准备不足。但凡他们能力强一点，工作仔细一点，找几个熟悉互联网舆论的自媒体博主问问这事做出来大概会有怎样的网络反响，也不至于后面这么被动。

处理政法委的领导，是因为他分管公安系统，而江孜县这场烟花秀活动被当成普通的群众活动来举办，审批单位正是公安局。但凡公安系统在审批时多想一想，这事儿除了人员安全风险，还有自然生态风险，给县领导认真提醒一下，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

县政府这边，除县长之外，问责了分管生态环境的副县长崔国禄、分管文旅工作的副县长黄红梅，兼任公安局长的副县长李积平，以及生态环境局局长次成江措，林草局书记达次。

生态环境条线上的副县长和局长被问责，是因为直属于他们管辖的环保工作他们没有发挥作用，不仅没有在事前及时制止，还代表环保部门在舆情危机发生后对媒体错误表态说活动合法合规。但凡他们发挥一些专业作用，或者找几位熟悉高原环境的专家咨询一下，也能知道办这个活动很不合适。

[…]最后再说县委书记和县长。其实在一个县里面，有蔡国强这种量级的艺术家来办活动，必定是由书记或县长出面牵头推进的。

这种县里一二把手亲身挂帅的项目，办或不办，办到多大，投入多少资源，都是由书记或县长直接决策的。现实中，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里的其他成员只有配合的义务，几乎没有提出意见的空间，更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整个项目。

公安系统、环保系统、文旅系统，宣传系统，都只会去积极论证县委书记和县长的英明决策，不可能提出质疑或反对。

一旦县委书记和县长两个人都没能意识到风险，或者意识到了风险但盲目相信问题不大可以解决，那最终就难免捅出篓子来。只是绝大部分时候，一个偏远的县里出了什么事也走不出这个县，办砸了也就办砸了，书记和县长当作事情没有发生就可以了。

极偶然的机会，像这次蔡国强的烟花秀，因为名声太大，过于离谱，就酿成了全民讨伐的舆论危机，县委书记和县长也就兜不住了。

一言堂决策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此。

三、建设性意见｜基孔肯雅热确诊超2万例，一个重症都没有

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发布的另一篇质疑广东对基孔肯雅热疫情过度防控的文章也遭到审查删除。

文中写道：

因为下周要举办顺德美食之旅活动，有外省伙伴担忧基孔肯雅热疫情，所以我仔细查证了一番，得到一个惊掉下巴的数据：

自2025年7月20日至10月11日，广东省已累计确诊基孔肯雅热病例20006例，无重症或死亡病例。

划重点： 一个重症都没有。

在一种传染性疾病流行的初期，当我们对流行规模和健康危害还没那么有把握的时候，把警惕值拉满，从严从重防控，是非常合理的。

当它已经在密切监控下流行了一段时间（近3个月），累积了超过2万病例数据的时候，就有必要重新审视这种流行病，看看它对人体健康会有多大的威胁，会对社会秩序造成怎样的影响。

基孔肯雅热并不是一种新的传染病，1952年就在非洲被发现了，但在中国较大范围传播还是今年的事情。此前，疾控部门一直根据既往的国际数据来评估基孔肯雅热的威胁，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较大规模统计数据，是时候该更新对这种疾病的认知了。

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的科普知识是这样描述基孔肯雅热危害的：

多数患者症状较轻，病程约1\~2周后可自行恢复，致死率极低（通常低于0.1%）。但少数人群（如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

咱也不知道国外这个致死率低于0.1%的统计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是不是和医疗条件薄弱有关，是不是和确诊能力有关，单就今年7月以来广东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

基孔肯雅热的重症率和致死率都是低于万分之一的。

[…]几乎所有我们已经有较为充分了解和成熟防控方案的传染病，需要的都是日拱一卒、久久为功的常态化防控，而不是集中力量、压倒一切，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运动式防控。

说得直白一点：

在今年7月佛山地区刚出现基孔肯雅热扩散的时候，由于对感染规模还不清楚，对疾病危害还没有足够多本地数据，在本地民众对基孔肯雅热这种疾病还比较陌生，有可能引发恐慌流言的情况下，政府部门严阵以待，集中清积水防蚊虫，争取尽快控制感染规模，是合理的做法，应有的态度。

但到了10月份，在我们已经有超过2万病例数据，对基孔肯雅热的“零重症零死亡”有充分了解的前提下，在公众经历了数月时间信息轰炸已经基本破除陌生恐慌情绪的基础上，在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再高压的防控也不可能完全扑灭基孔肯雅热，它注定已经成为华南地区常驻蚊媒传染病的情况下：

还有没有必要把防控基孔肯雅热作为一个流行地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还有没有必要以牺牲公众正常生活和商业经营为代价来运动式“清积水防蚊虫”？

还有没有必要花费巨额人力物力财政资金在一个县级市设置33个核酸检测点？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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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个发大财的机会介绍给大家，那就是向新能源汽车企业举报“黑公关”线索。

蔚来汽车悬赏征集黑公关和网络水军的线索，核实有效后奖励最高100万元。

极氪汽车更大气一些，悬赏征集黑公关的奖励金额最高可达500万元。

我在想，要是我全力发挥调查能力，把这一圈黑公关悬赏挨个拿下，岂不是很快就财务自由了？不知道有没有掌握内幕信息的读者愿意一起发财。

但仔细查了一圈，发现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

这么多新能源汽车企业都在悬赏征集线索，当然是因为它们持续遭受黑公关攻击，品牌形象受到了严重影响。

最近风口浪尖上的小米汽车通过法务部发表声明，要坚决打击黑公关和网络水军。

还有理想汽车，也说他们是网络黑公关、黑水军的受害者，现已固定相关证据，将采取不限于刑事报案、行政投诉、民事诉讼等手段追究黑公关的法律责任。

就连华为旗下身披民族企业铠甲的鸿蒙智行也深受网络黑公关的造谣、抹黑、诋毁、攻击。

还有我们广州的小鹏汽车，也通过法务部发声明，要坚决打击蓄意造谣抹黑的违法和侵权行为，又一个网络黑公关的受害者。

当然，黑公关的受害者也少不了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冠军比亚迪，卖得多，也被黑公关攻击得多。

查着查着，我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啊：

怎么我查到的每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都说自己是黑公关的受害者呢？这不科学啊……

黑公关，顾名思义，是以抹黑竞争对手为目标的公关行为，A公司花钱让水军账号发布竞争对手B公司的黑料，从而打击B公司的品牌形象，抢占其市场份额。黑公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上长出来的，它是某些新能源车企用钱养出来的。

