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2025年10月27日下午，昆明，高芳接到一通来自市中级法院的电话，通知她本周五可以去见丈夫周权的最后一面。
一天后，一封由她署名的、悬赏百万寻找关键证据的公告出现在网络上。这份民间悬赏，质问着一个已经被最高审判机关核准的死刑判决。
给高芳的电话很短。
那头的人声音很平静，公事公办，只是在履行程序。根据一位律师的说法，这种通知通常意味着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已经走完，核准死刑的命令已经下达。
电话里的人没有提“死刑”，也没有说“执行”。他只是通知了一个法定的程序：
临刑会见。
高芳说，挂了电话，她有那么几分钟什么也没听见，世界是静的。
那一夜，高芳整夜无眠。第二天，散落在各地的亲戚都赶了过来，挤在高芳昆明的家里。没有人说话，只有孩子的哭声和断断续续的抽泣。周权的儿子周泳宏，一个在这九年官司中长大的少年，抱着头蹲在角落。
这场沉默的家庭会议最终达成了一个共识：沉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们决定把一切都说出来。
这意味着，留给周权的时间，只剩下了：
2天。
10月28日深夜，高芳在亲戚的帮助下，写好了那封后来流传甚广的《刀下留人：致最高法院张x院长的一封公开信》。
信里，她用一个底层女性最朴素的语言，讲述了这个案子最核心的矛盾：一群拿着东洋刀、琅琊棒的本地人至今身份不明，而被追砍反抗的外地农民工却要被执行死刑；一份能还原文物证的32G行车记录仪视频，在最关键处不翼而飞。
信的结尾，她写道：
我们没背景、没依靠，唯一的依靠，就是相信法律会伸张正义。
这句话，像一句来自民间的天问。九年前，这个家庭把全部的信任交给了法律，九年后，他们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最高法院院长办公室里可能永远不会被打开的一封信。
奏折递上去了。剩下的，就是等待那句批复。
文章通过一个名为“刀下留人-周权 李冬”的公众号发出。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它像一滴水汇入信息的洪流，没有激起太多浪花。
转机出现在29日，多位法律界人士，包括此案的辩护律师朱明勇、郭鹏、刘长等人，开始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转发这篇文章。
律师郭鹏写道，这个案子使他们一众参与辩护的律师，都无法再憧憬法治的未来。
这篇文章开始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阅读量从几百，迅速突破一万，人们在评论区里留下惊叹号和蜡烛，追问着那消失的32G视频的下落。
然后，它消失了。
点开文章链接，弹出的页面上只有一行灰色的字：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几乎在同一时间，家属们发现，他们准备发布的另一篇梳理案件七大疑问的文章，也无法发出。系统提示：
此内容发送失败无法查看。
一场线上的攻防战开始了。人们用截图、转存PDF、甚至做成长图片的方式，继续传播着那封公开信。高芳的公众号被封了，他们就换一个公众号。周权的儿子周泳宏，用他自己的账号，一遍又一遍地发布着同一句话，像是在哭喊，也像是在凿墙：
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万望最高法院务必刀下留人！！
在所有的文字都被反复删除后，高芳一家做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决绝的决定。
10月28日晚21点52分，一份《悬赏公告》出现在网络上。公告的逻辑简单粗暴：既然国家机器找不到那份关键证据，那就让社会去找。
公告详细列出了涉事车辆的车牌号“云AZ1V16”，失踪视频的文件编号“14340137.AVI及其后续”，并承诺：
凡能提供……完整行车记录仪视频……均可获得100万元悬赏。
一百万，买一个真相。
这大概是中国司法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即将被执行死刑的犯人家属，公开悬赏寻找本应由公权力保全的核心证据。
公告的最后，高芳留下了一句话，像是在对九年的司法程序提问，也像是在对冥冥中的某个存在祈祷：
真相或许就握在您的手中。
1
缠绕周权案九年之久的，有两个幽灵。
