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磊磊的这几天，我重新读了《鹿鼎记》。

我特别喜欢陈圆圆给韦小宝唱曲，然后李自成和吴三桂一起出现，火拼，九难带着韦小宝冷冷旁观两个仇人死磕的那一场戏。

这场对决显然是武术水平比较低的打斗，但是吧，它是两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的恩怨。

这俩人后来都越来越差，跌破底线。

跟他们俩一比，那个死了的皇帝，还是好多了。

摘录一段吧：

陈圆圆退在房角，脸色惨白，闭住了眼睛，脑海中闪过了当年一幕幕情景：

“我在明朝的皇宫里，崇祯皇帝黄昏时临幸，赞叹我的美貌。第二天皇帝没上朝，一直在寝殿中陪伴着我，叫我唱曲子给他听，为我调脂抹粉，拿起眉笔来给我画眉毛。他答应要封我做贵妃，将来再封我做皇后。他说从今以后，皇宫里的妃嫔贵人，再也没一个瞧得上眼了。皇帝很年轻，笑得很欢畅的时候，突然间会怔怔的发愁。他是皇帝，但在我心里，他跟从前那些来嫖院的王孙公子也没什么两样。三天之中，他日日夜夜，一步也没离开我。

“第四天早晨，我先醒了过来，见到身边枕头上一张没丝毫血色的脸，脸颊凹了进去，眉头皱得紧紧的，就是睡梦之中，他也在发愁。我想：‘这就是皇帝么？他做了皇帝，为什么还这样不快活？’

这天他去上朝了，中午回来，脸色更加白了，眉头皱得更加紧了。他忽然向我大发脾气，说我耽误了国事。他说他是英明之王，不能沉迷女色，成为昏君。他要励精图治，于是命周皇后立刻将我送出宫去。他说我是误国的妖女，说我在宫里耽了三天，反贼李自成就攻破了三座城市。

我也不伤心，男人都是这样的，什么事不如意，就来埋怨女人。皇帝整天在发愁，心里怕得要死，他怕的是个名叫李自成的人。我那时心想：‘李自成可了不起哪，他能叫皇帝害怕，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人？’”

陈圆圆睁开眼来，只见李自成挥舞禅杖，一杖杖向吴三桂打去。吴三桂闪避迅捷，禅杖始终打不中他。陈圆圆心想：“他身手还是挺快。这些年来，他天天还是在练武，因为……因为他想做皇帝，要带兵打到北京去。”

她想起从皇宫出来之后，回到周国丈府里。有一天，周国丈大宴宾客，叫她出来歌舞娱宾，就在那天晚上，吴三桂见到了她。此刻还是清清楚楚的记得，烛火下那满是情欲的火炽眼光，隔着酒席射过来。这种眼光她生平见得多了，随着这样的眼光，那野兽一般的男人就会扑将上来紧紧的抱住她，撕去她的衣衫，只不过那时候是大庭广众之间……

忽想：“刚才那个娃娃大官见到我的时候，也露出过这样的眼光，当真好笑，这样一个小娃娃，也会对我色迷迷。唉！男人都是这样的，老头子是这样，连小孩子也这样。”

她抬起头来，向韦小宝瞧了一眼，只见他脸上充满了兴奋之色，注视李吴二人搏斗，这时候吴三桂在反击了，长矛不断刺出。

“他向周国丈把我要了去。过不了几天，皇帝便命他去镇守山海关，以防护满洲兵打进来。可是李自成先攻破了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死了。李自成的部下捉了我去，献给了他。这个粗豪的汉子，就是崇祯皇帝在睡梦中也在害怕的人吗？

重温完这一段。

顿时觉得自己以前这几篇呀，太刻薄了。

有没有骨气、节操，得看跟谁比。

崇祯皇帝崇总，在前面打仗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都知道把陈圆圆送走，他至少知道羞耻，知道将士们在外面流血，他不能在后方沉溺于女人。

人崇总从来没有厚着脸皮、对着全国百姓说：“我恋爱了，一见钟情的那种。”

“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殁后，不见其比”

六神磊磊的号也搜不到了。一篇试图“以魔法打败魔法”的与“悼明派”的战斗檄文，为他赢得了满堂彩，也喜提了小黑屋。

我对六神不太感冒，或者说，我对所有的“解读”都不太感冒。无论历史还是文学，我都习惯自己读原作，不劳别人帮我解读。

但不得不承认，花露水同志的文字是大V里较为独特的。

他惯用的是春秋笔法，披着武侠小说解析的外衣针砭时弊，皮里阳秋，当然也偶有阴阳怪气刻薄嘲讽之语。

喜欢的人看的拍案叫绝直呼犀利，看不惯的则恨的牙根儿痒痒又难挑出毛病，毕竟人家只是在聊小说，想喷找不到着力点，像一拳打在棉花上。

这种风格也让他硬生生从“武侠”这个小众赛道杀成了大V。

不过YQ期间，他的几篇文章犯了众怒，至今仍然是毁誉参半。

以前看过一个大V评价六神：他不愧为多年媒体人，对尺度的把控极为精准，哪些能写，哪些不好写，要写到什么程度，精确到毫米级。

其实这句话本身，就说明花露水已经游走在尺度边缘了。要知道尺度并非长度，不是奥运会跳高比赛的固定标高竿，它是随潮汐涨落的海岸线。有些话今天说没事，保不齐明天就犯天条。

钢丝走多了，偶尔翻车也能理解，原本大V的账号在小黑屋里进进出出也稀松平常，没有喜提过“7天”、“15天”、“360天”的，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这次事件真正引我注意的，是举报者的最后一句：“不死不休”。

让我想起了著名的“守夜人誓词”：长夜将至，我从今开始守望，至死方休。

观点之争不可怕，现在表达渠道如此之多，不同意可以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当面锣对面鼓的打擂台，论战本身就是文化繁盛的标志。

理不辩不明，当年鲁迅与各名家的笔端争锋，至今都是文坛佳话，也未见哪个“不死不休”的去当局举报。

但现在连个辩论的过程都没有，就直接上升为“不死不休”的缠斗，堪比古时文臣对皇上的死谏，你不听劝谏老子就当场撞柱子给你看，结果到最后连自己到底要“谏”啥也没有说，这就有点夸张了。

其实我觉得吧，有这股子“不死不休”的韧劲儿和精力，如果放到别的方面，该能成多少事，可惜了。

现在的网络环境，也让人有些看不懂了。

前两天老友更了一篇文章回忆多年玩《传奇》的经历，提到“当年网民素质之高，是现在难以想象的。”

一句话也勾起了我仿佛已经封存至前世的回忆。

我算是国内较早接触网络的一批人，我的网龄，几乎覆盖了中国互联网的整段生长史。

从电话线拨号的时候就开始上网，很多人难以想象：当年发一段文字，要等一分钟；图片是奢侈品，视频更是天方夜谭。我们最早的网络游戏，是纯文字MOD。

记得刚开始上网时，有个很轰动的大案“朱令铊中毒事件”才过去没几年。她刚开始中毒时，国内从未有过这样的案例，医生都束手无策，是他的同学贝志城组织同学利用当时的远古互联网，向全世界的医学专家发出求助信。

随后收到了成百上千封全球各地的医学专家的回复，大部分回复指向了同一个词：铊。

朱令因此得救——遗憾的是，毒素已侵蚀她的大脑与神经，悲剧未能逆转。

那次世界求助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人们第一次见识到了“万物互联”的威力。

网络在起步阶段还处于一种“精英自治”的模式，上网门槛之高也保证了大部分网民的素质——理性而礼貌。

其实很多上古的网络遗迹其实只是创始人搭建一个平台，由版主和网友共管而已，包括猫扑天涯西祠，精英自治的“散养”模式，反倒孕育了无数大神。

那时随便玩一个梗，所有人都心领神会，无需解释。我们在水木清华BBS互相调侃堆段子，都可以把周星驰的一部票房扑街的电影捧上神坛。

现在都很难想象：天涯最初只是股票论坛，后来名震江湖的“煮酒论史”“莲蓬鬼话”，都是在网友的呼声下生长出来的。

那时的争论也完全不似如今，大家虽也在线上吵的面红耳赤，但都只是就事论事，观点之争。下线后，剑拔弩张的网友常现实聚面，相逢一笑泯恩仇。

记得当年有人在猫扑上问：为什么我一打开浏览器一直会弹出一个网页（指弹窗广告）？

我回复：你打开浏览器不弹网页还指望他弹美金啊！

下边哄笑一片，连被调侃的老兄也宽厚的为我点个UP。

换成今天，一言不合，对方都能气的顺着网线打过来。

曾经名流学士，贩夫走卒，呼啸往来，当年明月在，闲坐说玄宗。

如今星河轮转，昔日风流人物，早已雨打风吹去。

互联网还是那个互联网，但终究，换了人间。

没有什么分水岭，岁月连续而匆忙，不知不觉间，猫扑、天涯、射手网早已成明日黄花，博客停运了，论坛谢客了，贴吧荒草萋萋。

我们曾亲手建起一座座繁华而脆弱的沙堡，然后看它们被风化成沙丘。

曾经的网络，还只是小众文化偏安一隅，内容远没有现在丰富，但嘻笑怒骂，妙语连珠，皆成文章。

洪流裹挟着我们，一个恍惚就来到今天，琳琅满目，色彩斑瓓，只是——不太像曾经的精神家园了。

短视频早已占据半壁江山，剩下的几个坚守的文字阵地也成了知识分享、干货推广的前线，最终都指向滴滴、私信、加群、卖课。

用了10多年的新闻APP，内容早已被各种AI生文占领，已经找不到正经资讯了，评论区里要么是机器人回复，要么人参公鸡，用什么牌子的手机，IP地址在哪个地区，都能吵作一团。

很久没有打开了。

大数据时代，好像人们上网已经不是为了扩展认知，而是为了强化偏见。

算法可以第一时间捕获你的观点、态度，不管是潜意识还是浮意识，算法比你自己都懂你。然后玩儿命推送观点一致的内容。时间久了，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是站我这一边的。

一旦碰上个不开眼的，敢说一两个观点相悖的字眼，那不啻于犯了天条，不追骂个三天三夜都不算完。

不知为什么，现代人上网跟我们这些“古代人”不一样，似乎格外地“重”——观念重、戾气重、情绪重，当然可能还有一点“利益重”，三句话都说不上就已经吵到“不死不休”了，完全没有过去上网时那种轻盈、闲适的感觉。

曾经的网络像乌托邦，“你一楼，我一楼，众生平等”，乌烟瘴气、藏污纳垢处不是没有，但底色还是清明的，爽朗的，是逃避现实的一方胜境。

现在……只能说，当互联网把绝大部分人都网罗其中时，世界终究变成了它原来的模样。

我们这些上古时代的网虫，也只能看着满屏的“不死不休”，欲辩已忘言了。

作为香港最早一批居屋之一，宏福苑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剧增的居民，得以结束简陋的居住条件和频繁迁徙的生活，在城市中真正落地生根。随着香港房价持续攀升、居住密度不断提高，宏福苑相对宽松、生活便利的居住条件，又让这里逐渐成为人们难以搬离的家园。火灾背后，是一个老社区里几代人关于安居、上升、衰老与失守的命运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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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

火灾后的宏福苑，和它对面的广福邨像是两个割裂的世界。它们都是1983年落成的，前者曾是以低于市场价出售的“经济适用房”，后者是香港特区政府出租的公共屋邨，两个社区同期规划，比邻而居。

广福邨平台的一端，是两邨居民日常交会的商场：茶餐厅、糖水店、便利店、平价超市、麦当劳、药店、干洗店、诊所和补习班依次排开。平台上行人来往，初看起来，一切仍在正常运转。

但11月26日大火后，几乎每一天，都有人在广福邨平台上停留，朝着宏福苑的方向凝望。他们中有人是广福邨的居民，有人是专程来悼念宏福苑的遇难者，也有人是宏福苑的居民。大火发生后，政府将1400多户宏福苑居民分散安置在全港各区的酒店和过渡性住房，但遗体辨认、灾民补助申请、证件办理等流程都集中在最近的广福邨。这意味着，受灾居民不得不反复回到这里——在这里，他们静静地凝望着被烧得棕黑斑驳、不复存在的家。

在广福邨平台上，能望见宏福苑。封锁线外，这里的生活看起来一如往常（黄宇 摄）

我们就是在这里见到了郑先生和他的妻子。郑先生今年37岁，白净的脸上有些雀斑，穿着普通的T恤衫，背着双肩包；妻子一头黑发，扎得很整齐，郑先生的神情比妻子平静一些。几天前，他们在火灾中失去了女儿。

郑先生一家人住在宏福苑宏泰阁（E座）的2407室，女儿郑煦翘今年5岁，上幼儿园大班。每个上学日清晨，家里的菲佣玛丽安（Maryan Pascual Esteban）会带着煦翘坐巴士去九龙的幼儿园。从大埔区到九龙，单程大约半小时。中午放学，玛丽安会带煦翘回家，给她做饭，陪她午睡，等煦翘醒来后，再带她去上课外班。有时候，玛丽安也会带煦翘去距离宏福苑一公里外的海滨公园，踩踩水、骑骑单车。郑先生和妻子工作忙碌，许多时候都是玛丽安陪着女儿。

11月26日下午，正在上班的郑先生看到新闻：宏福苑起火了。火势在短短一小时里蔓延至小区四座大楼。周三是女儿没课的日子，他和妻子匆忙打车回家，路上给玛丽安打电话，却没有接通。他们抱着“两人可能在别处歇脚”的想法，跑去了家附近的商场、麦当劳，又去了临时接纳宏福苑疏散居民的社区中心和安置所，都没有发现她们的踪影。他们心急如焚。

一夜无眠后，郑先生次日一早就向警方报告两人失踪。朋友们则把郑煦翘和玛丽安的照片印成寻人传单，在宏福苑附近分发。他记得，当时警方表示已经找到一些罹难者，会放在相簿里拿给家属辨认。就在那天中午，他在宏福苑相邻公屋广福邨的社区会堂辨认出了女儿。那天傍晚，玛丽安的遗体也被找到了。他得知，两人是在家门口被找到的，“我相信他们往楼梯方向逃生时，烟来得太快，就被呛到了”。

郑先生说，在已经烧毁的宏泰阁2407室，收藏着许多女儿的画。周末若父母起得晚，她会自己在客厅画画，画爸爸妈妈和小动物。“郑煦翘”这个名字，“煦”代表着阳光、有活力。他们也看到女儿从容易害羞，变得活泼、爱照顾人。郑先生说，女儿在幼儿园是插班生，后来，每当有其他孩子转校来时，她会主动帮别的孩子适应环境，“有时同学不开心，她会主动拍拍别人，安慰别人。在家楼下玩时，如果有孩子说，‘我们不要跟谁玩’，她会说，‘不要这样，我们一起跟他玩’”。

郑先生说，女儿出生在 2020年。从那以后，郑先生觉得自己和太太“像变了个人”。为了多赚钱，他从一份能按时下班的文职工作离职，转行做需要拼业绩的岗位。工作越来越忙，压力越来越大，下班回家孩子已入睡，周末和旅行也要带着电脑。但他始终觉得，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再辛苦也值得。

过去一周多的时间里，郑先生为煦翘办理后事、申请补助金和安置房时，都要回到宏福苑。一家人都难以接受煦翘的离去。他说，长辈们只要看到为宏福苑受难者悼念的照片，就会“触景生情”。而对他和妻子来说，即使不路过宏福苑，也会随时想起女儿——打开手机，里面全是她的照片；吃什么、走到哪里，都能想起她；为她办理后事、走进童装店时，会下意识地想：“她会喜欢哪件衣服呢？”

出事后，朋友劝他坚强，“你们还年轻，还可以再生一个小孩”。但他也知道，一个小孩怎么可能替代另一个呢？

广福邨的居民广场（黄宇 摄）

逃生

宏福苑位于新界大埔东侧，靠近吐露港海岸，是一个典型的上世纪80年代居屋小区。从空中俯瞰，各栋楼体都是规整的“十”字形。这样的设计让大多数住户都能见到光、吹到风。八栋31层高的住宅楼紧挨在一起，组成一个背靠海港、内扣的字母“C”。

根据目前的调查，尚无人了解火灾“第一分钟”里发生了什么，但可知的是，大火是从这个“C”字最中间的宏昌阁东边低层烧起来的。据香港天文台信息，恰好有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在11月25～26日之间抵达香港。在干燥大风的助推下，宏昌阁的火势很快蔓延到位于其西南方向的宏泰阁，继而蔓延到西北方向另外五座楼栋。唯独宏昌阁正北、隔着一栋楼的宏志阁没有被烧。

卢家明家住宏道阁，与宏昌阁隔了三座楼。他是在大楼断电后，从21楼一路“摸黑”走下来的。他回忆说，26日下午2点多时，姐姐打电话来问他在哪里，“着火了，你们收拾收拾走吧”。他感到诧异，他没有听到火警钟响。“走什么走？家里没烟，也没火。”卢家明说，因为小区维修工程，他家的窗户被发泡胶板封住，看不到窗外的景象。他只感到“很吵”，但他猜想可能是因为窗户正对着小区的游乐场——平日里，每天下午放学后，孩子们都在那里玩游戏。

但挂掉姐姐的电话，卢家明回头看了看，发现“黑烟正从厕所的气窗里涌进来”。那一刻卢家明才意识到，涌进来的烟味“和普通烟味不一样”，是“呛喉”的那种。他马上把气窗关上，又检查一遍家里窗户是否关好。他打开家门，发现整个电梯厅都是黑的，“什么都看不到，全都是浓烟”。卢家明立刻走出去，把门关上。宏福苑的住宅格局是每层8户。每栋楼有三台电梯供住户上下楼，同时配有两道防火梯，以剪刀形排列，其中一道通往前门，另一道通往后楼梯。

卢家明说，他在宏福苑居住了30多年，知道后楼梯在哪儿。走廊烟雾弥漫，他摸到后楼梯，沿着后楼梯外侧的扶手，一边摸索，一边用脚试探，一点一点地向下走，“又怕滑倒，又怕踩空”。卢家明记得，整整21层的楼梯漫长的仿佛没有尽头，他一边摸索，一边想着“怎么走了这么久都没到？”但还是坚持向下走。又走了两层，他摸到一扇门，一推开门，透过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路牌，新鲜空气涌了进来。

他匆匆穿过大堂，在走出楼外的一瞬间，水从头顶上浇下来，“那应该就是灭火的水”。他看到了匆匆往其他楼栋跑去的消防员。走到隔壁公屋广福邨的社区会堂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刚好看到宏新阁的火苗蹿向相邻宏道阁外的棚网，火势一下子蹿升。“我眼睁睁地看着火烧到我的家……”他一边看着火越烧越高，一边喊“为什么不救火？为什么不救火？”但他后来才知道，当时消防队忙着扑救火灾严重的宏昌阁和宏泰阁，“等他们赶到，我们的楼已经来不及救了”。

火灾后，人们来到香港大埔海滨公园悼念（黄宇 摄）

卢家明的崩溃在火灾后第二天开始。在暂住朋友家的日子里，他放声痛哭。他记得自己上一次哭，是因为母亲去世，而这一次他哭了几十次。儿子劝他不要刷手机、不要看新闻，但关于火灾的报道铺天盖地，他根本无法避开。看着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他甚至一度想过：“为什么死的人不是我？”

莫太家在宏昌阁14层。火灾发生两周前，她家窗户外的围挡已经拆除。但火灾发生时，她没有听到窗外有什么异响，也没有听到火警钟响。是有人敲门喊“有火警”（着火了），她打开门，没有看到按门铃的人，只看到走廊里飘着一点烟雾。她转头回家拿上钱包、手机和钥匙，又拿了一条毛巾，用水打湿。走出家门时，莫太看到隔壁的老人家已经坐在轮椅上，帮佣推着他。另一位邻居男士也来到了走廊。那时，楼里的电梯还在运行，四人决定一起坐电梯下楼。几十秒后，他们到了底楼大堂，看到门口不断有燃烧的棚网碎屑掉下来，消防员让他们等一会儿。

莫太记得，他们走出楼栋时是下午2点58分前后。几分钟后，她给此前下楼购物的先生打了电话。她想，幸好那位未见其人的邻居来按了门铃，“要是等烟进到屋子里，看不见时，我再逃生就很困难了”。她还听说，再过十几分钟，宏昌阁的电梯也无法使用了。

同住宏昌阁的街坊李威廉（William Li）证实了莫太的预感。李威廉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下午3点2分，当妻子打来电话告诉他家中着火时，他还未闻到烟味，等他换完衣服、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开门的一瞬间，浓烟就涌了进来”。他听到走廊上有人声，便打开门，摸着黑将一对邻居老夫妇接回家中。为了防止烟雾倒灌进家里，他一边用湿毛巾堵住门缝，躲进房间，一边打电话给消防、警察求救。

被困两小时间，火舌不断逼近他家窗外，他一度感到自己“真的要死了”，便给朋友们逐个打电话、发信息，道别、交代后事。他拼命用手机灯光照向消防员，终于引起他们的注意。他指着着火的窗户位置，消防员立刻用水枪对准，把火扑灭。消防云梯不久后升至他家窗前，将老夫妇和他逐个救出。

火灾后的两周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香港市民来到广福邨下方的休憩处，悼念宏福苑的遇难者（黄宇 摄）

安居梦

“我是一家三口住。我和先生都是40岁，我的女儿10岁，我的两只猫2岁多。我手机里还有家里去年的照片，或许能作为财产的证明。因为房子被烧了，我想知道在没有买火险的情况下，我怎么索赔呢？”

12月4日这天，阿梅坐在临时安置点的免费法律咨询室，对律师讲出这些的时候，冷静得像是拿着手术刀的外科医生。11月26日那天下午，她在电视直播里，目睹自己住了八年的小家在火焰中爆裂，火苗“像火箭一样”直冲夜空。在过去几天里，她将精力聚焦于一件件具体而迫切的生活事务，以将自己从痛苦中抽离出来：上班通勤、接送孩子、咨询律师、整理临时住所，在城市里步行数万步，穿梭于不同的救济物资领取点。在咨询室里，阿梅连续讲了五分钟，没有停顿。直到她说到“一家人的记忆都在这间房子里”时，声音才突然变调，眼泪涌了出来。

”在政府提供的一处过渡性住房“善楼”，义工摆出物资样品，供灾民挑选（黄宇

73岁的张士敏和家浩父母是同代人，已经在宏福苑住了42年。他头发花白，身材瘦高。他的包里折着一张报纸一样大的表格，密密麻麻列着不同基金会的名称、金额和日期。他把这张表叫作“天书”。每天他都要隔着老花镜，在上面反复核对几十遍，确认哪一笔已经领过，哪一笔还没有领取。张士敏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父亲是从广东梅县南下到印尼做生意的老华侨。上世纪60年代末印尼排华，他和几个兄弟姐妹匆忙离开印尼。原本计划依父亲嘱托，借道香港返回梅县，最终却在香港停了下来。

1974年，经大哥介绍，张士敏进入一家由梅县老乡经营的制衣厂。厂房位于土瓜湾工业区，面积约400平方米，却同时承担生产、发货和财务功能。“像个家庭作坊，好辛苦。”张士敏什么都做，管理货品、安排出货，下班后还要替老板接送孩子，月薪两三千元。制衣厂生意扩张得极快。张士敏记得，1981年春节他结婚，生意旺到年廿九回乡办酒，年初二便返回工厂加班，一直干到晚上8点半。最忙的时候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曾连续加班到凌晨，把香港工厂生产的领带，发往哈尔滨、海南的百货公司。也是在那几年，他的月薪第一次超过了1万港元。

收入改善的同时，居住条件也在一点点变化。最早，他住过廉租屋的走廊——那时楼道尚未如此拥挤，一张行军床勉强放得下。后来住进“劏房”，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单位，被切割成数个六七平方米的房间，共用厨房和厕所。他和兄姐三人挤在一张上下铺。

30岁出头时，张士敏凭着一身“什么都干”的闯劲，跻身同代移民里的“年轻才俊”之列。1982年，女儿出生，妻子辞掉工作在家带孩子，希望一家人能搬到一个独立空间里去。1976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居者有其屋”（居屋）计划，让收入不足以购买私人楼宇的市民，以低于市价的价格购入居屋。但居屋名额有限、申请条件严格，一对夫妇必须有小孩或长者同住才有资格。即便如此，仍是一屋难求——1978年葵涌、观塘等地的第一批居屋推出时，约有3.6万份申请，超额认购四倍。张士敏申请时只拿到候补名额，大埔宏福苑是唯一选择。

张士敏本来想住工厂遍地的市区九龙，因为他嫌当时的大埔太偏僻，遍地西洋菜田，像“乡下”。“不过我也贪这里价格便宜，以后有机会升值。”大埔属于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开发的一批“新市镇”之一，目的就是安置市区已经挤不下的人口。在政府做的新市镇发展计划里，大埔有美好的远景，会修新的隧道、通电气化火车，建工业区，吸引工厂入驻。宏福苑落成同年，电气化火车首次驶入大埔站，轨道由单轨变为双轨，班次大幅增加，解决了从新界到九龙的通勤问题。

在火灾之前，张士敏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安居梦。42年来，他愈发中意大埔实惠的墟市，辽阔的海岸风光，和相比九龙、港岛更宽松的建筑密度。在大埔长大的家浩也不愿搬走，他说，虽然港岛的都市生活更“新潮”，但要论宜居和性价比，还得是大埔——去港岛、九龙都方便，去机场也有直达巴士，又不像市区一样嘈杂逼仄。“现在香港哪里还找得到这样的地方？”

宏福苑海景开阔，海风亦无遮挡（黄宇 摄）

起落

像张士敏这样经历了“住房升级”的还有郭纪升。1983年，30岁出头的郭纪升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申请上了宏福苑的居屋。在那之前，他们在九龙、新界四处租房辗转。郭纪升毕业于香港官立高级工业学院（今香港理工大学），修读工程学，毕业后进入电子厂当工程师；妻子则在服装厂担任技术工人，替欧美品牌做贴牌加工。郭纪升说，上世纪80年代是香港工业最蓬勃的年代——制衣、玩具、钟表工厂随处可见，“香港地方小、人口多、工业基础不算雄厚，却能制造全世界都用的商品，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高科技公司，代理全世界高科技电子产品，转卖到内地或其他地区”。

但郭纪升也记得，正因工作机会多，工资反而难以提高。年轻时，他每月工资几千港元，抽不中政府廉租房（公屋），只能租房。在九龙，租一间稍微舒适的房子每月就要两千多港元，“我和太太要一起工作，才能住得舒服些”。申请居屋时，郭纪升早早就排队轮候。1983年，政府通知他参加面试和资格审查时，他正在英国出差，就请妻子代为办理。他回港后，直接被分配到宏福苑。讲究风水的他们，挑选了一个位于二层、朝南的单位。郭纪升夫妇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宏福苑的单位是两房一厅，他和太太住较大的一间房，两姐弟睡在另一间小房里，上下铺。他记得，当时要抚养两个孩子，手头余钱不多，只能办理等额本息贷款，月供约1500港元，占他月薪三分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实施“三来一补”（来料、来样、来件、补偿贸易）模式，大量香港企业北上设厂。作为技术工人，郭纪升能很快读懂说明书、立刻操作新机器，还能指导工人，很快便随港商赴深圳办厂、培训工人。随着经验累积，他逐渐从技术岗位转向工厂管理岗位。

