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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斋｜孔鲤：五四运动中的曹汝霖，关心的却是煤矿和戒台寺
注：
本文一万三千字，系近日游戒台寺读碑后所写。戒台寺的碑刻众多，信息庞大，因此心痒而不得不作文记之。欢迎大家阅读、评论和打赏。
正文：
1919年5月20日，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两周前，学生冲进了赵家楼，焚毁了曹汝霖的住宅。
按理说此时曹汝霖应该焦头烂额。
可是在北京石景山区模式口，有一个通电第一村纪念馆，馆里陈列了这样一份文件。
交通部。
交通总长。
曹汝霖。
中华民国八年五月廿日（1919年5月20日）。
我相信任何一个对历史有初步认知的人都会对这个日期有巨大的敏感。
让我们带着这个疑惑，将目光转移到距离模式口几公里外的一处地方。
2026，北京，门头沟区，戒台寺。
越过山门来到天王殿前，有三座碑。其中一座平平无奇，叫做民国禁卝记碑。卝是矿字古时候的写法。这座碑的内容也平平无奇，无非就是这里的住持觉得周围到处有人开矿会导致寺庙里的树木枯死、井水变苦，所以请托了关系让这里严禁私自开矿。
绕过去，看到碑阴（碑后面），你会震惊。
因为住持请托的人是：
李国杰、袁乃宽、刘金标、世续、孙宝琦、刘文煜、绍英、祺诚武、王宝义、张勋、耆龄、马文盛、端绪、张文治、张敬尧、志琦、郑怀、陈光远、宋小濂、励庆顺、李纯、成多禄、陆宗舆、塔旺布理甲拉、吴毓麟、郑毅权、车林巴布、聂宪藩、李耆寿、业喜海顺、薛之珩、苏源泉、曹汝霖、袁得亮、甘公飏、王怀庆、申振林、高湵霨、钱能训、乐达义、张廷谔、熙钰、尚安、汪平元、端镇。
随便挑几个名字出来，都是已经在历史教科书上的人物。张勋、张作霖、张敬尧（毛泽东驱张运动的对象）、李纯（江苏督军）、曹汝霖、陆宗舆、钱能训（北洋政府国务总理）。
牵头的李国杰是谁呢？李鸿章的长孙。
如果你到现在还不够震惊，那只能说你对政治社会历史都高度不敏感了。
哪怕这块碑只是走过场，它也囊括了当时的巨佬们。
而我们知道一件事，北洋政府不是集权政府，它是高度分权和内斗的。在这种情况下，总统都不一定能够让这些派系迥异的人同时出现。
更何况是一个爷爷已经去世十几年的李鸿章的孙子。
所以我们不免要回答几个问题：
1，为什么煤矿开采对戒台寺很重要？
2，这件事为什么是李国杰牵头？
3，戒台寺对这群人来说为什么重要？
于是我们绕回到这块碑的前面，再仔细端详一遍碑文：
北地土厚水深，山多童赭，……，故建寺以来，历唐至今，官皆为之营护，界址所届，严禁凿卝，所以保泉脉也。比岁以来，屡有人私行采煤，树多枯槁，甚至香积汲井，皆苦眢渫，主僧达文患之，乃告诸官。去岁李君国杰等，复呈请有司，据案申禁，并于四至刊立界石以谂来……
落款时间是壬戌九月。
壬戌年，并且让这些风云际会的北洋人士都出现的壬戌年，那只有1922年了。
1922，戒台寺。
一块新落成的碑，字迹规整，通篇温文尔雅，字字句句都在诉说一场功德无量的善举：护松、保泉、修缮古刹、封禁私采、保全西山风物。
1922年附近还发生了什么事呢？
京师华商电灯公司于1919年在石景山投资兴建了石景山发电厂，而到1922年终于建成，并向北京城送电。
从此北京城开始了电网建设。
以上种种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有联系的。这两份署名背后，有着一个更深远的故事。
为了完整理清楚曹汝霖干了什么、究竟为什么能干，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这片地区的煤窑历史。
先将时间回溯到元朝。
一 戒台寺1479：王振
故事要从元大都的出现讲起，一直讲到明代的王振、清代的康熙和恭亲王，最后落子才能是曹汝霖。
1303，戒台寺。
《元一统志》里有写：石炭煤，出宛平县西四十五里大谷山，有黑煤三十余洞；又西南五十里桃花沟，有白煤十余洞水火炭，出宛平县西北二百里斋堂村，有炭窑一所。
这是最早关于京西煤窑分布记录的记载，当北京成为元大都，人口陡增，一下子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的人都在北京有更多的煤炭需求，也因此带动了京西地区的煤窑生意。而从地方志能看出来，门头沟、房山、斋堂三大产区，对应的恰恰就是戒台寺所在的大谷山和桃花沟一带。