问题在于，每一家国产新能源车企都在宣称自己是黑公关和网络水军的受害者，而且每一家都能举出针对自家品牌的黑公关真实案例，那么，

哪家车企是黑公关幕后操纵一切的黑手呢？

按照各家新能源车企法务部的说法，自家公司是黑公关的受害者，对黑公关行为深恶痛绝，要坚决抵制，严厉打击。总不能一边大喊抓贼，一边自己做贼吧？

近日，小米汽车的老板雷军同志在2025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发言呼吁：

智能网联汽车不是零和博弈，倡议全行业共同抵制网络水军和黑公关。

这雷军同志造车的能力怎么样我说不好，但发现问题症结的眼光还是很精准的：

零和博弈，所以全行业都在互相倾轧，互相伤害。

治理网络水军必须要全行业团结一致、共同抵制，当然是因为黑公关的来源是全行业共同参与、共同承受。

新能源车企，有一个算一个，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谁又比谁更高尚，谁又比谁更下作呢？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能看到哪个汽车博主因为黑公关行为被查、被抓，可是从来没看到通报过背后资助这些黑公关的公司是哪一家。

真黑啊！黑得乌烟瘴气，黑得硝烟四起，黑得草木皆兵，黑得举目皆敌……

这哪是黑公关啊？

这分明是刘慈欣笔下的黑暗森林。

只是我忍不住会想：

新能源汽车的世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败坏的呢？我记得，汽车都烧油那会儿可很少听说这些烂事。

多款知名进口药将退出国内市场，近日引发关注。

据界面新闻，10月15日晚，国家药监局公众号显示，注销费卡华瑞的氯雷他定片等80个药品的注册证书，意味着这些药品后续将停止生产销售等行为。这80个药品中，超过一半是外资公司的产品。

最近几年，很多医院开不到进口药、进口药逐渐退出中国市场，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但数十款进口药再次“跑路”，仍引发公众疑虑——以后还能不能买到进口药了？部分罕见病是不是无药可医了？

前面提到的氯雷他定片，主要用于治疗过敏性鼻炎等症状，每年北方春秋季花粉高发季节，很多人都得靠它来“续命”。费卡华瑞是一家中瑞（瑞典）合资药企，是氯雷他定片的原研公司，后被德国药企巨头拜耳收购，后者目前仍持有氯雷他定片的产品批文。

也就是说，关于氯雷他定片，患者依然可以选择同类进口原研药或国产仿制药。但另一些药品，尤其是针对罕见病特效药的退出，患者别无选择，影响就大了。

黏多糖贮积症IVA型是一种典型的罕见病，症状包括生长迟缓、脖子异常短等。美国新兴生物制药公司百傲万里生产的“唯铭赞”，是全球唯一获批治疗该病的药品，但价格高昂，一支7500元（5mg），一次用药数万元。

“唯铭赞”2019年5月在中国获批上市，随后被列入第一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2021年，“唯铭赞”曾出现在医保谈判预选名单中，但最终谈判失败。2024年5月，制药企业百傲万里在“唯铭赞”的进口药品注册证到期后未再续期，退出中国内地市场。

百傲万里当时在回复媒体时表示，“复杂的市场准入规则使得药物的供应不可持续，特别是在罕见病治疗方面。尽管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尽了最大努力，仍然没有促使‘唯铭赞’进入医保报销体系，我们决定不再续签该产品的进口药品注册证。”

事实上，尽管大部分退出中国市场的进口药生产商，并未详细说明退出原因，但进口药定价高，若不能进入医保，价格上完全竞争不过国产仿制药，退出就成了很自然的市场行为。

去年12月，在国家医保局展开的第十批药品集中采购中，所有原研药企或放弃竞标或象征性报价，最后无一中标，曾引发舆论关注。在此之前，已不断有进口原研药宣布退出中国市场。据“中国医疗保险”公众号的不完全统计，截止2024年5月，已有161种进口药未在我国再注册。

同样一种药，进口原研药的价格是国产仿制药的近十倍，在“以价换量”逻辑下，国产仿制药凭借价低的优势大量入选集采。据国家医保局数据，前九批药品集采中，国产仿制药中选1583个，进口原研药中选70个，仿制药占比95%以上。

前些年，进口药即便未进入医保，或者落选医保，但还能被一些医院采购，近些年越来越少被开出。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国家考核指标，几乎所有医院都在努力降低药占比（药费占治疗费的比重）。于是在疗效差不多情况下，减少高价进口药使用成了医院的必然举措。

对跨国药企来说，随着进口药专利悬崖（专利即将到期）的到来，自知无法与国内的众多仿制药企竞争，主动提前退出，把更多精力放在创新药研发和推广上，也合乎自身商业利益。

不管什么原因，进口药退出，医保省钱了，患者的负担也减轻了。之所以屡屡引发争议，部分是因为国内市场对原研药仍有比较大的需求，虽然很多仿制药并不比进口药差，但每个人的病情、身体状况不同，有的人用仿制药就能治好，有的人可能更适合用进口药，所以希望能够给进口药留出一些空间，让患者自主选择。

尤其对于没有仿制药的“孤儿药”来说，若也退出国内市场，患者只能海外购药，这些药更需要国内医院提供购买渠道。像前面提到的进口药“唯铭赞”，在退出中国内地市场4个月后，广东妇儿医院通过“港澳药械通”，以“特批”的方式进口该药，让数十名患者重新用上了“唯铭赞”。

从全球范围看，用国产仿制药替代专利到期的进口药，是正常趋势，而且集采省下来的钱，理论上可以给到专利药和创新药，让更多罕见病和肿瘤患者得到救治。

但现阶段患者的不安并非多虑。医院保留部分进口药，既可以让患者多一些选择，也可以促使国内仿制药企业把好质量关。如果仿制药的药效足够好，患者没有理由不选更便宜的药。

近日，泽连斯基三访白宫，在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会面之前，普京专门给特朗普打了个电话，交代了一些事，结果在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会面时，特朗普几乎就是普京的传声筒，甚至爆粗口，逼迫泽连斯基，接受普京的条件。

看了两人会谈的视频，更觉得特朗普和万斯是在戏耍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特地穿了西装出席。并且一直说谢谢，了解他们之前会面的都知道这两个梗，川普团队的人挑泽连斯基的刺，说他没穿西装，没说谢谢。泽连斯基这次穿着西装说着谢谢。

特朗普还对泽连斯基的西装品头论足，目的就是敲打泽连斯基。

之前特朗普还信誓旦旦的说要给乌克兰援助战斧导弹，这个足以改变战场格局的武器。结果普京一个电话，战斧导弹也泡汤了。

更让人生气的是，在泽连斯基说了希望得到战斧导弹时，特朗普和万斯他们俩互相对视了一眼，然后轻蔑地笑了。

两个人就这么很有默契的一笑，说明他们俩在之前就商量好了，战斧是不可能给，只是用来钓鱼，现在泽连斯基咬钩了，他们在开心的溜鱼。

特朗普的草台班子还有更过分的，其战争部长赫格赛斯在与乌克兰会面时，戴了一条俄罗斯国旗的领带，这意味着什么？

是故意侮辱泽连斯基，还是像特朗普表忠心。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懂王爱普京，部长戴俄旗。