但内地工业腾飞的另一面，是香港工业的加速外移。他记得，过去香港工作机会多，同侪们为了加薪，常以跳槽累积经验；如果不愿跳槽，只要不被裁掉便能一直做下去。然而在2000年前后，香港的加工类小厂开始大规模倒闭，产业结构逐渐转向零售、餐饮、金融等服务业。

直到2023年退休前，郭纪升几乎每两年就要换一次工作——不是工厂倒闭，就是老板决定结束营业。这期间，郭纪升供完了一家人在宏福苑宏建阁的单位——30年贷款在2013年正式还完。在深圳工作期间，他曾想过购房，但最后因家人都在香港，不便搬离而放弃。至于购买香港的楼房，他感慨道，即使有技术他也只是工薪阶层，“工资每涨一点，房价就涨得更快，最后工资也没追上房价上涨的速度”。

张士敏清楚地记得2003年被裁那天的情景。那是一个工作日下午，张士敏准备收拾东西下班回家，人力资源部经理把一张支票塞到他手里，而他效力了三十多年的老板，从头到尾没有露面。张士敏那时52岁，对他而言，人生的黄金时代戛然而止。张士敏只有小学学历，除了一点夜校学来的英语，没有其他专业技能。他用仅有的积蓄，在大埔东郊开了一家杂货店，却不懂经营，只能勉强维持，几年下来等于“白做”。妻子辞去工作，照顾一双儿女，他的全部积蓄也都投入到子女身上，无力再换置新居。

火灾后的两周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香港市民来到广福邨下方的休憩处，悼念宏福苑的遇难者（黄宇 摄）

衰老

黎维茵在宏福苑生活了42年，她想不起这42年里有什么特别的时刻，只觉得日子简单、平静。闭着眼睛，也能伸手摸到豉油瓶。“我和我细佬（弟弟）想着住到死为止。”这次大火让她感觉像是走在一条压实了的沥青路上，突然一脚踩空。在大埔各个资助金领取点之间穿梭时，黎维茵接连遇到四五个熟面孔。远远四目对上时，双方都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哎，你没事吧？”“你呢，你也没事吧？”白发人遇上白发人，两位老人抓住对方的手肘，攥得很紧，眼泪在几句寒暄里突然决堤。

但黎维茵说，她其实并不认识多少街坊。“住进宏福苑，平时闩门过日子。我要返工（上班），回到家都夜晚了，见不到人。搭lift（电梯）的时候，大家见到才会打声招呼，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黎维茵说，搬进居屋后，发现邻里的边界感很强。“小时候住的公屋（廉租屋）就不是咯，回家不闩闸，互相介绍零活，差不多整条巷的人都认识。”

火灾后，警方拘捕宏福苑维修工程中的承建商，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有关人员。火灾初步调查的结果显示：承建商“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今年7月台风吹毁部分保护网后，为楼栋中高层更换了未达阻燃标准的保护网。工程顾问“鸿毅建筑师有限公司”则在分析宏福苑收到的回标文件、为业主提供参考建议时，无视了承建商宏业的多宗违法记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这是“处心积虑去犯案”“非常可耻”。

从2012年起，香港特区政府开始对楼龄超过30年的住宅楼陆续发出强制验楼令，督促各小区（屋苑）在一定期限内完成大厦维修。依照相关规定，维修由业主立案法团牵头，重要的选择，包括工程的方案、承建方、监督方（工程顾问公司），都必须由业主一人一票在业主大会上决定。

业主立案法团是业主自治的法人团体，由全部业主组成，每两年选举一次管理委员会成员，后者是法团的核心代表，负责召开业主大会和运营日常事务（许多场景下“法团”指代的都是管委会）。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业主——包括黎维茵——都表示，在大维修之前的几十年里，他们从不出席业主大会，很少在管委会的换届选举中投票，也很少参与法团筹办的那些以老人为主的节日聚餐。“如果不是大维修，会一直这样下去。”黎维茵说。直到工程费用“杀到埋身（迫在眼前）”，每户要掏十几万港元，“个个都好踊跃去业主大会”。

政府提供的一处过渡性住房“乐善邨”外景（黄宇 摄）

宏福苑确实老旧了。黎维茵说，空调外机老化漏水的问题已经困扰大家多年，不少人家的窗台发黑起霉、墙皮鼓胀脱落。公共区域的天花板有一个接一个的长条形“伤疤”，内部生锈的钢筋暴露出来。在建筑外立面，开裂的纸皮石不时剥落掉下小的碎块，也让底下的行人不得不加快脚步。11月28日，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处长杨恩健也向记者表示，宏福苑八栋大厦消防系统的火警钟，虽然没有被关闭，但火警钟无声响，“不能有效操作”。

宏福苑住户、前法团管委会委员陈超伟说，早在政府发出强制验楼令的前三四年，也就是宏福苑楼龄三十多年的时候，法团委员们已经盘算过翻新的事，但考虑到要让街坊凑不少钱，不易推进，“干脆等到大维修时再一起做”。

宏福苑在2016年6月10日收到政府的强制验楼令。2019年1月，宏福苑业主大会决定聘用鸿毅建筑师有限公司检验楼况。2021年，业主大会再次选中鸿毅，为大维修拟定标书，及监督维修过程。

2024年1月28日，在宏福苑篮球场，法团召开决定维修方案和承建商的大会。鸿毅给出的三套方案，最大差别在于外墙整修的程度：两套为局部修补，一套为全面翻新重做。黎维茵投的是局部维修——“中间那一档，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最终结果是业主以80.5%的大比例通过全面维修的方案。宏业则以54.79%的得票率中标。当天法团会议记录显示，出席人数595人，包括授权代表。

票选结果出来不久，一批年轻业主开始在宏福苑的广场立牌子，公开“讨伐”旧法团。对宏福苑大维修方案的质疑声集中在“授权票”上。由于按法例，业主大会要有一定投票比例才能通过议案，为避免出席不足而流会，许多香港的屋苑都长期依赖授权票。陈超伟告诉我们，在过去十多年里，屋苑形成惯例：不少老年业主会把票授权给法团主席或委员。签名是自己的，但最终投了什么，并不清楚。

长期关注工程界贪腐问题的建筑工程师潘焯鸿说，法例对法团的监管存在漏洞，导致“授权票”被滥用。《建筑物管理条例》在2024年6月修订，规定维修费超过3万港元的工程，必须由至少5%或100名业主到场亲自投票通过，不能以授权票代替。新《建筑物管理条例》在2025年7月正式生效。

在维修开工前的几次大会上，业主围绕“看选票、核验签名”争吵不休。黎维茵目睹过反对者与旧法团成员发生肢体冲突，现场“暴力”“混乱”，最终以警方调解收场。

黎维茵记得带头反对旧法团的“柑仔”40多岁，戴黑框眼镜，说话热情利落。在小区广场上，他对路过的黎维茵说，3.3亿港元方案费用过高、收款时间过短，认为投票过程不够公开透明，并要求重选法团，承诺公开更多资料，包括标书。

黎维茵表达了支持，她对小区的日常管理早有不满，认为监督物业的法团不作为。黎维茵说，有一次下“黑雨”，早晨上班出门时，黎维茵看到雨水已经顺着楼梯间的窗户飘进来，浸了整条走廊。黎维茵担心水流进自己家，会损坏家具，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物业，请他们派人上楼查看。电话那头却回得很冲：“整个管理处现在就我一个，你以为我有一队兵呀？”气得黎维茵直跳脚。晚上回家，她再打一次，仍是同样的答复。她忍不住说：“我们业主每个月都出粮给你们。”对方回她：“你给我钱咩？我公司给我钱！”在Facebook的“宏福苑居民交流组”里，类似抱怨不少见。

火灾后的两周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香港市民来到广福邨下方的休憩处，悼念宏福苑的遇难者（黄宇 摄）

监管漏洞

宏福苑的工程是在2024年7月16日开工的。仅仅两个月后，业主在旧法团激烈反对下仍坚持召开会议，1200多户以56.54%赞成票罢免原管理委员会，选出新一届的管委会。“柑仔”徐满柑成为新任主席。

黎维茵一度觉得“看到了曙光”。新法团上任后，业主曾提议推翻方案重来，但收到的回复是，承建方会索取上千万港元的违约金，维修只能照原方案继续，工程公司也没有更换。黎维茵感到很泄气，好像“白忙活一场”。“作为普通业主，还能向谁求助呢？”

香港市区建建局在2016年推出“招标妥”，试图帮业主减少工程知识不足带来的盲点，包括引入专业第三方为业主提供粗略费用估算，设置招投标电子平台，方便业主对接顾问公司和承建方。宏福苑的招标走了“招标妥”，选取的公司也都是“招标妥”注册企业。

在潘焯鸿看来，政府监管是缺位的。他说，虽然有“招标妥”，但市建局不会对顾问公司的评分做复核，也不会吊销有违法记录的承建商的资质。市建局作为监管单位，主要只审查投标报价是否偏离市价，并不会替业主判断工程方案本身是否合适。而作为《建筑物管理条例》的执法单位，民政事务总署负责协助私人大厦业主处理与大厦管理及维修有关的问题，法团开会时，地区民政处会派职员参与，但他们“只是坐在那里”，因为法律并未授权其干预会议内容。

宏福苑维修期间，因为收到业主求助，潘焯鸿曾在2024年5月多次致函消防处，指出宏福苑棚网与胶板存在消防风险，但未得到回复。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大埔民政处在过去三年接到约40宗宏福苑居民投诉或求助，涉及召开业主会议、维修及一般大厦管理问题。大维修开展后有三宗投诉，提及棚架结构安全及保安问题，总署“已将个案转交有关部门跟进”。这些都没能阻止宏福苑的悲剧发生。

“投票呀，唔好（不要）授权！” 12月6日，星期六，在与宏福苑相隔仅一个地铁站的小区穗禾苑，围绕大维修的争议走到高潮，一个身着绿衣的瘦高老人拿着话筒，站在穗禾苑一期的居民广场上呼喊。穗禾苑建于1980年，比宏福苑还要早三年，共有九栋、3501户，住户平均年龄57岁，是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小区。2014年，穗禾苑收到屋宇署的强制验楼通知；2022年，一项造价3.8亿港元的维修方案被敲定后，引发持续争议。近百名业主指控法团忽视更经济的方案，夸大工程规模与费用。市建局亦曾发出警示，指出招标文件存在重大不合理之处，包括外墙维修面积被夸大72873平方米，令集资额增加约7477万港元。

广福邨平台上，义工们为灾民提供帮助和安慰（黄宇 摄）

宏福苑的火灾给穗禾苑带来了很大影响。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密实包裹九栋建筑的棚网被完全拆除，只剩下竹棚。12月3日，香港特区政府下令，全港正在进行大维修的楼宇必须于三日内拆除所有棚网。穗禾苑居民的担心却没有消减。广场上聚集着20多名街坊，其中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有五六十岁的中年人。“我们自己点过棚网，烧得很快，但政府就拿承建商的合规文件来说材料没问题。”“我们这个屋苑一直都不算团结，就算宏福苑出了事，还是有好多人不愿站出来。”

潘焯鸿说，宏福苑、穗禾苑这两个小区的一大共同点，就是老人居多。宏福苑有接近37%居民年龄超过65岁。“上了年纪的业主通常更保守怕事，他们未必看不到问题，而且也都觉得自己拿出积蓄来很辛苦，但他们会逆来顺受，只求下半生安稳。”目前，香港楼龄超过50年的住宅已达1万栋。潘焯鸿认为，楼宇老化的问题，“内地迟早也会面对，香港只是先走了一步”。在他看来，社区维修的制度设计，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相互借鉴、共同研究。

宏志阁是宏福苑火灾中唯一一座没有被波及的楼栋。12月3日，宏志阁居民获准回家收拾物品。离家一周后，蒋梦婕第一次回到家，发现家里几乎完好无损，除了冰箱散发出食物腐烂的气味。她猜想，楼里可能断过电，又恢复。她惊讶地发现，一个多月前买的一缸热带鱼还活着。但是鱼缸不易搬动，思来想去，蒋梦婕放弃了搬走鱼缸的想法，只收拾了一些证件、贴身衣物和冬衣。

回到粉岭的临时住所，蒋梦婕将家里的景象告诉了丈夫欧阳家成。欧阳家成一下子怒火中烧，“鱼也是生命，它们告诉你‘我在等你回来’，你怎么可以不管不顾？”他想要救下热带鱼，便一个人坐上地铁回到宏福苑外，请求警方再让他上去一趟，警察却告诉他，“你们家的时间已经用完，没有机会了”。

欧阳家成说，他带着怒火问了当班警察的警号，晚上8点左右，他接到警方电话后回到了位于宏志阁的家，鱼一个星期没有食物，却依然身段灵巧。他想，把鱼接回中转屋后，要等到第三天才有时间去买鱼食，但他知道，鱼儿们会原谅他的，“因为我已经尽力了”。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51期，文中除潘焯鸿外，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感谢刘宝洋、何新月、庹舒妮、许振华和余雯彤对本文的帮助）

上篇内容：【年终专题】“演习进逼，拿下台湾”……2025年度敏感词

CDT编者按：2025年即将过去，中国数字时代为读者整理了年终专题，包括年度每日一语、年度404文章、年度敏感词、年度视频、年度报告汇、年度人物等。

本文是年终专题第4篇，下一篇是“年度报告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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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中国数字时代YouTube频道于每月末发布了一期【月度视频】，模仿了上海封城期间的知名短片《四月之声》，以“每月之声”的形式持续记录民间的疾苦、民众呐喊与抗争，并揭示当局的言论审查、权利压制。

“2025年度视频（年度之声）”是年终的一期特别节目，我们收录了本年内的一些重要的新闻事件（截至12月15日），重点呈现了“个体发声”的内容，以时间为序混剪制作了该视频，作为对2025年中国社会的一份记录与见证。（受限于片长，仍有许多大事件未能选入，欢迎您到中国数字时代【每月之声】视频列表观看往期内容，2025年12月之声会在月末正常发布）。

（视频标题取自：2025.6.9 江苏靖江退伍军人在汽车站上访被拦截，高喊入党入错了）

谨以此片向此片向《四月之声》致敬。本项目也将持续下去，直到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 中国数字时代每月之声

南京博物院干了个损事儿：

1959年，收藏大家庞元济的孙子把一幅明代仇英的画捐给了国家。

这幅画是南京博物院收下的。

南京博物馆1960年代找了两批专家鉴定这幅画。

判定是“假”。

于是就对这幅画进行了“处理”。

结果这幅画最近出现在了拍卖会上，8800万。

满腔热忱把传家宝捐给国家，结果接受单位说是假的。

你判断是假的，你给人退回去不就行了？假画没有文物价值，没有艺术价值，但对子孙来说，是祖辈遗物，有情感寄托。

他们没有，莫名其妙就让这画流出去了。

卖了。

卖了。

卖了。

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人吧，其实挺耐折腾的。

你要是单纯就卖了我们家的画。

我们也没有什么立场去跟你们吵架。

但是，南京博物院办展的时候，还要蛐蛐人家庞元济先生。

说人家“子孙潦倒到卖画为生”。

人捐出来画给你，你还说这个。

那就是，对吧。

我们不多说了。

关于这段故事，呦呦鹿鸣老师讲得最详细，我就直接链过来。

退捐还画，两难自解

《江南春》不在场：8800万元，不是最可怕的数字

画我不懂啊。

而且这涉及到1959年的捐画，1960年代的鉴定，懂得都懂。

但是有些旧事，咱们坐下唠一唠：

过去有个人，年纪大的估计记得这个名字。

反革命煮饭康生。

这个人文革结束之前的病死了，整人的大高手。

这个人跟仙人洞的关系很好，仙人洞的妈妈以前在康生家当过女仆。

所以他俩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后来也是盟友。

康生这个人精于术法，能左右手写不同的字体。

他说自己用脚夹根筷子都比郭沫若写得好。

后来清算康生的罪行，就包括他从故宫强行借走字画、要走文物。

故宫如此，何况南博呢。

书法家的故事说完了，我们说说一把刀的故事。

日本幕府末年，有个编外警察组织叫新选组。

众所周知，我的主页是《银魂》截图，这个动画片里的真选组，原型就是新选组。

新选组是反动派，支持幕府的那一派。

新选组的局长叫近藤勇，近藤没有发迹的时候，拿了二十两（金子）去找一个商人买名刀虎彻。

二十两买不到虎彻，所以商家就卖了个假的给他。（今天的军博有把缴获的虎彻，应该是某个不肖子孙侵略中国，被中国军民给打死了或者投降了）

近藤勇每次拿出假的虎彻给专家看，都会被人冷遇，觉得他是个乡毋宁。

后来终于有大行家告诉近藤勇：“你这不是虎彻，是源清麿。”

源清麿也是名家，不过政治态度正好不是近藤一派的。今天的源清麿长刀大概值3000\~5000万日元，但是肯定比虎彻便宜。

后来近藤勇当上了局长，业务做大了，有人送了他真的虎彻。

但是他每次用真虎彻砍人，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故，比如对方穿了铁甲，刀就变形了，等等。

每次用假虎彻，那就势如破竹，人挡杀人的。

近藤勇后来回老家探亲，特地把卖假刀的商人请过去。

商人吓死了，以后假货事发了呢。

结果近藤说“谢谢你卖了我一把好刀，不愧是虎彻。”

又额外给了他一笔赏金。

好。假刀的故事讲完了。

其实跟假画是一回事。

这把刀是不是虎彻？

不是，它是源清麿。

源清麿的刀有没有价值？

有价值，而且非常好用。

那这把刀是假刀还是真刀？

一把刀，是不是一定要用“真”和“假”来判断？

像庞元济收藏的仇英画，如果没有被人掉包，1964年鉴定的就是这幅画的画，那它可能不是仇英的原作。

但是，如果这是仇英弟子临摹的作品，或者是某个清代名家临摹的作品，它有没有艺术价值？值不值钱？

显然这是值钱的。

有些中老年人可能会和我一样看鉴宝节目。

王刚老师有个节目，遇到假货一锤子就砸碎的那个。

他可不是什么都砸。

民国的仿品就不动，因为它也有价值了，1949年之后生产的给外国人的工艺品也不砸。

砸的就是那种地摊儿货，一眼假，刘水县刘大师的作品。

所以简单粗暴地把人家捐出来的画判断为假，这事儿就不对。

你可以说，非仇英原作。

判断是假货，那就退还给家人当纪念，反而是最好的。

你不能什么都要对吧。

画也要了，还给人卖了。

给人贴个假货标签，还羞辱别人。

当年你这么干，没人敢吱声。

现在你还这么干，大家的心里呀。

有杆秤。

有些东西还是得自己拿着。

别迷信公家。

公家就是公地。

公地就会有悲剧。

1-11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0516亿元，同比增长0.8%。其中，全国税收收入164814亿元，同比增长1.8%；非税收入35702亿元，同比下降3.7%。

主要税收收入项目情况如下：

1.国内增值税63629亿元，同比增长3.9%。

2.国内消费税15639亿元，同比增长2.5%。

3.企业所得税40234亿元，同比增长1.7%。

4.个人所得税14689亿元，同比增长11.5%。

5.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6520亿元，同比下降4.7%。关税2149亿元，同比下降3.2%。

6.出口退税19038亿元，同比增长5.6%。

7.城市维护建设税4753亿元，同比增长3.4%。

8.车辆购置税1814亿元，同比下降17.4%。

9.印花税4044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1855亿元，同比增长70.7%。

10.资源税2717亿元，同比下降0.5%。

11.契税3968亿元，同比下降14.3%。

12.房产税4714亿元，同比增长10.8%。

13.城镇土地使用税2340亿元，同比增长5%。

14.土地增值税3782亿元，同比下降17.3%。

15.耕地占用税1308亿元，同比增长5.7%。

16.环境保护税274亿元，同比增长14%。

17.车船税、船舶吨税、烟叶税等其他各项税收收入合计1278亿元，同比增长0.3%。

以上来自12月17日财政部国库司公布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都是真实的数据，因为要和进入国库的资金对得上，钱是要进国库账户的。

帝国的秘密，都在数字里。

先看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这三项加在一起，仍然占据大头，但增速都不高。3.9%、2.5%、1.7%，没有一项称得上亮眼。它们共同指向一件事，那就是整个系统已经进入了低速运转状态。

车辆购置税下降 17.4%，这几乎是最贴近普通人生活的一项。车这种东西，从来不是生存必需品，它代表的是家庭对未来几年的信心。

印花税的增长，看起来热闹，尤其是证券交易印花税暴涨 70.7%。但这类收入，向来反映的是交易频率，而不是价值创造。它不自动意味着经济的长期改善。对财政来说，这是可以用的水源，但很多时候，它更像一阵风。

房地产相关税种，几乎清一色下行。契税、土地增值税同时大幅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却在增长。这并不矛盾。房子不再被寄予拉动希望，但它还在那儿，还能慢慢收税。

无力全部解读，主要谈谈其中一项——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 11.5%。

虽然这仅仅是前 11 个月的数据，但2025年差不多就是这样了。问题来了，这一年，你觉得自己的收入有两位数的增长吗？

如鱼饮水，无需答案。

OK，这 11.5%，是从哪来的？

是某一群人突然暴富了？还是全民收入大幅提高了？应该都不是，而是从中产身上收的税更多了。因为中产们的收入一直都是最稳定且最容易被统计的，其他税源不景气时，这一项就更会被重视起来。

穷人身上，没什么税可收的。他们收入本来就低，很多还在起征点以下，而且大量收入是非正式、零散且难以统计的，一旦税负稍微加重，他们的生活立刻就会出问题，所以这部分人群不可能成为下蛋的鸡。

很多人会觉得，富人才是有钱的人，为什么不多收他们的？其实，富人的钱，最不好收。

相比工资和奖金这种有规律的明面收入，富人的财富更多存在于诸如股权、资产升值、长期投资和家族结构之中。这些财富不一定马上变现，也不一定以个人名义出现，可以被分散或延后。

对财政来说，这类财富征税难度高、成本大，也很敏感，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都是如此，富人有能力规划自己的财富。看上去不公平，呵呵，这世界从来就没有公平过。

比如，根据福布斯的数据，2014年至2018年间，巴菲特的财富增加了243亿美元。在这些年里，巴菲特报告缴纳了2370万美元的税款。这相当于0.1%的实际税率，或者说他的财富每增加100美元纳税还不到0.1美元。

中国的富人也一样。

过去很多年，因为经济在上行期，财政并不急着盯着个人。以前，卖一块地，房价涨一段时间，财政就有很多收入。经济好的时候，普通人对税的感受也是模糊的，扣是扣了，但并不觉得特别肉疼。

现在不一样了。

你看，1-11月，土地增值税下降了 17.3%，契税下降了 14.3%，都是两位数字的下降，这说明土地财政这条路很难再走通了。

企业端也类似。企业所得税只增长了 1.7%，说明企业还有微利，但活得辛苦。

在这样的背景下，最稳定的税源，只能是人，是中产。

有固定收入的人，有工资条的人，有年终奖的人，有明确身份和纳税记录的人。这些收入不容易藏匿，于是，个税就成了最确定最容易增长的税种。

很多中产其实已经在体感上察觉到这种变化了。比如年终奖到手少了一截，劳务收入被合并计算，补贴、奖金、各种边角料，都开始被认真对待。

与此同时，另一层缓冲正在消失。

以前，房子会帮你兜底。房价涨，很多压力会被覆盖掉。现在房子不涨了，甚至开始成为一种负担。资产无法提供对冲，税却这一刀割下来，就格外疼了。

疼也要受着，因为你别无选择，只能为国纳税。

这是时代换挡的结果。

高速扩张已经结束，财政不得不回到存量里找确定性。而中产，正是存量中最肥的部分。

未来会不会好转？也许会，但短期内，很难指望回到过去那种状态。土地财政不会突然复活，企业收入不会集体爆发，个税的重要性，只会继续存在，甚至会越来越强。

所以，以后一定要接受一件不讨喜的事实，那就是中产未来主要要考虑的，不是上升问题，而是抗压问题。

努力当然还是很重要，但是以前的努力是为了上升到更高位置，以后的努力应该对应的是不要从现在的位置掉下去。

很多中产过去太依赖单一收入来源和资产，一旦其中任何一项出现问题，整个家庭都会陷入危机。未来，要注意分散资产，要有多种收入来源。

也不要再幻想以后的大环境会如何如何。从结构上看，只要公共成本不大幅度回落，个税的重要性就不会下降。

与其抱怨，不如在生活层面做更现实的规划，比如哪些收入是真正稳定的，哪些支出是可以弹性调整的，哪些决定是一旦做出就很难回头的，等等。

还有，要尽量保留选择权。

这里的选择权，不一定是跳槽，也不是移民，而是更广义的，比如你有没有一部分不完全依赖单一系统的能力？离开了这个单位这个体系，你能不能生存下去，能不能保障整个家庭的活路？

最后一点，也是最难的一点，是心理层面的调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句话我们中学就学过。

以上这些，其实我从三四年前就反复写文章提及和提醒，如果是老读者，应该能明白我一以贯之的观点和态度。不是因为我看空什么，而是因为很多变化，在数据出现之前，已经先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我们有常识，有见识，就能看懂趋势，就能提前做好预案。未雨绸缪，才能不至于事到临头慌手慌脚，被迫接受最差的结果。

谢谢不嫌烦看到这里。以上，就当老朋友聊天吧。祝好。

（视觉中国 / 图）

2025年12月10日，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一位高中女教师魏亚蕊在新婚当天，选择从7楼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年仅28岁的生命。

这无疑是一场彻底的悲剧，而从逝者生前所发“遗书”等内容来看，自杀原因大概率指向对父母催婚逼婚的不满。她曾在婚礼前一天发朋友圈称婚礼取消，但未能如愿。在发布在朋友圈的“遗书”中她写道：

“我清楚的（地）认识到我自己最大的价值就是结婚，七年，从毕业开始，我对抗了七年，加上大学四年，11年，我失败了，我吵，我闹，我发疯，我拿刀砍他，都要相亲，都要结婚，嗯，对，我懦弱我不行，我下不定决心，所以我听话，我相亲结婚。

以死相逼都必须要结婚的父母，指责不孝的亲戚，有一说一，蹬鼻子上脸只会气人的对象和只会让你忍的父母真是绝配。所以我结婚了，我完成了我这辈子最大的任务，你看我还得到了钱，以前我无论如何都得不到的钱，现在只要老实去结婚都有了……我有点害怕，毕竟要死了，窗户下边是一楼的院子，很抱歉，我只能找到这个机会。”

从字里行间能读出她对这场婚姻的悲愤和绝望，从刚上大学就开始被催婚，到毕业后被父母“以死相逼”来相亲结婚，被亲戚指责不孝，而结婚对象“蹬鼻子上脸只会气人”，显然不是其心仪的情郎。然而她对抗了11年，还是没有逃过家庭命运的残酷安排。