第一个幽灵，是一段容量为32G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它来自一辆车牌号为“云AZ1V16”的白色丰田车。案发当天，这辆车就在冲突的核心。
故事的最初，这份视频曾是这个家庭的圣杯。
案发后不久，当高芳和律师们得知有这样一份完整记录了现场影像的物证时，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一位早期介入的律师告诉高芳，这种有客观视频的案子，事实清楚，没什么可担心的。
高芳当时也这么觉得。她说：
有视频，一切都清楚了。
他们以为，这台小小的机器，是上帝投向人间的一瞥，能照亮所有的黑暗与谎言。他们开始等待。等待这段视频在法庭上播放，还他们一个清白。
他们等了九年。
九年间，案子一审、上诉、发回重审、再一审、再上诉。卷宗堆积如山，从157本增加到更多。但那份完整的视频，始终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
三段由昆明市公安局提供的、经过剪辑的视频片段。
根据家属的控诉材料，这三段视频不仅在文件名尾数上不连续，其中两段之间，更是有着长达54分钟的空白。
54分钟，足够发生任何事。
对于这份决定两条人命的关键证据，云南省高级法院在2023年作出的终审裁定书里，给出了最终的官方结论：
因该内存卡损坏，无法当庭播放。
一句“损坏”，为所有的追问画上了句号。但对高芳一家来说，这只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他们聘请了北京的电子数据鉴定专家，对仅存的三段视频进行分析。
专家给出的意见简单而尖锐：
人为删除。
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像两扇门，一扇通往意外，一扇通往阴谋。中国的司法系统，选择了前者。
于是，这个案子诞生了第一个幽灵：一段官方认定“已死”（物理损坏），家属坚信“被杀”（人为删除）的视频。它徘徊在卷宗里，你看不见它，但它无处不在。
而第二个幽灵，是一辆蓝色的保时捷。
根据家属在《紧急情况反映》中的说法，案发当天，对方的核心人物代小龙，驾驶着一辆车牌号为“云AL2A21”的蓝色保时捷。这辆车不仅多次冲撞、堵截，车上还有未到案的嫌疑人张金龙等人。
家属称，这位蓝色保时捷的车主，是昆明官渡一带“著名的黑恶势力”：
杨天斗。
这个名字，以及这辆高调的豪车，在家属看来，是解开所有谜团的钥匙。他们认为，这才是真凶的线索。
但在官方的叙事里，这辆保时捷的命运和那份视频如出一辙。
据家属披露，冲突的核心人物代小龙，在最初的笔录中曾承认张金龙等人在车上。但几天后，他突然改口。对于张金龙是否在场，他的记忆忽然变得模糊：
记不清了。
随着这份笔录的变更，蓝色保时捷和它背后的杨天斗、张金龙等人，也一同从案卷的核心地带淡出，最终彻底消失在判决书的视野之外。
就这样，一段关键的视频，一辆关键的豪车，都在官方的叙事里归于沉寂。一个坏了，一个忘了。
两个幽灵，共同守护着一个巨大的黑洞。而周权和李冬的命运，就在这个黑洞的边缘，等待着最后的坠落。
2
在昆明市中级法院（2020）云01刑初222号判决书里，周权是一个教父式的人物。
判决书的叙事从2010年开始。那一年，周权利用亲属、战友等关系，通过聘用、纠集等途径，网罗了包括他大舅子高书林、侄子李冬在内的二十余人，在昆明新螺蛳湾一带“逞勇斗狠”，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组织、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这个组织层级分明，以发放报酬、发包工程的方式笼络成员，同时使用殴打、辱骂等手段威慑管控。他们通过挂靠多家建筑公司承揽工程，攫取经济利益，并以此为依托，实施了聚众斗殴、敲诈勒索、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多起暴力犯罪。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扫黑故事模板：一个外来者，在城市的灰色地带崛起，建立自己的地下秩序，最终被强大的国家机器扫除。
这是一个好故事，唯一的问题是它与事实的距离。
2019年初，律师杨航远在昆明市盘龙区看守所会见了这位“黑社会老大”。彼时，一审死刑判决已下。但周权身上看不到颓丧，他身高马大，身上还带着军人的孔武之气。
他一边在判决书上写写画画，一边告诉律师：
我就是一个包工头。