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支持率也创下新低，国内的抗议声不断。

全美700万人，2700个地方都出现抗议特朗普的游行。大家都喊着：不要国王。

而特朗普显然不在乎，甚至还发一些AI视频回应，他团队做了一些AI视频，正是特朗普带着王冠的视频，用此来嘲讽抗议者。

还有一个视频更辣眼睛，特朗普开着战斗机向抗议者投大便。

今天又看到一则视频，未来的美国总统都变成特朗普，从2028到2032一直到22世纪都是特朗普。

看来特朗普真的很崇拜普京，想学普京一直当下去。

但特朗普不能突破宪法的规定，只能当两届，他再怎么祸害这个世界，也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了。

特朗普现在的心态，就是没有了后顾之忧，又没有了阻力，那就是玩呗，赚钱呗，炒股炒币，就凭他发个帖子，就能造成巨大波动，他就是内部信息，他的团队提前做多做空，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至于对于俄乌战争来说，他只想停火，让乌克兰接受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好为自己争取诺贝尔和平奖。

全然不顾这个世界的道义。

过段时间，普京和特朗普还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会面，曾经的布达佩斯备忘录忘了吗？还想在布达佩斯再搞个新的备忘录吗？

特朗普和普京在亲俄的匈牙利会面，就说明了他在满足并方便普京。不知道普京对他又有什么指示。

所以之前很多人都说过，特朗普就是俄罗斯的间谍，通过这一系列行为来看，真的不像是开玩笑。

所有行动都是唯普京马首是瞻，很多事情也都是在策应普京。对普京表现得很尊重，对泽连斯基表现得很轻蔑。

真的感觉，普京手里捏着特朗普的蛋蛋。

乌克兰在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后，就打断了俄罗斯的经济命脉。

而俄罗斯还有一条命脉就是手里捏住了很多政客的蛋蛋，不只是特朗普，还有欧洲的一些亲俄的政客，以及其他。

蛋蛋被捏住，就只能任人摆布。于是各种捣乱搞破坏的事层出不穷。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要不乌克兰去轰炸莫斯科档案馆吧，把里面的那些政客的历史包袱炸掉，让普京再也无法拿捏他们。

没有了证据，就不会像条狗一样任人摆布。也算是帮特朗普解开脖子上的枷锁。

不过现在乌克兰的战场上，有战斧导弹会事半功倍，没有战斧导弹，乌克兰也有自己的火烈鸟导弹，只不过慢一点。

而且还有无人机已经成了战斗的主力。就凭无人机轰炸炼油厂，已经打得俄罗斯开始进口汽油了。

胜利的势头已现，特朗普要帮忙就快点，不帮忙就慢点。

泽连斯基是不会同意割地求和的条件，战争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希望真正的和平早日到来，乌克兰加油。

我相信乌克兰必胜，步韵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的《闻乌军收乌东乌南》已经写好，就等胜利的那一天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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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总统不得不在外面的空地上找一个地方开发布会，这是载入历史的一幕。

这个发布会的条件，比我们书店办活动还要简陋。

这是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在白宫见面后的场景。

我还注意到，特朗普早前宣布与普京见面的地点，是在布达佩斯。欧尔班和他的匈牙利，是最亲近俄罗斯的。

特朗普这次当选后，第一个到海湖庄园见他的外国领导人好像就是欧尔班。这是真正的“亲近”。可以想象，在布达佩斯的三个人，交谈会愉快得多。

当然，不排除一种可能，这都是特朗普的谈判手段，向双方都施压，为了自己的所谓“和平伟业”。

但是透过领导人的政治光环，仍然可以把他们看成是一个普通人，他是怎样的人？他见谁更亲热，见谁更紧张？

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所谓“战斧”都是传说，泽连斯基面临的是一种孤独的处境。

欧洲国家领导人普遍表态支持乌克兰，可是任何一项“集体决议”都会被欧尔班否决。

我有时候会觉得，那些领导人甚至有点感谢欧尔班，因为可以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

在那些领导人的表态中，很少看到有人愿意真正承担责任，他们普遍强调的是一致性和团结，而“真正的责任”则需要敢于独自承担。

这是一个悖论。如果每个国家都聚焦于自己的问题（那也是实实在在的），乌克兰问题就很难解决。一个“右转”的世界，不管是国家和个体，都会更加孤独。

泽连斯基孤独的身影，不仅反映出乌克兰的处境，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普通个体”的写照。

昨天，涉及抗过敏、降糖及肿瘤药的多款知名进口药将退出国内市场的话题冲上热搜，与去年不一样的是，多数网民并不是欢欣鼓舞，而是失望和叹息。

可以预见，即将开展的第十一批集采，原研药再次面临全军覆灭。

2024年12月12日，号称“灵魂谈判”的第十批集采申报会将所有原研药“驱逐”出去了。

原研药不可能报出一个亏得血本无归的低价，许多跨国药企干脆退出了中国市场。

从节省费用和全力覆盖医保人群的角度来说，理解，也体现了制度优势。一次次集采的背后，是民生福祉的升级，带给患者更多用药实惠。但是把大量中成药纳入医保且价格不菲，是几个意思？

当然，也有看上去利好的消息。

集采规则本身在不断优化，积极回应临床的合理需求，为原研药和仿制药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保障用药选择权：第十一批集采规则优化了报量方式，医疗机构可按具体品牌报量，其认可的品牌中选后可直接供应，赋予了医院更大的选择权。

尊重临床特殊需求：新规则明确，对于仿制药适应症少于原研药的品种，会降低报量要求，以保障临床合理用药。同时，公立医院的非基本医保服务使用的药品不纳入集采报量监测，也为原研药的使用留出了一定空间。

持续强化质量监管：新的集采规则进一步提高了对投标企业质量管控能力的要求，并强化了对中选药品的全覆盖检查和抽检，旨在从根本上保障药品质量。

不过，价格如此低廉的仿制药，真的能够保证药品质量么？

已经退博的大V@章蓉娅医生 讲过一个故事——

有个偏远地区的进修大夫来中国顶级医院进修，发现某病用某药效果特好，他们医院有这个药，但是之前没有这方面的治疗经验，就把治疗方案带回当地。结果呢？成分一模一样，剂量一模一样，却一丢丢效果都没有。

进修大夫不解，打电话来询问，顶级医院的知名专家也找不到原因——诊断，没问题；药物，没问题；药物剂量、用药频率、疗程天数，都没问题，但就是没效果。

后来专家没办法，就在自己医院开了药，给进修大夫寄回去，再让病人吃，真是神了，寄回去的药就有效，同样的药物成分，不同厂家而已。充分说明：不仅疫苗有质量差别，很多药物也是有差别的。