这起悲剧引发舆论的格外关注，还在于魏亚蕊不是通常印象里此类事件中文化水平不高、地位较弱的贫困山区女性，而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在当地重点高中拥有正式编制的女教师。2022年，她以笔试第一、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鲁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担任历史教师。这在县城绝对称得上“成功女性”的样本。可这样优秀的女性，却在催婚的压力下苦挨了11年，并选择在婚礼当天，用自杀这种决绝的方式来宣告自己的“反抗”。她本来可以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和人生，却在家庭、婚姻的双重压力下萎谢了。

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2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第1046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魏亚蕊父母的行为已然涉嫌违法。但在这起悲剧中，法律、当地民政部门和妇联没有及时给予逝者需要的帮助。

魏老师的悲剧是一个极端的个例，其父母从其刚上大学时就开始催婚，显然不合常理。这也引发了很多年轻人对被催婚甚至逼婚压力的共鸣，很多父母辈觉得“到了年龄就该结婚”，否则会被视为“不孝”。

很多年轻人也是渴望爱情，渴望幸福稳定的婚姻的。但这一切要建立在双方情投意合、彼此合适的基础上。年轻人中流行的爱情电影《花束般的恋爱》，其实最打动我的是这段台词：“我们结婚吧。一起去多摩川边散步吧，推着婴儿车一起去逛高岛屋吧。买一辆车，去野营，去迪士尼乐园。花时间一起过完这辈子。”虽然这部电影是悲情结局，但这些平凡却生动具体的台词是如此触动人心。

本身爱情就讲究缘分，很多一开始相爱的两个人也未必能走到最后。但在某些传统父母辈的观点中，结婚成为一项到了年龄就必须完成的任务，而非考虑是否有感情，是否有共同语言，在一起之后是否能真的幸福。在河南魏老师这起悲剧中，在女儿明确表示对新郎反感，也注定婚后难有幸福的情况下，其父母仍然坚持要完成婚礼，属实有点匪夷所思。

如果父母能充分尊重子女的意愿，提供不错的可选对象，年轻人并不一定会排斥相亲结婚。年轻人反感的，是上一辈陈旧的“到年龄就得结婚”“完成人生任务”的催婚话语体系，甚至用“尽孝”来进行道德绑架。一旦把婚姻强行任务化，就可能无形之中制造年轻人头上的压力，在职场、生活、精神压力本就大的当代社会，年轻人更反感再被套上一圈催婚的枷锁。

虽然能够理解部分父母对儿女终身大事的焦虑，但两代人之间的认知、代际差异是难免存在的。父母对子女结婚对象的要求可能更倾向于物质条件：如是否有车有房、什么学历职业、家庭条件如何、收入多少，而很少去关注子女的兴趣爱好和精神需求。这种观念“错位”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激化子女和父母之间的矛盾。

前段时间我就跟母亲因为催婚的事发生严重矛盾。她让我回老家相亲，找个给我洗衣做饭生孩子的。我说我要找能陪我一起逛书店看艺术展有共同语言的。她问共同语言有什么意义？我说我是个作家不能找个对象连我的作品都看不懂。她直接开始羞辱攻击我，说我算什么狗屁作家，一本书都没出过，让我“认清自己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且扬言如果我再“固执已见”以后就不要联系了。至今我们便没再联系过。

所幸的是，我并不住在老家，不再联系对我也没什么影响。其他亲戚来劝我，我索性把所有亲戚的联系方式都删除了。抽离出这样的原生家庭，反而让我心理上更轻松。其实自杀的魏老师，她受过高等教育，且能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当地重点高中做老师，证明她是完全有能力脱离家庭去外面谋生的。如果她能早点迈出这一步，也许悲剧能可以避免。

一百多年前，鲁迅先生发表过一次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当中敏锐提到了当时的妇女解放更需要“经济权”。在个人更容易获得经济独立的当下，无论男女，年轻人都不应该再停留在“玩偶之家”，受父母催婚逼婚之苦了。

昨天写说几句南京博物馆藏品事件

收到几个回复：

一个是有读友补充了庞家和南京博物馆的一些历史恩怨，讲到了那动乱的时期发生的很多荒诞事，并说，作者还是注意一下，毕竟是特殊时期。你一个外乡人不懂得还是慎言。

我看完这则留言就笑了。

首先，这个事离我不远，即便是庞莱臣的故居南浔我开车在家过去也就几十分钟，甚至说庞家在捐画以及捐画之后的遭遇在周围上一代那些老人的闲聊下都是比网上的信息要多很多的。诸如，在抄家的时候，就有人特意叮嘱那些学生，说庞家吃饭的碗都值钱，一定不要摔坏了啥的，譬如南京博物馆自杀的馆长，为何自杀？还不是因为当时的那些官员打着借画观摩的名义然后不愿意归还，老馆长去讨要却遭到迫害，如此压力之下才自缢身亡的。

之所以不去讲这些过往的恩怨，是因为文章的立意不是这个。

至于慎言，当然需要慎言，因为真的写的太裸露，有点太晦涩了，这个晦涩是对人性的剥皮。

还有一则留言是说作者说的这些都是臆测，博物馆也有着监督流程，什么文物局啥的也不是吃干饭的。

这个。。。。好吧！

但还是要说两点：

一是，南京博物馆的那个老馆长是如何死的？

二是，马伯庸的这番话今天在网络很多，图片传的满天飞。

如是之，再看一眼南京博物馆的回应：

对此或许这个回应和马伯庸老师的戏谑之言碰巧了。

但还可以说的一点是，马伯庸老师是懂古董的，但他最懂的还是古董圈，就是古董圈的这帮人。

到这里还要补充什么？

一是那句话，你南京博物馆既然鉴定了人家捐赠的一百多件藏品里有五个是赝品，按照正常的人际往来，那么就还回去就好了，既然不是古董，这个捐赠就名不副实了，不是古董你没有也没有资格接受，而非是调剂出去。

二是，很多的圈子现在都很荒诞的，包括下面这个，真真假假，咱也不是调查记者，只能说看到下面这个场景，是和南京博物馆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的，也验证了很多的无语荒漠。

三是，因为这些留言我想到了一句话，再简洁的事情，你说出来，但因为你身处淤泥之中，也是说不清楚的。这就是一个悲哀的现实，今天的文章是古董画作，那么就用丰子恺的那幅人头被剪齐平的画作来形容，也是相得益彰的。你周围都是只被允许一米四的脑袋，那么你长到了一米五，是必须要被剪平的。

也所以，这件事其实到这里，真的没必要说。

周末了，各位愉快就好，谢谢！

私人捐赠博物院名画，现身竞拍市场

近日，媒体报道南京博物院馆藏私人捐赠名画现身拍卖市场。该画作是中国近代收藏大家庞莱臣后人捐给南京博物院的一件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

庞莱臣后人捐给南京博物院的明代仇英 《江南春》图卷（局部），2025年出现在北京一拍卖公司预展中

庞莱臣（1864-1949）是中国近现代收藏大家，其“虚斋”收藏的历代名画以质量精湛、体系完整著称，被誉为“江南收藏甲天下，虚斋收藏甲江南”。20世纪50年代，庞莱臣后人曾向南京博物院等多家国有文博机构捐赠了大量珍贵古代书画，而其中，捐赠最多的当属南京博物院，共有137件（套）之多，一些古代名迹已成为这些机构的镇馆之宝。

庞莱臣（1864-1949）

早在2016年，庞家开始持续向南京博物院写信，希望查看1959年捐赠的137件（套）藏品的现状，但均未收到南博方面回复。2024年10月，庞莱臣曾孙女庞叔令再次要求查验赠品无果后，对南博提起诉讼，要求其履行庞家捐赠文物告知义务，南京博物院一度以“不是捐赠人本人”为由，质疑庞叔令的诉讼资格；但法院最终认定庞家有权知晓赠品去向，并要求南博在2025年6月30日前安排庞叔令查验全部赠品。

但在2025年5月，庞家人突然获悉，北京某拍卖公司5月份的春拍图录上竟出现了庞家捐赠品之一的明代仇英《江南春》，起拍价8800万元。

明 仇英 《江南春卷》（局部）

在庞莱臣曾孙女庞叔令的举报与国家文物部门的干预下，拍卖公司对该拍品作了撤拍处理。

而在2025年6月，庞叔令按调解书约定走进南京博物院库房查验，发现清单上的137件（套），最终只看到了132件，有五件不知去向，其中就有仇英的《江南春》。其余四件是，北宋赵光辅《双马图轴》、明代王绂《松风萧寺图轴》、清初王时敏《仿北苑山水轴》、清代汤贻汾《设色山水轴》。

查验结束后不久，南京博物院以书面形式给出了答复：这五幅画被认定为“伪作”，已从藏品序列中“剔除”，并进行了“划拨、调剂”处理。

而庞家后人及业界律师均认为，如果南博认为庞后家人捐赠的古代绘画有伪作，应第一时间通知庞家后人，返还藏品，而不是擅自处理。

捐赠者追踪赠品去向，南博多次未回复

在《澎湃新闻｜艺术评论》12月17日发布的一篇报道中，庞莱臣曾孙女庞叔令在接受的采访时说：

“说实在话，这次事情的发生真的颠覆了我对博物馆的认知。”

“我以为博物馆是保护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圣地，还是记录爱国人士拳拳爱国精神的地方，……但因为南京博物院的种种行为……真是不可理喻。”

“我祖父庞莱臣为近现代中国南方最著名的收藏家。庞家捐赠的文物现存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院、苏州博物馆，并有不少文物为各家博物馆镇馆之宝。我父亲与我于1959年向南京博物院捐赠的文物，都是珍品，不存在伪作，但南京博物院擅自认定五件藏品系伪作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我曾祖父及父亲的声誉。其如果认为有伪作，应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共同确认文物真伪。若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南博确定不收藏， 我们有权将其收回。”

而早在2014年，庞家人曾因名誉权案与南博发生诉讼纠纷。

2014年12月26日，为纪念庞莱臣诞辰150周年，南京博物院策划了“藏天下：庞莱臣虚斋名画合璧展”，汇集了南京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等收藏的庞莱臣藏品，是庞莱臣逝世以后其书画珍藏集中的一次最大展示。然而，策展人、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为展览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庞莱臣也没有想到，他的子孙会败落到卖画为生。”

庞家后人对此感到难以接受，“当年，南博是向我们征集捐赠，137件（套）文物包括宋元明清的历代名迹，是无偿捐赠给他们的。我们为国家做了这么多事，怎么到头来，却被南博的文章指责‘败落卖画’？”

庞家在展览后就此致信南京博物院，要求就这一句话澄清并道歉，但未获回应。庞家对南博提起诉讼，并最终胜诉。

下为“澎湃新闻”整理的庞莱臣后人与南京博物院关系：

1959年，庞叔令的父亲，也就是庞莱臣之孙庞增和携家人向南京博物院无偿捐赠庞莱臣“虚斋旧藏古画”137件(套)。南京博物院后向庞增和先生出具了《捐赠文物资料收据》，及捐赠“虚斋旧藏古画”137件(套)清册等捐赠证明。

1962年11月，江苏省人民委员会颁发给庞家后人捐赠古代书画137件的奖状。

1962年12月6日，江苏省政府在苏州召开了颁奖大会，由院长曾昭燏先生亲笔题写了奖状赠予庞增和，并附上了捐赠的137件/套捐赠文物资料收据及清单。

南京博物院当年有接受捐赠文物清单，其中有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清单上“图卷”系简化字)

1962年12月至1963年11月，南博继续对庞增和进行动员，以征集作品的名义，庞增和全家决定将部分虚斋旧藏古画征集给南博。南博向庞增和家征集了11件“虚斋旧藏”古画，其中除了宋徽宗赵佶的一幅《鸲鹆图》出价1万元外，其他几件都以象征性的价格给了南博。

1963年，据庞家后人介绍，南京博物院工作人员徐沄湫到苏州拜访庞增和，以开画展为由，希望向庞增和借两件画：一幅是元四家之一吴镇的《松泉图》轴，另一件是清初吴历的《仿古山水册页》。徐沄湫称展期三个月后就归还。

1964年12月：南博时任院长曾昭燏在1964年12月自杀身亡，庞增和心中虽然焦急吴镇《松泉图》等两幅画作的归属，但也不好意思在这个节骨眼去向南博“讨画”，不久，就是1966年-1976年。

1979年到1988年间，庞增和夫妻俩几次到南博讨要两幅画作无着。

1988年，庞增和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希望确认借走的两件“虚斋旧藏”古画的所有权。尽管庞增和称南博因办画展借用元代吴镇《松泉图》和《仿古山水册页》，但他已经无法提供实据（称借据在抄家时同其他画作一同抄走）。最终，法院判决两幅画系南博从庞增和处征购，但未付画款，因此判决南博支付庞增和2.6万元画款以及2.8万元的利息。

庞增和称南博因办画展借用的元代吴镇《松泉图》

2014年12月26日。南京博物院策划的“藏天下：庞莱臣虚斋名画合璧展”开幕。

2014年，南京博物院“藏天下：庞莱臣虚斋名画合璧展”

2015年初，因为南京博物院策展人为“藏天下：庞莱臣虚斋名画合璧展”展览撰写的一篇文章有一句这样写道：“庞莱臣也没有想到，他的子孙会败落到卖画为生。”庞家在展览后就此致信南京博物院，要求就这一句话澄清并道歉，但未获回应，后起诉南博及文章作者侵犯名誉权，庞家最终胜诉。诉讼过程，却意外扯出了一个更深的疑窦，南博方面与策展人为了证明庞家“卖画’”，拿出了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被南京艺兰斋所收藏的证据。庞叔令就此疑问：明明是庞家捐赠给南博的古画珍品，何以成为对方指控自家“卖画”的证据？

2016年，庞家开始持续向南京博物院写信，核心诉求很简单：希望查看1959年捐赠的137件（套）藏品的现状。尤其是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的现状，未收到回复。

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局部

2022年11月，据庞叔令介绍，其母亲因为有亲友来讲南博纠纷事情，突然非常生气与激动，突发心脏病去世。

2024年10月10日，庞叔令正式提起诉讼，要求南京博物院履行庞家捐赠文物告知义务。庭审中，南京博物院一度以“不是捐赠人本人”为由，质疑庞叔令的诉讼资格。但法院最终认定，认定庞家有权知晓。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后出具《民事调解书》，要求南京博物院在2025年6月30日前，安排庞叔令查验全部捐赠藏品原件，并就缺失藏品的流转情况予以说明。

2025年5月下旬，庞叔令获知北京某拍卖公司5月份的春拍图录上，赫然出现了那幅明代仇英《江南春》，8800万元起拍。庞叔令形容当时的感觉是“找天找地都找不到，最后这幅画自己出来了。”

2025年6月底，庞叔令按调解书约定走进南京博物院库房。清单上的137件（套），最终只看到了132件，有五件不知去向。除《江南春》图卷外，还有北宋赵光辅《双马图轴》、明代王绂《松风萧寺图轴》、清初王时敏《仿北苑山水轴》、清代汤贻汾《设色山水轴》均消失。

2025年7月，南京博物院以书面形式给庞叔令答复：这五幅画被认定为“伪作”，已从藏品序列中“剔除”，并进行了“划拨、调剂”处理。

2025年11月20日，庞叔令状告南京博物院正式在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开庭。庭审中，庞叔令的核心诉求是要求南京博物院说明在南博“消失”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等五件古画被“划拨、调剂”的具体流向，并最终将其返还。

2025年12月17日晚，南京博物院发布情况说明，承认上世纪90年代，该院依照《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对该庞家后人捐赠的5幅古画作进行了处置。目前，该案件正在审理中。

2024年11月以来，我院两次收到法院关于庞叔令女士“赠与合同纠纷”的起诉材料。对此，我院高度重视，迅速开展调查核实。1959年1月，我院正式接收庞增和先生（庞叔令女士父亲）捐赠的137幅庞家收藏画作。报道中提及的5幅争议画作，1961年经由张珩、韩慎先、谢稚柳组成的专家组鉴定为“伪”；1964年经由王敦化、徐沄秋、许莘农组成的专家组再次鉴定为“假”。上世纪90年代，我院依照《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对该5幅画作进行了处置。目前，该案件正在审理中。

下一步，我院将积极配合该案件审理，深入核查该5幅画作的去向，如果发现当年处置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将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进一步加强对捐赠物品和馆藏文物的规范管理。关于拍卖市场出现的《江南春》图卷是否为受赠画作，尚待进一步查证。

2025年12月18日，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工作人员回应称，已经关注到此事，该事件已由江苏省文旅厅牵头成立工作专班联合调查处理，“内部正在研究，会有正式对外的口径”，若存在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置，最终调查结果将及时对外公布。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艺术澎湃

最近，中央财办传来消息，计划在2026年继续提高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延续了近年来持续上调的趋势。

国家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已从制度实施初期的每人每月55元，经过七次调整后提高至2025年的143元。

仅从调整频率与增幅来看，城乡居民养老金标准确实实现了稳步增长，但一旦把这个数字放到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中，其实际保障力度便高下立判。

2022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领取人员（以农村老人为主）月均待遇仅 204.7 元；

而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月均养老金分别达到 3148.6 元、6099.8 元，两者差距高达十余倍。

再看 2024 年全国低保标准，城市、农村分别为每人每月 798 元、594 元，均是同期城乡居民养老金的 2 倍多。

这意味着，数以亿计的农村老人，每月领到的养老金连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体面生活。

如今，我国已建成覆盖超 10 亿人的世界最大养老保险体系，这一成就值得肯定，

但不能忽视的是，这张保障网内部的待遇差距依然显著 ——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偏低，

早已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容忽视的突出短板，更是亟待补齐的 “民生欠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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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每当讨论这个话题，总有一种声音会说：“他们年轻时没怎么缴费，现在凭什么要求高额养老金？”

这种看似“权利与义务对等”的逻辑，却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一段历史。

对于中国的农民而言，他们并非没有为自己的晚年“缴费”，只是形式不同。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们以“三提五统”、高昂的农业税、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乃至每年无偿的义务劳动，为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最基础、最坚实的原始积累。

这可以说是一个特殊时期下，由农民群体构建的“隐性社保体系”。

所谓的“视同缴费”，说到底是对一个群体历史贡献的承认。

那么，农民那半个世纪真金白银、血汗交织的付出，为什么就不能被“视同缴费”，换来一份更有尊严的晚年保障呢？

这并非一个可以被轻易搁置的“历史遗留问题”，而是一个至今仍在拷问我们社会良知的现实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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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会说，农民群体基数太过庞大，每人涨20元已是当前财政的极限了。

但真是这样吗？我们不妨来算一算。

就不说涨20元了，咱们就大胆一点，我们按每年每月提高100元，一年增加1200元来算。

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约为2.5亿，其中农村人口占1.3亿左右。

假设每年每人增加1200块钱的财政补贴，大概是1560亿元。

按照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74574亿元，这笔支出约占全国财政支出的0.56%，说多也不算多。

再看看社保的财政补贴。

2022年的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01522.98亿元，其中财政补贴收入23682.17亿元，占比也不到6.6%。

发现没，政府不是没收入，财政也不是没补贴，而是分配环节出了问题。

因此，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钱从哪儿来”，而在于“钱往哪儿去”——也就是财政资源的分配结构问题。

在每年数万亿的财政社保补贴中，占总退休人数比例不高的群体，却分配了相当大比例的补贴资金。

拿21年的对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来看：

目前约2000万人领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台面上机关事业单位的平均月养老金是6484元（2021年数据），养老替代率在80%到90%。

但是拿走了约39%的财政补贴，其余的才是给更广大的企业职工养老和城乡居民养老的补贴。

这清晰地表明，我们并非没有能力去填补农村养老的洼地，而是现有的分配机制和改革动力存在着梗阻。

话语权更强、本已受益的群体，往往缺乏推动变革的意愿。

如果不改革现在的分配结构，人口结构上移以后，未来少数人依旧会拖垮财政，但这口锅怕是又要丢在芸芸大众身上了。

反正数据不透明，到底谁拿走了最大比例的补贴是太难查了，现在看来肯定不是每月只有100\~200的1.3亿农民，也很难说是缴纳几十年的普通企业员工，不清不楚反而更容易浑水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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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办近日明确 2026 年将继续上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这一信号无疑积极向好，但社会各界对上调力度的期待显然更为迫切。

事实上，“一定时期内将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提升至低保水平” 已形成广泛社会共识。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今年3月便在演讲中明确提出相关目标与时间表，原话如下：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上月也建议，用 5 年时间将农民养老金提高至每月 1000 元。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则在多个场合呼吁，两三年内先将农民养老金提至每月四五百元，十年内逐步升至 1000 元。

用两三年时间把农民养老金提高到每个月四五百元，十年之内提高到1000元，这是目前专家学者的普遍共识。

我们不能谈承担、谈贡献的时候，就想起农民，而谈收入，谈福利的时候，就忘记农民。

老龄化这个深坑是要填上几十年的，老龄化趋势在这里，不用多说，大家都心知肚明。

但是大家一起填坑，还是一些人为另一些人填坑，想来这才是根本问题。

-end-

作者：yanyan ｜ 公众号：Linda M的自留地

1959年，湖州巨贾庞莱臣后人，向南京博物院无偿捐赠137件“虚斋”旧藏古画，含明代仇英《江南春》等珍品，江苏省人民委员会1962年特颁发奖状表彰，部分藏品成为南博镇馆之宝。

这本是一个“家国大义、情怀赤子”的感人故事。然而，随着资讯发达，原以为画上句号的故事又起波澜，还大变味了～～六十多年后，庞家意外发现捐赠的《江南春》竟被私人机构收藏，自此持续向南博追问藏品现状却无果。2025年5月，《江南春》现身北京拍卖预展，估价达8800万元，庞家后人举报后拍品撤拍。6月，依据法院调解书核验时，庞家发现含《江南春》在内的5件藏品缺失。南博7月回应称，这5件经1961年、1964年两次专家鉴定为“伪作”，上世纪90年代已依规划拨调剂（注意这七个字，大有深意，后面会再详细分析）。

庞家后人不认可伪作结论，质疑鉴定未告知、处置未公示。12月16日，庞家后人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南博提供藏品流转去向。

12月17日，南京博物院终于回复了，让我们用放大镜来仔细看看这篇官样文章。

这是典型的官样文章三段论，让我来逐句分析下：

1.“高度重视、迅速开展”，一堆套话官话，虚头巴脑，还彰显出“大爷我可是个体制内”的优越性和压迫感。

拜托，拖了一年多还没解决，反而一个雷接一个雷的爆～～何来“高度”与“迅速”？

2.两次鉴定为伪作

这段，纯粹与主题无关，不清楚为何要放在这里，还两次提及？

首先，文物鉴定本身就有很强的主观性，你自家关门讨论下，说假就是假了，有程序吗？有正式文件吗？文物界，当时说假，后续随着技术发达，又推翻伪作结论，证明为真品的案例多了去了。

60年前鉴定为假≠一定为假。

伪作≠非文物≠无收藏价值。

比如，大家熟知的《瑞鹤图》（我很喜欢这幅古画，所以了解比较多），其实业内对是否为宋徽宗真迹也有争议，但大家都不太纠结于这个问题，因为：即使是非出于宋徽宗本人，画作本身画工精致，且后世各藏家题字题跋，本身就有极大的艺术价值，不影响其成为辽宁博物院的震馆之宝。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人家庞氏后人质疑的是藏品处置流程，这跟藏品真伪有何关联？你反复强调是假画，用心何在？难道假的你就能偷偷摸摸当废品卖掉了，就能鬼鬼祟祟换钞票中饱私囊了？

综上，我认为，南博把这段加在这里，纯粹混淆视听，彰显其心虚～～还好，人民大众不傻，没被牵着走。

3.这一段更是漏洞百出。

首先，“上世纪90年代”处置，其他地方都没强调“上世纪”，为何此处专门加了这个词？

“不是我任上，我不清楚，我没责任”+“那么久远的事情，谁还说的清呢，差不多就行了哈”～～作为读者，我是这么理解这三个字功能的。

其次，“根据《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对该5幅画作进行了处置”，好，既然你们反复强调自己有法可依，那就让我们来仔细分析下。

来，上法条。

《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是一部老法规：1986年6月19日，原文化部以文物字〔1986〕第730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共七章33条，是我国首部系统性博物馆藏品管理部门规章。

更重要的是，该法规为1986年发布并施行，至今无正式修订版。（太好了，我还担心会多次修订，毕竟是个四十年老法规了，这样看来还不涉及新法与旧法的适用冲突问题，更加简明清楚了）

让我们看看这条法规是怎么规定的（为方便阅读，特以红字添加评论）【CDT编者按：以加粗显示】：

《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没有专门针对“捐赠藏品（含伪作）”的独立条款，但有通用处置规则可适用，核心依据为第二十一条与第十九条。

第二十一条（含伪作/不合标准捐赠品的处置）：

已进馆/已入藏的捐赠品（含被鉴定为伪作）【鉴定伪作程序及结论均存疑】，经鉴定不够入藏标准、无保存价值的【即使是伪作，能拍卖出8800万天价，能认为不够入藏标准/无保存价值？】，需：

①另行专库存放、谨慎处理；

②必须处理的，经本馆学术委员会/专家复核、造具清单；【南博遵守了吗？】

③报主管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后妥善处理；【南博遵守了吗？】

④严禁擅自出售或作礼品。【南博遵守了吗？】

第十九条（核心禁令）

藏品严禁出售或作为礼品；馆际调拨/交换需按级别审批（一级藏品报文化部文物局，其他报省级文物部门），并办注销/登账手续。【南博遵守了吗？】

第七条（入藏前鉴定）

捐赠品入馆须经鉴定，确定真伪、是否入藏并定级；鉴定记录含意见与分歧，符合标准的方可入藏并保存原始资料。【南博遵守了吗？】

白底黑字，甚是清晰，南博违规，处处雷区。

我还发现有意思的是，七月份南博回复中，尚有“已依规划拨调剂”，但这次回复，删除了这七个字，为啥？

因为：这七个字同样于法无依，经不起推敲。

首先，划拨调剂仅限于国有馆【南博将画出售给第三方机构，不适用】，其次，调剂划拨也需要履行程序，必须经过捐赠人同意【南博都没遵守】，最重要的，划拨调剂是2018年出台的《国有馆藏文物退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上世纪九十年代，《江南春》被南博私自处置时，尚未出台该法规，所以，南博2025年7月份的回复，是错误的。他们也意识到适用法规错误，所以这次删除了这七个字。

我想起了经典广播剧《刑警803》里的一个故事，跟这惊人相似。

某省博物院镇馆之宝突然出现在纽约拍卖会现场，国内文物部门大惊，去查，才发现该宝物被掉包为赝品1，经过刑警803一番努力，将宝物截获于上海火车站，但被盗文物尚未出境，怎么会飞到美国？再仔细查验，发现国内追回的宝物为赝品2，继续调查，发现早在九十年代，真品就被掉包，走私到美国，幕后主使居然是该博物馆领导。。。。据说该案有原型，好像是广东某博物馆。

真可怕，细思极恐。上世纪九十年代，里外勾结，倒卖文物，大概一度是博物馆届的潜规则？毕竟藏品价值巨大，当时监管也易疏漏，随便搞搞，牟利巨大，真不排除业内人士铤而走险。最近十年，随着国家法律完善，反腐败的重视，类似现象，少了很多。

