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连线中国 (The Wire China)：是一本专注于中国的英文数字新闻杂志。根据其官网介绍，该杂志“致力于解读和阐释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故事之一：中国的经济崛起及其对全球商业、金融、贸易、劳工和环境的影响”。

一、王亚秋：西方看不见的中国

在特朗普访华前夕，中国人权研究学者王亚秋近日发表题为《西方看不见的中国》的评论文章，批评西方媒体与政策圈对中国的理解日益失衡：它们关注的是“中国为何在科技领域胜出”“中国高科技产品如何改变世界”，却越来越忽视普通中国人的生存处境与社会情绪。在她看来，西方如今所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充满活力、雄心勃勃、能力超群”的中国，而不是那个“由饱受苦难和不公的人民组成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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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开篇引用一位旅居美国、近期返回北京的记者的话，形容今日中国：“科技进步是真实的，工人阶级的苦难也是真实的。这是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是科幻小说的绝佳素材。”王亚秋认为，这种撕裂感恰恰是当前中国最真实、却又最容易被外界忽略的部分。

她写道，自己所了解的中国，“弥漫着幻灭、疲惫和疏离的气息”。新冠疫情期间严厉的封控措施，让许多原本相信体制的人也开始意识到，“对公民自由的任意限制不仅可能针对政治异见人士和少数民族，也可能针对普通公民”。而在疫情之后，人们又继续承受失业、过劳与房地产危机带来的压力。

文章列举了大量具体案例。“我的朋友格蕾丝·金的父亲——金明日牧师，因领导一间独立的基督教教会而被监禁。”她也提到，一些维吾尔族朋友“多年来都不知道他们的父亲在哪里，因为他们仅仅因为是维吾尔族人，就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

与此同时，她每天都能在中国互联网看到另一种现实：“一名送货员在送货途中因过度疲劳而突然死亡；孩子神秘死亡后，父母在学校门口哭泣；工厂工人因工资拖欠而抗议。”这些碎片式的视频，共同拼凑出一个“濒临崩溃的社会”。

王亚秋特别强调，中国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户籍制度、城乡差距、人口老龄化与性别失衡——正在持续加剧社会焦虑。她写道，许多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了一辈子，却始终无法享受到城市公民的各项权益”，而长达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则让今天的年轻家庭同时背负养老、育儿与情感断裂的压力。“家庭网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萎缩。”

在这种环境下，“内卷”“躺平”“最后一代”等网络流行语成为一代中国年轻人的情绪出口。文章提到，2022年上海封控期间，一位居民拒绝前往隔离点，面对警察“会影响三代人”的威胁时回应：“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这段视频迅速传播，却随即遭到审查。

她认为，这些现象反映出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过良好教育、物质更加富裕，然而却深深感到无能为力和希望缺失”的社会状态。甚至连中国国家安全部近日将“躺平”归咎于“外国势力洗脑青年”的说法，也在中文互联网引发大量嘲讽。一位网友留言：“我不想躺平，请给我安排一份好工作，立刻粉碎外国势力的阴谋。”

在列举了大量事实之后，文章随后将矛头转向西方媒体本身。王亚秋指出，由于“防火长城”的存在，外国人越来越难听到中国普通人的真实声音。一方面，中国人接触全球互联网“技术上困难且政治风险极高”；另一方面，外国人进入中国互联网也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审查、监控与人工智能技术，则不断强化官方塑造公共舆论的能力。

她还提到，中国政府通过拒发签证、驱逐记者与骚扰驻华媒体，使外国记者越来越难报道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而西方媒体资源缩减，则进一步导致报道重心倾向于“大人物”和“重大事件”，而非“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她特别指出，美国政府削减对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等机构的资助，“使中国压迫最恶劣的部分被进一步掩盖”。

文章中，王亚秋提醒西方媒体和公众：中国当局并不等于中国社会：

西方媒体的报道和政策辩论往往过于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意图或中国企业的创新，而将中国社会视为被动且无关紧要的存在。如果仅仅通过工厂、出口、电动汽车、人工智能模型和地缘政治野心来理解中国，那就等于把国家机器误认为国家的生命。