根据周权自己的讲述，他的人生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初中毕业去当兵，退伍后到西藏卖水果。听说昆明好赚钱，就和妻子高芳来到这里。没技术，没门路，只能在建筑工地做苦力。
他至今记得，看到怀着孕的妻子还在街上蹬三轮车时，自己回到家哭了一整晚。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他一天打两份工，像骡马一样干活。
后来，他发现当包工头赚钱，于是凭借着当过兵的仗义和认真，慢慢拉起了一支队伍。手下的人，大多是像他一样从四川农村出来讨生活的亲戚和老乡。
判得重的人是我的亲戚，判得轻的是我的工人。杨律师，你看我们这些人像黑社会吗？有这样的土八路黑社会吗？
在会见中，周权唯一一次情绪失控，是提到妻子高芳的时候。这个一米八的大汉泣不成声。他说，高芳才是家里的“老大”，自己赚的钱都交给她，让她十分钟回家，他不敢十五分钟才到。
对于这个被官方定性为组织、领导百人黑社会，在昆明建筑市场形成非法控制的“教父”，周权和他的家人坚称，他们是一群被冤枉的农民工。而刘长律师的评论，则更加尖锐。他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这个轰轰烈烈的案件：
凑数。
“把被打的农民工抓来作为黑社会凑数”，这个指控的背后，是案件中另一个巨大的荒诞：加害者与被害者身份的彻底倒置。
在家属的叙事版本里，2016年6月29日那天，真正主动挑起事端的，是以代小龙、李聪为首的矣六村村民。家属在一份控告材料中称，这是一个“长期盘踞在昆明市官渡区矣六二甲村的地方恶势力团伙”，有开设赌场、故意伤害等前科。
他们才是黑社会：
他们手持东洋刀、狼牙棒，主动上门打砸闹事。而周权一方，从始至终是被追打、被迫还击的一方。
但在最终的判决书里，故事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手持凶器上门的一方，其核心成员李旺、刘松，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被害人”。
而被追打的农民工一方，周权和李冬，成了故意杀人的死刑犯。
代小龙2014年7月18日因犯开设赌场罪被判刑，缓刑两年，2016年6月29日代小龙参与聚众斗殴，还在缓刑考验期：
在缓刑考验期内参与犯罪，居然未被收监。
2016年8月末，代小龙接受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调查，并因涉嫌聚众斗殴罪被刑事拘留，后被逮捕，然而，代小龙居然又在2017年2月底被：
取保候审。
这让周权想不通。他在看守所里对律师说，那个开保时捷的村霸，带着一帮人拿着武士刀来打人，警察却不对他们进行调查。
这个逻辑的转换，像一个精巧的魔术。帽子换了，黑白也就颠倒了。
3
在中国，每一个死刑判决，都必须经过最高法院的核准。
这道设立于2007年的程序，被法学界普遍视为法治进步的里程碑。它像一道最后的闸门，理论上，可以过滤掉所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确保万无一失。
刘长律师在他的评论里写道，死刑复核收归最高法，曾是“我们这一代法治记者最津津乐道的事件”。
对于周权的家人而言，这也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在经历了云南省两级法院充满争议的审判后，案件卷宗被送往北京。高芳和她的律师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申诉。他们将希望寄托于这道“最后的闸门”。
他们相信，离开了云南本地复杂的环境，北京的法官会更客观、更审慎地审视那些致命的疑点：消失的视频、身份不明的行凶者、被指控包庇的蓝色保时捷。
根据辩护律师之一张亮后来发布的一篇文章，他们的努力似乎收到了回应。
文章中披露了一个关键细节：
最高院死刑复核的主审法官在听取意见时也曾明确表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最高院会对全案进行复查。
这位主审法官进一步做出了更具体的承诺。他表示，最高院会：
调取行车记录仪和同步录音录像等关键证据。
并且，最高院会：
追究故意删截隐匿关键证据的那些人的责任。