这真是博物馆届的郭美美事件，强烈建议国家文物局亲自主导，不要让江苏文旅厅牵头（他们都是一伙滴），重点就“鉴定程序合规性、处置流程透明度、捐赠人权益保障”三个方面进行调查，严查严惩，不能稀里糊涂的就过去了，如果这次稀里糊涂，真的就变成郭美美博物馆版本了，十几年前郭美美事件，对红十字公益捐赠的打击，现在还没缓过来，如果中国博物馆行业的公信力会遭到严重打击，民间收藏家谁敢再把自己辛苦了一辈子的藏品捐给国家？

期待公正调查结果。

作者：theodore熙少 ｜ 公众号：旅界

01

前两天，我刷到一个外网博主视频，这哥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

他说，现在的中国景区，本质上就是一道大型工业预制菜。

啥意思？

就是我们买预制菜，图的是方便，商家图的是效率。

包装袋剪开，加热三分钟，端上桌，能吃，味道也过得去，但很难说它有灵魂。

而在那个博主眼里，我们现在的旅游体验也是一样的。

不管往南走还是往北走，爬山还是看水，所有流程都像是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入口永远是气派的检票闸机，路面铺满整齐划一的仿古石板，纪念品大多是批发市场几十块一斤的小商品。

这种高度同质化、缺乏回味、只能保证你有地儿去、有照拍，这就是旅游界的预制菜。

对于他的这个观点，我只能说，大部分比较认同。

这几年，我自己在国内走了不少地方，也跟着不少地方文旅局深度考察了一些景区，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5A级景区。

曾经每次去之前，我都满怀期待，但到了现场，现实又会给我狠狠上一课，直到对现在国内景区基本麻木不仁。

说个比较典型的，前段时间，我去一家南方很有名的5A景区参观。

车子还没开到山脚下，就被拦在了五公里外停车场。

保安挥舞着指挥棒，面无表情地称，私家车不能进，要想进去，得去买景区交通车票。

下了出租车，烈日下排队半小时，花了几十块钱人头费，终于挤上了一辆散发着皮革和汗味混合气息的大巴车。

车子在蜿蜒的山路上晃悠了二十分钟，一下车，迎接我的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广场。

那个游客中心修得气势恢宏，不知道还以为到了某个二线城市机场航站楼。

扫码、预约、安检、检票这一整套丝滑连招，才算真正迈进了景区门槛。

这时候我已经累得不想说话了。

但真正挑战才刚刚开始。

我沿着指示牌走，原本想找个清净的地方看看景，却发现所有路线都是精心给你指定好的。

先穿过一条长长的商业街，两边全是仿古建筑，也就是那种水泥现浇、外面贴层青砖皮的速成古董。

空气里飘着烤肠那股特有的油脂味，还有不知名臭豆腐的酸爽味。

两边的店铺里，卖的东西更是神奇地统一。

你在义乌能买到的木梳，淘宝批发的丝巾，还有那种五颜六色的廉价玉石，在这里不仅应有尽有，价格还翻了三倍。

那一刻我甚至有点恍惚，这到底是江南水乡，还是西北古镇，又或者是在北京某条胡同里。

反正只要把牌匾一换，这场景放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毫无违和感。

而游客就像流水线上的一块肉，被传送到大巴车上，加工检票，再摆在仿古街上展览，最后带着一身疲惫和几张精修照片输送回家。

甚至在朋友圈发完照片后，还要安慰自己一句，来都来了。

02

这种体验是个例吗？我觉得不是。

根据新华社等权威媒体近日报道，在整个“十四五”期间，全国新增A级景区约2600家，总数已经达到了1.65万家。

这意味着，中华大地上每天都有新的景区被制造出来，也有旧的景区在升级改造，工业化景区产能还在持续扩大。

它们在努力变得更标准、更气派、更像一个成熟的工业产品。

可为什么全国景区都要整齐划一？难道景区老板们不知道游客喜欢特色吗？

他们当然知道，但全国景区头上都悬着一根指挥棒，叫做A级景区评级制度。

这就像是一场全国范围的应试教育，从A级到5A级，有一条等级森严的晋升之路。

为了拿到那块金字招牌，为了获得更高门票定价权，所有景区都必须参加同一场考试。

但这场考试最大问题在于，试卷只有一套，无论你是鬼斧神工的自然名山，还是积淀千年的文化古街，到了这张评分表面前，考核标准都是一样的。

吉林长白山/旅界实拍

而既然是考试，就要研究得分点。

景区老板们精明得很，一眼就看穿了这套试卷漏洞。

在评分细则里，硬件设施的分值占比极高。

游客中心够不够大，停车场有多少车位，厕所是什么等级，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指标，只要砸钱就能拿分。

至于软性服务好不好，生态保护到不到位，不是不重要，相对很难量化。

于是所有人都卷向了同一个方向。

搞基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深山老林里，总能看到那种规模吓人的游客中心，好端端的悬崖峭壁上，非要装上一部突兀的观光电梯，很多景区修这些本质上是为了凑分。

分够了，牌子拿到了，至于你在里面玩得开不开心，那是另一回事。

除了硬凑分，还得硬凑文化，有些地方明明只有山水，没有故事，怎么办？

那就编。

于是我们在各种景区里，看到了生硬植入的民俗表演和不知所谓的仿古建筑。

比如，被媒体反复点名的张家界大庸古城，砸了几十个亿，最后除了寂寞，什么都没剩下。

钱花出去了，地推平了，最后留下一地鸡毛。

这一整套为了拿牌而设计的景区工业化生产体系下，还运行着一套更冰冷的商业逻辑。

老板们为了把评审、建设的钱赚回来，必须追求翻台率。

这就又和路边预制菜餐厅一样了，本质上做的就是流量快速变现生意。

它们希望你买门票，坐摆渡车，吃烤肠，千篇一律旅拍，和我在XX很想你合影，然后快滚不送。

你流动得越快，它们接待的人头越多，反正中国有十几亿人，割一茬还有下一茬。

这就是中国工业化旅游的真相，也出现了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

我们在生活中，对预制菜避之不及，去餐厅吃饭都要问一句是不是现炒的。

但到了旅游这件事上，我们却又表现得无比宽容，花费了昂贵的时间、金钱成本，却心甘情愿地跳进另一条工业流水线。

03

这些大好河山、老祖宗留下来的遗产，到底是谁的？

其实我国宪法写得很清楚，矿产、水流、森林、山岭等自然资源，归全民所有，但现实情况却是，这些属于我们每个人的资源，被一堵堵围墙圈了起来。

可能有人会说，景区运营要成本，修路要钱，打扫卫生要钱，收门票天经地义。

但这笔账在很多国家，是另外一种算法。

这些年，我去过不少国外景区，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现象，他们对本国人极其宽容，刀子专砍外国人。

比如在美国，我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纽约州本地人可以自愿捐赠购票，我那个本地朋友，大大方方按个1美元进去了，轮到外国游客，不好意思，30美元，一分不能少。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在土耳其，那更是离谱。

伊斯坦布尔的地下水宫，本地人进去只要10块钱人民币，外国人白天要250元左右人民币，晚上要400元。

这些国家把门票当成一种调节手段，甚至是一种针对外部流量的税收。

对内，既然是全民所有资源，那就让全民低门槛享受，对外，既然你是来消费资源的，那就多掏点钱。

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也关乎我们对公共资源属性的理解。

2026年1月1日，我国的国家公园法将正式施行，这或许是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思考旅游业的商业底层逻辑。

因为景区要赚钱，养活万千员工，游客要实惠，不想被牵着鼻子走，有一箭双雕的解法吗？

这两天我带孩子在瑞士著名的滑雪旅游度假区，也是温泉胜地洛伊克巴德旅游，这里景区免费，上山需要坐巴士，但完全可以靠一张瑞士通票解决问题。

一旦交通让人舒心了，游客其实就想多住几晚，而多住一晚，就要多吃三顿饭，多喝两杯咖啡，多买点纪念品。

瑞士洛伊克巴德/旅界实拍

这些住宿餐饮产生的GDP，远远高于那张冷冰冰的门票。

说白了，用免费的资源作为入口，优质的服务留住时间，最后在体验中完成商业闭环，是最高级的做法。

而我们的景区，还在死死盯着那个围墙里的人头费，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和餐饮、住宿等业态打通，各自为战。

但我依然抱有期待，希望即将施行的国家公园法，能成为打破这堵围墙的开始。

这不仅仅是生态保护的红线，未来也能把单纯的观光和更庞大的商业生态利益紧紧串联在一起。

毕竟一趟跋山涉水的旅行下来，商家有所赚，游客有所得，才是最好的商业模式。

17年前爆发的“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是中国食品安全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一。简光洲正是该事件的吹哨人，也是中国首批调查记者之一。
作者：郑淯心
封图：受访者供图

12月的上海还没有入冬，简光洲穿着西装白衬衫，商务装成了他转行后的标配。在做媒体人时，他常穿的是T恤。相比做记者时，他的身材有些发福，“各种应酬太多了，为了生活”。

17年前爆发的“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是中国食品安全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一。简光洲正是该事件的吹哨人，也是中国首批调查记者之一。

2008年9月11日，《东方早报》A20版以半版篇幅，刊登了简光洲的调查报道《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 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由此，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查出三鹿奶粉里含有三聚氰胺，随之也改写了中国奶业的发展进程，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下称《食品安全法》）的提前出台。

报道刊发当年，简光洲被《新周刊》评为年度新锐人物。评委会的颁奖词如是写道：真相因良知而显露，黑幕因勇气而洞开。他打破媒体“某”规则，直接说出了“三鹿”两个字，引发了中国奶制品行业的地震，间接挽救了无数婴幼儿的生命健康。在蝼蚁撼大象的背后，他和他所供职的《东方早报》的诚实和勇气，还原了传媒的公共价值和监督角色。他只是一个记者，但他代言了2008年中国传媒的良心。

然而，这篇稿子见报前那晚，简光洲却把办公桌收拾得干干净净，做好了无法继续当记者的准备，“我以为第二天就会被开除”。

简光洲如今的办公室在一所大学里，很安静。办公室没有任何装饰，书柜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中国新闻奖的奖杯。奖杯很亮，落了些灰尘。今年8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历史上的名篇》点名三鹿奶粉的报道入选。但简光洲自己早已找不到当年的纸质报纸，手里只留存了电子版。

简光洲报道三鹿奶粉的版面截图（受访者供图）

01 一个记者的“911”

2008年8月底，简光洲像往常一样在《东方早报》中国新闻部工位的电脑上刷着新闻。一则行业简讯《同济医院一项医疗技术有效治疗结石娃娃》引起了他的疑惑。简讯写道：“同济医院小儿外科在国内率先开展的一项新技术，已让6名停尿婴儿摆脱了死亡威胁。”

“婴儿肾结石极其罕见，医院却主动宣传能做这种手术，这本身就很反常。”简光洲随即拨通了医院电话。医生告诉他，同样的病例最近收治了三例。他继续追问：“以前这种情况多吗？”医生说非常少，一年碰不到几例。

简光洲心里咯噔一下，一般情况下，医院只有在碰到特殊、罕见的病例时，才会找媒体宣传。他疑惑地问：“这三个病例有什么共同点？”医生回想了一下说：“家长好像都说喝的是三鹿奶粉，但具体病因目前不明。”

简光洲立刻要来了家长的联系方式，逐一进行电话核实。三个家庭分别来自江西、河南、湖北三个省份，互不相识，却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孩子喝的是三鹿奶粉，最近因肾结石住院。

9月8日，位于甘肃省兰州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又接收了一名8个月大、患有双肾多发性结石和输尿管结石病症的婴儿，这是该院过去3个多月接收的第14名患有同样疾病的病例。简光洲觉得，多个城市同期出现同样的罕见病例，绝非巧合。

简光洲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首席医生李文辉，对方透露病例还在增加。他追问：“这些孩子喝什么奶粉？”李文辉说，家长们都提到了三鹿。那一刻，简光洲的怀疑变成了初步判断。

简光洲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004年。那年，他和同事跟进报道阜阳“大头娃娃”事件，正是因为假奶粉导致婴儿营养不良。如今相似的事情再次上演。“婴儿能吃什么？母乳、奶粉、水。如果是水污染，不会武汉和兰州都出现问题。”他迅速在脑子里搭建逻辑链条：事件罕见、地域分散、唯一共同点是三鹿奶粉。

简光洲拨打了甘肃省卫生厅及该省食品药品卫生监督局电话，得知他们已接到相关情况的汇报，正在联合多个部门调查。甘肃省卫生厅办公室主任杨敬科回复说，因为媒体经常询问，所以决定在9月11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说明调查的进展。

在交稿前的最后一刻，简光洲拨通了三鹿集团总部电话，传媒部的工作人员承认“已获悉甘肃有婴儿患病的情况”。但就在当天，对方又给简光洲回电话强调说“已经委托了甘肃当地权威质检部门对三鹿奶粉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质量是合格的”。

简光洲回忆说，他是9月10日下午下班前给三鹿集团打的电话，当天送检不可能立刻出结果。因此他觉得对方的回复本身就有价值，说明三鹿集团也知道可能存在问题，因此提前送检了。

简光洲笃定三鹿奶粉出现了问题，但出于新闻严谨性的考虑，在交稿后回家的路上，他又折返回报社，特意叮嘱编辑要加上副标题“不排除为假冒伪劣奶粉”。

为何要在交稿前最后时刻才采访相关部门及三鹿集团？“我怕被‘灭稿’。”这位习惯“抢新闻”的记者，那次却主动选择慢下来。

当晚，简光洲把自己的工位收拾得一尘不染，带上了全部私人物品。这个报道会引起很大震动，他可能会被问责离职。当天晚上，简光洲辗转反侧，一夜难眠。

9月11日清晨，报道见报，原本2400多字的报道被压缩成1900多字。当天早上，这篇报道迅速成为当时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当天下午，三鹿集团给简光洲打了几十个电话，希望删稿，否则就起诉。

虽然笃定报道没问题，但这一天简光洲过得还是相当煎熬。在这篇新闻报道后面的留言中，不少网友骂他“收黑钱，打击民族企业”。

当天晚上8点多，新华社发文称：卫生部怀疑三鹿牌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随后，三鹿公司宣布召回奶粉后，简光洲如释重负。

后来的故事被大家知晓。三聚氰胺，这个原本用于化工生产的化学物质，被不法奶农添加到原奶中以“提高”蛋白质检测指标。报道发出后，国家质检总局紧急对全国婴幼儿奶粉进行抽检，专项检查显示22家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的69批次产品检出了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

三鹿集团最终资不抵债，于2009年2月破产，原董事长田文华被判无期徒刑，三名直接责任人被执行死刑。

这场风波也推动了2009年《食品安全法》的出台，改变了中国食品安全的监管逻辑——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我国也建立起了史上最严格的乳品监管体系。

2008年的简光洲 （受访者供图）

这篇报道在2009年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知晓专门撰文分析称其“严谨、专业”。

02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转身

中文系毕业的简光洲，原本的理想是当个作家。

但师范大学毕业后，简光洲先是在江西省九江市一所高中担任语文教师。他回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大地吹起了深化改革开放的春风，80年代的文学热已慢慢退潮。加上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曾教育他的孩子“不要再搞文学了”的影响，简光洲放弃当教师，2001年考入了南昌大学新闻系。

“90年代初，解放日报发表系列再次改革开放的评论，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我觉得新闻更有力量。”简光洲说。

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新闻业也正在发生巨变，一大批提供纯信息尤其是经济信息为主的报纸纷纷创办，南有《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创刊）、北有《经济观察报》（2001年创刊）、东有《第一财经日报》（2004年创刊）等众多新锐媒体涌现出来。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曾经一纸风行的《南方周末》及每年的新年献词，激励着一代年轻人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新闻行业，他们总是想着用新闻记录并改变世界。那种理想主义让我着迷。”简光洲说他的理想是成为《南方周末》的调查记者。

读研究生期间，每周四，简光洲都会准时出现在校门口的书报摊前。当时的《南方周末》一份卖两元，对学生来说不便宜，但他省下饭钱也要买。学校图书馆的《南方周末》也总是被人撕页，有人会把调查报道剪下来收藏。

“新闻是时代的瞭望者。”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的这句名言也被新闻学院的老师们在课堂上反复讲述。简光洲说，它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新闻学子，塑造了他们的新闻理想。他的理想是做“中国的法拉奇”，“能质疑权力，能用新闻改变社会不公，推动社会的进步”。

2003年，简光洲刚毕业就进入了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随后被安排到准备创刊的《东方早报》。这家报纸立志要做“中国《纽约时报》”。那一年，天南地北来的年轻人聚集在上海延安中路839号新民晚报的老大楼，挤在嘎吱作响、时有老鼠四窜的简陋办公室里，为他们的雄心壮志日夜颠倒。

刚入报社，新记者有很多条线可选，选择某个条线意味着稳定的新闻来源和收入。但简光洲却选择做调查记者——这个吃力却不讨好的活。

2004年，简光洲与同事董小恒调查了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小作坊用淀粉冒充奶粉，导致婴儿营养不良变成“大头娃娃”。报道迫使相关部门出手整治。也正是这个报道经历，使得简光洲在4年后，迅速从婴儿做肾结石手术的线索联想到奶粉可能有问题。

2008年的简光洲 （受访者供图）

三聚氰胺之后，简光洲成为《东方早报》首席记者，他继续做调查报道，但不能发出的报道越来越多。2009年，他耗时3个月深入采写“三千孤儿”——上世纪60年代上海送往内蒙古的孤儿寻亲故事。他采访了上百个家庭，这篇万字长稿却在最后一刻被毙稿。“有些敏感。”简光洲至今不愿详谈。

稿件多次“被毙”让他意识到一个调查记者的天花板：你可以触及行业黑幕，但有些东西碰不得。

2012年8月28日，在女儿一周岁生日之际，干了近10年调查记者的简光洲，从《东方早报》离职。他对外的说辞是想给女儿提供一个有尊严的生活。2003年刚做记者时，简光洲的薪水是每月六七千元，相比当时社会的平均薪资不算少。但10年过去，这份收入并没有上涨多少，贷款过后，更是所剩无几。

简光洲在微博上写道：“东早10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所有的悲欢，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忍受都是因为那份纯真的理想。好吧，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2014年7月22日，东方早报创办澎湃新闻。2017年1月1日，简光洲曾供职的《东方早报》出版了最后一期，停刊转型为澎湃新闻。

当年和简光洲同期做调查的记者如今都已不再年轻，有的成了企业公关总监，有的转行做自媒体，还在一线做调查记者的寥寥无几。他羡慕国外的记者，越老越受尊重，中国的记者仿佛是一个青春饭，“身体受不了，收入上不去，领导不放心”。

简光洲的人生轨迹成为中国调查记者群像的一个剪影：在媒体的黄金时代，他们用如椽之笔推动社会进步，也在困顿之际转投他处。在网络上，有关心他的网友问：简光洲死了吗？简光洲在微博上这样回应：理想如同灰烬，看似熄灭，但随时也会重新燃起。

特区其实也意味着对其他地区的不公

“国家收藏”因此避免了一次与“无法核查”划等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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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呦呦鹿鸣

如果不是这个数字：起拍价8800万，普通人很少会注意到《江南春》手卷。现在，人们好奇：为什么，庞莱臣后人向南京博物院捐赠的《江南春》手卷会出现在2025拍卖市场？

昨天晚上9点多，南京博物院发布了《情况说明》：

“高度重视”“迅速开展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尚待进一步查证”，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给我们传递了一种熟悉的安全感：“放心吧，系统正在稳健运转”。

但问题在于，珍贵文物确确实实在系统里“不知去向”了。

昨天文章《退捐还画，两难自解》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不知去向的5幅画分别是：明代仇英《江南春》，北宋赵光辅《双马图轴》、明代王绂《松风萧寺图轴》、清初王时敏《仿北苑山水轴》、清代汤贻汾《设色山水轴》。 

其中，明代仇英《江南春》出现在2025年北京某拍卖会春拍市场，起拍价8800万元。曾向南京博物院捐赠《江南春》的庞增和的女儿发现后，向文物管理部门紧急反映，才被撤拍。

《情况说明》虽然说要“深入核查该5幅画作的去向”“进一步查证”“进一步加强对捐赠物品和馆藏文物的规范管理”，言辞说得挺好，可是，恰恰在这一点上，南京博物院的信誉已经透支了。

为什么呢？

早在2016年9月，上海《东方早报》报道： “自去年5月至今，庞增和的遗孀王念瑛和女儿庞叔令屡次向南博申请公开捐赠古画账目等信息无果。现在，她只希望南博能依法依规出示完整的账目，让一切透明化，依法让捐赠人监督、让社会公众监督。”

也就是说，捐赠人申请查明所捐古画账目，已经是十年前（2015年）的事了，当年报道此事的《东方早报》甚至都已经注销，不存在了。

直到2025年6月，庞家通过诉讼，在法院司法文书的支持下，得以进库房查看，这才得知，5件古画不知去向。

因此，长期以来，南京博物院对于查看古画账目一直是拒绝的、不情不愿的、遮遮掩掩的，最后也只是被法院敲开了库房大门。

现在，人们要如何才能相信南博真的会自己“深入核查画作去向”呢？

要多少个十年，才够他们“深入核查”？

其实，如果真的要核查，并没有多大难度。《情况说明》中提到了“依照《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对该5幅画作进行了处置”。我细看了下这个《管理办法》，其中明确的管理程序有：《库房日记》、提用凭证、出库手续、借出手续、登帐、编目、入库手续等，而且，藏品总数及增减数字，每年年终都要报省一级备案并做说明。

如果真的是依照这个《管理办法》的话，那么，账目就太清楚不过了。至少会知道，在哪个环节失踪了。

我个人相信，经过十年官司，对这5幅画作的去向，南京博物院是心里有底的。但是，他们始终没说。所以，这则《情况说明》，水分比较大，至少没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单独来看，没啥漏洞，拉长时间看，就显得很空洞。它丝毫无助于减轻这件事的荒诞感：

一个为国家管理文物的公共机构，竟然需要捐赠人申请十年以上，需要法院强制，才让看一眼账目。

那么，如果外面的人要查，有没有线索呢？

有两个线索。

第一个线索，是这两天文藏界挖掘出来的“姚迁之死”。

确实，谈到南京博物院，就很难绕开姚迁。

姚迁生于1926年江苏如东一个农民家庭，1943年高中毕业，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文教工作（儿童团辅导员、文教科督学、小学教导主任、校长、师范教员），1949年之后，担任县文教科科长、苏北行署教育处小教科副科长、江苏省文化局文化科科长、处长，1958年调江苏省历史研究所任副所长，1962年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

就这个轨迹来看，是那种组织看着一路成长的行政干部。

1964年，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自杀身亡，时年55岁。姚迁接任院长，然而，20年后，1984年，姚迁在院长任上自缢身亡，时年58岁。

“姚迁之死”不仅是当年的国内大事件，也引起国外关注。原因之一是南京博物院地位独特：虽然它现在只是副厅级单位，但前身是1933年成立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是我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由于历史原因，承袭了大量文物珍藏，1950年才更名为南京博物院。

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明面上的原因是《光明日报》的报道。1984年8月26日、27日，《光明日报》连续发表两篇报道《南博院长姚迁以权谋私侵占科研人员学术成果》、《姚迁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并配发评论员文章《知识分子的智力成果不容侵占》。报道让姚迁不堪重压。

在江苏作家庞瑞垠先生的报告文学《姚迁之死》中，则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评述：伴随这三篇文章的，是南京博物院文革期间原“造反派”的诬陷，以及省里一些人“一连串非同寻常”的打压，“这里经历了第二次WG”。终于，1984年11月7日，风暴眼中的姚迁在卫生间自缢。

姚迁自杀后，中纪委的调查组南下江苏，给姚迁平反，做出“错案，姚迁含冤去世”的结论，负有直接责任的一位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被撤职。《光明日报》也承认错误，发表《光明日报编辑部关于姚迁事件报道严重失实的检查》。

在报告文学《姚迁之死》中，将原因归结于不正常的派系斗争、“南博的第二次文革”，没有提到和文物去向有关。但是，在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的口述自传《风雨平生》（商务印书馆版）中，专门写了一篇《姚迁事件》。原文如下：

“为什么1984年会出现“姚迁事件”呢？因为江苏省委有一些老同志喜欢文物，尤其是字画，经常到南京博物院去借有名的字画去看。

按说这种做法都已经不合适了，因为博物馆的藏品，一般不能外借给私人的，只能展览的时候你来看。

有些专家来了专门要看哪一件，调出来看，这也是可以的，借回去看是绝无可能的。但是因为他们是省委领导，姚迁也无奈，就让他们借回去了。但是姚迁非常认真，他都记录了，谁借什么，借的时间多久，到时间他就去催，催不回来他也去催，经常是隔一段时间就去催。后来这些老同志心里有点不高兴了。

有一次，有一位老同志就跟我打招呼，他说，你以后有事不必去找姚迁，你们红学方面的事找我们就行了，姚迁有问题，估计要退下来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没有去问。

后来是姚迁跟我讲的。好几位老同志借了博物院的字画不还，姚迁非常头痛，当然，他职责所在，不能不去催。”

冯其庸先生说，得知姚迁自杀后，他找到了中央很多领导，最后中央派了调查组到江苏去，为姚迁平反。冯其庸先生在文中认定：

“经过这一番调查，一清二楚，姚迁是为了保护国家的文物，最后遭到种种打击、诬蔑，弄得他觉得已经走投无路了，国内外都传开来了，所以他上吊自杀了。” 

虽然，在这份材料中，冯其庸先生的话可信度比较高，大家也很受震动，可是，由于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央的调查报告内容，而姚迁自杀的直接原因（发表文章的署名问题）又与文物保护没有直接关系，庞瑞垠《姚迁之死》更是对文物保护只字不提——我们现在暂时只得到来自冯其庸先生的一个孤证，就很难一口断定：姚迁是因为保护文物而死。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看到一些反面证据。

姚迁担任20年院长，和庞家有直接交集，而庞家和南京博物院的冲突，恰恰姚迁也是极为重要的当事人。

在庞家于1959年向南京博物院捐赠137件文物之后，南博继续动员庞家将剩余文物征集给南博。根据2009年出版的曾昭燏日记记载，从1962年12月至1963年11月之间，南博向庞增和家征集了11件“虚斋旧藏”古画。其中除了宋徽宗赵佶的一幅《鸲鹆图》出价1万元外，其他几件都以象征性的价格给了南博。

1963年，南京博物院征集员徐沄湫找到庞增和，请求借两件画用来办画展（元四家之一吴镇的 《松泉图》轴、清初吴历的《仿古山水册页》），说好展期三个月后就归还，不料，这两幅画就此杳无音讯。

偏偏1964年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自杀身亡，庞增和就不好意思去讨要这幅画，偏偏紧接着就是WG，庞家全家被下放到苏北大丰农村，庞家也被抄家。家中古画全部被抄走，包括借据。直到1979年，庞增和一家才得以回到苏州，这时，他们开始联系南博。 

根据2016年《东方早报》报道，庞增和之妻王念瑛说：自1979年到1988年间的十年内，夫妻俩几次到南京博物院讨要两幅被借走的画作，却被干晾在办公室无人接见。“特别是当年到苏州参与征集的姚迁院长，曾经的殷勤变为冷漠，使庞增和夫妻心酸不已。庞增和遂在1988年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希望确认两件“虚斋旧藏”古画的所有权。”