真正重要的中国，不仅仅是生产型的中国，也包括承受苦难、开怀大笑、悲伤哀悼和奋起反抗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同样值得被关注——不仅关乎人道主义，也关乎政治和经济风险分析。变革的压力往往来自基层，远早于外界的认知。人们或许看似无关紧要，但在危机或变革的时刻，他们的重要性却会骤然凸显。

二、“没有美国记者的中国”：外媒驻华记者急剧流失，使中国越来越难以被外界观察

美国媒体连线中国 (The Wire China) 5月10日发表了一篇报道《没有美国记者的中国》，指出随着政治高压和报道空间收紧，驻华外国记者处境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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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表于特习会之前，首先点出了驻华记者人数的下降：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前往中国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届时将有大批记者随行。据一位看过名单的人士透露，超过260名记者申请随行。然而，在中国境内，迎接他们的却是数十年来最少的常驻外国记者。

文章指出：“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在华外国记者人数从未像现在这样少。”长期驻华记者张彦 (Ian Johnson) 表示，如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三家美国核心媒体，“总共只剩下两名记者”，这种情况“非常令人愤慨”。

报道披露，今年2月，《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王月眉（Vivian Wang）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这是自2020年以来首次有美国记者被正式驱逐。多位知情人士称，中国方面对《纽约时报》去年邀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参加 DealBook 峰会极为不满，而在法新社采访赖清德后，中国也拒绝向其发放新记者签证。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些事件“更像是一种借口”，真正原因在于北京长期不满王月眉的报道内容。

报道指出，近年来，外国记者在中国面临的障碍已经从“审查”变成一种全面性的日常高压。根据中国外国记者俱乐部 (FCCC) 最新报告，“十分之四的受访记者表示，在华期间曾因当局施压而取消采访或报道计划”，而成功前往外地采访的人中，“同样比例的人遭到警察或不明身份人士阻挠”。

一名记者告诉连线中国：“疫情之后，学者和企业人士比以前更不愿意接受采访，甚至连喝咖啡都不愿意。”文章提到，中国官方长期提醒民众“警惕外国人”，使得普通人越来越害怕面对外国媒体镜头。过去由官方安排参观、组织采访中层官员的时代，也已基本结束。一位财经记者最近参加某知名手机企业活动时，甚至被要求先提交护照，以便国家安全部门进行背景审查。

然而，对于仍留在中国的记者而言，实地采访依然是理解中国最重要的方式。一位记者回忆，自己原本准备撰写“中国如何赢得伊朗战争”的报道，但在前往广东后，却发现现实完全不同：“我后来去了广东，才了解到人们的生活有多么艰难。”他看到大量制造企业正在挣扎应对成本上涨，而这些故事，“才是真正持有记者签证的人能够报道的东西”。

报道认为，北京如今正在通过签证制度进一步控制外国媒体。过去，全职记者通常获得可续签的 J-1 居留签证，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只获得停留数周或数月的 J-2 短期签证。张彦说：“这是控制报道的一种方式。如果他们不喜欢你，他们就会建议你的新闻机构换一个记者。”

这种短期签证也带来了现实困境：记者难以租房、开设银行账户，甚至难以在离境后重新返回中国。报道称，英国广播公司（BBC）一名记者曾连续六个月持 J-2 签证工作，《卫报》记者则连续两次获得 J-2 签证，而美联社新任驻华负责人今年1月同样只拿到 J-2 签证。

文章回顾，当前局面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20年中美之间的“记者驱逐战”。特朗普政府当年削减中国官媒驻美人员规模，并将新华社、《中国日报》等机构列为“外国使团”；随后，中国驱逐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的十余名记者。拜登政府曾试图恢复一种类似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记者互惠机制，但最终仅在2022年达成“一次性协议”，允许双方各九名记者入境。

四年后，美国媒体驻华力量依旧持续萎缩。《华尔街日报》很快将只剩下一名驻华记者，《华盛顿邮报》则已彻底失去中国驻点。相比之下，《金融时报》等偏重商业报道的媒体处境稍好。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副馆长的萨拉·贝兰指出，北京更愿意向那些“关注商业与投资环境”的媒体发放签证，而对涉及“人权、稳定、领导层”等议题的媒体明显更加排斥。