这个承诺，对已经奔走多年的家属和律师来说，无异于天籁。它几乎印证了他们的所有判断：案子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从最高法主审法官口中说出的这八个字，意味着周权和李冬的生命，有极大的可能被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这完全符合法律界的预期。刘长律师就曾断言，依据最高法自己的案例库，“至少十个以上的理由，都不应该核准”这个案子。
律师郭鹏也说，最高法内部有“十大不核准死刑的硬杠杠”，周权案至少占了七条。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闸门即将落下，拦住那辆驶向死亡的列车。
家属们开始等待最高院调取证据、启动复查的消息。
他们等待着。
然而，他们等来的，不是“复查”的通知，而是“诀别”的电话。
张亮律师用一句话描述了这巨大的反转：
话音言尤在耳，证据一份未到，核准死刑的决定却突然从天而降。
那道被视为最后防线的闸门，在所有人都以为它会关闭的时候，悄无声息地升了起来。
最高法院最终核准了周权和李冬的死刑。
没有人知道，在那间位于北京东交民巷一号的最高审判机关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判断，是如何被推翻的？那份“调取关键证据”的承诺，为何没有兑现？
在家属和律师看来，这是一个无法理解的黑箱。
朱明勇律师在他的朋友圈写道：
最高法法官曾表示必须调取消失的视频，查明案情。但是，前天法官突然通知家属，外地两名农民工被判死刑，周五（后天）执行。
他最后评价：
这杀人也太随意了吧。
这种随意，彻底击碎了家属们对司法程序的最后信任。曾经津津乐道的制度设计，在周权案的终点，变成了一个无法解释的悖论。
它也击碎了辩护律师们的职业信念。郭鹏律师在陪同家属奔走最高法和最高检后，对他们说：
这案子使我们一众参与辩护的律师，都无法再憧憬法治的未来。
法治的未来，在这一刻，似乎与周权和李冬的生命一起，被推进了那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里。
4
当法律世界的大门一扇扇关闭，高芳一家只剩下最后一条路：
走向市场，走向公众。
10月28日，在接到“临刑会见”通知的第二天，这场以“刀下留人”为名的喊冤正式开始。
主战场，是微信公众号，一夜之间成为了这个家庭最后的阵地。
第一颗信号弹，是那封《致最高院张x院长的公开信》。文章发出后，反响超出了高芳的预料。在多位律师的接力转发下，这篇文章迅速成为法律圈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
阅读量、点赞、转发，这些平日里冰冷的数字，此刻成了家属们衡量希望的唯一指标。每一个新增的阅读，都可能意味着多一个人知道他们的冤情；每一个转发，都可能让这封信离最高决策者的案头更近一步。
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在这个战场上，对手并非只有冷漠。
文章发出不到24小时，链接就变成了灰色。一行冰冷的系统提示取代了原文：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违规”——这个模糊而有力的词语，成了他们遭遇的第一次绞杀。
高芳不明白，一个公民给最高法院院长的公开信，为何会“违规”。但她没有时间去深究。她和家人像一群熟练的游击队员，迅速开辟了新的战场。
一个号被封了，就换另一个。文章被删了，就做成长图片，或者PDF。
周权的儿子周泳宏，成了这场游击战中最执着的士兵。他一遍遍地复制、粘贴、发送那句短促而绝望的呼喊：
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万望最高法院务必刀下留人！！
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一边是手握删除权限、力量无形的平台，另一边是一个随时可能失去一切的家庭。
在文字的传播路径被反复切断后，高芳一家祭出了他们的终极武器：
悬赏一百万。
这个决定，将这场反击从单纯的信息传播，拓宽到了市场经济。
“悬赏公告”的措辞极为专业。它没有太多情绪化的宣泄，而是冷静地列出了所有关键信息：涉事车辆的车牌号“云AZ1V16”，失踪视频的文件编号“14340137.AVI及其后续”，悬赏金额100万元。
这是一个清晰的商业报价。
当一个家庭不得不通过悬赏的方式，去寻找本应由国家机关妥善保全的核心证据时，这意味着他们内心里已经完成了对求助对象的转换：
他们不再仅仅向权力呼吁，而是开始向同胞们求助。