法院的判决是：两幅画是南京博物院从庞家“征购”的，判令南博支付2.6万元画款、2.8万元利息。

法庭上的证据也令庞家唏嘘，因为1978年的藏品简目显示，被借走的《松泉图》和《仿古山水册页》，却被登记为捐赠，且捐赠人不是庞家，被登记为陶白。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向法庭解释说：“是当时的院长姚迁关照，将这件藏品登记在陶白名下。”

从这些信息来看，院长姚迁在庞家古画文物上的态度令庞家心寒，而且有意改捐赠人名字的操作也相当可疑。

我非常希望姚迁是一位为保护文物而殚精竭虑、四处奔走、不惧权贵的人，这会让我更安心，只可惜，如今，却得知姚迁在院长任上未能善待庞家。对庞家如此，其他文物藏品是怎么管的呢？我不知道。

因此，对于姚迁之死，我还停留在“同情”上。

1964年，姚迁38岁，担任了南京博物院的院长，而这个位置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岗位，它的要求极高，也受国际瞩目。或者，他就是那种中规中矩的、努力的但最终又受了委屈的行政干部吧。

或许他曾试图守住某些边界，也或许在另一些地方选择了妥协。历史的残酷之处在于，它往往同时容纳这两种可能。

历史常常是灰色的。在制度混乱的环境中，一个人既可能是受害者，也可能是问题链条的一环。

似乎，也不能责怪谁。毕竟，在本土，管理混乱缺乏章法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即便早就建章立制的领域也是如此。我记得2004年时，我曾经进入一个古战场开掘现场采访，当时来到一个单位，地上成堆新出土的青铜器，但凡我当时起了一点歪心思，拿走了也就拿走了，了无痕迹。这种场合太考验一个人的道德水准了。

斯人已去，关注姚迁，不如关注文物管理制度本身：为什么庞家作为捐赠者想要知道捐赠文物去向竟如此之难？

有没有可能，我们不需要去不断考验那些文物管理者的道德水平，就能管理好文物呢？有没有可能，当一个博物馆拒绝查阅、公开账册，负责人就立即会被制裁呢？

或许，少一些道德模范，少一些英雄，少一些“圣人”，自然而然地按公开规则运转，才是一个更加让人安心，更加稳健的社会。

另一个线索是《江南春》的公开拍卖。

这个线索更加明确，《江南春》手卷出现在2025年拍卖会上，且起拍价8800万元，可见，这件大概率是真品。

那么，它是从哪来的呢？

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3月刊上，我找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丁蔚文的《仇英 卷考辩》一文。

这篇文章第一段说：“艺兰斋收藏的《江南春》卷， 得于庞氏后人”。

这位作者丁蔚文，恰就是艺兰斋陆挺的妻子。 

从文章看，这件《江南春》手卷是流传有序的，上面一共有60方印鉴，按年代顺序排列，其中，庞莱臣一共盖了12枚收藏印：

“庞莱臣珍藏印、虚斋珍藏、虚斋至精之品、莱臣欣赏、虚斋审定、虚斋秘藏、莱臣欣赏、虚斋、虚斋秘笈之印、虚斋秘玩、庞莱臣……”

可见，庞莱臣对《江南春》手卷的喜爱。爱到极致的那种。

《江南春》手卷价值点在哪？简单说就是“传统中国文人的诗情画意”。它记录的是一场诗文集会，先有了倪云林一首《江南春》词，沈周和了两首，仇英补上了绘画，，然后文征明、王宠、文彭、王榖祥、文嘉等等，继续和《江南春》词，累计三十多名文人名士在此留墨，陈鎏为此题了引首“江南佳丽”。

这幅长卷有7米，从题跋到绘画，花费了几十年。所以，这是一幅集体作品，是文学史、美术史上的一个精彩片段，它描绘的是一个文人理想中的世界：诗酒唱和，山水悠然，时间被拉长，世事被暂时搁置。它可以带着我们，完成一次对逼仄现实的短暂疏离。

对于某些人来说，什么文人名士，什么诗情画意，一文不值。但对于传统文化来说，这属于精神世界，意义非凡。

《江南春》手卷局部

2006年《南方周末》对艺兰斋的报道中，使用了这张图片：陆挺(左)与鉴定大师杨仁恺先生共同鉴赏仇英的《江南春卷》

在《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中，陆挺说，《江南春卷》是艺兰斋的镇馆之宝。

那么，艺兰斋是从哪位“庞氏后人”手上得到它的呢？

前面说是得自“庞氏后人”。在2016年的《东方早报》、2025年澎湃新闻的报道中，庞家诉南京博物院名誉权案的法庭上，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庞鸥提供的证据说，《江南春》原属庞莱臣在苏州的女儿，90年代被艺兰斋所收藏。 

“后人”明确为“女儿”。但这件事最大的漏洞在于：庞莱臣并没有女儿。

根据当前已有信息，庞莱臣只有一个儿子，但31岁时病故了，给庞莱臣留下两个幼孙庞增和、庞增祥。由于独子早逝，庞莱臣将侄子庞维谨过继来作为嗣子，因此，庞莱臣在1949年去世之前，将藏品分为三份，分别留给两个孙子和这位嗣子，另有一小部分藏品由继室庞贺氏保管。

清晰的时间线是：庞莱臣1949年将《江南春》手卷留给了庞增和，庞增和1959年将它捐赠给南京博物院。

那么，艺兰斋这件到底哪来的？它“流传有序”是怎样的序？

艺兰斋的上一家是谁？是一个很接近真相的线索。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最终答案为何，总有一个人在说谎。

如今，南京博物院《情况说明》说，1959年庞家捐赠的《江南春》在1961年就被鉴定是伪作，是假的。

这种说法对捐赠者的名誉当然是一种损害，这意味着当年庞家竟拿伪作欺骗新兴的人民政府。

捐赠人庞增和的女儿庞叔令说，家中保存有父亲1959年向南京博物院捐赠时，亲笔写的全部137件（116种、268幅）藏品清册，字迹端正如同印刷一般，分为册页、立轴、成扇，时任苏州文化局局长的段东战和苏州博物馆馆长钱镛都在各页分别写下“以上逐件点过”，江苏博物馆和南博也出具公函确认收到“虚斋旧藏”古画。

我有几个简单的疑问：既然《江南春》手卷如艺兰斋丁蔚文所说，是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点名“非要不可”的，所有当事人都知道它的重要性，那么，如果1961年就认定是“伪作”，为什么不立即提出并向庞家询问真品去向呢？为什么直到2025年直到庞家通过法院查到《江南春》手卷去向不明了，才告知他们这是伪作呢？而且，这件“伪作”为什么不见了？还有，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艺兰斋宣布收藏《江南春》手卷之后，南京博物院不去找他们核查呢？

其他问题还挺多的。

迄今为止，这件事唯一让我感动的，就是庞家。自1979年从大丰农村回到苏州后，他们就一直没有放弃对这批文物的追问，虽然屡屡碰壁，不断吃闭门羹，坐冷板凳，被泼脏水，但，从庞增和、王念瑛到庞叔令，他们两代人接力，不断申请、申诉，王念瑛甚至因此气得心脏病发作而故去，最后，他们通过法院让南京博物院打开了库房大门，也才终于将藏品不知去向的事实大白于天下，将当前文物管理体系的弊病展现在所有人面前，“国家收藏”因此避免了一次与“无法核查”划等号的命运，恰巧也中止了一次起拍价8800万元的可疑拍卖。

由此受益的，是中国的文脉，而一直以来受委屈的，是他们一家。

1979-2025，他们跨越46年的耐心本身，就很了不起。时局波诡云谲，而时间将证明一切——这种对待文物的态度本身，对得起他们的家族先辈庞莱臣先生，也对得起文物本身在时间上的厚重。

文物不应在黑箱里消失。昨天的文章里，我提出了“退捐还画”的建议。今天，写完这篇文章后，仍觉得这个建议最为合理。

江南依旧，春色何辜？愿你我仍能唱和，愿江南秀美暖人心。

呦呦鹿鸣20251218

假酒与真权交织，此案不仅是法治的试金石，更是反腐的放大镜。中纪委不能再拖，是时候出手了

2025年12月13日，年满八十的副省级退休老干部陈某明，以“诽谤”为由报案，称个别媒体侵犯其隐私。济南市舜玉路派出所出具了《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

报案一事由来，盖因2025年9月，青岛市黄岛区法院的一纸判决，将这位退休17年的高官推至公众视野——陈某明的“管家”李鹏，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利用工作便利，从陈某明及其女儿家中盗取茅台、五粮液等名酒并销赃，累计非法获利高达243.5226万元。

在此案进入二审环节，案情经媒体披露，老干部陈某明认为舆论侵犯其隐私，涉嫌“诽谤”。

如此巨额的名酒从何而来？为何假酒比例如此之高？针对已经公之于众的案情，中纪委应当立即出手了，要么还陈某明一个清白，要么让腐败分子接受惩罚。

“家贼”的案发与抓捕

案件始于2021年初。当时，李鹏应聘到陈某明女儿陈某家中工作，身兼司机、厨师、保姆数职，负责照顾陈某明的起居。

工作期间，李鹏逐渐获得了陈家的信任，被安排负责拿取、运送和保管家中酒水。

自2021年4月起，李鹏开始利用持有的钥匙和门禁卡，采取“蚂蚁搬家”的方式，多次从陈某位于青岛的住所及陈某明位于济南的住所盗窃名酒。

李鹏的盗窃行为持续了长达两年半时间，直到2023年10月，陈某在调取监控后发现端倪。

2023年10月16日晚，当李鹏驾车再次前往陈某明位于济南的家中作案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警方从其汽车后备箱查获了尚未出手的茅台、五粮液等酒品，经物价鉴定，仅被查获的部分酒水价值就达14670元。

此案引人注目的另一细节，是涉案名酒存在极高的假冒比例。

根据检察机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交的鉴定材料，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对一批涉案茅台酒进行鉴定后证明，送检的44瓶茅台酒中，有42瓶并非该公司生产，属于假酒。

仅有两瓶十五年/五星茅台酒，确为茅台股份的产品。

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的鉴定结果同样触目惊心：在送鉴的八瓶五粮液中，有四瓶属假冒产品，四瓶第七代五粮液酒和一瓶尊酒为该公司真品。

陈某明的女婿何某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称，家中总计丢失了至少60箱茅台酒、两箱五粮液、20瓶红酒、5盒茶叶及一块卡地亚手表等贵重物品。

盗窃罪还是侵占罪？

尽管一审法院已作出判决，但案件在法律定性上仍存在争议。

李鹏及其家人认为，陈家人授权李鹏拿取、运送、保管家中酒水，李鹏趁机变卖牟利，应认定为侵占罪而非盗窃罪。

侵占罪与盗窃罪在法律上的区别显著：前者是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后者则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

侵占罪属轻罪，而盗窃罪则要严重得多。

李鹏的辩护人指出，李鹏明明可以在单独开车运酒时无人监管的情况下盗窃，没有必要冒险入室偷酒。既然被害人声称有监控，为何不提供监控记录。

然而，一审法院并未采纳这一辩护意见。

法院根据李鹏的供述、车辆出入记录、小区监控视频、陈家人的陈述等证据，认定陈家人没有授权李鹏代为保管酒水等物品，李鹏采用秘密窃取的方式盗窃，其行为构成盗窃罪。

青岛市黄岛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李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采取秘密窃取的手段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2025年9月27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李鹏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案发后，李鹏家人曾主动退赔20万元。因对一审判决不服，已于2025年12月15日提起上诉。二审暂未开庭。

副省长以“诽谤”为由报案

当事人陈某明，1945年生，1987年起任县级市市长、市委书记、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地委书记，1997年起相继任省长助理、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8年，63岁的陈某明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卸任。

此案看似普通盗窃，却因陈某明的特殊身份及涉案物品的异常情况，至少存在三大疑问有待中纪委调查通报：

第一、名酒来源是否涉及违纪？

陈某明曾任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属于中管干部。其家中囤积大量名酒，若系他人赠送，可能涉及受贿或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若这些酒系陈某明与女儿自购，则需提供购买记录以证清白。

第二、假酒泛滥暴露监管漏洞，酒厂是否该担责？

假酒比例之高令人咋舌。若系购买，陈某明作为高级干部，买到大量假酒却未维权，不合常理；若系收礼，则送礼者“以假乱真”的行为可能涉及欺诈。茅台酒厂曾宣称假酒率不足1%，此案却显示高端市场假酒猖獗，监管部门需追溯假酒链条。

第三、司法程序为何“避重就轻”？

黄岛区法院判决仅追究管家盗窃责任，未对名酒来源开展调查。根据《刑法》，盗窃案需查明涉案物品性质，但判决书对赃物权属、真伪背景的回避，削弱了司法公信力。

随着案件细节在社交媒体上传播，陈某明于2025年12月13日以“诽谤”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舆论侵犯其隐私。公安机关已向其出具了《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

然而，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领导干部需接受舆论监督，尤其涉及公共利益时。陈某明未澄清名酒来源，反而起诉网民，被批“转移焦点”。

北京律师赵琮对此分析指出，自媒体从业人员如果只是对一审判决书内容进行摘取、分析和评价，没有捏造事实，其内容来自司法文书，则不构成法律上的诽谤。

此案已超出盗窃案范畴，涉及干部廉洁性、市场监管、司法公正三大问题。鉴于陈某明为中管干部，地方纪委监委无权调查，必须由中纪委直接介入。

一桩盗窃案，撕开了退休高官家中隐秘的角落。假酒与真权交织，此案不仅是法治的试金石，更是反腐的放大镜。中纪委不能再拖了，必须尽快启动调查，要么还陈某明一个清白，要么让腐败分子接受惩罚。㳒

作品声明：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12月15日上午9:30，司法部在其官网通报了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的8个典型案例，分别涉及甘肃、湖南、黑龙江、江西、浙江、山西、山东、江苏8省。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通报只说了具体哪个省，具体到违法违纪的具体城市时，全部用了某字代替。

比如，湖南某县市场监管局16名行政执法人员因在执法中“吃拿卡要”、收受商户红包礼金的案例被公开通报，湖南被点名，具体的县用了“某县”。

根据司法部官方的通报：2025年4月说起，当地市场监管局开展专项行动自查时，主动向县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局上报线索：2024年期间，局内部分执法人员在日常执法中，存在向管理服务对象索要、收受红包礼金的违规行为，涉及范围覆盖餐饮业、服务业、房地产业等多个领域，受害商户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少商户因担心被刻意刁难，只能被迫配合送礼。接到上报后，县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局迅速介入，先后向20余家相关商户核实情况，最终确认16名执法人员存在“吃拿卡要”问题属实。16名涉事人员被撤职或调离执法岗位，并且所有人限期退还违规收受的红包礼金。

对这样含混不清的通报，我个人表示强烈的反对。

首先，这都已经2025年了，从上到下都在高压反腐，抓的违法犯罪官员不计其数，被处分的违纪官员更是数不胜数，湖南的这个县的执法人员居然还敢向商户“吃拿卡要”，何其大胆、何其恶劣啊。这些人如此胆大包天，这样的地方、这些人理应点名道姓全部向社会公开曝光，让他们不仅承受法纪的处罚，还应接受社会舆论的谴责，让他们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才能实现有效的惩戒。

公布了具体县名，公众就会去关注这个县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是谁、县长是谁、县委书记是谁，公众就会追问他们为什么当地到了2025年了还会出现执法人员吃拿卡要的事情，公众就会格外注意监督这些地方官员，这样才能给地方官有效的舆论压力，才能迫使他们加强对手下官员的约束，才能让他们时刻注意自己行使权力时是否越界了。

可是，司法部的通报居然没有点这个县的名。

其次，从传播的角度说，司法部既然是公开通报曝光这八个省存在的具体问题，公开省名是应该的，公布具体的问题发生在哪个县哪个市，也是应该的。现在只公布省名而不公布县名区名市名，在传播中信息很容易走形变样，很容易让受众误以为该省各县各区各市都如此，将全省抹黑、将全省污名化。

我如今居住在湖南，很在乎湖南的名声，所以还是以湖南为例。现在公开了湖南的某县存在执法人员吃拿卡要，我在向其他省的朋友介绍这个事情的时候，只能说湖南，而无法具体到县，虽然我也会强调是某个县，但因为县名不详，接受这个信息的外地人肯定只能记住湖南，等到他二次传播的时候，湖南会被再次强化，某县会再次被弱化，这是不是会让湖南全省给这个乱来的县背锅呢？

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信息会逐渐丢失和变形，省名你都点了，理应点具体的县名、区名、市名，才能在传播中尽量让信息少丢失少变形。

再比如，司法部的通报的第一例，甘肃某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王某滥用其执法人员身份，要求某商户安装王某亲属代理的某品牌共享充电宝，涉嫌以权谋私，干预市场经营活动。点了甘肃的名，具体到区里，却含糊不清，这显然不是为了保护甘肃，而是为了保护这个区。

我想问问，为什么要保护这样的区？

这八个省出现这些问题，省里当然应该承担责任，但让省里全部扛下而保护这些违法违纪行为的具体地方，非常不妥。

正常的情况下，这类通报点名越具体详细越有惩戒效果，既要点省里的名，也要点具体的县市区的名，如今只点省名而不点具体县市区的名，这种做法不利于有效约束具体的权力，也不利于有效惩戒失范的具体权力。

在此，公开呼吁司法部重新发布该通报，不仅要具体点名那些违法执法的事情发生在哪个省，也要把违法执法的具体县市区的名点出来。

2025年12年16日

换鞋时，崔丽丽停顿了一下。 

那是一双几年前买的黑色皮鞋，平底，她曾穿着它在不同城市之间奔波，出差、谈项目、赶航班。但这天，脚伸进去时，她感到脚趾被顶住，像一双新鞋。她感慨，长时间待在家里，鞋都变得不合脚了。

崔丽丽在安定医院等待就诊

过去十几年，崔丽丽几乎一半时间在路上。她曾是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的销售总监，年薪百万。2023年，公司老板王某在出差途中强奸了崔丽丽。虽然对方获刑4年，崔丽丽却被解除劳动合同，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职场性侵，夺走了她的工作、日常生活，也摧毁了她最基本的安全感。 

但她选择抗争，走进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2025年8月，天津津南区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崔丽丽成为国内首位因职场性侵获工伤认定的当事人。 

此前视频

崔丽丽的《认定工伤决定书》

但代价并未结束。9月23日，她穿着案发当日的衬衫出庭，与公司对簿公堂。随之而来的，是持续一个多月的网暴。一天夜里，崔丽丽吞下了6片劳拉西泮片。第二天清晨，丈夫老魏（化名）守在床前，红着眼睛对她说：“你要是死了，他们只会高兴，然后迅速把你忘记。” 

风暴之中，这一家人比以往更加紧密地依靠着彼此。 

遭遇网络暴力

拿到《认定工伤决定书》，崔丽丽的诉讼并未结束。2025年3月24日，津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天津德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德科智控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加班费等共计113万余元。该公司不服裁决，提起诉讼。 

2025年9月23日，崔丽丽与公司的劳动纠纷案首次开庭。她身着案发当天的衬衫出庭。她说，穿这件衬衫，是想直面创伤，同时表达“女性遭受侵犯与穿着无关”。这件衬衫不仅是“血衣”，更是“战袍”。她穿着“战袍”走进法庭的画面，引起广泛关注。

一周后，一段她自拍视频被广泛流传。视频中，崔丽丽愤怒地说：“‘最大最贪的女人’？轮得着你来给我封号吗？事发多久报案，那是老娘的权利……老娘要的是2000万加法办！”

这段视频源于一个月之前她对一条恶意留言的回怼。她解释，王某被捕后，检方向她征询是否出具谅解书，她提出了“2000万加法办”，用一个对方难以承担的金额，强调王某必须受刑事处罚。 

但这条视频在一个月之后发酵了。她打开社交媒体，发现评论区已不堪入目。有人质疑她若真患PTSD，不可能穿着案发时的衬衫出庭。有网民称夫妻俩“做局陷害”王某。有人P出她与王某的“合照”，有人把老魏P成“绿帽”。私信中充斥着辱骂和脏话。 

回忆起网暴最猛烈的那几天，老魏用了“煎熬”两个字，一上网，恶意就会袭来：“每天都有人拿你做文章，满嘴胡说八道。”现实中，夫妻俩一直在接亲友的电话，他们中有的因网络热议才得知崔丽丽的遭遇。国庆节到了，他们原本打算带女儿回老家，现在只能取消行程。 

崔丽丽社交平台上私信收到的辱骂

一天晚上，崔丽丽吞了6片劳拉西泮片。早晨，察觉不对劲的老魏跑上楼，来到妻子床前。他红着眼睛对妻子说：“你要是死了，他们只会高兴，然后迅速把你忘记。” 

崔丽丽最了解这个和她相伴了二十多年的男人。老魏是支撑她活下去的力量，是她生活、精神的拐杖。“哪怕我们离婚了，他也是我最亲的亲人。他为我付出这么多，见证了我人生中最好的年华。如果我死了，他该有多难过？” 

时间回到2023年9月27日。性侵案发后的第四天，老魏接到崔丽丽的视频电话。屏幕对面，她声音微弱：“我好像被欺负了。”震惊之余，老魏有点生气：“什么叫‘好像’？有没有被欺负，你自己不知道吗？”崔丽丽眼泪“刷”地流下来，她什么都想不起来。 

老魏气在不理解：她为什么不立即报警？为什么还忙着工作？后来他逐渐明白了妻子的处境：她受到打击，想不起来发生了什么。而且，她要顾虑很多事：家庭怎么办？工作怎么办？二十多年来的打拼，是不是就要毁于一旦？ 

老魏恨“死”了王某。他不明白，“都这个年纪的人了，为什么还会做出这种犯罪的事？”哪怕王某被判死刑，怎么弥补得了他对崔丽丽、对这个家庭、对老魏本人经年累月的伤害？ 

因为王某，那个他最熟悉的、总是充满干劲的妻子不见了。崔丽丽的快乐就是老魏和女儿的快乐。但现在，这份快乐消失了。 

崔丽丽的《诊断证明书》

评论区，一群网民嚷着“离婚”。老魏觉得不可理喻：“她是我的家人，我的爱人。为什么她遭受了暴力伤害，我就要抛弃她？” 

老魏在社交账号公开的6条视频，发布的都是支持妻子的内容。但如今，评论区已经很难找到一条友善的留言。“绿帽男”“钱到手就离婚”…… 

他分明是受害者，在他们口中却像是犯了错的人。老魏决定诉诸法律：“要让他们戴手铐，上法庭！”每天送完孩子，他就钻进书房收集证据，存满了一部256G的手机。为了取证，老魏一遍遍看，一遍遍听。他起初怒不可遏，后来只觉得可笑可悲：“无论留言，还是视频文案，都是复制粘贴的，连标点符号都一样。” 

网暴像个无底洞，两个多月来，老魏都在处理这件事。“他见不得我被别人欺负，比我还要维护我自己。”老魏很少表露自己的感受，崔丽丽担心他心中愤怒却无处发泄。去医院时，崔丽丽问丈夫要不要也做个心理咨询？老魏摆摆手：“不要。” 

10月底的一天，远方好友来探望崔丽丽，夫妻俩请她在小区附近吃饭。回家路上，一名路人男子问崔丽丽：“你就是那个网红吗？”崔丽丽说：“你认错人了。”

“错的不是你”

9月23日劳动纠纷案一审首次开庭后，由于当时崔丽丽的劳动能力鉴定结果未出，一审中止，待有鉴定结果后再行审理。 

崔丽丽失去工作，老魏也暂停了生意，专心照顾妻子和女儿。等待开庭的日子里，时间仿佛凝滞。老魏外出总掐着表，不敢离家太久，生怕妻子发生意外。 

睡眠仍是一件奢侈的事。崔丽丽排斥肢体接触，两年来一直与老魏分房而睡。她晚上十点左右上床，凌晨三四点被噩梦惊醒。若哪天能睡到清晨五点，她会觉得庆幸。 

白天大部分时间，她独自待在阁楼书房里，反复翻阅厚厚的案卷。 

崔丽丽在阁楼书房“安全屋”中

没有老魏陪伴，她几乎无法出门。她不敢开车，不敢乘坐公交或地铁，无法住酒店，酒店长长的走廊令她恐惧。一次媒体采访结束后，远远看见一名光头男子，她瞬间僵在原地，颤抖着哭了起来——那张脸让她想起施暴者。 

崔丽丽从小性格要强。高中复读了两次，父亲劝她不要放弃，否则将来只能指望结婚生子。父亲认为，一个女孩不该被早早限定人生轨迹，她应该考个好大学，去更大的城市，为社会作贡献。 

崔丽丽大学读小语种，兼职翻译，毕业后做了销售。这个岗位拼经验、拼体力。崔丽丽不怕苦，跑市场、进工厂，逐步打拼到公司高层。她热爱这样的生活。 

崔丽丽的高中同学回忆，她是班里发展最好的同学之一。节假日也闲不住，组织同学聚会、带孩子郊游。案发后，崔丽丽变得沉默，朋友们的邀约也婉拒了。 

崔丽丽在工作中获得的奖状

崔丽丽怀疑自己成了一个“没用的人”。每次出门，她都会发现城市在悄然变化：小区的树叶掉光了，街角开了新店。看到服务员、环卫工，她羡慕——她们都在工作，发挥价值。 

老魏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鼓励崔丽丽尝试新工作、出门旅行，提议养只小狗，遛狗也能出门散散步。但崔丽丽拒绝了。心理医生告诉老魏，不要勉强，只能等待“自然发生”。 

老魏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妻子。崔丽丽一度味觉迟钝，想吃辣，老魏就陪她去吃湘菜；她说剁椒鱼头好吃，他便每周都带她去吃，一连吃了三个月。天气转凉，崔丽丽想喝冰杨梅汁，老魏担心对身体不好，不让她喝。 

一次，崔丽丽看到路边的施工围挡，哭着说：“路都快修好了，我的病怎么也治不好。”老魏安慰她：“马路都能修好，你还能治不好吗？” 

崔丽丽和老魏

过去，崔丽丽总在出差。现在，她每晚坐在女儿身边读书，想弥补缺失的陪伴。她把媒体报道发给女儿，希望她学会自我保护。 

但女儿更想保护崔丽丽。她时不时上楼查看妈妈的情况，夜里躺在妈妈身边，陪她入睡后再回房间。她邀请妈妈去开家长会、接她放学，逛文具店。崔丽丽戴着口罩，生怕被认出影响女儿。但女儿鼓励她摘掉口罩：“妈妈，错的不是你。” 

崔丽丽和丈夫起初没有告诉父母发生了什么。崔丽丽年逾七旬的母亲察觉异常，从河北老家赶来天津，崔丽丽才忍不住吐露了一切。 

母亲听完后，对她说：“不要害怕，咱是正义的一方。你继续斗争，妈妈为你加油。”临走前，母亲偷偷往崔丽丽枕头下塞了一摞钱。崔丽丽后来又将这摞钱悄悄放回老家。 

11月的一次心理治疗中，医生引导崔丽丽在想象中重返案发酒店。这一次，她看见老魏在走廊里来回走动，像是要挡住危险、救她出来。医生说，这是好迹象，说明内心的“好”正在对抗“坏”。 