1440，戒台寺。
时间拨到明代正统年间。
一个在土木堡中留下重要身影的太监出现了在戒台寺。
王振。
碑文记载写的是，王振出游，偶然看到戒台寺，心中非常喜爱，于是出资重修，并请正统皇帝亲笔提写匾额。
从此戒台寺成为了王振等宦官的产业。
但从我们上面的叙述能够看出，戒台寺的核心价值与周边的潭柘寺不同，它没有那么多历代高僧（潭柘寺则从辽开始就有历朝国师驻守），它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煤窑。
王振想干什么一目了然。
京西山脉地质独特，煤层埋藏极浅、岩层松软、开采难度极低，几乎是掘土即得煤。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沿山宛平、门头沟、房山一带数万百姓，以采煤为营生。
而小产业是朝不保夕的，要想能维持下去，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是找大人物投献，挂在大人物的名下。只要大人物稳如泰山，那小产业虽然需要定向输送利润变薄了，却可以细水长流。
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
唯一的变数就是大人物不能倒。
恰恰这也是悖论：越有资源和地位能维持一个极其庞大产业的大人物，越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也越容易垮台。
土木堡之变，王振倒台。
这以后的朝廷纷争不断，一直没有出现稳定的话事人，也因此这片地方开采煤窑的民众日渐繁多，逐渐不再受控。
几十年后，到了成化十五年的时候，朝局稳定，终于腾出来干这件事了。
1479，戒台寺。
一座成化年的《敕谕万寿禅寺护寺碑》是这么写的：正统年间，鼎新修建，仍旧开立戒坛，导诱愚蒙，使皆去恶为善，迩来四十余年矣，其界东至石山儿，西至罗喉岭，南至南山，北至车营儿。山林田园，果树土产，递年给办香火供献之用。近被无籍军民人等牧放牛马，砍伐树株，作践山场；又有恃强势要私开煤窑，挖通坛下，将说戒莲花石座并折难，殿积渐拆动。司设监太监王永具悉，以闻特降敕护持之。……今后官员军民诸色人等，不许侮慢欺凌。一应山田、园果、林木，不许诸人骚扰作践；煤窑不许似前挖掘。敢有不遵朕命，故意扰害，沮坏其教者，悉如法罪之。不宥！故谕。
我们来一段段分析。
1，正统年间，鼎新修建，仍旧开立戒坛，导诱愚蒙，使皆去恶为善，迩来四十余年矣，其界东至石山儿，西至罗喉岭，南至南山，北至车营儿。山林田园，果树土产，递年给办香火供献之用。
——这段话说的是王振时期朝廷决定加大对戒台寺的投入，皇帝（朱祁镇）-宦官（王振）-寺庙（戒台寺）-煤窑（百姓）成为了一个稳定的利益链条。
2，近被无籍军民人等牧放牛马，砍伐树株，作践山场；又有恃强势要私开煤窑，挖通坛下，将说戒莲花石座并折难，殿积渐拆动。
——成化年间私窑挖到戒坛基座，导致莲花石座拆动。
这是明面上的理由。
实际的理由就是，朝廷终于可以找到新的白手套了。
3，司设监太监王永具悉，以闻特降敕护持之。
——这段话说的是，新的话事人登场，司设监太监王永了解了全部情况，并且向成化皇帝做了汇报，于是皇帝发出了诏令，要求保护戒台寺。
这是明面上要走的流程，就好比前面也是王振给正统汇报。但汇报为什么一定能成功？答案实际上是领导有没有递话告诉你现在是汇报的好时机、有没有暗示你汇报的框架。
有了，那就一拍即合顺势而为。
4，今后官员军民诸色人等，不许侮慢欺凌。一应山田、园果、林木，不许诸人骚扰作践；煤窑不许似前挖掘。敢有不遵朕命，故意扰害，沮坏其教者，悉如法罪之。不宥！故谕。
——这段话说的是官员、军士、百姓都不许欺辱寺僧，寺院所有山田、园林、果木不许骚扰破坏，不许像以前那样开挖煤窑，有不遵的全部依法治罪。
核心是什么？
是百姓吗？
不是，是官员和军士。
在王振倒台后，小产业一定会找到各自的小头目，以前是王振这个级别的，现在可能到处都是保护伞，但级别不高，遍地都是。皇帝针对的也是这个群体。
换言之，保证他们不会动用到这块利益，这才是重点。
在明代，银、铜、铁等矿业被官府牢牢把控，而对于煤，明代一直没有过多干涉，交税也很轻。到了万历年间，顺天府尹许弘纲写奏章据理力争，说：查勘官窑仅一二座，其余尽属民窑。可以在说整个明清时期，这件事都是长期维持的。而可以长期维持的重要原因是：
北京城虽然人口在增加，但增加的速度是缓慢的甚至匀速的，所以对煤炭的需求量不会陡增。