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原研药与仿制药的巨大鸿沟。

仿制药能不能完全取代原研药呢？

答案：不能。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医保局综合评审专家陈昊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没有模棱两可。

他说：“通过评价”只是市场准入的最低及格线，相当于一个国家规定的最低质量标准。在国家标准之上还有行业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的是优秀企业的内控质量标准。原研药企业通常执行的是最高的内控标准，是90分，甚至100分，而“过评”的仿制药企业只能证实自己已达到了60分。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规定，仿制药能否替代原研药，需要满足以下五个“一致性”条件。

第一、按国际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来组织生产；第二、药学等效，具有与原研药相同的药物活性成分；第三、生物等效，相同试验条件下，药物成分被人体吸收的程度与速度一致；第四、临床等效；第五、提供适当的说明书。这些也是国际上公认的仿制药“一致性原则”。

但我国目前实行的一致性评价只做到第三步，也就是生物等效，而非临床等效，甚至有些药物第三步都没有完全达到。实际上，即使药物成分一致，辅料、生产工艺的不同，也会影响到药物在体内的溶解性、生物利用度与稳定性，乃至最终疗效。

他的建议：能否建立一个多元化的买药渠道？譬如指定哪些医院作为原研药保障单位，必须库存一定量的原研药，患者想吃集采药就吃集采药，想吃原研药就吃原研药，应该把选择权交给患者自己来决定。

希望药品价格水分被挤得差不多，绝大部分患者有药可吃后，下一步能够考虑对药物进行精细化管理，开始想怎么才能满足患者对于原研药的需求，工作重心转向保质量、保供应。

我赞成。

写这样的文章并不讨喜，上级主管部门别来找我的麻烦，作为一枚已经开始策划退休生活的老医生，我最关心的是患者病情和治疗效果，所以我的赤诚换来什么结果，也就无所谓了。

能走出雨季的从来不是伞， 而是不惧蹲湿的自己。

温馨小贴士——

当你用仿制药得不到满意疗效，可以在各个网络平台或者港澳途径购 买原研药试试。

附1200+种详尽的原研药目录。

点此跳转

微博管理员10月20日晚间发布消息称，近期，在落实网信办“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专项行动中，针对恶意抹黑诋毁企业、散布涉企虚假信息、集纳企业负面、引导并煽动用户攻击企业等行为进行重点打击，并责令对存在相关违规行为的多名汽车领域KOL(意见领袖)用户予以禁言90天、禁止广告收益180天的处置。

由于部分网友对相关账号处罚依据存在疑问，针对被责令处罚的涉企投诉量较多的KOL用户，经报主管部门批准后，微博公布了六起案例，包括“小马甲不小”、“兲虎”、“科技Finder”、“地球上的Alex”等博主相关违规言论。

微博管理员称，站方支持广大用户在相关讨论中提出合理的质疑和批评，表达理性的用户诉求；但故意造谣和抹黑，伤害的不仅仅是企业，也可能破坏整个行业甚至民营经济的整体生态。微博呼吁内容创作者更多侧重于客观的产品测评、深度的行业解读、生动的企业故事等，而不是通过诋毁与拉踩收割流量。

今年5月底，按照2025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总体安排，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涉企网络‘黑嘴’”专项行动，以此督促网站平台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提升涉企网络侵权举报工作质效，维护企业和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等。

除了微博之外，抖音也曾公布涉嫌抹黑汽车企业的网络“黑公关”案例。8月12日晚间，抖音黑板报发文称，网络上出现大量关于“理想车主”的讨论，其中部分内容存在误导、攻击言论。平台依据相关治理规则，对借事件不当蹭热、恶意炒作的内容及账号予以处置，包括但不限于借此事炒作营销、同质化演绎恶搞或拍摄“理想车主乱停车”、人身攻击理想车主、自行修改头像谎称被“封禁”等。

今年以来，针对网络水军、“网络黑嘴”等问题，多家汽车企业也先后出手治理。

9月中旬，理想汽车表示，公司发现部分网络黑公关、黑水军通过恶意抹黑、编造虚假信息等手段，恶意诋毁理想汽车品牌形象、产品质量，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等。公司现已固定相关证据，将采取不限于刑事报案、行政投诉、民事诉讼等手段追究其法律责任。

今年3月，赛力斯汽车法务部发布声明称，将加大力度持续打击恶意针对问界汽车和用户的黑媒体、黑公关、网络水军，以实际行动守护清朗网络空间，坚定支持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为征集抹黑线索，该品牌给予线索提供者1万元-500万元奖励。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CHINA Books Review（中国书评）：是一份在线出版物，将提供与中国图书相关的信息、见解和智慧的评论。该书评网站由中国连线 (The Wire China) 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 (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共同发起。该网站将免费提供由知名作家撰写的书评、作者访谈、编辑节选，以及更多类似《纽约书评》的一般性文章，并且将重点关注有关中国和来自中国的书籍以及更广阔的汉语世界。

一、“民主能做什么，又不能做什么”：牛津学者的新研究为时代疑问提供答案

中国数字时代曾报道过全球的民主制度正陷入信任危机。对此，牛津大学教授玛雅·都铎 (Maya Tudor) 10月在《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 上撰文，用实证数据说话，指出民主制度依然是人类目前为止最好的政治制度。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一开篇即点出当代焦虑：“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民主是世界的理想，如今，它正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侵蚀。”都铎指出，民众不再关注“民主是什么”，而在追问“民主能做什么”。因此，她用大篇幅综述了过去二十年中数百篇同行评审研究，指出结论非常清晰：民主在总体上比威权体制更能带来健康、教育、和平与长期繁荣。

在健康方面，她写道：“民主国家在防止婴儿早亡方面显著优于威权国家。”统计数据显示，若一个国家从专制转为民主，每 1000 名新生儿中平均会少夭折 17 人。虽然古巴等极少数专制国家报告的婴儿死亡率低于美国，但作者提醒，这些数字“可能受到政治压力影响，被人为压低”。

在教育上，“民主平均能增加 1.3 年的受教育年限”。当一个国家向民主制度转型后，在接下来的 15 到 20 年内，中学入学率可以提高近七成。她指出，民选政治家倾向投资“可见且可量化的政绩”，例如免除学费或扩建小学，这种竞争机制反而促成教育普及。

不过，她也提醒民主并非无条件良药。在缺乏全民医保或社会凝聚力弱的国家，民主对儿童死亡率的改善有限；在拥有强大地主精英的拉美社会，教育支出反而被压低。

此外，玛雅·都铎教授引用多项研究称：“民主更能带来和平。”她指出，民主国家彼此之间“从未宣战”，而且研究显示这种关系“比吸烟与肺癌的关联还要强五倍”。但她同时提醒，过快引入选举可能引发暴力，特别是在战后或族群分裂的社会中。