一天夜里，崔丽丽送记者走出小区。久违地站在夜色中，她发现周围的霓虹灯多了起来。她想起，从前她出差归来，无论多晚，老魏和女儿都会在小区门口等她。一家三口有说有笑，一起去吃夜宵。 

光明正大地穿

2023年9月23日，一场商务宴请后，时任德科智控公司老板的王某，趁销售总监崔丽丽醉酒失去意识，将其抱入房间实施强奸。 

2024年4月2日，王某因犯强奸罪，被滨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赔偿崔丽丽3000元。王某未上诉，判决依法生效。同年4月18日，崔丽丽被公司以“未遵守请假制度、无故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当天下午，她前往津南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 

崔丽丽始终认为，自己遭受的性侵属于工伤。侵害发生在出差期间、商务宴请之后，加害者又是用人单位负责人，符合工伤认定中“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的“三工”情形。 

2024年12月2日，津南区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德科智控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2025年7月16日，津南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公司诉求；同年8月，判决生效。崔丽丽由此成为国内首例因职场性侵获得工伤认定的当事人。 

崔丽丽和老魏

崔丽丽把申报工伤的流程、证据清单及心理援助信息整理成“求生地图”，在网络公开分享，陆续有受害者向她求助。 

2025年1月，杭州一名女员工出差时遭客户强制猥亵，后因创伤后应激障碍无法工作。这名女员工看到崔丽丽的报道后，也申报了工伤，并于当年9月获得认定。 

还有一名女孩私信崔丽丽，讲述自己未成年时遭性侵的经历。在崔丽丽的鼓励下，她与施害者对峙并固定证据，前往派出所报了案。 

回顾案件，崔丽丽认为，职场性侵的本质是权力关系中的掠夺：“他否认你的独立人格和尊严，把你当作附属品，不仅要求你贡献能力和才华，也试图占有你的身体。”她认为，用人单位有责任建立明确的职场保护机制，用制度保障劳动者的人身安全和尊严。 

2025年12月17日，经过80多天的等待，崔丽丽收到了《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鉴定结论为“伤残十级”。崔丽丽很激动：与公司的劳动纠纷案有望尽快恢复审理。

红星新闻记者问崔丽丽：“下次开庭，你还会穿那件衬衫吗？” 

她回答：“我会穿，正大光明地穿。”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路透调查：Meta纵容中国广告欺诈泛滥以保障数十亿美元收入

一、Meta纵容中国广告欺诈泛滥以保障数十亿美元收入

12月15日，全球通讯社路透社发布了一份重磅新闻调查。报道指出，尽管社交媒体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在中国大陆无法正常使用，但其母公司 Meta 仍在过去几年从中国广告客户中获取了巨额收入，其中相当一部分被内部认定为涉及诈骗、非法博彩和色情内容。路透社从多份内部文件中得知，Meta 在明知问题严重的情况下，仍多次选择弱化监管，以避免对营收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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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披露，Meta 来自中国的广告收入在2022年至2024年间大幅增长，从约74亿美元上升至184亿美元。内部估算显示，其中约19%的收入来自违规广告，金额超过30亿美元。这些广告往往以“加密投资”“跨境电商”和“高回报理财”为名，实际引导海外用户进入诈骗链条。

据悉，Meta 曾短暂尝试收紧监管。2024年下半年，该公司内部组建了专门针对中国广告的反欺诈团队，并冻结部分新增代理账户。内部报告称，该举措一度将违规广告占比从19%压低至9%。然而，这一趋势很快就遭到逆转。文件显示，在一次被称为“诚信战略转型”的调整后，该团队被要求“暂停”，随后解散，相关限制措施也被陆续取消。

路透社指出，Meta 在中国广告业务上高度依赖代理制度。公司将投放权限集中授予11家“顶级代理”，这些代理再将账户层层分包给下级中介。内部员工警告称，这种结构为滥用系统提供了空间。一项名为“白名单”的机制，使部分大客户广告即便被算法识别为高风险，也不会被立即下架，而是进入人工复审流程。路透社称，这“给了诈骗广告足够的时间完成投放”。

报道还引用内部讨论称，一些员工在提议加强处罚时，被明确告知这一政策对“收入影响过大”。在公司内部，广告准确性与商业增长之间的冲突被反复提及。

调查也追踪了现实后果。2025年3月，美国检方披露一起跨国诈骗案，犯罪集团通过 Meta 平台广告引流，将受害者拉入 WhatsApp 群组实施股票投资骗局，涉案金额达2.14亿美元。对此，路透社记者伪装成客户进行了测试调查，结果发现，即使明确表示要投放被禁止的加密广告，仍可通过 Meta 官方合作伙伴名单找到中介协助上线。

此外，路透社联系了 Meta 公司寻求回应。该公司回复表示：“文件中引用的具体数字并非最终数字，执法行动导致数十个账户被删除。”然而，路透社指出：“关闭这些账户或许有助于 Meta 应对当前欺诈和违禁广告激增的问题，但不太可能从长远角度改变任何行为。”文章发现：“广告商很快就能将广告重新投放到 Meta 尚未关闭的账户上。”

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北京重塑香港政治空间，“高度自治”已然消退

12月15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发布了一份报告，回顾了香港自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的政治变化，指出北京逐步削弱所承诺的自治与权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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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资料指出，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时，《中英联合声明》与《香港基本法》共同规定：“中国承诺在1997年移交这座前英国殖民地时，将保留香港大部分独特之处”，并保障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新闻、言论、集会和宗教自由”，直到2047年。

当时设想下的“一国两制”制度，并非象征性标签，而是将香港特殊的政治与法律安排写入国际条约与本地宪制文本：“根据《基本法》，香港市民同样享有自由……国际法赋予的保护”。这些权利曾让香港成为亚洲重要的金融和社会开放空间。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北京对香港政治体制的掌控逐渐加强。该背景资料写道：“但在实践中，北京已限制了其中大部分权利。”在《基本法》框架下原本允许的民主选举、自由表达和议会代表权等内容，不断被收缩或重构。

在1997年后的二十多年里，香港社会曾多次发生大规模抗议，呼吁真正的普选与政治改革。一位分析者指出，香港人民的核心期望并非立即独立，而是对“一国两制”承诺的兑现，以及“普选权”的实现，这意味着“香港行政长官的自由选举”应成为可能。

报告表示，转折发生在2019至2020年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之后。北京于2020年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该法律赋予包括中央政府更广泛的惩治权力。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料指出：“北京于2020年颁布国家安全法，赋予其惩处批评者、压制异议人士的广泛新权力”，并在数年间导致“数十名民主活动人士、议员和记者被捕；投票权受到限制；新闻和言论自由受到约束。”

报道特别提到，2024年香港立法机构通过了针对外部干涉与间谍活动的新条款《第23条》，进一步扩大国家安全法的适用范围，加深了政治压制的力度。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料回顾，自《国家安全法》实施后，北京推动选举制度彻底改造。选举委员会与立法会席位结构被重写，只允许被认为“爱国者”的候选人参选。原本由直选产生的议席比例不断减少，使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选举变得名存实亡。

在这一背景下，曾长期活跃的民主派政党、民间组织和街头运动领袖纷纷解散或被取缔。著名示威领导人，如《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等人，被以“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判刑，这些案例成为国际人权关注的焦点；而要求普选的运动空间则日益收窄。

报告认为，香港自由与中国中央政府权力扩张之间的拉锯不仅影响本地社会，也成为中美与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交汇点。美国、英国等多国对香港政治镇压表达批评，并采取制裁与外交措施回应。相关记录显示，对于侵犯人权与自治承诺的行为，包括对部分香港与内地官员的制裁行动，已成为国际外交议题的一部分。

最后，报告指出，尽管香港保证了经济开放与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但报告也指出：“这些举措……引发了对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质疑，并扼杀了香港有朝一日能成为完全民主社会的希望。”香港未来在自治、自由与身份认同上的争议，将继续在全球政治中引发更深层次对话与博弈。

三、美联社：硅谷科技公司深度参与中共“跨境反腐”

12月13日，美联社 (AP) 发表了一篇深度调查报道。报道以黑龙江前鹤岗副市长李传良案为线索，描述了中国当局如何借助高度数字化的监控体系，将“反腐”与“追逃”延伸至海外，而这些技术背后往往有来自硅谷科技公司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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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称，李传良在韩国疗养时接到警告“不要回国”，随后在咖啡馆被陌生人拍照，担心被遣返而转赴美国，以旅游签证入境并申请庇护；但他称，即使身在纽约、加州乃至德州荒漠，仍感到自己被追踪。

美联社写道，李传良的通讯遭监控、资产被查封、行踪在警方数据库中被追踪；当局还通过人脸识别等手段“顺藤摸瓜”，波及到其亲友网络——“超过40位亲友及同事……包括他怀孕的女儿”被识别并遭到拘押。李传良对记者表示：“他们全天候追踪你……无论身处何方，你都处于他们的掌控之中。”

报道将他的遭遇放入更大框架，称这种监控技术在中国国内被用来“识别并惩处”官员，美联社引述官方统计称，去年有近90万名官员被处理；而在海外，同类工具又服务于“猎狐”和“天网”等追逃行动，美国政府曾批评这些行动构成“威胁”并冒犯美国主权。

文章表示，更刺眼的是技术来源。记者梳理了数百封泄露邮件、政府采购与企业内部演示材料指出，中国监控系统中用于数据挖掘与关系识别的关键能力，往往与硅谷公司产品深度绑定。报道中，美联社特别点名 IBM、甲骨文 (Oracle) 与微软 (Microsoft) 等公司，称他们提供的相关软件可综合分析“短信、支付、航班、通话”等数据，以锁定目标的亲友、资产与活动轨迹。

具体到执法机构层面，美联社称，追捕李传良及其家人的机构包括中国公安“经侦”（经济侦查）系统。IBM 内部材料提及其 i2 项目曾销售给该公安系统。此外，采购记录也显示，甲骨文与微软软件也和中国公安“经侦”系统有业务交流。

最后，这篇报道最终留下一个不安的对照：技术最初被包装为反腐“盾牌”，后来却成为向全世界投射影响力的“动脉”。正如李传良所说：“电子监控是中国的动脉，使其能够向世界投射力量……你每个亲属的每一步行动都在被监控和分析，通过大数据进行处理……这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昨天，“就叫熊太行也行”公号针对河南鲁山县女教师婚礼当天跳楼一事，推送了一篇《这几年女性想逃婚，确实越来越难了》。文中写道：“很多被父母逼婚的女性都是好学生，不见得是成绩很好，而是从小就乖。很多乖，不是本性，而是规训出来的。”

女孩在家庭的过度控制下，日子会更难。如果生在封闭地区的县城或农村，还要支持弟弟购房，女孩的处境就更凄惨。所以熊太行写道：“大城市是庇护逃避不幸婚姻、不行家庭的年轻人的最好空间。女孩子如果和爸妈关系不好，那就不要在家乡县城考编，因为这会让你跑不掉，能被父母随时找到，甚至用你的工作来要挟。一定要考编，就走远一点，让他们跑去控制你的时候，身边没有得力助手，没有可以帮腔的亲戚。”

我也在朋友圈里写道：“我认识的不少同代际女性（70后和80后），都有逃离家庭和老家，揣着几百块钱只身前往北上广深的经历（甚至还一个人带着孩子）。但在考公考编已近疯狂的当下，那些逼婚逼生的悲剧事件中的女性，多半都离不开自己的编制——小城市或小县城的编制。”

疯狂考公考编从来就不只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下滑导致的追求稳定。它会传导到各个领域，造成全方位的后退。

1978年后，农村女性的自杀率逐渐下滑，在90年代已降到很低。这当然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有关，在画地为牢、户口和集体约束个体一切的年代，女性没有离开农村的渠道，更没有经济主动权，即使婚姻不幸福甚至存在家暴，也只能逆来顺受。1978年后，社会逐步开放，无数农村女性获得经济自主与地理迁徙的自由，选择进城打工，离开了原有的人际圈子。这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移动，打破了两千年来女性被绑定在土地与宗族中的命运。

掌握了经济主动权，也就有了自主选择幸福、好好过日子的权利。这种权利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会抛弃原有家庭，因为哪怕是两夫妻一起离开农村进城打工，喘息空间都比留在农村大得多，幸福几率也大得多。

但如今，当大城市无法容纳人们的梦想，社会上升通道收窄，人们要退而求次回到县城这类封闭系统，将体制内视为唯一安稳选择时，其实也交出了自主权。被编制锁死的不仅仅是梦想，对于很多成长于封闭压抑家庭的女性来说，还包括自己的人生。一旦进入这个系统，个体便与特定地域、特定生活方式深度绑定。

在小县城，编制意味着稳定工作和相对安心的生活。但它的封闭性也限制了人们（不仅仅是女性）的选择，需要面对严苛的社会期望和家庭压力，被迫走上婚姻或生育之路，牺牲自己的梦想与追求。

我一直都说“传统文化是个宝，文盲无赖都说好”，在中国社会和家庭的许多冲突中，文化层次、认知水平越低的人，越是讲不出真正的道理，就越喜欢搬出“传统”来试图压制对方。面对这种人，只需要引用鲁迅那句“从来如此，便对么”就可以反驳，但稍有生活经验就知道，谁也无法在认知上挽救他们。

“传统”就是文盲和无赖们最好的武器，他们依托于所谓的传统，将女性的价值与家庭和丈夫的成就挂钩，忽视女性个人的追求和梦想。县域社会的熟人网络与道德监控，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有限的资讯渠道，又会加剧这些压迫。

考公考编原本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经济理性，但如今早已被人异化为生存教条，变成是否懂事、是否成熟的判断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女性还是男性，人生实际上已经被一种标准深度绑定。在经济上依附性极大，一份工资就能将人困在原地。社会评价当然也是单一的，“体制内工作”成为评价个人价值的核心标尺，脱离这一轨道意味着社会地位的直线下降。“稳定”被内化为最高价值时，对心理也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任何冒险与改变都会引发强烈的焦虑。

县城女性所受冲击相对更大。县城处于城乡连续体的特殊位置：它既有城市的行政架构与公共服务，又保留了农村的紧密人际网络与传统观念。在这里，个体的行为受到来自家庭、单位、社区的多重凝视。一个体制内女性的婚恋选择、生育计划、甚至衣着打扮，都可能成为公共讨论的议题。女性一旦偏离规范（离婚、晚婚、不生育、职业流动），便成为舆论靶子，进而影响家庭声誉与经济资源分配。这种无处不在的“道德监控”，构成了无形的压迫机制。

在县域婚恋市场中，女性编制身份常常被物化为“优质婚姻筹码”，这反而加剧了家庭对其婚育选择的干预。鲁山县女教师的悲剧背后，正是这种“编制优越性”与个人意志的剧烈冲突——社会期待她因编制而“安分守己”，却无视她作为独立个体的情感需求与人生规划。

前两年有个一度火爆但实际上很可笑的说法——县城婆罗门。它刻意强调县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体制内的“代际传承”，将县域体制内群体描绘为生活安逸、社会地位优越的“地方贵族”。这种叙事强调他们低于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高于平均水平的稳定性以及在地方社会网络中的中心位置。

这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是事实，但“安逸”绝非永远。在经济联动如此紧密的现代社会，没有真正的避风港，县域的短暂安逸，只是因为它对市场和经济的反应比大城市慢一拍而已。一线城市的问题终究会传导至小城市、县城和农村，而且当这些问题到来时，县域和农村原有的封闭守旧等缺陷会放大甚至激化。

县城的“体制内安逸”，隐藏着深刻的生存困境。所谓的“社会地位”高度依赖于体制身份，个体价值被简化为职位与单位，县域资源有限导致的机会匮乏也被“安逸”叙事所掩盖，更何况这种生活模式的代价是个人选择空间的极大压缩。

对女性而言，县城神话更具欺骗性。它许诺了一种“体面”的生存方式，却往往要求女性接受传统性别角色的全面回归。事业上的“玻璃天花板”比大城市更为坚硬，家庭责任的压力更为直接，个人发展路径更为狭窄。编制带来的“安全感”与性别角色期待结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训体系。

鲁山女教师的悲剧再次揭开那个原本清晰但很多人一辈子也看不明白的事实：当社会将所有人推向同一条狭窄通道时，最先被挤压的往往是那些已经处于结构性不利位置的群体。当社会流动通道收窄，考公考编变成理性选择，且地方文化以家族与父权为中介时，女性会同时遭遇经济与人身自主的双重窒息。编制不应成为人生的囚笼，县域不应成为观念的孤岛，稳定不应成为可能性的坟墓，现代文明社会的每个人都应保有说“不”的权利与离开的勇气。

12月18日，海南全岛正式封关，相信大家都看到很多新闻报道。但是很多读者都没搞懂一个问题：

这跟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

抛开官方的宏大解读和复杂的关税规则，我可以给大家一个贴近现实生活的预期：

明年起，大家就能在全国各地买到一些产地为海南的，比当前市场价便宜些的牛肉干。

请注意，这里面有几个和大家相关的重点：

一是不用去海南就能享受到这一改变；二是它能带来切实可感知的优惠；三是它属于绝大部分人都能日常消费的产品。

相对应的，海南封关带来的一些理论上的变化其实距离大家的日常生活是有点远的。

第一，封关之后有很多进口商品在海南全岛都免关税了，但这些商品都是需要你本人或者亲友到海南岛现场购买的，去旅游或者出差才能享受到。而且因为每人10万元的实名额度，所以海南职业代购是行不通的。对于全国大部分整年不去海南的消费者来说，封关带来的这一变化是感受不到的。

更重要的是，在封关以前，海南就有离岛免税店存在多年，虽然封关之后免税品范围扩大了一些，年度免税额度提高了一些，但对去海南的游客来说其实今年买和明年买的区别很小的。

第二，关于在海南岛买免税品是否最便宜，其实是不一定的……

如果是相对中国内地的零售渠道来说，在海南岛买进口免税品当然是会便宜些。但相对海外代购、海外直邮、保税区跨境商品网购来说，海南免税品的价格优势其实并不明显，在某些品类是价格持平甚至更贵一些的。

所以，对于购买进口护肤品、奢侈品的用户来说，海南封关前后的区别其实真的不大。

第三，对于那些需要用到进口零部件的大件、高价值工业品来说，理论上，如果能安排在海南生产，直接采用免税的进口零部件，那的确是会显著影响生产成本与零售价格。

然而实际上并不太可行。

一方面，汽车、工业设备等产品的零部件现在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供应全球，很少从国外进口零部件了，封关后的关税优势缺乏用武之地；另一方面，海南省工业制造基础相对薄弱，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也比较有限，大规模的汽车制造、装备制造等产业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所以，海南封关与否对于中国工业产品的影响是很小的，至少你我作为普通消费者是感知不到的。

真正能让大家感知到的变化，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会出现在以农产品加工为代表的消费品领域，比如牛肉干、榴莲干之类产品。

目前我国常规从南美国家进口牛肉，关税是12%，如果进口的是冷冻整牛，关税是25%，封关之后，把牛肉进口到海南，能直接省掉这部分关税，一柜牛肉能省下十几万成本。

但是请注意，这些免税进口到海南的牛肉是不可以直接卖到内地的，不然所有的进口牛肉都会到海南兜一圈免税了。按照海南封关的政策，这些进口原料必须在海南加工增值30%以上才能免税卖到内地市场。

把牛肉加工成牛肉干，就是最典型的场景。

据海关数据，近年来中国进口牛肉货值从2020年的约28.14亿元增至2024年的56.95亿元，占到国内市场的37%。即便加上关税，进口牛肉还是比国产的便宜，如果不是有进口配额限制，国产牛肉只怕会全军覆没。

当前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牛肉加工产品，包括那些打着内蒙古品牌的牛肉干，有相当一部分其实都是以进口牛肉为原料生产的。

海南封关之后，进口牛肉的价格优势会更加凸显，占比预计会进一步提高，我们就更容易买到比现在便宜的牛肉干了。除了牛肉以外，鲍鱼海参等海产品、榴莲等高价值水果也是同样的道理，进口到海南加工一下，便宜又量大。

大家也别激动以为自己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发财机会，现实中各大企业早就在海南占位了……

海南封关之前已经有一些企业提前布局肉类加工厂，年产值超10亿元。目前还有龙大美食、煌上煌、首农集团、中储粮等一批项目在抓紧建设，海南洋浦港计划在未来3-5年打造超过500亿产值的国际食品加工产业集群。

总结一下：

海南封关的确是会给海南岛带去一些产业竞争优势，但从经济大盘子来看，从整个中国的经济基本面来看，中短期影响是不太明显的。

对于内地的普通消费者来说，海南封关的确会带来一些更优惠的产品，主要体现在一些以进口农产品加工的消费品领域，总体来说，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并不明显。

拿到离婚判决书那天，孙菲菲如释重负。

离婚这件事拉锯了两年，她4次起诉，跑了十多趟法院，才在今年拿到判决。9月13日，她对外公布这一消息时写道：没有必要假装婚姻美满的样子，现在很好。

现在回想，孙菲菲觉得这婚的确离得有点晚。在此之前，她有过一段10年婚姻，男方是一名大她15岁的美籍华人、科技企业高管。两人相识后，孙菲菲很快经历怀孕，结婚，搬往美国定居。外界都传她是“女明星嫁豪门”，只有她清楚，这段婚姻只是牢笼，而这件事还是很多年后才意识到的。

婚后，孙菲菲购买了车房，并承担家庭的日常开销，小到前夫的一支电动牙刷、一堆衣服，大到孩子的学费等等，还要遭受前夫的冷暴力和猜忌——说她长得难看，身材差，性格不好，穿衣服不好看，和各种各样的男性有染，甚至面对99.99%的亲子鉴定，他仍不认可孩子是亲生的。

有一段时间，孙菲菲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她和许多女性一样，总想着要服务他人、奉献家庭，忍受到麻木就好，但她内心始终有一种强烈的撕扯感，后来才知道，这种撕扯的来源叫做“物化”。

离婚两个月后，我们在北京见到了孙菲菲，彼时她正着手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剧本，拍出来给大家看。见面那天，她整个人很清瘦，但气色很好，据她说，这也是离婚带给她的变化之一。重新回到一种自由的状态后，孙菲菲感觉“一切都对了”，对她而言，离婚不是失去，而是夺回。她记起很多年前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吾乃烈马，何堪圈养尔？如今，她又做回那匹烈马了。

以下是孙菲菲的讲述：

“从我的家滚出去”

说实话，我没有想到我的离婚会引起这么大的共鸣，因为我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我不希望自己还要装作一个婚姻美满的样子。

只不过是我周围的人突然一下给我发信息，菲菲你要节哀什么之类的，我说其实我最悲哀的时候早就过去了，最痛苦的时候其实是在婚内，你明明有另外一半，但所有的重担都要你一个人承担，而且你还不被理解。当我选择离婚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就彻底地释然了。

我是怎么想到要结束这段婚姻的呢？导火索是一支电动牙刷，当时他要买，就让我去帮他付一下。

那时他爸爸刚去世，我们在他老家办完丧事后回到北京，我的银行卡上仅剩很少的钱，我现在已记不太清具体有多少，就记得少到要带孩子过个周末，万一有点急事都不够用的程度。我给他看了银行账户余额，就拒绝了，但他就抓住这一点，说我不信任他。

说实话，我心里的确不信任他。从结婚第二年开始，他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就没有再负担过家用，多来以来一直是我一个人承担家庭所有的经济支出。而且之前我也应他的要求，帮他去支付过几次他的个人消费，他也没有还给我。

孙菲菲在微博讲述婚内生活细节，自己长期承担家务劳动和家庭开销。

但那时我已经处在一个不想争论的状态。我也不想离婚，我的婚姻就像死水一样，就这样让它沉寂下去就好。可我的沉默却换来他的变本加厉，他一直说我不信任他，追着我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那一刻我终于忍不住怒了，直接一拍桌子，跟他说，你给我滚，现在立刻从我的家滚出去。

说完这句话，我就去衣柜里面，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拽到客厅里。他的衣服堆得就跟小山一样高，好多标签都没有去掉，都是我给他买的新衣服，而婚内这么长时间，我却几乎没给自己买过新衣服。那一刻，我才醒悟过来。

当天，他收拾了自己的东西，拉着一个行李箱就走了。直到那一刻，他依然认为我是在耍大小姐脾气，觉得等我过去了这一阵，就会自动自觉地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或是只要他哄哄我，就能回来了。

但我都没有。我不再需要他了，因为这段婚姻里，他已经把我“培养”成一个独立自强的人了。如果一段婚姻中，房子车子都是女方买的，日后的生活费由女方承担，孩子上学等一切费用都由母亲承担，照顾孩子也都是女方一人，那离婚对她来说就没什么可怕的，反而一纸判决能还她自由身。

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再见面就是在离婚法庭的屏幕里面。

禁忌

拿到离婚判决的那一天，我真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觉得婚姻是一个很具体、很客观的事情，它其实就是两个人的一种合作，无非就是能吃在一起，睡在一起，玩在一起，如果这三条都不具备的话，我结婚图什么呢？我也是反复思想斗争了许久之后，才下定了决心。

现在回想，的确是离得有点晚。离婚之后，我感觉一切都对了，一切都正常了，都特别好。但在婚内的时候，不瞒你说，我天天不开心，无谓的内耗特别多。

孙菲菲北京受访。

年龄在我们的婚姻里绝对是一个禁忌词，我开始是不知道这件事的。婚前他一度让我觉得，他会引以为傲的，因为对很多男性而言，如果能找到一个比你年龄小很多，又各方面条件还不错的伴侣，这可能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情。

但我渐渐发现，年龄是一件不能提的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美国，那时候我们刚刚结婚，他带着我去见他的美国同学。坐在我们旁边的是他一个比较要好的朋友，那个人也是名校毕业，很优秀，也找了一个比他小很多的太太。聊天中，他太太不经意就说出他们年龄相差多少，我就顺嘴就跟了一句我们也一样，相差15岁，结果他又拿出他惯常的武器——一下就不说话了，用眼睛死死盯着我，那意思是，你怎么又提这事？

在我看来，这就是无端找事儿。在我们的婚姻里，这样的“找事儿”经常发生。比如说他会跟他美国所有的同学都说，他父亲是被我害死的。又比如我在微博上也写过，他经常怀疑我跟各种男性有染，说孩子长得一点都不像他，就差没说孩子不是他的了。

我作为一个女性，我不需要验DNA都知道孩子是谁的，但是当时我想，为了孩子，为了我们婚姻的将来，我不在意这种暂时的冤枉，所以我就主动提出，要不咱们去找一个能做亲子鉴定的地方去验一下。我甚至还对他说，如果你要不相信北京的医院，咱们可以在你老家那边找一个你信任的医院去做。

做完亲子鉴定后，结果显示99.99%支持亲子关系。我当时想，他冤枉我这么久，孩子都8个月会叫爸爸了，他都不去抱孩子一下，拿到结果的那一刻，他应该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地跟我说，“菲菲我错了，我错怪你了。”我想象中是这样的，但我看到的现实是，他拿到亲子鉴定书后说，还有0.01%的可能性不是他的孩子。