即便如此，仍有记者选择留下。

仍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坚称，北京加强控制并没有阻止他们的报道。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恐惧感不如以前那么强烈了，因为它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任何来中国的人都非常清楚这种可能性，”一位目前在华的记者告诉《The Wire》杂志。“我认为，我和其他人可能会更加谨慎的地方在于，当我们与那些对环境或经济管理等任何问题持批评态度的人交谈时。我们都会更加小心地对待这类信息来源，因为他们可能并不了解后果。这几乎是一种责任。”

三、“假记者”与“被偷走的叙事”：中国如何将跨境镇压延伸到数字空间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机构公民实验室 (The Citizen Lab) 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CIJ) 近日共同发布了一份名为《奇闻逸事》（Tall Tales）的报告，披露两个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网络行动组织，通过冒充记者、伪造媒体身份、搭建钓鱼网站与操纵叙事，对海外异议人士、记者与研究人员展开跨境数字镇压。然而，他们在研究后发现，受害对象竟然就包括自己本身。研究者认为，这些行动显示出中国政府正在将传统的“跨国镇压”进一步数字化、外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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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研究人员识别出两个不同的行动组织，并分别命名为“闪光鲤鱼” (GLITTER CARP) 与“亮片鲤鱼” (SEQUIN CARP)。前者主要针对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成员，并冒充记者与媒体机构实施网络钓鱼；后者则集中攻击长期报道中国议题的国际记者，包括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记者 Scilla Alecci。研究者写道：“对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的双重攻击——采用不同手法与战术——让人得以窥见中国数字跨境镇压 (digital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的运作方式。”

文章披露，攻击者建立了超过100个恶意域名，用来伪装成媒体、Google 安全通知以及国际组织网站，目标则包括维吾尔活动人士、台湾官员、人权工作者与国际记者。研究人员认为，这些行动的目的不仅是窃取账户密码，更是“为后续监控、设备入侵与协同骚扰行动铺路”。

其中一个案例发生在2025年。加拿大维吾尔活动人士 Mehmet Tohti 收到一封伪装成 Google 安全警报的邮件，通知其账户出现“异常登录”。奇怪的是，这封所谓“Google 通知”却是全中文撰写。Tohti 随后联系公民实验室，研究人员由此追踪出两个彼此独立、但都与中国政府利益高度一致的网络行动。

另一项更具迷惑性的行动，则直接“偷走”国际媒体的身份。报道提到，有人冒充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记者以及台湾《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姍，向台湾媒体、智库及立法机构发送采访请求，并长期维持联系，甚至提出免费赠送三星手机。由于陈一姍本人确实参与过“巴拿马文件”等跨国调查，这种伪装极具可信度。研究者指出，这类攻击的关键，并不只是技术，而是“利用真实媒体信誉来建立信任”。

报告认为，中国政府近年来越来越依赖“私人承包商”执行此类行动，而非完全由国家机构直接操作。这种模式与中国近年来强调的“军民融合”体系密切相关。公民实验室在报告中写道，中国的数字跨境镇压正在转向一种“由私人承包商执行的国家支持型攻击系统”。

文章特别强调，这类行动并不只是普通网络犯罪，而是更广泛跨境镇压的一部分。公民实验室将其定义为“数字跨境镇压”——即国家利用数字技术，在国境之外监控、威胁与压制异议者。报告提到，从针对海外维吾尔人、香港民主人士，到恐吓记者与研究人员，中国政府已经成为全球实施跨境镇压最广泛的国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员发现，这些行动越来越依赖“叙事伪装”而非单纯技术漏洞。也就是说，攻击者会首先研究目标长期接触的媒体、机构与社交网络，再以“可信身份”接近受害者。一位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模式的危险在于，“它试图摧毁人们对记者、研究机构与公民社会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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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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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线中国：政治收紧、读者流失，中国出版业正经历行业寒冬