在最受关注的经济增长领域，玛雅·都铎教授用数据驳斥了所谓“威权增长神话”。她指出，十五项全球研究中有十三项发现“民主显著促进了人均 GDP 增长 10% 至 20%”。另外两项研究也并未否定民主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其中一项研究表明，民主仅在拥有强大既有制度的国家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另一项研究表明，民主的影响通过间接渠道发挥作用，但都未否定民主的作用。

最值得关注的是，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是论文中最具锋芒也最重要的一节。她写道：“赞颂中国过去半个世纪无可争议的发展成就时，必须认识到：该国增长的引擎——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为实现‘团结’所付出的代价。推动中国取得无与伦比发展成就的‘团结’，同样直接催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时期在没有外部战争的情况下，造成了人类有记载史上最惨重的人口损失。”

在她看来，这些“威权成功故事”之所以常被高估，是因为研究者和公众忽视了“民主国家虽进展缓慢，却更能避免极端崩溃与灾难”。而且，作者也表示，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所谓“威权主义的经济成功”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并非威权主义本身。

作者还特别以新冠疫情为例，指出疫情初期中国展现出典型的“威权式高效”：迅速封城、全民追踪、建医院、开发疫苗；但到了 2022 年，“中国仍坚持极端封控，最终导致大规模抗议与推迟放开后的死亡潮”。

她引述独立研究估算，中国的疫情死亡率可能被官方“低估了 17 倍”，实际死亡约每十万人 185 人，与台湾、韩国相当，而日本的数字仅为 60。

该教授总结道：“若政策制定者遵循不伤害原则，那么应当押注民主。因为在提供长寿、教育、和平与繁荣的概率上，民主始终是更安全的赌注。”不过，她也提醒世界民主社会：若要赢回民心，不在口号，而在能力。

二、联合国点名批评中国打击联合国人权合作者，跨国镇压升级成新焦点

为了了解各国人权发展，联合国经常会与人权活动人士和团体进行合作，这也是联合国人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些个人和团体往往却成了独裁政权恐吓与报复的对象。

近日，在联合国第六十届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António Guterres) 针对此问题专门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了一份最新的年度报告。报告披露了过去一年发生的多个恐吓及报复行为，涉及至少 32 个会员国，并指出针对人权活动人士的跨境镇压正变得愈发频繁且手段更趋复杂。

报告截图

其中，该报告还特别提及中国，指出中国当局利用“国安”“反恐”及“境外执法”等名义，对在海外与联合国互动的公民进行打压。

报告提到了维吾尔语言学者及人权活动者阿不都外力·阿尤甫 (Abduweli Ayup)，他在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与欧洲语言资源协会联合举办的会议时，遭受来自不明人士的恐吓与干扰。秘书长办公室指出，该事件“与国家层面的监控行为存在关联”，并反映出中国针对维吾尔流亡者的跨国压制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现象仍在蔓延。

此外，报告还提到了香港当局的跨国镇压。郭凤仪 (Anna Kwok) 与刘康 (Carmen Lau) 是总部位于美国的香港民主委员会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HKDC) 的工作人员，她们因“与联合国持续合作”遭到香港当局通缉。她们的护照被吊销，并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联合国认为此举构成对人权机制参与者的报复，意在阻止民间社会继续通过国际渠道发声。

这已非首次有中国以及香港地区人士因与联合国互动而遭追责。报告附件还继续追踪多起此前已列入的案例，包括多名中国大陆维权律师，如李翘楚、许艳、余文生、王宇、王全璋、陈建芳、江天勇等。这些人权活动人士被指因与联合国特别机制沟通、提交人权报告或参与相关会议，而遭到拘押、骚扰或行动限制。

在总结部分，秘书长指出，本年度“跨国性报复”出现显著增长趋势，有六个国家被发现对境外人士实施威胁与监控，其中就包括中国。报告强调，有关行为涉及吊销护照、冻结财产、拒绝入境及威胁家属等手段，目的在于“阻止个人在流亡状态下与联合国继续合作”。

报告指出，这类手段使海外异议者与维权人士陷入“无国可依”的境地。打击报复使得这些人权活动者“对与联合国合作的恐惧已成为新的常态”，也对仍在国内的人权倡议者形成寒蝉效应。秘书长警告，报复案例的数量“并不反映问题的全貌”，因多起案件出于安全考虑被匿名或删除。

最后，联合国呼吁结束报复文化。古特雷斯呼吁所有会员国都不应进行恐吓与报复，确保人权维护者能“自由且安全地与联合国接触”。他强调：“没有安全的合作环境，联合国的人权体系将无法履行其使命。”

三、程扬扬书评：方方笔下被埋葬的女性与未完成的“妇女解放”

方方是中国知名女作家，并因武汉封城期间所写的《方方日记》而为人所知。在此之前，方方曾因两部女性主义题材作品而受到关注，分别是《软埋》与《奔跑的火光》。

近日，华人学者程扬扬就以这两部长篇小说为题材撰写了一篇书评，探讨中国女性在革命与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在“被解放”的叙事中依旧受困。文章指出，尽管中国共产党自 1949 年以来高举“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但现实中，“父权制并未被推翻，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反而加深了性别化的压迫。”这篇评论既是对方方文学的细读，也是一份对中国现代史与性别政治的社会诊断。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首先回顾了方方的作品《软埋》，并引用书中核心隐喻——“被软埋”——象征的不只是历史的遗忘，更是主动的掩盖。“小说的标题（软埋）本意指的是无棺下葬，但软埋的另一种解释是生者执意掩盖过去，抛弃历史，拒绝记忆。”

作者指出，《软埋》的主人公丁子涛承载着土地改革后的记忆创伤。她的个人史与国家叙事交织，揭示了一个冷峻的现实：女性在革命的口号中获得了解放，却在制度的沉默中失去了话语权。方方通过女性视角重新发掘那些被遮蔽的声音——那些被命令诉苦、被动表演“翻身”的女性在“解放”之后依旧没有自由。

与《软埋》的历史性凝视不同，《奔跑的火光》讲述的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另一种囚禁。小说的女主英芝因长期遭受丈夫暴力而纵火反抗，最终被判死刑。“她的悲剧源于两种力量的交汇：中国悠久的性别政治历史，以及改革时代释放的经济社会趋势”。

作者指出，这个故事并非孤例，而是结构性悲剧的缩影：当市场化改革重塑农村社会秩序，女性被重新困在家务与低薪劳动的边缘。

“她的悲剧源于两种力量的交汇：中国悠久的性别政治历史，以及改革时代释放的经济社会趋势。”

程扬扬表示，方方笔下的女性在历史与现代之间挣扎——既是受害者，也是抗争者。“这两个角色……都是父权制的受害者，且各自在自身毁灭中都难辞其咎。”“她们的愤怒、痛苦与沉默构成了‘另一种中国叙事’。”这种复杂性使她们摆脱了“完美受害者”的定式。