我当时就觉得，我这找了一个什么人，他怎么会只相信他脑子里编造的事情，而不相信科学的鉴定。后来我才明白，亲子鉴定只是他的一种战略性的调整——只要涉及抚养费的问题，他就会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但一提到离婚的问题，他为了不离婚，又会说他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这时孩子又是他的了。这些完全是出于他个人利益的考量。

吾乃烈马

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当初要选择跟他在一起，这可能跟我从小生活的家庭环境有关。我的父母还有家里亲戚都是从事飞机制造行业的，我从小接触的就是技术工人、科学家这两类人，所以我是有知识分子情结的，我很喜欢他们身上那种什么事都要做到极致的精神，以及不去追求过多物质享受的那种纯粹。

我前夫是一个很典型的书生的长相，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气质其实很像一个学究。而我在影视圈接触的这一类人很少，我们完全是两个行业，所以我在见到他的那一刻，在知识分子的滤镜下，再加上那时他装得也比较好，我内心就已经拜倒、匍匐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公园，停车时，车屁股靠近墙根的地方有一些其他人扔的垃圾，就是一些纸袋子、塑料袋什么的。他公德心超级强，就去把纸袋子收集起来，再不远万里扔到垃圾箱里。我当时就想，不愧是知识分子，素质真高，就觉得挺好的。

他那时也会故意在我面前显摆他的学问。天文地理，他张口就来，而且他算术特别好，比如397×956等于多少，你计算器还没摁完，他已经给你算完了，这一点的确是让我挺崇拜的。包括看完电影，他也能跟你聊两句。所以在交往的最初阶段，我觉得好像我们精神上是可以沟通的。

而我小学毕业后就考到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那时也没什么父母陪读一说，就直接开始独立生活了。在我12岁以前，我爸爸工作特别忙，几乎很少有时间去管我，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挺需要父爱的人。

孙菲菲近照（受访者提供）。

很多网友说，我找了一个大我这么多岁的老头儿，就是冲着钱什么的，其实他也没什么钱，就是一个高级打工仔而已。而我也不在乎找一个年龄比我大很多的人，因为这是我的需求，我内心里需要一个能像父亲一样呵护和关怀我的人出现，所以我选择了他。

但我没料到的是，一个人可以做这样子的伪装，婚前他可以去捡垃圾，婚后他却能当众用手擤鼻涕、抠鼻子，我第一次看到这一幕时真的无法接受。

结婚以后，我并没有觉得被物化，但现在再去看，我当时可悲就可悲在他把我进行了物化，而且我是认可的。

他一方面要享受我带给他的光环，年龄小、女演员、公众人物，另外一方面，等关起门来，他却要打压我所有优于他的优点，因为他生怕控制不了我，所以他要驯服我，把我像一个宠物一样去对待，把我始终掌控在他的手心里。

这种驯服本身就是一种物化。

我因为长期在这种传统的文化里面浸润着，我都没有意识到这点。后来我之所以要挣脱婚姻这个牢笼，其实就是因为我从心底里不认可这种被物化的感觉。虽然当时我没有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但是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撕扯感，我觉得我已经不是我了，我好像必须要去掉我人格上、精神上、性格上的一切特质，才能继续与他生活下去。为此，我要一直忍受他对我的驯化，直到麻木为止。

我现在是已经走出来了，所以有一些事情讲起来真的挺好笑的，但其实当时我非常痛苦。为了发泄，我就出去跑步，时常跑着跑着，眼泪就从眼角淌下来，我感觉护城河两岸的风景再美，好像都与我无关。

那个时候，我感觉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生活在冰火两重天中。看看我自己，看看这个家，房子是我买的，结婚之前是我精心地在打造，家里面的一草一木、每一个角落都是我设计的，可是结了婚以后，我眼睁睁地看着我曾经这么爱护的一个家，却变成了我的牢笼，只要待在里面，就有一种窒息感。

他经常会说我长得很难看、身材很差、性格不好等等，有一段时间，我真的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卑微到尘埃里，我宁愿为这个家勤勤恳恳劳作一生。但后来有一天，我突然觉得不对。这房子是我买的，要走，也不该是我走。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听从内心的召唤，拍案而起，说你给我滚出我的家门。

孙菲菲曾经的微博自述。

在这一点上，我的前夫可能不是很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将近20年前，我曾经在自己的微博上写过这么一句话：吾乃烈马，何堪圈养尔。我是一匹烈马，我怎么能忍受得了圈养呢，更何况他还要把我的精神从我的肉体中抽离。所以，他还是太忽略我这种强烈的自我存在的愿望了。

拥抱不完整

曾有很多人劝我，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或者婚姻内的家长里短，就不用说给大家听了，自己咽下去就可以了。我也曾尝试咽下去，但我做不到。我觉得当一个人有了一些不能承受的经历时，一定要学会把它说出来跟大家分享，剧组霸凌事件是这样，我的婚姻也是这样。

现在，我每天把孩子送到学校之后，就开始忙自己的工作，上午我会写一些自己的剧本，下午开始给孩子准备晚饭，差不多做好了就去接孩子回家。

说起来，有关写剧本的规划还要得益于网友。我在网上写的这些经历，网友们看得津津乐道，有人就建议我把它写成短剧，或者拍成电影，这种声音非常多，倒是给了我启发——与其我一个人在这儿咀嚼苦难，不如把它拍出来给大家看。我现在正在筹备这件事，但因为我希望剧本是我自己写的，所以这个过程可能会长一些。

也有网友质疑我，说我前夫的各种怀疑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肯定是女方出轨了”之类的，针对这些说辞，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明一下。我是个连门都不出的人，如果要真有不端行为，相信前夫早就出来揭露我了。从“他死都不愿意离婚，我只能不断起诉以达到离婚目的”这个现象来倒推，他非常清楚我没有对不起他，只是给我扣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方便控制我罢了。

这就是驯服，他是在用手段来控制我。

孙菲菲近照（受访者提供）。

宣布离婚后，很多人都比较好奇我的生活和收入，因为我也很久没有拍戏了。在这方面，我要感谢自己以前工作上非常努力，积累了一些财富。我也不是乱花钱的那种人，我会把钱的大部头都用来投资，所以我现在的收入主要是我之前辛苦工作的投资所得，虽然不是很多，但维持一个普通白领的生活水准还是可以的。

我的孩子也很适应现在的生活，准确说，她很适应我一个人带她长大的这种生活。因为一个小孩，如果她以前曾经同时体会过父爱和母爱，经历过父母一起疼爱她的场景，那一下切断父爱她会受不了的，但是我的孩子从小就没有体会过父爱，所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也想通过我的人生经历告诉大家，生孩子这件事儿可是比结婚要严肃很多倍的。因为孩子生下来是两个人共同的责任，不是妈妈单方面的，除非你能接受一个丧偶式的育儿，但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希望女性朋友们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生孩子是一个关乎你自己，也关乎孩子未来的一件大事，在你决定怀孕之前，一定要跟对方非常详细地沟通清楚如何养育孩子，如何分担责任，等协商好了之后再要孩子。

我也更希望和呼吁男性应该承担起他们在家庭中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样才有可能唤起女性结婚和生育的信心。

至于我，我想我再也不会结婚了，真的不会了。可能哪天“想不开”的时候我可以谈恋爱，但是真的不会再结婚了。结婚，跟我想象中的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它跟爱情完全是一件不相关的事。

结婚之前，我曾幻想我自己的婚姻生活，它应该就像《浮生六记》里沈复和芸娘，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可没想到，我的婚姻生活这么滑稽。

如果未来我再谈恋爱的话，可能也会向现在的年轻人去学习，不会让任何滤镜去障自己的双眼。什么知识分子滤镜，什么富二代滤镜，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尊不尊重你这个人，喜不喜欢你的性格。

完美的人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去要求你，那我觉得这个人不适合做伴侣，而如果为了他去做一个完美的人，那还不如这一辈子不要活。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活着，其意义就是去做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体验一段独一无二的人生。

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会珍惜自我，拥抱不完整的自己。

每年中考后，未能升入普通高中的学生会经历一道隐形的筛选。成绩稍好些的，大多流向教育部门主管的中专学校。

最后，“筛选后剩下的那群人”，来到人社部门主管的技校。这也意味，对他们来说，学历与升学不是关键词，技能与职业才是。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4年度统计公报，截至2024年底，全国技工院校在校学生人数为428.7万人。

在社会“约定俗成”的印象里，上技校的孩子，大多是成绩差、爱捣乱、难管教的坏学生。

粗糙标签之下，这些少年究竟是怎样的？他们背负着怎样的过往？当青春被高度压缩为“预备工人”的养成期，他们经历着怎样的仓促与迷茫？

袁洁试图走进这片被简化的现实。

袁洁做过报社记者和房地产文案，2010年研究生毕业后，她选择来到这所南方技校，成为一名语文老师。

从业多年，袁洁一直在思考、复盘自己的工作，并作为工作记录诉诸笔端，最终，这些汇集大量生命经验的文字汇总成《南方技校的少年》一书。

媒体报道常聚焦技校里那些少数“好学生”。这本书想呈现的，恰是被忽略的多数——他们在中考过后的一两年里，经历着一场缓慢却清晰的“滑落”，处于“阴影之下”。

以下是根据《南方技校的少年》和袁洁的自述整理而成：

这学期课前分享，有学生讲了《热辣滚烫》。我顺势鼓励他们：人生像电影，哪怕为“赢一次”去做看似无意义的事，也可能找到意义、获得重生。你们才十五六岁，别因一次失利就“摆烂”。

我刚说到“摆烂”，底下就传来一句：“不摆烂就不会来这里。”

声音很轻，但我听见了。十多年了，这话太熟悉。他们总在否定——先否定学校，再否定自己。

在技校当老师久了，会发现这些孩子的“配得感”极低。他们不觉得自己配得上好的机会，不觉得自己能做成什么事。

有时候，这种不愿积极、拒绝思辨的态度，也会用集体狂欢式的戏谑表现出来。

我设计过“生死课”。试图探讨“既然死是一件必然的事，那么，人生在世该及时行乐还是抓紧时间追求意义？”

对于这个问题，学生们总是放肆地大喊大叫“当然是及时行乐啊”。

[sc name="ts" text="《昨日青春》剧照

这种根深蒂固的低自信，直接导致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都显得不主动、不积极。

最近，我们班一个学生放弃了船务公司的面试。学校跟船运公司长期合作，毕业生通过培训考取船员证就能上船工作，起薪将近一万。这次我们专门请人做了面试培训，还安排了接送车辆。

但他对我说：“老师，我肯定选不上。我18年来没做成过一件事，我就是个失败的人。”该劝的都劝了，可面试当天他还是没出现。

在过去15年，我见过太多类似的面孔。这些南方技校的孩子，习惯了不被看见——在课堂，在家庭，甚至在自己的人生里。他们也渐渐放弃了自己。

我在这所南方技校已经工作了15年。最初，我并未想过成为老师。没想到研究生毕业后，几经辗转，我最终还是走进校园，拿起粉笔。

头几年教书，我凭着过去受教育的惯性，认定必须严抓成绩、高标准要求。那时，我教课的班，语文课挂科一二十人是常事，考不过就是不过，毫不通融。

但我渐渐发现，不是所有老师，都和我有一样的观点。

我曾带过一个学生，他在一门专业实训课上要么神游，要么想方设法逃课。任教的是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他似乎并不强求，只对学生说：不管学多少，一定要做好“5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期末，这个没学到多少技能、但认真打扫卫生的学生，竟顺利通过了课程。

当时，我对此很不认同。然而，讲台之下，现实的冲击很快向我涌来——

一次课上，一名学生突然冲上讲台，在离我一步远的地方激动地指着我，指控我曾拿东航坠机事件开玩笑，说不尊重逝者会遭报应（事实上我并未开玩笑，只是作为新闻案例讨论）。导火索是我要求按座位坐，而他非要四人挤一桌。

我明知僵持无意义，却仍试图讲道理说明缘由，结果引发他情绪爆发。

[sc name="ts" text="袁洁

那个学期，类似的事不断发生：管教睡觉的学生被当堂辱骂；让没带书的学生起立，被冷眼抗拒；有学生清晨喝酒后在教室呕吐却不肯离开……

加上这次被指着脸诅咒，在当技校老师的第十年，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职业困惑与精神危机。

事实上，关于学生情绪暴发乃至指责老师的情况，在日常教学中的确不少见。在我看来，学生的愤怒往往不是孤立的情绪，背后通常存在着具体的压力或困境。

我视域里的学生，尤其是初中毕业入校，那几乎就是他们人生最茫然无序的时刻。他们大多在中考过后的一两年里，经历着一场缓慢却清晰的“滑落”。而这种状态，也常被外界理解为职校技校“校风乱”“管不好”的缘由。不可否认，的确如此，这些孩子处于“阴影之下”，他们也最牵扯老师的心力。

职业学校的家长和普通中学的学生家长相比，在孩子的教育参与度上确实是不一样的。

这些选择技校的孩子，他们的家庭背景往往高度相似：留守儿童、父母离异、或者父母忙于生计。

在我们微信群里，大约近一半的家长从来不说话，哪怕被@了也没有半点回应，甚至有些家长我去私聊完也没有反应，我常觉得自己像是对着一个空号发信息。

许多父母的“看不见”，或许是从“顾不上”开始的。他们奔波在流水线上、守在灶台前、穿行在工地间。当“挣钱养家”耗尽了大部分时间和心力，“好好说话”就成了奢侈品。于是，关心退化成最基本的两句：“吃饱没？”“别惹事。”更深处的孤独、迷茫和呼唤，就在这种简化中被一并过滤掉了。

其实回头想，学生和家长可能都曾努力过，只是他们的努力从未被对方真正看见。孩子觉得父母不在乎自己，父母则觉得孩子“无药可救”，认为自己已经付出够多，却看不到任何改变。

在这种双重困境里，孩子也摸索着自己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有的把脏话当成了盔甲，有的则完全困在自己的焦虑里。

技校里的女孩们没有掌握更多疏导自己情绪的方法，也找不出更有效的对抗手段，讲脏话便成了最直接、最便捷的方式。

她们互相之间用说脏话的方式打招呼:“某某某，x你妈。”对面也很默契地扯着嗓子回应:“嘿，某某某，x你妈。”

这些自然而然就脏话连篇的孩子中，女生的占比一点儿都不逊色于男生。她们用那些连绵不绝的、带有攻击性的言语来武装自己与别人战斗，拼个你死我活。由嘴开始，演绎到极致，便酿成校园霸凌。

小A是个十六岁女生，因霸凌同班的另一个女生被叫到派出所。调解现场，小A依然一连串的高音调脏话，说起掌掴同学和让人下跪的行为，她理直气壮:“谁让她说我的?!”小A始终戴着口罩，因为有容貌上的焦虑，据称被霸凌者正是基于此，在言语上伤害了她，才导致她决定周末约对方到公园的小亭子里，给对方点“教训”。

十六岁的小A成长于一个重组家庭——母亲带着她改嫁后，新家里有后爸、两个“自家的”儿子，还有一位偏心的奶奶。作为外来又身为女孩的她，长期被忽视甚至歧视。另一位少女小B，也来自一个“消失”的家。她早已独自在外生活，母亲对她不闻不问，连生活费也极少给予。

小A和小B在霸凌同班同学之前，都已经因心理问题办理了因病休学，显然，休学并不意味着治疗和恢复，而是在无人管教的环境下，更进一步滑向堕落的深渊。

在教学过程中，我也慢慢感觉到，许多孩子心理上的困境，其实不只存在于技校生中。很多孩子来到这里时，心理上已经带着一些问题。那些痕迹，大多是在更早的成长阶段里，一点一点留下的。

每接新班，我都让学生写三百字自我介绍，要写出最特别的点，让人一眼记住。去年秋天，我真收到了一份几乎由“处分”构成的个人简历。

这个学生写道：在原中学，因在家睡太晚，被妈妈拖到地上拍照发给老师；在英语课睡觉，照片被公开，遭到同学嘲笑；进了技校，没去军训，被老师口头教育……

他用最平淡的语气，把自己铺成一张布满红叉的试卷。在这背后，是一个少年如何被一次次推开、标注、最后放逐的过程。

没有人不希望受到尊重、被好好对待，尤其是这些被“打击”多了的孩子。不少学生在作文里写自己的成长史，总提到自己是被嫌弃、不被理解的那个。这是他们童年和少年的现实：从努力到被打击到自我放弃，哪怕打击与嫌弃不是来自家人，也来自旁人的眼光、社会的评价。

我们的工作导向，不单单是把课讲好就行，而是必须把那些边缘的、消极的学生也“拽”进课堂。

说到底，人得先在某件事上得到肯定，才可能慢慢产生热爱。

比如运动会，头两年我们让学生自愿报名，结果报的人寥寥无几，大家都不太主动。后来系里要求每人至少报一项。

于是，很多人被“推”着报名，结果一上场，才发现自己挺厉害，还能拿到名次。到了第四年，情况完全不同。那些之前取得过成绩的孩子，不用我再催，自己会提前去踩点、练习。他们从中获得了成就感和获得感，自然就愿意参与了。

在技校，我们投入大量心力的，是学生的日常行为与状态。我们有严格的管理体系——几点离寝、几点到课，是否迟到、早退、旷课，包括课堂上能不能睡觉，都是明确的要求。

常有学生直接问我：“老师，我在初中都睡了三年了，现在你为什么要管我睡觉？”

很多时候，外界，尤其是一些拥有更多选择权的人，会觉得我们管得太严、太细，是一种不必要的规训。

这倒不是简单地为了让学生“听话”。让他不迟到、不睡觉，在建立规则意识的奔赴中，我们之间的沟通本身，也是一种“被看见”的过程。

在无数次的交流中，他那些被称为“问题”的习惯，才有可能松动。

[sc name="ts" text="我所在的学校是南方的一所技校。

技校属于广义上的中职，但它和大家在讲述职业教育时常说的中专、职高、高职是有区别的。中专、职高属中职，是初中毕业后“普职分流”的主要去向。高职招收的主要是高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如中职毕业）的学生。

技校同样主要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但技校是工厂为培养工人而设立的，它不是教育系统归属学校，技工院校的主管部门是人社局（厅）。

学历与升学不是技校的关键词，技能人才培养才是。

学生的日常课程分为文化理论课、专业理论课和专业实训课三类，其中，专业实训类课程在实际教学中占比百分之六十以上，有机械工程系、车辆工程系、电气工程系和生活服务系等。

在学校的宣传册上，“技能成才、技能兴邦”是技校的使命担当，为本地培养、输送技能人才是技工教育的愿景。

实际上，多数学生对“工匠精神”“技能兴邦”这样的口号没什么感觉，他们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是中考、高考的失败者，为避免过早进入社会“惹事”而被家长草率地塞进来，根本不是出于某种理想。

在这所学校每年的毕业生中，相当一部分最终并不从事本专业工作。成为一线蓝领工人的前景并不特别讨年轻人喜欢，无论是我入职初期接触的90后，还是现在的00后，他们都喜欢干点小生意，跑跑销售之类的。

[sc name="ts" text="学生在做蛋糕（受访者供图）

我常常想，为什么人们总觉得技校毕业就只能进工厂？我能理解这种刻板印象，但我更理解我的学生们——他们并不甘于那样的人生。

在我们学校，一些被动调剂居多的专业，班级氛围从第一天便沉闷、消极。

一个班的氛围，几乎决定了大多数人的状态。我曾见过眼里带光的新生，抱着“学点真本事”的念头踏进校门。可当他们环顾四周，看到同桌仍在睡觉、后座还在玩手机——和初中时并无两样，那簇刚燃起的火苗很快就熄了。“算了，这里也没什么不同。” 他们悄悄缩回角落，变回初中时那个沉默的影子，再也不愿抬头。

技术员当然是一个好听的名字，但心照不宣的是，和大专本科等高学历的工人不同，技校生的学历决定了他们在厂里的职业天花板不高。

在技校，无论哪一个层次的培养对象，毕业前一年的实习都是必选项。2021 年夏天，我将32名智造电子专业中级工阶段最后一年的学生送进了工厂。

小杰是优秀学生干部，我的得力助手，他带着同学们一起下厂，作为实习生负责人，整个实习期，他是唯一没换过厂也没换过岗（临时顶岗除外）的学生——每天早八晚九，就坐在流水线前压件。他从没有主动开口跟我提过要求，只有问他的时候，会说想去技术岗学点技术。

在中期的实习考核表里，车间给他的评语是“可以胜任高难度的岗位，往技术岗走”。我以此不断鼓励小杰，叫他多主动争取，也在去企业看学生的时候有意无意跟厂里提过，对方也总是欣然应允——但他最终还是在这条流水线，干到了实习的最后一天。

卢俊大概是全班实习生里发展得最好的。他一开始就被分配在波峰焊岗位，既是技术岗，又是走动岗。在这个岗位，他上手快，再加上性格开朗，在企业评价里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卢俊的实习工资也从5000多涨到7000多，岗位也转到做激光打标。

但卢俊的路径无法复制。他的机遇源于一次偶然的岗位分配，以及自身恰好契合的性格。对于更多像小杰一样沉默的大多数，现实是另一番景象。

2022年，外部寒风吹进了工厂，陆续有学生离开工厂，说工厂订单少，到了招聘季，来学校参加招聘的电子企业比往年少了不少，需求量也有所减少。

经过一层层筛选，孩子们的路越走越窄。进厂，似乎成了最后这批孩子注定的归宿——可这归宿与选择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相互认同。

我也不禁思考：技校这几年，对这群孩子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所能做的，是尽力利用好自己的语文课。

在技校，如果说学生们对专业课还有新鲜感和钻研精神，那他们对被迫学了多年的语文早已演变成一种懒洋洋的态度。

作为技工学校的文化基础课老师，我很为难。目前学生在校的头三年里，有五个学期有语文课，平均每周两节课，总共一百七八十节之多，没有了中高考的压力和目标，技校的语文教学更倾向于大学的通识教育。

关于技校的语文课该怎么上，现在有些说法认为，教点实用的应用文就够了，但我不太认同。说实话，现在学应用文用处也有限，很多格式AI都能写得挺好。我觉得语文课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独立的思想和清晰的表达。

缺乏清晰表达的根源，是没有自信。他们常觉得自己讲不清楚，或认为对方不会理解，于是干脆放弃表达。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有的学生在觉得被老师冤枉、批评不当时，第一反应不是开口解释，而是握紧拳头、喘着粗气，看似随时可能爆发。

遇到这种情况，我通常会先安抚情绪，引导学生冷静下来，然后和学生一起梳理，遇到自认为不公平的事，该怎么处理。

再比如学校检查仪容仪表，有学生觉得要求不合理，但他只是生闷气、顶撞老师，甚至拒不配合，结果往往是自己受处分，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我会告诉他：对抗往往最终伤害的是自己，也解决不了问题；而对话，心平气和地与老师交流，说明你的想法，甚至提出具体的建议，哪怕艰难，却可能打开一扇门，走向更积极的结果。

独立的思想这部分是最难的部分。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现在的学生普遍不阅读。早几年还有人看看网络小说，至少那还是文字文本。但现在，连看书、完整看一部电影的人都越来越少了。他们整天不知道在忙什么，就刷那些“几分钟讲完一本书”、“快速看完一部电影”的短视频，还常常拿这个来应付我，让我很生气。一问细节，他们根本没看过原作。

前两天上课我还说他们：“你们天天消费这些二手信息，博主说好就是好吗？你自己没看过，怎么能形成自己的判断？就像相亲，别人说好你就接受吗？看作品也是这个道理。”

但说实话，我感到很无力。这种碎片化、依赖二手解读的趋势，似乎越来越普遍了。

学生们不读书，我给他们加塞了“美感教育”，随手拍下身边的美景发给我。

在技校教书这些年，我原有的精英视角不断被消解。我不再以那样的目光审视他们，也不再空谈“美学”，只是安静地分享“美”。

通过这些关于“美”的照片，我认识了课堂之外的他们：有人周末去海边通宵等日出；有人无聊时搭公交随意上下，最后在陌生的奶茶店停留；照片里还有亲手改装的摩托车、老家的流水席、校园的三角梅、喜欢的女孩、最爱的游戏截图……没有刷题和考试，他们就这样热热闹闹地感受生活，表达自己。

我无法断定这堂课是否教会了学生“发现美、体验美、欣赏美”，甚至它可能算不上一堂标准的语文课。

但我始终在课堂上保留分享“美照”的环节。比起传授知识，我更想唤醒他们对具体生活的感知力。麻木、粗糙与疏离，不该成为他们青春的底色。

如今，我在这所南方技校已经工作了15年。

在技校当老师并不容易，这份工作有很多具体的痛苦：学生的顶撞、家长的漠视、反复的拉扯。

在我职业生涯的第十年，这种几近崩溃的自我怀疑，让我不得不停下来，回头审视自己走过的路。

我刚开始在这所学校工作时，其实有好几年除了教学外，还在校办公室做行政，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处理公文、写讲话稿之类。那几年，我常常感到这份工作特别没有意义。

后来，我主动申请调到了教学岗，当班主任。我的教师生涯，也许才算真正开始。我触摸到一种脚踏实地的价值：你面对的不再是文件，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并能与之产生深度链接。你的话，你的举动，都可能实实在在地触及另一个生命。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逼自己去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反思不是为了把自己塑造成多么伟大的、充满共情的教育者。事实上，这种“共情”的过程，首先是我自己的一种疏解和疗愈。它让我能在一片看似混乱和无望的日常里，找到继续前行的支点和平静。

当然，我依然信奉“真”的价值。但我的身份是老师，不是侦探。与其非要当面揭穿一个非原则性的谎言，去争一时一事的“胜利”，我更愿意用暗示让他们知道：我看见了。

对于这些孩子，保证书和处罚早已是家常便饭，他们有很多对抗的经验。但他们极少体验过，诚实和自省，原来也能换来尊重和肯定。

一次课堂冲突后，学生主动交了五百字反省书，剖析得真实恳切。另一个因睡过头迟到的学生，也主动来承认错误。

我喜欢这样的诚意。或许有人觉得，反省不等于改变。但若连这一步都没有，改变又何从谈起？人总得先学会在规矩中站稳，才谈得上真正的自由。

前段时间，一个已经毕业的学生联系我。他说，他正在自己准备参加春季高考——也就是“职教高考”。这算是职校学生主要的升学途径之一。我们学校是以就业为导向的，不会专门组织升学，但每年总有一些学生，是自己想学、想再往上走的。

所以我常说，学生自己有目标、想清楚要做什么，非常重要。只要他想清楚了，这种正当的诉求我们一定会支持。

那个毕业的孩子后来告诉我，他考上了本省的一所公办本科。我很为他高兴，但更让我触动的，是他后面那句话，他说，在备考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不再害怕学习了。

我感到由衷的喜悦。

消除了这份恐惧，未来才有可能推开更多扇门。

正史就是“正确的集体记忆”

上篇内容：“这些年来，一股力量在拖拽所有人向下坠落”……2025年度“404文章”

CDT编者按：2025年即将过去，中国数字时代为读者整理了年终专题，包括年度每日一语、年度404文章、年度敏感词、年度报告汇、年度人物等。

本文是年终专题第3篇，下一篇是“年度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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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文互联网上的敏感词几乎每天都在新增。它们有的来自习近平的“新皮肤”，有的来自被逼到绝境的讨薪工人，有的来自为被霸凌的女孩挺身而出的人们，也有的来自试图重新点亮疫情三年记忆的努力……但把这些碎片串起来会发现：真正被审查机器盯上的从来不是这些敏感词本身，而是它们背后的抗争者与抗争行动——以及它们能否被看见、被共情，进而在社会内部生成一种与官方叙事相抵牾的“错误的集体记忆”。