美国媒体连线中国 (The Wire China) 5月4日发表了一篇深度调查报道，聚焦中国出版业在政治收紧与市场崩塌双重压力下的困境。文章指出，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图书行业从一个仍有活力的文化市场，逐渐演变成一个高度依赖审查、自我规训与短视频流量逻辑的产业，“中国图书出版商正面临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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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金易云的数据显示，去年出版业收入同比下降10%，达到1110亿元人民币（约合150亿美元）。若剔除教材，同比降幅达17%。由于这些数据基于定价，并未反映普遍存在的折扣和大幅降价，因此出版商的实际收入可能远低于此。

报道以北京民营出版公司“磨铁图书”为切口。2020年，磨铁高价购入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传记《创造与漫想》 (Invent and Wander) 中文版版权，原本认为中国科技巨头的崛起会带动企业家阅读热潮。然而仅数月后，中国官方开始全面整肃互联网平台经济，马云等科技富豪接连“失声”，市场风向骤变。该书最终销量惨淡，成为行业误判时代情绪的缩影。

文章援引业内人士的话称，如今出版行业已经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经济下行导致图书销量锐减；另一方面，政治审查持续强化，进一步压缩出版空间。“编辑越来越不敢碰现实议题，因为没人知道红线在哪里。”一位资深出版人表示，“最后大家只能反复做安全、保守、不会出事的书。”这导致图书质量越来越差，民众更不愿意买书。

上海著名独立书店“季风书园”的前老板于淼表示，“在这种环境下，书籍的质量和多样性都受到了影响。这反映在书店的藏书选择上，进而影响了人们的阅读意愿”。

具体来说，在市场方面，报道提到，中国实体书店大规模倒闭已持续多年。根据行业数据，越来越多出版社只能依赖直播带货、折扣电商和“算法推荐”维持销售。过去依靠文学、思想与社会议题建立声誉的出版机构，如今不得不转向“成功学”“情绪疗愈”“流量网文”等更容易变现的内容。一名编辑坦言：“短视频平台改变了人们阅读的方式，也改变了出版社的生存逻辑。”

与此同时，在政治方面，政治环境的收紧让出版人陷入更深的不确定感。报道指出，中国出版体系本就建立在严格审查机制之上，但近年来对历史、政治、商业乃至国际关系题材的限制进一步扩大。很多编辑在送审前便主动删改内容，以避免风险。“自我审查已经成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文章写道。

报道还列举多个案例：部分出版社因出版涉及改革开放、企业史或社会问题的书籍而遭处罚；一些曾活跃于公共讨论空间的编辑被迫离职；还有出版社因一本书“踩线”而导致全年项目暂停。一位业内人士说，如今出版业最大的恐惧并非赔钱，而是“突然被消失”。

文章认为，在行业不景气与政治高压交织下，中国出版业正逐渐失去“培养公共思想”的功能。越来越多年轻编辑选择离开行业，而愿意阅读长篇严肃作品的读者也在减少。一位受访出版人悲观地表示：“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五到十年后，中国可能不会再有真正值得读的书。”

最后，连线中国指出，中国出版业的困境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折射出公共表达空间的持续萎缩。当出版无法再自由讨论现实，阅读本身也逐渐沦为一种消费娱乐。对于许多仍留在行业中的编辑而言，他们如今的工作，更像是在“戴着镣铐跳舞”。

二、“把政治犯带回谈判桌”：美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呼吁特朗普向北京施压

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在特朗普访华前夕发表了其研究员 Olivia Enos 的评论文章，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未来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谈判中，将中国政治犯问题列为核心议题。文章认为，在当前中美关系重新进入“交易式外交”阶段之际，美国不应只聚焦关税、科技与贸易，更应利用北京对经济合作的需求，“迫使中国共产党在人权问题上作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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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当地时间5月7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新闻发布会上已经确认，人权问题将会是特朗普访华的重要议题之一。

文章指出，“没有什么比中国共产党更害怕中国人民本身。”作者写道，争取政治犯获释“不仅是道德责任，更是战略选择”。在她看来，中国经济放缓、外资撤离与国际孤立加剧，使北京正处于一个“比以往更脆弱的时刻”，而华盛顿则拥有更大的谈判筹码。

报告特别点名多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犯案例，包括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中国家庭教会牧师金明日，以及维吾尔族医生古丽仙·阿巴斯 (Gulshan Abbas)。作者认为，这些案件分别涉及香港新闻自由、宗教自由与新疆人权问题，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她写道：“每一次成功争取政治犯获释，都意味着中国政府权力的一次后退。”