文章还指出，《软埋》因触及土地改革的敏感记忆而在出版后被下架——这本身正印证了“被软埋”的隐喻继续发生。评论认为，方方的小说并非政治宣言，而是一种“文学见证”(fictional witnessing)。她用细腻的叙事捕捉女性在国家机器与家族结构中的微弱抵抗。

最后，作者以当代女性的现实呼应了方方笔下的历史创伤。虽然中国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等政策，但“实践仍受限，多数女性仍在婚姻、土地与劳动分工中被制度性忽视。”她表示：“1949 年共产党接管中国并未消灭父权制……诸如土地改革之类的运动往往加剧了性别压迫。”

书评最后以一句温柔却沉重的句子结尾：“如果像她这样的人足够多，也许她的女儿和孙女们才能真正获得自由。”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40期：从能公开讨论诺奖、顺利访问诺奖官网开始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条，刊登读者投稿1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10月12日—20日，这一周。

10月13日凌晨，成都市天府大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米SU7在追尾轿车后，撞上道路中央花坛，再冲进对向车道，起火燃烧。事故发生后，现场有多名路人紧急施以救援，但手拉车门、肘击、脚踹等方式均未奏效。很快，车辆被浓烟吞没，火势迅速蔓延，救援者被迫后退，只能眼睁睁看着疑似昏迷的司机被困车内，最终葬身火海。当火势被消防人员完全扑灭时已是一个多小时后，此时车辆仅剩下焦黑骨架。10月13日下午，成都警方通报了这起交通事故，称驾驶人邓某某（男，31岁）死亡，涉嫌酒驾。不过，不少网友对官方通报提出质疑，认为其中可能存在程序瑕疵。例如，通报中提到“经检测，邓某某涉嫌酒驾”，但司机遗体已被严重烧毁，在如此短时间内完成对尸体残留生物样本的化验分析几乎不可能。那么，这个“经检测”的结论又从何而来？

SU7是小米旗下的首款汽车，2021年雷军宣布“（造车）是人生中最后一次创业，愿押上我所有的声誉和成就”。之后，苹果花了近10年没做到的事，小米仅用3年就做到了，这也为雷军及小米赢得了极大的美誉，许多小米的粉丝将雷军称为“雷布斯”，他也几乎成为了中国企业家的一个神话。今年两会期间，雷军作为制造领域的企业家代表风头正盛，他在全国两会上表示“我要特别感谢北京这片沃土，正是这片沃土孕育了小米”。然而，在过去半年时间里，小米汽车却连发事故，口号难掩安全隐忧。以成都这起事故为例，事后有媒体指出，小米SU7在门把手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车门未配备机械开锁结构，导致事故中车门“打不开”。随后，工信部随即收紧《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这一事后监管的反应，也从侧面印证了小米在安全设计上的短板。

在小米股价连续大跌，品牌声誉受到冲击之际，还有网友发现小米长期以来都在广告宣传中玩弄文字游戏，误导甚至是欺骗消费者。例如，在小米17 Pro手机的宣传海报中，有着“逆光之王”的大字标语，但海报右下方的小字却写着“逆光之王是产品设计目标”。同样的，在雷军当年的SU7演讲上，他说“小米的c to b1体化电池技术，经过了包含碰撞、挤压、火烧在内的1050项安全标准测试，这些测试项目数是国家标准的20倍。”在这次事故之后，许多网友期待着雷军真诚的道歉、反思、善后、召回，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挽回人们对小米的信心。但让人意外的是，雷军却在16日的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怒斥网络水军和黑公关，呼吁在政府指导下共同净化产业环境……有网友回应道：“你不能听不进去任何批评的声音，甚至把所有批评声音都归结为友商亡我之心不死，这样才是危险的征兆。”

其实，早就有网友注意到，在习近平认为中国可以实现“弯道超车”的领域，同样也是严控言论、不容批评的地方。早年中国大规模推广5G之时，反对声销声匿迹，舆论场一片叫好声，科技博主何同学更是视频立下五年之约。如今回头看，不少网友调侃何同学是“5G技术唯一受益者”，言下之意便是，这个曾被寄予厚望的国家战略并未兑现预期，也未能实质改善人们的生活。如今官方在电动汽车领域其实重复了类似的路数，只是它引入了企业竞争，提供了对消费端的补贴。但在一个非完整意义的市场环境中，车企玩规则的能力早就超过了创新能力。网友打趣说，现在国产电动车最强的部门不是研发，而是法务——动不动就以“名誉侵权”起诉用户。以至于公众在谈论这些品牌时，被迫采用菊花（华为）、B养滴（比亚迪）、粗粮（小米）等暗语来规避风险，一个连品牌名都不敢直说的语境，本身就已经够荒诞、够扭曲了。如今，曾多次表示会接受外界批评建议的雷军似乎也找到了更优路径，那就是成为华为第二，成为国家战略庇护下的“民营企业”。

本周，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突然在微博发文感叹“（当前）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他说“现在有许多群体都不愿意在网上发声了，导致公共舆论的面貌变得不再完整。这种群体性噤声是互联网时代公共信息领域的一个损失……当只剩一些群体在活跃表达，那样情况一定不会太好，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胡锡进的这番表达让许多人感到意外，毕竟当今舆论的保守、封闭、倒退恰恰是胡锡进之流当年活跃的结果。但让御用文人也都发出了不够自由的感叹，可见昏君是何其昏！讽刺的是，在这条微博的评论，不少网民将胡锡进批评为“被时代淘汰的老公知”，也算是证明了什么是“从当年的队尾巴变成了现在的排头兵”。有网友说胡锡进的感叹可能真有一丝真诚，毕竟舆论管制太严已经是基本共识，连他自己也被反噬得不轻。但也有人怀疑，，胡锡进可能是从高层政斗中嗅到了什么，没准是配合大鸣大放呢？毕竟中国最近出现了“文革结束以来军中最大规模的整肃”。

至于胡锡进文中提到的“开放社会”，有网友吐槽说中国从来就不是什么开放社会，而是一个封闭社会，因为开放社会的标志在于——公民有权质疑、社会能够纠错、权力受到约束、思想自由流动；而支撑这一切的根基，正是言论自由。也正因为缺乏这一根基，中国社会才不断上演各种魔幻现实：有车企一年两起安全事故，不但没有严肃的道歉、赔偿、召回、受罚。相反，董事长还站出来指责舆论氛围不友好有恶意，企业法务部门更宣布要以“零容忍态度强化舆情监控”，对普通人的“侵权行为”追责到底。南方周末曾发出关于成都SU7事故的报道，现在却已经无声下架。归根结底，一个封闭社会在各领域都极度敌视言论自由，用舆论管控取代公共讨论/问责，把批评看成威胁，把沉默当作稳定。在这种氛围之中，就连批评小米都可能被视为给中国汽车行业添堵、抹黑、动摇国运，最终结果又何止胡锡进所说的“不会太好、会出问题”呢？