所以围绕在戒台寺周边地区的，以戒台寺为首的耕种土地地主、佃户与以民户为台前人物的煤窑小贩之间的矛盾，虽然长期存在，但始终不会作为主要矛盾。
所以哪怕好几个皇帝多次强调，也并没有留下太多真正的动作。
1685，戒台寺。
这一年是康熙二十四年，三藩刚平定、台湾刚收复，雅克萨之战也刚打赢，于是康熙巡幸驻足戒台寺。也许是住持请托，也许是太监递话，总之康熙照例颁布了诏令，要求严令开采煤窑。
除此之外，有清一代，虽然实录显示对于全国各地尤其是内蒙、山西、盛京、吉林的煤窑多有开采和封闭，但对于北京城的煤窑，皇帝直接下指示的只有这几条：
1，乾隆五年二月初六谕：凡产煤之处，无关城池龙脉，及古昔帝王圣贤陵墓，并无碍隄岸通衢处所，悉听民间自行开采，以供炊爨，照例完税。
2，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谕：京师开采煤窑，为日用所必需，近闻煤价较前昂贵，推原其故，皆因煤矿刨挖日深，工本运脚既重，窑户无力开采，呈请地方官封闭，经工部核题覆准者甚多，于民间生计大有关系。现在西山一带产煤处所，尚有未经试采者，著步军统领衙门会同顺天府、直隶总督，派委妥员前往，逐细躧看，无碍山场，照例召商开采，一面咨部，一面奏闻，以副朕筹计民生之至意。
3，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初十谕：看来西山一带开挖煤窑，该汛弁兵略沾余润，原所不免。
4，嘉庆四年十二月初六谕：西山煤窑最易藏奸，闻该处竟有匪徒名为水工头者，往往哄诱良人入窑驱使，惨恶致毙，殊有关系。著顺天府会同步军统领衙门，派安妥员，密为查访，如有此等棍徒，即行查拏具奏，按律治罪。
5，宣统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谕：以私办煤窑，煽众抗捐，革直隶都司张鸿年职。
发现没有，实际上朝廷并没有真正着手查处过多少侵占寺庙田地的大案，而更多关注的是能不能稳住地方百姓、地方部队（乾隆）以及是否会有窝藏罪犯（嘉庆）。真正开始操作的是宣统年。
那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案是，煤窑开始真正赚钱了。
在煤窑还没真正赚钱之前，清代的戒台寺依靠什么获利呢？
它是京西的大地主。
横跨多县的耕地、山林、果园，数百亩良田出租收租，年年稳定进账，不靠天、不靠煤、不靠乱世动荡。
1787，戒台寺。
康熙朝确立的皇权保护机制，让戒台寺摆脱了生存危机，获得了稳定的发展环境。进入乾隆年间，社会经济繁荣、民间礼佛风气盛行，戒台寺迎来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产业扩张期。
这一阶段的寺产增长，不再依赖皇权赏赐，而是依托民间社团、旗人贵族、基层乡绅的持续捐赠，完成了从皇家保护寺院到跨区域大地主的转型。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北京西单牌楼如意老会发现寺院香火经费匮乏、日常修缮难以为继，由会首蒋廷臣牵头，一众信众集资三百两白银，购置通州二顷良田，全部捐赠给戒台寺。
这批良田不做寺院私用，全部对外出租，所得地租收入专项用于寺院购香供佛、日常修缮。
同时，镶白旗旗人荣喜、常福保主动将名下通州田地舍入寺院，进一步扩充了戒台寺的域外田产。此次捐赠被刻碑存证，将民间私产永久转化为寺院公产，形成了稳定、可持续的现金流收入。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戒台寺的产业版图再次大幅扩张。宛平、固安、通州多地村民联合捐赠，累计捐赠田地97亩，覆盖岢罗坨、西蛮子营、园头、曹家坟、苏家庄等多个村落。此次捐赠不仅包含耕地、山场，还附带观音殿三间、柿子树28棵，同时将当地边姓家庙的私有产业，正式划归戒台寺统一管辖。
这块碑镶嵌在戒台寺的墙壁上，我们来解读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1776年，京城信众集体捐田；1787年，三地乡民捐产确权。耕地、山林、园林、附属产业，全部归寺所有，四至分明、永久确权。
戒台寺彻底成了跨区域的大地主，靠地租稳稳躺赢。
如意老会捐地，是为了用租金购香供佛，让寺院不用再依赖临时捐赠。