公告发布后，高芳的手机被打爆了。有打来表示支持的，有提供所谓“线索”的，当然，也少不了闻风而动的骗子。
但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案子以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方式，被牢牢地钉在了公众的视野里。
“百万悬赏寻证据”，这个标题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戏剧张力。它像一个响亮的耳光，抽向那个宣称“内存卡已损坏”的官方结论。
与此同时，法律共同体的声援也达到了高潮。
朱明勇、郭鹏、刘长、张亮……一个个在中国律师界响亮的名字，开始为周权案背书。他们不是简单地转发，而是用自己的专业信誉，为这个案子的疑点作注。
如前文所述，朱明勇律师直接点出：“这杀人也太随意了吧。”
刘长律师则发出了对整个制度的拷问：“我无法掩饰对最高法院的失望。”
郭鹏律师说得更决绝：“这案子使我们一众参与辩护的律师，都无法再憧憬法治的未来。”
这些来自法律圈核心腹地的声音，让周权案不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悲鸣。它变成了一次对死刑复核制度的集体叩问。
金琳律师写下了一段话：
当刑事律师不再相信法律，大概也就不再会认真做案子了，但我们的相信能不能支撑得住，看的就是司法的良善能不能在我们希望枯竭前给留一口气了。最近这口气，就看这个周五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那个即将到来的周五。
留给周权的时间，只剩下最后几十个小时。留给最高法院的，也是一样。
5
时间最终会来到周五。
昆明市第一看守所的高墙之外，一切如常。没有人知道，那扇冰冷的铁门背后，正在发生着怎样的诀别。
九年零四个月的司法长跑，它始于昆明街头的一把铁铲，难道就此终于最高法院落下的一纸命令？
回望这条漫长的道路，无数的碎片拼凑出一个巨大的荒诞拼图。
拼图的起点，是高芳的那句话：
唯一的依靠，就是相信法律会伸张正义。
那时，她还相信，一部能记录真相的行车记录仪，就是正义的化身。她只需要等待，等待国家机器将它播放出来。
然后，她听到了官方的结论：
内存卡损坏。
拼图的中央，是周权在看守所里的那场痛哭。这位退伍军人、包工头、别人口中的“黑老大”，在描述完自己如何被一步步推向死刑的深渊后，却因为思念妻子而泣不成声。
他说，到执行死刑那天，他不会为自己哭。
我为她心疼我这一辈子掉泪。
拼图的背景，在北京。最高法院死刑复核的主审法官，曾向律师许下承诺：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会对全案进行复查。
这个承诺，像一道光，短暂地照亮了这个家庭的绝望。但光很快就熄灭了。他们等来的，是那通“临刑会见”的电话。
最后，拼图的终点，落在了那份悬赏一百万的公告上。高芳一家不再向权力乞求，他们转向了市场。这个曾经只相信法律的家庭，最终选择相信金钱的力量。
他们向整个社会喊话：
真相或许就握在您的手中。
九年时间，足以让一个少年长大，让一个中年人鬓染白霜，也足以让一份对法治的信仰，从坚不可摧到支离破碎。
当一段关键视频可以轻易地被损坏，当一群手持凶器的行凶者可以长久地身份不明，当一个在缓刑期的村霸可以被违法取保，当一个明星法官可以设计一场没有辩护律师的庭审……当所有这些“不应该”叠加在一起，最终却依然穿透了最高法的复核程序时，那道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防波堤，是否还足够坚固？
2007年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曾被视为一道坚固的防波堤，用以抵挡所有可能错杀的惊涛骇浪。它代表着一种国家层面的审慎与谦卑：
当国家面对任何一个国民的生命时，任何疑点都值得被无限放大。
这道防波堤，在呼g案、n🌲b案、车超案中，一次次展现了它纠错的力量，尽管有时迟到了太久。
但在周权案中，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可能。
那把号称最审慎的刀，和那份至今下落不明的视频，谁会先到？我们是否又将亲历一个无法挽回的历史？
距离周五还剩下24小时，留给最高法的时间不多了。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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