一周荐读：

• 【CDT关注】西郊密林｜桥的那一端：万润南，与我们的时代｜往事要再提08

万润南是中国著名企业家，也是一位民主活动家。 1984年，他在北京创办四通公司。1989年，万润南因支持六四学运，被中国当局通缉，后流亡海外。在海外期间他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并曾担任过秘书长、主席，之后定居于法国。早年，万润南曾以公司名义在北京北三环附近捐建一所立交桥并冠名为“四通桥”。2022年10月13日，抗议者彭立发（网名：彭载舟）在四通桥拉横幅抗议……

• 【CDT关注】柴静｜江青如何谈毛泽东，林彪，贺子珍与党内斗争？

10月18日，柴静的 YouTube 频道发布了题为《江青如何谈毛泽东，林彪，贺子珍与党内斗争？》的节目，以美国学者维克特（Roxane Witke）1977年出版的著作《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为切入，结合了中外亲历者回忆及公开档案、媒体报道，重构这段影响中国现代政治史的口述纪录。

一周关注：

• 【网络民议】胡锡进：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许多人都不愿在网上发声了
• 黄阿狗｜我为什么说不要给这类牲口任何流量
• 就叫熊太行也行｜互联网群体“噤声”，胡总编认为怪全社会
• 木蹊说｜胡锡进开始抱怨“社会宽容度变低”
• 【404文库】海边的西塞罗｜老西觉得，胡锡进老师说的对

10月13日，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微博发文感叹“（当前）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如今，“有许多群体都不愿意在网上发声了，导致公共舆论的面貌变得不再完整”。胡锡进认为，“这种群体性噤声是互联网时代公共信息领域的一个损失….当只剩一些群体在活跃表达，那样情况一定不会太好，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 【404文库】南方周末｜两分钟路人生死抢救：起火的车，拉不开的门
• 亮见｜关于成都车祸，我努力写一篇小米投诉不了的文章
• 不正确｜ 小米SU7又爆燃！雷军，是时候停下看看后视镜了
• 燕梳楼｜不是所有批评都是水军

2025年10月13日凌晨3时18分，成都市天府大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米SU7追尾一辆轿车后，撞上道路中央花坛后，冲进对向车道，起火燃烧……一位年轻男子把胳膊伸进车内，尝试从里面开门，持续了两三秒钟，门始终没有反应。“拉不开，真的拉不开。”袁华楷听到他喊。在消防员灭火时，那位年轻人的情绪彻底失控，“哭得稀里哗啦”。

一周惊奇：

• 【404文库】大何日拱一卒｜我国有多少财政供养人员？多少人算合理，多少人算多呢？
• 建设性意见｜我坚决不考公务员的三个原因

我们总听人说“财政负担重”，一个县城要养多少“吃财政饭”的人。但有没有想过，这个“财政供养人员”的队伍，到底有多庞大？多少人算合理，多少人算多呢？过去不少研究都觉得，咱们的公共部门人有点儿多，精简机构这事的空间还很大。之前有学者发现，公共部门的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就像一个倒过来的“U”形：一开始，人多点能促进发展，但人再多下去，就成了拖累，甚至会抢了社会上其他工作的饭碗。

• 一个生物狗的科普小园｜新版《生物安全法案》登场：美国开启对中国生物技术的新一轮围堵

自10月1日起，美国政府因未能通过新财年预算案而陷入停摆。然而，华盛顿的政治机器并未停转。就在10月9日，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了2026财年的《国防预算法案》（NDAA），其中包括了一项可能对中国生物技术、制药企业产生广泛影响的附案：新版《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

• 法度Law｜游客在国内景区要求他人收起外国元素“旗帜”，有无法律依据？
• 浣花溪杜甫｜张家界爱国贼的表演算不算寻衅滋事？

国庆长假期间，网曝湖南张家界发生了一起“不收旗子就不让走”的事件。视频显示，一名黑衣男子认为一名绿衣男子手持的旗子是韩国旗帜，遂将其拦住并要求他收起来，并称“这旗子不收，我不可能让你走”“我报警了，我们等警察过来”。据爆料，绿衣男子疑似是韩国旅游团领队，其解释称“这是手绢好不好，这是手绢”“你让大家评评理，这是国旗吗”。最终，绿衣男子收起了涉事物品。

一周讽刺：

• 【立此存照】北京日报｜拿没拿洋奖，都不是定义中国发展水平的指标
• 【404文库】就叫熊太行也行｜虽然无缘诺贝尔奖，但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了呀
• 个人记忆库｜希望诺贝尔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官媒指明方向
• 六神磊磊读金庸｜诺贝尔奖这事，咱能不能提前先说好

诺奖的自然科学获奖者人数，代表的就是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得奖者少，拼命赶上就可以了。非要说“这东西没意思，不重要”，然后用一堆技术领域，甚至基建领域的成就去证明“我们其实也很厉害”。这不还是“地大物博、勤劳勇敢、能歌善舞”那套嗑么，一无所长就说自己人好。这就不是实事求是了。

• 风烛春霖｜“辅导员住进学生宿舍”，何尝不是一种娇妻文学？
• 竹不倒｜那名学生跪下的时候，他父母一定心碎了！

如何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祖国和社会？如果，我们还认可，大学的使命不是管理，而是教育。就应该再次去考虑「教育的本质」，即所谓启发心智、鼓励探索、独立思考并为自己行为负责之类的漂亮话是不是只能写在书上。一个社会的悲哀，莫过于社会的最高学府，也不再相信年轻人拥有独立思考和为自己负责的能力，开始用幼儿园的方式，去管理一群本应拥抱世界的成年人。

• 【404文库】建设性意见｜一场烟花秀，把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一窝端”了

10月15日，西藏日喀则市通报了蔡国强“升龙”烟花秀事件的调查和处理情况，认定该行为影响了高原生态环境，违反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和《草原法》相关条款，将对蔡国强工作室和赞助商始祖鸟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对烟花秀举办地江孜县领导班子的问责处理堪称“一窝端”，问责之重，处理范围之广，在近年来社会热点事件中较为罕见。

• Kaito｜iPhone Air撬开了中国的eSIM，真讽刺

iPhone Air宣布后天在中国开卖了（只支持eSIM），这意味着中国手机市场「无卡时代」真的来了。从iPhone Air宣布只支持eSIM开始，我就一直好奇这款手机在中国怎么卖，运营商是否会开绿色通道大力支持eSIM？这两天三大运营商宣布全力开放eSIM业务，以支持iPhone Air，整件事让我感觉有些悲哀和讽刺。