村民捐地，是为了把原本的家庙私产，挂靠到戒台寺名下，获得官方保护，避免被地方势力甚至宗族力量侵占。
而戒台寺则通过接收这些土地，变成了跨区域的大地主，拥有了源源不断的稳定收入。
寺院不再单纯依靠临时捐赠、香火收入维持运转，而是通过持有大量不动产、收取稳定地租，拥有了常态化的经营性收入。
还是上面提到的逻辑，如果有一个产业可以有稳定的收益，那它会想办法去投献。
而如果可以有稳定且丰厚的收益，那会吸引重量级的人过来。
稳定的经济底盘，让戒台寺具备了对接高层权贵的能力，虽然之前也有过住持和皇家、宦官、大臣汇报的情况，但显然这种汇报没有长期、稳定、持续的通道。
但现在有了。
而且这条脉络从那一天起，就再也没断过。
恭亲王来了。
二 戒台寺1884：恭亲王
恭亲王是洋务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历史课本上就有提及。我们这里不去详细叙述他的生平，只需要知道一件事。
恭亲王在1884年也就是光绪十年，来到了戒台寺。
和其他的达官贵人皇亲国戚来戒台寺不一样，他不是过客，而是停留。
这一年，恭亲王实际上被慈禧赶出了朝廷中枢，而这一出就是十年时间。历史上称之为甲申易枢。
从恭亲王的诗集《萃锦吟》能看到，他在被赶出中枢后很快就选择了前往西山地区，而目的则是去看看给自己选定的百年后的墓地。
而他的墓地在哪呢？
戒台寺的下院西峰寺。在今天的门头沟区永定镇岢罗坨村西。
可以想到，在此之前，恭亲王一定已经和戒台寺产生过了联系，所以他才能够动用到寺庙的土地，但他毕竟之前没有来过。
而1884年，光绪十年，他第一次踏上这座寺庙。
此时寺庙周边是什么景象呢？
1，寺庙的土地规模越来越大。
《永定河续志》：北下汛经徵戒台寺香火地七顷六十三亩一分，岁徵银二十二两八钱九分三厘。嘉庆六年被水冲刷除租，二十二年涸出，照旧纳粮。旧志载：各庙香火，除北下、北二上两汛外，拨地六十七顷六十九亩，连前共地九十顷十六亩一分。
2，京西民间采煤业持续繁荣。乾隆二十七年的一份档案记载，当时西山地区就有旧煤窑750个，在采煤窑273个。而嘉庆六年直隶总督姜晟的奏折则披露，该地区有旧煤窑778个，在采煤窑185个，废闭煤窑417个。
而此时更主要的是什么呢？
洋务起来了，社会上对煤炭的需求增大了。
按我们上面说的，明清时期对煤炭的需求是线性缓慢增长的。但到了这个时候，伴随着初步的现代化工业和设施一个个出现，对能源的需求也发生了巨大缺口。
而巨大缺口就会导致原先不作为主要矛盾的矛盾（农田VS煤窑）此时发生了质变。
在这个质变中还出现了一个变量，那就是恭亲王和戒台寺的关系越来越深。
虽然恭亲王不是皇帝，虽然之前有成化、康熙三令五申，但毕竟皇帝不常年住在戒台寺，还日理万机，是根本顾不上时刻盯着的。
但恭亲王地位足够，虽然不再在中枢，但常年积累下来的资源和人脉足够让他对某一地区产生巨大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赋闲在家，有大把时间留在戒台寺，可以直接面对复杂局面。
最重要的是，慈禧其实是乐见恭亲王更多关心戒台寺事物的。恭亲王帮戒台寺处理的事情再多，相比于全国的资源体量来说也是九牛一毛，用放权戒台寺的默认，换取恭亲王对权力中枢的远离，这笔买卖是划算的。
在清廷全局资源版图中，戒台寺属地及周边矿田体量有限，即便奕訢全权打理相关事务，也撼动不了朝堂核心权柄与国家整体利益。以放任其管辖处置寺域事务为交换，能将这位政坛元老隔绝于中枢权力博弈之外，稳固自身统治秩序，对清廷而言实属划算的政治权衡。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戒台寺里恭亲王亲笔书写的那块碑：
我圣祖仁皇帝，且虑民啫煤利凿山损石，或及庙基，爰于康熙二十四年，有釐定四止，力禁侵虞之旨，勒诸貞珉，以垂久远。遐哉焕乎，洵名山之护符，禅门之宝诰也。予偶游览至此，何胜钦悚，因其罗汉堂、千佛阁等处，或患剥落，或将倾圮，捐资修建之。其地有俗称北宫者，亦复其崇隆之旧额，以慧聚堂取静，为静修之所。
而当时京西九成是百姓私窑。
这意味着什么？
官窑占比极低、体量极小、产能有限，完全无法主导市场。真正撑起京师能源供给、养活西山数万人口、支撑京城日用消耗的，全部是百姓自发经营的民营煤窑。
而且晚清民间私窑早已摆脱零散、粗放、个体挖采的原始形态，形成了高度市场化、资本化、组织化的成熟产业模式。