文章还援引多个历史案例，指出美国政府过去曾通过外交施压促成异见人士获释。例如，1980年代美国曾为中国物理学家方励之提供庇护；近年来，美国政府也曾多次通过秘密谈判促成被拘押美国公民离开中国。作者认为，这说明“人权议题并不会破坏谈判，反而可能成为双方关系中的关键交换筹码”。

报告进一步批评，美国过去几年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呈现“碎片化”趋势。华盛顿虽然频繁谴责新疆、西藏与香港问题，却缺少持续、系统性的政治犯倡议机制。文章写道：“如果美国不主动提出这些名字，他们就会在中国监狱中被世界遗忘。”

作者尤其强调，应把政治犯议题纳入中美元首会谈与贸易谈判，而非仅停留在人权声明层面。她认为，北京真正关心的是经济稳定与国际市场准入，因此华盛顿必须把“政治犯释放”与中国所重视的利益挂钩。“中共来到谈判桌前，是因为他们需要继续接触美国经济。”文章写道，“这意味着美国拥有施压空间。”

与此同时，报告也试图重新定义“人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作者称，美国一些决策者长期将人权视为外交中的“附属议题”，但事实上，“维护普世人权本身，就是美国国家力量的一部分”。她写道：“当美国推动并捍卫人权时，它同时也揭示了威权政权的脆弱。”

文章最后警告，如果华盛顿继续仅以贸易赤字、芯片出口或地缘竞争定义中美关系，那么那些被囚禁的人将彻底失去国际关注。对于许多仍被关押在中国监狱中的异议人士而言，他们能否重新被世界“看见”，或许正取决于下一轮中美谈判桌上，是否有人愿意再次提起他们的名字。

三、2026国际数字人权大会被迫取消，主办方指中国当局是幕后黑手

编者注：Access Now 是一个国际非营利组织（NGO），旨在通过倡导、政策干预和技术援助来保护网络使用者的数字权利。每年他们都会举办国际数字人权大会 RightsCon，汇集全球的社会倡议者、技术专家、政策制定者、企业领袖等，一起讨论 AI、网络监控、言论自由等议题。

国际数字人权大会 RightsCon 5月1日发表公开声明，宣布原定于2026年5月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的2026年峰会被迫取消。活动主办方、人权组织 Access Now 在声明中直指，会议流产的原因涉及“外国政府干预”，并将矛头指向中国政府：

4月27日，就在政府发布新闻稿支持 RightsCon 的次日，我们接到赞比亚交通部（MoTS）的电话，称有一件紧急事项。对方告知我们，由于台湾民间社会代表计划亲临现场参加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正在向赞比亚政府施压。这一事态发展令人极为担忧，我们当即予以反驳。随后，我们按照惯例——即当特定群体面临潜在风险时——与台湾地区参与者建立了沟通渠道。尽管我们需要更多信息，但我们仍然相信这是我们可以与政府协商解决的问题。

通话结束后不久，我们便接到报告称，移民官员在参与者抵达时告知他们“RightsCon”已被取消。这些事态发生在赞比亚公共假日前夕，尽管我们整个晚上及次日都在持续联系政府相关人员，但一直未收到任何消息，直到4月28日星期二接到交通部一位值得信赖的高级官员打来的非正式且语焉不详的电话，他告知我们，他已受命传达“RightsCon”将被取消或推迟的消息。对于这一决定的来源及原因，他支支吾吾。我们追问并提出异议，促使该交通部官员索要了我们的活动方案和参会者名单。我们再次提供了此前会议中已向其提供的公开信息，但此后再未收到任何回应——无论是非正式的还是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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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Con 在声明中写道：“我们本应此刻与大家相聚，而不是写下这封信。”主办方称，原计划有超过2600名线下参与者、1100名线上参与者、来自150多个国家和750家机构的代表赴会，但在会议召开前数日，局势突然发生变化。声明称：“我们相信，外国干预是导致 RightsCon 2026 无法在赞比亚举行、甚至无法在线举行的原因。”