一周声音：

• 建设性意见｜通常文章没了我都情绪很稳定的
• 【404文库】建设性意见｜基孔肯雅热确诊超2万例，一个重症都没有

新冠那段时间很不一样，尤其是在22年的时候，除了担心文章没了，账号没了，还会切切实实担心自己会不会突然就进去了。有一种无形无质却真实可感的压力一直笼罩在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势不可挡地碾下来了。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管控放开了，各种话题或主动或被动地翻篇了，官方也好，民间也罢，大家都心照不宣把那段记忆模糊化处理，最好提都不要提。但记忆其实并不会真的消失。

• jaded.chen｜“苹果人”与“安卓人”：从户晨风开始的隐形分层

我试着回想，户晨风真正触怒的，不是“言论边界”，而是他让太多人看到了某种不体面的真实。在他的视频里，苹果不再是手机，而是一种社会通行证。山姆超市、星巴克、特斯拉、城市地铁线路、居住区密度——他把这些生活符号串成了一条隐形的阶级地图。听上去夸张，可你若细看，现实中确实有迹可循：你可以说这是统计学巧合，也可以承认——那条“看不见的分层”，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

• 【404经验】差劲先生认知｜公众号出新规定，千万不要发这4类内容，会被判违规限流

最近，很多同行后台流量突然腰斩，推送阅读从几千跌到几百。问客服？标准回答是：“系统检测到违规内容”。但问题是，明明没擦边、没标题党、没造谣，怎么还违规？其实你没错，是公众号的新规则变了。过去能涨粉的内容，现在有些会直接“限流”处理。下面这4类内容，是最近最容易被判违规、被限流的高危区。

• 稻草和飞花｜伊朗：明天的歧途

如今的伊斯兰共和国与晚期苏联颇为相似：它依靠高压手段维系着疲态尽显的意识形态，僵化的领导层惧怕改革，而社会大众在很大程度上已与国家离心离德。伊朗与俄罗斯均为资源丰富的国家，拥有引以为傲的历史、享誉世界的文学文化，以及数世纪累积的积怨。

一周故事：

• 水瓶纪元｜黑砖厂从未消失

照片上的老人神情茫然，牙几乎掉光，“像八十多岁的人”，但谢静静一眼便认出是父亲。在寇聚合回家后时断时续的描述里，一个灰暗的世界一点点显露：多年来，他被不同的工头控制，辗转多个砖厂做工。谢静静和哥哥劝说父亲一起去追查黑砖厂，起初寇聚合不愿意，等到次日，他终于像下了决心一般：“走。你不是说去找砖厂吗？”

• 谷雨实验室｜照护失智妻子11年的哈佛教授：生活没有胜利可言

凯博文是国际医学人类学界和精神卫生领域的代表人物，作为精神病学与医学人类学教授，他在哈佛大学任教逾四十年，近十多年来，他更多地以一名家庭照护者的身份出现在公共视野，讲述他照护阿尔茨海默病妻子十年所遭遇的私人痛苦，以及一种普遍的越来越严峻的制度性困境。

• 冷杉RECORD｜为「杀夫」女人辩护的30年

全球妇女峰会正在北京举行。76岁的律师徐维华参加过30年前在北京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是一个让大多数人感到陌生的名字。实际上，在40多年前——那个“家暴”仍被视为“家务事”，更遑论女性主义与个体觉醒的年代，徐维华就已经扎进了中国女性权益最胶着也最复杂的现场。

• 人物｜托起一个被黄谣伤害的孩子

“我想把徐晶的信贴出来，是希望任何一个孩子哪天遭遇类似的事时，打开手机一看，曾经有些人，或者是现在有些人，正在遇见被造谣、被言语欺凌或者身体欺凌，不要害怕，也不要内耗，我们可以依靠法律站出来，最终也能从风暴中走出来，回归到新的生活里头去。”

相关阅读：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22000.html

“野人小孩”事件继续发酵。

10月18日，南涧县“10·16”工作组发布情况通报称，公安机关已依法介入，经初步核查，未发现拐卖行为。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孩子目前在云南省外，南涧县公安局、民政局等相关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已抵达当地，孩子和其父母已在接触范围内，工作组当面开展相关工作，要求其遵守公共秩序，不允许在公共场所再次出现衣不遮体及孩子爬行行为，其家庭已同意。

媒体报道还提到，这一家人计划驾车回北京。工作组已同当事人女方母亲取得联系，后者介绍近期将把孩子户口落到北京。但事件并未就此完结，公安机关已对孩子父母展开调查。

网络视频截图

孩子为何会出现动物化特征，是舆论现在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大众纷纷猜测原因，其中，“父母利用孩子拍猎奇视频在暗网上牟利”的说法甚嚣尘上。

有网友留言称“这个是在外网直播的，就是虐待”，直言有的网站直播“逼着小孩子光着身子爬树，还让他吃毒蘑菇”；还有人建议查查父母有没有境外收入来源。

起初这种说法被当地否认，10月17日，无量山镇政府工作人员告诉九派新闻，小孩家庭条件比较好，“像网上说的直播牟利这种情况肯定是没有的”。

但是很快当地改了说法，称对于网传“父母利用孩子拍猎奇视频在暗网上牟利”的说法，已移交给司法部门调查核实。

网友的质疑是天方夜谭，还是确有其事，有待警方的调查，包括彻查这对父母的资金流水情况，以及有无暗网活动，揭开笼罩在“野人男孩”身上的疑云。

这些传言，不仅事关当事孩子的长远安全保障，也冲击很多人的安全感。只有彻底调查清楚，才能让大家安心。

除了调查原因外，当下最重要的，是给孩子做全面评估和检查，看看他身心发育是不是正常，其动物化特征，是暂时性的行为，还是由于不恰当的养育方式，退化到了原始状态。

如果是后者，就要进行科学干预，确保他能回归正常生活。

报道提到，当地居民曾多次报警，政府各部门也多次上门劝导，但每次都被父母以“自然教育”的理念给挡了回来。这次也是因为网友紧追不放，才深度介入。

种种迹象说明，即便知道父母的养育方式有点反人类，有关部门还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男孩已经三岁，如果能早点给他提供有效的帮助，而不是以家务事为由打退堂鼓，他的“野人”症状可能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

2022年我国颁布了《家庭教育促进法》，其立法目的之一就是告诉社会，养娃不是“家事”而是“国事”，要求家长必须“依法带娃”。

但是从当地有关部门对此事的反应来看，这种法治精神距离真正在基层生根，可能还远得很。

任何教育方式都不能以牺牲儿童人格尊严与发展权为代价。如果孩子是像动物一样养大，那太挑战社会的文明底线。

所谓的“自然教育”理念，已经不能成为父母错误养育方式的遮羞布，不管背后有没有其他动机，这种养育方式都该被禁止。

与此同时，对于这类不同于人们惯常理解的“虐待”，究竟该怎么认定，由哪些部门介入救济，父母最终该怎么问责，确实也还存在很多模糊地带，有必要以此事件为契机，好好完善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