其一，普遍实行合伙入股制。乡民、小地主、手工业者、闲散商户自由凑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按股确权、按股分红、按股承担风险，形成了完整的民间股份制雏形，产权清晰、权责明确。
其二，全面推行雇工规模化经营。每座煤窑常年雇佣数十乃至上百窑工，分工明确。凿工、运工、排水工、支护工、账房、把头各司其职，形成流水线式采掘体系，不再是家庭小作坊式的零星劳作。
其三，形成完整产销闭环。开采、分拣、晾晒、转运、批发、零售，全链条由民间自主完成。覆盖京城全城民用、商铺、作坊、官府次级用炭，是晚清京西运转真正的底层支柱产业。
其四，形成了稳固的民间生计圈层。从窑主、股东、雇工、挑夫、车夫、商贩、家属，依托煤业生存的西山百姓多达数万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民间生存体系。
至此，三方面的矛盾汇聚了。
而从我们能看到的史料得知，恭亲王并没有插手煤窑生意，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戒台寺在晚清这段时间，也没有真正插手煤窑生意。
看起来错失了良机，却为几十年后的曹汝霖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为什么？
因为1885年的时候，电还没有来到北京。
北京的第一次使用电力要到1888年了，当时在在西苑仪銮殿慈禧太后卧室的天花板上安装了电灯泡。
于是1890年，工部购买了一台德国造的蒸汽机，在颐和园建立了一座发电厂。当然这座发电厂主要是供皇家使用，并且在1900年前后被战火毁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电力需求还没有那么庞大。
即便是洋务运动的发起人，恭亲王也许也没完全意识到电力的重要性。他将戒台寺实际上是视作洋务派的据点的。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则记载：
清末民初的艺术家谭鑫培去世的时候，安葬在哪里呢？
地图显示，谭鑫培墓和戒台寺看似很近，其实仔细观察，谭鑫培墓距离戒台寺已经有一段距离了。
然而这块地是怎么来的呢？
是当时的戒台寺住持妙性把位于栗园庄的12亩香火地出让给谭鑫培作为百年吉地的。
这意味着什么？
1，意味着戒台寺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庄园主了。这是显性的。
2，隐形的结论更加有趣：戒台寺的香火地，不是单纯的寺院用地，而是可以由住持支配、甚至可以转让的活资产。
这些本来是应该在官府登记的土地，却一步步成为了主持私人关系下的产业。
这是怎么做到的？
答案很简单，恭亲王派系已经完全控制了戒台寺的土地。
他斥巨资修缮寺院、扩建牡丹院、修建千佛阁，实际上把一座清净古刹，改成了自己的郊外据点。
戒台寺，从宗教场所，变成了晚清洋务派系的地下大本营。而戒台寺自然也成为了洋务派乃至北洋的「祖庙」。
就像上面说的，这里是奕訢最初给自己选择的埋葬地。
他在诗里写的「冀丛林净土，涤胸中之磊块」说的就是这里，只不过他去世后，朝廷（慈禧）在昌平崔村另赐了一块官地作为亲王陵，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恭亲王墓。
于是，他原本选好的西峰寺，就变成了他次子载滢（溥心畲的父亲）的墓地，只留下了他当年修建的地宫遗迹。
而虽然奕訢本人没葬在这里，但他的儿子载滢、孙子溥心畲、重孙毓嶦。
是的，在一块2007年的碑上，还有爱新觉罗毓嶦的名字。
除了恭亲王，我们熟悉的很多人，后来也在戒台寺逐一登场。
也许说到这里，当我们回顾本文开头的那一块碑，你会有隐隐约约的感受，那批人的出现不是没来由的了。
我们再看一遍那三个问题：
1，为什么煤矿开采对戒台寺很重要？
2，这件事为什么是李国杰牵头？
3，戒台寺对这群人来说为什么重要？
现在可以试着回答一下：
1，因为戒台寺的核心资产是农田。开采煤矿会影响到戒台寺本身的资产。而戒台寺的资产不完全由戒台寺负责，还会受到更高层的影响。
2，因为戒台寺是洋务派的京西据点，洋务派的领军人物恰好就是恭亲王和李鸿章。恭亲王一脉几代都和戒台寺有联系，李鸿章自然也能持续分一杯羹。
3，答案同上。
如果问题回答到这里，那只能算是初步做出了解答。
真正的答案还在后面。
电的时代终于登场。
三 戒台寺1922：曹汝霖
我们真正的主角终于登场。