据悉，RightsCon 原定讨论的话题包括人工智能治理、网络封锁、数字监控、虚假信息传播、平台审查、跨境打压以及网络时代的人权问题。根据大会此前公布的议程，多场讨论涉及“中国数字影响力”“数字威权主义”“网络审查出口”等议题。部分合作组织还计划讨论中国企业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扩张。

对于活动取消，主办方除了表达遗憾外，还对中国当局的跨国镇压表示批评：

我们认为，这项单方面决定及其执行方式，都表明了针对公民社会的跨国镇压势力范围之广，并有效地压缩了我们开展活动的空间。在公民社会本已面临巨大经济和政治压力的当下，我们和我们的社群所经历的一切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关乎生死存亡的。

作为人权组织，我们谴责这些侵犯和平集会和结社基本自由、干涉整个 RightsCon 社群言论自由和公民空间的行为。我们深知自身平台和特权，能够以许多人无法企及的方式就这些侵权行为发声，我们也意识到这一结果对当地和区域合作伙伴已经并将继续产生的影响。我们将继续与你们站在一起，支持你们。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维权网：是非政治性的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旨在协助中国大陆民间维权力量发展公民社会，通过民主方式促进法制改革，遵循普世人权标准和捍卫中国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监督政府落实其对保障人权的承诺，追究各类侵权责任，为受害者寻求司法和社会救助。Email:wqw2011@gmail.com

一、黎智英、张展被评为全球10大受迫害媒体人，新闻自由倡导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关注

5月3日，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当天，全球多家媒体以“合一自由新闻联盟” (One Free Press Coalition) 的形式联合发布了年度最紧迫的“十大受迫害媒体人名单”。该机构表示，发布名单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公众关注那些因试图讲述真相而受到威胁的同行记者”，并且“声援”这些媒体人以及“他们所面临的紧迫新闻迫害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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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表示，这10个案例聚焦于因被指控“恐怖主义”或“反国家”罪名而成为打压对象的记者。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 的数据，在全球被监禁的330名记者中，约61%的人是以“反国家”罪名被关押的，这类指控包括被控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或接受外国政府资助。

其中，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中国公民记者张展位列榜单之中：

今年2月，香港一家法院判处78岁的黎智英20年监禁——实际上等同于终身监禁——此前他于去年12月被裁定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和一项“串谋发布煽动性刊物罪”成立。法院同时还对他在亲民主媒体《苹果日报》的六名前同事作出判决。该媒体在运营26年后，于2021年停刊，原因是当局冻结其资产并多次突击搜查其办公室。拥有英国国籍的黎智英自2020年以来一直被拘押，他是在一项由北京实施的国家安全法下被捕的，该法律被用于平息抗议活动并压制异议声音。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的数据显示，中国一贯是全球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至少关押着51名记者，其中包括8名在香港。

张展目前正在中国服第二个刑期，她因持续进行报道而不断遭到迫害。她首次因“寻衅滋事”罪名被捕是在2020年5月，当时她正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于武汉进行报道。她被判入狱四年，出狱后又于2024年以同样罪名再次被拘押。一次不公开审理的庭审在上海判处她额外四年监禁。无国界记者组织（RSF）指出，张展被剥夺了会见律师的权利，也无法由自己选择的律师为其辩护。现年42岁的她在拘押期间因多次进行激烈的绝食抗议不当对待，曾被送医并遭强制灌食。

此外，榜单上其他八名媒体人分别是

雷扎·瓦利扎德（Reza Valizadeh）——伊朗记者

范端庄（Pham Doan Trang）——越南作家、记者兼活动家

乌尔法特霍尼姆·马马德绍耶娃（Ulfatkhonim Mamadshoeva）——塔吉克斯坦独立记者、女权活动家

齐·康拉德（Tsi Conrad）——喀麦隆电影制作人兼摄影师

弗伦奇·梅·坎皮奥（Frenchie Mae Cumpio）——菲律宾记者

塞温吉·瓦吉夫吉兹（Sevinj Vagifgizi）——阿塞拜疆反腐调查媒体 Abzas Media 的总编辑

吉内特·阿斯马马乌（Genet Asmamaw）——埃塞俄比亚记者

克里斯托夫·格莱兹（Christophe Gleizes）——遭阿尔及利亚当局逮捕的法国记者

据悉，该名单由保护记者委员会、国际女性媒体基金会 (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 IWMF) 以及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 合作编制完成。