在这场围绕集体记忆展开的拉扯中，敏感词更像是每一次交锋留下的火星：它们不是凭空出现，而是从具体的人与事里迸出——从一个人决定不再沉默、从一群人选择站到一起。官方拥有强大的审查机器和舆论动员能力，但民间的抵抗也充满韧性：有人用最日常的幽默，给禁语换一件新衣；有人只是坚持把话说完整、把证据留住；有人只是拒绝接受“到此为止”，哪怕代价是被删帖、封号、消失在搜索结果里……这些都承载着不服从的情绪与对权力的嘲讽——而这恰恰是审查最忌惮的部分。

而更重要的韧性则体现在行动层面：当“说”不足以承受现实，人们就转向“做”。导演娄烨顶着巨大压力拍出《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把疫情三年的经验、情绪与创伤重新放回影像之中；江油事件里，许多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一起，为一个女孩、为一对几乎无法发声的父母讨要公道；屏山纵火案中，“八百哥”之所以迅速成为符号，也正因为它触碰了劳工群体长期压抑的愤怒与无力感——哪怕这种共情随后被迅速压制。还有一些抗争带着强烈的审美与姿态：滨崎步的演唱会被“不可抗力”终结后，她在空无一人的体育馆完成表演，把缺席与空椅子变成一种反向的见证——仿佛在说，舞台可以清空，但表达不可退场。

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案例，最终指向同一种人的特性：他们并非总是组织化的、清晰的抗争者，更多时候只是被现实逼到边缘、仍不愿完全退场的普通人。他们用智慧与勇气对抗遗忘，用彼此的在场抵抗孤立；他们也在一次次删帖与封禁之后学会重新聚合、重新叙述、重新寻找出口。敏感词在这里不再只是“禁区标记”，它更像是他们抗争留下的路标——证明有人曾经说过、做过、站出来过。

也正因为如此，删、限、封、控、定向、污染、打散、抓人……这些手段才会层出不穷：它们并不是为了“打败”某个敏感词，而是为了截断一种更难被驯服的力量——公共记忆如何生成、共情如何汇聚、声援如何扩散，以及行动如何被想象与复制。换句话说，审查真正要压下去的，是“我们在场”的可能性。但就像滨崎步在空无一人的场馆里完成表演那样——“不可抗力”虽然强大到可以随时清场，却无法让人们的表达退场。

习近平的新皮肤：i in ing、she dripping、shejumping、skipping、羽哥、长生不老、150岁、习近逼、新加坡等

每一年，“习近平”这个中国最大的敏感词都会派生出一批新的“皮肤”，今年也不例外。网民继续发挥创意，在不断试探与绕行中，制造出一套又一套新的指代方式。

与名字直接相关的“皮肤”里，有网民取“xi jin ping”三个字的韵母，发明了“i in ing”的写法；又因为这三个字母组合呈现递增顺序，该“皮肤”还被称为“123”。也有人干脆采用英文发音的谐音梗，延展出“she dripping”“shejumping”“skipping”等一串新说法。拆字派则用“羽哥”代指习近平——因为“羽”由两个“习”字组成。

更具传播力的一类“皮肤”，来自一段在公开场合被捕捉到的私下对话。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北京举办的庆祝“二战”结束80周年阅兵活动期间，被麦克风捕捉到私下讨论器官移植作为延年益寿的手段。习近平对普京说：“过去人们活不过70岁，现在70岁还算孩子，”普京回应称“随随着生物技术取得进展，人类器官会不断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习近平应和说：“有预测呢，本世纪呢，可能可以活到150岁。”这一片段广为流传，尽管捕捉到该新闻片段的路透社随后撤下了相关影片，但“长生不老”和“150岁”仍迅速被网民吸收进指代体系，成为习的新“皮肤”。

而在更日常的舆论场里，“皮肤”也常常诞生于一次意外的“回旋镖”。4月初，中国军方针对台海局势发布名为《进逼》的演习海报，央视新闻等官媒账号转发助推。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极具威慑力的宣传攻势却在评论区遭遇反噬：有网民留言“演习进逼，拿下台湾”，本意是附和官方民族主义情绪，却迅速导致账号被封禁。网民随后测试与分析发现，问题出在“演习进逼”四个字中，后三个字与最高领导人的名字构成谐音“习近逼”。于是，一个原本用于宣传威慑的词组，反倒在审查机制的触发与验证中，被“反向命名”为新的敏感指代。

除此之外，还有人用“XJP”三个字母打头的最常见汉字来代指习近平，例如“新加坡”。从韵母到谐音，从拆字到缩写，这些不断更新的“皮肤”一再证明：在敏感词的围栏之内，语言的变形与迂回从未停止——而审查本身也常常在无意间，参与并加速了这种“发明”。

滨崎步/滨崎步上海演唱会/空椅子演唱会/一个人的演唱会

审查方式：不按官方口径谈论该事件的相关文章被删除、相关公众号/社交媒体账户遭封禁

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表示，若台湾遭到武力攻击或封锁，日本可能将其认定为“生存危机事态”，并在必要时依据安保法制行使集体自卫权。该表态被视为日本长期对台政策“战略模糊”的一次实质性突破。随即，中方启动强硬的“战狼外交”模式，指责日方“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并开始实施多项反制措施，甚至包括限制中国游客赴日、停止熊猫租借、限制水产进口、禁止艺人演出等。

在这一背景下，多位日本艺人在华演出遭到取消，甚至出现中途被中断的情况。其中最受关注的，便是日本女歌手滨崎步原订于11月29日在上海举办的演唱会：中国官方在演出前夕以“不可抗力”为由取消了当日活动。

但在11月29日当天，有自称是滨崎步上海演唱会摄像团队的工作人员偷拍视频并上传至抖音，标题为“滨崎步在现场录制一个人的演唱会”，并面对镜头鞠躬致歉。次日，滨崎步也在个人Instagram发文写道，尽管现场有1万4000个空位，她却深深感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粉丝的爱意，“这是我经历过最难忘的演出之一”。她同时表示由衷感谢200名中国和日本的工作人员、乐队成员和舞者，正是他们让这一舞台得以实现。该贴文标注地点为上海，并附上多张照片，包括她在舞台上表演的画面——在“不可抗力”宣布终结之后，滨崎步用一种近乎反向的方式完成了表演：舞台被清空，但表达并未退场。

12月1日，上述工作人员又表示自己在彩排时偷拍视频上传，发布了相关的“不实讯息”，并对其行径予以道歉；包括《澎湃新闻》《第一财经》等多家官方媒体转载了该道歉声明。此后，凡是不按照官方口径谈论此次滨崎步演唱会事件的文章都被删除，甚至公众号与社交媒体账户也遭到封禁。

徐勤先/徐勤先受审/徐勤先庭审/徐勤先抗命

审查方式：屏蔽搜索结果

11月25日，一段长达6小时、此前从未公开的徐勤先少将在军事法庭受审的完整庭审影像首次在网上曝光。该影像包含大量此前被列为国家机密的军方行动细节。画面显示，时任第38军军长的徐勤先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学生与民众混杂、无法区分目标”、“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立功，也可能成为历史罪人。”，坚持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危机，并拒绝在调兵命令上签字——在那场被写入官方叙事的“平息风波”背后，一个军人的拒绝，重新被影像带回到公众视野。

中国数字时代将该录像完整版（时长6小时3分44秒）予以收藏，并整理成文字稿全文发布。1989年5月17日，徐勤先被上级要求率领第三十八集团军进入北京执行戒严令、镇压六四民主运动，但他拒绝执行调兵令。此后，他因“违抗戒严命令”被捕，次年被军事法院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刑满出狱后仍长期受到当局严密监视和控制，直至2021年1月在石家庄辞世，享年86岁。

关于徐勤先当年的立场与表述，公开报道亦留下多处记录。纽约时报2014年引述采访过徐勤先的学者的描述称，他曾表示抗议活动属于政治问题，应通过谈判解决，不应动用武力；他还曾告诉历史学者杨继绳，“自己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徐勤先2011年接受香港苹果日报采访谈及当年决定时则表示：“已经过去的事，就无所谓后悔了。已经做了嘛！要不然就不要做，做了就没什么后悔的。”这些零散而长期被边缘化的记录，如今与庭审影像相互印证，也让徐勤先的“不做历史罪人”不再只是传闻中的一句话，而成为可被反复辨认的历史片段。

与这段影像在墙外引发关注形成对照的是，徐勤先及其受审视频在中国大陆平台的搜索结果均无法展示。某种意义上，这种“不可见”恰好说明了它的敏感所在：被屏蔽的不仅是一段庭审录像，更是一种与官方叙事不相容的历史记忆。

江油霸凌事件/江油事件/江油抗议/江油示威

审查方式：屏蔽部分搜索结果，突出展现官方立场一致的言论；删除多篇文章、多条视频；限制讨论

7月22日，四川江油14岁女生赖某某在一处废弃楼房内遭多人围殴约4小时，施暴者轮番掌掴、踢踹并用水管殴打，还强迫其脱衣。赖某某求饶称“我爸爸会报警的”，却被嘲讽“又不是没进去过！20分钟就出来了”。施暴过程被偷拍视频上传网络，引爆舆论；网传其母亲为聋哑人士，受害者此前也曾多次遭同一批人欺凌。家属在事发当晚即报警并维权，但直至8月2日施暴者才被传唤到案——这一迟滞成为后续怒火不断累积的起点。

8月3日，多段维权视频流出：受害者父母跪在领导面前求公道，对方拿着喇叭站得笔挺、视若无睹；另一段画面中，疑似聋哑的母亲在维权现场因无法自由表达而竭力悲吼，最终情绪激动到晕倒。舆论压力之下，@江油公安于8月4日发布通报称“全部涉案人员均已到案”，并将赖某某鉴定为轻微伤；三名施暴者分别为15岁、14岁、13岁，两名年满14岁的被治安处罚并送专门学校矫治，其余仅批评教育。这一处理结果并未平息争议，反而引发更多不满与追问。

同日中午，江油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数百市民到场质问，现场爆发“下去！下去！”的喊声。随后更多市民聚集市政府门口抗议，当地迅速调集警力维稳并抓走部分抗议者，街头对峙升级，出现强力清场与殴打画面；有人倒地后仍被“连续6棍”抽打，亦有人拍到军用信号干扰车上街。次日多条要道交通管制，城市呈戒严状态，直至6日大规模抗议被压制。

这场事件之所以突破“校园霸凌”的常规框架，演变为群体性风波，关键在于它触碰了太多人的共同经验：弱者如何在制度面前求告无门，正义如何在拖延与表态之间被稀释，公共愤怒又如何在“维稳逻辑”下被迅速导向沉默。8月4日至5日微博相关热搜很快被撤下，“#江油霸凌#”“#江油警察打人#”等话题遭封禁，其他相关讨论也明显开启评论审查。

许多素未谋面的普通人，愿意为了一个孩子、为了两位几乎无法发声的父母站出来——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这样的集体挺身而出已极为罕见。有人称赞他们是“四川多义人”，也有人不断追问：一桩校园霸凌为何会发酵成群体性事件？并将其指向一种“刚性治理”的日常化逻辑——禁言删帖、抓人，以及动辄以暴力维稳收场。

一部未完成的电影

审查方式：屏蔽搜索结果

《一部未完成的电影》（An Unfinished Film）是导演娄烨于2024年上映的作品，由娄烨与马英力共同编剧，采用介于剧情与纪录之间的“伪纪录/纪录剧情（docufiction）”形式。影片以2020年1月武汉新冠疫情暴发与封城为背景，从“补拍一部停拍多年的旧片”切入：一支剧组回到武汉试图把未竟的拍摄继续下去，却在拍摄过程中被突如其来的封控打断——人员被迫隔离，交流退回手机与屏幕，工作与生活在封闭空间里被重新编排。与此同时，影片穿插疫情年代的网络影像与碎片化记录，在虚构叙事与现实素材之间不断切换，从而把“封城的日常”与“影像如何被保存、被删改、被遗忘”并置为同一个问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KmiGMEEIs4

2024年5月16日，该片在第77届戛纳电影节“特别展映”（Special Screenings）单元完成全球首映，随即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讨论。2025年，该片资源开始在互联网流传，许多看过影片的观众给出高度评价，将其视为一次对疫情三年记忆的强力召回。讨论集中在影片如何重现封控经验、情绪与创伤，也集中在娄烨表达上的锋利与克制——他并不把“封城”处理成抽象的时代背景，而是通过影像与人的细节，把那段经验重新拉回可感、可触、可回忆的现实层面。

但也正因为影片对疫情时期经验与公共记忆的呈现方式，它不可能在中国大陆获得“龙标”并进入院线放映，墙内围绕影片的讨论也很快遭到封杀。5月18日，豆瓣相关条目下的短评被全部删除，随后在中国大陆平台对该片的搜索与相关内容呈现普遍受限。《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所触及的，恰恰是当局更不愿被重新讲述、被重新看见的“疫情记忆”——当公众试图把那三年的经验重新说出来、重新记住，审查真正想要压下去的，是“我们仍然记得”的可能性。

八百哥/800哥/八爷/八哥

审查方式：屏蔽搜索结果、删除相关内容

5月20日，四川宜宾屏山县的四川锦裕纺织有限公司发生火情。媒体引述目击者称，大火从中午烧到晚上，现场浓烟滚滚，烟雾腾起数十米高。随后有网民称，起火与一名员工讨薪争执有关：该员工被拖欠一个月工资，理论时发生争吵，继而持刀伤人，并用汽油点燃车间布料。

屏山县公安局在5月22日凌晨发布通报证实：27岁的文姓男子于当日上午前往纺织厂车间点火引发火情，后被现场处置民警控制。与此同时，该男子“因被克扣、拖欠工资800元而纵火”的说法在各大社媒平台广泛流传，迅速成为舆论焦点。

在这股情绪推动下，文姓男子被大量网民冠以“800哥”“八爷”“八哥”等称号，甚至被称作“人民英雄”，被解读为底层工人长期受压迫剥削、维权困难背景下的“爆发”。有人宣称“800哥点燃了打工人的怒火”“燃烧自己，照亮他人”，认为这场大火“给全国工厂的老板上了一课”，还有人提出为其家属捐款、筹资请律师等。

面对同情违法者的汹涌舆情，屏山警方于5月23日晚再发第二份通报，称网传“纺织厂克扣、拖欠800元工资”不属实，并呼吁网民勿信谣传谣。随后，“800哥/八百哥”等对纵火者的“英雄式”称呼在中国社媒遭到屏蔽与审查，相关词汇被限制传播，一个迅速成形的民间符号就此被掐断。而官方想要压下去的也不仅仅是一个称呼，更是它背后那股随时可能被点燃的集体情绪。

重庆反共标语、三里屯反共标语

审查方式：屏蔽搜索结果、删除相关内容

2025年，中国出现两起与北京“四通桥事件”相似、在公共场合以“悬挂/投影”方式公开展示反共标语的行动。相关影像与讨论在社交媒体上遭遇严格审查，许多关键词与传播路径被迅速收紧，信息传播被迫转向墙外渠道。

其中一起发生在重庆。8月29日晚约22时，有人利用投影机在重庆大学城熙街附近一栋大楼外墙投射多条反共标语，持续近50分钟，内容包括“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自由不是恩赐要去夺回”“起来吧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反抗夺回自己的权利”“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产党下台”等。事后信息显示，投影在被警方关闭后，相关话题在中国国内视频平台上被限制搜索。

行动者戚洪随后接受《不明白播客》访问，披露了更多细节：他称自己早在8月10日入住酒店，用约10天时间测试投影，先投射一些“无伤大雅”的口号，并在8月29日从英国远端提前启动投影机定时。他原计划在9月3日阅兵当天发动，并等大学生返校后再播放以扩大影响，但因担心公寓空置太久容易出事，最终决定提前行动。准备、测试、定时、远程启动——这些看似冷静的技术步骤，恰恰凸显了行动者的另一种“韧性”：在高压环境下仍试图把表达做成一项可以执行的“工程”。

另一起发生在北京三里屯。10月25日，中共四中全会结束不久，三里屯出现两条横幅，内容直指“共产党的本质是：反人性反人类的邪教……”，并呼吁“开放党禁，自由组党，自由竞争，自由选择，建立：自由，人性，法治的新中国”。相关照片还显示，一名黑衣人手持喊话器对路人讲话，但有关人士目前下落不明。事件曝光后，微博上多组关键词组合（如“三里屯+开放党禁/抗议/勇士”等）出现审查与屏蔽，部分相关词组在百度系平台也遭到封锁。

黎智英/黎智英庭审/黎智英国安案

审查方式：屏蔽部分搜索结果，仅展现与官方立场一致的言论，限制讨论

全球瞩目的香港《国安法》指标性案件——《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被控危害国家安全案，于2025年12月15日在香港西九龙法院大楼内的高等法院作出裁决：现年78岁的黎智英被判两项“串谋勾结外部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及一项“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罪名成立。案件将另择日进入求情与判刑阶段，媒体报道指相关听证安排在2026年1月进行；上述国安罪名最高可判终身监禁。

法官在裁决理由中指出，2019年反修例运动后，黎智英透过《苹果日报》及其海外联系推动对外游说，并请求国际社会以人权等理由对中国与香港官员实施制裁等行动，已触犯《国安法》所列“串谋勾结外部势力”相关罪行；而控方亦指其与《苹果日报》高层等人合谋，呼吁外国采取制裁或其他敌对行动。

宣判之后，官方表态迅速铺开并形成合唱。北京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对定罪结果表示欢迎，称香港特区司法机关“合情合理合法，不容置喙”，并指责批评香港司法的“个别国家”是在“公然诋毁抹黑”。香港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多名港府部门首长、纪律部队亦在判决后相继发文支持裁决，将案件置于“维护国家安全”“依法惩治”的框架中反复强调。密集的背书与同步的用语，几乎在第一时间为社会预设了“应当如何理解此案”的标准答案。

与庭内宣判几乎同步发生的，是舆论场的“定向呈现”。在中国大陆社交媒体上虽然仍能检索到“黎智英”相关内容，但能看到的基本都是官方媒体与官方表态，对其“反中乱港”的批判与对裁决的支持声量占据主导，其他角度的讨论空间明显受限。信息并未被彻底抹去，而是被导向单一叙事：允许你看见，但只允许你以一种方式看见。

而港府高官的“排山倒海式”表态与话语统一，也折射出香港官场文化加速内地化的趋势：在重大政治案件面前，表达不再是多元立场的呈现，而是迅速归队、齐声站台的政治仪式。而在这套仪式背后，真正被重新定义的是香港的政治生态。

你最好是在说日本。

2025年12月16日，国家监委正式通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于文明因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被依法没收全部违法所得，涉案问题及财物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这则通报，揭开了于文明这位深耕中医药领域35年的行业“掌舵人”的权力寻租的黑幕。

纵观于文明案的核查轨迹，疫情期间“抗疫神药”连花清瘟的非常规上位是关键线索，一步步串联起其违纪违法的完整轨迹，成为撬动该案查办的核心突破口。

从笔杆子到行业掌舵人

于文明的职场生涯，始终与中医药行业深度绑定，从基层记者到全国行业管理者的跨越，既积累了扎实的行业认知，也逐步掌握了足以左右行业走向的核心权力。

1963年出生的于文明，怀揣医学硕士学位踏入职场，1988年入职中国中医药报社，从一线记者、编辑做起，凭借对行业动态的敏锐把握，逐步晋升至中药与通联部副主任，十年的媒体从业经历，让他摸清了中医药行业的宣传逻辑与资源分布，也搭建起初步的行业人脉网络。

1997年，他跳出媒体行业，调任中医药科技开发交流中心主任，深耕十年间，全面参与中医药技术推广、资源对接、项目落地等核心工作，熟悉行业资源调配的关键环节，为后续执掌行业监管权奠定了基础。

2004年，于文明迎来仕途关键跃升，出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自此开启长达19年的行业监管生涯；2018年6月，正式出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登顶行业管理核心岗位，手握药品注册审批、诊疗方案制定、科研资金分配、行业政策出台等关键职权，涵盖中医药研发、生产、流通、推广全链条，直至2023年7月卸任。

任职初期，他还能坚守公职人员廉洁底线，聚焦行业发展履职尽责，但随着权力越来越大、话语权越来越重，面对中医药领域巨额的市场利益诱惑，他逐渐迷失了方向，理想信念悄然滑坡，将公权力视为个人谋利的工具。

官方通报显示，其违纪违法行为覆盖2004年任副局长、2018年任局长至2023年卸任的全周期，且在党的十八大后反腐高压态势下仍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违法，从最初的接受宴请、收受礼品，逐步演变为主动干预审批、定向输送利益，廉洁防线一步步崩塌，最终深陷腐败泥潭。

更值得关注的是，于文明曾兼任农工党北京市委会主委、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作为民主党派人士，其跨界任职，体现了多党合作的治理格局，也让他获得了更广阔的权力空间。作为民主党派任职的中管干部，于文明本应恪守公职人员职业操守，却无视党纪国法约束，其腐败行为不仅葬送了个人前程，也损害了民主党派人士参与国家治理的良好形象，性质严重、影响恶劣。

“神药” 的反常操作 暗藏线索

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医疗资源紧张、特效药匮乏，中医药作为抗疫重要力量逐步走进公众视野，连花清瘟系列中药快速崛起。这背后，看似是中医药抗疫的成功实践，实则暗藏诸多不合常理的操作，这些反常之处，成为日后核查于文明违纪违法问题的核心线索。

正常情况下，一款中药新品从配方调整、临床验证到获批生产，需经过严格的安全性、有效性检测，完整流程至少需要1-2年的时间，即便在疫情应急防控期间，应急审批也需要完成核心的临床验证、专家评审等环节，确保药品安全有效；而连花清瘟仅用15天，便完成了从配方优化到规模化生产的全流程，其推进速度远超同期所有应急医疗物资与药品。

行业罕见的“速成奇迹”背后，离不开于文明的直接主导与推动。

更反常的是，连花清瘟的政策背书与审批放行完全“无缝衔接”，且全程绕开常规审核流程。

2020年1月，《新冠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首次将连花清瘟纳入医学观察期推荐用药；而此时，该药品尚未完成针对新冠治疗的核心临床验证。此后，连续六版诊疗方案均未剔除该药品，2022年发布的第九版诊疗方案更将其升级为确诊病例轻、普通型推荐用药，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码。2020年4月，在缺乏完整大样本双盲实验数据的情况下，火速批准连花清瘟增加“新冠肺炎轻、普通型治疗”新适应症。而双盲随机对照试验，是国际公认的药物有效性金标准，是药品获批新增治疗适应症的核心依据，该环节的缺失，让连花清瘟的疗效始终备受争议。

事实上，这一系列非常规操作，并非行业专家集体决策的结果，而是于文明个人权力干预的产物。

据了解，连花清瘟纳入诊疗方案、获批新增适应症等关键环节，均未按正常程序广泛征求全国多学科医疗专家意见，也未开展全面的疗效论证，而是由于文明直接拍板定调，通过行政指令推动相关部门快速落实，形成了“行政干预替代科学评审”的特殊通道。

期间，于文明还多次亲自为连花清瘟“站台”，在行业研讨会、产品推广会上公开称赞其抗疫效果，称其“为疫情防控作出重要贡献”，刻意放大该药品的临床价值；而同期其他同样具备应急抗疫潜力的中药品种，均未得到同等力度的政策支持；这种明显的差异化对待，让权力寻租的痕迹愈发清晰。

对此，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曾公开发声，抨击“疫情期间不容假药趁火打劫，不宜强行派送未经科学验证的中药”，丁香医生等权威医疗平台也明确发文指出“连花清瘟无法实现预防新冠病毒的效果”，但这些专业质疑均未能撼动连花清瘟的官方推荐地位，背后正是于文明的权力庇护，也让外界对二者之间的利益关联产生了强烈怀疑，成为纪检监察机关介入核查的重要契机。

“神药”背后的权力寻租

连花清瘟的非常规上位，直接催生了以岭药业的百亿暴利神话。而这一神话的背后，是于文明利用公权力搭建的“政策背书→市场垄断→资本获利”完整利益链条，也是其涉嫌受贿犯罪的核心事实依据。

数据显示，2019年，连花清瘟的年销售额仅约17亿元，在中药市场中并不起眼；2020年被纳入新冠诊疗方案后，销售额飙升至42.56亿元，同比暴涨近150%；2021年前三季度销售额再创新高，突破30亿元；2022年上海、北京等多地疫情反弹期间，该药品需求激增，单月销售额屡创新高，巅峰时期直接带动以岭药业市值突破千亿，创始人家族财富实现爆发式增长。

销售额的暴涨，完全依赖于于文明主导的政策红利。

纳入国家新冠诊疗方案后，连花清瘟不仅顺利进入医保报销目录，成为各级医疗机构的强制推荐用药，还被纳入多地政府采购清单，成为社区防控、集中隔离点的“标配物资”。2022年上海疫情期间，日均调配400万盒连花清瘟发往上海，大量资源、医保资金向该药品倾斜；而以岭药业则借助这一契机，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价格，赚取巨额利润。

于文明还利用自身职权，推动连花清瘟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销售，要求各地中医药管理部门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医疗机构、药店优先采购、销售该药品，进一步巩固了其市场垄断地位，为以岭药业源源不断输送利益。

随着案件核查的深入，于文明与以岭药业之间的隐秘利益逐步浮出水面，印证了“政策换利益”的核心线索。

于文明任内与以岭药业创始人吴以岭交往密切，多次共同出席行业会议、产品推广活动，私下也存在频繁接触，远超正常的工作往来范畴。同时，于文明的亲属经营活动与中医药行业存在深度关联，其亲属名下企业曾涉及中药产品销售、行业资源对接等业务，而这些业务与以岭药业存在间接的合作关系，疑似通过亲属代持、关联交易等方式，收受以岭药业输送的好处费。

此外，检察机关还重点追踪了以岭药业的销售返利、关联企业资金流向，以及于文明及其亲属的银行账户、房产、理财等资产变动情况，发现多笔资金流向存在异常，与连花清瘟的推广节奏、政策支持节点高度契合，这些线索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成为认定于文明涉嫌受贿犯罪的关键依据。

除了连花清瘟相关的利益输送，以该线索为突破口，纪检监察机关还顺藤摸瓜，查清了于文明在其他领域的违纪违法事实。

在药品注册审批领域，他还为多家中药企业在新品审批、产品注册证书延期等环节提供便利，降低审核门槛、加快审批进度，非法收受企业财物；在科研资金分配领域，他将年规模超百亿的国家级中药创新科研资金，定向倾斜给关联企业，部分资金被违规挪用，最终流向个人及亲属口袋；在廉洁纪律方面，他长期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高档宴请、异地旅游，收受大量名贵礼品、礼金，纵容亲属利用自身职权谋取私利，形成“家族式腐败”格局；在组织纪律方面，他未按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刻意隐瞒与企业的利益关联，试图规避组织监督，全面触碰纪律红线。

（原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