1904年，华商电灯公司由史履晋、蒋式瑆、冯恕发起，以挽中国之利权，杜外人之觊觎为宗旨，是中国最早的民族电业企业之一，不借官银、不举外债，完全由国人集资创办。
在这份《华商创办京城内外电灯公司请予立案以保利权折》里，三人联名商部，希望可以创办完全由中国人控股的电业公司。
而很快，商部批准了这份奏折，并以《商部为华商创办电灯公司请予立案以保利权折附奏办京师华商电灯有限公司章程》的名义上报军机处。
看似一个简单的流程，但却暗藏玄机。
先看三个人的名单，其中一个蒋式瑆是谁呢？御史。
根据记载，1904年初，蒋式瑆上奏弹劾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贪污腐败，虽然这件事不了了之，慈禧留中不发，但奕劻掌握到了关键证据，时刻决定要搞下蒋式瑆。
偏偏此时蒋式瑆给商部上了奏折。
商部此时的一把手尚书是谁？载振。奕劻的儿子。
这就有趣了。蒋式瑆一边告了老子，一边向儿子所管辖的部门请托。
那答案只有一个，蒋式瑆在商部有其它靠山。
这个靠山是谁呢？
我们发现，此时的商部左侍郎是陈璧，商部右侍郎是顾肇新，此外领导层还有左丞唐文治。
陈璧是袁世凯的铁杆，后来还因为和袁世凯走动过密被载沣革职。
顾肇新、唐文治是恭亲王奕䜣时期的总理衙门章京。唐文治还是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的校长。
更有趣的是，商部曾经有一位左丞，如今正好高升去了军机处。
此人就是袁世凯铁杆中的铁杆，徐世昌。
说到这里其实很明显能看出来了，从最一开始华商电灯公司就是以袁世凯为核心的群体的产物，名义上是民间资本，实际上依旧是个壳。
而袁世凯是谁，我想不用做任何介绍。
袁世凯和戒台寺的关系呢？
戒台寺里唯一没有落款名字的牌匾，选佛场，就是由袁世凯书写的。
没有落款，是因为袁世凯争议太大。
没有落款却依旧将他书写的匾额放上去，是因为袁世凯影响太大。
至少在戒台寺，袁世凯的影响还是极大的。
于是在我们的洋务戒台寺拼图里，又多了一层。
洋务1代：恭亲王、李鸿章。
洋务1.5代：袁世凯。
在这样一个传承有序的流程里，我们会很快看到更多熟悉的面孔登场。
话题先回到华商公司。
清廷给了华商公司什么优渥条件呢？
1，免除关税特权，豁免华商电灯公司购买机器的全部税金。
2，授予华商电灯公司在北京城内的独占经营权，营业区域为京城内外。
于是1906年，位于北京前门的电厂正式建成，北京城除了皇城和外国使馆外，其它地方也可以逐步使用上电力。
但问题接踵而至。十年后，也就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由于老旧城区厂址街巷狭窄运煤困难、城区水源不足无法冷却机组、燃煤污染严重、产能极低，老旧电厂不堪重负。再加上北平城市扩张、商业繁荣、机构激增，因此用电需求暴涨。
更主要的是，一战爆发了。
一战爆发对电厂的直接影响是，原本设备大都进口于英国和德国，而一战以后华商电灯公司从英德等国进口机械设备出现了问题，而且因为运输成本大幅度增加，公司不得不调整电价，此举又进一步引发了用户的强烈不满。
基于种种原因，1919年，华商公司决定申请换厂。
选址就选在了石景山。
此地毗邻永定河，水源充足适配工业机组冷却；背靠京西煤田，燃料就近可取；紧邻京张铁路干线，煤炭运输高效低成本。绝佳的地理优势，让石景山成为北平电力工业的唯一最优解。
又是一段看似顺理成章的描述。
但很多时候事情办得顺理成章，不代表背后就一定顺理成章。
注意时间节点，1919年。
五四运动那一年。
而华商是什么时候申请的呢？向谁申请的呢？
终于回到本文开头了，曹汝霖。
此时的曹汝霖，身处人生最汹涌的舆论风暴中心：全国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民众游行，他的私宅被焚、名声尽毁、千夫所指，朝堂内外弹劾文书堆积如山，民间舆论将其钉死在卖国贼的耻辱柱上，人身安全、政治前途、个人声誉全部濒临崩塌。
在外人看来，此刻的他，理应惶惶不可终日、四处辩解、疲于保命，根本无心顾及任何政务与实业。
而他却在敲定石景山发电厂落地、规划京西煤电专属供给体系。
那答案只有一个，这件事对曹汝霖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曹汝霖知道，交通系是他的基本盘，也是他最重要的资产。
因为曹汝霖知道，在这场风波背后，恰恰就有人在觊觎交通系的资产。