最后，报告强调，这些个案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更广泛压制趋势的缩影”，凸显新闻自由在多个地区遭遇系统性侵蚀。

二、在审查之下记录抗议：自由之家如何“看见”中国异议

在中国共产党高度极权的统治之下，是否依然有民众抗议活动？这一直是外界所关心并争论的问题。在海外中文社交媒体上，这一答案往往是非常悲观和负面的，“奴性论”和“不反抗论”等言论大行其道。然而，自由之家则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中国的抗议活动比许多人所意识到的更为常见。”

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在年初发表了一篇问答文章。自由之家的编辑团队采访了旗下项目异言网 (China Dissent Monitor, CDM) 的研究负责人凯文·斯莱滕 (Kevin Slaten)。采访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并揭示其如何在严密审查体系中“追踪异议”，中国数字时代部分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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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什么是中国异议监测？它为理解中国的异议提供了哪些洞见？

答：异言网目前是唯一一个公开记录中国抗议事件的数据库。自2022年6月以来，我们已经收集并分析了近14,000起此类事件。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CCP）一直系统性地在媒体和互联网中审查有关抗议的信息，并逮捕那些试图将这些信息集中整理成数据库的公民。该政权对这些事件记录的压制（以及对抗议本身的打压）恰恰说明了有关中国异议的信息有多么重要。理解抗议在频率、议题和地理分布上的模式，可以帮助我们洞察中国经济放缓如何影响普通民众、政府政策的效果，以及公众对政府和官员行为的不满——同时也揭示制度性不公，甚至可能关系到政权稳定。

异言网追踪并整理这些关键信息，对于任何希望理解中国经济、社会或治理状况的人来说都至关重要。活动人士、政治和经济分析人士以及记者都在使用异言网的数据。中国公民也可以通过异言网收集的数据，更好地了解他们自己的国家正在发生什么。

问：中国公民对全国范围内的异议了解多少？异言网能否提升国内认知？

答：中国公民通常对抗议的存在有一定了解，他们可能在网络帖子中看到过，或通过社交网络听说过一些案例。但他们往往不了解抗议的真实规模和分布情况，包括在自己所在城市的情况，更不用说其他地区了。这种信息缺失会强化一种认知：抗议是一种异常或不正当的维权方式——而这种叙事正是中共所推动并从中获益的。异言网有助于填补这些信息空白，使中国公民更好地理解其社区中发生的事件。

问：异言网最近被《卫报》和《经济学人》报道。你们重点发现了什么？

答：异言网记录显示，2025年中国农村抗议事件比2024年增加了70%。在《卫报》以独家报道发布之前，这一趋势并未被报道。大多数此类抗议源于强制搬迁或征地过程中不公平待遇引发的纠纷。这通常与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土地开发获取收入有关，而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腐败或不当行为。因此，农村抗议往往直接指向政府行为者。虽然CDM此前已经对这类抗议进行过分析，但抗议数量的急剧上升，可能反映出一些更深层趋势，例如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推动其加大征地力度，或农村劳动力失业上升。

更广泛来看，根据异言网数据库，过去一年中国各地的抗议活动整体呈上升趋势。这一趋势主要与经济诉求相关，尤其是工人、购房者以及其他消费者或投资者发起的抗议。《经济学人》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为何在一个威权国家中抗议依然频繁发生，经济性抗议如何演变为政治性异议，以及这对中共意味着什么。

问：由于美国对外资助削减，异言网在2025年曾一度停运。它为何对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研究者如此重要？我们如何支持它？

答：随着中共限制获取经济和社会数据，并通过庞大的审查体系压制公共批评，获取关于中国发展的准确信息变得愈发困难。异言网作为一种替代信息来源，通过记录抗议行动，揭示了中国基层层面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