因为曹汝霖知道，职位是虚的，利益是实的，他已经做好了被革职的判断，那此时他要做的就是完成任上的最后一些工作。
从这里我们能清楚看到，从袁世凯开始到曹汝霖，华商电力公司一直在押宝北洋系。
从这里我们也能清楚看到，从恭亲王开始到曹汝霖，戒台寺周边地区也一直在北洋系手里。
1919年五四运动，有好几层背景。最直接的自然是外交主权争议，但深层是北洋两大派系的厮杀。
研究系和新交通系。
研究系是以汤化龙为首的原由进步党议员所组成的宪法案研究会，与以梁启超为首组成的长期宪法研究同志会合并为宪法研究会而组成的政治派系。该派系掌控主流舆论阵地，李大钊担任过第一任总编的《晨报》就是他们创建的，而他们针对的对象就是新交通系。
1916年段祺瑞执政后，曹汝霖任交通总长兼署外交总长，年底又任交通银行总理，与陆宗舆等控制外交机关和部分财权，在新国会中收买一部分议员，形成亲日的官僚集团，称新交通系。
4月开始，研究系重要人物、前司法总长林长民（林徽因父亲）在《晨报》连发文章，抨击曹汝霖以中日密约向日方借款。
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刊文，疾呼山东亡矣，从而引发五四运动。
而对曹汝霖来说，他已经完成了弃车保帅。
叙述到这里，我想一个巨大的蓝图已经展开了。
一、北京，自元大都建立起，人口一直在增加。也因此北京城对京西煤炭的要求与日俱增。而到近代，自恭亲王和李鸿章开启洋务，北京城对消费和工业的需求更高，于是煤炭需求指数倍上涨。而在电力时代来临后，这件事成为了主要矛盾。
二、戒台寺，自王振起，一直和高层关系密切。等到恭亲王来到这里后，更是成为了洋务派的大本营，起初他们可能只是将这里视作是政治据点，但经过了一代、两代人以后，这一切就都变了。更主要的是，由于恭亲王的强力压制，19世纪戒台寺附近的煤窑完全没有开采，也没有真正的话事人出现。
三、洋务派，自恭亲王和李鸿章起，已经发展了几十年很多人。这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派系，1代恭亲王和李鸿章，1.5代袁世凯，2代徐世昌，2.5代曹汝霖。中国政局变化频繁，但由于他们掌握了大量资源命脉以及对外关系，所以始终延续。
一切线索都汇聚在了曹汝霖身上。
曹汝霖已经是铁路资源的掌控者了。而他最后要完成的那块拼图，就是煤炭。
而对于曹汝霖来说，后面的时机其实也刚刚好。
1919年以后的北洋政府就再也没有消停过了。
1920年直皖战争，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联合奉系张作霖，与皖系军阀段祺瑞为争夺北京政权在京津地区爆发的军事冲突，最终以皖系战败告终。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曹锟、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两派在京汉路长辛店和津浦路马厂一带发生战争，结果奉军败退，双方协定以山海关为界，直系控制了北京政权。
换言之，这几年恰好北洋乱局，四分五裂，已经不再是派系在朝堂中的斗争，而是开启了军事战争。
在这个背景下，曹汝霖反而借助自己掌握的资源，一步步完成了新的布局。
戒台寺恭亲王居住的牡丹院东墙外，有一块早于1922年的碑。
1921，戒台寺。
曹汝霖等开山修路碑。
碑文是这么写的：爰商诸曹润田先生，以本寺至岢罗屯，自石佛村至罗睺岭一带，山路崎岖。自道光间，经智天祥祖修葺，今已年久，均坑陷不平。达文欲募资重修，以便行旅，藉赡灾黎。荷曹公慨许，倡捐钜款，召集附近灾黎数百人，刻日兴工，自春祖夏，厥功告成。王道荡平，行旅咸称便利。以工代赈，饥民得庆更生。靡不出自诸善士之。惠也。
碑上参与捐钱的有：信士李国杰、曹汝霖、陆悟慧、杨仲和、马辉堂、邓君翔、余叔岩。
先看人物。
李国杰上面说过了，李鸿章的孙子。
杨仲和，山西商会会长。
马辉堂，民国初实业家。
邓君翔，汇丰银行买办。
余叔岩，谭鑫培的徒弟。
那事件呢？说的是看到山路崎岖，曹汝霖发了善心，召集了周边的民众，以工代赈修路。
多么体面的一件事。
名流名士心怀苍生，以工代赈、救灾行善，让灾民修路，既节省成本，又博取民心、获得官府认可。
真的吗？
我们带着这个疑问，再来看一块碑。
大总统徐世昌戒坛寺碑。
1921，戒台寺。
碑文里写：若此泉石之溉被葱郁，又若彼则信乎其有，护于保障，而必不可以矿而荒之。遗迹之必护惜，揆之矿务条列亦应然也。
意思还是说这块地方不能因为矿业而荒废。
落款是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
曹汝霖等人修路的碑落款是中华民国十年仲夏。
1921年夏天，曹汝霖出资修路。
当年冬天，大总统就亲临了。
多么体面的一件事。
大总统心怀苍生，不忍千年古刹被民间滥采摧毁，于是亲临寺院，亲笔书写，告诫众人。
可以回过头来看看文章最一开始的那块碑了。
1922，戒台寺。
那也是多么体面的一件事。
名流名士心怀苍生，不忍千年古刹被民间滥采摧毁，于是跨圈层派系联名、立碑定界，禁绝私挖，护住了京西山水文脉，护住了戒台寺千年基业。
还是那个问题，真的吗？
整整四十六个名字，横跨满清遗老、交通系财阀、满蒙王公、北洋军政、淮系世家，覆盖了当时中国所有手握实权、掌控资源、制定规则的顶级圈层。
这是一群半生厮杀、互为死敌的人。北洋二十年，派系割据、南北对峙、府院之争、直皖大战，他们为权力厮杀、为财权反目、为地盘兵戎相见，几乎没有任何一件事务，能让他们放下所有恩怨、摒弃所有分歧、达成绝对统一的共识。
为了西山一座古寺、一纸看似无关紧要的禁山令，镇守关外、寓居津沪、蛰伏京城的各路大佬，全员联名站台背书。
没有天灾逼迫，没有战乱威胁，没有强制政令，没有舆论裹挟。
所以，真的是在为佛门积德吗？
答案如果真的这么简单，那也不需要我们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讲述这个故事了。
这是一场被包装起来的资源掠夺史。
在近代中国所有的资源掠夺史中，武力劫掠往往最容易被人铭记，火烧圆明园、割地赔款、军阀横征暴敛，这些事件白纸黑字写在教科书里。但拿着朝廷法度、披着文明外衣、打着公益旗号的温柔收割，却往往以极致体面的博弈，不仅拿了面子，还拿了里子。
我们再来看看那几年的一些事。
1921年4月，京兆尹拨款30万元，修建京门公路永定河上三家店水泥桥。该桥由法籍工程师设计，当地民工施工，通车后方便了门头沟煤炭外运，时为北京第一座水泥结构桥梁。
1921年8月，石景山发电厂1、2、3号炉建成。
1921年10月，石景山发电厂2号机组建成。
1922年2月，石景山至市内33千伏输电线架设完工。石景山发电厂开始向市内送电。
别忘了徐世昌自己就是商部出来的，曾经亲手扶持过华商电力公司。
于是答案非常清晰了。
所谓的禁煤，实际上是曹汝霖在背后牵线完成的一场北洋系垄断交易。
曹汝霖自己就是大量煤矿的股东董事甚至董事长，正丰煤矿、六河沟煤矿等等。
1919年，曹汝霖在最后关头确定布局石景山。
1921年，曹汝霖以公益名义修路，实际上是完成运煤通道和人力动员，年底请大总统亲临完成合法性构建。
1922年，石景山发电厂正式运营，曹汝霖再次请李国杰出山，牵头完成北洋的联名刻碑，确定京西地区煤窑的归属权。
是的，1922年禁山碑四十六人联名，最耐人寻味的细节，就是排头第一人并非实权大佬曹汝霖、张作霖，而是看似低调的李国杰。这不是资历问题，不是地位问题，而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结果。
因为李国杰不是实权人物，但他是北洋祖师爷的后人。
已经是1922年了，派系厮杀白热化，任何派系大佬牵头，都会被对手无限放大、攻击，只有找到和所有人都有关系但都没有立场派系的人，才能成为那个出面协调的人。
所以现在我们才能真正回答文首那三个问题。
而曹汝霖此举的另一个目的是什么？
雨露均沾。
我们现在可以仔细研究一下这46人名单，一定会有很多疑惑。
远在关外的张作霖、早已下野的张勋、寓居外地的张敬尧，和西山戒台寺毫无交集，常年不驻京城、不涉京西事务，为何隔空联名、无偿站台？
答案是，曹汝霖因为自己下台了，反而不再牵扯派系斗争，此时的他选择将煤窑开放给当时明面上的所有人，大家都有钱可赚。曹汝霖不是军阀，手上没有兵，但铁路、矿权、能源等实业资源是他的安身底牌。
所以这事实上是1922年那个北洋的关键时期下，顶层人士心照不宣的利益结盟。
只是他们全都没有意识到的是，北洋在那个时候已经岌岌可危了。虽然他们还在舞台上，但南方的多股力量正在崛起，没有几年就会让他们知道，有的东西是可以席卷他们的，很快他们中间所有人都会退场。
所有人。
只不过，到了1936年，很多北洋的后人们终于想明白，于是主动参加了一二九，完成了对自己的改变。而后来我们也不得不意识到，每一个领域的叙述起点可能都绕不开洋务派。
至此，我们终于完成了横跨几百年的故事讲述。
先有戒台寺，后有北京城。