异言网对于政策制定者以及那些希望挑战中共“威权治理优于民主制度”叙事的人也具有重要价值。中共之所以压制有关异议的信息，部分原因在于这些信息揭示了其政治体系中的问题：一方面官方描绘出经济持续繁荣的图景，另一方面却存在与土地征收、房地产长期危机、企业倒闭等问题相关的大量抗议。人们之所以频繁走上街头，是因为他们不信任或认为中共设立的官方申诉渠道无效。

目前，异言网已通过一笔短期资金恢复上线。然而，如果没有进一步支持，政策制定者、企业、投资者、研究人员以及其他群体可能再次失去这一独特而重要的公共资源——一个揭示中共试图隐藏的社会与政治动态的平台。若希望支持异言网继续开展其开创性研究，请向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捐款。

三、维权网：四月中国新增30名良心犯

维权网（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于2026年4月30日发布了《四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报告显示，上期名单中43人已被刑满释放或取保获释；并获悉有17人狱中有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了我们又搜集的被刑事拘留的1人以及被判刑的29人，共计30人。被捕的主要原因包括从事宗教活动、少数民族维权、维权上访以及参与民主人权活动等。

1. 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的43人名单：

李洁、 吴燕娜、陈忠国、成梅花、韩晓栋、

洪长、 胡今朝、李兰强、李峭松、李志君、

刘万胜、鲁扬、 马利春、彭树明、邵艳芳、

孙丽娟、图丹罗珠（藏）、徐占清、杨淑贤、于珍、

曾兴阳、赵跃、 朱作亮、孔德全、何晓燕、

班颜超、庞善喜、马国斌、张嘏、 张雅明、

张桃凤、陈久文、吴桂菊、刘美丽、罗素玲、

张秀群、曾云辉、潘丽萍、于凯、 赵长慧、

余文生、陈剑雄、李道国

2. 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的1人名单及简历：

景树仁：男，汉族，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云田镇人，公益人士，自媒体人。2018年其在家乡陇西县云田镇上大道村开展“新年新衣·启智书屋”爱心捐赠活动，为全村200多位老人捐赠了过冬棉衣，向村妇联捐赠图书400余册。2019年底，只身前往施救家乡被骗传销人员，终于将其成功解救。2020年，景树仁多次向省交通运输厅反映连霍高速相关问题终得到妥善解决。同时，在帮助农民工讨薪、农产品宣传、事故赔偿、爱心捐赠等现场，也常常看到他忙碌的身影。2024年3月16日，景树仁因微博转发农民工讨薪相关事件而被兰州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关押至今已经超过2年，一度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仅仅因为转发农民工讨薪相关微博，从未谋求哪怕是半毛钱的利益的农民工，已经被关押了两年多了，罪名还是那个寻衅滋事罪。案件被起诉至法院一年后，2026年3月底其辩护律师朱孝顶才接到法院通知，景树仁案将于2026年4月8日至10日，召开庭前会议。其辩护律师朱孝顶发文表示，“作为律师，作为网友、作为他的朋友，我的心情极其沉痛：这样的一位在人间终其一生从未被人给过任何差评的好人，居然遭此劫难。”景树仁目前羁押在兰州市第一看守所。

3. 本期新增被判刑的29人名单：

20年：卡西姆·西迪克、

18年：阿尔斯兰·阿布都拉、

17年：阿力甫·巴拉提·爱尔克、

8年：岗•次仁卓玛、

7年6个月：冷振辉、周传英、

7年：杨小明、达杰、

6年：程方维、

5年：刘海燕、

4年8个月：安静涛、

4年6个月：李春华、

3年10个月：陈继环、

3年6个月：刘汝平、陈金秀、

3年2个月：程玉荣、

3年：张承兰、

2年6个月：吴淑兰、

2年：张贞一、

1年10个月：张月梅、

1年6个月：郭志敏、杨志华、宋福元、

1年3个月：韩伟、

1年2个月：朱广军、

1年：吴永琼、白彦宾、

8个月：辛奎、

刑期不详：张爱民、

报告称，截至目前，中国共有1682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11人、无期徒刑19人、有期徒刑1395人、刑期不明26人，羁押未判257人，另有大量人员被精神病或强迫失踪的情况未完全记录。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可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6年4月30日）第127期（共168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